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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淺論人力資源的開發與管理
3.論飯店人力資源管理系統
4.西部大開發與全面提高民族地區勞動力素質
5.淺論知識經濟條件下的人力資本產權問題
6.國有大型企業組織人事制度改革的經濟學思考
7.假日經濟提出的人力資源管理問題探索
申報高級經濟師者自己在所報論文中指定某篇為答辯論文。答辯專家組據此文出答辯題并考核學術水平。該項賦分最高，按三個方面:
①選題準確，成果在國內外居領先地位，影響較大。賦分范圍30一40分。
②選題正確，成果在國內外居中等水平，影響一般。賦分范圍10一30分。
③選題較差，研究價值不大。賦分范圍1一10分。
經濟論文的選題標準正確是確定答辯者對于經濟科學某一問題研究的范圍和方向。由于這是進行經濟科學研究，撰寫經濟論文的起點，而任何一項經濟科學的研究都是從選題開始，所以這個問題極其重要，賦分值范圍最高。
這是因為:其一，選題決定著經濟論文的價值。只有選題精(準)確，即有對研究意義的課題，論文才有重要意義。其二，選題關系到經濟論文的成敗。雖然選擇價值高，但內容與難度與自己的條件、能力不相適合的課題，那么也難以成功。唯有選題的內容、大小以及難易程度都較適合本人的業務與水平特點，論文成功的希望才大。正因為如此，有人說選擇了一個好的論文題目，論文就成功了一半。其三，選題為自己學術研究確立了目標。作為高級經濟師應當將自己的經濟管理業務中最感興趣的部分上升到經濟科學研究高度，并從提出問題到解決問題整個合理的邏輯過程體現自己知與識的水平和學術能力。其四，選題代表著本人的學術態度。作為高級經濟師的論文必須有嚴謹的科學態度，立足個人實踐和深入調查來研究，結合發展經濟的歷史使命來選擇論文題目。這樣才能使論文選題達到較高水平，有一定的研究價值。
怎樣才算有較高水平和研究價值呢?選題在上述四點的基礎上，立足本人經濟工作實際查閱相關文獻資料，了解相關經濟學科歷史與研究、發展現一22一狀、動態。這樣便知道自己的研究論文當前達到什么程度，還有哪些問題尚待解決。這樣的論文體現了在學術研究方向上的探索性與先進性，而不是盲目性、重復性，甚至是抄襲他人之作。為此，要做到:一是盡量選擇與本人經濟工作相關而急待解決的課題。這些間題力求貼近現實經濟，或是有關經濟方面的新問題，并有重要現實意義。作者應以較強烈的社會責任和事實上的理論高度，對這些嘔待解決的課題提出獨到見解，不怕標新立異，具有理論勇氣，目的在于推動經濟發展和改革開放。二是選擇新發現、新創造的課題。參加答辯的同志一般都從事經濟工作多年，提交出的論文應是代表自己在經濟_〔作研究中的發現，新創造、新思路的杰作。探索經濟問題是經濟工作者的使命，也是高級經濟師應具備的素質和條件之一。可以說每一位用心者在長期的經濟工作中都會有思考和發現。不敢稱發現和創造的人往往是自卑和悲觀的。你既然申報高級經濟師，就應以高亢的理論勇氣闡述自己的新觀點。三是對空白的填補。由于科學發展、社會的進步，特別是改革開放對于經濟機制的重建，出現了許多前所未有的新問題、新情況，從而造成理論與學術暫時的空白與缺項。高級經濟師敢于直面這些空白的填補，不僅是對自己經濟工作的推動和提高，而且由于間題的新穎也容易引起經濟界和學術界的關注。四是對于通說的糾正。即對于通行的看法和傳統的作法以及某些經濟研究成果的針對性糾正。通過新的研究和實踐對于某些通說錯誤觀點、偏頗結論的糾正，使人們得到正確的認識，無疑顯示了學術的高水平，且能正確地指導經濟_E作。五是對于前說的補充。這是以新的實踐和研究成果，對于前人研究成果與結論予以補充、豐富和完善。綜上五點所述，經濟學的論文在多數情況下總是先提出某些假說，經過實踐與研究的驗證，使其成立。各種選題唯在創新理論勇氣中，才可產生有較高學術水平的經濟論文，這不僅僅是對于高級經濟師本人水平的提高和開拓，而且對于經濟科學一系列學術問題的研究乃至突破會具有相當的重要意義。
二、關于綜合分析問題能力
對于高級經濟師答辯中綜合分析問題能力的考核，是答辯中的重要部分。主要從三方面考核計分。
①抓住間題實質，分析透徹，建議新穎合理。賦分范圍20一30分。
②觸及問題實質，分析正確，建議合理。賦分范圍10一20分。
③沒有抓住問題實質，分析一般，建議可用性不大。賦分范圍1一10分。
對于高級經濟師來說，作為經濟工作的軟專家，理所應當具備較強的綜合分析問題能力。就從事領導工作者來說，這種能力應體現在:領導觀念科學化;組織行為科學化;領導方法與領導程序的科學化。由以上這些方面所形成的素質通過答辯展示出本人的思想和分析問題的能力，從而考察其領導的群體組織和領導活動產生的效果。能否抓住問題實質是領導素質的重要方面。
作為高級經濟師，應當通過答辯抓住問題的實質，展示出自己的知識結構。一是反映本人的基礎知識。這包括較豐富的社會科學和一定的自然科學的基礎知識。在交叉學科方面還應當了解有關行為科學、公關學、領導學等知識。二是反映本人的專業知識。包括專業基礎知識和專業技術知識。首先應掌握較寬的專業基礎理論，熟悉經濟管理方面與自己業務有關的基礎理論學科知識。其次，要能掌握并應用系統的現代管理與管理科學方面的知識，如市場營銷、經濟信息、經濟預測、經濟決策、企業管理、科學技術管理、經濟管理、技術經濟、數量經濟、經濟分析等方面的知識。有的還應有較豐富的涉外經濟知識。
傳統經濟學的理論假設及相關原理與現實的偏離,催生了行為經濟學這一新興分支學科,有力地推動了當代經濟學的發展。行為經濟學對理性人效用最大化和均衡產出等標準經濟理論內容構成了挑戰,近年來行為經濟學在市場競爭行為、勞動經濟和金融等領域獲得廣泛應用,有利于解釋很多復雜的社會現象。
一、行為經濟學發展歷程的回顧及其主要觀點綜述
行為經濟學興起于20世紀90年代,它對傳統經濟學的基礎,即假設人的行為準則是理性的,不動感情的自我利益,提出了挑戰。在這種思維方式下,人類對外在事物的認識是清澈了,但是把人、人的行為、人的精神等非理性方面則舍棄了,并把其簡化為一個個的點或一條條的線。人也成為了“扁平的人”。但是,不少經濟學家的研究發現,這種以完全理性人假定搭起的優美的理論大廈無法通過檢驗科學的方法來檢驗與研究人的內在本性,也無法觀察到現實中人的經濟行為,因此更無法來解釋許多人的經濟行為之謎。這種局面到20世紀90年代才得以轉變。萊布森等美國經濟學家提出了一種名為“行為經濟學”的經濟理論新流派思想,向主流經濟學提出了質疑和挑戰。
行為經濟學是一門試圖將心理學的研究成果融入標準經濟學理論的科學。行為經濟學嘗試對非理進行研究,打破了主流經濟學的界限及視域,在現實人的基礎上發展了主流學派的經濟人概念。行為論者并沒有拋棄主流理論,而是贊同其注重理性的,維護自身利益的行為。但是,他們堅持對這一理論加以修正。他們認為,經濟人也對具有偏見的推理,自我沉溺、自我毀滅的行為和種種其它人類缺陷和長處做出反應。行為經濟學理論還關注公平、互惠和社會地位等許多其他方面,因此,行為經濟學試圖對傳統假定進行修正。丹尼爾•卡尼曼(danielkahneman)、理查德•塞勒(richardthaler)、馬修•拉賓(mattewrabin)及已故著名行為經濟學家阿莫斯•特維爾斯基(amostvesky)是行為經濟學研究領域中富有創見,具有代表性的理論家。概括來講,行為經濟學主要就是:預期效用理論;偏好的一些典型特征;偏離理性的特征分析這三類代表性觀點。
二、行為經濟學的理論延伸范圍及領域
行為經濟學之所以盛行,不是因為其敢于對傳統經濟學提出挑戰,更因為是行為經濟學能夠自圓其說,其一些假設和理論觀點能夠更好地解釋現實,能讓大多數人更容易理解和接受。行為經濟學在現實中的理論主要延伸到以下領域:
1.當今市場競爭行為的心理特征
標準經濟理論描繪的市場供求關系和價格需求規律的適應條件非常有限和嚴格。而向當今全球市場新格局和競爭合作新特點,許多高新技術產品、具有自然壟斷性質的產品、符合民族和地域特色的文化產品,以及電信市場、網絡產品市場、資本市場、房地產市場和文化產業等,引起了消費選擇行為新的變化,頻頻表現出明顯的偏離價格需求規律的現象:降低價格未必能保住市場占有率,屢屢奏效的一些非價格競爭策略和手段越來越受到重視,尤其是在中國市場供應和秩序、收入和社會則富分布、消費觀念和習性、生產力和科技創新水平處于相對落后和低下的情況下,消費選擇行為與標準的理論描述相距就史遠。無論是消費行為、企業經營行為和投資行為等,市場競爭行為選擇中心理因素的影響特征非常明顯。
2.勞動經濟學
宏觀經濟學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是非自愿失業——為什么一部分人找不到工作(不包括自然失業率和工作變動時的摩擦失業)?原有理論對此給出了一個“公認”的理由,假定工資是在市場出清水平上預先給定的,以此為標準若勞動力過量供應,就會造成失業。但工資為什么要定那么高,而且還是剛性的呢?為什么有人頻頻跳槽,而另一些人則愿意終生廝守一個單位?這些不是能用勞動力市場供求規律簡單解釋的。“有效工資理論”、阿克洛夫(2001)的“交換禮物”等都試圖給出合理的解釋。理論和實踐似乎證明了在工資和努力水平之間有很強的正相關性,并且在長期內是很穩定的。行為經濟學的研究表明,現實中勞動力市場并不是簡單地遵從工資水平提高、勞動力供應增加這一規律。如出租汽車司機并不只是由每人收入的高低來決定工作時間的長短;老師讓一些學生參與科研課題,學生們不會僅根據報酬或津貼的高低做決定;幼兒園制定罰款制度是為了讓父母親及時地接孩子,但結果是適得其反。這些是因為當工資與價格變化的行為中包含道德和情感成分時,標準經濟理論中的價格交換效應就應予以修正。因為勞動者對勞動與休閑的價值判斷是因人、因行業、因時點不同而異的。另外,行為經濟學還研究指出,承擔風險、經營管理等活動也是一種類型的付出和勞動。
3.行為金融學
行為經濟學在金融投資領域的應用研究取得了豐碩成果。在金融學中,有效市場假設的作用是奠基性和舉足輕重的。資產定價的標準均衡模型假定投資者僅僅關心資產風險,并利用公共信息盡可能準確地預測股票收益。這些假設在某些時候確實能做出確切的預測,但當價格變化的自相關性近似為0時,證券市場上卻出現大量異常現象。這些不規則現象促使研究具有有限理性假設的資產投資者的“行為金融”(behavioralfinance)論應運而生(Baker,etal.,2004)。金融學中一個重要的異常現象是“股票收益之謎”:股票的平均回報要比債券收益高得多,為什么高收益對應高風險,并沒有令人信服的實證研究支持這一理論。為了說明其中的緣由,行為經濟學假定投資者具有損失規避的行為偏好,這能更合理解釋風險與收益之間的對應關系。行為經濟學的研究還發現經驗不足的經紀人的反應如何遲滯,而長期操盤手的反應為何又過于敏感。行為經濟學還通過紐約證券交易所股票的年成交率的實例來研究資本市場規模問題,關于個體股票交易行為的數據表明,部分投資者的盲目自信一定程度上會導致股票市場規模的極度膨脹,股票市場上的許多現象都與投資者的心理活動和行為有直接的聯系。
行為金融學的迅速發展,是由于金融理論把“寶”都壓在“有效市場假設”上了:投資者有充足的理性以至能夠觀察和利用歷史資料。有人曾將有效市場假設美譽為:社會科學中認識最完善的一種規律性,然而,股票價格波動太捉摸不定了,以至不能反映內在的真實情況。行為經濟學發現了一種基于人心理活動的過度反應效應,客觀、深入地研究一系列異常現象,有助于用事實更精確地檢驗市場有效性假設。當然,從發展的眼光來看,行為經濟學也迫切希望盡可能地減少心理學的內容,正在努力探討用一種統一的方式來解釋金融市場上的異常現象。
1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發展的背景、理論主張的簡介
發展到現在,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已經經歷兩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提出理性預期、持續市場出清的假說,并在此基礎上強調了貨幣沖擊對經濟周期的作用,提出了貨幣與產出的相互作用中貨幣作為誘因的理論,并認為政府的貨幣政策是無效的,它并不能影響總產量的變化,而只有未被預見到的貨幣供給變化才能真正影響到實際總產量。這一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美國芝加哥大學的經濟學教授小羅伯特•盧卡斯,托馬斯•沙金特,尼爾•華萊士等。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第二代則對盧卡斯的貨幣經濟周期理論提出了反對意見,從實際因素方面尋找經濟波動的根源,提出了完全信息下真實均衡的變動,強調了技術沖擊和貨幣的內在性等理論,并提出了相應的政策主張。第二代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芬•基德蘭德,明尼蘇達大學的愛德華•普雷斯科特,羅切斯特大學的羅伯特•巴羅等。
具體來說,新古典宏觀經濟學一般都接受以下四個命題:
(1)私人經濟是可以自身穩定的;
(2)貨幣在長期是中性的;
(3)貨幣在短期也是中性的;
(4)凱恩斯主義積極干預的經濟政策是有害的。
第三個命題意味著,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家認為,短期的菲利普斯曲線也不存在。這是貨幣主義Ⅰ與貨幣主義Ⅱ的主要區別。
目前,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和凱恩斯主義一起并列為西方主流經濟學派中的兩大流派。
2“政策無效”的命題、主張以其意義
理性預期學派認為,菲利普斯曲線的交替關系即使在短期內也不存在。因為在理性預期條件下人們已經估計到貨幣供應量增長后可能發生的實際后果,從而采取了預防性的措施(比如預先要求提高貨幣工資增長率和利息率)。這樣,一旦貨幣供應量增加,就只能導致物價的上升,產生通貨膨脹的變化,而不能使工資和利息率下降。所以,政策的變化連暫時的產量增加和失業率下降的目的都達不到。赫爾姆特•費里希對此說到:“理性預期導致十分不同的意義。由于經濟當事人了解這個模型的各個參數,所以貨幣供應量增長率的任何變化不僅引起通貨膨脹率的變化,而且也引起通貨膨脹率預期的變化,從而不會對這一體系的實際變量產生影響”。在理性預期學派的經濟學家看來,“在貨幣政策的反饋規則之間做出選擇對于具有合理預期的新古典主義經濟中失業率的隨機變化是無關的。
根據這樣的觀點,理性預期學派推導出一個非常重要的命題,即是貨幣政策無效性命題。該命題認為,貨幣供給中的可預期部分對就業、產量或其他的實際變量均無影響,其中不能被預期的部分或貨幣供應量意外的不規則的變動,雖然能夠對上述變量產生一定量的影響,但其作用只會加劇經濟的不穩定與波動。因此,政府的經濟政策,無論長期還是短期都是無效,其結果都是引起通貨膨脹。下面用AD-AS模型加以分析。
AD代表總需求曲線,AS代表總供給曲線,Yn代表與自然失業率相對應的就業率水平下的國民收入水平。假定最初AD與AS相交于初始均衡點E。如果政府認為該國民收入水平不能達到充分就業的均衡,決定增加貨幣供應量來刺激需求。那么,按照凱恩斯主義者的觀點,總需求將會從AD相右上方平移,產量和物價都會上升,失業會相應減少。現代貨幣主義者認為,短期內貨幣政策將會產生效果,但是,在長期中,貨幣政策是無效的,失業率會回到自然率的水平,而通貨膨脹率將更加嚴重。理性預期學派認為,人們對價格水平的預期并非固定不變或者僅僅依據過去的經驗得出,而是會考慮到未來貨幣供應量的變化情況。處于對自身經濟利益的考慮,經濟活動的主體會充分利用目前所得到的一切相關信息,較為準確的預期到貨幣政策的變化而造成的物價上升。于是,工資、利率等名義變量都會立即向上調整。結果,總供給曲線和總需求曲線分別從初始狀態向左上方平移和右上方平移,新的均衡點仍然處在原來與自然失業率相一致的就業率水平上,只是價格水平因為貨幣政策的變化(增加貨幣供給量)而提高到了新的水平上。
根據政策無效命題,理性預期學派認為,即便在短期內,菲利普斯曲線也是一條位于“自然失業率”水平上的垂直線。通貨膨脹和失業率之間不存在任何替代關系。對此,盧卡斯說“當擴張的貨幣政策反復推行時,它就不再能實現自己的目標。推動力消失了,對生產沒有任何刺激作用。預期得到擴大,但結果卻是通貨膨脹,而不是別的”。
3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的基本政策主張
由于理性預期學派的一個主要的原則就是:經濟如果不反復遭受政府的沖擊,就會基本上是穩定的。所以,他們認為,凱恩斯主義所主張的干預經濟生活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能夠生效的暗含前提是:政府可以出其不意的實行某種政策以影響經濟生活。但是,政府要取得社會的支持,就不能在經濟政策上對社會搞突然襲擊,而要按照既定的規則和程序辦事,這樣,在理性預期條件下,政府的經濟政策就是無效的了。
對凱恩斯主義的“積極宏觀政策”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派的經濟學家提出了三種批評看法:
(1)他們認為,日益增多的經驗和理論證據表明,凱恩斯主義的經濟政策在產量、就業或其他經濟總量方面不會取得成效。即便在某些場合,凱恩斯主義的經濟政策也許在一定程度上能影響經濟生活,但他們不可能克服經濟周期。
(2)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派經濟學家認為,任何一種理論都應該明確的告訴人們經濟政策的后果。政策的結果確定性越小,實施政策就要越小心謹慎,因為任何一項錯誤的政策都會將事情弄得很糟。而凱恩斯主義經濟政策的結果大部分就是不確定的。因此,政策的制定就需要從容不迫,加倍小心,決不能用那些曾經使用過的大規模的凱恩斯主義措施去刺激經濟。
(3)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家認為,對于許多凱恩斯主義經濟政策,即使知道他們的結果,也仍然無法判斷這種結果是不是符合公眾的意愿。根據凱恩斯主義方法來制定經濟政策的人,無法讓經濟中的個人去選擇自己認為有良好結果的政策。他們是被迫選擇這些政策的。其結果是,除非人們的偏好恰好和政策制定者的規定相配合,否則,這些經濟政策很有可能是人們的處境普遍的變得更糟。
參考文獻
[1]戴維•羅默著,王根蓓譯.高級宏觀經濟學(第二版)[M].上海:上海財經出版社,2003.
一、基于經濟學與社會學的市場研究
市場本意是指“貿易”或“貿易的場所”,西方市場含義從原初的“一個交易者進行交換的物理空間、人們的聚集以便從事相關的經濟活動、進入市場進行交易的權利”,到近代的市場意味著“一般性的買賣關系”。從那時起,經濟學家把市場視為一種抽象的價格機制(朱國宏,1999)。當前,主流經濟學仍然把市場視為理性個人決策者基礎上的價格機制。
從歷時維度梳理市場的經濟學研究,可從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與論點中得到體現:亞當•斯密《國富論》中把市場的主題定義為市場與勞動的分工及市場對價格的影響;馬歇爾的邊際主義學派分析市場的局部均衡理論——生產者對利潤的最大化追求與消費者的效用最大化需求;以米爾斯(L.V.Mises)和哈耶克(F.A.Hayek)為代表的奧地利學派的市場過程理論——自發秩序的市場,排除外在干預如國家、法律等;凱恩斯對薩伊定律的批判——強調國家政府干預的市場無效問題;以及二戰后以諾思、威廉姆森和科斯等人為代表的新制度主義對市場的研究——把市場當作一種社會制度。
經濟學家關于市場的研究忽視了“市場本身是什么”的思考,存在把復雜的市場現象簡單化為純經濟問題來處理的弊病。當然這其中經濟學制度學派的市場理解——把市場視為一種制度,為經濟學與社會學共同關注“市場”提供了一個重要的窗口。正如喬治•斯蒂格勒(GeorgeStigler)曾提到,“經濟學理論是關注市場的,(而同時)它也正是造成一種困窘境地的根源,即人們很少將注意力關注于市場理論”(GeorgeStigler,1967);道格拉斯•諾思(DouglassNorth)也指出,“非常奇怪的是,經濟學文獻關于新古典經濟學的核心制度即市場的研究是如此之少”(North,1977);科斯(R.H.Coase)更是認為“經濟學家宣稱要研究市場,但是在現代經濟理論中,市場自身比公司的存在更為模糊”(Coase,1988)。
市場現象是復雜的,正由于市場現象的復雜性以及經濟學自身對市場研究的反思——尤其是新制度經濟學的努力,促使了對市場研究的“社會化”。與此相應,從經濟社會學的視角研究市場的古典作品中,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分析,認為資本主義的市場實質是一種社會性的構成形式,市場是由社會關系組成的;韋伯強調的權力競爭的市場——在市場中發生的社會行動往往是以競爭的形式開始而以交換的形式結束的;波蘭尼在《大轉變》一書中力圖進行的工作就是認為具體的市場是嵌入于社會結構之中的,并由現實的社會結構所決定;塔爾科特•帕森斯(TalcottParsons)與尼爾•J•斯梅爾瑟(NeilJosephSmelser)在《經濟與社會》中,他們主要是在結構——功能的系統分析中闡述了社會體系支撐下的市場。
瑞典著名的經濟社會學家理查德•斯威德伯格(RichardSwedberg,2005)把市場看作是一種社會結構的市場,強調市場是各方間通過交易而維持的不斷發生的一種固定互動模式;美國的社會學家尼爾•弗雷格斯坦(NeilFligstein,2008)主要從市場的制度角度出發,認為一個穩定的市場需要產權、治理結構、交換規則和控制觀等制度的需要才有可能。在如何塑造市場的問題上,弗蘭克•道賓(FrankDobbin,2008)主編的《經濟社會學》一書中的作者們,特別關注影響市場形成與演化的四個因素:政治制度、經濟模型、社會網絡以及經濟理念等。正如理查德•斯威德伯格認為還存在另外一些從事經濟社會學研究的方法,它就是在法國發展的一種他們自己獨特的市場社會學方法,其代表人物就是著名社會學家皮埃爾•布迪厄(PierreBoudieu),而且構成了市場研究的最前沿(斯威德伯格,2003)。布迪厄在經濟社會學方面的主要著作,包括《1960的阿爾及利亞》(Algeria1960)、《區隔》(Distinction)、《經濟的社會結構》(TheSocialStructuresofEconomy),以及《經濟人類學原理》(PrinciplesofEconomicAnthropology)一文中的綱要性闡述。布迪厄對市場問題研究的切入,主要是應用他的場域-資本-習性概念工具及其理論框架。
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源于從計劃經濟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型。這是對經濟發展模式的另外一種思路,這種思路顯然不同于西方經濟發展的模式?！爸袊涷炈坪跏菍ξ覀儸F有經濟發展理論之主要原理的一個巨大挑戰”(弗雷格斯坦,2008),是否存在一種特殊的市場營銷模式,本文意欲以周寧人在滬建構鋼材專業市場為例,探討周寧人的市場營銷實踐所帶來的理解市場建構的新視角。本文主要探討以下幾個問題:為什么一個人口不到20萬的小山縣現在卻有6萬人在上海(主要集中地)及周邊從事鋼材貿易行業,周寧縣人在上海的幾十個鋼材貿易專業市場是如何被建構起來的?以及鋼材專業市場內部運作邏輯是什么,為什么近十多年來周寧縣人紛紛涌入鋼材專業市場從事鋼材貿易行業,而不是其它的行業,鋼材是同質性強且資金密集型商品,在市場中競爭強烈的企業如何獲得利潤從而進行自身的再生產,以及鋼材專業市場的發起、穩定與變遷的內在動力、變化機制是什么。
二、營銷場域:市場運作的分析方法與范式
(一)“場域-資本-習性”及其分析
皮埃爾•布迪厄(PierreBoudieu,1930-2002),是近40年來在西方學術界中被人們引用最多的當代法國著名的社會學家、人類學家和思想家,布迪厄的作品主要是創建了一種“建構的結構主義”的獨特思想風格和理論研究的新視野。布迪厄的理論雖然艱深,但有一組核心概念和社會學的分析方法,即“場域-資本-習性”。布迪厄的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在提煉出一般的場域理論分析方法的同時,“確信只有深入一個經驗的具有歷史處境的現實的特殊性中,才能理解社會最深刻的邏輯”(布迪厄,2007)。針對本文研究的鋼材專業市場,這個方法論的意義在于根據鋼材市場具有的特有運作邏輯,尋找鋼材專業營銷場域的“本土”性的現實機制——經驗的特殊性。
要運用布迪厄的場域理論理解市場的運作,首先必須理解布迪厄研究方法論上的“關系性思維”;其次是要分析他的性情傾向行為哲學——習性概念,這是分析與理解營銷場域的關鍵;第三,要理解不同場域有不同的“邏輯與運作規律”。場域具有“場域的同構性”特征,即“差異中的相似”(BoudieuandWacquant,1992;2004),以及掌握“場域-資本-習性”的一般特征與分析營銷場域的方法和步驟等。布迪厄研究方法論上的“關系主義”,主要是認為“社會科學無需在這些極端(行為與結構)之間進行選擇,因為社會現實既包括行為也包括結構,以及二者相互作用而產生的歷史,而這些社會現實的材料存在于關系之中”(布迪厄、華康德,1992;2004),其場域與習性概念的分析體現了關系性思維的分析特點:“一個場域由附著于某種權力(或資本)形式的各種位置間的一些列客觀歷史關系構成,而習性則由‘積淀’于個人身體內的一系列歷史的關系所構成,其形式是知覺、評判和行動的各種身心圖式”。
布迪厄認為習性是作為一種生成的自發性,在與不斷變化的情境的臨時遭遇中確定自身,它遵循著一種實踐的邏輯,這種邏輯雖然含糊,帶有大約的性質,但卻確定了與世界的日常聯系(布迪厄,2005)。習性體現了“結構化了的結構(structuredstructures)”和“促結構化的結構(structuringstructures)”兩層含義,結構化了的結構是指習性源于早期的社會化經歷,是結構的產物,為行為設置了結構性的限制;促結構化的結構是習性作為一種結構化的機制,是實踐的產生者,為實踐的生成提供原則(布迪厄,2005)?？傊?習性的核心意義在于它表示行為的身體基礎與認識基礎,強調創造性、生成性,但同時又是習慣性的行為方式。如戴維•斯沃茨闡釋道,“它們指向一種實踐的而不是話語的,前反思的而不是有意識的、身體化的同時是認識的、再生產的但又是創新的行為理論”(斯沃茨,2006)。
何謂場域,布迪厄曾如此定義:“從分析的角度來看,一個場域可以被定義為在各種位置之間存在的客觀關系的一個網絡(network),或一個構型(configuration)。這些位置的存在和它們對占據特定位置的行動者或制度所產生的決定性影響都是客觀決定的;而決定這些位置的是它們在不同類型的權力(或資本)分配結構中實際的和潛在的處境,以及它們與其它位置之間的客觀關系(支配關系、屈從關系、結構上的對應關系等等)”(布迪厄,1997)。按照布迪厄的觀點,場域即游戲的實踐空間,場域運作與轉變的原動力在于場域的結構形式,特別是根源于場域中各種特殊力量之間的距離、鴻溝和不對稱關系;場域中不同位置的占據者用各種策略來保證或改善自己在場域中的位置,獲取更大的利益,以便進行自身的再生產;場域就是處在不同位置的行動者之間利用手中的資本依靠各自的習性進行爭斗的空間。
資本是積累的勞動(以物化的或“具體化的”、“肉身化的”形式),當這種勞動在私人性即排他的基礎上被行動者或行動者小團體占有時,這種勞動就使得他們能夠以具體化的或活的勞動的形式占有社會資源。資本是以同一的形式或擴大的形式去獲取生產利潤的潛在能力,資本包含一種堅持其自身存在的意向,是一種銘寫在事物客觀性之中的力量(布迪厄,1997)。布迪厄認為資本主要有四種形式:即經濟資本(財產)、文化資本(尤其是教育資歷)、社會資本(主要體現為社會關系網絡,尤其是社會頭銜)和符號資本。資本與權力是相連的,一個人擁有資本的數量和類型決定了他在場域空間中位置,各種資本之間存在相互轉換的可能性,經濟資本是具有決定性的力量。
布迪厄認為習性、資本和場域之間是一種雙向互構關系,這主要表現在:(1)習性取決于場域中行動者的位置,而位置是由資本的占據而構成;(2)場域對習性是形塑關系,同時場域制約著習性;(3)習性對場域有認知的建構關系,場域是一個被賦予了價值和利益,值得行動者去投入的世界;(4)資本與場域是相依共存的,資本的價值取決于它所處的場域,行動者使用資本的行動策略也決定于行動者在場域中所處的位置;(5)場域是一種網絡結構,如果沒有資本,空洞的結構也是沒有意義的。
布迪厄認為根據事物具有“結構與功能的同構性”特性,說明了不同場域具有差異中的相似性——場域具有同構性特征,即“在場域發展出同型的特征——諸如統治位置與被統治位置、排除策略與侵占策略、再生產機制與變遷機制等——的意義上,不同的場域具有同構性”(沃爾茨,2006)。這是布迪厄場域分析的重要方法論原則,也是場域理論的解釋原則。正基于這種觀念,本文提出的“營銷場域”就具有了布迪厄場域理論的依據。
另外,布迪厄認為開展場域研究的必要性步驟是:第一,必須分析與權力場相對的場的位置,即要把特定的實踐場域與更大的權力場域結合起來;第二,必須描繪出行動者或群體所占據的位置之間的關系的客觀結構,這些行動者或群體是為爭奪在這個場域中的特殊權威的合法形式而展開競爭的;第三,分析行動者帶入他們在場域中的相應位置的習性,以及他們在競爭場域中追隨的社會軌跡(包亞明,1997;布迪厄,華康德,1992;2004;沃爾茨,2006),這為人們分析營銷場域提供了研究進路。
(二)營銷場域:一種市場運作的分析范式
營銷場域理論的基礎假設主要包括:其一,人類的行為無法用理假設分析,更多地是考慮行為合法性,表現在具有在特定情境中人的“習性”實踐上;其二,行為的選擇偏好來自特定場域,即經濟是嵌入在場域的社會結構中,同時制度、規范以內生的形式,建構理選擇的偏好。營銷場域中的行動者在界定自身的利益與目標和制定實現目標的策略時,總是從所在的具有一定的市場結構中尋找資源。
營銷場域從分析的意義上說,可以定義為營銷場域里各個行動者位置之間的客觀關系網絡或構型,強調營銷場域就是處在不同位置的行動者之間利用手中的資本依靠各自的習性進行競合關系的社會實踐空間。這樣理解的市場其特征主要有:強調市場中個人或組織之間的互動、市場出現統治結構或聯盟、能勾畫出市場中行動者各個位置之間的客觀結構,以便行動者的策略選擇、行動者明確占有資本與它們之間的轉換以及強調習性的實踐性。
從概念化的意義上看,營銷場域理論必然是一種市場社會學的分析范式。市場被概念化為場域的一部分,或者說市場本身就是一個場域,它主要說明的是市場是如何運作的,以及市場的動力機制問題。比如以價格為例,價格是由該營銷場域的結構所決定,而非其他,這與經濟學分析市場中價格的形成機制是不一樣的,“價格不能決定整體結構,而整體結構能決定價格”(Bourdieu,2000)。針對作為場域部分的市場,布迪厄強調經濟生活主要是由行動者與特定的行動習性在營銷場域的遇合,同時市場深受某一完整的經濟場域影響。營銷場域的社會結構包括了不同位置間公司的權力關系,它通過各種資本(包括經濟資本、社會資本、文化資本以及象征資本等)的聯合與競爭加以維持,其中一些公司占支配地位(在位者),另一些處于被支配地位(挑戰者),它們之間一直充滿著競爭。另外,在這一場域之外,尤其在國家層面上所發生的一切,比如某個產業政策的變化,在市場內部的競爭中都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斯威德伯格,2005)。場域理論貫通了微觀實踐習性個體與宏觀社會制度、社會結構的互動以及具體的市場起著橋梁中介作用,即市場傳達了個體的實踐引起社會的變化,同時宏觀層面的政策變動通過具體營銷場域而影響場域中個體的策略抉擇。
布迪厄關于市場的最經典論述在于《經濟人類學原理》一文中的表達:“人們所說的市場是兩個互相競爭的行動者之間的交換關系的總和,正如齊美爾所說,這些‘相互作用’建立在一種‘非直接的沖突’基礎上,即依賴于通過權力關系建構起來的場域結構。該場域內的行動者往往不同程度地強化著這種權力關系,他們往往變相使用所能運用的權力,尤其是控制和操縱國家權力”(轉引自斯威德伯格,2005;Bourdieu,2000)。布迪厄強調行動者在場域中實際占有的位置、客觀關系的社會結構而進行競爭,從而不斷進行自身的再生產。布迪厄用“場域-資本-習性”的分析范式,融通了市場中個體、企業、企業組織聯盟,以及市場甚或營銷場域之外政策層面的關系。
三、案例:上海周寧人的鋼材專業市場
人們可以對鋼材專業市場做這樣的理解:從物質存在方式看可以理解為具體的鋼材交易市場,同時從市場承載的內容與功能看又是鋼材商品流通的領域,是利益相關人的社會關系樞紐與窗口,它還連接和反映著特定文化、制度與政策的環境,并且具有“自我強化”、“自我再生產”的機能。做這樣理解的鋼材市場,恰是布迪厄意義上的場域概念化市場所具有的意蘊。由此,周寧人在上海的鋼材專業市場可以理解為:它是由為獲取經濟利益而進駐的行動者——周寧人及相關利益者(企業家、商人、雇工以及與市場相關的利益者,如當地政府等)占據特定的社會關系網絡來確定其社會位置的,行動者憑借各自擁有的特定資本與具有的習性,在一定的營銷場域中生活、經營與管理,同時在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客觀經濟環境與社會結構變化中,不斷地創造、建構、經營和不斷再生產身處其中的市場與自身。周寧人是通過在實際情境中不斷調整其行動策略的(遵循“習性”實踐邏輯的),這種策略是構成營銷場域的社會結構和行動者心態結構的基礎,是市場與市場參與的行動者雙重結構獲得不斷重塑,進行同步同質雙向互動的結果。
閩東山縣周寧人外出務工經商,特別是改革開放后闖大上海的習性來自三個方面:第一,由于地僻土薄、交通不便及歷史上遷徙文化的影響,以“走的越遠越好”的社會心理為驅動;第二,山高丘陵多,隔山一方造就宗族觀念強,在外出務工經商者的族親隱射中形成習性的“前結構”鑄模形態;第三,每年春節期間滬上老板小車鬧山城,成功人士的創業事跡給平常寧靜的山縣籠罩一層厚厚的創業商業氣氛,創業文化習性得以形塑。另外,中國經濟轉型中的宏觀政策支持,也為周寧人到上海務工經商創造了不可或缺的條件。
四、結語
把市場當作布迪厄意義上的場域看待,它注重“場內”運作以及與“場外”場域的互動。應用營銷場域理論理解周寧人在上海的鋼材市場,能更全面地理解市場不僅僅是經濟學意義上的單純價格機制問題,更應把市場當作一種社會結構。這樣理解的市場,其“場”中有鮮活的行動者、行動者之間的互動(競合)、場內行動者和場域本身文化的功能體現與意義表達,以及營銷場域與場外權力場的關聯,等等。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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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皮埃爾•布迪厄.實踐與反思[M].李猛,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4.
關鍵詞：馬克思經濟學市場營銷交換競爭
馬克思的思想體系是人類歷史上的一座令人仰止的高峰。1999年,馬克思被英國BBC評為“千年偉人”。作為一代偉人,馬克思為人類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馬克思經濟學是的基礎,對馬克思經濟學體系的研究,有助于我們更好地認識、理解和掌握。是包括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三個組成部分的整體。馬克思經濟學有別于政治經濟學、經濟學。馬克思經濟學更加明確地是指馬克思本人在其有生之年確立的經濟學基本范疇、方法和結構的總和。通過對馬克思經濟學的研究,可以發現,馬克思不僅在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等領域為我們留下珍貴遺產,而且還形成了馬克思市場營銷思想,這對市場營銷理論的產生與發展作出了較大的貢獻。
一、馬克思關于交換的理論
馬克思經濟學,對交換做了較多的闡述。馬克思指出:“分工和交換是人的活動和本質力量———作為人的活動和本質力量———的明顯外化的表現?！边@表明馬克思對分工有足夠的認識,因為分工的不同產生了交換。在存在社會分工的條件下,交換是可能產品向現實產品轉化的基本途徑。馬克思進一步指出:“產品是作為價值,作為交換價值,作為等價物來生產的,不再是為了它同生產者直接個人關系而生產的?！边@個觀點是馬克思對交換的重視,因為交換是經濟社會中最普遍的現象,這種物與物或通過貨幣為媒介的物與物的交換,都是勞動交換。而交換是市場營銷的核心內容。馬克思還指出:“一切商品對它們的所有者是非使用價值,對它們的非所有者是使用價值。因此,商品必須全面轉手。這種轉手就形成商品交換,而商品交換使商品彼此作為價值發生關系并作為價值來實現?！痹谏唐飞a和商品經濟條件下,任何商品生產商和經銷商,都是為他人需要而生產和經銷商品的,都要通過交換實現價值增值和經營目的,以保證社會再生產過程的順利實現。
二、馬克思關于產品實現的理論
馬克思經濟學,有一個很重要的觀點,就是產品必須滿足市場的需要。馬克思指出:“產品不同于單純的自然對象,它在消費中才證實自己是產品,才成為產品。”這表明,只有消費才能使產品最后完成,才能使潛在產品或可能產品變成現實產品,這個過程是一個由商品變貨幣的過程。馬克思的論述指出了企業市場營銷活動必須對消費者的需求進行調研,根據消費者需求來設計產品,組織產品生產,這樣才能滿足消費者的個性化需求,同時也為社會資源的最佳配置指明了方向,使人類社會做到可持續發展。馬克思還指出:“要生產商品,它不僅要生產使用價值,而且要為別人生產使用價值,即生產社會的使用價值?！瘪R克思所闡述的使用價值,是一個廣義的概念,它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商品是否有用,商品質量好壞,而是產品的整體概念———消費者購買產品所追求的利益(核心產品)、產品的物質形態(形式產品)、消費者得到的銷售服務與保障(附加產品)、消費者在購買該產品時期望得到的與產品密切相關的一整套屬性和條件(期望產品)以及消費者購買產品包括所有附加產品在內的可發展成為未來最終產品的潛在狀態的產品(潛在產品)。也就是說,生產者不僅要生產使用價值,而且還要生產滿足市場需要的使用價值。馬克思的這個觀點,實際就是市場營銷觀念的問題。即生產者要從滿足市場需要出發,根據消費者的需求安排產品的生產,合理配置企業的資源。只有生產滿足消費者需求的產品,才有可能使生產的產品具有一定的價值,進而實現其價值。
三、馬克思關于商品經濟條件下競爭的理論
馬克思指出:“社會分工則使獨立的商品生產者互相對立,他們不承認任何別的權威,只承認競爭的權威?！瘪R克思的論述表明,競爭是商品經濟規律的要求,不是人們的主觀想象。因此,要發展市場經濟,必須要有適當的競爭。馬克思還指出:“自由競爭使資本主義生產的內在規律作為外在的強制規律對每個資本家起作用。”“競爭的結果總是許多較小的資本家,他們的資本一部分轉入勝利者手中,一部分歸于消滅。”在這里,馬克思著重強調了市場經濟是在競爭中實現優勝劣汰的,一個沒有競爭力的企業遲早會被淘汰。在市場經濟中,沒有競爭也就無法實現資源的合理配置。市場調控經濟運行過程只有在競爭前提下才是有效的,市場經濟歸根結底是競爭經濟,競爭是市場經濟內在要求的基本制度原則。競爭本質上體現的是競爭者相互之間的社會經濟關系,即經濟利益關系。馬克思還進一步指出“某種產品今天滿足一種社會需要,明天就可能全部地或部分地被一種類似的產品排擠掉。”這表明,一種產品能夠滿足消費者的需要,是相對于競爭者的同類產品而言的。今天你生產的產品能比競爭者的產品更能滿足消費者的需要,明天可能競爭者生產出了更滿足消費者需要的產品,這樣,你生產的產品就被排擠掉了;再有,企業本身的資源也在發生變化,今天的資源生產的產品,明天可能就被新材料、新技術生產的產品所淘汰。值得指出的是,經濟環境的變化也會引起消費者消費傾向的變化,從而引起消費者需求的變化。由此,給我們這樣一個啟示:要使產品符合日益變化的消費者需求,就必須研究市場,研究消費者的需要,不斷進行市場創新,產品創新。綜上所述,馬克思經濟學的重要論述,對準確理解市場營銷理論,喚起企業、政府對市場營銷理論的研究與重視,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市場營銷理論,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馬克思雖然沒有明確使用“市場營銷”這個術語,但他對市場營銷理論的認識,對其重要性的闡述,要比現代西方市場營銷學者的論述更深刻、更全面。因此可以說,馬克思是創立市場營銷理論的先驅者之一。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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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于閾限概念的獨立學院計量經濟學教學注意事項
由于獨立學院的教學方式主要強調理論與方法的應用和實踐，因此基于閾限概念的獨立學院計量經濟學教學的總體原則仍立足于閾限概念的理解與實際運用，具體地，需要注意以下三個方面：第一，合理安排教學內容。為了突出3大閾限概念，在首節導論課即向大家提出3大閾限概念，在介紹回歸分析的原理和方法時，詳細的說明每個假設的用途，使學生理解每個假設的目的和本質，進而在回歸估計量三個性質的教學中把握無偏性、有效性和一致性的具體條件，并明確理解異方差這一違反假設的情況。在具體教學過程中，以充分的時間介紹三大閾限概念及其聯系，從而建構整個計量經濟學的知識和方法體系。第二，運用軟件展示閾限概念的具體應用。獨立學院的計量經濟學教學應完全從應用性角度出發，運用軟件展示計量經濟學概念、原理和方法。對于3大閾限概念，可用40%左右的時間解釋概念產生的原因與本質，而60%左右的時間結合典型例題講解如何運用計量經濟學軟件如Eviews解決具體的回歸分析建模和假設檢驗問題。第三，通過嘗試撰寫學術論文強化閾限概念的綜合運用。撰寫實證性的學術論文是進行計量經濟學方法綜合訓練的較好途徑之一，可以通過讓學生從選擇題目開始，通過收集數據，建立回歸模型，參數估計，假設檢驗以及進行可能的異方差和序列相關檢驗和修正等等來感受計量經濟學解決綜合問題的方法和程序，通過寫作論文的方式加以體現，然后交流討論，以深化對計量經濟學閾限概念的理解。計量經濟學教學經過以上三個方面的具體設計，幫助學生牢固掌握計量經濟學的閾限概念，提升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
3基于閾限概念的獨立學院計量經濟學教學實踐
以浙江大學城市學院為例浙江大學城市學院是一所以培養應用型人才為導向的獨立學院，也是我國建立最早、最有名的獨立學院之一。計量經濟學課程是浙江大學城市學院金融學專業的必修課程，在大三上學期開設。浙江大學城市學院的計量經濟學課程以提高學生建立回歸模型能力為教學目標，基于Eviews軟件進行教學，每周教學學時為理論（教師講授）與上級實驗（學生練習）各2學時，特別注重學生對計量經濟學閾限概念的理解與掌握。因此，研究浙江大學城市學院的計量經濟學教學對研究獨立學院計量經濟學課程的教學具有借鑒意義。浙江大學城市學院的計量經濟學教學內容為傳統的初級計量經濟學教學內容。教師在講授回歸假設時著重解釋回歸假設的設立目的與合理性，并通過軟件講解回歸假設的驗證，使學生理解并掌握回歸假設。在回歸系數估計量的無偏性、有效性和一致性教學中，通過詳細分析三個性質所依據的不同假設，使學生理解三個性質所應具備的條件從而掌握線性回歸估計量理論。特別地，專門安排約10學時左右的實驗課進行計量經濟學論文撰寫與分析的交流，要求學生自選題目，收集數據，建立回歸模型，進行估計并檢驗異方差、序列相關以及模型設定問題，寫作小論文并在課堂上展示交流。為評價教學效果，選取2010級學生1個教學班共24人進行滿分為5分的教學滿意度打分，學生對計量經濟學課程全部項目的滿意度均達到97%以上，總體平均滿意度超過99%。由此可見，浙江大學城市學院應用統計課程的教學效果非常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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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偏重理論教學，學生理解困難
獨立學院的師資大部分來自于母校，其余的來自于學校招聘的剛畢業的碩士和博士。其授課的共同特點是以講授經濟理論為主，并且在經濟理論的講授中又以數學模型的假設、推導及經濟圖形的解釋為主，較少介紹經濟理論產生的背景，和社會現實聯系較少，沒有用經濟理論去解釋現實中的經濟現象，因此學生學習起來比較枯燥，理解起來比較困難，學生也會覺得學習這門課沒有用，更不會用所學的經濟學理論來解釋經濟生活中遇到的一些經濟現象。
(二)教學內容空洞，學生缺乏興趣
獨立學院自身缺乏經驗豐富和學術水平較高的老教師，年輕教師迫于經濟壓力，教學任務普遍繁重，基本沒有時間去關注經濟學的前沿問題，也基本沒有時間參與省部級的課題研究，因此，在課堂講授中自己的見解較少，講授內容空洞。另外，“宏觀經濟學”課程理論性較強，內容較多，宏觀經濟政策比較“高、大、上”，任課教師教學方法單一，基本采用的都是滿堂灌的形式，故而學生學習興趣不高。
(三)學生數學基礎較差
商科類獨立學院的經濟管理類專業招生以文科生為主，因此，學生的數學基礎普遍不好，而“宏觀經濟學”課程中有大量的經濟模型需要數學推導，大量的經濟圖形需要數學解釋(例如“最大值、最小值、邊際量、最優組合”等)，大部分學生在學習中反應慢，感到吃力、久而久之會對課程產生厭煩情緒。
二、“宏觀經濟學”課程中加入實踐教學環節的注意要點
宏觀經濟理論來源于現實生活。測度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的GDP、經濟增長與衰退、通貨膨脹與失業、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利率、匯率變動等等宏觀問題，與我們的生活密切相關。每個人、每家企業的經濟決策都離不開對這些問題的理性判斷。因此，如果在“宏觀經濟學”課程教學中加入實踐環節，引導學生運用所學理論觀察、解釋生活中遇到的經濟現象，對經濟政策進行分析，那么，不但能夠加深學生對宏觀經濟理論的理解，而且能提高學生學習宏觀經濟學的興趣。經過兩年的探索實踐，筆者發現，只要設計恰當，準備充分，在“宏觀經濟學”授課中加入實踐環節是可行的。但應注意以下幾點:
(一)與地區和行業相結合
獨立學院是伴隨著高等教育大眾化誕生的，并且獨立學院的招生對象主要是省內生源，學生畢業后也主要是服務于本省。因此，在設計“宏觀經濟學”實踐教學環節時，要緊密結合本地區或本行業的具體情況。例如，在講授國內生產總值的核算時，筆者就讓學生統計并比較蘭州市在全國地級以上城市當中GDP的地位、甘肅省在全國31個省份中GDP的地位、人均GDP如何、中國改革開放以來GDP的增長率及在世界主要經濟體中排序等等。分析本省本地區GDP當中消費、投資、凈出口的比重，一、二、三產業對GDP的貢獻及變化。
(二)與經濟熱點、時事相結合
經濟在發展，世界在變化。每年的經濟熱點都不同。“宏觀經濟學”教學要結合經濟熱點和時事來介紹經濟理論，才能夠引起學生興趣，加深學生對經濟理論和模型的理解。例如，2011年中期我國通貨膨脹率較高，因此在講授通貨膨脹與失業這一章的時候，可以讓學生查找2010—2013年的CPI指數，衡量一下2011年中期的通貨膨脹水平，引導學生分析當時通貨膨脹產生的原因，并提出相應的對策;然后讓學生將自己所提的對策與當時經濟學家所提的對策進行比較，并讓他們互相點評。今年我國經濟結構調整進展緩慢，經濟增長下行壓力較大，政府對經濟進行“點穴式”微調，因此，對經濟增長問題和產業結構調整問題的探討應該成為“宏觀經濟學”實踐教學環節設計的重點。將實踐教學內容與國內外經濟熱點和時事相結合可以大大提高學生學習的興趣。
(三)制定切實可行的實踐環節指導方案
“宏觀經濟學”這門課程一般在大二第一學期或第二學期開設，這個時候學生剛開始學習專業課，剛開始接觸經濟學的思維和分析方式，在分析問題時往往感到無從入手。因此，一個切實可行的實踐環節操作方案就非常必要了。所以，在設計實踐教學環節時，教師一方面要注意培養和訓練學生運用經濟學思維分析、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一方面要引導學生制定一個可操作的實踐環節指導方案，指導學生如何查找并篩選想要的資料、如何在可行的范圍進行調研、應該從哪些方面對問題進行分析等。例如，在設計《宏觀經濟政策實踐》這一章的實踐環節時，筆者給學生的題目是:2008年11月國務院推出的四萬億投資計劃對我國經濟發展的利弊分析。同時，我們對如何研究這個問題給出了一個指導方案:第一部分概述四萬億投資計劃實施的背景分析，主要描述2008年經濟危機發生后我國經濟的發展情況、所面臨的國內外形勢等;第二部分描述四萬億投資計劃的具體內容，側重闡明四萬億投資計劃的十項措施具體是什么;第三部分分析四萬億投資計劃的實際效果，例如“四萬億投資計劃實施至今五年多了，該計劃對我國的經濟發展有哪些貢獻，有哪些弊端”等等。這個題目較大，學生可以選擇十項措施中的一項或幾項進行具體分析。應該注意的是，給出指導方案是為了給學生的實踐操作指明方向，提供參考，并不是讓學生必須按照這個步驟分析問題。如果僅僅給學生一個實踐題目，沒有指導方案，沒有實踐步驟，學生往往不知道具體該怎么做，結果就是實踐方法各種各樣，抓不住實踐內容的重點，實踐效果大打折扣。
(四)選擇合適的組織形式
“宏觀經濟學”課程實踐教學可分為課堂實踐教學、課外實踐教學和綜合實踐教學三部分。課堂實踐教學指在課堂上進行實踐教學，主要組織形式有案例分析、角色扮演、專題講座、辯論演講等。課外實踐教學指在課堂以外進行的實踐教學，主要組織形式有社會調查、社會實習等。綜合實踐教學是把課堂實踐與課外實踐結合在一起，組織形式包括課題研究、創業策劃和畢業論文等。通過實踐，筆者認為，專題討論是比較適合獨立學院宏觀經濟學課程實踐教學形式。對經濟現象進行專題討論的具體做法是:根據“宏觀經濟學”每章的內容，為每一個章節設計一個或多個相關經濟專題，將學生分成若干個小組(可以按宿舍分)，讓每個小組自由選擇自己感興趣的題目。然后給出1－2周的時間讓學生收集資料或者進行調研，并形成研究報告(或列出主要觀點和論據)。接著，在本章講授結束后抽出1－2個課時讓每個小組對自己的問題進行陳述。要求每個小組派一名學生代表發言并制作PPT，其他組員可以補充。同時，可以設置兩名評論員對每個小組的表現情況進行點評并打分。為了防止某些組員“搭便車”，可以采用組內學生匿名互評的方式確保所掌握情況的真實性。最后，由教師進行總結，分析各個小組在實踐環節中的優缺點和需要改進的地方，并對專題進行更專業更深入的分析陳述。課后要求學生將修改過的專題研究報告作為平時作業交給教師。需要注意的是，在整個過程中，教師要控制時間、把握節奏，力爭使整個活動緊張而充實。除了專題討論之外，也可以播放一些紀錄片，加深學生對經濟理論和經濟現象的理解。比如通過播放《大國崛起》美國篇，讓學生貼切感受1929－1933年經濟大蕭條時期一方面企業停產、銀行倒閉、工人失業、大批人員流離失所，另一方面農場主把牛奶白白的倒進河里等經濟現象，使學生更直接的理解短期經濟波動的特征，理解什么是生產過剩性的經濟危機，并感受政府購買支出乘數效應的魔力，以及國家如何干預經濟等。實踐教學形式多種多樣，每種組織形式各有利弊，各個學校應該根據院校的實際情況，選擇最佳的實踐環節組織形式。
三、“宏觀經濟學”課程中加入實踐環節的效果分析
實踐證明，在“宏觀經濟學”課程授課過程中加入實踐教學環節能夠有效改善教學效果。
(一)激發學生的學習熱情
實踐教學環節讓教師從滿堂灌式的理論教學轉變為理論聯系實際的實踐教學，學生從被動、消極地聽課轉變為積極、主動地聽課，而且還能夠在實踐過程中根據自己的興趣有選擇地進行研究，既發散了思維，又擴展了知識，學習積極性大大提高，課堂氣氛也活潑生動。
(二)理論聯系實際，提高學生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
實踐教學環節加深了學生對基本理論知識和模型的理解。學生在實踐過程中遇到更深的問題時，會在課下用更多的時間去探究，嘗試將所學理論應用于實踐中。這樣的訓練能夠提高學生思考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為學生畢業后更快地進入工作角色奠定基礎。
(三)培養學生的社交能力和團隊合作精神
專題討論時，分組訓練能夠鍛煉學生的集體協作能力，培養其團隊合作精神，有利于學生更快地融入社會。對于同一個問題，每個學生的理解未必相同，每個人的研究方法也可能各異，一個小組6－8位同學，在討論問題時必然會有爭論，說服其他同學同意自己的觀點、按照自己的研究方法進行研究的過程，就是鍛煉自我能力的過程。同時，研究問題時要進行分工，每個同學都要負責一部分，最后進行總結，因此，最終成果也一定是大家合作的產物。這樣的學習方式強化了學生的合作意識。
在經濟學說史上，奧地利經濟學派的出現應該說始于門格爾（carl menger）《經濟學原理》一書于1871年的出版。接著，龐巴維克（eugen von böhm-bawerk——門格爾德學生）和維塞爾（friedrich von wieser）與門格爾一起，創立了第一代奧地利經濟學。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奧地利學派的第二代傳人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龐巴維克的學生）、邁耶（hans meyer——維塞爾的學生）與哈耶克、哈伯勒（gottfried haberler）、馬克盧普（fritz machlup）、莫根斯坦（oskar morgenstern）、以及羅森斯坦－羅丹（paul n. rosentein-rodan）等一大批學者一起，出版和發表了大量著作，從而把奧地利學派的經濟學推向了鼎盛期。二次戰后，尤其是20世紀60－70年代之后，奧地利經濟學派的一些理論觀點逐漸被新古典主流經濟學所吸納和融合起來了，隨之奧地利學派的理論主張也逐漸模糊起來，于是就有了哈耶克的“自立門戶的奧地利學派雖已不復存在”說。盡管如此，在20世紀60－70年代后，仍有israel kirzner（米塞斯的關門弟子），e. streissller, ludwig lachmann, murray n. rothbard, l. b. yeager, gerald p. o’driscoll, mario j. rizzo, roger w. garrison等一批當代學者在堅持弘揚并重新解釋奧地利學派的傳統思想和理論主張，尤其是自20世紀90年代后，在國際上出現了奧地利經濟學的新一波的復興運動。按照柯茨納（kirzner, 1991）和馬克盧普（machlup ，1982）的總結和歸納，奧地利學派的理論觀點和經濟主張大致有以下8點：（1），方法論上的個人主義，主張對經濟現象的解釋應該回溯到對個人的行為中去解釋；（2），認識上的主觀主義，承認只有通過有關個人的知識、信息、感覺和期望，才能理解和解釋人們的行為；（3），經濟分析中的邊際主義，強調決策者所面臨的數量預期變化的重要性；（4），在市場運行上，堅持認為效用尤其是邊際效用遞減對需求和進而對市場價格有著決定性的影響；（5），機會成本理論，承認影響決策的成本是指為某一目的而使用生產要素所放棄的最為重要的選擇機會，而不是指已被放棄去選擇其他目的的機會；（6），強調消費和生產的時間結構，堅持認為人們有時間偏好，并注意生產的“迂回性”；（7），相信市場和競爭是一個學習和發現過程；（8），堅持認為個人決策是在不確定環境中的一種選擇行為，并認定有關選擇的機會也是決策的一部分。
上述8個主要觀點，部分由奧地利學派第一代傳人門格爾、龐巴維克、維塞爾所初步提出，并經由其第二代傳人米塞斯和哈耶克等學者的深入解釋而變成了奧地利學派思想家們所關注的核心問題和理論意識。奧地利學派的這8個主要理論觀點，絕大部分目前已被當代經濟學家們所接收，從而已幾乎全部被吸納和融合到新古典主流經濟學的理論分析和學術發展中去了。由此可以認為，奧地利學派的3代經濟學家們，已對當代主流經濟分析和人類的經濟思想，做出了巨大的理論貢獻。這已是一個為世人所公認的事實。盡管奧地利學派已對人類知識存量的積累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但其思想方法及其理論主張卻不是沒有問題的。深入探討奧地利經濟學派的思想方法論問題，對未來經濟學的成長和發展，將會具有一定的理論意義，尤其是對經濟學制度分析的未來理論建設來說，可能有著根本性的理論含蘊。
（二）
在上面的分析中，我們已經知道，奧地利經濟學派的思想方法論，可以簡單地歸結為兩點，即方法論上的個人主義和分析進路上的主觀主義。熟悉當代主流經濟學的學者會馬上意識到，奧地利經濟學派方法論的這兩個基本點，恰恰也構成了當代微觀經濟學理論分析的潛隱基礎，并且實際上也是以科斯（ronald coase）、諾思（douglass north）、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和張五常為代表的當代新制度主義（new institutionalist）經濟學理論架構的暗含前提。因此可以說，盡管新古典主流經濟學家和新制度學派的經濟學家們并沒有明言——甚至他們其中的一些學者還并沒有自我意識到——，源自于奧地利經濟學派的這一思想方法論，實際上已構成了當代經濟學理論大廈的最底層的一塊基石。
要理解這一思想方法論的意義及其潛在的問題，看來還要從經濟學的選擇理論上入手。在這方面，當代一位著名政治哲學家諾齊克（robert nozick）生前已做了許多深入的思考和討論，曾發表過“紐康柏問題（newcomb’s problem）與選擇的兩條原理”（1969）、“對紐康柏問題的反思”（1973）、“論奧地利學派的方法”（1976），“經驗、理論與語言”（1986）（這幾篇論文已收入nozick, 1997）等重要論文，并在《個人選擇的規范分析》（nozick, 1990）和《理性的本質》等著作中進一步討論了相關問題。沿著諾齊克的輪辯理路，在以下的分析中，我們將從兩個方面初步討論一下奧地利經濟學派的思想方法論的理論意義及潛在問題。
首先，讓我們來討論和審視一下奧地利學派的方法論個人主義。這里首先應該指出的是，經濟學界所說的奧地利經濟學派的方法論個人主義，一方面非同于政治學即意識形態意義上的個人主義主張，另一方面也與文化研究中的個人主義有著實質性的差別（參韋森，2003a，第六章）。政治學和文化研究中所見的個人主義，均強調“個性解放”、“個人自由”、“個人自主”和“自我獨立”，并且均公開支持在社會經濟活動中個人對自身利益的張揚追求；而奧地利經濟學中的方法論個人主義，其基本主張是堅持要把對經濟現象的理論分析還原到對經濟當事人的個人行為的解釋中去。正如諾齊克（nozick, 1997, p.111）所見，“方法論的個人主義聲言，社會科學中所有合乎事實的理論均可以還原為（reducible to）個人行動的理論，外加一些人在其中行動的約束條件。”
如果把人類社會的所有事實和存在均還原為當事者（agents）個人的行為及其結果，那么，進一步的問題是，是什么決定了并支配著人們行動和選擇？在這個問題上，奧地利學派的第二代傳人——尤其是哈耶克——進一步推進了門格爾及其他奧地利學派第一代傳人的思想，并在分析進路上進一步走向了主觀主義。哈耶克堅持認為，只有通過對有關個人的知識、信息、感覺和期望的了解，才能理解和解釋人們的行為，從而，哈耶克以信息的獲取以及知識在社會中運用作為出發點，構建了他的宏大社會理論的基本框架，也從而極大地推動了人類對自身參與其中的經濟社會現象的理解。應該說，就當代社會經濟理論發展的整體進展和目前格局來看，從門格爾－米塞斯－哈耶克所一脈承傳下來的奧地利經濟學派的理論思想，要比其他經濟社會理論（包括新制度經濟學派的理論學說）具有更強的現實解釋力，并且他們也提供了一個完全自恰的理論體系。對于這一點，我已經在《社會制序的經濟分析導論》第2章中專門做了介紹（見韋森，2001）。
回到個人的行動與人類社會的“生活形式”（我是在西方社會人們的實際使用中包括習慣、習俗、慣例、制度等在內的“social institutions”概念的寬泛涵義上來“等價”使用維特根斯坦后期哲學中的這個術語的）的相互關系上，有了其方法論的個人主義，從門格爾開始，奧地利學派的思想家們就自然而然地把人類社會的種種習俗、慣例和制度視作為只是具有不完備信息和分立知識因而只具備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的個人參與社會博弈的適應性演化的“非企劃的結果”（unintended result）（參menger, 1883, book 3, appdenices i-iii）。哈耶克（hayek, 1960，pp.58-60）后來進一步發展了門格爾的這一思想，并在《自由的構成》中提出了如下名言：“在各種人際關系中，一系列具有明確目的制度的生成，是極其復雜但卻又條理井然的。然而，這即不是什么設計的結果，也不是發明的結果，而是產生于諸多未明確意識到其所作所為會有此結果的人的各自行動”。為什么種種社會秩序和制度規則會得以如此自發生成和擴展？照哈耶克看來，這仍然需要從個人的行動原則及其社會后果的角度來進行解釋。譬如，在1945年在都柏林大學所做的“個人主義：真與偽”的著名講演中，哈耶克（hayek，1947，p. 8 ）就明確指出：“我們在人類事務中所發現的絕大部分秩序都是個人活動的不可預見的結果，這種觀點與把所有可發現的秩序都歸結為刻意設計的觀點的區別，可以從18世紀的英國思想家的真正個人主義和笛卡爾學派的所謂的‘個人主義’的鮮明對比中看出來?！睆墓说倪@些評論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只有理解了自門格爾以來的奧地利學派的個人主義方法論傳統，方能對哈耶克的自發社會秩序理論有一個真正到位并脈絡清晰的理解。
概言之，奧地利學派的重大理論貢獻之一是較清晰和“客觀”地展示了人類的種種社會生活形式的生成與演化機制，而這一重要理論貢獻一方面與其方法論的個人主義密不可分，另一方面也與奧地利學派的思想家們對其社會理論解釋對象的把握和理解有關。具體說來，基于其個人主義的方法論，奧地利學派的思想家們一般把包括人們的習慣、習俗、慣例和制度在內的社會生活形式（institutions）看成是人們“行動表征”（act tokens——諾齊克語）的總和（sums），而哈耶克本人則進一步精確地把其中的社會秩序（social orders）視作為人們社會活動與交往中的常規性（regularities）的整合（configuration）。由于奧地利學派的經濟學家們一般都把人們的社會生活形式視作為人們社會博弈的非個人設計并往往是意想不到的自發生成結果，這就為未來博弈論制度分析預留了巨大的發展空間，并為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在國際上才開始出現的演化博弈論（evolutionary game theory）制度分析在研究方向上預標了分析路徑（參韋森，2003b）。從這個視角來展望，在世界未來的經濟學發展中，奧地利學派的思想方法和理論洞識，還將會為學術界進一步挖掘，并將會得到進一步張揚和重新進行理論詮釋。
(三)
盡管從某種程度上說奧地利學派的方法論個人主義已為現代微觀經濟分析奠定了思想基礎，奧地利學派的經濟學家們的理論洞識也在很大程度上推進了人們對社會經濟現象的認識和理解，然而，從經濟學——尤其是中國經濟學——進一步發展的角度來審視，奧地利學派的思想方法論不是沒有問題的?，F在看來，其問題之一是，如果把種種社會秩序和制度規則都還原為個人行動的結果，那么，進一步的問題是什么決定了人們的社會選擇和人們個人行動的原則？是否能像新古典主流經濟學、現代博弈論以及新制度經濟學那樣僅僅把市場參與者一律視作為一臺臺追求著個人利益（或自我效用）最大化的“超級”計算機？
對于這類問題，應該說奧地利學派的思想家們只是以含糊其辭（盡管哈耶克從信息的獲取與知識的利用論及了這一問題并與新古典主流經濟學和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觀點和主張鮮明地區別開來了）而處之，或者至少可以說他們沒有試圖給予明確的回答。當然，對于以建立精美數學模型為導向的主流經濟學來說，現在似乎還沒有必要回答和深究這兩個問題，但是，對于以認識和理解人類社會經濟活動中的種種秩序和制度的生成機制為主要理論任務的奧地利學派自身來說，這類問題就無論如何也是躲不過去的了?，F在看來，要對這類深層問題有一些真正到位的認識，僅僅依靠經濟學的理論推理以及直觀觀察和判斷顯然是無濟于事的。由于這些問題與倫理學、（文化）人類學、（社會和認知）心理學甚至演化生物學密切關聯著，只有經過一些基于經濟學理論分析但又超越純經濟學理論推理的跨學科思考和研究，才有可能走出目前的困境。
只是把種種社會生活形式視作為個人行動的結果，而不去進一步深究是什么決定了人們的社會選擇和行動的原則，這自然會給奧地利學派思想家們的理論話語詮釋帶來許多尚待解釋的空間和問題?，F在看來，僅從個人行動和的選擇決策與人類社會的生活形式的關系來看，問題也似乎絕非如奧地利學派的思想家——尤其是哈耶克——的做法那樣假定存在一種先驗的人類行動模式（priori pattern of human action），而人類的社會生活形式只是這種先驗個人行動模式的無企劃的結果。如果是這樣的話，奧地利學派與新制度經濟學以及與經濟學一樣，最終都會走向歷史決定論。事實上，在社會生活博弈中，個人的行動和選擇一方面會導致社會秩序和制度規則的自發生成和演化變遷，另一方面，既存的社會秩序和制度安排也會反過來影響人們的行動選擇，——甚至如諾齊克（nozick, 1997, pp. 115-118）所見的那樣會型塑（shape）人們的效用函數（或言選擇中的“偏好”）。如果是這樣的話，個人行動與社會生活形式之間的關系，顯然就不盡如奧地利學派所見的那樣只是一種單方向的因果作用關系鏈條，而可能存在一種動態的、復雜的相互作用和關聯機制。由于一方面任何社會生活形式（包括種種習慣、習俗、慣例和制度安排）都是人們行動的結果，而另一方面在任何社會的任何歷史時點上人們的行動原則與選擇表征（choice token）又為人們的社會生活形式所型塑和影響——嚴格說來是制度地、社會地、文化地、生物地和歷史地決定了的，那么，這種復雜的雙向作用一方面與與制度變遷中的路徑依賴（path-dependence）密切關聯，另一方面又生發和產生著社會變遷到的巨大張力（strains）。并且，如果把個人的社會行動和博弈選擇視作為是生物地、文化地、制度地、社會地以及歷史地決定著的，而不是像奧地利經濟學派和新古典主流經濟學家們所假定的那樣存有一種先驗的人類個人行動模式，我們也就自然不會僅僅相信人類社會只有一種演化路徑、且只存在一種惟一的最優制度安排了。
當然，我們這里必須認識到——且也必須承認，任何放松經濟學現有理論中個人選擇和行動原則上的一些先驗假定的做法，都會給未來的經濟分析和理論建模帶來巨大的困難和問題。但是，要對人類社會經濟現象——尤其是想要對人類種種社會生活形式的的生成和演化路徑——有一些進一步切近現實的理解，我們還不得不把研究的“集中意識”（focus awareness）聚焦到人類個人行動的原則和社會選擇的決定因素及其形成機制這一根本性問題上來。經濟學理論200余年——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數十年——的積累性發展，已把這個問題重新提到了走向21世紀的經濟學家們面前?，F在，是要回復經濟學的亞當·斯密傳統——即從多維視角思考人的選擇和行動的原則——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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