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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論文對民營企業內部審計產生的動因進行了論述
黨的十六大報告中指出:必須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共有制經濟發展。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日益深入,我國的民營經濟正在飛速發展,為活躍流通、繁榮市場、轉換國有企業經營機制、安置下崗職工和富于勞動力、增加國家財政收入起了重要作用。但民營企業在發展過程中也存在著一些問題,如缺乏長遠的戰略規劃,“小富即安”思想嚴重;家族管理現象普遍,公司治理較薄弱;擴張中的融資“瓶頸”等。民營企業要想實現更高的目標,必須完善公司治理結構,建立現代企業制度。要完善公司治理結構,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就必須發展內部審計。
在產權特征和公司治理上,民營企業與國有國營企業的最大區別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產權明晰程度,前者產權主體明確,產權清晰,而后者國家作為一個產權主體,看似明確,實則模糊;二是委托關系,前者或者所有者直接從事企業經營管理,從而不存在股東與經營者層面上的委托關系,或者所有者不直接從事企業的經營管理,從而存在委托關系,但委托人和人主體明確、委托鏈簡潔、關系簡單,后者所有者不可能直接從事企業的經營管理活動,委托關系一定存在,而且委托人和人之間主體不明確、關系模糊、委托層級較多。
民營企業設立內部審計制度是企業自身的一種內在的主動需求。在民營企業,其外部產權明晰,不存在多級。企業是一種團隊生產,當存在個人行為的外在性時就會有道德風險和機會主義,在企業的團隊生產中,如果沒有監督者的監督就會有偷懶、虛報業績、轉移企業財物等現狀的發生。當存在委托責任關系就會有受托責任人對委托人是否盡心盡職,有沒有如實履行受托責任等問題。作為理性人的民營企業的業主(股東)當然就會想方設法杜絕這些增加企業內部成本影響到其自身財富增長的因素,但依靠其個人的努力是不夠的,尤其是當企業規模大、生產經營復雜、生產經營場所分散時,業主(股東)控制的距離太遠,難以實現有效控制。另一方面,即使是業主(股東)能夠對企業實施有效控制,使企業團隊努力工作,但企業團隊內各個職能部門所作出的努力是否能夠如愿以償的給業主(股東)帶來效益,增加其財富,有賴于外部人的評價,因為一個人或組織難以對自己的工作好壞和努力的結果作出正確的評價和預測。設立內部審計機構,建立一個專司內部監督控制職能的部門,有利于協助業主(股東)組織和控制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實現其財富最大化的目標。
二、論文從民營企業內部審計目標與職能進行了論述
1、大家一致認為,內部審計目標是內部審計行為的出發點,是內部審計活動所要達到的理想境地或狀態。所以內部審計目標必須反映所服務企業的性質,并受制于客觀經濟環境。民營企業內部審計必然反映的是民營企業的本質特性及其內部審計的本質要求。
民營企業的內部審計目標是單一的,就是在于為組織增加價值和提高組織的運作效率。它通過系統化和規范化的方法,評價和改進風險管理、控制和治理過程的效果,幫助組織實現其目標。民營企業內部審計目標就是反映民營企業最本質的內生變量的產權屬性和公司治理屬性。民營企業的股東的終極目標是實現自身財富的不斷增長,而在有效的公司治理構架下,經營者與股東的目標趨于一致。在這個組織目標統轄下,內部審計目標就是在于協助組織成員增加企業價值和提高組織運作效率,幫助組織實現目標。
2、內部審計職能是圍繞實現內部審計目標而內生的固有功能,它受到審計目標的影響,所以審計職能也會受到企業特性的影響。
較為一致的看法是企業的內部審計具有監督職能和服務職能,而民營企業更重視的是服務職能。民營企業內部審計是自身發展需要而建立和發展起來的,其建立內部審計機構,從事內部審計活動,目的就是在于充分利用內部審計的服務職能,協助和保證組織實現目標。除了國有企業一般的評價和控制等服務性職能外,因民營企業與國有企業的產權屬性和公司治理屬性不同,還突出明晰產權和咨詢等服務性功能。民營企業的產權屬性表現為外部的明晰性和內部的模糊性,公司治理上表現為存在構建合理公司治理的基礎,產權屬性決定了民營企業擁有國有企業內部審計所不具有的一項特殊服務功能-明晰內部產權,而存在構架合理公司治理基礎的屬性決定了民營企業內部審計的咨詢服務功能。
因此,咨詢是民營企業內部審計服務職能的另外一個重要內容。在一個存在有效公司治理機制的民營企業,經營者的目標與股東目標一致,領導團隊追求價值增值,內審必須幫助組織實現這個目標,企業的生產經營極其復雜多變,內審憑借自己的獨有身份和優勢,采用參與式的審計方式,以服務為導向,為企業提供保證咨詢服務。其所涉及的服務咨詢領域包括企業發展戰略和經營決策、項目投資、銷售市場景氣狀況等戰略性決策,也包括了物資采購、生產工藝,產品促銷效果、人力資源管理、后勤服務系統效率、信息系統設計與運行等技術和運營性決策,內審人員通過與經營者的交流自己的審計結論協助經營者改善經營效益。
三、論文對民營企業內部審計機構和管理體制進行了闡述
“民營企業內部審計機構設置和管理取決于民營企業本身”,這是這次所有論文的一個共同點。在民營企業,無論是存在所有者和經營者相分離的治理結構還是所有者與經營者合一的單邊治理結構,經營者都有動力把內部審計機構安排成最具有工作效率和效能的組織結構,影響內審工作效率和效能的是內審機構的獨立性和權威性,為了提高內審的獨立性和權威性,民營企業應把內部審計機構直接設置在股東會或董事會的領導下。對于規模較小的民營企業,業主(股東)直接參與企業的經營管理,股東會人數不多,工作機制和決策機制靈活,能夠對內部審計機構進行管理,內部審計機構可以直接隸屬于股東會的領導,保障審計人員的絕對權威。對于規模大,按公司制運行的民營企業則應將內部審計機構設在董事會的領導之下。
在管理體制上,民營企業內部審計機構只受本單位的領導,對本單位的上級負責。在業務上受內部審計協會的指導,具體表現應為執行遵守《中國內部審計條例》和中國內部審計協會制定的內部審計基本準則等行業準則和規章。
四、論文探討了審計內容與重點
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以財務審計為基礎,以管理審計為重點。民營企業進行財務審計是一項基礎工作,是進行管理審計的基礎。民營企業進行財務審計評價內部控制系統,一是保證企業組織科學合理,生產流程規范運行;二是保證內部控制系統提供的信息真實及時,以便保證實現審計目標,提供決策有用性的信息。在此基礎上發揮內審的管理職責,實施管理審計,達到經濟性、效率性、效果性。內審人員通過自己的工作,幫助組織成員,提高組織機構的效率,合理配置經濟資源,達到企業經營的既定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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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財務治理的概念
“公司財務治理”的概念由1992年英國《凱德伯瑞報告》（Cadbury report）首次提出，認為公司治理結構是一個公司被指引和控制的體系，并強調公司治理中的財務手段。后來，學界主要從公司治理的角度來探討財務管理問題，卻很少對公司財務治理進行系統研究，也就是說，并沒有將財務治理作為公司治理的重要手段。在具體運用方面，由于公司資本結構及外部治理環境的不同，國外對于財務治理結構的研究往往局限于單一的研究，如英美國家主要重視股東和經營管理者之間的財務沖突，因而主要研究這類沖突的財務治理。而日德國家主要重視債權人和股東之間的財務沖突，因而主要研究這類沖突的財務治理。[1]
近年來，國內對公司財務治理的關注程度越來越高，在理論研究和實踐運用方面都有一定的突破。然而關于什么是公司財務治理，財務治理的具體手段如何，公司財務治理在公司治理中處于什么地位等問題，卻仍然沒有定論。有人認為，財務治理是公司治理最主要的組成部分，其具體手段是通過財務治理權的配置。具體來說，財務治理結構是以產權中的核心部分——財權為基本紐帶，逐步確立出資人、董事會、經理人和企業財務人員財權流動和分割中所處的地位和作用，分別體現各主體在財權上相互約束、相互制衡的關系。同時，財務治理結構是一套制度安排，它用以支配若干在企業財務管理活動中有重大利害關系的團體——股東、債權人、職工的關系，以期提高企業理財效益。企業財務治理是一種企業財權的安排機制，通過這種財權安排機制來實現企業內部財務激勵與約束機制；[2]有人認為，財務治理作為管理體制的一個方面，會受到公司治理結構的直接影響：“理財是企業一項重要的經營活動，對公司的生存與發展有重大影響，因而是公司管理的重點。公司治理結構作為一種組織的結構形式必然影響公司的理財，公司融資、投資、股利分配三個方面都受公司治理模式的深刻影響?！盵3]也有人認為財務治理不能被局限于公司治理的框架之內，它“有其自身獨特的內涵和外延。從內涵角度看，財務治理比公司治理更為深化，延伸至企業內部財務體系。從外延角度看，財務治理比公司治理更為廣泛，財務治理除強調通過治理結構等制度安排形成有效治理機制的同時，還強調了治理行為規范的作用，財權在企業內部初次分配后形成了以所有者財務、經營者財務為核心的雙層財務治理模式。”[4]
以上觀點分別體現了學界對財務治理的地位、手段及其與公司財務治理結構之間關系的不同看法，第一種觀點將財務治理作為公司治理的核心；第二種觀點卻認為它只是公司治理體系中的一部分；第三種觀點則認為財務治理在某種意義上要大于公司治理。雖然都有一定道理， 但是卻并沒有將財務治理的諸多內涵和外延做深入的探討，尤其是在實踐手段上還缺乏明確的論述。我們認為，公司財務治理是一個開放的概念，應該分不同層面加以理解和運用，而不能籠統地進行教條化的理解。財務治理的第一個層面是財務治理結構，也就是以財務治理結構為手段，在股東會、董事會、監事會、經理層等不同層級的權力機構進行合理的財權配置，在此基礎上形成一套有序高效的財務決策、契約、激勵和監控機制，并與公司的整體治理體制相融合。第二個層面則不限于財務治理結構。從財權配置來看，不僅包括股東會、董事會等權力機構，而且還要顧及企業員工、債權人等對企業運行和發展有直接影響的利益主體。由此形成以財務治理結構為基礎的企業制度體系和企業治理體制。在當代社會，最高意義上的財務治理應該是第二個層面。因此我們認為，財務治理是基于特定的企業治理目標，根據具體的企業治理體系，選擇不同層面的財務治理模式。具體地說，是通過建構符合企業自身特點的財務治理結構，建構相應的財務治理體系，根據企業運行和發展的需要對企業財權進行合理的配置，由此形成以財務治理結構為基礎的企業制度體系和企業治理體制，從而實現企業財務資源配置和企業治理的最優化。
2.國有企業財務治理的障礙
首先是產權和經營權界定不明確。由于國有企業的“國有”性質，使得其在股權分配上形成了“一股獨大”的特點。國家是公司最大的控股股東，但是在實際操控上又要依賴相關部委以及各級政府，致使“政企分開”的理念始終沒有得到真正意義上的貫徹。政府部門一方面要對企業進行行政干預，另一方面卻又無力直接進行實際上的經營管理，這就導致管理層面和經營層面的脫節，從而使企業在控制權分配上無法跟上管理現代化的節奏。具體的表現是董事會由政府任命的董事控制，董事會或股東大會在財務權、用人權甚至生產經營權上都沒有實際的決策權，形成了所謂“內部人控制”現象。由于代表政府權威的于是上述“公司財務治理”的理念便無法實現，公司財務治理的制衡功能自然失效。就大型國有集團公司來說，由于習慣于以往的垂直行政管理模式，因而忽略了現代企業管理上的專業化分工問題，又缺乏對所屬企業之間協作關系的重視，導致種種新的問題出現：“母子公司產權關系無法完全取代原有的行政隸屬關系，母公司作為出資者，其財務決策權、財務監督權不能很好通過實施財務治理得以落實，因而容易造成集團內部母子公司關系不順，成員企業各自為政，集團資源缺乏整合，因而也無法形成集團整體的協同效應。”[5] 國有法人股在總股本中的絕對優勢是體現“全民所有制”的重要途徑，但政府及其委任的官員卻沒有直接操控公司的實際經營活動。這種情況有可能直接導致實際經營者而導致公司利益的損失。一旦這個問題產生經理人員會利用國有法人股在產權上的絕對控制而轉移風險。
其次是企業目標轉向緩慢。一般來說，企業的目標都是實現企業利潤、生產者剩余、消費者剩余之和的最大化。但是對于中國的國有企業來說，在改革開放之前由于種種原因，基本上沒有自己的利潤追求目標，被稱為“國家工廠”或者“生產車間”；1980年以后，大部分國有企業實行了承包、承租的經營模式，于是又被稱為“租賃工廠”。1994年經濟體制改革以來，“下崗分流，減員增效”、“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以及國有企業重組與上市成為企業目標轉向的重要手段。即使如此，國有企業仍然要完成政府的多重社會治理目標，例如為社會提品和服務、與跨國公司抗衡、出口創匯、實現充分就業等等。眾多的非利潤目標使國有企業在改革和創新方面失去了太大的動力，而過于緩慢的目標轉向進程使得企業在內部管理制度和利潤分配制度及其執行力度上都有很多不足之處。有學者指出：“由于非利潤目標與利潤目標并存，使得出資人無法準確考核人的努力水平，因此導致了一個中庸的報酬制度，加上內生于社會性目標的軟預算約束，國有企業提供社會產品和利潤產品的生產可能性邊界不斷萎縮，這迫使政府進行改革。改革的過程就是對國有企業目標進行調整的過程，政府不斷交替地降低對國有企業的社會產品和利潤產品的量的要求，并且在國有經濟以外尋求實現社會目標和獲取資金的途徑，促進了非國有經濟的發展和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盵6] 因此加快企業目標轉向是實現財務治理的重要途徑之一。
第三是缺乏強有力的體制構建。國有企業在改革進程中面臨的一個問題是，在市場經濟的大環境下，如何在財權配置上協調政府控股、董事會決策、企業中層干部管理、員工參與等方面的關系？如果能在體制構建上進行強有力的改革創新，則有可能在這方面實現突破。雖然改革開放以來國有企業實行了諸多體制改革， 但與此同時，國有企業的總體財務經營業績并沒有得到明顯改善，國有工業企業的主要效益指標（如產值利稅率、銷售收入利稅率、資金利稅率） 幾乎直線下降，從1996 年開始，甚至連續兩年出現全部國有工業企業巨額凈虧損的局面。[7] 出現這種局面與企業體制改革不力有著密切的關系。例如激勵機制，作為現代企業管理的特點之一，可以使不同層級的受益者會自覺發揮主人翁精神，在各自的崗位上為企業的共同目標奮斗。因為“人力資本”作為一種特殊的生產要素，它隱藏在有感覺有思維的人體內，要得到這種生產要素的合作價值，只有依靠“激勵”把它誘導出來。[8] 又如監管機制，由于債權人與公司地位上的不對等，無法參與公司的治理，也由于虛擬財務利潤、違規擔保、互保、假賬等現象的普遍存在，使得投資者或債權人往往無法及時掌握企業的真實經營狀況，因而極有可能使公司權力機構之間缺乏有效制衡，公司的風險成本相應加大。作為公司治理的有機組成部分，上自董事會，下至中層管理者，乃至主要債權人，都應該享有不同等次的財務監管權，這有利于會計信息披露制度的完善，也有利于投資者對經營者的有效監管。所以如果能夠在健全內部審計機制的前提下，為每個部門、每個階層配置應有的財權，使財務管理的功能在整個企業治理中得到合理而有效的最大發揮。
3.國有企業財務治理結構的優化
首先要明確財務主體，實現多元股權結構。對國有企業來說，國有法人“一股獨大”是公司實現財務治理的“瓶頸”。研究標明，內部治理效率在如下情況中有不同程度的差異：員工持股比例不同、改制企業的股權結構不同和董事會、監事會作用發揮的不同；改制企業不同股權結構在市場績效、收入滿意度、管理者滿意度、參與性和管理方式上，都表現出顯著的差異性；在改制企業聯合持大股的股權結構下，企業的內部治理最有效率，而一人持大股的股權結構則反之。[9]因此要實現財務治理的優化，就首先要完善現代企業治理機構，準確定位不同層級的財務主體。完善現代企業治理機構的主要任務就是嚴格按照《公司法》建立和完善股東大會、董事會、監事會和總經理班子等治理機構，逐步弱化行政主導的管理模式，合理減少國有法人股持有的股份，通分散股權來引入更多的投資，與此同時要讓主要投資者、銀行等利益相關者根據各自的智能和特長來參與公司監管甚至決策，如此將股權結構的科學配置和監管體系相結合，則可以有效實現股東大會的應有職能，也可以使公司的管理機構不斷系統化和科學化，防止控股股東的非正常干預，防止“內部人控制”，優化資本結構，最終優化公司的財務治理結構。
其次要根據改制后的股權結構和治理機構，根據企業經營的實際需要而科學合理地配置財權。如前所述，財務治理在某種意義上是企業治理的核心，是企業經營、管理和規范運作的首要任務。具體來說，是要在符合企業發展利益的前提下，根據上述因素，讓股東、債權人，尤其是中層管理者甚至員工等相關利益主體享有不同程度的財務治理權，并通過財務治理權來影響企業的重大決策以及日常經營管理，尤其是要通過這種方式切實發揮監事會、員工董事制度以及合作者等利益主體的監督功能。比如中國石油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其控股股東是中國石油集團。大股東要求公司為其提供擔保和質押。同時大股東為公司進行擔?；蛘哔|押的業務也很多?！霸谶@種方式下，公司承擔了更多的風險，使中小股東的利益不能得到保證。大股東也可以在年終制定股利政策時損害中小股東的利益。例如大股東采取高價配股和不分紅利的鼓勵政策。”[10] 在這種情況下，由于大股東（中國石油集團）具有行政地位和財務掌控的雙重優勢，于是小股東（中國石油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等）在財務治理方面不僅沒有太多的發言權，而且還要為大股東的決策失誤所帶來的經濟損失買單。雖然大股東也可以與小股東相互提供擔保和質押等方面的便利，但是這會給企業乃至整個系統帶來更多的或有負債風險。因此必須建立嚴格的制度以保證上述不同利益主體實際上的財務監控權。
第三是在改制股權結構和配置財權的基礎上，通過財務治理手段不斷完善財務激勵和約束等機制。如前所述，只有通過激勵才能將“人力資本”的潛力誘導出來，這正是全面提高企業運營水平的有效途徑。就是說可以通過薪酬等財務手段使經營者利用個人效用實現企業利潤的最大化。通過經理人員的股票獎勵、現金獎勵以及精神激勵等方式的實踐，探索和完善適應時代要求的績效考核和薪酬分配制度等。例如中國石油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為了讓員工更好地投入工作，在分配上注重向科研骨干、基層一線和關鍵艱苦崗位員工傾斜，提高野外一線員工和關鍵艱苦崗位員工的崗位工資標準。并廣泛開展崗位練兵、專業技術比武、職業技能競賽以及評選勞動模范、先進工作者、青年創新創效人才等活動，從精神和物質兩個層面對員工進行激勵獎勵，搭建了各類人才展示才能、交流技藝、共同提高的平臺，也建立了以品德、知識、能力、業績為主要內容的高層次科技人才評價體系，從而提高了企業內部工作效率。[11] 約束機制與激勵機制是相輔相成的，目前國有企業的用人模式依然是黨管干部原則與企業經營者配置市場化相結合，這雖然有利于大股東對企業的行政性控制，但是卻容易使企業管理者產生身份上上的依賴感和優越感，由此帶來的人事管理弊病也容易滋生腐敗，從而給企業治理的優化造成障礙，因此還必須建立長效的約束機制。就此來說，除了通過人才市場機制來改變管理人員行政任命體制之外，還應該通過建立切實有效的遠期責任追究制來約束管理階層的行為，則管理人員的決策失誤或惡意損害企業利益等信息會進入人才市場的信用評價系統，由此約束企業經營者的經營行為。
4.結語
在國有企業積極進行體制改革的背景下，其產權制度、管理體制、治理結構等方面正在探索中發生著變化，但是國有企業固有的所有者和經營者之間的矛盾、股權和管理權的不對等、財權配置的單一化以及內部控制體系的僵化等問題，使得財務治理的諸多功能得不到真正的實現。在以后的改革中應注意將財務治理作為公司治理的核心，通過財務手段，從股權結構、治理結構、監督體系、激勵和約束機制等方面著手進行改革，不斷完善國有企業治理制度和治理結構?！±缈梢酝ㄟ^引進民營資本和外資來實現產權的多元化，或者實現國有企業的集體所有化。研究表明，國有獨資企業無論運行效率還是功能效率或是總效率與國有獨資公司、國有控股企業相比都較低。[12] 這恰恰表明現代企業制度的建立與完善是國有企業走向市場經濟的重要途徑，也表明上述財務治理為核心的企業治理體系勢必成為未來國有企業改革的重要方向。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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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資結構對公司治理至關重要，合理的融資結構可以有效降低企業的融資成本和融資風險，改善治理結構，促使企業創造價值最大化。自1950年代MM理論誕生以來，關于融資結構的理論和實證研究一直方興未艾，Harris和Raviv（1991）基于對美國上市公司樣本的研究認為公司的破產風險、固定資產比例、投資發展機會等對資本結構有影響。Frank和Goyal（2003）研究發現，以公允價值計量的財務杠桿對公司績效產生負面影響，以歷史成本計量的財務杠桿對公司績效則產生正向影響。Johnson等（2000）研究認為，控股股東可能為追求自身利益通過實施隧道行為（主要指內部交易行為，如資產轉移、證券回購等）侵害其他股東權益，所以較高的股權集中度不利于企業價值的提高。2000年以來，國內學者關于融資結構的研究成果逐漸增多，但針對融資結構與公司價值的實證研究尚不多見。本文利用滬市A股上市公司的抽樣數據，實證研究債務融資和股權融資對企業價值的影響，根據實證研究結果剖析我國上市公司融資結構存在的問題，提出優化建議。
一、研究假設
1、債務融資與企業價值關系假設的提出
由于短期負債流動性強、償還期限短，會在某種程度上增加經理人短期內償付現金的壓力，從而促使他們調動工作積極性，為公司創造更多的效益。根據Jensen（1986）的自由現金流理論，負債融資能有效約束高管層無序使用自由現金流的行為，提高公司治理效率和效益。綜上提出假設1：我國上市公司短期負債比例與公司價值呈正相關關系。
相比商業信用，銀行借款條件苛刻、審批程序復雜，對于銀行借款的長期借款而言，由于債務期限長，經營風險與不確定性增大，銀行從自身利益考慮，必然會提高利率，對借款資金的用途進行嚴格的控制，導致企業財務費用增加，成本上升;再加上目前我國市場經濟制度以及相關法律法規體系不夠完善，商業銀行不能充分有效地發揮其應有的相機治理作用。綜上提出假設2：我國上市公司銀行借款比例與公司價值呈負相關關系。
商業信用主要依靠的是債權人和債務人在經濟交易過程中建立起來的的信譽，這種關系的約束力相當有限，如果債務人對所欠款項拖延期限過長，勢必會損害雙方的信譽機制，債權人從自身利益考慮會縮短收款期限，對債務人資金鏈造成一定壓力。加之商業信用的債權人不參與債務企業的經營活動，即使債務人出現濫用商業信用資金的行為，債權人也很難干涉，債權人的利益得不到有效保證。綜上提出假設3：我國上市公司商業信用比例與公司價值呈負相關關系。
2、股權融資與企業價值關系假設的提出
當公司股權高度分散時，股東在重大決策時很難保持一致，小股東“搭便車”的現象同時也會導致股東對經營者的監督弱化，當發生公司并購時，經理人員積極性會大大減弱，從而對公司經營造成不利影響。股權適度集中有利于股東目標統一，抑制經理人的短期化行為，對公司治理產生積極的作用。綜上提出假設4：我國上市公司股權集中度與公司價值呈正相關關系。
股權制衡可以通過大股東之間的內部牽制減少關聯交易的發生，有效抑制大股東為了獲取更多的利益對上市公司資源的侵害。另外，在股權分置改革之后，全流通格局使得對第一大股東形成制衡的其他大股東選擇合謀掏空公司資源的可能性減少，使得管理者的經營決策能力得到充分發揮，有助于公司的長遠、高效發展。綜上提出假設5：我國上市公司股權制衡度與公司價值呈正相關關系。
二、研究設計
1、樣本選取及數據來源
論文從滬市A股各個行業按20%的比例隨機抽取203家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以樣本公司2014年年報財務數據為基礎進行實證分析，為確保數據的可靠性和合理性，按以下標準對初始樣本做了剔除：一是資產負債率大于1的公司;二是ST、PT公司;三是金融類公司;四是其他存在異常值的公司。經過上述樣本篩選，最后得到有效樣本共154個。論文所使用的數據全部來源于新浪財經網（http：//.cn/），數據計量分析軟件為SPSS17.0。
2、變量定義與模型建立
（1）變量定義
論文選取凈資產收益率來衡量公司價值，融資結構包括債務融資結構和股權融資結構。債務結構主要從負債期限結構和負債類型結構兩個角度來考察，選擇指標為短期負債比例、銀行借款比例及商業信用比例。股權結構從股權集中度和股權制衡度兩個角度考察，分別采用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及第二大股東與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的比值來衡量。論文同時選擇企業規模及成長性作為控制變量，分別采用總資產的自然對數及主營業務收入增長率來衡量。變量類型、性質、符號、描述等內容如表1所示。
（2）模型建立
根據前文的理論分析及變量定義，建立如下多元線性回歸模型來檢驗提出的有關假設。
ROE=？琢+？茁1SD+？茁2BD+？茁3CD+？茁4OC+？茁5SH+？茁6SIZE+
？茁7GROWTH+？著
其中，？琢為常量，？茁1―？茁7為回歸系數，？著為殘差項。
3、回歸分析
（1）描述性統計分析
相關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如表2所示。表2數據結果顯示短期負債比例均值超過80%，表明樣本公司流動負債占比較大;銀行借款和商業信用比例均值達到30%;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均值大致為34%，股權集中度總體適中;股權制衡度均值僅為0.25，處于偏低的狀態。
（2）相關性分析
變量之間的Pearson相關性檢驗結果如表3所示。從表3中數據中可以看出，解釋變量之間整體上相關系數均小于0.5，說明各變量間不存在較顯著的多重共線性問題，偏差范圍被縮小，研究結論具有可靠性。
（3）多元回歸分析
由回歸分析結果可以看出，短期負債比例與公司價值在10%置信水平上顯著正相關，這說明短期負債融資有助于提升公司價值，假設1成立;銀行借款比例、商業信用比例均與公司價值負相關，前者通過了1%的顯著性檢驗，假設3得到驗證;股權集中度與公司價值正相關，結果并不顯著;股權制衡度與公司價值在1%置信水平上顯著正相關，這與預期的假設5一致。另外，模型的擬合優度較好，調整后的R2為0.568，進行F檢驗時，sig.值為0.000，說明模型整體通過了1%水平的顯著性檢驗。
三、結論與建議
1、結論
（1）在我國上市公司中，短期負債融資具有較強的治理作用，還本付息期限短的特點對管理層使用現金的行為產生剛性約束，使其更加注重投資的效率與效益，抑制過度投資行為，最終對公司價值提升產生積極影響。
（2）銀行借款未能發揮負債融資硬約束及提升公司價值應有的作用。可能原因一方面是銀行借款特別是長期借款利率高，加重了上市公司還本付息負擔，削弱了盈利能力;另一方面由于目前金融法律法規體系的不完善，作為債權人的商業銀行對公司經營行為缺乏有效的監管，相機治理機制尚未形成，降低了治理效率和效益。
（3）股權集中度與公司價值存在正相關關系，說明在我國資本市場上，大股東對管理層的監管對公司的積極作用大于其對大股東對公司掏空的負面影響，因而較高的股權集中度有利于公司治理效率的提高和績效的增長，上市公司保持一定程度的股權集中是十分必要的。
（4）從回歸結果來看，公司價值隨著股權制衡度的提高而提升，說明其他大股東的存在可在一定程度上對第一大股東產生制衡作用，防止大股東為求一己私利而產生“利益侵占”行為，為提升公司績效水平起到保護作用。
2、建議
（1）優化我國上市公司的負債期限結構，在不影響成本和投資風險的前提下適度增加短期負債融資比例，緩解過度投資等現金流的非效率使用行為，以發揮其較強的公司治理功能。
（2）進一步加大商業銀行對公司信貸方面的體制機制改革，修訂和完善相應的法律法規，規定商業銀行能夠以主債權人的角色參與債務人的公司治理，從而大大降低貸款面臨的信用風險。
（3）通過健全商業信用的償還保障機制，如加強信用擔保、推廣使用商業票據等措施，減少商業信用長期被占用現象，可以更加有效地利用商業信用的公司治理作用。
（4）保持股權結構適中，提高股權制衡度，以更好地發揮股東內部牽制作用，采取必要的激勵措施激發管理層的潛能，提高公司治理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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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財務治理是公司治理的核心，但財務治理并不等同于公司治理，而有其獨特的理論體系。財務治理是一種制衡機制。而財務管理是一種運行機制，二者構成了公司財務的兩個不同的方面。財務治理是對傳統財務管理理論與財務戰略理論的整合，財務戰略是財務治理和財務管理聯結的紐帶。財務控制偏重價值管理，財務治理則偏重利益調整，財務治理是廣義公司財務制度的一部分。本文就財務治理及其相互之間的關系進行了探討。
一、財務治理界定
關于公司財務治理(corporate financial governance)，國內各學者的觀點不一，代表性的觀點主要有：伍中信(2001)認為，公司財務治理是一種企業財權的安排機制，通過這種財權安排機制來實現企業內部財務激勵與約束機制，同時還指出，企業財務治理作為企業治理的一個重要方面，其目的就是為了解決這種經濟利益沖突。楊淑娥(2002)認為，所謂公司財務治理，是指財權通過在利益相關者之間的不同配置，從而調整利益相關者在財務體制中的地位，提高公司治理效率的一系列動態制度安排。張敦力(2002)認為，財務治理是界定與協調各利益相關主體在財權流動和分割中所處地位和作用，最終實現各主體在財權上相互約束，相互制衡關系，促使企業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和效果的公司治理。衣龍新(2002)認為，財務治理涵義可概括為：財務治理就是基于財務資本結構等制度安排，對企業財權進行合理配置，在強調利益相關者共同治理前提下，形成有效的財務激勵約束等機制，實現公司財務決策科學化等一系列制度、機制、行為的安排、設計和規范。林鐘高(2003)則認為，財務治理是一組聯系各利益相關主體的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和結構關系網絡，其根本目的在于通過這種制度安排達到利益相關主體之間權利、責任和利益的均衡，實現效率和公平的合理統一。饒曉秋(2003)認為，財務治理的實質是一種財務權限劃分，從而形成相互制衡關系的財務管理體制。從上面的定義可以看出，國內學術界對于財務治理的定義并無很大分歧，都認為財務治理是以財權合理配置為核心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主要不同在于對財務治理主體的界定不同。筆者認為，只要涉及到財權的配置，均可歸屬于財務治理的研究之中，但是財務治理是否僅僅局限于一種“制度安排”。公司財務治理是指通過財權在企業內部的合理配置，并在各利益相關主體之間形成有效的財務激勵、財務約束、財務評價等機制以達到權利、責任和利益的均衡，從而提高公司治理效率的一套正式的、非正式的制度、行為和規范。
二、財務治理與相關概念關系辨析
(一)財務治理與公司治理 財務治理是從財務的角度來研究公司治理，主要是界定與協調各利益相關主體在財權流動和分割中所處的地位和作用，公司治理主要是界定和協調各利益相關主體之間的相互關系，從某種意義上講，財務治理結構在公司治理結構中處于核心地位，是公司治理的靈魂。財務治理總體上作為公司治理的一部分，其在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等方面，必然要遵循、借鑒公司治理理論。應該說公司治理理論對財務治理理論的指導是最為直接的、重要的，公司治理理論的出現是財務治理理論的產生前提，沒有公司治理理論的成熟與發展，就不可能有財務治理理論的產生、發展和成熟，而財務治理理論的不斷充實、發展也必將促進公司治理理論的不斷拓展、完善。如果用財務治理涵蓋公司治理，則夸大了財務治理的范圍和作用，限制了公司治理的范疇。公司治理除包含財務治理內容外，還包括人事、經營等方面的治理。應當說財務治理本質上是公司治理的核心部分和根本體現形式，公司治理的其他方面治理效果也最終要落實到財務利益上加以體現。如果用公司治理定義、替代財務治理，則更為偏頗，局限了財務治理內涵和外延，除從屬于一般公司治理共性外，財務治理還具有自身獨特的個性。可見，財務治理并不等同于公司治理，兩者之間既有聯系又有區別。公司治理與財務治理的聯系：一是公司治理是財務治理的基礎，財務治理是公司治理的發展和深化。二是公司治理的模式決定財務治理的模式，財務治理的模式反作用于公司治理的模式。三是公司治理的目標影響財務治理的目標。四是公司治理和財務治理都根源于財產所有權和經營管理權的分離。五是從公司治理理論的發展角度來看，公司治理與財務治理都隨著利益相關者共同治理理論的發展而發展，其內容也逐漸由只發生在公司內部所有者、經營者以及相關權利機構之間的狹義的活動擴展到廣義的利益相關者，包括公司股東、債權人、供應商、雇員、政府和社區等。六是公司治理和財務治理不僅僅是一種靜態的管理方式，更應該是一種動態的管理活動，因而不能將公司治理和財務治理僅僅理解為一種制度安排，更應該從治理活動的動態含義來理解。公司治理與財務治理的區別主要有：一是制衡的著眼點不同。二是激勵的側重點不同。三是約束制度的側重點不同。四是機制涉及主體不同。五是保障實施主體不同。六是財務治理
比公司治理更為深化。
(二)財務治理與財務管理 財務管理是基于再生產過程中客觀存在的財務活動和財務關系而產生的，是企業組織財務活動、處理與各方面財務關系的一項經濟管理工作。財務治理主要是對財務資源和財權的安排機制，以形成利益相關者之間財權的戰略聯盟，提高企業財務運作效率及公司治理效率。由此可見，公司財務治理與財務管理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構成了公司財務的兩個不同的方面，兩者既有聯系又有區別。財務治理與財務管理的聯系表現在：一是兩者共同構成了完整的公司財務系統，都是公司財務報告的影響因素。二是兩者對公司的財務活動和財務關系的處理，具有內在的統一性和一貫性。如財務治理對公司財務戰略的擬定，決定了財務管理的服務與發展方向；財務管理對公司財務的全面調控，決定了財務管理中財務控制的力度和手段；財務治理對公司財務政策的選擇，決定了財務管理中具體財務制度的基調。三是財務治理決定了財務管理的框架和軌道，財務治理的模式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財務管理的模式特征。如果說財務治理是從財務角度對企業內外部人與人之間利益分配的關系所做的協調和配置，那么財務管理就是這種協調和配置的應用。四是財務治理、財務管理與公司績效之間有著密切的邏輯關系。作為一種制度安排，財務治理狀況的優劣直接影響財務管理，進而對公司績效產生影響，而財務管理和公司績效又受到財務治理的根本性制約。財務治理與財務管理的主要區別為：一是從公司運營角度看，財務管理是公司管理的核心，財務治理則是公司治理的核心。因此，公司治理與管理的區別也就決定了兩者分別屬于不同的范疇。財務治理主要從宏觀上對財務管理中所產生的財務關系進行指導、監督、控制和制衡，保證管理的合理性和有效性是一種制衡機制；財務管理則是在財務治理框架下，具體進行財務運作和經營活動，基于實現企業價值最大化是一種運行機制。二是財務治理從制度性層面規定了公司財務運作的基本網絡框架；而公司財務管理則著重研究在這樣的框架下如何通過科學的財務決策實現具體的財務目標，主要集中在“操作性”財務領域，具有鮮明的“技術性”特征。三是財務管理著重于對財務主體的財務行為控制，表現為上層財務主體對下層財務主體的財務行為的一種單向規制活動。財務管理的效率性主要體現為公司財務成本總額的減少，即公司凈資產值的增加；財務治理則著重于財務主體的財務權力、責任和利益的結構性安排，以及財務權力運作方式的優化，表現為財務主體之間財務行為的雙邊或多邊相互協調與控制活動。財務治理的有效性主要體現為公司各層級財務主體的財務權力總成本的降低。四是財務管理是從定量角度論證企業價值，探討企業財富是如何產生的，是財富創造的源泉和動力；而財務治理則是從定性方面研究企業價值，確保這種財富創造能夠合乎各方利益要求的一種制度安排，是企業財富創造的基礎和保障。
關鍵詞：外貿企業風險 內部控制 風險管理 控制對策
一、外貿企業核心業務和關鍵風險
外貿企業是指專門從事對外貿易（進出口）的企業，在國家規定的注冊地，這些企業對產品和服務有合法的進出口經營權。它的業務往來重點在國外，通過市場調研，把國外商品進口到國內來銷售，或者收購國內商品銷售到國外，從中賺取差價。外貿企業的核心業務主要由出口和進口兩部分組成，簡稱進出口業務。筆者認為，外貿企業風險是指外貿企業作為一個社會經濟主體，在存續期間內受所面臨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技術等環境因素的影響，其真實業績與企業目標發生偏離的可能性。關于外貿企業風險，現有文獻的梳理如表1所示。
由此可見，外貿企業面臨的風險主要包括兩大類，一是經營風險，二是財務風險。
（一）經營風險。經營風險是指外貿企業經營目標無法實現的可能性。經營風險的極端形式是經營失敗。從廣義上分析，外貿企業經營風險包括：（1）戰略層面風險。是指外貿企業在戰略制定和實施過程中，其戰略目標無法實現的可能性，包括政治風險、貿易壁壘風險、政策風險、投資風險和自然災害風險等。（2）經營環節風險。即狹義上的經營風險，它是指外貿企業經營環節目標無法實現的可能性，包括信用風險、結算風險、匯率風險、利率風險、法律風險和道德風險等。
（二）財務風險。董峰（1996）認為，外貿企業財務風險按其財務活動的基本內容來劃分，可分為籌資風險、匯率風險、投資風險、資金回收風險與收益分配風險。朱威（2005）認為，我國外貿企業財務風險主要包括籌資決策風險、投資決策風險、股利決策風險、外匯風險（交易風險、折算風險、經濟風險）、衍生金融工具風險、企業重組風險等。吳曉慶（2010）認為，外貿業務財務風險主要包括信用風險、外匯風險、結算風險、現金流風險、反傾銷風險。葛維璐（2012）認為，外貿企業面臨的財務風險主要有信用風險、匯率風險、流動性風險、非關稅壁壘風險。張小宇、王慶敏（2016）認為，中小外貿企業財務風險包括信用風險、融資風險、流動資金不足風險、匯率風險等。筆者認為，從狹義上理解，外貿企業財務風險是指外貿企業由于負債融資而形成的風險，或稱資不抵債風險。而從廣義理解，外貿企業財務風險是指外貿企業財務管理目標無法實現的可能性，它包括資不抵債風險、壞賬風險、流動性風險和現金流風險等。 除此之外，外貿企業風險還可以區分為系統風險（市場風險）和非系統風險（企業特有風險）。外貿企業風險的存在往往會給外貿企業各項目標的實現帶來很大的不確定性。因此，如何基于內部控制有效性視角，加強外貿企業風險管理的理論與實務研究非常重要。
二、外貿企業內部控制的目標和要素
（一）外貿企業內部控制的涵義和目標。關于內部控制理念的演變，經歷了內部牽制（20世紀40年代以前）、內部控制制度（20世紀40―70年代）、內部控制結構（1988―1991年）、內部控制――整體框架（1992年至今）等階段（宋夏云，2003）。1992年，美國反欺詐財務報告全國委員會下屬發起機構委員會（COSO）了“內部控制――整體框架”，并指出：企業內部控制是指由企業董事會、管理層和其他員工實施的，旨在為達成以下目標而提供合理保證的過程：（1）財務報告的可靠（可靠性）；（2）經營的效率、效果（效率效果性）；（3）法律和法規的遵循（合規性）。我國《企業內部控制基本規范》（2008）指出，企業內部控制是由企業董事會、監事會、經理層和全體員工實施的，旨在實現以下目標的過程：（1）企I經營管理的合法合規；（2）資產的安全；（3）財務報告及相關信息的真實完整；（4）提高經營效率、效果；（5）促進企業實現發展戰略。
外貿企業內部控制目標是指外貿企業內部控制機制運行的預期效果或理想狀態，是構建外貿企業內部控制框架的邏輯起點。筆者認為，外貿企業內部控制可以定義為受外貿企業治理層、管理層和其他員工的影響，旨在實現以下目標而提供合理保證的一種過程：（1）外貿企業財務報告等經濟信息的真實、完整；（2）外貿企業戰略和經營活動的效率、效果；（3）外貿企業財務收支活動的合法、合規；（4）外貿企業各項資產的安全；（5）促進外貿企業實現其發展戰略。它們相互聯系、相互影響，共同構成一個完整的外貿企業內部控制的目標體系。
（二）外貿企業內部控制的要素。COSO（1992 & 2013）指出，企業內部控制的要素包括內部環境、風險評估、控制活動、信息與溝通，以及監控。我國《企業內部控制基本規范》（2008）指出，企業內部控制的要素包括內部環境、風險評估、控制活動、信息與溝通、內部監督。以下筆者分別對其進行討論。
1.內部環境。內部環境設定了外貿企業實施內部控制的基調，直接影響到企業治理層、管理層和其他員工對外貿企業內部控制的功能定位。良好的內部環境是內部控制機制有效運行的基礎。外貿企業內部環境包括治理結構與權責分配、管理層的理念和經營風格、治理層對內部控制的重視程度、對誠信和道德價值觀的溝通與落實、對專業勝任能力的強調以及企業人力資源政策與實務等。
2.風險評估。風險評估是指外貿企業選用定量和定性指標，在風險預警模型構建和優化基礎上，對外貿企業所面臨的戰略層面風險、經營環節風險和財務風險進行有效識別和科學評估，并及時外貿企業風險的預警信息。即風險評估過程的作用是識別、評估和管理影響外貿企業經營目標實現的各種不確定因素。
3.控制活動?？刂苹顒邮侵竿赓Q企業根據風險評估結果，采取有針對性和靈活性的措施和方法，努力將外貿企業風險降低至可接受的范圍之內?？刂苹顒佑兄诤侠肀ＷC外貿企業治理層和管理層提出的風險管控指令得到充分執行，其內容包括授權、職責分離、業績評價、信息處理和實物控制等。
4.信息與溝通。信息與溝通是外貿企業及時、準確地收集、整理、加工、匯總和傳遞與企業內部控制及風險管理有關的信息，確保各種控制指令在企業內外部之間進行有效傳播和溝通。其中與外貿企業財務報告等信息可靠、相關的信息系統通常包括以下職能：（1）識別與記錄所有的有效交易；（2）及時、詳細地描述交易；（3）恰當地計量交易；（4）正確確定交易生成的會計期間；（5）在財務報表中恰當地列報交易的結果等。
5.內部監督。內部監督是對外貿企業內部控制制度的建立與實施情況實施監督檢查，評價內部控制機制運行的有效性。外貿企業可以授權內部審計機構等職能部門對內部控制的設計和執行進行專門的評價，找出內部控制機制運行的優勢和缺陷，并提出補救建議。
三、基于內部控制有效性視角的外貿企業風險的控制對策
（一）優化內部環境。外貿企業內部環境直接影響到內部控制機制運行的有效性以及企業戰略目標、經營環節目標和財務管理目標的實現程度。外貿企業風險管理的核心環節包括風險識別、風險評估和風險應對。理想的風險管理模式，需要外貿企業按照風險發生的輕重緩急進行有效排序。例如，對于戰略層面的風險，外貿企業治理層和管理層應該高度關注，一旦決策失誤，其前景堪憂。對于經營環節風險和財務風險，企業管理層應該高度重視內部環境的優化，采取合理的措施和方法，及時找出關鍵風險因素，按照風險程度高低進行正確處理。筆者認為，內部環境屬于外貿企業內部控制的核心要素，是內部控制機制有效運行的關鍵影響因素。因此，外貿企業應該采取必要的措施，不斷優化內部環境，其內容包括治理結構與權責分配、治理層對內部環境的重視、管理層的理念和經營風格、對誠信和道德價值觀的溝通與落實、對專業勝任能力的強調、人力資源政策與實務等，并確保外貿企業內部控制機制得到有效運行，進而合理控制其風險。
（二）加強風險評估。在日趨激烈的國內外市場競爭環境下，我國外貿企業風險不斷凸現，時刻威脅著外貿企業的安全。對于戰略層面風險，應該引起外貿企業治理層和管理層的共同關注。外貿企業可以采用PEST分析法、SWOT分析法和Porter五力分析法，對外貿企業的戰略及其潛在的風險進行診斷與分析；對于經營環節風險，外貿企業各個職能部門可以采用定量指標和定性指標相結合的方法，通過構建不同經營環節的風險預警模型，對其風險進行評估和應對；對于財務風險，外貿企業可以采用財務指標為主、非財務指標為輔的評估模式，在指標選取和指標賦權基礎上，合理構建企業財務風險預警模型，對外貿企業財務風險進行動態、精準評估。筆者認為，風險評估是外貿企業內部控制和風險管理的核心環節，是外貿企業風險有效應對的關鍵。在條件允許情形下，外貿企業可以成立專門的風險管控機構，對外貿企業所面臨的各種風險進行動態評估，及時提交高質量的風險預警報告，以最大可能減少外貿企業的損失。
（三）健全控制活動?？刂苹顒邮侵竿赓Q企業對其風險進行正確識別和評估后，制定科學的風險應對政策、程序、機制和措施，對其風險進行有效應對，其最終目的在于將外貿企業風險降低至可以接受的水平。例如，對于外貿企業的系統風險，企業治理層和管理層應該事前評估和科學應對。對于系統風險或市場風險，必須承受的，堅決承受，不能承受的，可以選擇放棄，或者退出戰略；而對于外貿企業的非系統風險或企業特有風險，外貿企業管理層可以考慮事先設定一個合理的風險承受水平，選擇風險分擔或者風險轉移策略。筆者認為，控制活動屬于外貿企業風險應對的重要機制，其關鍵要素包括授權、職責分離、業績評價、信息處理、實物控制等。為了有效降低外貿企業風險，企業可以考慮建立以下控制機制：（1）對于重大投資活動，應該由企業治理層和管理層共同做出科學、民主的決策；對于企業的日常經營活動，可以由企業管理層進行自主決策；（2）對于企業各項業務活動，外貿企業應堅持責分離的原則，盡量避免出現失誤，甚至欺詐行為；（3）為了避免出現人才流失、業務流失等風險，外貿企業可以建立科學的員工激勵機制。外貿企業可以適時構建合理可行的業績評價體系，對外貿企業業務人員進行定期考核，做到賞罰分明，并努力留住人才；（4）對于外貿企業，尤其是外貿上市公司財務報表等信息披露，其管理層應該承擔應有的法律責任；（5）外貿企業應該建立、健全實物資產的有限接觸制度，以確保外貿企業重要資產的安全、完整。
（四）強化信息與溝通。良好的信息與溝通機制是外貿企業內部控制機制有效運行的重要條件。在外貿企業的風險管理中，企業治理層、管理層和其他員工應該精誠團結，共同肩負著各自的職責。為了有效識別、評估和應對外貿企業風險，企業應該強化信息與溝通過程，做到企業各個層次的人員都能清晰地認識到自己肩負的責任，包括對戰略層面目標、經營環節目標、財務管理目標及其潛在的風險進行有效識別，了解與認識外貿企業內部控制各個構成要素及其相應的功能，并能夠積極參與到企業內部控制與風險管理活動中。在企業風險管理中，尤其需要外貿企業治理層、管理層和其他員工清晰地認識與理解企業風險控制活動的目的、機制、模式和方法，而如何強化外貿企業的信息與溝通能力，是實現企業風險控制目標的關鍵。
（五）完善內部監督。企業風險管理是一個持續發展的動態過程，企業戰略層面目標、經營環節目標、財務管理目標及其風險都會隨著環境的變化而調整，這要求外貿企業的治理層和管理層及時監控企業風險管理的運行狀況。內部監督是內部控制的必要環節，外貿企業應設置獨立的機構，配備專門人員，科學、有效地評估內部控制機制的運行狀況，及時發現和報告內部控制機制運行的重大缺陷，督促相關職能部門及時修補。外貿企業的內部監督包括主管部門的監督、外部審計的監督和內部審計的監督。其中內部審計監督在整個內部控制系統中發揮著基石作用。內部審計可以合理保證外貿企業遵循國家的政策與法規、財務報告的真實性、企業投資和經營管理活動的效率效果性，以及企業戰略目標、經營環節目標和財務管理目標的實現程度等。正因為如此，外貿企業應當不斷拓展和強化內部審計職能，增強其獨立性，提升專業勝任能力，督促外貿企業優化內部控制的運行機制，以合理保證外貿企業的健康、高效發展。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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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 F234.4［文獻標識碼］ A?。畚恼戮幪枺荨?008—1763（2012）06—0062—05
一 引 言
企業所有權是公司治理結構的抽象概括，公司治理結構是企業所有權安排的具體化［1］。公司治理結構以財務治理結構為核心，財務治理結構的要點是在效率的基礎上使公司剩余財務索取權與剩余財務控制權相匹配［2］。
縱觀西方資本結構理論史，可以發現其研究內容都與財務治理（結構）效率（融資效率）有關，只是研究視角和程度不同。盡管西方學者已經意識到公司財務與公司治理具有內在關聯性和依存性，但并未展開深入研究，未能正式提出財務治理范疇，未能構建出完整的財務治理理論體系，更沒有深入研究財務治理的根本目標財務治理效率［3］。而國內對于財務治理的研究也是剛剛起步，還遠未成熟。以往學者的研究經驗值得我們借鑒，但也存在以下不足：1）簡單地用資產負債率來衡量資本結構，忽視了股權結構和負債結構的影響。2）只從成本或收益角度分析財務治理效率。3）資本結構對財務治理效率的影響研究大多停留在資本結構與企業績效的關系，股權結構、債務結構對股權成本的影響，很少涉及到資本結構與財務治理效率的深層次系統研究。
鑒于此，本文在衡量資本結構時加入股權結構和負債結構，并從財務治理成本（股權成本和負債成本）和財務治理收益（會計業績）兩個角度來衡量財務治理效率，分析資本結構與財務治理效率之間的深層勾稽關系，為我國上市公司優化資本結構從而提高財務治理效率提供合理的經驗支持。
二 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資本結構與財務治理效率關系的檢視，是對資本結構與財務治理成本、財務治理收益相關關系的統一檢驗，存在疊層關系檢驗（如圖1）。資本結構包括三大內容：資本結構（狹義）、股權結構和負債結構。良好的財務治理效率是財務治理活動的根本目標，財務治理效率的實質在于：在既定的財務治理環境及其變遷中，財務治理結構與機制在多大程度上降低財務治理成本并同時獲得多大的財務治理收益，或者說以盡可能低的財務治理成本取得盡可能高的財務治理收益［3］。
（一）資本結構與財務治理效率
資本結構的選擇決定了公司財務控制權在公司所有者和債權人之間的分配機制，決定了有效率的財務治理機制安排，即在公司破產時財務控制權能從公司所有者轉移給債權人。債權人通過債務契約設置的限制性條款可能增加公司的運營成本以及債務可能導致的財務控制權的轉移成本，構成了公司負債的成本。當公司的負債逐漸增加，公司破產風險和過度投資的動機也加大，管理層的積極性和自由裁決權也隨之擴大，股權成本降低，債務成本升高。但是保持適度的負債率可以使增加的債務成本小于減少的股權成本，從而降低總成本，使財務治理成本最低［4］。如果財務治理收益一定，那么財務治理成本最低就意味著最高的財務治理效率。故提出假設：
假設1：公司的產權比例較低時，適當提高產權比例能提高財務治理效率。
（二）股權結構與財務治理效率
Shleifer和Vishny研究表明，公司經營的好壞與大股東的切身利益密切相關，因此，大股東更愿意并有能力對管理層進行監督，從而解決了股東監督管理層的動力和信息成本問題，使股權成本得以降低［5］。Elston和Goldberg對德國公司研究表明，股權越集中，管理層獲取額外高報酬的能力越小，即股權集中能夠約束管理層的金錢利益。公司如果存在幾個大股東，形成控制權共享的局面，即股權制衡。由于多個大股東的存在，可能會大大降低控股股東對管理層的監督效率，因為第一大股東需要為協調其他大股東之間的矛盾而付出額外的代價，從而導致治理成本的上升。由此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2：股權集中度與財務治理效率正相關，股權制衡度與財務治理效率負相關。
呂長江等、張兆國［6］研究表明，在國有控股上市公司中，由于存在產權主體缺位問題，管理層更容易牟取私利、產生在職消費行為，從而成本更高。但張翼、王鵬等、李明輝研究發現，國有控股上市公司由于需要承擔更大的社會責任，從而會較好地保護股東及公眾投資者的利益，公司業績更好［7］。本文認為，目前我國國企的管理層大多接受政府的監督和干預，因而管理層的行為跟投資者更能夠保持一致，從而可以降低成本。由此提出假設：
假設3：國有控股上市公司財務治理效率更高。
管理層與股東的利益存在利益分歧，這是因為管理層存在自利行為。如果提高管理層持股比例，管理層發生自利行為的成本也上升，隨著管理層持股比例的上升，如果公司業績提高，管理層與股東的利益更趨于一致，因為管理層可以按持股比例分享公司業績提升的剩余收益。Fama進一步發現，當管理者持股比例過高時，管理層與外部股東又會產生更大的利益沖突，從而可能導致更大的問題，即存在壕溝效應［8］。由此提出假設：
假設4：管理層持股比例與財務治理效率之間呈倒U型關系。
（三）負債結構與財務治理效率
負債按期限長短可以分為流動負債和長期負債。流動負債對管理層具有相當的硬約束力而具備財務治理效應，流動負債對管理層的自由現金流量的裁量權和對企業清算形成一定的硬約束。流動負債比例越高，公司的財務風險就越大，對管理層的硬約束也越大，管理層在實施自利行為時就會越發謹慎，因為這種機會主義可能導致公司破產，而破產對管理層而言損失也是巨大的［9］。由此提出假設：
假設5：流動負債比越高，財務治理效率越高。
負債按工具形式不同可以分為商業信用負債、銀行借款、企業債券等。商業信用作為一種自然性質的負債方式，完全依靠公司的信用度，其債權人一般是公司的供應商，他們基本上不會參與公司治理。但是，如果公司經常性的拖延債務償付，勢必會對公司信譽造成非常壞的影響，實際上，商業信用負債對公司管理層具有較強的潛在約束力，能夠形成積極的治理效應。由此提出假設：
假設6：商業信用負債比例與財務治理效率正相關。
Diamond研究德國和日本企業發現，銀行在克服搭便車問題和獲取信息方面具有較強的優勢，銀行作為公司的主要債權人，一般直接派出董事參與對方的經營決策，這樣能夠保證剩余控制權和剩余索取權更好的匹配［10］。衣龍新、肖坤等發現，在我國，銀行的財務治理效應并不能得到有效發揮，因為國有銀行與國有企業之間的債務關系大多由政府意志決定，而不是銀企平等協商的結果［11］。由此提出假設：
假設7：銀行借款比例與財務治理效率非顯著負相關。
三 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
本文選取2007～2009年滬深兩市所有A股上市公司為初始樣本。對初始樣本進行如下處理：1）剔除金融保險業的公司；2）剔除已經發行H股的公司；3）剔除ST和*ST的公司；4）剔除數據缺失的公司，對數據庫的部分樣本數據進行手工檢驗和更正。數據主要來源于CSMAR數據庫，部分數據取自上市公司年報。數據處理軟件為SPSS17.0、EXCEL等。
（二）變量定義
1.被解釋變量。本文以會計業績來衡量財務治理收益，選取主營凈資產利潤率作為會計業績的替代變量。因為主營業務利潤縱的難度較大，能夠比較真實的反映公司的會計業績。以成本來衡量財務治理成本，成本包括股權成本和負債成本。目前衡量股權成本最常用的就是Ang等、Singh和Davidson?、筇岢龅墓芾碣M用率和資產周轉率。我們借鑒他們的做法，另外，選取利息支出率計量負債成本［12］。
2.解釋變量及控制變量。本文選取產權比例反映資本結構（狹義），股權結構和負債結構的衡量依據上文分析所定。另外，我們還選取了以下控制變量：公司規模、公司成長性、行業和年度，有關變量的定義如表1所示。
（三）模型設計
根據研究假設，本文構建了以下的回歸模型來檢視我國上市公司資本結構與財務治理效率之間的關系，其中，Yi為財務治理效率的變量：
四 實證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分析
從表2可以看出，在所有變量中，股權制衡度穩
1.2483定性最差，結合股權集中度的均值達到45.89%，說明我國A股“一股獨大”的現象比較普遍，且國有控股上市公司占大多數。流動負債占比均值達到81.32%，說明我國上市公司負債的短期化傾向比較明顯；銀行借款和商業信用負債占比都比較高，分別約為49.28%和37.18%，說明銀行貸款成為了上市公司的主要資金來源之一，而商業信用在上市公司的負債融資中也擔當重要角色。
（二）回歸分析
根據分析各變量之間的相關關系，我們發現多個解釋變量之間存在一般顯著的相關關系，雖然相關系數均不大，但是為了防止多重共線性的影響，我們在回歸分析中，并不將反映股權結構和負債結構的各指標全部放在同一個模型中。回歸結果如表3所示，分析如下：
1.產權比例與管理費用率負相關，與資產周轉率、會計業績正相關，但都不顯著。這說明，在我國，
負債融資的確存在軟約束，但由于債務契約的硬約束力，負債雖不能有效約束管理層的在職消費，但能夠一定程度上限制過度投資行為，假設1基本成立。
2.股權集中度與管理費用率、負債成本顯著負相關，與資產周轉率顯著正相關，與會計業績正相關，而股權制衡度與管理費用率正相關、與資產周轉率負相關，雖都不顯著，但足以證明較高的股權制衡度降低了財務治理效率，假設2基本成立。這一結論與宋立、韓亮亮、高雷、宋順林、李明輝的一致。結果表明，在我國A股上市公司中，第一大股東的持股比例越高，監督效率越高，能夠有效降低成本，提高財務治理效率。雖然我國“一股獨大”現象十分普遍，但由于“掏空行為”的可能性致使其他大股東會盡力制衡第一大股東，而導致協商成本的增加，進而降低財務治理效率。
3.國有控股與管理費用率、資產周轉率及會計業績顯著正相關，而管理層持股與管理費用率、負債成本負相關，與資產周轉率正相關，但均不顯著，與會計業績顯著正相關。這表明，國有控股上市公司管理費用率很高，但其資產周轉率更高，會計業績也高，因此國有控股上市公司財務治理效率更高，假設3基本成立。而用MBOR的平方項回歸后發現，MBOR與MFR顯著負相關，而其平方項與MFR顯著正相關，即MBOR與MFR呈U型關系，管理層持股又與會計業績正相關，即管理層持股與財務治理效率呈倒U型關系，假設4成立。
4.流動負債與管理費用率非顯著負相關，與資產周轉率顯著正相關，而商業信用負債與管理費用率顯著負相關，與資產周轉率和會計業績都顯著正相關。這表明，流動負債比例越高，負債的短期化傾向越顯著，對管理層的約束越強，流動負債能在一定程度上發揮治理效應，提高上市公司財務治理效率，假設5基本成立。而我國商業信用負債總體上能夠有效發揮積極的財務治理作用，降低成本，促進公司財務治理效率的提高，假設6成立。
5.銀行借款與管理費用率非顯著負相關，與資產周轉率非顯著正相關，假設7基本成立。這表明，在我國，銀行借款的確存在軟約束問題，銀行借款的財務相機治理作用并不能有效發揮，銀行作為債權人沒有能有效監督公司管理層和控股股東。
五 結論與政策建議
實證結果表明，資本結構各要素的財務相機治理效應不盡相同。負債雖不能有效約束管理層的機會主義，但卻能通過債務契約來發揮財務治理效應；股權集中度有助于降低財務治理成本，提高財務治理效率，而管理層持股與財務治理效率呈倒U型關系；國有控股上市公司管理費用率高，但資產使用效率更高，說明國企改革以來，雖然在職消費依然嚴重，但國有控股上市公司財務治理效率確實有所提高，國企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我國較高的流動負債比能發揮一定的財務治理效應，但作用不夠顯著；銀行借款由于存在軟約束問題而不能有效發揮財務相機治理作用，而商業信用負債卻更能有效發揮積極的財務治理效應，提高財務治理效率。
上述研究結論的政策意義在于：資本結構是公司治理的重要方面，調整和優化資本結構有助于我國上市公司財務治理效率的提高。其具體表現在：第一，進一步明晰國有產權主體，加大政府監督和社會監督，盡量減少國有企業高管在職消費，使國有控股上市公司的財務治理效率更上一層樓。第二，逐步建立適合我國國情的銀企合作機制，通過逐步完善《證劵法》、《商業銀行法》和《國有企業破產法》等相關法律制度，降低銀企產權的同質性程度，以充分發揮銀行和負債融資的相機治理作用。
［參 考 文 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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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2002年美國薩班斯法案實施、2008年我國五部委聯合下發關于上市公司實施內部控制的指導意見，以這兩次事件為標志，內部控制開始成為國內外公司治理領域的一項重要研究內容。本文對近幾年來，尤其是2013年、2014年企業內部控制的研究熱點做了梳理，總結成內部控制的影響因素、實施后果、有效性評價、內控缺陷披露、在行業中的應用等五個方面進行了綜述。在此基礎上，對企業內部控制的研究現狀進行了評論。
二、 內部控制的影響因素
當前的研究主要是從董事會特征、股權結構特征、管理層特征、公司經營狀況等方面入手，研究其對內部控制的影響。
1. 董事會特征對內部控制的影響。研究董事會對內部控制的影響是一條很自然的思路，因為內部控制的實施程度和執行水平取決于董事會的重視程度，董事會越重視，內部控制實施得就會越好。在這一領域，當前的研究趨勢是細化，細化是指研究者將董事會特征細化分解，研究的問題很具體，并且大多通過上市公司數據對理論假設進行實證研究。
有研究者研究董事會、監事會規模對內部控制的影響。宋寶（2014）、朱彩婕、韓小偉（2013）等均以上市公司為樣本進行實證研究，發現董事會、監事會規模與內部控制有效性呈正相關。
有研究者研究監事會會議次數、審計委員會設置對內部控制的影響。步磊、范亞東（2014）研究發現，董監兩會的會議次數對內部控制有效性有顯著正相關關系。朱彩婕、韓小偉（2013）研究發現，審計委員會的設置與內部控制信息披露水平呈顯著正相關關系。林斌和饒靜（2009）發現，設置了內審部門的上市公司更愿意披露內部控制評價報告。Hoitsh（2009）發現，審計委員會成員的會計和財務監管經驗與內部控制有效性正相關。
有研究者研究董事個體對內部控制的影響。陳漢文、王韋程（2014）的研究發現，董事長年齡、受教育程度、任職時間、薪酬水平等與內控質量正相關。步磊、范亞東（2014）的研究發現，獨立董事對內部控制有效性影響不顯著。朱彩婕、韓小偉（2013）研究發現獨立董事比例與內控信息披露水平顯著負相關。張橫峰（2014）研究發現女性董事比例與內部控制有效性顯著正相關。
2. 股權結構特征對內部控制的影響。這方面研究的思路和研究董事會相似，都是從公司治理的角度進行研究，其理論基礎都是委托-理論，其研究方法大多是以上市公司為樣本進行實證研究。
有研究者研究股權集中度、股權制衡度與內部控制的關系。朱頤和、張娥（2014）研究發現，股權集中度能夠提高上市公司的經營效率和減少公司的違法違規行為，從而提高內部控制有效性。郭桂花、岳利玲（2013）實證研究結果表明，國有控股公司的內部控制有效性顯著高于非國有控股公司。朱頤和、張娥（2014）研究發現，股權制衡度與上市公司內部控制有效性正相關。
有研究者研究管理層持股比例與內部控制的關系。步磊、范亞東（2014）研究發現，管理層持股比例與內部控制有效性正相關。宋寶（2014）研究發現管理層持股比例與內部控制自我評價報告有效性正相關。朱頤和、張娥（2014）研究發現，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與上市公司內部控制有效性正相關。
3. 管理層特征對內部控制的影響。對管理層特征和內部控制的影響，多是從公司治理結構的角度進行研究。
趙息、許寧寧（2014）的研究發現，建立在經濟動因和政治動因基礎上的激勵機制，以及源于內部控制缺陷披露的昂貴顯性和隱性成本，是管理層隱瞞內部控制缺陷的驅動力，而管理層所擁有的超出其特定控制權范疇的管理層權力又為其在信息披露中的機會主義行為提供了保障。張西栓（2013）的博士論文研究發現，高管權力的過度膨脹，往往導致高管凌駕于內部控制之上，使內部控制失靈，內部控制與高管權力之間存在負相關關系。
4. 公司經營狀況對內部控制的影響。這方面的研究脫離了公司治理結構的角度對內部控制進行研究，主要分析公司一些經營特征對內部控制的影響，也有研究是從公司外部環境的角度進行分析。
有的從財務狀況分析其對內部控制的影響。Ashbaugh-Skaife等（2007）和Doyle等（2007）研究發現，財務風險較高、財務狀況較差的公司更有可能存在內部控制缺陷。這兩篇文獻在內部控制領域地位顯赫，幾乎所有研究內部控制的文獻都會引用這兩篇文獻的研究成果。Franklin（2007）的研究發現，公司的盈利能力、負債程度顯著影響其內部控制運行有效性。宋寶（2014）研究發現，公司盈利能力與內部控制自我評價報告有效性水平呈正相關。林斌和饒靜（2009）發現，財務狀況差的公司更不愿意披露內部控制評價報告。
有的從公司業務狀況和組織結構狀況進行研究。Ashbaugh-Skaife等（2007）和Doyle等（2007）研究發現，經營業務復雜、近期組織結構發生變動、內部控制可投入資源較少的企業更有可能存在內部控制缺陷。林斌和饒靜（2009）發現，織變革程度高及發生違規的公司更不愿意披露內部控制評價報告。張旺峰（2011）的博士論文發現，審計費用與內部控制有效性之間存在著不顯著的負相關性。有的研究公司規模對內部控制的影響。宋寶（2014），朱彩婕、韓小偉（2013）均研究發現，公司規模與內部控制自我評價報告有效性水平呈正相關。
有的研究公司面臨的外部環境與內部控制的關系。趙淵賢、吳偉榮（2014）研究發現，市場化程度、法律制度、媒體關注等外部制度性因素與內部控制有效性呈顯著正相關。張仲元（2012）的博士論文研究發現，政治聯系會嚴重削弱內部控制設計的完善性和實施的有效性，而市場化程度則具有積極的推動作用。
三、 內部控制的實施后果
這方面研究主要研究內部控制給公司運營帶來的影響。目前來看，對經濟后果的研究多一些，并且大多數是用財務指標來衡量經濟后果進行實證研究。
1. 內部控制對經營的效率和效果的影響。這方面的研究無論是理論界還是實務界都非常關心，因為公司實施內部控制要耗費人力和物力成本，如果不能在經營的效率和效果上有正向的影響，那無疑會降低內部控制的影響力。好在從目前的研究來看，多數研究結論是正面的。
從經營效果看，Ashbaugh-Skaife等（2007）；Doyle等（2007）；董望、陳漢文（2011）等均發現，內部控制可以提升應計質量。袁蓉麗、陳黎明、文雯（2014）發現，上市公司中披露內部控制審計報告的權益資本成本低。程智榮（2014）的博士論文研究發現，更好的內部控制和更高的經營業績、更低的股權成本正相關。宋常、徐國偉、張士強（2014）發現，內部控制與企業價值正相關。路曉穎（2011）的博士論文表明，內部控制與企業并購績效正相關，上市公司中，披露內部控制自我評估報告和審計報告的，其并購績效好于未披露的。
從經營效率看，鐘瑋和劉洋（2011）發現內部控制信息披露與公司經營效率正相關。從目前的研究來看，內部控制對經營效率的影響研究較少，其實這也是實務界比較關心的問題。
以上這些研究都對內部控制的經濟后果得出了正面結論，但也有研究得出了反面結論。Engel等（2007）發現上市公司實施內部控制后，私有化交易的頻率有所增加。Caner等（2009）、方紅星和金玉娜（2011）、吳益兵（2012）的研究發現，高質量的內部控制可以降低盈余管理水平。
2. 內部控制對財務報告的影響。財務報告的可靠性是內部控制的重要目標，因為公司實施內部控制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要在財務報告中向投資人體現出其經營的合規性，如果財務報告的可靠性不能保證，實施內部控制的意義也就打了折扣。程智榮（2014）的博士論文研究發現，更好的內部控制與更好的信息質量正相關。張旺峰（2011）、Hogan和Wilkins（2008）發現，內部控制可以降低審計費用。Goh和Li（2011）的研究發現，內部控制可以提升財務報告穩健性。Bargeron等（2010）發現，內部控制可以減少企業冒險行為。
3. 內部控制對遵守法律法規的影響。這方面的研究相對較少，原因一方面可能是實證研究中對遵守法律法規不好測量，因為違規公司是少數，樣本數量上受限制，另一方面可能是法律法規是紅線，公司經營中無論是否實施內部控制都不能觸碰。
李志斌（2014）研究發現，內部控制作為公司制度性體系對環境信息披露水平有著顯著的正向作用。彭玨、陸瑤（2014）實證研究表明，內部控制自我評價報告是否披露對大股東占款有顯著影響。李曉慧（2013）研究發現，公司內部控制質量越高，對債權人的保護越好。
四、 內部控制的有效性評價
內部控制的有效性評價可以說是研究內部控制的關鍵。因為幾乎在所有的實證研究中，都需要確定樣本公司內部控制的有效性。目前，國內研究中對內部控制有效性的評價主要有三種方法。
一是廈門大學陳漢文教授及其項目組每年公布的上市公司內部控制指數。該指數由廈門大學管理學院陳漢文教授帶領項目組進行研究和，目前是國內內部控制領域比較權威的指數，很多實證研究中都應用了其指數。該指數確定了四級共一百多個評價指標，從2007年開始，每年對國內所有實施內部控制的上千家上市公司進行測算，得出內部控制有效性指數，并進行。
二是深圳市迪博企業風險管理技術有限公司的上市公司內部控制指數。該指數由中山大學和深圳迪博公司共同研究和，目前也是國內比較權威的內部控制指數，很多實證研究中也在應用其指數。該指數的評價指標包括三級共63個評價指標，同樣每年對實施內部控制的上千家上市公司進行測算，得出內部控制有效性指數，并進行。
三是國內的一些專家學者研究的評價體系。孫h[、魏敏、伊凡、向若琪（2014）應用模糊層次分析法對內部控制進行定量評價。方紅星、金玉娜（2013）構建了一套度量方法，并且實證檢驗了這種方法的信度和效度。張蕾、李敏強、陳富贊、趙秀云（2013）構建了一個企業內部控制監督的最優投資分配模型。這些評價體系的共同點就是借助數理工具進行評價，在準確性上可能有所提高，但存在一個問題就是研究者使用其方法進行研究時，由于數據來源不全和程序復雜，可能無法對大樣本量進行處理。
五、 內部控制的缺陷研究
侯增輝、朱頤和（2014）從對內部控制的理解、管理者的粉飾行為、相關的法律規定和懲處機制四個角度，研究了上市公司內部控制缺陷披露存在的問題。李瑛玫、戴榮華（2013）研究發現，聘請國際"四大"事務所的公司以及被注冊會計師出具非標準審計意見的公司披露內控缺陷的可能性更大，被證監會等部門處罰的公司披露內控缺陷的概率更大，但會計師事務所是否變更與公司是否披露內控缺陷沒有關系。
六、 內部控制在行業中的應用
這方面研究的是某一個行業、某一家公司如何實施內部控制。這方面研究將內部控制從理論到實務操作進行了研究，對公司如何思考實施內部控制有著很好的示范意義。
鄭曉薇、紀士鵬（2014）以上海W基金管理公司子公司為例，探索構建了有效的子公司內部控制體系。李鐵寧（2013）的博士論文研究了擔保集團的內部控制機制。張子英（2013）的博士論文構建了我國電信企業實施內部控制的理論模型。
七、 對內部控制研究現狀的評述
通過對內部控制領域近兩年來研究現狀的梳理，我們發現在研究內容和研究方法上，內部控制研究都更加規范、細化，同時也存在著一些研究不足和空白。
1. 對研究內容的評述。內部控制是一個比較新的領域，各個研究者都試圖在這一領域中發現自己的研究問題，經過上述文獻梳理，我們把內部控制領域研究的優點總結成兩個方面。
一是范圍全面。目前內部控制的研究基本涵蓋上述五個方面。對內部控制的影響因素研究，把內部控制作為因變量；對內部控制的實施效果研究，把內部控制作為自變量；對內部控制的有效性評價研究，是關于內部控制研究的關鍵；對內部控制缺陷的研究，以及對內部控制在行業中應用的研究，是對內部控制研究的拓展。
二是選題細化。在五個方面的每一個內部，研究者都在試圖通過細化研究問題找到創新點，因此目前每一個方面的研究選題都越來越細化。對內部控制的影響因素研究，我們梳理出四方面研究內容；對內部控制的實施效果研究，我們梳理出三方面研究內容；對內部控制有效性評價的研究，我們梳理出三方面研究內容；對內部控制缺陷、內部控制在行業中應用的研究，我們也梳理了最近兩年的相關研究。
同時，通過文獻梳理，我們也發現了當前研究的兩個問題。
一是“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當前，研究者對“什么影響內部控制”和“內部控制影響什么”這兩個領域的研究趨勢是細化，研究者的出發點都是就某一更細的問題進行研究，以圖在創新性上有所突破。例如在研究董事會特征對內部控制的影響時，從研究董事會特征、到研究董事長特征、再到研究女性董事的特征，就是這樣一個細化的研究趨勢，是一個研究“樹木”的趨勢。但這樣過于細化的結果是對內部控制的整體研究不夠，結果是“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內部控制不論在理論界還是實務界都還是新生事物，對內部控制的整體了解還處于初步階段。尤其是在實務界，上市公司更關心的不是細節問題，而是從整體上看內部控制對上市公司到底如何產生影響、產生怎樣的影響，這樣才能決定是否真正實行內部控制。但目前，在這一點上，目前的理論研究是缺乏的，還沒有研究系統地對內部控制的影響因素和實施結果進行研究，沒有畫出一張全景圖來。
二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當前的研究多是以內部控制為自變量或因變量，再研究另一個變量與其相互間的關系，也就是從A到B的關系。但另一個變量通常是一個結果性的變量，是公司在運營過程中一系列行為后的結果，所以，到底在這一系列行為中哪些因素影響了內部控制，內部控制又是通過哪些因素影響了公司運營結果，目前還沒有更深入的研究。也就是說，目前的研究缺乏對內部控制影響機制方面細化的研究，真正的內在機制還沒有完全被發現。
2. 對研究方法的評述。目前對內部控制的實證研究中，大多數都采用多元回歸分析的方法，近兩年來，本文僅發現張西栓（2013）的博士論文用到了結構方程模型。這是由目前的變量設計決定的。在內部控制有效性的變量設計上，研究者多用廈門大學內部控制指數或迪博公司的內部控制指數，或者自己設計一套評價體系，最后仍然是得出一個指數。在影響因素的變量設計上，多使用一個財務指標或公司治理結構方面的一個數據來代替。如果嘗試使用結構方程模型、跨層分析等實證研究方法，遇到的一個問題就是測量變量不夠。這兩種方法都要求每一個潛變量至少有兩到三個測量變量，由于目前多用財務指標來代替變量，要找兩三個財務指標代替一個潛變量在以往文獻中還沒有出現過，況且這兩種方法都要求測量變量之間“不相關”，即使有兩三個財務指標可以代替潛變量，也難以保證“不相關”。因此，使用多元回歸分析是目前比較合適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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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張旺峰.內部控制有效性與審計定價研究[D].武漢：華中科技大學學位論文，2011.
一、企業集團會計風險的誘因
1、會計資料信息不真實是主要原因之一。任何企業活動都需要有真實的會計資料信息來對應，這些資料信息也是企業集團的屬性體現，是外界了解企業集團運營狀態的重要依據。而部分企業集團為了自身的某些利益要求，肆意更改會計信息，營造表面現象，使得會計信息資料沒有真實性，甚至存在大量的假帳。這樣會引起外界對企業集團的錯誤認識，無法得出客觀的評價，為企業活動帶來更大的風險。而對于外界投資者來說，會計信息的失真會嚴重影響自己的判斷，而當發現自己的錯誤決定后又回抽資金，如此形成連鎖反應，后果不堪設想。
2、違背是重要的成因。謹慎原則要求企業集團在會計核算時還應該對將來可能產生的費用支出或者資金流動方向作出基本評估，并計入本期損益。也就是對未來可能要產生的費用或損失提前做好準備和分配，規避資金風險，讓會計資料能夠真實、可靠地反映出企業財務狀況，確保財務的穩定性。而我們縱觀此次美國的金融危機。表面上看來，是由次貸問題引起的外債償付危機。由于大量不確定性的風險投資造成外債過高。而緊張的外部環境使得這些資金無法回籠造成銀行資金流斷裂而壞賬急速擴大，外債無力償還，繼而引發股市、匯市的頻頻波動。這一些都源于對未來資金損失項目和風險預計不足，沒有保持足夠的謹慎態度，金融機構盲目降息，降低資金投放門檻財務管理論文，最終導致了資金的斷流，引發了這次金融危機。
3、監督乏力不力致使企業集團無法合理分配資金，財務出現混亂。當會計監督不力時，我們會看到盲目的生產投資，雜亂無章的資金流動，經常是行政花錢、會計記賬，一切等事后核算。企業集團中出現的亂消費、無計劃的生產、盲目攀比等不良財務支出，會計監督失去了應有的約束力，最終會引起財務系統的紊亂甚至癱瘓。
4、無法把握整體經濟脈搏。在我國，存在很多企業圖一時的利益，不考慮和充分預計國際經濟形勢，盲目生產、兼并或者簽定短期巨額合同，這樣有可能在短期獲得利益，但是一但國際經濟形勢發生變化由此很可能給企業財務帶來嚴重考驗，使得企業抗風險能力大大降低。
5．會計人員素質亟待提高。部分企業會計人員的專業素質不高，無法在崗位中發揮足夠作用，有的因為素質不夠良好而在工作中表現出服務態度欠缺，操作行為不規范，粗心大意而出現會計差錯；還有個別企業會計的道德素質低下，對企業缺乏忠誠，勾結外部人員肆意侵害企業利益，引發經濟案件，這一類的會計人員屬于違法人員，應當以法律的方式處理；其次是會計崗位職責的設計缺乏束縛和管理，會計核算方面存在紕漏，操作章程、制度均不夠完善，嚴重影響會計人員的辦事效率和質量，影響企業集團各部門之間協同工作。
二、金融危機下企業集團加強會計工作的意義
1、加強會計基礎工作是現代企業集團發展的根本需要。在加強宏觀調控、改善經營管理以及維護市場經濟秩序方面均發揮著重要作用。會計工作是一項基本的經濟管理工作，也是重要的環節，針對一個企業集團而言，制作并提供客觀的會計資料，是對會計工作的起碼要求，也是會計工作的主要任務，而實際的會計工作中，會計工作的質量和效率都取決于基礎工作是否到位。而會計基礎工作的質量已經涉及到會計資料使用者及時知情的合法權益；影響到會計資料基本功能的發揮；影響到利益分配，以及整個社會經濟秩序的運作。而這一切都源于會計基礎工作?？梢娬鎸嵉臅嬞Y料，詳盡而客觀的會計信息對于一個企業是多么的重要。
2、抓好會計基礎工作，符合會計工作秩序規范化的基本需要。理想的會計工作，應該以良好的會計基礎工作為本。最近幾年，我國非常重視會計基礎工作的規范化，隨著國有企業的資產重組和股份制的實施，更多的人開始關心企業的會計報表和它的真實性，要求得到企業真實客觀的財務信息，這在客觀上也要求會計工作要符合基本規范。
3、會計基礎工作關系到會計工作效率和會計工作者素質的提升。會計基礎工作的良好有序進行是整個會計工作系統正常運行的重要保障。如果基礎工作都做不好，會計信息根本就談不上準確、真實、客觀了，也談不上有效率地進行會計工作財務管理論文，也無法實現會計工作水平的提升。現實情況告訴我們，部分企業集團會計工作出現秩序混亂、欠缺管理、假賬、賬目不清現象，這樣的會計工作是不可能發揮會計效果的。
三、金融危機下企業集團的會計策略
1、是保障信息客觀真實的重要手段。在現今經濟體制中，信息存在著不對稱性，而強制性會計披露制度可以規避這一問題，也是投資者利益不遭受侵害的基本保障。推行強制性的會計信息披露制度也是符合加強資源配置效率的基本要求的，是市場監管的重要手段，也是企業集團應該盡到基本義務。針對信息的不對稱性，會計信息的披露前提以及時、準確、客觀為主。
2、建立和規范企業的財務治理結構是對企業活動進行有效管理的基本措施。在現代企業機構中，企業治理結構是實現內部控制的結構保障，建立合理、規范的企業財務治理結構，是有效控制、實施企業活動的關鍵。基于此，首先要發揮的價值信息優勢，制訂企業合理的產銷評估數據，降低無產勞動帶來的損失；抓住企業產品特點，提高產品功能，降低成本。這些突進都是要依靠財務部門的合理方針的制訂來實現。除此之外，還要拓寬財務考核領域，以財務為中心的考核體系。核算產品的有形、無形成本；將成本管理的中心轉移到成本控制；推行成本責任制，在內部劃分核算單位，設立中心，公正地評價成本中心的績效，使財務部門在全員和全過程財務控制中發揮重要作用。
3、實行財務的集中管控必不可少。
（1）對采購供應系統進行集中統一采購，在采購中進行對比，篩選優勢成分，降低成本。取消核算實體的物資部門，由集團總部物資部門全面負責，減少中間不必要的環節。同時，對硬件資源和人力資源進行優化管理提高工作效率。
（2）資金要實行集中管理。利用結算中心實施資金集中管理，取締下屬企業的分戶，將資金的管理和使用權限上移到總部，以統一的銀行賬戶直接對外，保證了資金使用的效率，也強化了資金管理。
（3）銷售要集中管理。作為企業的終端業務，銷售業務開展的好壞直接影響到企業的效益。對其實行集中管理可以將產品的優勢最大化，銷售決策權集中于上層，能夠更加果斷的把握銷售時機，也是最終實現集中管理的必要前提。
4、讓會計行為必須實現規范化、有序化。企業集團的任何經營活動都是最終通過會計核算反映出來的。因此，加強會計控制自然要從加強內部控制入手。首先是要提高會計監管的力度，提供足夠的監管資源，分配監管責任，監管工作定期報告，真正實現財會工作自我管理、自我約束、自我監督、完善的有效機制。再次，是要對會計事后業務進行監督，進行內部審核，實行自動網絡與外部對賬相結合財務管理論文，實現網絡自動化與人工操作的有機結合。最后，會計人員的任何活動都要依法進行，遵守相關的會計法律、法規，擁有良好的道德標準。
5、適時調整負債結構，組織低成本存款，定期與活期存款比例進行合理配置。貸款結構進行優化，提高資產質量。重點項目的資金投入要加大，正確計算和科學地對資金預測，靈活調撥資金，大力壓縮庫存現金，降低無息資產的占有比例，有效地轉化為有息資產，最大限度地發揮資金使用效率。
6、企業人員的素質是企業活動開展的前提。首先，應從企業領導做起，提高全員的企業共存意識，只有企業全員齊心協力謀求發展，企業才有可能獲得良好生存。做好財務管理，提高企業綜合競爭力。其次對員工實施嚴格的錄用制度，提高人力資源的整體質量，只用有用之才。適時的對現有員工進行技能考核，了解員工的實效狀態。
總之，金融危機是經濟發展過程中一定問題積累后的集中爆發，它的出現要引發是經濟系統全方位的思考。會計思想在當代企業集團中的合理運用是規避風險，規范企業活動的重要保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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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領域
主要從事會計與公司理財領域的教學研究工作。曾在《經濟研究》、《金融研究》、《審計研究》、《會計研究》、《投資研究》、《中國工業經濟》、《經濟管理》、《財務與會計》等刊物發表學術論文80余篇，公開出版著作（含合作）7部。近年來李常青教授主要圍繞資本市場中的會計與財務問題開展理論與實證研究，具體如下：一是股利政策研究：1996年就借中―加大學產業合作基金的資助開展股利政策的研究，是“我國在這一領域進行研究的先驅者之一”。首次對股利政策理論進行了梳理和綜合性評述，為國內股利政策研究提供了借鑒性理論基礎；并結合中國實際情況，對股利信號內涵進行實證檢驗，為政府保護股東權益、規范股利分配行為和上市公司制訂股利政策提供了實證依據。其中專著《股利政策理論與實證研究》被譽為“挑戰公司財務研究中的理論迷題”，具有“高、新、實”特點，獲得第十三屆中國圖書獎和廈門市第五屆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二等獎。二是公司治理研究：2002年中標上海證券交易所上證聯合招標課題“我國上市公司董事會效率研究”，以此為契機，對公司治理問題進行了較深入研究，提出董事會影響企業業績的基本模型和研究范式，并以ROE、EPS和EVA度量公司績效，較為全面地研究了董事會對公司績效的影響情況，首次將高管變更的類型分為高管雙向變更、高管離職和高管新任三種類型，對我國公司的高管變更展開研究。最近李常青教授正帶領團隊開展公司治理的新領域媒體治理的研究。三是會計審計問題研究：李常青教授一直關注資本市場的會計審計問題，其認為真金白銀也有瑕疵，現金流量表也可以粉飾，提出了識別現金流量表粉飾的四種方法，并率先在國內開展非經常性損益的實證研究，提出了完善我國非經常性損益披露制度的具體對策，李常青教授還通過實證研究發現，在我國會計師事務所規模與審計質量無關，會計師事務所聲譽也不能影響IPO折價，盲目引進國際四大所對上市公司進行補充審計意義不大。
三、主要論文和著作
《股利政策理論與實證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年（專著）；《我國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現狀及其成因分析》，《中國工業經濟》，1999年第9期；《現金流量表的粉飾與識別》，《財務與會計》，2003年第4期；《會計師事務所聲譽能影響IPO折價關系實踐研究》，《廈門大學學報》，2004年第5期；《董事會特征影響公司績效嗎？》，《金融研究》，2004年第5期；《滬市公司IPO業績效應研究》，《南開管理評論》，2005年第1期；《美國管理層討論與分析的審計制度及對我國的借鑒》，《審計研究》，2006年第1期；《應用供應鏈理念發展商業銀行授信業務》，《投資研究》，2007年第3期；《管理層討論與分析研究述評》，《廈門大學學報》，2007年第5期；《上市公司管理層討論與分析披露質量影響因素研究》，《經濟管理》，2008年第4期；《中國上市公司年報重述公告效應研究》，《會計研究》，2009年第8期；《家族控制、審計監督與公司治理――來自年報補充更正公告的經驗證據》，《審計研究》，2009年第6期；《半強制分紅政策的市場反應研究》，《經濟研究》，2010年第3期；“Family Control, Governance Environment and Cash Dividend Policy in China”，2010，ISTP檢索；Family control,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and cash dividend policy :Evidence from China，China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2011。
【中圖分類號】 F272.5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4-5937（2017）01-0052-05
一、引言
國資委2010年引入EVA作為考核中央企業經營績效的基本指標，其最終目標是實現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降低成本；引導企業主營業務增長。從2010年至2014年，EVA指聳凳┝私5年，EVA考核是否實現了國資委設定的目標？是否推動了中央企業經營方式的轉變？不同央企EVA實施效果是否一致？為此，本文試圖以實施EVA的央企為樣本，進行實證研究，通過探析公司治理因素，如董事會的特征、審計人員的專業性、股權結構及激勵補償機制等內容，來檢驗EVA的實施效果，進而采取判別分析和回歸分析進行穩健性檢驗。
二、文獻綜述
（一）EVA與公司價值及股價相關性研究
Farslof et al.[1]對EVA與股票收益之間關系的實證研究表明，在解釋股票收益波動方面，EVA與其他盈利指標相比是已有指標中最差的指標之一，它只能解釋股票收益波動的很小一部分。Jeffref et al.[2]采用EVA調整的累計平均超額公司回報來檢驗EVA實施效果，研究顯示實施效果并不顯著。大衛?斯高特采用回歸模型證實EVA與市場價值存在顯著的相關性。Ali El Mir[3]選取了工業企業2000―2008年的數據作為研究對象，分析EVA、ROE、Net Profit與股票價值的相關性，結果發現凈利潤與股票價值的相關性最大，而EVA和ROE并未顯現出明顯的相關性。
馬文超以價值管理理論為基礎，根據2006―2007年我國證券市場的A股數據，以有效市場理論和決策理論為指導檢驗了EVA增長率和股東的非正?；貓蟮年P系，研究表明EVA與股價具有顯著的相關性，會計期間的EVA越大，股票市場的股東回報越高；這一結果與潘永昕等的研究結果是一致的[4-6]。陳琳和喬志林等運用Ohlson模型[7]，比較分析了EVA、未來成長值（Future Growth Value，FGV）和傳統業績評價指標ROE、EPS、每股經營活動現金流量（CFOPS）等與公司價值的相關性，相關信息檢驗結果說明EVA雖然與公司價值具有一定的相關性，但并不像其倡導者宣稱的那樣顯著。宋增基等采用EVA法對創業板上市公司進行業績評價，分析EVA與上市公司市場價值之間的相關性[8]，結果顯示我國創業板上市公司EVA與市場價值有較大偏離、EVA 指標與市場價值不存在正相關關系，市場價值的增長得不到EVA 強有力的支撐。鑒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設1。
H1：EVA與企業的市場價值之間存在相機相關性。
（二）公司治理對公司績效和企業價值的影響
在國外的相關文獻中，岡帕斯等審查了公司治理和長期股權回報、公司價值和績效的會計指標之間的關系，他們的研究結果表明，與管理不善的同行相比，治理良好的公司有較高的股本回報率，引導企業有更高的市場價值，會計報表也顯示出較好的經營業績。這些發現促使投資者在投資決策時會考慮公司治理因素。布朗和凱勒發現，治理較好的企業盈利相對較多，股價更高，從而有能力支付股東更多的現金股利[9-10]。
公司治理是財務會計報告可信性的保證，同時影響會計數據和市場價值。然而會計數據的有效性和價值相關性通常取決于與其市場價值相關性的強弱。相關研究證明市場價值和會計數據之間的差距部分可以由公司治理因素加以解釋[11-13]。麥肯錫公司研究顯示，15%的投資者認為公司治理比一個公司的財務報告所表現出來的盈利能力和增長潛力等績效性能更加重要；22%的投資者愿意支付19%的平均溢價給一個治理有方的公司。因此提出假設2。
H2：公司治理的相關因素能夠解釋EVA實施效果的差異性。
三、研究設計
（一）數據來源及樣本選取
本文選取2009―2014年中央企業上市公司，剔除財務數據不完整的，最后選出279家中央企業上市公司作實證分析依據。時間窗口2009―2014年5年時間，總樣本數據為1 395，所選取財務數據和公司治理機制數據均來自國泰安數據庫。論文采用Stata和SPSS 19.0版本軟件作為分析軟件。
（二）變量的選擇
1.EVA指標及公司價值指標的測定
（1）EVA的計量
根據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令第22號《中央企業負責人經營業績考核暫行辦法》規定，EVA的計算如下：
計算公式：經濟增加值=稅后凈營業利潤-資本成本=稅后凈營業利潤-資本總額×平均資本成本率
稅后凈營業利潤=凈利潤+（利息支出+研究開發費用調整項）×（1-25%）
資本總額=平均所有者權益+平均負債合計-平均無息流動負債-平均在建工程
（2）MVA的計量
MVA代表一家公司從創立至今，包括保留盈余在內，投資人投入的資本和股票市場價值的差異性。MVA是公司管理層在其經營過程中為投資者創造的額外價值總額，是企業管理者有效運用企業資源的能力以及企業長期發展前景的市場評價，因此，與EVA相比，MVA是長期的、外部市場的業績評價方法。
市場增加值MVA=公司市場價值-賬面價值=年末收盤價×總股數-（資產總額-負債總額）
（3）股價收益率的計量
股價收益率PER=（年末收盤價-年初開盤價）/年初開盤價
2.公司治理因素的測定
參照現有理論及以往的經驗，本文將主要從董事會監督機制、股權結構、管理層激勵和公司控制權市場四個方面探討公司治理結構對公司價值的影響。公司治理選用如下指標：資產規模、高管持股比例、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董事會人數、獨立董事占比、審計人員的專業性以及總經理與董事長是否兼任等。詳見表1。
四、實證研究及結果分析
實證研究采用了三種方法（面板分析、判別分析和回歸分析）來驗證公司治理可以解釋MVA和EVA之間的差距的假說。
研究的第一步是確定EVA和MVA之間的關系，并通過檢驗EVA、MVA、股價收益率的相關度，來判定EVA與公司價值的相關性和評價公司業績的有效性。研究首先進行了相關性分析，檢驗了EVA、MVA以及股價收益率之間的相關性，在此基礎上，對四個變量進行面板回歸分析，即主要針對MVA進行回歸分析。其中模型中變量MVA、EVA、VEVA的數據均用每年年末普通股總股數收縮為MVA2、EVA2、VEVA2。
（一）描述性統計及相關性分析
將獲得的企業市場價值（MVA）、經濟增加值（EVA）、市場增加值的變動值（VEVA）以及股價收益率（PER）通過Stata軟件進行統計分析，得到他們的描述性統計和相關性分析，如表2所示。
表2為各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中央企業上市公司股價受益率（PER）平均值為-0.0587，標準差為0.3746，說明分布較為集中，總體水平較低。EVA2均值為0.6215，標準差為5.9320，說明總體離散程度不大，極大值為195.6123，極小值為-8.8023，表現出較大差異，原因是個別年份某些央企上市公司經營業績與發行總股數的比值與其他年份相比存在較大差異。MVA2均值為16.1053，標準差為16.6629，說明總體離散程度較大。VEVA2均值為0.0395，標準差為8.3589，說明總體上EVA值較上年變化不明顯，極大值為195.2772，極小值為-195.2886，說明某家上市企業某年的EVA值比上一年變動較大。
從表3可以看出，被解釋變量MVA2與主要變量EVA2的相關系數為0.0579，即經濟增加值和市場增加值的相關性在10%水平上顯著為正。而自變量間的相關性分析表明，而經濟增加值與股價收益率不相關，這也表明了EVA與公司股價間的相關性不大。經濟增加值與經濟增加值增量在1%水平上顯著正相關，相關系數為0.7065，相關性較強，通過多重共線性檢驗發現方差膨脹因子（VIF）的值為1.000
（二）面板數據回歸結果分析
本文采用面板數據模型，從而可以增加模型的自由度，降低解釋變量之間的多重共線性程度。模型回歸結果如表4所示。
在面板分析中，采用了混合回歸模型，固定效應回歸模型及隨機效應回歸模型。首先，通過固定效應F檢的P值為0.0000，進一步通過LSDV法考察大多數個體虛擬變量均較為顯著，即認為存在個體效應，不應使用混和回歸。其次，通過隨機效應的Hausman檢驗，發現P值為0.056>0.05，最終選擇隨機效應模型。從回歸結果可以看出，EVA2對MVA2數值在1%上顯著，系數為正的0.0211，系數的顯著性表明經濟增加值對市場增加值有顯著的解釋能力，即市場對公司未來獲取經濟增加值能力的預期反映與企業過去和現在的財務業績正相關，說明EVA作為業績評價指標在評價企業的財務業績方面的相機相關性。這也驗證了假設1。股價收益率PER對MVA2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系數為7.855，因此表明，股票收益率與市場增加值顯著相關，股票收益越好的企業其市場增加值越大，即企業過去和現在的財務業績表現也越好。
（三）穩健性檢驗
首先，本文選取影響MVA2的指標EVA2為財務指標，大多數對MVA的研究也都是基于財務指標，而非財務指標鮮有研究。因此，在這里我們選取中央企業上市公司高管人均薪酬這一非財務指標作為EVA2的量化描述，然后再進行回歸，各變量符號均不變，只是顯著性水平有所不同。這可能是因為非財務指標在解釋市場增加值上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忽略財務因素的作用。
（四）判別分析
面板回歸模型的結果顯示MVA和EVA成顯著正相關關系，而通過描述性統計可以看出，企業長期外部市場評價指標MVA和短期內部指標EVA存在顯著差異，這個差異除了計算規范不同外，是否與公司治理的相關因素也存在某些關系？
因此，分析的下一步就是要測試公司治理機制是否可以彌合EVA和MVA之間的差異。在此之前，為了避免數據間的差異性影響多元回歸的結果，把（EVA，MVA）這對數據分成不同可能的組合，通過判別分析來確定組別之間的差異是否明顯，進而決定是否需要分組進行回歸分析。形成這樣的公司群體是為了盡可能讓相似性較大的樣本在同一組內，而差異性較大的樣本盡可能不在同一組。樣本企業的相似性完全取決于EVA和MVA的數值。由于我們希望有不同的MVA-EVA群體，因此按照常識，分成了四組，分別為：G1（MVA>0，EVA>0），G2（MVA>0，EVA
表5為方差齊性檢驗結果，使用Levene方差齊性檢驗，F統計量為1.472，在當前自由度下對應的P值為0.231，認為各單元格所代表總體的方差齊。
表6給出的是對模型進行方差分析的結果，從第一行校正模型進行的整個方差分析模型檢驗可知，F值為0.452，P值為0.637。為了能更清楚地感受這種分類的有效性，我們采用了方差分析的方法，最終的測試表明，這些不同的群體之間在統計學上的差異并不是十分顯著，組別間并沒有明顯差異，因此不需要進行分組做面板回歸，直接進行多重線性回歸分析即可。
（五）多元回歸分析
由表7可知，模型的R值為0.524>0.4，表明模型2具有較好的擬合優度。表8為對模型整體所做的方差分析，F=12.780，P
五、研究結論
本文以2009―2014年279家央企為樣本，首先分析了EVA與MVA及公司股價的關系，發現EVA與MVA存在顯著相關性，即市場對公司未來獲取經濟增加值能力的預期反映與企業過去和現在的財務業績正相關，同時說明EVA作為新生的業績評價指標在評價企業財務業績方面的有效性；但EVA與股價收益率的弱相關性意味著EVA與公司股價的相關性還有待考量，說明央企股價受政策性影響較大，業績評價指標EVA不能對公司股價的變化做出有效解釋。在此基礎上，后續研究進一步分析了EVA和MVA的差異是否會受到公司治理因素的影響，藉此來探究影響EVA實際效力的相關因素。研究表明，包括董事會規模、控制權以及資產規模三大因素是影響EVA和MVA間差異性的重要來源，董事會規模越大、控制權越集中、資產規模越大，（MVA-EVA）的差值也越大，即MVA與EVA間差異越大。這同時也意味著董事會規模、控制權以及資產規模三大因素的有效控制可以幫助彌合EVA和MVA之間的差異。
探討EVA和MVA作為業績評價指標的差異來源與公司治理的關系是本文與其他文獻的區別之處。本文的研究仍然有不足之處，由于數據獲取困難等原因，本文只是選取了有限的公司治理指標作為EVA和MVA的差距來源分析，公司治理的衡量方面還有很大的改進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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