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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根據胡庚申2001年提出的生態翻譯學，翻譯的過程可以看作是譯員多層次、多維度的適應和選擇。翻譯者對于翻譯生態環境的適應過程主要是三個方面，語言維度、文化維度和交際維度。就翻譯的適應和選擇而言，葛浩文的成功翻譯促成了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堪稱典范。因此，對于廣大翻譯工作者來說，葛浩文所采用的翻譯方法和翻譯技巧都是很有實際意義的參考。
一、理論基礎：生態翻譯學
生態翻譯學首先是由胡庚申教授（中國清華大學）在2001年提出來的。這是翻譯研究的新模式，是從生態學角度來描述和解釋翻譯學的。生態翻譯學在新世紀之初應運而生， 既有全球因素， 又有中國因素； 既有客觀因素， 又有人為因素； 既有其偶然性， 更有其必然性。本文指出， “關聯序鏈”的認知路徑、 “類似同構” 的生態特征、 “適應”、“選擇” 的理論體系以及“論/ 學一體”的同源貫通， 是生態翻譯學發生和發展的基礎、前提和條件。
（一）翻譯生態環境
“翻譯生態環境”更為明確地是指原文、源語和譯語所構成的世界，即語言、交際、文化、社會，以及作者、讀者、委托者等互聯互動的整體?！胺g生態環境”構成的要素包含了源語、原文和譯語系統，是譯者和譯文生存狀態的總體環境，它既是制約譯者最佳適應和優化選擇的多種因素的集合，又是譯者多維度適應與適應性選擇的前提和依據。翻譯生態環境是影響譯者最佳適應和優化選擇的多種因素的集合。（ 胡庚申，2004： 128）
（二）三維轉換
生態翻譯學的基礎理論將翻譯方法簡括為“三維”轉換，即在“多維度適應與適應性選擇”的原則之下，相對地集中于語言維、文化維和交際維的適應性選擇轉換。
二、從生態翻譯學的角度來分析《豐乳肥臀》譯本
（一）《豐乳肥臀》譯本中使用的翻譯技巧
葛浩文在翻譯《豐乳肥臀》時，主要使用的翻譯技巧有增詞法、省譯法、合并法轉換法等，來實現對翻譯生態環境的適應和選擇。
1.增詞法
Example 1：
【Original book title】： 豐乳肥臀
【Translation】： Big Breasts & Wide Hips： A Novel
《豐乳肥臀》講述了自1936年以來在上官家庭發生的風云變幻?！柏S乳”和“肥臀”代表了貫穿整個小說中的母親形象。如果這個標題只是直譯不加任何解釋的話，西方讀者可能會對這本小說產生誤解，女權主義者也會提出反對的聲音。因此葛浩文加上了一個副標題――“a novel”來避免對這部小說的誤解。
2.省譯法
Example 2：
【Original】 【Translation】
飛躥起幾十丈高（莫言， 2003： 72） flew high into the sky （Goldblatt， 2004： 128）
冰層約有一寸厚（莫言， 2003： 72） as thick as a hand （Goldblatt， 2004： 129）
半斤重的大膏藥 （莫言， 2003：77） a heavy medicinal plaster （Goldblatt， 2004： 138）
在原文中，作者用中國的量詞“尺 ”， “寸”， “丈”， “斤”等來描述高度，厚度，或者是重量。事實上，沒有必要告訴目標語讀者真正的數字。因此譯者用符合目標語習慣的方法來主動適應了翻譯生態環境。
3.轉換法
Example 3：
【Original】但現在被上官魯氏擺成“大”字形的身體占據了。
（莫言，2003：130）
【Translation】…but it disappeared beneath her outstretched body.
（Goldblatt， 2004： 212）
Example 4：
【Original】 戴著高筒禮帽、留著兩撇尖兒上翹八字胡的車夫也不是個一般人物。（莫言，2003： 92）
【Translation】…in a top hat and sporting a handlebar mustache， was not your ordinary driver. （Goldblatt， 2004：160）
莫言分別用八字形、八字胡和大字形來表現胡子和身體的形狀。然而，要找到英語中對應的表達是不可能的。因為英語是字母語言而不是象形文字，因此譯者把“八字形” into “inverted V”，“八字胡” into “handlebar mustache” and “大字形” into “outstretched”，這實現了在讀者腦海中描繪出相似圖片的效果，西方的讀者也能夠很好地理解轉換翻譯過后的版本。
三、總結
此篇論文從生態翻譯學的角度，對葛浩文《豐乳肥臀》譯本中的翻譯方法和技巧進行了研究。總的來說，從譯者角度來看，為了實現信息傳達者的角色，也為了幫助實現文學作品的語言、文化和交際功能，生態翻譯學的核心就在于適應和選擇。通過研究了葛浩文譯作中幾個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希望這篇論文能夠為《豐乳肥臀》譯本提供深入而有見地的啟發。
參考文獻：
[1]Goldblatt， Howard. Big Breasts & Wide Hips： a Novel [M]. London： Methuen. Arcade Publishing， 2005.
[2]Hu， Gengshen. Translation as Adaptation and Selection [J]. Perspectives： Studies in Translatology， 2003 （4）： 283-291.
中圖分類號：H059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4）09-0271-02
一、文化學翻譯學
翻譯的文化轉向起源于1976年的一次研討會。這次會議第一次把以色列的多元系統理論的學者與歐洲其他地區的學者集中到一起，會上Lefevere指出翻譯的目標應該是發展綜合性的能夠指導翻譯產出的理論，這種理論對文學與語言學翻譯理論的構建都有幫助，這一理論是動態的，不斷演變的，時刻接受實踐的檢驗，理論與實踐并行不悖，相得益彰，這一理論指導的翻譯實踐將會影響譯語文化的發展。Lefevere的這一言論奠定了翻譯研究下一個發展階段的基本原則，Lefevere言論的核心是反對傳統的評判式的翻譯立場，拒絕把翻譯研究單純定位于文學或語言學領域，這開辟了翻譯研究的獨立空間。最先在文化翻譯領域進行探索的是多元系統理論學派。以色列人Even―Zohar創造了多元系統這一名稱。他指出，譯作與多元文學體系的關系不能簡單定位于次要與主要，或從屬與支配的關系，而是依據文學體系的具體情況而變化。
文化翻譯領域的另一學派――文學翻譯的操控學派在某種程度上與多元系統理論異曲同工。這一學派把翻譯定位于比較文學的一個下屬分支學科，其代表人物有荷蘭的Andre Lefevere，Theo Hermans，Jose Lambert，英國的SusanBassnett以及以色列的學者如Gideon Toury。Theo Herman曾經指出：“從目標文學的角度出發，所有的翻譯都隱含著為實現某一目的而對原文的某種程度的操控”。因此文學操控學派一開始是和語言學翻譯學派針鋒相對的，不追求嚴格的對等而追求某種程度的操控。
概括來說，文化翻譯注重翻譯與譯語社會的政治、文化、意識形態的關系，關注翻譯作為跨文化交際行為在譯語社會中的巨大影響和作用。
與語言學翻譯觀相比，文化翻譯觀以譯文為重心，強調譯者的能動作用，重視文化差異對翻譯的影響，以及翻譯對文化的作用。文化翻譯觀把關注的焦點轉移到翻譯的結果，把翻譯的結果放在社會文化語境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側重文化交流與融合，并關注動態的文化交流與融合，譯文較為靈活，譯者的作用可以充分發揮。文化翻譯觀以雙語文化為取向，根據交流的需要，偏重譯語或原語文化，并以文化的世界差異性為前提，尊重不同民族文化的差異性，積極進行交流與融合。
二、生態翻譯學
生態翻譯學是一個由中國學者首倡的翻譯研究的學問，是近年來在翻譯研究領域進行理論構建的又一新穎嘗試。2001年以來，胡庚申教授通過其專著《翻譯適應選擇論》及數十篇論文的深入論證，已基本確立起一套以生態學視角進行翻譯研究的話語表述方式、評估語言、評估方式和評估標準。
生態翻譯學的確立，以2008年胡庚申教授在《中國翻譯》上發表的“生態翻譯學解讀”一文為標志；2010年11月在澳門舉行的“首屆國際生態翻譯學研討會”，更是讓學者們看到生態翻譯學研究隊伍在不斷壯大，生態翻譯學在不斷充實和完善。然而這一理論的出現和發展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順應各種趨向、適應翻譯研究各層次生態環境的成果。
生態翻譯學是在翻譯適應選擇論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它主張用整體、立體、動態的眼光看待翻譯行為，探討翻譯生態的特征和功能及其演化和發展基本規律，從生態視角描述和解釋翻譯活動和翻譯現象及其成因，是能夠對翻譯本體做出新解的翻譯理論范式。生態翻譯學的代表人物是清華大學的胡庚申教授。
生態翻譯學認為翻譯是“譯者適應翻譯生態環境的選擇活動”。 所謂翻譯生態環境，指的是原文、原語和譯語所呈現的世界，即語言、交際、文化、社會，以及作者、讀者、委托者等互聯互動的整體。翻譯生態環境是制約譯者最佳適應和優化選擇的多種因素的集合。生態翻譯學所遵循的翻譯原則一方面是“多維度適應”，另一方面是在多維度地適應翻譯生態環境的基礎上，做出與翻譯生態環境相適應的“適應性選擇”，即概括為：“多維度適應與適應性選擇”。具體來說，“多維度適應與適應性選擇”的翻譯原則，指的是譯者在翻譯過程中，原則上在翻譯生態環境的不同層次、不同方面上力求多維度地適應，繼而依此做出適應性地選擇轉換。生態翻譯學認為，最佳翻譯是“整合適應選擇度”最高的翻譯。所謂“整合適應選擇度”，是指譯者產生譯文時，在語言維、文化維、交際維等“多維度適應”和繼而依此、并照顧到其他翻譯生態環境因素的“適應性選擇”程度的總和。在一般情況下，如果某譯品的“多維度適應”和“適應性選擇”的程度越高，那么，它的“整合適應選擇度”也就越高。在翻譯的重心上，生態翻譯學認為，翻譯是以譯者為中心的、譯者適應與譯者選擇的交替進行的循環過程。具體來說，翻譯過程是譯者對以原文為典型要件的翻譯生態環境的“適應”和以譯者為典型要件的翻譯生態環境對譯文的“選擇”?！白g者為中心”是以突出譯者在翻譯過程中的中心地位和主導作用為目的，以從譯者為視角對翻譯活動做出新的描述和解釋為途徑，以彰顯譯者主體、發展譯者能力為特征，以譯者為終極關照的翻譯觀?！白g者為中心”的翻譯理念確立了譯者的中心地位，使譯者真正成為“主宰”者，從而名正言順地由譯者來主導翻譯活動的全過程，以至“譯有所為”地創生譯文、影響譯語的文化和社會。
三、結論
綜上所述，生態翻譯學在很多方面與文化學翻譯學存在一致性，是對文化翻譯學研究范式的繼承，但同時在很多方面，生態翻譯學又是對文化翻譯學的發展。生態翻譯學在理論基礎、基本理念、翻譯實質、翻譯過程、翻譯原則、翻譯方法和譯評標準等很多方面都超出了語言文化的范疇，把翻譯置于整個社會的大生態環境之下，這不能不說是一種巨大的進步。雖然生態翻譯學的發展才不過十幾年的時間，但在很多方面已經取得了重大的理論突破，具有不同于傳統譯論的理論體系，并在不斷完善與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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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光中也提出,譯者其實是“不寫論文的學者,沒有創作的作家”。前者指譯者“必定飽學”,后者指譯者“必定善于運用語文,并且不止一種,而是兩種以上:其一他要能盡窺其妙,其二他要能運用自如?！币簿褪钦f,稱職的譯者在熟悉“施語”(sourcelanguage)和“受語”(targetlanguage)兩種文字的基礎上,還要能運用自如,了解文字之外的其他文化因素。
1928年,余光中生于江蘇南京,童年和少年時期跟隨父母逃難輾轉各地,1947年在南京青年會中學畢業后進入金陵大學外語系,1949年隨父母經香港赴臺,就讀于臺灣大學外文系。1952年,余光中畢業于臺灣大學外文系,1959年獲美國愛荷華大學藝術碩士,先后任教臺灣東吳大學、師范大學、臺灣大學、政治大學,期間曾兩度赴美任多間大學客席教授。1974年,余光中任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教授;1985年回臺,任國立中山大學文學院院長,兼外國語文研究所所長。很顯然,余光中的中英文語言功底是深厚的,對中西方文化也是熟悉的。思果稱贊余光中“英文修養很深,中文不用說,這種人才能翻譯?！倍独先伺c?！返谝痪湓?
HewasanoldmanwhofishedalonEinaskiffintheGulfStreamandhehad goneeighty-fourdaysnowwithouttakingafish.
那老人獨駕輕舟,在墨西哥灣暖流里捕魚,如今出海已有八十四天,仍是一魚不獲。
“獨駕輕舟”看似詩情畫意,但在中國文學傳統中,往往隱含著孤獨和堅持。這是老人的命運,也是他面對命運的態度?！叭缃癯龊Ｒ延邪耸奶?仍是一魚不獲”,既是冷峻的陳述事實,也暗示著老人命中注定的“厄運”,或許是出乎意料的驚喜。而老人一如既往的沉默,一如既往的出海打漁。
在《老人與?！返淖g序中,余光中說:“當年我譯此書,剛從臺灣大學畢業,譯筆尚未熟練,經驗更是不足,實在相當自不量力?！薄拔迨嗄旰髮⒋藭g本交給譯林出版社出版,我不得不抖擻精神大加修正……”可以肯定,五十余年的人生經歷和翻譯經驗可以幫助他更深刻的了解老人,了解海明威,了解《老人與海》在冰川下八分之七的部分。
Hetookthebaitlikeamaleandhepullslikeamaleandhisfighthasnopanic init.
它吞食釣餌,像個漢子,拖動小船,像個漢子,而且沉著應戰,不慌不忙。
老人不放棄,魚也不松口,在茫茫大海中相持相伴。只有這樣的魚才算得上對手,老人也視其為朋友。在漢語中,“漢子”不僅指強壯的男性,而且暗含責任、擔當,和對手的尊敬;相對于“男子漢”,更口語化,更符合老人的身份和語言。余光中在譯序中提到早年將作者譯為漢明威,“仍然覺得‘漢’比‘?！咏簟！痹谑廊诵闹?海明威就如他筆下的人物是一條漢子,強壯有擔當,勇敢而身負使命,面對死亡,也不忘自己做人的責任,令人尊敬。
Hestoppedforamomentandlookedbackandsawinthereflectionfromth estreetlightthegreattailofthefishstandingupwellbehindtheskiff’sstern.
翻譯過程中存在大量的適應、選擇、保留、淘汰等現象，生態翻譯學以自然生態學的適應選擇為理論依據，將翻譯生態與自然生態作隱喻類比，利用翻譯活動與“求存擇優”自然法則的關聯性和類比性，論證和建構了以譯者為中心的“翻譯適應選擇論”。該理論是一種“翻譯即適應與選擇”的翻譯觀，它將翻譯界定為“譯者適應翻譯生態環境的選擇活動”。而“翻譯生態環境”，指的是“原文、原語和譯語所呈現的世界，即語言、交際、文化、社會，以及作者、讀者、委托者等互聯互動的整體”。[1]39-40當代譯界學者認為，翻譯適應選擇論是譯學研究的一個新視角，運用“適者生存、求存擇優”的自然法則，提出從語言維、文化維、交際維以及美學層面等多維度進行選擇和轉換的翻譯方法，強調并論證了翻譯過程中譯者的中心地位和主導作用，突破了傳統“信”、“達”、“雅”的譯評標準，從而得出“最佳翻譯是‘整合適應選擇度’最高的翻譯”[2]這個結論?；谶@樣的認識，本文從生態翻譯學視角探討和挖掘鳩摩羅什的佛經翻譯思想及翻譯價值，從一個新的角度進一步解讀和詮釋佛經翻譯乃至宗教典籍翻譯的復雜性、主觀性、互動性和生態性。
1 復雜的翻譯生態環境
翻譯可以說是一種視野的融合，是文本的世界觀和譯者的世界觀的對話和融合。尤其宗教典籍的翻譯過程從來就不是在文化真空中進行的，而是在與異文化的協商、交流、會通、沖撞甚至部分沖突的情況下進行的。宗教文本不同于普通文本，往往通過隱喻性或象征性語言與讀者形成一種直接的對話關系。巴赫金認為對話性的作用是“激發詮釋”。一個人既可以立即否定說，這個比喻毫無意義，也可以采取合作的態度，選擇恰當的詮釋方式，甚至從這個比喻中獲得啟迪和領受，從而創造出一種新的意義。意義是通過讀者和文本的互動產生的。[3]14無怪乎古人云：“讀書千遍，其義自見。”在與宗教文本的互動中，讀者的生活實踐改變著他與文本間的關系，弱化或強化兩者間的關系，讀者、譯者、信徒和忠信者與文本建立起一種動態的關系，并反過來影響未來的互動。宗教典籍的這種動態語境即復雜的翻譯生態環境。
歷代佛經譯文，充滿了消弭不了的異解，乃至異說。就佛經漢譯而言，語言和文本的客觀性很大程度被動態語境的主觀性所取代，譯者的任務不再是單純的信息傳遞，關注文本的詞語和語法規則，而是穿越時空，揭示文本的語境，并與當下的漢文化語境聯系起來，基于漢語語境進行反復的詮釋性反思，最終成為經典的共同創作者?？梢哉f復雜的翻譯生態環境是被神秘高深的佛經所塑造的，也是被譯者內在不斷變化的思維狀態甚至行為所塑造的。英語站無論是東晉道安、姚秦鳩摩羅什，還是隋彥琮、唐玄奘，以及北宋贊寧，歷代的譯經大師，無不是虔誠修行多年的高僧，每位譯者的翻譯可以說只是一種個別的詮釋，而不是最終的詮釋，譯者可以通過不斷解構自己以前的譯文從而產生更好的譯文。歷代佛經漢譯之后出轉精的事實便是明證。一方面，不同時期、不同版本的譯經，必然導致對宗教教義理解的差異，甚而至于同一宗教內不同派別的產生。另一方面，虔誠信眾的翻譯標準與一般文人的翻譯視角顯然不同，也勢必造成翻譯標準的多角度與多重性。
有鑒于此，在宗教文本的翻譯實踐和翻譯審美上，譯者的思想不能囿于成見、固執一端，為保證文本與讀者、譯者之間的動態互動，譯者要避免把文本轉換為具象的、非模糊性的譯本，簡而言之形神兼備，“傳神”為妥。這不禁讓筆者想到鳩摩羅什“質而能雅、依實出華”的翻譯思想實在是對于這種翻譯生態環境的適應與選擇。
2 鳩摩羅什的適應與選擇
生態翻譯學認為，譯者適應翻譯生態環境（包括社會文化、背景）的選擇是多方面的、全方位的，體現在翻譯活動的不同階段、不同層次、不同維度。筆者認為，從鳩摩羅什的翻譯操作、翻譯過程、翻譯方法、翻譯形式及翻譯結果上看，都遵循著“優勝劣汰”的基本法則。
2.1 刪繁就簡的翻譯操作
鳩摩羅什梵漢雙通，為適應漢語的語言接受習慣，他對冗長繁復的經文有自己的剪裁標準，這也充分體現了譯者選擇上的主體性、自覺性。據慧皎《高僧傳》載，在與僧睿論西方辭體，商略同異時，羅什云：
性譯者主體性是指譯者在受到邊緣主體或外部環境及自身視域的影響制約下，為滿足譯入語文化需要在翻譯活動中表現出的一種主觀能動性，它具有自主性、能動性、目的性、創造性等特點。［3］在傳統譯論中，譯者的角色定位一直很卑微，在春秋時代，譯者被稱為“舌人”;在西方譯論中曾被稱為“仆人”?！吧嗳恕焙汀捌腿恕敝覍嵱谠Z作者或作品并真誠地為目的語讀者服務，因此，在進行語言文化轉譯過程中，譯者始終處在為他者服務的從屬角色。韋努蒂在《譯者的隱身》中提出譯者要隱去自己的個性，淡化譯者在介入原語和闡述目的語中的痕跡，使譯文透明。當今社會，譯者的地位還是不高，翻譯一部作品比創作一部作品的稿酬要低，在綜藝節目中口譯者的表現常被刪除。這種對譯者作用的忽視無疑是翻譯理論研究上的一個漏洞，全然忽略了譯者在翻譯過程中所發揮的主觀能動性以及對翻譯作品的巨大影響。
翻譯活動涉及兩種或多種文化之間的交流，不能脫離社會現實而真空地進行平等交流，它始終受到社會、歷史、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制約和影響，而深入其中的譯者更是如此。斯皮瓦克在她的論文《翻譯的政治》中就提出:“一切翻譯都不只是語言文字上的轉換，而是充滿了政治和意識形態等文化批判意義?！保?］當今世界各種文化之間的分界隨著全球化進程的不斷深入變得模糊起來，使得不同文化之間的不平等權力關系和文化霸權侵略顯得更為隱蔽。作為一種具有強烈革命性和解構性的文化批評理論，后殖民翻譯理論認為翻譯是“殖民文化的產物，是帝國主義強權政治及文化帝國主義思想觀念對外進行霸權擴張的工具，是強勢文化和弱勢文化在權力差異語境中不平等對話的產物”，［5］它注重對帝國主義文化霸權和強權政治的消解，立志要緩解處于強勢地位的西方文化長期以來對東方文化的主宰與話語權力壓迫。那么，作為翻譯活動主導者的譯者在消解強權政治和文化霸權中所發揮的作用便不可小視。胡庚申教授將這種翻譯活動和過程概括為“翻譯生態環境”，具體指原文、源語和譯語所構成的世界，即語言、交際、文化、社會以及作者、讀者、委托者等互聯互動的整體;同時包含了源語、原文和譯語系統，是譯者和譯文生存狀態的總體環境，它既是制約譯者最佳適應和優化選擇的多種因素的集合，又是譯者多維度適應與適應性選擇的前提和依據?？偠灾g生態環境是影響譯者最佳適應和優化選擇的多種因素的集合。［6］
由此可見，在后殖民語境下，為抵制帝國主義文化霸權和強權政治的不平等交流，它倡導譯者主體性能在翻譯規范的指導下得到充分的發揮，鼓勵譯者從弘揚本土文化的角度出發，在翻譯過程中自覺抵制異族文化的強勢遷徙，使社會規范和主體意識以互動的形式不斷影響和改變翻譯作品的軌跡，同時在翻譯生態環境中力保各文化群落之間的平等交流，時刻關注“‘語種生態’，保持不同語種之間的翻譯的健康平衡，從而維持翻譯生態系統的整體平衡”。［7］
二、生態翻譯學理論性研究現狀
近年來翻譯界的學者們在生態翻譯學理論研究的基礎上進行了文學翻譯研究、哲學社科翻譯研究、商務法律翻譯研究、口譯研究等具有生態翻譯學性質的應用性研究。作為一種后現代語境下的翻譯理論形態，生態翻譯學將自然科學中的“生態學”特點與人文科學中的“翻譯學”研究相結合，是一種跨學科、多學科交叉的產物，是當代翻譯學理論研究的延伸與轉型，反映了翻譯學由傳統單一學科視閾轉向當代跨學科整合一體的發展趨勢。在國內，生態翻譯學研究方面的代表人物有胡庚生、許建忠等。
胡庚生教授是國內最早提出生態翻譯學概念的學者。他以達爾文生物進化論中的“適應/選擇”學說為指導，探討“翻譯生態環境”中譯者適應與選擇行為的相互關系、相互機理、基本特征和規律，從“適應”和“選擇”的視角對翻譯的本質、過程、標準、原則和方法等做出新的描述和解釋，論證和構建了一個以譯者為中心的“翻譯適應選擇論”。在“翻譯即適應與選擇”的主題概念之下，該理論將“譯者為中心”的理念明確地體現在翻譯的定義之中———翻譯是“譯者適應翻譯生態環境的選擇活動”。同時，該理論運用“適者生存”的自然法則，提出并論證了翻譯過程中譯者的中心地位和譯者的主導作用，以及譯者“自我適應”的適應機制和“事后追懲”的制約機制。［8］由此可見，在翻譯過程中，譯者是真正的主角，占中心地位并起主導作用，通過不斷展示自身的適應選擇與判斷創造能力，體現其自身的主體性，并在翻譯生態環境中不斷調整與適應，以維護翻譯環境的整體平衡和健康發展。
三、生態翻譯學視角下的譯者主體性研究
許建忠教授在他的《翻譯生態學》中曾作了一個非常形象的比喻，他把處于全球化進程的世界比喻成一個大的翻譯生態系統，將“處理好整個村莊和所有村民之間的和諧關系”作為“一個迫切任務”。在生態翻譯學視角下，要想維護整個翻譯生態環境的平衡，譯者的主觀能動性發揮尤為重要，只有這樣才能保證文化交流健康、平等地進行，進而才能保證地球村這個大的翻譯生態系統持續發展。但是，從目前的形勢來看，世界各國文化正如其經濟、政治地位一樣，同樣存在著不平等和霸權主義，在翻譯研究和實踐中也仍然存在強勢弱勢之分。
正如后殖民翻譯理論所表明的，在當今世界，西方強勢文化并未隨著其殖民統治的結束而畫上句號，相反，西方殖民語言非但沒有消解，反而更加深入地影響著原殖民地人民的語言文化。來自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統計數據表明，全球約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印刷材料是以英語、俄語、西班牙語、德語及法語出版。［9］而全世界的語言約有3500種，由此可見，歐語系仍然是20世紀乃至21世紀的語言殖民列強，它本身已經形成了一個難以消解的文化霸權現象。
楚雄州具有豐富的旅游資源，以古人類、古生物、古文化和彝族風情而著稱，地處中國大陸旅游圈、東南亞旅游圈和南亞旅游圈的交匯地帶，位于云南旅游的中心區，是滇西、滇西北黃金旅游線的必經之地。目前全州擁有國家A級以上旅游景區13個，其中國家4A級旅游景區6個，國家3A級旅游景區6個，A級景區1個。
旖旎的風光、絢爛的文化吸引了大批的海外游客前來，據楚雄州旅游發展委員會的統計數據顯示，近幾年全州接待海外游客人次逐年上升，2015年_到38596人次。對于外國游客而言，景區牌示是游客獲取景點信息的重要途徑，旅游翻譯就是一個了解本地文化、民俗風情的重要媒介。適當的景點提示可以給游客提供便利，必要的景點介紹能夠使游客了解更多的背景知識，從而使旅游的跨文化交際的意義最大化。
一、楚雄州景區牌示概述
解說牌示是一種載有圖案、標記符號、文字說明等內容的，能夠起到解說、標記、指引、裝飾等作用的標識牌 ，是引導旅游者完成旅游活動的各種信息的符號集合。根據對楚雄州11個A級以上景區進行實地調查和統計，調研時的路線按照游客慣常選擇的路線進行，沿途的牌示均進行了拍照，共收集、整理景區各類牌示534塊，涵蓋了大部分的旅游區域范圍。
作為外國游客認識中國文化的重要窗口，景區牌示在游客參觀游覽的活動中起著引導、服務和教育等重要作用。與其他旅游資料的翻譯不同，景點牌示具有內容簡潔、對象特殊、位置固定等特點，其翻譯注重的是提供有效的信息，使游客在輕松的旅游中加深對景區的文化內涵的理解，傳播中國傳統文化，而如何在這寥寥數語中實現信息的最大化和有效性，則取決于譯本的質量。所以，從內容上說，牌示翻譯應盡可能提供與文化、風俗、自然地理環境有關的知識。在語言表達方面，牌示翻譯應該盡可能準確、簡潔、明了，以便相關信息能被容易地理解和接受。鑒于牌示的功能特殊性，在其英譯的過程中，譯者應該首先考慮整體的翻譯生態環境。
生態翻譯學認為， 翻譯過程是譯者為了適應翻譯生態環境對文本進行選擇性移植的過程，翻譯是譯者的一個決策過程，在翻譯過程中不斷決定如何適應和如何選擇。生態環境不僅指語言、文化、宗教、社會環境，而且還包括了指翻譯者和原作者之間的關系、譯者和讀者之間的關系。因此，生態翻譯學認為只有譯者的作品滿足對生態環境的語言維、文化維和交際維三維適應的要求，才能進行正確、合格的翻譯。
在調查收集到的534塊牌示中，中英雙語牌示數量為257塊，接近總數的一般，說明全州景區對海外游客的重視程度越來越高，但是各景區的情況有較大差異。根據筆者的實際調查，在以上景區牌示的英譯中，存在一些共性的錯誤，例如單詞拼寫錯誤、語法錯誤、用詞不當、誤譯、漏譯等，還有一些錯誤主要是在對文化背景知識的翻譯中，譯者忽視了原語文化背景，而只從語言維對其進行翻譯，造成對文化的誤解、誤讀。
二、楚雄州旅游景區牌示英譯現狀
筆者將調查到的情況從語言維、文化維、交際維三個維度來舉例說明目前楚雄州景區牌示英譯的現狀。
首先，語言維關注的是翻譯的文本語言表達，由于源文本和目標文本的語言形式和文化背景的差異，譯者通常在語言方面準備得不夠充分，這導致一些旅游牌示的翻譯出現明顯的錯誤 。生態翻譯學要求譯者對源語言和目標語言的文化內涵以及原文化和翻譯文化之間的差異有深刻的理解，并在此基礎上考慮目標文本所處的生態環境。
例1：僧眾寮房（化佛山）
Monk’s Dormitory
例1的譯文基本能說明這是眾僧居所的意思，但寺廟里僧眾的寮房與普通的宿舍終究有差別，寮房是指僧徒尼姑靜修居住的地方，除了普通房屋居住的功能，還有一個重要的功能是靜思、坐禪，因此改譯為“Meditation room”更為恰當。
其次，文化交流是旅游活動的最重要的作用，譯者肩負著翻譯文化背景知識的任務，正如諾德所說，翻譯意味著在不同文化之間進行比較。不同文化的交流比不同語言之間的交流更重要。因此，翻譯活動中文化維的適應選擇最為重要，特別是人文景區牌示的英譯尤其需要譯者去深入挖掘文化背景，依據原語文本將其中的文化內涵翻譯出來。
例2：惠帝紫（武定獅山景區）
一、理論依據
1.建構主義者認為知識或技能建構必要的條件之一是問題解決性的學習環境。問題解決性的學習環境，能夠調動學習者的學習主動性，有效激活學習者已有的知識和經驗，結合新的知識和經驗，用于解釋和分析當前的問題，從而形成新的假設和推論，并做出檢驗。這一過程為新知識和技能的建構提供了理想的路徑。前期一些建構主義研究對于問題解決式的學習環境要素進行了相關描述，理想的載體要素為“真實任務”，學習目標要素必須符合“清晰明確”的條件。而廣泛運用于職業教育領域的項目教學作為一種問題解決式的學習途徑，為學生的能動建構提供了極佳的學習情景、載體和問題學習型的情景。職業教育課程中的“項目”指的應當是有結構的項目，即具有相對獨立性的客觀存在的工作任務模塊。商務英語翻譯項目也是有一定結構的項目，特別是源自真實工作中的翻譯項目，不僅具備真實性的特征，反映了社會和學習的真實需求;此外商務英語翻譯項目具有清晰明確的目標指引，譯文必須符合一定的翻譯標準、能完成特定的交際功能，必須遵守國家公布的《翻譯服務規范》，具體的翻譯項目產出的譯文還應適應具體的翻譯生態——含譯者、讀者、委托人、社會文化因素等在內的翻譯生態整體。從項目教學、國際翻譯教學發展現狀來看，真實情景商務英語翻譯項目不僅符合最新的教學發展趨勢，也為翻譯課堂中學生的能動建構提供了極佳的問題解決性的情景。2.建構主義認為知識或技能建構的有效條件之一是合作性的學習環境。在建構過程中，學習者作為學習的主體應圍繞當前問題獲
取有關的新知識和新信息，同時又要不斷運用個體“已有的知識和經驗”。建構主義認為學習建構不僅僅是個體行為，群體行為對學習者個體的有效建構有著積極的意義。通過問題解決過程中學習者團隊合作互動，相互學習，共同協作，引發學習者個體不斷反思，促進個體主動內化，最終在解決問題中完成“意義建構”。在真實的商務英語翻譯項目中，翻譯學習者團隊在教師的引導下，以協作的形式自覺主動地分析翻譯項目中需解決的問題，解讀源語項目文本，通過查找翻譯工具、網絡資源獲取背景知識、平行文本等，選擇合適的翻譯技巧和策略，完成譯文初稿，共同按照翻譯的標準、發起者的意圖、目標語讀者的語言習慣檢查潤色譯文初稿，最后完成翻譯項目，并完成交稿。在合作完成翻譯項目的過程中，通過與他人的合作和交流，學習者個體的認知結構也得以重構，所建構的翻譯知識、技巧和經驗也將更加完善。
二、教學實踐
1.以真實項目為載體，促進學生主動建構。從教學內容上看，通過項目教學促進學生主動建構翻譯知識和技能，體現了商務英語翻譯教學從結構走向建構的趨勢。傳統教學體現的是一種傳授知識的傾向，要培養學習者的翻譯能力和素質，通過簡單的語言對比、知識傳授、技巧講解是遠遠不夠的。而真實項目為載體的商務英語翻譯項目教學能更加有效地將學生置于問題解決的情景之中，能體現翻譯學習者目標工作崗位的典型工作任務，涉及翻譯學習者思考、協作、翻譯和決策的過程，需調動翻譯學習者觀察能力、分析能力等，能使相關的知識和經驗內化為學習者自身知識體系的一個部分，完成學習者能動建構。在商務英語翻譯項目內容的選取上，應特別特別重視內容的針對性、典型性、實用性、真實性和實效性。因此，需廣泛開展企業單位對翻譯人才具體需求的調研、畢業生跟蹤問卷調查等，確定課程的項目?；趶V泛扎實的調研，針對大部分專業學生的就業崗位，選取貼近實際生活、貼近實際工作的項目。鑒于以上考慮，浙江金融職業學院(以下簡稱“我院”)商務英語專業現已編寫并使用了《商務英語翻譯實務》項目教材，主要涉及商標商號、商務名片等13個翻譯項目。在項目來源方面，商務翻譯教學團隊還可以通過行業兼職教師咨詢、專職教師實踐等途徑獲取真實翻譯項目。例如近年來，來自金融、商務、旅游等行業的資深行業兼職教師參與我院商務英語翻譯教學，也為翻譯課程帶來最原始的翻譯項目教學材料;同時，我院還通過虛擬實體的翻譯社“金苑翻譯社”對外承接學院內外一定量的翻譯業務，這些翻譯業務經過委托人的允許也可以作為商務英語翻譯項目教學的材料。此外，教師在開展翻譯項目教學的過程中，可通過以上途徑對項目不斷更新，以保證翻譯項目的時效性。項目要素把握方面，根據德國翻譯家斯蒂娜·莎弗納的“模仿真實情景”教學法，真實翻譯項目教學中再現必須具備項目中翻譯情景的各個要素，如翻譯項目的發起者(翻譯社、企事業單位等)，譯文使用者(英美游客、某產品的外國使用者等)，譯者，翻譯目的(某文本翻譯需達到的目的)等。這些要素將為翻譯項目學習者進行學習時提供學習情景，同時也是學習在解決問題完成翻譯項目過程中必須兼顧的因素。
2.以過程性為導向，引導學生能動建構。依托真實項目的翻譯項目教學中，翻譯學習者解決問題的過程同時也是他們主動建構的過程?？梢娫陧椖拷虒W中，應以過程為導向，參考經驗譯員工作過程的典型工作階段，將項目任務分解為不同的階段或者環節，讓學習者按照工作環節解決翻譯問題。國內外翻譯研究已經對翻譯的過程有較多的研究，大體將翻譯過程分為理解階段、重新表達階段和檢查核實階段。但是這種劃分具有一定的時代局限性，無法體現e時代下翻譯工作者的工作環節中某些信息化的元素。例如在完成某公司簡介漢譯英的項目中，譯前查找國內外類似企業的公司簡介譯文，作為平行本文進行參考，將對翻譯項目起到很大的作用。這個環節就沒有被歸納在傳統的“三階段”之中。此外譯前對翻譯生態的解讀，譯中翻譯決策和網絡等資源的使用，譯后反思總結，都成為了譯者翻譯過程中重要的環節。如何科學合理地將這些具體內容與傳統翻譯過程進行整合是翻譯項目教學的重點所在。我院商務英語翻譯教學中首創性地將傳統譯論中的三階段論和行業資深譯者的經驗相結合，形成了特色的PWP模式教學模式。PWP分別代表譯前(pre-translating)，譯中(while-translating)和譯后(post-translating)三個階段。課程的內容組織以課程組自編教材《商務英語翻譯實務》中的13個商務英語翻譯項目和PWP的翻譯過程為兩條交叉的主線，將翻譯技巧和翻譯理論滲透在這兩條主線之中。在某一個項目教學中，PWP項目教學中以過程為導向，讓翻譯學習者能在翻譯學習中針對翻譯項目的每個階段，通過翻譯小組成員合作，完成主動建構(如下表)。
3.以多樣的教學形式，促使學生互動建構。為了促進學生主動建構，教學中利用多種教學形式，如采用工作坊、頭腦風暴賽等開展教學。教師是課堂的設計者、組織者、監控者，翻譯學習者成為課堂的中心，通過合作學習的形式，相互協調、相互溝通，共同完成翻譯項目。(1)翻譯工作坊。翻譯工作坊是指類似于商業性的翻譯機構，由若干名翻譯者共同完成翻譯項目的形式。在翻譯項目教學中，可以將學生分為5~6人的小組，即虛擬的翻譯社，并讓各組為自己的翻譯社命名。在商務英語翻譯實訓中，根據真實翻譯項目需求的情況，每個小組成員內部進行討論分工。每組一名同學擔任項目經理，負責將翻譯項目分解分配給小組各個成員，聯絡項目需求方，并完成最終交稿。每組中翻譯水平相對較好的同學負責后期統稿和審稿。在完成某一翻譯項目的過程中，小組成員不僅共同完成了最終的翻譯項目譯文，且共同討論、協作，與需求方進行交流，工作坊的形式能夠促進翻譯學習者就當前的翻譯項目進行溝通和學習，促進學習者個體在互動中進行建構。(2)頭腦風暴。頭腦風暴法是一種集體開發創造性思維，集體主動建構的方法。在商務英語翻譯課中，可以運用全班或者小組的形式進行相關的教學活動。在翻譯項目教學中可以采取這種形式，盡可能激發學生的創造性，盡量多地收集同一項目的不同版本的譯文，并向學生展示，讓全班同學暢所欲言，對譯文的優劣進行點評，最后共同分析總結和反思。筆者曾使用商號翻譯、商標翻譯等進行嘗試，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4.以豐富的教學資源，支持學生主動建構。商務英語翻譯項目往往具有一定的專業性，學生在翻譯中常常有畏難的情緒，導致學生不能全身心地投入，進行主動建構。教師在設計項目教學的過程中，可以為項目教學的每個環節或階段設計和準備豐富的教學資源，對學生的項目學習起到一定支柱作用，同時學生也在完成任務時進行有選擇的學習，利用相關資源進行知識構建。例如在安排學生進行某公司簡介翻譯項目學習時，教師為學生提供以下資源:公司簡介翻譯常用詞組列表，公司簡介常用句型列表，平行文本等，甚至可以提供專業詞匯對照列表。這樣就能有效降低學生完成翻譯項目的焦慮度，支持學生主動建構。
5.以多元的考核方式，激勵學生主動建構。課程的考核方式會很大程度上影響學生學習的導向。高職商務英語翻譯教學創新因此在項目教學中可采取多元化的考核方式，激勵學生主動建構。首先，注意過程性考核和終結性考核相結合，將學生平時在項目學習中的參與度、個人表現、小組表現都納入考核范圍內，激勵積極進行項目學習的主動建構，促使學生重視項目學習過程和小組合作;在終結性考核中體現項目考核的導向，避免學生死記硬背。其次，注意教師評價和同伴評價的結合，讓小組間進行項目作業互評，通過互評促進學生進一步反思和總結，主動建構。
[中圖分類號]G643.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4634(2012)03-0026-03
我國自20世紀90年代開始設立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隨著近年來高等教育改革發展的深入，研究生教育結構性調整的步伐進一步加快，翻譯碩士研究生教育繼傳統的翻譯學碩士(以下簡稱為MA)后，于2007年開始設立首批翻譯碩士專業學位(以下簡稱為MTI)學位點，目前已有150余所院校取得了MTI教育的資質。這標志著我國翻譯碩士教育明確形成了學術型和專業型兩種培養體系。翻譯產業的發展和翻譯人才的短缺催生了MTI的產生。MTI的設立改變了我國翻譯碩士教育單一的學術型學位類型，是我國學位與研究生教育主動適應國家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加快培養高層次應用型專業人才的一次重大改革舉措。近年來，對于翻譯碩士教育，特別是MTI教育的特色培養模式、課程設置及發展趨勢等問題，教育界和翻譯界都有廣泛的關注和討論。穆雷、王巍巍從現行MTI課程的調查分析，翻譯行業對MTI教育的啟示以及MTI教育的培養模式等方面探討了如何在MTI教育中體現專業化和職業化特色等問題。苗菊、王少爽通過對翻譯公司進行抽樣調查并對其公司網站的招聘信息進行匯總分析來說明職業能力的培養和多樣化教學模式對MTI教育的重要性。仲偉合就MTI的設置方案，專業學位與研究型學位的差別，MTI的辦學條件以及對外語教學的挑戰等問題做了較為詳盡的闡述。2009年11月，在北京大學召開了全國首屆翻譯碩士教育與產業研討會，專家和學者在會上就翻譯碩士教育與翻譯實踐、翻譯產業需求與翻譯技術應用等問題進行了討論和交流，許多觀點和見解令人注目。本文根據5年來MTI教育的培養實踐和發展趨勢探討MTI教育中存在的問題及相關對策。
1 MTI教育中存在的問題
1.1 專業學科定位問題
我國MA教育始于20世紀80年代，大多是設在二級碩士學位點英語語言文學或外國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下的一個研究方向，從課程設置和培養模式看，主要是培養學術型翻譯人才。MTI教育始于2007年，其目標是培養能適應國家經濟、文化、社會建設需要和提高國家競爭力的高層次、應用型、專業性翻譯人才，因此，這一專業學位的設立意味著我國翻譯碩士教育專業型培養體系的確立。但從5年來的培養實踐調查來看，一些培養院校在MTI研究生培養過程中對專業學科的定位和理解仍存在一些問題，主要表現為對專業型和學術型翻譯碩士在培養過程中的共性和個性之間關系的理解和界定不夠清晰，因此在MTI教育中出現了兩種傾向：其一是MTI的培養基本上沿用了翻譯方向MA的培養模式和課程設置，在教學和管理上是一套人馬兩個班子，致使不能很好地體現專業型和學術型兩種翻譯碩士培養體系的差異，背離了MTI設立的初衷；其二是在MTI的培養過程中過分強調翻譯的技能性和實踐性，忽視翻譯學科理論的傳授和學生素質的積淀，表現出簡單實用主義的學科建設傾向。
1.2 課程設置與培養過程問題
作為培養計劃和培養目標最直接的體現，MTI培養過程中的課程設置問題比較突出。一方面體現在主干課與選修課設置時相關實踐課程設置不足，雷同于傳統的MA課程設置，理論課比重過大，沒有根據本地區和本院校辦學特色開設相關課程，與MTI實踐性和應用性的培養目標相違背，沒有體現多樣性和培養的特色；另一方面主要體現在翻譯學科理論課開設嚴重不足，專業技能課開設過于雜亂，缺乏系統明確的培養目標。從培養過程來看，其中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環節之一就是畢業論文選題。根據對已畢業的MTI畢業生的畢業論文調查，論文選題理論與實踐結合不明確，研究型選題占到三分之二，這與翻譯碩士注重實踐的初衷相左，反映出培養過程有待完善。
1.3 管理與評價體系問題
由于MTI教育仍處于初級發展階段，管理與評價體系尚有諸多問題需要解決?，F階段仍缺乏比較完善的MTI教育評估標準和評價體系，各招生院校根據各自的理解開展工作，這不利于MTI教育整體教育水平的提高和教育質量的保障。一些院校在MTI培養過程中管理不到位現象嚴重，存在著重學位研究生教育、輕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的現象。各院校對MTI的教學管理方面很少配有專職的管理人員，疏于對教學過程的管理，因此，難以保證高層次、應用型、專業性翻譯人才的培養目標。此外，MTI的教材建設、教學模式、基礎設施與實習基地等問題也有待解決。
2 建議與對策
2.1 理清學術型與專業型翻譯碩士之間培養共性與個性的關系
應該說盡管MA和MTI在人才培養目標、培養模式和課程體系等方面都有比較顯著的差異，但它們又都具有翻譯自身固有的學科屬性，他們的學科本質是相同的。作為同一翻譯學科的兩個不同培養方向，它們之間應當是相通和互補的。因此，在具體落實和體現兩者在培養目標、培養模式和課程體系等方面的差異時，應該充分考慮它們之間培養共性與個性的關系，不能有分割與對立，不能簡單歸結為翻譯學碩士是理論，翻譯碩士專業學位是實踐。任何脫離翻譯的本質，忽略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簡單實用主義的學科建設傾向都會影響翻譯學科的健康發展?？傮w而言，翻譯學碩士在課程設置上更偏重翻譯理論以及語言學、文學和文化等方面內容的傳授，有關翻譯方面的課程不但相對較少而且缺乏翻譯實踐類課程，具有比較濃厚的翻譯學術研究的個性。這種個性具有學術拓展的優勢，但在如何能從更廣闊的視角去理解翻譯社會性、復合性等方面有所缺失。筆者認為翻譯學碩士的發展和建設應該吸收翻譯碩士專業學位中的學科發展營養，在保留發展其學術個性的同時應當加強其社會服務性，以彌補其服務于產業和時代內容的不足。MTI在課程設置上更偏重翻譯實踐，其個性在于專業化、職業化、技能化、市場化的特點。根據國家MTI教學指導委員會擬定的指導性培養方案精神，MTI本身也可以有不同的方向，比如科技翻譯、典籍翻譯、傳媒翻譯、旅游翻譯、商務翻譯、法律翻譯等等，并且要構建符合各個方向的課程體系。但是無論什么方向，都不能有翻譯學科理論的缺失，因為沒有翻譯學科理論的MTI會出現重實際輕科學、基礎不牢固的單純實用主義現象。因此，各培養院校在設計和建設MTI的特色培養模式時，不應忽略翻譯碩士教育的學科共性。要注意避免缺乏學科理論指導下的簡單實用主義的教育教學思想，要避免一種傾向掩蓋另一種傾向。翻譯產業化與翻譯學術研究并不是對立的，MTI的產業化離不開翻譯學術研究，因為它的核心是培養翻譯方面的“工程師”，而不是培養翻譯方面的“技術工人”。翻譯碩士雖然可以分為學術型和專業型，但兩者的個性并不是對立和排斥的，兩者有很多共性的東西是相通和可兼容的。因此，在強調MTI培養過程中的實踐性時，不能忽視其應有的學術性，同樣，在強調翻譯學碩士培養過程中的學術性時，不能忽視其應有的實踐性。
2.2 注重過程培養，強化翻譯碩士教育培養方案和課程設置方面的論證研究
隨著我國翻譯碩士教育進入蓬勃發展的時期，如何設計和建設符合其學科思想和理念的課程體系和培養模式等一直是學術界和翻譯界熱議的問題。停留在經驗主義和主觀主義，想怎么教就怎么教的隨意性傾向，翻譯教學理論研究滯后的傾向仍普遍存在。筆者認為翻譯碩士教育應該注意到：
1)翻譯碩士培養方案的理論論證研究。目前，我國教育界和翻譯界對翻譯碩士教育，尤其是對翻譯碩士專業學位的關注、討論和研究大多集中在培養方案和課程設置等具體操作層面的問題，很少有涉及理論論證層面的問題。Ulrych認為元認知能力能夠幫助譯員進一步發展自己的能力以及監控自己的表現，而理論是元認知技能的重要元素。因此，應加強翻譯碩士培養方案的理論論證研究，探索符合專業型和學術型翻譯碩士研究生教育的培養模式。應該看到，無論是翻譯學碩士還是翻譯碩士專業學位的研究生教育，翻譯理論和翻譯實踐的有機結合都是翻譯能力培養的重要途徑，也是翻譯碩士培養的重要目標。在MTI的教材建設中，應該考慮到恰當的理論介入，比如當代西方翻譯理論、我國傳統的優秀翻譯理論等等，以拓展研究生的視野，為促進翻譯實踐提供理論動力。
中圖分類號:H0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723X(2012)02-0146-04
一、引言
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旅游翻譯越來越受到業界的重視，國內許多學者對旅游翻譯中的文化因素進行了多方面的探討。通過收集近20年國內發表的相關論文，發現大多數文章多限于隨感式或經驗式的總結，往往是從中英文化差異入手，探討旅游翻譯中文化差異的處理及相應的翻譯策略，因而研究角度總體比較單一，重復研究的現象嚴重，且這些研究忽視了作為翻譯要素之一的譯者的主體性。針對這一研究現狀及在全球語境下旅游文化和文化旅游研究熱潮的背景下,筆者首次提出了旅游文化翻譯這一概念。同時筆者認為應加強結合最新翻譯學或其他學科的理論研究成果來探討旅游文化翻譯，為旅游文化翻譯找尋理論依據，實現旅游文化翻譯的真正突破。正如朱純深所言：“在有些課題的研究中，換一個觀察角度，便可以帶來新發現新見解?！保?］
作為對傳統翻譯理論的重大突破，翻譯適應選擇論的提出受到譯界的普遍關注。然而，任何理論的價值和意義都在于它解釋和指導實際的程度。本文擬從翻譯適應選擇論的生態翻譯視角闡述漢英旅游文化翻譯中譯者的適應與選擇，以期在旅游翻譯研究方面作出全新的探討。
二、翻譯適應選擇論與旅游文化翻譯
1.翻譯適應選擇論概述
翻譯適應選擇論是胡庚申教授于新世紀提出的新譯論，也是生態翻譯學的奠基理論。該理論將翻譯定義為“譯者適應翻譯生態環境的選擇活動”?！胺g生態環境”是指原文、原語和譯語所呈現的世界，即語言、交際、文化、社會以及作者、讀者、委托者等互聯互動的整體。該理論認為，翻譯的過程是譯者適應與譯者選擇交替進行的循環過程；翻譯的原則是多維度適應與適應性選擇；翻譯的方法是語言維、文化維、交際維的適應性選擇轉換；譯文的評價標準是多維轉換程度、讀者反饋、譯者素質等；最佳翻譯是“整合適應選擇度”最高的翻譯，而“整合適應選擇度”，是指譯者產生譯文時，在多維度適應和繼而依次、并照顧到其他翻譯生態環境因素的適應性選擇程度的總和。①
傳統譯學研究囿于原語與譯語的語言轉換，原作者、譯者、譯文讀者的三元關系，將翻譯看作靜態封閉的系統，因而忽略了翻譯過程中其他的諸多相關因素及這些因素之間的復雜關系。而翻譯適應選擇論的理論框架為翻譯學提供了一個相對開放的動態系統，這一系統內部的諸多要素處于相對獨立、又和諧統一的生態關系。
2.旅游文化翻譯
在闡述旅游文化翻譯這一概念之前，應先了解旅游文化的內涵。旅游文化并不是“旅游”和“文化”的簡單相加，而是在旅游活動中無時不在、無處不在、交融滲透著的傳統文化遺存的人文關照。隨著社會文明的進步，人們對精神生活的需求越發強烈，旅游者將愈來愈不滿足于山水景物或文化場景的淺層觀賞，而追求從文化的高品位上、從自然、人文景觀與文化的契合點上去獲得一種深度審美愉悅和感悟一種文化的深厚底蘊。旅游文化包括三個層面：一是物質文化層，包括旅游活動中提供欣賞和享樂的各種自然景觀、人文景觀等物質產品；二是行為文化層，包括行為規范、風俗習慣、生活方式與生活制度等；三是心理文化層，包括思維方式、價值觀念、審美趣味、宗教情感等。［2］
劉宓慶認為鑒于翻譯學明顯的綜合性、復雜性特點，翻譯研究中的文化必須涵蓋翻譯所涉及的語言中的文化信息問題，包括種種文化行為――具有特征的文化生理行為、集體和個體的文化心理行為和文化語言行為。［3］而文化翻譯的任務不是翻譯文化，而是翻譯蘊含或容載著文化信息的意義。至此，筆者認為旅游文化翻譯兼具旅游翻譯和文化翻譯的特點，強調旅游翻譯的文化屬性和跨文化、跨社會、跨語言、跨心理、跨學科的特性。而旅游文化翻譯又不同于一般的旅游翻譯和文化翻譯，它通過對旅游文化內核、身份、共性和異性及其宏、微觀層次的整體效應性的研究，進而盡量縮短不同旅游文化特質造成的文化心理和審美差距，達到異質旅游文化溫和抵抗、互尊互愛、和諧交融的關系。因此，旅游文化翻譯是依托語言，實現旅游文化信息的轉化、闡釋與傳播的跨文化交際行為，是兼顧文化的交流和文化的承傳的創造。同其他旅游翻譯一樣，旅游文化翻譯的功能特點表現為傳遞旅游文化信息、增強游客的文化情感體驗、激發文化旅游興趣，即文化信息性、文化情感性和文化誘導性。這三者各有側重，互為因果，是相互依存的和諧統一關系。
三、漢英旅游文化翻譯中譯者的適應與選擇
翻譯適應選擇論通過對翻譯過程中“適應”與“選擇”的系統闡述，試圖構建一個以譯者為中心的生態翻譯理論。這一理論對漢英旅游文化翻譯的啟示之一是：轉換翻譯研究視角，將重點轉向譯者。長久以來，譯者在翻譯活動中一直處于一種被壓制、被排斥的一仆二主的邊緣化狀態，他既要忠實于原文和原文作者，又要小心謹慎地為譯文讀者服務。而翻譯適應選擇論首次將“以譯者為中心”的生態翻譯理念明確地體現在翻譯的定義之中，從而確立了譯者的中心地位和主導作用?；谶@一理論的基本觀點，譯者不再是被動的信息復制者，而是主動的信息創造者，因此他在翻譯活動中表現出更強的自主性、能動性、目的性和創造性。而這種高度的創造性和靈活性對于漢英旅游文化翻譯尤其重要。
翻譯適應選擇論對漢英旅游文化翻譯的另一啟示是：翻譯適應選擇論的核心概念是“適應”、“選擇”。“譯者從事翻譯活動的心理過程是：盡量適應翻譯的生態環境，努力表現自己的適應能力，主動優化多維的選擇轉換，不斷追求較高的整合適應選擇度?！?[注：《翻譯適應選擇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6月 第129頁。]作為一種跨文化交際活動，旅游文化翻譯的讀者或游客在長期各自特定的語言文化環境熏陶下，已形成一種既定的文化心理和認知習慣。這種心理和習慣上的定勢制約著他們對陌生文化的開放程度和接受程度。而全球化語境下的漢英旅游文化翻譯在翻譯適應選擇論的理論指導下關注的不再是個別、孤立的中國文化信息的傳遞，而是中國文化與異域文化相交流、相融合的大目標，關注譯者對翻譯生態環境的動態適應與選擇。
1.譯者的多維動態適應
翻譯生態環境構成的要素包含了原文、原語和譯語系統，是譯者和譯文生存狀態的總體環境。事實上，譯者對翻譯生態環境的適應是多方面、全方位的，包括了翻譯活動的不同階段、不同層次、不同維度的譯者適應。依據翻譯適應選擇論，譯者“適應”的基本思想之一是譯者對“能力”的適應。由于旅游文化翻譯是一種文化模式向另類文化模式的引導性的傳播，其關鍵在于譯者。而旅游文化翻譯的跨語言、跨文化、跨學科的特點對譯者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位合格的漢英旅游文化翻譯者，不僅需要扎實的雙語語言功底和嫻熟的翻譯技巧，還需要敏感的跨文化意識和廣博的多學科知識，同時還應具有高度的民族責任感和嚴謹的科學態度。中國旅游文化是中國文化的一個側面，一個分支，同樣是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因此，漢英旅游文化翻譯者首先應適應對其能力的要求，努力充當民族文化傳播者和中西文明橋梁的建設者，以實現中國旅游文化的有效傳播和多元文化的和諧發展。
譯者對“能力”的適應可看作是譯者對以自身為典型要件的翻譯生態環境的適應，而譯者對“翻譯生態環境”的適應還包括對以譯文讀者為典型要件的翻譯生態環境的適應。由于旅游文化翻譯是一種跨文化體驗活動，它決定譯文讀者是整個翻譯生態環境系統中最不容忽視、最重要的一個元素。對于旅游文化翻譯的譯者而言，無論其翻譯是哪種內在動因和目的，他們都不謀而合地有著共同的目標，即盡量適應讀者，贏得讀者，從而獲得相應的經濟效益、文化效益或社會效益。根據Newmark對讀者的分類方法，漢英旅游文化翻譯的預期讀者可分為學者型讀者，受過良好教育的普通讀者和受教育程度不高的讀者。這三類讀者之間既存在共性又各有特點。他們有著不同的教育背景、興趣愛好、認知水平、審美習慣以及對中國文化不同的熟悉度和認同感，但他們都是懷著對中華文明古國的深切向往和期盼，想通過旅游深度感受中國豐富的山水文化、厚重的歷史文化和多彩的現代文化。一般認為，譯文讀者對譯文的理解具有無法消除的歷史特殊性和文化局限性，這就會限制特定的讀者對譯文的理解與認同。然而，依據翻譯適應選擇論，譯者與原文、譯文和譯文讀者是處于一種不斷變化的動態的生態系統中。而跨文化旅游者在進入一個全新的文化旅行時，往往會經歷文化興奮期、文化危機期和文化適應期的階段。從這一意義上說，在翻譯過程中，譯者要積極、動態地適應外國讀者或游客對異域文化不斷超越、不斷拓寬的文化視野和審美期待。因此，漢英旅游文化翻譯的過程不是譯者與譯文讀者的單向文化信息傳遞過程，而是譯者與譯文、譯文讀者等翻譯生態環境的辯證對話關系。譯者一方面要多維適應外國讀者或游客的固有文化定勢和認知心理，堅持“尊重游客、尊重文化差異”的適應性原則，靈活處理文化差異和沖突，引導讀者進行中國旅游文化的閱讀、鑒賞和體驗；另一方面，譯者不能一味消極、被動地適應外國讀者或游客，而要有創新意識和革新的膽量，適時拓展、打破、超越、創造他們的文化認知心理，以實現中國旅游文化的深度、廣度和效度傳播。
2.譯者的“自然”優化選擇
翻譯適應選擇論認為，翻譯是譯者適應翻譯生態環境的選擇活動，即譯文生成的過程就是以原文為典型要件的翻譯生態環境選擇譯者和以譯文為典型要件的翻譯生態環境選擇譯文的總和。[注：《翻譯適應選擇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6月 第126頁。]而處于“選擇”階段的譯者已不再是一般意義上的、泛指的譯者，而是特定的、被翻譯生態環境“激活”的譯者，他具有動態的“雙重”身份：一方面接受翻譯生態環境的選擇與制約，另一方面又以翻譯生態環境的身份實施對譯文的選擇與操縱。事實上，譯者的選擇發生在翻譯活動的各個方面，存在于翻譯過程的各個階段，出現在翻譯轉換的各個層次。這種選擇的內在機制和動機正是“適者生存”、“汰弱留強”。而這里的“適”或“不適”，“強”或“弱”都不是絕對的，而是相對的，是對譯者/譯品的整合適應選擇度和選擇程度的一種概括。因此，翻譯適應選擇論為漢英旅游文化翻譯的開放性和包容性提供了理論基礎。對于漢英旅游文化翻譯來說，基于其動態變化的翻譯生態環境，不同的譯本或譯文由于適應了不同的翻譯目的、不同的讀者對象、不同的文化群體、不同的市場需求，甚至文本資料翻譯和導游口譯的不同文體特點，因而有可能共生共存，共同生效。
依據翻譯適應選擇論，在漢英旅游文化翻譯中，譯者應在翻譯生態環境的不同層次、不同方面上力求多維，至少三維（語言維、文化維、交際維）適應的基礎上，遵循“以中國旅游文化為取向，以外國讀者或游客為中心，內容先于形式，傳承優于傳達”的翻譯原則，靈活動態地優化選擇翻譯策略以產生整合適應選擇度較高的譯文。通常，外國讀者或游客對特定中國旅游文化信息了解得越少，譯者適應他們認知結構的必要性就越大，越需要對原語進行適應性的文化信息處理。事實上，語言維、文化維和交際維等維度是相互交織、互聯互動的，它們會同時作用于譯者的適應和選擇程度。譯者在翻譯旅游文化信息時應盡力集“信息、情感、誘導”于一體，融“語言、文化、交際”于一爐，在多維動態適應翻譯生態環境中的作者維、社會維、讀者維、市場維、目的維等多維度基礎上作出最佳適應與優化選擇從而得出整體適應選擇度最高的譯文。
五、結 語
旅游國際化時代的到來使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進行跨文化交流變成一種生存需要，也使旅游文化翻譯成為一項值得我們研究的重要課題。翻譯適應選擇論從翻譯生態環境的視角解讀翻譯過程和翻譯實質，是一種新的生態翻譯研究途徑。這一理論對漢英旅游文化翻譯實踐同樣具有可操作性和解釋力。根據翻譯適應選擇論，漢英旅游文化翻譯是以譯者為主導，以旅游文本為依托，以中國旅游文化信息轉換為宗旨的譯者不斷自我適應、優化選擇的循環過程。這是一項極具悟性和創造性的工作，但又并非絕對自由。本文從翻譯適應選擇論的角度探討漢英旅游文化翻譯中譯者的多維動態適應和“自然”優化選擇，希望對實際的漢英旅游文化翻譯有一定的指導價值。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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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劉宓慶.文化翻譯論綱［M］.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98.
Effective Verbal Communication in Cross-cultural Tourism
LIU Yan-fang
中圖分類號：H315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400/ki.kjdkx.2015.07.029
Analysis of Public Signs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Publicity Methods Related Papers Keyword Statistics based on Corpus
YUAN Changwan， JIN Shuangjun
（North Sichuan Medical College， Nanchong， Sichuan 637000）
Abstract The translation of public signs has strong practicability and wide application， and has become one of the hot spot of current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of language. The paper mainly analyzes keywords of 2196 CNKI articles on public signs using corpora. The analysis and statistic suggests that the current researches mainly focus on error analyses， theory and methods of public sign translation; and that field investigation of public signs in the target language countries and the cultural heritage of the source language should receive more attention.
Key words public signs; translation; corpus; frequency
0 引言
公示語是指公開和面對公眾，告示、指示、提示、顯示、警示、標示與其生活、生產、生命、生態、生業休戚相關的文字及圖形信息（方夢之，1996）。公示語具有指示性、提示性、限制性、強制性四種突出的應用功能（呂和發，2004;戴宗顯等，2005），它通常被喻為“城市的名片”，規范、得體的公示語翻譯是經濟、文化、旅游等領域對外交流的需要，是一個城市國際化、現代化的重要標志，也是提升城市形象、人文素養、審美情趣等的有效途徑。
上海市公共場所中文名稱英譯專家委員會先后審議通過了《上海市公共場所中文名稱英譯基本規則》（2004年8月），《上海市道路名稱英譯基本規則》（2007年6月）;北京市質量技術監督局于2006年先后了《公共場所雙語標識英文譯法》通則及其組成部分;深圳市經過一年多的調研、編制，于2013年9月頒布了全國第一個公示語譯用管理法規《深圳市公示語英文譯寫和使用管理辦法》。各大中小城市的公示語翻譯專家委員會相繼成立，公示語譯用辦法不斷出臺。
1 對象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和數據采集
研究對象為公示語相關學術論文的篇名、摘要和關鍵詞。因為學術論文的篇名、摘要和關鍵詞部分具有語言簡明、規范，結構嚴謹的特征外，還從內容上客觀地反映了調查研究的目的任務、主題范圍、理論方法、結果結論以及研究者突出強調的觀點等重要信息。
數據采集基本情況：登陸（2014年9月30日）中國知識資源總庫（http：//），以“主題=公示語（模糊匹配）”為檢索式進行簡單檢索，返回自2002年以來檢索結果2278條。選中全部檢索結果，CNKI E-Learning文獻輸出，以excel形式導出。以輸出字段“題名”、“摘要”、“關鍵詞”為主要依據，人工辨別論文是否與“公示語”密切相關，對導出文件進行篩選（刪除不相關的82條），以實現對目標文獻的查準查全，共計余下相關論文2196條。
1.2 研究方法和工具
建設“公示語”論文摘要微型專用語料庫。對采集到的公示語相關學術論文的篇名、摘要和關鍵詞進行語料庫建庫清潔、整理、標注。
采用語料庫NLPIR漢語分詞系統（ICTCLAS2013）對公示語相關論文摘要語料進行分詞處理。利用語料庫工具wordsmith對關鍵詞等進行量化統計;采用wordsmith的詞表工具生成“公示語”相關論文的關鍵詞（非語料庫Keywords）詞頻表及關鍵詞詞云圖。
2 統計分析
2.1 論文關鍵詞統計
以上述“公示語”相關文獻微型語料庫中的論文“關鍵詞”為語料（中國知識資源總庫中2196篇文獻的8736個（形符）關鍵詞），采用wordsmith的詞表工具生成關鍵詞（非語料庫Keywords）詞頻表。將關鍵詞形符分類匯總，將形符轉換為類符，類符共計2750個，以及每一類符的出現頻次及百分數。
2.2 論文關鍵詞分析與分類匯總
將cnki“公示語”相關論文的關鍵詞詞頻表進行語義上分析和歸并匯總。將關鍵詞詞頻表中出現頻次大于等于10的關鍵詞歸并匯總，這些關鍵詞共計101個（類符），其在關鍵詞中出現的頻次占總頻次的54.10%。
出現頻次最高的是“公示語”相關概念關鍵詞（括號內數值為該關鍵詞在詞頻表中的頻次，下同），如：公示語（1152）、公示語翻譯（208）、公示語英譯（47）、標識語（44）、旅游公示語（26）等。其次是“翻譯”相關概念關鍵詞，如：翻譯（405）、漢英翻譯（267）、公示語翻譯（208）、英譯（137）等。
公示語翻譯相關論文主要涉及常用翻譯理論，原則、方法和策略等。
常用的翻譯理論包括：目的論（138）、功能翻譯理論（87）、關聯理論（28）、順應論（22）、模因論（21）、翻譯目的論（18）、功能理論（13）、功能目的論（13）、翻譯理論（13）等。
翻譯原則、方法和策略等相關的關鍵詞包括：翻譯策略（154）、對策（90）、翻譯原則（67）、交際翻譯（60）、生態翻譯學（57）、策略（55）、功能對等（47）、翻譯方法（37）、原則（32）、跨文化交際（32）等。
與公示語翻譯錯誤、問題相關的關鍵詞如：問題（80）、錯誤（56）、語用失誤（54）、規范（48）、規范化（40）、翻譯錯誤（32）、錯誤分析（30）、誤譯（25）、翻譯問題（20）、翻譯失誤（19）等。
此外，與文本類型相關的關鍵詞如：文本類型（42）、語言特點（18）等;與文化相關的關鍵詞如：文化差異（39）、跨文化交際等;與旅游相關的關鍵詞如：旅游景區（39）、旅游景點（34）等;其它常見高頻出現的還有：外宣翻譯（33）、對外宣傳（13）、國際化（12）、語境（12）、翻譯生態環境（10）等。
3 討論
以上統計分析表明，十年來公示語相關研究集中于公示語的英譯理論與實踐，主要包括如下幾個方面：公示語翻譯的常用翻譯理論、原則、方法和策略;公示語翻譯錯誤、問題相關分析;公示語翻譯的文本、語言風格特征相關分析;公示語翻譯的文化內涵及跨文化交際;公示語在旅游、外宣等領域的翻譯應用現狀等。
結合相關論文及其摘要分析發現：翻譯理論、原則與公示語翻譯實踐聯系不緊密。通用公示語（各國家、地區共有的公共場所標識，如：出口（EXIT）、停車場（Parking）、禁止吸煙（No Smoking））的重復研究較多，各自為政，資源浪費。非通用公示語（具有明顯區域經濟、政治、歷史、文化、旅游等特色的公共場所標識，如：頤和園（Summer Palace）、天壇（Temple of Heaven）、孔廟（Temple of Confucius））研究有待深入。公示語翻譯錯誤、問題相關分析較多，以實證研究為主，公示語糾錯、調查、統計占有較大比例，分析、建議有待深入、拓展。
基于上述統計分析，建立公示語語料來開展通用公示語的縱深方向研究，適當減少公示語翻譯相關的實證調查統計。對各國家、地區共有的通用公示語翻譯研究應在翻譯理論指導下，通過大量實地采集目標語的公共場所標識，搜集、整理建立公示語語料庫。通過語料庫工具統計分析，以目標語的使用頻率為重要參考，以功能對等為主要依據，分析研究，甄別選用恰當、得體、規范的公示語譯文?；谀繕苏Z國家公示語的語料庫大數據統計分析，忽略語言的歷時發展、區域變體，重視當代英語的高頻使用公示語，有利于公示語的規范、得體，從而實現有效的跨文化交流。
同時，具有明顯區域特色的非通用公示語研究有待深入和拓展。這部分公示語翻譯應符合國際通用慣例，重視源語言的文化內涵，尊崇目標語的語言習慣和文化習俗，推動源語言的文化傳承和對外傳播。翻譯公示語時，譯者應該熟知公示語的語言特點和功能意義，了解漢英公示語的文化差異，并將譯文讀者的文化習慣放在首位，才能得出正確的譯文（賀學耘，2006）。
基金項目：2014年四川省社科規劃專項課題（批準號：SC14WY23）、2013年度南充市社科聯南充市“十二五”社科規劃課題（批準號：NC2013B043）和川北醫學院2014年科研發展計劃項目的研究成果
參考文獻
[1] 戴宗顯等.公示語漢英翻譯研究――以2012年奧運會主辦城市倫敦為例[J].中國翻譯，2005（6）：38-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