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02-07 20:1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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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金融法是國際金融關系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不同時期國際金融關系的發展水平不同，決定了國際金融法的發展具有階段性特點。20世紀80年代末以來，世界經濟跨越了民族化、國際化階段而步入全球化、金融化時代，巨額資金不斷突破地域性管制的藩籬在全球游移，各類金融機構及其業務在全球范圍迅速擴張，跨國信貸和證券融資規模持續擴大，國際金融市場和金融工具不斷創新，金融日益成為現代經濟生活的核心，國家間的經濟關系日益深入地體現為國際金融關系。這一切必然會對國際金融法的發展產生影響，推動國際金融法與時俱進：同時，對于國際金融關系的發展和世界經濟環境的變遷，國際社會和各國立法當局也作出了積極的回應，由此推動國際金融法的迅猛發展。晚近，國際金融法進入了自形成以來最為活躍的發展期，并表現出以下一些鮮明特點：
一、內容和范圍有較大的拓展
晚近，國際金融法呈現出多層面、立體化的發展趨勢。從內容到形式、從數量到質量，均取得重大進展。從內容上看，國際金融法不僅涉及面更廣，幾乎涵蓋國際銀行、國際證券、國際保險、國際信托等國際金融的各個領域，電子金融、衍生交易、投資基金等新領域開始納入法制軌道，跨國金融服務的法律規則應運而生；而且，國際金融法的各項具體制度也日益健全。如國際貨幣法領域有歐洲貨幣聯盟制度的創新；國際銀行法領域有跨國銀行和跨國金融集團監管制度的探索；國際借貸法領域有國際貸款證券化法律問題的解決；國際融資擔保法領域有獨立擔保和備用信用證理論和實踐的發展；國際貿易融資法領域有國際保付、融資租賃等國際法制度的建立。
從形式上看，不僅既有的國際金融條約得到了針對性的修訂和完善。而且還誕生了以WTO制度為依托、以GATS和FSA為核心的全球金融服務貿易條約，標志著國際金融統一法的飛躍。國家間的各類金融合作亦空前活躍，導致雙邊金融條約和區域金融法數量大增。以國際證券監管合作為例，近年來不僅發達國家的證券監管者之間簽訂了大量的雙邊諒解備忘錄，而且一些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也開始了類似的實踐，證券監管的合作性安排還出現了向跨地區的新興市場之間發展的新趨向。此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集團、區域性開發銀行、國際清算銀行及其他區域性金融組織的規則與決議、各國的涉外金融法、實踐中形成的國際金融交易的慣例和習慣性做法。在近期都進行了較以往頻繁得多的修訂、增補、更新和整合，從而大大促進了國際金融法的發展和完善，并有力地推動了國際金融的國際法與國內法、公法與私法間的銜接、交融與協調。
除實體法外，國際金融程序法的發展尤其令人矚目。根據WTO金融服務貿易制度的規定，WTO的透明程序、服務貿易理事會和金融服務貿易委員會的審查程序、貿易政策審議機制、爭端解決機制都可用于監督和評審成員在金融服務貿易方面的義務履行，解決成員在履行義務中可能發生的沖突。從此，各成員要就金融服務貿易政策和做法向貿易政策評審機構作出定期報告，接受其定期審議。這一制度和程序的啟動，對于提高國際金融活動的可預見性、增加國際金融服務貿易關系的穩定性，以及促進國際金融服務貿易規則實施的有效性無疑具有重要意義。
二、效力顯著提升
晚近國際金融法的效力較以往大為增強。這首先歸因于國際金融條約的發展。國際金融條約數量的大量增加，意味著更多的締約方、更多的金融關系被納入法制軌道，意味著當締約方將條約義務轉化為國內法時，便將這一更多更廣的約束力以國內法權威和強制力為保障向所管轄的金融機構和從事金融活動的當事人進行了傳遞。
其次，晚近國際金融法的效力提升主要是借力重要的國際經濟組織。借助國際組織廣泛的影響力和有效的組織管理，借助其規章制度和業務活動，借助其執行統一規則的法律職能和包括爭端解決機制在內的各種制度性安排。國際金融法的制定和實施得以與國際組織的權能相結合，從而達到了強化法律效力和實施效果的目的。相對于各國自發地磋商和談判以在一定范圍內達到協議的“功能性造法”方式而言，晚近的這種由國際組織統一領導和管理，以國際組織所特有的制度安排為便利和壓力，從而在各國間達成協議并提升協議之有效性的造法方式，可稱為“制度性造法”方式。例如，WTO金融服務貿易法較之一般的國際金融條約，因其實施有源自WTO的一系列制度保障，因而其在效力上更為可靠和有效。
再次，國際金融法效力的強化，還來自晚近異常激烈的金融競爭，來自競爭壓力下國家普遍的自覺與自律。這是國際金融監管慣例約束力的重要源泉。以《有效銀行監管核心原則》為例，雖然該文件聲明“不具有也不打算具有法律強制力”，卻在全球范圍內引起熱烈反響。除巴塞爾委員會的成員方積極遵守外，政治經濟體制不同、法律文化傳統殊異的非成員國家和地區亦紛紛在本國相關立法或實踐中加以吸收和采用。究其原因，不僅是因為《核心原則》本身具有其科學性、先進性和及時性，而且也是因為在金融風險倍增、金融競爭激化的當今時代，任何國家如果對《核心原則》無動于衷甚至排斥的話，都可能埋下金融危機的隱患，并可能在國際金融市場上遭受歧視，遭遇“進駐難、籌資難、合作難”的尷尬。
三、在價值取向上更加注重效率
在經歷了初期的管制、20世紀70—80年代的放松管制后，晚近國際金融立法表現出放松管制與加強監管并舉的發展趨勢，在價值取向上更加注重效率，以金融效率為主要目標兼顧金融安全。
考察各國的涉外金融法可知，安全曾是其基本價值取向。維護金融體系的安全長期以來是各國金融法的主要目標甚至是唯一目標。但近年來，從引領金融立法潮流的發達國家，到進行金融市場化改革的發展中國家，無不將促進金融效率作為金融立法和金融改革的主要目標。以近年來英美國家的金融立法為例：在美國，確立金融分業經營格局的1933年《格拉斯·斯蒂格爾法》處處體現了對金融安全的倚重，在運行了半個多世紀后終于退出歷史舞臺，被1999年《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所取代，而后者提出了重整金融資源、混業經營和功能監管等新思路、新舉措，價值取向明顯轉變為金融效率優先。英國2000年的《金融服務與市場法》中提出的“有效監管”原則也充滿了效率精神，即使用監管資源的效率和經濟原則、被監管機構的管理者應該承擔相應責任的原則、權衡監管的收益和可能成本的原則、促進金融創新的原則、保持本國金融業的國際競爭力的原則、避免對競爭的不必要扭曲和破壞的原則。
考察國際金融統一法可以得出相同的結論。無論是WTO倡導的金融服務的多邊自由化，還是NAFTA推進的金融服務的區域一體化，均以放松金融管制、促進金融自由化為追求，以效率為核心取向。因為它們都認識到“在經濟的長期增長與發展中，金融市場的發展是潛在的基本因素”，因而要求成員方拆除各種壁壘和限制，開放金融市場，促進金融領域的競爭。同樣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基金協定》也以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為圭臬，強調市場力量的自由運作，要求盡量排除政府的干擾。世界銀行和《世界銀行協定》看上去似乎與市場機制無關，主要是服務于發展中國家的經濟開發，其實不然。審視世界銀行的組織結構和機制運行可以發現，其主要服從和受制于美國等發達國家的意志，對外貸款一般伴有與市場機制相契合的各種附加條件。而市場機制強調的就是效率。由此可見，當今國際經濟體系的“三大支柱”所推行的金融體制和制度，都是以效率為基本導向、以促進競爭為主要宗旨的。
雖然，與經濟全球化相伴生的金融風險的全球傳播、金融危機的此起彼伏，也使國際社會和各國金融當局認識到加強金融監管的必要，并由此催生出許多行業性的金融監管文件，如有關銀行業監管的巴塞爾委員會文件、有關證券業監管的國際證監會組織文件、有關保險業監管的國際保監會組織文件。但筆者認為，這些文件從效力上看。充其量只是特定行業和特定領域的國際慣例，無法與國際金融條約相提并論，因此，其宗旨和目標不能代表國際金融法價值追求的主流。
四、區域金融法空前活躍
近年來，金融全球化的發展漸入，在空間上表現為金融的區域化。從歐洲貨幣聯盟到北美自由貿易區，從南方共同市場到亞太經合組織，眾多的區域經濟合作體都開展了程度不一的金融合作。區域金融合作所依據或涉及的法律規定，或者以單行法形式出現，或者散見于區域經濟法中，可統稱為“區域金融法”，如歐盟銀行法、北美金融服務貿易規則、各種區域貨幣法制度等。隨著區域金融合作的不斷深化，區域金融法空前活躍并初具規模，成為國際金融法演進中的一道亮麗的風景。
區域金融法的蓬勃發展。不僅極大地豐富了國際金融法的內容，推動了國際金融法的立體化和統一化，而且由于其植根于特定的土壤，受到特定的政治經濟條件和法律傳統的滋養，其法律制度往往不乏特色，因此對國際金融法的改革和發展具有一定的啟發意義。以歐盟銀行法為例。作為區域銀行監管合作的成功典范，歐盟銀行法的一系列原則和制度，既對成員國的銀行立法及監管實踐具有直接的影響，也為國際銀行監管法的發展和完善提供了借鑒，有的則已經被國際金融條約所吸收。例如，在成員間有關審慎措施的承認問題上，WTO《服務貿易總協定》的金融服務附件二就參照了歐共體銀行指令所規定的特殊協調方式。在國際貨幣法領域，同樣存在這種積極影響。以《馬斯特里赫特條約》、《北美自由貿易協議》、《清邁協議》等為基礎，已分別形成或正在醞釀形成歐洲貨幣聯盟、美洲貨幣聯盟和亞洲多重貨幣聯盟。各類區域貨幣制度的立法和實踐，正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領導的國際貨幣體制改革提供著鮮活的實例。
五、科技含量和市場導向性增強
“管制一創新一再管制一再創新”是國際金融及其監管制度發展的規律，這就使國際金融法在內容和范圍上緊跟金融市場的變幻、緊跟金融創新的步伐而處于不斷的變化和發展中，成為法律體系中科技含量最高、市場導向性最強的部門之一。而近20年來在金融全球化和自由化的浪潮下，隨著交通與通訊技術、金融工程技術的日新月異，金融交易形式日益復雜多樣、新的金融工具層出不窮，國際金融法的這一特點更為突出。例如，面對電子貨幣、網絡銀行、衍生金融交易等金融創新，國際社會和有關國家紛紛制定電子金融法，以應對電子金融的挑戰，加強電子轉賬與信息系統的安全管制，保護顧客隱私和權益，防范“機器故障風險”和計算機犯罪。比較有代表性的如聯合國貿易法委員會1996年通過的《電子商務示范法》、《國際貸記劃撥法》；新加坡1998年通過的《電子交易法》；澳大利亞1999年通過的《電子交易法》；美國統一州法委員會1999年通過的《統一計算機信息交易法》等。又如，1988年《巴塞爾資本協議》將8％設為跨國銀行業資本充足的“警戒線”以后，采用量化標準、實施數據管理便成為各國金融當局通用的金融監管手段；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修訂《基金協定》、建立風險預警系統以加強其金融監管職能時，也借助了電子與網絡技術。
此外。晚近客觀存在并不斷放大的金融風險、頻頻肆虐的金融危機，要求國際社會迅速作出反應，以減少危機隱患、維護金融穩定。近20年來許多國際金融規則的出臺和修訂。正是回應國際金融危機、應對全球環境變化的產物，顯示出很強的市場導向性。在這一方面，巴塞爾委員會的銀行監管文件最具有代表性。幾乎對每一次大的銀行業危機和類似事件，巴塞爾委員會都作出了某種反應。例如，1991年國際商業信貸銀行倒閉事件的發生，催生出1992年的《國際銀行集團及其跨境機構監管的最低標準》；1995年英國巴林銀行事件和日本大和銀行事件的發生，則推動了《巴塞爾資本協議》的修訂，直接導致1996年《市場風險修正案》的問世。如今享有盛譽、被各國金融當局廣為采用的巴塞爾監管原則。是踩著市場變化的鼓點、在應對各類銀行事件或危機中逐漸成長起來的。
注釋:
[1]如1994利馬的BolsadeValorses與曼谷的對應機構簽署了一個諒解備忘錄，第一次將秘魯成長中的小型資本市場與東南亞一個較成熟的交易所聯系起來，在證券信息共享網絡、日常統計數據互遞等方面達成一致。
[2]該法明確指出：“美國開始半國際競爭、贏得全球市場作為目標”，見黃毅、杜要忠譯：《美國金融服務現代化法》，中國金融出版社2000年版，第11頁。
一、跟蹤研究國際金融交易與國家經濟安全的關系問題
我們要跟蹤研究當今國際金融交易與法律監控的目的，不單是一個“匯率”、“利率”或“市場監控規則”、或“合同法”，或“國際私法”等的金融與法律等技術問題，更重要的是表現為一個國家中央銀行與民間跨國金融機構的關系，還表現為一個國家經濟安全和政治穩定與國際金融交易的關系。因為金融交易的目的雖然是為了盈利，但是，交易的方式上分為“敵意”的交易和“善意”的交易。在交易金額不大的時候，“敵意”性質的交易的破壞性不大，但是，當交易數額大到一定程度時，它對一國的經濟的破壞作用是相當大的，破壞后果不亞于戰爭，可見，金融交易與國家經濟的安全是密切關聯性。
國際金融交易與法律監控的研究，從一個國家的經濟安全的角度來觀察，其必要性可以從最近的亞洲金融危機來得到印證。1997年9月，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迪爾在香港舉行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年會上發表了演說，題為“亞洲的機遇”（注：《金錢與夢想》俞岱曦等著，中國文史出版社。）。他在演說中指出：貨幣買賣是沒有必要的，是不事生產力和不道德的，是應該禁止的，并使之成為非法。我們不需要貨幣交易。他還說，“買賣貨幣用于支付國家貿易是正常的，但將貨幣單純作為商品來買賣則是不可以接受的。國際上貨幣買賣的交易額比商品與服務貿易額多了20倍，但有關交易既沒有創造就業機會也沒有讓一般老百姓享用到什么產品或服務，真正獲利的只是外匯炒家，他們一年的平均回報率高達35%.而且，無論指數升降，這些足以通過巨額買賣影響匯率的炒家都是穩操勝券，而他是通過使窮人變得更窮而獲取盈利的?！瘪R哈迪爾總理說“最近外匯投機者對馬來西亞貨幣的打擊使我們的經濟倒退了10年，這是對馬來西亞市場的?！弊詈?，馬哈迪爾總理說“民選政府有權控管市場，因為如果做得不好，選民將會讓政府下臺。但是，他們卻沒有辦法趕走外來的金融炒家”。
反對馬哈蒂爾的看法的是國際金融家，美國的喬治？索羅斯，他在同一個會上也發表了演說。他認為最近幾年來，世界上金融全球化的趨勢正在加速，資本流動使各個國家的匯率、利率和各種證券價格密切關聯，國際金融市場的不穩定，有時興盛，有時衰退，使國際資本流動變得聲名狼藉。所以，國際資本市場的特征變得越來越制度化，但是市場本身需要的是更大的彈性。他還說，“我受到馬哈蒂爾的各種偽造的令人討厭的譴責，我成為他掩蓋自己缺點的替罪者，他在給國內聽眾表演。如果他和他的思想容易受到馬來西亞國內獨立傳媒的懲罰，他就不可能逃脫掉。和世界其他地方一樣，信息自由再嚴也是必不可少的?！保ㄗⅲ骸督疱X與夢想》俞岱曦等著，中國文史出版社。）
一個是國家總理，另一個是國際金融商人，兩人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年會上的公然對立發言，并且互相指責，在國際金融界的會議中還從未出現過。從前國家與個人的經濟實力怎能夠抗衡？但是，從1992年開始，直到前不久，亞洲幾個國家的中央銀行都被一些國際民間金融機構在市場上給擊敗了，致使國際民間金融機構的實力超過了亞洲一些國家的中央銀行。
在國際金融交易中，亞洲的一些國家的中央銀行被民間金融機構擊敗的情況，應該引起亞洲有關國家政府的極大關注，因為，中央銀行如果對本國的貨幣幣值失控，對本國的貨幣與外幣的匯率失控，對金融市場的積極干預不起任何作用的話，這個國家所面臨的就不僅僅是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而且該國中央銀行和政府還面臨著政治危機，該國的安全就遇到了威脅，因為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將下降，對政府抱怨的情緒可能化為不滿的抗議行動。所以，這些國家政府對國際金融市場上的交易與監管，不僅僅是一個金融問題，不僅僅是社會道德的問題，更重要的是關系國際政治和國家安全的大問題。因為，一些國家的若干民間金融機構所聚集的金融資產比一個國家的中央銀行還多，在國際金融市場交易中，國家的中央銀行反倒不是他們的對手，中央銀行與之較量，一旦失守，這個國家的經濟就要倒退，政局也會不穩。
在亞洲，一些國家政府和他們的中央銀行在國際金融市場上對本國的貨幣進行保衛戰的時候，他們的目的是為了維護本國的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至于大幅度下降，是為了維護本國人民的經濟利益。一些國家在這場貨幣幣值保衛戰中雖然失敗了，但是他們進行的仍然是正義之戰，是道德之戰。而對于一些國際民間金融機構在亞洲金融市場上的投機作法，正象馬哈迪爾總理所說，“這些億萬富翁其實并不需要更多的金錢，但他們卻僅僅因為不愿看到發展中國家的繁榮而進行極不道德的破壞?！睆氖芎Φ膩喼迖胰嗣竦慕嵌葋砜?，國際金融投機者所做的投機結果，使亞洲國家的人民受到了失業痛苦，生活水平下降。最近，一些報紙上還刊載了韓國的個別婦女開始出賣自己的腎臟器官來維持家庭生活的消息。這些足以證明，國際金融投機者的作法是不道德的，是帶有敵意的交易。概言之，國際金融交易既關系到國家民族的利益，也關系到國家的經濟安全。我國的金融市場，在這場亞洲金融危機中沒有受到直接的沖擊，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所進行的港幣保衛戰也獲得了成功。從國內的情況來看，國內資本市場由于沒有對外開放，國內外匯的資本賬戶也處于關閉狀態，不允許外資在我國的外匯資本賬戶兌換。我國也不允許外資以外匯形式直接在我國的證券市場中買賣。正是依靠對國內金融市場的法律保護，在這次的亞洲金融危機中，我國才免受襲擊，這是基本層面的原因。當然，我國的經濟狀況也比亞洲發生危機的國家好得多。例如，我國的外債結構比較合理，人民幣幣值比較穩定，外匯儲備數額比較大，經濟過熱情況已經得到控制等，這些屬于技術層面的原因。
我們需要跟蹤研究國際金融交易領域如何集中大規模的資金，如何進行各種復雜的組合交易，如何避免交易風險，如何利用計算機和軟件對交易進行分析，如何組織大規模的交易戰役和幣值保衛戰役等。然而，國內目前沒有這類的試驗場所，缺乏這方面的專門人才，理論研究也不夠，這對將來我國金融市場進一步對外開放是不利的。作為政府主管部門對市場的監控，必須建立在研究市場與精通市場運作基礎之上，我們制定的法律與規則，也應基于這一基礎。我國在這方面的交易市場，目前雖然還沒有開放，但是我們的研究不能沒有，研究的課題主要是跟蹤，要象當年科技上搞“863”計劃那樣，在金融領域的跟蹤研究也要搞“863”計劃，為將來我國金融市場進一步開放做好準備。
在我們搞跟蹤世界金融發展研究的同時，還要研究金融市場將來開放時，我國民族金融市場的特點是什么？我們的優勢、劣勢在哪里？得失是什么？“失去的只是鎖鏈，得到的將是自由”嗎？這不僅僅是一個金融交易技術性的問題，還是一個國家的經濟安全的大問題。在考慮這個問題時，有兩個基本點必須注意：一是，我國是一個大國，有12億多的人口，沒有任何其他國家能夠養活得起我國這么多老百姓，沒有其他任何人能夠解決我國人民吃飯、穿衣、交通與住房等基本問題，只有立足于我們自己，所以，我國的金融交易格局，無論如何發展都必須堅持獨立自主，堅持我們的民族性；二是，我國正因為是一個大國，對世界上的事必須有我們自己的看法，讓世界聽到中國人的聲音。我國對世界貿易與金融規則的制定也應該參與。應該看到，當今世界貿易與金融規則的形成，都是將我國排除在外而制定的。從發達國家的角度來看，我國的經濟還不夠發達，金融市場對外開放的程度還不夠，貿易上還有關稅壁壘等等，從而將我國參與制定規則的機會排除在外。但是，從我國的角度來看，缺少我國參與制定的規則，就不能說得上具有世界性。當今世界貿易與金融市場正在向著多極化方向發展，我國應該向世界表達我們對國際貿易與金融等問題上的看法。隨著我國的經濟發展，我國一定要參與世界貿易與金融規則的制定，沒有代表發展中國家的我國參與制定的規則，很難是合理的，在全世界上決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也不可能行得通的。為了使我國的經濟與金融進入世界圈，我國不但要有強大的民族工業，要有強大的民族高科技產業，還要有強大的民族金融產業。所以，從現在起我國就要加強國際金融交易與市場監控的跟蹤以及法律上的研究，分析它消化它，將來才能使用它與發展它。
二、要跟蹤研究國際金融交易的高科技化問題
我們要跟蹤研究的另一個問題是，高科技在國際金融交易中的廣泛運用，對國際金融運作產生的巨大影響，以及金融高科技化之后對傳統經濟和法律產生的挑戰。
最近幾年，國際金融領域發生了至少兩項較大的變化：一是高科技在國際金融領域得到了最迅速地運用，即大型國際金融公司在采用高科技方面的投資，幾乎超過國際大型藥品公司在R§D的投資數額。所以，大型金融機構在全球信息的掌握、分析處理的能力上，可以同國家中央銀行與財政部相媲美；二是大型國際金融機構集中化程度越來越高。它們之間不斷合并，從大型變成超大型，從超大型變成巨型，再變成超巨型的國際金融機構。合并后的金融公司可以調動的資本金額也越來越大，已經大到以千億美元為單位來計算資產的程度，這個水平超過普通國家的中央銀行和財政部集資的水平。因此，它們可以稱為“超級巨型國際金融機構”。金融機構不斷集中的原因之一是金融技術革命的推動力，因為金融高技術投資是巨大的，兩家大銀行投資相同的高科技是一種浪費，要想避免重復投資的最簡便方法就是兩家銀行合二為一。
由于高科技在金融領域里的廣泛深入的運用，特別是超高速度電子計算機的信息處理技術、網絡信息交換技術、貨幣電子數據化技術等，使金融市場的格局與交易方式將發生革命性的變化。交易活動將變得更加活躍，規模更大，速度更快、時間更長，高技術運用于衍生金融工具領域，使數以百計的衍生金融產品出現于市場上。金融產品的契約交易表達的金額遠遠超過人類實際物質生產的價值20倍，甚至25倍之多。
早在許多年前，美國紐約的11家大銀行共同承擔了銀行間的支付清算系統，每天用電子轉移的資金超過萬億美元，這個數額超過美國全國所需的貨幣總額，在所有的交易行業中，用電子結算的占85%，用支票結算的占13%，用現金結算的僅占1%多一點（注：《金錢傳》（美）泰德？克羅福德著，段敏等譯，珠海出版社1997年9月，第275頁。）。相比之下，我國的結算系統中支票還占相當大的比重，現金在居民消費中占的比例更大。
在美國有2.6億人口，卻發行了10億張信用卡，75%以上的美國家庭有VISA卡或MASTER卡，或兩張兼有。我國有12億人口，現有信用卡8000多萬張，相當于臺灣地區的信用卡數量。1914年美國的一些商店和加油站開始使用這種小卡片，1947年鐵路和航空公司開始使用信用卡；1950年美國的進餐者俱樂部發行同今天一樣的新式信用卡；1951年美國的富蘭克林國民銀行發行了銀行信用卡。美國今天的信用卡都是銀行發行的，最大的信用卡銀行是花旗銀行。第二大的信用卡銀行是MBNA銀行（注：作者對MBNA銀行總部的考察資料。）。它們兩家銀行的信用卡覆蓋了美國市場的80%，其他數以千計的中小型信用卡銀行分享剩下的20%的市場。美國人使用信用卡所表明的不僅是消費觀念的轉變，更重要的是電子高科技在金融領域運用的廣泛程度與深入程度。相比之下，我國的信用卡發行相當分散，都是小規模的經營，效益不高，在國際上也沒有競爭力。
支票轉帳結算在美國也是采用了高科技手段，美國每天銀行轉賬結算的支票大約有20億張，如果用人工來處理是不可想象的，都是采用機器自動處理的。美國也沒有支票掛失的法律規定了，因為電子印鑒和密碼，使支票丟失也不會損失客戶賬上的金錢。高速度和大規模的電子計算機的使用，就連使用信用卡時要核對簽名也不像以前那樣重視了。時下，美國客戶的信用卡丟失，只要給銀行掛一個電話就行了。
作者：耿傳輝 單位：吉林大學學院 吉林省金融文化研究中心
美國金融危機與金融倫理缺失
在這場危機中首當其沖的投資銀行更是面臨著整個業務全面萎縮乃至消失的危局。受到金融業的影響，美國和歐洲的股市紛紛發生大幅度的下跌，各股指連續跌破歷史紀錄。金融機構與股市的糟糕表現對實體經濟也產生了巨大的負面影響，從事汽車、建筑、房地產等行業的企業紛紛出現大規模的虧損與破產，其他各行業也都受到了程度不同的影響。如今，美國的次貸危機、歐洲的債務危機已經從單純的債券市場危機演變為席卷全球的金融風暴，很多國家因此受到波及和影響，經濟陷入衰退。各國開始聯合行動，試圖找到解決危機的辦法，但是到今日，這些行動和方法還是乏善可陳，沒有對危機的緩解起到決定性作用，金融機構的風險依然巨大，投資者的信心依然在冰點之下。是什么使得花樣繁多的歐美金融衍生品被不加限制地濫用？是什么讓無數金融界的精英敢于冒著巨大的風險去持續追求超乎想象的高額利潤？是什么使得本應該堅不可摧的法律與規則在這場危機面前變得脆弱不堪？答案也許有很多，但其中長久以來有一個被人們忽視的問題就是金融倫理的缺失。從金融倫理的視角分析美國金融危機的爆發，可以說在金融服務行業、金融創新與金融衍生品、政府機構監督與干預方面均不同程度地存在金融倫理缺失問題。（一）金融服務行業的金融倫理問題作為金融市場的主要參與者和金融市場委托——關系中的人，金融服務行業的金融倫理問題將直接影響到投資者的利益和整個金融市場的穩定性。由于金融服務是以一種合同關系提供給客戶的，大多數的倫理難題都與公司對客人的義務有關。在這種客戶與服務提供者的關系中，有些做法與實踐顯然是不道德的，甚至是非法的，有些則具有相當的爭議性，并且每種做法與時間都有一個灰色區域。在這個灰色區域內，可接受行為與不可接受行為之間的界線變得模糊，而正是這些模糊的灰色區域，成為金融市場中最危險的地帶，并成為誘發金融危機的原因。在金融市場上，金融服務行業可能出現的違反金融倫理的行為有很多，具體來說，有以下幾種：虛假與誤導性聲明；欺詐；隱瞞相關重要信息；炒單；不進行合適性推薦與風險公布。這幾種行為違背了金融市場對于金融服務行業基本金融倫理的要求。而在這次金融危機中，主要的金融機構都或多或少地出現了上述一種或多種違反金融倫理要求的行為，并最終導致了金融危機的爆發。［3］這次美國金融危機產生的導火索是次級抵押貸款市場的崩潰。次級抵押貸款是指一些貸款機構向信用程度較差和收入不高的借款人提供的貸款。美國次級按揭客戶的償付保障不是建立在客戶本身的還款能力基礎上，而是建立在房價不斷上漲的假設之上。在房市火爆的時候，銀行可以借此獲得高額利息收入而不必擔心風險；但如果房市低迷，利率上升，客戶們的負擔將逐步加重。當這種負擔達到極限時，大量違約客戶出現，不再支付貸款，造成壞賬。此時，次級債危機就產生了。自2005年四季度以來，美國的住房市場出現低迷，新開工量、新建房和存量房的銷售量開始下降，房價也開始走低，住宅市場的周期波動不僅影響著美國經濟，也給銀行和金融業帶來不小的沖擊，其中，次級債危機成了引發美國及全球金融市場危機的導火索。［4］商業銀行作為次級抵押貸款的發放者，在貸款發放之時并沒有充分考慮到次級抵押貸款可能存在的風險，也沒有向自己的存款人及投資者說明這種風險的存在。商業銀行為了盡可能地提高利潤與收入，完全沒有按照委托——關系中的要求保護委托人的利益，而是將委托人的資產置于巨大的風險之下。這種風險在不久之后隨著以投資銀行為主的金融機構的金融創新的不斷進行，各種基于次級抵押貸款的新型債券的發放與銷售，使這種風險迅速傳至美國的信貸市場。近年來美國旺盛的信貸需求使金融機構的整體風險意識普遍淡化，為提高收益而忽視操作風險的傾向在業務擴張中亦不斷強化。違約事件集中暴露后，許多金融機構陷入了不良資產激增、抵押品贖回權喪失率上升和資金周轉緊張的困境，加之對美國經濟增長預期放緩，一些金融機構提前催收可疑貸款的措施進一步增加了違約事件的發生。信貸資產質量問題的暴露又很快傳導至資本市場。在上面整個過程中，包括商業銀行、投資銀行、共同基金乃至保險公司的各個金融機構都對這次金融危機的爆發負有金融倫理層面的責任。這些金融機構違背了自己在委托——關系中的義務，在委托人并不了解的情況下將委托人的資產大規模地投入到具有高風險的次級抵押債券及其衍生品市場之中試圖賺取高額利潤，而當最終信用泡沫破裂時，委托人的資產均受到了巨大的損失。在這里值得一提的是保險公司，作為為金融市場中可能存在的違約現象提供保障的金融機構，美國的保險公司為了獲得高額的利潤不顧投保人的利益，將大量的保險金投入到次級貸款及其衍生產品的市場，通過為這些產品提供擔保來獲取利潤。而當危機爆發，借款人無力償還時，巨額的保險賠償直接導致了大量保險公司的破產和投保人利益的損失。以美國最大的保險服務提供者美國國際集團(AIG)為例，據AIG2007年底的數據，在CDS產品上，AIG擔保的總金額高達5273億美元。也就是說，在最差的情況下，這是AIG要賠付的最高金額。除了AIG的金融產品部門“販賣保險”以外，AIG的人壽保險部門還同時購買了大量的MBS(房貸證券化)產品和CMBS(商業房產按揭貸款證券化)產品。據AIG2007年年底數據，整個2867億的投資包里，CMBS占4%，MBS占了27%。以此計算，AIG人壽保險在這兩塊資產上的風險敞口也達到近890億美元。如此巨大的風險敞口已經將曾經的保險業巨頭AIG一次又一次拖到了破產的邊緣。［5］（二）金融創新與金融衍生品的金融倫理問題在這場由次級抵押貸款引發的金融危機中，金融創新以及由此產生的金融衍生品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由次級抵押貸款所衍生出來的各種債券的爆炸性的運用最終導致了資本泡沫的形成。所謂金融創新是指變革現有金融體制，增加金融工具，目標是獲取現在無法取得的高額利潤。金融創新一般要借助金融深化來實現，目的是為了提高金融運營效率，其手段是通過銀行運用貨幣乘數效應和金融市場效應，加大對實體經濟的貨幣供給，加快財富的積累速度。在這個過程中，宏觀上是金融組織、金融制度的創新，微觀上主要是金融工具的創新，根本目的是節約資本量的使用，加快資本的周轉，實現風險的緩釋、對沖和轉移。這個過程是通過使用金融杠桿、金融產品來實現金融市場間風險的轉移。但金融杠桿若被隨意、過快放大，且風險的轉移和傳遞得不到有效監管，就極易導致金融泛濫，這正是此次金融危機的導火索。金融機構在進行金融創新、創造新的金融衍生品的過程中，同樣要受到金融倫理的制約。首先，從委托——關系的角度來說，作為委托——關系中的人的金融機構在進行金融創新、創造新的金融衍生品時應當充分考慮到委托人的利益。一次金融創新帶來的金融衍生品是否可能為委托人帶來過高的風險，這種衍生產品的運作方式與風險情況能否被委托人所理解和掌握，委托人的利益是否會因這種衍生產品的廣泛運用而受到損害，這些都應當是金融服務行業所考慮的內容。而在這場金融危機中，這樣的考量顯然被金融機構所忽視了。具有較高風險的次級抵押貸款，以及由其衍生出的信用違約掉期合約(CDS)、住宅抵押貸款支持債券(MBS)及相應的保險服務等各種金融產品不斷地被設計出來并投放于市場之上。這樣的行為本身已經違反了金融倫理對人義務的要求。從另一個層面上來說，這種不負責任的過度金融創新與金融衍生產品的開發也導致了整個金融市場風險的增加和不穩定性的提高，對公共利益產生了巨大的負面影響。金融衍生品既有分散風險功能也有放大風險作用，極具兩面性。華爾街投行對金融衍生品的過度創新，事實上是加大了金融市場的風險和波動。次級抵押貸款、CDS、MBS等一個又一個衍生產品以追求高利潤為目的被創造出來，這種過度的創新與形式上的復雜化，導致了金融衍生品與實體經濟嚴重脫離，使得整個金融市場結構變得脆弱不堪。盡管如此，把金融創新和金融衍生產品作為這次金融危機的罪魁禍首未免太過苛責。真正應該為金融危機負責任的，是開發和買賣這些衍生產品的人，他們違背了金融市場中金融倫理對他們的要求，過度追求短期內的高額利潤，而忽略了這種行為可能對委托人和整個市場帶來的影響。因此，在加強對金融創新與金融衍生品監管的同時，也應當重視金融倫理在金融市場中所起到的作用。（三）政府機構監督與干預的金融倫理問題政府機構作為金融市場上法律與規則的制定者和監督者，在這場金融危機中也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政府機構在金融市場上的參與主要分兩個層面，其中政府監管是基本形式，也是最主要的形式。它是政府借助一系列市場制度設置，引導市場發展方向，規范市場行為，實現市場健康發展的必要保障，也是政府矯正市場失靈與調控市場發展的重要渠道。除了政府監督外，政府干預是政府介入市場的特殊形式。它是金融市場出現系統性風險隱患或金融危機時，政府對政府監管失效或監管失敗進行的補救行為，即通過政府采用的特殊方式和手段，使金融市場由非常規運行回復到正常有序的發展狀態。作為金融市場的成員之一，政府機構同樣也受到金融倫理的制約，這種制約主要體現在危機爆發前的監管與危機爆發后的干預兩個方面。［6］在政府對金融市場進行監督的過程中所面臨的最重要的金融倫理問題就是效率與公平的取舍。效率與公平的取舍是金融市場上金融倫理的一個關鍵問題，也是作為規則的制定者政府首先需要考慮的問題。如何平衡兩者的關系，找到最佳的公平效率均衡點，并依據此制定出相應的法律與法規是政府的重要職責。在這次金融危機中，正是美國政府以及相關的機構偏離了金融倫理的要求，過分偏重效率在金融市場上的作用而忽略了公平的重要性，才導致了衍生品市場上監管的缺失。政府監管的缺失導致了金融市場信息失真，市場參與者行為失范與市場運行失序，不同程度地破壞了金融市場的運行機制，抑制與削弱了市場機制的活力和作用。這些都是這次金融危機爆發與深化的原因。在金融危機爆發后，美國政府立刻開始積極地介入金融市場，進行政府干預，所使用的主要干預手段有兩種，一是修正相關的法律與法規，重建金融市場的秩序；二是對在這場金融危機中受到嚴重打擊的金融機構給予救助。在這個過程中，政府機構依然面臨許多金融倫理問題，而其中最重要的一個，則是政府救助的公平性問題。由于此次金融危機的波及范圍非常廣，受到影響的行業除了銀行、保險公司等金融行業外，許多實體經濟行業如建筑業、房地產業和汽車業也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響。盡管美國政府拿出數千億美元對金融機構進行救助，但是對于大量處于破產邊緣的金融機構來說仍然遠遠不夠。而每一家金融機構都代表了眾多投資人、存款人以及投保人的利益，因此，在政府救助的過程中，難免會犧牲一部分人的利益，這就是政府救助的公平性問題。事實上，在政府救助的過程中，更多考慮的是獲得救助的金融機構對于整個金融市場和國家經濟的作用，這也是為什么美國政府屢次斥巨資救助美國國際集團的原因。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在進行救助時不得不以公平性為代價，犧牲一部分人的利益，來保持整個金融市場的穩定，從而使金融危機得到緩解。
美國金融危機的啟示
目前，對于這場金融危機爆發的分析大多集中在技術層面，如次級貸款的泛濫和貸款標準的惡意降低；衍生金融交易過度發展和缺乏監管；信用評級機構缺乏內在約束機制，將大量按揭貸款資產評為AAA級，誤導投資者；金融機構杠桿比例過高；金融機構資產和債務期嚴重錯配(以短期債務來發放長期貸款和購買長期資產)；金融機構過度擴張；華爾街盈利模式存在問題等等。而這些技術層面的弊端，其實都是全球金融制度安排內在缺陷的結果。制度層面的原因主要有四個：（1）所謂“華盛頓共識”導致許多國家不顧本國需要和監管能力，實施金融開放和資本流動自由化，導致短期債務急劇增加和國際投機資金到處沖擊各國金融體系，這就是金融全球化的巨大弊端；（2）美國首創的股權激勵機制導致企業高管片面追求短期盈利和不惜一切手段推高股價；（3）美聯儲2002-2003年的錯誤貨幣政策（連續降息）直接導致信用泡沫和資產價格泡沫、埋下了禍根；（4）國際貨幣體系的美元本位制和浮動匯率體系導致全球流動性泛濫。其中的核心是美元本位體制和浮動匯率體系，這個霸權貨幣體系的本質是讓全世界為美國的錯誤買單。［7］金融倫理的缺失是這次美國金融危機爆發的一個重要原因。以華爾街為代表的金融服務行業人士對于委托——關系中人義務的違背、以追逐高利潤為目的的金融衍生產品的濫用對于金融市場公平性的破壞、金融市場上普遍的金融倫理問題導致信用鏈條的斷裂、政府監管過程中對于金融倫理的忽略成為金融危機出現和發展的原因。而從更深層的方面來看，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金融制度和國際貨幣體系所蘊含的金融倫理問題——不公平性，才是這次金融危機的根本原因。盡管在較短的時間內，重建國際金融制度和貨幣體系并不是一個現實的選擇，但是對于金融倫理的忽略卻必須得到所有金融市場參與者的重視。無論是從整個市場層面，還是以金融服務行業作為整體，抑或是作為個體的金融人士來說，金融倫理都有著重要的意義。而對于金融市場的另一個重要參與者——政府及其相關機構來說，無論是政府監督還是政府干預，金融倫理都應當是一個重要的考慮內容。當前，美國金融危機未見緩解，歐債危機已經越過意大利大有蔓延到法國之勢，整個歐元區面臨著解體的考驗，而金融領域的危機已開始向實體經濟傳導，這場危機對中國的影響也是長久而深重的。中國金融業當務之急應重視并大力加強金融倫理建設，全面提升金融業核心競爭力。
2007年底以來，美國次貸危機爆發，逐步演變為金融危機并向國外擴散。特別是2008年9月份以來，國際金融形勢急劇變化，迅速演變成上世紀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國際金融危機，并加速從虛擬經濟向實體經濟、從發達國家向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蔓延，全球性經濟衰退的風險越來越大。這次國際金融危機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所遭受的最嚴重的外部經濟沖擊，經濟增速下滑已經成為中國當前經濟運行中的主要矛盾。因此，筆者在闡述金融危機的國際傳染機制的基礎上，具體分析了這次金融危機給中國經濟發展所帶來的機遇與挑戰，據此提出了中國應對金融危機的措施。
一、國際金融危機的主要傳染機制
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v觀金融危機發生的歷史，從1636-1637年荷蘭郁金香泡沫破滅一直到目前的國際金融危機，爆發的頻率和力度都在不斷加深，對世界經濟的危害日益嚴重。尤其在目前金融自由化、貿易自由化和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各國經濟聯系越來越緊密，金融市場也呈現出較高的相關性。因此，金融危機很容易由一國傳染到另一國，而且還會造成各國和地區之間的連鎖反應，即“金融危機傳染”。金融危機的傳染機制涉及金融系統、投資和消費、實體經濟部門、社會信用等社會經濟生活各個領域，是一種多方面的綜合效應?？偨Y分析歷次金融危機，概括起來主要有四種傳染機制。
(一)貿易傳染機制
貿易傳染機制是指一個國家的金融危機可以通過直接或間接貿易，惡化另一個與其貿易關系密切的國家的國際收支以及經濟基礎運行狀況。貿易傳染機制主要是通過價格效應和收入效應得以實現的，即一國發生危機通常會造成貨幣貶值，這既增強了對直接或間接貿易國家市場的價格競爭優勢，又使得國內經濟(國民收入)相對減少，從而減少了國外的進口。具體可分為“貿易伙伴型傳染”與“競爭對手型傳染”兩種。前者是指貨幣貶值使得危機國出口競爭力增強，對其貿易伙伴國的出口增加而進口減少，導致貿易伙伴國的貿易赤字增加，外匯儲備減少，使得其貿易伙伴國的經濟情況惡化，產生金融危機。后者是指使得與其有著共同出口市場或共同出口產品的貿易競爭國的產品競爭力相對減弱，引發金融危機。更為嚴重的是，在這種情況下，其貿易競爭國的貨幣會競相貶值，導致金融危機進一步擴散和加劇。
(二)金融傳染機制
金融傳染機制是指因一國金融市場上的流動性缺乏，導致另一個與其有密切金融關系的國家的市場流動性缺乏，從而引發該國的金融危機。其傳染渠道主要通過直接投資、銀行貸款和資本市場等來實現的。具體可分為直接金融危機傳染和間接金融危機傳染兩種。前者是指一個國家發生投機性沖擊導致本國市場流動性不足，通過金融中介清算其在有直接金融聯系的另一國的資產，從而使得對方也產生流動性不足的壓力。而后者則是通過第三國來實現的。第三國在兩個資本市場無聯系的國家都有投資，但由于其中一方產生了金融危機，會促使第三國重新估價自己的投資策略并從這兩個國家同時撤資，導致另外一個國家產生流動性不足。
(三)預期傳染機制
預期傳染機制是指即使國家之間不存在直接的貿易、金融聯系，金融危機也可能會傳染。這是由于一個國家發生危機，另一些類似國家的市場預期也會發生變化，從而影響到投機者的信心與預期，進而導致投機者對這些國家的貨幣沖擊，最終實現金融危機的蔓延與擴散。這種“類似”范圍非常之微妙，或經濟基礎相似，或政治與經濟政策相似，甚至或是文化背景的相似。預期傳染機制主要是通過貨幣投機的示范效應和“羊群行為”來實現的。前者是指當一國發生貨幣危機時，投機者獲得了這樣一個重要信息:與發生危機國家具有相似政策和宏觀環境的國家，在受到沖擊時，也會放棄固定匯率制。因此，投機者在這種情況下會加強對另一個環境相似國家的貨幣的沖擊，從而實現危機的國際傳染。后者是指市場上存在那些沒有形成自己的預期或沒有獲得第一手信息的投資者，他們將根據其他投資者的行為改變自己的行為。這種羊群行為被貨幣攻擊性投機者利用時，將在國際貨幣危機傳染中發生乘數性的放大作用。
(四)產業聯動的傳染機制
產業聯動的傳染機制是指世界各國的產業政策與產業結構雖不盡相同，但在鼓勵本國出口產業發展方面是相似的，其結果是各國的出口產業和全球的生產能力都在急速擴大，出口產業把各國經濟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同時，一國出現的金融危機也會沿著產業聯動效應的渠道傳向其他國家。其傳導機制主要是通過“存貨的加速原理”和產業的“結構性震蕩”兩條途徑發生作用的。前者是指當出現經濟衰退和消費需求下降時，生產企業的庫存會大量增加，為了使存貨降低到企業所能承受的水平，企業在短期內會大幅度減少生產，解雇工人，減少對供應商的原料采購。對供應商來說，意味著存貨超過正常水平，需要縮減生產，這反過來又會進一步減少消費需求。如此循環反復，會把更多的產業和行業卷入危機，并由此引發社會上信貸鏈條的斷裂和導致金融危機的發生與蔓延。后者是指某些國家在產業結構方面與危機發生國十分相似，產業的碰撞使這些國家也出現了結構失衡狀態，從而引發國際資本對這些國家的資本和貨幣市場進行類似的投機性沖擊和規避性撤離，導致它們也出現嚴重的金融動蕩。
二、國際金融危機對中國經濟的影響
金融學的相關理論認為，一國受金融危機傳染的程度，往往與一國的經濟實力、市場開放程度、金融體系穩健程度、匯率制度靈活性等因素有著緊密的聯系。就中國經濟而言，這次金融危機所帶來的影響具有兩面性。一方面，隨著這次國際金融危機的不斷蔓延和加深，特別是2008年下半年以來，通過貿易、金融、預期和產業聯動等多種傳染機制影響我國，對經濟增長、三大需求、工業生產、行業和企業效益等方面的負面影響日益顯現，并不斷加重?？梢哉f，這次全球金融危機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所遭受的最嚴重的外部經濟沖擊。但另一方面，由于我國擁有巨額的外匯儲備、充裕的居民儲蓄、巨大的內需市場、相對獨立的金融體系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等有利因素，這次金融危機不僅未改變我國經濟發展的基本面和長期趨勢，還帶來了新的發展機遇。
(一)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帶來的挑戰
全球金融危機給我國經濟發展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沖擊，負面影響超出了原來的預期。
1.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在國際金融危機快速蔓延和世界經濟增長明顯減速的影響下，我國經濟下行風險比預想的要嚴重，經濟增速下滑已經成為當前經濟運行中的主要矛盾，而且可能會越來越突出。據國家統計局初步核算，2008年國內生產總值比上年增長9.0%，為2003年以來最低水平。分季度看，一至四季度增速分別為10.6%、10.1%、9.0%和6.8%，其中第四季度增速創近六年來新低。
2.對投資的影響。受金融傳染機制和預期傳染機制的影響，固定資產投資增速持續下滑。面對當前存在的諸多不確定因素和潛在風險的經濟形勢，企業對經濟增長信心普遍不足，加上國際金融市場流動性明顯不足和國內銀行放貸更趨謹慎等因素，企業投資的意愿和能力減弱。2008年前三季度，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實際累計增長15.1%(扣除物價因素)，同比回落5.7個百分點。10月份，城鎮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24.4%，比前三季度下降3.2個百分點。
3.對進出口貿易的影響。主要受貿易傳染機制收入效應和價格效應的影響，外貿出口增幅明顯回落。我國經濟對外依存度相當高，進出口總額已相當于GDP的2/3左右，其中美國、歐盟、日本等發達國家和新興經濟體是我國的主要出口對象。這次金融危機使這些國家經濟走向衰退或增速放緩，從而對外需求降低，進口萎縮。同時，國內需求不旺和預期收入降低等因素超過了價格效應的影響，國內進口也開始下降。2008年11月份我國外貿進出口形勢急轉直下，月度進出口總值增速由上個月的增長17.5%逆轉為下降9%，是自2001年10月份以來首次出現負增長，月度進、出口增速則為1998年10月來首次同時呈現下降走勢(除春節影響的月份之外)。出口方面，11月出口增速由上個月增長19.1%逆轉為下降2.2%;進口增速由上個月增長15.5%逆轉為下降17.9%。
4.對消費的影響。由于國內外經濟環境不景氣、股市低迷、企業效益下滑、失業增加等因素，降低了居民收入預期，消費增速開始放緩，一些消費熱點明顯降溫，消費者信心逐漸下降。2008年9～12月份，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分別增長了23.2%、22%、20.8%和19%，呈逐月下滑態勢。汽車和住房等消費熱點銷售額大幅降低。2008年，國內汽車銷量同比增長6.7%，比2007年增幅回落15.1個百分點。1～11月，全國商品房銷售呈現負增長態勢，商品房銷售額和銷售面積累計增幅分別下降18.3%和19.8%，住房消費處于2000年以來最為低迷的時期。消費者信心指數連續走低。前三個季度消費者信心指數分別為94.8、94.1和93.8，10月和11月份又連創新低，分別為92.4和90.2。
5.對工業生產的影響。受貿易傳染機制、產業聯動傳染機制及預期傳染機制的影響，加上國內經濟結構調整等因素，全國工業生產增速迅速回落，2008年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比上年增長12.9%，增速比上年回落5.6個百分點。分季度看，工業增速呈階梯狀下降，一至四季度增速分別為16.4%、15.9%、12.9%和6.4%。其中11月份，全國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5.4%，比2007年同期回落11.9個百分點，增速是為1998年公布該指標以來月度增速最低值(剔除春節因素)。從對不同地區的傳染程度來看，對沿海地區影響時間早，對中西部地區影響速度快。下半年以來，東部地區規模以上工業增速連續6個月下滑，平均每個月回落1.3個百分點;而中西部四季度才出現明顯回落，平均每個月下滑3.5個和2.8個百分點。
6.對主要行業和企業的影響。2008年下半年以來，受產業聯動傳染機制影響，受金融危機影響的領域由外向型行業正在向內向型行業擴散，多數工業行業的生產增速開始放緩，特別是一些產能過剩行業受到的沖擊更大。1～11月份，電力、石化、冶金、有色、建材、機械、電子、紡織、輕工、醫藥和煙草等11個大類的工業行業增加值增速均低于上年同期。從企業層面來看，受國際國內需求萎縮、原材料市場價格大幅下降等因素影響，部分企業經營困難。不少企業訂單明顯減少，庫存大幅增加，資金嚴重短缺，一些企業不得不限產半停產或停產。1～11月，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累計實現利潤同比增長4.9%。增幅比1～8月回落14.5個百分點，同比回落31.8個百分點;虧損企業虧損額增長1.8倍。
(二)國際金融危機給我國經濟帶來的機遇這次金融危機也給我國經濟發展帶來了新的發展機遇，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
1.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機遇。長期以來，我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主要靠投資和出口的高速增長來拉動的，而國內消費比例呈下降趨勢。在目前國外需求疲軟和國內投資周期步入下行階段的形勢下，這種增長模式已難以為繼，迫使我國必須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要從主要靠出口和投資拉動轉變到投資、消費、出口三者共同拉動，特別是要重點促進國內消費增長，從而有利于促進我國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
2.促進產業結構調整、產業升級的機遇。隨著國內經濟環境的日趨嚴峻，我國產業總體上處于國際分工鏈條的低端，競爭力弱的問題更加突出，一批產品科技含量低、服務水平弱和管理水平差的企業難以立足。在市場的倒逼機制下，政府和企業不得不加大產業結構調整，加快技術創新和改造，加快淘汰落后產能，提升產業層次。同時，金融危機全面爆發后，發達國家經濟整體面臨衰退或衰退的邊緣，迫于利潤與生存的壓力，一些產業將勢必向發展中國加速轉移以對沖本土經濟的不景氣所帶來的不利影響，從而為中國相關產業的成長和升級帶來機遇。
3.促進企業購并、做大做強的機遇。國際金融危機使得海外許多股市大幅縮水，資產價格大幅下降，一些公司股票估值已居歷史低位。為了渡過目前的難關，一些國家大幅降低外資進入門檻，一些公司賤賣公司資產或控股權，這些都為我國相關企業、機構進行海外投資和收購國外優良資產創造了機會。同樣，在國內，經濟下行和實體經濟“消腫”的過程中，很多行業會出現一大批資產質量尚好，但由于種種原因經營困難，難以生存的企業，從而為優勢企業通過并購重組、做大做強提供了歷史性機遇。
4.加快體制、機制改革的機遇。在金融危機的沖擊下，我國經濟生活中尚未解決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更加突出，解決好這些矛盾和問題對于經濟的健康發展更加迫切。由于金融危機促使全球經濟衰退，許多重要資源的國際價格大幅度回落，大大緩解了全球及我國的通脹壓力，這為我國加快和完善資源要素價格形成機制提供了契機。中央出臺一系列擴內需、保增長的政策措施，將會直接推動和深化公共財稅體制、社會保障體系、投資體制、國有企業等領域的改革。
三、中國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對策分析
綜上所述，要有效應對這次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的影響，我們應當汲取以前“短期波動沖擊發展戰略”的歷史教訓，采取標本兼治的措施，既要注重解決當前的突出問題，努力將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傳染的負面影響降到最低程度，從而保證經濟平穩增長的良好態勢;又要著眼長遠發展，加快結構調整和體制機制改革，促進經濟轉型，從而為我國經濟提高金融危機防范能力和可持續發展奠定堅實基礎。
一是積極擴大國內需求。進一步擴大投資規模，優化投資結構，重點在農林水利、社會事業、基礎設施、自主創新、節能減排等領域實施一批重大項目。著力擴大消費需求，積極開拓消費市場。努力提高城鄉居民，特別是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水平，培育消費熱點，完善消費鼓勵政策，優化消費環境，努力改善居民消費預期。
二是加大產業結構調整力度。繼續鞏固和加強農業基礎地位，積極支持重點產業發展，加快發展高技術產業、裝備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努力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加快淘汰落后產能。
三是加快金融體制改革。進一步提高銀行經營管理和服務水平，提高資產質量。按照金融市場開放程度應與我國實際相適應的原則，逐步有序的開放國內金融市場，積極穩妥的開拓國際金融市場。金融衍生工具創新時要全面考慮風險因素，確定合理的風險規避方式。加強金融安全監管力度，建立健全金融風險預警機制和系統。
四是轉變外貿出口增長方式。堅持市場多元化戰略，積極開拓新興市場，減少和分散市場風險。優化出口商品結構，支持擁有自主品牌、核心技術的產品及農輕紡等優勢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出口，嚴格控制“兩高一資”產品和稀有戰略資源的出口。鼓勵加工貿易企業延伸產業鏈條，促進加工貿易轉型升級。鼓勵企業進行結構調整，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增強出口產品競爭力。加強對出口企業特別是中小出口企業在稅收和融資方面的支持力度。
五是引導企業和公眾以正確的態度對待金融危機。政府和媒體要以正確的態度對待金融危機，對各種負面報道要正確疏導和采取針對性措施，避免公共恐慌。政府應保持經濟金融政策的一貫性，使人們對未來的預期有一定的確定性。加強對國內投資者的心理引導和能力建設，避免其受到外部環境影響，使其能理智判斷市場形勢。
六是加快推進關鍵領域的改革。建立健全資源要素價格形成機制、生態環境補償機制，繼續推進投資體制、公共財稅體制、壟斷行業等方面的改革，重點加強以改善民生為中心的社會保障體系建設，特別在醫療、教育、養老等方面要提高公共服務水平，努力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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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以來，在金融全球化的浪潮的推動下，加上一電子計算機為核心的信息技術的廣泛應用，金融電子化已經成為當代國際金融發展的基本趨勢。電子化下的國際金融區別于傳統的金融業，因而針對傳統金融業所設計的法律會不能完全適用。國際金融電子化在其發展中面臨著許多新的問題。本文將從歷史和比較法的角度簡單的對此問題予以分析。
一、國際金融電子化的發展簡史
各國的金融電子化發展之路是不同的。大體而論，國際金融電子化的發展經歷了三個階段。[1]
第一階段，金融機構間的電子聯網，其標志為1973年美國將以電話、電報手段建立起來的“聯儲電劃系統”改建為電子化的“聯儲電劃系統”。即建立起聯邦儲備銀行間清算服務的電子計算機系統。隨著計算機在銀行間的應用，銀行已經在一定程度上將現鈔、票據流動而轉化為計算機網絡中的信息流動。這種以電磁信息形式存儲在計算機中并能通過計算機網絡而使用的資金被稱為電子貨幣。電子貨幣的出現使傳統的以有形貨幣為調整對象所建立起來的金融法律規范受到挑戰。
第二階段，金融機構進入國際互聯網（Internet）。1992年國際互聯網協會建立，網上商業活動增多，銀行開始進入國際互聯網增多，在國際互聯網設置網點，進行咨詢服務、促銷宣傳、提供金融市場信息（股票、債券以及其他投資衍生工具市場價格），為用戶進行網上金融證券投資提供便利。
第三階段，網絡虛擬銀行的建立。1995年11月在美國亞特蘭大設立第一家網絡銀行，該銀行在24小時之內提供銀行業服務，包括儲蓄、轉帳、信用卡、證券交易、保險和公司財務管理等業務。目前，電子化已是西方發達國家金融業務運作的主要方式。
就中國以言，其發展也呈現出類似的過程。[2]所以我們可以從國際金融電子化的三個發展階段中得出以下結論：金融電子化的發展一方面取決于金融業對信息技術的要求：另一方面也受制于信息技術本身的發展水平。進而，著者認為要加快國際金融電子化進程就必須大力發展以電子計算機為主導的信息技術。
二、電子化的國際金融與傳統國際金融的比較
要認清電子化下的國際金融的性質，有必要對電子化的國際金融與傳統國際金融作一比較分析。
國際金融電子化的實現與發展，從根本上改變了傳統銀行的業務處理和管理的舊體制，建立了以信息為基礎的自動化業務處理和科學管理的新模式：[3]
首先，它用電子貨幣的支付方式逐步代替傳統的現金交易和手工憑證的傳遞與交換，大大加快了資金的周轉速度。
其次，它使金融業從單一的信用中介發展成為一個全開放的、全天候的和多功能的現代化金融體系，可以說，現代的國際金融業，是集金融業務服務和金融信息服務為一身的金融“超級市場”。
再次，金融業的營業網點已從磚墻式建筑向ATM、POS、網絡等系統轉移，提高了金融業的效率，降低了經營成本。
最后，它使銀行業務的重點從存、貸款轉向了提供金融服務和信息服務，從而讓銀行的收入結構也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即：銀行以傳統的存、貸款利息作為主要收益來源的局面，將被以提供各種金融服務和金融信息作為主要收益來源所代替。
三、國際金融電子化所面臨的幾個重要問題
（一）安全問題
國際金融電子化意味著金融企業的內部網絡間接或直接接入因特網。任何開立網上交易帳號的人，都有機會利用技術手段獲取內部信息，或者供給金融網絡，從而造成重大的損失乃至產生交易網絡癱瘓的嚴重后果。隨著系統處理能力和網絡速度的不斷提高，網上交易系統的系統安全問題也日益突出。據統計，美國每年因網絡安全而造成的損失高達75億美元。中國的因特網服務提供上、證券公司及銀行業也多次被黑客攻擊。
就目前來看，國際金融電子化的安全問題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網上委托的技術系統被攻擊、入侵、破壞，導致網上交易無法進行；二是委托指令、客戶資料以及資金數據等被盜或被篡改，甚至造成資金的損失。[4]為有效地防范以上問題的出現，首先需要加強技術控制，另外也要加強立法和司法。
（二）管轄權問題
因特網是面向世界，無處不在的網絡，全球各地的人都可以按一定的規則加入進來。電子化下的國際金融業的客戶可以根據既定的協議，訪問世界各地的金融機構的站點，而金融機構也因此可以為世界各地的客戶提供服務。國際金融的這種跨國界的運作方式，也跨越的各國的法律和金融法規。其中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管轄權的確定問題。比如，中國客戶登陸美國的一家銀行，成為美國該家銀行的網上客戶，那該銀行是否要受中國金融法的管制？
目前，各國還未有專門針對網絡銀行的法律法規，對跨國電子金融交易的司法管轄問題也未見一致。[5]
（三）信用問題
國際金融業中一個普遍存在的問題是欺詐。欺詐人以銀行客戶的名義，向客戶的銀行發出一箱支付命令，指示從客戶的賬戶中劃撥一筆款項到受益人的賬戶。這個受益人就是欺詐人或其同伙。
如何防范金融欺詐，在票據資金劃撥中，核證問題可以簡化為核對簽字蓋章。但在電子資金劃撥中卻無法使用此方法。另外，在沒有找到欺詐人或欺詐人無力賠償時，那應給有誰來承擔這個損失？[6]這也需加以研究。
（四）主體問題
國際金融電子化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實現貨幣電子化。從而使銀行從堆積如山的金融紙票（現金、支票和各種憑證）中解放出來。而這種解放的同時也帶來了很多問題。關于電子貨幣的發行主體的范圍界定便是一個。
當下，對此的看法未盡一致。在美國，對于結算服務提供者的范圍是以聯邦EFT法和各州的法律為基礎的。即是在實施一定的條件下，允許廣泛地參與者加入電子貨幣發行主體的行列。在歐洲大陸各國，以加強金融監管為目的，電子貨幣的發行主體原則上限制于金融機構，并將此作為金融監管的對象。在中國，信用卡的發行限定在商業銀行，并要受制于央行的監管。因而一個迫切的問題是如何協調各國的規定。[7]
（五）其它問題
國際金融電子化是一個系統工程。除上述問題外，國際金融電子化的發展還面臨以下問題；信息技術本身的改進問題，技術人才的培養問題，各國的立法協調問題以及各國的司法協助等問題。[8]
四、有關的建議
由于筆力所限，著者僅從宏觀角度對上述問題的解決提出以下建議。
（一）加強信用法制建設
信用是一個多視角、多范疇的概念，既然它是一個法學概念，就應該在理論和立法上不斷完善它，因此完全有必要加強信用法制的建設。
加強信用法制建設，為國際金融的電子化發展創造良好的法律環境十分重要。要繼續完善立法，強化執法，對關乎市場經濟建設的法律法規要制定好、執行好?！逗贤ā贰ⅰ断M者權益保護法》、《產品質量法》、《反不正當競爭法》、《商標法》、《專利法》等都是十分重要的市場法。
這里還要提一下的是，要強化電子合同的立法和執法建設。對電子合同的規范是電子商務法最為重要的部分，也是電子商務信用機制建設不可或缺的內容。狹義的電子合同法主要包括電子合同的訂立、履行、等總則性規定及各類合同的特殊規定，亦涉及少量管轄問題；廣義電子合同法除包括狹義電子合同法的內容外，還應包括電子合同涉外管轄（連結點的確立等）問題、電子簽名與電子認證等。此處所說的電子合同法從狹義。由于虛擬化的操作，電子合同關系的主體通過電子手段來設立、變更、終止合同，因此必須在保證電子手段技術本身安全、準確的基礎上進一步確定終端用戶的收、發、轉行為的標準。特別需要指出的是應當明文規定電子合同要約與承諾的構成要件，對電子錯誤、電子監控等亦應以法律明文規定為宜。電子合同法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實體法中包含了少量程序法條款，主要是合同的管轄問題，建議以法律形式明文規定電子合同交易中的“場所”等問題。通過電子合同，在源頭上保證電子交易行為的信用度是當前的主流思潮。
（二）建立完善電子銀行業務法。
各國都要建立一套完善的電子銀行業務法。
首先要制定《電子銀行法》?！峨娮鱼y行法》作為電子銀行市場發展的核心法律規范，應對電子銀行的性質、監管、市場準入、業務范疇與標準、金融創新、法律責任、市場退出機制等做出明確規定。
其次是《電子簽名法》。電子簽名的問題是目前電子銀行業務發展最大的盲點，因為關于電子簽名的法律效力問題，一些國家現有法律尚未對其做出明確的規范。對此，應借鑒發達國家電子簽名立法的成功經驗，制定符合各國國情的《電子簽名法》。
再次是《電子資金劃撥法》。雖然電子資金劃撥與票據交換都屬資金收付，但是如上所述，由于二者的當事人不盡相同，法律關系也不盡相同，并且票據是一種無因的可流通的有價證券，而電子資金劃撥中電子化的票據既非無因證券，也不具有流通性，從而根本喪失了票據的特性，所以應當制定獨立的電子資金劃撥法。在該法中主要規定有關客戶與銀行、銀行之間的法律關系、明確電子資金劃撥的法律責任承擔形式、損失賠償的范圍、禁止欺詐等。[9]
（三）完善監督系統
完善監管體系的意義在于能夠及時發現并懲戒不誠實的行為。國家可以對數據交換、電子化交易等進行有效的監管，在國際金融電子化下，由于很多電子商務企業在Internet上進行交易，國家基于對電信通信信道的監管權而同時可以對Internet上的電子交易進行監管。
國家對電子金融信用的監管主要的方式和途徑是規范信用制度、搭建信用公共信息平臺。按照“部門協調、聯合征信、統一管理、分類使用”和“政府發起、部門聯合、相對獨立、逐步社會化”的原則，建立企業信用公共信息平臺，其目的在于將信用信息公布于眾，以此懲戒具有不良信用記錄者。
除國家監管外，還應建立交易相對人監管制度和企業內部監管制度。交易相對人的監管不像國家監管那樣具有完整性和系統性，一般為個案監管。由于相對人之間往往存在著一定的債權關系，相對人一般都不會怠于監管，而恰恰相反，相對人為了實現自己的債權而積極進行監督、催促。企業內部建立信用監管體系一般也較為完整、系統，但是一些企業往往不愿意自揭其短，從而影響了內部監管的效果。未來應當強調在企業內部建立相對獨立的會計信息監管結構，強化責任意識，實現自我監管。
（四）完善電子金融配套法
電子金融法的發展不是孤立的，而是和一系列相關的法律規范相聯系的，主要有稅收征管法、合同法、國際稅收法、電子商務立法、刑法、訴訟法、票據法、證券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反不正當競爭法等。
現行法律規范對于傳統金融發展起到了較好的規范作用，但面對電子金融新興業務的發展，則相形見絀，難以起到良好的規范作用，如稅收征管法中對于電子商務的規定幾近于零，特別是這種網上支付方式對稅收問題沒有做出較好的規范，因而必須做好法律的修改和完善工作；再如洗錢犯罪在電子銀行業務中發生頻率較高，對此必須在法律上予以有效的規制，這樣才能保證電子銀行業務的健康發展；此外，訴訟法中有關證據的標準等現行規定對于電子銀行糾紛取證極為困難，不利于其發展，對此我們也必須對相關法律進行修改和完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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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發展中國家，金融發展往往不是直接從金融抑制一下子過渡到金融自由化，而是經過了一個中間環節——金融約束階段。在金融約束階段，發展中國家的政府在金融和某些需要優先發展的部門創造租金，并對信貸的使用加以干預。本文的目的是針對金融約束階段的戰略特征，來研究金融發展對于發展中國家國際貿易的影響。由于韓國是實行金融約束戰略的代表性國家，我們以韓國為例來進行這個問題的研究。
一、金融抑制、金融深化與金融約束
金融發展理論是由美國斯坦福大學兩位經濟學家麥金農和肖于1973年創立的。在那一年，他們分別出版了自己的著作：《經濟發展中的貨幣和資本》和《經濟發展中的金融深化》。（注：這兩本書的中文版由上海三聯書店于1988年出版。）從此，“經濟發展理論和貨幣金融理論兩股巨流終于交匯融合起來”。（注：肖：《經濟發展中的金融深化》，上海三聯書店，1988年10月第一版譯者序?！罚┧麄冊跁刑岢隽酥摹敖鹑谝种啤闭摂啵寻l展中國家的經濟欠發達歸咎于金融抑制。他們指出，通過扭曲包括利率和匯率在內的金融資產的價格，再加上其他手段，這種戰略會縮小和壓低相對于非金融部門的金融體系的實際規模或實際增長率，從而出現了對儲蓄和外匯的過度需求。在這種情況下，對儲蓄和外匯的使用必然采取硬性分配，這導致尋租盛行，有限的資源無法得到有效利用?？傊?，該戰略會中止或嚴重妨礙經濟發展的進程。相反，具有金融“深化”效應的新戰略——金融自由化戰略——則會不斷地促進經濟發展。
麥金農和肖認為，要發揮金融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就應放棄他們所奉行的“金融抑制”政策，實行“金融自由化”或“金融深化”。金融深化的核心內容是“促進實際貨幣需求的增長”。為此，就必須取消不恰當的利率限制，讓銀行等金融機構有權提高存貸款的名義利率，保證貨幣資產的實際收益為正數，以此來吸收儲蓄，優化投資結構。另一個重要步驟就是放松匯率限制。金融深化的進行還包括財政政策的協調，放松對金融業務過多的限制，允許金融機構之間開展競爭等方面。麥金農和肖指出，推進金融深化戰略將有利于本國經濟的發展，因為存在著金融深化的四個效應，即儲蓄效應、投資效應、就業效應和收入效應。
麥金農和肖理論的提出，對發展中國家具有重大意義，金融發展理論對發展經濟學的貢獻不容低估。麥金農和肖的金融發展理論在上世紀70年代問世以來，許多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如韓國、阿根廷、馬來西亞和我國臺灣?。┦芷溆绊?，進行了金融自由化的實踐。但迄今為止，金融自由化改革成功的例子很少（陳觀烈，1988；赫爾曼等，1998）。究其原因，可能是因為大部分發展中國家尚不具備金融自由化所要求的前提條件（赫爾曼等，1998）。一個金融發展水平很低的國家直接采用自由的金融市場模式是難以令人置信的。所以，金融自由化在促進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的同時，也使得實行自由化的國家頻頻發生經濟危機。
鑒于此，赫爾曼等(1998)經濟學家認為從金融抑制一下子過渡到金融自由化，對于發展中國家可能是不現實的，應該有一個過渡階段。他們吸取了信息經濟學的成就，在麥金農和肖的金融深化理論基礎上，于上世紀90年代提出了金融約束論，認為政府對金融部門選擇性地干預有助于而不是阻礙了金融深化，提出經濟落后、金融程度較低的發展中國家應實行金融約束政策。金融約束政策可以發揮政府在市場“失靈”下的作用，因此并不是與金融深化完全對立的政策，相反是金融深化理論的豐富與發展。
金融抑制是政府從金融部門攫取租金，而“金融約束”的本質是政府通過一系列的金融政策在民間部門（金融部門和生產部門）創造租金機會，而不是直接向民間部門提供補貼。金融約束理論的提出者認為，金融部門和生產部門的租金在減少與信息相關、妨礙完全競爭市場的問題方面，能起到積極的作用。通過創造經濟租金，使銀行和企業股本增加，從而產生激勵作用，增加社會利益。特別是，租金誘導民間部門當事人增加在純粹競爭的市場中可能供給不足的商品和服務，例如對投資進行監督和提供吸收存款的準備條件。
所以，在經濟處于金融發展的初級階段，在一定的前提下（宏觀經濟穩定，通貨膨脹率低以及可以預測的，正的實際利率），政府要對存貸款利率進行控制，同時限制市場準入。通過對存貸款利率的控制和限制市場準入，不但可以動員經濟中的儲蓄，避免因競爭而導致的社會資源的浪費，穩定金融體系，更為重要的是可以為金融部門和生產部門創造租金。只要干預程度較輕，金融約束就會與經濟增長正相關。另外還要實行限制資產替代性政策，即限制居民將正式金融部門中的存款化為其他資產，如證券、國外資產、非銀行部門存款和實物資產等。
隨著金融深化，尤其是隨著金融部門資本基礎的加強，這些干預應逐步放松，經濟將轉向更傳統的“自由市場”模式。所以赫爾曼等(1998)指出，金融約束應該是一種動態的政策制度，應隨著經濟發展和向更自由、更具競爭性的金融市場這一大的方向邁進而進行調整。金融約束的最優水平——用干預的強度和廣度來衡量——將隨著金融深化程度的加深而下降。
赫爾曼等(1998)研究者認為：“金融約束使更多的項目可從正式的金融中介獲得融資，從而對投資資金的配置產生重大影響。同時，政府更有可能直接干預資金的配置，因此有必要討論定向信貸和產業政策。”采取金融約束戰略的經濟體，政府一般對貸款的使用加以干預，在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干預的方式和資金重點投放的行業也不同，這反映了政府的經濟目標。正是如此，金融約束對經濟發展水平和結構、對國際貿易的水平和結構就產生了影響。當然，本文僅僅探討金融約束對國際貿易的水平和結構所產生的影響。在實行金融約束戰略的國家（地區）中，韓國被認為是實行金融約束戰略比較成功的國家。所以我們以韓國為例進行分析。
二、韓國金融約束下的信貸自選擇機制
韓國在上世紀60-70年代實行的是金融約束而非金融自由化，這可從韓國政府對利率的控制，在金融部門和生產部門創造租金等方面判斷出來。韓國政府對信貸使用的干預有其理論基礎；在對出口行業的信貸支持上，韓國實行的是自動信貸配給制，我們隨后將會看到，這種制度有力地促進了韓國出口的增長和出口結構的轉變。
1.韓國20世紀60年代實行的是金融約束而非金融自由化——金融發展戰略的判斷
在20世紀60年代早期，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強了對金融的控制：它國有化了商業銀行，修正了中央銀行法案，使韓國銀行從屬于政府。1965年實施了利率改革，把銀行的利率水平翻了一番（Vittas和Cho,1995）。這次改革一方面大幅度提高了利率，使其保持在正的水平上，另一方面銀行利率仍大大低于市場利率。利率的提高不但成功地吸收了私人儲蓄，并且使資金從不受規制的非正式部門轉移到了政府牢牢控制的銀行部門。由于這個原因，政府能夠提高它對金融資源配置的控制水平。利率仍低于市場利率使得政府得以在金融部門和生產部門創造租金。趙潤濟(1998)在對韓國的一項研究里得出了如下結論：“韓國（20世紀）60年代的利率政策可以說是一種金融約束”。
在上世紀60-70年代，韓國的銀行部門獲得了租金。這些租金的獲得主要來自于四個方面：第一，來自于政府規定的存貸利差；第二，來自于中央銀行為商業銀行提供的低息貸款，在整個1960年代，中央銀行為商業銀行提供的信用占商業銀行貸款總規模的20-30%（趙潤濟，1998）；第三，來自于對商業銀行準備金所支付的利息；第四，來自于銀行領域的進入限制。
與此同時，經濟中的其他部門也獲得了租金。商業銀行信貸主要被用于優先發展的部門。在上世紀60年代是出口部門，在70年代除繼續支持出口部門外，主要用于重化工業。對于這些部門的貸款，政府都規定了較低的利率，以保證這些部門能得到扶持。另外，政府還允許商業銀行為民間部門的借款進行擔保，由于國內利率高于國外利率，所以政府部門通過對民間部門國外借款的批準，來保證國外信貸有選擇地用于支持產業政策目標。另外一種補貼方式是為出口提供貼現，以補充在發展中國家還很不完善或根本就不存在的許多融資機制(Rhee,1989)。
如上所述，韓國政府控制了利率，但保持實際利率為正；在金融部門和產業部門創造租金；同時對信貸的使用加以廣泛的控制——這一切表明，對金融部門的干預是相當廣泛的。籍此我們可以認為，韓國在60-70年代實行的是金融約束戰略。
韓國政府在20世紀80年代前期計劃減少對信貸市場的政策干預，但是，在實踐上它不得不繼續介入以重新構建陷入財務困難的公司；80年代后期，信貸項目主要集中于社會項目和收入再分配（Vittas和Cho,1995）。我們對韓國金融約束對國際貿易影響的分析僅限于20世紀60-70年代，而不把80年代包括在內。一方面是因為該時期金融政策趨向于自由化；另一方面是因為該時期的信貸政策也與60-70年代不同，當時的信貸政策是以促進出口和工業化為目標的。
2.政府干預信貸的理論基礎
在一個信息完美且沒有成本的世界中，政府沒有必要對金融機構的信貸加以干預。然而，在現實世界中，信息高度不完美，且存在大量的信息成本。在這種情況下，信貸并不必然被配置到它最好的用途中去。信貸配給起因于信息不對稱的存在，起因于監控和證實成本，起因于合約履行成本?；谝韵聨讉€理由，政府需要對信貸市場進行干預。
使用信貸安排的一個理由是，在市場經濟中，由于外部性，市場失靈和協調失靈會造成私人收益和社會收益存在差異（趙潤濟，1998）。如果政府不對社會收益大于私人收益的部分給與補貼，顯然會導致具有正的外部性的經濟活動供給不足。
第二個理由在于，商業銀行發放的長期貸款過少，這不利于企業成長。在許多國家，特別是在那些公司信息披露非常不完全的國家，商業銀行普遍不愿向回收周期長、風險大的項目融資，即使它們有更高的總體收益。這會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制約因素。這樣一來，在信息不完美和具有交易成本的現實世界里，政府若對銀行信貸采取適當的干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彌補商業銀行自發提供長期信貸的不足（Vittas和Cho,1995）。
對于信貸安排的第三個可能的動機來自于政府在信貸供給方面可能享有的比較優勢。政府可能在項目甄別上具有比較優勢（由于政府機構比私人公司占有更多的信息），可能在監控和證實結果方面具有比較優勢（由于政府實體比金融中介機構可能具有的相對高的組織效率），可能具有更低的履約成本（由于政府擁有稅收和政策權力）（Vittas和Cho,1995）。
3.韓國的金融約束與國際貿易——自動信貸配給制
在樸正熙總統執政時期(1961-1979)，韓國采取了一項信貸配給制度——自動信貸配給制(automaticcreditallocation)。根據出口業績的自動信貸配給制是這樣一種制度：政府確立游戲規則，規定每一個企業所得到的低利息信貸的多少和該企業在國際市場上的出口業績相聯系——出口業績越好，則它可自動獲得的無抵押補貼貸款就越多。這種制度的建立對于韓國推動出口部門的快速擴張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Hong(1998)認為，韓國出口導向增長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歸因于這種信貸配給體系。
韓國的自動信貸配給體系之所以被采取并取得了對出口支持的成功，除了前面說過的政府干預信貸的理由之外，還由于以下兩個原因：（注：Hong:(1998)。）
(1)該自動配給體系可減少官僚和政治家對信貸分配的干預。政府對商業銀行信貸廣泛的配給和干預，一方面有助于政府實現產業目標和經濟目標；另一方面，也產生了政治家和官僚對信貸的干涉。這種干涉使得信貸不一定被配置到能產生最大化社會或經濟收益的地方。在自動信貸配給制度實行時期(1961-1979)，任何企業家都能通過采取出口相關的活動自動獲得短期銀行信貸。出口部門企業家的精力就只集中于創新，而不必過多地考慮和官僚、銀行官員打交道，一個國家的潛在企業家才能能被調動起來用于出動，這樣就提高了資金的配置效率。
(2)有利于克服韓國金融的落后，克服逆向選擇問題，節省調查成本。
在韓國根據公司出口業績進行信貸配給的體制下，有希望的企業家不只被金融體系所評價，同時也被國際市場上的成本－質量競爭的自然選擇過程所評價（King和Levine,1993）。所以，根據公司出口業績的信貸配給體系能很好地克服金融抑制下固有的逆向選擇問題。也就是說克服了韓國金融機構落后，不能對貸款申請者的項目進行正確評價的問題，使得儲蓄得以流向高收益的投資項目。由于貸款是自動配給，對于在出口市場上有創新活動的企業家可以自動得到貸款，同時也節省了調查成本。
三、金融約束與國際貿易
在發展中國家，政府大量創造租金、分配租金的行為非常普遍，但獲得租金的部門在不同的金融政策下有所不同。在韓國20世紀60、70年代的金融約束戰略下，金融部門和政府優先支持的部門獲得了租金。通過自動出口信貸配給制度，60年代出口部門獲得了租金，70年代在繼續實行該制度的同時(Hong,1998)，政府大力支持重化工業的發展（Vittas和Cho,1995；趙潤濟，1998）。通過信貸干預，政府得以影響韓國的貿易結構和水平。
據趙潤濟(1998)測算，金融部門（通過銀行貸款）所產生的租金占GNP的份額在1968-1969年平均為5.55%，在1970-1979年平均為7.65%，在1980-1983年平均為9.95%。（注：租金＝信貸總額×（場外市場利率－銀行貸款利率）。轉引自趙潤濟(1998)。）這說明，由銀行貸款分配產生了大量的租金給政府優先支持的行業。
除了出口企業從銀行獲得信貸資金外，1966年韓國的《外資引進法》還允許國有銀行為民間部門的國外借款進行擔保。政府通過對企業國外借款的擔保使國外貸款有選擇地用于支持產業政策目標。與國外貸款相聯系的租金數額十分巨大。據趙潤濟(1998)估計，20世紀60-70年代，該租金占GNP的比重在8%-15%之間。
租金被創造出來后，在20世紀60年代被主要用于出口部門，以推動韓國出口行業的發展；在20世紀70年代，除繼續支持出口部門外，主要用于重化工業。由于重化工業的發展也對出口有影響，所以我們的分析也把上世紀70年代包括在內。
在出口推動中，由出口信貸計劃提供的信貸占銀行信貸總量的比例由1961-1965年間的4.5%提高到7.6%(1966-1972)，后又提高到13.2%(1973-1981)。另外，對出口信貸的利率補貼數額也很巨大：在1966-1972年間，出口信貸利率比普通貸款利率平均低17.1%。出口商接受的支持還包括其他各種信貸計劃（如出口業設備基金），以及與政府指令或行政指導相一致的其他優惠信貸配給。在韓國出口業擴張時期，信貸補貼構成了出口補貼的主要部分，并在1967年達到了最高峰，當時，利率補貼占出口總額的2.3%，遠遠高出同年1%的財政補貼。（注：這些數值轉引自趙潤濟(1998)，第251-252頁。）由出口信貸所產生的租金占GNP的份額見表1。
表1由出口信貸產生的租金（10億圓，%）（韓國）
年份出口信貸a(A)A×利息差b(B)租金(B)/GNP
19633.91.40.3
196410.04.60.7
196512.14.00.5
196616.65.40.5
196732.49.80.8
196843.413.10.8
196980.721.50.9
1970161.643.31.7
1971248.557.91.8
1972231.849.11.3
1973416.298.62.0
1974652.6144.22.1
19751042.7269.03.0
19761511.5347.62.9
19772616.0499.72.9
19783764.8854.63.7
19795642.81320.44.5
19806957.41739.44.7
19816957.41321.92.9
19828192.01892.43.7
19839232.61458.82.5
注釋：a.年末貸款余額。
b.利息差＝場外市場利率－出口信貸利率。
銀行信貸被優先分配給重化工業的比重從上世紀70年代起不斷上升。1970年，在制造業內部，重化工業得到了國內銀行信貸總額的22.6%，到1980年，重化工業所得到的信貸額上升到32.1%。對國外貸款的分配也是信貸支持總量中很大的一部分，例如，1972-1976年間，制造業獲得了國外商業貸款總額的66.1%，其中的64.1%被用于重化工業。在1970年代，巨額的信貸支持使得向重化工業進行大量投資成為可能。（注：趙潤濟(1998)，第254-255頁。）
韓國的產業結構和出口結構都發生了重大變化。由表2我們可以看出，韓國1960年代的制造業增長率高于經濟增長率，而出口增長率又大大高于制造業增長率，達到38.2%；制成品占出口份額在1970年是1962年的3倍；與此同時，制造業占GDP份額和貿易依存度1970年都比1962年有了很大提高。
表3表明了1970年代的工業及出口結構變化。從1970年到1979年，制造業在GNP中的份額、重化工業在制造業中的份額、制成品在出口中的份額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尤其是重化產品在制成品出口中份額的提高更是驚人（1970年的15.5%提高到1979年的43.1%）。
表3韓國1970年代工業和出口結構變化（百分比）
制造業在GNP中的份額重化工業在制造業中的份額制成品在出口中的份額重化產品在制造業出口中的份額
19701979197019791970197919701979
21.228.739.254.983.689.115.543.1
表4是韓國1961-1981年三個五年計劃期間幾個關鍵年份出口構成的變化。通過該表我們可以看出，食物和原材料在出口中的比重不斷下降，制成品和機器在出口中的比重不斷上升。其中制成品由1961年的8.6%上升到了1981年的87.4%，而機器由1961年的1.8%上升到了1981年的10.9%，這兩類產品的出口比重上升還是比較大的。這說明，韓國對出口的信貸鼓勵不但促進了出口，而且還改變了出口的構成，從中我們可以看到韓國的信貸政策在其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
表4韓國出口構成變化（占總出口的%）
1961196619721981
食物--16.36.3
原材料50.222.58.21.4
制成品8.661.268.987.4
機器1.83.16.710.9
通過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由于20世紀60-70年代實行的自動信貸配給制，韓國的信貸及租金許多流向了出口部門——在70年代除了流向出口部門外，政府還重點支持了重化工業的發展。很明顯，如果沒有政府對信貸分配的干預，出口水平的迅速提高和出口結構的迅速改變都是不可能的。這說明，在韓國所采取的金融約束戰略下，金融發展可以顯著影響國際貿易的水平和結構。
四、結論和簡要評價
金融約束是由金融抑制走向金融自由化的一個階段。在金融約束階段，政府在金融部門和優先發展的部門創造租金，并且對信貸的使用進行干預。這種干預會影響到該國產業和出口的發展。在發展中國家，政府干預信貸是有經濟學根據的。Hong(1998)在對韓國金融發展的研究中認為，“的確，在象韓國這樣的國家中，信貸配給是實施出口推進戰略的最重要的政策工具之一?！彼J為，和出口業績相聯系的自動信貸配給制比較成功地推動了韓國的出口。使用韓國20世紀60-70年代的數據進行實證分析的結果證實了這一點。這說明，在實施金融約束戰略的經濟體里，信貸政策會影響到該國的國際貿易水平和結構。
但是，必須明確認識到，金融約束的作用不應該被過分夸大。因為在金融約束論中，租金創造的效率和收益的產生有許多前提，比如居民對存款的利率不敏感而對存款的安全性和金融中介的效率很敏感等，這些條件在現實中不一定能被滿足。即使可以被滿足，政府對銀行業競爭的限制也不一定能保證銀行業（比在完全競爭條件下）有更高的效率。固然，政府通過干預信貸的確能影響貿易的增長和結構的改善，但是，這種增長和改善是不是以犧牲其它部門的發展為代價的，或者說是不是一種低效益的增長，現在還不十分明確。
對這種戰略的另一個顧慮是：政府干預金融的優勢取決于政府的動機和效率。政府并不總是“做正確的事情”，即使它們有一些比較優勢。政府對信貸配給的干預常常引起尋租、腐敗和擠出(crowdingout)，而非尋求有效的工業項目。在以政策為基礎的借款的研究中，一個重要的問題是政府如何能阻止尋租行為破壞政府政策的增長目標（Vittas和Cho,1995）。更重要的是，金融約束在本質上是一種溫和的金融抑制（如控制存貸款利率和限制銀行業進入等），它有可能會倒退到金融抑制，重新引起國際貿易的扭曲。即使不會倒退到金融抑制狀態，政府中掌握體制運作的官僚為了既得利益，也有可能在金融約束的經濟合理性消失之后，仍將其長久地保持下去。所以，我們應該以理性的態度看待金融約束對國際貿易所產生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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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十年來，國際金融市場突飛猛進，急速發展?？蓛稉Q貨幣間的外匯市場交易規模持續擴張，到1998年4月底，外匯市場日平均交易量持續上升到1.49萬億美元，比1986年上升了8倍，數額相當于所有國家外匯儲備的87.4％。在1984到1998的十五年間，國際資本市場融資累計額的年平均增長速度為12.34%，遠遠超過全球GDP的年平均增長速度3.37%和國際貿易的年平均增長速度6.34%。
在規模持續擴張的同時，金融市場的國際化進程不斷加快，國際外匯市場率先實現單一市場形態的運作，其顯著標志是全球外匯市場價格的日益單一化，主要貨幣的交叉匯率與直接兌換的匯率差距明顯縮小。
在資本市場，資金開始大范圍地跨過邊界自由流動，各類債券和股票的國際發行與交易數額快速上升，整個90年代，主要工業國家的企業在國際上發行的股票增長了近6倍。1975年，主要發達國家債券與股票的跨境交易占GDP的比重介于1％到5%之間，1998年，給比重上升到91%（日本）到640%（意大利），其中，美國由4%上升到230%，德國由5%上升到334%，各國該比重增長最快的時期幾乎都集中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
與此同時，國際債券市場的二級市場獲得了蓬勃發展。債券市場信息傳遞渠道、風險和收益評估方式以及不同類型投資者的行為差異逐漸減小，以投資銀行、商業銀行和對沖基金為代表的機構投資者，以復雜的財務管理技巧，在不同貨幣計值的不同債券之間，根據其信用、流動性、預付款風險等的差異，進行大量?quot;結構易"，導致各國債券價格互動性放大，價格水平日趨一致。
海外證券衍生交易的市場規模有了突破性提高。幾乎在所有主要的國際金融中心，都在進行大量的海外資產衍生證券交住T諦錄悠律唐方灰姿?，既可以脆]氯站?25種期貨合約的交易，也有部分馬來西亞的衍生證券交易；美國期貨交易所的交易對象，更是包括了布雷迪債券和巴西雷亞爾、墨西哥比索、南非蘭特、俄羅斯盧布、馬來西亞林吉特、泰國銖和印尼盾等多種貨幣計值的證券和衍生產品。
二、我國金融市場的國際化發展
在席卷全球的金融市場一體化潮流中，我國金融市場對外開放程度不斷擴大，國際化進程加速。
在銀行領域，1979年起，外資銀行開始在我國設立代表處、分行、合資銀行、獨資銀行、財務公司，到今年年初，共有38個國家和地區的168家外國銀行在我國25個城市設立了252家代表處，有22個國家和地區的87家外資金融機構在我國19個城市設立了182個營業性機構，其中，有32家外資銀行獲準經營人民幣業務。到今年6月底，在華外資銀行總資產達323億美元，其中貸款208億美元。
在保險領域，到去年底，我國共有外資保險公司15家，對外開放城市由上海擴大到廣州、深圳等地。
在證券領域，1992年，我國允許外國居民在中國境內使用外匯投資于中國證券市場特定的股票，即B股。有關管理部門對于B股市場的總交易額實行額度限制，超過300萬美元的B股交易，必須得到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的批準。1993年起，我國允許部分國有大型企業到香港股票市場發行股票籌集資金，即H股。部分企業在美國紐約證券交易所發行股票籌集資金，稱為N股。境外發行股票籌集的資金必須匯回國內，經國家外匯管理局批準開設外匯帳戶，籌集的外匯必須存入外匯指定銀行。進入2000年后，部分民營高科技企業到香港創業板和美國NASDAQ上市籌集資金，標志著我國證券市場的國際化進入一個新的發展時期。
在債券市場，我國對于構成對外債務的國際債券發行實行嚴格的計劃管理。由經過授權的10個國際商業信貸窗口機構和財政部、國家政策性銀行在國外發行債券融資，其他部門可以委托10個窗口單位代為發行債券，或得到國家外匯管理局的特別批準后自行發債。債券發行列入國家利用外資計劃，并經國家外匯管理局批準。在國外發行債券所籌集資金，必須匯回國內，經批準開設外匯帳戶，存入指定銀行。
三、我國金融市場國際化的前景
隨著加入WTO步伐的不斷加快，我國金融市場正在準備與國際市場接軌，國際化進程將明顯加快。
根據我國與有關國家達成的雙邊協議，加入WTO后，我國金融市場開放將集中在如下幾個方面：
在銀行領域，我國將在市場準入和國民待遇等方面對外資銀行進一步開放，逐步允許外資銀行向中資企業和居民開辦外匯業務和人民幣業務。加入WTO之初，外資銀行可向外國客戶提供所有外匯業務。加入WTO一年后，外國銀行可向中國客戶提供外匯業務，中外合資的銀行將可獲準經營，外國獨資銀行將在5年內獲準經營，外資銀行在二年內將獲準經營人民幣業務，在5年內經營金融零售業務。
在保險業領域，加入WTO后，人壽保險公司中外資持股比例可高達50％，加入一年后，提高至51％。非人壽保險公司和再保險公司將獲準在合資保險公司中持有51％的股份，并可在二年內成立全資的分支機構。
在證券市場，中國將允許外資少量持股的中外合資基金管理公司從事基金管理業務，享受與國內基金管理公司相同待遇；當國內證券商業務范圍擴大時，中外合資證券商亦可享有相同待遇；外資少量持股的中外合資證券商將可承銷國內證券發行，承銷并交易以外幣計價的有價證券。
顯然，隨著金融服務領域的對外開放，我國金融市場將逐步走向全面的國際化。
這種全面的國際化含義是：以資金來源計，國外資本以允許的形式進入我國金融市場，國內資本則可以參與國外有關金融市場的交易活動；以市場籌資主體計，非居民機構可以在國內金融市場籌融資，國內機構則可以在國外金融市場籌融資；國外交易及中介機構參與我國金融市場的經營及相關活動，國內有關交易及中介機構獲得參與國際金融市場經營及相關活動的資格和權力。
四、金融市場國際化的利益
金融市場國際化進程的加快，將降低新興市場獲得資金的成本，改善市場的流動性和市場效率，延展市場空間，擴大市場規模，提高系統能力，改善金融基礎設施，提高會計和公開性要求，改進交易制度，增加衍生產品的品種，完善清算及結算系統等。
海外金融資本的進入，尤其是外國金融機構和其他投資者對市場交易活動的參與，迫使資本流入國的金融管理當局采用更為先進的報價系統，加強市場監督和調控，及時向公眾傳遞信息，增加市場的效率。越來越多的新興市場國家通過采用國際會計標準，改進信息質量和信息的可獲得性，改善交易的公開性。交易數量和規模的增加，有助于完善交易制度，增加市場流動性。而外國投資者帶來的新的金融交易要求，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衍生產品的出現及發展。建立一個技術先進的清算和結算系統，對于有效控制風險、保持該市場對外國證券資本的吸引力、
五、金融市場國際化的風險表現
金融市場國際化進程在帶來巨大收益的同時，仍然蘊涵著一定的風險，因此，加入WTO后，我國金融風險可能有如下表現：
1.市場規模擴大加速甚至失控的風險。
與國際化相伴隨的外國資本的大量流入和外國投資者的廣泛參與，在增加金融市場深度、提高金融市場效率的同時，將導致金融資產的迅速擴張。在缺乏足夠嚴格的金融監管的前提下，這種擴張可能成為系統性風險爆發的根源。
此外，由于國內金融市場的發育程度較低，金融體系不成熟，相關的法律體系不夠完善，資本流入導致其金融體系規模的快速擴張，而資本流入的突然逆轉，則使其金融市場的脆弱性大幅度上升。
2.金融市場波動性上升的風險
對于規模狹小、流動性比較低的新興金融市場來說，與國際化相伴隨的外國資本大量流入和外國投資者的廣泛參與，增加了市場的波動性。尤其是在一些機構投資者成為這類國家非居民投資的主體時，國內金融市場的不穩定性表現得更為顯著。
由于新興市場缺乏完善的金融經濟基礎設施，在會計標準、公開性、交易機制、票據交換、以及結算和清算系統等方面存在薄弱環節，無法承受資本大量流入的沖擊，導致價格波動性的上升。新興金融市場股票價格迅速下降以及流動性突然喪失的危險，大大地增加了全局性的市場波動。
3.本國金融市場受到海外主要金融市場動蕩的波及、市場波動脫離本國經濟基礎的風險。
外國資本的流入和外國投資者對新興市場的大量參與，潛在地加強了資本流入國與國外金融市場之間的聯系，導致二者相關性的明顯上升。
從國內金融市場與主要工業國金融市場波動的相關性來看，近年來，主要工業國金融市場對資本流入國金融市場的溢出效應顯著上升。國外研究表明，美國股票市場波動性對韓國股票市場波動性溢出的相關程度在1993年到1994年間高達12%，美國股票市場波動性對泰國股票市場波動性溢出的相關程度在1988年到1991年間高達29.6%，美國股票市場波動性對墨西哥股票市場波動性溢出的相關程度在1990年到1994年間高達32.4%。
這種溢出的影響表現為兩個方面：其一，在市場穩定發展時期，資本流入國金融市場波動接受主要工業國的正向傳導，表現為二者波動的同步性；其二，在市場波動顯著、存在一定的恐慌心理時，二者波動出現背離，甚至呈反向關系。
從日本和韓國股票指數的相關性看，從1989年1月到2000年4月，二者股票指數的相關系數為36.52%，而在1989年1月到1992年7月間，該相關系數達89.09%。從92年7月到98年5月，該相關系數下降到44.86%，此后，該系數再度提高到80.65%。
4.本國金融市場與周邊新興金融市場波動呈現同步性，遭受"金融危機傳染"侵襲的風險。
由于新興市場國家宏觀經濟環境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外資流入周期及結構基本相同，因此，其金融市場表現具有很強的同步性。
尤其是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后，部分亞洲國家和地區間的股票市場相關系數顯著增大，韓國和印尼股市的相關系數由43%上升到73%，印尼和泰國股市的相關系數由15%上升到78%，泰國和韓國股市的相關系數由55%上升到63%。顯然，在金融危機期間，國際投資者把這些國家的金融市場視為一個整體，同時從上述市場撤出資金，導致其同時崩盤。
此外，由于機構投資者在全球資本流動中發揮主導作用，而其行為特征表現出很強的"羊群效應"，其對新興市場的進入和撤出也具有"一窩蜂"的特點，從另一個角度加強了新興市場表現之間的同步性，這種同步性在金融危機時期表現為危機傳染的"多米諾骨牌"效應或"龍舌蘭酒"效應。
5.銀行體系脆弱性上升的風險
在金融自由化和金融現代化的壓力下。金融體系的脆弱性可能大幅度上升。
金融市場國際化進程加深后，外資可能大量流入該國銀行體系，促使銀行資產負債規?？焖贁U張，尤其是銀行的對外負債增長更為顯著。在一些國家，以銀行對外負債形式流入的資金絕大多數投資于國內市場，導致銀行體系外幣凈負債上升。特別是當銀行的資產負債結構不合理時，大規模資本流入使銀行的流動性出現大幅度擺動，銀行貸款膨脹和收縮時期交替出現，引起影響全局的風險，甚至導致金融危機的爆發。
由于負債和流動性的快速上升領先于經濟規模的增長，特定的經濟發展階段和有限的經濟增長速度，無法為新增巨額貸款提供足夠的投資機會，可供投資并提供高額回報的行業有限，銀行的新增貸款往往集中于少數行業，如在泰國，大量資本流入后，銀行信用發放給建筑和不動產的份額從1980年的8%增長到1990年的16%。大部分新增貸款用于不動產交易。
此外，由于大多數信用等級比較高的企業可以通過在國際市場直接發行股票和債券獲得資金，國內銀行只能向次級層次風險較高的客戶貸款，因此，銀行對于借款企業和借款個人的利潤和信用等級要求相應下調。在外資持續流入、經濟保持高速增長的前提下，這樣的信貸投放策略通常能夠得以維持，但是經濟形勢突然逆轉及外資無以為繼時，這種循環將被迫中斷，一些行業出現周期性逆轉，銀行產生大量不良貸款。例如，在泰國，1988到1990年的資本凈流入與資產價值的上升顯著相關，即使商業銀行對房地產貸款的土地抵押值超過貸款很多，而房地產價格下降，仍然使銀行資產負債的獲利能力受到很大打擊。
由于銀行體系保持巨額對外凈負債，面臨著很大的匯率風險，可能遭受本幣意外貶值引起的損失。
中央銀行針對外資流入實行的沖銷性市場干預政策，往往導致市場利率的突然上升，從而加大商業銀行面臨的利率風險。而在中央銀行為了維持某一個匯率水平對外匯市場進行干預的情況下，短期利率可能上升到一個非理性的水平，這樣將削弱銀行盈利能力甚至危及銀行的穩定。因此，貨幣危機往往是銀行體系危機的前奏。
關鍵詞：次貸危機影響金融業
一、次貸危機對我國經濟的影響
1對我國金融業的影響
(1)國內金融機構損失有限
國內一些金融機構購買了部分涉及次貸的金融產品。由于我國國內監管部門對金融機構從事境外信用衍生品交易管制仍然比較嚴格，這些銀行的投資規模并不大。雖然還沒有明確的虧損數據，但這些銀行的管理層普遍表示，由于涉及次貸的資金金額比重較小，帶來的損失對公司整體運營而言，影響輕微，少量的損失也在銀行可承受的范圍內。
(2)國內金融市場動蕩加劇
隨著國內外金融市場聯動性的不斷增強，發達國家金融市場的持續動蕩，必將對我國國內金融市場產生消極的傳導作用。一方面，會直接加劇國內金融市場的動蕩；另一方面，外部市場的持續動蕩會從心理層面影響經濟主體對中國市場的長期預期。以2008年年初為例，部分國際知名大型金融機構不斷暴露的次貸巨虧引發了一輪全球性的股災。1月份，全球股市有5.2萬億美元市值被蒸發，其中，發達國家市場跌幅為7.83％，新興市場平均跌幅為12.44％，中國A股以21.4％的跌幅位居全球跌幅的前列。
持續動蕩所導致的不確定性會影響到市場的資金流向，加之香港市場與內地市場的互動關系日益密切，香港市場的持續動蕩很可能對內地市場形成實質性的壓力。在直接融資比例不斷提高的情況下，國內金融市場的動蕩很可能會引起國內資產價格的調整，從而進一步影響國內金融市場的穩定。
2人民幣升值預期可能加大
在美國經濟增長乏力的情況下，可能會采取寬松的貨幣政策和弱勢美元的匯率政策，來應對次貸危機造成的負面影響，這些都可能加劇人民幣升值的預期。一方面，在美國采取寬松貨幣政策同時，中國趨緊的貨幣政策會加大人民幣的升值壓力。近幾年，在國際收支不平衡和流動性偏多的情況下，為了緩解國際游資投機人民幣的壓力，我國央行傾向于把人民幣存款利率與美元存款利率保持一定的距離。自次貸危機爆發后，美國為應對次貸危機的負面影響，采取了減息等貨幣政策措施。目前，中美利差已經形成了倒掛。如果中美貨幣政策繼續反向而行，擴大的利差將增大熱錢流入的動力，人民幣將面臨更大的升值壓力，央行的對沖也將變得更加困難。另一方面，弱勢美元政策在不斷向全球輸出流動性的同時，會直接影響人民幣對非美元貨幣的貶值。
3貨幣政策面臨兩難抉擇
全球經濟的復雜多變，嚴峻挑戰著我國的貨幣政策。一方面，美歐等主要經濟體開始出現信貸萎縮、企業獲利下降等現象，經濟增長放緩、甚至出現衰退的可能性加大。另一方面，全球的房地產、股票等價格震蕩加劇，以美元計價的國際市場糧食、黃金、石油等大宗商品價格持續上漲，全球通貨膨脹壓力加大。所以，我國不但要面對美國降息的壓力，而且要應對國內通貨膨脹的壓力，這些都使貨幣政策面臨兩難的抉擇。目前，次貸危機還沒有結束，其對中國經濟的影響還有待作進一步的分析和觀察。然而，可以明確的是，在現階段必須高度重視次貸危機對美國經濟和全球經濟的進一步影響，防止外部環境惡化作用于國內整體經濟運行。尤其是要重視觀察前期宏觀調控政策的累積效應，結合和內部情況的變化適時做出靈活反應，熨平經濟波動，保持經濟平穩運行。
二、次貸危機中我國金融業的應對措施
1金融機構應加強對風險控制的重視
在經濟持續快速增長和流動性較為寬裕的背景下，投資者對經濟發展的前景較為樂觀，往往會低估風險。但是經濟發展具有周期性，處在經濟周期上升階段的經濟主體基于盲目樂觀情緒購買的資產不一定就是優質資產。美國次貸危機就是一個最新的例子。低利率和房價上漲使房地產市場的投機氣氛迅速激發，然而在利率提高和房價持續走低后，次貸危機迅速暴露。因此，作為經營風險的金融機構，永遠要將風險控制放在第一位。以商業銀行為例，近年來，我國的商業銀行紛紛完成了股份制改造，各家銀行十分重視利潤的增長，紛紛加大了信貸投入。與此同時，在我國市場上也存在著低利率和局部地區房價上漲過快的問題，因而住房抵押信貸一直被認為是優質資產。雖然我國的情況與美國有所不同，但是我國的金融機構包括商業銀行有必要吸取美國、歐洲等國有商業銀行在此次危機中遭受損失的教訓，保持清醒的頭腦，從預防經濟周期波動和外部沖擊的角度出發充分估計風險，實現自身的穩健經營和持續發展。
(1)加強個人征信體系建設，提高征信體系數據質量
在抵押品持續升值的背景下更要重視貸款管理的基本原則，即收入所得是第一還款來源，而不是過度依賴第二還款來源。所以必須針對貸款者的所得情況進行征信，而不是僅憑貸款者自己提供的數據。因此我國商業銀行接受個人住房貸款申請后，應及時通過中國人民銀行個人信用信息基礎數據庫對借款人信用狀況進行查詢；貸款申請批準后，應將相關信息及時錄入個人信用信息基礎數據庫，詳細記載借款人及其配偶的身份證號碼、購房套數、貸款金額、貸款期限、房屋抵押狀況以及違約信息等。
(2)關注貸款抵押物的價格風險
抵押物價格風險指隨著經濟環境、房地產市場狀況的變化而導致房屋價格下跌的風險。按揭貸款期間發生突然變故，貸款人無法償還銀行貸款時，銀行不得不面對抵押物的處置問題，一旦房價下降，房屋處置變現后就不能補償銀行貸款的損失。而目前我國房地產市場正處于上升周期，房價上漲較快，在這種情況下，商業銀行不僅要對商品房實行價格，而且要對二手房交易價格、上市后房改房的交易價格進行監督與管理。通過建立科學的定價、估價管理制度使各類房屋成交價格最大限度地接近市場實際價值，以達到規避個人住房貸款業務價格風險的作用。
(3)正確認識評級機構的評級風險，審慎調險標準
在美國這次危機中，評級機構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眾多投資者由于盲目信任評級機構對次貸的評級，而對次貸證券進行了巨額的投資，因此遭受了巨額的虧損。我國資產評估機構是重要的市場中介機構，商業銀行往往根據資產評估機構的報告確定抵押物的價值，進而確定發放貸款的金額、利率和期限等要素。信譽好的評估機構不但能夠為銀行提供客觀公正的評估結果，有助于減少房貸風險，提高信貸資源分配效率，還能根據宏觀經濟的走勢，合理確定資產的市場價格和未來風險。同時，商業銀行還應建立規范的評估報告復核制度，該制度不但可以確定資產評估機構股價的準確性，還能有效防止資產評估機構評估的隨意性，從而達到降低信貸風險的目的。
2金融機構應兼顧加強創新和完善監管
在美國的次貸危機中，金融創新一方面通過廣泛的證券化分散了美國房地產融資市場上的風險，另一方面也加劇了金融風險的傳染性和沖擊力，造成了難以計量的損失。因此，我國要在不斷加強金融創新的同時，完善對相關產品的監管。
(1)要加強金融創新
在經濟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金融市場工具的創新正在不斷加快，如果不能跟上這一發展趨勢，就會在將來的全球化金融競爭中處于相對不利的位置。就目前而言，對金融衍生產品以及一些復雜金融產品的定價能力是我國金融機構的薄弱環節，因此，要努力提高定價能力，確保對風險一收益進行較為準確的評估。
(2)要正確認識金融衍生品市場的發展
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正席卷全球，“蝴蝶效應”進一步顯現。珠江三角洲（即珠三角）地區因為受到國際金融危機“蝴蝶效應”的影響，經濟增長速度放緩。如何擺脫金融危機對珠三角經濟的影響，推動區域經濟的協調健康發展是本文關注的重點。
一、珠三角共同發展的基礎和條件
1.珠三角自然條件和區位優勢
(1)珠三角、環珠三角、泛珠三角的概念界定?！爸槿恰备拍钍状握教岢鍪?994年10月8日，廣東省委在七屆三次全會上提出建設珠江三角洲經濟區。本文中的珠江三角洲經濟區包括13個市、縣(區)：廣州、深圳、珠海、佛山、江門、東莞、中山、惠州市區、惠東縣、博羅縣、肇慶市區、高要市、四會市；而泛珠三角即廣東、廣西、福建、江西、湖南、海南、四川、貴州、云南9個省區和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簡稱“9+2”。
2009年1月8，國務院《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綱要提出：到2012年，由廣州、深圳、佛山、珠海、東莞、中山、惠州、江門、肇慶9個城市組成的珠江三角洲地區率先建成全面小康社會，人均地區生產總值達到80000元；到2020年，率先基本實現現代化，人均地區生產總值達到135000元。
(2)珠三角的自然地理條件。珠江三角洲是熱帶性三角洲，因為它的地理位置是在北回歸線以南（小三角洲計），地貌發育上也有此特色，植被景觀更受其影響，發育為熱帶季風雨林植被。并且由于三角洲北面為粵北山區，對北來寒流起屏障作用，使熱帶植被能沿谷地侵入北回歸線以北山區。
全區面積占全省總面積的23.4%，人口占全省總人口的31.4%(1994年)，近年來實現國內生產總值占全省國內生產總值的70%左右。珠江三角洲是全國經濟發展最迅速的地區之一。
2.珠三角的經濟和社會發展現狀
(1)經濟實現持續快速增長。2007年珠三角地區實現地區生產總值25415.45億元，比2006年同比增長了16.2%。
(2)外向型經濟總體水平較高。目前珠江三角洲地區的國民生產總值約一半是通過國際貿易來實現的，外貿出口總額占全國的10%以上。不少企業的絕大部分產品供應國際市場。珠江三角洲地區發展外向型經濟的基本途徑是從境外引進資金，先進的技術、設備和管理。
珠江三角洲地區充分發揮毗鄰港澳的地緣優勢和僑胞遍及世界各地的有利條件，以國際市場為導向，以國內市場為依托，推動外向型經濟高水平、快速度發展。2007年珠江三角洲地區出口貿易總額高達3540.85億美元，比2006年同比增長了22%；實際利用外資151.88億美元，對外依賴程度較高。
（3)低附加值、勞動密集型產業結構。珠江三角洲地區自改革開放以來，主要承接了大量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占較大比重的機械電子項目中，約半數以上為勞動密集型。而低附加值、勞動密集型的產業結構難以消化日益上升的勞動力成本和相關的生產要素成本，導致珠三角產業的國際競爭力日漸消弱。
二、國際金融危機對珠三角經濟的影響
隨著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廣東省近日宣布，全省08年1-9月企業關閉總數為7148家，關閉企業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地區，關閉企業數包括關閉、停業、歇業和搬遷。其中關閉數量較多的地市分別是東莞市1464家、中山市956家、珠海市709家、深圳市704家、汕尾市587家、佛山市526家以及潮州市432家。
金融危機對珠三角經濟的影響可以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出口增速明顯回落并影響到珠三角整體經濟的增長
金融危機惡化了全球經濟，作為拉動宏觀經濟的三駕馬車，進出口方面增長明顯放緩,2007年進出口對GDP的貢獻率為2.3%,2008年前三季度卻只有1.2%。珠三角地區對出口的嚴重依賴使得出口下滑必將帶動整體經濟下滑，2008年上半年廣東地區GDP增速只有10.70%，與全國平均水平相比基本持平，較2007年低約4個百分點，這是廣東省多年來的最低增長，不再繼續多年來增速持續高于全國平均水平的歷史趨勢。
2.大量企業倒閉導致勞動力需求減少，就業壓力凸顯
由于金融危機的影響大量出口導向型中小企業面臨著破產倒閉的壓力。一方面珠三角地區的企業大部分屬于加工貿易型企業，靠貼牌生產賺取加工費來獲取微薄利潤，但缺乏品牌優勢和技術優勢，產品附加值較低。在金融危機的形勢下這些加工貿易企業依靠規模經濟降低成本的空間有限，原材料和人工成本又在不斷上升，再加上人民幣的升值以及海外企業給予加工貿易企業的代工費用的降低等因素綜合作用下，企業利潤微薄難以為繼。很多外向型企業受金融危機的沖擊而破產倒閉，而這些企業絕大多數屬于勞動密集型產業，這些企業的破產無疑將伴隨大量勞動力的失業。
受國內外嚴峻經濟形勢影響，關閉的企業絕大多數因規模不大、技術不高和經濟實力不強，沒辦法適應形勢的變化，導致企業停產關閉。此外，還有部分中小企業因提升產業檔次的需要，響應省委省政府的號召，有意識地將原有企業進行轉移升級。三、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的必要性
在珠三角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各種資源匱乏和勞動力不足的現象已經嚴重制約了珠三角地區經濟的發展，因此泛珠三角區域合作在這個時期顯得非常必要。本文從比較優勢理論、產業結構的合理布局、中心—理論等出發分析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的原因如下：
第一，根據比較優勢理論：珠三角地區具有市場優勢和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較高，而其他省區擁有資源優勢但工業化進程相對較低。那么優勢互補的原理是以珠三角的市場優勢再結合其他省區的資源優勢，以珠三角的經濟帶動能力促進其他省區的發展，實現泛珠三角區域內部的資源合理配置，在促進珠三角地區經濟持續發展的同時也加速了其他省區的工業化進程。
第二，從產業結構的合理調整和布局出發，泛珠三角區域要進行區域分工和合作。而產業轉移和產業合作是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的主線。目前珠三角地區要加強核心層的整合和提升，就必須進行產業梯度轉移。因此要以產業發展較為成熟且合作水平較高的珠三角經濟為基礎，加大其他省區與珠三角產業的對接力度，主動承接珠三角產業轉移，實現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的目的。
第三，根據“中心—”理論，由于“珠三角”缺少天然的內陸腹地，建立中心區域與內陸腹地的經濟聯系成為經濟發展的必然要求。所謂固定的“中心－”的關系，就是以廣東的珠江三角洲地區和香港、澳門組成的大“珠三角”地區為中心地域，以廣東其他地區和加入（9＋2）合作的八個省區為地區，在社會發展、產業合作、環境治理、人員流動、能源供應等多個方面形成固定的聯系，實現共贏，縮小差距，樹立合作典范。
而根據國務院《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珠江三角洲地區九市要打破行政體制障礙，遵循政府推動、市場主導，資源共享、優勢互補，協調發展、互利共贏的原則，創新合作機制，優化資源配置。要制定珠江三角洲地區一體化發展規劃。探索建立有利于促進一體化發展的行政管理體制、財政體制和考核獎懲機制。到2012年，基本實現基礎設施一體化，初步實現區域經濟一體化。到2020年，實現區域經濟一體化和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
從以上的理論分析和政府的政策導向中，我們也看到了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的必要性和緊迫性，也看到了政府在推動珠三角經濟的發展中所給出的政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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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脆弱的貿易收支平衡是發展中國家發生金融危機的經濟基礎
在虛擬經濟運行日益獨立于實體經濟的今天，金融危機的發生固然有金融市場運行自身的原因，但最根本的原因仍然是實體經濟的失衡。從貿易收支在國民經濟運行中的地位和作用來看，只有保持貿易收支的平衡，發展中國家的國內經濟資源才能確保繼續參與到全球資源的重新配置進程中去；如果能長期保持貿易收支順差，則意味著通過參與國際分工，發展中國家加強了對本國經濟資源的利用，其經濟增長、充分就業和幣值穩定目標的實現將更有保障。這種情況下，金融危機在發展中國家發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問題在于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收支極不穩定，貿易平衡通常很難實現，全球也只有少數幾個國家和地區做到持續的貿易收支順差；相反，貿易收支逆差成為發展中國家的常見現象。持續的貿易收支逆差使發展中國家的經濟資源大量閑置，導致國內經濟全面失衡，并進一步引發金融危機。從這個方面看，脆弱的貿易收支平衡已成為發展中國家發生金融危機的內在原因。
發展中國家貿易收支的不穩定性來自于其所擁有的競爭優勢的相對性。當前，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過程也就是其經濟全球化的過程，發展中國家必須遵循比較優勢的原則參與全球資源的重新配置，這就決定了發展中國家在國際分工中所獲取的只能是一種相對競爭優勢。這種相對競爭優勢與發達國家所擁有的絕對競爭優勢相比，具有以下三個明顯的特點：
第一，相對競爭優勢本身具有一種內在的不穩定性。與絕對競爭優勢相比，相對競爭優勢具有極強的可替代性。依靠這種競爭優勢所取得的成本優勢、質量優勢和效益優勢等隨時隨地會被其它國家和地區的競爭對手奪走，因而在擁有相對競爭優勢的國家和地區之間，競爭非常激烈。
第二，相對競爭優勢所帶來的比較利益有越來越少的趨勢。比較利益的存在是以生產要素的不流動為前提條件的。然而隨著經濟全球化水平的提升，生產要素的流動性大大增強，比較利益的空間明顯地受到壓縮。在缺乏足夠效益支撐的情況下，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收支更有可能出現惡化的局面。
第三，相對競爭優勢的不穩定性常使發展中國家貿易結構跟不上比較優勢的變化。隨著經濟理論的成熟和實踐經驗的豐富，發展中國家為發展經濟而展開的競爭也越來越激烈，這大大縮短了比較優勢和相對競爭優勢變遷的時間。當比較優勢發生變化而經濟結構調整滯后時，發展中國家貿易收支出現赤字就不可避免。
發展中國家在全球分工格局中只能擁有相對競爭優勢，而相對競爭優勢具有內在的不穩定性，這并不意味著發展中國家在貿易收支上必然處于長期逆差的狀態，而是僅僅提供了這種可能。事實上，真正摧毀發展中國家相對競爭優勢并使發展中國家貿易收支長期處于逆差狀態的是伴隨著資本項目自由化而來的短期資本無序流動。
二、短期資本的無序流動是發展中國家發生金融危機的外部原因
所謂資本項目自由化，盡管國際上對其還有爭議，但目前比較一致的看法是它指“國際資本交易本身及其支付和轉移均不受限制，并且不僅支付和轉移的作出，而且居民接受非居民的支付和轉移也可自由進行”。[1](P.48)出于對自身經濟發展的需要，20世紀70年代以來，發達國家紛紛推進資本項目的自由化，從而大大促進了國際金融市場的發展，發達國家在國際金融市場上也始終占據著主導地位。國際金融市場發展的歷程表明，盡管已經有發展中國家的參與，然而當今高度自由化的國際金融市場卻是建立在絕對競爭優勢基礎之上的，資本自由流動特別是短期資本的流動僅僅是適應了發達國家國民經濟發展的需要。受金融深化理論的影響，發展中國家尾隨發達國家不僅在國內實施金融自由化，在對外的資本項目領域也快速解除管制。但由于發展中國家經濟比較落后，國際資本的流動特別是短期資本的流動客觀上極易對建立在相對競爭優勢基礎之上的國民經濟形成一種有效的金融抑制，從而阻礙和破壞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
匯率機制本來是發展中國家調節貿易收支平衡的最主要手段，但在短期資本無序流動的影響下，失去了它應該發揮的傳統作用。首先，由于貿易收支不再是發展中國家外匯市場上決定匯率的惟一因素，有的甚至已不是主要因素，只擁有相對競爭優勢的發展中國家為了減少對外經濟交往中的風險和成本，通常只能實行固定匯率制，至少也是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其次，由于比較優勢的充分發揮和相對競爭優勢的形成是一個系統且長期的過程，而短期資本的反應迅速得多，發展中國家調整匯率往往未得其利，先受其害。第三，由于外匯匯率與貿易收支的關聯度大大下降，發展中國家調整匯率并不一定能夠達到調整貿易收支平衡的預期效果。第四，由于貨幣市場的靈敏度遠高于商品市場，匯率在政府干預下常常會出現超調現象。第五，由于預期在短期資本流動中的巨大作用，發展中國家調整匯率取得成功往往不是在貿易收支惡化而是在貿易收支狀況還比較好的時候。所有這些都意味著，短期資本的自由流動已經大大壓縮了匯率機制在發展中國家發揮作用的空間。
再從資本流動機制上看，短期資本流動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甚至更為不利。第一，總體而言，發展中國家在資本項目收支上處于絕對劣勢地位，屬于資本凈流出地區。相對競爭優勢也許會帶來較高的收益，卻伴隨著極高的風險，發展中國家利用資本流入來彌補貿易赤字只能作為一種特殊情況來處理。第二，短期資本在發展中國家停留時間的長短完全取決于發展中國家相對競爭優勢的大小。當比較優勢未充分發揮時，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飽受資金短缺之苦；當相對競爭優勢較為明顯時，短期資本一擁而入，經濟發展又會受到過熱的困擾。第三，實踐證明，短期資本的大規模流動除了使匯率過高或過低、變幻不定外，還會不適當地抬高利率，使有限的資金不是流向具有相對競爭優勢的商品和勞務生產部門，而是流向不具有比較優勢又發展滯后的虛擬經濟部門，增加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泡沫，從而削弱發展中國家的相對競爭優勢，惡化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條件，抑制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第四，短期資本自由流動最直接的危害是掩蓋發展中國家貿易收支失衡的事實和嚴重性。由于短期資本在表面上維持了發展中國家國際收支的總體平衡，發展中國家對貿易收支失衡引起的國內經濟失衡普遍重視不夠，導致國內經濟矛盾日積月累。當短期資本的這種彌補功能達到一定極限而經濟結構又尚未根據比較優勢的變化進行調整時，僅僅是短期資本的停止流入就足以引發一場金融危機了。從這種意義上說，貿易收支失衡是表面現象，只要發展中國家的相對競爭優勢失去，金融危機就開始醞釀，短期資本流動發揮的作用不過是使金融危機的醞釀時間有長有短，金融危機爆發的嚴重程度有強有弱罷了。
短期資本的無序流動之所以在很長的一段時期內肆無忌憚地破壞發展中國家的相對競爭優勢，使發展中國家國民經濟長期失衡并最終成為引發金融危機的罪魁禍首卻得不到發展中國家應有的重視，根本原因在于對美國經濟學家錢納利和斯特勞特提出的儲蓄和外匯“兩缺口模式”的誤解。傳統理論認為，資本自由流動能夠吸引到更多的外資。事實證明，資本自由流動所吸引的大多為短期資本，真正對發展中國家提升競爭力有幫助的長期資本流入與資本自由流動的關聯度極小，而短期資本的流入不僅不能彌補儲蓄缺口，相反還會對國內儲蓄產生擠出效應。另一種觀點認為，資本自由流動能提高國內經濟效率及生產力。實際情況是，智利、日本、中國大陸及臺灣等經濟體均是在沒有實行資本自由流動的情況下獲得經濟高速增長的。其實資本項目自由化帶來的資本流動在什么情況下才有利于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早有定論。日本著名學者小島清教授提出的“切合比較優勢原理”的實質就是國際資本的流動必須與本國的比較優勢結合起來才能有效促進經濟的發展。[2](P.444)美國經濟學家丹尼·羅德瑞克的實證分析則干脆得出資本項目的自由化與經濟增長之間并沒有任何關聯的結論。他明確指出，“當一個國家缺乏正確控制、規制手段和宏觀經濟管理框架時就貿然向國際資本流動開放金融市場是特別危險的”，而“即使具備上述保障，短期資本流入也是極不穩定并具有較大風險的”，[3](P.23)由此可見，讓資本流入發揮正面的積極的作用是有條件的，相反，脫離現實的資本項目自由化特別是短期資本的自由出入對發展中國家的危害卻是巨大的。作為“金融深化”理論主要倡導人之一的麥金農近年指出，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資本項目的外匯自由兌換通常是經濟市場化最優次序的最后階段”，[4](P.14)很大一部分原因恐怕就在于此。從目前情況看，一國推進資本項目自由化最有可能帶來的好處大致有三點：①有助于建立地區或全球金融中心；②有助于使本國貨幣成為國際貨幣；③有利于本國居民對沖來自國際貿易的風險。然而，由于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過于落后、全球化程度低、金融市場規模過小且發育不完善等原因，這些好處發展中國家根本無法享受。發展中國家推進資本項目自由化最主要的后果只能是降低短期資本的流動成本，使短期資本可以在發展中國家大進大出，隨心所欲。這種短期資本不僅不利于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相反它通過削弱發展中國家本就很不穩定的相對競爭優勢而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形成了一種事實上的金融抑制。而如果要避免這種抑制，發展中國家就必須做到使短期資本流動帶來的風險與本國競爭優勢的大小強弱協調起來。
三、資本項目的自由化在發展中國家應是一個漸進過程和最終目標
從長遠角度來看，發展中國家在發展經濟、實現趕超發達國家目標之前，充分發揮比較優勢、形成相對競爭優勢這一基本格局是不會改變的，這也意味著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資本市場上將始終處于防御地位，貿然讓落后的本國經濟與高度自由化的國際金融市場全面接軌，只會不利于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發展中國家即使想通過資本項目的自由化來引進短期資本，也應與本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和對短期資本的利用能力結合起來，因此資本項目的自由化在發展中國家只能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和最終的目標。
目前，發展中國家在推進資本項目自由化時，應側重處理好以下三個方面問題：
第一，牢牢把握相對競爭優勢這個中心，以具有比較優勢和比較利益的貿易收支平衡作為抵御經濟發展過程中各種風險的基礎。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收支平衡雖然具有內在的不穩定性，卻是發展中國家惟一有可能有效加以控制并用于彌補非貿易逆差特別是資本逆差的國際收支項目，它是發展中國家經濟穩定增長的最主要的保證。在條件許可的情況下，發展中國家應確保貿易收支帶來的盈余足以抵擋短期資本恐慌性流出給國民經濟帶來的沖擊，本國的外匯儲備和外匯資產足以償還一切形式的外債特別是短期外債。
第二，根據國民經濟的承受能力，逐步開放資本市場。發展中國家發展經濟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按照比較優勢原則，實體經濟部門最具有競爭力也最先得到發展，而虛擬經濟部門特別是金融服務業不僅發展滯后，而且要長期落后于發達國家。面對高度國際化和自由化的金融市場，如果意識不到與發達國家在經濟基礎上的重大差距，盲目照搬發達國家的做法，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很容易受到國際金融市場的抑制。發展中國家開放資本市場的步驟與力度應取決于它對發展中國家相對競爭優勢的影響。由于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收支盈余常常擔負著彌補資本項目收支逆差的重任，所以資本市場的開放不應從根本上改變發展中國家國際收支的平衡狀況，不能因為存在資本的凈流入就對貿易收支的失衡喪失警惕。歸根結底，發展中國家開放資本市場，目的不僅僅是引進外資，而是通過引進外資增強國民經濟的競爭力，鞏固貿易收支平衡，保證國際收支的總體平衡有一個堅實的基礎。
第三，根據國民經濟發展水平，積極參與國際金融合作與金融監管。在經濟和金融全球化的時代，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與世界經濟的發展是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一國發生的經濟或金融危機往往會馬上蔓延到其它國家。當代國際金融市場雖然從總體上適應了發達國家和跨國資本發展的需要，但仍然存在許多不完善的地方，特別是沒有建立起一套保護發展中國家利益的機制。發展中國家在穩步開放國內金融市場的同時，也要積極參與國際金融合作和金融監管，以便從整體上降低國際金融市場給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帶來的風險和危害。如，全球最后貸款人的空缺、監管機制存在漏洞、各國缺乏協調和合作機制、國際債權債務破產程序出現空白以及資本項目開放制度安排等問題得到解決，將能在很大程度上減少金融危機發生的次數，減少金融危機帶來的危害。當然，要從根本上杜絕金融危機的發生，關鍵仍在于發展中國家自己能夠處理好國內經濟的平衡問題，最大限度地發揮自身的相對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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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隨著國際金融危機和歐債危機的爆發，國際貿易和金融之間的關系越來越明顯，并且這種相互之間的關系共同作用于開放式經濟的發展。本文首先詳述了金融和國際貿易發展的之間的關系，進而分別國際貿易與金融的相互影響機制，從中探索關于國際貿易與金融發展的對策和建議，這些為未來我國在開放式經濟中的進一步發展提供借鑒意義。
二、金融、國際貿易、經濟發展三者的關系
金融、國際貿易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之間具有密切的關系。首先，金融的發展可以調節社會的資金配置，從而達到帕累托最優，實現我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其次，國際貿易則通過比較優勢在世界范圍內調整稀缺資源，從而產生更多的生產者剩余和消費者剩余，對本國經濟乃至福利狀況產生影響。此外，金融發展和國際貿易之間也是息息相關的，甚至共同作用與一國經濟的發展。Beck(2002)和Riyanto(2004)分別從企業和行業方面對外源融資與出口之間的關系進行分析，進一步說明了金融的發展對國際貿易的促進作用。Blackburn和Hung(1998)以及Aizenman(2003)則從國際貿易對金融發展的影響出發進行了相關研究。近年來，關于金融與國際貿易的研究仍然在不斷深化。蘇建平(2013)以福建省為例，研究金融發展對地區進出口貿易發展的影響，得出結論：金融發展與進出口貿易之間有著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其中金融深化更加有利于出口貿易的發展，而金融效率的提升對進口貿易的推動效應更明顯。沈能(2006)認為金融發展與國際貿易在長期中存在均衡關系，無論從長期還是短期上看，我國金融規模與國際貿易正相關，且兩者之間具有雙向因果關系。通過金融與國際貿易的正向因果關系，共同作用于我國經濟的發展。
三、金融發展與國際貿易相互作用的機制
1.金融發展對國際貿易的影響機制
金融主要通過比較優勢、投資組合、匯率和金融生態的等各種傳播途徑來影響國際貿易的方向、規模、結構乃至貿易程度(見圖1)。
首先，根據要素稟賦理論和比較優勢理論，大量資金會流向國際上要素豐裕的國家，這些外源融資在某種程度上促進了其產品的生產，進而此國就具有一定的規模經濟，具有這種規模經濟的行業在國際市場就因為物美價廉而獲得了比較優勢，進而隨著本國出口量的增加，國際貿易順差就產生。隨著貿易伙伴國不斷的增加，其貿易規模、貿易方向乃至貿易結構都會隨著這種比較優勢發生改變。
其次，隨著全球一體化的發展，經濟體之間的多米諾骨牌效應日趨明顯，即一國價格、利率或匯率的變動會波及其貿易伙伴乃至世界各國。這使得各國貿易部門獲得的收入呈現不斷波動的趨勢，分散風險成為各國貿易過程中不可缺少的環節。而金融通過對這些貿易部門所獲得收入進行投資組合，使得其非系統性風險降到最低，實現貿易收入的保值乃至增值，國際貿易正常運行。所以一國金融結構的水平對國際貿易產生至關重要的影響，即如果一國金融結構相對完善，風險規避機制相對成熟，就會使得本國貿易規模不斷擴大，貿易結構日趨合理，從而促進本國經濟的發展乃至國際地位的提高。
最后，金融生態作為影響金融機構運行的外部環境，其對社會資金的配置狀況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這種對資金的配置會影響我國銀行界的存貸款利率，進而影響金融深化和金融效率，而資金的運行狀況直接影響到金融發展水平和企業的經營效益，所以對于產品進出口會起到間接的影響作用。此外，政府相關的金融政策，比如對利率的調整或者通過公開市場操作以及準備金調整等宏觀貨幣政策來影響資金流向，站在國家的角度上對貿易結構和貿易規模實施宏觀調控，使得國際貿易順利發展。
2.國際貿易對金融發展的影響機制
國際貿易對金融的影響主要表現在貿易規模、貿易自由度和貿易依存度的大小以及貿易結構的變化上。
首先，隨著國際貿易規模的不斷擴大，大量資本會涌入國內或外逃到國外，這些資本的變動會引起我國貨幣供給和貨幣需求發生變化，從而導致利率的波動。利率的不穩定會影響銀行、證券和基金等金融機構的穩定乃至是股市的動蕩，涉及到全國人民的整體福利。這時國家會通過財政貨幣等宏觀調控政策來調整我國金融的發展。所以貿易規模會對我國的金融業的發展穩定與否形成傳導機制。
其次，近年隨著美國次貸危機和歐債危機波及全球其他國家，貿易保護主義逐漸抬頭，自由貿易受到限制。貿易的自由度嚴重影響貿易規模，而貿易量的大小主要表現在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上，經常項目上的變動又會影響我國居民的消費儲蓄以及投資結構。此外，貿易保護主義還會引起各國匯率變動，比如中美貿易摩擦中美國主動貶值以減少我國出口企業對其出口，從而保護本國產業。這些都會對我國金融發展水平產生重要的影響。
此外，隨著貿易開放程度的增加，國外對我國的反傾銷和反補貼案件也隨之增加。杜凱、周勤(2010)、李猛和于津平(2013)等人也分別通過實證研究指出貿易壁壘對國外直接投資具有正向的因果關系。這些貿易摩擦刺激了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而對外直接投資一方面利用己廠效應、水平效應和前后向關聯效應等作用機制，將信貸資金投入到企業生產中，解決企業的投融資問題，提高儲蓄的資金利用率和轉化率;另一方面對外直接投資也會對金融產生負面影響，即這種輸入性通貨膨脹進一步也會引起信貸約束，影響金融效率。
最后，貿易保護主義還會使得全球資源配置發生扭曲，而且這些貿易壁壘阻礙了我國產品的出口，就會促使貿易結構發生變化并促進產業升級，這時就會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將剩余產業或傳統產業轉移到國外，而對外直接投資又會對對我國金融深化和金融水平產生進一步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