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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D920.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4）011-00000-01
在新時期，推動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結合進程是促進中國特色經濟穩步、健康發展的有效手段。政府主導計劃經濟，并進行宏觀調控，而市場經濟中以消費者為指導。如果國家經濟運行中缺少政府的宏觀調控，則會出現經濟疲軟的局面，市場經濟發展迷失方向，最終導致經濟的滯后和隨意，美國經濟危機有力地證明了這一點。如果缺少消費者的指導，完全由政府負責，權利過于集中，也會出現市場疲軟、企業發展過程中動力不足，進而阻礙了經濟的穩步、健康發展。因此，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過程中，應加強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結合。
二、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結合的運行機制的探析
（一）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結合的目標
在傳統計劃經濟體系中，徹底改變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雜亂無章的局面，進而實現計劃經濟的穩步發展是其主要經濟目標。然而大量實踐活動表明，傳統計劃經濟沒有考慮到市場經濟的競爭性和靈活性，為此，我國在改革開放時期，制定了新的經濟發展目標，即在計劃經濟的基礎上，變革市場和市場經濟方式，這不僅充分調動了群眾的經濟主動性，還獲得了理想的效果。由于市場經濟體制中借鑒了資本主義經濟體制的相關理論，導致在具體的市場經濟運行中一些問題凸顯。十會議后，我國強調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結合，在計劃經濟宏觀調控的基礎上，通過市場經濟提高經濟積極性，進而滿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需求。
（二）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結合的科學性
國際經濟強調經濟的整體性，而國內經濟注重經濟的和諧性與合理性。單純的市場經濟中缺少對經濟從整體層面上的掌控，十分容易出現整體經濟崩潰的湖面。而單純的計劃經濟中市場主觀能動性不足，制約了經濟的穩步發展。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運行體系的構建和不斷完善，大量的實踐活動表明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結合具有一定的科學性，這不僅能夠讓國家宏觀調控經濟發展，還能促進經濟的穩步、健康發展。
（三）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結合的內涵
自改革開放以來，市場經濟運行體系雖然取得了可喜的成績，但是在具體的運行過程中仍然存在一定的問題。單純的市場經濟的運行中，存在較多的負面性，有時甚至會引發經濟危機。結合現階段我國經濟建設的具體需求，我國應進一步控制經濟的負面影響，借助計劃經濟的宏觀調控的優點，增強我國經濟抵抗風險的能力。旨在通過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結合，實現優勢互補，有效彌補這兩者的缺陷，創新現階段我國經濟發展模式，進而為和諧社會的構建奠定扎實的基礎。
（四）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結合的亮點
分析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運行過程可知，這兩者經濟運行體制均存在一定的問題，其中市場經濟體制的問題主要體現在經濟體系內部。為滿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發展需求，我們應進一步優化和完善經濟體系。充分利用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中的優點，并將此二者有機結合，進而更好地滿足新時期經濟發展需求。我國傳統的計劃經濟具有宏觀調控能力，可有效消除市場經濟運行中的隱患或者降低危害，這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打下了基礎。
（五）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結合的社會意義
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結合我國經濟的獨特性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需求，我國實施了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結合的運行機制。分析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運行過程中可知，這兩者有著各自的優缺點。為構建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應合理應用這兩種經濟體制，取長補短，在計劃經濟宏觀調控的基礎上，以市場經濟的調控能力為核心，不斷優化我國經濟結構，并促進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三、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結合的注意事項
為更好地滿足中國特色社會經濟建設需求，加快了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結合，然而在該運行體制的發展過程中應注意以下問題：
1.更新經濟決策部門的思想觀念，加強對相關理論知識的學習；
2.在社會主義理論的基礎上，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為核心，緊密結合新時期國際經濟發展態勢，以此來明確我國經濟發展目標；
3.增加計劃經濟的科學性，不斷規范、優化經濟管理條例，推動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結合的進程，真正實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的穩步、健康發展。
四、結語
現階段，我國正處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過渡期，為滿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設需求，在市場經濟轉型過程中選擇性地應用了計劃經濟，為促進這兩者的有機結合，應更新經濟決策部門的思想觀念，加強對相關理論知識的學習，依據新時期國際經濟發展走向來明確我國經濟發展目標，合理應用計劃經濟的宏觀調控作用，充分利用其激勵作用，進而促進我國中國特色經濟的穩步、健康發展。
參考文獻：
[1]李桂芬.淺析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結合的運行機制[J].黑龍江科技信息，2013（32）：282.
市場經濟條件和計劃經濟條件中宏觀調控的差異何在，存在以下幾點意見：
1.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宏觀調控和計劃經濟條件下的宏觀調控存在諸多差異，研究，識別和利用不同的是從根本上改變計劃經濟下宏觀調控體系的劣勢，建立一個符合客觀規律的新型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和控制系統必要的條件。
一方面，控制和計劃經濟條件下的宏觀調控是指在不同的時代背景下，在計劃經濟的背景下，資源的調配，經濟運行之決策完全由政府掌握，一切經濟運行無法按照自身的發展規律運轉，不能決定自身的發展方向，所謂的計劃指令和激勵制度，也主要是政府主導的強制性和精神性管理指令。大多數企業事業單位，要么是要服從的計劃指令，以政府的指令為方向，否則就不會受到政府重視，發展不起來，地位也會受到影響，企業自身的經濟下降也必然的。在這種經濟制度現狀面前，可以說計劃經濟中宏觀調控只能是行政手段為主導，優先考慮，或完全遵循行政手段調控經濟，企業本身無任何自由發揮的空間。在計劃經濟背景下，國家也好，政府也好，宏觀調控的措施的一般都是是政府制定宏觀調控政策，按照政府頒布的分層計劃指令下屬單位接受政府的計劃指令下級單位執行計劃指令。另一方面，在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和計劃經濟條件下宏觀調控的條件下孕育而生的。具體的原因在于市場經濟計劃經濟下的宏觀調控和控制的直接區別點在于在宏觀經濟容易導致市場發展不均衡，但從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本質區別來看，這是兩個不同的經濟體制，經濟運行機制有根本的差異，導致宏經濟不平衡的原因有差異，也是導致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和計劃經濟下宏觀調控差異的根本原因。
2.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條件中宏觀調控的具體功能的不同。市場經濟條件下宏觀調控和計劃經濟條件下的宏觀調控的條件下產生的具體原因不同決定了實際行動上的差別。雖然在兩種經濟環境下，宏觀調控是糾正和防止宏觀經濟失衡。但是，在計劃經濟時期，宏觀調控本身的解決的方案和計劃的實施往往容易片面，進而會導致宏觀經濟調解力度不到位，市場發展失衡。由于計劃經濟的本質是政府主導，所以宏觀調控主要是彌補政府管理漏洞，彌補自身缺陷。
3.在計劃經濟條件下的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和計劃經濟條件下的宏觀調控和控制的系統不同。在現有的基礎上，不同的條件下，宏觀調控是經濟運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政府本身享有有無限的經濟自由，政府掌握實施宏觀調控并不需要單獨的立法授權，因為政府宏觀調控措施所憑借的行政手段，即使用直接調控措施，也是經濟的綜合控制的一部分，不需要特別單獨的立法。但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在實施宏觀調控措施和控制是，需要相關的法律法規授權來提供制度支持，法律是先決條件，更是是宏觀調控和控制系統的關鍵環節，該系統基于現有的條件，在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條件下的宏觀調控存在明顯的差異，這些差異總體上來說，是指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中，征服所面臨的問題都不是在計劃經濟的宏觀調控和控制系統的改進，但向計劃經濟的宏觀調控和控制系統的根本改革，按照市場經濟規律的運作，建立新型的宏觀調控體系。
4.在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條件中宏觀調控和經濟之間的關系，二者是相輔相成，不可分割的。自由的市場經濟，和政府主導的計劃經濟不同的條件下，調控手段是不同的，政府的宏觀調控是采取行政手段，通過對市場主體的直接干預，達到調控經濟運行的目的，這決定了政府干預享有充分的自由，和市場主體的經濟自由被剝奪是此消彼長的。
道德教化
制度化結構
自市場經濟作為我國基本的經濟生活制度確立以來，社會生活的許多方面都發生了巨大變化。但同時也產生了不少嚴重問題，諸如功利價值觀的理性膨脹、人文精神萎縮、價值失落、道德失范等。如果僅僅依賴市場經濟的運作規則及其法律保障體系，這些深層次問題是難以徹底解決的。只有同時邁開道德教化這條腿，我們的社會生活才能健康發展。
一
市場經濟是從微觀層面推動社會經濟整體運作的經濟組織形式，其根本立足點是經濟活動主體的市場行為。市場經濟原則賦予每個經濟主體以自主、平等的經濟地位，并通過經濟主體之間的等價交換、公平競爭等方式，解決社會經濟資源的配置問題。市場經濟不承認經濟主體之間的超經濟關系，視自主、平等為確定、普遍的原則。但在實際運行中，市場原則的普遍一貫性并不能僅僅依靠市場機制本身得以最終保證，還有賴于法律制度和倫理道德規范。
市場經濟的運轉被歸結為各個經濟主體的競爭，其心理根據在于市場經濟原則確認經濟主體對自身利益關注的合理性?；蛘哒f，市場經濟的根本驅動力是個體的“趨利避害性”，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經濟主體才去參與競爭。人們對社會整體利益的關懷反倒被視為“導出”結果，對市場經濟的運作過程已不具有基礎性意義。
“趨利避害性”根源于人的“動物性”。從道德教化角度看，這是在人性的提升過程中需要削弱和消解的內容。不過，人的社會生活首先是現實過程，“理想”是在現實層面的升華。倫理道德的“應然”和社會歷史的“實然”的絕對對立只能導致混亂。沒有有序發展的現實，人性的理想化便失卻了根基，對人類的倫理關懷和終極擔待便只能是一句空話。市場經濟把人的“趨利避害性”作為推動社會經濟發展的動力，是對人類自然屬性的合理利用。首先，因為市場經濟作為一種經濟生活制度，并不是社會生活的全部，在人的內省、超越意義上講，甚至不是最重要的生活類型。故而人的自然屬性在有限范圍內被刺激、利用，并不必然導致人類內在生活的貧困，也不會對人之為人的理想人性的塑造產生根本性傷害。人盡管有其現實性，受外在環境的影響，但人與現實的關系從來都不是“嚴格決定論”的。人有豐富的精神生活世界，他不光有向外的追求，還有向內的追求，人是唯一擁有內省能力的動物，應該能夠克服那些由于對自身原始生命沖動的利用而產生的負效應。在人類歷史的長河中，社會意義上的人的確已經達到了令人滿意的“總體制約”，盡管在某些時候有過一些可怕的“群體瘋狂”。其次，合目的性是規范理論的一貫追求。市場經濟通過創造物質財富改變人的存在環境，進而更新和完善人格，提高精神文明水平，所以，市場經濟原則上也是一種合目的性的經濟生活制度。雖然那種合目的性因其采用的形式而容易變得撲朔迷離，但只要規范調適得當，總能夠彰顯人的目的性。換句話說，在一定的文化籌劃中，市場經濟完全可以成為“道德經濟”。再則，從人格理論的角度看，市場經濟給每個經濟個體創造了實現潛在可能性的幾近無窮的機遇，強化了人的主體性，激發了競爭、自強的進取意識。當然，肯定市場經濟把人的“趨利避害性”作為基本驅動力的合理性，并不意味著它完美無缺，也不意味著它能夠解決所有的問題。實際上，它所造成的負面影響是嚴重的，有些問題的解決還有相當大的困難。目前的社會問題大體可歸為三類：⑴.由于市場經濟體制及相應的政治制度不完善造成的問題。如失業、資源破壞、環境污染；國有經濟經營中的短期行為乃至“竭澤而漁、殺雞取卵”，造成國有經濟受損等。⑵.在經濟利益驅動下，行為主體超越規范造成的問題。如權力腐敗、制售假冒偽劣、“黃、賭、毒”泛濫等。⑶. 市場經濟運作機理本身造成的問題。如占有欲膨脹、道德滑坡、意義失落；人和社會的平面化、其他社會生活領域的金錢化等。第一類問題大部分可通過完善制度來解決。產生新問題，設立新規則，規則可能滯后，但必竟是良性循環。因歷史原因，我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是在理論準備相對不足的情況下進行的，即使規則滯后，也是暫時的，不必苛求。難點在于，制度化結構不可能天衣無縫，“鉆空子”在現實中存在，理論上也不無可能?！般@空子”的動機說到底還是“私欲”，僅靠完善制度實難根本鏟除。第二類問題原本就不是制度化結構本身的問題，而是制度化結構是否能夠有效運作的問題，它關涉到人對制度的自覺，關涉到人的道德水準。第三類問題最難辦。甚至可以說，市場經濟制度越完善，這類問題層次便越深，嚴重程度亦愈高。市場經濟基本原則的初衷本來就不是以限制“占有欲”為己任的，說它因刺激“私欲”而顯得更具活力或許更恰當些。與市場經濟相應的功利價值觀本身是“外向”的，而不是“內向”的，“外展”的而不是“內收”的，而且在向外施展的過程中并無確定的界限。功利價值觀作為市場經濟的價值鋪墊，固有的外趨指向決定了它不會囿于經濟生活這一狹小范圍，它具有擴張到并企圖支配人的全部生活領域的頑固態勢。當代的政治、藝術、體育、家庭、人際關系等諸多領域不同程度地功利化，被金錢所玷污，就足以為證。這些問題是市場經濟實現“目的性”的嚴重障礙，它們的最終解決唯一可資依賴的只能是道德教化。事實上，沒有道德教化的經濟生活制度是跛腳的，市場經濟作為一種有效的、有活力的、能夠凸現人的目的性的經濟生活制度必然內在地要求道德教化。
二
道德教化是用倫理學說教育和感化人的一種人文精神活動，它既是人文精神的構建，也是人文精神在現實人生中的投射。它運用人類文化造就的一系列優秀成果，諸如價值信念系統、倫理道德規范、哲學人格理論等，塑造人、引導人，為人設置意義世界，創立精神家園。具體說來，道德教化就是對人格的系統構造、培育和提升，使人在與外在環境相互作用的過程中形成一種總體上趨同群體的穩定的身心組織，并以此表征人的本質存在狀態或生存樣式，使人的自我同一性達到某種程度的“程式化”。在倫理道德層面上講，人格是人區別于動物的根本標志，人的行為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受人格力量的支配，故而規范人的行為，歸根到底是通過道德教化構造價值信念，為人提供安身立命之本，進而鍛造人的品格、陶冶人的情操，擴展人的生存境界，維護人之為人的尊嚴，喚醒蒙昧的“自我”，節制放蕩的“本我”，贊頌神圣的“超我”（暫借弗洛伊德的概念，并非完全接受他的觀點），把人類豐富多彩的內在生活世界展現給世人，使那些因而迷失“本心”的靈魂自覺，更多地關注意義世界，關注人生價值，懂得人生的幸福不光在于感官欲望的滿足，更重要地還在于心靈的安寧；懂得人生幸福在于外在追求和內在追求、靈與肉、現實人生和理想人生的和諧，使人們能夠體驗到人類生存的完善而又崇高的境界。
人并非現存的存在，只是一種存在的可能性，人不具備任何終極意義上的現成規定性，而只是根據內在的可能性不斷籌劃自己，在永不停息的流程中不斷獲得自身的本質（參見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陳嘉映、王慶節譯，三聯書店1987年版，第9,25,31節）。這里凸顯的不是人的“現存的存在性”，而是人的可構造性。那么，構造的依據是什么呢？心理學認為，人的一切行為都以某種動機為原驅力，動機則受制于生理和心理需要的滿足，而且在大部分情況下，心理需求具有“價值導向”的作用。心理需求的特性、情趣、意向則受制于作為心理情境的深層背景的價值信念系統。也就是說，人對需求的選擇、定向不能完全獨立于一定的價值評判。我們認為，“心理境界”決不是純粹理智推論的結果，而主要是激動人心的價值創造過程鑄就的。如果這種理解可以成立，那么，道德教化就意味著確立某種“超越”的價值信念系統，從而營造個體或群體的合目的的“心理境界”，改變人的需求模式，提高人的需求層次。“倫理崇高”行為的“發生學”就足以說明這一點。一當行為者直接感受到的某種情境與他既有的道德水平和價值信念發生劇烈沖突時，便導致心理失衡，身心組織觸發緊張、焦慮、痛苦等不舒服的情緒體驗。依照認知心理學中“失調論”的觀點，人總是有力求保持自己身心組織穩定、一致的傾向。這種傾向就是人做出行為選擇的內在驅動力。于是，人為了保持自身心理的和諧狀態，消除當前情境和既有價值系統沖突而產生的心理緊張和道德失調感，才使選擇高尚的“道德行為”成為可能。道德感是在長期道德教化中建構起來的，是行為主體“內化”倫理規范的結果。消除道德失調狀態是個體內在地要求與社會保持和諧統一，道德的社會性恰好表征了道德行為的“無私性”。道德教化所要塑造的就是與此類似的心理境界。
市場經濟的微觀驅動力是人的“”，而造成“社會沖突”的最終原因也是人的“”。因此，“”也自然成為道德教化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道德教化所造就的特定心理境界對人類欲望的應答，便是“”的道德化?！坝笔恰氨疚摇钡墓逃刑卣?，是生命體的原始沖動?！敖^欲”、“禁欲”必然傷害生命體賴以延續的基本條件。不管是西方還是東方，歷史已經表明，禁欲主義是最糟糕的道德教化主張之一。另一個極端則是“貪欲”、“”，歷史上除了個別主張主義的人（如魏晉的“楊朱”、古希臘勒尼學派的亞里斯提卜等）而外，幾乎所有嚴肅的思想家都認為使人喪失尊嚴，使人淪為自我欲望的奴仆，是非人性的追求，是對人性的摧殘和剝奪。只有通過道德教化達致的“節欲”才是完善人性的唯一方式。“節欲”的前提之一是肯定欲望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這已成為人們的共識。本文認為，這種肯定主要不是由價值系統來實現，而是體現在已經模式化的社會生活規則（如市場經濟的運作規則）中；倫理道德規范則更傾向于對“”強度的限制和消解。有人擔心強調道德教化可能走上禁欲主義的老路，以致影響市場經濟的發展。實際上這種擔心是多余的：其一，市場經濟規則是一種“硬規則”，它以“人欲”為基本驅動力，這對“人欲”的合理性已是直接地、現實地肯定。倫理道德規范作為觀念形態是一種“軟規則”，不具有對“硬規則”的直接否定性，它只是通過心理調適改變人對欲望的取舍態度，寧可理解為“滲透”、“感應”，也不能理解為“機械作用”?！坝惨巹t”的直接現實性排除了“禁欲主義”死灰復燃的可能。其二，禁欲主義已經為歷史所否定，而且我們所說的道德教化摒棄了道德絕對理想主義如程朱理學、陸王心學式的思維方式，尤其是排除了使道德教化成為政治手段的可能，僅將其作為“硬規則”的一種具有形上意味的調適和補償機制來看待。
市場經濟要靠“”來驅動，而“”總是表現為某種確定的心理趨勢。就其純粹的自然狀態言，它沒有自我約束力，市場規則也沒有為其提供“否定”力量的機制。于是，從“私欲”到“占有欲”，“”像一匹脫韁的野馬，把人拖入無底“欲淵”。市場經濟的發展需要“私欲”，但“私欲”膨脹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破壞市場規則，導致社會生活失范，其心理基礎終究還是“私欲”的滿足。這個惡性循環要打破，只有依賴道德教化的介入。道德教化所要做的是給行為主體建構較高層次的心理定勢，以資自為地完成“欲望”的道德化。私欲的膨脹最終都演變為某種心理滿足的情緒體驗，如果抽掉其心理支承，或弱化其內驅力，便為“節欲”創造了內在條件。我們這里所說的建構方式不是基于利害的理智算計，而應該遵循形上、超越的理路。正當功利主義在近代倫理學中炙手可熱之時，熊十力先生就指出：“若夫以功利之見而論道德，必以為人各欲遂其謀利功之私，而以己私莫可獨遂，必于己外顧及他人，甚至以利誘人而便己之私。久之，因社會關系形成清議種種制裁，逐漸養成道德感。此種膚論，不足與辯。”（《原儒》下卷）明確反對以功利算計充任道德形上學的基礎。
市場經濟是規則經濟、法制經濟。隨著歷史發展，規則便會日益精細，成為龐大復雜的規則系統。這就產生了一個帶有普遍性的問題，即人和規則的關系問題。一般而言，規則本身不是生活的目的，“硬規則”總不免外在于人，只有道德教化才能造就外在規則的內化過程，使規則不再是對行為主體自由的“限制”，而一變成為人自由存在的表征。由“他律”到“自律”乃是人格自由得以實現的必由之路。如果沒有規則的內化過程，人就會被鑲嵌在規則的夾縫之中，幽禁感、壓抑感就會使人喘不過氣來。道德教化是更一般地對待人生的方式，甚至它自身就是一種生活，就是人性的超拔和創造。道德教化足以成為人類內在精神世界和外在現實世界的聯接方式，“硬規則”只針對“實然”的人，而道德教化卻使人從“實然”走向“應然”，并把哲學的“必然”涵攝于這一過程之中。在這個意義上，“硬規則”只能是道德教化的必要補充而不是相反。絕對排斥內化過程的“硬規則”，對于人生永遠抹不掉“”的痕跡。
一、兩種生產方式的討論
物質產品的生產是人類社會存在和發展的基礎，人類要生存就必須進行生產，而要進行生產就必須把各種生產要素結合起來。馬克思指出，“不論生產的社會形式如何，勞動者和生產資料始終是生產的因素。但是，二者在彼此分離的情況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產因素。凡要進行生產，就必須使它們結合起來。實行這種結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會結構區分為各個不同的經濟時期?！鄙a要素的結合方式大體可以分為兩種：直接結合和間接結合。實行直接結合的生產方式體現于原始社會經濟、個體經濟和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中，在現實經濟討論中主要專指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下的生產方式。實行間接結合的生產方式主要是指在市場經濟體制下的生產方式。從原始社會開始，隨著經濟的發展與技術的進步，人類在生產中逐漸形成了分工，分工是經濟發展的結果，同時又促進了經濟的快速發展。在現代社會化太生產中，分工已相當細化，分工的細化就要求社會生產必須在全社會范圍內共同來進行。生產要素的兩種不同結合方式就是人們在全社會范圍內組織社會生產而采取的兩種不同的方法。
按照我國傳統經濟思想的觀點，直接結合的生產方式消除了通過占有生產資料而無償占有他人勞動成果的現象，使勞動成果全部歸于勞動者，從而極大地激發了生產者的積極性，可以促進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同時，國家還可以在全社會范圍內統一安排生產，從而避免了經濟危機的發生。所以說，直接結合的生產方式要優于間接結合的生產方式。但是，實踐證明這種認識是不全面的。
在現實世界中，相對于人類需求，各種生產要素總是稀缺的。人類從事社會生產就必須把相對稀缺的各種生產要素進行合理配置，以生產出能使人類需求得到最大滿足的產品，這就是生產要素的配置問題。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各種生產要素的配置是通過價格機制來完成的。但是，市場經濟的價格機制并不完美，市場經濟本身的缺陷(如壟斷、信息不完全、外部性等)限制了價格機制對生產要素的合理配置，使價格形成不完全，使價格產生滯后性和自發性，從而使市場對經濟的調節要以周期性的巨大的經濟波動為代價。正是出于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缺點的認識，提出了用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來取代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思想，以消除周期性經濟危機和資本主義社會中存在的其它一系列矛盾。
在生產要素的配置問題上，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區別就好比是一個城市的交通問題。對市場經濟體制來說，市場上的各種生產要素就相當于一個城市中不停流動的人，他們各自都有自己的目的地，每個人根據自己的目的地各自選擇自己的最優路線。在這種情況下，個別街路不可避免地會出現人流擁擠的現象，交通可能產生堵塞，嚴重時還可能會使整個城市的交通陷于癱瘓。計劃經濟體制的原理就好比計劃當局為每個在城市中流動的人都設計出各自的通行路線，這樣就可以使整個城市的交通系統得到最充分的利用而不會出現交通堵塞。但是，很明顯，計劃經濟體制也存在不可克服的缺陷：首先，每個人的個人偏好是不同的，計劃當局設計出的路線對每個人來說并不一定是最合意的路線；其次，要為每個人設計出通行路線，計劃者需要收集和處理大量的信息；最后，為了使計劃得以實施，還需要對每個流動的人進行監督。所以，在現有的技術水平下，即使花費巨大的成本，計劃當局的工作也是很難圓滿完成的。
由此可見，雖然市場經濟體制并非十全十美，但是在現有的條件下，發揮它在配置生產要素上的基礎性作用，同時用經濟計劃來克服其缺陷，把兩種生產方式的優勢有效結合起來應該是發展經濟的最佳方式。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初衷就在于此。
二、市場經濟體制下的產品分配
產品生產的方式決定了產品分配的方式，市場經濟體制下的產品分配是通過價格來實現的。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的就是要讓價格形成經濟主體的收入，使追求價格收入成為經濟主體從事經濟活動的動力，同時讓價格反映市場的供求狀況，從而使各種生產要素在生產中得到合理配置，促進國民經濟高效協調發展。各種生產要素的所有者通過生產要素的市場價格取得收入是合情合理的。
有人認為，各種生產要素在產品生產中做出了各自的貢獻，根據它們的貢獻大小進行產品分配應該是既簡單又順理成章的。但是，各種生產要素的貢獻大小具體如何計量呢?邊際主義認為，各種生產要素的邊際生產力決定了它們各自的價格，也決定了它們在生產中的貢獻，從而價格就形成了各種生產要素的收入。其實，在商品生產中，各種生產要素共同發揮作用，每種生產要素都是不可或缺的，具體到每種要素做出的貢獻大小是根本無法測量的。在市場經濟中，生產要素的價格只是反映了生產要素的供求狀況，并不具有決定基礎。馬克思在分析資本的有機構成時指出，“勞動生產率的增長，表現為勞動的量比它所推動的生產資料的量相對減少?！币欢ǖ纳a力水平決定了生產過程中各種投入的物質比例關系，商品的社會需求最終會決定各種生產要素的需求量，進而影響到要素的價格和供給。
在商品生產中，各種生產要素都是不可或缺的，很難區分各個要素具體做出的貢獻大小，更不可能根據其貢獻大小來決定它們的價格。生產要素的價格只是反映了各種生產要素的相對稀缺程度，如果某種生產要素供過于求，其價格就下降；供不應求，其價格就上升。這就產生了一個問題：當某種生產要素供求平衡時，它的價格又由什么來決定呢?例如，某種生產要素在供求平衡時價格為3，為什么不會是5呢?這是由于各種生產要素在商品生產中具有一定的相互替代性，如果這種生產要素的價格定為5，社會對這種生產要素的需求量就會下降，它的價格就會降低；與此同時，其它要素的社會需求量會上升，價格會提高。由此，各種生產要素的供求狀況都會發生變化，相對價格會做出進一步調整，從理論上講，最后的價格將會恢復到原來的水平。在一定時點上，我們假設社會對每種商品的需求是一定的，并假設社會的物質生產技術是不變的，則社會對每種生產要素的需求也將是一定的，相對于一定生產力水平下不變的生產要素的供給，生產要素就會具有一個不變的價格向量。根據宏觀經濟學的國民經濟統計原理，貨幣需求量乘以貨幣流通速度應該正好等于社會商品的貨幣價值總額。如果貨幣供給量比貨幣需求量大，各種生產要素的價格就會上升，上例中的生產要素的價格可能就會變成5，而不是3。按照比較靜態理論的觀點，貨幣供給量的大小只會影響各種生產要素價格和商品價格的數值變化，而不會對市場經濟的運行產生影響，各種生產要素和商品的相對價格將不會改變。但是，按照動態經濟學的觀點，各種生產要素對價格的敏感度是不同的，根據價格的變化進行調整所需要的時間千差萬別，貨幣供給量的非正常變化必然會扭曲要素的相對稀缺程度，從而引起經濟的波動。不過，從長期來看，各種生產要素的價格還是會趨向于達到一個穩定的向量，這個向量是作為趨勢而存在的，各種生產要素通過這一價格向量進行產品的分配。
三、市場經濟發展與貧富分化
在市場經濟中，產品的分配是通過生產要素的價格來實現的，由于每個人對生產要素的占有數量不同，所分得的產品數量必然就會不相等，從而會出現貧富分化，這是建立和發展市場經濟的必然結果。
其實，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同樣會出現貧富分化。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社會分配的對象是個人消費品，分配的方式是按勞分配。按勞分配就是根據每個勞動者提供的勞動的數量和質量分配個人消費品，多勞多得，少勞少得，不參加勞動就不能參與分配。對于每個勞動者，由于個人的自然稟賦不同，后天的努力也相差較遠，他們提供的勞動的數量和質量必然不相同。“勞動者的不同等的個人天賦，從而不同等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權。”所以，個人分得消費品的數量必然不相等，從而在社會中會出現貧富差距。不過，也只有這樣才能體現多勞多得的原則，激勵每個勞動者努力從事生產活動。
改革開放之前，我國沒有出現明顯的貧富分化，國民之間的收入差距很小，一般認為當時的GINI系數低于0.3。其中的原因只不過是因為當時并沒有實行真正的按勞分配。在我國原有的計劃經濟體制下，由于準確計量每個勞動者的勞動的數量和質量存在著極大的困難，按勞分配中的“勞”無法得到體現，所以當時執行的分配方式是平均主義的分配方式，每個人所分得的消費品基本上是相等的，社會中當然沒有明顯的貧富差距。從另一方面講，即使假設信息技術高度發達，每個勞動者的勞動的數量和質量可以計量，按勞分配所形成的貧富差距也是有限的。在按勞分配的分配制度下，分配的依據是勞動的數量和質量，勞動的數量和質量取決于每個勞動者的自然天賦、個人努力度和受教育程度等因素，可以統一認為是取決于個人的人力資本。人力資本的特點決定其本身是很難迅速積累的，并且也很難進行代際之間的遺贈，所以按人力資本分配所形成的貧富差距不會太大。與此相反，在市場經濟中，各種生產要素共同參與分配，特別是資本參與分配，所導致的貧富分化可能要大得多。首先，資本參與收入分配使資本可以進行自我積累；其次，資本可以通過資本集中使自己迅速壯大；再次，資本可以在代際之間進行遺贈。所以，每個經濟個體之間在資本的占有量上形成的差距可能很大，從而在產品分配上所形成的差距也必然很大，出現明顯的貧富分化，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差距還有可能越來越大。
美國經濟學家庫茲尼茨(Kuznets，1955)對市場經濟中的貧富分化現象進行了數理統計分析，認為貧富差距的趨勢隨著經濟的發展呈現倒U型。也就是說，在經濟發展的初期，貧富差距會越來越大，但是當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以后，差距就會逐漸變小。庫茲尼茨認為，在經濟發展中存在著使收入不平等程度增加的因素。其中一個因素是農村地區分配的平等程度要遠高于城市地區。隨著經濟的發展，城市化和工業化進程會在整體上提高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另一個因素是社會的積累和儲蓄主要集中在少數高收入者手中。這些儲蓄又成為高收入者獲得收入的手段，導致下一個時期收入更加不平等。如果沒有抑制因素，社會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會越來越大。但是，庫茲尼茨認為，社會中的確存在一些因素抑制了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擴大。首先，是法律和政府的干預。收入分配差距的擴大會帶來社會的不穩定，影響社會經濟的發展。對政府產生壓力。政府會通過收取累進所得稅和遺產稅，以及采取多種形式的轉移支付來緩解收入分配差距不斷擴大的趨勢。其次，由于城市中農村移民后代對都市經濟更強的適應能力以及維護自身利益的低收入階層政治力量的壯大，城市地區收入不平等程度逐漸下降，抑制了整個社會不平等程度的擴大。再次，是產業結構調整的因素。由于科學技術迅速發展，新興產業不斷出現并高速增長，新興產業資產的持有者所獲得收入的增長速度要遠遠高于舊產業資產的持有者。由于以上因素的作用，抑制了社會收入分配差距的進一步擴大，使社會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先擴大后緩和呈現出倒U型。
本文認為，收入差距隨著經濟發展之所以會呈現倒U型，一方面可歸因于政府的再分配政策的調整，另一方面，我認為更主要的原因是由在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各種生產要素相對重要程度(即稀缺程度)的不同所造成的。在市場經濟發展的初期，商品生產的技術水平較低，勞動力相對于自然資源和資本比較豐富，勞動所取得的收人相對就較少；自然資源，特別是資本相對來說較為稀缺，分得的收入也就較多，整個社會的貧富差距會逐漸擴大。隨著生產技術水平的提高，勞動力逐漸變得相對稀缺，在產品分配中所占的份額也變得越來越大，成為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擴大的抑制因素，如上文所分析，貧富差距自然會逐漸縮小。我國正處于市場經濟發展的初期，社會中出現貧富分化現象應該說有一定的必然性。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發展，各種生產要素開始共同參與收入分配，私營經濟迅速崛起，貧富差距越來越大。貧富差距過大對我國社會的潛在危害是巨大的。調節社會分配、杜絕不平等分配、減小收入差距是我們面臨的、必須認真對待和解決的嚴峻課題。應通過收入的再分配手段調節收入水平，通過稅收、轉移支付、社會保障體系等政策措施努力縮小貧富差距。
[參考文獻]
1.電化教育的概念。多年來,電教界專家學者給電化教育下了許多定義。如:(1)在教育科學理論指導下,運用現代教育媒體與相適應的教育方法進行教育活動,以求實現教育最優化。(2)電化教育是根據教育理論,運用現代教育媒體有目的地傳遞教育信息,充分發揮多種感官功能,以實現最優化的教育活動。(3)運用現代教育媒體,并與傳統教育媒體恰當結合傳遞教育信息,以實現教育最優化,就是電化教育。上述幾種對電教概念的表述,雖然角度不同,但都有一個共同點,一是都強調電化教育必須運用現代教育媒體;二是實現最優化的教育是電化教育的目標。對電化教育基本概念的表達,反映了人們對電化教育本質的認識,也相應地反映了電化教育實踐的水平。隨著電化教育實踐的發展,人們對電化教育的認識會逐步深入,對電化教育概念的表達也會逐漸趨于一致。
2.電化教育與市場經濟的關系。電化教育是不是應該面向市場并進入市場,要弄清這個問題,首先要弄清教育與市場的關系。從市場經濟的規律來看教育,它是軟硬件同時生產的全方位產業,不只是為了經濟效益,也是為了向社會輸送人才的特大企業。既然是產業就得進入市場,沒有教育市場的教育產業是不存在的。教育市場是教育產業連結社會大生產系統的途徑,也是溝通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的渠道。著名科學家、教育家錢偉長指出,當前我國教育體制改革的重點應由過去為計劃經濟培養干部改為發展市場經濟培養人才,其含義有二:一是教育本身面向市場,為市場服務,滿足市場需求;二是教育本身靠市場來維持不能完全靠國家。教育只有面向市場,兩條腿走路,才是教育體制改革的一條好路。然而教育改革的任務是十分艱巨的,首先教育經費的短缺不能擴大教育面及培養更多的技術人才;其次教育周期時間較長,也影響了人才培養的速度,在這種情形如能充分發揮教育技術的作用,則可使教育改革進行得更快捷,更有效,更便于接受。
3.電化教育的發展。我國電化教育發展經歷了3個階段:一是解放前20-40年代為起步階段;二是解放初50-70年代為初期發展階段;三是70年代末至現在電化教育在國家的支持下,依靠專業隊伍的努力,從理論研究、教育實踐,以及硬件的開發和軟件的制作等方面取得了迅猛的發展。全國大多數省市相繼成立了電教館,高校電教中心,并有組織有計劃地編制了一大批適用于大、中、小學各科教學的電教教材,同時各地開展了各種學術交流及研究,極大地推動了電化教育的發展。
二電教目前存在的問題
存在問題是多方面的,有的來自電教的外部,有的起因于電教的內部。兩類問題又往往交織在一起,外部主要問題是電教所需的教育大環境不理想。實施電化教育的目的正是為了提高教育的質量與效益,缺乏這一迫切愿望,電教就不可能得到足夠的重視,發揮其應有的作用。另一個問題是國家的教育投資較少,對電教的投資更少。現在除了少數地方高等院校還能繼續保持發展勢頭外,很多院校的設備器材正不斷老化,得不到更新,嚴重影響電教工作的進一步發展。這可從以下幾個方面表現出來。
1.電教工作需要多方面的人才,更需要既懂教育又精通專業知識和技術的人才。由于歷史的原因,長期來,教材制作技術人員成了專業隊伍的主體。后來雖充實了少量學科教師,但他們大多數對電教的知識和技能了解甚少。有的缺乏事業心,不安心電教工作,目前,電教部門的人員結構和隊伍素質不夠理想,青黃不接,急需補充受過專業教育的新鮮血液。
2.目前,各高校的電教設備大多陳舊不堪,故障率高。多數設備已超期服役,性能指標下降,備件缺乏,維護困難。同時由于電子產品更新換代速度極快,原有設備漸趨淘汰,很難依托這些硬件設備獲得較高的教學效益和經濟效益。極需新一輪的較高投入來加以更新。但這種投入顯然又必須有高的整體效益來加以支撐。再由于資金有限電教設備只能是逐步更新,不能一步到位。造成各種新舊、高低檔次的設備混雜在一起,影響使用效果。平時看上去設備很多,但到用時就深感設備的不足和不稱手。另外由于各部門自成系統,造成設備是每個部門都有一套甚至兩套,但每個部門都不配套或檔次不高,這樣既影響了制片質量又浪費了大量經費。
3.全國高校的視聽教材編制能力相當可觀,尤其是上海地區?，F已積累了大量成果。但從滿足教學需求的目標來說,還存在著許多缺陷。首先電教教材大多沒有統一規劃,形成系列,沒有與教科書的編寫通盤考慮形成一體;其次,電教教材的編制大多未從課程整體教學來設計;再次,電教教材往往是完成了事,沒有重視教學應用、反饋和效果評價,因此精品不多。此外,由于缺乏統一規劃和互通信息,經常發生同一選題重復編制或缺門現象。編制的教材又分散各處,無法資源共享,這也造成電教經費的大量浪費,而經費的緊張又直接影響電教教材的制作。故而精品太少。
4.電教部門既已獲得教育效益為目的,同時又掌握著媒體制作設備,具有經濟創收條件,這是一對矛盾。只顧教育效益,影響教職員的生活,勢必人心渙散,電教部門甚至無法生存;只顧經濟效益,教職員收入雖然提高了,但目標偏移,電教部門形同虛設。不論那種情況都會導致惡性循環。為此,必須求得兩者的辯證統一,這里值得注意的是,當前多數單位的興趣熱點在于創造經濟效益,對教育效益關心不夠。再因為沒有相應的傾斜政策,人們不能不為了要增加收入而忽視教育效益的創收。
三解決上述問題的對策及措施
電化教育要面向市場并進入市場,需要有一系列相應的體制改革和政策調整。其中最重要的是更新我們的電化教育觀念。需要從哪些方面作觀念更新呢?
1.要改變單一的計劃經濟體制觀念,樹立電化教育面向市場的新觀念。客觀地講,過去單一的計劃經濟體制下,由上至下發指示,定計劃,撥經費,一包到底建立起的電教機構和體系為電化教育作出過重要貢獻,但隨著工作的深入和發展,這種體制又充分暴露出計劃經濟模式下所共有的一些弊端。由此看出,電化教育要生存和發展,就應該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發展,使自己從單一的計劃經濟體制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從機關、行政型向服務、企業型轉化,面向市場,按市場需求和社會發展的要求發展電化教育,具體地說,就是按照社會教育市場需求發展多媒體教育,面向社會各類教育的需求開發音像技術、信息、資料、人才等市場。改變過去把電化教育看成是消費性事業的觀念,樹立生產性投入的觀念。大量事實證明,要維持電化教育的/再生產0,需要對其消耗的人力、物力和財力進行補償。必須樹立電化教育具有商品性、生產性投入的觀念。目前,教育已被列為第三產業,而且作為對國民經濟發展具有全面性、先導性影響的基礎行業加以大力發展。按照第三產業的運行規律來計算電教投入、產出、成本消耗和價值補償,將會導致電化教育在更高層次上進行改革。
2.在電教和市場經濟關系的討論中,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電化教育工作主動適應市場經濟體制的需要,是電教深化改革的必由之路,也是電化教育難得之機遇。然而亦有少數人對此不理解,不接受,擔心電化教育面向市場進入市場會對教學和科研造成沖擊,其實教授學生,科學研究哪一項都離不開經濟。不按市場規律辦事,只向教育要產出不考慮投入,嚴重違反市場經濟法則,直接反映了不承認知識價值的問題,實質上,只要認清了事物的本質,兩種對立的觀念是會統一到一起的。
3.電教立足教育,走向市場,成敗的關鍵在于你有沒有實力,實力包含了硬件與軟件兩方面,軟件即是人才,人才的去留,經濟收入是一方面,重要的方面卻是要用有關政策來調動專業技術人員的積極性,同時要把好進人關,去其糟粕,留其精華,寧缺勿濫。另外要抓緊電教隊伍的培訓,既要引進經過正規學歷教育的年輕人,也要搞好崗位培訓,要積極開辦講座,崗位練兵、崗前培訓。根據工作需要及崗位確立培養方向,制定培養目標與計劃,對現有人員可分割進行多層次的培養。使工作人員要有比較扎實的專業理論知識,廣博的科學技術知識,一定的外語水平,還要有熟練地操作計算機和上網檢索等應用電子技術的技能。對確實不熱愛電教事業、不思進取的人員要進行清理。可考慮實行優化組合,優秀的人才上崗工作,保證待遇;優化掉的人員則另行安排工作。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要維持正常的生產經營并求得發展，需要不斷地籌集到資金。從企業資金來源的構成來看，企業成長的資金主要來源于兩方面：內部資金積累和外部資金投入。內部資金是指企業留利和折舊資金，由于現階段我國企業的留利水平低，企業發展主要依靠外部資金，而外部資金需要從金融市場上籌集，其中短期資本通過貨幣市場籌集，長期資本則通過資本市場籌集，按照資金是否在供求雙方調劑，可以把長期資金的籌集方式劃分為兩種方式，即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所謂直接融資，是指不通過金融中介機構，由資金供求雙方直接協商進行的資金融通。通過商業信用、企業發行股票和債券方式進行的融資均屬于直接融資。間接融資則是由企業通過銀行和其他金融中介機構間接地向資本的最初所有者籌資，它的基本形式是銀行或非銀行金融機構從零散儲戶或其他委托人那里收集來的資本以貸款、購買企業股票或其他形式向企業融資。
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兩種方式的優劣如何，長期以來在理論界一直存在分歧。有的學者認為銀行的信貸范圍比較廣泛，使得融資具有相對集中性，從而可以調節資金的供求與運轉，開發多種金融商品與融資渠道，使融資成本相對降低、金融風險減小。同時，由于金融機構掌握融資的主動權，能對企業構成信貸約束，有利于信貸資金的合理流向與配置。因此他們得出結論認為間接融資具有相對優勢。而有的學者從發展中國家的國情出發，認為在發展中國家，銀行對企業的低息貸款往往以銀行虧損為代價，使企業的融資成本較淡薄，企業對資金的不合理占用上升，銀行呆帳、壞帳大量增加，由此來看間接融資的成本從總體上并不比直接融資低。其次，銀行對企業的信貸約束，在發達國家里是“硬約束”，然而在發展中國家，政府經常干預銀行信貸計劃，使銀行信貸約束趨于“軟化”，容易產生拖欠貸款現象，使銀行信貸資金不能有效運轉，從而加大了金融體系的系統風險。由此他們認為，間接金融優勢論只適用于發達國家，而在發展中國家，直接融資方式則具有相對優勢。
從實踐中看，各國在融資方式安排上都是二者并舉的。不過，不同國家往往由于歷史傳統和發展階段的不同而各有側重。美國和英國等老牌市場經濟國家由于擁有發達的資本市場，資源配置接近完全競爭，往往形成以資本體系為基礎的直接融資方式為主的模式。而在日本、韓國等亞洲國家，產業發展受政府指導性計劃干預，金融與產業間建立起政府參與的風險共擔機制，銀行在企業參股，積極參與企業經營，銀企之間是一種生死攸關的鏈條式傳遞關系。這樣其融資模式只能是以信用體系為基礎的間接融資，非金融企業很少有機會利用資本市場來籌資，只能轉向通過商業銀行這種信用中介。因此，直到本世紀70年代，英美等國通過企業債券和股權進行的直接融資約占企業外部融資的55.60%，通過銀行中介的間接融資占40--—50%，而日本等亞洲國家則相反，日本的間接融資在外部融資中所占的比重約為80—95%，直接融資只占15—20%。70年代以后，情況才發生了緩慢的反向變化：英美企業增加了間接融資比重，日本企業則增加了直接融資的比重。
（二）
改革至今，我國在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過渡的歷史條件下，在市場機制逐步完善的過程中，企業融資方式也在不斷發生變化。在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下，國家財政代表政府直接注資主導國民經濟運行，并通過各種指令性計劃和行政手段牢牢控制著社會資金的配置和流向，金融的市場化性質被否定，完全成了計劃經濟的附庸工具，這時，根本談不上企業自主地選擇市場化融資方式。
隨著體制改革的進一步深化，國民經濟的流程和運行結構發生了重大的變化，主要表現在：（1）國民收入分配格局中，國家財政參加國民收入分配的比重從1978年的30.9%下降到1997年11.5%，從生產建設型財政逐步轉變為舉債和吃飯型財政，而同時國民收入分配向企業和個人傾斜的趨勢不斷加強，導致財政配置資源的能力下降。（見表1） （2）在金融與企業的關系中，金融由原先作為財政的“出納”轉向逐漸獨立，并擔當企業融資中介，通過“居民儲蓄存款ü銀行貸款給企業ü形成企業的負債資產”這樣的間接融資方式成為社會投融資的主渠道，政府則從過去的對信貸規模和利率的嚴格控制轉到現在的通過存款準備金率 、再貼現率和利率等金融杠桿來調節社會資金配置。由直接影響和決定著企業資產負債結構的固定資本投資來源結構來看，銀行貸款的比重逐年提高，特別是1985年“撥改貸”全面推開后，國有企業的大部分固定資產投資和幾乎所有流動資金都依靠信貸資金。（見表2）從表2中可以看出，1980年以后信貸資金占企業固定投資來源的比重始終在23%以上，而自籌資金中也有一部分事實上來源于信貸資金。這樣，在經濟運行中便形成以銀行間接融資為主導的融資方式，而成為一種以社會資金為支撐、國家銀行集中借貸、國家辦企業的“借貸型經濟”，表現出貨幣計劃經濟的特征。
國民收入分配結構轉變（%）
1980 1985 1990 1995 1996 政府 29 27 23 11 10 企業 6 7 8 28 29 居民 65 66 69 61 61 摘自 “1997中國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
表2 國有企業固定資產投資來源（%）
1981年 1985年 1990年 1994年 1995年 1996年 投資總額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國家預算收入 38. 6 23. 98 13. 20 4.93 5.00 4.62 國內貸款 13.6 23.04 23.62 25.46 23.66 23.65 利用外資 5. 4 5.27 9. 11 7.11 7.89 6.73 自籌資金及其他 42.4 47.71 54.06 62.51 63.45 6 65.00 摘自1997年＂中國統計年鑒＂
隨體制改革的深化，這種以銀行為主渠道的融資體制產生出新的問題，可以從兩方面分析：其一，國有企業的資產負債率逐年上升，目前國有企業的固定資產負債率平均為70%，流動資金負債率已達到平均80%，從總體上看將變成風險極高的全負債運行企業，甚至是資不抵債企業。這一方面是由于企業融資幾乎只有通過銀行，其資產的資本金部分沒有資金來源和注資渠道而無法注入；另一方面是由于這種間接融資方式為主的體系并非建立在如發達國家一樣的理性約束的基礎上，與融資體制相配套的良性的經濟運行機制尚未建立。十幾年來，以放權讓利為主的國有企業改革在發揮企業主觀能動性的同時，又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國有企業吃銀行信貸資金的“大鍋飯”的不良傾向，造成國有企業大量舉債經營，不重視資金使用效益，形成資金負債結構的失衡，加大了國有企業改革的困難。其二，由于體制原因，銀行必須保證國有企業重點資金的需要，而國有企業借款不負經濟責任，甚至只借不還、負盈不負虧，使銀行的信貸約束逐漸軟化，企業的低效益與高負債經營引起的嚴重的虧損，不可避免的要引起銀行的呆帳壞帳。據測算，目前不良貸款占銀行向國有企業貸款余額的25—30%，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逾期、呆帳、壞帳貸款占全部貸款的20%，如果這一狀況得不到改善，國有商業銀行的資本金將消耗殆盡。同時，行業和企業結構調整中的死帳亂帳問題，以及前些年一度出現的“泡沫”經濟破碎后的沉淀問題（如高檔房地產積壓），都集中反映到了銀行，貨幣銀行體系中積累了愈來愈多的不良資產，形成日益巨大的通脹壓力，銀行貨幣體系內長期、潛在的系統風險越來越大，導致社會資源配置使用的低效率和宏觀經濟經濟運行的極不穩定。現在，我們實際靠政權威信、政府信譽使國有商業銀行具有較強的資金吸納能力，如果某些客觀條件發生變化，商業銀行系統風險及其經濟社會后果是難以想象的。
這些問題從深層次看，實質是市場經濟與國有制經濟實現形式之間的矛盾，出路只能是進一步深化改革，實現由計劃融資向市場融資的轉變，發揮市場機制在貨幣資金分配中的基礎性作用。
(三 )
在市場化的融資體系中，直接融資與間接融資兩種方式各有長短，二者相互補充，相互促進，相互平衡。要解決目前國有企業和銀行面臨的問題，最佳選擇就是大力發展直接融資，將國有企業的資本化籌資活動徹底推向市場。
一、國有企業改革需要發展直接融資
目前的問題是，農村資金的短缺使之成為極度稀缺要素，嚴重制約了農村經濟的發展。主要問題不是農戶資金需求不足，也不是政府不想加大農業資金投入，而是市場化取向的銀行商業化改革必然要求其退出農業。
農戶的資金需求一般具有分散、小額化、周期長、風險高、不易監督的特點(文秘站:)，銀行如對其貸款，利潤就比較低。而任何銀行它所追求的利潤只能來源于相對有規模效益的貸款。因此，這就導致了資金的需求和供給兩方面不對稱。不對稱的根本原因在于信息不對稱，銀行沒有辦法了解農戶的貸款需求，農戶也不可能拿出詳盡的貸款報告給銀行，不可能走目前的金融程序向銀行申請貸款。此外，農戶沒有資產抵押條件，即使可以用土地抵押，銀行也難以收回這種隱含農民社會保障的抵押品。實際上如果不使用特殊的或暴力的手段，就連高利貸者也難以收回農戶借款時的抵押品。
從近幾年對農戶的整體調查情況來看，農戶的存款增長幅度大于其貸款增長幅度，因此有大量資金從農村流出也是一個必然的趨勢。表面形式就是農業銀行以及農村信用社吸納農村的資金有所增加，銀行給農戶的貸款卻是減少的。農民的信用需求能夠從銀行和信用社得到滿足的只占到24，連四分之一都不到，這就證明了我們剛才的假設：市場化導向的銀行商業化改革的必然結果是其退出農村信用領域，銀行的資金供給與農戶高度分散的、自給自足和半自給自足的、生活性需求與生產性需求混合在一起的、小額的、周期長的、風險高的、監督不易的資金需求之間信息不對稱、體制不對稱，其嚴重結果是導致農村資金要素匱乏。
作為龍頭要素和最具組織作用的要素——資金，它如果退出農業，就會導致任何力圖加大農業投入的政策措施都不能落實，增加農民收入的良好愿望只能落空。這就會引出一個問題：在整個國家堅持市場化改革取向的同時，農業經濟無法實現市場經濟。這怎么來解釋：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它調控的是什么？它是在邊際收益遞減的規律作用之下調控那些遞減的要素，使那些邊際收益可能遞增的要素替代那些邊際收益遞減的要素。
那么什么要素的邊際收益是遞減的呢？很明顯，是勞動力要素，而資金要素是過度稀缺的。因此就必然會產生這樣一種現象：在農村搞高利貸是最賺錢的。資金要素的邊際效益是上漲的，但由于銀行資金供給與農戶資金需求之間的矛盾，資金沒法通過國家金融部門進入農村，因此農村成為資金要素過度稀缺的一個領域。土地要素也不能增加，因為它是人均占有的，而且由于土地承擔農民的社會保障，所以土地要素的流轉比例低。因此，盡管勞動力要素的邊際效益降為零，甚至是負值，它也當然不能被替代。
因此，我們說，用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來自發調控資源，在農業生產領域很難發揮作用，用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來調控農業結構更有可能會出問題。當我們的政策取向是建立在這樣一個基本思路上的時候，農業、農村經濟所遇到的困難與這種政策取向的善良愿望之間似乎就出現了不相一致。
中國的農村經濟問題不能靠外資來解決九十年代后期城市經濟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是靠外資不斷增加來維持的。
那么，農業經濟的發展能不能靠外資呢？我的回答是不可能。因為，外資是不會投向高度分散的、自給自足和半自給自足的、生活性需求與生產性需求混合在一起的、小規模的、周期長的、風險高的農業經濟的。因此可以說，既不能按照城市經濟發展的思路來解決農民、農村和農業問題，也不能靠外部市場來解決農業和農村經濟問題。
簡單地強調用市場化的路子來調整農業結構可能走不通，因為單純開展“農業”的結構調整已經走到頭了，九十年代中期以來的兩次大幅度提高糧食收購價格，導致農業主產品的成本在“天花板”價格(國際價格)之上，此后小農經濟條件下惟一能夠維持農業簡單再生產的內在機制，是農民在家庭經營內部自己把勞動力的收益降為零，甚至是負值。在這種情況下，對農業的一切政策設計，包括政府對農民直接進行補貼，其效果都不可能明顯。
農村政策研究應該體現“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從以往的經驗看，一方面我們認識到，市場化的制度最早是在中國農村經濟體制改革中被借鑒的，那時候的城市仍然在維持計劃經濟；并且由于政府對農村采取休養生息的讓步政策，放開了對農民的人身控制，因此，農村的市場經濟制度并不是被設計好、被推行下去的，實際上是在農民作為利益主體的條件下，自發地與農村傳統制度結合，才發揮了市場的作用。
另一方面，后來農村發展面臨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則與城市改革從原來的國家計劃經濟體制轉變為部門壟斷體制以及在國家大規模對外開放進程中部門壟斷與國際資本結合有關。這顯然已經導致農村經濟外部環境發生根本改變。以往的教訓表明，再單純地強調農業的市場化改革解決不了農村經濟的復雜矛盾。如果政府真的想扶持農業，必須從國家安定團結的大局出發，放開某些壟斷領域，讓農民合作經濟參與進來。
農村經濟發展對策的深入討論第一，中國農村是典型的小農經濟，必須用適宜小農經濟的思路來解決農業問題。
首先要看到，我國的小農經濟中，以種植業為主的農業，其投入產出比下降為負值其實是個必然的過程。要想有針對性地進行理論創新和體制創新，就不能照搬西方，而東亞小農經濟社會模式的基本政策安排——東亞模式——是更值得我們借鑒的。東亞模式的主要特點就是對農民合作社采取特殊政策放開農業外部規模經營。因為純粹的農業生產沒有規模效益，政府對農民進行補貼又由于交易費用太高而不可能補到每個單一的農民頭上，因此，只能靠農業外
部規模來補充農業內部收益下降的損失，政府只能是放開與農業相關的領域，讓農民合作經濟進入。與農業相關的這些領域包括：農村信用、保險、生產資料購銷、農產品的加工，以及農副產品的批發等。所有這些農業生產外部經營領域都能形成規模、產生利潤，而惟獨種植業產生不了利潤。外部合作經營所產生的收益必須通過合作社內部收益分配補貼到種植業上去，否則東亞小農經濟從事的農業就很難持續下去。
其次是政府對農業的投入要針對那些有組織的合作社，而不是直接投給農戶。這還是由于政府與單個農戶的交易成本過高。近年來提出的糧食流通體制改革、稅費改革等政策都是以為政府可以與九億農民進行直接交易，其實五十年的經驗教訓證明這是做不到的。政府能做的是，對農村的投入和補貼不是用于部門或者部門下設的企業，而是直接用于農村基層合作經濟組織。比如，政府對合作社的農產品加工項目投入，政府投入可以計股(政府股權甚至可以占到50以上，保證政府投入的資金不被私人占有)，但不能拿回收益。政府股權收益只能通過合作社內部分配用于農業生產補貼和農村公益事業開支。
不過，即使我們采納了東亞的合作經濟模式，也僅僅意味著我們其實將小農經濟條件下必然不斷推高的農業生產成本消化在其他涉農行業領域返還的利潤之中，而這并沒有解決農業規模不足的根本問題(美國勞動力人均土地面積為八百多畝，中國僅為四畝多，相差二百倍)，中國的農業依然無法與國際上的規模農業去抗爭。
第三，現在必須盡快啟動城市化，否則就很難解決農村經濟結構調整問題，也難以帶動國民經濟整個一盤棋的發展。
在堅持市場化取向的改革進程中，銀行的商業化體制改革要求銀行完全按照市場經濟的運行機制來判斷其經營行為，從金融部門看這當然無可厚非。但從中國農村發展的需求看則應該另外評價。因為，商業化的正規金融機構是不可能適應農戶由于高度分散并且兼業經營而提出的資金信用需求的，商業銀行和小農經濟這兩方面的對接有問題。我認為，農戶經營高度化分散是其根本特點，銀行的商業化改革也確實要求其追逐利潤，規避風險。所以，銀行和農戶任何一方都沒有對錯之分。
目前的問題是，農村資金的短缺使之成為極度稀缺要素，嚴重制約了農村經濟的發展。主要問題不是農戶資金需求不足，也不是政府不想加大農業資金投入，而是市場化取向的銀行商業化改革的必然結果要求其退出農業。
農戶的資金需求一般具有分散、小額化、周期長、風險高、不易監督的特點，銀行如對其貸款，利潤比較低。而任何銀行所追求的利潤只能來源于相對有規模效益的貸款。因此，這就導致了資金的需求和供給兩方面不對稱。不對稱的根本原因在于信息不對稱---銀行沒有辦法了解農戶的貸款需求，農戶也不可能拿出詳盡的貸款報告給銀行，不可能走目前的金融程序向銀行申請貸款。此外，農戶沒有資產抵押條件，即使可以用土地抵押，銀行也難以收回這種隱含農民社會保障的抵押品。實際上如果不使用特殊的或暴力的手段，就連高利貸者也難以收回農戶借款時的抵押品。
從近幾年對農戶的整體調查情況來看，農戶的存款增長幅度大于其貸款增長幅度，因此有大量資金從農村流出也是一個必然的趨勢。表面形式就是農業銀行以及農村信用社吸納農村的資金有所增加，銀行給農戶的貸款卻是減少的。農民的信用需求能夠從銀行和信用社得到滿足的只占到24%，連1/4都不到，這就證明了我們剛才的假設：市場化導向的銀行商業化改革的必然結果是其退出農村信用領域，銀行的資金供給與農戶高度分散的、自給自足和半自給自足的、生活性需求與生產性需求混合在一起的、小額的、周期長的、風險高的、監督不易的資金需求之間信息不對稱、體制不對稱，其嚴重結果是導致農村資金要素匱乏。
作為龍頭要素和最具組織作用的要素---資金，它如果退出農業，就會導致任何力圖加大農業投入的政策措施都不能落實，增加農民收入的良好愿望只能落空。這就會引出一個問題：在整個國家堅持市場化改革取向的同時，農業經濟無法實現市場經濟。這怎么來解釋：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它調控的是什么？它是在邊際收益遞減的規律作用之下調控那些遞減的要素，使那些邊際收益可能遞增的要素替代那些邊際收益遞減的要素。
那么什么要素的邊際收益是遞減的呢？很明顯，是勞動力要素，而資金要素是過度稀缺的。因此就必然會產生這樣一種現象：在農村搞高利貸是最賺錢的。資金要素的邊際效益是上漲的，但由于銀行資金供給與農戶資金需求之間的矛盾，資金沒法通過國家金融部門進入農村，因此農村成為資金要素過度稀缺的一個領域。土地要素也不能增加，因為它是人均占有的，而且由于土地承擔農民的社會保障，所以土地要素的流轉比例低。因此，盡管勞動力要素的邊際效益降為零，甚至是負值，它也當然不能被替代。
因此，我們說，用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來自發調控資源，在農業生產領域很難發揮作用，用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來調控農業結構更有可能會出問題。當我們的政策取向是建立在這樣一個基本思路上的時候，農業、農村經濟所遇到的困難與這種政策取向的善良愿望之間似乎就出現了不相一致。
二、中國的農村經濟問題不能靠外資來解決
九十年代后期城市經濟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是靠外資不斷增加來維持的。
那么，農業經濟的發展能不能靠外資呢？我的回答是不可能。因為，外資是不會投向高度分散的、自給自足和半自給自足的、生活性需求與生產性需求混合在一起的、小規模的、周期長的、風險高的農業經濟的。因此可以說，既不能按照城市經濟發展的思路來解決農民、農村和農業問題，也不能靠外部市場來解決農業和農村經濟問題。
簡單地強調用市場化的路子來調整農業結構可能走不通，因為單純開展“農業”的結構調整已經走到頭了，九十年代中期以來的兩次大幅度提高糧食收購價格，導致農業主產品的成本在“天花板”價格（國際價格）之上，此后小農經濟條件下唯一能夠維持農業簡單再生產的內在機制，是農民在家庭經營內部自己把勞動力的收益降為零，甚至是負值。在這種情況下，對農業的一切政策設計，包括政府對農民直接進行補貼，其效果都不可能明顯。
三、農村政策研究應該體現“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從以往的經驗看，一方面我們認識到，市場化的制度最早是在中國農村經濟體制改革中被借鑒的，那時候的城市仍然在維持計劃經濟；并且由于政府對農村采取休養生息的讓步政策，放開了對農民的人身控制，因此，農村的市場經濟制度并不是被設計好、被推行下去的，實際上是農民作為利益主體的條件下，自發地與農村傳統制度結合，才發揮了市場的作用。
另一方面，后來農村發展面臨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則與城市改革從原來的國家計劃經濟體制轉變為部門壟斷體制、以及在國家大規模對外開放進程中部門壟斷與國際資本結合有關。這顯然已經導致農村經濟外部環境發生根本改變。以往的教訓表明，再單純地強調農業的市場化改革解決不了農村經濟的復雜矛盾。如果政府真的想扶持農業，必須從國家安定團結的大局出發，放開某些壟斷領域，讓農民合作經濟參與進來。
四、農村經濟發展對策的深入討論
第一，中國農村是典型的小農經濟，必須用適宜小農經濟的思路來解決農業問題。
首先要看到，我國的小農經濟中，以種植業為主的農業，其投入產出比下降為負值其實是個必然的過程。要想有針對性地進行理論創新和體制創新，就不能照搬西方，而東亞小農經濟社會模式的基本政策安排---日韓臺模式---是更值得我們借鑒的。日韓臺模式的主要特點就是對農民合作社采取特殊政策放開農業外部規模經營。因為純粹的農業生產沒有規模效益，政府對農民進行補貼又由于交易費用太高而不可能補到每個單一的農民頭上，因此，只能靠農業外部規模來補充農業內部收益下降的損失，政府只能是放開與農業相關的領域，讓農民合作經濟進入。與農業相關的這些領域包括：農村信用、保險、生產資料購銷、農產品的加工，以及農副產品的批發等。所有這些農業生產外部經營領域都能形成規模、產生利潤，而唯獨種植業產生不了利潤。外部合作經營所產生的收益必須通過合作社內部收益分配補貼到種植業上去，否則東亞小農經濟從事的農業就很難持續下去。
其次是政府對農業的投入要針對那些有組織的合作社，而不是直接投給農戶。這還是由于政府與單個農戶的交易成本過高。近年來提出的糧食流通體制改革、稅費改革等政策都是以為政府可以與9億農民進行直接交易，其實50年的經驗教訓證明這是做不到的。政府能做的是，對農村的投入和補貼不是用于部門或者部門下設的企業，而是直接用于農村基層合作經濟組織。比如，政府對合作社的農產品加工項目投入，政府投入可以計股（政府股權甚至可以占到50%以上，保證政府投入的資金不被私人占有），但不能拿回收益。政府股權收益只能通過合作社內部分配用于農業生產補貼和農村公益事業開支。
不過，即使我們采納了日韓臺的合作經濟模式，也僅僅意味著我們其實將小農經濟條件下必然不斷推高的農業生產成本消化在其他涉農行業領域返還的利潤之中，而這并沒有解決農業規模不足的根本問題（美國勞均土地面積為800多畝，中國僅為4畝多，相差200倍），中國的農業依然無法與國際上的規模農業去抗爭。版權所有
第二，現在必須盡快啟動城市化，否則就很難解決農村經濟結構調整問題，也難以帶動國民經濟整個一盤棋的發展。
利率與匯率之間的關系問題一直受到國際金融理論學術界的普遍關注。利率和匯率作為本國貨幣對內和對外價格的表現，成為宏觀經濟變量中金融信號的核心。在某種意義上，利率是本幣資金的價格，匯率是以本幣表示的外幣價格，是兩個國家貨幣之間的相對價格。另外，利率和匯率也是衡量經濟運行狀況的重要指標和調節經濟運行的重要杠桿，這在具有發達的貨幣市場和外匯市場、市場化的利率水平以及完全的可自由兌換貨幣的國家表現得尤為突出。
研究利率與匯率的協調對我國貿易經濟的影響，對于把握利率和匯率的變動規律，協調本國的利率和匯率政策，減少金融動蕩所帶來的損害，實現一國的內外均衡都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二、中國的利率——匯率傳導機制
中國目前處于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特殊時期:價格信號市場化程度較低;中央銀行根據經濟態勢確定基準利率，貨幣市場利率由市場決定，但大部分利率實行管制;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的利率彈性較低;資本賬戶尚未開放，并在嚴格結售匯的基礎上實現經常項目可兌換，國際短期資本流動受到嚴格管制:外匯市場限于中央銀行與外匯指定銀行間，匯率可以在中央銀行與少數幾家商業銀行之間決定，定價形式類似于微觀市場理論中的“雙頭壟斷模型”，中央銀行能夠設法屏蔽利率變動對匯率的影響，匯率在很大程度上成為可操作的外生變量:外匯市場封閉，貨幣市場不發達，資本市場不規范，三者之間缺乏聯系。
在完善市場情況下，利率與匯率主要根據貨幣市場、資本市場和外匯市場的供求狀況決定，市場之間的關聯性決定了利率對匯率的影響機制。鑒于中國特殊的國情，人民幣的利率與匯率無法通過市場機制建立直接的必然聯系，利率變化對匯率的作用更多的是通過對宏觀貿易經濟的調控作用及對投資者心理預期的影響來間接實現的。
具體表現為：
（1）在資本大量外流或外資流入減少時，國際收支可能出現逆差，其道理與固定匯率條件下相同，但所不同的是本幣將會貶值。本幣貶值，出口增加或進口減少，出口乘數效應導致產出上升，經濟回升和國內利率上浮，阻止資本外流或加大外資流入。
（2）在資本大量流入時，一方面貨幣供應量增加，通貨膨脹率上升和國內實際利率下降，放慢或減少外資流入；另一方面匯率升值，進口增加或出口減少，產出下降和經濟增長房慢，利率下浮。
（3）在浮動匯率制度下，國際經濟波動的傳遞影響較大。當國外名義利率上升，
將導致本國貨幣貶值，出口增長，官方匯率儲備增長，貨幣供應量增加，通貨膨脹壓力加大。為遏止通貨膨脹，被迫提高本國利率水平，產出下降。
（4）在浮動匯率條件下，市場短期因素（包括市場預期等）會使外匯市場供求發生反常的變化，中央銀行通常會以影響短期利率的方式來防止短期資本流動，從而減少匯率的波動。
總之，匯率的靈活性越大，貨幣政策的自主性就越大，一直短期的投機性資本流入的能力越強，在實體經濟沖擊和金融沖擊情況下，資本項目開放與浮動匯率制度的搭配優于與固定匯率制度的搭配。
三、利率與匯率的協調對我國貿易經濟的影響下的對策
（一）構建貨幣政策組合，發揮利率機制“內在穩定器”功效
市場化的利率和富有彈性的匯率機制緊密協調，是建立靈活有效的金融宏觀調控機制的重要前提，中央銀行運用利率、匯率的多種可選擇的操作方式，迅速、及時、準確地進行政策傳導，通過完善的貨幣市場和外匯市場，維護金融市場穩定和經濟安全。盡管利率機制不能完全化解人民幣升值壓力，但市場導向的利率形成機制能夠發揮“內在穩定器”的作用來舒緩國際儲備增加帶來的幣值壓力。在人民幣匯率穩定的前提下，貨幣當局應逐步放寬對名義利率的管制，實現均衡的市場化利率，以此對沖匯率壓力。在實際利率上升時，貨幣當局必須相應擴大匯率的浮動范圍，以提高貨幣政策的調控效力。與此同時，應保持對國際資本流動的必要限制，以提高貨幣政策調控能力。
（二）大力發展短期貨幣市場，減緩外匯市場的需求波動
短期貨幣市場是短期資本流動的緩沖和吸收場所，在人民幣自由兌換后要使外匯市場能活躍，外匯供求能相對平衡，除了要具備多種外匯交易的品種外，還將允許大量外匯投機的存在。而外匯投機存在的必要前提是短期貨幣市場，其中包括資金拆借市場、融資市場、短期國庫券市場以及其他富有流動性的短期票據和短期信用工具市場。當外匯供大于求時，投機者從短期貨幣市場獲取人民幣資金，購入外匯;反之，則拋出外匯;而政府則通過短期貨幣市場上的操作(買賣短期國庫券、調節短期利率)來影響匯率和貨幣流通。因此，中國應建立一個十分發達的短期貨幣市場，并靈活運用短期利率進行貨幣市場操作，通過提高利率(貼現率)或發行高利率的短期信用工具(如國庫券)，將資金從外匯市場吸引到貨幣市場，從而減輕外匯市場上的需求壓力，許多國家(如日本)有這方面的成功經驗。
（三）充分監管是市場化利率正常運行的重要保證
金融體系是配置金融資源的場所，利率是金融資源的使用價格，當沒有金融資源配置的數量約束(如信貸規?？刂?時，利率是配置金融資源的最主要信號。但金融市場存在嚴重的信息不對稱現象，利率常常不能正確反映金融資源的供需狀況，這也是利率常常受到管制的理由。對高利潤的追逐很容易使銀行青睞于高利率貸款，而高利率往往與高風險伴隨，因此，高利率貸款往往不是增加利潤，而是增加銀行不良資產，增加銀行的經營風險。
在管制利率的情況下，銀行無法突破利率上限，涉足高風險項目不僅不能通過高利率來增加銀行利潤，反而會加大經營風險，因此，不需要太多的其他監管手段，銀行也不會大量涉足高風險項目。但如果放開利率管制，利率由銀行自行決定，則只有對銀行的資本充足率和資產負債業務進行充分監管才能有效抑制銀行經營者產生道德風險而大量涉足高風險領域。日本在利率自由化初期因為監管手段不到位而發生了小存款機構的大量倒閉現象，智利也因為同樣的原因在利率自由化以后發生了銀行支付危機。貨幣當局敢于放松利率管制并不是因為金融市場的信息不對稱問題己經消失，而是金融體系己經更加成熟，金融監管手段更加完善。只有對金融市場進行充分監管才能確保市場化利率能夠正常運行。
四、結論
近年面對美元的貶值，人民幣升值的壓力也逐漸增大。在這一過程中，如何利用利率和匯率的互動關系傳導作用，處理好利率政策與匯率政策的協調，促進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控，維護國家經濟安全，把國際金融市場對我國貿易經濟可能造成的沖擊降低到最低程度，是事關國家貿易經濟安全的重大問題。
摘要：經濟全球化是世界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隨著經濟全球化的進一步發展，各國之間的貿易經濟聯系相互融合，相互滲透。而匯率和利率作為一國資產的價格在此起到了中介的作用，它將各國之間的貿易經濟往來相互聯系起來，使得世界經濟貿易的發展順利進行。因此，本文將嘗試利用匯率和利率變動的相關理論和相關手段，立足中國國情，把握發展動態，對在匯率和利率變動方面所產生的貿易發展效應理論和應用層面上做出一些探索，并在策略方面得到驗證。
關鍵詞：市場化，利率，匯率
參考文獻：
一、經濟全球化與中國入世的必然性
“經濟全球化，即資源在全球范圍內的自由流動和配置。”①經濟全球化是在全球范圍內的有機經濟整體，是國與國之間進行經濟貿易與資本流動，促進各國間技術與文化的交流，最終達到各國間相互依存，互幫互助的目的。也可以說經濟全球化是一個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世界發展潮流。經濟全球化，不僅使資源和生產要素在全球得到合理配置，而且也促進了資本和產品在全球性流動；不僅使科學技術在全球大幅擴張，而且促進了不發達地區經濟的發展；這不僅是人類發展進步的表現，而且也是世界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梢哉f經濟全球化是一把雙仭劍，既是機遇，也是一種挑戰。這些問題對于科技比較落后的發展中國家表現尤為突出，因此建立公平合理的新的經濟秩序迫在眉睫，以保證競爭的公平性和有效性。尤其是進入21世紀以來，經濟全球化和跨國公司的深入發展，從根源上帶動了生產力和國際分工的高度發展，也給世界貿易帶來了重大的推動力。
新世紀之初，中國的國際和國內環境發生了急劇的變化。知識經濟的發展形成了當前及未來政府管理的時代背景：經濟全球化和世界政治格局的演變成為中國發展的宏大的國際環境，“國內經濟發展的現狀和未來趨勢以及政治環境是政府管理更為直接現實的基礎”。②而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起步晚，速度慢，資源短缺，是經濟發展的一大弊端。并且由于世界各國經濟形勢的多樣性，各國之間存在一定制度上、政策上的差異，公平競爭就成為了一個重要議題。中國的入世之舉，正為中國的發展提供了一個契機。因此，我們要從全民的利益、中國未來的發展及其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來考慮中國的入世之舉。經過20年的改革開放，中國雖作為發展中國家，但是卻已改變其貧窮、落后、保守的狀態，正在向世界發達國家靠近，我們已經有能力參與世界競爭。入世的最大意義是要建立一個有助于發揮中國能源潛力的現代經濟體制，而不是某些具體行業的得失。入世使中國步入富強也不在是理想，而即將成為現實。
二、NGO-新時期社會組織
近年來，在國內外基金的支持下出現了一些以行動支持和理論研究為基礎的民間組織，并且他們都具有自己的特色。NGO就是其產物。NGO（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即非政府組織，“世界銀行把只要他的目的是扶貧救困，維護窮人利益，保護環境，提供基本社會服務，都稱為非正式組織?！雹垡嘟凶觥懊耖g組織”、“非盈利性組織”、“第三部門”。NGO主以扶貧、環保和對弱勢群體的幫助理論研究及為主。參與這些NGO研究的志愿者都是經過嚴格培訓，具有一定的專業背景的熱心于公益事業的人士和研究人員。非政府組織作為與政府組織和營利組織同時并存，在社會管理中作用日益凸顯。公共事務管理主體多元化也成為了NGO在社區發揮作用的必然趨勢。社會公共事務主要包括教育、科學、文化、衛生、體育、環境等領域。社會形勢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變，涉及領域也隨之不斷完善，地域也在不斷擴展。長期以來，政府在社會事務中處于主導地位，但是伴隨著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的發展，人們的生活需求正從依靠單位分配向依靠市場和社區來 提供和解決，亦出現了“單位人”像“社會人”、“社區人”轉變，基層社區成為了人們的主要活動基地，也就逐漸形成了“小政府”，“大社會”的格局。社區也就將承接企業剝奪出來的社會職能以及社會轉移出來的服務職能。但是社區在協助政府做好與居民的相關工作中由于任務繁重，人手不足，已顯現出時間和精力上的匱乏。而那些帶有公益性、自愿性、非營利性的民間組織的介入，也就可以有效地解決這個問題。
中介組織的出現，使政府職能轉變成為可能，社區居民自治也成為可能，同時NGO服務人員走向專業化、職業化的社工隊伍也成為可能。NGO作為政府與百姓的橋梁和紐帶，表達著民眾的利益和愿望，居民可以通過NGO參與社區和政府的交流，對話與對策，參與對社會事務的訴求，為社區創造良好的環境和條件。并且隨著中國加入WTO，中國城市社區建設也在逐漸向國際接軌，可見，NGO在社區建設中必將會展現他特有的價值。
三、中國NGO現狀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中國自“入世”以后，一些國家也先后承認了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隨著改革的深入發展，社會利益多元化所帶來的社會矛盾變得錯綜復雜。政府為了協調利益，化解矛盾而承受著前所未有的巨大壓力。社會對社會生活各領域“大包大攬”的治理方式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已難以繼續下去。以社會力量來處理社會事務也開始受到關注并逐漸成為共識。改革促進了經濟發展，并初步實現社會由傳統型向現代型轉變。社會的總體分工是由政府總攬全部事務和支配資源的計劃經濟體制向國家、社會、市場之間的分工而構成的多元化經濟體制轉化。“在政府職能收縮、計劃經濟解體過程中：“首先經濟領域從政府的絕對控制下逐漸獨立出來，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得到肯定?！雹?/p>
中國的NGO主要包括社會團體、基金會和民辦非企業單位，大部分是根據計劃經濟時代的規定原則建立起來的。從中國國情看，目前我國的法律和市場仍有待完善，人員素質有待提高，而由政府主導并發展的NGO，是一種不斷完善社會治理機制，正與我國的國情相符。依據現行法規，我國的社團形式是多種多樣的，他們是由公民自愿組成、為實現會員的共同愿望、按其章程開展活動的非盈利民營組織，主要包括一些自發的協會和學會，助人的基金會和聯誼會，各種團體的商會，研究會等。他們都有一個共同屬性，他們的主要功能是開展公益活動，其社會定位是作為政府與社會間的溝通橋梁與紐帶，并附有一定社會行為規范職能的中介組織。
NGO的基本屬性是緊隨著市場經濟發展而來的，但是，我國的NGO與蓬勃發展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比較，還存在一定的差異。缺乏人才、資金不足是NGO發展的首要問題；政治社區不分、放而不活是NGO發展的關鍵問題；法律不完備也是阻礙NGO發展的一道屏障。并且NGO自身領域的一些問題，也是較為突出的，有的人打著NGO公益的旗號，濫用減免特權；也有的人進行非法集資，觸犯國家法律，造成財務混亂，內耗嚴重，等現象。
隨著市場經濟的改革，打破了政府與社會法人一元化格局，社會上的一些經濟組織和社會組織逐漸取代了政府在經濟、社會領域的主導地位。社會領域也走上了自治化進程，主要表現在其被賦予的自越來越大，還引進了許多的新主體，并推進其發展壯大。由此可見，政府行使社會管理職能時不可能將全部事務納入管理范圍的，因此政府不再是所有公共事務的承擔者。從市場經濟發展的趨勢來看，大量社會事務必須由社會自行來管理，某些特定的事務才由政府來管理。于是，隨著政府職能的轉變，客觀上要求存在多元化主體來承接政府轉移出來的職能。
NGO的興起和發展是一種雄厚的社會資本，社會資本也是一種生產力，社會資本的壯大有助于解決社會運行中的難題?！笆袌霾皇侨f能的，外部性、壟斷、宏觀經濟失調、分配不均等問題市場本事是無法解決的。”⑤在面對眾多的社會問題時，政府也可能會出現失靈狀態，為保證社會的穩定，非政府組織作為企業和市場、政府和國家的合作伙伴，也就有義務以及責任幫助政府協調整個社會事務。
四、三者之間的關系
受市場機制的影響，NGO部門當前的發展趨勢是屬于混合形態。由于政府與市場之間的角色轉換在社會中構成的不同身份團體或專業人士，是基于社會的發展因素考慮的，而其最突出的問題卻是轉換中造成貧窮的原因及其理解和對NGO轉型的影響。隨著中國加入WTO，全球化對中國各個領域，尤其是政治領域和經濟領域的影響較大，而且對人們生活方式的影響也在加深，對中國NGO發展的環境也有著重要的影響。隨著中國改革開放政策實施取得良好效果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以及世界經濟結構多元化的逐漸形成，在各個領域也隨之出現了一些比較突出的問題。而在這個時期，政府也在進行著角色的轉變使其無暇顧及全局，而非政府組織的活動卻是極為活躍，在推動社會進步方面，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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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市場化進程與區域經濟發展
市場化在我國更多的是指體制改革進程，即從計劃經濟體制轉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過程。這個過程中不只是簡單的制度編制，而要從整個社會從經濟、法律以及整個政治體制的變動，是一項巨大的任重道遠的工作。區域經濟發展依賴于當地人力、資本、技術等等各個方面的提高與協調發展，講求合理配置，共同發展。要認真研究適合于當地的市場化發展模式與內容，滿足當地的基本資源配置情況，根據當地的市場需求以及全國范圍的市場需求合理制定市場化發展軌道，保障地區經濟平穩發展。
二、市場化進程以及地區工業經濟發展的關系
（一）一個地區的市場化進程完備與高速發展能夠使區域經濟發展成效更大，能夠使地方的制度創新有效轉化成生產力，并使其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勝出。例如我國浙江地區的經濟發展經驗，浙江地區由于大力推進制度創新、體制創新，并大力宣傳市場化的優勢，在廣大民眾間形成積極地觀念，因此才能夠在資源匱乏、基礎薄弱的不利條件下，充分展示當地在鼓勵民營經濟發展上的有利條件，做到產權明晰、機制靈活以及最高的適應性的情況下，最優化配置資源利用率，使其地區經濟得到高效快速的發展。
（二）市場化進程的高速發展還能夠使我國區域經濟能夠趕超國內以及國際競爭。當前在全球經濟一體化以及國際貿易不斷深化的條件和競爭平臺下，中國應充分發揮其勞動力價格低廉、生產成本低的商品出口優勢，不斷提高我國的競爭力。我國必須要不斷統一協調個地方經濟發展的方向和水平，充分利用給予整合資源，最大化拓展市場，使東南沿海地區與中西部地區協調發展，共同促進，從而提高我國整體的市場化進程。
（三）市場化進程過程中應注意協調節奏與發展進度。由于制度修改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處理好的，需要協調各方利益及限制，所需要投入的成本很高，因此，必須充分考慮社會整體承受力，確保當地經濟系統功能有序健康發展，避免因求一步到位而導致的大量的后續麻煩，從而引發類似“休克”癥狀和后遺癥，應該在追求體制創新的前提下，穩步推進地區市場化進程。
三、市場化進程對地區工業經濟發展的啟示
1、有效推進和加強區域經濟體制改革是促進我國整體市場化水平的必要條件之一。當前我國的社會經濟格局與地區經濟發展密切相關，這是制約市場化進程的關鍵，因此，一定要充分抓住我國經濟轉軌以及經濟體制轉換的有力機會，大力推進觀念更新、機制改革等，從而切實加強地區資源的最優化利用，最大化開發地方市場，同時，政府以及相關經濟政策制定部門應緊緊抓住改革有力時機，積極保障企業建立現代化企業制度，協助公司合理化改善公司結構，為市場化進程的推進做好各方準備，從而從根本上推進區域經濟發展的腳步。
2、區域經濟的長遠快速發展依賴于市場化的推進與完善。市場化可以改善地區市場格局，提高地區資源整合進程，從而使其形成有效的市場化局面。另外從另一方面講，對于一些資源很豐富的地區來講，市場化能夠刺激地區資源的最優化配置，從而使地方市場以嶄新的面貌更快速的發展。
3、加快市場化進程，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改革開放以來，由于基本經濟條件、政策環境與主觀努力程度不同，中國城市間市場化程度與經濟發展水平的差距逐漸拉大。這種差距不僅影響欠發達城市居民的生產與生活，而且制約了中國經濟的整體發展。因而有必要加快欠發達城市的市場化改革?；谇钒l達城市市場化改革的內在動力偏弱，政府應該為這些城市的市場化改革提供優惠政策，創造相應的條件。
四、區域工業園區發展產業集群的思路
1、強化市場引導。專業市場與產業發展有著內在的共生關系，專業市場的興旺能夠帶動產業的發展。各地要創造條件，圍繞特色產業辦市場，強化專業市場與特色產業的配套，通過市場建設加速產業集中，為產業發展提供穩定的市場空間。
2、強化政策環境引導。引導布局分散的中小企業逐步集中到專業化園區，加快生產要素的集聚。借鑒發達國家發展專業化產業區的做法，積極研究制定促進產業園區發展的法規、金融、財政、人力資源、可持續發展等公共政策。
3、提高自主創新能力，提升綜合競爭力。鼓勵園區重點企業加強新產品研發，形成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核心產品，增強企業核心競爭力。
4、抓住國際產業向我國轉移、沿海產業向內地轉移的機遇。要引導園區企業積極融入跨國公司全球產業鏈，大企業發展產品互補，中小企業發展配套加工，構筑園區企業與全球生產體系的有機聯系。
結語
總之，市場化進程在區域經濟發展中所具有的效應不但在浙江顯示了它的典型性，而且在全國也具有普遍意義。誠然，各地的社會環境、經濟特點與市場化進程會有所不同，但是，市場化以及市場化進程領先對區域經濟發展能起促進作用的事實則是一致的。不妨說，學術界對全國市場化程度以及區域間排序的研究，其目的之一也在于了解市場化的實際情況，進而證明市場化進程對中國經濟包括區域經濟發展所具有的普遍意義與促進作用，并在認識與實踐兩個層面上全方位推進中國的改革開放，盡快建立起較為完備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促進中國經濟向更高層次、更高水平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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