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12-22 15:5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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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然，今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承載著較以往更為重要的使命。一年前，在國際經濟危局下，中國面臨的是如何避免經濟硬著陸，因此保增長是第一要務。調結構、促發展、惠民生等高難度命題，某種意義上說只是國家在完成保增長任務前提下的優先選項。一年來的經濟運行效果表明，在中國這樣一個具有高度動員力和資源整合力的國家，保持經濟適度增長已不再是一項具有較高技術含量的經濟任務。美歐等發達國家短期內無法實現的經濟指標，對中國來說則沒有太大的實現難度。所以，面對中國一年來經濟基本面的相對穩定以及在國際經濟治理中話語權的持續擴大，西方不少人臆測，中國是本輪經濟與金融危機的勝利者。面對國際社會給中國經濟戴高帽，相信包括最高決策層在內的絕大多數中國人都明白：一場經濟與金融危機并不會從根本上改變世界經濟的既有格局。中國至多只是全球經濟力量變遷中的重要組成部分，而非核心要素，在相當長時期內仍需夯實國內經濟基礎。中國經濟不僅有遠慮，更有近憂。
事實上，中國經濟盡管在規模上不斷做大，但自1995年便開始謀求的經濟增長模式轉型，不僅沒有取得關鍵性突破，反而在應對兩次國際經濟危機和促進就業的大背景下，一拖再拖，如今差不多到了積重難返的境地。也許，我們可以用比較優勢理論來為經濟轉型的遲緩辯護。因為根據比較優勢理論，要素稟賦決定最優分工。中國多年來一直維持的低成本勞動力稟賦意味著，發展勞動密集型的產業是發揮中國競爭優勢的最優選擇。而從微觀企業的角度，資本回報率下降是推進技術進步的關鍵動力，但中國的人口紅利使得資本回報率沒有出現發達國家所經歷的下降過程。因此，盡管依靠投資和出口支撐的粗放式經濟增長方式一直備受詬病，卻是中國經濟近20年來保持高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
然而，如今的現實卻是，中國絕大多數地區的商務成本急速提高，人口紅利在逐年遞減，原先擁有的比較優勢幾乎消失殆盡。而“全民補貼生產”、消費受到嚴重抑制的增長模式越來越成為中國經濟持續均衡增長的負擔。已有研究表明，中國經濟即將進入“U”型經濟周期，其在底部停留的時間取決于經濟體制改革的進展速度，也就是如何將經濟增長拉動引擎轉到消費上來。但約束管理層調控經濟行為空間的一大要素卻是：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加上收入分配格局向政府和企業傾斜，可供民眾分配的最終財富不多，民眾的消費能力與消費欲望一直難有實質性改觀。偏偏民眾消費的產品還高度市場化，尤其是作為重要消費對象的住房，價格高度市場化，形成了民眾的實際購買力與居高難下的房價之間的巨大落差，大大抑制了內需。顯然，如果不能根本改變生產要素價格的持續扭曲局面，如果產業結構不能升級，如果支撐消費增長的社會福利體系不能建立，依靠消費驅動的經濟增長模式只是“單相思”。
由此，切實轉變經濟增長觀念，制定并落實經濟結構調整時間表，大力發展生產業，培育高端產業競爭優勢，盡快擺脫既有經濟增長方式的“路徑依賴”，通過產業調整、技術進步與消費驅動打造內生經濟增長模式，成了破解中國經濟轉型這一關鍵命題的關鍵環節。
顯然，今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承載著較以往更為重要的使命。一年前，在國際經濟危局下，中國面臨的是如何避免經濟硬著陸，因此保增長是第一要務。調結構、促發展、惠民生等高難度命題，某種意義上說只是國家在完成保增長任務前提下的優先選項。一年來的經濟運行效果表明，在中國這樣一個具有高度動員力和資源整合力的國家，保持經濟適度增長已不再是一項具有較高技術含量的經濟任務。美歐等發達國家短期內無法實現的經濟指標，對中國來說則沒有太大的實現難度。所以，面對中國一年來經濟基本面的相對穩定以及在國際經濟治理中話語權的持續擴大，西方不少人臆測，中國是本輪經濟與金融危機的勝利者。面對國際社會給中國經濟戴高帽，相信包括最高決策層在內的絕大多數中國人都明白：一場經濟與金融危機并不會從根本上改變世界經濟的既有格局。中國至多只是全球經濟力量變遷中的重要組成部分，而非核心要素，在相當長時期內仍需夯實國內經濟基礎。中國經濟不僅有遠慮，更有近憂。
事實上，中國經濟盡管在規模上不斷做大，但自1995年便開始謀求的經濟增長模式轉型，不僅沒有取得關鍵性突破，反而在應對兩次國際經濟危機和促進就業的大背景下，一拖再拖，如今差不多到了積重難返的境地。也許，我們可以用比較優勢理論來為經濟轉型的遲緩辯護。因為根據比較優勢理論，要素稟賦決定最優分工。中國多年來一直維持的低成本勞動力稟賦意味著，發展勞動密集型的產業是發揮中國競爭優勢的最優選擇。而從微觀企業的角度，資本回報率下降是推進技術進步的關鍵動力，但中國的人口紅利使得資本回報率沒有出現發達國家所經歷的下降過程。因此，盡管依靠投資和出口支撐的粗放式經濟增長方式一直備受詬病，卻是中國經濟近20年來保持高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
然而，如今的現實卻是，中國絕大多數地區的商務成本急速提高，人口紅利在逐年遞減，原先擁有的比較優勢幾乎消失殆盡。而“全民補貼生產”、消費受到嚴重抑制的增長模式越來越成為中國經濟持續均衡增長的負擔。已有研究表明，中國經濟即將進入“U”型經濟周期，其在底部停留的時間取決于經濟體制改革的進展速度，也就是如何將經濟增長拉動引擎轉到消費上來。但約束管理層調控經濟行為空間的一大要素卻是：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加上收入分配格局向政府和企業傾斜，可供民眾分配的最終財富不多，民眾的消費能力與消費欲望一直難有實質性改觀。偏偏民眾消費的產品還高度市場化，尤其是作為重要消費對象的住房，價格高度市場化，形成了民眾的實際購買力與居高難下的房價之間的巨大落差，大大抑制了內需。顯然，如果不能根本改變生產要素價格的持續扭曲局面，如果產業結構不能升級，如果支撐消費增長的社會福利體系不能建立，依靠消費驅動的經濟增長模式只是“單相思”。
由此，切實轉變經濟增長觀念，制定并落實經濟結構調整時間表，大力發展生產業，培育高端產業競爭優勢，盡快擺脫既有經濟增長方式的“路徑依賴”，通過產業調整、技術進步與消費驅動打造內生經濟增長模式，成了破解中國經濟轉型這一關鍵命題的關鍵環節。
關鍵詞：轉型經濟漸進式演化激進式變革制度變遷
一引言
轉型經濟學是指一種研究如何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經濟學理論。20世紀90年代以來迅速發展的轉型經濟學主要是指具有共同研究主題和追求目標的一些理論文獻以及撰寫這些文獻的經濟學家(盛洪，1996)。目前，關于轉型經濟還沒有完整的理論體系，也很難說誰是轉型經濟學家，因為還沒有專門從事這一理論研究的人。關于其理論體系，我們只能從現在構成這一經濟學流派的一些理論文獻，以及撰寫這些文獻的經濟學家的文獻、研究思路來尋找一條線索，理清其脈絡。本文首先介紹轉型經濟學的內涵，然后簡述一下各個學派關于轉型經濟的理論要點，最后簡要回顧中國經濟奇跡并作以簡要評述。
二轉型內涵
關于轉型概念的理解，比較經典與普遍的定義是熱若爾·羅蘭的表述：轉型即一種大規模的制度變遷過程或者說經濟體制模式的轉換。從目前國內的文獻來看，從三個層面上使用轉型的概念：第一種含義是從傳統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第二種含義是在包括了第一種含義外，還包括那些過去實行廣泛管制的經濟向自由市場經濟轉型；第三鐘含義是在前兩種理解基礎上還包括了所有發展中國家促進經濟市場化，實現經濟發展的過程。
實際上許多人把轉型經濟學看作制度經濟學的一個分支的原因正是由于把轉型理解成為一種制度的變遷過程，只是描述了轉型的一般的特點。不錯，轉型的確主要是一個制度變遷的過程，但轉型還有其本身的特殊性，而這些特殊性僅依靠制度變遷是不能夠真實的描述，更別說來解決這些問題。鑒于以上理論實踐中三個層面使用轉型概念的事實，筆者個人比較贊成轉型的第一種含義，即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當然，后兩種轉型概念的理解當然沒錯，但關鍵是其不符合概念提出的歷史與邏輯的一致性，更不適合建立新的獨立的研究學科。對于第二種理解，放松政府管制，實行經濟自由化，其實這在傳統的主流經濟學框架內可以得到解釋；對于第三種發展經濟學范疇內使用的轉型概念，現有的發展經濟學就有了相應的解答與分析框架。轉型（或者轉軌、過渡）概念的提出應該來說主要發源于二十世紀上半期全球建立的社會主義國家在計劃經濟實踐中遇到困難并探索其解決辦法的歷史事實。
三幾種轉型理論范式
20世紀80年代末，包括前蘇聯、東歐國家和中國在內的30多個國家開始了從中央計劃經濟體制向現代市場經濟體制的轉型，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斯蒂格利茨(JosephE.Stiglitz)將其與社會主義國家的建設一起稱之為“二十世紀兩項最偉大的經濟實驗”。毫無疑問，這場涉及多達15億人口的重大變革吸引了全世界學者的目光，他們應用新古典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發展經濟學、信息經濟學、演化經濟學以及比較經濟學等最前沿的理論成果從不同側面對這一變革加以研究。在短短的十幾年里，相關文獻數量迅猛增長，從而在主流經濟學中贏得了鞏固的學術地位，并且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催生出了一門新的學科—轉型經濟學，來專門研究如何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
1、主流經濟學的激進主義轉型理論
新古典經濟學是對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理論的系統化。按照新古典理論的理解，市場機制不過是資源配置的工具，其核心是供求和價格的相互作用。在轉型之初，以新古典經濟學為基礎的華盛頓共識在轉型經濟理論和政策研究中占據統治地位。根據華盛頓共識：嚴厲的需求緊縮，加上放松管制、貿易自由化和私有化，就可以推動經濟增長。因此，向市場經濟過渡的核心就是“管住貨幣，放開價格”，實行以宏觀經濟穩定化、國有企業私有化和價格自由化為核心的激進式的“休克療法”。采取了一系列諸如：大幅度縮減貨幣供應量，實行高利率；保留少數重要商品的國家定價，絕大多數商品價格全面放開；消除預算赤字，減少價格的國家補貼；取消對企業工資的限制；全面改革財稅體制等措施。
2、演進主義的漸進式轉型理論
隨著俄羅斯等國的激進式改革的受挫和中國經濟改革的巨大成功，演進主義的興起及其影響力的擴大是轉型經濟學發展的一個重要趨勢。演進主義理論核心思想可概括為：知識和信息是有限和主觀的，并以分散的狀態為個人擁有，因此，人們根本無法認識和控制社會生活，最好的社會就是順其自然。想通過理性設計而進行大規模的社會變革必然造成社會的災難。漸進式改革實際上是社會不斷的積累、加工信息，而且知識與信息是具有連續性的，用一種完全不同的系統來強制使其中斷是不可取的。經濟體制本身是一個具有自我強化機制的復雜系統，在演進過程中會不斷吸取舊制度中的合理因素。因而，漸進式改革更可取。
3、新制度經濟學轉型理論
新制度經濟學把企業制度、產權制度、市場制度以及國家的法律制度和意識形態等制度現象納入經濟學分析的框架之內，擴展了經濟學的視野，對于我們研究制度現象有重要的參考意義。根據這種理論，改革的過程實質上是在一定的條件下通過成本收益分析尋求成本最小的最優改革路徑。經濟學家熱若爾·羅蘭曾指出：“如果轉型的經驗給了我們任何啟示的話，那便是，沒有以適當的制度為基礎的自由化、穩定化和私有化政策，不大可能產生實際的效果”。公共選擇學派代表人物布坎南指出市場制度是自由交易的制度，這些制度結構是長期歷史發展的產物。另外，科爾內、薩克斯都提出了新制度經濟學轉型理論的代表性觀點。
4、凱恩斯主義轉型理論
與新古典主義理論相比，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對于市場經濟的運行過程和內在機理的認識更符合現代市場經濟的現實，他們對于轉型經濟中產權改革、宏觀經濟、轉軌速度和次序、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等一系列重要問題的認識值得重視。
在《社會主義向何處去》一書中，新凱恩斯主義的代表人物斯蒂格利茨對以新古典經濟學為基礎的轉型經濟理論提出批評。認為在決定選擇哪種市場經濟模式時，一定要牢牢記住實際的市場經濟是如何運行的，而不是去記住毫不相干的完全競爭范式；在經濟轉型過程中，競爭遠比私有化重要得多；由于信息的不完全，私有企業和公有企業一樣都會出現激勵問題，因此，建立一種集中與分散、公有因素與私有因素相結合的混合體制才是現代市場經濟的正確選擇。馬克·奈爾（MarkKnell）等人認為激進式改革對自由市場的崇拜是盲目的。市場化和私有化的方案往往忽視了這樣幾個重要因素：人們之間的經濟關系并不是一種單純的交易關系，而是一種生產關系；企業是生產組織，市場是交易機構，企業與市場是相互補充的，而不是相互替代的；價格機制不僅是一種解決經濟問題的手段，同時還有金融功能、戰略功能等，在滿足這些功能上越是成功，有效配置資源的功能就越難以實現；私有化對于提高效率并不是必要的；國有企業也可對市場做出積極的反應。因此，政府對經濟的干預是重要的。
5、市場社會主義
市場社會主義就是以實現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的結合為目標的一種理論和主張。社會主義國家經濟體制改革的實質是實現社會主義與市場機制的結合，能否在理論和實踐中解決社會主義與市場機制的結合問題，是決定經濟體制改革前途和命運的關鍵因素。市場社會主義理論的最初模式即蘭格一泰勒一勒納模式，借助于新古典經濟學的分析工具。這一理論假定，市場機制僅僅是一個中性的概念。后來的市場社會主義理論雖然在許多方面超越了新古典的范式，但是中性論的假定卻被接受下來，因而這些理論難免會帶有新古典理論的缺陷。社會主義國家經濟改革的實踐表明，公有制與市場經濟的兼容是一項復雜的長期的任務，絕不可能一蹴而就。經過近百年的探索和實踐，市場社會主義的理論與實踐獲得巨大的發展，市場社會主義也成為當代社會主義運動的主流和社會主義國家經濟體制改革的指導思想之一。
6、比較主義
用比較經濟學理論來分析現實的改革問題是九十年代以前轉型經濟學的主流。這種理論從不同的經濟體制中總結出若干基本的經濟體制模式，在此基礎上進行比較，做出最優選擇，指導改革的實踐。在中國改革開放的幾十年里，從南斯拉夫的自治社會主義，到匈牙利新經濟機制和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再到90年代東亞模式，都曾是人們心目中的理想。有比較才能有鑒別，學習和借鑒其他國家市場經濟模式和市場化道路的經驗教訓，對于中國的經濟轉型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當然比較經濟學的方法也存在著根本的缺陷。一方面，這一理論是經驗的而非規范的，因而無法形成具有普遍指導意義的理論。另一方面，它把不同社會制度和不同歷史環境下的經濟體制簡單化，因而無法深刻理解制度變遷的復雜現實。
7、特殊改革方式理論
中國的學者在借鑒國外關于轉型經濟理論的基礎上，把轉型經濟研究放在中國特殊國情和特殊道路選擇上。林毅夫等人認為，經濟改革的核心是經濟發展戰略的轉軌，改革以前中國發展緩慢的根本原因在于推行了重工業優先發展的趕超戰略，而改革以來中國經濟迅速發展的關鍵則在于改革“三位一體”的傳統經濟體制，使資源的比較優勢能發揮出來。中國改革成功的一個重要保證是選擇了漸進式改革道路。張軍指出，由于傳統國有部門的絕對規模使它事實上處于壟斷地位，因而，在改革過程中如果實行完全的價格自由化，就可能給國有企業提供操縱市場的機會，造成生產下降和經濟的衰退。相反，在價格雙軌制下，國有部門將比完全的價格自由化條件下生產的產品多且定價更低。以價格雙軌制為特征的“邊界改革”的經驗正在于，國有部門在計劃外邊界上通過對價格信號做出反應去捕捉獲利機會，要比突然被私有化的國有部門去對經濟扭曲和短缺做出的反應更迅速。
四中國增長的“奇跡”
自1978年開始，中國開始經濟轉型。10年后，東歐和俄羅斯及其他獨聯體國家也加入轉型的行列。在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中，中國選擇了與東歐和前蘇聯不同的道路：“摸著石頭過河”的漸進改革，而不是激進的“休克療法”。中國經歷了20年迅速的增長，而俄羅斯和其他獨聯體國家卻經歷了將近10年的下降。改革方式選擇的不同導致了不同的改革結果。以下兩組數據清楚的表明了中國改革與前蘇聯、東歐改革成果的巨大反差：
中國改革二十多年的穩定的高速發展，引起全球的矚目，經濟學家也提出了不同的解釋。專家指出中國能在這二十年間迅速發展的原因在于1979－1983年之間中國建立的聯產承包責任制起了非常重要要的作用，在此之后，中國又進行了政治體制改革，還有鄉鎮企業的作用。中國的改革成功的原因是基于保持和建立在社會和組織資本上的這一系列的制度變遷。斯蒂格利茨認為基于社會資本的制度變遷是中國改革成功的基礎，而在很多國家轉型后的社會資本比轉型前要薄弱的多。相對而言中國特別重視創造和改組，特別是新企業和創造新的就業機會，而不僅僅是進行單純的私有化。而在國有企業改革中國采取了漸進型的方式。這對于改革普及到其他企業是非常重要的。
雖然中國經濟改革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但是存在的問題也是明顯的。體制外增量改革對解釋轉型經濟的中國提供了有創建性的解釋，但隨著轉型的完成，對存量的改革也許會成為重點；國企改革還存在諸多困境；城鎮改革與農村改革的沖突；消費需求的拉動力不足；與世界經濟接軌的問題等等一系列問題亟待解決。
五簡評
樊綱博士的主要研究領域為宏觀經濟學、轉軌經濟學和發展經濟學，發表中英文學術論文100余篇，專著9部。2005年和2008年，樊綱連續兩次被英國《外交政策研究》與《觀點》雜志評選為“世界最受尊敬的100位公共知識分子”之一。
在解讀供給側改革概念時樊綱指出，從長期來看，供給側就是通常所說的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的各種要素。樊綱舉例，經濟增長需要勞動力，勞動力還需要教育，即人力資本；此外還需要儲蓄、投資等等要素，共同助力經濟增長。
“投資要有效率，就要有技術進步，有創新，根本上就需要體制改革?！痹诜V看來，這些都是決定經濟增長率能否提高的潛在因素。樊綱指出，十三五規劃正是要著力于這些增長要素的協調發展，從而使經濟增長保持高速。
樊綱著重分析了目前供給側改革面臨的一個嚴重問題，即產能過剩?！爸怨┙o能力過剩是因為中國經濟過去十年中有兩次經濟過熱，2004年到2007年，2009年到2010年兩次疊加在一起?！狈V說。
樊綱進一步分析，產能過剩的問題集中體現在，大量資源的浪費、金融杠桿過高、出現僵尸企業并由此產生債務的堆積等等問題，從而形成了經濟低增長的壓力。
因此，樊綱認為：“整個十三五期間，我們可能還都要努力去處理十一五、十二五兩次經濟過熱產生的‘后遺癥’，使我們的經濟逐步恢復平衡，實現我們的持續穩定增長?！?/p>
生產力是社會發展的決定力量,生產力的發展會使社會呈現出不同狀態,社會轉型是其重要表現之一。處于社會轉型期的當代中國,其發展面臨著一系列的問題與風險,其中生態風險已成為當前制約中國現代化建設的一個瓶頸。為了確保當代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生態風險的治理顯得尤為必要。
一、經濟轉型與生態風險
隨著全球化的不斷推進,社會轉型已成為一種普遍的現象。當代中國社會轉型是指中國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型。社會轉型是一個包括經濟、政治、文化等領域的全方位的系統工程,其表現在經濟領域中就是經濟轉型,即一個國家的經濟體制和發展模式由一種形態向另一種形態的轉變。經濟轉型包括制度變遷和經濟發展兩層含義。制度變遷一般是政治體制變革、社會制度改變導致的結果,而經濟發展主要是指經濟運作方式從一種模式向另一種模式的轉變。
經濟轉型是當今世界頗受關注的焦點問題之一。當代中國社會經濟轉型主要表現為經濟體制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由粗放經營向集約經營、從封閉經濟向開放經濟的轉變。
人類社會源于自然,人類的發展更離不開一定的自然環境,其中作為自然環境重要組成部分的生態環境與人類發展的關系更為密切。所謂生態環境,是指由生物群落及非生物自然因素組成的各種生態系統所構成的整體,主要或完全由自然因素形成,并間接地、潛在地、長遠地對人類的生存和發展產生影響。處于社會轉型期的當代中國,其經濟發展離不開一定的生態環境,而生態環境的好壞也與當代社會經濟的發展密切相關。
一方面,經濟發展是在一定的生態環境中進行的。當代中國的經濟轉型離不開生態發展的大背景,良好的生態環境可以為經濟體制順利地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由粗放經營向集約經營、從封閉經濟向開放經濟的轉變提供有利的條件。而不良的生態環境卻在不同程度上阻礙著社會經濟轉型的實現,最終會導致人類生存環境的總體惡化。另一方面,生態環境也離不開一定社會的經濟發展。人類與自然是一個有機的統一體,當社會經濟發展中體制轉變比較順利、經濟增長方式相對比較科學時,就會有利于生態環境的正常發展。相反,如果經濟轉型是以犧牲環境為代價,就會極大地破壞生態環境,產生巨大的生態風險。
二、中國經濟轉型面臨巨大的生態風險
中國的經濟改革起始于1978年,并于1992年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正式明確地提出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型。三十多年來,我國的產業結構不斷趨于合理,經濟增長方式正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國民經濟得到快速增長,綜合國力顯著提高?？梢哉f,我國的經濟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另外,我們也要看到,經濟發展過程中同時還存在著一些問題。這些問題正在制約著經濟社會的正常發展,特別是對人類賴以生存的生態環境產生巨大的影響,引起嚴重的生態風險。
(一)何謂生態風險
風險(risk)是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所必然出現的一種現象,是社會可能面臨的危機狀態和災難性危險。風險本身并不是“危險”(danger)和“災難”(disaster),而是一種危險和災難的可能性。風險可以區分為“外部風險”(externalrisk)和“被制造出來的風險”(manufacturedrisk)兩種類型?！巴獠匡L險就是來自外部的因為傳統或者自然的不變性和同定性所帶來的風險”;“被制造出來的風險指的是由我們不斷發展的知識對這個世界的影響所產生的風險,是指我們在沒有多少歷史經驗的情況下所產生的風險?！痹谌蚧瘯r代,人們面臨的風險主要是“被制造出來的風險”或稱“人造風險”。
作為一種常見的風險,“生態風險(EcologicalRisk)就是生態系統及其成分所承受的風險。它指在一定區域內,具有不確定性的事故或災害對生態系統及其成分可能產生的不利作用,包括生態系統結構和功能的損害,從而危及生態系統的安全和健康。由于它的潛伏期長,出現過程緩慢,不像金融風險那樣明顯突發,所以很容易被忽略和輕視。然而,生態風險一旦從潛能轉變為現實壓力,卻極難防范和緩解?！币话銇碚f,生態風險不是自然風險,從嚴格意義上來說,生態風險屬于吉登斯所說的“人造風險”,“人類某些技術官僚的‘愚昧、狂妄、盲目的樂觀’以及民眾的從眾心理和迷信是生態風險的源頭?！?/p>
(二)經濟轉型中的生態風險的表現
我國的經濟轉型是在全球化大背景下進行的,全球化一方面給我國的經濟發展帶來重大機遇,另一方面也給我國的經濟發展帶來嚴峻挑戰,國內外形勢的復雜性以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本身的艱巨性必然使這種轉型面臨巨大的困難和風險。其中,伴隨經濟發展過程所帶來的生態不安全性會引發嚴重的生態風險。
生態風險的產生是與經濟發展過程中生態環境的惡化密切相關的。生態環境是指由生物群落及非生物自然因素組成的各種生態系統所構成的整體,主要或完全由自然因素形成,并間接地、潛在地、長遠地對人類的生存和發展產生影響。生態環境的破壞,最終會導致人類生活環境的惡化。一般來說,生態環境問題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由于人類不合理地開發利用自然資源所造成的生態環境破壞;另一類是由于城市化和工農業高度發展而引起的“三廢”(廢水、廢氣、廢渣)污染、噪聲污染、農藥污染等環境污染。由于我國的經濟轉型是在西方發達國家已經實現了現代化,并由工業社會向后工業社會邁進的背景下進行的,因此,中國既面臨由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轉變過程中需要解決的一系列問題,同時也要正確面對由工業社會向后工業社會轉向中新產生的問題。因此,我國當前經濟轉型過程中需要共同面對的問題更多、困難更大。其表現在生態領域中就是我國的經濟轉型不但面臨傳統意義上的生態風險,同時還要面對新的、更大的風險。
生態風險的產生是由于生態環境遭到破壞、生態系統失去平衡造成的,生態環境遭受破壞的程度越高,風險后果就越嚴重。當代中國經濟轉型期的生態風險主要表現為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生態環境的惡化使生態系統運轉不良,引起系統性風險。當前,由于森林資源和濕地面積的減少,會增加災害性氣候的風險,同時也會給生存繁衍于其中的動植物增加生存的風險;水污染和水體系統遭到破壞,會增加依賴水體生存發展的其它生物減少和滅絕的風險;草原面積減少,草場退化,會增加土地半荒漠、荒漠化和載畜量減少的風險;沙地植被減少、系統遭破壞,會增加沙漠化面積擴大和沙塵暴侵襲風險;農田作物生長環境遭破壞,會增加農產品質量、產量降低的風險;有毒有害固體、氣體物質排放會增加人與其它生物的安全風險;水土流失地區生態環境惡化,會加劇土地沙漠化、土地貧瘠、泥沙淤積庫壩、河流、湖泊導致洪災的風險?？傊?生態系統遭到破壞,生態發展就會失衡,生態環境隨之惡化,正常的生態結構被打破,整個生態系統循環不暢,引發系統性生態風險。
第二,生態環境的惡化使生態系統功能減弱,產生功能性風險。一方面,生態環境惡化會阻礙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當今中國的發展面臨人口、資源和環境三大難題。特別是環境問題已經成為中國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嚴重制約因素。處在社會轉型期的中國,生態環境惡化的程度很嚴重,近年來,長江、黃河等大江大河發生洪澇災害的次數在不斷增加,經濟損失慘重;北方地區沙塵暴肆虐,旱災不斷發生。這一切嚴重阻礙了中國經濟社會的正常發展,對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產生巨大的壓力,形成潛在的風險。另一方面,生態環境惡化給社會的穩定產生潛在的風險。人類對資源無節制的開發,自然界可被利用的資源,特別是不可再生資源會變得越來越少,最終會導致資源的枯竭。這種狀況不但影響國家的穩定,也給世界的和平發展形成巨大的挑戰。
(三)中國經濟轉型中生態風險的成因分析
1.現代性與生態風險。現代性始于資本主義萌芽時期,經過19世紀到20世紀初的發展完善,到20世紀中后期成為具有世界歷史影響的行為制度和模式。現代性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社會的發展,但是,其風險性也是顯而易見的。一方面,人類對科技理性的過度重視導致生態風險的產生。現代性在自身的發展過程中造成了理性自身的沖突和分裂,理性被分裂為工具理性(科技理性)和價值理性。由于人類對科技理性的過分張揚,科學技術發展也給人類帶來嚴重的風險,使我們今天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成為一個“可怕而危險的世界”,而這個“危險的世界”正是在人類不斷地追求科技進步的過程中形成的。另一方面,人類對主體性的過分張揚致使生態風險出現。在人類發展歷史上,人類對現代性的追求過程也是人的主體性的全面張揚過程。主體性的張揚使人類擺脫了神的束縛,凸顯了人在整個宇宙中的主體地位。但過度地張揚人的主體性有時會走向其反面,人類一切從自身利益出發,大肆掠奪自然資源、破壞自然環境,造成水土大量流失、土壤不斷沙化、環境嚴重污染、氣候逐漸惡化、生態正在失調等一系列生態問題,對人類自身的生存與發展產生潛在的風險。
2.市場經濟與生態風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還不完善,在經濟體制轉軌過程中,市場作為主要的調節手段,具有靈活性、競爭性等優勢,但由于其還具有自發性、盲目性、滯后性等特點,使不同市場主體在經濟發展中,為了自身利益,一方面,盲目開墾荒地、濫伐森林、過度放牧、掠奪性捕撈、亂采濫挖、不適當地興修水利工程或不合理灌溉,引起水土流失、草場退化、土壤沙漠化、鹽堿化、沼澤化,導致森林面積急劇地減少、礦藏資源遭到破壞、野生動植物和水生生物資源日益枯竭、旱澇災害,對生態環境造成嚴重的破壞;另一方面,在進行城市化和工業化過程中產生“三廢”(廢水、廢氣、廢渣)污染、噪聲污染、農藥污染等嚴重的環境污染。這不但危及到自然界其他生物的生存,同時也對人類自身的生存和發展帶來巨大的生態風險。
三、中國經濟轉型中的生態風險治理
當前,生態風險事件的頻發已使風險成為一種社會常態,它已成為當前中國經濟發展必須面對的嚴峻問題,而且也是制約我國經濟現代化的重要因素。為了使中國的經濟能夠持續、快速、穩定、健康地發展,當前必須要加強對生態風險的治理。
(一)大力開展全民生態啟蒙教育
康德認為,啟蒙就是從蒙昧無知的狀態解放出來,運用自己的理性去分析和判斷。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發展,科技給人類帶來的問題也日益增多。為此,我們必須建構新的啟蒙——生態啟蒙。首先,要讓人們認識到人類已經進入后果嚴重的世界風險社會,生態風險已經成為人類必須共同面對的全球性問題;其次,要看到科學技術的雙面性,特別是要看到濫用科學技術所引起的負面效應;再次,要強化生態文明意識,正確認識和處理人類與自然的關系,確保人與自然的和諧。
(二)建立科學的生態風險管理機制
首先,建立生態風險預警系統。通過設定一系列風險預警指數,并根據對這些指數的計算,及時向社會發出預警信號,使人們對生態風險有充分的準備,有效地防范風險。其次,建立生態風險分析系統。以科學理論為指導,以定量和定性分析為主要手段,通過對生態風險分析系統得來的相關指數進行綜合分析,為生態風險控制系統提供科學的依據。再次,建立生態風險控制系統。由國家和其他社會組織通過法律、制度等手段合理分配政府、市場、民間機構、家庭及個人的生態風險管理責任,對生態風險加以控制,以期防范和化解生態風險。最后,建立生態風險補償系統。要構建政府-社會保障機制、市場-商業保障機制、社會-家庭、社區、民間救助機制三位一體的、系統的、動態調整和迅速反饋的生態風險補償機制,有效地處理生態風險,及時補償風險損失,進一步推動社會發展。
(三)樹立人與自然平等和諧的生態倫理觀
二、研究領域及學術觀點
蔣長流教授重點關注中國與東亞經濟增長模式的比較研究。主要研究領域為宏觀經濟理論與政策、健康與人力資本經濟學、科技創新與管理。蔣長流教授在學術研究方面堅持理論聯系實際，敏于探索中國宏觀經濟運行及管理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觀點較獨特，研究成果具有前瞻性。
基于要素積累與增長的新古典范式這一經濟學中極具活力的研究基點，針對我國經濟增長的持續性及其轉型問題，2007年在《中國經濟問題》發表《中國經濟高增長期資本深化的原因探析》，從理論與實證層面剖析中國改革以來經濟高速增長的資本深化動因，從資本形成路徑、產業演進、經濟轉型、投資主體行為特征以及企業規模非理性等方面進行了解釋，為中國經濟轉型式增長的研究提供了一個參考視角。2006年在《改革》發表《社會網絡、聲譽困境與農民工人力資本提升》，在《中國衛生經濟》發表《就業身份鎖定下農民工健康風險沖擊及其管理》，將中國經濟增長進程中流動農民工的貢獻與其人力資本弱質性和就業鎖定效應的非對稱性作為研究重點，試圖就其就業階梯上的低水平陷阱、聲譽困境以及面臨的健康負擔壓力進行深入剖析；以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最終目的應該惠及民生為宗旨，試圖研究農民工身份轉換的政策設計。蔣長流教授提出：離農遷移的農民工作為一個經濟行為主體，在進城求職和融入城市的過程中嵌入于其所處的流動性的后生社會網絡，聲譽成為其嵌入后生社會網絡的主要機制。由于弱關系紐結的缺乏以及就業身份的鎖定，農民工在嵌入城市社會網絡中面臨著嚴重的人力資本聲譽困境，這種困境緣于其所陷入的就業階梯上的低水平陷阱。該觀點在學界引起了一定的反響。
三、研究成果
《皖江城市帶承接產業轉移集中區建設問題及對策》，《安慶師范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6期；《淮南融入合肥經濟圈之科技對接機制研究》，《合肥學院學報》，2010年第2期；《企業對農民工就業的統計性歧視分析》，《社科縱橫》，2009年第8期；《我國高新科技園區發展中的政府規制行為研究》，《中國科技論壇》，2008年第1期；《中國經濟高增長期資本深化的原因探析》，《中國經濟問題》，2007年第6期；《基于動態博弈的政府與中小企業技術創新行為分析》，《技術經濟》，2007年第3期；《增長核算中的資本深化內生性問題》，《統計教育》，2007年第10期；《安徽經濟增長的就業彈性分析與政策建議》，《科技促進發展》，2007年第9期；《失業回滯理論對安徽就業問題的普適性研究》，《江淮論壇》，2007年第3期；《基于能力假說的企業創新外溢與創新激勵分析》，《科技和產業》，2007年第6期；《FDI與安徽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分析》，《經濟研究導刊》，2007年第3期；《學者的眼光與企業家的心路歷程》，《江淮論壇》，2007年第1期；《社會網絡、聲譽困境與農民工人力資本提升》，《改革》，2006年第7期；《就業身份鎖定下農民工健康風險沖擊及其管理》，《中國衛生經濟》，2006年第12期；《“高端服務”供給行為的經濟學分析》，《特區經濟》，2006年第11期；《非公平就業環境中農民工健康負擔壓力及其緩解》，《經濟體制改革》，2006年第5期。
四、主持項目
理論是用來解釋現象的邏輯體系。檢驗理論的標準是內部邏輯自恰和理論的推論要與觀察到的現象相一致。理論體系也是一樣的，從最基本的假設出發，能夠用來解釋一系列經濟現象。比如新古典經濟學可以應用到消費者行為、廠商理論和國際貿易等領域。但當理論或理論體系的推論和觀察的現象不一致時，就有必要對理論或其體系進行改進。
基于新古典經濟學理論提出的休克療法沒有獲得預期效果，新古典經濟學也無法很好的解釋實際改革進程中遇到的困境，這時我們就有必要對新古典經濟學做一番反思。問題不是出在經濟學大師們不了解現實或者理論模型，而是新古典理論體系本身不適合解釋轉型經濟，問題的根源出在新古典的一個暗含的基本假設——自生能力的假設。新古典經濟學在馬歇爾的時代就比較完整了。除了人是理性的基本假設之外,它還有一些暗含的假設,如信息是充分的，無交易成本等。斯蒂格勒提出了信息不充分獲得信息需要成本,斯蒂格里茨和阿克羅夫等提出了信息不僅不充分而且還可能出現信息不對稱的情形,科斯率先提出了交易成本，認為企業是節省交易成本的一種方式。這些研究放松了新古典經濟學的暗含假設,拓寬了新古典經濟學對現實經濟現象的解釋能力。然而，思考不同轉型經濟改革過程的經驗和教訓，新古典經濟學還有一個暗含的假設，即企業具有自生能力的假設。
所謂自生能力，是指“在一個開放、競爭的市場中，只要有著正常的管理，就可以預期這個企業可以在沒有政府或其他外力的扶持或保護情況下，獲得市場上可以接受的正常利潤率?！边@個假設在解釋發達國家的經濟現象時是合適的，對絕大多數企業來說，在競爭市場上如果好好經營還不能賺錢，大家就不會投資，這樣的企業就不會存在，所以，存在的企業應該有自生能力。而在轉型國家里，自生能力的假設就不成立了。很多企業即使有了正常的管理，在競爭的市場中也無法獲得大家可以接受的預期利潤率的。新古典提出的“休克療法”卻依然假定了轉型國家中的企業具有自生能力，顯然和現實不符合，其提出的政策建議推行的結果就達不到預期的效果。
轉型經濟中的企業不具有自生能力，可以從比較優勢的角度來理解。在一個開放、競爭的市場經濟中，一個企業是否具有自生能力取決于它的產業、產品、技術選擇是否和這個經濟的要素稟賦結構所決定的比較優勢是否一致而定。如果不一致就沒有自生能力，日本的農業就是一個例子，日本的農場都是自耕的小農，所以，不會有公司治理和管理的問題，但日本土地稀缺，土地密集型的農產品在日本不具有比較優勢，勞動力也貴，勞動密集的農產品也沒有比較優勢，因此，日本農場的生存必須依賴日本政府的補貼和關稅保護。
轉型中國家原先推行“趕超戰略”，為了扶持和保護不符合比較優勢、沒有自生能力的重工業企業而建立了計劃經濟體制。為了支持重工業部門的發展，發展中國家不可能只依靠稅收，政府必須扭曲資源配置，壓低利率和外匯價格，高估國內貨幣價格，采用國家計劃和行政的方式保證稀缺的資源被配置到優先發展但不符合比較優勢的重工業上，形成了傳統的計劃配置體系。政府干預市場運行的制度安排內生于企業沒有自生能力。由于企業缺乏自生能力，政府必須給與補貼，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政府必須對企業的全部虧損做出補貼，從而形成預算軟約束。最終，資源配置是低效的，整個經濟的效率也是低下的。
人們對客觀世界的認識，必然受到頭腦中理論框架的限制?，F代主流的新古典經濟學理論暗含企業有自生能力的假設，經濟學家對傳統問題的理解也受已有的新古典經濟學框架影響。因此，在分析計劃經濟的問題時，只看到政府對經濟運行的干預、預算軟約束、和資源配置的低效率，而沒有認識到這些問題其實內生于企業缺乏自生能力的問題。休克療法的內容包括價格自由化、私有化、和財政預算的平衡以維持宏觀經濟的穩定；但是在企業缺乏自生能力的前提下，上述三個內容是無法同時達到的。休克療法后，因為企業沒有自生能力的問題沒有得到解決，企業的生存仍然靠政府的補貼，私有化后的企業比原有的國有企業向政府索取補貼的積極性高，財政預算的平衡就不可能達到。因而，觀察轉型經濟改革發展過程時，分析模型應該明確考慮自生能力的問題。
自生能力、經濟轉型與新古典經濟學的反思
為了趕超發達國家而去發展不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的情形不僅存在于社會主義國家，在二次世界大戰以后許多發展中國家也采用了這個戰略。因此，自生能力的問題在社會主義國家、轉型經濟和發展中國家都是普遍存在的問題。新古典經濟學只有放松企業具有自生能力的假設，才能夠更好的用來解決上述三種經濟中出現的各種問題。
林教授還以中國改革為例討論了如何解決經濟轉型中企業缺乏自生能力的問題。傳統計劃經濟轉型的目標是建立開放、競爭的市場體系，在轉型過程中，傳統企業不具自生能力的問題就會由隱性變為顯性，企業自生能力問題的解決如何，決定了轉型能否平穩和成功的關鍵。針對中國目前企業缺乏自生能力的問題，林老師給出了解決企業自生能力的建議方案：第一，對于那些有戰略意義和敏感度高的企業，政府只能由國家財政直接撥款扶持；第二，產品有很大國內市場的企業，可以采用以市場換資金的方式；第三，產品沒有多少市場但有很好的人力資本優勢的企業，轉去生產符合國內經濟比較優勢，而且有相當大國內市場的產品。第四，連人力資本的優勢也沒有的企業，則只能讓其破產。
討論和點評
在林毅夫教授報告期間，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的老師和學生與林教授展開了熱烈討論，簡略單摘要如下：
論文自生能力、經濟轉型與新古典經濟學的反思來自
趙忠：自生能力的定義假設了市場是完全競爭的，而在現實中市場也可能不是完全競爭的。
林毅夫：如果企業沒有自生能力，而要繼續生存下去，市場就不能是完全競爭的，政府需要有給企業補貼的理由。所以，市場不完全競爭是果而不是因。例如，日本的農業在19世紀、20年代初是有比較優勢的，那時，市場是開放、競爭的，但現在缺乏比較優勢，市場的開放、競爭也就被抑制。
姚洋：自生能力定義了正常利潤率，那么在開放的情況下，正常利潤率又是什么？
林毅夫：在均衡狀況下，正常的經濟利潤率為零，但會有正的會計利潤。在達到均衡前，正常的經濟利潤會不等于零，其水平由競爭的市場決定。
趙忠：管理不當也可能是企業沒有自生能力的原因。
林毅夫：管理不當會影響企業的利潤水平。但是，在定義自生能力時，我假定企業是有正常管理的，所以，已經把管理的因素抽象掉。在這個定義下，企業的獲利能力決定于其所在的產業、生產的產品和采取的技術是否符合于由其所在的經濟的要素稟賦所決定的比較優勢。
董先安：是否應該把開放（open）加入自生能力的定義里面，自生能力似乎等同于盈利能力（Profitability）?
林毅夫：只要企業所選擇的產業、產品、技術和經濟的要素稟賦的特性不一致，就不具自生能力，所以，在定義這個概念時，并不需要假定市場是開放的。但是，在討論發展戰略時，政府要趕超的是發達國家的產業，所以，把開放的因素也放在定義里，和現實的狀況更一致，較容易被人理解。自生能力和盈利能力相關，但影響盈利能力的除了和自生能力有關的產業、產品、技術選擇以外，管理水平、市場波動等都會有影響所以，這兩個概念并不等同。
趙忠：按照休克療法，不完全競爭的市場可以轉變為完全競爭的市場，自生能力就不會成為一個問題？
林毅夫：在轉型經濟中許多國有企業沒有自生能力，在競爭的市場中如果沒有政府的支持就不可能生存而破產，但任何政府都不可能讓許多人失業同時失業而不管，于是在休克療法后，企業雖然私有化了，國家給的補貼和保護并不能取消掉，而且，私有企業的經理、老板向政府要補貼的積極性比國有企業時高，但是，在推行休克療法以后，政府收稅的能力下降了，于是財政就會面臨巨大的赤字，宏觀的穩定不可能能維持，所以休克療法并不能解決自生能力的問題，并且，在許多企業缺乏自生能力是，休克療法的三項內容是不可能同時時顯得。
鞠建東：在計劃經濟中，哪種企業存在是選擇的過程。一個國家先有了經濟類型和市場之后，再由經濟類型和市場來選擇企業，企業為了能夠繼續生存下去，就要選擇和此相適應的生產技術和產業。
由于廣東是全國第一經濟大省和聞名世界的制造業中心，而且外向型經濟高度發達，外資企業、加工貿易和傳統勞動密集型產業比重高，傳統增長模式的矛盾暴露得格外突出。當前，廣東在轉型升級過程中遇到最突出的問題是自主創新能力不強，廣東要提高地區競爭力，促進轉型升級，必須把自主創新作為發展的重點，建立有利于自主創新的制度，營造良好的自主創新氛圍，提高自主創新能力。
從上世紀60年代開始到現在，韓國經歷了從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不到100美元到現在1．5萬美元的高速發展，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重視科技自主創新。在整個東亞地區，韓國的經濟轉型無疑是比較成功的案例，韓國的工業化進程展示了廣東轉型未來可能的發展路徑。
一、廣東自主創新能力與韓國的比較
從地域面積來看，2008年韓國為9.9萬平方公里，廣東為18.0萬平方公里，廣東為韓國的1.82倍；從人口來看，韓國為4846萬人，廣東為9544萬人，廣東為韓國的1.97倍；從GDP來看，韓國為9470億美元，廣東為5099億美元，韓國為廣東的1.86倍；從人均GDP來看，韓國為19542美元，廣東為5369美元，韓國為廣東的3.64倍。可見，從地域面積和人口來看，廣東遠大于、多于韓國，但是從經濟總量和人均GDP看，廣東與韓國的差距仍然很大。
1961年到1973年這12年間，是韓國工業化重新起步的階段，韓國主要從事的是勞動密集型產業，并且通過出口拉動經濟增長，類似廣東改革開放前期20年走過的道路。在整個東亞地區，韓國的經濟轉型無疑是比較成功的案例，韓國的工業化進程展示了廣東未來自主創新可能的發展路徑。以下是廣東省和韓國主要自主創新指標的對比：
（一）廣東發明專利的數量增長快，但是仍然低于韓國
2004年，在專利申請授權中，廣東的發明專利申請只占全部專利的15.5%，低于全國平均水平的23.5%，更低于韓國的40.1%。2005年廣東申請專利數量占全國專利申請量比例和擁有專利數量占全國擁有發明專利量比重分別達到18.85%和21.50%。2008年，廣東省專利授權量連續14年位居全國第一位，發明專利授權量首次躍居全國第一位。專利申請量共103883件，授權62031件。發明專利申請量28099件，發明專利授權7604件。PCT專利申請量3120件，連續7年保持全國第一，占全國PCT申請量的53.35%。然而，廣東專利授權數雖然在國內占有較高比重，但國外公司在我國申請的發明專利仍然占主要比例，廣東發明專利很少。
美國湯姆森科技信息集團調查顯示，2006年韓國擁有的專利數己躍居世界第三位，僅次于美國和日本，特別是在半導體和通信領域尤其出色。該調查顯示，1997年以來，韓國所擁有的專利數量大幅增加，其中，普通領域專利數達到88574項，增加54%，學界專利達到4706項，增加94%。在同一時期，韓國在援引論文數量方面在亞洲的排名升至第二位，僅次于日本。
另據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IPO)公布的“2006年國際專利合作條約(PCT)基準全球專利申請數目”，韓國向該組織提出的國際專利申請數為5935件，比2005年增加26.6，排名超過法國和英國上升為世界第四位。2009年專利申請數為8066件。
（二）自主創新人才總量和密度與韓國差距巨大
廣東的自主創新人才密度與韓國相比還存在較大差距。每萬名勞動力中從事R&D活動人員數，韓國是66人，廣東為35人。
（三）R＆D人員國際數仍低于韓國
2005年韓國僅SCI（科學引文索引數據庫）論文數就居世界第14位（共2.3萬篇）。據中國科學技術信息研究所《2005年中國科技論文統計結果》顯示2005年廣東省發表國際國內論文總數（國際論文指SCI、EI、ISTP三個系統收錄的我國科技人員發表的論文數之和，國內論文指中國科學技術信息研究所研制的中國科技論文與引文數據庫（CSTPD）收錄的論文）、國內發明專利授權數（專利數據來源于2005年國家知識產權局統計數據）和R&D經費（R&D經費來源于2003、2004年全國科技經費投入統計公報）投入分別居全國第四、第三、第二位。
同時，中國科學技術信息研究所統計出10個數與專利數最多的省市，并分析出其論文數、專利數（含國內發明專利、實用新型專利與外觀設計專利數）之和與R&D經費的比率。廣東、申請專利數產出總量與2003、2004年投入的R&D經費比率為181.6，排在第6位。
（四）R＆D占GDP的比率廣東低于韓國
據廣東省統計公報，2009年廣東只有1.6%，遠低于同年韓國的3.1%。廣東的R&D經費主要來源于企業，2006年廣東企業R&D經費占總經費的80%，政府資金只占9.5%，政府資金投入比例遠低于韓國的25.38%。政府投入不足制約了廣東創新能力的提升。
此外，韓國政府科研預算逐年增加，從2005年至2006年增加了14.2%，超過了同期總預算5.9%，2006年，韓國的研發總投入和研發費用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均進入世界十強。研發投資主要集中在加強基礎科技研究及培養創造型人才，加快地方科學技術更新及面向未來可持續發展研究。2009年韓國R＆D投入占GDP的比重已經達到了3.1%，排名世界第三，僅次于日本與芬蘭，增長速度全球第一。2006年韓國的研發經費超過60%來自企業，20%來自科研院校，20%來自政府投入。
（五）百萬人口發明專利授權數廣東遠低于韓國
2003年，廣東省發明專利授權數為953件，占三類專利總數的3.3%；平均百萬人口專利授權數為25件，僅為韓國的1/38。2006年瑞士國際管理發展學院（IMD）公布數據顯示，韓國技術競爭力居世界第6位，科學競爭力居世界第12位。
廣東當前正處在類似韓國1980年前后的發展階段，廣東當前仍然落后于韓國，但是，在新興的綠色技術領域，廣東與韓國的差距并不太大，關鍵是廣東的自主創新能力還不太強，如果能夠盡快解決自主創新中的一些重大問題，花大氣力研究未來全球產業發展的趨勢，廣東在未來的新興產業領域是有可能實現彎道趕超的。
二、韓國科技自主創新對廣東的啟示與借鑒
縱觀西方發達國家和新興國家的發展實踐，三類創新方式在國家發展進步的各階段是同時共存的，但三類創新方式的組合與重點卻與一國的經濟實力、物質基礎、體制機制、社會文化、民族精神等等因素的狀況以及國際環境密切相關。通過分析研究發現：隨著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提升，創新方式的重點也逐步演進。韓國之所以能夠在經濟發展上取得顯著的成績，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重視發展科學技術、強調自主創新，并采取了與本國實際相結合的創新方式。
（一）確立企業在自主創新中的主體地位
借鑒韓國經驗，根據廣東自主創新的現狀，緊緊圍繞建立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產學研相結合的技術創新體系，進一步推動科研院所及高校的體制與機制改革，并通過政策引導，使大學、科研院所的科技力量集中圍繞企業的需求進行研究開發，支持和鼓勵更多的科技資源向企業流動。要以“產”字當頭，支持和鼓勵企業與科研院所及高校建立優勢互補、風險共擔、利益共享、共同發展的“產學研”合作機制，逐步實現一些科研院所編入對口企業，使科技力量充實到技術創新的第一線，增強企業的研究開發能力。要充分發揮政府的主導作用，發揮市場配置科技資源的基礎性作用，發揮科研機構的骨干和引領作用，發揮大學的基礎和生力軍作用，特別是發揮企業技術創新的主體作用，以實現最佳組合，產生最大效益。同時要鼓勵聯合研發與創新，完善相關機制，加強不同企業研發機構的交流與合作，提高科技資源利用效率和運行效率。
（二）政府和企業都要加大科技開發投入
借鑒韓國經驗，要通過完善的政策支持，引導企業加大科技開發投入。一是降低企業的稅收和各項社會負擔，以逐步提高企業研發經費占其銷售收入的比重。二是加大財政科技投入穩定增長的幅度，加快培育科技創新的資金市場，調動和引導社會資金，多渠道、多方式增加對企業研發活動的投入，盡快實現研發費用稍快于GDP增長。三是建立健全技術開發準備金制度、技術及人才開發費稅金減免制度，以及新技術推廣投資稅金減免制度等，鼓勵企業建立研發機構，重點支持對行業科技進步貢獻大的研發機構建設。四是整合現有的科技發展資金，改進資金使用方式，提高資金使用效率，設立高新技術產業專項補助資金，重點支持一批技術先進、能形成自主知識產權、產業化前景良好的高新技術企業；要對已經認定的國家級和省市級技術研究開發機構、國家工程中心、國家重點實驗室給予資助；要安排專項經費，鼓勵企業研制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國際標準、國家標準和行業標準，資助企業申請國內外發明專利。與此同時，要加大企業自主創新的金融支持力度，也就是要建立功能完備的、高效的金融支持系統，探索并形成各種自主創新的金融支持機制。例如創立中小企業創新基金和科技擔保公司合作，形成風險準備基金等；建立科技產業發展銀行或中小企業發展銀行；積極推進科技金融工具創新并運用它們（如對重大科技專項資產實行證券化、發放可轉換債券、票據貼現等低風險業務）進行融資。
（三）加強企業科技人才隊伍建設
借鑒韓國經驗，一是對特殊人才要給予特殊待遇。企業應把80%或70%的獎金提供給20%或30%的技術骨干。此外，實施股權激勵政策。二是建議在企業中實施“人才工程”，積極引導人才向企業流動。大學和科研院所的專家教授，可以掛職到具有博士后工作站的企業技術中心工作。三是規范人才流動秩序。有的國企科技人員被民營企業挖走，把核心技術、商業秘密也帶走了，給原企業造成很大損失。建議廣東制定相應法律、法規，在鼓勵人才流動的同時，更要加以規范。四是吸引海外人才回國工作。重視發展國內的高等教育，為高素質人才實現自身價值創造條件。實行開放的用人制度，在用人范圍上要突破單位、部門、區域甚至國籍的限制，面向國內、國際人才資源市場。同時，還須在合同聘任的基礎上，采取長期的、短期的、兼職的、臨時的等靈活多樣的用人方式，為人才投資收益最大化創造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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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低碳化體育旅游產品特點
（一）低碳體育旅游可帶動經濟效益
低碳體育旅游可帶動一個地方的經濟發展，社會進步，開發體育旅游項目只需要的前期投入較少的資金，就會收獲更多的經濟效益。其次，體育旅游業的開發會帶動其他行業的發展，這不僅體現在直接為交通運輸、賓館餐飲、商品貿易、景區景點帶來客源和市場，而且間接地帶動和影響農業、工業、城建、文化等行業的發展，進而還能促進金融、保險、信息等現代服務業發展。
（二）低碳體育旅游有利于旅游的可持續發展
低碳體育旅游著重點在“低碳”上，將節能和生態放在體育旅游的第一位，在旅游開發前進行詳盡的評估和認真的市場調查，建立規范的規章制度，使得達不到“低碳”標準的體育旅游項目和產品不允許開發和上市。重節能，重保護，輕開發，這樣就避免了許多不可再生的寶貴體育旅游資源人為的破壞與浪費。由于重開發、輕保護，造成許多不可再生的寶貴體育旅游資源人為的破壞與浪費。由于缺乏市場調查研究和詳盡嚴謹的評估與規劃制度，使得體育旅游產品的品質很多達不到低碳要求，積極培養和培訓低碳體育旅游方面的專業管理人才，重視對游客環保意識和低碳生態意識的宣傳和教育，為經濟轉型中低碳體育旅游的可持續發展排除障礙，并提供有利條件。
在頒發《國務院關于加快發展旅游業的意見》中將旅游行業定性為國民經濟的戰略性產業和新興產業，這是在減排的大背景下，國家為配合低碳經濟發展而進行產業結構調整的一個積極信號。在中國“十二五”規劃中，將“發展綠色和低碳經濟”作為重點內容，怎樣應對全球環境惡化趨勢，如何在全社會提倡節能減排，并保持經濟可持續健康發展是中國經濟轉型發展中面臨的難題。因此，中國大力發展“低碳旅游”的趨勢已不可阻擋，那么作為“低碳旅游”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低碳體育旅游”也必將迎來蓬勃發展的大好時機，成為旅游產業中的新生力量。
四、低碳化旅游產品未來發展趨勢
（一）大力提高低碳體育旅游服務質量
大力提高低碳體育旅游服務質量不僅包括低碳、便捷的交通、節能、溫馨的住宿、可口的膳食、賓至如歸的接待等方面的服務，還包括安全、完備的體育設施、豐富的體育用品、特色化的環保旅游紀念品和人性化的體育活動設計，這些共同構成了高質量的低碳體育旅游服務，以滿足游客在物質和精神方面的需求。前者為低碳旅游的共性所在，后者則是突出體育旅游特色之處，是打造高品質低碳體育旅游產品必不可少的條件，只有做到這些才有可能提高產品的吸引力，吸引游客的注意力，并使其產生歸屬感，從而提高低碳體育旅游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
（二）科學發展，有效開發體育旅游資源
旅游資源開發是通過適當的方式把旅游資源及其所在地改造成具有吸引力的旅游環境，從而使旅游資源的吸引力得以發揮、改善和提高的技術經濟過程。而旅游資源的開發，必須建立在對旅游資源本身的深層次認識和對其內涵的準確把握之上。中國有豐富旅游資源條件，只有反復論證，精心策劃，突出地方特色，才能將旅游資源變為旅游產品。開發低碳體育旅游首先要保證它的科學性和可持續發展性，使旅游產品既具有地方色彩，又具有科學性，才能提升低碳體育旅游資源的含金量，提高低碳體育旅游產品的市場競爭力。
（三）樹立科學發展觀，給予低碳體育旅游以政策支持
隨著近幾年經濟的快速發展，體育旅游業在旅游業中已極具活力和發展潛力，而低碳體育旅游的發展還具有很大的發展空間，同時也面臨很大的阻力。游客低碳理念弱、發展資金短缺、人才匱乏、政策缺乏等問題，目前我們應抓住全國產業結構調整和旅游消費轉型升級的歷史機遇，在國家體育總局、國家旅游局兩個政府部門的共同指導下制定加快發展低碳體育旅游的相關政策，通過政策的導向和杠桿作用，推動低碳體育旅游業的快速健康發展，盡快簽署戰略合作協議和組織起草“加快發展低碳體育旅游業的實施意見”。
（四）建立科學的低碳體育旅游的綠色運營模式
中圖分類號：F12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2）11-000-01
一、國內理論文獻綜述
當前我國研究收入分配問題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收入差距在中國的發展趨勢如何？中國是否存在“庫茲涅茨曲線”所描述的倒U形關系？ 導致收入差距變動的因素是什么？有哪些因素導致收入差距擴大？哪些因素導致收入差距縮??？其背后的機制是什么？ 這些影響收入差距的因素能否通過政策手段加以改變？經濟轉型對收入分配格局的影響？
1.市場化因素對收入分配的影響
從理論框架中看來，生產要素是收入分配格局形成的根本原因，我國在這方面的研究很多。其中李實、趙人偉和張平（1999）分析了中國由于人力資本對收入分配的影響而形成的專業技術人員與一般工人之間收入差距的擴大。 邊燕杰和張展新（2002）認為伴隨著市場化，勞動力的人力資本和政治資本都在增值，并帶來收入差距的擴大。張世偉、趙亮、樊立莊（2007）認為農村勞動力流動會抑制農村居民收入差距的擴大、對緩解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擴大發揮積極的作用。
2.體制變革對收入分配的影響
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從經濟轉型中的制度變革這一角度來研究國內的收入差距問題成為熱點，大多數文章認為我國當前收入差距的迅速擴大與制度轉型過程中普遍存在的不規范制度和行為有很大關系。李實、趙人偉和張平（1999）在研究中發現企業內部分配體制的改變引起職工之間收入差距的上升。李建立（2001）認為，導致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因素包括稅收制度不合理、公共產品分配不公和行政性壟斷。盧嘉瑞（2002）認為要消除收入分配的兩極分化需要加大反腐力度。莽景石（2006）借鑒日本的經驗，認為日本在完成了由后發展經濟向工業化經濟轉變的同時，最終也完成了收入分配由不平等向平等轉變，其中轉軌起了的決定性作用。
3.經濟增長與收入分配之間的關系
李實、趙人偉等人（1999）對省內收入差距與實際收入水平關系的幾種函數進行了經驗估計，結果沒有從經驗分析上支撐庫茲涅茨假說。周文興（2002）運用非經典時間序列方法，得出結論：中國經濟增長與城鎮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之間存在同積關系；在短期關系中，體制變遷與政策對收入不平等影響非常大，但不同時期影響的方向不一致；在長期關系中，經濟增長與收入不平等之間呈正相關關系。王亞芬（2007）采用Granger方法對中國居民的收入差距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因果關系進行實證研究，主要結論為：收入差距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雙向的因果關系，兩者相互促進。
4.經濟結構對收入分配的影響
陳宗勝在最初（1991）的模型中主要討論的是經濟發展因素對收入差別的影響，以后又補充了體制改革對收入差別的影響，并提出了頗具影響的“公有制階梯形倒U曲線變異”理論。在公有經濟發展的起步階段，分配差別較小。當改革開放后我國經濟進入較快發展階段。發展水平也相應地轉為中下收入水平。兩部門間的差別擴大，人口轉移的速度加快，勞動差別隨著社會文化教育水平分布差別擴大和白領階層的出現而擴大，從而導致收入差別相應擴大。鄭玉華（2005）認為中西部地區市場化進程滯后對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影響作用既有擴大效應，又有一定的抑制效應，但總的影響是加大了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李楠（2007）從所有制結構的演變對收入差距進行了分析。
5.政府政策對收入分配格局的影響
趙人偉、李實（1999）認為中國農村內部的稅收再分配政策基本是無效的，而且成為導致收入差距擴大的一個因素。朱國才（2007）的研究證明我國政府轉移性支付政策存在問題，背離了減少收入差距的政策初衷，進一步拉大了整體收入差距。薛敏、陳書偉（2007）認為我國的收入分配政策的變化是收入差距形成的主要原因。
6.收入分配差距對經濟的影響
經濟發展方面，章宏友（2001）提到收入分配的不公嚴重地挫傷了職工群眾的勞動熱情和工作積極性，直接影響到生產的發展和經濟效益的提高，并會產生攀比效應，濫發獎金和實物，危及社會的有效供給。姚先國（2007）指出我國經濟由投資拉動型向消費拉動型的轉變中，收入分配結構應隨之發生變動。武小欣（2007）提出一是破壞了我國 GDP 支出結構的比例關系，導致我國最終消費需求在 GDP 支出中的比例持續下降；二是影響國內需求的有效增長，阻礙國民經濟的良性循環。
二、對經濟發展與收入分配關系理論國內研究存在的問題
從研究方法上看，國內研究主要存在兩個問題：
第一，大部分文章都是采用理論分析論證的方法，難免帶有一些主觀的價值判斷，難以讓人完全信服。雖然也有一些文章通過數據分析對理論進行驗證，但受數據來源和技術手段所限，嚴重影響了分析結果的客觀性。
第二，國內對于收入分配格局的研究一般遵循“市場——政府”范式，但是市場制度和行政制度之外的結構性因素和文化因素的作用正在加大，因此理論模式和研究方法的創新勢在必行。
參考文獻：
[1]王亞芬.我國城鎮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實證研究.財經問題研究，2007（06）.
[2]鄭玉華.地區市場化水平對居民收人分配差距的影響效應分析.經濟問題探索，2005（07）.
[3]李楠.中國所有制結構演變對收入的影響.經濟與管理研究，2007（09）.
[4]朱國才.轉移支付縮小中國收入分配差距的效果分析.財經理論與實踐，2007（03）.
從20世紀80年代至今，我國資源型城市的問題日益嚴重。不論是城市被迫轉型還是主動轉型，轉型問題是一個資源型城市可持續發展必須面對、必須解決的問題。無論是政府轉型還是企業轉型，無論是替代產業選擇還是轉型路徑設計，資源型城市轉型都離不開對轉型成本的研究。
一、資源型城市轉型成本構成
轉型成本，概括來說是指從產業轉型開始至替代產業的確立、GDP及就業率基本達到或超過轉型前的水平這一過程中政府、企業社會和個人所需要付出的代價。具體來講，我國資源型城市轉型成本的構成主要有：
（一）政策成本
從政府的角度來考慮，針對資源型城市的經濟轉型，國家和地方政府都要給予一定的政策支持，比如財政轉移支付資金、稅收減免、財政貼息等等，這是轉型過程中政府必須支付的成本，政府的支持是企業轉型的關鍵。
（二）勞動力轉移成本
主要指由于工資剛性和技能差異引起的轉型企業在組織和安置職工中必須支付的成本。包括下崗職工失業補貼、再就業培訓費用等。
（三）環境治理成本
由于資源產業的發展常常是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的。不治理環境，必然會為以后經濟發展埋下重大隱患。因此轉型的過程也就是減少環境污染，加強環境保護，恢復生態系統以往功能的過程。
（四）清除企業歷史陳欠債務所支付的成本
在資源型城市轉型中需要清理的企業陳欠債務主要包括：企業拖欠的各種稅款、拖欠銀行貸款的本息、企業與其他企業間的相關債務、企業拖欠職工的各項款項等。
（五）理順政企關系所需支付的成本
由于長期計劃經濟體制的原因，資源企業承擔了本應由社會和政府承擔的職能，社會職能使企業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嚴重影響轉型。根據市場經濟的規律對這些附屬部門進行改制和分離，將其納入社會有關部門統一管理，在這一過程中也需要支付相關的成本。
（六）建立社會保障體系需要支付的成本
轉型期間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所需要支付的成本主要包括：進一步完善城鎮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擴大養老保險覆蓋范圍；加強和完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等。
二、資源型城市轉型的成本支付
在全國經濟高速發展的近幾十年里，資源型城市付出了慘痛的代價，諸如經濟畸形發展代價、生態破壞代價、社會畸形發展代價等。隨著國家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戰略的實施，經濟和社會同步發展的迫切需要，資源型地區必然要支付轉型成本，而且這種轉型和發展成本將由過去資源產區單一支付的模式轉變為由全社會支付。從世界資源產業進入轉型的國家，如法國、德國、日本的轉型經驗來看，他們的資金來源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政府給予直接資助、政府通過優惠政策如減免稅間接資助、政府與金融機構對轉型企業實行特別的信貸政策、積極爭取國外資金的援助等。由于各個國家國情及經濟發展狀況不同，這些經驗雖然不能全部照搬，但還是有值得借鑒之處的。根據我國目前的情況，各相關主體在轉型過程中應發揮的作用及應支付的轉型成本有：
（一）中央政府應發揮的作用和承擔的轉型成本
在資源型城市轉型過程中中央政府履行的基本功能是制定資源型城市轉型的整體戰略、制定扶持政策、提供社會保障、提供制度創新激勵、保持經濟穩定發展。
1.從國家層面制定轉型的整體戰略
中央政府應立足資源型城市的實際，以可持續發展為指導，制定諸如產業發展戰略、人力資源開發戰略、城市化發展戰略等。2001年遼寧阜新獲批成為我國第一個“資源枯竭型城市經濟轉型試點市”；2010年11月，山西省向國家申報的“國家資源型經濟轉型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獲得國務院批準，這是全國面積最大的“綜改區”，面積達到156 579平方公里，包含太原、大同、陽泉等11個地級市，顯示出中央對山西轉型的支持。
2.制定切實可行的財政扶持政策
長期以來我國的資源型產業在發展過程中，不僅沒有得到相應的政策扶持，反而充當了犧牲者的角色，大量的利潤空間被其他行業占據。我國大多數處于成長期的資源型城市并不是拋開資源談轉型，而是依舊希望圍繞資源談轉型。因此，國家在制定產業政策時應考慮修正不利于資源產業發展的政策，并制定相應的扶持政策幫助城市順利轉型。比如稅負過重是資源型產業普遍面臨的問題。因此從產業和國家經濟可持續發展的角度，國家應調整資源產品稅賦，改生產型增值稅為消費型增值稅，以擴大抵扣范圍來降低應繳增值稅稅率。制定資源產業轉型中專用資產補貼稅，落實稅收返還政策，降低部分稅種的稅率。同時運用宏觀調控的手段，加大對資源型城市財政轉移支付的力度，在分級財政中增加地方政府留成比例。
3.建立健全社會保障體系
資源型城市轉型應該是以生存、穩定為第一目標，其次才是發展和繁榮。在選擇轉型時首先考慮的應該是解決職工的就業和溫飽問題，只有這樣才能確保轉型有一個穩定的社會環境。因此國家需要拿出一定的專項資金來解決下崗職工的安置費和基本生活費等費用。同時建立社會最低保障體系，在解決職工進入社會統籌問題時，國家應給予經濟補償。
4.建立良好的服務體系
我國資源型城市是國家計劃經濟的產物，其在發展過程中并沒有遵循效用最大化的市場規律，而是根據國家整體對資源的需要進行布局和發展。市場經濟時代，經濟轉型需要一個適應市場經濟體制的發展環境。中央政府一方面要通過制定各種政策法規為城市轉型提供法律依據；另一方面要運用行政手段打破體制障礙，提供制度創新激勵，并建立有效的激勵機制引導社會資金的介入。中央政府要通過監督、激勵和服務機制，使得在資源型城市轉型過程中各級政府效用最大化，同時使中央政府的功能目標得以實現。經濟發展的實踐表明，只有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機制和良好的服務體系，政府才可以既從宏觀上調節區域經濟的發展，又從微觀上保證區域之間良好的合作關系。
（二）省、市地方政府應發揮的作用和承擔的轉型成本
資源產業衰退，資源型城市就會衰落，而地方政府有維護地區繁榮、保持充分就業的責任。因此地方政府應起到承上啟下的作用，主要負責經濟轉型規劃方案的編制，地區產業政策的制定，年度經濟與社會發展計劃與經濟轉型規劃的銜接等，同時承擔起相應的轉型成本。
1.制定城市發展戰略和轉型政策
我國現有資源型城鎮426座；在這些資源型城市中處在成長期的有82座，占19.25%；處在鼎盛期的有290座，占68.07%；處在衰退期的有54座，占12.68%。對于處在衰退期的城市已無需探討是否轉型，而是要及早實施產業轉型。國外的轉型實踐表明，產業轉型應在成長和成熟期進行，如果進入衰退期轉型會付出高昂的代價，城市會因為擁有資源而陷入可怕的“資源詛咒”。對于地方政府而言，放棄資源是其在轉型過程中承擔的最大的轉型成本，但從長遠來看，這也是城市要想可持續發展必須承擔的。
2.制定優惠政策與區域傾斜政策
政策方面，地方政府層面的支持主要是針對轉型制定優惠的財政政策、土地政策和引進高科技人才政策，同時與金融部門配合，多方籌集配套資金。如日本針對轉型地區，采取產煤地域事業補助金和地方支付稅等財政政策對產煤地域進行支持，對進入產煤地域的企業實行長期低息的設備資金融資和長期運轉資金融資，減免地方稅，減收額的8%由國家補貼。
3.改善地區投資環境和生態環境
經濟環境決定著一個地區經濟發展的快慢，一個好的投資環境，可以受到投資者的青睞，形成招商引資的吸引力，也可以增強國家對該地區支持的信心。經濟轉型的環境和氛圍需要地方政府來營造，生態環境的治理和改善也需要政府牽頭。例如山西實行的生態治理保證金制度就值得借鑒和推廣。
4.積極幫助轉型企業減負
積極幫助轉型企業剝離社會功能，解決企業過度承擔的政府和社會職能。企業的陳欠債務包括企業拖欠的各種稅款、拖欠銀行貸款的本息、企業與其他企業間的相關債務、企業拖欠職工的各項款項等。在這些成本中，有一部分企業可以通過資產變現來支付，另一部分則需要國家及政府的扶持和支付。這些問題沒有政府的支持，企業很難靠自身的力量解決，轉型也會成為一句空話。
（三）資源型企業和社會應承擔的責任和轉型成本
1.企業要提早做好轉型的預期工作，在企業的興盛階段就要著手發展多種經營，發展多元化的產業鏈條，并在利潤中提取一部分資金作為將來轉型的專項資金，未雨綢繆，做好企業的資金積累，為轉型打好基礎。
2.逐步分離企業的社會職能，增強企業的競爭力，在集中精力抓好傳統產業的基礎上發展多種經營，增強企業的抗風險能力，為完成產業的轉型打好基礎。
3.打破傳統的用人機制，分離企業冗員，減輕企業的負擔，同時要將分離冗員同組織下崗職工的再就業結合起來，緩解就業壓力，確保社會穩定。
4.全社會積極參與轉型。資源產業轉型無疑是現代社會中的一次重大變革，轉型不單單是資源產業部門的事，它涉及到政治、經濟、社會等各個領域，因此全社會都應積極參與進來，共同分擔轉型成本。具體來講，科研單位應積極為轉型出謀劃策，提供理論指導；金融部門應主動配合，做好資金的籌措工作；教育界培訓機構應幫助搞好轉型企業職工的培訓工作；社區和工會應力所能及幫助企業職工尋找新的就業崗位；職工也要積極參與到轉型中，通過學習提高自身的素質和勞動技能，充實到新的崗位上，或者重新開創自己的事業，帶動更多的人員就業，再為國家的經濟發展作出貢獻。
三、轉型成本支付過程中的風險分析
（一）政策風險
雖然目前全國都在提轉型，但畢竟還沒有形成成熟的經驗。2001年遼寧阜新獲批成為我國第一個“資源枯竭型城市經濟轉型試點市”，十年過去了，但全國現在還沒有一套具體的指導城市轉型的實施細則，政府在實行經濟轉型過程中所推行的各項經濟政策是否連貫，是否存在以后出臺的經濟政策否定當前政策，這些都是轉型過程中的風險。
（二）投資風險
在城市轉型的過程中企業要利用高新技術改造傳統產業或開發新的附加值高的產品，在新技術開發的過程中，存在技術能否適應和新產品能否開發出來的不確定性。同時這類企業有可能面臨技術不成熟，缺乏高科技企業管理經驗，市場的不確定性等因素，企業的風險也是很大的。
（三）社會風險
資源型城市長期以來的特殊性，形成城市職工觀念的特殊性，人們比較容易滿足于現狀，對轉型可能抱著抵觸的情緒，對社會的穩定會造成一定的影響。
對于轉型過程中的風險，如政策風險可以通過政府行為加以避免。政府在制定轉型政策時，要加強政策制定的科學性，政策一旦實施，要保持政策的嚴肅性和持續性。對于投資風險，可以設立轉型專項風險補償基金，對替代產業以及優先扶持產業的投資損失予以一定的補償，并且支持風險投資業的發展。對于職工的問題，政府和企業應該把轉型和培訓結合起來，積極幫助轉型職工再就業，同時通過社會保障體系解決職工的轉型之憂。
【參考文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