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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古至今，中西方的文學大師都在強調形象思維對于文學創造的作用。從別林斯基到高爾基、法捷耶夫再到中國的李澤厚，都把形象思維當作文藝的基本特征和文藝創作的基本方法。
一文學創作中的形象思維
1形象思維的概念
所謂形象思維,是指作家、藝術家在整個創作過程中,在遵循著人類思維的一般規律的基礎之上,始終依賴于具體的形象和聯想、想象來進行思維的方式。眾所周知，形象思維是由俄國民主主義理論家別林斯基首次明確提出的一個文藝創作的特殊概念。他在《藝術的觀念》中對此定義展開論述，將“詩”改為“藝術”，即“藝術是寓于形象的思維”。許多西方美學家曾經從不同的角度闡述過這個概念。我國古代的許多文論典藉中也有著大量的同這一概念意思相近的論述。
文藝不僅在描寫對象上有其特殊性，文藝反映現實的形式也有其特殊性，因而文藝認識現實的思維方式與科學認識現實的邏輯思維就有所不同。一般把文藝這種特殊的認識現實的思維方式叫做形象思維，以別于科學用于認識現實的邏輯思維。以群主編的《文學的基本原理》中也是以同樣的方法定義形象思維的，“通常稱文學、藝術家的思維為形象思維，是為了區別于哲學、科學家的抽象思維-邏輯思維而說的”，“形象思維的特點與精義在于創作過程中，思維不能脫離具體事物的形象和通過具體事物的形象進行思維。”不管是哪個定義都強調形象思維對于文學創作的重要性，它是文學工作者進行創作時必須調動的思維模式。
2形象思維與文學創作
中國古代的文論中雖未出現“形象思維”的字眼，但是有關它的論述卻自成體系中國文學創作者很早就運用形象思維進行創作，并對其進行深入研究。這與中國漢字是象形文字有關，單個漢字（早期的甲骨文最具代表性）便是腦海中的一個形象，甚至十幾個形象組成的畫面。其中以早期甲骨文最為典型，因為那是漢字的最初原始形式，經過千年的發展演變，尤其是上實際的漢字改革-變繁為簡。很多漢字已經失去象形特征。但也有不少保留，比如休息的“休”字讓人聯想到一人靠在樹上歇息的畫面。這種造字的思維模式運用于文學創作上便是形象思維。
中國古代有關形象思維的研究比較代表性的是“言（象）意”論，象即為形象。子曰：‘立象以盡意’，正始時期，王弼以莊解易，融二家之說而進一步發揮。其《周易略例-明象》云：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盡意莫若象，盡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尋言以觀象；象生于意，故可尋象以觀意。意一象盡，象以言著。這一段可簡化為“言”“象”“意”的認識鏈條，即通過言象以達意。在這個認識鏈條中，“意”是認識的最終目的，然而，“象”確是一個十分關鍵的中間環節?！把浴?，只是“明象”；而“象”，才能“出意”；無“象”，即不能達“意”。可見形象思維是文學，尤其是詩歌創作的固有特征。
文學創作離不開形象思維，文學創作是意-象-言的過程，那么文學翻譯便是言（源語）—象—意—象—言（譯入語）的過程。即譯者運用形象思維，調動一切感官活動，透過語言符號文本，通過想象和聯想把物化的形象轉化為譯者心中的審美形象，再用另一種語言符號將其物化，其物化過程也必然用到形象思維。用形象思維去理解原作，解析源語文本，再運用形象思維去表達原作，建構目的語文本，形象思維貫穿于理解與表達兩個階段。
二形象思維與文學翻譯
1形象思維對文學翻譯大有裨益
運用形象思維進行翻譯一定程度上可杜絕誤譯、死譯、硬譯。茲舉例說明
原文：Arudenoisebrokeonthesefineripplingsandwhisperings,atoncesofarawayanssoclear:apositivetramp,tramp;ametallicclatter,whicheffacedthesoftwave-vanderings;as,inapicture,thesoildmassofacrag,ortheroughbolesofagreatoak,drawnindarkandstrongontheforeground,effacetheaeiraldistanceofazurehill,sunnyhorizonandblendedclouds,wheretintmeltsintotint.
譯文1：一陣如然而來的猛烈聲音，那樣遼遠而又那樣清楚，打破了這些微妙的波浪的低吟；這確是陣陣踏地聲，是金屬的得得聲，它將輕微的浪聲抹煞了，就如同在一張圖畫之中，那大堆的峻巖，那大橡樹的粗干,又黑又粗畫在前面，把那有著碧藍色的山，晴朗的地平線，色彩互相混合的有云的遠方，給抹煞了一樣。
譯文2：一種粗重的聲音，遙遠而清晰，打破了這委婉的汩汩聲和低語般的喃喃聲，一種確確實實的腳步聲，一種刺耳的得得聲，把輕柔的水波流動聲蓋住了，猶如在一張畫中，大塊的巖石，或者大橡樹的粗硬樹干，用暗色畫出來，在前景顯得十分強烈，把青翠的山巒、明麗的天際和色彩互相滲透、混合而成的云朵組成的茫茫遠景壓倒了一樣。
本文摘自《簡愛》，簡愛第一次見羅切斯特的經歷，選自第十二章，這里有許多動作描寫和對人物外貌了解。“rudenoise”分別被譯成“突如而來的猛烈聲音”和“粗重的聲音”，這兩種譯法均未能很好的表達出rude一詞的意思。這里的rude仍有“粗暴”之意，是簡當時的心理感受：好端端的風景和悅耳的流水聲被這聲音破壞了，所以這個詞仍宜譯為“一陣粗暴的聲音”。此段最后，blendedclouds,wheretintmeltsintotint,兩種譯文也均有不自然指出，不如譯為：“色彩交融的云朵”。
從這里我們不難看出，文學翻譯過程中丟棄形象思維，那么譯者下筆就枯索呆滯，語言流于公式刻板，缺乏生動活潑，如同枯木一般毫無聲息，與讀者便覺譯文艱澀生硬，慘不忍睹，原文風味盡失，意境全無。這樣的譯本應該是錢鐘書先生所指的“消滅原作”的了。只有插上想象的翅膀，運用形象思維，才能使譯文生動，符合譯入語的文章習慣。
“倒是壞翻譯會發生一種消滅原作的功效。拙劣晦澀的譯文無形中替作者拒絕讀者；他對譯本看不下去，就連原作也不想看了。這類翻譯不是居間，而是離間，摧毀了讀者進一步和原作直接聯系的可能性，掃盡讀者的興趣，同時也破壞了原作的名譽。”（《七綴集》第69頁）
文學翻譯中運用形象思維追溯原作者運用形象思維的過程，然后運用形象思維用地道流利的藝術語言再現原作的意旨，情趣，典型的人物形象，意境等等，那么譯者便如同插上了想象的翅膀，靈感如泉涌，達到“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的境界了。自然此種境界的實現還依賴于其他很多方面，包括作者自身的藝術修養與品位（taste），但是形象思維是必備條件之一，這樣譯文才會枯木逢春一般生機勃勃，生命力持久。
2運用形象思維生動再現小說中典型的人物形象
小說的人物形象是以現實生活為依據,經過藝術加工創造出來的。他比生活中的真事更集中,更完整,更具有代表性，因此作者往往花大力氣力通過典型人物形象的塑造來表達自己的觀點和情感。小說中的人物形象個性鮮明，言談舉止間盡顯自身特點，作品讀來覺得人物栩栩如生，躍然紙上。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除了需要作者自身對生活的敏感體味，人物性格的把握之外，還需要作者具有深厚的語言功底，作者要握有馬良神筆來塑造人物，下筆如有神，使人物在筆下活起來。因此，運用形象思維能夠生動再現小說中典型的人物形象。
中國古代小說中成功塑造人物形象的比比皆是，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四大名著之一《紅樓夢》。有人曾這樣評價其中的人物:《紅樓夢》有許多個性鮮明的文學人物他們儀態萬千，無異于人物的藝術畫廊。他們有血有肉，有聲有色，各具特色，大多數人在性格上不能簡單地律條繩墨。因此小說翻譯中運用形象思維再現原作中典型的人物形象便成為小說譯者的中心任務，狀物敘事，抒情議論，描寫均應為其服務，文章的遣詞造句更需慎之又慎，力求人物如在目前，其語如在耳邊。譯者要把握人物形象的典型特征，需先透過語言文字本身捕捉并把握人物形象的性格甚至靈魂，借助原作者的藝術手法，用地道流利的語言再現活生生的人物形象。茲比較《紅樓夢》的兩個譯本來說明形象思維的運用對小說人物形象塑造的重要作用：
黛玉方進入房時,只見兩個人攙著一位鬢發如銀的老母迎上來,黛玉便知是他外祖母。方欲拜見時,早被他外祖母一把摟入懷中,“心肝兒肉”叫著大哭起來。
（《紅樓夢》）
（1）楊憲益譯：AsTai-yuentered,asilver-hairedoldladysupportedbytwomaidsadvancedtomeether.Sheknewthatthismustbehergrandmother,butbeforeshecouldkowtowtheoldladythrewbotharmsaroundher.
“Dearheart!Fleshofmychild!”shecried,andburstoutsobbing.
（2）霍克斯譯：AsDai-yuenteredtheroomshesawasilver-hairedoldladyadvancingtomeether,supportedoneithersidebyaservant.SheknewthatthismustbeherGrandmotherJiaandwouldhavefallenonherkneesandmadeherkoutow,butbeforeshecoulddosohergrandmotherhadcaughtherinherarmsandpressinghertoherbosomwithcriesof“Mypet!”and“Mypoorlamb!”burstintoloudsobs.這是黛玉初見賈母時的場景，通過描寫，賈母在賈家的地位和形象立即躍然紙上。楊憲益先生的翻譯向來以“直譯”著稱，透過此例便可管窺一斑?；艨怂沟姆g譯語言則更加生動活潑，充分展現了賈母的形象，塑造成功。總體而言，通過短短一句話里賈母的一系列的動作描寫：catch,pressandburst體現出賈母所處的強勢地位。所利用的動詞都具有很強的形象性，包含譯者對人物的深刻理解，使人物活靈活現，能調動讀者的形象思維，引發讀者的審美想象。3運用形象思維再現詩詞意境與神韻
在詩歌翻譯上，翻譯家和翻譯理論家大多認為譯詩必須也是詩。譯詩關鍵在追求神似，聞一多強調要“抓住了他的精神”，茅盾說的“神韻”還有郭沫若提出的“風韻譯”都說明了這一點。中國詩歌講究形神共濟，意象融合，在對“象”的描寫中追求意的深邃，神的遠邈，形象思維不僅成為詩歌創作的手法，而且詩歌中的形象-意象往往是整首詩的眼睛，詩歌的意境和神韻皆源于此。詩歌翻譯者應該作為讀者感悟詩歌中的意象，進而追溯并把握詩人形象思維的過程，然后用另一種語言再現詩歌意象，從而再現詩歌的意境與神韻。然而形象思維因中西方思維方式差異以及用以表現思維的語言的巨大差異而不同，因此光是言—象—意這一理解過程便是一件難事，要跨越英漢兩種語言之間的鴻溝運用形象思維再現原詩的意境與神韻便是難上加難。茲例說明：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詩•關雎》
短短十六字讀來卻美不勝收，讓人稱嘆，究其原因在于形象思維的妙用。其一、運用隱而不顯之暗比，即《詩經》常用的“賦、比、興”中“比”這一詩歌創作的藝術手法。宋代朱熹曾在《詩集傳》中這樣概括“比”的藝術手法，“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977年12月31日，《人民日報》以一個整版的篇幅刊登1965年7月21日給談詩的信的手跡。在信中，用比、興兩法詮釋形象思維。詩中，用雌雄雎鳩來比淑女與君子，前兩句看似寫景起興，實則與下句作比。其二、雙字“關關”及雙聲詞“雎鳩”，疊韻詞“窈窕”。雙字與雙聲疊韻兩種表現手法都具有濃郁的民族文化特色，是我國古代詩歌運用形象思維的典型代表，看一下西方譯者是如何再現原詩的藝術形象的：
(1)Theysentmetogatherthecresses,whichlie
Andswayonthestream,asitglancesby,
Thatafittingwelcomewemightprovide
Forourprince’smodestandvirtuousbride.
(CFRAllen)
(2)Ontheriver-island-
Theospreysareechoingus
Whereisthepure-heartedgirl
Tobeourprincess?
(WitterBynner）
(3)“Fair,Fair,”crytheospreys
Ontheislandintheriver
Lovelyisthisnoblelady
Fitbrideforourlord.
(ArthurWaley)
(4)Kwan-kwangotheospreys,
Ontheisletintheriver.
Themodest,retiring,virtuous,younglady:—
Forourprinceagoodmateshe.
(JamesLegge)
相比較而言，譯文3和4優于譯文1和2，譯者更好的理解了原作是如何運用形象思維的。首先兩個譯文了解到原作隱而不顯之暗比，保留了原作的形式，譯文3用ospreys作比ladyandlord,譯文4用ospreys作比ladyandprince.譯文1完全是原作的改寫，不僅未能領會原詩的意義，更未能領會原作“比”的藝術創作手法，譯文2雖了解到這一點，可以譯者將原本隱而不顯的暗比在譯文中將其展現出來，于是意境喪失，美變為不美。而在對疊字“關關”和雙聲詞“雎鳩”及疊韻詞“窈窕”的翻譯則差強人意，“關關”：afittingwelcome,echoing,“fair,fair”,Kwan-kwan,前兩個譯文完全忽視“關關”是疊字且摹聲的語言特征，后兩個譯文雖認識到這一點，但是聲義相兼之美已難再體味得到。至于“雎鳩”，譯文1完全理解錯誤，其余皆譯為ospreys,“窈窕”均采用解釋性的翻譯：modestandvirtuous，pure-hearted，noble，modest,retiring,virtuous,young。且不說意譯的意思是否與原詩“窈窕”等值，即便達意，但原詩的意境與神韻也已完全丟失。
運用形象思維進行詩歌翻譯必須對中國古詩詞的形象思維的創作手法和獨具中國文化特色的意象有充分的了解才行。
三總結
形象思維對于好的文學作品所起的作用是至關重要的，不論是小說還是散文詩歌，譯者都需要透過源語文本，充分感知其藝術形象，深諳原作者運用形象思維進行創作的過程，再運用形象思維將藝術形象再現于目的語文本。即文學翻譯的譯者要經過言—象—意—象—言這一過程方能忠實地再現原作，讀者也方能通過譯作獲得與原作讀者相同的藝術形象和審美體驗。有人曾說過：翻譯實踐是活躍譯者思維、啟動譯者母語的途徑。因此，要想成為一個合格的文學作品翻譯者，需要不斷的整合和超越，把握形象思維，才能仰仗中國文化的博大精深，不斷繁榮本土化文化，從而使中國文化走向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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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學翻譯的特點
一般翻譯，即非文學翻譯，只要將原文的思想內容表達出來，文字通順易懂，讀者就能得到與原文大致相同的感受。文學作品與一般文章不同，它使用了藝術手法，表達出某種情節內容，思想感情和風格意境。翻譯文學作品，光傳意是遠遠不夠的，還要注意保存原作的感情，韻味，意境和風格。文學作品是一種藝術品，翻譯后還應該是藝術品，有豐富的感染力，給人們以美的感受。茅盾說過：“文學的翻譯是用另一種語言，把原作的藝術意境傳達出來，使讀者在讀譯文的時候能夠像讀原作時一樣得到啟發，感動和美的感受。這樣的翻譯，自然不是單純技術性的語言外形的變易，而是要求譯者通過原作的語言外形，深刻地體會了原作者的藝術創造的過程，把握住原作的精神，在自己的思想，感情，生活體驗中找到最合適的印證，然后運用適合于原作風格的文學語言，把原作的內容與形式正確無遺地再現出來?！?/p>
為此，文學翻譯要著力于保持原作的神韻和風姿，達到原作的藝術效果，要做到神似。只有這樣才符合文學翻譯的要求，才能使譯文讀者得到與原文讀者大致相同的感受。
2.什么叫神似？
神似是針對文學翻譯而言，首先是傅雷提出來的。他說：“以效果而論，翻譯應當像臨畫一樣，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
所謂“神”指的是什么？神就是指原作的精神。一般說來，好的文學作品總是有豐富的感情，深邃的意境，濃厚的感染力，強烈的藝術效果。一部好的小說、電影看后往往在人們腦子里留下深刻的印象，有的還法人深思，回味無窮。神似也叫“傳神”，就是除了傳意外，還要盡力保存原作的神韻和風姿。在翻譯時，如果只把故事情結平平淡淡地譯出來，韻味盡失，豐姿全無，即使字面上意思沒有出入，文字也算流暢，即做到了忠實，通順，但不傳神，就得不到大致相同的感受，也不能算好的、合格的譯文。
3.怎樣做到“神似”？
要做到神似，不外乎兩個方面：一是鉆研原文，抓住原作精神；二是在表達上下功夫，千方百計把原作的精神在譯文中體現出來。
3.1吃透原文，理解原文的字和詞，融會貫通
神似是較高的要求。要做到神似首先要對原作狠下功夫，深入鉆研，做到透徹理解，深切領悟，融會貫通。要透過表層結構字面意思，抓住原作的精神食指，即懂得原作說什么，怎么說，要想達到什么目的，已經收到什么效果。要體會原作的情感和意境，領略原作的韻味和豐姿，才能把握住原文的精神，并以此進行藝術的再創造，使自己表達的東西能體現這種精神。這樣譯出來的東西才有可能達到神似。
下面，我們來看幾個例子：
例1：I am never at a loss for a word, Pitt is never at a loss for the word.
譯文一：我從來不會想不到一個詞，皮特從來不會想不到這個詞。
理解是翻譯的基礎，在理解時，譯者必須注意分析原文中的每一個細節，即使小到冠詞也不能疏忽。在這里“a word ”指的是一個詞“the word”指的是最恰當的那個詞，譯文一的翻譯根本沒有參透原文的精神，照直死譯，讓人一頭霧水，不知所云。我們不妨把這句話改譯成：我從來不愁找不到一個詞來表達思想，而皮特則從來不愁找不出最恰當的那個詞來。
“對一個譯者來說，譯一個詞，不僅要正確地把詞義譯出，而且要把這詞所具有的特色、詞義的細微差別以及作者褒貶的態度和正反的說法，不溫不火、不多不少地加以體現?！保ā蹲g藝譚》，第53頁）黃邦杰先生的這句話是建立在大量的翻譯實踐基礎上的一句經驗總結，很精辟。我們通過字典，通過所學的語法知識了解的字詞含義，只是一般意義上的含義，可以說是對字詞本身的一種表面理解。然而語言是活生生的，只有了解了字詞在實際情況下的具體意義，才可以說是真正地理解了字詞。
例2：There is something of magic appeal in the rush and movement of a “boom”town,—just a clatter of hammers and saws, rounds of drinks and rolls of money.
這句話中出現的詞，意義并不難，但是要把詞的特色譯出來，重現原文的風格，把原作者的感情表達出來并非易事?？赐晗旅娴倪@個譯本，也許我們會對文學翻譯中如何把握字詞的含義，如何重現原文的風格有所感悟：一個“繁榮”的城市在那熙熙攘攘、川流不息的塵囂中，自有一種迷人的魅力——到處都在大興土木，到處都在觥籌交錯，到處都是成疊的鈔票。在這個譯本中，譯文似乎是多用了三個“到處”，這種增詞并不是譯者隨意而為，而是依據對原句深刻的理解，為了表達的需要而作的處理。三個“到處”增加了譯句的表現力，而且幾個成語用的非常貼切。
例3：He was a fool for danger.
這句話，我們如果逐字死譯，將會使譯文生硬晦澀，讓讀者一頭霧水?！癮 fool for danger”字典里找不出對應的解釋，這個時候我們就要反復閱讀原文，根據理解對詞的意義進行處理。“一個傻瓜，不知道什么是危險”，我們不妨借用中文里的一個俗語來形象地傳達原句的意和情：他是個天不怕地不怕的人。
需要一提的是，在文學翻譯中要做到絕對的“信”，“傳神”，是比較難的。因為源語和譯語在文化內涵，思維方式等方面有較大差異，很難做到翻譯完全對等。我們只有通過反復閱讀原文，根據作者字面形象去揣測作者的心思，理解原文字、詞、句的深層內涵，并把信息傳遞給譯者才能使譯語讀者準確地理解原文作者的思想感情。死譯，字當句對地翻譯，容易讓譯文讀者一頭霧水，不知所云。
3.2 進行藝術的再創造，再現原文的風格和意蘊
“假如譯詞而不譯意的話，那只能算是翻譯了一半，所以說一加一還等于一。如果翻譯了原文的意思那才可以算是一加一等于二。如果不但是傳達了原文的意思，還傳達了原文內容所有，字面所無的意味那就是一加以等于三了。”（許淵沖：《翻譯的藝術》，185頁）王佐良先生也曾指出“翻譯時當一切照原作，雅俗如之，深淺如之，口氣如之，文體如之”。郭沫若說，對一個翻譯文學作品的人來說，“一杯伏特卡酒不能換成一杯白開水，總要還它一杯汾酒或茅臺，才算盡了責”。這些名家名言向我們傳達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思想，那就是在文學翻譯中，除了要譯準原文的字詞，還要力圖再現原文的風格和意蘊。一般性翻譯，只要譯文準確、通順，大抵就說得過去了，而文學作品的翻譯要求卻高得多，譯文除了準確、通順外，還必須傳達出原文語言上的文學“味”，否則就沒有盡到文學翻譯工作者應盡的職責。
我們來看一些例句：
1)Size don''t matter, chopping wood...
譯文：說到劈柴，個頭并不重要……
這個譯例中，故事的敘述人想找個人劈柴，見來了個個頭很小的孩子，便懷疑他是否能勝任，那孩子便回答了上面這句。顯然，這孩子沒受過多少教育，說的不是規范的英語，（size 和don''t 主謂不一致，chopping wood和主句關系松散），而譯文用的是規范的英語，“說到”一詞表明語氣正式，語法比較嚴謹，“并不重要”帶有書卷氣，跟原文不相符合。
改譯：個頭沒啥關系，劈柴嘛……
2）What the devil use would they be to Pickering？
這句話很俗，譯文當然不能雅，否則就有失原文的味道了?！捌た肆忠魇裁雌ㄓ茫俊睏顟椧嫦壬倪@個譯文就很傳神。
德國文論家和譯論家本雅明提出：譯者的任務就是要在譯語中發現原文的回聲（the echo of the original). 翻譯既然要尋求原文的回聲，就不能不注意原文的語言文化屬性，要一切依照原作來譯，在諸如雅俗，深淺，口氣，文體，隱顯等問題上盡量接近原文。
3）That Home is Home though it is never so Homely.
這句話中“Home”“Home”“Homely”三個詞形，音相同或相似，那我們如何在翻譯時把這種精妙的韻味表達出來呢，且看劉炳善教授是如何處理的：家雖不佳仍是家?！凹摇薄凹选薄凹摇比纸^好地和原文中的三個詞形成映照。
4）“But where’s thy gentleman, Tess?”
這是哈代所著《苔絲》中的一句話，問苔絲的人是一個沒有受過多少教育的鄉間女子，所以翻譯成“你丈夫呢，苔絲？”或是“你家先生呢，苔絲？”是不符合人物身份的，張谷若先生譯成：“你那一口子哪，苔絲？”就很恰當。
5）“Tarquin and Deuceace get what money they like out of him. He’d go to the deuce to be
seen with a lord?” ( W. Thackeray, Vanity Fair)
“泰坤和杜西斯常常敲他竹杠，全不用費氣力。他只要能和貴族子弟在公共場合同出同進，甘心當冤桶？”如不變通，前面的就要說成“變著法子叫他掏錢”，含義反而不明朗，后面的也得接著前面的說法譯成“掏錢叫他們揮霍了他也愿意”，遠不如“敲竹杠”、“當冤桶”兩喻干凈利落，貼切傳神。
6）Poor Dobbin; poor old William! That unlucky word had undone the work of many a year———the long laborious edifice of a life of love and constancy———raised too upon what secret and hidden foundations, wherein lay buried passions, uncounted struggles, unknown sacrifices———a little word was spoken, and down fall the fair palace of hope———one word, and away flew the bird which he had been trying all his life to lure! ( W. Thackeray, Vanity Fair)
譯文：可憐的都賓! 可憐的威廉! 一句逆耳的話摧毀了多少年的工作。他一輩子愛她, 對她忠誠不變,仿佛吃盡辛苦慢慢在嚴藏深埋的屋基上造了一所宮殿———基礎是壓制下去的深情, 沒人知道的犧牲,數也數不清的內心掙扎———如今說了一句話, 象征希望的美麗的宮殿從此垮了, 一句話, 他費了一輩子想捉住的小鳥兒從此飛去了。
在這個譯文中，充滿異趣的說法和比喻都保存下來了，行文卻是歸化地道的中文，并無生硬拗口之病，許多地方仍顯示出高超的“神似”技巧。
4.結語
“神似”作為從古典書畫理論中衍生出來的觀點，現在更多地被認為是文學翻譯的至高境界。文學翻譯作為一種再創作，本非易事，要達到傳神更非容易。在文學翻譯中，譯者應該深刻理解原作，吃透原文，理解原文的字和詞，做到融會貫通，同時進行藝術的再創造，使用適當的語言形式表現原文的意境和韻味，力求譯作的“神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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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翻譯研究中的功能途徑起源于功能語言理論,受到弗斯(J.Firth)和韓禮德 (M. Halliday)等人的功能語言學和海姆斯 (D.Hymes)的交際能力論學說的影響。當前,從功能角度研究翻譯,可分為微觀和宏觀兩類(張美芳2005)。前者指以英國學者為主從韓禮德的系統功能語言學及語用學為基礎的語篇分析學角度入手,用較固定的框架研究語篇功能;后者則是以德國學者為主,從賴斯(K.Reiss)的文本類型學、弗米爾(H.Vermeer)的目的論和諾德(C.Nord)的功能加忠誠理論入手,強調譯文在目標語境中的功能及依據不同語篇功能而采取不同的翻譯策略。文學文本用形象的語言,塑造藝術形象,反映深邃的歷史和浩瀚的社會現實,讓讀者從中受到感染、熏陶和教育,從而得到美的享受。文學翻譯則不僅要譯出原文的意義,更要譯出其中的感情和韻味。德國功能翻譯理論是否適用于文學翻譯則是國內外學者爭論的焦點。國內部分學者研究認為功能派適用于文學翻譯。如陳剛和胡維佳(2004)從功能派角度比較了《紅樓夢》中詠蟹詩的兩譯本;文軍、高曉鷹(2003)運用功能理論來闡釋了文學翻譯批評理念;吳南松(2003)、王小鳳(2004)分別探討了功能翻譯理論在文學翻譯批評中的適用性。這些研究都表明功能翻譯理論同樣適用于文學翻譯。呂鳳儀、何慶機(2009)則從功能派指向性、目的論和功能文本類型學等角度指出功能理論不適合于文學翻譯。本文嘗試從文學翻譯實例出發,分析功能翻譯理論對文學翻譯的適用度,探討其是否適用于文學翻譯。
2、理論源流與特點
2.1 功能翻譯理論內容與要點
德國功能翻譯理論是指以“側重功能或文本功能”的視角,研究翻譯的各種理論(Nord,2001)。其發展大致經歷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以弗美爾、賴斯和曼特瑞(J. Manttari)為代表,分別提出了目的論、文本功能類型學和翻譯行為理論;第二階段核心人物為諾德,提出了功能翻譯類型學和忠誠原則。第二階段中霍恩比(M. Hornby)、霍尼(H. Honig)、庫斯摩爾(P. Kussmaul)和阿曼(M. Ammann)等也推動了該理論的發展。
2.2 文學翻譯內容與主要特點
文學作品包括詩歌、小說、散文和戲劇等類型。各類型文學文本又具有其自身文體特征。在翻譯時,不僅要譯出原文的意義,更要譯出其中的感情和韻味,譯文語言應該形象、生動、抒情,具有象征性和韻律感等,給人以啟迪、陶冶和美感。意境是文學作品的生命,存在于小說、散文、詩歌中。散文的意境是通過對具體事物的描繪,使人產生敬仰、喜愛、感動或憎恨、討厭之情,從而突出意義,產生意境。詩歌的意境產生有多種因素----講究節奏、韻腳,講究用詞、句式,要有形象。翻譯詩歌時要反映出這些特點,要求譯文高度真實,否則便難以傳達原詩的新鮮和氣勢。從功能翻譯理論視角看,文學文本是“創造性作品”,屬于表情型文本,作者或發送者地位顯著,傳遞信息的形式特別,語言具有美學特點。文學文本的語言具有審美的特點,文本側重形式,譯文的目的在于表現其形式,可采用仿效、忠實原作者的翻譯方法(Munday 2001)。
3、功能理論與文學翻譯例析
3.1 文本類型學與文學翻譯
賴斯的文本類型理論是功能翻譯基礎理論之一。按其觀點,語言文本類型理論可幫助譯者確定特定翻譯目的所需的合適的對等程度。如上文所述,賴斯認為文學文本屬表情型,應采用仿效、忠實原作者的翻譯方法。散文《匆匆》是朱自清先生的早期作品。先生在充滿詩意的語言內表現出了對時光消失的感嘆和無奈,字里行間流露出當時青年知識分子的苦悶和憂傷情緒。本文選用張培基教授(譯A)與張夢井教授(譯B)的譯文進行分析,試圖說明文本規約對文學翻譯的影響。
例1. 標題:“匆匆”
譯A:The Transient Days
譯B: Days gone by
“transient” 內涵為“暫短的,轉瞬即逝的” 而“go by” 為“逝去,過去” ?！按掖摇北磉_了作者對時光流逝而感到無奈,作標題使用,透出一股文學語言的美感。譯A中“transient” 與文中主題意義相符,表達出對短暫的無奈;而譯B 中的“go by”體現出的是“時間在逝去”,還有“追悔失去的美好日子”之意,并未體現出作者想表達的“短暫,快”。從譯文對比看,由于對原文詞義的把握差異,譯B的措辭未能表現出表情型文本“審美”的語言特點,所表達的情感不如譯A;從翻譯方法看,也未能完全“仿效、忠實原作者”,語義產生了偏差。下文再舉一例:
例2.我不知道他們給了我多少日子;但我的手確乎是漸漸空虛了。
譯A: I don’t know how many days I am entitled to altogether, but my quota of them is undoubtedly wearing away譯B:I don’t know how many days I have been given, but the in my hands are becoming numbered.
譯A中“wear away”表達了“消逝,衰退”之意,是一種形象化的翻譯,吻合原文中的“漸漸”二字;而譯B的“numbered”表示“時日無多”,用于此有點牽強,作者寫此文時年僅二三十歲,用“時日無多”來形容似有不妥,也失去了原文“漸漸”一詞的意味。因此,對于文學作品的翻譯,從文本規約考慮應注重其語言的感染力與藝術性,從詞義上再現原作情感,體現出其“審美的”語言特點。
3.2 功能加忠誠與文學翻譯
功能加忠誠理論的核心為“翻譯綱要、原文分析及對翻譯問題的分類”(張美芳2005)?！胺g綱要”指翻譯委托人對翻譯提出的要求。理想的翻譯綱要含有譯文的預期功能、讀者、傳播媒介、出版時間和地點等。原文分析為譯者提供決定依據:1)翻譯任務是否可行,2)原文中的信息哪些與譯文功能相關,3)采用何種翻譯策略。翻譯問題主要為語用、文化、語言和文本方面的問題,處理時應采用自上而下的方式。分析翻譯問題的目的是根據不同的問題采取不同的翻譯措施,但在整個過程中,翻譯功能始終是考慮的焦點(諾德2001)。
3.3 翻譯策略與文學翻譯
紐馬克(P. Newmark)是英國翻譯界元老,其特別鐘情于德國功能語言學家卡爾.布勒的語言功能“工具論模式”,提出語義翻譯與交際翻譯,也是根據語言的功能、文本的目的制定的翻譯策略。語義翻譯的目的在于解讀原作者的思想過程,強調譯文的信息型,交際翻譯旨在解讀原作者的意圖,注重譯文的效果性。在文學翻譯中時常面臨“直譯/意譯”、“歸化/異化”這樣的兩難,從功能角度入手,考慮語義翻譯與交際翻譯則可避免生硬的“兩分法”。
4、結語
綜上所述,功能翻譯理論不僅在應用翻譯領域具有較強的適用性,也能夠解釋文學翻譯中出現特定問題。不可否認,文學翻譯具有復雜性,其翻譯策略具有多重考慮,功能理論的規定性研究方法和分類有時難以全面而有力地解釋復雜的文學翻譯現象,但功能理論的出現為文學翻譯提供了一條途徑,其對文學翻譯研究也具有一定的適用度。
參考文獻:
[1] Munday, J. 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 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2]Nord, Christiane. 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3]何慶機. 國內功能派翻譯理論研究述評[J].上海翻譯,2007(4):16-20.
正如中國譯協的領導黃友義、孫承唐和《中國翻譯》雜志常務副主編楊平在開幕式上所倡導的那樣：這次研討，重在“全面地提高廣大翻譯工作者的素質”，重在“思維模式的改革”，重在“拋磚引玉”！這種理念，很快就在開講人許鈞先生的報告中得到印證。許先生對他的譯著《紅與黑》中的詞句是如何剪裁未作任何闡述，而是從“傳統與創新”的角度，對翻譯、翻譯學和翻譯批評等問題進行了宏觀的解剖。這位來自南京大學的博導還以他自己的親身經歷，說明了作為一處翻譯學的導師應該如何引導學生和學界進入高層次的學術研究和國際交流的種種途徑。許鈞教授是主要從事法漢翻譯研究與教學的專家，此次與他的同行劉和平教授一同出現在以英漢翻譯為主的講臺上，這種安排本身就意味深長：作為組織者的中國譯協《中國翻譯》編輯部，旨在打破學科研究的界限，追求一種“殊途同歸”的學術效應。
“殊途同歸”，還體現在此次講習班對教師和講題的選擇上。從教師來看，主講人當中有八十多歲的譯壇名宿程鎮球、許淵沖，有年富力強的翻譯家孫致禮、莊繹傳、徐亞男，也有許多三、四十歲的著名中青年學者。各路豪杰流派不一，觀點精彩紛呈。演講的課題從宏觀到微觀，從理論到實踐，從筆譯到口譯，從文學翻譯到外交翻譯、政論翻譯、法律翻譯、呈現出多層次、多視角和高品位的學術研究特色。
在宏觀方面，翻譯學的學科建設和理論研究代表了主流。來自北京大學的辜正坤教授以“點到為止”的方法，向學員們介紹了他的《翻譯學通論》的理路構成，意在引導學生進入宏觀翻譯學與微觀翻譯學的主要層面。同是講翻譯學，香港浸會大學的潭載喜教授則是從西方翻譯模式談起，分析了西方翻譯模式的強與弱，并對翻譯學發展的路向作了展望。清華大學的王寧教授則基于對目前翻譯及其研究之現狀的思考，試圖對全球化時代的翻譯進行重新定義和定位，并對全球化進程中翻譯的作用做出描繪。王寧認為：“翻譯現在正經歷著一種轉折：從屬于語言學層面上的字面辶多譯逐步轉向文化層面的闡釋和再現?！边@與西方文化學派的觀點遙相呼應。對于西方譯論給譯者的啟示，香港嶺南大學的張南峰教授則以Vermeer的目的論和Even-Zohar的多元系統論為引線，深入線出、由此及彼地介紹了有益于翻譯理論研究或實踐研究的多種理論；張先生并結合“英漢文學翻譯中的三個問題：戲劇語言、文化專有項和雙關語”這一課題，為翻譯研究和翻譯教學中的理論與實際相結合問題作了全新的注釋和演繹。在跨學科研究方面，北京大學的博導申丹為學員們展示了她在文學文體學與小說翻譯研究方面的成果。申教授從西方文體學的發展概況入手，對文學翻譯中對語域的處理和故事層次上的假象等值等問題作了理論與實踐的分析，說明了文學文體學在小說翻譯研究中的主要作用。申丹教授的高足王東風則通過對文學翻譯中的文體變形處的分析，指出了文學翻譯中一個值得深思的現象：譯家與作家的意識沖突。王教授認為，“無論是翻譯文本中的譯例，還是譯家的言論，都清楚地表明譯家的語言選擇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作家。前者的語言策略具有信息取向，而后者則是詩學取向?！睋?，他在文中對傳統的信息或語義取向的翻譯策略提出了質疑。這種多視角的研究路向為廣大學員進行多元的、多層面的學術探索提供了樣板，這也是此次研討會的目標之一。
在學術研究方面體現出的另一理念是提倡資源共享、百家爭鳴、推陳出新，為質疑學術傳統和挑戰學術權威提供溫床和土壤。這次講習班打破了傳統的10分鐘宣讀論文的模式。每位主講人花2-4小時把自己的最新成果以講義、板書或投影和講解相結合的方法向學員展示，穿插提問、發言、演示等模式進行探討。學員們不但可以與教師共享這些科學研究的成果，同時還培養了獨立思考的能力。在這樣的討論中，新的學術觀點不斷生長。比如說，對于翻譯的“異化”與“歸化”的問題，南開大學的劉士聰教授就提出了一個頗為獨特的觀點。劉先生認為，就英譯漢而言，應提倡“歸化”，這與英、漢文化的強弱無關，并不代表漢語文化要遷就英語文化，亦與政治、經濟無關，而是象征著我們對英語標準語言的一種追求，是純粹的語言處理。這一觀點令學員們困惑不解：如果是純粹的語言處理，為什么英譯漢的策略要與漢譯英有所不同？在翻譯的文化轉向問題上，香港嶺南大學的孫藝風博士認為，翻譯的文化學派的代表人物安德魯·勒弗菲爾夸大了意識形態（ideology）對翻譯重寫過程的作用。他認為，對待不同理論的吸納應持全面審慎的態度。孫藝風對內地的許多學生在學術研究中表現出的“師言亦言”、“人云亦云”的“追尾”現象持否定態度，因此他主張：學術與教育的牽引應以培養獨立的思維方式為重。在這次大研討的過程，最“火爆”的一場“爭鳴”來自詩歌翻譯的兩大名家——許淵沖和江楓。許先生以二十世紀可能改造未來人類面目的偉大成就克隆技術為切入點，深入地闡述了他的“文學翻譯克隆論——信達優論”。許先生堅信，富有音美、意美和形美的“三美”譯文就是“信達優”的譯文。而江楓先生則以“譯詩，形似與神似：一點必要的常識”為主題，對許淵沖先生的“新譯論”提出了批評。這種沸騰的場面讓廣大譯界同仁有機會目睹學術界的另一種光景，它形象地表明：學術研究的表現形式不總是“溫情脈脈的面紗”，有時也會“硝煙彌漫”！問題是，學術界將以怎樣的一種學術態度來詮釋和審視學術之種種。這一點，我們或許可以從香港學者周兆祥關于“翻譯與人生”的報告中得到一些啟示。
二、關于翻譯教學
翻譯教學，尤其是口譯教學，一直就是中國譯界的薄弱環節。為了改變這種局面，關于翻譯教學的講題在此次講習班課程中覆蓋了1/5。內容涵括了香港和內地的主要教學模式。其中，周兆祥先生介紹的“香港浸會大學的翻譯教學模式”與內地的翻譯教學相比有很大區別。香港的翻譯課程設計針對性很強，比較注重市場需求和實際能力的培養。對于教學中的理論滲透，也依不同的培養目標和不同層次有不同的理論教育。課程設置已進入系統化。在教育模式上，亦更鼓勵“以學生為中心”，鼓勵讓學生自己去探索和獲取知識。這種模式，為一向崇尚“以教師為中心”的內地教學界提供了不同的參照系。
在口譯教學方面，來自北京語言文化大學的劉和平博士以她的新作《口譯技巧思維科學與口譯推理教學法》為藍本，說明了她對口譯教學的獨特理解。劉和平認為，目前的中國翻譯研究停留在靜態的研究，即對翻譯結果的研究上，忽略了動態的研究，即對翻譯過程的研究。要揭開翻譯過程之謎，把它教給學生，必須對翻譯的動態過程進行認真研究。為此，研究方法和教學方法十分重要。劉和平還以三組學生生動的口譯演示為例，說明了教師最重要的是要研究學生理解和接受意義的思維過程，而非詞與詞、句與句的簡單對等。她的這種“漁生魚”的教學理念引起了口譯人員和教學工作者的廣泛關注。
另外，從來自北外的谷欣、加拿大外教杜蘊德的交替演示和來自廣外大的馮之林的Powerpoint軟件包的演示過程中，我們有機會了解到國內主要外語院校的口譯教學模式，并欣喜地發現，統計方法和多媒體教學手段已逐漸地滲透到翻譯教學與研究當中。
三、反饋中的思考
這次講習班帶來的另一種理念是：以教帶學，以學助教，高瞻遠矚、著眼未來。為了提前發現問題，以不斷完善未來的辦學方式，組織者從一開始就給每一位學員發了一張“調查表”，內容主要是以翻譯教學和本次辦班模式為主，這一設計與學員大多為高校教師的情況不謀而合。
參加本次講習班的學員共約170人，其中來自全國高校的副教授、講師占大多數，另有少數各行各業的外事翻譯和在校博士、碩士生。反饋回來的有效調查表為125張。雖不是100%的準確，但這一反饋數字也足以代表主要現象。
從統計數據的分布情況分析，有三分之二的教師仍以筆譯教學為主，口譯仍未達到平分秋色的地位。就教師素質而言，50%的人從教時間在8年以上，但有96%的人從未參加過翻譯教學培訓，教師的知識更新和培訓問題已成當務之急。翻譯的課程設置失衡，課時偏少，每周4小時以下、6小時和8小時的比例為4：2：4。在翻譯教學手段上仍顯落后，雖有42%的人表示在教學中逐漸引入了磁帶、錄像帶、VCD、powerpoint或多媒體教室的使用，但仍有58%的人回答從未使用過電教設備。在問到“在翻譯教學實踐中您所遇到的主要問題是什么”時，有九成以上的學生的回答是：缺少反映新時代要求、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的先進教材。學員們普遍反映，現在仍然使用80年代以來出版的《英漢翻譯教程》、《口譯教程》等市場出售的教材和自編教材，兩者使用的比例為2：1。這一情況，與1996年南京全國首屆翻譯教學研討會上反映的問題相吻合。這說明，五年來，中國翻譯界和教學界仍未把教材建設問題納入議事日程。這種不正常的“執著”引起了中國譯協《中國翻譯》編輯部的高度注意，他們正在醞釀在不久的將來物色得力的專家編撰嶄新的教材，給中國學界填補這一空缺。相信熱情的學術界會同心協力，共助這一力作早日鑄成。
正如中國譯協的領導黃友義、孫承唐和《中國翻譯》雜志常務副主編楊平在開幕式上所倡導的那樣：這次研討，重在“全面地提高廣大翻譯工作者的素質”，重在“思維模式的改革”，重在“拋磚引玉”！這種理念，很快就在開講人許鈞先生的報告中得到印證。許先生對他的譯著《紅與黑》中的詞句是如何剪裁未作任何闡述，而是從“傳統與創新”的角度，對翻譯、翻譯學和翻譯批評等問題進行了宏觀的解剖。這位來自南京大學的博導還以他自己的親身經歷，說明了作為一處翻譯學的導師應該如何引導學生和學界進入高層次的學術研究和國際交流的種種途徑。許鈞教授是主要從事法漢翻譯研究與教學的專家，此次與他的同行劉和平教授一同出現在以英漢翻譯為主的講臺上，這種安排本身就意味深長：作為組織者的中國譯協《中國翻譯》編輯部，旨在打破學科研究的界限，追求一種“殊途同歸”的學術效應。
“殊途同歸”，還體現在此次講習班對教師和講題的選擇上。從教師來看，主講人當中有八十多歲的譯壇名宿程鎮球、許淵沖，有年富力強的翻譯家孫致禮、莊繹傳、徐亞男，也有許多三、四十歲的著名中青年學者。各路豪杰流派不一，觀點精彩紛呈。演講的課題從宏觀到微觀，從理論到實踐，從筆譯到口譯，從文學翻譯到外交翻譯、政論翻譯、法律翻譯、呈現出多層次、多視角和高品位的學術研究特色。
在宏觀方面，翻譯學的學科建設和理論研究代表了主流。來自北京大學的辜正坤教授以“點到為止”的方法，向學員們介紹了他的《翻譯學通論》的理路構成，意在引導學生進入宏觀翻譯學與微觀翻譯學的主要層面。同是講翻譯學，香港浸會大學的潭載喜教授則是從西方翻譯模式談起，分析了西方翻譯模式的強與弱，并對翻譯學發展的路向作了展望。清華大學的王寧教授則基于對目前翻譯及其研究之現狀的思考，試圖對全球化時代的翻譯進行重新定義和定位，并對全球化進程中翻譯的作用做出描繪。王寧認為：“翻譯現在正經歷著一種轉折：從屬于語言學層面上的字面辶多譯逐步轉向文化層面的闡釋和再現?！边@與西方文化學派的觀點遙相呼應。對于西方譯論給譯者的啟示，香港嶺南大學的張南峰教授則以Vermeer的目的論和Even-Zohar的多元系統論為引線，深入線出、由此及彼地介紹了有益于翻譯理論研究或實踐研究的多種理論；張先生并結合“英漢文學翻譯中的三個問題：戲劇語言、文化專有項和雙關語”這一課題，為翻譯研究和翻譯教學中的理論與實際相結合問題作了全新的注釋和演繹。在跨學科研究方面，北京大學的博導申丹為學員們展示了她在文學文體學與小說翻譯研究方面的成果。申教授從西方文體學的發展概況入手，對文學翻譯中對語域的處理和故事層次上的假象等值等問題作了理論與實踐的分析，說明了文學文體學在小說翻譯研究中的主要作用。申丹教授的高足王東風則通過對文學翻譯中的文體變形處的分析，指出了文學翻譯中一個值得深思的現象：譯家與作家的意識沖突。王教授認為，“無論是翻譯文本中的譯例，還是譯家的言論，都清楚地表明譯家的語言選擇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作家。前者的語言策略具有信息取向，而后者則是詩學取向?！睋耍谖闹袑鹘y的信息或語義取向的翻譯策略提出了質疑。這種多視角的研究路向為廣大學員進行多元的、多層面的學術探索提供了樣板，這也是此次研討會的目標之一。
在學術研究方面體現出的另一理念是提倡資源共享、百家爭鳴、推陳出新，為質疑學術傳統和挑戰學術權威提供溫床和土壤。這次講習班打破了傳統的10分鐘宣讀論文的模式。每位主講人花2-4小時把自己的最新成果以講義、板書或投影和講解相結合的方法向學員展示，穿插提問、發言、演示等模式進行探討。學員們不但可以與教師共享這些科學研究的成果，同時還培養了獨立思考的能力。在這樣的討論中，新的學術觀點不斷生長。比如說，對于翻譯的“異化”與“歸化”的問題，南開大學的劉士聰教授就提出了一個頗為獨特的觀點。劉先生認為，就英譯漢而言，應提倡“歸化”，這與英、漢文化的強弱無關，并不代表漢語文化要遷就英語文化，亦與政治、經濟無關，而是象征著我們對英語標準語言的一種追求，是純粹的語言處理。這一觀點令學員們困惑不解：如果是純粹的語言處理，為什么英譯漢的策略要與漢譯英有所不同？在翻譯的文化轉向問題上，香港嶺南大學的孫藝風博士認為，翻譯的文化學派的代表人物安德魯·勒弗菲爾夸大了意識形態（ideology）對翻譯重寫過程的作用。他認為，對待不同理論的吸納應持全面審慎的態度。孫藝風對內地的許多學生在學術研究中表現出的“師言亦言”、“人云亦云”的“追尾”現象持否定態度，因此他主張：學術與教育的牽引應以培養獨立的思維方式為重。在這次大研討的過程，最“火爆”的一場“爭鳴”來自詩歌翻譯的兩大名家——許淵沖和江楓。許先生以二十世紀可能改造未來人類面目的偉大成就克隆技術為切入點，深入地闡述了他的“文學翻譯克隆論——信達優論”。許先生堅信，富有音美、意美和形美的“三美”譯文就是“信達優”的譯文。而江楓先生則以“譯詩，形似與神似：一點必要的常識”為主題，對許淵沖先生的“新譯論”提出了批評。這種沸騰的場面讓廣大譯界同仁有機會目睹學術界的另一種光景，它形象地表明：學術研究的表現形式不總是“溫情脈脈的面紗”，有時也會“硝煙彌漫”！問題是，學術界將以怎樣的一種學術態度來詮釋和審視學術之種種。這一點，我們或許可以從香港學者周兆祥關于“翻譯與人生”的報告中得到一些啟示。
二、關于翻譯教學
翻譯教學，尤其是口譯教學，一直就是中國譯界的薄弱環節。為了改變這種局面，關于翻譯教學的講題在此次講習班課程中覆蓋了1/5。內容涵括了香港和內地的主要教學模式。其中，周兆祥先生介紹的“香港浸會大學的翻譯教學模式”與內地的翻譯教學相比有很大區別。香港的翻譯課程設計針對性很強，比較注重市場需求和實際能力的培養。對于教學中的理論滲透，也依不同的培養目標和不同層次有不同的理論教育。課程設置已進入系統化。在教育模式上，亦更鼓勵“以學生為中心”，鼓勵讓學生自己去探索和獲取知識。這種模式，為一向崇尚“以教師為中心”的內地教學界提供了不同的參照系。
在口譯教學方面，來自北京語言文化大學的劉和平博士以她的新作《口譯技巧思維科學與口譯推理教學法》為藍本，說明了她對口譯教學的獨特理解。劉和平認為，目前的中國翻譯研究停留在靜態的研究，即對翻譯結果的研究上，忽略了動態的研究，即對翻譯過程的研究。要揭開翻譯過程之謎，把它教給學生，必須對翻譯的動態過程進行認真研究。為此，研究方法和教學方法十分重要。劉和平還以三組學生生動的口譯演示為例，說明了教師最重要的是要研究學生理解和接受意義的思維過程，而非詞與詞、句與句的簡單對等。她的這種“漁生魚”的教學理念引起了口譯人員和教學工作者的廣泛關注。
另外，從來自北外的谷欣、加拿大外教杜蘊德的交替演示和來自廣外大的馮之林的Powerpoint軟件包的演示過程中，我們有機會了解到國內主要外語院校的口譯教學模式，并欣喜地發現，統計方法和多媒體教學手段已逐漸地滲透到翻譯教學與研究當中。
三、反饋中的思考
這次講習班帶來的另一種理念是：以教帶學，以學助教，高瞻遠矚、著眼未來。為了提前發現問題，以不斷完善未來的辦學方式，組織者從一開始就給每一位學員發了一張“調查表”，內容主要是以翻譯教學和本次辦班模式為主，這一設計與學員大多為高校教師的情況不謀而合。
參加本次講習班的學員共約170人，其中來自全國高校的副教授、講師占大多數，另有少數各行各業的外事翻譯和在校博士、碩士生。反饋回來的有效調查表為125張。雖不是100%的準確，但這一反饋數字也足以代表主要現象。
從統計數據的分布情況分析，有三分之二的教師仍以筆譯教學為主，口譯仍未達到平分秋色的地位。就教師素質而言，50%的人從教時間在8年以上，但有96%的人從未參加過翻譯教學培訓，教師的知識更新和培訓問題已成當務之急。翻譯的課程設置失衡，課時偏少，每周4小時以下、6小時和8小時的比例為4：2：4。在翻譯教學手段上仍顯落后，雖有42%的人表示在教學中逐漸引入了磁帶、錄像帶、VCD、powerpoint或多媒體教室的使用，但仍有58%的人回答從未使用過電教設備。在問到“在翻譯教學實踐中您所遇到的主要問題是什么”時，有九成以上的學生的回答是：缺少反映新時代要求、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的先進教材。學員們普遍反映，現在仍然使用80年代以來出版的《英漢翻譯教程》、《口譯教程》等市場出售的教材和自編教材，兩者使用的比例為2：1。這一情況，與1996年南京全國首屆翻譯教學研討會上反映的問題相吻合。這說明，五年來，中國翻譯界和教學界仍未把教材建設問題納入議事日程。這種不正常的“執著”引起了中國譯協《中國翻譯》編輯部的高度注意，他們正在醞釀在不久的將來物色得力的專家編撰嶄新的教材，給中國學界填補這一空缺。相信熱情的學術界會同心協力，共助這一力作早日鑄成。
一、主位結構理論
“主位”這個術語由Mathesius首先提出，被其界定為話語的起點、既定語境中的已知信息。韓禮德進一步把主位解釋為小句作為信息的功能、信息的關注點以及說話者說話的出發點。主位占據小句的開頭的位置，剩余部分為述位，它們共同表達小句的語義，通常由已知到未知傳達小句的信息。因此主述位的概念不屬于形式范疇，而屬于功能語義范疇。[1]一個個小句由主位到述位，由已知到未知，形成一波又一波各種形式的信息流。
一個信息單元的主位位于開頭，比該單元其他部分更具背景性，自然與語境或前文有著聯系，從而產生語篇關聯性。因此文本的主位結構系統往往能提供其背景信息和文本的脈絡或是線索。在句法層面上，英漢語主位都可以由名詞詞組、副詞詞組和介詞短語充當；漢語中的主位還可以由動詞/動詞短語、形容詞/形容詞短語和后位結構擔當；英語中還可以由形式主語it和存在句引導詞there充當[2]。通過這個簡單的比較，可以發現漢語的主位更具靈活性，英漢語的主位發展規律也有些不同，這對于翻譯來說是值得重視的課題。
二、文學翻譯和主位結構理論的關系
在任何翻譯語境中，譯者要成功完成的最重要的宏觀任務就是在目的語文本中映現原語的主述位結構。如果這個任務完成得不好，翻譯的努力就會失敗銜接連貫，因為不保留主述位結構，就會搞錯焦點，破壞連貫，銜接的目標便得不到保證。[3]
文學作品是面向想象力的藝術，靠形象說話，對于現實世界并不提供現成答案。如果作者給作品填滿信息，讀者便會失去想象的空間，作品將失去魅力。成功的文學家會在語言運用上留下空白，即作者自敘語言和文學形象對話中的隱含。如果譯者改變、取消原來的隱含意圖，雖然也取消了讀者的腦力勞動，卻也同時取消了審美過程，也等于取消了文學。[4]
那么如何保留原作的文學形象和隱含意圖呢？在譯作中映現原作的主述位結構是一種可行的翻譯策略。原作主述位結構的保留給譯文讀者提供了原作人物、事件、敘事方式等方面的文學形象，使得譯文讀者得以保留欣賞原作風姿、增加審美情趣的機會怎么寫論文。下面給出選自中英對照版《阿Q正傳》中的譯例。
原文[5]：遠遠的走來了(T1)一個人(R1)，他的對頭(T2)又到了(R2)。這(T3)也是阿Q最厭惡的一個人，就是錢太爺的大兒子(R3)。他(T4)先前跑上城里去進洋學堂，不知怎么又跑到東洋去了(R4)，半年之后(T5)他回到家里來(R5)，腿(T6)也直了(R6)，辮子(T7)也不見了(R7)，他的母親(T8)大哭了十幾場(R8)，他的老婆(T9)跳了三回井(R9)。
下面分析該語篇的主述位推進結構。下劃直線表主位(T1-9)，波浪線表述位（R1-9）。T1是漢語特有的動詞短語做主位，也是整段的主位，交代話語事件的背景，暗示這個小語篇的主人公“假洋鬼子”從遠方回來，不僅指向空間距離，也指向心理距離。R1指假洋鬼子，為新信息。從這個述位中派生出T2/T3/T4，指他同一個人，R2/R3/R4進一步提供關于這個人的相關信息即他的人際關系及其學業背景。T5用了表時間的后位結構，提供事件的時間背景，已知信息這個人“他”又出現在了述位，便又有了隱含意圖，旨在說明這是一個留學歸來的樣樣不同的新人。T6/T7都是他身上的一部分銜接連貫，R6/R7是描寫他外形上的變化。T8/T9是與他相關的親人，R8/R9敘述了她們絕不容忍他的新變化?？偟膩碚f，除了T1/T5這兩個表時空背景的主位外，其他主位都是假洋鬼子及與之相關的事物、親人，該主位結構作為話語的起點很好地提供了解讀的銜接線索，表達了極連貫的語篇意圖。
譯文[5]：From the distance (T1) approachedanother of Ah Q’s enemies(R1). This(T2) was Mr. Qian’s eldest sonwhom Ah Q thoroughly despised(R2). After studying in a foreign-styleschool in the city(T3), it seemed he had gone to Japan(R3). Whenhe came home half a year later(T4) his legs were straight and his queue haddisappeared(R4). His mother(T5) wept bitterly a dozen times(R5),and his wife(T6) tried three times to jump into the well(R6).
由于英語重形合，漢語重意合，所以英譯的主述位總數少于原作。英譯中T1/T2/T5/T6保留了原作的主位，其他主位略作調整，但也保留了原作語篇要素作主位。原作T6/T7改作譯作R4的次一級主位。譯文讀者能通過映現出來的主述位結構獲得相似的文學形象和審美過程，領略原作該段的語篇隱含即“假洋鬼子”外表上的變化就足已令其親人和鄉鄰反感，更別說真正的革命精神能深入他們的內心了。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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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H3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0278（2014）01-251-02
“前景化”這一概念源于視覺藝術領域。根據二十世紀初格式塔心理學家魯賓等的研究，人的視覺傾向于把視野中的景象區分為圖像（figure）和界面（ground）。確切地說，當視野中的不同物體具有顏色、亮度方面的明顯差異時，人的視覺會自動將它們區分為明亮的前景（foreground）和晦暗的背景（background），并且將前景視為重要的和有意義的。
一、文學語言中的前景化
前景化的原理可以應用于文學語言。在文體分析中，它指一種具有文學、藝術價值的東西的前景化，或從背景中突出的技巧。被突出的特征是語言上的偏離，而背景是人們一致接受的語言系統。Leech（1970）認為，前景化就是一種對藝術的有目的的偏離。為了達到在風格上有特色，某一語言特征必須偏離某種比較的常規。Leech（1969）把偏離進一步分成8個類別：詞匯偏離、語音偏離、語法偏離、書寫偏離、語義偏離、語域偏離、方言偏離和歷史時期偏離。Halliday（1973）把真正的前景化（truegrounding）和純粹數量眾多的語言結構區別開來：一種數量突出（prominence）的語言結構只有在與整個文本意義相關聯時，才會成為真正的前景化。Halliday從功能的角度更加明確的定義了前景化的概念，同時也表明前景化表達形式在作品中具有文體功能和價值。
二、文學翻譯中的前景化
文學是一種語言藝術。文學的藝術質量主要體現在作者對語言的選擇上。在文學翻譯中，應重視對原文前景化語言的理解與表達。在翻譯實踐中譯者常有重內容，輕形式的傾向，譯者往往看重對原文內容、信息的傳達，而忽略了對文章形式、文體的再現，使文章所要傳達的文學價值或文學意義相去甚遠。
Leech和Short在《小說中的文體》一書中采用了以下模式來描述形式與內容的關系（1981）：意思[內容、事實]+[表達形式的]文體價值=（總體）意義
在翻譯文學作品中僅僅傳達作品的內容信息而忽略形式的再現就易造成“假象等值”（申丹，2002）。其通常表現形式為：譯者認為原文中的某些虛構事實有違常情，因此有意進行“情理之中”的改動。譯者以為這樣一來，自己的譯文形成了與原文更為合理的對應，實際上卻損害了原文的主題意義和美學價值。
（一）修辭前景化
修辭前景化是由于作者使用的修辭手法比較特別，超出讀者的預料而形成。
例如：
But Mr. Wu’s face is worth a fortune： it is peculiar to the point of caricature. A head shaped like a bomb，and just as suggestively explosive，gaunt，……rugged，with very prominent cheek-bones and sunken cheeks，and eyes which stare at one like glowing coals―all this set on a neck too long by half； and a thin body，as strong and as little elastic as a rod of steel！（excerpted from Mr. Wu Mi―A Scholar and a Gentleman）
譯文1.吳先生的相貌卻價值連城，怪異得就像一幅漫畫。腦袋的外形像顆炸彈，也像炸彈一樣隨時都有可能爆炸?！樕隙喟?，顴骨高聳，兩頰下陷，盯著人看的一雙眼睛像是燒紅了的兩粒煤球―這一切全都支撐在比常人長一半的脖頸上，瘦削的軀體活像一根結實、梆硬的鋼條。（江楓譯）
譯文2.但是雨生的臉倒是一種天生稟賦，恢奇的像一幅諷刺畫。腦袋形似一顆炸彈，而一樣的有爆炸性，……面容險峻，顴骨高起，兩頰瘦削，一對眼睛亮晶晶的像兩粒炙光的煤炭―這些都裝在一個太長的脖子上及一副像枝銅棍那樣結實的身材上。（林語堂譯）
人臉與一大筆財產、腦袋和炸彈、眼睛和灼灼的碳球，吳先生異于常人的長相和形態躍然紙上，這幾處精心雕琢，那幾處簡筆勾勒，嫣然一幅詳略得當的肖像畫，令人印象深刻。譯文1較譯文2用詞謹慎，修辭上受英語行文習慣約束，沒有很好地表現出吳先生長相之奇特。相比之下，林語堂先生用詞大膽而靈活，“天生稟賦”、“諷刺畫”、“爆炸性”等等，產生的修辭效果更為突出，更加“前景化”。
（二）詞匯前景化
詞匯前景化表現為臨時創造新詞或賦予普通詞匯新的意義。
例如：
可是從此以后，每逢看見蜜蜂，感情上疙疙瘩瘩的，總不怎么舒服。（《荔枝蜜》，楊朔）
譯文1. But since then，whenever I see a bee，I feel all knotted inside and very uncomfortable.
譯文2. Nevertheless，the very sight of it always gave me an awkward feeling since then.
譯文3. Still，after that，the sight of a bee always filled me with misgivings.
“疙疙瘩瘩”一詞《新華字典》給出的基礎解釋為：不平滑很粗糙，比喻辦事遇到一些麻煩。這里辦什么事、遇到了什么麻煩呢？從上文可知，即“遇見蜜蜂”然后“被蜇”這件事，那這感情上的疙疙瘩瘩，可想而知就是對“蜂蜇”的一種擔心和恐懼了。三個版本的譯文明確表現出這層意義的是譯文3，misgivings尤作復數，指a feeling of doubt， distrust， or apprehension，但始終體現不出原文中“疙瘩”和“蜂蜇”之間形象的因果聯系。筆者試譯為：Nevertheless， the very sight of it always stung me， leaving me uncomfortable.
（三）數量前景化
數量前景化指某些語言因為出現頻率過高或過低而超出讀者的預期。
例如：
Through the fence， between the curling flower spaces， I couldsee them hitting...They took the flag out， and theywere hitting...and he hit and the other hit..."Here， caddie." He hit...They were hitting little， across the pasture.（The Sound and the Fury）
透過柵欄，穿過纏繞的花枝的空隙，我看見他們在打……他們把小旗，打了一下……這人打了一下，另外一人也打了一下……“在這兒，開弟。”那人打了一下……他們過老半天才打一下，穿過草場。（陳文俊譯）
文中不長的兩小段內就出現了六次hit，對于較忌諱重復用詞的英文來說，顯然偏離了常規。作者這么使用當然是有用意的，小說選段的視角是一個智力障礙的成年人，看到眼前有人在打球但他并不理解這一行為時，他的詞語庫里大概也只有最簡單的hit一詞是可用詞匯。在翻譯時應譯作同一個字即“打”，以突顯這一詞在數量上的特殊，使其跳出別的詞，成為“前景”。
三、結語
在文學創作中，作者常通過前景化突出文章中心，增強語言的表達力與效果，以取得獨特的藝術效果。在翻譯中，譯者不僅要將原文的意義準確表達，更要把原文前景化語言特點在譯文中再現，從而使譯文讀者能與原文讀者在閱讀文學作品時有相似的感受，理解與心理認識。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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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Leech， G.Linguistics and Literary Style [M]. New York： Holt， Rindhart and Winston， 1970.
語際平衡
一．引言
進入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以后,西方翻譯開始轉向對翻譯文本的譯者和接受者(讀者和譯語文化的接受環境)的研究，因此，如何描述和解釋譯者在翻譯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成為翻譯理論的根本問題之一。起步于2001年的生態翻譯學是在翻譯適應選擇論研究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譯者主導、譯者中心是其核心理念，并取向于譯者與翻譯生態環境相互關系的研究,特別是譯者在翻譯生態中的生存境遇和能力發展研究。
生態翻譯學認為，翻譯是‘譯者適應翻譯生態環境的選擇活動’”[1],它確立了譯者的中心地位和譯者的主導作用。這里的譯者具有動態的“雙重”身份:一方面接受翻譯生態環境的選擇與制約,另一方面又以翻譯生態環境的身份實施對譯文的選擇與操縱。譯者的這種“雙重”身份可以表述成譯者既是原文的“讀者”、又是譯文的“作者”。
回顧20世紀以來國內古典詩歌英譯研究狀況，爭論的焦點之一就是“應該譯成韻體還是散體”[3]?；蛑芈曧?，用傳統英語詩律翻譯唐詩，以求再現唐詩的整體美；或重意象，用自由的散體譯詩，以求傳達唐詩藝術的真質。這兩種方向，既有其成功之處，又有其遺憾不足。詩律有礙達意英語專業畢業論文，“因形害義”；而達意又要丟棄唐詩本身的形式美，以致損害了唐詩本貌。
胡庚申教授提出的生態翻譯學理論對唐詩的翻譯具有很強的說服力。從胡庚申教授提出的“原文一譯者一譯文”三元關系視角看[4]，我們從譯者居中的位置向兩端審視，由此演繹出來的譯論構架也有可能相對‘中和”穩定?；谶@個理論視角，筆者認為唐詩英譯的過程是譯者適應與譯者選擇交替進行的循環過程，其實質是譯者適應生態環境的選擇活動，譯者在其過程中起著主導作用。本文運用“生態翻譯學”來分析著名唐詩《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雙譯本的異同，探討唐詩翻譯中譯者的雙重身份。
二．《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英譯對生態翻譯學的體現
譯者適應翻譯生態環境的選擇包括了翻譯活動的不同階段、不同層次、不同維度的譯者適應與譯者選擇。生態翻譯學認為:“譯者在翻譯過程中只有真正地做到‘多維’地適應特定的翻譯生態環境和至少‘三維’的選擇轉換，才有可能產生恰當的譯文”[5]。從這個意義上說，許淵沖和龐德在英譯《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過程中適應原文和譯語文化生態環境、繼而做出對原文的主題思想“取便發揮”，這種做法又可以解釋為是兩位譯者適應其生存境遇的一種選擇。
2.1 譯者是原文的“讀者”對翻譯生態環境的適應
譯者作為原文的“讀者”具體表現為對“能力”的適應。譯文產生過程的第一階段即“翻譯生態環境”選擇譯者，“重點是以原文為典型要件的翻譯生態環境對譯者的選擇”[2]翻譯生態環境中的原文是一首李白的送別詩《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那么,以原文為典型要件的翻譯生態環境要選中的,可以說應當是詩人譯者,或者是對中國古典詩詞有一定造詣的譯者論文格式模板。許淵沖先生是“詩譯英法惟一人”,他用韻文來譯,顯示出了中國翻譯家力求保持中國古詩詞民族特色的訴求。美國詩人龐德改譯的《華夏集》包括《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等中國古典詩詞十九首，其譯文語言簡練、流暢而不浮華，遣詞造句富于現代氣息。艾略特為此稱贊龐德為“中國詩歌之發明者”[6]。 《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的英譯本中許淵沖和龐德這兩位文學大師的譯文得到廣泛流傳，說明兩位譯者不僅沒有被“翻譯生態環境”給淘汰掉(比如或審稿者“未通過”、或出版商“不出版”、或讀者“不愿看”、或譯評者“不認可”等等)，而且其譯作也做到了“適者生存”。
2.2 譯者是翻譯過程的“作者”實施對譯文的選擇
譯者不僅要適應翻譯生態環境，還要接受翻譯生態環境的支配。因此，在譯文的產生過程的第二階段即生態環境選擇譯文，“重點是以譯者為典型要件的翻譯生態環境對譯文的選擇”[2]。這時的譯者是翻譯過程的“作者”，是真正的“主宰”。“譯者以翻譯生態環境的‘身份’實施對譯文選擇”[2]。這種選擇性適應集中體現在語言維、文化維、交際維三個維度上。評判譯品的“整合適應選擇度”,首先要看譯者是否多維度地適應了特定的翻譯生態環境,尤其要看是否做到了“三維”轉換。本文從這三方面看唐詩《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兩譯本的異同。
2.2.1 譯者對語言維的選擇轉換
“語言維層面的適應性選擇轉換即譯者在翻譯過程中對語言形式的適應性選擇轉換。這種語言維的適應性選擇轉換是在不同方面、不同層次上進行的”[7]。
在形式上，唐詩整齊、簡練,信息載量豐富；英文詩中冠詞、介詞、連詞常常是不可缺少的，這就使得在行數方面保持形似十分困難。作為七言絕句，《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只有四行，每行七字，充分體現了唐詩布局合理，排列整齊，富于建筑美的特點。在兩篇譯文中英語專業畢業論文，許淵沖先生的譯文保存了原詩的這一特點，也是四行，而在音節數上是呈遞減趨勢，從形式上反映出帆影漸漸遠去，消失在天際的畫面，從詩的形式上與情境遙相呼應。而龐德采用了現代自由詩體譯成了散文詩，他認為，翻譯不應該受原語句法的限制，應該根據譯語的表達需要，采用自然的、符合譯語表達習慣的句法表達思想。筆者認為，唐詩乃中華文化之瑰寶，有其特定的形式與內涵，所以譯者在適應譯語生態環境的同時，需要發揮譯者的主體性，選擇和原文較為一致的形式來傳達詩意。因而，就形式方面筆者認為，兩篇譯文中，許的譯文較為突出。
在韻式方面，詩人頗具匠心地選擇了/樓/州/流三個聲調悠揚的韻腳,吟誦起來余音裊裊。這與孤帆遠去、江流天際的景象以及詩人目送友人、以及對友人無窮無盡的思念十分切合。在這兩種譯文中,許淵沖的譯文保持了唐詩的音韻美，采用了aabb式的韻腳的轉換,并在句數上采用了絕句的四行式排列。而龐德譯這首詩時運用現代自由詩體?？梢?，由于兩名譯者的體會、判斷和選擇的不同，即使是對同一首詩，也會產生不同的譯作。
2.2.2 譯者對文化維的選擇轉換
“由于原語文化和譯語文化在性質上和內容上往往存在著差異,為了避免從譯語文化觀點出發解原文,譯者不僅需要注重原語的語言轉換,還需要適應該語言所屬的整個文化系統,并在翻譯過程中關注雙語文化內涵的傳遞”[1]。
首句“故人西辭黃鶴樓” 在“黃鶴樓”送行富有文化內涵。許譯的第一句“My old friend has leftthe west where the Yellow Crane towers”，既交代了友人是自西向東而行，又傳達出了黃鶴樓的文化內涵：黃鶴樓既是傳說中仙人飛上天空去的地方，也是千古登覽圣地和中國詩人經常留下詩句的地方。龐德在此句的譯文中保留了古風和異國情調，例如英語專業畢業論文，他選取“Ko-jin”代替“故人”，“ko-kahu-ro”代替“黃鶴樓”原因在于這兩個詞作為名字好聽，和“故人”的漢音有點類似，帶有一點恰當的異國情調，放在詩歌的開頭和首句末顯得親切、自然，對整體意境傳達起著一定的作用。
次句“煙花三月下揚州。開元盛世的“揚州”是當時整個東南地區最繁華的都會,象征著欣欣向榮,充滿希望。通過對詩人寫作背景的研究,可以考證當時的揚州確實是李白心之所向。許譯用River Town向譯文讀者點出了揚州的水鄉特征,有助于譯文讀者產生有益的聯想。龐德的譯文舍棄了表示目的地的“揚州”，而換成了一個新的意象：The smoke-flowers are blurred over the river. 似煙如霧的花叢隨著孤舟漸行漸遠，慢慢地變得模糊不清。這一意象凸現了一個動的過程，孤舟的遠去，花叢的逐漸模糊與送別之人的心情交相輝映，送別之人的情感由此得到升華。
文化傳遞本來就是一項艱巨的任務，對詩歌而言尤為如此。兩位大師在文化維的選擇轉換都是在翻譯過程中發揮自己的主觀能動性和創生性,應用他們各自的語言來體現兩種文化的轉換,都選擇盡量把文化內涵傳達到位, 可謂都是較為好地適應了翻譯生態環境而做出的翻譯。
2.2.3 譯者對交際維的選擇轉換
“翻譯過程中交際意圖的適應性選擇轉換,是說譯者關注原文中的交際意圖是否在譯文中得以體現”[1]論文格式模板。詩歌在交際維層面的轉換體現為原文作者與讀者之間的互動。通過譯者的橋梁作用，讀者與作者在情感、思想等各方面產生共鳴，促成原文作者與譯文讀者間交際目的的實現。因此，譯文中意境的傳達也是不可或缺的，它是詩意賴以飛翔的翅膀，是一種軟信息的傳達。
詩的第三、四句”孤帆遠影碧空盡,唯見長江天際流”。從表面上看,這兩句詩全是寫景,實際卻描寫的是李白送別詩友時的惜別深情。許譯文用“theboundless azure sky”表明天空的無窮無盡，這種空間上的延續也能表明詩人送友人時的悵惘情懷。原文中的“流”這個意象，許譯為“rolling”，表示的是長江的氣勢和浩蕩，與詩人感傷的情緒形成了對比，襯托出詩人對友人的無盡思念。龐德對兩個意象的英譯仍然沒有逐字對譯，而是用“lone sail”，“blots”和“thefar sky”，將一葉白帆遠去消失在天邊的畫面清晰地呈現在讀者面前，用“reaching heaven”將“天際流”的意境和美感白描了出來，構成了一幅動靜結合的山水畫英語專業畢業論文，這一方面充分表現了中國詩歌的特色――詩中有畫，畫中有情，另一方面讓西方讀者可以透過詩中突出的語言意象了解到異域文化，潛移默化地領會到詩中所蘊含的情感意味。這樣的譯詩,經過內容和形式上的“轉述、改寫、變形”后,在當時客觀的時代文化氛圍中大獲成功,這是譯者龐德的成功,然后才是李白詩歌的成功“出訪”。在這部分譯文中,兩位譯者對原文的處理增減恰當,將原詩中的“詩眼”和美的意境一覽無余地展現在讀者的眼前。從翻譯創生性來看，兩位譯者是發揮其主導作用，在適應翻譯生態環境下實現了交際目的，堪稱最佳翻譯。
三．結語
綜觀兩篇譯文，通過從生態翻譯學視角分析，兩篇譯文各有千秋。為了形成“整合適應選擇度”最高的譯文，各自都盡可能地跟原詩保持一致，都在不同程度上傳達了原詩的意境和形象。基于此，譯者需要克服巨大的時空差距和文化差異，從各自的審美視角出發，通過譯作竭力將壯麗的畫卷忠實地再現在譯語讀者面前。生態翻譯學認為,翻譯是一種以“譯者為中心”的活動。譯者作為原文的“讀者”不僅要忠實于原作,對原者負責;同時是譯文“作者”，要服務于讀者,對讀者負責。譯者在翻譯過程中的“雙重”身份表明譯者是翻譯成功的根本因素。因此譯者是翻譯的真正主人,翻譯的過程就是譯者在翻譯生態環境中的適應選擇過程。譯者的素質越高,他在翻譯的過程中“適應”與“選擇’才會完成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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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l: Discusses the child essential element and the toxic element blood lead level relations. Method: Using the atomic absorption law examination essential element copper， the zinc， the calcium， the magnesium， the hard content， the anode dissolves the voltammetry examination toxic element blood lead content， and carries on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with the normal comparison group.Finally: The blood lead high group， various ages section child zinc， hard， the calcium essential element content is somewhat low， the difference has apparent nature， copper， the magnesium content difference does not have apparent nature. Conclusion: The child blood lead level elevates causes the important attribute which the child essential element zinc， the calcium， the hard absorption reduces.
【Key words】essential elementblood leadchild必需元素鈣、鎂、銅、鐵、鋅作為構成人類生存環境的基本物質單元，在人的整個生命活動中發揮著巨大作用，是人體必需的元素。而毒性元素鉛是一種具有神經毒性的金屬元素，進入機體后對神經、造血、消化、腎臟、內分泌等多個系統產生危害，是對人體健康有害的元素。為探討兒童必需元素水平與血鉛水平之間相互關系，我們于2004年10月至2005年12月對在我院門診體檢的1635名兒童進行了必需元素與血鉛含量的檢測，現將結果報告如下：
1對象和方法
1.1對象:2004年10月~2005年12月期間，我院進行健康體檢的0~7歲兒童共計1635名。
1.2方法:微量元素檢測方法：采集末梢血20uL， 應用北京博暉創新光電技術股份有限公司生產的BH 5100PLUS型原子吸收光譜儀檢測鈣、鎂、鐵、鋅、銅五種元素。
血鉛檢測方法：采集末梢血100uL，應用美國ESA公司生產的3010B型全自動血鉛分析儀，陽極溶出伏安法進行檢測。
兩種檢測均由專人負責，嚴格按操作規程進行，均采用同一廠家的配套試劑。根據美國CDC推薦的兒童鉛中毒診斷方案，血鉛≥100ug/L為鉛中毒。
1.3統計學方法:實驗結果用X±S表示，組間比較用t 檢驗。
2結果
不同年齡組必需元素與血鉛水平情況見表1
在必需微量元素中，血鉛偏高組中鐵、鋅、鈣含量均低于正常組，其中，鐵含量：1歲組、2歲組含量差異有極顯著性（P＜001)，0歲組、4歲組、5歲組含量差異有顯著性（P＜005)；鋅含量：1歲組含量差異有極顯著性（P＜001)，0歲組、2歲組、4歲組、6歲組含量差異有顯著性（P＜005)；鈣含量：2歲組含量差異有極顯著性（P＜001)；0歲組、1歲組、4歲組、6歲組差異有顯著性（P＜005)。而銅、鎂含量差別沒有顯著性。
3討論
鐵、鋅、鈣、鎂、銅是人體內重要的微量元素及宏量元素，它與人體的生長發育、免疫機制和組織修復，智能發育及某些疾病有密切關系。全血中微量元素檢測分析，對反映機體營養和健康以及疾病診斷等，有重要的參考價值，特別是對兒童生長發育意義重大[1]。鐵在體內參與造血，并與能量代謝有密切關系，鐵還參與血紅蛋白、肌紅蛋白、細胞色素、過氧化物酶等多種蛋白和酶的合成，還與多種酶的活性有關，缺鐵時，中性粒細胞的殺菌能力下降，淋巴細胞的功能受損，與免疫功能也有關系。鋅是DNA和RNA聚合酶的重要成分，缺鋅導致一系列代謝紊亂及病理變化，各種含鋅酶的活性降低，消化功能減弱，蛋白吸收受影響[2]，而補充這些元素均可刺激生長發育，恢復正常狀態。
表1不同年齡組必需元素與血鉛水平情況（X+S）
年齡組別
（血鉛）例數必需元素鐵(mmol/L)鋅(umol/L)鈣(mmol/L)銅(umol/L)鎂(mmol/L)0-異常組131632±072*6021±2325* 123±036*2312±821152±021正常組161 712±0677295±2456193±0412409±711146±0171- 異常組 147 587±073** 6327±2972** 121±029*2226±679153±016正常組189754±0758843±3001 185±0302386±763150±0152-異常組131597±074**7827±2752*092±031**2357±792151±021正常組152761±0799226±2648182±0472344±786148±0203-異常組112 721±0698725±276144±0212212±658 139±021正常組148773±0789397±285184±0342106±678 145±0154-異常組87621±073*7825±2112* 118±027*2312±648 151±023 正常組102745±0729292±2006186±0372203±698146±0215-異常組46632±077*8724±2518147±0272411±697147±019正常組91758±0759527±2692182±0362305±702 150±0186-異常組51721±0728127±2615*123±039*2319±701137±021正常組87767±0749435±2724 184±0412408±712 147±019注：與對照組比較，*P＜005、**P＜001
鉛是一種具有神經毒性的重金屬元素，對人體尤其是處于生長發育階段的兒童危害極大[3]，研究證實血鉛水平超過100ug/L，將影響兒童的生長發育，性格改變，多動，智商下降，同時還可導致反復感染，出現貧血，行為異常以及不明原因的腹痛和神經系統損害癥狀[4]，兒童的生長，生活環境可接觸到大量的鉛，鉛塵大多在距地面一米以下，與兒童呼吸帶高度一致，再加上兒童有較多的手、口動作，易通過消化道攝入鉛。2001年8月，我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檢測在全國9省19城市采集的6500份3~5歲兒童血樣，發現血鉛含量超過國家規定標準（兒童血鉛含量標準為100ug/L）的已占總人數的三成。經過問卷調查，鉛含量超標嚴重的同學，確實有身材嬌小、學習吃力，學習成績差等癥狀。說明鉛污染對青少年的危害已相當嚴重[5]。
本次調查結果表明，血鉛偏高組的兒童，各年齡組鐵、鋅、鈣都有不同程度的偏低。說明鉛含量偏高會影響兒童微量元素的吸收，這是因為鉛與鈣、鐵、鋅在腸道吸收過程中向同一部位運轉蛋白，有競爭抑制作用，鉛含量提高會降低鈣、鐵、鋅在腸道吸收，出現了“缺鈣、缺鐵、缺鋅”現象[5]。因此，我們可以在不同年齡階段給兒童適量補充一些微量元素，可以防止鉛含量的攝入，以減少鉛含量超標對兒童造成的危害。
綜上所述，血鉛水平升高，會影響微量元素的吸收，造成兒童微量元素的缺乏，應動態觀察兒童血鉛水平的變化，減輕鉛含量增高對兒童造成的危害。
參考文獻
1張漢文.2786名7歲以下兒童的6種元素檢測分析[J].微量元素與健康研究，2001，18（3）：32
2劉建華.普寧市60例危重住院兒童鐵磷鎂鋅的測定及臨床分析[J].廣東微量元素科學，2003，10（12）：35
一、白話音譯個性足，音形結合作品多
徐志摩生活在時期，并親身經歷了之后的中國文學發展。當時白話文已經取代文言文成為書面語言的主流形式。作為西方文學作品翻譯的大師，徐志摩極力主張用白話文而不是文言文翻譯西方文學。徐志摩用白話文翻譯，將他的西方文學譯作正式帶入全新的境地。例如，他翻譯的布萊爾的《猛虎》，就采用白話的形式，將作品中的老虎描繪成一種虛弱、頹廢的老虎，真正展現出原作的情感及力量。譯作中，徐志摩用火焰似的眼光、駭人的雄厚、飛騰等現代詞匯再現了老虎威猛的原型，這些詞匯對當時有著傳統國學經歷的文人來說算是新奇。徐志摩還節譯、轉譯了大量的西方文學作品，并從文化的視角將其翻譯成一種文化現象，真正實現兩種語言的轉換。例如，徐志摩曾轉譯英國作家高斯的英譯本，翻譯法國作家福凱的《渦堤孩》實際上已經是編譯了。徐志摩深知漢字屬于“形音字”，而英語則屬于純拼音文字，所以中國人很容易見到字形聯想到它的意思。例如，當時的康橋現在就翻譯為劍橋，康橋給人以健康、優雅的氣質，而劍橋一般會讓人想到橋的雄偉、氣魄等?！棒淅浯洹北銜屓讼氲揭粋€美麗的地方“，賽有那拉”是目前對日文“再見”的最美麗的翻譯?？梢?，徐志摩正是通過自己音譯、意譯相結合的翻譯實踐，推動著中國乃至世界翻譯事業的發展與進步。早在20世紀20年代，徐志摩在英國留學期間便開始翻譯詩歌。此后，他直譯了很多西方文學作品，其中包括詩歌、戲劇、小說、散文等多個題材。特別是在其短短三十六歲的生命時間里，他翻譯的西方文學作品涵蓋絕大多數文體的作品，作者包括三十多位文學大師，如莎士比亞、拜倫、哈代、惠特曼等人。在詩歌方面，《徐志摩詩集》詩集中就收藏有十多個國家三十多位詩人的作品。另外，徐志摩還翻譯了德國著名作家福凱的《渦堤孩》，意大利作家鄧南哲的《死城》，英國曼斯菲爾德的小說集等等，與其同時代的作家相比，徐志摩翻譯的數量雖然不多，但其范圍之廣，涉及的題材眾多是絕無僅有的。此外，令讀者印象最為深刻的是徐志摩對翻譯名稱的處理之成功，最終成為他的“注冊商標”。例如，《翡冷翠》便是徐志摩西方文學翻譯中的一個專利，他將意大利名城佛羅倫薩翻譯為翡冷翠，巧妙融合了中西文學中的意蘊表達，其通過音譯的方式，并采用一些形象感很強的文字，實現“音”與“形”相貼近的藝術效果。此外，徐志摩還充分利用自己編輯西方文學作品的機會提倡西方文學的翻譯，如他主張用文言文翻譯西方詩歌文學。總之，徐志摩的西方文學作品的翻譯有著特定的歷史文化背景，同時他還深受西方浪漫主義、唯美主義風格的影響。
二、空靈飄逸譯如詩，多元轉譯添色彩
徐志摩是中國新詩壇最著名的浪漫主義詩人之一，他善于創作空靈飄逸的浪漫主義詩歌。然而，他翻譯的西方文學作品大部分卻是現實主義題材的，從其翻譯作品的文體中可以看出其審美價值取向。同時，雖然他翻譯的作品絕大多數是現實主義題材，而其中大多數為抒情方面的詩歌，帶有濃厚的個人印跡，屬于最浪漫主義的文學作品。徐志摩翻譯了曼斯菲爾德的十個短篇小說，斯蒂芬斯的兩部長篇小說，赫胥黎的《半天玩兒》等，徐志摩都將它們稱為散文寫成的詩歌。其實，徐志摩翻譯的現實主義小說可以分為兩類：一是對平凡人物的同情，二是對黑暗社會的批判。其中，曼斯菲爾德的小說便屬于前一類，她的作品以美著稱，有著“狂風驟雨向讀者靈魂奔波”，徐志摩也為此深深震撼。自此，曼斯菲爾德便成為徐志摩精神上的感召者，并翻譯了她的大量文學作品，并取名為《英國曼斯菲爾德小說集》。林徽因在其《悼志摩》中提到“：志摩是一個具有浪漫主義情懷的古怪年輕人，他的人格中最精華的是對平凡人的同情，沒有一種情感，他不能同情。他對一切弱小的憐愛，他一生都在同情別人而忘記了自己的痛苦?！蓖瑯?，赫胥黎的《半天玩兒》也是這種風格的作品，其主人公彼得在陽光中獨自品味自己的寂寞，這時遠處走來了兩位華麗的小姐，而她們卻不幸地遭到惡狗的侵擾，好心的彼得救了這兩位小姐，但他的行為卻受到了這兩人的鄙視，徐志摩用詩化的語言描述了彼得的心靈，充滿著無限的憐憫之情。徐志摩對文藝復興以來各派的浪漫主義作品均有翻譯，他翻譯的首部德國浪漫派作家福勾的《溫蒂娜》，便是以中古為背景的騎士小說，敘述了一個美麗的妖怪與人類之間的愛情故事，他當時看到這部小說時非常感動，并非常欣賞其文筆結構。20世紀30年代，中華教育基金會推選徐志摩、梁啟超、聞一多等人翻譯了美國浪漫主義詩人惠特曼的《我自己的歌》，這是其參與的第一部有著重要影響的浪漫主義文學作品的翻譯工作。徐志摩翻譯筆法的流暢完美，再現了原作動人的情節，如在翻譯《曼斯菲爾德》文章時，他就曾引用奧帕爾的一首非常悲觀的詩歌，其回憶了家人生前的美好生活變成了虛幻，悲觀的詩人無法回避這種幻滅所帶來的深刻反響。1924年，泰戈爾訪華，徐志摩擔任翻譯，這次合作使得二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誼，兩人都是有著雙重文化背景的詩人，他們都具有良好的東方文化修養并羨慕西方文明。徐志摩翻譯了泰戈爾在中國的全部演講，并陪同他一起遠赴日本。后來徐志摩還專門赴印度拜訪泰戈爾，他翻譯的《謝恩》、《園丁集》便是泰戈爾六十多首詩歌中最富有浪漫主義色彩的?？梢?，浪漫主義詩歌的翻譯是徐志摩翻譯中最得心應手的，同時他的美學色彩的譯作更增添了原作的浪漫主義色彩。徐志摩自謙自己的翻譯是一朵沒有靈魂的假花。徐志摩不懂得意大利語，如果要翻譯意大利語方面的文學作品就需要轉譯原著的作品。例如，鄧南哲是意大利著名的詩人、劇作家，他的戲劇摒棄了日常生活的繁雜，在語言上更加追求抒情、優美的風格，能巧妙地借助劇中人物之口來渲染作者所要表達的唯美主義色彩及風格。鄧南哲的作品通過英國著名文學家西蒙斯的翻譯，擴大了該作品在英國及世界文壇的影響。徐志摩便是通過西蒙斯的譯文指導鄧南哲的，其在英國劍橋大學留學期間，苦于找不到鄧南哲的英譯本，他曾下決心轉移了鄧南哲先生最有名的戲劇《死城》的部分內容。四年過后，徐志摩在中山大學圖書館整理舊有資料時偶然發現了這部譯作，再次激發了其對這位著名作家的熱愛，他曾撰寫了《丹農雪烏》這部專門介紹他生平及創作思想的文章，并從唯美主義的觀點論述了其所受到的影響。后來，徐志摩又創作了《丹農雪烏的戲劇》對《死城》這部作品的創作背景進行了詳細的介紹與詮釋，該部作品描寫了具有美學色彩的兄妹畸形戀愛，是鄧南哲先生的處女作，該作品一直籠罩著某種神秘的憂傷與不安。
作者：趙丹單位：西京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