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04-09 07:37:22
序論：速發表網結合其深厚的文秘經驗，特別為您篩選了11篇新聞學論文范文。如果您需要更多原創資料，歡迎隨時與我們的客服老師聯系，希望您能從中汲取靈感和知識！
我國高校雙語教學一般是指高校試圖通過大量運用外語(當前主要指英語)進行學科教學以達到培養雙語人才目標的教育。它以外語應用為目標，實現語言形式與學科內容統一，促進大學生知識、能力和素質的協調發展，推動我國高等教育盡快與國際接軌。目前國外流行的雙語教學模式有三種，浸潤式(immersion)、過渡式(transitionalbilingual)和維持式(maintenancebilingual)。語言是文化的載體，民族語言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成功的雙語教學不但使學生掌握雙語，還連帶著使學生理解、認同和掌握兩種不同的文化。浸潤式(immersion)是在實施了特定的語言環境和條件下，讓學生完全沉浸在第二語言(或外語)的學習環境之中，完成學習任務；過渡式是一種將第二語言(或外語)作為教學媒介語逐步導入教學全過程，即學生進入學校后部分或全部使用母語，然后逐步轉變為只使用第二語言進行教學；維持式是指在將第二語言(或外語)作為教學語言的同時，繼續用母語來維持學生理解的一種教學模式。二、高校雙語教學的特點
我國的“雙語教學”與國外的“雙語教學”相對比在有著顯著的不同，主要體現在，①國外的雙語教學的目標是解決少數民族及移民通過學習第二種語言融入其主流社會，國內高校的雙語教學主要是以“加強英語，提高英語習得的效率”為出發點的；②語言環境不同，國外雙語教學都是在以英語為社會主流或官方語言的環境下進行的，而我國雙語教學基本和是在沒有語言環境情景下進行的；③師資配備不同，以美國為例，雙語教學基本上都由操本族語（母語）的教師授課，而漢語均由講漢語的華裔教師教授，華裔教師不僅能講兩種語言，更能同時用兩種語言的思維方式進行教學。回顧我國的雙語教學歷程，在雙語教學過程中應當注重以下幾個問題：
1.層次性
由于我國高校數量及辦學規模差異性大，教育資源的配備、及地域等條件的制約，雙語教學無論從學生、教師、教學內容、教學媒體的選擇上都存在很大的差異。硬件上的差異可以在短時間內通過行政及市場手段得以解決，但軟件上（學生水平、師資水平等）的差異不可能在短時間內解決的，我們必須正視這個問題，這樣有助于我們開展不同層次的雙語教學活動，從而保證教學效果。要在吸收國外成功雙語教育經驗的前提下，充分考慮我國的實際情況。課堂英語滲透力度因所處地區，學校財力，教師水平，學生水平，使用教材，學科要求和應試權重的不同而異。這既有人為的因素，也有客觀因素，應當容許滲透力度有大有小，在不同層次上展開。我國雙語教學的層次性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得到根本的改變。
2.多樣性
要正確認識我國的雙語教學，其內涵應當是雙語教育，實際上雙語教育是更加廣闊的一個概念。推行雙語教育，不僅僅是第二語言的習得，恐怕更是一種綜合文化素質的習得和人文底蘊的提高，雙語教育不僅僅局限在課堂教學之中，更應當貫穿在學生的課外學習之中。中國的外語教學在課堂上花費了太多的時間，從兒童時期持續到大學畢業，而效果并不理想，有很多是值得我們反思，并在雙語教育中注意解決的東西。中國以往的教育過多地注重了課堂教學及教師的主宰作用，隨著教育改革的不斷深入及教育觀念的更新，借助于現代教育技術手段，學校教育更加注重學生自主學習能力的培養。雙語教學不能只局限于課堂，應當選擇不同的教學策略，不論是什么模式的“雙語教學”，能起到加強英語，提高學生綜合素質的作用就行。
3.連續性
知識更新的加快，終生教育成為現實。隨著我國教育經費投入的不斷加大和改革的不斷深化，有些地方在小學、中學階段就已經開始雙語教學，這使雙語教學貫穿于學生的整個學校學習之中，雙語教學從時間上來看是連續進行的；學生進入大學后，特別是隨著近年來大學英語教學的改革，從大學英語到專業外語再到專業課程的雙語教學，從大學生的課程體系來看，大學英語、專業英語可以視為雙語教學的一個組成部分，大學的雙語教學也是一個連續的過程。
三、對新聞傳播專業雙語教學的思考
新聞教育領域開展雙語教學，最早的是在1978年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創辦的新聞系，由中國社科院、新華社、中國日報三家聯合設置英語新聞采編專業。從1978年到1989年，該專業為中國培養了一大批具有國際視野的新聞優秀人才。在高校的實踐起源于1983年，由、國家教委、新華社和廣播電影電視部聯合在復旦大學、上海外國語學院、中國新聞學院等高校開設雙學士學位的國際新聞專業。
近年來，隨著我國高等教育從精英教育過度到普及教育，各級、各類學校相繼開設了新聞學專業，由94年的66個急劇增加到2006年的661個，雙語教學也在各學校展開。新聞專業的雙語教學工作受到學校及教師的高度關注，高校新聞專業的雙語首先要根據學校的總體目標和發展規模，辦學類型、層次、學科專業、服務面的向的定位，開展不同層次的雙語教學。只有定位準確，才能事實求實地運用現有資源，并積極創造條件，將雙語教學做實、做好，對雙語教學提出過高的，立竿見影的要求是不切實際的，也不符合中國的國情。鑒于師生外語水平的局限性和差異性，以及外文教材選用中的現實狀況，在教學要求、建設目標上應當注意結合實際，體現雙語教學的層次性；③其次，要認真貫徹以學生為中心的教育理念，由于新聞學專業的特點，在教學過程中更應當充分運用建構主義學習理論，開展多樣化的雙語教學，充分發揮學生的學習主動性。
新聞學專業的雙語教學應當根據各校的人才培養計劃，本著層次性、多樣性、連續性的原則展開，辦出自己的特色。
注釋
麥凱，西格恩：《雙語教育概論》[M]，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89年。
1.理工科型學校創辦的新聞學專業
理工科院校由于理工科對技術和實驗的依賴性，因此實驗室都比較完備而且具有較大的規模。在這個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新聞學專業大多是依靠學校既有的相關的理工科專業，一般都比較注重實踐性，對技術性強調比較多。從實驗室建設角度看，理工科型學校各種實驗室比較完備，有不少完全可以和新聞學專業共享使用，或者適當改造適應新聞學專業的需要，這在很大程度上解決了實驗室建設經費緊張的問題。另一方面，理工科型院校的領導經常接觸各種層次實驗室建設的報告，這種報告經常涉及到大宗的經費，相比而言，新聞學專業實驗室建設使用的經費是相對有限的，因此非常容易得到批準。因此，就目前情況來看，理工科型院校里面的新聞學專業實驗室條件一般都比較好，但是由于過于依賴技術，他們能站在技術的前沿，卻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對理論的把握。這應當引起學界的足夠重視。
2.文科型學校創辦的新聞學專業
這種學校創辦的新聞學專業一般最開始都是掛靠相關的文科專業起家，因此人文色彩比較濃厚，理論建設比較完備，科研上也比較突出。但是客觀地講，實驗條件是非常有限的。這一方面體現在文科型學校科研和教研經費相對有限，另一方面體現在學校始終把新聞學專業定位為一個文科型專業，在新聞學專業投入上相當有限。這使得新聞學專業在發展上處于比較尷尬的境地。其實即使在文科型院校，投入一定的資金辦好新聞學專業，還是可以產生相應和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如果領導都能意識到這個問題，文科型院校里面的新聞學專業將大有可為，我們將在后面做進一步分析。
3.綜合性院校創辦的新聞學專業
對于綜合性院校來說，后起的新聞學專業對他們來說是一個新生事物。從生存空間上講，學校領導一般都會在新生事物上投入相當的物力和人力，這使得這種類型的新聞學專業一般起點都比較高，經過一段時間的發展，都會形成一定的特色在全國產生相應的影響。在這種環境中生存和發展的新聞學專業一般在理論研究和實務探討上能夠做到雙管齊下、齊頭并進，在社會上有著廣泛的影響力。
4.專業型院校創辦的新聞學專業
例如體育院校創辦的體育新聞專業、財經院校創辦的財經新聞專業、農業院校創辦的農業新聞專業、外語院校創辦的國際新聞（涉外新聞）專業等。這些新聞學專業創辦單位往往結合自身的專業優勢，將自身的專業和新聞學結合起來，打造復合型人才，在業界也有著較好的影響。因為要打造特色，學校也往往能夠在新聞實驗室建設上投入相當的人力和物力，因此實驗室條件一般都比較好。相比較而言，外語學院創辦的新聞學專業，因為偏向文科性，有點類同上面談及的第三種情況。專業型院校創辦的新聞學專業因為能夠把自身優勢同新聞學結合起來，學生的就業市場一般比較廣闊。不過目前專業院校新聞專業存在的問題是，教師在教學時存在兩張皮的狀況，也就是懂新聞的老師不太懂體育、經濟等專業，懂經濟、體育專業的老師又在新聞傳播方面少有研究，這一點是需要引起足夠的注意的。
二、文科型院校新聞學專業實驗室建設投入上的思維誤區
通過以上的論述我們知道，在四種類型的新聞學專業中，文科型院校創辦的新聞學專業實驗室條件相對來說是比較差的。例如場地非常有限，經費投入有限使得實驗器材相當短缺，實驗室也缺少專人管理，這已經成為制約其發展的一個瓶頸。
文科型新聞學專業實驗室建設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是和相關人士存在相應的思維誤區有著密切關系的。根據具體情況，我們認為，這種思維誤區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新聞學專業作為一個文科專業，不需要有太多的實驗
目前，很多文科型院校新聞學專業最開始都是依托中文系或者其他社科系創辦起來的。中文等院系深厚的人文氛圍的確為新聞學專業的成長注入了鮮活的生命力。但是正因為這種情況，有些領導就認為，既然新聞學專業依托中文專業或者其他相關專業，就應該強調學生多寫多練，有相關人士就曾在公開場合這樣說過：新聞學專業是依托強大的中文系創辦起來的，你們應當發揮中文系的先天性優勢，讓學生勤寫多練，至于實踐操作，等他們到媒體工作后，自然而然就學會了。前面我們已經說過，現在媒體雖然每年都會招聘一定數量的年輕人加盟自己的隊伍，但是他們無一例外地都是強調工作經驗，強調動手能力。試想，我們的學生一沒有工作經驗，二沒有動手能力，怎么找到一個好工作，繼而彌補自己在學校學習過程所存在的實踐操作上的不足？雖然我們在教學中可以采用一定的虛擬性實踐操作環節，但是這只能相對緩解實踐操作上的不足，而不能起到根本替代性的作用。
2.新聞學專業投入大經費是否值得？
的確，對于一個學校來說，保持自己的特色是必要的，例如師范院校應當堅持自己師范教育特色而不能放松，非師范專業始終只能充當師范院校里面的配角。但是，就是因為這個想法的存在，使得決策者在新聞學專業的扶持力度上非常有限。他們的考慮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全國有很多知名院校都有新聞傳播相關的專業，我們的新聞專業學生就業形勢不可能和別人競爭（何況有很多媒體寧愿招聘名校的非新聞傳播專業的畢業生，而不要二三流高校里面的新聞傳播專業的畢業生），從這個層面上講，我們的新聞學專業是不可能辦得很大的。另一方面，我們是以師范院校為主體的，各院系之間的老師許多時候還可以打通使用，但是新聞學專業同其他專業相通性不是很大，因此在投入上是非常大而效益是相對有限的。文科型院校尤其是師范型院校，本來在教學科研經費上就比較緊張，沒有必要耗費太多人力和物力來將這樣一個專業做得非常好。正是這樣兩方面的考慮，學校是不太情愿把更多的力量放在新聞學專業上。
三、新聞學專業實驗室建設的產出分析
目前全國新聞傳播學專業風起云涌，很多學校都在加大投入，努力打造強大的新聞傳播學專業，爭取使得自己學校的這個新辦專業能夠在同級同類學校中占據一席之地，進而在新聞業界產生一定的影響。如果決策者在思維上不能走出上述的一些誤區，就會使得文科型新聞學專業發展相對艱難得多。
實驗室建設是新聞學專業發展的重中之重。只有把實驗室辦好，學生才能學以致用，教師才能把理論闡釋和實踐操作結合起來，這樣才能培養出符合市場需求的專業人才。目前很多職業技術學院的新聞傳播學專業的學生很容易得到媒體的第一認同感就是這個原因（當然，職業技術學院的學生在媒體很快就顯示其后勁不足，這是因為理論功底過于薄弱所導致的）。因此，學校加大力度建好新聞學專業實驗室，將會產生比較明顯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以我們自己為例，海南師范大學新聞學專業目前是海南省惟一的新聞學本科教學單位，具有得天獨厚的先天性優勢，如果能夠抓住這一點快速發展，其未來前景將非?？捎^。如果喪失這一最好發展時機，以后發展將會更加艱難。目前學校對我們新聞學專業的支持力度相對有限，最主要是在考慮實驗室建設的投入和產出之間存在巨大的落差，認為新聞學專業實驗室建設是一個高投入，基本上沒有什么產出的“買賣”，在“教育經濟”成為一個熱門話題的今天，有這方面的考慮是應有之意。但是我們想說的是，新聞學專業實驗室建設在產出上絕不是無所作為，相反，它極有可能產生可觀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甚至是其他專業或者學科門類所無法替代的。
1.新聞學專業產生的社會效益
我們的新聞學專業雖然主要是面向內地招生（每屆五六十名學生中，海南籍的學生只占到10％左右），但是學生在海南學習生活四年之后，不少學生會把海口作為自己擇業的第一選擇地。如果學校新聞學專業實驗室建設比較完備，學生在學校能夠把理論學習和實踐操作結合起來，加上專業教師和海南本地媒體的友好往來，我們的學生留在海南媒體工作是有很大可能的。學生就業形勢好，這無疑成為招生宣傳的一張名片，會促使更多的優秀學生選擇海南師范大學新聞學專業作為自己求學的地方，這樣海南師范大學的生源質量進一步提高，無疑會一定程度上提高學校的整體辦學水平。相反，假如我們的新聞學專業學生因為動手能力太差而不能找到一個比較好的工作，那就會相反形成一個惡性循環，一些本來打算選報海南師范大學的學生會毫不猶豫地改換門庭，與之擦肩而過。
2.新聞學專業產生的經濟效益
新聞學專業實驗室也能給學校帶來相應的經濟效益。這也可以體現在幾個層面：
第一，新聞學專業實驗室建設如果比較完備的話，學校各個層次的宣傳可以借助新聞學實驗室這一平臺得以完成。這樣，一方面給學生提供了很多實踐性平臺，使得他們能夠更好地把理論和實踐結合，更早進入媒體操作角色，另一方面還可以節省不少經費開支。
第二，目前海南媒體發展的空間還很大，這給新聞學專業提供了難得的機遇。一方面，海南各媒體目前在設備上是非常緊張的。從這一點出發，我們可以和相關頻道或欄目合作，將部分制作場地搬至我校新聞學專業實驗室進行，收取相應的機器使用經費，這些經費一部分可以用以實驗室的維修和保養，另一部分可以進一步適當擴大實驗室規模。第二方面，國家廣電總局現在正在各級廣播電視媒體推行制片人制度和“制播分離”的原則。這無疑給社會上的民營廣播電視機構提供了難得的機遇。如果我們的新聞學專業實驗室建設比較完備，我們完全可以利用相關的條件成立一個廣播電視制作公司，制作相應的廣播電視節目出售給廣播電視播出機構，這將是一筆非?？捎^的經濟效益。
3.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相關聯性
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往往是結合在一起的。事實上，新聞學專業實驗室既能夠給學校帶來社會效益，又能帶來相應的經濟效益，兩者往往是密不可分的。例如，我們借助新聞學專業實驗室建立相應的影視制作機構，一方面給學校帶來可觀的經濟收益，另一方面也可以進一步提升學校的知名度和美譽度。
但是筆者遺憾地發現，在新聞學教材存在課程內容部分重復的現象?，F以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復旦大學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等新聞學權威出版社的教材為例，統計如下(表中劃√說明該教材包含相應內容)：
由上可知，在同一出版社的系列教材中都或多或少存在重復現象。如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1世紀新聞傳播學系列教材中，關于“真實性原則”這一內容《新聞理論教程》和《新聞寫作教程》都有專節涉及。《新聞理論教程》在第六章第一節占25頁的篇幅，《新聞寫作教程》在第二章新聞寫作真實性原則中占17頁篇幅。關于“新聞工作者道德/修養”的內容，復旦大學出版社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國家級規劃教材中的《中國新聞采訪寫作教程》第十四章記者修養占29頁篇幅，《新聞學概論》(第二版)第十四章新聞從業人員的專業理念、職業道德的修養占17頁篇幅。其他諸如新聞價值、新聞政策等內容也出現不同課程類似的重復情況(見上表)。
同時，不同出版社的不同課程也存在課程內容部分重復現象。如“真實性原則”這一內容，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的《新聞理論教程》、復旦大學出版社的《新聞寫作教程》和《當代新聞采訪》、高等教育出版社《新聞學導論(修訂版)》和《新聞理論教程》課程均有專節涉及。當然，其他出版社這種教材存在課程內容部分重復現象也很普遍，在此不再贅述。
二、原因
1課程邊界和名稱缺乏統一規定
新聞學的傳統課程有新聞采訪學、新聞評論學、新聞寫作、新聞理論、新聞編輯學、新聞事業史等。一般來說，新聞學所設各門課程都有各自相對的獨立性，各門課程界限雖然不能說涇渭分明，但還是各有疆界。如新聞采訪課程主要是一門應用學科，既有采訪原理，也有在原理指導下如何采訪的實踐內容；新聞理論教程主要是關于新聞的基本概念、原理及新聞事業運行規律等內容。但由于課程邊界缺乏統一規定，各門課程之間的界限模糊，容易出現課程內容部分重復現象。同時，由于某些課程名稱不確定，也容易造成課程內容部分重復的現象。例如新聞采訪、新聞寫作課程，單獨開設還是合二為一名為新聞采寫課程。自然會影響教材內容的編寫。隨著時代的發展，新聞學日益成為顯學，邊緣新聞學也隨之興起，新聞傳播學、新聞法規與道德、新聞心理學等一些交叉課程也逐漸成為新聞院校的常設課程，這些課程的出現更進一步加劇了課程之間邊界的模糊度。
2編寫者的求全心理
一般來說，任何一本教材都有它或長或短的使用壽命，即使是經典教材也不例外。尤其是在信息更新迅速的當代，教材的及時更新和換代不可避免。但要在各門課程教材種類繁多的基礎上重新編寫教材。另辟蹊徑。確實有一定的難度和挑戰性。因此，有些編寫者就試圖在“異”和“全”上尋求突破，但也因此走入教材編寫的誤區。在求“異”心理驅使下，導致教材和學術專著不分。在求“全”心理驅使下，把本屬于其他課程的內容也囊括其中，使該門課程內容龐雜，無所不包，如同大雜燴，人為導致內容重復情況的發生。如新聞價值、真實性原則、新聞工作者道德/修養等內容，很明顯屬于新聞學概論的內容，但有些編寫者在新聞采訪學課程教材中也將其納入其中。當然，這些內容在采訪學教材中不是不能提，但設專章專節花費大量篇幅進行闡述實屬不妥。
三、弊端
1影響課程設置的純正性
如果允許內容雜糅不清、邊界不明的教材存在，長此以往，課程的純正性顯然會受到質疑。課程建設和發展會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同時也會影響新聞傳播學的學科形象，至少是學科不成熟的表現。
2引發教學內容重復
現在新聞院校在選擇教材時。自主性很強，往往由各高校教師根據教學需要自由選擇教材。一般來說，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復旦大學出版社、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等新聞學教材的權威出版社的人選幾率較高，其他出版社的教材也因多種原因被不同新聞院校采用。如果采用教材中存在課程內容重復情況，由不同教師主講的課程就會出現同一內容被重復講授的情況，盡管各人講授同一內容時不完全一致，但作為課時量固定的各門課程來說，無疑是浪費時間，最終造成教學資源浪費，學生在學習時，發現教材之間重復雷同，也會牢騷滿腹，易引發學生不滿情緒。即使有教師一人主講數門課程，在講授時，能適當地做出調整，避免重復講授情況發生。但畢竟是權宜之計。如果教師選定了教材，卻不按選定教材授課，另起爐灶，按教師個人的體例進行講授，那么，教材就形同虛設，與其他課程內容“撞車”的情況也無法完全避免。因此，教材內容如果出現部分重復，教師在選擇教材、備課時。就會無所適從，加大了教學難度。
3加劇教材普遍過厚的現狀。
一般來說，教材編寫以簡明為上，“理想的教材似乎應該在20萬字以下”。但時下的新聞教材，存在一種普遍過厚的狀況，少則三四十萬，多則60多萬字，而且有越寫越厚的趨勢。一些教材編寫者甚至以厚為榮?！皬脑瓉淼氖苏聰U充到十九章”、“經過修訂的第二版，共40余萬字，是第一版20萬字的一倍以上”。而課程部分內容重復現象在一定程度上進一步加劇了教材普遍過厚的現狀，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在某種程度上，這就使教材定價提高，學生教材費用增加，同時學習負擔加重。
四、措施
1建立科學合理的教材質量評價體系
現在教材質量評價體系并不健全。教材質量的高低主要由出版社的權威性、編者知名度或行政部門的級別來決定。盡管權威出版社、知名度高的編者水平一般來說略勝一籌，但也難免千慮一失。近年來國家教育主管部門雖不再明令統編教材和使用統編教材，但由于這些統編教材在編寫之前事先就被貼上了高質的標簽。許多學校在教學實際中仍然對統編教材推崇有加。將“教育部推薦教材”、“國家級重點教材”、“面向21世紀教材”、“‘十一五’國家級規劃教材”奉為圭臬。而筆者認為，教材優秀與否，應該由市場來選擇，使用教材的一線教師、學生最有發言權。諸如課程內容存在部分重復現象的問題經過教學實踐檢驗才有可能避免。因此，將一線教師、學生的反饋意見納入教材質量評價體系很有必要。只有這樣，才有可能建立科學合理的教材質量評價體系。
2編著者應增強教材的統籌規劃意識
針對微電影的以上特征和發展現狀，其今后的發展方向可作以下預測：1.重視內容和創新。現在的微電影多是噱頭大于創意，但是好的微電影最重要的還是創意。內容上不僅要新鮮有趣，也要貼近生活和社會熱點話題。2.避免過度商業化。尤其在各大網站相繼開辟微電影疆域的當下，微電影數量每周甚至每天都在增加，如何保證品質，讓廣告的植入適度，應成為網站和企業共同思考的問題。3.各網站應差異化經營，打造不同的微電影品牌。品牌效應將帶來更長遠的收益。可以打造網站自身的品牌，如在業界具有良好口碑的“優酷出品”、“奇藝出品”，也可以利用明星、導演的品牌效應，還可以通過改編微小說、暢銷書、名著來形成品牌效應。4.培養微電影人才。微電影的創作從劇本到導演都需要源源不斷的新人加入，特別是品牌營銷類的微電影，要求創作人員兼具電影和廣告兩個領域的知識，對人才的要求更高。5.實現規模盈利，走產業化道路。除了依靠廣告、點擊率，還可開拓周邊產品、微電影版權、藝人經紀、微電影節等獲利渠道。同時，還應加強與影視公司的合作，實現自身資源的整合和優化配置。盛大旗下的華影盛世已經開始了好的嘗試。
（鄭州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 崔兆倩）
新聞網站從業人員的職業認同，決定著網站的發展前景和效益。本文選取蘭州市12家新聞網站的網絡編輯從業人員作為調查對象，采用發放問卷和深度訪談的方式，調查蘭州市網絡編輯人才的基本情況和職業認同狀況。
本次調查顯示，在職業構成方面，蘭州市從事網絡編輯工作的男女比例大致均等，絕大部分網絡編輯的工齡在3年以下；以具備“大學本科”文化程度的中高等文化程度者為主體，占73.8%；學科背景以人文學科為主，其中與網絡編輯密切相關的新聞傳播專業占48.8%；36.3%的網絡編輯從事這份職業是因為“喜歡這份工作”，17.5%的網絡編輯是“被動選擇”，因為“其他工作不好找”。
在對職業的認知上，78.8%的網絡編輯認為未來5年的發展空間“不太好”或“非常不好”，20%的網絡編輯認為前景“說不清”，只有1.3%的網絡編輯認為前景非常好；77.5%的網絡編輯每天工作8小時以上，66.3%的網絡編輯認為工作量比較大或非常大，52.6%的網絡編輯認為工作壓力較大或非常大。
在福利待遇上，60%的月收入在1000到2000元之間，17.5%的網絡編輯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22.4%的網絡編輯月收入在2000元以上；87.5%的網絡編輯為聘用全職，僅有8.8%的網絡編輯的人事關系為國家編制。
對這些信息進行分析和總結，對于網站的人力資源管理和高校的新媒體人才培養都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蘭州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 陳桃）
從風險社會視角解讀微博在謠言傳播中的兩面性
在現代化風險社會當中，傳媒擔負著呈現風險狀況、傳達風險預警、提供風險信息、傳遞風險知識、規避和化解風險危機等職責，同時，傳媒也可能因為在風險呈現過程中出現偏差，使其自身成了已有風險的放大鏡和助推器。2011年日本地震后，中國隨即發生了全國范圍的搶鹽風潮，罪魁禍首便是瘋狂散播的“碘鹽防輻射”謠言。在此謠言的散播和消滅過程中，新媒體尤其是微博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充分體現了其在謠言傳播、辟謠傳播中的一負一正兩種截然不同的傳播效應。
一、密爾自由主義基本觀點及時代語境
19世紀英國思想家約翰?密爾的自由觀是西方理性傳統中一個不可或缺的部分。他在代表作《論自由》中強調了思想自由和個體情趣的自由，其第二章題為《論思想自由和討論自由》，是其言論自由思想的集中體現，被譽為“英語世界里最經典的關于新聞自由的辯護詞”。…對于思想討論的自由，他圍繞真理和真理的利益進行了辯護。首先，他認為這種自由是人們獲得真理的保證；其次，這種自由是我們確信真理并使真理保持活力的手段；再者，自由討論是使不完全的、片面的真理得以變得完全、全面的條件。此外，密爾在書中還強調了個性的自由發展。他在把人的行為劃分為涉己和涉他兩部分的基礎上，提出傷害原則作為處理個人與社會的權力界限的準則。他主張“任何人的行為，只有涉及他人的那部分才須對社會負責。在僅涉及本人的那部分，他的獨立性在權利上則是絕對的。對于本人自己，對于他自己的身和心，個人乃是最高者”。
每個思想家都是他們時代的孩子。密爾所處的時代，社會結構正在發生根本的轉變：英國從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轉變，古代社會以縱向的政治統治權力和等級次序為特征的社會結構，正被現代社會水平方向的政治經濟生活所代替。政治上，隨著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的建立，對于政治統治者暴虐的防御需要已不復存在。但它的問題也逐漸暴露了，密爾認為，當時世界上廣泛地存在著一種日益增長的傾向，即社會凌駕于個人的權力不適當地延伸。經濟上，生產的社會化和有序性使得個人的影響力迅速下降；另一方面，私人生活和個人獨立性開始在相互平等的自由貿易中變得重要起來。能否尊重彼此私域的權利，直接決定了以經濟生活為中心的新社會運轉的有效程度。因此，密爾深切地感到資產階級民主制社會的建立并不能“自動地”保護個人和少數人的自由，他迫切地感到需要明確地提出一個界定個人與社會的權利界限的準則。
由此，密爾在開篇即明確指出“這里所要討論的乃是公民自由或稱社會自由，也就是要探討社會所能合法施用于個人的權力的性質和限度。””他從更廣闊的社會生活領域探討個人自由，把以往僅限于個人與國家間關系的政治自由擴展到個人與社會的關系之中。他格外強調人的個性的自由發展，對“多數的暴虐”和“習俗的勢力”有著高度的警惕和譴責。
相比之下，現代自由主義新聞思潮自傳人中國的那天起，就由中國特定的歷史文化處境與文化背景進行著本土化改造。“立人”與“立國”，“啟蒙”和“救亡”的雙重命題在五四以后的現代中國始終構成一對張力，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的沖突也隨著形勢的變遷，跌宕起伏地拉鋸在現代報人的內心。如果說西方自由主義的主題是“面對國家的個人”和“面對教會的個人”，那么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因其現代化和民族獨立的課題交織在一起，故除了“面對國家的個人”外，還有“面對強權的”，而顯然后者的任務更為緊迫和嚴峻。自由主義新聞思潮雖歷經風風雨雨，但始終未能成為時代主潮。
再加上日本學者中村正直在翻譯密爾的《論自由》時，由于種種原因，將“社會”譯成了“政府”，將“個人”譯成了“人民”，嚴重背離了密爾《論自由》的主題。而他的誤譯則直接影響到梁啟超，在梁啟超的文章中，密爾的“社會”與“個人”的對立問題，也變成了“政府”與“人民”對立的問題；而密爾的“限制社會暴虐”主題，則變成了“政府與人民之權限”的問題，㈣致使英國式的自由思想在近代中國一直缺乏正確理解的傳統。
隨后，由于長期的革命戰爭和冷戰時期意識形態上的對立，自由思想在很長一段歷史時期內被人們簡單地當作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加以拋棄了。這也影響了我們在道德上、法律上的實踐。
二、密爾的自由觀對當代有啟迪意義的兩個方面
當前一個統一的現代民族國家早已建立，我國的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改革也正在深人進行。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十六屆四中全會又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就是要把關于人的自由發展的科學論述逐步變成現實。它完全符合人類歷史發展規律的要求，是我們黨在新時期推進偉大事業的又一個重大理論創新。當前我國市民社會日漸成熟，個人權利、民主、自由成為公共領域的熱門話題，密爾的自由思想有了切合當下的語境，認真解讀這份寶貴的精神資源對于當代新聞實踐有重要的啟迪性意義。其中，密爾的積極自由思想和他對于自由討論的態度這兩個方面是容易為人所忽略的。
1．關于密爾的積極自由。
在新聞自由的理念認識層面，大多數人只看到密爾要求社會對個人實行最小干預這一消極方面，而忽略了密爾對于積極自由的論述。在下面兩個問題上，中國傳統思想容易形成認識誤區，應該厘清。
(1)自由是和社會聯系的，不是純粹個人的，因此贊成必要的政府限制，反對“霸道的自由媒體”。
密爾的自由主義是建立在功利主義的基礎上的，但他又對邊沁的功利主義做了修正和補充。按照邊沁對快樂的理解，最終通約成的簡單的快樂都是排他性的感官快樂，如何將這樣的快樂與共同體的福利聯系起來成了一個很大的難題。而密爾通過修正邊沁對快樂的理解，有效地避免了這一困境。密爾認為，快樂不僅有量的區別，而且還有質的不同。他認為僅僅從量上考察快樂的做法是荒謬的。人是具有高級官能的，不同快樂之間是不能通約的。精神的快樂遠遠高于肉體的快樂，所以，“做一個不滿足的人總比做一個滿足的豬要好些，做一個不滿足的蘇格拉底，總比做一個滿足的傻子要好些”。人本身的價值并不在于人與動物共有的感性肉體的，人有人的快樂。密爾承認人有天生共有的基本感情，即：純真的私人間相互關愛的感情和對公眾利益真誠關心的感情?！倍祟悜饎僖磺欣щy的力量就源于此，人類獲得一切高貴快樂的動力也源于此。
由此，自由的價值彰顯出來。因為個人最終的價值要體現在對社會利益的貢獻上，而社會利益的增長又源于全體精神的進步，精神進步的前提是個人生活在自由之中。只有擁有了自由，才會有人格的健全、生活的幸福，才會充分發揮自身的先天的感情，在關愛他人、關愛社會中達到自己最高、最大的快樂，并推動社會真正的進步。所以，社會幸福以個人幸福為基，個人幸福又以個人自由為基。密爾把個人自由和整個社會的進步和福祉聯系起來，從而賦予了自由以積極的意義。
正是在此基礎上，密爾從涉己和涉他的角度出發，明確了個人自由的限度。他進一步指出，當統治者與人民合一起來，統治者的利害和意志就是國族的利害和意志時，國族無需對自己的意志有所防御。日㈣在一個自由的國家里，政治權力不再是一種必要的惡，而是一種具有某種積極價值的工具，可以積極地發揮作用，擴大個人的自由機會，增強個人實現自由的能力。如果言論有礙于社會，則應對其加以限制。密爾的新聞思想其實已經包含社會責任理論的萌芽，對今天的新聞實踐有著重大意義。
我國長期以來的情況是人們在某種程度上往往錯誤地夸大了政府和個人自由的對立，也忽視了政治權力對于推進自由的積極作用。有種偏激的說法就認為，新聞媒體和政府是天生的敵對關系，只有跟政府對著干才是爭取言論自由的表現。由于我國在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不可避免的陣痛效應。就業、醫療、房價等多座大山壓得民眾喘不過氣來，不斷拉大的貧富差距衍生了尖銳的社會矛盾，一些人將矛頭直指政府，導致政府的信譽度下降，甚至形成一種對公權力的“原罪”印象。一部分新聞工作者也容易在情感上站在公權力的對立面，不加分析地“大聲疾呼”。然而應該看到，當理性思維受到情感的過度影響時，理性也就不復存在了。言論自由不是新聞媒體的一己私利，不是隨意任性的自由，不能把一切不負責任的言論特別是一味的揭丑曝光簡單地視為言論自由。媒介不應拒絕政府合法、適度的干涉，在商業化的今天，新聞工作者尤其必須加強自律，謹守職業道德。媒體權力如果惡性膨脹，勢必侵犯公民的其他權利。媒介人員應該認識到新聞自由是和整個社會進步和共同體福祉相聯系的，只有在推動社會真正進步的過程中，言論自由才能實現自己的真正價值。
(2)自由也是“做……的自由”，個人積極行動不僅是權利，也是一種責任和義務。因此，鼓勵張揚個性，反對“自由而沉默的大眾”。密爾不僅強調自由與權利，同樣也強調責任與義務?！胺诧@系一個人義務上當做的事而他不做時，就可要他對社會負責，這是正當的。須知一個人不僅會以其行動貽患于他人，也會因其不行動產生同樣的結果，在這兩種情況下要他為此損害而對他們負責交代，都是正當的?！?/p>
他不僅提醒人們警惕輿論對個性自由的壓抑，也從另一方面指出個人積極行動的必要性和義務。在密爾的理想中，新聞自由不僅包含一個公共的交流平臺，還包括那些積極發表意見、參與論戰的人，這些人不僅是為自己而戰，同時也是為社會利益而戰。密爾認為“至于說真理永遠戰勝迫害，其實是一個樂觀的偽誤”，只是因為在悠悠歲月中不斷有人把它重新發現，真理才得偶一次幸得逃過迫害。而提出這些當時所謂的“異議”，“這乃是一個人力所能及的對其同胞的重大服務”，對于公認意見有所爭議的人，“我們要感謝他們，要敞開心胸傾聽他們，還要為此而感到營晚，因為有人替我們做了否則我們自己也應當做(只要我們對自己信念的確定性或生命力還有所關心的話)而且做來還要費力得多的事?！?/p>
由于我國長期封建專制統治的流弊和個人權利意識的缺乏，我們往往只注意到自由對于反抗政治強權的作用，卻忽略了個性自由對于自我發展的必要性和對于社會整體進步的義務所在。我們應該看到，個人行為自主原則不僅具有工具的價值，其本身就是有價值的。密爾認為，首先它是個人幸福的根本成分，是個體的特殊性所要求的。其次精神和道德的力量只有在個人不斷的選擇中才能得到鍛煉，所以個人行為自主也是個體和人類的精神成熟和健康發展的條件。再者，個人行為自主也是社會進步和發展的相當主要的成分和永恒的源泉。
在我國目前的政治體制中，最大的困難不在于達到自由的手段，而在于人們一般對于這個目的本身漠不關心。這是最大的悲哀。如果人們普遍地沒有個性，沒有表達自我的迫切愿望，那么言論自由就必定只能成為少數人的奢侈品，決不可能被全社會公認為一項不可剝奪的人權。如果政府鼓勵人們暢所欲言，人們說出的竟是同一個聲音，這樣的社會是多么可悲啊。社會的進步與發展需要有個體性和自由精神的張揚。
所以，防止社會多數運用權力強迫個人的行動，只是保衛自由的消極一面。從積極方面講，還要鼓勵私域中的個人按充分張揚個性而又健康的方式去生活，并提高整個社會對不同生活方式的寬容程度，從而使個人生活沖破狹隘的政治維度，在更為廣闊的生活空間內多元地展開，開拓出人類更為豐富的生活維度。只有這樣，才能一方面防止權力對自由的破壞，另一方面又保衛了個人的活力和創造性，培養出真正全面發展的人，而全面發展的人反過來又成為捍衛自由的戰士。在《論自由》的篇尾，密爾就針對政府是否有必要為了人們的好處而替他們辦事或叫他們辦事提出了反對理由。他的《代議制政府》就是這一主題的進一步闡發：親身參與政府實踐，是個人教育的主要階段。
在維護積極的自由、鼓勵個性方面，新聞媒介應該是身先士卒的楷模。作為公民教育的平臺，這所“沒有圍墻的學?！睉摲e極刊登一些開拓眼界、砥礪思想的材料。同時，它也應當成為公共論壇，承擔討論沖突的功能，鼓勵不同意見的交鋒。
2．激情、理性與寬容——密爾關于自由討論的態度。
在新聞自由的實踐操作層面，密爾在自由討論問題上提出了討論的態度和道德問題。這是容易為人所忽略的，也正是值得新聞界注意的。
密爾對于公眾討論應持有的態度，簡而言之，可用激情公正、寬容三個詞來概括。他說，要是反對者在題目上表現了任何強烈情感，攻擊有力而動聽，從而把對方逼得很緊，那不算是一種觸犯。日㈣相反，要是堅持一種意見，就必須把我們的情感投入其中。當我們真正執著于某種觀點時，我們肯定會憎恨那些持相反觀點的人。他寧愿要這種情緒，也不要冷漠的性情與意見。因為沒有某種情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信念。其次，討論應該遵循理性和公正的原則。下列一些錯誤做法是算得上觸犯的：“似是而非的進行論證、對事實或論據予以壓制、把案情的各項因素舉陳錯誤、或者把反對方面的意見表述錯誤”。還有一般所謂無節制的討論，“那是指謾罵、諷刺、人身攻擊以及諸如此類之事”。他并且特別強調應同等地建議雙方都停止使用它們，甚至應更多地反對得勢意見使用這些手法。最后是寬容。他在論證真理被壓抑時說到“為知識方面的這種平靜所付出的代價卻是犧牲掉人類心靈中的全部道德勇敢性?！边@一點源于他對思想討論自由原則的辯護。他并不要求我們必須接受別人的意見，他只要求我們試圖理解與容忍他們。
英國作為主要的西方主要發達國家之一，是現代高等教育發源地之一，新聞學起步較早，在新聞傳播學教育方面具有十分突出的優勢，值得我們進行學習、研究與借鑒。
一、中國新聞傳播學發展趨勢。
隨著新聞裝備、人們思想觀念、計算機網絡技術的不斷提高，新聞傳播學得以飛速發展，并呈現出一些新的趨勢與特點。
（一）、新聞學與傳播學的相互交叉融合。傳統的新聞學研究突出實用性質，淡化理論性。傳播學被引入新聞學界以后，新聞學研究已不再局限于傳統的研究領域，它包括廣播、電視、網絡媒體等多種傳播媒體或形態，而且涉及了大量的非新聞類的媒體傳播的內容。這種融合不僅是原來兩個學科的融合，而且與傳媒活動相關的各個學科的研究成果，也越來越多地被運用到新聞傳播學的基礎理論研究中。這就要求必須創新現有的課程設置以及教材內容的劃分方式，重新構建一種適合新的環境條件的新聞傳播理論。
（二）、新聞傳播學的研究領域正在不斷擴張。近年來，中國的傳媒處于大整合的時期，傳播業急速膨脹，傳媒每日每時與社會發生互動，矛盾沖突的頻率上升，新聞官司增加，社會對傳媒職業道德不規范的指責增多。因此，傳媒業自身的法治建設和職業行為的規范化，越來越成為學界關注的問題。傳媒經營、新聞法治與職業道德成為新聞傳播學研究的新領域。
（三）、新聞傳播學的內涵不斷拓展。20世紀90年代以后，中國廣播電視特別是電視的發展速度和規模空前。從行政、綜合市場、專業市場三個角度看中國電視產業的市場格局，中國電視產業呈現三大發展趨勢：政府導向讓位于市場導向；民營電視業將成為市場上的一支重要力量；電視資源要素的流通和集中同時進行，形成區域性傳播中心。
二、英國新聞傳播學教育發展歷史淵源。
英國作為主要的西方發達國家之一，在近現代新聞傳媒的發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新聞傳播學教育源遠流長。
（一）、英國新聞傳播學教育起步較早。
英國最早的日報《每日新聞》創辦于1702年，是世界上較早采用雙面印刷并分欄、較早形成近代日報形式的報紙；1851年出現在倫敦的路透社，是世界上首批誕生的新聞通訊社之一；1922年以民營形式組建的英國廣播公司于1927年改組為公立（BBC）以來，已成為西方最大的公共廣播電視機構；1936英國廣播公司（BBC）建立的電視臺是世界上第一座電視臺，英國的新聞傳播教育也伴隨著新聞媒介的發展而不斷發展。在英國人的觀念中，掌握實際本領的最好辦法就是實踐，從實際接觸中學習其中的技巧，新聞傳播教育也不例外。這種理念影響著早期的英國新聞傳播學教育，奠定了英國新聞傳播學的地位。
（二）、傳播學發展先于新聞學。英國的傳播學出現在新聞學之前。早在上世紀30年代，一些社會科學家便開始對媒體效果研究產生興趣，傳播研究與傳媒研究院系應運而生。西方新聞學的研究領域很早就不再局限于傳統的傳播學，范圍更加寬泛，設計大量的非新聞類的媒體傳播內容，以及廣告研究，公共關系研究，媒體經營研究等。在英國傳媒教育領域頗具盛名的城市大學新聞系被規劃入該校的藝術學院，而另一所著名的維斯敏斯特大學新聞和大眾傳播卻在同一個學院，還有一些院校的傳播學被劃入英語學院和商學院。
（三）、新聞學專業研究生教育起始較晚。在新聞與傳播學教育方面，倫敦大學曾率先開設新聞學專業本科教育（非學位教育）；最早開設新聞學專業研究生教育的是卡迪夫（Cardiff）大學，于1971年開始進行新聞學專業研究生教育；倫敦城市大學于1976年開始辨新聞學專業研究生教育；但本科學位教育是在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的。英國的新聞與（大眾）傳播學教育、媒介教育起始較晚，但英國以其悠久的歷史和文化，具有自己特色的大學教育傳統和發達的傳媒業等基礎，在新聞與傳播教育/媒介教育與研究中形成了自己獨有的特點。
三、英國新聞傳播學教育現狀。
英國高校的新聞與傳播學教育，尤其是研究生層面的教育，新聞學教育與傳播學教育區別較明顯，而且整個學科領域的教育總體上也形成了幾種不同類型的學位點，而各校又自有其特色。
（一）、新聞傳播學強調專業實踐性。從新聞學與傳播學教育的區別角度來講，英國新聞學教育領域的學位點，雖然提供寬厚的理論框架，但更加突出的是強化專業新聞實踐。無論是倫敦大學戈德斯密斯學院媒介與傳播系研究生教育中按媒介及其實務細分的專業方向設置，還是威斯敏斯特大學媒介、藝術與設計學院研究生教育中劃分較寬的專業方向設置，均要求學生深入某種媒介領域進行大量練習。而傳播學領域的研究生課程設置，則側重于傳播學、文化學和相關學科的理論視角、爭議點、研究方法等，以便為研究生選擇課題進行研究，奠定寬廣的理論基礎。
（二）、新聞傳播學教學要求嚴格。關于整個學科領域形成不同類型的學位點，英國高校的新聞與傳播學科的研究生教育，不僅有歐美較為常見的研究型、課程（教學）型之分，而且還有研究與課程（教學）型，而且對課程學習的數量要求非常高。就“ResearchDegrees”來說，不但該專業的博士學位點在時間分配上以研究為主，并對開題報告、研究項目和博士學位論文有嚴格的要求，要求博士論文達到8～10萬，并強調博士論文對于專業的獨創性貢獻，而且該專業的哲學碩士點（A型）也要求學生聚焦于選定的研究領域并撰寫4萬詞的學位論文。而該專業屬于教學型（“TaughtProgrammes”）的碩士學位點，則要求研究生修滿4門課，撰寫1萬詞的學位論文。
（三）、社會科學特征明顯。英國站在社會科學的視點上研究新聞和傳播活動的規律，表現出較強的社會科學特點。從理論課授課內容也可以看出其較強的社會科學特點，比如《新聞理論》，涉及戰爭與新聞、新聞業市場結構與新聞實踐、新聞從業者為誰而工作、新聞與政治、國際新聞流與通訊社等專題。與英國相比，中國的新聞與傳播學教育尤其是新聞學教育表現出較強的人文學科特點，新聞學更多地“體現出政治與文學雜揉的特點”，“更具人文學科的特點”。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這種新聞學教育視角與社會對新聞人才的需要基本合拍。超級秘書網
但是，“當新聞活動越來越表現為一種文化消費活動時，以社會科學的態度對待新聞學已是一種必然選擇?！闭驹谏鐣茖W的視點上把握新聞傳播活動的規律，可以讓新聞學教育更貼近現實操作。
（四）、學校教育國際化特色突出。此類學校師資構成較為國際化，不少教師來自國外；其學生結構更呈現出國際化特征，約50%的研究生是外國留學生。這種師、生構成的國際化特點帶來的文化間的相互融合，一方面增加了彼此間了解不同文化的機會，有助于培養學生的國際化視野，以及對于新聞與傳播學領域的重要概念的多元文化理解；但同時也因不同文化背景的學生帶著其對一些重要概念的不同理解在一起學習而給教學帶來一定的困難。社會傳播現象和傳播學科的跨學科性質，在當今時代傳媒的傳播活動滲透到社會的各個領域，這種跨學科、個性特色突出的專業方向，有利于培養寬口徑、復合型的傳媒人才，也有利于對于傳媒實踐的深刻理解。
四、結束語。
英國新聞傳播學教育發展歷史源遠流長，新聞傳播學強調專業實踐性、新聞傳播學教學要求嚴格、社會科學特征明顯、學校教育國際化特色突出等，英國新聞傳播學教育特點，抓住了新聞傳播學教育的精髓，對我國新聞傳播學教育具有很好的借鑒作用。
參考文獻：
二、高速發展時期
邁入新世紀的新聞傳播學本身，迎來了自學科引入國內后最蓬勃發展的一段時期。依據王海龍，沈翠婷的《我國新聞學與傳播學研究的量化分析》對我國2000—2009年間，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的統計顯示：這10年間，新聞傳播學科立項數量增長幅度達到了驚人的331%。在這一形勢下，量化研究方法在新聞傳播學中的運用也變得更加的普遍和廣泛。2004年，有學者以上海和昆明市民對于四種報紙的閱讀情況考察為基礎，考察了受眾對于議程設置的敏感程度。這是一次將統計學中顯著性水平測定在新聞傳播領域中的成功運用。譚天對2007—2009年間，刊載在《新聞與傳播研究》、《國際新聞界》、《現代傳播》這三本核心期刊上學術論文的研究方法進行統計分析。最終得出結論，這三本期刊上，采用量化研究的論文數占實證研究總論文數的比例分別達到45.8%、43.6%和60.6%，量化方法呈現出單調遞增的趨勢。說明量化研究，在新聞傳播中越來越受到大多數研究學者們的青睞和信任。
三、展望與未來
其實，早在20世紀20年代，源于西方的社會調查和統計的思想就已經傳入我國。隨著這么多年社會學科和新聞傳播學自身的發展，量化分析的研究方法已經得到了研究者們的普遍認同。
1、統計方法應用多樣化
對數字處理更加精確隨著量化研究方法的發展，越來越多的統計學和數學方法被引入新聞傳播學的研究中。如李春成，張少臣等對上海五所高校學生對于政府信任度進行調查，對調查數據進行多元回歸方程分析和建立結構方程模型。媒介接觸習慣和媒介評價作為重要變量，出現在最后的結構方程中。尤薇佳等對受眾在面對突發狀況時如何選擇媒介和對媒介信任度的研究中使用了偏最小二乘法對數據進行處理，從正直信任、能力信任、善意信任、交互關聯度和個人信任傾向五個維度出發，進行路徑分析，建立結構方程模型。有效通過對于外部媒介接觸條件的測量，揭示了媒介信任度這一隱變量是如何隨著媒介渠道選擇變化而變化。對于突發事件者如何選擇媒介通道和優化信息效果提供了較好的建議。此文中使用的偏最小二乘回歸（PLS），研究的焦點是多因變量對多因變量回歸建模，能在自變量之間存在多重共線性的條件下進行建模，更易于辨識系統信息與噪聲,對因變量也有較強的解釋能力。
二、高速發展時期
邁入新世紀的新聞傳播學本身，迎來了自學科引入國內后最蓬勃發展的一段時期。依據王海龍，沈翠婷的《我國新聞學與傳播學研究的量化分析》對我國2000—2009年間，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的統計顯示：這10年間，新聞傳播學科立項數量增長幅度達到了驚人的331%。在這一形勢下，量化研究方法在新聞傳播學中的運用也變得更加的普遍和廣泛。2004年，有學者以上海和昆明市民對于四種報紙的閱讀情況考察為基礎，考察了受眾對于議程設置的敏感程度。這是一次將統計學中顯著性水平測定在新聞傳播領域中的成功運用。譚天對2007—2009年間，刊載在《新聞與傳播研究》、《國際新聞界》、《現代傳播》這三本核心期刊上學術論文的研究方法進行統計分析。最終得出結論，這三本期刊上，采用量化研究的論文數占實證研究總論文數的比例分別達到45.8%、43.6%和60.6%，量化方法呈現出單調遞增的趨勢。說明量化研究，在新聞傳播中越來越受到大多數研究學者們的青睞和信任。
三、展望與未來
其實，早在20世紀20年代，源于西方的社會調查和統計的思想就已經傳入我國。隨著這么多年社會學科和新聞傳播學自身的發展，量化分析的研究方法已經得到了研究者們的普遍認同。
1、統計方法應用多樣化
對數字處理更加精確隨著量化研究方法的發展，越來越多的統計學和數學方法被引入新聞傳播學的研究中。如李春成，張少臣等對上海五所高校學生對于政府信任度進行調查，對調查數據進行多元回歸方程分析和建立結構方程模型。媒介接觸習慣和媒介評價作為重要變量，出現在最后的結構方程中。尤薇佳等對受眾在面對突發狀況時如何選擇媒介和對媒介信任度的研究中使用了偏最小二乘法對數據進行處理，從正直信任、能力信任、善意信任、交互關聯度和個人信任傾向五個維度出發，進行路徑分析，建立結構方程模型。有效通過對于外部媒介接觸條件的測量，揭示了媒介信任度這一隱變量是如何隨著媒介渠道選擇變化而變化。對于突發事件者如何選擇媒介通道和優化信息效果提供了較好的建議。此文中使用的偏最小二乘回歸（PLS），研究的焦點是多因變量對多因變量回歸建模，能在自變量之間存在多重共線性的條件下進行建模，更易于辨識系統信息與噪聲,對因變量也有較強的解釋能力。
博士生教育是當代國際上公認的正規高等教育的最高層次。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和數量是衡量一個國家高等教育發達程度和文化科學發展水平及其潛力的一個重要標志;它不僅關涉一個國家人才培養的整體質量,而且影響到一個國家科學創新能力的儲備與民族文化的傳承,以及與之相關的學術聲譽與民族形象。
我國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該年,中國人民大學、復旦大學開始招收第一批新聞學博士生。直到上個世紀末,我國先后有人民大學、復旦大學、中國傳媒大學、武漢大學等四所高校和中國社科院擁有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學位授予權,共設置了新聞學博士學位授予點5個、傳播學博士學位授予點3個。在這15年間,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穩步發展,培養了一批活躍在新聞傳播學術界的出色人才,產生了一批優秀的學術成果,同時也積累了一定的新聞傳播頂尖人才的培養經驗。進入新世紀后,在全國高校新聞傳播教育快速發展、且重點建設研究型新聞傳播學教育體系的要求在許多高校日益高漲的形勢下,經過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新聞傳播學科評議組的兩次評審,又先后有清華大學、華中科技大學、北京大學、四川大學、南京師范大學、暨南大學、浙江大學、上海大學、廈門大學和政治學院等十所高校獲得了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學位授予權,新增設新聞學博士學位授予點6個,傳播學博士學位授予點7個。應該說,經過這兩次評審,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體規模的推進,打造了一個更寬廣的高層次新聞傳播人才的培養平臺,形成了競爭與合作的整體態勢;對于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來說,這可謂是一次大的“躍進”。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長、規模的擴大并不必然帶來新聞傳播博士生教育質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國高校新聞傳播教育整體規模迅速擴張的背景下,更應該冷靜地對其最高階段博士生教育進行審慎規劃、科學布局和系統建構,將其作為一個關系新聞傳播學長遠發展的大計,進行具有戰略性和基于科學發展觀的探討。
一、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問題
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20來年歷史與其他學科相比時間并不長,因此,一直是處于摸索和嘗試階段;加之近些年來,隨著教育環境的急劇變化以及教育目標及體系的不斷調整,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在發展的同時,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現了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
首先,對博士生教育的目標定位不夠明確。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規高校教育的最高層次。這一層次的教育是將一個學科的知識體系與學科方法進行綜合性地傳授和深入地積淀,并培養學生站在學科前沿和尖端,通過具有創新性和開拓性的研究以產生具有學術性和實踐性的成果的過程。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導原則,應用于不同學科,就需要針對本學科發展的要求和現狀,對自身的目標定位作出準確而清晰的界定。眾所周知,相對于其他人文社會科學,新聞傳播學科有著自身的“獨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類對新聞傳播業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學科的知識和理論,又與實踐有著十分緊密的聯系。也正因為這一“獨特性”,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在開創時,還曾一度被認為沒有必要,也被質疑到底要培養什么樣的人才。這正說明了中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面臨的定位問題。傳統上認為,博士學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學位,是為從事學術工作或一些領域的應用研究工作做準備的。然而多年來,有為數不少的新聞傳播學博士實際上主要從事一般的教學工作和新聞傳播實務工作,而在自己的專業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別是近些年來,隨著眾多業界人士紛紛攻讀博士學位,博士學位的傳統目的(為研究進行訓練)和實際用途日漸分離,已是不爭的事實。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究竟應該培養什么樣的人才?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專業化究竟如何體現?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社會美譽度怎樣?如何將博士生教育與新聞傳播界的整體發展相聯系?對這些問題,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理應作出系統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夠清晰和穩定。與博士生培養目標定位的不確定相應的是,新聞傳播學的博士生的培養模式還缺乏科學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聞傳播院校的博士生培養方案基本上沿襲其他學科的模式,缺少對新聞傳播學科特點,以及學科需要掌握的知識及方法的全面探討,因此難以制定出針對自己學科特點的人才培養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學門檻應該如何設定,是重在考察其學識和科研能力,還是重在考察其一般專業知識和外語水準?博士生學習期間應該掌握什么樣的知識體系和方法論,應該開設哪些必需的課程?博士生的課程學習與學位論文怎樣銜接?博士生教育應該采取歐洲式的教授與學生一對一式的傳授方式,還是采取像美國博士生培養中的集體培養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學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實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模式時,對這些問題必須作出科學的回應。但遺憾的是,由于經驗的不足,認識上的錯位,加之我國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著比較嚴重的隨意性和不規范的現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養和潛質的考生,僅僅因為“英語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選人門外。再如,有的院校對博士生教育規定課程的學習重視不夠,課程如何設置、教師如何教、學生如何學,都無“一定之規”,結果課程學習往往未能達到幫助學生獲得從事研究工作、準備學位論文所必需的寬廣深厚的學科知識基礎的效果。還有,博士學位論文開題之前的資格考試或綜合性考試應該如何“把好關”,有的院校也無明確的要求和規則,結果造成在培養過程中對博士生的學習效果和質量缺乏“剛性”的制約和監督機制,博士生只要進了“門”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學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風對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響。這一方面表現在近些年隨著招生規模急劇擴張,師生比例失調,師少生多,導師投入到每個學生身上的時間和精力減少,學術互動和交流受到影響,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呈現出下滑之趨。另一方面表現在培養目標上,不是注重鼓勵博士生具有扎實深厚的理論功底、寬廣的學術視野和熟練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數量等硬指標為指針,使得學生在學習期間將湊足文章的發表數當作主要學習內容。再一方面還表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把關上不嚴,由于每年畢業生數量增加,在開題、答辯等環節,對博士學位論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學風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虛作假,剽竊等現象在博士學位論文中也時有發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學術創新性和創造性。博士生教育的價值在于培養具有創造性的人才,產生具有創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檢驗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標準,應該體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水平上。學位論文是博士生教育計劃的核心要素,必須是進行創造性的研究,以對學科的建設與發展有獨特的貢獻。然而,實事求是地說,目前有些高校對此還缺乏足夠的認識和高度的重視。其具體表現是:一些博士論文的選題或過于陳舊,或過于空泛,或流于瑣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當前學術前沿,參與學術對話;一些博士論文的前期資料積累不夠扎實,因此不能針對最具價值的切入點進行廣泛而深入地探討,論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對所需了解的相關領域的知識涉獵不廣,基礎不牢,因此在論文撰寫過程中常常捉襟見肘,理論和方法運用不能做到嫻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創造性等方面的訓練不夠,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對相關問題的挖掘和解決不力。這些都造成了一些論文成為資料的簡單梳理,即使有的選題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無法創造出具有創新性和學術價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幾點建議
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問題,有的是由于新聞傳播學科發展歷史較短,對學科規律和博士生教育規律相結合的一些根本性問題缺乏系統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設計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會和教育所面臨的大環境的沖擊所導致。因此,筆者認為,要解決這些問題,要使得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續發展,為社會輸送真正優秀的高層次人才,新聞傳播學教育自身應積極借鑒國內外博士生教育的經驗,針對新聞傳播學的學科特點和中國新聞傳播學教育的特殊規律,結合人才需求與社會實際,整合教育資源,走出一條真正合乎科學的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學界定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內涵。大學的“教育理念是人們對大學精神、性質、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認識,是對大學與外部世界諸元素之間關系的規定;它是大學內容管理及運轉的理性認識基礎”。[2]大學的新聞傳播教育作為一項專業性的教育,理應如臺灣著名新聞傳播教育家鄭貞銘所言,“在技術學習之外,更要探討理論、從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嚴謹的理論體系,才能在高等學術殿堂中樹立起應有的地位”。[3]為此,對于新聞傳播學科高層次人才的培養,既要注重對其學術視野寬廣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較強的專業性;既要使其具有較深厚的學養造詣,又要讓其關注學科前沿和現實的新聞傳播實踐,注意研究解決理論與實踐問題,具有很強的科學研究能力。這種人才應是其他學科培養不出來的,在學術素養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專長。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目標與方向,理應瑣定在培養這樣的專業人才上,即著力為高校和科研機構造就優秀學者。
為了提高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學術素養與科研能力,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必須科學規劃博士生的課程學習,并加強對其在閱讀、讀書筆記、專題討論、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訓練和提高。近些年來,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專業基礎課程的學習。該院的博士生課程一般分為兩類,即知識類課程與研究類課程。前者以專業知識的系統掌握和融會貫通為目的,既有廣度,又有深度,并有相關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課上還提供詳細的閱讀書目,要求博士生寫讀書報告,培養其欣賞和批判專業學術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過邊學邊做(研究),以培養和訓練博士生從事研究和寫作的綜合能力;在課上,博士生們圍繞一個專題進行思考、討論、做研究。這樣,不僅訓練、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寫作能力,更重要的是營造了一個現實的專業研究者的工作環境,教會博士生如何進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學術規范,如何使用各種研究資源,如何設計研究題目,如何解讀原始資料,如何回應他人的批評和建議。這種訓練實際上是一個鑄造學術文化或學術習性的過程。
此外,為了提高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學術素養與科研能力,還應制定相應的培養模式,對思想道德教育、課程設置、綜合考試內容和方式、論文開題時間和形式、博士論文的學術規范等,制定出切實可行的、符合自身特點的方案,并嚴格實施。
第二,控制規模,嚴進嚴出,打造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應。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平臺隨著多家高校新聞傳播院系的加入而變得更加寬廣了,這同時也意味著博士生的數量和規模必將比以前有較大的增加。在這種情況下,更應該注重維護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共同為提高教育成效、培養頂尖人才而努力。針對目前社會上對新聞傳播學博士生還缺乏廣泛的認可和美譽,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整體效應發揮尚未達到理想的程度,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養、資格考核、學位論文答辯以及學位授予上,比較注意通過制度建設,嚴把質量關。一是控制招生規模。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現有博士生導師15人,每年報考博士生人數達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數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導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選人門檻。這主要是借助資格考核(綜合考試)和學位論文的開題報告兩個環節,實施篩選、淘汰,以保證德才兼備的合格人才進入到博士候選人行列。三是嚴格規范學位論文的答辯和學位授予。
這主要通過學位論文雙盲評審、校內外專家的集體評審以及學位公示等舉措,保證每個博士學位獲得者都是符合標準的優秀人才。近些年來,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獲得博士學位,占當年招生人數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視博士生導師及指導團隊的綜合素質要求和能力考核,確保博士生教育師資隊伍的素質及其指導教育真正發揮應有的作用。博士生導師及其指導團隊在招生、培養學生及博士論文答辯等方面較其他層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權限,因此要重視博士生導師人選的遴選,重視其“人格”塑造和“師德垂范”;同時要引導、促進博士生導師在博士生課程教學、科學研究、論文把關等方面加大指導力度,鼓勵導師與學生經常交流、溝通。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對博士生導師所進行的遴選和考核,就包括著學術水平、道德素養、敬業態度、組織能力以及待人處事等方面的內容。與此同時,還十分注重將學生的成才與導師的責任感、信譽、綜合素養聯系起來,注重維護導師職責的神圣性和榮譽感。
第四,實行差異化競爭與合作,實現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備批判精神、創新能力和實踐能力的整體素質要求下,各院校新聞傳播學博士學位授權點應彰顯自己的特色,根據自己的學科優勢和特色側重培養博士生,使其成為該領域和方向的頂尖人才,從而促進人才與學科前沿接軌。這不僅要體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選題和創新性上,而且應系統地體現在博士生培養的各個環節上。目前與其他人文社會學科相比,新聞傳播學的整體發展水平并不高,高質量學術研究成果、學養深厚的優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應成為促進新聞傳播學科發展和高層次專業化人才輩出的舞臺。
第五,確保博士生教育的經費投入,開拓多元化經費籌措渠道。要發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經費投入,尤其是在學術研究上以及優秀人才與成果的獎勵上,更應有足夠的經費支撐。隨著高等教育大眾化的實現,高等教育的資助渠道必將越來越多樣化,對此,我們要注意積極爭取,大力開拓、吸納。近年來,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除了通過課題申報,爭取政府和學校撥款外,還十分注意與相關傳媒、產業合作,拓展經費來源。目前,全院博導的科研經費年均人平在8萬元以上。
總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會科學革命和大眾化高等教育的時代,為了使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發展成為一種培養有創造力的優秀學者的有效途徑,應著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結構,擴展其必需的學科知識,力求教學質量優秀和研究設施、成果先進,從而便于其在規模增加的基礎上盡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樣化、高質量的學術體系。
參考文獻:
[1]單波.反思新聞教育[J].新聞與傳播研究,1998(4).
博士生教育是當代國際上公認的正規高等教育的最高層次。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和數量是衡量一個國家高等教育發達程度和文化科學發展水平及其潛力的一個重要標志;它不僅關涉一個國家人才培養的整體質量,而且影響到一個國家科學創新能力的儲備與民族文化的傳承,以及與之相關的學術聲譽與民族形象。
我國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該年,中國人民大學、復旦大學開始招收第一批新聞學博士生。直到上個世紀末,我國先后有人民大學、復旦大學、中國傳媒大學、武漢大學等四所高校和中國社科院擁有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學位授予權,共設置了新聞學博士學位授予點5個、傳播學博士學位授予點3個。在這15年間,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穩步發展,培養了一批活躍在新聞傳播學術界的出色人才,產生了一批優秀的學術成果,同時也積累了一定的新聞傳播頂尖人才的培養經驗。進入新世紀后,在全國高校新聞傳播教育快速發展、且重點建設研究型新聞傳播學教育體系的要求在許多高校日益高漲的形勢下,經過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新聞傳播學科評議組的兩次評審,又先后有清華大學、華中科技大學、北京大學、四川大學、南京師范大學、暨南大學、浙江大學、上海大學、廈門大學和政治學院等十所高校獲得了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學位授予權,新增設新聞學博士學位授予點6個,傳播學博士學位授予點7個。應該說,經過這兩次評審,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體規模的推進,打造了一個更寬廣的高層次新聞傳播人才的培養平臺,形成了競爭與合作的整體態勢;對于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來說,這可謂是一次大的“躍進”。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長、規模的擴大并不必然帶來新聞傳播博士生教育質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國高校新聞傳播教育整體規模迅速擴張的背景下,更應該冷靜地對其最高階段博士生教育進行審慎規劃、科學布局和系統建構,將其作為一個關系新聞傳播學長遠發展的大計,進行具有戰略性和基于科學發展觀的探討。
一、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問題
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20來年歷史與其他學科相比時間并不長,因此,一直是處于摸索和嘗試階段;加之近些年來,隨著教育環境的急劇變化以及教育目標及體系的不斷調整,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在發展的同時,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現了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
首先,對博士生教育的目標定位不夠明確。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規高校教育的最高層次。這一層次的教育是將一個學科的知識體系與學科方法進行綜合性地傳授和深入地積淀,并培養學生站在學科前沿和尖端,通過具有創新性和開拓性的研究以產生具有學術性和實踐性的成果的過程。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導原則,應用于不同學科,就需要針對本學科發展的要求和現狀,對自身的目標定位作出準確而清晰的界定。眾所周知,相對于其他人文社會科學,新聞傳播學科有著自身的“獨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類對新聞傳播業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學科的知識和理論,又與實踐有著十分緊密的聯系。也正因為這一“獨特性”,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在開創時,還曾一度被認為沒有必要,也被質疑到底要培養什么樣的人才。這正說明了中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面臨的定位問題。傳統上認為,博士學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學位,是為從事學術工作或一些領域的應用研究工作做準備的。然而多年來,有為數不少的新聞傳播學博士實際上主要從事一般的教學工作和新聞傳播實務工作,而在自己的專業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別是近些年來,隨著眾多業界人士紛紛攻讀博士學位,博士學位的傳統目的(為研究進行訓練)和實際用途日漸分離,已是不爭的事實。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究竟應該培養什么樣的人才?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專業化究竟如何體現?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社會美譽度怎樣?如何將博士生教育與新聞傳播界的整體發展相聯系?對這些問題,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理應作出系統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夠清晰和穩定。與博士生培養目標定位的不確定相應的是,新聞傳播學的博士生的培養模式還缺乏科學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聞傳播院校的博士生培養方案基本上沿襲其他學科的模式,缺少對新聞傳播學科特點,以及學科需要掌握的知識及方法的全面探討,因此難以制定出針對自己學科特點的人才培養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學門檻應該如何設定,是重在考察其學識和科研能力,還是重在考察其一般專業知識和外語水準?博士生學習期間應該掌握什么樣的知識體系和方法論,應該開設哪些必需的課程?博士生的課程學習與學位論文怎樣銜接?博士生教育應該采取歐洲式的教授與學生一對一式的傳授方式,還是采取像美國博士生培養中的集體培養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學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實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模式時,對這些問題必須作出科學的回應。但遺憾的是,由于經驗的不足,認識上的錯位,加之我國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著比較嚴重的隨意性和不規范的現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養和潛質的考生,僅僅因為“英語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選人門外。再如,有的院校對博士生教育規定課程的學習重視不夠,課程如何設置、教師如何教、學生如何學,都無“一定之規”,結果課程學習往往未能達到幫助學生獲得從事研究工作、準備學位論文所必需的寬廣深厚的學科知識基礎的效果。還有,博士學位論文開題之前的資格考試或綜合性考試應該如何“把好關”,有的院校也無明確的要求和規則,結果造成在培養過程中對博士生的學習效果和質量缺乏“剛性”的制約和監督機制,博士生只要進了“門”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學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風對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響。這一方面表現在近些年隨著招生規模急劇擴張,師生比例失調,師少生多,導師投入到每個學生身上的時間和精力減少,學術互動和交流受到影響,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呈現出下滑之趨。另一方面表現在培養目標上,不是注重鼓勵博士生具有扎實深厚的理論功底、寬廣的學術視野和熟練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數量等硬指標為指針,使得學生在學習期間將湊足文章的發表數當作主要學習內容。再一方面還表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把關上不嚴,由于每年畢業生數量增加,在開題、答辯等環節,對博士學位論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學風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虛作假,剽竊等現象在博士學位論文中也時有發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學術創新性和創造性。博士生教育的價值在于培養具有創造性的人才,產生具有創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檢驗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標準,應該體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水平上。學位論文是博士生教育計劃的核心要素,必須是進行創造性的研究,以對學科的建設與發展有獨特的貢獻。然而,實事求是地說,目前有些高校對此還缺乏足夠的認識和高度的重視。其具體表現是:一些博士論文的選題或過于陳舊,或過于空泛,或流于瑣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當前學術前沿,參與學術對話;一些博士論文的前期資料積累不夠扎實,因此不能針對最具價值的切入點進行廣泛而深入地探討,論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對所需了解的相關領域的知識涉獵不廣,基礎不牢,因此在論文撰寫過程中常常捉襟見肘,理論和方法運用不能做到嫻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創造性等方面的訓練不夠,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對相關問題的挖掘和解決不力。這些都造成了一些論文成為資料的簡單梳理,即使有的選題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無法創造出具有創新性和學術價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幾點建議
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問題,有的是由于新聞傳播學科發展歷史較短,對學科規律和博士生教育規律相結合的一些根本性問題缺乏系統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設計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會和教育所面臨的大環境的沖擊所導致。因此,筆者認為,要解決這些問題,要使得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續發展,為社會輸送真正優秀的高層次人才,新聞傳播學教育自身應積極借鑒國內外博士生教育的經驗,針對新聞傳播學的學科特點和中國新聞傳播學教育的特殊規律,結合人才需求與社會實際,整合教育資源,走出一條真正合乎科學的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學界定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內涵。大學的“教育理念是人們對大學精神、性質、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認識,是對大學與外部世界諸元素之間關系的規定;它是大學內容管理及運轉的理性認識基礎”。[2]大學的新聞傳播教育作為一項專業性的教育,理應如臺灣著名新聞傳播教育家鄭貞銘所言,“在技術學習之外,更要探討理論、從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嚴謹的理論體系,才能在高等學術殿堂中樹立起應有的地位”。[3]為此,對于新聞傳播學科高層次人才的培養,既要注重對其學術視野寬廣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較強的專業性;既要使其具有較深厚的學養造詣,又要讓其關注學科前沿和現實的新聞傳播實踐,注意研究解決理論與實踐問題,具有很強的科學研究能力。這種人才應是其他學科培養不出來的,在學術素養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專長。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目標與方向,理應瑣定在培養這樣的專業人才上,即著力為高校和科研機構造就優秀學者。
為了提高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學術素養與科研能力,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必須科學規劃博士生的課程學習,并加強對其在閱讀、讀書筆記、專題討論、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訓練和提高。近些年來,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專業基礎課程的學習。該院的博士生課程一般分為兩類,即知識類課程與研究類課程。前者以專業知識的系統掌握和融會貫通為目的,既有廣度,又有深度,并有相關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課上還提供詳細的閱讀書目,要求博士生寫讀書報告,培養其欣賞和批判專業學術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過邊學邊做(研究),以培養和訓練博士生從事研究和寫作的綜合能力;在課上,博士生們圍繞一個專題進行思考、討論、做研究。這樣,不僅訓練、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寫作能力,更重要的是營造了一個現實的專業研究者的工作環境,教會博士生如何進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學術規范,如何使用各種研究資源,如何設計研究題目,如何解讀原始資料,如何回應他人的批評和建議。這種訓練實際上是一個鑄造學術文化或學術習性的過程。
此外,為了提高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學術素養與科研能力,還應制定相應的培養模式,對思想道德教育、課程設置、綜合考試內容和方式、論文開題時間和形式、博士論文的學術規范等,制定出切實可行的、符合自身特點的方案,并嚴格實施。
第二,控制規模,嚴進嚴出,打造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應。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平臺隨著多家高校新聞傳播院系的加入而變得更加寬廣了,這同時也意味著博士生的數量和規模必將比以前有較大的增加。在這種情況下,更應該注重維護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共同為提高教育成效、培養頂尖人才而努力。針對目前社會上對新聞傳播學博士生還缺乏廣泛的認可和美譽,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整體效應發揮尚未達到理想的程度,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養、資格考核、學位論文答辯以及學位授予上,比較注意通過制度建設,嚴把質量關。一是控制招生規模。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現有博士生導師15人,每年報考博士生人數達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數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導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選人門檻。這主要是借助資格考核(綜合考試)和學位論文的開題報告兩個環節,實施篩選、淘汰,以保證德才兼備的合格人才進入到博士候選人行列。三是嚴格規范學位論文的答辯和學位授予。
這主要通過學位論文雙盲評審、校內外專家的集體評審以及學位公示等舉措,保證每個博士學位獲得者都是符合標準的優秀人才。近些年來,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獲得博士學位,占當年招生人數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視博士生導師及指導團隊的綜合素質要求和能力考核,確保博士生教育師資隊伍的素質及其指導教育真正發揮應有的作用。博士生導師及其指導團隊在招生、培養學生及博士論文答辯等方面較其他層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權限,因此要重視博士生導師人選的遴選,重視其“人格”塑造和“師德垂范”;同時要引導、促進博士生導師在博士生課程教學、科學研究、論文把關等方面加大指導力度,鼓勵導師與學生經常交流、溝通。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對博士生導師所進行的遴選和考核,就包括著學術水平、道德素養、敬業態度、組織能力以及待人處事等方面的內容。與此同時,還十分注重將學生的成才與導師的責任感、信譽、綜合素養聯系起來,注重維護導師職責的神圣性和榮譽感。
第四,實行差異化競爭與合作,實現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備批判精神、創新能力和實踐能力的整體素質要求下,各院校新聞傳播學博士學位授權點應彰顯自己的特色,根據自己的學科優勢和特色側重培養博士生,使其成為該領域和方向的頂尖人才,從而促進人才與學科前沿接軌。這不僅要體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選題和創新性上,而且應系統地體現在博士生培養的各個環節上。目前與其他人文社會學科相比,新聞傳播學的整體發展水平并不高,高質量學術研究成果、學養深厚的優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應成為促進新聞傳播學科發展和高層次專業化人才輩出的舞臺。超級秘書網
第五,確保博士生教育的經費投入,開拓多元化經費籌措渠道。要發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經費投入,尤其是在學術研究上以及優秀人才與成果的獎勵上,更應有足夠的經費支撐。隨著高等教育大眾化的實現,高等教育的資助渠道必將越來越多樣化,對此,我們要注意積極爭取,大力開拓、吸納。近年來,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除了通過課題申報,爭取政府和學校撥款外,還十分注意與相關傳媒、產業合作,拓展經費來源。目前,全院博導的科研經費年均人平在8萬元以上。
總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會科學革命和大眾化高等教育的時代,為了使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發展成為一種培養有創造力的優秀學者的有效途徑,應著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結構,擴展其必需的學科知識,力求教學質量優秀和研究設施、成果先進,從而便于其在規模增加的基礎上盡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樣化、高質量的學術體系。
參考文獻:
新聞話語的策略性規則可謂多種多樣，因為題材與體裁的不同，以及傳播語境的不同，會側重于其中幾種策略性原則。
不過，記者運用此策略性規則而不是彼策略性規則，也有主觀因素的影響，即記者傾向于使用該策略性規則，從而形成自己的風格。這種風格會自覺不自覺的與記者所在報紙的風格相符因為記者不能直接發表其新聞話語的文本，而是通過所在媒體機構的編輯。記者、編輯等都是新聞傳播者，因為“記者從事新聞報道，必須同他所工作的媒體保持價值觀念的一致性”并且，即使不完全是，其風格也多少代表著一個國家新聞話語的風格。
一、新聞話語的社會認知功能
（一）事實認知
提供信息是新聞最重要的功能。丹尼斯·麥奎爾在《大眾傳播理論》中，把“信息功能，即提供有關世界上的事件和社會情況的信息”置于媒介五大功能的首位。報紙新聞也不例外。
在現實生活中，每時每刻每分每秒個人生活圈之外的世界都在不停地發生沖突和變化。個體無法到達每一個現場，親眼見到或者親耳聽到事件發生的過程。但是，人們卻很關心個體之外的世界，唯恐自己落后于個體之外的世界。
如此，人們只能借助于一定的媒介去了解外部的世界。新聞則是一個很好的媒介因為新聞注重時效性，其在第一時間，傳播事件的最新情況因為新聞具有可信性，大多數新聞是客觀真實的報道因為新聞的可接近性，現代科技的發展，迅速的、大批量地復制成為一種可能……這些都使新聞成為人們獲取信息的最佳媒介之一。
（二）價值觀認知
受眾希望新聞能夠最大限度地提供有關事實的信息，并對該事實作出判斷，以實現觀望周圍的世界、并盡可能的使自身的行動能夠適應周圍世界變化的可能。但是受眾又不滿足于新聞只是信息的載體，特別是當媒體數量激增、受眾越來越容易接近獲得信息的媒介時，新聞信息繁蕪而不易輕易作出評判。受眾開始依賴于媒體顯性的或隱性的觀點，新聞也就不再只是傳達信息的媒介了。新聞開始向個性化發展或者提供獨家報道或者提供獨到見解。這兩種形式都是實現價值觀認知的最有效形式，價值觀的認知即意味著對某一種觀點的認同。
二、新聞話語的社會交往功能
（一）內部社會整合與互動
我們己經了解到，新聞話語能夠實現人們對社會的認知，包括事實的認知和價值觀的認知。但是，新聞話語的社會功能并不止步于此，新聞話語的傳播者還希望人們據社會認知而作出反應接受之。因為“告知和勸服是新聞話語傳播的兩個層次，前者要人們理解傳播者對某個事件或情境的敘述，……期待受者建立與敘述者所預期的一模一樣的文本再現情境模式后者則……期望將隱匿的言語行為獲得受者的接受，從而實現報道的價值和意義。”
（二）跨文化交際
跨文化交際是指通過解決跨文化交際中的矛盾與問題，并探索如何提高跨文化交際能力。簡單地講，跨文化交際就是指不同文化背景的個人之間的交際，也就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之間所發生的相互作用。提高了跨文化交際能力，有利于消除交際障礙，防止交際摩擦，拓寬視野、促進文化交流。
新聞話語通過不同形象的塑造，實現受眾對對象國的認識。這種認識將影響并引導受眾實際社會生活，或者以“競爭的態度”，或者以“敵對的態度”，進行跨文化交際。
三、新聞話語的社會權力功能
（一）新聞話語是權力的象征
從新聞傳播者個人來說，新聞話語對事實的傳播具有突出其中一個方面的特點就一個國家來講，新聞話語側重于某一類事實的傳播。這種傳播方式對受眾的影響是，“多數情況下，報紙可能不會成功地影響人們怎么樣考慮問題，卻能有效地決定人們思考什么問題?！?/p>
當社會中某一集團或階層掌握新聞這一媒介的時候，勢必會側重于報到有利于集團或階層利益的新聞事實或是不利于其他階級利益的新聞事實，作為“對新近發生事實報道”的新聞因此而傾向于對一定層面意識形態的提升。這種提升作用，使新聞話語具有控制人的思想意識乃至行為規范的能力。
（二）“話語權”與“話語霸權”
新聞話語的權力功能是指就新聞話語在社會生活中所發揮的作用而言的，容易與其混淆的概念是本文第一章出現的“話語權”，也是當下日常生活中被大量應用的一個詞。
作者的理解是，話語權是指個人或集團發表意見、觀點的權力。也就是我國憲法所規定的，公民具有言論自由的權力。但現實生活中，言論自由的權力已被狹隘化在媒體上發表言論的權力。因為大眾傳媒以其廣泛的受眾和重大的影響力，成為發表意見或觀點的一個重要媒介，所以成為爭奪話語權的重要資源之一。
而在全球傳播研究中比較重要的一個概念是“話語霸權”，即“當傳媒的話語權過度發揮時，其話語權就成為一種霸權”。這是因為一定的大眾傳媒代表著某一集團或階級的利益，所以該“集團的話語權”構建起傳媒的“話語統治權”，這種話語統治權使它有能力扭曲接近整體的傳媒空間，并以其覆蓋能力，消解其他集團的話語力度。根據大眾傳播學的“知溝理論”，發達國家—如美國—在全球傳播中，憑借其高科技手段，占有大量媒體資源，使新聞流通呈現單邊性，并因此出現新的殖民行為—通過新聞話語等大眾傳媒在發展中國家進行意識形態的滲透。
結束語
通過研究中發現，“新聞話語”的研究，提供了認識新聞及新聞傳播新的角度。作為語言系統與社會環境交匯點的新聞話語，必須遵守語言的構成性規則，如普利策新聞獎作品須遵守英文的語法要求，中國新聞獎作品須遵守漢語的語法規則，否則新聞話語根本無法傳播必須符合一定社會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等方面的屬性。一定社會文化下的新聞話語，也是社會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只有以客觀的和發展的眼光對待兩種形式的新聞話語，才能促進文化上的心理認同，使新聞話語更好地建構一個文化上的自我，發揮其豐富的社會功能。
除語言學、文化學外，新聞話語的研究可能會涉及更多的學科知識，故已吸引政治學、社會學等研究者將其作為研究對象。隨著越來越多學科知識的融入，也將不斷擴大新聞學的研究范圍，并提高其研究水平。
參考文獻：
[1]姚里軍《中西新聞寫作比較》（第一版）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5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