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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輪多邊貿易會談是WTO第四次部長級會議確立的，WTO成立以來的第一輪談判。它確立了8個談判領域，主要包括：農業貿易、非農產品市場準入、服務貿易及知識產權等方面。由于各成員對新一輪談判的不同期望以及在各項談判議題上存在的尖銳的利益沖突，多哈回合談判進展十分緩慢。到坎昆會議之前，農業談判沒有按照預期達成農業減讓的框架協議。其他領域的談判雖各有進展，但也都沒有完成多哈議程所制定的計劃。坎昆會議，作為多哈回合的中期檢驗，由于在農業問題和是否把“新加坡議題”納入新一輪談判等主要問題上的巨大分歧，最終無果而終。至此，本輪的多邊貿易會談陷入僵局。
新一輪多邊貿易談判的進程
坎昆會議失敗之后，各國都進行了反思，WTO也開始著手對其決策機制進行改革。
世貿組織所作的努力
為了避免重蹈坎昆的覆轍，2003年10月WTO專門成立了一個委員會考慮如何簡化目前必須一致同意方能生效的決策模式等問題。由貿易專家們組成委員會針對導致全球貿易談判崩潰的問題提出了可能的解決辦法：包括“建議當WTO成員對某項協議不同意或不愿參加時，允許他們選擇參與或退出”；“將WTO議程回歸到降低農業和工業品關稅上來”，以及“顯著增加WTO的工作人員規模，以幫助弱小國家”等措施。
2003年12月15-16日，按照坎昆會議的聲明，WTO總理事會議在日內瓦召開，大會主席卡斯提洛（CarlosPerezdelCastillo）做了報告。他提出了對4個關鍵性問題：農業、棉花、非農產品市場準入、“新加坡”議題的技術性解決方案及對今后工作日程的安排。Castillo先生認為新加坡議題是一個有爭議的沒有達成共識的議題。對于這個議題應分開來逐個討論。他建議繼續已經開始的兩個話題即貿易便利和政府采購的透明度問題，并尋求可能的解決模式。其他議題留待以后合適的時間再討論。對于以后工作的安排，Castillo先生建議在2004年年初，各談判小組主席確定之后，重新開啟多哈回合的談判。這次會議為多哈回合談判的關鍵性議題提供了可能的解決途徑，為今后多邊貿易會談的方向指明了道路。
世貿組織的成員所作的努力
2003年11月底，歐盟發表在本輪談判中的最新立場，對于一些關鍵性的問題做出了一定的讓步。歐盟表示，歐盟已做好重返世界貿易談判的準備，并將繼續大力支持WTO框架下的多邊談判，而不會轉去追求零碎分散的雙邊協議。
同時美國也表示了自己的積極態度。2004年1月12日，美國貿易代表佐立克表示，他將給WTO146個成員寫信，敦促大家忘掉坎昆會議的失敗，把精力集中在農產品、貨物和服務貿易的市場準入談判上，并希望不要將2004年白白耗掉。
2004年1月30日，來自亞洲和拉丁美洲發展中國家的外交部長們在馬尼拉召開的會議期間發表一份聯合聲明，呼吁恢復停滯的全球貿易談判，并希望陷入僵局中的WTO市場開放的談判最終能有一個圓滿的結果。
2004年2月11日，在美國和歐盟宣布支持重啟全球貿易談判從而為之注入新的動力之后，WTO146個成員的貿易部長和大使在日內瓦總部舉行為期兩天的總理事會，希望恢復多哈全球貿易談判。
2月27日世界貿易組織宣布，“多哈回合”談判小組已初步確定了重啟談判的日期。非農產品市場準入談判小組將于3月29日至4月1日開始就削減關稅和改善工業品及消費品的市場準入進行談判。規則談判小組將談判日期定在3月16日至17日。服務貿易談判小組將在3月22日和4月2日之間舉行一系列會談，并將于4月2日召開服務貿易談判特別會議。最為關鍵的農業談判，將于3月22-26日進行。除服務貿易談判小組外，其他各組都是自去年9月在墨西哥坎昆舉行的部長級會議失敗后第一次進行會談。
當然也有一些不和諧的聲音。日本經濟日報3月17日在其網站宣布，日本將提出一個新的農業貿易自由化的方案以抵制美國提出的對WTO談判下的所有產品實施關稅限制的建議。瑞士和韓國等其它9個國家也將加入日本的這一動議。
新一輪談判進展艱難，議題的選定充滿了妥協、折中和矛盾，各方分歧難以彌合，這反映了各成員對新一輪談判的不同期望以及在各項談判議題上存在的尖銳的利益沖突，體現出各成員都試圖在這種利益攸關的談判中通過尋求最佳戰略，努力使自己處于有利的地位，以獲得盡可能多的好處。談判，事實上就是一場艱苦的對抗賽。相信新一輪多邊貿易談判將會在艱難中繼續向前推進，各方將會在激烈的討價還價中痛苦地、一點點地讓步，以維持談判的進行?！暗缆肥乔鄣?，前途是光明的”，新一輪談判最后是會成功的。中國相關政策的調整
新一輪多邊貿易會談也是中國加入WTO后，首次作為規則的制定者進行的貿易談判。作為WTO的新成員，作為其中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我國應積極研究對策，以贏得WTO框架下的有利地位，最大限度的維護我國的利益。
促進農業的發展
農業問題一直是新一輪多邊貿易談判的核心問題，在農業問題沒有結果之前，我們應該積極采取措施，加強我國在農產品方面的國內支持。這不僅可以增加未來的談判籌碼，還可以使農民真正受惠，真正做到維護國家利益，保護農民利益。一是要充分運用WTO允許的“綠箱政策”，增加政府對農業的投入，如對農民的一般支出，對農業基礎設施建設、科研教育、技術推廣、病蟲害防治的投入并向農民提供調整結構、保護生態環境的補貼。二是調整和加大“黃箱政策”支持。因為目前我們的補貼還不到農產品總產值的2％，遠小于入世時8.5%的承諾，我們需要做的是改革支援和保護農業的方式。
加強市場保護機制的建立
新一輪多邊貿易談判中有關技術性貿易壁壘和特保措施的談判正在進行。針對我國的入世承諾及談判的進展情況，我國已經建立比較完善的臨時性貿易措施、法規體系和運作機制，按照嚴格的法律規范對國外進口進行反傾銷、反補貼、保障措施的調查、裁決和采取措施。但是不論從這些保護措施的產業覆蓋面還是保護方式來看，保護機制都還不足。另外在保護范圍和程度的把握上也較困難。針對目前國際上運用技術標準、防疫檢疫措施等作為市場保護的工具的情況，我國也應該制定相應的技術保護措施并充分考慮對外貿易的實際情況，根據我國進口產品的不同來源和數量，有針對性地制定一些有利于我國的技術標準。這需要我們不僅要熟悉國際市場各種技術、環境壁壘，還要了解和研究各種不合理的技術法規、標準和評定程序，以及衛生檢疫要求、商事法律，探討研究各種案例。
加強區域合作
在坎昆會議召開之前，WTO多邊談判的進展就已經十分緩慢，以至于成員方已多次錯過了達成多邊框架協議的期限。與此同時，簽署雙邊自由貿易協定，加強區域經濟合作則呈現加速發展的趨勢。盡管區域貿易協定有其局限性，不能像多邊貿易協定那樣給世界各國帶來普遍的、公平的、平衡的好處。但針對目前多邊貿易談判進展緩慢，世界范圍內區域貿易協定興旺的局面，筆者認為，一方面我們應積極參加多哈回合的談判；另一方面，我們應全面啟動雙邊和區域貿易的談判，否則將會有被邊緣化的可能。
推動新一輪多邊貿易會談，重視發展議題，對于中國完善市場經濟，加快我國小康社會的建設意義重大。
一、我國遭遇貿易摩擦的基本情況
2009年全年,我國實現出口總額12018.8億美元,同比下降16%,但受金融危機影響各主要出口國出口貿易也受到嚴重沖擊,我國占全球出口市場份額仍然上升到9%以上,取代德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商品出口國。與此同時,我們應該看到,由于全球貿易總額急劇下滑、各國國內經濟發展困難和矛盾增多、市場競爭更加激烈,貿易保護主義傾向進一步加劇。2009年是我國遭遇貿易摩擦形勢最為嚴峻的一年,成為貿易保護主義最大的受害國,全年共有22個國家和地區對我國發起了116起貿易救濟調查,涉案總額高達127億美元,同比分別增長23%、102%,均達到歷史最高值。其中,美國對華貿易救濟案件涉案總額達76億美元,為上年的5倍多。同時,印度、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等發展中國家也先后對我國出口產品發起了反傾銷和反補貼調查。
貿易保護主義的盛行,在嚴重沖擊全球貿易體系、引發貿易戰的同時,也給全球經濟復蘇以及我國經濟健康穩定發展帶來了不利影響。由于我國外貿結構調整轉型工作才剛剛起步,相當數量的產品和企業仍停留在較低層次的價格競爭策略上,片面追求出口數量,過度依賴能源資源消耗以及廉價勞動力的支撐,不僅給環境保護和應對氣候變化帶來巨大壓力,本身不可持續,而且極易成為貿易保護主義的主要對象。同時,由于應對貿易摩擦的經驗不多,往往會遭受巨額損失。部分國家實施貿易保護主義不符合經濟全球化的趨勢,最終拖累整個世界經濟的復蘇進程。
二、貿易保護主義加劇的主要原因及趨勢
(一)世界經濟復蘇步伐緩慢,全球出口市場萎縮,經濟復蘇和就業壓力使各國對有限市場的爭奪更加激烈
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全球經濟增長明顯減緩,主要發達國家經濟出現負增長。據世界銀行預測,2009年全球經濟下滑2.2%。2008年三季度至2009年二季度,美國經濟連續下滑,至三季度按年率實際GDP環比增長2.2%,四季度增幅雖然有所提升,但失業率仍然居高不下,2009年10月份以來,一直維持在10%或稍高水平,由于經濟復蘇步伐緩慢,難以創造足夠的就業崗位。預計2010年失業率還將上升。2009年歐元區GDP下降4.2%,其中德國、意大利、法國GDP分別下降5.3%、5.1%和2.4%。進入2010年后歐元區失業率達到兩位數水平,創下1999年歐元區成立以來的最高記錄。
經濟衰退,使各主要國家進口量大幅減少,全球貿易量急劇下滑,2008年底至2009年初下跌幅度達到30—50%,預計2009年全年全球貿易量下跌10%以上。為促使經濟回升、保護國內市場、緩解就業壓力,各國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加劇,導致貿易保護主義勢頭不斷加深,提高關稅、濫用救濟措施等手段被頻繁使用。而由于我國經濟、貿易率先企穩回升,勢必成為貿易保護主義的主要對象國。同時部分新興的發展中國家由于與我國的產業結構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相似性,產品競爭范圍不斷擴大,也以各種理由設置貿易壁壘對我國出口產品設卡。
(二)人民幣匯率問題成為各主要國家對我國實施貿易保護主義的主要借口
2009年以來,人民幣兌美元匯率長時間維持在6.82—6.83之間的水平。在美元貶值的情況下,由于實行盯住美元的匯率制度,人民幣也被動地跟隨美元對其他貨幣貶值,實際有效匯率下跌。近期美元呈現一定的升值趨勢,但由于經濟基本面等決定因素并未有實質性改善,中長期來看仍存在貶值的可能,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促進我國出口回升的作用。美國政府對美元貶值采取放任的態度,本身是貿易保護主義的一種隱性表現形式。
(三)哥本哈根會議后綠色壁壘將越來越成為貿易保護主義新的表現形式
近年來,貿易保護手段不斷向著更加多樣、更為隱蔽的趨勢發展,除了傳統的反傾銷、反補貼、特別保障等手段外,技術壁壘、綠色壁壘、環境保護、知識產權保護等更具戰略性的保護手段也逐漸被越來越多的國家采用。特別是哥本哈根會議以后,氣候變化成為影響各國之間經貿關系的重要話題,氣候變化之爭實質是發展權之爭,發達國家試圖將其與保護主義相結合,構筑新的綠色壁壘。歐盟因不滿意哥本哈根會議的談判結果聲稱將考慮推出碳關稅,美國參議院也擬將碳關稅納入審議中的氣候變化法案,如果這些均成為現實,將會給我國大部分的工業產品出口造成強烈沖擊,出口成本將大幅增加,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將在很大程度上被削減,并最終使我國本已開始恢復和改善的出口局面受到拖累。
三、應對建議
(一)切實將經濟增長的動力轉到主要依靠內需上來
除2008—2009年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之外,近年來,其它年份中凈出口對我國GDP增長的貢獻率逐年增加,經濟增長呈現明顯的外需拉動特征,外需波動已成為經濟運行中必須面對的風險。因此,要力爭將持續穩定增長的動力更多地建立在經濟自身和企業內部,堅持主要依靠內需實現經濟健康穩定發展這一長期戰略方針不動搖,保持宏觀經濟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同時注重靈活審慎地把握政策調控的方向和力度,統籌考慮、循序漸進,避免矯枉過正,失去經濟發展既得的良好局面。
(二)轉變粗放型的外貿增長方式
積極推動外貿出口轉型升級,由規模導向型向效益導向型逐步轉變,避免片面追求出口的增長速度和規模,以免激化與主要貿易伙伴國之間的矛盾,促使對外貿易健康、可持續發展。妥善解決國內出口企業之間競相壓價、惡性競爭等問題,引導企業加強自律,提升出口產品檔次,避免盲目的數量擴張和簡單的價格競爭。引導企業加深對WTO規則和貿易救濟知識的了解,加強高附加值產品的研發和制造,學會運用金融工具規避外貿風險,提高應對貿易摩擦的能力。
(三)堅持以我為主,積極穩妥地改革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
密切關注各主要貿易伙伴國和國際市場上主要出口競爭國匯率政策的走勢,積極應對可能因競相實施匯率貶值而引發的貿易戰。堅持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的立場,妥善處理發達國家對我國施加的升值壓力。同時,進一步完善人民幣匯率調控機制,在合理水平上保持人民幣匯率的相對穩定,控制好升值預期。推進外匯市場建設,加強外匯市場價格傳導機制、外匯流動性管理機制和風險防范機制建設。開發適用的匯率衍生產品,鼓勵出口企業運用匯率避險工具規避風險。積極促進人民幣國際儲備、國際結算與國際流通進程。
(四)形成部門合力,建立貿易摩擦應急反應體系
1中美貿易現狀
自上世紀70年代中美建交以來，雙邊經貿合作不斷擴大。據中國官方統計自中美建交以來，雙邊貿易額增長86倍，年均增長17％。至2005年，中美雙邊貿易額已由1978年的10億美元增至2116億美元，中國已成為美國的第三大貿易伙伴和第四大出口市場，美國也已成為中國第二大貿易伙伴和第一大出口市場。2007年兩國貿易額更是突破3020.8億美元。
然而隨著雙邊貿易規模的不斷擴大，中美貿易不平衡問題也日漸凸顯。近年來，美國對華貿易逆差不斷增加。從1979年到1992年的14年里，中方一直為逆差。此后美國對華貿易開始呈現逆差，并持續增長。據中國海關統計，1993年中方順差為63億美元，2000年中方順差297.4億美元，2001年則為281億美元，2004年為873億美元。2005年為1141.75億美元，2006年和2007年分別達到1442.6億美元和1633.2億美元。而據美方統計，1979年至1982年美國為順差，1983年開始出現逆差。1993年美方逆差為3億美元，2000年為838億美元，2001年美方有831億美元的逆差，2004年美中貿易逆差高達1620億美元。2005年則突破2000億美元，2006年達到2325億美元。2007年1至11月，對華貿易逆差也已達2375億美元
隨著中美貿易順差的不斷拉大，中美之間的貿易摩擦問題也日趨增多。自1980年美國對中國的薄荷醇進行首次反傾銷調查開始，迄今美國已對中國產品實施了100多項反傾銷措施，其涉及的中國產品范圍非常廣泛，包括紡織品、自行車等多種產品。并且中美貿易摩擦正從初級產品向工業制成品、高技術產品轉移，從商品貿易向服務貿易轉移。貿易摩擦的對象由原來的初級產品轉向勞動密集型的產品，如紡織品、服裝、鞋帽等又轉向資本密集型產品，如化工、輕工、鋼鐵、汽車等，更進一步向高技術產品轉移。美國已成為世界上對我國產品提起反傾銷訴訟最多、力度最大的國家。
2中美貿易失衡主要成因
2.1雙方統計方法和口徑不同導致雙方統計數據差異
(1)統計方法不同。中美雙方統計采用不同的貿易統計標準進行衡量。美方采用總貿易制，以國境作為統計界限，對進入美國境內存入自由貿易區和保稅倉庫的貨物均列入統計；而中方采取專門貿易制，以關境作為統計界限，存入保稅倉庫的貨物不作為統計，因此造成美方統計范圍略大于我方，使美方“逆差”加劇。美方因忽視轉口和轉口增加值而高估了從中國的進口。中美兩國貿易的很大一部分是經我國香港轉口的。據中方統計，中國對美出口的60％以上是經過以香港地區為主的第三方轉口的，而轉口到美國的商品額中的29％是在我國香港增值的。貨物離開中國后在第三方增加的價值，顯然不應計算為中國的出口。而美方的出口統計因忽視轉口而低估了對中國的出口。此外，美國還因出口統計不完全而低估了對中國的出口值。
(2)美國確定貨物原產地所采用的方法，導致雙方統計上的差異。美國確定貨物原產地所采用的方法是：對一般的進口貨物，通常是根據進口商的申報來判定原產地，被判定原產地為中國的貨物被記錄為來自中國的進口而不考慮是否實際上由中間方出口或者貨物在中間方是否有增加值，因而某些被美國記錄成自中國的進口很有可能是應該記錄為自其他中間方進口的。
2.2中美兩國產業結構不同
2004年我國GDP普查數據顯示三大產業的GDP比重分別為l3.1％、46.2％、40.7％。顯然我國經濟是以制造業為主的國家。而2005年美國三大產業占GDP的比率分別為2.8％、23.4％和73.8％，到2005年則分別為23％，22％和75.7％。顯然美國經濟結構已經轉變為以服務業為主的經濟結構。而以服務業為主的產業結構具有本地化生產的特征，內需傾向突出，制成品的進口對本國生產、消費結構形成補充，因而進口需求旺盛，加之美國由于是過度消費國家，儲蓄率極低，從而導致國內投資和產出或者說供給不足，需要大量進口，而中國又因為自己的資源和勞動力成本優勢承接了大量由美國以及其他發達國家地區在產業升級過程中淘汰轉移的制造業，并且質量又明顯優于墨西哥以及南美等國家和地區，因此美國必然大量進口中國生產的勞動密集型產品；而中國以制造業為主的產業結構，家庭最終消費結構難以與之匹配，且居民收入水平較低，導致國內有效需求不足，進口需求也相對不旺盛。所以由此兩方面原因，所導致的兩國對貿易產品需求的不對稱是造成美對華貿易逆差的長期因素。
2.3世界產業結構調整
2.3.1東南亞國家對華的產業轉移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周邊國家和地區開始進行產業結構的升級和調整，把其已經喪失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到中國，由此形成了中國從這些國家和地區進口原材料及零配件等，在國內進行加工組裝，然后出口到美國和歐洲國家的加工貿易格局。這些國家在向中國進行產業轉移的同時，也把他們在美國的一部分市場和對美國的貿易順差轉移到了中國，形成中國與歐美發生貿易順差，而與亞洲周邊國家發生逆差的貿易格局。
2.3.2美國對華直接投資
美國及西歐一些發達國家在其產業結構升級調整過程中也逐漸將國內喪失比較優勢的產業轉移到中國，其中美國跨國公司在華直接銷售和向母國返銷占據很大份額。有數據顯示，中國大量商品的出口是美國跨國公司向母國進行返銷，中國對美出口70％以上是加工貿易，產品加工的原材料、零部件和包裝物件基本上是美國或其他國家提供的，加上其他運輸和管理成本，約占到該產品的85％左右，而中國獲得的加工費為數甚微，僅占15％左右。據中國商務部統計，中國出口商品80％以上來自外資企業以及跨國公司。
而在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導致各國經濟國界日漸模糊，尤其是跨國公司的全球戰略布局，使得國際貿易已經完全擺脫了傳統的以國界劃分的模式，以往的原產地統計標準已不能客觀、真實地反映國家問的貿易關系的背景下，美方仍采用以原產地規則為核心的國家貿易統計制度，中美兩國在雙邊貿易統計數據上的巨大差異是顯而易見的。
2.4美國對華出口管制造成中美貿易結構扭曲，加劇中美貿易失衡
1949年，出于冷戰的需要，美國制定了“出口管制條例”，朝鮮戰爭爆發以后，美國商務部將中國列入全面禁運的國家名單。隨著1979年中美建交，美國雖然逐步放松了對華出口管制，但在政策規定和執行過程中，仍保留有許多歧視性規定。20世紀90年代以后，美國國會在美對華出口管制問題上的壓力加大，2001年布什政府上臺后，進一步惡意地實施對中國的技術出口限制。諸如通過制定相應的出口管制法律法規、頒布出口管制目錄(如商業管制目錄CCL、美國軍用品管制目錄USML和核管理委員會管制目錄NRCC)、執行許可證審議程序、強化執行機制與懲處力度等手段來管理和控制軍民兩用物品和技術的出口.
高技術本是美國最重要的比較優勢之一，但這一優勢并未在中美貿易中體現出來。在高技術領域，美國一直保持生命科學、電子電機、柔性制造以及航空技術貿易上對華貿易順差,且在電子電機和航空技術貿易上美國對華貿易順差相對較大。然而在生物技術、光電技術、信息與通訊、高新材料、武器以及核技術貿易上，美國卻一直存在著對華貿易逆差。特別是在信息與通訊貿易上，美國對華貿易逆差巨大且呈上升趨勢，2005年達了521億美元，這些舉措不僅未消除美中兩國貿易之間的不平衡，反而更進一步加劇了中美貿易順差。
3應對策略建議
3.1加快開放我國服務業，擴大美國對華服務貿易
由于美國在服務產業上具有明顯的比較優勢，并且對中國的服務業市場一直比較感興趣，而中國服務業根據WTO要求也應逐步開放，因此中國逐步開放服務業，不但可以引入競爭機制和先進的管理經驗促進國內服務業市場的發展，還可以減小中美貿易的不平衡。
3.2實施出口市場多元化戰略
目前亞洲、北美地區一直是中國的主要出口市場，而歐洲，以及拉丁美洲、中東地區、非洲在我國出口地區結構中所占比例甚小，這使得我國外貿與北美、亞洲市場的依賴度過高。尤其是近年來，中國對美國的出口額占出口總額一直保持在21％左右，對美國市場的過分依賴也導致了貿易風險的加大，美國國內經濟狀況直接影響了中國出口貿易的增長。而且由于貿易不平衡和貿易摩擦問題，中國往往處于被動地位。因此，為改變這一局面，政府必須積極實施出口市場多元化戰略，發展同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經貿關系。
3.3對外商投資產業進行積極的調整
如上分析，中美貿易不平衡很大部分是由于加工、轉口貿易以及在中國境內的外資公司或跨國公司。外資的進入雖然有利于國內的勞動力和資源優勢的有效利用和國民經濟的快速發展，但是那些集中在附加值低、勞動力密集型行業的重復投資，不僅不利于中國的產業結構升級，一些高能耗、高污染的產業還給生態環境帶來了壓力和破壞。對外商投資產業進行及時的引導和調整，不僅有助于緩解中美貿易之間的不平衡局面，也有利于我國產業結構升級和經濟的長期可持續發展。
3.4推動經濟結構升級
加強國內產業結構調整，促進產業升級，提高我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實現由貿易大國向貿易強國的轉變。我國的出口產品主要集中在低附加值產品以及以轉口加工貿易方式出口的高附加值產品，從而導致實際獲利小而兩國順差大的不平衡局面。我國應當優化國內產業結構和出口產品結構，依靠科技創新和應用，以政府政策為依托，大力發展高技術、高附加值、低耗能、低污染企業；加快對相對滯后的醫療、教育、交通、環保、住房和金融服務等行業發展，并且適當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健全資本市場和社會保障體制，以擴大內需，促進內向型經濟發展。
3.5完善人民幣匯率體制
在以一籃子貨幣為基礎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的基礎上，增加反映市場供求變化的靈活性進；實施“微幅、雙向、穩中爬升”的調控；適當放大浮動區間；同時配合其他政策。通過市場機制實現匯率水平向均衡水平的調整。這樣不僅淡化給予美方在其國內定價過低的不良印象，也有利于我國對外購買力的提升，有助于緩解中美貿易不平衡局面。
參考文獻
[1]張燕.中美貿易逆差問題分析及對策[J].北方經貿，2007,(5).
近幾年來，我國對外貿易發展呈現出強勁趨勢，既使國際貿易環境出現各種不利的事件，我國的對外貿易規模及貿易上所獲取的利益都出乎經濟預言的料想之外，似乎中國對外貿易在現時代的“無約束”發展超脫了現存貿易理論的普遍解釋范圍，抑或是否中國所表現出來的貿易現象成為貿易理論界中一個值得探討的新課題。其實則不然，中國的對外貿易在改革的進程中，一直堅持自我為中心的貿易方針，即以自我所擁有的貿易上的比較優勢——廉價的勞動力成本為主導，大力開展出口導向型貿易，以此來帶動其他相關產業的興起。同時以這些新興產業為依托，更深層次地改良優勢產業，增強產品的國際競爭能力。其次，多年來的貿易成果積累了充盈的資本，為產業進行結構升級和優化提供了資金上的支持。無論是從產品規模和質量上，都隨著貿易成果擴大而增強，延續了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成本優勢，而且也在產品的國際信譽市場上異軍突起，為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市場擴充提供了保證。但在這個過程中，我國開放貿易在以勞動力成本為依托的貿易商品延續了幾十年，固然已取得不菲的經濟效益，從長遠看整體國家貿易商品結構也出現了嚴重傾斜，沒有形成一個立體層次的貿易結構，即在高、中、低貿易層次中沒有形成一個均衡的結構。而高、中層次的貿易商品在信息和科技為當今經濟發展動力的局面中，往往成為一個國家經濟持續發展的支柱產業。因此，穩妥而快速地推動我國貿易結構優化是關乎經濟發展的重要議題。長期以來，國家金融體系一直在開放的貿易環境下遵循著計劃經濟時的經營體制，在對國有的金融界進行大幅度的整合之后，我國的金融業將迎來一個全新的經營市場。本文就是從當前我國金融體系改革中，以金融發展推動經濟發展的過程中，討論如何借助于金融層面的經濟發展力量來優化我國對外貿易結構。
1貿易結構優化概述
從貿易理論來分，大致可分為靜態貿易結構優化理論和動態貿易結構優化理論。
靜態貿易結構優化理論中主要有兩種代表性理論：一是以大衛·李嘉圖和赫克歇爾-俄林為代表的古典貿易理論。其代表觀點是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價格差是國際貿易產生的原因，而導致價格差的原因則歸結于勞動生產率或技術差異；而赫克歇爾-俄林則是從生產要素的價格差異來討論國際貿易起因，進而指出生產要素的豐裕和稀缺程度決定生產要素價格差，從而致使商品的國際價格差異。二是以克魯格曼為代表的新貿易理論。該理論的構建框架為規模經濟、產品差異和不完全競爭三大分析要素上。在不完全競爭的市場條件下，追求產品規模的經濟效應和產品差異上的消費效應是國際貿易產生的又一動因。新貿易理論是在突破古典貿易理論假設前提下對國際貿易理論的補充。但這兩種理論的出發點都只強調了現存的資源，是在資源總量恒定不變的前提下對生產要素的最佳配置的理論探討，是一個靜態過程。
從動態貿易結構優化理論分析：一是動態比較優勢理論。通過專業化學習、投資創新等后天因素人為地創造出來，強調的是規模報酬遞增，不完全競爭，技術創新。該理論的兩大支撐是技術和資本，以技術創新為主要手段，加快產品中生產要素的轉換比率，同時把技術作為比較優勢的內生變量，強調“干中學”的經濟效應。通過“干中學”以及技術創新鞏固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價格差異，資本的作用在于技術創新和產品生命周期成長和成熟兩個階段，是產品生產在生產要素中的突出因素。因此，在這兩個階段由于技術外溢資本的作用尤為重要。二是波特的競爭優勢理論。波特認為比較優勢可以人為地有意識地選擇策略來配置稀缺資源，將比較優勢轉化為競爭優勢。在波特的競爭理論中，有四個基本的要素：生產要素、需求結構、相關與支撐產業、企業的戰略和競爭程度。波特將生產要素細分為基本要素和高級要素?；疽刂傅氖遣恍枰ㄙM太大代價就能得到的要素；高級要素則需要通過長期投資或培育才能夠創造出來的要素。他認為高級要素最為重要，它們是取得高級國際分工層次的關鍵，一國基本要素的不足可以通過高級要素獲得補償，但是在高級要素上處于劣勢則無法用其他方式有效彌補。競爭優勢注重企業的非價格競爭和創新競爭，關注要素的質量和產品的需求情況，主動地創造比較優勢，在改善貿易結構中，高級要素的決定作用越來越明顯。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把貿易結構優化的過程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貿易動力主要由自然稟賦的比較優勢來決定，在這個階段貿易結構主要是表現為具有比較優勢行業的貿易發展。第二階段中推動貿易發展的動力主要是比較優勢的動態階段，即以規模經濟效應實現貿易結構優化，通過技術外溢和“干中學”效應帶來貿易部門的制度創新，使得比較優勢建立在高級要素稟賦的基礎上，從而上升到后天稟賦層次。第三階段，競爭優勢成為推動貿易結構優化的主要動力，主要體現在三個層次上：技術優勢、規模優勢和創新優勢。此階段以吸收貿易發展帶來的先進技術，逐漸發展成為規模和技術優勢為特征。而在這三個階段的進化過程中，生產技術的改進和生產要素的高級化是發展中國家在優化貿易結構上的兩個關鍵。在當今經濟發展的秉性中，這兩個因素無不與高投入的資本量相關。我國的對外貿易要保持持續的發展，就需要結合當前金融發展的大前提，繼續保持在自我特有貿易低層次上的優勢，同時也要借助于金融促進的力量來構建我國中高層次的貿易體系。
2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中的貿易結構優化
在世界經濟越來越趨于一體化的時候，一國的對外貿易規模幾乎可以代表該國參與全球經濟程度的高低。因此經濟增長中貿易結構的取向和相關調整都對經濟增長率和其發展的持續性至關重要。2006年，中國成為世界第四大經濟體，外匯儲備第一大國。由此可以看出，中國在多年中的貿易策略無疑是成功的，同時在貿易成果展現的主要方面外匯規模的龐大也證明了這一點，即中國金融體系是長期滯后于快速增長的貿易發展勢頭。特別是加入WTO后金融將面臨整體開放的形勢和國內對金融促進貿易發展不利的雙重壓力下，中國金融的發展應更有效地對抗外來金融的競爭以及促進國家貿易在結構上的優化，為經濟的持續增長和貿易進程的良性延續提供恒久的動力推動環境。
首先，從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的理論聯系來看貿易優化的問題，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的關系大致可以表述如下：Patrick把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關系分成兩類，主張金融發展能促進經濟增長的叫做供給主導，主張金融發展只是經濟增長對金融服務需求的被動反映稱為需求遵從。無論是供給主導還是需求遵從的觀點，都明確地指出金融發展水平和經濟增長率之間存在較強的正相關：隨著交易成本理論，信息不對稱理論和內生增長理論研究成果的引入，打破了新古典增長理論中技術進步是保持經濟增長的唯一影響因素的觀點，而把金融發展和技術進步聯系起來；同時也對金融系統的基本功能在對經濟發展的路徑分析中重新界定，并提出了獨特的觀點即通過資本積累和技術進步促進經濟增長（Levine，1997），金融市場通過增加專業化和技術創新促進經濟增長（Smith，1997）。以上研究表明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存在顯著正相關，即擁有發達金融系統的國家經濟增長也較快。筆者在貿易結構優化概述中已經得出技術進步和生產要素的高級化是改善一國對外貿易結構的關鍵，而這兩者在現代經濟中無不與資本量投入的多少相聯系。生產要素的高級化我們已經指出了是要需要大量長期的資金投入才可以獲得的，而技術與資本的關系在貿易結構優化中的關系可以用?？怂沟募夹g進步理論中與資本的聯系獲得。?？怂箤⒓夹g進步分為中性、勞動節約型和資本節約型三種。中性技術進步指的是勞動和資本的生產效率同比例增加，其后果是生產原有產量只需要較少的勞動和資本；勞動節約型技術進步指的是生產中的資本要素的生產效率的增加大于勞動的生產效率的增加，結果是達到原有的產量可使用較少單位的勞動和資本，但資本/勞動比例上升；資本節約型技術進步指的是勞動要素的生產效率的增加大于資本的生產效率的增加，導致生產原有產量現在只需要較少的勞動和資本，但此時勞動/資本比例上升。由此可以看出，在以生產要素投入比例來衡量貿易結構時，生產要素的投入比例在貿易結構優化過程中，資本投入量在生產中所起的作用是決定性的，尤以資本在生產過程中所發揮的效率對改變生產要素的投入比例以及貿易結構的高級進程是資本是否起作用的標準。因此，在金融發展中提高資本在貿易商品生產中的生產效率是替代貿易結構優化中有關金融各方面相關問題的一個核要議題。
我國的金融發展是立足于金融業在混業經營上的趨同，而金融業借助于混業經營的方式來發展，其本身就是追求在經濟增長中金融效率的提升。金融效率從區分上可以從金融的生產性效率和目的性效率來看，生產性效率簡單來看就是企業從金融發展中可以獲得得益于金融效率提高所帶來的收益，目的性效率則是指金融業因為效率的提升而促進了經濟的增長。而這些內在的關系為對外貿易在金融發展的推動下，如何借助于金融資本在企業生產中的運用來通過技術或者是生產要素高級化的實現來優化該國的貿易結構提供了方法。
我國金融的發展在促進貿易結構優化的過程中將通過以下途徑來實現：首先，借助于整體金融業經營方式的轉變，即可以在混業經營方式下多渠道地獲得風險資金從而解決中小企業的融資困境，為企業在生產轉型過程中提供金融支持；其次，金融發展中體現出的金融產品功能，可以幫企業以多樣化方式來應付對外貿易經營中的風險，規避全球經濟負面作用下的貿易風險，改善企業對外經營中的貿易環境，營造企業以技術運用為主體的貿易氣氛，為企業進行改良式的貿易運作奠定基礎；第三，可以合理和充分地利用金融發展帶來的機遇實現企業技術創新。無論是技術引進還是合資生產，都會對中國這樣一個成熟的貿易大國的相關產業產生激勵作用，并在此基礎上進行必要的技術創新，從另一方面來增加我國貿易商品的技術標準。而更為重要的是以此形成我國貿易發展的新格局，為長遠的貿易結構優化和貿易利益獲取建立起有生命力的貿易單元；第四，金融效率在金融發展中的提升不僅可以使得企業在生產中獲得放大性的效應，而且也為企業在產品生產過程中提高資本在生產要素中的比例，促使企業在擴大再生產中為了追求貿易利率而加大對資本的投入量，優化國家貿易結構創造基礎；最后，金融發展對貿易結構良性促進作用反過來又會降低金融系統的風險，尤其在開放的經濟和對外貿易中，兩者在發展的過程是相互促進的。正如我國多年來貿易成果同樣也為國家的匯率和金融安全提供了保障。
3結論
金融和對外貿易是一個國家經濟的兩個方面。對外貿易是積聚金融成果的方式，而金融是經濟發展和對外貿易的保障層面。我國對外貿易的競爭優勢要在金融發展的推動下不僅只能停留在低附加值產品和加工貿易上，還要在高速發展的高技術和高附加值產品上迎頭趕上。以我國的金融發展為契機，以技術進步和技術創新為目的，以金融效率提升為方式促進中國對外貿易的結構升級。同時也要注意到金融發展不利方面，金融發展過程中的風險同樣與資本一樣具有放大性和巨大的破壞性，要在兩者的互動過程中關注金融風險的擴散以及給對外貿易行業帶來的各種風險，積極地防御風險，提高風險防范意識，為貿易結構優化提供有利的保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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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6月11日，中歐雙方就解決近期紡織品貿易爭端最終達成協議，避免了雙邊貿易摩擦的進一步升級。但美紡織業不買中歐模式的賬，美國“夕陽產業”的代表組織美國紡織業制造商協會認為，在美中兩國解決紡織品貿易問題之前，它們會不斷要求政府對更多的中國進口紡織品設限。截至8月31日晚，由于中美在紡織品糾紛問題上的立場依然相距甚遠，被外界寄予厚望的中美第四輪北京磋商無果而終。
眾所周知，紡織業是一個勞動力密集型的產業，相對于發達國家而言是“夕陽產業”，由此，我們不禁想起了維農的產品生命周期理論。
20世紀60年代中期，美國哈佛大學教授維農以美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現象為研究對象，提出了跨國公司直接投資的產品周期理論。維農的產品生命周期理論以產品生命周期中各階段生產區位的變化來解釋國際產業轉移現象。該理論認為，美國企業對外投資活動與產品周期有關，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是企業在產品周期運動中，由于生產條件和競爭條件變動而做出的決策。維農把一種產品的生命周期劃分為創新、成熟和衰退三個階段。在產品生命周期的第一階段，即技術創新時期，由于產品需求彈性較小，成本差異對企業生產區位選擇的影響不大，因此，產品生產一般集中在國內，國外市場需求基本依靠出口滿足。在產品生命周期的第二階段，產品技術逐漸成熟，國內外對產品的需求隨之擴大，產品價格彈性增加，對降低成本的要求十分迫切。同時，產品的樣型已經穩定，仿制開始，技術優勢弱化。由于競爭對手出現以及擔心喪失國外市場，企業紛紛將生產轉移到國外，投資地區一般選在收入水平和技術水平與母國相近的地區。第三個階段是產品的衰退階段，此時，產品已完全標準化，企業的技術優勢喪失殆盡，產品競爭圍繞著價格展開。為了降低成本，企業將生產轉移到勞動力成本較低的國家和地區，以延長產品生命周期，因而，企業該階段的產業轉移主要流向發展中國家。維農認為，在產品衰退階段，企業的壟斷或寡占地位已不復存在，企業之間的競爭基礎是價格和成本。這時企業最關心的是尋找成本低的產品生產區位，于是勞動力成本低的發展中國家，成為跨國公司選擇的最佳生產區位。他認為，那些生產過程需要大量勞動投入的標準化產品最有可能轉移到發展中國家生產。在發展中國家生產的這些產品或是運往國內供應國內市場或是銷往其他國家。
總體而言，紡織業是歐盟國家和美國的傳統優勢產業之一。在上世紀的絕大部分時間里，歐洲和美國無論是在紡織品的生產和貿易上，還是在技術和工藝的創新上都處于世界領先地位。但紡織業又是一個勞動力密集型的產業，歐美的勞動力成本高，已喪失了價格成本的競爭優勢，根據產品生命周期理論，發達國家應該將該產業轉移出去以獲得比較優勢。但是，歐盟和美國的紡織業仍然存在，是一個強勢的“夕陽產業”，而且還常常就此和中國展開貿易戰，大有重新將該產業轉回來之勢。這就和產品生命周期理論的“產品第三階段理論”相矛盾了。仔細想想，維農的產品生命周期理論的“第三階段理論”除了包括“眾廠商相對而言是競爭的，不是寡占或壟斷的”這個假設外，還應包括這樣的條件。那就是（1）發達國家在“原來產業”的衰退階段，已經開始了新產品的研制和投產，并且必須和“夕陽產業”的生產時間上繼起，空間上并存，也就是說產業結構調整已經完成。（注意：“夕陽產業”是“原來產業”轉移一部分后所剩下的部分）。（2）發達國家新產品所創造的新的市場需求，和剩余的夕陽產品所創造的剩余市場需求之和必須大于“原來產品”所創造的市場需求，否則發達國家會吃虧的。用公式表示就是：D1+D2>D3（D1表示新產業的市場需求，D2表示夕陽產業的市場需求，D3表示原來產業的市場需求）。從這個模型我們可以分析，如果D3足夠大，當D1一定時，D2也較大。如果此時將產業全部轉移，也就是D2=0，那么就會出現等式左邊<等式右邊，這樣發達國家的市場需求會縮小，他們就會吃虧。（3）在混合經濟的今天，夕陽產業的轉移必須考慮政府的因素。如果這三個條件不同時具備，在產品的衰退階段，發達國家的產業不會輕易轉移出去。
發達國家的跨國企業轉移產業不僅考慮成本，也考慮了以上所說的三個條件。這就能夠很好地解釋中國和歐美紡織品貿易的爭端，與產品生命周期理論并不矛盾。首先，第一個條件很容易理解，如果新產業和夕陽產業不是時間上充分繼起，空間上充分并存，也就是還沒有進行產業結構調整或沒有充分調整，那么產業的轉移就不可能充分進行。根據紡織業的規模和產業結構的變化趨勢，歐盟成員國大致可分為以下三組。第一組是工業化水平高，紡織業已基本完成產業結構調整的國家，包括德國、荷蘭、英國、瑞典、丹麥、芬蘭等，也是此次不支持甚至反對歐盟對中國紡織品設限的國家。第二組是工業化水平高的紡織品生產大國，產業結構還來不及充分調整，主要包括法國、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是此次要求限制中國紡織品的呼聲最高的國家。第三組是工業化水平相對較低的一些新入盟國家。這組國家又可以細分為包括波蘭、捷克、匈牙利、斯洛文尼亞在內的紡織品生產大國，以及波羅的海的紡織品生產小國，這些國家的勞動力成本較低，其紡織業的優勢也在勞動密集型的生產加工上。這組國家對中國紡織品“沖擊”的體會非常真切，自然會站到支持歐盟設限的陣營中去。其次，我們來看第二個條件。歐美紡織業之所以是強勢的“夕陽產業”，是因為等式右邊的D3足夠大，故D2還具有很大的市場需求。這時發達國家企業會先考慮市場需求，而成本價格劣勢就通過政府來尋求保護。在美國，日益衰落的紡織業和服裝業在經濟中的重要性并不亞于汽車工業，該產業的工業增加值高于汽車工業。50年代末，紡織業的產值占制造業產值的4%，如果把紡織業和服裝業合并計算，它在1980年占制造業產值的5．6%。雖然紡織業已難以再稱得上是歐盟的優勢產業，但是它對于歐盟經濟的重要性仍不容忽視。目前，紡織業產值約占歐盟工業總產值的4%，歐盟仍是世界第二大紡織品和服裝出口國。因此，紡織業和服裝業一直是歐美等國家重要的工業部門。原因就在于D3足夠大，所以D2也很大。再次，在如今混合經濟的時代，國家對經濟實行宏觀管理，而充分就業政策是所有政府宏觀經濟管理的第一個頭等大事。勞動力密集型的產業能夠大規模的吸納就業人員，所以發達國家是不肯輕易丟掉這個重要的夕陽產業。在美國，紡織業和服裝業在經濟中的就業人員的數量高于汽車工業，20世紀50年代末，紡織業的就業就占美國制造業就業人數的6%，如果把紡織業和服裝業合并計算，它在1980年占制造業就業人數的10．6%。在歐盟，紡織業就業人數占歐盟制造業的7%，這樣的產業發達國家怎么能舍得放棄。
因此，產品生命周期理論有它存在的條件，中國和歐美的紡織品貿易爭端是一個正常的經濟現象，用產品生命周期理論可以對他進行解釋?？梢韵胂?，只要”夕陽產業”市場需求大且能吸納大量勞動力，發達國家不會輕易放棄，他們必然會尋求政府去彌補他們的成本和價格上的劣勢。我們只有抓緊產業結構調整，優化出口商品結構，這才是唯一正確的選擇。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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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得來說，貿易摩擦的發生由于兩方面原因導致:(1)外部原因：隨著經濟全球化和貿易一體化的到來，貨物，資金，人力在全球范圍內自由流動，這就對各國的貿易制度和規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這些要求不可能很快實現，隨著雙方貿易關系的日益密切，雙方貿易摩擦不可避免。(2)內部原因：我國自身的貿易中也存在誘發貿易摩擦的原因。我國與許多發展中國家的產業結構相似，國內企業的無序競爭導致大量項目重復，產品存在很大雷同。國內企業對發展中國家提起的貿易摩擦的應訴積極性不高。
二、發展中國家與我國貿易摩擦的現狀及分析
1.發展中國家對華貿易摩擦的現狀。綜合1980年～2005年期間的世界對華的貿易摩擦數據時，可以分析得出：上個世紀的80年代，對華提起反傾銷指控的國家主要集中在發達國家，如美國，西歐等。而到了90年代，一些發展中國家也紛紛加入到對華反傾銷的行列中，如印度，土耳其，巴西，希臘。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以來，世界各國對華反傾銷案件劇增，短短三年就有151件，發展中國家發起了99件，占到65.6%，發展中國家發起的反傾銷調查已經遠遠多于西方發達國家，并呈現出上升的趨勢。
發展中國家與我國的貿易摩擦呈現出以下的一些特征:貿易摩擦程度較淺，在我國與發展中國家發生的貿易摩擦中，貿易摩擦形式比較單一，常常表現為“反傾銷”;涉及的領域主要是集中在紡織，化工產品，金屬制品等勞動密集型產業；貿易摩擦涉及中國的案件越來越多；發展中國家執行反傾銷的力度大，發展中國家對我國的反傾銷執行率超過了世界的平均水平。而在反傾銷稅率上，發展中國家對華反傾銷常采用敵視性的超高反傾銷稅率，帶有明顯的惡意性。
2.貿易摩擦特征分析。(1)發展中國家執行反傾銷的力度大的原因。一方面我國的政府和企業把大部分的注意力放在歐美市場，對發展中國家提出的反傾銷訴訟案件不太重視，造成了這些國家得寸進尺，另一方面是由于發展中國家法制不太完備，反傾銷法律和訴訟程序透明度低，行政機關擁有過多的影響力，中國企業在信息極不充分的情況下不知道如何應戰。(2)涉及領域不廣的內在原因。由于歷史的客觀原因，很多發展中國家的人均GDP遠遠落后于發達國家，這就導致了其居民的消費購買力較弱，同時由于發展中國家貿易政策不透明，政治環境不太穩定等各種原因，影響了企業間進行貿易來往的想法。到目前為止，與發展中國家的貿易量在我國整個對外貿易的份額中所占的比例不到20%，決定了我國與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摩擦領域不會很廣。
3.涉及中國的貿易摩擦案件越來越多的原因。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很多公司紛紛把注意力投向亞、非、拉等第三世界。這就造成了中國大量“價廉物美”的產品的大量的涌入，給當地的相關行業帶來很大的沖擊，且從宏觀來說，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法制并不健全,保護主義思想在其國內也比較盛行，從而導致我國與這些國家的貿易摩擦越來越頻繁，各種貿易摩擦屢見不鮮。
二、再分配模式的朝貢貿易
對于明朝與帖木兒王朝的朝貢貿易而言，帖木兒王朝在政治上是以“明朝”為其想象中的中心，他通過朝貢的方式把自己國內的土特產品進貢到明朝，然后明朝再根據進貢的具體情況賞賜，其賞賜物品中既有中原地區的特產，如茶葉、絲綢、瓷器等，也有從別的國家進貢過來的各種生活用品等。顯然，明朝在不知不覺中就充當了物品“中轉站”的角色，使得整個朝貢圈中的物品得到了流通，解決了某些物品在一定國家的稀缺情況，如明朝戰馬的緊缺、西域各國茶葉、絲綢、鐵器的緊缺等等。李金明進一步明確指出:“朝貢貿易中的附進物貿易本身就是一種國與國之間的長途販運貿易，它具有不等價交換、賤買貴賣的特點，朝貢國既可把海外奇珍當作奢侈品運到中國來，又把中國的一般商品運回本國而轉化為奢侈品。［13］可見，在朝貢貿易過程中，雙方都獲得了高額利潤，而這種收益正是朝貢貿易得以長期維系和持續發展的根源所在。此外，朝貢貿易不僅豐富了朝貢圈中大多數國家的物質文化生活，而且在整個亞洲地區歷史進程中發揮了重要的經濟作用。
在國際貿易中，技術標準和技術條例的本意，或是確保國際交易中貨物質量的一致性，減少由進出口貨物的規格、質量和服務引發的爭端，或是保護消費安全，維護各國消費者的權益，從而促進國際貿易的發展。從GATT到WTO，一直在努力使各成員國的產品標準國際化、統一化，減少和取消貿易技術壁壘。但是，基于技術條例和技術標準的貿易扭曲依然存在，而且越來越呈現出覆蓋率高、沖擊力強、手段隱蔽和復雜化的趨勢，對世界貿易的影響也越來越大。從而使技術標準和技術條例具有促進與扭曲世界貿易發展的兩種截然相反的作用，呈現出雙重性的特點。正如國際標準化組織出版的《標準化的目的和原理》一書中指出：這種貿易的技術壁壘是國際貿易保護的最好庇護所，是調節當今國際貿易的杠桿。形成貿易障礙的技術壁壘扭曲了技術規則的本來面目，使原本有利于國際貿易發展的有利手段變成了阻礙國際貿易正常進行的有效手段。
一方面，貿易壁壘的整體發展趨勢使這種雙重性越來越顯現出來。自從1948年GATT生效以來，經過一次次的多邊貿易談判，關稅壁壘已經得到很大的遏制和削弱，相形之下，各國更注重采用各種“披著合法外衣”的非關稅壁壘，尤其是復雜苛刻的技術法規、技術標準和質量認證制度，以及名目繁多的進出口商品包裝、標志、檢驗和安全、衛生、環保等要求構成了更為隱蔽、更難對付的貿易技術壁壘，成為國際貿易新的障礙。近幾年來，隨著技術密集型產品占世界貿易額的比例進一步上升，高靈敏檢測技術的發展，消費者對商品選擇性的增強，貿易技術壁壘占貿易壁壘的比例呈現出較大幅度的上升趨勢，已經達到80%，其二重性也相應的越來越明顯。
另一方面，技術條例和技術標準本身的特性使其作用具有二重性。其一，技術條例和技術標準之所以能夠構成貿易壁壘，是由于他們往往被以歧視的方式對進出口產品實施，既對進口產品提出特別的技術要求。其二，技術條例和技術標準都是各國自己制定的，由此產生的國與國之間技術條例和技術標準的種種差異導致了貿易的障礙。其三，與這種規格、標準相伴隨的檢測、檢驗手續也是技術條例與標準構成貿易壁壘的重要原因。進口國采用復雜的、曠日持久的技術檢驗、調查、取證、裁定等程序往往使商品的銷售和成本大大增加，往往會延誤交貨期或者錯過季節，從而失去市場。
二、TBT的“典范”——美國TBT體系
美國是世界第一貿易強國，也是各種貿易壁壘（如貿易地位限制、關稅配額、數量限制、反傾銷、技術性貿易措施、政府采購限制等）最繁多、體系最復雜的國家。
1.美國TBT的基本情況。
基于技術標準、法規的貿易技術壁壘。美國在要求進口商品滿足ISO9000系列標準之外，附加了許多對進口商品制定的條例。僅從1980年至今，美國已制訂了約2300個技術性法規和條例。這些復雜的法規和條例本身構成了對國際貿易的極大障礙。
關于合格評定的技術壁壘狀況。美國目前有55種認證體系，如產品安全認證體系UL、軍用MI(1)、電磁兼容FCC等具有較大影響的認證體系。其中，美國為了對商品的安全性能進行認證，設立了代號為UL的“保險商實驗室”，外國商品必須通過UL認證后才能順利地進入美國市場，事實上很多發展中國家的商品很難達到UL標準水平。這種假借保護環境，人類動植物的衛生，安全健康之名，對商品中的有害物含量制定較高指標的做法，有效地限制了商品的進口。
利用電子數據交換(EDI)設置技術壁壘。美國決定，從1992年起將全面采用電子數據交換方式辦理海關業務，不采用電子數據交換方式的，海關手續將被推遲受理。
以上提到的是美國貿易技術壁壘的主要方面，當然還有一些其它原因而形成技術壁壘。正是這些貿易技術壁壘，導致外國產品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產品進入美國的“入門費”看漲。
2.美國TBT體系的主要特點。
法律地位重要。美國的技術性法規或標準大都以保障消費安全、保護環境及國內市場秩序、維護國家安全為出發點，幾乎涉及到美國社會及公眾生產、生活的每個層面，成為美國法律體系的基本組成部分，而且多屬強制性法規或標準之列。
覆蓋領域廣泛。美國針對每一種產品，包括其生產與進口行為，基本上都訂有相應的法律、法規或標準；并以標準、檢測、標識及認證等手段，為進口產品設置高門檻及繁雜的檢驗手續。
法規體系復雜。呈現出立法部門眾多，立法層次有別，措施性質多重，法規數量龐雜等特征。
執法體系復雜。美國負責技術性法規及技術標準執法工作的部門很多，從大的層面上分，既有聯邦政府部門，又有聯邦獨立機構；從小的層面上，針對同一產品，在同一部門內，設立不同的部門負責不同項目的執法工作。各相關部門分工協作，相輔相成，筑起了一道復雜而有序的執法體系。
美國主義特色鮮明。美國的技術標準、安全標準和衛生標準非常嚴格、也非常高，檢驗手續復雜，批準時間冗長；而且，美國很少使用國際標準化機構訂立的標準，其有些標準甚至直接與國際標準矛盾，一般也不承認包括中國在內的其它國家的檢驗標準，在對外交往中，我行我素，一切以美國利益與意識為中心。
從中我們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不論是作為合理的技術貿易措施，還是作為抬高門檻的貿易保護主義壁壘，有一點是無疑的，他是維護國家基本安全的重要手段，處于設置與超越不停頓較量的動態發展過程中，批著合理的外衣，手段隱蔽，沖擊力強，與一國的經濟實力和科技發展水平密切相關，發達國家和地區處于絕對優勢和主動地位，發展中國家和地區處于劣勢和被動地位。
三、關于動態條件下如何應對TBT的理論思考
如何有效地突破別國的貿易技術壁壘，以最大限度地減少本國在國際貿易中的損失，保持自己的比較優勢；如何有效地構筑本國的貿易技術壁壘，以在合法的外衣之下，保護本國產業，增強本國的競爭力。是世界各國重點考慮的問題。限于篇幅，本文僅分析超越問題。
1.應對貿易技術壁壘措施的一般理論分析。
(1)從貿易技術壁壘作用的基本機理來看，技術上的超越是最根本的應對措施。貿易技術壁壘作用的基本機理是，貿易技術壁壘一旦形成，并且實施，就會產生明顯的數量控制機制和價格控制機制的雙重作用，從而對進口品產生影響，進而影響進口國產業結構和經濟結構，對本國的產業結構和經濟結構也產生遞進影響。具體來講，隨著技術的進步，必然導致新的貿易技術壁壘的出現和進口產品對壁壘的跨越。因此，進口產品超越貿易技術壁壘，實質上是依據貿易技術壁壘的要求，改進產品，使其達到要求。除此之外，沒有別的途徑。但是，要依據進口國家的規定要求，改進產品質量，提高技術水平，就需要引進先進技術，進行新的投資，從而使改進后的產品具有相當高的成本，進而削弱了產品的比較優勢。當進口品的進入還是初步的，數量不多時，壁壘主要表現為數量控制機制和價格內涵控制機制的結合。而一旦新的進口品在規模經濟條件下，大量地跨越了貿易技術壁壘，從理論上說這時壁壘主要表現為價格外在控制機制，其數量控制機制作用下降或者不再存在，此時壁壘對進口產品的作用又相當于零配額?？梢赃@樣講，如果改造后的產品能盡快的以規模經濟的方式跨越壁壘，就可能具有競爭優勢。反之，則不可能具有競爭優勢。所以，一國產品能否跨越，或者在多長的時間內跨越，取決于跨越的成本收益分析。
(2)從經濟實踐中各國對市場規模的限制以及出于保護國內產業的考慮來看，單純技術上的超越不能解決所有貿易技術壁壘問題。國際貿易中的國家都是經濟人，都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所以，一個國家出于市場規模的限制和保護國內產業的考慮，即使進口品已經滿足了壁壘的技術要求并交納進口的檢驗費用及其他相關的費用以后，也不可能無限制的輸入。這時東道國可以通過對檢驗過程的控制相應地調整進口品的數量和進口速率。而且，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隨著技術創新的深入，新的技術標準會不斷的出現，并被采用于新的技術法規之中，這就對進口產品形成新一輪的控制機制，從而形成新的貿易技術壁壘。從這個角度來看，單純的技術上的跨越不可能解決所有貿易技術壁壘對國際貿易的扭曲問題。所以，在跨越貿易技術壁壘時，應該充分考慮到進口國作為經濟人的特性。
(3)從世界經濟兩極分化的趨勢來看，南北方在貿易技術壁壘的設置與超越方面存在著事實上的不平等。構成世界經濟兩大類型的發展中國家（南方）經濟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北方）經濟之間，貧富兩極分化在發展。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擁有世界先進的科技水平、生產力水平和世界最強大的經濟實力，在世界經濟發展中處于主導和制約地位。表現在技術方面，發達國家擁有絕對的優勢，南北國家之間形成了一條巨大的技術鴻溝，而且還有不斷擴大的趨勢。貿易技術壁壘本質上是國家間技術差異的具體表現，盡管它還受到其他的因素制約。從這個角度來看，發達國家在貿易技術壁壘的設置與超越方面總是處于主動與支配地位。如何縮小這種差距，是減少貿易技術壁壘的關鍵。根據熊彼特的發展理論，通過技術轉移（表現為技術模仿或者擴散），可以縮小這種差距。技術轉移，就發展中國家而言，主要是指技術引進。通過技術引進可以對產品產生技術溢出效應，從而跨越貿易技術壁壘。但是，由于貿易技術壁壘的動態性，能否縮小技術差距，不斷跨越貿易技術壁壘，不僅取決于引進國的模仿能力和創新能力，還取決于壁壘設置國的創新能力，以及國內產業的創新能力。
2.應對貿易技術壁壘的措施是多層次、有多種選擇的。
措施的多層次。應對TBT的主體既包括政府，也包括企業等。當今世界經濟全球化趨勢、世界格局多極化趨勢以及世界經濟區域化趨勢，使得可以在加強國與國之間的交流與合作、加強區域合作與協調、在GATT/WTO框架內等多層次的回旋空間內解決問題。首先，在GATT/WTO框架之內。自上世紀60年代以來，GATT就在關于貿易技術壁壘的確認及其管制與取消兩個方面開展工作。1974年在東京回合談判中達成了《標準守則》，在烏拉圭回合談判中達成了《貿易技術壁壘協議》，對技術條例與技術標準的制定、采納和實施、技術條例和標準的檢驗程序、信息和援助義務等做出了規定，旨在使標準國際化、統一化，減少和取消貿易技術壁壘。另外，WTO設立了對各成員開放的貿易技術壁壘委員會，以提供磋商機會，監督協定的執行。其次，可以通過加強區域合作與協調解決問題。從一定意義上講，區域一體化是指經濟聯合、調節的機構和行為。區域集團為了統一內部政策，減少貿易壁壘，或者采取直接制定貿易法規，或者在法規中引用標準，達到區域內標準的協調一致，克服彼此之間的貿易技術壁壘。如歐洲共同體理事會在1985年5月的一項決議中決定，在有關的行政法規中參照使用歐洲標準的原則，從而鋪平了歐洲標準化的道路。第三，國與國（地區）之間的協調也是克服貿易技術壁壘的一個重要途徑。通過進一步加大多、雙邊對外協作力度，以爭取能逐步彼此承認各有關機構的檢驗、檢疫證書，也有利于簡化手續，便利出口。例如，由于美國與許多歐盟國家同為1979年羅馬《國際植物保護公約》的成員國，美國向歐盟多數國家出口農產品時，可以美國農業部動植物檢疫局按照公約的統一規定制定的《聯邦植物衛生證書》為準，到岸后不必要再接受歐盟國家的檢疫制度，從而非常便利美國的農產品進入歐洲市場。措施的多選擇性。各國有各國的國情，有各自相對固定的對外經貿關系，在國際貿易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各不相同，在采取何種措施應對貿易技術壁壘方面，也是有多種多樣的措施可供選擇的。主要包括技術上的超越、合作協商以及反擊的方式等。這種方式本身也有多種選擇，如采取措施積極推動技術上的超越，其本身就有多種選擇。其一是技術轉移和提高競爭力。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由于國內先進技術供給有限，必須重視從國外引進先進技術，結合本國對國外先進技術的跟蹤，以及本國的自主開發，通過技術外溢和后發效應的協同作用，將制成品的生產和出口提高到一個新的技術水平，并盡快的由比較劣勢向比較優勢和競爭優勢轉變。其二，運用FDI跨越貿易技術壁壘。單純利用技術的購買手段往往是難以得到較為先進的復雜技術。這是因為這些技術往往掌握在跨國公司的手中，所以需要引進外國直接投資。利用FDI跨越貿易技術壁壘也就是本國產業與跨國公司的合作，可以取得雙贏的結果。主要表現為，FDI所帶來的技術轉移的溢出，可以激發東道國國內企業的協同效應，競爭模仿效應和當地化效應等，使其以比較便捷的途徑取得比較先進和復雜的技術。其三，采用國際標準和質量認證體系跨越貿易技術壁壘。根據國際慣例，跨越貿易技術壁壘，應當積極采用國際標準或者國外的先進標準。將本國的標準制定成國際標準，或者是將本國的國家標準、行業標準或者是協會標準推向世界各國并為各國所公認，就可以在國際貿易中取得優勢，先聲奪人。
2007年我國的進出口總值達17606.9億美元，同比增長23.8%。其中，出口9690.8億美元，增長27.2%；進口7916.1億美元，增長20%，順差1774.7億美元，增長74%。伴隨經濟全球化以及國內市場國際化,勞動密集型產業優勢正在逐漸喪失,以低成本、低價格取勝的競爭優勢不僅不能幫助企業贏得競爭優勢,還有可能成為提高競爭力的障礙。所以我們要在新的形勢下重新審視貿易增長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分析產生這些問題的原因，“對癥下藥”以期達到貿易增長方式轉變的目標。
1.目前我國對外貿易結構的現狀
(1)相對于貨物貿易，我國的服務貿易比較落后。據WTO統計，2007年，我國貨物貿易出口總額為7620億美元，占世界貨物貿易出口額的7.3%；而服務貿易出口額為810.2億美元，僅占世界服務貿易出口額的3.4%。同年，我國貨物貿易在世界上排名第三，服務貿易排序第八；另一方面，我國服務貿易總是逆差，2005年中國服務貿易逆差達97億美元，盡管2007年逆差額減少，仍為40.1億美元。
(2)出口產品結構仍不合理。目前，中國出口商品結構發生了根本變化，技術密集型、資本密集型產品比例提高，突出表現在機電產品、高新技術產品的出口出現了快速增長。但我們也要看到，高新技術產品出口還處于起步階段，與發達國家相比，高新技術產品在工業制成品中所占比重明顯偏低，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商品還遠未成為出口的主導產品，在技術含量較高的商品領域，我們仍然屬于凈進口國，我國對外貿易總體上仍然呈現依靠出口低附加值消費品換取資本品的格局。
(3)從貿易主體結構來看，外貿受制于外部因素。我國出口結構的優化與升級只體現在最終產品上，主要是生產環節上的勞動力成本優勢，而技術水平、研發能力、核心技術、產品品牌、營銷網絡還受制于外來的跨國公司。外商投資企業主導機電產品的出口格局。2007年，外商投資企業的機電產品出口占我國全部機電產品出口總額的73.7%。2007年機電產品出口中一般貿易額723.1億美元，外商占57.6%；加工貿易出口2398.9億美元，外資企業占86.6%，主導了加工貿易中的機電產品出口。
2.對外貿易結構現狀的原因分析
(1)出口導向型外貿政策沒有適時調整，在亞洲“四小龍”成功運用“出口導向”政策實現經濟的巨大飛躍后，我國也采用這種外貿政策。不可否認，當時出口導向型政策對經濟增長起到巨大的推動作用。但是隨著我國出口額的大幅增長，這個政策的弊端也逐漸顯現，“以量取勝，相互降價”是擴大出口的主要手段，出口秩序混亂等種種弊病暴露出來就不足為奇了。
(2)“比較優勢說”沒有動態運用由于勞動力成本低廉，勞動密集型產品是我國出口的主要產品。盡管目前機電產品和高科技產品在出口中已占相當大的比重，然而我國只是承擔了組裝、裝配的角色，這部分附加值低，其實質仍然是廉價的勞動力、土地、較低的污染排放成本等因素推動出口的增長。
(3)沒有及時調整引進外資政策，目前，外資已逐漸從合作、合資轉化為獨資、控股等方式，2007年，外商獨資在實際使用外資金額中所占比例為67.33%，大大超過中外合資的22.90%，況且相當一部分外資企業只是將生產環節放在中國。在這種形勢下，技術的溢出效應就要減弱，企業的管理水平得不到顯著提高，“以市場換技術”的目標不能實現。3.從對外貿易結構與增長方式角度提出貿易發展的對策
(1)轉變發展觀念，加快結構調整轉型步伐。以“共贏”的理念營造良好的外貿經營環境。要營造一個良好的外部發展環境，需從單一考慮本國利益轉變為樹立一種“共贏”的觀念。要充分認識到，通過技術引進可縮短與發達經濟體的差距；通過進口可實現資源在全球范圍內的優化配置，推進國內產業結構調整，促進出口結構調整；通過進口可為出口打開更廣闊的通道，創造更好的出口環境。在重視出口發展的同時，也要關注進口，優化進口結構，以實現出口的協調、可持續發展。貿易額不能再成為發展的唯一目標取向，提高產品競爭力，降低對資源的消耗，提高出口效益，應成為發展中更關注的方面。
(2)向知識密集與研發領域進行政策傾斜，集聚并提升知識產權優勢，發展知識產權戰略。比較優勢的局限就是“比較優勢陷阱”和二元經濟結構下的“貧困化增長”；競爭優勢涵蓋著國家、產業從高到低的多層次內容，要求極高，我們一時很難滿足邁克爾.波特所提出的全部要素(四種新要素和兩種輔助要素)的要求，而只是產權優勢則可以以相對較小的局部性投入，獲得局部的、趕超型的、戰略性的優勢。
(3)優化貿易結構，完善貿易方式。首先，提升出口商品結構，增加服務貿易出口。提升出口商品結構就是要鼓勵那些附加值比較大，科技含量較高的商品多出口，限制出口大量耗費能源、資源的商品。逐漸轉變競爭手段，從“以價格取勝”轉變到“以質量取勝”；要提高銀行、金融、保險、電信、運輸等行業的服務水平和管理水平，鼓勵其“走出去”。其次，提升加工貿易產品結構。2007年加工貿易在出口中的比重達53%，其在推動我國企業的技術創新，提高企業管理水平和增加就業方面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服務貿易總協定中關于法律原則的規定可以分為兩類，其一為一般性義務，適用于所有的服務部門，意思是無論成員方是否將某個服務貿易部門對外開放，在采取有關的措施時都必須遵循的原則。例如最惠國原則即屬于一般性義務，每一成員給予任何其他成員的服務和服務提供者的待遇，應立即和無條件地不低于它給予任何其他成員相同服務和服務提供者的待遇。不過，最惠國待遇也存在一些例外與豁免。此外，像透明度原則、增加發展中國家成員的逐漸參與原則、法規客觀合理性原則等都屬于一般性義務。
不過對于GATS，一般義務并不是顯得那么重要，更為重要的是具體的義務，是指通過談判適用于各成員在承諾表中具體承諾范圍內的服務部門。包括各國承諾開放哪些具體服務部門，這些部門的開放程度如何，都體現在各國的服務貿易承諾表中。這體現于市場準入原則和國民待遇原則之中。前者解決是否開放的問題，而后者解決外國投資者是否享有與本國投資者相同待遇的問題。
市場準入和國民待遇的法律原則實際上是各國實力交鋒的產物。對于大國，希望通過談判達到開拓市場的目的，對于發展中國家，一方而希望不要被冷落在游戲圈之外，而另一方面又要竭力爭取一些町以憑借的盾牌。打個形象的比喻，如果世界格局是一個諸侯割據但客觀上又為四通八達的高速公路所連接的世界村，而汽車這種交通工具可以滿世界跑的話，那么林林總總的爭端無非可以濃縮為兩個問題：首先，勢力范圍之外的汽車是否允許進入到范圍之內；其次，進入的汽車是否應當遵守同樣的交通規則。
新的金融服務貿易協議(日內瓦協議)的主要內容包括：允許外國在國內建立金融服務公司并按競爭原則進行；外國公司享有國內公司同等的進入國內市場的權利；取消跨邊界服務的限制；允許外國資本在投資項目中比例超過50%。通觀日內瓦協議，它秉承了服務貿易總協定的主要原則并著重強調市場準入和國民待遇原則，以促使全球金融服務貿易的自由化。
二、門要開多大?--市場準入原則
金融服務貿易中的市場準入原則，是指允許成員國的金融服務者進入本國市場，本國的所有金融業務要對成員國的資本開放，比如允許外資銀行和保險公司等金融機構在國內設立分支機構或者合資機構。1999年底的中美WTO協議之細節內容就包括了：在金融信息服務方面增加市場開放，允許外國銀行在中國開辦業務，并在2年以后可經營人民幣業務，5年以后可提供服務給中國個人；在證券基金合資企業方面，外國公司允許掌握33%，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3年以后將增加到40%。
市場準入促使各國金融服務提供者進入對方金融服務市場，從而帶來廣泛的競爭。筆者以為，競爭乃是金融服務貿易協議的實質所在。強者恒強，弱者恒弱。競爭格局中的強者，自然是希望將競爭的領域擴大，減少非競爭的領域，從而擴大其可以滲透和操縱的領域，取得更大的優勢。而對于弱者，雖然不得不參加競爭，但由于力量薄弱，在以優勝劣汰為精髓的競爭之中，有可能成為新的贏家，但是也有可能一蹶不振。所以其有意限制競爭的領域，以行政性的障礙來阻攔競爭范圍的擴大。門雖然不得不打開，但是，總希望開的慢一些，開的小一點。這也就是為什么發展中國家在世貿組織各領域的談判，尤其是金融領域的談判中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例如，1997年初，全球金融服務貿易談判重新在日內瓦拉開，時逢亞洲爆發了金融危機。鑒于此，與會的一些發展中國家成員對自己的金融市場采取了某種保護性措施。比較典型的是馬來西亞。馬來西亞在其最后一份出價中提出今后進入本國金融市場的外國銀行或保險公司所擁有的股份最多不超過31％，美國對此表現出的態度千分強便，雙方爭持不下。世界貿易組織出面干預，提出美國與馬來西亞之間的問題排除在多邊談判之外，作為雙邊問題處理。到12月13日凌晨，美國表示同意，這樣，全球金融服務貿易談判終于以達成妥協而降下帷幕。
坦白地說，限制市場準入就是對于落后的保護。雖然這可以拉出保護國家利益這面大旗，但是保護落后無論如何對于消費者都是有害的。舉例來說，我國早就開放了家電市場，但是，國有家電企業不僅沒有被徹底擊潰，反而在日本家電的咄咄勢下后來居上。這是否可以概括為中國氣功中的遇強則強，遇弱則弱呢?相反，一直沒有開放的電信領域，卻因為昂貴的費用等原因受到消費者的一致抱怨。對于各國廣泛參與金融領域的競爭，具有兩個方面的好處。在微觀上，將促進各國金融服務方式和質量的進步，給消費者帶來便利，帶來社會總福利的增加；從宏觀上來說，則有助于促進全球經濟和金融的發展，帶來諸如增加金融市場的競爭和效率，更好配置資源和消化風險，改善政府管理。
市場準入的原則無疑是在“強者恒強，弱者恒弱”和“遇強則強，遇弱則弱”兩種理念中的抉擇，從而決定開放大門的速度和時間。然而不容否認的是作為弱者，其選擇的可能越來越少了，因為要么不去參與競爭，而要參與，就無法回避與高手過招。早日成為強者，似乎是最好的選擇。
三、交通規則是一樣的嗎?--國民待遇原則
國民待遇作為國際法的原則始于19世紀初。是以自由貿易為理論依據，在互惠原則基礎上，通過國家間協議而確立起來的。二戰以前，國民待遇條款通常是以保護訴訟權和保障人身等為其主要對象，二戰后，國民待遇的范圍擴大到社會保險、財產保護、經營活動、工業所有權、稅收、金融證券的轉移、交通運輸等。而后，關貿總協定將雙邊條約規定的國民待遇上升為一項多邊貿易關系的準則。其意義在于，任何締約國在彼此間的貿易關系中自動享受國民待遇，不需另訂雙邊協定。一般而言，國民待遇指一國給予所有成員國公民和企業與本國的公民和企業在經濟上同樣的待遇，從而保證成員國產品或服務與本國產品或服務在同等條件下競爭。
日內瓦協議要求實施國民待遇，成員國公司享有本國公司同等的進入國內市場的權利，向進入本國金融市場的外國資本公布一切有關的法律法規或行政命令，給予同樣的政策和要求，并不得對任何進入本國金融市場的外國資本有規模、數量及其他方面的歧視性限制。在此情況下，外資金融機構與國內金融機構可獲得同樣的經營環境。
目前，外資金融服務機構在中國境內仍不能說是已經享受了國民待遇，存在所謂超國民待遇和非國民待遇共存的現象。超國民待遇如稅收負擔上的優惠，中國內地對外資金融機構所征收的所得稅率是依照香港標準制定的，再加上其他稅種，外資金融機構的綜合稅率遠低于內資金融機構。再如中外資銀行在信用卡業務上的待遇不同，兩者結算傭金和稅收不同，服務范圍不同，中資銀行紛紛反映在競爭中處于非自身原因引起的劣勢。另一方面，非國民待遇使國外銀行受到了不合理的約束，無法充分開展業務。非國民待遇不僅廣泛存在于還沒有允許國外金融機構進入的領域，而且存在于一些已經逐步放開的領域，比如證券業務只部分放開，對外資經營人民幣業務的各種限制等等。在我國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外資企業同時享有超國民待遇和低國民待遇并非僅為外資金融機構所獨有。比較突出的問題是在稅率優惠的問題上，外資企業享有的超國民待遇；而在行業準入的問題上，外資企業卻享有的是低國民待遇。這就形成了一種局面．就是要么外資企業不能進入，而要一旦進入，就要比內資企業跑得快。因此，削減外資企業的稅收優惠等呼聲逐漸強烈，并且這并非來自于經濟學家和法學家基于經濟理論或法律原則而提出的呼聲，而是出于大量的內資企業對于要求一個平等的競爭規則的渴望。同時，對于行業限制的放開，其壓力來自于兩個方面，其一，試圖沖入國內市場的外資企業，其二，渴望得到完善服務與優惠價格的國內消費者。因此，國民待遇原則的實施應當是必然的。
通過進口國外先進的中間產品可以提高一國最終產品的技術含量。貿易伙伴國的R&D活動可以產生新的中間產品，當進口這些中間產品時，進口國企業便可以利用其含有的專業技術知識和相應的研發成果來提高自身的生產力。此外，國內企業在生產過程中摸索、了解和吸收國外同行的知識和技術竅門，逐步掌握了生產這些含有先進技術或研發成果的產品，最終使企業生產效率和技術水平不斷提高。在這個“進口商品學習、吸收先進技術模仿二次創新”的過程中，產生出了諸如“干中學”效應、“技術示范與交流”效應等現象，有力地鞏固和促進了一國的技術創新能力的持續性提高。國際發展經驗表明，貿易開放度越高的國家，國外新技術就越有可能被有效復制，從其它國家學到先進技術的機會也就越大。
（二）國內企業的吸收能力
國內自身吸收能力的大小是保證技術溢出效果的重要保證。主要表現在國內研發（R&D）活動和人力資本水平的高低上。一國R&D活動不僅僅是自主技術創新的源泉，也是影響技術吸收能力的關鍵因素之一。較高的國內R&D存量能促進現有資源的進一步有效利用，產生更多的創新成果，提高國內生產力水平；同時也能提高本國對新技術的承接、利用和改進的能力。同時，較高水平的人力資本不僅可以發揮生產要素對產出增長的促進作用,而且能夠有效地實現新技術的采用和貫徹。具有較高素質的勞動者可以更容易地接收新的思想，更加適應先進技術，從而促進新技術在生產中的使用。(BenhabibandSpiegel，1994)
（三）與技術溢出有關的知識產權保護
知識產權保護對國際技術溢出的影響卻是雙重的。知識具有非排他性特征，而知識產權保護正是要給予創新者適當的壟斷利潤,從而保持國內創新過程的持續性。但是與技術溢出有關的知識產權保護卻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如果出口國的知識產權不能得到有效保護的時候,由于擔心核心技術的泄露,出口國則傾向于向進口國出口低技術含量的產品。而知識產權保護的加強,能夠使進口國有更多接近并獲取國外先進技術的機會。另一方面，由于知識產權保護力度的加強，進口國企業在模仿時所分享的知識存量往往只能是知識總量部分內容，從而將減弱進口國獲得更多技術溢出的效果。
三、我國進口貿易技術溢出的條件及其特征
（一）進口貿易的快速發展創造了良好條件
我國同美國、日本、歐盟等技術先進國的貿易聯系日益緊密，為技術的溢出提供了更多的機會。自1985年以來，我國從世界發達國家的進口貿易發展迅速。以R&D活動相對集中的G-7國家（美國、日本、德國、法國、英國、意大利和加拿大）為例，1985年我國從G－7國家的進口總額為260.6億美元，其中日本（占57.7%），美國（占19.5%），德國（占9.2%）在G-7中位居前三位，其他四國所占比例較?。?006年進口額增長了約10倍，達到2468.1億美元，其中位居前三位仍然為日本（占46.9%）、美國（占24.0%）、德國（占15.3%）。在進口商品結構上。近年來我國初級產品的增速有所回落，而機械及運輸設備以及高科技產品的增速增加。其中，機械及運輸設備進口量占商品進口總額的比重由2000年的40.8%增至2006年的45.1%；高科技產品占商品進口總額的比重從2000年的23.3%增至2006年的31.2%。我國與技術先進國家進口貿易總量的擴大，以及進口商品結構的不斷改善支持了進口貿易技術溢出效果的實現。
（二）國內吸收能力不足制約了對先進技術的吸收效果
1.研發投入不足，結構不合理。第一，我國用于科研開發的支出與發達國家相比存在很大差距。2006年我國R&D經費支出達到2943億元,占GDP的比重為1.41%。而發達國家的R&D支出占GDP的比重一般都在2%以上。比如，2005年美國R&D投入總額為3125.3億美元，占其GDP比重為2.51%；日本R&D投入總額為1458.8億美元，占其GDP比重為3.20%；法國R&D投入總額為441.2億美元，占其GDP比重為2.13%。第二，我國研發投入結構不盡合理、科研成果應用不足。一方面，政府在國家資金不足的條件下，仍然把大量資金投入到資本密集度極大、風險極高的技術研發領域，忽略了國內要素稟賦結構的約束，導致了國內要素配置效率下降；另一方面，研發成果的轉化率或使用率較低，致使研發成果并沒有進入生產領域轉化成現實的生產力。因此，這些問題極大地阻礙了我國對引進技術的消化和吸收，滯緩了自主研發能力的形成，降低了創新速度。同時，國內研發投入不足也會帶來一種“副產品”，即落后國家由于研發基礎薄弱，缺乏及時了解和掌握國際技術發展最新動態的能力，難以對引進技術做出客觀的評價，因而往往引進的是一些行將淘汰的技術，結果使其陷入“引進——落后——再引進”的惡性循環中。
2.人力資本短缺嚴重。由于教育投資匱乏等原因，我國人力資本存量與發達國家相比存在很大差距。2005年我國“萬勞動力R＆D科學家和工程師”為14人，和發達國家相比，日本2003年為101人，德國為68人，法國為71人，美國在2002年為91人，加拿大為68人，意大利為30人。據統計歐美發達國家的從事R&D活動人員分布中，企業的R&D科學家與工程師均占50%以上，而我國企業中從事R&D的科學家與工程師人數明顯低于在研究機構工作的科學家與工程師數。人力資本短缺已經成為制約我國技術吸收能力的一項重要因素。
（三）知識產權保護的強度不力制約了先進技術的流入
GinarteandPark(1997)建立和發展了一種定性評級法，用于對一國知識產權強度做出較客觀的比較。他們將知識產權保護分為五個方面：覆蓋范圍、加入相關國際專利協議的情況、保護例外、實施機制和保護期限，并根據決定每個方面有效強度的多種因素分別評分，最后加總得到一個“0”到“5”之間的國家評分，即“GP指數”。一般而言，“GP指數”越大，說明該國的知識產權保護強度越大。我國的知識產權保護水平呈逐年上升趨勢，但上升的幅度時緩時急。其中，1992年前后和2001年前后出現了兩個快速上升的階段，這一現象與1992年、2001年中國大范圍修訂知識產權保護法律的事實有關。但是我國的知識產權保護水平仍然遠遠低于發達國家水平，2004年的GP指數僅相當于日本1960年的水平（韓玉雄，李懷祖，2005）。
四、結論與建議
（一）繼續擴大與發達國家的進口貿易，優化進口貿易結構
對我國而言，進口貿易的技術外溢效應在長期的積極影響是顯著的。如果單純依賴本國的自主創新體系、研發能力帶來國內技術進步是遠遠不夠的。為此，進一步優化中間產品的進口結構，繼續促進技術貿易的發展應該成為是中國今后經濟政策制訂的一項重要內容。一是要進一步改革完善進口體制，調動企業進口積極性，充分發揮進口對國民經濟的促進作用，推動技術進步、產業發展與經濟增長。二是要進一步調整、優化進口關稅結構，鼓勵企業及時合理增加國外先進適用技術、關鍵設備的進口。
（二）要逐步增加研發資金投入
增加研發投入和R&D存量，是提高我國國際技術溢出效果的必要前提。《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年)》中提到，2020年全社會研究開發投入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提高到2.5%以上，力爭科技進步貢獻率達到60%以上，對外技術依存度降低到30%以下。要順利實現上述目標，我國政府應適當增加財政科研撥款，特別要加大對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的財政支持力度。同時為鼓勵創新，政府可以依據企業技術創新的力度和市場實現程度，對創新企業給予不同程度的R&D退稅補貼等稅收方面的優惠，以減少企業的創新成本。
（三）加大教育投入，培育人力資本
政府應科學調整財政支出結構，在有限的財力中確保教育支出的優先增長。預算安排時，要確?！督逃ā分幸幎ǖ慕逃涃M“三個增長”（中央和地方政府教育撥款的增長要高于財政經常性收入的增長，學生人均教育經費要逐步增長，教師工資和公用經費要逐步增長）的落實。逐步取消對私人部門投資教育的各種限制，動員社會各階層力量，多渠道籌措辦學資金。我國應借鑒西方發達國家的做法，建立完整的稅收優惠政策體系，鼓勵社會投資辦學，以解決我國教育資金不足的難題，促進教育水平和人力資本投入的提高。
（四）加強知識產權保護
正確認識和處理知識產權，從長遠來看，是知識溢出良性循環的宏觀控制的必要條件。順應WTO的要求，我國政府要努力完善知識產權保護體系。相關研究表明，當技術差距較大和(或)模仿能力較強時，可以充分利用“技術后發優勢”，這時則偏向于鼓勵模仿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有利于技術進步。要加強知識產權法的法制建設和知識產權的執法力度，保護國外科技企業的在華利益，從而以保證更多外部知識的持續流入。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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