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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四川師范大學中文系1978屆的本科生，1983屆的古典文學與文獻整理專業碩士生。當時我們碩士研究生指導小組以湯炳正和屈守元領銜的6位教授都是國內名師，每屆研究生畢業都請北京的王利器先生和南京大學的汴孝教授等著名學者主持答辯，還給我們作專題報告，這對開闊我們的視野和胸襟都很重要。
1986年，我考取了中國社本文由收集整理會科學院研究生院首屆明清小說專業的博士生，1989年底畢業并去了中國藝術研究院工作。我覺得自己在法國能夠繼續懷有濃厚的興趣在人文學科的諸多領域深入學習，與我先前在國內的讀博與工作經歷有著直接的關聯，所以想先談一下這段經歷。
我在國內讀博期間受到2個重要影響，一是來自我的導師陳毓羆教授，二是來自我的不同專業的博士生同學。
陳毓羆教授20世紀50年代初畢業于北京大學中文系，既后考取留蘇研究生，在莫斯科大學學習4年，師從蘇聯著名文藝理論權威專家，畢業歸國后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工作，以研究中國古典小說特別是《紅樓夢》著稱。陳教授在國內外所接受的學術訓練使他在研究方面顯示出與同行不一樣的開闊視野，對我不乏潛移默化的影響。
1978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組建研究生院，剛開始只招收碩士研究生，1983年開始招收博士生，專業覆蓋文史哲、經濟學、法學、語言學、民族學等各個領域。記得我就讀的1986屆所接觸的上下3屆各學科各領域的博士生導師都是國內各學科的一流學者，可以舉出一長串在社會學科領域為人熟知的名字。那時社科院研究生院學生不多，可以一同在食堂飯桌上吃飯，這也正是不同學科的同學交流的最好機會。這種交流使我的視野和關注已不局限于自己的古典小說專業，對社會學科領域的不同專業都有了一些了解和興趣。
在中國藝術研究院的工作也是一段影響我日后在法國對藝術產生興趣的重要經歷。當時中國藝術研究院位于北京柳蔭街恭王府內，是中國藝術門類的最高殿堂，在戲曲、美術、音樂、文藝理論、話劇、電影、曲藝等學科都匯集了各領域的的著名老學者與中青年佼佼者。我在那兒工作的時間雖僅4年（工作關系保留至1997年），但也頗有收獲。在工作及與同事的交往中，我受到了藝術學科與文化的濡染和影響，其間，我曾應邀到香港中文大學英文系做訪問學者。
負笈海外：
漫長而艱辛的求索之路
1994年初我接受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cnrs）的邀請去了巴黎，在東方研究小組參與完成1項包括中國古典小說在內的東方研究計劃。從北京到巴黎，我經歷了一個新的轉折。
在巴黎工作期間，我與法國漢學家多有接觸，法國豐富的文化藝術也吸引著我，因此工作結束之后我決定留在巴黎繼續學點東西。我先是在巴黎第七大學東亞系讀東亞文明研究博士生，到第三年時，我決定轉而從頭學一些中國需要的西方學科，將來歸國才能發揮作用。那時正值我丈夫要去法國東部名城斯特拉斯堡工作，因此我也去了斯特拉斯堡繼續修讀。
斯特拉斯堡第二大學馬克·布洛克大學（2008年與該市另2所大學合并為斯特拉斯堡大學）以人文學科馳名，上世紀30年代以來一直是法國歷史學與社會學的重鎮。進入該大學以后，我先是集中修讀了藝術史、社會學、人類學等專業的碩士課程。學習中我的興趣與目的都集中在對將來歸國服務有用的領域，如在藝術史專業中我側重博物館學、考古學以及西方現代繪畫流派；在社會學專業中，我注重都市社會學與發展中國家的政治經濟問題，并撰寫了學位論文《中國民本思想之根源及其在中國現代社會的影響》，用社會學理論和觀點梳理中國從古到今的民本思想傳統；人類學專業使我的目光投向了非洲大陸、中南美洲以及太平洋諸島的原始民族，我注重了解原始藝術、原始宗教與原始民族的社會組織形式。通過對這幾門學科碩士課程的修讀，我感覺自己一方面學到了西方現代人文學科領域的一些專業知識，同時也對西方社會與西方文化有了真正的接觸和更深刻的了解。
進入21世紀，我在法國感覺到世界在飛躍發展，中國也在飛躍。我因此想更進一步從全球范圍來探索人類歷史以及人類文明的演進歷程，同時我也獲悉國內一些大學正在開設或準備開設人類學專業，于是，我決定去巴黎第十大學的博士學院修讀人類學博士學位。
巴黎第十大學博士學院集中了法國在考古學、民族學和人類學領域的諸多著名學者。我師從人類學教授b.貝桂菊（b.baptandier）夫人，她同時也是漢學家。選博士論文研究專題時，正值法國著名漢學家a.列維（andré lévi）翻譯的《聊齋志異》法文版全集出版，《聊齋志異》是在西方國家廣受歡迎的中國文言優秀傳統小說。
20世紀90年代的法國文學人類學研究興起，一些古典名著被應用于人類學研究。因此我決定用人類學的視野和觀點去嘗試對中國文言小說的研究，以《聊齋志異》為突破口。但在論文資料的搜集與撰寫中，我深感在專業素養的學術訓練中，自已還需要了解更多的人類學理論和觀點，因此博士第三年我轉學到斯特拉斯堡馬克·布洛克大學人類學系d.莫納爾（d.monoris）教授門下繼續做我的博士論文《聊齋志異人類學研究——中國17世紀》。
論文的撰寫非常艱苦，d.莫納爾教授從論點到資料的使用都給予我悉心指導。最后我的論文答辯獲得博士論文優秀等級，并于2009年由法國博士文庫出版。
感悟中西方人文學科的差異
既后，我又用半年時間在工作之余修讀了宗教學課程，我感覺要了解西方文化，根源是西方宗教。
在上述專業的研讀與論文寫作中，我對中國人文學科和法國人文學科有一些個人感悟。法國的人文學科在歐洲國家具有代表性，法國在大革命前是貴族分封社會，與中國周朝的分封制度類似。但法國的傳統社會是政教合一，它的傳統文化就是宗教文化。法國在大革命后的200多年間，發展民主共和制度，同時也是科技發展與工業化、都市化時代，這個社會變革是巨大的，對人類生活與心靈的沖擊也是巨大的。面對與宗教文化傳統相背離的新制度、新時代所出現的新的社會問題需要解決，因此西方19世紀中葉到20世紀初出現了政治學、社會學、人類學、語言學以及考古學等新型人文學科，每一門學科又有不同的學派，大家都在面對新時代新問題探索尋找解決的辦法，所以不同的學科與學派才如此活躍。
要真正認識中國與西方社會的區別，需要抓住西方是宗教文化傳統，中國是儒家世俗文化傳統這個關鍵的分野。西方的現代人文學科都是從宗教文化傳統面對現代社會發展，直至產生現代化生發出來的。中國的傳統文化是世俗的儒家文化，以仁治與民本為核心價值，因此能建立穩定的社會秩序?，F代社會變革與現代科技并不產生于中國社會的內部，而是來自西方的影響，現代人文學科也是傳自西方。我認為，一個有志于服務祖國的學習人文學科的海外留學生，既要學習如何運用西方現代人文學科的理論和方法來觀照中國的現代社會，同時也要注意中國文化傳統自身的特點。
博士生教育是當代國際上公認的正規高等教育的最高層次。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和數量是衡量一個國家高等教育發達程度和文化科學發展水平及其潛力的一個重要標志;它不僅關涉一個國家人才培養的整體質量,而且影響到一個國家科學創新能力的儲備與民族文化的傳承,以及與之相關的學術聲譽與民族形象。
我國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該年,中國人民大學、復旦大學開始招收第一批新聞學博士生。直到上個世紀末,我國先后有人民大學、復旦大學、中國傳媒大學、武漢大學等四所高校和中國社科院擁有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學位授予權,共設置了新聞學博士學位授予點5個、傳播學博士學位授予點3個。在這15年間,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穩步發展,培養了一批活躍在新聞傳播學術界的出色人才,產生了一批優秀的學術成果,同時也積累了一定的新聞傳播頂尖人才的培養經驗。進入新世紀后,在全國高校新聞傳播教育快速發展、且重點建設研究型新聞傳播學教育體系的要求在許多高校日益高漲的形勢下,經過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新聞傳播學科評議組的兩次評審,又先后有清華大學、華中科技大學、北京大學、四川大學、南京師范大學、暨南大學、浙江大學、上海大學、廈門大學和政治學院等十所高校獲得了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學位授予權,新增設新聞學博士學位授予點6個,傳播學博士學位授予點7個。應該說,經過這兩次評審,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體規模的推進,打造了一個更寬廣的高層次新聞傳播人才的培養平臺,形成了競爭與合作的整體態勢;對于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來說,這可謂是一次大的“躍進”。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長、規模的擴大并不必然帶來新聞傳播博士生教育質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國高校新聞傳播教育整體規模迅速擴張的背景下,更應該冷靜地對其最高階段博士生教育進行審慎規劃、科學布局和系統建構,將其作為一個關系新聞傳播學長遠發展的大計,進行具有戰略性和基于科學發展觀的探討。
一、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問題
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20來年歷史與其他學科相比時間并不長,因此,一直是處于摸索和嘗試階段;加之近些年來,隨著教育環境的急劇變化以及教育目標及體系的不斷調整,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在發展的同時,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現了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
首先,對博士生教育的目標定位不夠明確。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規高校教育的最高層次。這一層次的教育是將一個學科的知識體系與學科方法進行綜合性地傳授和深入地積淀,并培養學生站在學科前沿和尖端,通過具有創新性和開拓性的研究以產生具有學術性和實踐性的成果的過程。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導原則,應用于不同學科,就需要針對本學科發展的要求和現狀,對自身的目標定位作出準確而清晰的界定。眾所周知,相對于其他人文社會科學,新聞傳播學科有著自身的“獨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類對新聞傳播業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學科的知識和理論,又與實踐有著十分緊密的聯系。也正因為這一“獨特性”,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在開創時,還曾一度被認為沒有必要,也被質疑到底要培養什么樣的人才。這正說明了中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面臨的定位問題。傳統上認為,博士學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學位,是為從事學術工作或一些領域的應用研究工作做準備的。然而多年來,有為數不少的新聞傳播學博士實際上主要從事一般的教學工作和新聞傳播實務工作,而在自己的專業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別是近些年來,隨著眾多業界人士紛紛攻讀博士學位,博士學位的傳統目的(為研究進行訓練)和實際用途日漸分離,已是不爭的事實。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究竟應該培養什么樣的人才?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專業化究竟如何體現?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社會美譽度怎樣?如何將博士生教育與新聞傳播界的整體發展相聯系?對這些問題,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理應作出系統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夠清晰和穩定。與博士生培養目標定位的不確定相應的是,新聞傳播學的博士生的培養模式還缺乏科學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聞傳播院校的博士生培養方案基本上沿襲其他學科的模式,缺少對新聞傳播學科特點,以及學科需要掌握的知識及方法的全面探討,因此難以制定出針對自己學科特點的人才培養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學門檻應該如何設定,是重在考察其學識和科研能力,還是重在考察其一般專業知識和外語水準?博士生學習期間應該掌握什么樣的知識體系和方法論,應該開設哪些必需的課程?博士生的課程學習與學位論文怎樣銜接?博士生教育應該采取歐洲式的教授與學生一對一式的傳授方式,還是采取像美國博士生培養中的集體培養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學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實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模式時,對這些問題必須作出科學的回應。但遺憾的是,由于經驗的不足,認識上的錯位,加之我國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著比較嚴重的隨意性和不規范的現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養和潛質的考生,僅僅因為“英語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選人門外。再如,有的院校對博士生教育規定課程的學習重視不夠,課程如何設置、教師如何教、學生如何學,都無“一定之規”,結果課程學習往往未能達到幫助學生獲得從事研究工作、準備學位論文所必需的寬廣深厚的學科知識基礎的效果。還有,博士學位論文開題之前的資格考試或綜合性考試應該如何“把好關”,有的院校也無明確的要求和規則,結果造成在培養過程中對博士生的學習效果和質量缺乏“剛性”的制約和監督機制,博士生只要進了“門”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學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風對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響。這一方面表現在近些年隨著招生規模急劇擴張,師生比例失調,師少生多,導師投入到每個學生身上的時間和精力減少,學術互動和交流受到影響,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呈現出下滑之趨。另一方面表現在培養目標上,不是注重鼓勵博士生具有扎實深厚的理論功底、寬廣的學術視野和熟練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數量等硬指標為指針,使得學生在學習期間將湊足文章的發表數當作主要學習內容。再一方面還表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把關上不嚴,由于每年畢業生數量增加,在開題、答辯等環節,對博士學位論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學風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虛作假,剽竊等現象在博士學位論文中也時有發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學術創新性和創造性。博士生教育的價值在于培養具有創造性的人才,產生具有創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檢驗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標準,應該體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水平上。學位論文是博士生教育計劃的核心要素,必須是進行創造性的研究,以對學科的建設與發展有獨特的貢獻。然而,實事求是地說,目前有些高校對此還缺乏足夠的認識和高度的重視。其具體表現是:一些博士論文的選題或過于陳舊,或過于空泛,或流于瑣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當前學術前沿,參與學術對話;一些博士論文的前期資料積累不夠扎實,因此不能針對最具價值的切入點進行廣泛而深入地探討,論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對所需了解的相關領域的知識涉獵不廣,基礎不牢,因此在論文撰寫過程中常常捉襟見肘,理論和方法運用不能做到嫻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創造性等方面的訓練不夠,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對相關問題的挖掘和解決不力。這些都造成了一些論文成為資料的簡單梳理,即使有的選題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無法創造出具有創新性和學術價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幾點建議
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問題,有的是由于新聞傳播學科發展歷史較短,對學科規律和博士生教育規律相結合的一些根本性問題缺乏系統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設計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會和教育所面臨的大環境的沖擊所導致。因此,筆者認為,要解決這些問題,要使得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續發展,為社會輸送真正優秀的高層次人才,新聞傳播學教育自身應積極借鑒國內外博士生教育的經驗,針對新聞傳播學的學科特點和中國新聞傳播學教育的特殊規律,結合人才需求與社會實際,整合教育資源,走出一條真正合乎科學的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學界定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內涵。大學的“教育理念是人們對大學精神、性質、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認識,是對大學與外部世界諸元素之間關系的規定;它是大學內容管理及運轉的理性認識基礎”。[2]大學的新聞傳播教育作為一項專業性的教育,理應如臺灣著名新聞傳播教育家鄭貞銘所言,“在技術學習之外,更要探討理論、從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嚴謹的理論體系,才能在高等學術殿堂中樹立起應有的地位”。[3]為此,對于新聞傳播學科高層次人才的培養,既要注重對其學術視野寬廣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較強的專業性;既要使其具有較深厚的學養造詣,又要讓其關注學科前沿和現實的新聞傳播實踐,注意研究解決理論與實踐問題,具有很強的科學研究能力。這種人才應是其他學科培養不出來的,在學術素養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專長。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目標與方向,理應瑣定在培養這樣的專業人才上,即著力為高校和科研機構造就優秀學者。
為了提高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學術素養與科研能力,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必須科學規劃博士生的課程學習,并加強對其在閱讀、讀書筆記、專題討論、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訓練和提高。近些年來,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專業基礎課程的學習。該院的博士生課程一般分為兩類,即知識類課程與研究類課程。前者以專業知識的系統掌握和融會貫通為目的,既有廣度,又有深度,并有相關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課上還提供詳細的閱讀書目,要求博士生寫讀書報告,培養其欣賞和批判專業學術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過邊學邊做(研究),以培養和訓練博士生從事研究和寫作的綜合能力;在課上,博士生們圍繞一個專題進行思考、討論、做研究。這樣,不僅訓練、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寫作能力,更重要的是營造了一個現實的專業研究者的工作環境,教會博士生如何進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學術規范,如何使用各種研究資源,如何設計研究題目,如何解讀原始資料,如何回應他人的批評和建議。這種訓練實際上是一個鑄造學術文化或學術習性的過程。
此外,為了提高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學術素養與科研能力,還應制定相應的培養模式,對思想道德教育、課程設置、綜合考試內容和方式、論文開題時間和形式、博士論文的學術規范等,制定出切實可行的、符合自身特點的方案,并嚴格實施。
第二,控制規模,嚴進嚴出,打造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應。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平臺隨著多家高校新聞傳播院系的加入而變得更加寬廣了,這同時也意味著博士生的數量和規模必將比以前有較大的增加。在這種情況下,更應該注重維護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共同為提高教育成效、培養頂尖人才而努力。針對目前社會上對新聞傳播學博士生還缺乏廣泛的認可和美譽,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整體效應發揮尚未達到理想的程度,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養、資格考核、學位論文答辯以及學位授予上,比較注意通過制度建設,嚴把質量關。一是控制招生規模。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現有博士生導師15人,每年報考博士生人數達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數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導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選人門檻。這主要是借助資格考核(綜合考試)和學位論文的開題報告兩個環節,實施篩選、淘汰,以保證德才兼備的合格人才進入到博士候選人行列。三是嚴格規范學位論文的答辯和學位授予。
這主要通過學位論文雙盲評審、校內外專家的集體評審以及學位公示等舉措,保證每個博士學位獲得者都是符合標準的優秀人才。近些年來,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獲得博士學位,占當年招生人數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視博士生導師及指導團隊的綜合素質要求和能力考核,確保博士生教育師資隊伍的素質及其指導教育真正發揮應有的作用。博士生導師及其指導團隊在招生、培養學生及博士論文答辯等方面較其他層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權限,因此要重視博士生導師人選的遴選,重視其“人格”塑造和“師德垂范”;同時要引導、促進博士生導師在博士生課程教學、科學研究、論文把關等方面加大指導力度,鼓勵導師與學生經常交流、溝通。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對博士生導師所進行的遴選和考核,就包括著學術水平、道德素養、敬業態度、組織能力以及待人處事等方面的內容。與此同時,還十分注重將學生的成才與導師的責任感、信譽、綜合素養聯系起來,注重維護導師職責的神圣性和榮譽感。
第四,實行差異化競爭與合作,實現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備批判精神、創新能力和實踐能力的整體素質要求下,各院校新聞傳播學博士學位授權點應彰顯自己的特色,根據自己的學科優勢和特色側重培養博士生,使其成為該領域和方向的頂尖人才,從而促進人才與學科前沿接軌。這不僅要體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選題和創新性上,而且應系統地體現在博士生培養的各個環節上。目前與其他人文社會學科相比,新聞傳播學的整體發展水平并不高,高質量學術研究成果、學養深厚的優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應成為促進新聞傳播學科發展和高層次專業化人才輩出的舞臺。
第五,確保博士生教育的經費投入,開拓多元化經費籌措渠道。要發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經費投入,尤其是在學術研究上以及優秀人才與成果的獎勵上,更應有足夠的經費支撐。隨著高等教育大眾化的實現,高等教育的資助渠道必將越來越多樣化,對此,我們要注意積極爭取,大力開拓、吸納。近年來,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除了通過課題申報,爭取政府和學校撥款外,還十分注意與相關傳媒、產業合作,拓展經費來源。目前,全院博導的科研經費年均人平在8萬元以上。
總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會科學革命和大眾化高等教育的時代,為了使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發展成為一種培養有創造力的優秀學者的有效途徑,應著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結構,擴展其必需的學科知識,力求教學質量優秀和研究設施、成果先進,從而便于其在規模增加的基礎上盡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樣化、高質量的學術體系。
參考文獻:
[1]單波.反思新聞教育[J].新聞與傳播研究,1998(4).
博士生教育是當代國際上公認的正規高等教育的最高層次。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和數量是衡量一個國家高等教育發達程度和文化科學發展水平及其潛力的一個重要標志;它不僅關涉一個國家人才培養的整體質量,而且影響到一個國家科學創新能力的儲備與民族文化的傳承,以及與之相關的學術聲譽與民族形象。
我國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該年,中國人民大學、復旦大學開始招收第一批新聞學博士生。直到上個世紀末,我國先后有人民大學、復旦大學、中國傳媒大學、武漢大學等四所高校和中國社科院擁有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學位授予權,共設置了新聞學博士學位授予點5個、傳播學博士學位授予點3個。在這15年間,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穩步發展,培養了一批活躍在新聞傳播學術界的出色人才,產生了一批優秀的學術成果,同時也積累了一定的新聞傳播頂尖人才的培養經驗。進入新世紀后,在全國高校新聞傳播教育快速發展、且重點建設研究型新聞傳播學教育體系的要求在許多高校日益高漲的形勢下,經過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新聞傳播學科評議組的兩次評審,又先后有清華大學、華中科技大學、北京大學、四川大學、南京師范大學、暨南大學、浙江大學、上海大學、廈門大學和政治學院等十所高校獲得了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學位授予權,新增設新聞學博士學位授予點6個,傳播學博士學位授予點7個。應該說,經過這兩次評審,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體規模的推進,打造了一個更寬廣的高層次新聞傳播人才的培養平臺,形成了競爭與合作的整體態勢;對于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來說,這可謂是一次大的“躍進”。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長、規模的擴大并不必然帶來新聞傳播博士生教育質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國高校新聞傳播教育整體規模迅速擴張的背景下,更應該冷靜地對其最高階段博士生教育進行審慎規劃、科學布局和系統建構,將其作為一個關系新聞傳播學長遠發展的大計,進行具有戰略性和基于科學發展觀的探討。
一、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問題
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20來年歷史與其他學科相比時間并不長,因此,一直是處于摸索和嘗試階段;加之近些年來,隨著教育環境的急劇變化以及教育目標及體系的不斷調整,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在發展的同時,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現了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
首先,對博士生教育的目標定位不夠明確。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規高校教育的最高層次。這一層次的教育是將一個學科的知識體系與學科方法進行綜合性地傳授和深入地積淀,并培養學生站在學科前沿和尖端,通過具有創新性和開拓性的研究以產生具有學術性和實踐性的成果的過程。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導原則,應用于不同學科,就需要針對本學科發展的要求和現狀,對自身的目標定位作出準確而清晰的界定。眾所周知,相對于其他人文社會科學,新聞傳播學科有著自身的“獨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類對新聞傳播業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學科的知識和理論,又與實踐有著十分緊密的聯系。也正因為這一“獨特性”,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在開創時,還曾一度被認為沒有必要,也被質疑到底要培養什么樣的人才。這正說明了中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面臨的定位問題。傳統上認為,博士學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學位,是為從事學術工作或一些領域的應用研究工作做準備的。然而多年來,有為數不少的新聞傳播學博士實際上主要從事一般的教學工作和新聞傳播實務工作,而在自己的專業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別是近些年來,隨著眾多業界人士紛紛攻讀博士學位,博士學位的傳統目的(為研究進行訓練)和實際用途日漸分離,已是不爭的事實。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究竟應該培養什么樣的人才?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專業化究竟如何體現?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社會美譽度怎樣?如何將博士生教育與新聞傳播界的整體發展相聯系?對這些問題,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理應作出系統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夠清晰和穩定。與博士生培養目標定位的不確定相應的是,新聞傳播學的博士生的培養模式還缺乏科學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聞傳播院校的博士生培養方案基本上沿襲其他學科的模式,缺少對新聞傳播學科特點,以及學科需要掌握的知識及方法的全面探討,因此難以制定出針對自己學科特點的人才培養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學門檻應該如何設定,是重在考察其學識和科研能力,還是重在考察其一般專業知識和外語水準?博士生學習期間應該掌握什么樣的知識體系和方法論,應該開設哪些必需的課程?博士生的課程學習與學位論文怎樣銜接?博士生教育應該采取歐洲式的教授與學生一對一式的傳授方式,還是采取像美國博士生培養中的集體培養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學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實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模式時,對這些問題必須作出科學的回應。但遺憾的是,由于經驗的不足,認識上的錯位,加之我國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著比較嚴重的隨意性和不規范的現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養和潛質的考生,僅僅因為“英語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選人門外。再如,有的院校對博士生教育規定課程的學習重視不夠,課程如何設置、教師如何教、學生如何學,都無“一定之規”,結果課程學習往往未能達到幫助學生獲得從事研究工作、準備學位論文所必需的寬廣深厚的學科知識基礎的效果。還有,博士學位論文開題之前的資格考試或綜合性考試應該如何“把好關”,有的院校也無明確的要求和規則,結果造成在培養過程中對博士生的學習效果和質量缺乏“剛性”的制約和監督機制,博士生只要進了“門”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學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風對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響。這一方面表現在近些年隨著招生規模急劇擴張,師生比例失調,師少生多,導師投入到每個學生身上的時間和精力減少,學術互動和交流受到影響,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呈現出下滑之趨。另一方面表現在培養目標上,不是注重鼓勵博士生具有扎實深厚的理論功底、寬廣的學術視野和熟練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數量等硬指標為指針,使得學生在學習期間將湊足文章的發表數當作主要學習內容。再一方面還表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把關上不嚴,由于每年畢業生數量增加,在開題、答辯等環節,對博士學位論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學風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虛作假,剽竊等現象在博士學位論文中也時有發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學術創新性和創造性。博士生教育的價值在于培養具有創造性的人才,產生具有創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檢驗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標準,應該體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水平上。學位論文是博士生教育計劃的核心要素,必須是進行創造性的研究,以對學科的建設與發展有獨特的貢獻。然而,實事求是地說,目前有些高校對此還缺乏足夠的認識和高度的重視。其具體表現是:一些博士論文的選題或過于陳舊,或過于空泛,或流于瑣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當前學術前沿,參與學術對話;一些博士論文的前期資料積累不夠扎實,因此不能針對最具價值的切入點進行廣泛而深入地探討,論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對所需了解的相關領域的知識涉獵不廣,基礎不牢,因此在論文撰寫過程中常常捉襟見肘,理論和方法運用不能做到嫻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創造性等方面的訓練不夠,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對相關問題的挖掘和解決不力。這些都造成了一些論文成為資料的簡單梳理,即使有的選題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無法創造出具有創新性和學術價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幾點建議
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問題,有的是由于新聞傳播學科發展歷史較短,對學科規律和博士生教育規律相結合的一些根本性問題缺乏系統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設計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會和教育所面臨的大環境的沖擊所導致。因此,筆者認為,要解決這些問題,要使得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續發展,為社會輸送真正優秀的高層次人才,新聞傳播學教育自身應積極借鑒國內外博士生教育的經驗,針對新聞傳播學的學科特點和中國新聞傳播學教育的特殊規律,結合人才需求與社會實際,整合教育資源,走出一條真正合乎科學的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學界定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內涵。大學的“教育理念是人們對大學精神、性質、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認識,是對大學與外部世界諸元素之間關系的規定;它是大學內容管理及運轉的理性認識基礎”。[2]大學的新聞傳播教育作為一項專業性的教育,理應如臺灣著名新聞傳播教育家鄭貞銘所言,“在技術學習之外,更要探討理論、從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嚴謹的理論體系,才能在高等學術殿堂中樹立起應有的地位”。[3]為此,對于新聞傳播學科高層次人才的培養,既要注重對其學術視野寬廣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較強的專業性;既要使其具有較深厚的學養造詣,又要讓其關注學科前沿和現實的新聞傳播實踐,注意研究解決理論與實踐問題,具有很強的科學研究能力。這種人才應是其他學科培養不出來的,在學術素養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專長。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目標與方向,理應瑣定在培養這樣的專業人才上,即著力為高校和科研機構造就優秀學者。
為了提高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學術素養與科研能力,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必須科學規劃博士生的課程學習,并加強對其在閱讀、讀書筆記、專題討論、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訓練和提高。近些年來,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專業基礎課程的學習。該院的博士生課程一般分為兩類,即知識類課程與研究類課程。前者以專業知識的系統掌握和融會貫通為目的,既有廣度,又有深度,并有相關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課上還提供詳細的閱讀書目,要求博士生寫讀書報告,培養其欣賞和批判專業學術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過邊學邊做(研究),以培養和訓練博士生從事研究和寫作的綜合能力;在課上,博士生們圍繞一個專題進行思考、討論、做研究。這樣,不僅訓練、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寫作能力,更重要的是營造了一個現實的專業研究者的工作環境,教會博士生如何進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學術規范,如何使用各種研究資源,如何設計研究題目,如何解讀原始資料,如何回應他人的批評和建議。這種訓練實際上是一個鑄造學術文化或學術習性的過程。
此外,為了提高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學術素養與科研能力,還應制定相應的培養模式,對思想道德教育、課程設置、綜合考試內容和方式、論文開題時間和形式、博士論文的學術規范等,制定出切實可行的、符合自身特點的方案,并嚴格實施。
第二,控制規模,嚴進嚴出,打造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應。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平臺隨著多家高校新聞傳播院系的加入而變得更加寬廣了,這同時也意味著博士生的數量和規模必將比以前有較大的增加。在這種情況下,更應該注重維護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共同為提高教育成效、培養頂尖人才而努力。針對目前社會上對新聞傳播學博士生還缺乏廣泛的認可和美譽,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整體效應發揮尚未達到理想的程度,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養、資格考核、學位論文答辯以及學位授予上,比較注意通過制度建設,嚴把質量關。一是控制招生規模。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現有博士生導師15人,每年報考博士生人數達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數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導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選人門檻。這主要是借助資格考核(綜合考試)和學位論文的開題報告兩個環節,實施篩選、淘汰,以保證德才兼備的合格人才進入到博士候選人行列。三是嚴格規范學位論文的答辯和學位授予。
這主要通過學位論文雙盲評審、校內外專家的集體評審以及學位公示等舉措,保證每個博士學位獲得者都是符合標準的優秀人才。近些年來,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獲得博士學位,占當年招生人數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視博士生導師及指導團隊的綜合素質要求和能力考核,確保博士生教育師資隊伍的素質及其指導教育真正發揮應有的作用。博士生導師及其指導團隊在招生、培養學生及博士論文答辯等方面較其他層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權限,因此要重視博士生導師人選的遴選,重視其“人格”塑造和“師德垂范”;同時要引導、促進博士生導師在博士生課程教學、科學研究、論文把關等方面加大指導力度,鼓勵導師與學生經常交流、溝通。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對博士生導師所進行的遴選和考核,就包括著學術水平、道德素養、敬業態度、組織能力以及待人處事等方面的內容。與此同時,還十分注重將學生的成才與導師的責任感、信譽、綜合素養聯系起來,注重維護導師職責的神圣性和榮譽感。
第四,實行差異化競爭與合作,實現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備批判精神、創新能力和實踐能力的整體素質要求下,各院校新聞傳播學博士學位授權點應彰顯自己的特色,根據自己的學科優勢和特色側重培養博士生,使其成為該領域和方向的頂尖人才,從而促進人才與學科前沿接軌。這不僅要體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選題和創新性上,而且應系統地體現在博士生培養的各個環節上。目前與其他人文社會學科相比,新聞傳播學的整體發展水平并不高,高質量學術研究成果、學養深厚的優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應成為促進新聞傳播學科發展和高層次專業化人才輩出的舞臺。
第五,確保博士生教育的經費投入,開拓多元化經費籌措渠道。要發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經費投入,尤其是在學術研究上以及優秀人才與成果的獎勵上,更應有足夠的經費支撐。隨著高等教育大眾化的實現,高等教育的資助渠道必將越來越多樣化,對此,我們要注意積極爭取,大力開拓、吸納。近年來,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除了通過課題申報,爭取政府和學校撥款外,還十分注意與相關傳媒、產業合作,拓展經費來源。目前,全院博導的科研經費年均人平在8萬元以上。
總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會科學革命和大眾化高等教育的時代,為了使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發展成為一種培養有創造力的優秀學者的有效途徑,應著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結構,擴展其必需的學科知識,力求教學質量優秀和研究設施、成果先進,從而便于其在規模增加的基礎上盡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樣化、高質量的學術體系。
參考文獻:
（二）搖滾在傳播方式、社會科學等方面的研究，也可以說是非音樂類學科上的研究。主要包括像從人類學、傳播學、社會學等角度進行研究。比如，1、新聞傳播學類的有：《邂逅、共生與回歸――身體景觀中的MTV與浪漫“搖滾”》作者鄭建麗，本文解釋了搖滾和MTV結合后的傳播效果。搖滾自己的個性和搖滾樂帶動的歌迷市場還有它所獨有的搖滾精神，和MTV這種相對獨立的藝術形式與偶像制造能力相結合，也就是文中所提到的邂逅、共生、回歸，在這過程中產生的很多有意思的現象。那么這類型的文章還有2、文藝學方面的《消費時代的音樂文化癥候：中國流行音樂研究》、《搖滾時代》作者王輝；3、社會學方面有《傷花怒放：搖滾的被縛與抗爭》作者郝舫，這篇文章談到了很多搖滾樂存在的社會價值，研究了很多一談到搖滾樂就要涉及的關鍵性問題，例如反叛、搖滾精神、獨立、理想、希望等等，以此來展開全文?！痘绎w煙滅：一個人懂得搖滾樂觀察》作者顏峻，本書的特點非常鮮明，是以研究和市場調查為互補，既有理論研究，又有社會深入的調查體會，包括了21世紀以來不長的中國的小眾音樂發展歷史，追求標新立異，和填充學術空白。4、心理學方面有《搖滾樂的傳播心理學分析》作者崔茜，從心里學的視角進行分析，對于搖滾樂之所以受到年輕人尤其青少年的狂熱追捧，除了音樂本身，在青少年心理特殊性方面進行研究和闡釋。
（三）音樂人類學角度對中國搖滾樂研究。這一類主要從社會學、人文關懷、音樂美學等不同視角進行研究。其中比較有開闊視野，具有較強預見性的文章包括：付菠益的音樂人類學博士論文《宣泄的儀式――中國搖滾樂的音樂人類學研究》、謝力榮的課題論文《南京“地下樂隊”尋蹤》、屠金梅的近代音樂史碩士論文《論中國搖滾樂的反叛性缺失》、周華生的音樂美學碩士論文《狂飆喧囂的感性敘事――搖滾（樂）的存在及其聲音感覺的邏輯》等等。其中《宣泄的儀式――中國搖滾樂的音樂人類學研究》一文中以崔健為主要研究對象，通過對崔健的采訪、對中國搖滾演唱會現場的觀察、大陸搖滾市場的調查闡述了大陸搖滾樂的文化內涵，文章的創新點在于把搖滾的演出描述成一種“準宗教”的儀式現場，把構成整場演出的舞臺效果、樂器演奏、歌迷現場吶喊等等看成是儀式現場的重要組成部分也就是“象征符號”，把這種狂熱的表演解釋成為了一種宣泄儀式?！墩撝袊鴵u滾樂的反叛性缺失》一文中對中國改革開放初期，大陸自己的搖滾樂誕生至今30年的演變與發展做了梳理，并從搖滾精神中的反叛作為切入點，通過對歌曲譜例與歌詞的研究，闡釋了中國大陸早期搖滾樂作品中反叛是什么，在多年的發展中，反叛一詞的含義的變化又是什么，以及這樣的變化帶來的問題又是什么?！犊耧j喧囂的感性敘事――搖滾（樂）的存在及其聲音感覺的邏輯》一文通過對搖滾樂作為個案研究得出，搖滾樂相對于主流音樂甚至是主流文化是一種獨特的“狂飆喧囂的感性敘事”這種敘事是純感性的，與其他民族音樂、西方古典音樂等都一樣，在發展過程中塑造了自身的文化特點，形成了特有的欣賞族群。（作者單位：西南民族大學）
參考文獻：
[1] 蕭梅、齊琨：《音樂人類學的實地考察》，載《音樂人類學的理論與實踐導論》（洛秦編），上海音樂學院出版社，2011.
[2] 參見張鐘汝等，《城市社會學》，上海大學出版社，2001，第二頁。
[3] 參見湯亞汀的《西方城市音樂人類學理論概述》，載《音樂藝術》，2003年第2期。
[4] 洛秦：《‘新史學’視野的下的音樂人類學與歷史研究》，載《音樂人類學的理論與實踐導論》（洛秦編），上海音樂學院出版社，2011。
[5] 洛秦：《搖滾樂的緣起及其社會、文化價值》，載《文化研究》，2003年第3期。
“外來的和尚好念經”，外來的博士卻未必。近兩年來，在教授委員會和李明德教授的倡導下，法學所博士后流動站進一步從嚴管理，嚴進嚴出，收到好的效果。今年，進站人員的數量更加嚴格控制，還有幾位博士后沒能通過出站答辯或推遲出站。按說，博士后管理，只管“后”，不管“前”，但是，既然我們開了這個門，既然各位進了這個門，不論博士后本人，還是所屬的導師組和導師，我想，還是應該根據法學研究所“正直精邃”的所訓，按照我們秉持的信念和標準，全方位地嚴格要求。
什么是博士后？博士后當然先是博士。那么，什么是博士？在法律意義上，博士就是獲得博士學位證書的人。在文化意義上，博士就不大好講了。在中國文化傳統里，士是一個了不起的概念。古之“士”在字源上與“王”同形或形近，在涵義上原本是男子的大號，后來則指學習道藝、“德能居位”、有一德一藝者，也就是那些用知識技藝為國家做事的人們，特別是那些，按照先生的說法，自道統與政統相分裂后，以師道學統而立身的人們。士君子人格乃是中國文化璀璨中的璀璨?！盾髯印贰皬妵逼f，“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在今人眼里，包括荀子在內的古之士大夫，則是那些在操守上講究修齊治平，秉持仁、義、禮、智、信，在政治上相信“君輕民貴”，而且能夠做到“茍利國家生死與”的人們。那么，今天的“士人”應當是怎樣的呢？
我想，既然稱“士”，首先就應當學習和承續中國文化的優良傳統，然后再結合時代的要求，把傳統發揚光大，并讓我們的創造沉淀為新的傳統。具體到法律領域，士還應該有特殊的要求。記得上一次研究生畢業典禮上，梁慧星先生在致辭時強調，從事法律職業的人應當樹立“自由、平等、博愛”的信念，樹立正義的信念。在這里，我覺得還要特別注意樹立法治的信念。我從1978年開始學習法律，真正形成比較正確的法律觀念，樹立比較健全的法治信念，不過是最近幾年的事。社會為什么需要規則，國家為什么需要法律，法律規則背后的東西究竟是什么，如何用法律來保護人，如何通過法治來構建良好的社會秩序，來促進社會的穩定、團結與和諧，當代中國為什么必須走向法治，回答好這些問題，無論是研究法理學、法史學、憲法學的，還是研究各部門法學的，都要認真琢磨人，琢磨事，琢磨社會現象，琢磨中國的實際。把這些道理琢磨透了，再反過來貫穿到自己的專門研究中去，的確需要一個過程。
博士是博學之士，按古代的講法，已經算得上“國子”、“國士”、“大士”。得到了博士學位，就應當懂得以品德和才藝立身，而不是以官位和財富立身，更不能做鄙薄之士，為販夫計，逞匹夫勇。博士后當然要比博士強。博士后是一個高級研究職位。獲得這個職位，就是要繼續在學問上下功夫。做好博士后，關鍵是注意一個“后”字。這里談幾點建議，供各位參考。
第一，在選題上，博士后要注意和博士階段的連續性。博士后研究是博士論文的“后研究”，所以，在選題的時候，最好不要完全另起爐灶，而要以博士期間的研究為背景，就某一個問題或方面，加以提升和深化。學貴在精專，這樣容易出學問，出成果。我在哈佛大學做博士后的時候，所在的項目里有一個成員50多歲了，據說此生已經斷斷續續在幾個學校做過好幾回“postdoctoral fellow”，而且，每次的題目都變化不大，但導師仍然認為有繼續做的價值?，F在，我們有些人選擇了很好的題目，也做了很好的研究，但一旦畢業了或者發表了就“拉倒”了，這是很大的浪費。
黃暢教授：1943年 我16歲時就讀于西南聯合大學。1949年，在哈佛的研究生院應用物理系獲得博士學位。
劉千葉博士:1992年到哈佛求學，1998年畢業獲醫學博士學位。到北京就職于麥肯錫公司，作為其管理顧問?，F任因特國風網絡軟件公司首席執行官。
傅軍博士：在哈佛獲得地區研究的碩士學位和政治經濟學的博士學位。兩年前，回到清華大學，任公共管理學院的國際政治學教授并任副院長。
黃教授：到哈佛上學不要擔心沒有錢
初到哈佛有這么三點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一就是哈佛每年都會設立新的課程，上面寫著某某教授教什么課程。哈佛有三種教授――一種是久負盛名的終身教授，他們有他們的職位，終生在學校教書；第二種是那些在某個領域取得偉大成就的客座教授，比如1949年我去哈佛的時候，48年交流電就是被這些人發現的，49年我在哈佛和妻子聽了諾貝爾獲得者Bronton博士關于交流電的課程;第三種是年輕教師，有前途的助教被邀請加入教師隊伍是因為他們很有希望，你會發現他們熱情洋溢，就像你領帶上的符號一樣，他們尋求真理，年輕人必須有學習并尋求真理的精神。事實上，哈佛給予學生很多東西。我認為哈佛教育的目標是把學生培養成全面均衡發展的人。如果你看看教員的結構，哈佛有不同的學院，每個學院有不同年代的教員。我想哈佛的目標之一是培養年輕教師。所以，除了教授、副教授， 哈佛還有大量的任教學工作的研究生，并且這些研究生的教學實踐是他們博士課程培養的一部分。因此，這些講師將來很有可能成為優秀的教授。實際上我在去哈佛的第二年就成為了講師，所以，這些清華或北大畢業的學生，如果去哈佛上學，不要擔心會沒有錢，因為你學習的同時也可以去賺錢，我是助教,也是研究助理。當我攻讀博士學位時，就有了薪水，我的薪水很多,足夠來交學費并且還能用來娛樂。
劉千葉：進哈佛，老師的推薦信很重要
我所有的教授都是從哈佛回來的，他們給我寫的推薦信很有效。推薦信是很有效的途徑。要想成為哈佛的學生，你還需在GRE、TOFEL考試中取得高分。我認為哈佛不僅重視你的成績，還看你所參加的課外活動，也就是說你必須全面發展。
哈佛的學生也是具有多樣性的，尤其在文科及理科的研究生院和本科生院，有各種各樣的學生，來自不同的社會背景，并且他們學習的專業都很不同。比如：當我在研究生院時，那里有來自各個系的很多學生住在同一個寢室里，我和很多人成為朋友，像人類學、考古學的學生，學習印度研究的美國印地安學生和學音樂的瑞士學生。因此，在這些各種各樣的學生群體中，如果你和他們交談，你會了解他們的學科，知道他們在學什么，我想這就是我人生的開端。
很多人都問我，學的是醫學，為何干起了公司的CEO。我們這里有很多學生，以后你會認識到你在工作中所需要的大多數知識是在工作中學到的，而不是學校教科書傳授的知識。而你在學校學到的是一些可以靈活運用的能力：比如分析能力、 解決問題能力、學習能力、運用常識正確決策的能力。所有這些能力應該是可以靈活運用到你將來的任何工作中的。我不覺得哈佛的各學科之間有非常嚴格的劃分，比如 就我的個人經歷而言，當我寫博士論文時，我必須向博士論文委員會答辯。如果你看了那些坐在委員會里的論文指導老師的教育背景，你會發現有兩位是學政治學的、一位是經濟學、一位是商業學院的，因此那是一個多元化的群體。
當我最初到麥肯錫時，面臨很多挑戰。 但麥肯錫，需要來自不同學科的人，他們中有些人出生于技師，有些人有生物背景，甚至有學社會學背景的。因此當我們開始在麥肯錫工作時，要接受幾個月的強化訓練。我認為正是以前培養的學習能力，讓我能迅速掌握咨詢顧問中的關鍵，并且獲得了商業知識。那時，我在商業上確實沒有任何背景。
傅軍博士難忘的哈佛經歷
哈佛期間，最令我感動的其中一個就是我博士論文的成功答辯，另一個就是我收到導師的信。他對我的論了非常肯定的評價。還有一個讓我感動的時刻是我參加哈佛的畢業典禮時哈佛校長做的演講。他是以一種幽默的方式做的演講，因為博士生穿紅色的畢業禮服，哈佛的顏色是紅色的。他說：“現在你們穿紅色的衣服，但我希望你們在經濟上不會是赤字，就是不會負債。我相信你們會同意我的說法，現在是你們回報社會的時候了?！睂ξ襾碚f那真是令人感動的時刻，很多哈佛畢業生都有經濟意識。我們很幸運能獲得最好的教育，我們有責任去回報社會，這就是我為什么在清華大學任教的關鍵所在。
某哈佛畢業生（觀眾）：哈佛以學生為中心
所有學生及其他人都有一個疑問：為什么哈佛如此優秀？為什么大家都說要去哈佛？以我的個人經歷來看，我可能會將其歸結為一點：哈佛是一個以學生為中心的大學。我給大家舉三個例子，他們有一種制度：當外國學生初到哈佛時，他們會有一個自愿者計劃，就是東道主家庭項目。世界各地的學生，當他們第一次踏上美國的國土時，肯定會遇到很多困難，而東道主家庭在這些學生最初住下來時會給他們一些必要的幫助。因此，當他們到達哈佛后將由東道主家庭來照顧他們；在學習期間，你會發現課程很緊張，并且時間總是不夠用，每天你會花十四、十五甚至十六個小時學習，但你仍然不能完成作業。因此，有教學輔助體系，我們稱之為助教。這是一個很好的學生幫助學生的體系，但是必須有一個制度和地方讓學生們可以互相幫助。一天結束時就是晚上10點多，你會看到助教們仍然在盡力幫他們完成功課，這樣你才可以在第二天早上八點之前交作業；第三個例子是在期末，你會為考試而擔心，并且有些學生突然生病了不能參加期末考試，也不能交論文。這些都是你會非常擔心的事情。你根本沒有第二次的考試機會，那你能怎么辦呢？哈佛有一個制度，即如果你不能寫字的話可以通過電話接受老師的考試，比如我有一個來自孟加拉共和國的同班同學，在期末考試前一周時，她右手受傷了，就是用來寫字的那只手，她不能參加任何考試而且不得不去醫院縫針，在家里呆著她也無法再來上課。因此學校決定為她舉行一次特殊的電話考試。
觀眾提問：如果我這一生沒有機會去哈佛深造的話，你們對我有什么建議嗎？
劉千葉博士：我認為你是否去哈佛并不重要，有很多有才華的學生都不是哈佛的學生。好學校只是讓你邁出了好的第一步，但之后的人生是漫長的。基本上說，你一直有機會積累你的人生資歷，在工作中、在不同的職業中。的確，你的第一個背景可以是一個很棒的校名，但還有更多其他的東西。
觀眾提問:當一個人到國外去，他肯定會遇到文化的沖擊。我想你們肯定有類似的經歷，所以我想知道你們是如何處理這個問題的。
黃教授：我認為這個問題就是你是否既會努力學習又會盡情玩耍。如果你能高效率的完成功課，你就不用花二十四個小時做作業了，你可以很快地做完作業，然后就可以出去玩了。所以我想說的就是，你要學得活躍一點，想得樂觀一些，你要有一個高目標――追求真理，然后你就能很輕松地達到目標。
（央視希望-英語欄目供稿）
一、傳統公共品博弈的均衡結果
1944年馮?諾依曼和摩根斯特恩合著了《Theory of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博弈論與經濟行為）[1]，它標志著現代博弈理論的形成，博弈論思想也由此被正式引入到經濟學領域。隨后幾年，納什（Nash）在1950年和1951年提出了納什均衡理論[2][3]，澤爾騰（selten）于1965年發表了關于完全性的研究成果，哈薩尼（Harsanyi）則于1967年展開了對不完全信息的研究，而這些成果都使博弈理論的發展上了一個新臺階。盡管博弈論被引入經濟學界的時間很早，但經濟學家們真正開始重視博弈論卻是在上世紀70年代左右，這時他們的研究重心已逐漸由一般均衡轉向對擁有有限信息的個人行為的分析，而將博弈論應用于公共品問題的論文也是在這之后才大量出現的，且由于公共品非競爭性非排他性的特征，公共品問題一直都是歷代學者試圖解決的難題之一。
傳統的公共品博弈可以描述如下：
假設共有n個人參與到公共品的供給過程之中，每人都有y單位的錢且同時決定投資某個公共產品，gi表示參與人i投資的數額，a表示個體的邊際報酬率（0
πi=y-gi+a∑nj=1gi（陳葉烽，何浩然，2012）[4]
在完全理性人假設的條件下，每個參與人都會選擇搭便車，因為只有這種選擇才能使個人利益最大化，此時gi=0，但若所有人都采取這種選擇，那么必然會導致公共品供給失敗，使集體陷入無人合作的均衡結果中，而這種博弈均衡結果一般被稱為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
囚徒困境是博弈論非零和博弈的經典例子，它反映了個人選擇與集體選擇的差別與矛盾。我國自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才開始引入囚徒困境的概念，那時很多學者都對此產生了濃厚興趣，張維迎（1985）[5]曾在文章中寫到，囚徒困境反映了個人理性與集體理性的矛盾。李子江（1995）[6]也指出，囚徒困境的納什均衡點不是帕累托最優的，當所有人都采取自己的最優策略時，整個系統的收益卻將處于低點。
做為經典博弈理論關于完全理性假設的最經典應用，囚徒困境這種博弈均衡結果排除了任何合作的可能，即每一個理性人在面臨選擇時都會以個人利益最大化為標準從而做出背叛的行為。但在現實生活中，無論是遙遠的歷史還是現在，個體間的合作現象卻是普遍存在的，無關民族無關國家更無關教育程度，沒有契約保障的合作顯然具有普遍性，農村居民可以共同籌資修水渠，城市居民也會達成一致共同購買保潔服務以確保住宅共有部分的干凈衛生，而這顯然與理論上的公共品博弈均衡結果不符。
二、對完全理性假設的質疑
事實上，傳統博弈論中的完全理性假設自誕生時起就不斷遭受質疑，例如，Daniel Kahneman于上世紀六十年表的論文中就詳細研究了人的認知能力[7][8]，并得出人某種情況下會存在認知不足的結論。Fehr與Schmidt（2005）[9]指出，人既有理性自利的一面也有不同程度的利他之意。Cardenas和Carpenter（2008）[10]總結的大量公共品博弈實驗數據更證實了人的行為會偏離完全理性假設。
國內學者陳葉烽（2010，2012）寫到[11][12]，近幾十年來的大量實驗結果表明，現實個體并非都是理性人，而是具有異質社會偏好的個體。蔡晶晶[13]在2010年的文中也介紹過此類研究，并說明那些完全不了解搭便車概念的人，往往能在互信互惠的基礎上形成復雜的合作系統。
現實中的人之所以不是完全理性的經濟人，除了受限于本身的認知能力外，還受到諸如自我形象、社會評價和個人信仰等等因素的影響，人們在乎的不僅僅是物質，還有各種各樣的心理需要。正如馬斯洛對人的需求所進行的分層，人們不僅在乎生理上的需要，安全、愛、他人尊重以及自己的社會實現也都非常重要，而這些需要共同驅使個體的行動，也正是因此，現實中的囚徒困境才不是絕對存在的。姜樹廣與韋倩（2013）[14]曾說，在博弈過程中，參與者的效用不僅取決于最終物質支付，還受參與者的心理狀態影響。唐兵（2009）[15]曾指出，社區內部長期形成的社會機制，諸如聲望、信譽、道德、輿論等，都形成了對其成員的無形約束，而這種約束的存在，使得個體間合作提供公共品成為可能，并在面對搭便車和機會主義等因素的誘惑下，取得集體的共同利益。
三、能解釋公共品博弈合作均衡解的一些理論
目前理論界有很多解釋現實個體間合作行為的理論，這些理論從多個角度闡釋了合作現象出現與維持的原因，其中的群體反復博弈理論（Fudenberg D，Maskin E，1990）、親緣選擇理論（Hamilton W.D，1964）和群體選擇學說（Traulsen.A，Nowak M.A，2006）等都是不錯的理論成就。在我國也涌現出了很多類似理論，其中于顯洋在1991年發表的論文中，就指出了我國城市單位小區的特點，他說在這種單位小區中，個體意識更多地表現為私人關系意識、盲目服從意識和追求身份意識等[16]，而這種顯著的同群意識[17]建立起來后很容易形成合作解，并使個體較順利地提供集體所需的公共品。同樣地，在鄉村社會中，鄉村居民相較城市居民更傾向于長期生活在一個基于血緣、親緣、地緣的熟人社會中，長期重復博弈使個體更看重長期效用，也更看重自己的聲譽，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在公共品供給上的困境[18]。
在諸多對合作現象進行解釋的理論中，基于對未來利益的期望而采取合作選擇的互惠機制最引人矚目，它包括直接互惠、間接互惠[19]和基于獎勵或懲罰的強互惠理論[20]。這種互惠理論并非只停留在理論層面，經濟學界很多學者都對此進行了實證研究，Croson[21]就利用公共品博弈實驗進行了檢驗，認為個體間合作行為中存在著互惠關系，他在2007年的分析結果也表明個人的互惠偏好能得到有力支持[22]。周業安，宋紫峰[23]也曾運用公共品博弈數據進行研究并得出結論，認為互惠理論可以部分解釋顯著存在的公共品供給。
互惠理論中的強互惠概念為，人類之所以能維持合作關系，是因為很多個體在采取合作抉擇后，常常會不吝惜成本而去懲罰不合作者或者獎勵合作者，作為一種具有明顯正外部性的利他行為且懲罰機制較獎勵機制更為普遍，它也被稱為利他懲罰。早在1992年，人類學家就發現懲罰不合作者是早期人類社會維持合作的重要機制[24]。1995年動物學家也證實，懲罰是社會性動物維持合作的重要手段[25]。2004年8月《科學》雜志的研究報告更顯示，人們已經通過正電子斷層掃描（PET）技術發現了利他懲罰的神經基礎[26]。
國內學者也進行過懲罰機制的相關研究，蔡晶晶在2010年[27]的論文就表明，懲罰的作用在可以交流的實驗對象中較之不能交流的對象中更為顯著，這說明人們能通過交流建立有效的懲罰機制。宋紫峰[28]就曾指出，當群體中不同個體獲得不均等公共品單位收益時，會增加個體合作難度，但懲罰對合作的影響仍然明顯。
強互惠較之其它理論具有更高的可操作性，對于任何一個無法形成合作均衡的公共品博弈，似乎都可以通過構建合理的懲罰機制來形成并維持合作，但這種懲罰機制必須尊重個體意愿，且經濟懲罰這種方式顯然并不具備普適性，除了有益物品等被政府認定為必須保證供給的可以強制征稅外，普通公共品并不適用經濟懲罰。但無論是城市集體還是農村集體都可以參考以上諸多理論，將懲罰機制建立在保證反復博弈的長期性、形成熟人社會、形成同群效應或共同信仰等基礎上，在此時，懲罰也將演變為一種心理上的效用，只要人們在意自我形象、他人評價、聲譽或者集體信仰，自然會被他所生活的集體所約束，為了共同利益而自愿參與到公共品的供給過程之中。
其實這種懲罰機制在城市居民社區中已經出現雛形，例如在某些居民互相熟識且沒有物業管理的老舊社區中，業主們往往會共同籌資雇人打掃社區內部共有部分，以保證所有人的衛生健康需求。盡管這種籌資方式不具備強制性，但因為居民間的熟識程度和保潔費用的小額性，使得搭便車成為一種為人不齒的貪小便宜行為，這就造成社區內大部分居民最終都會選擇一起負擔這種公共品。
由以上例子可以看出，懲罰機制維持合作的作用其實是明顯的，政府完全可以建立相應平臺針對不同的社區進行引導和培養，只要發現某個集體擁有共同需要，就可以采取相應引導措施，指導集體自發提供他們所需的且個體自愿并有足夠能力承擔的公共品，只要合理的懲罰機制建立起來，這種自發供給就能在一定程度上補充政府供給公共品的不足，并在更高程度上滿足集體需要。但同時，政府也需要做好對公共品供給狀況的監控工作，懲罰機制雖然能在促進合作方面起到明顯效果，但卻需要政府的管控力才能被束縛在合理的范圍內，一旦懲罰演變成過分譴責或惡意誹謗，就會對公民的名譽權造成侵害甚至造成嚴重的心理創傷，這就違背了公共品供給最開始的自愿原則，因此政府管控也是必需的。（作者單位：蘭州財經大學經濟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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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現行公共藝術課程教學模式的弊端
公共藝術課程作為普通高等學校實施美育的主要途徑。在其實施過程中，一直以來延續了美國教育家布魯納（J?S?Bruner）以科目基本結構為主旨的教育思想。[1]公共藝術課程教學基于專業藝術課程的主體架構，結合不同方向的教學目標，形成了三個層次的課程結構：第一個層次是基礎理論課程，包括“大學生審美修養”、“美育學概論”、“美學原理”等，主要講授美學、美育學、藝術史、美學史、藝術評論等方面的基本知識;第二個層次是藝術鑒賞課程，包括“音樂鑒賞”、“美術鑒賞”、“影視鑒賞”、“中國傳統藝術鑒賞”等;第三個層次是藝術實踐課程，包括繪畫、合唱等，通過藝術技法的學習，來增強審美感受和表現能力。[2]在傳統教學模式中，三個層次的課程，根據其不同的科目特質，理論型課程采取教師講授式的教學手法，教師以科目教材內容為基準，傳授給學生相應的學科知識點;而實踐型課程則采取教師示范，學生實操體驗的教學方式，教師基于技法學習的要點，對學生進行循序漸進的實操訓練。
三個層次的科目共同構建的大學公共藝術教學課程結構，看似各司其職，保障了學生從不同層面進行藝術熏陶，從理論到實踐完善了學生的審美能力和藝術表現能力。然而具體到實際操作層面，我們了解到在我國現行以專業教學為本位的大學教育體系下，可供公共藝術教學實施的學時非常有限?；谕苿庸菜囆g教學實施的目的，教育部于2006年出臺《全國普通高等學校公共藝術課程指導方案》，其中明確規定：“每個學生在校學習期間，至少要在藝術限定性選修課程中選修1門并且通過考核。對于實行學分制的高等學校，每個學生至少要通過藝術限定性選修課程的學習取得2個學分?！盵3]由此可見，一門課程，2個學分，正是大學開展公共藝術教學的現實基礎條件，而這個基礎條件，在應對前面所述龐雜的公共藝術課程時，無疑就顯得杯水車薪。多層次公共藝術課程體系的構建只是為學生提供了從不同角度進入藝術領域學習的多樣選擇權，而不代表學生能夠通過某一門課程的學習，獲得從理論到實踐的綜合性審美能力的提升。由此可見，基于科目基本結構為主旨構建的公共藝術課程結構體系，不符合我國高校開展公共藝術教育的現實情況，看似豐富的多元化課程結構對于學生的藝術學習來說卻只是空中樓閣。那么，面對課程學時較少的客觀現實情況，我們應如何來開展大學公共藝術教育，怎么做才能最大程度的實現美育所要求“培養生活的藝術家”[4]這一目標呢？
二.主題式教學模式特征與公共藝術教育目標的互惠性
面對眾多的藝術學科知識領域和有限的學時制約這一對顯著的矛盾，調整公共藝術課程結構和教學模式，無疑是教育工作者能夠去積極應對的唯一良策。主題式教學模式則為我們提供了一種可行的方式方法。那么，何謂主題式教學？主題式教學是指在現代教學方法論核心――有機整合思維方式主導下，以現代教學概念為基礎，以主題為樞紐，牽引教學系統內諸要素之間相互聯系、相互作用，在整體協調運行的過程中，在師生彼此適應與互惠發展的過程中，在學生自我實現、自我完善、自我超越的過程中，形塑身心和諧發展的“完整的人”的整體型教學。[5]它具有整體性、靈動性、超越性與開放性等基本特征。
1.有機整合重塑公共藝術課程知識結構
通過對定義的分析可見，“有機整合思維方式”是開展主題式教學的核心，而這也正是解決傳統公共藝術課程知識面過窄、過于專業的弊端的關鍵。傳統公共藝術基于科目基本結構所形成的課程體系，導致學生無論從哪門課程進行藝術教育的學習，都只能偏于一隅，無法構筑整體的藝術審美觀，使得學生在進行課程學習時，一時難以形成明確的學習目的，再加之課程學時短，學生淺嘗輒止，最終導致整個學習過程既無學習激情也無學習目標，成為了雁過無痕似的所謂藝術審美教育。
以主題式教學模式開展的公共藝術課程，強調任何一門課或一個課程單元，都應該以主題的形式來開展，主題式教學能夠整合教學內容，不以某一學科知識體系的獲得為目標。這就打破了以科目知識為限的僵局，為教師跳脫出系統化的學科知識點，以美育大教育觀為目的進行教學打開了思路。正如愛因斯坦所說：學校教育“通過專業知識教育人是不夠的。通過專業教育，他可以成為一種有用的機器，但是不能成為一個和諧發展的人。要使學生對價值有所理解并且產生熱烈的感情，那是最基本的。他必須獲得對美和道德上的鮮明的辨別力。否則，他――連同他的專業知識――就更像一只受過很好訓練的狗，而不像一個和諧發展的人?！盵6]傳統公共藝術課程教學模式無法跳出專業知識的窠臼，往往是在以藝術的專業知識去應對非專業的學生，這樣基于課時限制和授課對象的差異，就導致了教育目標和教學實質的不對稱。在此，試以常規公共藝術教育課程“西方美術史”為例來加以說明。在傳統授課模式下，西方美術史課程以西方藝術發展的歷史為線索構建整個課程體系，從原始美術、兩河流域美術一直到印象主義，教師通過講授呈現史實、風格、藝術家及其作品，對于不以藝術專業學習為目標的學生而言，學習過程較為冗長，教學方式比較枯燥，課程內容難以對學生形成長時間的吸引力，即使完成了課程學習也是學過就丟，無法在學生心目中形成對藝術的親近感，對審美文化的追求。因此，甩不開的課程知識結構就成為了教師授課的一大限制，也導致了教學模式的單一，而難以達到“要使學生對價值有所理解并且產生熱烈的感情”的最基本要求。若采取主題式教學模式，則完全可以跳出系統知識學習的傳統思維，在不同課程單元中選取西方美術史中的某一個主題為中心進行課程學習，以該主題為原點，發揮學生的主觀能動性，讓學生運用當代社會龐大的信息平臺收集該主題所涉及的藝術史上下文背景、社會學知識背景、藝術家個人經歷背景等知識結構，這樣，學生不勞而獲被動聽講的授課模式就變成了主動追尋探究的研究之路，而這個過程也恰恰是教給了學生如何去學習藝術史、研究藝術史的方法論。所謂“授之以魚不如授之以漁”，主題式教學法也許無法將所有的學科知識點都傳授給學生，但卻教會了學生如何去看待和理解藝術史，如何去欣賞和品位藝術作品，如何去認知和感悟封存于歷史中的一位位藝術家，這不正是公共藝術教育所要達成的目標嗎？
2.從時間到空間，實現公共藝術教學形式的多樣化
主題式教學的基本設計單位是“主題”，教師與學生圍繞主題的內在邏輯而展開交互作用，這一作用過程中必定突破傳統教學在空間上以“教室”為主要學習場所和在時間上以“課時”為基本教學單位的有限封閉性，向教學時空的“無限開放”性轉化。[7]因此，主題式教學的另一個最大的特質，就是教學形式的靈動性和開放性，而這恰恰是傳統公共藝術教學方式所最欠缺的。主題式教學模式將教師課堂講授、引導與學生課上討論、課下收集資料的方式結合起來，由于學習任務的牽引，課程的學習時間獲得了極大的拓展，學生在下課之后，仍要繼續藝術學習，并學會從多元渠道去挖掘藝術資源，為之后的課堂學習形成基礎。這無疑就突破了傳統授課學時受限的根本問題，解決學生課堂應付聽講，課下拋之腦后的學習方式頑疾。
另一方面，所謂“藝術來源于生活”，拘泥于課本中、課堂上的藝術卻往往與生活脫節，傳統公共藝術教育未能打通學校美育和社會美育之間的隔閡?！爸R一旦從它的原初形態、經驗形態上升為抽象的概念、理論的邏輯體系之后，便遠離生動、鮮活的生活本身，日益演變為枯燥，尤其是構成一個嚴謹空洞的文字、術語，過程的知識便隱匿乃至消失在結果的知識之中，僅僅成為一種可有可無的背景資料不必然地內在于知識本身?！盵8]由此可見，公共藝術教育教學活動只有實現抽象的藝術理論知識與火熱的現實藝術生活相對應的審美體驗，才能為學生的書本學習找準現實的根基，完善和培育學生鮮活的生命力。主題式教學，圍繞特定主題展開，課程內容跨越了學科知識的時間軸和內容限制，強調多元知識的碰撞和沖突。為了實現主題的深化，在教學過程中就必須走出教室，進入美術館、博物館、民間藝術基地、設計文化機構，借力社會美育力量，通過社會實踐和藝術實踐讓學生深化課堂教學所得。應該認識到，學生在學校公共藝術課程學習中所獲得的知識，并不是其學習的最終目的。公共藝術教育的最終目的是要教會學生在生活中去發現美，在生活中去體悟美，成為生活的藝術家。無論是學校美育還是社會美育，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目標，就是要為現代社會塑造能夠感受美，進而能夠去參與美并創造美的身心和諧發展的完整的社會人。因此，大學教育作為一個人生命成長過程中最重要的階段，公共藝術教學就理應成為溝通學校美育和社會美育的橋梁，主動引導學生學會運用社會美育平臺，幫助學生打開這座能夠為之終生藝術審美提供源源不竭藝術資源的寶庫。
3.過程型評價方式，激發學生學習的主動性和參與度
評價是任何教學都必須考慮的基本要素之一，在傳統教學模式中，評價通常被定位于教學流程的最后一個環節，這是傳統教學更多地關注結果評價即終結性評價的應然表現。在主題式教學中，評價不是教學流程中的一個獨立的環節，而是作為一個因素貫穿于主題式教學的基本環節之中。[9]對于大學公共藝術教學來說，過程型評價方式無疑是更加恰當的評價學生學習成果和激發學生學習動力的考核手法。對于非專業學生來說，公共藝術教育的最大目的和意義不在于掌握了多少具體的藝術知識。當代心理學和腦科學的發展，強化了人們對新型藝術教育的共識：只要擺脫單純追求技能的傾向，藝術教育就能開發人的多種智能――不僅激發人的直覺和想象能力，還能開發包括語言智能、空間智能、數學―邏輯智能、音樂智能、身體―動感智能、交際智能、自我認識智能、環境適應智能在內的多元智能。[10]在主題式教學的開展過程中，學生需要運用的智慧和能力是多元的。在前期課程資料的收集和整理過程中，需要運用文獻研究方法，涉及學生的邏輯能力、文字編輯能力等等;在課中的討論交流中，需要發揮演講、辯論以及溝通合作的能力;在課堂外，從課本知識到藝術實踐的生發過程中，需要具備舉一反三、拓展和創意思維的能力……因此，在學習過程中，通過過程型評價方式從不同角度去評價學生的學業成果，無疑就達到了通過課程評價方式來促進學習動力和學習效果的目的，改變傳統教學考核模式中，學生學習無目標、考試忙應付，教師教學沒激情、考核走形式的弊端。
綜上所述，主題式教學模式通過有機整合的思維模式，打破了傳統公共藝術課程教學中以學科知識為基礎的教學形式，賦予了教師更大的課程知識選擇權和教學形式的拓展可能性。主題式教學模式下的公共藝術教育，以不同“主題”為單位，并以“培養生活的藝術家”為總體目標來開展教學，帶領學生在藝術背景資料的整理中去學習藝術史、美學概論;在討論和交流的過程中去進行藝術評論和演講技巧的學習;在走進藝術機構和進行藝術實踐的過程中去開展藝術鑒賞和藝術技法體驗。原本三個層次的公共藝術課程，在一個主題的藝術教學活動中從不同階段、不同方面得到了體現和運用，由于教學過程學生不得不為的互動和參與，保證了教學效果的及時反饋，從而實現了教師和學生之間的良性互動，培養了學生感悟藝術的審美能力、認知藝術的研究能力以及參與藝術創造和藝術活動的創意思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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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作家薩克雷曾說過“播種行為，可以收獲習慣；播種習慣，可以收獲性格；播種性格，可以收獲命運。”我國的老子也有句名言：“天下大事，必做于細”。那么，當細節成為一種習慣，又折射出怎樣的一番理念?在趙教授的房間，記者就看到很多剪報，整整齊齊，分類清晰。
問()：這習慣是您2001年到了學校工作后開始的嗎?
答()：實際上當年在媒體工作時就有這個習慣，那時會剪輯一些新頒布的政策和一些好的新聞理論文章，對實踐工作有很大益處?，F在不同，更多的是剪輯一些好的新聞案例和學術論文，收集資料，書籍、報刊，包括網絡的都會有。一些有里程碑性質的新聞事件是我們都該銘記的，比如孫志剛事件，比如“非典”，比如汶川地震、比如北京奧運會等等，這些都是對中國社會發展進程有影響的大事。在這個歷史進程中，都有新聞工作者的卓越貢獻，也是課堂教學的鮮活案例。
：您當年以長江日報評論理論部主任身份調到華中科技大學新聞與信息傳播學院，使得您做這一決定的最大動力是什么?
：很多人喜歡問這個問題。在媒體工作了那么多年，很想對自己的實踐做一個理論梳理。我在媒體工作時獲得過全國好新聞一等獎、湖北省一等獎、特別獎，還受到的表揚，有的策劃活動還被總結后在全國推廣。同時，也寫了幾本書，如《新聞策劃》《應用新聞論》《新聞公關藝術》《與靈魂對話》等，對新聞實踐以及一些社會實踐進行思考。還出版了一些獎勵學的書籍。在媒體工作時，也應邀在大學講過課，但是這些都不是系統的理論梳理，到高校從事研究和教學工作后會更方便。當然，轉行也和當時華中科技大學新聞學院發展需要有新聞實踐經驗的老師有關。這里，我要感謝市委宣傳部的支持和新聞學院的抬愛。
：我看到，進入高校后，您不僅出版了兩本“十一五”國家級規劃教材(《新聞報道策劃》《現代新聞評論第二版》)，還出版了專著《我們說了些什么――一個新聞學教授的歷史回眸》《社會進程中的新聞學探尋》和多篇有影響的論文。您的新聞評論課還被評為華中科技大學教學成果一等獎和教學質量一等獎，這在一個主要以工科為背景的學校里是很難的。從實踐者到一名教育工作者、理論研究者，您覺得這個轉變中有障礙嗎?如果有，是什么?
：做記者和教書肯定是兩種不同的職業，雖然都屬于新聞的大類。媒體工作做的大量是采訪和報道工作，面對的是受眾，遵循的是新聞傳播規律。到了高校面對的是學生，要按照教學規律辦事。但是理論的思考和積淀，無論你從事實踐還是教育、研究都是不能缺少的。剛才說過，當年在長江日報工作時，我就發表了一些社會學、管理學、心理學及新聞學的一些論文，1992年還被評為全國心理學科普積極分子，這項獎勵湖北省只有兩個，另一個是精神病防治院的院長。獲得這項獎勵不是說我做得有多好，而是湖北省心理學界對我的心理學科普工作的肯定。到了高校工作后，我開始思索新聞教育的問題，寫了比較多的關于教學包括新聞評論教學的論文。這些思考都來自教學實踐，同時又都為教學服務。我始終認為，作為一名老師，教出些優秀學生，遠比發表幾篇論文、出幾本書、做幾個課題更重要。
：當年您在課堂上說的一句話，“新聞學博士生不會寫消息”引起了軒然大波，這種質疑和您曾是一個新聞實踐工作者有關對嗎?您覺得學術界贊同嗎?
：當年我的原話是“新聞學博士連最常見、最簡單的消息、通訊、言論都不會寫，我認為是不合格的畢業生，至少我會在論文答辯時提出質疑”。經新華社報道后，引起了業界和學界的熱議。這里面折射的是新聞理論和實踐之間的矛盾問題，而熱議則更好地說明了人們對其的關注程度。時至今日，我仍然認為中國的新聞學教育還沒有解決好這個問題，我們需要培養什么樣的新聞學生，業界需要什么樣的新聞人才，這兩者之間還是脫節的。其實，不僅僅是新聞界，其他學科也有同樣的問題，計算機博士不會做程序，醫學博士不會看病的例子比比皆是。
如何解決這個問題，我曾提出過“三不問”原則，即“不要問我從哪里來”、“不要問我研究什么”、“不要問我畢業到哪里去”，即不論你讀研或讀博以前來自哪個學校和專業，不論你在校期間研究的是哪個方向，也不論你畢業以后從事什么工作，只要進了新聞學院的門，就要按學院培養新聞人才的要求進行學習和生活。如果以前學的不是新聞學專業，就要利用在校期間補上這一課，打好基礎，積累就業資本就更是學生應該思考的問題。
而我們老師，無論你帶的是本科生、碩士還是博士，除了開啟學生的理論思維能力外，更多的是要讓學生深切地了解新聞是什么、新聞工作該怎么做等最基本的問題。還是那句話：實踐促進理論研究，理論更好地為實踐服務，在新聞學中這點尤其突出和重要。
這里透露一個信息，最近我們學院準備招聘在新聞業務上(紙媒、廣電、廣告)可以沒有博士學位的優秀實踐人才為大學老師。我認為，如何對不同的高校人才采取不同的評價、考核、聘用機制，以利于他們成長，發揮作用，這是當前高校需要研究和解決的一個重要問題。高校與媒體采取實質性的措施合作辦學，將是以后辦新聞學院的方向。
二、理論與實踐相結合，是我們新聞評論教育的特色
施拉姆當年出任衣阿華大學新聞學院院長，構建學院發展藍圖時曾說過：“我們所要造就的學生是整個大學中最適合于理解和談論他們所處的那個世界的學生?！倍F在華中科技大學的新聞評論特色班的同學們，正在趙教授和他的團隊的帶領下，談論著我們身處的世界。
：我去您評論特色班里上過一次課，同學們的思維非常活躍。我想知道，華中科技大學新聞評論特色教育的“特色”體現在哪里?
：十年前，之所以想到在華中科技大學開展新聞評論特色教育，與我在媒體多年從事新聞評論寫作和研究是分不開的。當時我已經在全國的一些報紙，諸如《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發表過一些有影響的評論。我深感新聞評論在媒體報道中的重要性，以及新聞評論對于我國社會民主化進程的重要性，也感覺到了新聞評論興起的趨勢。而現在業界對新聞評論的重視、時評的復興正說明這點。凡事要掌握趨勢，趨勢背后是規律使然，規律的掌握靠智慧，智慧是從知識中來，知識來自于學習，這個學習就包括理論學習和實踐學習。
當時創辦華中科技大學新聞評論團，受到了學校黨委宣傳部和前校長楊叔子院士的大力支持，這點讓我們很感動。在大家的幫助下，我們的評論特色教育一步一步走到今天。先是成立評論團面向全校學生，從中培養特長生；2005年開辦新聞評論 方向班，至今已經辦了六屆；2006年成立華中科技大學新聞評論研究中心。這些都是在全國高校中首屈一指的。
說到我們的特色，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在課程設置和教師資源配置上都與現行新聞學院不同。我們在大二提前開課，分為兩個學期授課，第一學期開始講《新聞評論概論》40個課時，下學期有80個課時，分別是《新聞評論思想與思維》《廣播電視評論》《中外新聞評論比較》《新聞評論名家名作評析》和《社會認識發現專題》(邀請我校學院教授授課)，由五位老師分別授課，還有一門《深度報道》課。在兩個學期之間我們安排學生進行一次暑期社會實踐調研，培養學生觀察和解讀社會的能力。在課堂上安排媒體工作者為學生上課，同時和媒體合作在《中國青年報》《雜文報》《長江日報》等媒體為學生開辟專版或專欄，與電視臺合作辦節目。二是將新聞評論的理念與媒體的實踐相結合。從2007年開始，我們一直和嘉興日報進行合作，幫助他們組建新聞評論部，在全國招聘新聞評論部人員，實施“評論記者”工作機制，受到新聞出版總署、中國記協和高校、媒體的關注和好評。為此，嘉興日報還在我校從2007年至2012年設立“嘉興日報獎學金”，獎勵優秀新聞學子，受到學生們的歡迎，也促進了他們的成長。
：十年了，您覺得華中科技大學新聞評論特色教育成功嗎?成功在哪里?
：這條路我們雖然走了十年，但是還不能說十分成功，這里有現行教育體制的問題，也有我們的能力和努力程度問題。對于一種教育、對于一個學校，它的成功和自豪在哪里?自然是學生。我們很高興，這么多年培養出了一些優秀的學生，他們目前在中央電視臺、新華社、經濟日報、中國青年報、中國新聞出版報、南方日報、廣州日報、長江日報、楚天都市報、嘉興日報、東莞電視臺等媒體工作，中國青年報的曹林和南方日報的周虎城撰寫的評論還分別獲得過中國新聞獎。另外，我們還為一些高校培養了評論課老師。當然，我們的努力與很多新聞學院的業績相比還有不小的差距，這也正是我們舉辦“華中科技大學新聞評論特色教育十年會”的一個重要考慮。
：正如你所說，目前我國的媒體越來越受到重視新聞評論，各大媒體不斷增加評論版面和評論欄目，您怎樣看待這種現象?這對我們學校的教育又將產生什么影響?
：進入新世紀以來，包括人民日報不斷增加評論版面，中央電視臺增加特約評論員，對新聞事件進行現場點評和解讀，各個省級媒體、都市報、網站都是如此，中國新聞獎還加大了網絡評論的獎項，這些都說明了新聞評論在媒體實踐中的重要性。與此同時，媒體和高校又大量地缺少優秀評論實踐和教學人才。高校應該從社會實踐的需要出發，調整和加強我們的學科和專業，使之更好地為他們服務。我們辦了這個新聞評論特色班以后，很多媒體和高校向我們要人。這也說明了，學校培養和媒體需要的缺口很大，也無形中增加了我們的責任感和壓力。我們希望有更多的新聞學院開辦新聞評論特色班，以滿足這個需求。
最大的愿望就是創辦“中國新聞評論學院”
十年，對于人的一生也是一個不短的時間，對于一個付出心血的人來說，則更為珍惜；而對于一個依然展望下一個十年的人來說，又是如何地感慨和懂憬?
：新聞評論特色教育會在華中科技大學一直辦下去嗎?
：我希望它能夠堅持下去！新聞評論特色教育是應時代的需要而生的，它也該順應時代的發展而不斷地完善和壯大起來。我想新聞學院的領導和同仁們會有這種境界和舉措。
：您做過那么久的媒體工作，一定知道模仿的力量有多大，您認為華中科技大學的新聞評論特色教育如何才能堅持下去?
：十年過去了，我們很慶幸在新聞評論教育上做出了一點成績，在新聞評論教育和理論上做出了一點的探索。但是，更多的思考正是新聞評論教育特色該如何堅持下去。目前新聞評論教育方面，全國高校只有本科的教材，還沒有關于新聞評論方面的研究生教材。今年，我已經完成了《新聞評論研究引論》，交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另外，我指導的博士生從新聞傳播、社會發展和人的認識論三個方面做了新聞評論的博士論文，準備在此基礎上出版一套“新聞評論學研究博士論叢”。這樣，我們就有一套從本科、碩士和博士不同層次的教材和研究資料了。今年準備申請試辦新聞評論方向的專業碩士班。
新聞評論人才的培養，僅靠一個學校辦一個新聞評論班是遠遠不夠的。所以，我的最大愿望就是創辦“中國新聞評論學院”，使其成為專門培養評論員(含深度報道記者)和評論老師的“黃埔軍校”。這個學院可以有兩種培養模式，一種是依照用人單位的要求，實施訂單式培養，從新聞單位招聘學生進行轉崗式的教學培養。另一種則是哪里來哪里去，對現在媒體和高校從事評論寫作和教學的人員進行脫崗培訓。我們將請國內最優秀的大學教師和媒體評論員擔綱授課，學員到媒體和大學進行評論實踐。有了這樣高規格、專業化、實踐性的強化訓練，我想是可以緩解目前中國新聞評論人才奇缺的現狀的。我希望與有魅力有實力的媒體合作，共同開創這項新事業。
2005年歲末，在相聲陷入谷底的時刻，自稱“非著名相聲演員”的郭德綱似乎成為相聲這一傳統藝術的拯救者。他倚重傳統，扎根民間，貼近群眾，高舉回歸劇場，注重娛樂性的旗幟，張揚了當代“草根文化”的獨特魅力，以致形成了文化界的“郭德綱現象”。[1]可是，郭德綱真的是一個被人稱頌的“草根英雄”嗎？他的相聲真的是為底層大眾服務的嗎？我認為這是人們對郭德綱及其相聲認識上的一個誤區。有調查顯示，郭德綱的“鋼絲”中，很大一部分是白領、大學生，他們都是受過良好教育、有相當文化素養的中產階層或準中產階層。這就形成了一個矛盾，本來代表“草根文化”的郭德綱的消費群體應是底層大眾，但實際上，他的消費主體卻是中產階層，二者也能很好的適應彼此，達到文化消費上的平衡，這其中的原因值得探究。
相聲在創立之初是一種在露天場所引人發笑的口頭表演，是典型的民間文化。而今天的相聲，表演中滲透著社會意識形態的重要內容，相聲演員也成為表演藝術家，長期的脫離底層社會，使得這個傳統表演形式失去了很大一部分市場，主流相聲界的不景氣反而突出了郭德綱和他的“德云社”。郭德綱將相聲表演回歸到傳統的表演形式，演出內容也多脫離意識形態，貼近生活，他標榜的口語化，大眾化，得到觀眾的青睞，但是這并不意味著郭德綱就是草根界的英雄。貼近現實生活并不等同于底層文化，郭的相聲同當下最為時尚、最受關注的話題緊密相連，譬如整容、感情問題、富二代等話題，這些都不是底層群眾所關注的問題。底層人民更關注的是最基本的生存問題，他們不會關注郭德綱相聲中的時髦問題，可能他們連郭德綱相聲中的調侃之意都無法理解。而且，德云社一場相聲的票價大約在1000元左右（北京除外），甚至被炒到接近萬元價格，這也不是底層民眾所能接受的。除此之外，德云社還借助網絡和媒體擴大自己的影響力，這一點也是底層群眾不能引起共鳴的，作為一個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人，更多的是依靠平面媒體――報紙等，了解相關信息。種種跡象表明，郭德綱的相聲與草根已經沒有更多的聯系，郭德綱這位大眾捧起的“草根英雄”其實已經與草根無關了。
現代人逐漸從過去忽視休閑轉變為重視休閑、注重休閑方式以提高自己的生活質量的一個重要標準。在社會階層化日趨明顯的今天，城市中產階層浮出水面并逐漸壯大，已經被認為是決定中國未來各個方面的主導力量，而中產階層也是培育與支撐休閑產業的最大消費群體。[2]“德云社”正好為中產階層提供了一個放松休閑的場所，這種小劇場，為中產階層高壓力的工作之余提供了精神上的放松，使得快節奏的、缺乏人與人之間交流的中產階層的生活得到舒緩，填補了他們精神上的空虛感和孤獨感，他們在郭德綱的相聲中不僅尋找到樂趣，而且把自己的主觀思想添加到相聲中去，帶來的是新的意義上的構建，郭的相聲恰好在庸俗和高雅之間找到了平衡點，迎合了中產階層的消費心理和消費品位。
維持郭德綱和中產階層之間的平衡的首要原因是郭德綱順應了當下文化消費的潮流。在高速發展的今天，社會生活節奏加快，生存競爭異常激烈，由此造成的生活壓力繃緊了人們的神經，他們渴望擺脫這種壓抑，內心產生的反主流、反權威的心態使得郭德綱“應運而生”。郭的相聲在堅守傳統、發揚相聲諷刺批判的同時，在相聲內容中增添了許多當下的時髦新詞、新事，極大的滿足了現代人張揚個性，追求新奇刺激的心理特征。其次，中產階層在郭德綱的相聲中得到極大的身份認同感。他們通過消費郭德綱相聲這一“商品”，在表明自己身份和地位的同時顯示了自己在文化消費中的審美情趣和對現實、對權威逃避或者反叛的文化傾向，從而獲得身份上的認同和內心欲望的極大滿足感，證明了自己在消費上的實力和能力，也就是說，可以在閑暇時間花幾千塊錢來消費一場郭德綱的演出，成為中產階層表明身份地位的象征。最后，新媒體對郭德綱的炒作也成為一個新的亮點。郭德綱通過網絡等新媒體宣傳自己，擴大了影響力，而中產階層也大多是通過網絡來接收新鮮事物，二者之所以能達到一種“共識”可以說，新媒體這一平臺很好的平衡了二者的關系。
郭德綱及德云社的發展早已不是當代社會草根的代名詞，他幾乎完全成為中產階層表明自己身份地位和獲得身份認同感的象征，兩者無論是在文化的溝通上，還是在經濟消費上已經達到一種平衡，而這種平衡可能也為社會帶來一種新的意義。
注釋：
[1]苑秀杰：《“郭德綱現象”的意義與缺失》，《藝術百家》，2007年第2期
[2]張香蘭：《城市中產階層休閑消費行為分析》，《管理探索》，2010年第5期
參考文獻：
[1]苑秀杰：《“郭德綱現象”的意義與缺失》，《藝術百家》，2007年第2期
[2]張香蘭：《城市中產階層休閑消費行為分析》，《管理探索》，2010年第5期
[3]陳東冬：《當代中產階層消費行為和消費倫理解析》，《商業時代》，2012年第9期
[4]王巖：《我國中產階級消費時尚的社會學分析》，吉林大學碩士論文，2009年
二、“走出”新聞學與“走入”新聞學的含義
“走出”新聞學與“走入”新聞學并不是單純的走出、走入，它們擁有更深刻的含義。“走出”新聞學其實就是跨學科的進行新聞學研究，指的就是不僅要對新聞學的知識進行深入研究，還進行跨學科的學習，利用更為廣闊的知識以及方法，讓新聞學與其他學科進行融合，這樣才能夠讓新聞學的研究更深刻，也能夠達到讓新聞學不斷發展的目的。“走入”新聞學其實就是真正的走進新聞學，將新聞學研究領域中的基本概念等學術理論都詳細的掌握，將這些知識以新聞學的方式對新聞學的問題進行分析。除了要真正的“走入”新聞學外，還應該將新聞實踐也作為重要的內容。
在當今社會中的任何學科可都不可能憑借著單一課的知識來解決社會中的問題，除此之外想要讓學科更加的進步就需要與不同的學科知識相結合，因此跨學科的研究新聞學是非常必要的一種態度。但是相比較而言，我國的新聞學研究更為重要的是“走入”新聞學。新聞學在我國雖然是比較年輕的學科，但是它仍然具備著比較完善的教育、研究系統，新聞學的教育體系甚至隨著新聞學的不斷發展而逐漸的擴大規模，甚至還出現了一些結構性的變化。這也讓一些新聞學的研究出現不夠嚴謹、偏離學術研究的軌道。
三、“走出”與“走入”新聞學的方法
（一）“走出”新聞學的方法
1.完善人文社會學科基礎知識
在進行新聞學研究的時候，跨學科的研究內容十分的多，因此其他人文社會學科知識的熟練常握對于進行新聞學研究來說是非常必要的。假如沒有扎實的掌握其他學科的知識，就將會導致無法理解一些復雜的理論以及一些方法，有時候甚至因為掌握知識的不夠牢固，無法參考更多的知識，影響思維的發散。掌握淺顯的其它學科知識并不是不可以，但是我們的新聞學研究并不能只停留在這一階段而不更加深入的進行，只有更加全面的掌握其他學科的知識，才能夠讓研究更加的深入，還能夠對新聞學的深入研究提供創新的思路。
2.對所掌握的知識進行創新
創新可以說是掌握其他學科知識的目的，通過對學科知識的牢固掌握除了能對新聞學的理論以及研究方法進行創新之外，學科之間的交叉地帶同樣也是能夠進行創新的。這樣才能夠讓新聞學的研究更加的深入，真正的實現新聞學與其他學科知識的結合。
（二）“走入”新聞學
1.端正態度
在進行學術研究的時候，態度是非常重要的。當對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進行研究的時候，應該以虛心求教的態度進行學習，因為學術研究本身就是以學科知識的掌握為基礎的。新聞學到現在為止已經有一百多年的歷史了，而中國新聞學的歷史也并不斷，因此在我國的研究領域，已經有了很多新聞學的研究成果，不僅有國外一些經典名著的譯本，還有國內學者的研究論文等，這些都是我國新聞界學者的成果，因此在進行這些知識的學習的時候應該端正態度，虛心的進行學習，這樣才能夠真正的做好新聞學研究。
2.結合實際
在進行新聞學研究的時候應該以新聞現象以及新聞活動作為研究的主要問題，這樣才能夠將研究與實踐活動相結合。雖然不同學科的研究對象不同，但是一旦對新聞學進行研究，就需要針對新聞活動、新聞現象進行研究，不然就無法真正的促進新聞學的發展。新聞學與新聞實踐活動的結合是非常必要的，因此在進行新聞研究時，了解新聞業界的現狀，從新聞活動中認真觀察，并從這些活動與實踐中找出問題所在。這樣才能夠讓新聞學的研究一直沿著新聞活動、新聞實踐，促進新新聞學發展、社會進步的發現進步，找到真正的價值與意義所在。
3.與新聞界互動交流
在進行學術研究的時候，獨自一人的研究是非常困難的。因此可以在研究的過程中加強與學術界的交流，這樣既能夠了解學術界的最新進展，還可能對自己的研究產生新的啟發，讓研究進行的更為順利。除此之外，還有一些學者是從其他學科進入到新聞學研究中的，因此對著這些學者來說，新聞學的研究難度更大，只有與學術界加強交流，積極參加學術會議，這樣才能夠掌握到學術界前沿的知識，研究更為具有新意的問題。這些都能夠對新入的研究者提供很大的幫助。
“走出”新聞學與“走入”新聞學是互為表里的兩個提升新聞學研究水平的方法，只有真正的深入新聞學的研究，才能夠對新聞學的理論等有著深刻的理解，并從中找尋出新聞學的不足，這樣才能夠在與其他學科進行結合的時候能夠目標明確的進行。但是需要注意的一個問題是，新聞學在與其他學科進行融合的時候，仍然需要保持新聞學的主體性，這樣才能夠保證新聞學的獨立以及新聞學的地位。但是也不能固守新聞學領域，與其他的學科劃分界限，忽視其他學科的優勢以及新聞學的劣勢。只有真正的了解兩者的含義，才能夠在提升新聞學研究者素質的同時，讓新聞學換發新的光彩。在“走出”與“走入”的過程中同時也要保持自覺與警覺的心態，才能夠讓新聞學研究水平得到真正的提升。
參考文獻：
[1]楊保軍.關于提升新聞理論理論性的幾點思考[J].現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2014，01：2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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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吳飛.重新出發：新聞學研究的反思[J].新聞記者，2015，12：4-13.
[4]王斌，古俊生，裴崢.新世紀國際新聞學研究的現狀——以Journalism：Theory，Practice&；Criticism（2000-2014）為分析樣本[J].新聞記者，2015，12：43-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