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4-03-22 14:4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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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單元主要是介紹中國古代經濟的基本結構和特點，在整個中國古代史中占據著非常重要的地位。中國的古代經濟從時間上來看跨度非常大，歷經三個不同的社會制度和幾十個朝代，所包含的知識量非常巨大。而如此大的知識量在一個單元分為四課內容進行講解，在時間上很緊張，教學任務相對來說比較艱巨。要想順利實現教學目標，這就要求，一方面，教師在設計教學活動的過程中要善于抓住重點，重視對知識點的梳理和進行系統化的講解，使得知識點能夠化零為整；另一方面，教師要指導學生做好課前預習工作，指導學生積極利用自己之前學習過的知識以及身邊的學習資源，做好充分的預習工作。
二、教學目標
（一）了解古代農業的主要耕作方式和土地制度，了解古代農業經濟的基本特點；了解古代中國手工業發展的基本史實，認識和理解手工業發展的特點；了解古代商業發展概況，認識和理解古代商業發展的特點；了解“重農抑商”、“海禁”等政策的內容及其產生的影響，探究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緩慢的原因
（二）引導學生進行規律性的總結，使得學生在總結歸納的過程中提升多方面的能力
（三）通過學習，讓學生領會和感受到中國古達的農耕經濟，并對今天的發展有所啟示
三、教學重難點
（一）教學重點
1.中國古代各個時期農業、手工業、商業的發展概況
2.手工業經濟、商業經濟的基本特點
3.農業在整個中國古代經濟中占據的主體經濟形式的地位
（二）教學難點
中國古代的農業、手工業、商業在不同時期的地位、作用及相互關系。政治與經濟之間的內在聯系。
四、知識點梳理
（一）發達的古代農業
1.早前農業生產的出現
（1）起源階段
中國是世界上最早的農業起源地之一，距今約一萬年左右，耕作方式主要以刀耕火種為主要方法。
（2）商周時期的農業階段
在農業工具方面以木制和石制的工具為主，如耒耜和石鋤、石犁，出現了青銅制農具。這個時期的人們懂得了開溝排水，耕作技術大大提升。農作物種類變得更加豐富，人們逐漸開始了定居的生活。
（3）中國農業的獨立發展時期
這個時期的農業發展自成體系，從而奠定了整個古代中國農業社會的基礎。
2.精耕細作的傳統農業
（1）農具上獲得了很大的進步
（2）耕作技術有了很大的提升
（3）耕作制度發生變化
（4）開始修筑水利工程，學會使用灌溉工具
3.男耕女織的小農經濟
（1）小農經濟的特點
（2）小農經濟的影響
（二）古代手工業的進步
1.素稱發達的官營手工業
（1）冶金業
西周時期：青銅鑄造是商周時代的主要的手工業部門，商代的青銅器多為大件的禮器，而西周的青銅器則偏重于生活用具。
春秋戰國時期：創造了鑄鐵柔化技術，青銅鑄造工藝出現了金銀錯新技術。
魏晉時期：北魏相州的軍刀、百煉鋼技術成熟、灌鋼法發明。
唐朝時期：冶鑄業普遍采用切削、拋光、焊接等工藝。
明朝中后期：以廣東佛山為代表冶鐵業生產規模擴大。
（2）紡織業
半坡氏族時期：產生了麻紡織業。
大汶口文化：絲織業獲得了進步。
商周時期：斜紋提花織物、刺繡的出現。
魏晉時期：織造機構的設立，吳國的八輩之蠶、蜀錦的出現。
唐朝時期：絲麻織品遍布全國，絲織品種類繁多，并吸收了國外的一些紡織方法和圖樣風格。
明朝中后期：蘇州出現了帶有資本主義性質的絲織業手工工場。
（3）制瓷業
原始社會：半坡的彩陶、大汶口的黑陶和白陶。
商周時期：出現了原始瓷器。
魏晉時期：制瓷技術趨于成熟，以南方的青瓷、北方的白瓷為代表。
唐朝時期：唐三彩，為彩瓷的產生奠定了基礎。
南宋元朝時期：“瓷都”江西景德鎮的青白瓷聞名海內外。
2.艱難經營的民間手工業
春秋戰國時期：民間手工業受到鼓勵。
魏晉南北朝時期：遭遇摧殘。
隋唐時期：得以恢復。
兩宋時期：繼續艱難發展。
元明時期：棉紡織品數量增多，民間手工業超過官營手工業。
明中后期：江南地區出現資本主義萌芽。
3.中國古代手工業享譽世界
（三）古代商業的發展
1.“重農抑商”下古代商業
“商人”的起源及其在各個時代的發展歷程。
2.市的變遷和城市的發展
城市的形成和規模；不同朝代對城市的管理方式；各個時期的主要大城市。
3.官府控制下的對外貿易
各個時期的對外貿易概況；對外貿易的范圍；著名的對外貿易港口。
（四）古代的經濟政策
1.土地制度的演變
不同歷史時期土地制度的演變概況及其對當時社會的影響。
2.“重農抑商”
重農抑商政策的概念、原因及影響。
3.“海禁”與“閉關鎖國”
政策出現的原因、影響。
五、教學思路設計
由于本單元內容量較大，所需的教學資料眾多，因此，在本單元，教師計劃利用多媒體工具進行輔助教學，通過多媒體工具給學生在課堂上快速呈現課前搜集好的文字資料、視頻資料、圖片資料等，使得學生的注意力被充分地吸引過來，引起學生的學習興趣。在講課的過程中，對于一些基本的知識點，教師可以通過課堂提問的形式來進行教學活動。由于課前要求學生進行預習活動，因此，通過提問既可以檢查學生的預習狀況，又可以促進學生的思維活動，同時還可以節省課堂教學時間。由于有了多媒體工具的幫助和課前預習準備，課堂教學時間會顯得比較寬松，這時候，教師可以選取一些適當的課題引導學生進行合作探究，以促進學生合作探究能力的發展和思維活動的進一步深化。
六、教學反思
一、性別差異和外語教學的關系
性別差異對課堂教學效果產生直接的影響。隨著“學生是學習的主體”的教育論的普及，人們越來越重視學生學習的心理因素。有意識地針對課堂上的不同性別特征，施以不同的教學手段，使不同性別的學生在課堂練習中得到了相應的能力訓練，并發展了有利于學習的性別特征，達到了兩性相長，互學互利，共同提高班級學習成績的良好效果。
二、外語課堂上性別特征的體現和分析
學生通過參與課堂活動表現出不同的心理特征和言行特征，所以課堂既是體現性別差異的場所，又是塑造性別差異的場所。外語課堂教學尤其體現出性別差異。首先，人們對于外語學習就持有一種性別偏見，認為女生學習外語的能力強于男生；其次，從事外語教師隊伍中女性占多數，這對學生的性別塑造也有著一定的影響，使得課堂教學方式趨于女性化。-隨著現代外語教學的重點由教師的“教”轉向學生的“學”，培養學生的口語交際能力成為外語教學的主要任務之一，而課堂談話就是一項最主要的訓練形式。認清課堂上的性別特征和差異，成功地組織好課堂談話，讓男女生在談話中發揮其性格的積極一面，有針對性地訓練不同性別的學生的語言技能，是提高班級學生整體學習成績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之一。
首先要弄清課堂談話的性質。課堂談話通常采用教師指導下的全班或小組討論或者是分角色對話練習等，屬于公開演講。這類形式比較適應男生，而女生則由于天生羞澀，多數保持沉默，這種性別上的差異導致了男生在談話中大膽、主動、爭當主角，占據了大部分的時間，因此得到了較多的練習機會，而女生則相應地失去了許多練習的機會。
其次，這種課堂談話遵循協作的會話原則，這正是女性的語言特征之一。而且教師在組織談話的過程中不時發出小聲應和，以鼓勵談話的繼續，這也是女性語言特征的體現。這種“協作”原則強調意見一致，采取種種措施以保證談話的順利進行，如輪流講話，不打斷對方，認真聽取別人意見等，這些措施看起來很民主，但是在實施過程中卻往往只有女生單方面的“協從”、“合作”，才得以保證談話的順利進行。而且，由于男生主動好強，占據了主角地位，并且時常伴有“插嘴”等破壞，所以這種看似民主的全班或小組討論形式實際上變成了對女生學習機會的一種剝奪。
另外，教師在組織課堂談話的過程中，似乎總是給予男生以更多的重視，如所選的課堂談話的主題通常是圍繞男生的興趣，所采用的形式也是頗具競爭性的男生易于接受的舉手發言、公開講話等。在這樣的競爭中，男生總是踴躍舉手以爭得說話的機會，而女生只是在老師的目光注意到她時才舉手，這種被動怯弱的性別特征使她們失去了許多練習機會，同時也可以看作是由于女性的缺乏自信使她們自動放棄了說話的機會。教師在課堂上較多地和男生進行目光交流，尤其是在問題決策時，較多地期望從男生那里得到答案，顯示出對男生分析問題、解決問題能力的信任，卻很少讓女生參與問題的決策，只是讓她們做些簡單的機械性、識記性練習，這種層次不同的偏向型練習導致了女生在應用外語的能力方面越來越薄弱，同時也使得她們在班級討論中失去了決策的主動權，只能處于協從的邊緣地位。
或許女孩學習語言知識的能力較男孩強，學會說話比男孩早，但應用語言的能力、說話的技能不一定比男孩強，因為前者依賴天生的語言習得機制，而語言技能的獲得則依賴后天的學習。外語是后天學習和先天能力相互作用的結果，這就好比一臺功能先進的機器.如果長期擱置不用，照樣會運轉不靈。所以不應該想當然地認為女孩學習語言的能力強于男孩，就忽視了女孩在語言技能方面的訓練。課堂上應有意識地讓女孩積極參與問題設計的情景對話，有意識地訓練她們運用外語思考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而不要只停留在感受語言和記憶語言的初級學習階段。再者，在課堂教學組織過程中使用不同的教學手段會收到不同的教學效果。比如同樣是課堂談話，如果把男女生放在一組與單獨把女生放在一組相比，其效果大不一樣。在混合性別的談話中，容易出現男生搶先，女生落后的機會不均現象，也容易出現一味由男生爭當主角而產生的男生主導女生服從的單性協從現象。而如果指定讓女生或是不善言辭的同學來擔任談話中的主角，這樣她們就會有較多的練習機會，并能從中獲得一種自信，學會用外語進行交際，解決問題的實際操作能力也會有顯著的提高。在外語課堂上，不管男生、女生，只要打破沉默，積極踴躍地去爭取說話的機會，參與課堂活動，都會從中得到鍛煉.不管在是自信心還是說話的技能方面。因此，作為教師，要竭力打破課堂上性別的束縛.盡量給男女生創造均等的發言機會，對于女生或不善言辭的同學發言應給予鼓勵和支持，這樣才能達到互學互助，共同提高的教學目的。
三、結論
課堂是學習語言的場所，也是產生性別差異的場所；學生在課堂的語言活動中表現出不同的行為和語言特征，逐漸形成不同的性別模式；教師的性別觀念通過課堂交流對學生的性別塑造產生一定的外在影響，另外，教師結構的女性化使得整個課堂教學趨于女性化。這些都對課堂的學習效果產生一定的影響。因此，教師要盡量拋開一切不利于課堂學習的世俗觀念和性別偏見，積極探索一條適合兩性特征的教學途徑。這里不是要消除課堂上的性別差異而是要根據性別差異，有針對性地設計一些矯正性的練習，如設計一些不同角色的情景對話，讓男女生在特定的角色扮演中去發展積極的性格。
中圖分類號：G64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9324（2012）12-0058-02
國際經濟學作為經濟學的一個重要分支，是教育部確定的高等教育面向“21世紀教學內容和課程體系改革計劃”的經濟學類專業八門核心課程之一。當前，世界經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發展，但國際經濟學的教學大多仍采用傳統的教學方法，教學內容也相對陳舊。探討國際經濟學內容和體系創新以及教學方法的創新，有著重要的意義。
一、國際經濟學教學現狀與問題
國際經濟活動決定了國際經濟學的內容。傳統國際經濟學的主要內容包括兩個方面：微觀領域的國際貿易理論與政策和宏觀領域的國際貨幣理論與政策。目前，國際經濟學的教學在內容和體系上都有了較大的發展，主要體現在教學內容的多層次性、教材選用的豐富性、教學方法的多樣性、考核方式的靈活性等方面。但目前的教學大多仍然采用以講授為主，輔之以課堂練習和課堂討論相結合的模式。近年來學生反饋回來的信息仍然多是“國際經濟學難學”。主要原因在于：①內容太多。包括微觀的國際貿易部分和宏觀的國際金融部分。②對數學知識和圖形分析有較高的要求。國際經濟學中大量采用了數學模型和圖形分析的方式，要求學生具有比較扎實的數理知識和抽象的看圖分析能力。③理論太虛。國際經濟學的許多理論與我國的國情和現實發展差別很大，無法跟當前的具體實際進行好的結合。④擴招形成的大班無法形成師生互動，學生普遍缺乏課堂參與和學習的主動性[1]。這些普遍存在的問題要求教師不斷創新教學方法，通過啟發誘導、結合最新案例尋找理論和實踐的結合點，激發學生學習積極性和參與性，從而使學生樂學、愛學、會學。
二、國際經濟學教學內容創新
國際經濟學教材的內容和體系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教學內容、教學模式，并導致不同的教學效果。雖然國內的國際經濟學教材按照慣例都會進行定期修訂再版，但仍然無法及時跟上國際經濟學的最新進展。目前，我們對教學內容進行了如下創新：
1.重新梳理國際經濟學的教學內容。微觀部分，對國際貿易理論進行了重新分類，按照古典國際貿易理論-新古典國際貿易理論-新貿易理論脈絡進行系統化教學。重點學習古典國際貿易理論-新古典貿易理論，適當介紹新貿易理論。宏觀部分，合并匯率與匯率決定理論為一章，并把國際收支的調節理論分析系統化。
2.根據國際經濟理論的最新發展和世界與中國的現實環境更新教學內容。引入了產業內貿易理論和產品內分工理論等國際貿易領域中的較新理論，把金融危機以及國際經濟格局的變化引入教學內容。此外，國際經濟學教學中嘗試用最新理論分析中國開放型經濟領域的新實踐，將理論知識和當前經濟形勢相結合。
三、國際經濟學教學方法創新
如何在重視知識傳授的同時，培養學生思考和分析問題的能力、動手運用知識的能力以及創新的興趣和欲望，是國際經濟學教學的重要目標。其中，學生的口頭表達能力和書面寫作能力是大學生最需要提升的兩大基本能力。
1.開放式教學。傳統教學中講授為主的教學方式因大班上課會導致教學效果不好，這是擴招后無法回避的問題[2]。由于長久以來教學體系從方案設計到教學內容和教學方式均較為封閉，學生在課堂上面對一本教材，聽教師從頭講到尾，缺乏多樣的教學方式和教學內容，缺乏思考鍛煉的機會。這固然因為多數專業課實行大班教學有了一些條件的限制，卻并不能成為封閉性教學體系繼續存在的理由。從學生反饋的情況來看，封閉性教學主要體現為國際經濟學理論的孤立性和教學內容的封閉性，教學方法上也不能體現教學中應有的交互性。在教學中，一般側重國際經濟學基本理論的介紹和對某些經濟事件的分析，缺少與現實的緊密聯系。在教學過程中，理論的產生背景、內涵與發展固然是教學的主要部分，但如果理論不能為現實服務，則經濟理論就會成為僵化的教條，純粹教授理論卻不聯系現實成為理論教學最大的失誤。從內容和體系上來看，由于教材難以及時更新，恪守教材固有的體系和內容難免和現實產生一定的背離。特別是由于經濟全球化速度的加快，經濟領域出現了許多新現象，需要理論的及時更新和動態發展，用于解釋新的經濟現實。教學模式側重教師的講授，缺少學生的參與，缺乏在教師引導下學生的“自主發現”和“自主探究”式學習以及學習中的合作。這種教學方式、教學內容、評價標準造成學生對這門課程不感興趣，課堂教學氣氛沉悶，學生主要是接受性學習而非創新性學習。學生只學了基本的經濟理論，容易墨守陳規，片面接受了現有的理論、經驗，在以后面臨新的經濟現實時卻無法深入分析。在學年論文和畢業論文寫作時有相當一部分同學感覺無法下手，不知如何收集資料，更難以把新的經濟動向與政策變化與寫作主題相結合，這些事實無不顯示了以往經濟學教學中的問題。目前，我們在國際經濟學教學的開放教學方式革新通過多年的實踐教學和反饋，試圖對開放式教學體系進行系統梳理和深入研究：①“案例-分析-課件-講解-總結”教學。該環節所有的程序都由學生完成。老師先確定一個案例討論的題目或方向，學生以問題為導向去尋找案例，進行分析，制作課件，擔當講解。教師只負責把一個班級劃分為若干組，每組3～6人，由學生自由組隊，規定每組的講解時間在5～10分鐘左右。案例一般要求緊扣國際經濟學實際，基本按照“看歷史，想未來”的思路進行分析，對案例要求總結出其歷史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全面分析當前面臨的問題和困境，并盡可能進行橫向的比較分析，在此基礎上，鼓勵大膽想象未來的趨勢，提出自己的建議，得出有邏輯性的結論。做好課件，每次上課由一組進行講解，老師進行總結。這一模式有利于促進學生主動學習和探索問題，提升了學生的團隊合作能力、查閱資料能力、分析問題能力，口頭表達能力。②開辟“知識—理論—實際”課堂。在傳統的“情境導入—教師講授—自主學習—討論—練習鞏固—考核評價”基礎上，開辟“知識—理論—實際”課堂，以問題、案例、視頻等多情景導入，在此基礎上，通過對知識點的講解，梳理出其理論基礎，找尋出對實際經濟現象的理論解釋，從而形成知識、理論和實際之間的完美結合，以提升學生的綜合素質，使學生具有扎實的專業知識和較強的理論運用能力。
2.層次化教學。層次化教學是指根據不同授課對象實施分層教學。由于國際經濟學是一門由各經濟變量關系聯結在一起的具有很強邏輯關系的學科，且教材中包含了對經濟理論和政策的數學推導和圖表說明，這使得一些基礎稍差和要求不高的學生對國際經濟感到難學或畏學。因而，我們在實踐中針對不同需求的學生，采取不同的方式。①了解學生差異，確定不同的學習主體，在教學中，應該考慮到學生存在的巨大差異。首先學生來源有差異，大多數高校都是多層次本科招生并存，這其中本身就有巨大的差異。其次，不同專業的學生對相關專業知識的掌握也有差異。最后，學生對國際經濟學的學習目的有差異：有的是擴展知識面、完善知識結構；有的是對國際經濟理論有興趣，希望能夠繼續深造；有的純粹是為了完成學分順利畢業?；诖?，在教學中應該根據學生層次的差異性進行層次化教學。②按照學生需求的多元性進行分層教學、分層考核，根據學生需求的差異，對學生進行分層，我們在實踐中，大體把學生分為專業學術型、專業應用型、專業基礎型三大類，并分別制定教學大綱和培養目標，按照大綱對不同類型的學生進行分類分層教學，以滿足不同層次學生的需求。分層教學的難點是如何考核。首先，我們對不同層次的學生，布置不同的作業。大體而言，將作業分為三類：A類為提高深化型作業，這類作業一般對理論分析要求比較高、其對象是有較好基礎的專業學術型學生。通過這些作業，能夠使得該類學生在練習、思考和探索中發展提高。B類理論應用型作業，該類作業強調理論的應用性，其對象為普通學生。通過該類作業，能夠提高學生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C類為提高加強型作業，其對象為部分基礎較差學生。通過該類作業，能夠使得學生掌握基本的國際經濟學理論。在實踐中，我們采取不指定哪類學生做哪類作業，而是給學生自由選擇權。從而形成學生在教學實際過程中，能夠根據自身需求的動態變化在三個層次中自由活動，但總體原則是鼓勵學生從低層次向高層次轉化。教師根據學生學習的動態結果，及時鼓勵和引導不同層次的學生根據自身情況主動學習，并最終滿足各自的學習需求，使得不同層次的學生都能夠在學習中有收獲?？己朔矫妫瑖H經濟學的傳統考試方法只側重于考核學生識記效果，以期末和平時加權得出最終成績。這會導致學生平時不努力，考前強化背誦以求通過考試。最終的結果是學生學了一堆死的知識，考試一結束，死的知識又還給了老師，不能形成活的思維，不能利用所學知識解釋、解決問題。在實踐中結合教學方法和手段創新，將課堂和網絡表現納入平時成績中。
3.倡導創新型教學。創新型教學包括兩個方面：其一，教師的研究性教學；其二，學生的創新性學習。在遵循教學大綱的前提下，應當建立一種鼓勵授課教師將最新的科研成果納入教學的激勵機制，以便實現科研與教學的結合。研究性教學，需要適當給予教師一定的自由裁量權，促進教師主導地位，發揮教師潛力。通過研究性教學，有利于提高教師整體教學能力，更有利于提高本學生的經濟學理論素養。定期聘請權威國際經濟學專家為學生授課或舉辦講座等形式也是實現研究性教學的一個好的補充途經。
更重要的是，應該在教學中鼓勵學生創新性學習。國際經濟學是一門不斷發展的學科，其內容本身是隨著世界經濟的發展而不斷變化的。當前，很多國際經濟問題本身就缺乏權威的解釋，這為學生的創新性學習提供了一片沃土。當然，這需要教師進行引導和提升。我們在實踐中，提供了國際經濟中出現的新問題、新現象，引導學生展開想象的翅膀，并進行深度挖掘，逐步培養學生對學術和理論的興趣。
參考文獻：
[1]李娜.論《國際經濟學》教學實踐中操作的問題及對策[J].教育實踐與科研.2011，（6）：8-11.
一、地緣經濟學界定
地緣經濟學(geo-economics)是在冷戰結束后出現的頗有新意的國際關系理論。當然，有看法認為，地緣經濟學是研究一國經濟發展與地緣變量之間相互關系的科學，“是關于國家利益、經濟現象和地緣關系的科學”。還有看法認為，地緣經濟學是基于地理因素考慮爭取國家利益的戰略或政策。愛德華·盧特沃克(EdwardN。Luttwak)強調“地緣經濟學是一種戰略，對軍事對抗起緩沖作用”實際上，從目前地緣經濟學的發展情況看，它既不是一門獨立的學科，也還不足以構成一門科學。它還遠不是主流國際關系理論所探討的主要話題，它需要“一個明確、規范的定義，特定的研究內容，可供證偽的假設，而這一切有待于進一步的思考”。地緣經濟學又稱“后地緣政治經濟學”，具有顯著的政策色彩，它強調地在有限空間內爭奪相對受益的競爭性政策，可能引起人們關于貿易保護主義上升的擔心，使其發展陷人窘境；同時，從純粹學術角度看，將地緣經濟學拘囿于戰略或政策層面是不科學的。因此，將地緣經濟學稱之為一種國際關系理論是恰當的。確切地講，它應是國際政治經濟學所探討的理論范疇。
1990年，美國國防部高級顧問、華盛頓戰略與國際關系研究中心的戰略專家愛德華·盧特沃克在海灣戰爭前的一次國會聽證會上第一次提出了地緣經濟學理論。按照他的看法，冷戰的結束使世界進人了地緣經濟時代。在1993年出版的《面臨危險的美國夢——如何阻止美國成為一個第三世界國家并在工業霸權爭奪戰中勝出》一書中，他進一步指出，隨著冷戰的結束，國家間的競爭已經從過去的政治和軍事舞臺轉移到了經濟舞臺。國家間的競爭模式已經變為通過國家調控、參與來占領世界經濟版圖，提高目標市場的占有率。這種競爭新模式就是地緣經濟學。美國蘭德公司政治研究部主任所羅門指出，貿易、金融和技術的流動變化將決定地緣經濟時代的力量現實與政治，搶先啟動的區域性貿易集團將在21世紀的經濟和貿易競爭中占據優勢。L5喬治·華盛頓大學政治學和國際關系教授亨利·諾(HenryR．Nau)在《美國衰退的神話》一書中提出“權力經濟學”(Powernomics)概念，認為地緣經濟時代的國家目標依然是權力，經濟活動應該圍繞權力開展。只不過，這個權力更多是以經濟來定義的，例如市場占有率、金融、物價和就業機會等。我國學者普遍認為，這種以經濟利益和經濟關系取代軍事對抗和政治關系作為國際關系主軸的理論為地緣經濟學。即便將地緣經濟學定位于學科上的學者在對其定義時也跑不出三個因素：地緣關系、經濟手段、國家利益結合上文，筆者認為，地緣經濟學較科學的定義應是：以民族國家行為體為主導，以地緣因素為地理基點和政策輻射點，運用國家干預色彩濃厚的戰略經濟手段獲取國家利益和權力，奪取地緣經濟時代領導地位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
二、地緣經濟學的理論內涵
在經濟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浪潮的推動下，世界相互依存趨勢日益加強，各國面臨的共同利益和共同問題普遍增多。而冷戰的結束也為各國政治精英謀劃治國方略提供了一個全新的環境。在政治、軍事等“高級政治”的作用相對淡化的同時，經濟、生態等“低級政治”的影響卻愈加突出。決定一國國際地位的不再是武力，而是以經濟實力為基礎、以科技力量為先導的綜合國力。過去的那種以對抗、沖突為主的競爭模式將讓位于以協調、合作為主的非零和思維。但是，作為理性的自私的民族國家行為體追逐相對受益的本性不會因此改變。那么，民族國家如何在變換的時代特征下尋求自身的權力和利益呢，這便是地緣經濟學所要探討的問題。
(一)冷戰結束預示著地緣經濟時代的到來，經濟競爭成為國際關系的主要內容
冷戰的結束意味著傳統意義上的戰爭和沖突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避免，全球面臨的最大威脅已經從核戰爭危險轉向經濟危機和生態破壞，“高級政治”讓位于“低級政治”。在特定的空間范圍內由于資源的稀缺，所有國家的本性還在于爭奪相對利益。但是在地緣經濟時代，國家間競爭的方式卻是經濟競爭取代軍事競爭，“所有官僚機構發現的地緣經濟作用的結果和由利益集團控制的地緣經濟的結果，在不同的國家和不同的案例中雖然各式各樣，但是，從根本上講，國家將按地緣經濟的方式行事”。
(二)國際關系行為體增加，國家的主要任務是爭奪經濟優勢
企業、組織乃至個人都可以參與到地緣經濟中來，而且在地緣經濟時代，它們將和國家更密切地結合起來，它們將以“地緣經濟”的名義尋求來自政府的支持，如果它們是“朝陽產業”或“民族工業”，將更有可能獲得支持。此外，國際層次的區域性國家組織、貿易集團、跨國公司和非政府組織也將在地緣經濟時揮重要作用。地緣經濟學的目標并不在于將國民的生活水準提高到最高程度，而在于本國在世界經濟中優勢地位的獲得及維持，其中，“競爭力”是最主要的工具。衡量權力的尺度是通過高技術的研究與開發獲得的。憑借決定性技術優勢占領未來市場的能力以及獲得進入新興市場的機會比控制實際領土更為重要。國家參與地緣經濟爭奪的方式是多樣的，如產業政策、貿易政策、財政金融政策、經濟外交等?！坝蓢姨峁┗蛞龑У漠a業投資資本等同于傳統戰爭的要素——‘軍火’，國家支持的產品開發等同于‘武器’的變革，國家支持的市場干預取代了在國外軍事基地的‘外交影響”’。
(三)美日歐之間的競爭是地緣經濟時代國家間競爭的主要內容
地緣經濟學是在全球化和經濟一體化不斷深化的國際背景下產生的，它的一個核心觀點就是認為世界正在逐步發展成為三個相互競爭的經濟集團：(1)日本率領的環太平洋地區；(2)美國領導的西半球經濟區；(3)以德國為中心的歐洲經濟區。“在未來的競賽中，三個經濟霸權中的每一個都傾向于超過其他兩個。無論哪一個實現了這種超越，都會位居領先，都會像英國主導19世紀，美國主導20世紀那樣，主導21世紀?！睘榱司S護美國經濟和政治利益而重新制定貿易政策成了克林頓政府經濟戰略的主要組成部分。主要體現在減少日本貿易順差，要求日本“自動出口限制”、“志愿出口配額”，甚至要求日本進行經濟改革和體制改革。
(四)不是所有國家都擁有實施地緣經濟政策的能力，也不是所有國家都愿意這樣做
只有屬于“世界事務的核心舞臺”上的國家才有實施地緣經濟戰略的能力。因為只有這些國家之間才能真正擺脫傳統戰爭的威脅，也只有它們才擁有實施地緣戰略所必須的有效的官僚體制和行動能力。另一方面，處于“世界政治的死水區”的第三世界，它們擔心更多的依舊是地區沖突、戰爭威脅等傳統的地緣政治問題，它們或者不愿意，或者沒有能力追求地緣經濟戰略，地緣經濟不是這些國家政府考慮的問題。地緣經濟學就其本質來說是發達國家的國際關系理論，是研究發達國家的經濟關系，而不是發展中國家之間或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的經濟關系。
三、地緣經濟學的理論特征
(一)地緣經濟學是經濟／生態政治學的發展
經濟／生態政治學(eco-politics)是根據冷戰后國際形勢的變化，依托國際政治經濟學而產生的。代表性著作是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海沃德·奧爾克教授所著的《全球經濟／生態政治學》，其主要觀點是：(1)國際關系從地緣政治學轉向經濟／生態政治學，目前迫切的任務是改革國際經濟體制，調整國際經濟關系，適應冷戰后經濟和生態政治因素增長的需要。(2)冷戰后，軍事威脅減弱了，東西方意識形態對抗也相對削弱；戰爭不可取，實力不可無，經濟與生態將成為實力的主要構成部分。(3)影響國際安全的因素，不僅有政治的和軍事的，更包括經濟的和生態的因素。以維護全球生態安全、保護生態環境為核心的安全體制是20世紀末到21世紀國際新秩序的主要內容。
地緣經濟學的創始人愛德華·盧特沃克認為，冷戰結束后，世界進入了地緣經濟時代，國際關系從地緣政治學向地緣經濟學發展。其理論主張是：(1)意識形態的差異已不如以前那樣重要；(2)按地緣政治標準劃定的對手或敵手，在地緣經濟時代可能同時是貿易伙伴；(3)對全球的最大威脅已從核戰爭危險轉向經濟危機和生態破壞，國際關系中“低級政治”(經濟、社會、生態等問題)的緊迫性和重要性第一次明顯地超過“高級政治”(軍事對抗和核威懾)。這一轉向“開拓了超越國界的、競爭與合作并存的新時代”?？梢钥闯?，經濟／生態政治學為地緣經濟學的出現準備了條件，地緣經濟學采納了經濟／生態政治學諸多觀點，它只不過在經濟層面上的著墨濃厚了一些罷了。
(二)地緣經濟學是新現實主義理論
新現實主義是在對傳統現實主義批判、繼承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它仍舊認可傳統現實主義所堅持的國際社會無政府狀態；國際社會的沖突和競爭模式；國家對權力、利益和安全追逐的理性自私屬性等基本原則。它糾正、完善了傳統現實主義若干不合時展的缺陷，成為當今國際關系理論界占據主導地位的主義派別。它在強調國家行為體是主要國際行為體的同時，還點明了非國家行為體的作用；它在強調相對收益的同時，還說明了合作、協調獲取絕對收益的可能性；它在強調軍事安全攸關國家生存的同時，還闡明了經濟安全對國家的至關重要性；最為重要的是，它發展了傳統現實主義的權力——安全觀，認為權力不再是最終目的，權力是獲取利益、保障安全的手段，這使其不再像權力政治那樣極富進攻性而具有了某種自由主義式的協調性、融合性，為自身理論的發展開拓了視野。
地緣經濟學認為國家所有的經濟較量都是國家利益驅動的。只不過，地緣經濟學強調的是國家經濟利益，它的實現表現在就業人口擴大、市場擴張和產品出新上。地緣經濟學強調國家的經濟權力和國家的經濟安全。為了本國的利益，國家要追求財富、權力、市場和工作機會，任何對本國國際經濟地位進行挑戰的國家對本國的經濟安全都會構成威脅。地緣經濟學認為國家之間的關系在冷戰后主要是競爭和對立的關系，特別是經濟上的競爭與對抗。地緣經濟學盡管贊同非國家行為體已成為國際關系中的重要一員，但仍舊把主權國家作為研究冷戰后國際關系的主要對象?？梢姡鼐壗洕鷮W是以新現實主義為指導的，它是新現實主義在經濟層面上的變種。說的嚴格一些，地緣經濟學是國際政治經濟學中新現實主義學派的一員。
(三)地緣經濟學是經濟民族主義理論
經濟民族主義是民族主義的一種重要形態，又稱新重商主義、經濟現實主義和國家主義。學術界在經濟民族主義的定義問題上存在多視角問題。羅伯特·吉爾平從政治經濟學角度認為“經濟民族主義(或如最初所稱的重商主義)是由近代政治家的社會實踐發展而來，主張政治是重于經濟的第一位因素，經濟民族主義是國家建設最基本信條，它主張市場要服從國家利益，政治因素確定(或至少應該)決定經濟因素”。肖夏娜·B·坦賽從政治主張角度認為“經濟民族主義是指一個國家的這樣一種愿望：在世界經濟體制范圍內掌握本國的經濟命運，以及本國領土范圍內行使主權，決定誰可以開發自然資源，誰可以參與各經濟部門的活動”。即還有一種觀點從區域角度出發，認為經濟民族主義即為東亞國家或地區發展經濟的指導思想和政治路線。陳峰君對東亞經濟民族主義的定義是：把發展經濟、實現現代化并趕超先進發達國家作為全國全民的核心任務；充分發揮國家和政府在經濟建設中的杠桿作用，力圖使之與市場經濟有機融合為一體；在思想領域中利用東方儒家文化中有利于經濟發展的積極因素，激發人民的愛國熱情和民族精神；簡言之，倡導“經濟興國”。
上述定義存在明顯失誤。它們并沒有闡明經濟民族主義(尤其是當代經濟民族主義)的重大特征和實質，而且具有概念界定的理論局限和地區偏見。經濟民族主義的定義離不開民族主義的本質屬性：民族感情和民族意識。“現代意義上的民族主義，盡管有各種各樣不同的定義，但往往都被界定為一種以民族感情、民族意識為基礎的綱領、理想、學說或運動?！苯洕褡逯髁x所追求的全部便是權力和財富，這還是經濟民族主義所認同的民族利益。筆者并不贊同經濟民族主義對政治權力的追求第一于經濟利益的追求這種說法，反之亦然。經濟民族主義通過國家權力來增進民族經濟利益，又運用經濟實力來獲取國際社會權力。經濟民族主義將兩者放任等值的位置，沒有必要分出高下。當代經濟民族主義具有自由主義和重商主義的雙重特征。經濟民族主義是一個不斷發展演變的歷史范疇，當代經濟民族主義已不再像重商主義、李斯特歷史生產力理論、凱恩斯貿易超保護理論等早期經濟民族主義那樣極富侵略性了。
在強調相對收益的同時，它并不排斥絕對收益，競爭、沖突是其主要思維，但協調、合作也被采納。在經濟全球化和相互依存趨勢的作用和推動下，經濟民族主義走出民族國家領域樊籬，將觸角伸至國家周邊并不斷擴大外延，形成了擴大的經濟民族主義——地區主義。經濟民族主義是一個中性概念，這不僅是對民族國家本身存在理性的經濟民族主義政策和非理性的經濟民族主義政策而言，而且也是對第三世界經濟民族主義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經濟民族主義分別對舊有國際秩序的破壞和維護而言的，這分別是積極的經濟民族主義和非積極的經濟民族主義。因此，經濟民族主義是否可以這樣定義：出于忠誠的民族意識和民族感情，在全球范圍內追逐增進民族利益的權力和財富。要求國家權力制定并實施符合這一考慮的經濟戰略和經濟政策，保護、壯大民族經濟并為民族經濟的對外擴張贏取市場和資源。競爭、沖突是常態，合作、協調不可無，參與符合民族利益的區域一體化，爭取有利于自身發展的世界經濟機制和秩序。經濟民族主義是民族國家內部利益集團相互博弈而產生的理論、主張、方針和運動。
地緣經濟學要求國家運用公共權力推行戰略經濟政策，保護國家經濟安全，培養國家經濟競爭力，爭奪世界經濟優勢。在強調國家干預這一點上與經濟民族主義毫無二致。地緣經濟學強調國際經濟關系的地緣性。國家或地區間由于地域上的鄰接性而產生地緣經濟關系，當它們的經濟實力和市場規模發展到一定程度時，這些經濟體就會匯合成新的更大的經濟體并產生經濟超常規發展現象。地緣經濟學將世界經濟劃分為三個彼此競爭的區域經濟集團，它們之間的聯系和運動將對世界經濟的結構和性質產生深刻影響。地緣經濟學的地緣性觀點可以為擴大的經濟民族主義提供理論支持。地緣經濟學強調更多的是國際經濟關系中的競爭和沖突，關心更多的是相對經濟收益，但它本身并不排斥合作，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兩個地區之間由于經濟產業結構、資源結構上的差異性，而通過互通有無、取長補短來共同促進發展，形成互補關系。地緣經濟學的合作觀點可以很好地解釋當代經濟民族主義對絕對收益的認可。
四、地緣經濟學的啟示
(一)冷戰后國際經濟斗爭的目標是搶奪在世界經濟中的主導地位，成功的希望則是在高科技領域
如果一個國家首先控制在生物工程、電子計算機、電子通訊和新材料等領域中的專利權，它將不會受限于傳統工業產品的關稅壁壘，在國際貿易中贏取較大優勢；高科技經濟所帶來的規模經濟效應、外溢效應不僅存在邊際成本遞減、邊際報酬遞增特點。還可以優化、升級國內產業結構，以乘數效應拉動國民經濟健康增長。如果我國在高科技產出領域中，哪怕只在一個或幾個方面占有主導權，帶來的成果，則可以用滾動發展的辦法推動中國經濟走向繁榮。這里最關鍵的因素是發明高科技專利的科學家是否屬于中國，而現今中國羈絆人力資源創新的最大障礙恐怕便是體制的臃腫，因此，民族富強和國家昌盛需要的關鍵步驟便是富有生機的制度及機制催生出的高科技人才。
(二)冷戰后國際經濟斗爭直接表現為跨國公司、企業和個人在國際經濟上的斗爭，而實質是國家間、政府間、政策水平間的較量
隨著人類經濟活動拓展到民族國家之外，經濟活動的主體從個人發展到民族國家與跨國的經濟和社會組織，政治與經濟互動關系已經不再是民族國家之內的問題，而是一種國際的政治經濟現象。對這一問題的系統研究構成了國際政治經濟學。
傳統意義的政治經濟學與國際政治經濟學既有聯系又有區別。國際政治經濟學是從一般的政治經濟學中發展而來，都是力求探討社會政治與經濟的相互關系和聯系，并吸納一般政治經濟學的眾多理論與研究方法。但國際政治經濟學所關注范圍更大，“盡管不是完全地，(但)主要是集中于國際行為體(國家、全球公司、國際組織、社會運動等等)間的活動”①。國際政治經濟學又不完全拘泥于國際與國內的界限，因為隨著經濟全球化趨勢的發展，國家內部的政治和經濟活動也可能影響到國際間的政治與經濟關系，國際政治經濟活動也對國家內部的政治與經濟產生作用。但國際政治經濟學所研究的行為主體主要是民族國家體系內的國家等國際行為體而不是個人，因此，國際政治經濟學有著不同于傳統意義上政治經濟學的特殊性。
國際政治經濟學融合了經濟學與政治學的眾多內容，但它不是兩者的簡單結合，而是在兩者基礎上的新綜合。國際政治經濟學作為國際經濟學與國際政治學的交叉學科，它主要是研究國際經濟與政治的互動關系，但其中的政治、經濟因素不同于國際政治或經濟中的純國際政治或經濟因素，還包括國內的政治和經濟因素，甚至是文化的因素。
當代國際政治經濟學自60年代末出現后，近年來得到了極大的發展。由于這一學科的交叉性，它的理論來源的多樣化，研究的角度既有宏觀又有微觀，政治因素與經濟因素(最新的發展還包括文化因素)相混合，其理論分類較為多樣。但目前最為人們廣泛引用的是吉爾平的分類，即:民族主義(也稱重商主義、現實主義或國家主義)、自由主義(也稱全球主義)和①。作為國際關系理論的一部分，吉爾平對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的分類應該說是以國際關系理論分類為基礎的，與國際關系理論主流分類相一致②，具有相對的包容性。但其自身由于研究內容不完全等同于以政治為主要特征的國際關系理論，因而這一分類也有一些自己的特點。
一、民族主義理論傳統及其當代代表
1 理論淵源。
國際政治經濟學的民族主義理論是諸流派中最具歷史傳統的理論。從政治經濟學上，它可以追朔到16世紀以來的重商主義思想，在政治思想上，它源于修昔底斯、馬基雅維里等人確立的政治現實主義傳統(這一思想傳統由于文章篇幅有限和已有很好文章論及③，這里不再贅述)。另外，韋伯的國家社會學中的許多思想也是民族主義理論重要來源之一。重商主義傳統 古典重商主義是最早對國際政治經濟關系進行研究的思潮和向當權者提供的政策建議。古典重商主義者如博丹、柯爾培、托馬斯·孟等人的思想本質正如瑞典經濟學家赫克歇爾所歸納的那樣，是使所有經濟活動服從于當權者的國家利益④。古典重商主義者吸收了如馬基雅維里和霍布斯等人的思想，認為正式的權威如果不能節制自我利益的追求，其結果將是殘酷的“天然狀態”。因此，必須用公共權威來使個人利益轉化為普遍利益⑤。古典重商主義是順應建立現代世俗國家要求的。因而在歐洲新型民族國家初創的一百年間它得到了普遍采納。但由于它對財富認識上的缺限和在實踐中的矛盾性。到了18世紀，受亞當·斯密等人嚴厲批判;加之推行自由貿易政策英國成為世界最大的霸主，一時重商主義似乎失去了昔日的光采。
19世紀初前后，重商主義思想又以一種經過改造的面貌出現。漢密爾頓和李斯特是代表。兩人都主要從國家安全的角度來論述貿易保護主義的必要性的。漢密爾頓把國家的經濟建設與年輕美利堅的生存和發展聯系在一起，強調經濟活動的布局與國家的生存息息相關。為此國家必須要“擁有一切必需的供應品”①。這種“進口替代”發展戰略思想的雛形不久又影響了李斯特。李斯特不僅從政治還從經濟上較科學地闡述了其重商主義思想。首先他認為自由主義論點是一種靜態和短視的學說，忽視了長期的和動態的比較優勢和經濟利益。其次，李斯特認為自由主義者漠視了國家具有不同于個人這樣的經濟主體的利益特殊性，國家所處的現實環境和它的歷史發展程度決定了國家間的對外經濟政策也不可能也不應該一致②。漢密爾頓和李斯特及其以后重商主義思想在西方學術界(主要是經濟學)并不占主導地位，但在國家的決策者中卻有著深刻的影響。特別是后起的工業國。
經濟學家維納對重商主義這種帶有強烈經濟民族主義色彩的理論總結如下:財富對國家來說是實力的基礎，不論為了防衛還是為了侵略;實力是國家獲取財富并使之成為必要和有價值的手段;財富和實力是國家的兩個根本目標，從長遠看兩者是統一的，但在某些時機為了長遠的經濟繁榮，國家有必要作出某種經濟犧牲③。韋伯的國家社會學對國際政治經濟民族主義理論的影響 韋伯的國家社會學中也體現了一定的政治經濟學思想。盡管韋伯不否認市場的效能和社會階級的力量，但國家在韋伯思考的政治經濟關系中處于中心地位。他認為政治與經濟存在著互動關系，在領土范圍內合法強制手段的壟斷使那些當權者具有對敵對社會力量的明顯優勢;所以，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既能支配市場又能控制社會階級，而現代國家的發展依賴于相對發達的資本主義經濟，市場不能脫離國家而存在，國家產生于市場，經濟過程又不能遠離社會與政治的過程，而是兩者相互關聯和相互依賴，兩者的關系是一種復雜的、歷史的具體結合④。韋伯的政治經濟思想與以往的重商主義在兩個方面是相似的，第一，認為民族主義是經濟活動的推動力量，經濟國際化是民族主義情緒的強化與外化;第二，把經濟活動放入到一個社會和政治是某種限制性或決定性因素和環境中來分析的。另外，韋伯的“理性”現代官僚的概念對國家經濟利益的決定對后來的民族主義理論微觀研究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2 當今國際政治經濟學民族主義理論的特點和代表。
特點 當今國際政治經濟學的民族主義理論雖繼承了16世紀以來的重商主義傳統和政治現實主義傳統。但當今民族主義理論的根基是已經演進的并更加系統化的國際政治的現實主義。他們認為國家對權力與財富的執著追求來源于人的政治動物本性(這一觀點最早來自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摩根索在其《國家間政治》中把它作為國際權力斗爭的最終決定因素)或者國際社會的無政府狀態(哈斯是較早論證了這一點的，后來沃爾茲在《國際政治理論》中將此作為國際政治結構理論基礎)。因此，民族主義論者強調國際關系的動力來自于這種國家的政治動物本能或國際政治的獨特結構，這也自然地反映到國家經濟關系之中。所以，他們認為國際政治與經濟的關系是政治環境和政治結構決定經濟關系，或更簡單地說是政治決定經濟。
國際政治經濟學的民族主義論者是從以下三個假設來思考國際政治經濟關系的。第一，民族國家是國際政治經濟關系主要行為者和分析對象。主權國家是其行為的最高判斷權威;其他行為者服從于主權國家，它們之間的相互交往的基礎受制于國家權威。同樣，在國際經濟關系中也服從這一法則。第二，民族國家是權力最大化的追求者。權力對國家來說既是目的又是實現其他目的手段。這是國家的政治動物本性或國際政治結構的自決定的。第三，民族國家是理性。以成本 收益法則行事，但這種收益不是絕對收益而是相對收益。因此，由于在國際政治經濟關系中國家之間對權力與財富的追求不是平行的和相等的，民族主義者認為國家間的政治經濟關系是一種互為消長的“零和游戲”，具有相互沖突性①。此外，民族主義論者還認為國際權力分配格局是決定國際經濟關系形式和狀態的因素。由于民族主義論者以國際政治現實主義的基礎來思考國際經濟，他們對國際政治經濟關系的發展前途大多是持悲觀態度的，強調對國際政治經濟關系的現狀維護和管理。
在民族主義理論中有兩種研究角度。一種強調國際關系權力分配格局或國際政治結構是國家對外經濟政策和國際經濟關系的基礎，它與國際政治現實主義理論的聯系較為密切，是一種宏觀的研究;其理論核心是所謂的“霸權穩定論”②。這種研究具有濃厚的實證主義和歷史循環論的特點。另一種重視國內的官僚制度、政治體制、政治特征和利益分配關系對國家對外經濟關系的作用，它的一些研究方法受一般政治學和行政學中的理論影響，如被稱為“官僚政治學研究方法”的國際政治經濟學受到兩方面理論的影響，一是韋伯的“理性”現代官僚概念，二是美國組織理論中“非理性”官僚概念③。后一種研究可稱為微觀研究。這兩種研究并不是完全沒有聯系的，只是各有側重，宏觀研究中也有一定的國內政治因素作用，微觀研究中也是以國際政治結構為前提的。宏觀理論的主要代表有吉爾平、克拉斯納等，微觀理論的代表有克岑斯坦、艾文斯等。由于微觀理論多從國內政治特點來分析國家的對外經濟關系，往往帶有比較政治經濟學成分。
代表作品 在宏觀理論中，吉爾平是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的《國際關系的政治經濟學》堪稱宏觀國際政治經濟學民族主義理論的集大成者。在此書中，吉爾平從政治經濟不平衡發展規則出發，認為國際政治經濟關系是一種動態的循環過程，國際權力政治的現實決定了國家間在國際政治經濟競爭中總是追求“相對領先”，由于各國經濟發展不平衡，后起的經濟強國必然要利用發展起來的經濟力量要求獲得政治上相應的權力，而衰微的強國必然利用舊的制度權力竭力阻止新興國家在國際政治經濟上的崛起，維持其原來的政治經濟特權，這種新舊勢力的較量最終可能是戰爭，結果是建立新的權力分配格局和新國際經濟體制，這種現象周而復始推動國際關系的發展④。
在微觀理論中，克岑斯坦的《權力與充裕之間》是較有影響的一本書。書中通過對6個工業化國家國內結構的解釋來試圖彌補宏觀理論過多注重國際和跨國因素而較少觸及國內因素的缺限?？酸固拐J為在面對世界經濟的共同挑戰中，民族國家的內部結構是產生不同反映的主要原因，離開這一因素，就不能理解國際相互依存與政治戰略的關系，國際環境和國內結構共同作用決定著國家的經濟對外政策，但在某些特定的條件下如霸權衰落時，國內的政治結構在決定國家的對外經濟戰略上顯得尤為突出①。
二、自由主義理論淵源與當代代表
1 理論淵源。
自由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在一定程度上講是國際政治自由主義理論的經濟解釋。它是從經濟的角度解釋國家間合作可能性和必要性。它的理論主要來源于亞當·斯密開創的古典政治經濟學和凱恩斯的政治經濟思想。古典政治經濟學 自由主義的國際政治經濟學鼻祖當推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斯密從個人理性出發，認為以絕對成本差異為基礎的國際分工在不受政治因素的干擾下將最終導致個人和社會效率的提高、福利的最大化和社會的和諧，從而增進國家的實力和國家間的和平。因此，自由貿易是人類理性的最佳選擇，經濟不應該受政治機器的干預②。在亞當·斯密之后，李嘉圖、穆勒等人發展并改進了自由主義政治經濟學。首先，李嘉圖以相對成本法則來代替絕對成本法則，這使自由貿易理論更適用于一般的條件，更具普遍性。其次，亞當·斯密的理論在研究方法上是哲學的和整體性的，把政治經濟學放在一個道義的和歷史的背景下，而李嘉圖把理論注意力縮小，但使理論更具說服力，把經濟問題和政治與社會問題更明顯地分開并提出更為精煉的解釋;雖然亞當·斯密的研究主體是個體，但李嘉圖比亞當·斯密更明確地為自由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建立了方法論個體主義(methodologicalindividualism)的基礎，使之可以應用于各種條件下的個體，如國內經濟中個人、集團和國際經濟中的民族國家經濟，并為后來的經濟學一直所沿用。
盡管古典政治經濟學沒有在其理論中用其自由經濟理論來詳細闡述國際政治經濟的關系，但從其理論的內在涵義中可以看出其國際政治經濟觀:經濟自由主義相信貿易與經濟合作是和平的源泉，因為分工貿易下的國家間經濟關系是一種“雙贏”的游戲，并由此產生了一種國家間相互依存的互惠權利，有助于鞏固國家間的合作關系，從而對國際間的政治和平與穩定起促進作用③。凱恩斯經濟思想的影響 凱恩斯與馬克思一樣，認為資本主義的生產與消費存在著失衡，并且這種失衡是市場力量所不能解決的，必須依靠政治力量。這不僅在國內政治經濟中有著重要意義，對國際政治經濟也有著重要的意義。凱恩斯又一次把“純經濟學”帶回了政治經濟學的范疇。凱恩斯認為，優先考慮充分就業在一個開放的經濟條件下，既受國際經濟的影響又影響國際經濟。實現充分就業方法之一是擴大出口，但各國都以擴大出口來解決就業問題就又回到了重商主義的道路。如何解決競爭與國際和平這一矛盾，凱恩斯在反思30年代世界經濟大蕭條中各國在貿易上采取“以鄰為壑”政策所造成的政治經濟惡果后，提出了以國際經濟合作和政策協調來解決這一問題。這樣，凱恩斯在國際經濟領域中從某種意義上引入了經濟宏觀管理和協調的思想，他認為在無政府的國際結構下，建立類似政府在國內經濟中所起作用的國際制度是在競爭中促進合作有效途徑。這一思想對70年代以來的自由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特別是相互依存理論有著很大的影響。
2 當代自由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特點及其代表。
特點 自由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在思維上與國際關系中的理性主義思想是一致的。一般都承認國際無政府狀態，但他們更重視與這一狀態并存的還有有序的國際交往;強調國際關系中各國的共同利益、共同價值觀和共同規范對國際社會存在所具有的聚合作用和由此帶來的和諧性。因為這是人的內在的理性本質使然，人的這種內在理性本質使人能按照自然的法則，在合理保存和造福自我的同時發揮其固有的群體秉性①。自由主義理論正是從經濟上闡述這一思想的，其核心是比較優勢法則。自由主義理論按照這一法則，認為國家間的經濟交往的加深以及由此產生的相互依存關系在總體上對民族國家的“自治”有著一定的削弱作用;并且國家間經濟相互交往的加深在利益上造成的“一榮俱榮、一毀俱毀”狀態可以促使各國在經濟競爭中尋求政策的協調，良化競爭，而不是回到重商主義的“以鄰為壑”的相互殘殺之中。這種協調可以用一定的制度加以保證和促進，如當今世界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貿組織等。因此，自由主義者在國家與市場的矛盾關系問題上，更多地傾向于市場的力量，認為國際經濟交往與相互依存關系的存在可以改造傳統的權力政治特性或消融國際政治的沖突性，發展國家間的經濟交往是實現世界永久和平的重要途徑。這種經濟決定政治或改造政治的觀點是自由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最重要的本質。
自由主義理論也是從三個基本假設出發的。第一，個人是政治經濟學分析的主要出發點和行為角色，盡管國家在國際經濟交往中占重要地位，但社會經濟活動的目的最終要歸結到個人。第二，個人是理性的和功利(而不是權力)最大化的追求者。因為個人這種功利是主觀自我滿足的最高價值水平，是“兩利相較取其重，兩弊相較取其輕”的選擇的絕對利益的增加，而不是民族主義者的相對利益的領先。第三，個體間的這種利益機會成本間的選擇是促進彼此間合作的重要手段，因為這種條件下的經濟交往不再是一種“你得我失”的“零和游戲”，而是一種“雙贏”的互利。另外，自由主義論者盡管認為國家力量在經濟生活中應越少越好，否則會干擾市場的作用和回報，但也主張國家提供某些“公共商品”來為維護市場的自由競爭創造必要的條件，或阻止市場失?、?。因此，自由主義論對國際政治經濟關系發展是持樂觀態度。因為，在國際政治經濟關系中國家的利益認定不是現實主義者的權力增加，經濟交往的結果是彼此經濟和福利的增進，進而對國際關系的和諧有積極的作用。
自由主義理論內部在具體的研究上也有一些特點。一種是宏觀的自由主義觀點，強調世界經濟的發展對國際政治的改造作用。在宏觀理論中有極端主義的觀點，認為民族國家在世界經濟一體過程中已經讓位于市場，國家主權受到了一些巨治結構在世界經濟全球化中正在逐步過時，并將其權力轉讓給更能適應新的國際環境的跨國組織，聲稱技術和市場的發展使經濟消融政治已不可避免①。但更占主流的是吸收國際政治現實主義思想的相互依存理論。另一種是微觀理論，它把研究的側重點放在了國際經濟關系對國內政治的改造上，注重世界經濟相互依存關系的發展對國家內部政治關系的作用上。這種研究也同樣具有一定的比較政治經濟研究的色彩。但與宏觀理論(應該說宏觀理論中也有對國內政治的分析，但研究的重點是國際政治特征)相比，影響力較小。
自由主義理論與其他兩個理論在研究方法上不同的是，它更多采用科學的研究方法，而不象民族主義和理論主要以歷史—哲學的研究方法為主。
主要代表著作 自由主義理論最有影響的理論是相互依存理論。這一領域進行最早研究的是美國經濟學家理查德·庫珀。他于60年代末所寫的《相互依存的經濟學:大西洋共同體的經濟政策》是依存理論最早作品，并使相互依存這一概念普及化。庫珀在此書中認為技術進步已經從根本上改變了國際經濟的條件，更重要的是，傳統的比較成本的差異似乎正在消失，貿易利益明顯地來自競爭優勢;而且全球經濟一體化可能阻止了世界市場的均衡，在常規的周期內，未來的國際收支不平衡較之以往可能更加頻繁，而且規模更大，鑒于此，庫珀采納了凱恩斯的經濟合作思想，提出國際政策協調是在依存世界中唯一能實現各國經濟目標的途徑，重商主義既會引發失敗的競爭又為目前的國際制度所限制②。但他和凱恩斯一樣，較少考量國際政治條件是否能促進還是阻礙國際協調，只是假設各國領導應從功利“理性”出發摒棄自私政策，進行政策的協調。
約瑟夫·奈和羅伯特·基歐漢在70年代中期推出的《權力與相互依存》是相互依存理論中最具影響作品之一。他們認為當今世界相互依存的現實已經使長期占統治地位的現實主義解釋部分失效，應該用一種新的、更全面的理論來補充或替代現實主義理論。這一理論就是他們稱之為“復雜相互依存理論”的理論。這是帶有現實主義色彩的自由主義理論，但卻深入地分析了相互依存的現實對國際權力政治的改造。在書中，奈和基歐漢認為現實主義理論的三大假設在相互依存的條件下已經不再絕對化了。因此，在相互依存的條件下，傳統的一元化領導不可能有效，需要國家間多層次政策協調，使各國特別是弱國都認同國際制度的合法性③。奈與基歐漢此書可以說是自由主義理論中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理論，對后來的相互依存理論研究起了極大的影響。但它也存在這兩個方面的不足。第一，南北關系中的合作基本涉及很少;第二，國際制度的建立和維護論述不夠充分。80年代中期由基歐漢所寫的《霸權之后》，就是對國際制度的建立和維護進行進一步深入論證的專著。此書是較典型地采用科學研究方法，用博奕理論論證了自私者之間從理性出發也可以在競爭中的進行合作，并認為合作的程度取決于制度的功能①。同樣這一著作對南北關系也關注很少。
國際政治經濟學及其當代的研究
1 經典作家的政治經濟學觀。
以政治經濟學對國際關系進行研究一直是國際政治研究的基本方法，這一研究的理論基礎是歷史唯物主義。盡管當代西方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與經典作家在一些觀點上有所不同，但唯物史觀作為這一流派研究的理論指南并沒有很大的變化，而且經典作家對資本主義政治經濟關系分析得出的一些重要結論如剩余價值理論也一直是當代國際政治學研究中重要基礎。
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政治經濟關系的理論 盡管馬克思沒有對國際層面的資本主義政治經濟關系進行過系統的表述，但他的思想中也具有一定的國際政治經濟學成分。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內在動力是對剩余價值的無限制追求，其造成的社會政治結果是:社會再生產的不斷破壞和貧困人口的加劇。另外，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也是外向擴展性的，隨著商品和資本的輸出，資本主義在改造世界面貌的同時也帶來了發達國家與不發達國家的不對稱的依賴關系和全球性的資本主義政治經濟統治，并且促進了世界性的階級聯系和發展了世界性階級對抗的政治結構，這種階級結構關系使馬克思呼吁“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以推翻資本主義，而且這種革命的物質條件也在資本主義發展中準備好了。
列寧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 列寧的政治經濟學觀應該是一種真正意義的國際政治經濟學，它是在馬克思的理論基礎上并結合了當時世界資本主義最新發展的現狀建立起來的，其中吸收了羅莎·盧森堡、希法亭和布哈林等人的的政治經濟觀。列寧的理論集中地體現在《帝國主義論》這部著作中。在的基礎上，列寧從資本主義壟斷時期的五大政治經濟特征出發論證了其對外政治經濟擴張的必然性，認為由于資本主義各國在世界范圍內的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導致它們在國際上或暫時進行妥協或進行爭奪經濟資源的戰爭;無產階級可以在戰爭中從最薄弱的資本主義環節奪權，進而實現世界性革命的成功。因為資本主義社會這時不論從政治上、經濟上還是社會生活中已經腐朽和沒落。列寧的理論在很長時期一直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國際政治經濟研究的主導理論。
2 戰后政治經濟學研究②。
特點 當代國際政治經濟學盡管與經典作家在一些問題上存在著不同見解，但在一些最基本的觀點上仍然與經典作家保持著一致。如:認為資本主義創造了財富的兩極分化，并且否認個人之間的交換關系必然的導致社會福利的最大化這樣自由主義的觀點，相信資本主義體系作為一個具有內在沖突的體系應該也必然地要被社會主義所取代。因此，盡管在革命的道路和方式問題上有一定的分歧，但國際政治經濟學否定舊制度或資本主義政治經濟體系合理性，要改造這一體系，建立新體系的革命性沒有變化。從具體上講，戰后國際政治經濟學在以下幾點體現自己的特色:
第一，大多數國際政治經濟學學者仍然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解釋國際政治經濟關系，在政治與經濟的關系問題上，占主導地位仍是經濟決定政治。在國際政治經濟關系上，認為資本主義的生產本質決定了資本的擴張性和資本主義的世界經濟格局，這種經濟格局又決定著世界的政治面貌。第二，的國際政治經濟學認為政治經濟學的主體和分析單位是階級，或者資本和勞動。中心與外圍的世界經濟結構劃分就表現了國際階級劃分色彩。第三，他們認為在國際政治經濟關系中，階級的行為是為了本階級物質經濟利益的最大化。第四，由于資本主義的生產本質決定了在世界范圍內資本與勞動的關系不可能是一種和諧的關系，而且在經濟成果上必然“你得我失”，因此，的國際政治經濟學認為國際政治經濟關系是“零和”的①。
戰后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集中反映在三個領域:一是對第三世界的貧困和持續不發達的研究;二是對全球資本主義政治經濟體系的研究;三是對不斷全球化過程中西方工人運動命運的研究②。第一方面是以“依附理論”為主要特征，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既有第三世界的一些學者，也有一些西方的持觀政治經濟學學者;第二方面是以“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理論和西方者的“葛蘭西學派”為代表。第三方面的內容主要是對經濟全球化過程中，西方工人的權利和對資本流動的反應與斗爭策略的研究。最后這一內容的研究不如前二個方面研究有世界范圍的影響(所以下面不做介紹)。戰后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基本上是以宏觀為主，除“依附理論”和西方工人運動研究中有些對具體國家和地區的個案研究外，絕大多數都是側重整體研究。
中圖分類號：D8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1369(2008)2-0095-05
從政治學到經濟學：IPE轉型的背景思考
國際政治經濟學誕生之初，有著明顯的政治學背景。按照海倫?米爾納的總結，20世紀60―70年代誕生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為的是向傳統國際關系研究提出挑戰[2]。早期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在兩方面做出了貢獻：
首先，提出了經濟問題在國際關系中的重要性。區別于傳統政治學所主張的、權力政治的核心是軍事的觀點，基歐漢和奈認為，在相互依存的國際環境下，軍事力量并不總是被當作一個國家反對另一個國家的手段[3]。
其次，回答了權力的來源問題。金德爾伯格和吉爾平的霸權穩定論[4]認為，70年代世界經濟的蕭條與美國霸權的衰退有關，這一分析為政治權力與經濟權力的轉化搭建了渠道；而蘇珊?斯特蘭奇的聯系性權力和結構性權力[5]，則建立權力結構模型，進一步探討經濟要素與權力要素之間的聯系。此外，還有一些學者試圖分析世界機制與權力的關系，如依附理論提出“中心”與“邊緣”的概念，分析資本主義體系“不等價交換”對發展中國家的影響[6]；還有學者從國際機制的角度，分析跨國公司及區域制度如何對民族國家施加重要影響[7]。早期國際政治經濟學者把經濟要素作為分析變量引入政治學的分析框架，探索政治和經濟的關聯性。但是，無論霸權穩定論、相互依存論、依附論或權力結構論，都以民族國家與世界市場對立為前提，學者們重視的是政治和經濟之間此消彼長的轉換關系，而缺少對政治和經濟互動關系的研究。
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經濟視角，在這一階段開始有所體現。這一視角側重國際力量(主要是國際經濟力量)與國內政治的相互關系。這一視角認為，國際經濟環境是國家政策變化的首要或重要原因，國際經濟制度對國內政治存在著重要影響。早在1972年，基歐漢和約瑟夫?奈就在《跨國關系和世界政治藝術》中指出了跨國關系和跨國行為體對國際關系研究的重要性。彼得?卡贊斯坦在《國際關系和國內結構：工業發達國家的對外經濟政策》[8]中，把國際力量和國內政治結構結合起來?？ㄙ澦固拐J為，國際關系的內部化和國內結構的外部化在對外經濟政策決策過程中有同等重要性。而最突出的研究成果當數彼得?古勒維奇，他的“顛倒的第二種意向”奠定了90年代國際政治經濟學的轉型。古勒維奇認為，國際經濟環境通過中介環節，影響國內政策選擇。
“國際體系不僅是國內政治和結構的結果，更是后者的原因。經濟聯系和軍事壓力限制了包括政治決策、政治形式在內的一系列國內行為。因此，國際關系和國內政治之間的聯系是如此緊密，使得二者必須被視作一個整體而同時研究?！盵9]
不過，70年代開始出現的轉型思考，直到90年代初，才逐漸開始引起學術界的重視。一方面的原因是早期政治經濟學的慣性力量，作為國際關系學科的分支，早期IPE的研究幾乎完全采用IR的模式。羅伯特?吉爾平的《國際關系政治經濟學》，便是以IR的三個研究范式――現實主義、自由主義和為IPE分類。盡管這一分類方法使得國際政治經濟學與國際關系學的研究順利接軌，但同時也限制了學者們的研究思路。而另一方面的原因則在于，整個七八十年代，國際環境的現實并沒有發生巨大變化。蘇聯的解體和全球化浪潮的興起，都是80年代末之后的事情。蘇聯的解體，使得傳統的權力政治學、霸權穩定論逐漸失去了意義，而全球化浪潮又使得相互依存理論的解釋力日漸蒼白。
國際體系的經濟權力分布、國際機制對國際環境的挑戰，要求政治學者們必須傾注更多的精力關注經濟領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IPE逐漸擺脫IR研究視角的束縛，而開始走上自身發展的路徑。
90年代(以來)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成果
進入20世紀90年代，國際關系現實對IPE最直接的挑戰，就是國際經濟和國內政治之間的聯系。全球化產生了國際關系領域的開放經濟政治(OEP)問題，除了發達國家通過國際機制進一步確保全球統一的開放市場之外，游離在全球經濟體系之外的發展中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也紛紛提出了加入這一體系的要求。而研究開放經濟政治，必須了解國內集團如何界定各自的物質利益(偏好)，這些利益(偏好)又是如何被政治機制所加強的。這一問題涉及到兩個研究方向：首先是國際層面與國內層面的互動；其次是制度與利益的互動。
因此，IPE在90年代之后發生的轉型，最大的成果是借用經濟學理論，研究不同行為主體的經濟利益如何影響其政策選擇。這一時期的IPE研究，可以通過多種分類方法來概括。除了麗薩?馬丁所提出的立體2x2框架之外，海倫?米爾納從研究議題的角度對IPE的成果進行了歸類[11]，同樣擺脫了早期單純研究政治與經濟相互轉換關系的窠臼，體現出IPE學者從政治與經濟、國內與國際互動的角度進行思考。因此，如果對90年代以來的IPE理論進行作簡單分類的話，可以概括成外力研究(全球經濟對國內政治的影響)、內因研究(國內政治制度面對國際壓力的選擇)，以及內外結合研究(國際和國內行為的政策選擇)這三類。
1.外力研究――全球經濟的國內政治后果
90年代以來的國際政治經濟學最大的成果之一，就是突破了國際層面研究的孤立性。在政治學視角影響下的早期IPE學者們，按照體系論把國際和國內分為兩個層次，國際層次孤立于國內層次之外，并被視作后者的結果。而在經濟學視角影響下的IPE學者們，把國際經濟體系看成國內政治變化不可忽略的因素。
總的來說，外力對國內政治的影響的研究思路又可大致分為兩個方向。一類把國際市場一體化視作獨立力量。國際市場一體化指的是“商品和服務貿易、生產的多國化以及金融資本流動”[9]，按照蘇珊?斯特蘭奇的分析，安全、生產、金融和知識是權力的來源，全球化的這三個特征正好具備權力轉換的要素。在這一思路下，羅戈斯基提出國際貿易的變化影響國內政治聯盟與分裂的假說[10]。他通過斯托珀-薩繆爾森模型分析指出，擴大貿易開放會增加國內豐富要素持有者的經濟利益和政治地位，當國際貿易收縮時，獲利者和政治地位的消長正好相反[11]。具體而言，國際貿易與國內政治聯盟的關系是：一個國家的某種(或某幾種)資源如果多于其他國家，就具有競爭優勢，擴大的國際貿易能使該資源的擁有者獲利較多，他們在政治上組織起來支持自由貿易；反之，掌握該資源的政治力量會傾向于貿易保護。
第二個方向是研究國際規則和條例的制度性力量對國內政治的影響。國際規則通常被定義為“一系列用來界定權力和義務的行為標準”[12]。90年代中后期開始加強的全球化，使得國際組織、跨國企業等跨國行為體在國際關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大大增加。里斯-卡彭主編的《跨國關系找回來》[13]一書，正是這一研究方向的代表。而基歐漢和海倫?米爾納主編的《國際化與國內政治》一書則提出，國際力量通過“創立新的政策偏好和同盟、引發國內經濟和政治危機、削弱政府對宏觀經濟政策的控制”[14]這三種途徑影響國內政治。
2.內因研究――國內利益群體面對國際壓力的選擇
這一研究思路是90年代IPE轉型的重要組成部分，直接因襲古勒維奇的“顛倒的第二種意向”。與外力研究的思路相似，在考察內因的時候，學者們同樣從聯系價格和國內制度兩方面探討國內利益群體[15]面對國際壓力的選擇。國際經濟一體化改變了國內政治行為體和社會行為體的機會成本，這些理性的國內行為體在全球經濟條件下有不同的政策偏好，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不同的政治聯盟，從而影響了國家的對外經濟政策選擇。
由內而外的思路在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上取得了以下突破：①國內力量對國際力量存在“過濾”作用，而包括利益群體、國內政治結構等在內的中介環節是重要因素[16]；②國內力量的作用條件在于國內制度的變革。制度因素能減少或增加國際力量的影響力[17]，強政府-弱社會的國家與弱政府-強社會的國家可能接受國際力量影響的速度和大小就不完全一致[18]；③國內力量的作用方式包括改變社會行為體的政策偏好[19]。政治家、行政機構、執政黨、官僚或立法機構都是IPE學者關注的行為體。特定的對外經濟政策，總是使不同的國內行為體遭受不同程度的損益。行為體基于利益而重新結盟，改變或影響政策選擇，對國家政治產生重要的影響。
3.內外結合的研究思路――國際國內行為體的政策選擇
除了上述由外而內和由內而外的兩種思路外，90年代的IPE研究還出現了第三種思路：從國內力量和國外力量的互動入手，分析內外結合的交互影響。不過，這方面的研究目前取得顯著進展的，只有普特南的雙層博弈理論[20]。
普特南建立了一個以國家談判者為核心，以獲勝集合為主要概念的理論框架。他認為，在國際談判的同時，國內層面也在進行利益博弈。三方面的因素決定了國內支持程度――國內層次上支持者的權力分配、偏好以及可能形成的聯盟；國內政治制度；國際層次談判者的戰略。因此，國際經濟是國家的政策制定者同時與國際層次和國內層次兩股力量進行博弈的結果。總的來說，雙層博弈理論初步確立了國內與國際交互聯系的框架，并引入了國際合作的國內政治經濟基礎思想。不過，這一理論所提供的只是簡單的分析，與貿易、經濟聯盟等IPE理論之間也缺乏直接可轉換的橋梁。
對IPE理論轉型的幾點評價
理論總是希望對現實世界的現象做出解釋。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學者們從不同的路徑去解釋國際現象。90年代世界經濟(與政治)的發展，促使IPE發生了從政治學視角到經濟學視角的巨大轉型。國際化所導致的學術領域研究視角的轉型，具有深遠的意義。
首先，確立了研究范式的獨立地位。國際政治經濟學是一個相對年輕的研究領域。盡管在20世紀70年代IPE已經被確認為一個學科，但因為脫胎于國際關系學，早期IPE使用的研究方法和理論，都繼承自國際關系學領域。自從吉爾平的《國際關系政治經濟學》引入中國之后，中國的IPE學者也以此確立了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框架[21]。盡管這一框架具有簡潔、實用的特色，而且與IR一脈相承，但是正如前文所述，這一框架使得許多IPE的研究成果無法納入其中。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古勒維奇的“顛倒的第二種設想”。在早期IPE的框架下，古勒維奇的理論被歸類入“”研究[22]，原因在于古勒維奇提出了行為體的“物質利益”概念。
從90年代開始，有關經濟利益、貿易政策的研究越來越多地出現在IPE理論中。IPE學者認識到，必須更關注經濟領域；而經濟學者也發現，研究經濟政策必須加入政治因素。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IPE的研究范式突破了IR的領域，取得了相對獨立的研究地位。
其次，拓展了IPE研究的邊界。學者們注意到，除了研究范式外，早期IPE研究的議題也都屬于國際關系領域。海倫?米爾納歸納當時的IPE課題為[23]：①國家權力機關對經濟工具的使用(相對于軍事手段)；②霸權穩定和美國的衰落；③國內政治的角色；④依存與發展理論；⑤國際機制的重要性。而隨著90年代IPE的轉型，學術研究的邊界不斷得到拓展。早期的第一個和第二個課題的研究熱情逐漸衰退，第三個課題被拓展為“政治因素與經濟發展的研究”；相互依存理論在很大程度上被全球化研究所取代；而國際機制則逐漸成為最重要的IPE研究內容之一。盡管對一些學者來說，早期的五個議題依舊具有長盛不衰的魅力，但是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研究熱點，事實上已經拓展為分析國際與國內層面的制度利益，這就為形成新的政治經濟理論范式打下了基礎。
第三，需要進一步為打破研究壁壘而努力。不過，總的來說，盡管90年代以來的IPE轉型無論從研究方法還是研究內容上都出現了巨大的突破，但是在缺乏簡潔的研究框架指導的情況下，IPE的研究出現了多個“理論孤島”。經濟學家用政治學例子來驗證自己的理論，政治學家用經濟學模型來分析行為體利益，斯托珀-薩繆爾森模型和李嘉圖-維納模型之間的爭論便在此例。前者認為要素是可流動的，而后者假定要素不能完全自由流動，兩種不同的模型預測了不同的聯盟模式和貿易政策。
因此，90年代以來IPE理論轉型所帶來的思考是，如何打破這些理論孤島，為將不同研究路徑的理論連接在一起而努力。例如，如何在一個統一的框架下加強國際與國際層面互動的分析；如何打破利益分析與制度分析之間的壁壘，而使之出現可溝通的橋梁。
注釋：
[1]蘇長和.跨國關系與國內政治：導讀//羅伯特?基歐漢，海倫?米爾納.國際化和國內政治.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1
[2]Helen Milner.Reflection o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Michael Brecher and Frank P.Harvey，eds.Millennial Refelctions on International Studies.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02：623-636
[3]羅伯特?基歐漢.權力與相互依賴.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4]羅伯特?吉爾平.國際關系政治經濟學.經濟科學出版社，1989
[5]蘇珊?斯特蘭奇.國家與市場(第二版).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6
[6]Andre Gunder Frank.Capitalism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Historical Studies of Chile and Brazil.Rev，ed.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1969；轉引自羅伯特?吉爾平.國際關系政治經濟學.經濟科學出版社，1989：85
[7]R.Vernon.Sovereignty at bay：The multinational spread of US enterprises.New York Basic Books，1971
[8]Peter Katzenstein.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omestic Structures：Foreign Economic Policies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tate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1976，30：1-45
[9]Geoffrey Garrett.Global Markets and National Politics：Collision Course or Virtuous Circle.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1998，52(4)：788
[10]Ronald merce and Coalitions：How Trade Effects Domestic Political Alignment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9
[11]羅伯特?基歐漢，海倫?米爾納.國際化和國內政治：結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27-52
[12]Krasner.International Regimes，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3：2
[13]書中考察了跨國性規范和制度力量、非政府組織和跨國利益集團對國內結構變遷的重要意義，并指出了跨國行為體影響國家政策的兩個中間變量――國內結構和國際制度。國內結構決定了跨國行為體參與政治系統并且組建政治聯盟來改變政策的可能性和渠道；而國際制度的力量則受到雙邊協議、多邊機制以及國際組織的約束。見：Thomas Risse-Kappen.Bringing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Back In：Introduction//Thomas Risse-Kappen ed.Bringing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Back In：Non-State Actors，Domestic Structure，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5-7
[14]基歐漢和米爾納通過對工業化國家、社會主義國家和發展中國家融入世界經濟體系的比較分析，考察了國際貿易和流動國際資本市場的擴張所形成的跨國經濟力量。羅伯特?基歐漢，海倫?米爾納.國際化和國內政治：結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255
[15]早在20世紀80年代初，約翰?魯杰就提出，被體系理論所忽略的國內社會力量是研究國際經濟秩序變遷時不可忽視的變量。見：John G.Ruggie.International Regimes，Transactions，and Change：Embedded Liberalism in the Postwar Economic Order//Stephen D.Krasner ed.International Regimes.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3：195-231
[16]杰弗里?弗里登的研究發現，美國對外經濟政策完全取決于美國國內兩股政治力量的博弈，一股是以國務院和美聯儲為代表的國際主義勢力及其背后的華爾街大金融集團和出口產業，另一股是以商務部和國會為代表的民族主義勢力及其背后遭到國際競爭威脅的制造業。前者要求擴大國際參與，承擔國際責任；后者要求國內利益有限，堅持孤立主義。見：Jeffrey Friden.Sectorial Conflict and U.S.Foreign Economic Policy，1914―1940.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1988，42(1)：60-90；安德魯?考太爾和詹姆斯?戴維斯沿襲古勒維奇的研究思路，引入中介環節的分析方法，分析國內政治如何以制度化的形式確立國際力量的影響。他們所引入的中介環節包括行為體對國際制度的信仰、行為體的利益、國內政治結構等。見：Andrew P.Cortell，James W.Davis Jr.How Do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Matter?The Domestic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Rules and Norms.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Dec.，1996，40(4)：451-478
[17]這些學者把總統制、議會制等比較政治學的概念和思考方法引入對外經濟政策研究中。伯恩哈德(Bernhared)和萊博朗(Leblang)對匯率制度安排的研究就是這種思路的典型
[18]杰弗里?弗里登，羅納德?羅戈斯基.國際經濟對國家政策的影響：分析性綜述//羅伯特?基歐漢，海倫?米爾納.國際化和國內政治.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47
[19]Thomas Risse-Kappen.Bringing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Back In：Introduction//Thomas Risse-Kappen ed.Bringing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Back In：Non-State Actors，Domestic Structure，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5-7
[20]普特南認為，在國家層次上，國內集團為了促使政府采納有利自身的政策而對政府施壓以尋求自身利益，政治家則通過在這些集團中建立聯盟以保證權力。在國際層次上，一國政府會最大化自身滿足國內壓力的能力，同時最小化對外國發展的不利影響。只要國家是相互依賴并且是的，中央政策決策者就不能忽視這兩個層次博弈中的任何一個。見：Robert D.Putnam.Diplomacy and Domestic Politics：The Logic of Two-Level Game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ummer 1988，42(3)：427-460
經濟學基礎實踐性教學，讓學生深入領會和熟練掌握西方經濟學的理論和方法，提高分析和研究經濟問題的實際應用能力。掌握需求、供給與價格理論、彈性原理；理解消費者均衡的條件；領會生產、成本理論；理解廠商均衡理論、生產要素的分配理論；理解國民收入的核算方法；掌握簡單國民收入決定理論、貨幣需求、供給與利率的決定理論；理解IS—LM模型；領會財政、貨幣政策的種類及其手段。促進學生對經濟運行有一個比較全面的了解，建立起經濟學的基本思維框架，為進一步學習其它專業課程奠定理論基礎。能夠正確領會和理解經濟運行的邏輯關系和基本規律，能夠對經濟問題和經濟現象進行簡單分析，具備初步分析問題的能力。
1.總論實踐教學
（1）教學要求。經濟學是研究如何將稀缺的資源有效地配置給有相互競爭的用途的科學。了解經濟學產生的客觀必然性，理解經濟學研究的對象及其解決的問題，熟悉經濟學基本概念，了解經濟學的主要研究方法。（2）教學內容。稀缺性與基本經濟問題：生產什么產品，各生產多少？用什么方法去生產？生產出來的產品如何在社會成員之間進行分配？如何生產？生產可能性曲線與機會成本；資源配置的經濟體制；微觀經濟學與宏觀經濟學的區別與聯系；西方經濟學的分析方法。
2.需求和供給實踐教學
（1）教學要求。了解需求與供給的含義及規律；理解市場均衡價格原理，掌握價格分析方法；了解彈性的含義，掌握簡單的彈性計算。（2）教學內容。需求：一種商品的需求是消費者在一定時期內在各種可能的價格下有購買能力且愿意購買該商品的數量。供給：一種商品的供給是指生產者在一定時期內在各種可能的價格下有出售能力且愿意出售該種商品的數量。均衡價格；需求價格彈性；供給價格彈性。
3.偏好與效用實踐教學
（1）教學要求。熟悉消費者的偏好；知道完全替代品、完全互補品、厭惡品、中性商品；了解效用的概念；理解邊際效用的遞減規律；掌握邊際效用分析方法；掌握無差異曲線分析法。（2）教學內容。欲望與效用；邊際效用分析與消費者均衡；無差異曲線分析與消費者均衡；替代效應、收入效應與價格效應。
4.廠商理論實踐教學
（1）教學要求。了解生產函數的概念；了解單一可變生產要素條件下的產量變化規律；理解生產的合理區域；掌握兩種生產要素合理組合的無差異曲線分析法。（2）教學內容。生產與生產函數；成本收益與利潤最大化；廠商均衡理論。
5.成本與收益實踐教學
（1）教學要求。理解成本的含義；了解短期總成本、平均成本、邊際成本的關系；掌握短期成本的簡單計算；了解長期成本與短期成本的區別；理解廠商的利潤最大化目標。（2）教學內容。成本的含義；短期成本；長期成本；收益與利潤最大化。
6.市場理論實踐教學
（1）教學要求。了解四種市場結構類型及其特點；理解完全競爭廠商的特點；掌握完全競爭市場商品價格的決定以及廠商如何決定其產量；理解完全壟斷廠商的特點；掌握完全壟斷市場商品價格的決定以及廠商如何決定其產量。（2）教學內容。市場與市場結構；完全競爭市場上的廠商均衡；完全壟斷市場上的廠商均衡；壟斷競爭市場上的廠商均衡；寡頭壟斷市場上的廠商均衡。
7.要素收入理論實踐教學
（1）教學要求。理解生產要素需求的特點；了解工資.利息.地租和利潤的決定；了結洛倫斯曲線的含義；掌握基尼系數的計算。（2）教學內容。生產要素價格的決定；工資、利息、地租、利潤；洛倫斯曲線與基尼系數。
8.市場失靈與政府壟斷實踐教學
（1）教學要求。掌握衡量收入分配平等狀況的標準和收入再分配政策；掌握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原因；了解收入分配的一般原則。（2）教學內容。市場失靈；解決市場失靈的對策；政府失靈論。
9.總需求與總供給實踐教學
（1）教學要求。總需求函數，宏觀生產函數，消費函數、平均消費傾向與邊際消費傾向的含義；乘數的含義與計算；IS曲線、LM曲線的含義；了解需求變動時國民收入與價格的影響；總供給曲線變動時國民收入與價格的影響。（2）教學內容。消費函數、邊際消費函數的含義；乘數的含義與計算；IS曲線與LM曲線的含義；需求變動和供給變動是國民收入與價格的影響。
10.失業與通貨膨脹實踐教學
（1）教學要求。了解通貨膨脹的含義和類型；了解失業的含義和類型；理解通貨膨脹和失業對國民收入的影響；了解凱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論；了解菲利普斯曲線。（2）教學內容。通貨膨脹和失業的含義和類型；凱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論和菲利普斯曲線。
11.經濟增長與經濟周期實踐教學
（1）教學要求。了解經濟增長的含義；了解經濟周期的含義；了解經濟周期的成因。（2）教學內容。經濟增長的含義；經濟周期的含義和成因；增長核算方程；新古典增長模型中，人口增長對經濟有哪些影響；經濟增長的源泉。
12.宏觀經濟政策實踐教學
（1）教學要求。了解財政政策目標；了解財政政策的運用；了解貨幣政策的含義；了解貨幣政策的運用；資本證券市場；金融衍生品市場；（2）教學內容。經濟政策：充分就業，價格穩定，經濟持續均衡增長，平衡國際收支。財政政策：財政的構成與財政政策工具，自動穩定與斟酌使用，財政思想的演變，財政政策在實踐中的制約因素，充分就業預算盈余與財政政策方向，赤字與公債，西方財政的分級管理模式。貨幣政策：中央銀行和商業銀行，活期存款的貨幣創造機制，貨幣政策的三大工具，貨幣政策其作用的其他途徑，貨幣政策在實踐中的制約因素，債券價格與市場利息的關系。資本證券市場：股票和債券，證券的發行和流通，證券的交易與價格，證券投資收益及風險。金融衍生品市場：期貨交易，墊頭交易，期權交易，雙向期權。
13.國際經濟的基本知識實踐教學
（1）教學要求。熟悉國際貿易理論；國際貿易組織；國際金融體系的演變；有關傾銷的基本知識；政府調節國際經濟往來的措施。（2）教學內容。國際貿易理論：絕對優勢理論，比較優勢理論，赫克歇爾-俄林理論，規模經濟理論。國際金融體系的演變：金本位制的優點，金本位制的不足之處，布雷頓森林體系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歐洲貨幣體系的演進。傾銷的含義，傾銷的特征，反傾銷的措施，傾銷的確定。限制進口的貿易政策，鼓勵出口的貿易政策，外匯市場干預，關稅。
參考文獻：
自克魯格曼(krugman，1991 a)將空間概念引入迪克希特一斯蒂格利茨(dixit et al，1977)的壟斷競爭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中，完成了新經濟地理學(neweconomic geography)的開山之作，提出“核心一邊緣”(core－periphery)模型以來，關于空間的經濟研究得以進入主流經濟學的視野，并隨著藤田等(fujita et al.，1999)、鮑德溫等(baldwin et al.，2003)對理論的進一步完善，新經濟地理學終于建立了自己的研究范式，并導致學科的快速發展。
但是，圍繞新經濟地理學的一系列爭論和討論卻始終未曾停止過，這些爭論包括：新經濟地理學的研究范式、新經濟地理學與傳統經濟地理學以及城市與區域經濟學的分野、空間區位問題為何一直未能進入主流經濟學的研究范疇等(顧朝林等，2002；朱華友等，2003；劉安國等，2005)。本文主要圍繞幾個重要的理論問題進行探討，以推動新經濟地理學理論的交流、傳播、研究和應用。
一、從經濟地理學到新經濟地理學：兼與地理學科比較
新經濟地理學，學術界亦稱空間經濟學(spatial economics)或地理經濟學(geographical economics)，就其學科的本質特征而言，它是經濟學的一個分支。盡管對于“空間”這一研究對象，經濟學有著與地理學同樣的目標和學術興趣，但是它們在學術規范、學科范式、理論方法等諸多方面的差異卻遠遠大于共同點。為此，有必要探討這兩個學科對同一對象——“空間”進行研究時的差別。
經濟學雖然在社會科學諸學科中是最接近自然科學的，但它本身仍然屬于社會科學范疇，它研究的是社會經濟中消費者、廠商、市場以及政府等主體的經濟行為，僅僅由于其使用的研究方法和學科范式較為接近于自然科學，使它看上去更像一門“科學”。經濟學建立了一套本學科的學術規范：需求、供給、價格、市場均衡等，圍繞這些概念，經濟學建立了自己的理論體系和學科范式。
而地理學則是另外一門幾乎完全不同的學科，它是一個將“地理”因素作為特定研究對象的自然科學。盡管地理學也將經濟行為的地理特征作為研究對象，但經濟行為的地理特征在地理學科中是被當作“自然現象”來加以處理和研究的。從這個意義上講，地理學研究的經濟行為與地貌、海洋等自然現象并無不同之處。地理學的研究方法基本上是實證主義的，但在傳統的經濟地理學領域，這種實證主義更準確地說是經驗主義的，它主要依賴觀察到的經濟行為的地理現象加以研究和分析，研究方法則直接來源于空間科學和區域地理學。
當經濟學關注空間現象時，它與地理學的差別更為明顯。經濟學研究空間現象，更多關注的是與空間現象相聯系的消費者、廠商等市場主體的行為在空間上的表現。盡管早期的古典區位理論更多從市場主體的外生因素(變量)分析空間經濟現象，而近年來快速發展的新經濟地理學則從市場主體的內生因素(變量)來分析空間經濟現象，并為此建立了嚴謹而復雜的數學模型來加以表述，以便這些研究成果更加符合經濟學的理論規范。
至此，有必要探討新經濟地理學的學科名稱。前已述及，新經濟地理學本質上屬于經濟學科，也有的學者主張稱之為“地理經濟學”，正如布魯克曼等(brakman et al.，2001)所說，“我們寧愿選擇地理經濟學這個術語而不選擇新經濟地理學的主要原因，是該學科力圖把更多的地理因素引入經濟學，而不是把更多的經濟因素引入地理學?！薄拔覀儾皇褂眯陆洕乩韺W這個術語，不僅是因為‘新’這個標簽經過一段時間就會不可避免地過時，而且還因為這個術語本身有其固有的缺陷——此術語暗示該理論是由經濟地理學而來。但這不是事實，實際上，地理經濟學牢固地根植于國際經濟學、現代國際貿易理論和經濟發展理論”。無疑這一評說是中肯的，但地理經濟學這一名稱仍然存在缺陷。因為經濟學視野中的“地理”因素與地理學中的地理因素有著完全不同的內涵。在經濟學中，地理，更準確地說應該是空間，而且是沒有區域特征的空間，用于經濟分析中，僅僅是一個沒有任何內容和特征的位置(區位)而已。因此，經濟學更感興趣的是中性的空間，當空間不具備中性特征時，還必須煞費苦心地加以技術處理，如布雷克曼等假設的“等距圓”、藤田等提出的“跑道經濟”等，以便空間更好地作為一個純粹的因素進入理論模型。而地理學視野中的地理因素則更多等同于“區域”的概念，這是整個地理學研究的核心和靈魂，也是地理學區別于相關學科的標志性特征。因此，地理學中的地理因素，或者說是區域因素，總是被關注的核心，而被賦予了豐富多彩的內容：地形、地貌、交通、生產、城市、人口等，這些內容總是被當作預先給定的外生條件而存在，地理學研究這些內容的分布規律，揭示這些分布規律背后的機制。
因此，我們說，盡管新經濟地理學這一術語最為人們所熟知，但它卻是最不能反映學科特征的一個術語。因為，它聽起來更像地理學而不是經濟學。如果考慮到地理學大家庭中還有一個與之完全不同的、傳統的“經濟地理學”，甚至經濟地理學在70年代經歷過一次革命，同樣誕生了極具地理學科特色的“新經濟地理學”，克魯格曼的新經濟地理學就更加容易引起學科術語上的混亂了。而對于地理經濟學這一術語，雖然比起新經濟地理學具有明顯的優點，但同樣存在不足。因為其中的“地理”容易被人們誤認為是地理學中的內容豐富的、外生給定的“區域”。因此，關于新經濟地理學這一學科的較為準確的表述應該是在本學科同樣具有一定知名度的“空間經濟學”，正像藤田等表述的那樣。作為別稱，新經濟地理學無疑擁有更高的知名度，因為由克魯格曼最早提出，從而被人們廣為知曉，但筆者認為，這一術語在使用時，最好標明“克魯格曼”新經濟地理學。
二、從區位理論到新經濟地理學：兼與城市與區域經濟學比較
新經濟地理學作為經濟學關于空間、區位等長期研究的成果，有其深厚的理論淵源。從發展歷史看，經濟學長期以來也有著關注空間區位的傳統，從經濟學的先驅到近代經濟學的大師，無不對經濟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區位問題有著濃厚的興趣，但區域、空間、區位等概念卻一直被排斥在主流經濟學的研究視野之外，只有德國的經濟學研究一直堅持不懈地探討區位的經濟含義，長期從事這一主題研究的先驅包括了杜能(thunen，1 826)、韋伯(we
ber，1909)、克里斯泰勒(christaller，1933)、廖什(losch，1940)，以及德國傳統區位理論在全球廣為傳播后，一批歐美經濟學家為此也進行了持續不斷的努力，其中貢獻最為突出的莫過于區域經濟學大師艾薩德(isard，1956)。
所有這些理論構成了經濟學中稱之為“城市和區域經濟學”的學科，在經濟學教科書中經常被稱為城市和區域經濟學的古典理論和新古典理論，顯然他們是建立在古典經濟學的框架之內、受到古典經濟學理論假設的約束、使用了古典經濟學的一系列學科范式和分析工具。這些學科范式包含了一系列的假設條件：完全競爭、規模報酬不變等。而這些假設條件和新古典分析框架形成的城市和區域經濟學理論模型不可避免地都具有一個共同的特征：外生模型，即通過預先給定的外部條件來研究區位和空間現象，在這些給定外生變量的條件下，研究消費者和廠商的行為和決策。這一理論傳統一直延續到上世紀70年代。雖然期間眾多才華橫溢的學者，諸如艾薩德(isard，1956)、阿朗索(alonso，1964)、米爾斯(mills，1967)、亨德森(henderson，1974)等為此做出了不懈地努力，但這一學科的學術水準一直未能得到較大幅度的提升，在經濟學大家庭中的邊緣地位也未能得到徹底改變。
改變這一狀況的是經濟學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一次革命：在產業組織研究領域對不完全競爭市場的消費決策和廠商定價提出完整的分析工具，由迪克西特和斯蒂格里茲提出的不完全競爭模型清楚而簡潔地表達了不完全競爭市場的均衡模型。該模型的優點是容易應用，以至于將該模型用于分析國際貿易和經濟增長，產生了新貿易理論和新增長理論。作為與貿易理論關聯的空間和區位理論，應用該模型也取得了令人振奮的成果，產生的“核心一邊緣”模型以及由此擴展的城市經濟模型、國際生產模型、經濟增長模型以及政策研究等，構成了空間經濟學完整、規范的標準體系，從而建立起空間經濟學的學科范式。此后，圍繞這些模型和理論的深入研究和細化成為空間經濟學乃至整個經濟學界相當活躍的學術活動。
與傳統的新古典區位理論相比，空間經濟學注入了現代經濟學的活力，具備了現代經濟學的特點和條件：不完全競爭、規模經濟、報酬遞增等，形成的理論模型也具有內生特性，即不完全依賴外生變量的給定，通過內生經濟變量的變化，有效解釋空間經濟現象的演變，這是空間經濟學與傳統新古典區位理論的最大區別，也是關于空間、區位的經濟學研究最新的理論進步。
三、從邊緣學科到主流經濟學：兼論經濟學方法論
從古典區位理論到新經濟地理學，無疑是一次理論上的飛躍，同時也使得關于區域、空間、區位的經濟分析從此步入主流經濟學的圣地，并且成為當代經濟學研究領域中異?；钴S的領域。但圍繞古典區位理論長期未能進入主流經濟學的爭論卻一直沒有停止，以至于眾多學者感到疑惑的是，區位作為現實經濟中一個重要的經濟現象，為什么經濟學卻長期視而不見呢?
對于這個問題的疑惑可以從經濟學方法論中找到答案。前已述及，經濟學的本質特征是社會科學，更準確地說，經濟學是研究“人”的經濟行為的一門學科。因此，凡是能用“經濟人”的行為來解釋的經濟現象，對于經濟學來說就是合適的研究對象，除此之外，經濟學不感興趣。從這個邏輯出發，區位經濟現象并不是一開始就能用基于“經濟人”假設的經濟學語言來描述和分析的。
作者簡介：霍愛英（1975-），女，山東德州學院經濟管理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世界經濟。
中圖分類號：F11-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309（2008）07-0078-03
《國際經濟學》課程是主要研究國際商品流動、國際要素流動理論、國際貿易政策、國際收支、匯率決定理論、開放經濟下的政策效果，涉及國際貿易、國際金融、宏觀經濟學等的綜合叉學科。課程擔負著由理論到實踐、由基礎到專業的橋梁作用。追溯到上世紀90年代中期,我國部分高等院校才開設《國際經濟學》課程,隨后，越來越多的高校加入了這一行列。在《國際經濟學》課程的設置上,與西方發達國家,如美國或英國等接軌的步伐不斷加快。
我們開設《國際經濟學》、 《國際貿易實務》、《國際金融實務》3門課程，從而有效地避免了傳統課程《國際貿易》、《國際金融》和《國際經濟學》3門課程重復雷同，導致師生共同“炒冷飯”的尷尬局面。因此，《國際經濟學》課程應該定位于專業基礎課程。
一、《國際經濟學》課程雙語教學的定位
《國際經濟學》課程作為一門專業基礎課程，在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教學中可以定位于雙語教學。
1、《國際經濟學》課程開展雙語教學的必要性
第一，推動“雙語教學”是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適應我國教育教學改革的客觀要求
2001年教育部頒發的《關于加強高等學校本科教學工作提高教學質量的意見》(教高字[2001] 4號)中就提出:“本科教育要創造條件使用英語等外語進行公共課和專業課教學。對高新技術領域的生物技術、信息技術等專業,以及為適應我國加入WTO后需要的金融、貿易、法律等專業,更要先行一步,力爭三年內,外語教學課程達到所開課程的5%－10%”。2003年國家教育部又在提出加強大學本科教學的12項措施中明確要求各高校在3年內開設5%－10%的雙語課程,并引進原版教材，提高師資水平。2005年1月,教育部在《關于進一步加強高等學校本科教學工作的若干意見》(教高[2005]1號)文件中再一次明確提出“要提高雙語教學課程的質量,繼續擴大雙語教學課程的數量”的要求。
第二，推動“雙語教學”是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推動專業建設完善的要求
國際經濟與貿易這一專業的學術研究與教育教學水平，至今仍舊和國外高校尤其是發達國家的高校存在較大差距。而普通高等院校的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本科教學可以將雙語教學作為切入點，在專業教學過程中，將《國際經濟學》課程引入到教學計劃和課程體系設置中，充分利用和借鑒國外的教學資源和教學經驗,積極整合自身的教育資源。
2、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開展雙語教學的可行性
第一，符合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培養目標。我國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培養模式呈現的主要特點為:將從事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的基礎――英語的學習放在了尤為突出的位置,要求學生能夠具備良好的英語聽、說、讀、寫能力,并且在畢業時通過大學英語六級和至少一項國際商務英語考試。從畢業生擇業意向和工作表現來看,具備良好英語水平和技能的學生就業率明顯較高。雙語教學能最大程度滿足上述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本科階段人才培養的目標和定位,使學生能夠真正做到學英語、用英語。
第二，師資力量和學生英語水平基本適應雙語教學的需要。當前，許多高校在聘用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新教師時，普遍要求應聘教師具有良好的英語表達水平和能力，能夠進行雙語教學，同時，許多海外留學歸來的學者加入高校教師隊伍增加了從事雙語教學的教師儲備。此外，許多高?？梢酝ㄟ^中外合作辦學等方式依托合作方學校為雙語教學鍛煉和培養師資。同時,我國大學生的英語水平在最近幾年也有了明顯提高。選擇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的學生大部分較之其他專業的學生英語水平明顯較好，同時良好的英語水平本身就成為評定該專業學生是否達到專業培養要求的一項重要指標，因此無論是專業院系還是學生自身均很重視。
第三，教材與教學參考資料能夠適應雙語教學的需要。2000年以后，各著名學校如清華大學、人民大學等,還有高等教育出版社、機械工業出版社等單位引進出版了不同版本的“國際經濟學”教材，主要參考報刊和相關網站：《金融時報》、《國際商報》、省略； 省略； htttp://省略等，都適用于《國際經濟學》的教學。
此外，隨著中國融入世界經濟的程度提高，經貿往來的各種活動，也為《國際經濟學》教學提供了大量鮮活的案例，為開展適應本土教學的案例教學法提供了素材。
第四，多媒體網絡教學模式的普及適應雙語教學的需要。多媒體教學可集聲音、動畫、文字、圖像為一體,可調動學生的學習積極性,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充分利用現有的多媒體教學設備和網絡資源，由任課教師自行設計制作全英文的教學課件是保證課程教學成功的客觀條件。
二、《國際經濟學》課程雙語教學的實踐
1、國際經濟學雙語教學時間安排
根據教學計劃，我們將國際經濟學的雙語教學時間安排在大學二年級下學期，并在以后的學習中選擇合適的專業課程連續安排雙語教學。大學英語一般開兩年，在大學二年級下學期，相當一部分學生英語已達到了大學英語四級水平，學生普遍有著較好的英語基礎。這時采用雙語教學對學生來說困難相對要小些，可避免學生一開始就產生畏難情緒；而且可在基礎英語學習之后，將學生的學習興趣轉移到自己的專業上來。
2、選用國外優秀的教材
在教材上，目前本課程使用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國際經濟學》雙語教材，原書由Robert J. Carbaugh著，原毅軍改編，是國內《國際經濟學》雙語教學最廣泛使用的教材。該教材體系清晰，在講述國際經濟學原理的同時，注重案例討論及國際最新研究成果。此外，該教材內容同比國內教材而言較為簡單，便于學生接受。
3、充分發揮課件在雙語教學中的作用
《國際經濟學》課程雙語教學過程中，我們還充分利用現有的多媒體教學設備，制作了教學課件。課件由任課教師自行設計制作，全部采用英語。這既有利于給學生制造全英語環境；也可避免因教師對個別單詞發音不準帶來的不利影響。
4、主要采用保持式與參與法兩種教學方法
鑒于師資水平的瓶頸制約，我們基本采用了保持式雙語教學方法，這種方法的特征在于平衡使用兩種教學語言，采用全英文教材、板書與多媒體課件，主要運用母語講授，較適宜具有大學英語四級至六級水平左右的學生。此外，《國際經濟學》雙語課程教學效果的優劣還取決于學生的參與性，即要求學生在課前一定要提前圍繞教師所提出的問題進行預習，并在課堂上組織討論，讓學生運用所掌握的經濟學等相關知識共同尋找出問題的答案，這就是所謂的參與法。
5、全英文閉卷考試
期末采用閉卷全英文考試,考試成績占70%。考試的題型主要有專業術語定義、經濟理論簡要分析、國際經濟學曲線的畫圖及分析。全英文考試基本反映了學生用英文對國際經濟學專業知識的掌握,反映出國際經濟學雙語教學的效果。
三、《國際經濟學》課程雙語教學的反思
《國際經濟學》課程與國際接軌十分緊密,非常適合雙語教學。但是，在實踐過程中有很多問題值得思索。
1、師資是《國際經濟學》課程雙語教學成敗的第一因素
作為高校從事教學多年的一線教師，切身體會到作為教學的主體――教師業務水平的高低幾乎成為影響教學效果的第一因素。雙語教學作為一個全新的教學模式，對教師提出了更高要求。雙語教學要求教師不僅應具備系統的、扎實的、廣博的、精深的專業知識,還應具備充分的語言水準,要求教師能用外語表述專業知識、解析專業詞匯。國內高校的一般做法是有較好外語基礎的專業教師或者外語專業教師從事雙語教學。由此導致的矛盾是,專業教師專業知識雄厚,理論體系完善,但外語基礎較薄弱,聽說能力明顯不足,滿足不了雙語教學對語言水平的要求,甚至會對學生的外語學習產生負面影響；而外語教師外語表達能力很強,但缺乏系統的專業知識支撐,由此可能導致學生專業知識把握不好,這種結果也背離了雙語教學的教學目標。
《國際經濟學》課程雙語教學實踐的結果，學生掌握了《國際經濟學》課程基本內容。但是，只可謂師生“閱讀”了一本英文原版教材，學生的讀、寫能力有所提高，思維模式有所訓練，但學生的聽、說能力提高不明顯。
2、學生的積極參與是《國際經濟學》課程雙語教學成敗的第二因素
強求教師吸引每一名學生的視聽，保證每一名學生能夠聽懂、學會，那么，就必須有學生的主動參與和被動參與。只有“參與法”落到實處才能夠使《國際經濟學》課程雙語教學出成績，否則，教師唱“獨角戲”的尷尬，必將最終導致雙語教學流于一種追時髦的形式。
3、多媒體網絡教學設備的配置是《國際經濟學》課程雙語教學成敗的第三因素
多媒體教學可集聲音、動畫、文字、圖像為一體,可調動學生的學習積極性,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國際經濟學》作為舶來品在課程的設置上,與西方發達國家,如美國或英國等接軌的步伐不斷加快。教材的選用除可選國內引進出版的不同版本的“國際經濟學”，還有國內學者編著的“國際經濟學”基本上是模仿目前國外流行的“國際經濟學”教材。更為重要的是，“國際經濟學”在研究國際貿易發生原因時,還重視研究金融關系,研究地區經濟、經濟全球化問題等,把國際貿易、國際金融、區域經濟、經濟全球化等問題綜合起來研究,更加接近實際,視野更加開闊。這必然導致《國際經濟學》課程的教學需要依賴網絡連接國內外相關信息，《國際經濟學》課程的教學是不可能“閉門造車”的。
4、完善雙語教學的保護制度是雙語教學成敗的第四因素
雙語教學是教育現代化的趨勢，到目前為止，沒有對能否用外語進行課堂教學進行明確規定，因此當前最迫切的任務就是盡快制定雙語教學法或者條例，讓從事這項工作的人有法可依。雙語教學目前的實踐或許并不太成熟，雙語教學作為新生事物是需要扶植的。在這塊試驗田中如果初期沒有相應制度保護，必然導致教師沒有積極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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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osition and Reflec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Course
――from the Viewpoint of the Research i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and Trade Subject
Huo Aiying
我剛回國接受的第一個給香港某大學在大陸開設的MBA課程,就是用它的教材開設的經濟學基礎這門課程。今天回想起十年前圍繞他教材的內容和學生一起展開的一場場討論,以及在他的教材內容的啟發下拓展的一個個中國經濟的案例分析,至今還歷歷在目。雖然大師今天已仙逝,但是,他對經濟學深邃的理解和敏銳的洞察力,永遠會感染和他一樣充滿著對經濟學的熱愛的一批批年輕的學子。尤其讓我印象深刻的是,同樣后來獲得諾獎的金融工學旗手羅伯特C.莫頓就是因為看了薩繆爾森的經濟學教材和相關的論文,才決定改變自己在哥倫比亞大學所奠定數學研究方向,跟著麻省理工大學的導師薩繆爾森去一起去開創具有無限想象空間和潛力無窮的期權定價理論。
薩翁不僅通過他世界級的經濟學教材在感染一代代具有經濟學天才并愿意為經濟學付諸終生努力的年輕學子,而且還以他伯樂識千里馬的眼光帶出了一個個成果享譽學界的精英。當莫頓向哈佛大學、芝加哥大學、斯坦福大學、耶魯大學、普林斯頓大學等美國頂級名校的提交的研究生入學申請,都因為他的學術背景而遭到拒絕后,正是薩翁以他自己扎實的數學基礎認可了莫頓從事期權定價理論的研究能力,把他招進了麻省理工大學的研究生班,并接受他這樣一個沒有經濟學科班背景的人作為自己的研究助手。而且,在日后手把手地帶他的過程中,讓莫頓很快地在期權定價領域有了卓越的見識和成果,用薩翁自己的話說“他后來成為了我的老師”。每每想起這段話都讓我對薩翁寬大的胸懷和教學相長的育人理念而感動不已。
薩翁愛才和學術探索的精神奠定了他經濟學泰斗級的世界地位。他曾擔任美國國際計量經濟學會、經濟學會的會長。1947年獲得經濟學學術定位最高的克拉克獎,1970年獲得了第一屆諾貝爾經濟學獎。據說,因為他1947年出版的專著《經濟學分析的基礎》讓世人知道數學解析在經濟學分析中的重要性,所以,1969年創立的經濟學諾貝爾獎就是想以此對他把經濟學帶向科學的卓越貢獻給予最高的評價。
薩翁在經濟學領域的研究成果極其寬廣,有消費者理論、廠商理論、福利經濟學、資本理論、國際經濟學、公共經濟學、金融理論、人口經濟學、經濟學說史,也有統計學、計量經濟學等偏重數理方法的貢獻,正因為他研究的覆蓋面如此廣泛,才能寫出世代相傳的經典的經濟學教材。
體現在新古典的價格理論領域,是他首先建立了消費者理論中的偏好特征,把經濟主體的最優化行為的內涵和外延進行了嚴謹的理論構建,從而使需求理論變得十分清晰和簡練,為以后這個領域的研究指明了方向。另外,線性規劃的動態體系的分析工具成功地在經濟學問題的分析上得到了很好的應用,從而使馬歇爾短期和長期的比較靜態分析形成了一套更為嚴謹的體系。還有他的最終商品價格和生產要素價格之間不受消費需求影響的觀點為一個當時還處于萌芽發展階段的分析方法――產業聯關分析奠定了扎實的理論基礎。他的商品價格決定生產要素價格的論證打開了國際貿易要素價格均等假說的研究方向。他的金融資產選擇理論為資產價格隨機特征的分析指明了方向。
在宏觀經濟學方面,他的乘數理論和加速度理論具有很高的學術地位。
政治經濟學(PoliticalEconomy)是一門古老的學科,其研究的對象是經濟與政治的互動關系,即政治社會關系對經濟的影響,以及經濟運行與發展對社會政治的影響。
經濟活動不僅在國內具有政治意義,經濟活動一旦跨越國界也就有了國際政治甚至是全球政治的意義?？鐕慕洕顒右艿狡渌鳈鄧业恼谓Y構以及由這種政治結構產生的經濟體制的影響,因為它影響到其他主權國家內社會力量的經濟利益和政治利益。國際經濟的運行和利益分配還影響國家間的實力對比和權力關系,這種實力對比對主權國家在國際政治中的權力位勢產生重大影響,因為經濟聯系產生的權力關系限制了國家的自由性;反過來,國家間的權力關系也影響著世界經濟運行體制和國際經濟成果在國家間的分配(甚至包括國家內部的分配關系)。對這種國際間的政治經濟現象的系統研究構成了國際政治經濟學(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IPE)研究的主要內容。如果更進一步的分析,世界經濟對各國的影響,不僅局限于國家關系層面,它對各民族內部的社會政治和經濟都會產生重大影響;同時,民族國家原有的經濟政治結構對世界經濟的影響也會產生強烈的抵觸、融化作用,或排斥其影響,或對其進行“揚長避短”。這實質是一種世界政治經濟現象。因此,近來人們把國際政治經濟學又稱為“全球政治經濟學”(GlobalPoliticalEconomy,GPE)①。
國際政治經濟學的興起產生于這樣的歷史背景:上世紀60年代末起,由于布雷頓森林體系出現嚴重危機,國際貨幣危機頻繁發生,世界經濟出現停滯,保護主義再次在西方發達國家抬頭;許多學者開始擔憂,世界是否會再次出現類似20世紀30年代所發生的由于世界經濟秩序混亂,各國為爭奪市場,解決國內經濟危機而出現的國際政治沖突。國際政治與經濟互動關系再次引起了西方學者的關注。一些西方學者希望通過研究國際政治和經濟的互動關系,研究國際經濟的新變化,研究世界經濟史中由于經濟危機導致的政治沖突等諸方面問題,為國際制度建設與國際秩序的變革尋求政治上的答案。這些研究符合傳統政治經濟學的原則,而且把研究的焦點放在了國際政治與經濟的互動關系上,是一種真正意義的國際政治經濟學。對于這些20世紀后期興起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如果從認識論的角度來劃分,它們大體可以分兩類:經驗實證主義/還原主義的國際政治經濟學與歷史主義的國際政治經濟學。②
一、經驗實證主義方法論下的理論
經驗實證主義在哲學中是指應用歷史經驗來證明假定與理論的正確性和精確性。在社會科學的任何領域內,假定與理論都需要從歷史的經驗中得到證明,都需要實證性的研究方法。然而,經驗實證主義把歷史的經驗絕對化與教條化,并以此來推導和預測未來,把社會與歷史的發展還原為一種舊的歷史經驗與經歷。這種方法論下的理論往往帶有一定宿命論和歷史還原論的色彩。這種研究范式主要存在于西方主流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當中,但一些具有傾向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也在一定程度上運用這種方法。
西方主流的國際政治經濟學主要體現在這兩種理論上:霸權穩定理論和自由制度主義理論。這兩種理論首先各自把國際政治的一些假定運用于國際經濟所依賴的政治關系的研究,然后運用西方現代經濟學的一些理論如公共選擇理論、公共商品理論、博弈論來說明國際經濟運行規律,以及國際經濟對國際政治的影響。自由制度主義和霸權穩定理論的不同之處在于:自由制度主義理論強調通過制度的設計和維護,國家仍可以維持經濟合作以及政治合作;霸權穩定理論強調國際權力結構是決定國際經濟合作是否導致政治沖突的關鍵。但這兩種理論共同特點是都帶有強烈的經驗實證主義。
1 現實主義的霸權穩定理論
霸權穩定論最初是由美國經濟學家金德爾伯格首先提出的,后來經過吉爾平、斯蒂芬·克拉斯納等人的擴充與修改。③其理論的核心內容是:一個開放和自由世界經濟需要有一個居霸主或主宰地位的強國,霸權的衰落必然導致自由開放的國際經濟體系的削弱與瓦解。這種理論把國際政治的假定作為國際經濟的政治背景的研究基礎,認為國際經濟處于一種沖突的國際政治的環境之中,在這種環境下,要建立和維持一個自由開放的國際經濟體制,必須有一個信奉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霸權國存在。
霸權穩定論的作者的依據是現代經濟學中的“公共/集體商品”理論。所謂“公共/集體商品”就是一種人人都可以消費的商品,而且一個消費時不影響其他潛在的消費者消費。但由于人人都可以消費這種商品而無需付費,這種商品往往供應不足,除非經濟利益促使某個經濟主體愿意為這種商品承擔較大份額的費用,或者某個機構(如政府部門)迫使消費者為這種商品付費。在無政府的國際體系中,這個機構就是霸權國家。
霸權穩定論認為,開放自由的國際經濟體制(開放的國際貿易體制和穩定的國際貨幣體制)就是一種公共商品。用克拉斯納的話來說,它是在“特定的問題領域內,經濟行為體的期望所共同關注的那些原則、規章條例和決策程序”④。霸權國利用自己的優勢地位和影響力建立這種國際經濟體制,以確定各國的行為規范,防止欺詐和損人利己,分攤成本,抑制經濟民族主義,從而達到限制沖突,維持秩序的目的。霸權國建立維持這種體制的力量在于具有強大的軍事、經濟實力和政治與意識形態的感召力。但是,霸權穩定論者相信市場經濟本身具有的擴散財富的功能,或者說是經濟發展的后來者利用后發優勢以更快的速度發展的功能,加之利用“公共商品”免費搭車的特點獲得更快發展,從而改變了原來的國際權力分配的格局。霸權國的實力衰落使得霸權國不再愿意維護這種“公共商品”,出于國際政治的現實考慮(運用了現實主義的假定)而采用經濟民族主義的保護政策以保護自己的權力地位。因此,國際自由開放的經濟體制受到削弱,直至最終瓦解。國際自由開放的經濟體制的瓦解又導致各國間爭奪財富的政治沖突,甚至戰爭。
霸權穩定論者認為,國際政治經濟關系就是這種必然的霸權穩定與衰落的循環往復,不論技術水平的發展如何、核武器是否存在以及相互依存關系的強弱都不會改變國際政治經濟關系的這種特點。因此,這種理論具有一種宿命論的成分。這種理論是建立在對19世紀以來英國霸權興衰的經驗基礎上的,并且結合美國從二戰結束到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經歷加以實證。不論是政治現實主義的各種假定,還是“公共商品”中的各種假定都充斥著經驗實證主義的色彩。
2 自由制度主義理論
羅伯特·基歐漢是自由制度主義理論的首創者也是這一理論最有影響的學者。在1984年出版的《霸權之后》一書中,基歐漢首次較系統地闡述了自由制度主義的思想?；鶜W漢認為,國際制度是世界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國際體制是一個處于國際權力關系與國家和非國家行為體之間的中間變量或干預變量,它可以由霸權國建立,但是一旦建立它便可以形成自己獨立的功能,即可以促進世界經濟的有效運作,減少動蕩,降低交易成本和不確定性,防止市場失靈和欺詐,因為國際體制中的規范、規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對國家的行為施加影響,另外,國際體制的存在可以使國家從中預見到自己的利益實現的可能性和其他國家行為的可能性。基歐漢強調,即使國家是一個自私的自我利益的追求者,在一個無政府的世界中,即使沒有霸權的存在,由于國際體制的存在,它們也能進行合作。因為相比較一個沒有國際體制的秩序而言,盡管國際體制存在著一定的不足與缺陷,卻仍能相對促進國家利益。⑤
基歐漢在他的理論中沒有排斥國際政治現實主義的假定,如無政府的國際結構、國家是國際主要行為體、理性行為體。但是,基歐漢同時對其中的國家利益與理性的假定進行了一定的修正,強調國家利益應是具體的,如財富的絕對增加,淡化了國家生存欲望的重要性,而更加強調相互依存對國家利益實現的作用;認為理性不應該是現實主義對利益的絕對追求,而是一種既定條件下的相對滿足。他認為,如果一個國際體制下具有促進各國福利的功能(增加絕對收益),國家可以通過理性的比較選擇合作。因為沒有體制的世界經濟可能充斥著更大的不確定、動蕩和欺詐,建立新的體制可能成本過大等等不利因素。
基歐漢的這種理論后來又得到其他一些學者的支持與補充,如阿瑟·斯坦、查爾斯·利普森、羅伯特·阿克塞爾羅德、海倫·米爾納、當肯·斯奈德等人。⑥
新自由制度主義的研究方法基本也是與現實主義的霸權理論的方法一致的,堅持了現實主義的主要假定基礎上,強調的是固定不變的人性、不變的思維理性,所選取的歷史資料也是歷史時期的某個片段,如戰后世界經濟的一個領域或階段,如貨幣領域和能源領域;并且把這種經驗絕對化,作為預測未來國際政治經濟關系的準繩,認為國際體制在人們的這種工具理性的學習與選擇下仍然會繼續延續與發展下去。因此,它同霸權穩定理論一樣,在方法論仍是一種經驗實證主義的。但在歷史觀上它卻有某種進化主義色彩。但這種進化主義依以理性人的假設為基礎,認為理性的人通過利弊比較(或者說工具性學習)可以創造和維持一種促進合作的國際體制,只要這種體制可以促進各國的福利(或安全),對所有人/國家都有利。這種進化主義帶有一種功能主義的色彩,以結果來解釋原因,仍然帶有強烈的“后此謬誤”(theposthocfallacy)的特征。⑦但這種進化主義沒有從根本上擺脫還原論,因為它的進化動因仍可以歸結為一種不變的固定人性上。
3 世界體系論
伊曼紐爾·沃勒斯坦是世界體系論最系統、最有影響的闡述者。他于1974年出版的《現代世界體系》和《世界資本主義的興起和未來的滅亡》是其世界體系理論經典的代表作品。
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論認為,作為一種世界體系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從16、17世紀自西北歐出現以來,逐步擴展到全球范圍,在這一過程中一直呈現出一種周期性的發展模式,盡管出現過霸權國家興衰(如荷蘭、英國、美國)和經濟中心地理變化(從原來只限西北歐轉向了包括北美、日本在內的北半球),但其內在的本質沒有發生變化,即這種生產方式在世界范圍內形成的生產分工體系(中心與外圍)、均勢的國家體系和意識形態是維持資本主義發展的動力。
沃勒斯坦認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世界范圍內就是一種整體上(世界性的)有效的分工方式。核心生產者提供工業品,它的優勢在生產中以比較優勢體現出來的低成本,外圍生產者提供原材料,它的優勢是強迫勞動的低成本。在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論中,多邊的國際政治均勢體系是建立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上并構成支持資本主義世界生產關系的基本政治結構。在世界經濟的中心地區國家和準邊緣國家以及準外圍國家都在從世界經濟中謀求積累。這就形成了世界范圍內不同國家的政治經濟競爭。各類國家在世界經濟中獲取經濟剩余取決于:國家的政治軍事實力和在世界競爭市場有效競爭的能力。通過這種市場交換與政治強制,核心國家比邊緣國家從世界經濟中獲取了更大的經濟積累,并決定了各類國家在世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的地位,即中心與依附的關系。另外,多邊的均勢體系使得無一核心國家能以一個世界帝國形式獨占世界經濟的剩余利潤。因為中心國家之間(也包括各類國家之間)存在著為積累的爭奪,它們力圖通過各種政治經濟的戰略使自己成為利潤最大化的地區,促進資本向著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流動,這既為技術的全球擴散提供了新的機會,也防止了某一國家在政治上控制世界經濟,并從中獲取壟斷性的積累。這樣,中心國家間的均勢努力阻止了單一國家利用壓倒優勢的政治權威(世界帝國)來改變世界資本主義原有的生產和交換方式,這又維持和發展了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在沃勒斯坦看來,世界資本主義體系還產生了一種文化,這種文化不僅為不公正的資本主義辯護,而且塑造了這一體系內所有人的思維,維護著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因此,資本主義的世界體系由于經濟分工、政治統治和文化影響功能不斷得到了維護與發展。⑧
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論,盡管運用了歷史唯物論來分析世界經濟與政治,但他的方法論中仍然存在著經驗實證主義的成分。因為他把16、17世紀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結構絕對化了,并且通過對歷史的研究來否定資本主義內在變化的可能性。這使人在其理論中看到這樣一種邏輯:16、17世紀建立的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盡管其中存在著巨大的矛盾,但一直在自我維護著資本主義世界體系,這一體系內的社會主義運動無法撼動這一體系,反而客觀上起加強這一體系的作用;資本主義體系最終的滅亡只有等到它發展到最成熟時,其內在矛盾積累到最大時,由于突然的危機被一種“歷史的社會主義”取代。沃勒斯坦也談歷史的發展,但他對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認識卻是一種經驗主義永恒論,認為資本主義世界體系自16、17世紀以后的變化、發展都是一種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最初形態的還原,因而過分地關注維護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因素。另外,沃勒斯坦對資本主義最終被社會主義取代的分析具有宿命的色彩,缺乏對人在創造世界中的主體性的分析。
二、歷史主義方法論下的理論
歷史主義方法論強調對事物、事件、現象的研究應根據其產生的歷史條件,從其發生和發展的過程中進行辯證地考查,歷史的變化與發展不是一種還原式的歷史循環,而是一種發展的進化論。歷史主義研究方法反對用抽象死板的公式或者固定不變的因素(如不變的人性和固定的社會結構)來研究社會事物與現象,強調歷史發展的不可逆轉性和繼承性。歷史主義的研究方法在分析社會時更多的是注重歷時性的(di achronic)因素,而不是像經驗實證主義那樣專注于共時性(synchronic)的因素。這種方法論在本體論上強調人是社會本體的塑造者,人對社會本體的塑造是歷史的具體的。這種理論一般對歷史的發展懷有某種不可知論的成分。認為,歷史是人的實踐的具體產物,歷史發展有趨勢性,但歷史發展的具體結果需要由后人的具體實踐來創造,前人無法事先預見。在西方國際經濟學中,羅伯特·考克斯(RobertW Cox)的理論就是這樣一種典型的歷史主義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他的《生產、權力與世界秩序》是這一方法論下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的代表作。與考克斯同一流派的還有斯蒂芬·基爾(StephenGill)和戴維·勞(DavidLaw),基爾與勞所寫的《全球政治經濟學》(JohnHopkinsUniversityPress1988)也是這一方法論的著作。另外,英國學者蘇珊·斯特蘭奇(SusanStrange)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也具有一定程度的這種方法論特征。
1 考克斯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
考克斯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主要建立在這樣的論述上:不同的國際生產組織形式塑造了不同的社會生產關系,這種社會生產關系體現著一定的社會權力關系,這種權力關系不僅塑造了不同的國家形態、國家利益,也塑造了不同的世界秩序;但同時,也產生著經濟、政治與社會矛盾,人通過反思這些矛盾,創造著新社會生產組織方式、國家形態和世界秩序。
具體地說,考克斯提出影響人的行為三種力量是:物質能力、意識和制度;這三種力量構成的歷史結構決定著生產、國家形態和世界秩序。在某種歷史結構下,“生產組織的變化產生了新的社會力量,它們反過來影響國家結構的變化;國家結構的整體性變化改變了世界秩序的矛盾;”特定的霸權世界秩序又可以影響國家的形態,國家形態的變化影響國內的生產組織的變化。⑨考克斯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分析法,認為生產組織形式是社會力量(階級)產生的基礎,也是其他一些人類活動的基礎;生產產生的社會生產關系決定著國家的社會基礎;國家形式是由社會生產關系有機決定的,是社會生產關系形成的特定“歷史集團”的產物;但國家的形態還受制于世界秩序。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形成后,國家的生產是與世界生產聯系在一起的,國家的社會生產關系處于世界性的等級式社會生產關系之中,國家的形態也受世界秩序的影響。這樣,國家的形態處于國內外社會生產關系的雙重歷史的、具體的建構之下。這樣,國家的利益和對外行為就被歷史具體地塑造了。這種塑造的基礎仍是特定的生產組織方式。世界秩序根據考克斯的界定是世界經濟與國際政治體系。霸權的世界秩序是霸權國(如歷史上的英國與美國)把本國的生產組織形式推廣到世界,得到世界的認同的產物,也是其他國家的生產組織形式(通過國家這個中介)效法與服從這種生產組織形式的狀態。非霸權世界秩序是各大國為使自己的生產組織形式成為世界主要形式進行競爭的秩序(兩戰期間的世界秩序)。因此,世界秩序從根本上說,也是生產組織形式的產物,是生產組織形式產生的權力的產物。⑩
這種世界政治經濟的分析是實踐本體論在國際政治經濟關系研究中的具體體現。生產、國家形態和世界秩序都是人實踐的產物,不存在外在的給定性。物質力量、意識與制度是決定生產、國家形態和世界秩序的歷史框架,這三種因素都是在人實踐過程中變化的。變化的動力來自于生產過程產生的矛盾。這種矛盾最終會導致生產、國家和世界秩序的變化。在考克斯看來,霸權秩序只是這種社會永恒發展下的暫時的社會平衡,它的社會交往模式和人類的思維和行為方式不能被固定化。隨著社會的發展,原來的平衡會逐步打破。各階級會從矛盾與沖突中進行反思,創造出新制度(社會運行規則)。這又會導致國家形態和世界秩序的新變化。這種反思不是工具理性的思維,而是一種建立在批判基礎上的創造性心智活動。有機知識分子的主觀創造是一切社會變革的前提。通過有機知識分子的主觀創造(思想)來教育大眾形成一種普遍主觀共識是建構新的歷史結構的基礎。這里,考克斯繼承了葛蘭西對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解,強調社會的變革不僅僅是經濟矛盾下的產物,物質關系的變化并不能導致社會秩序的變化,只有對人的主觀進行教化,改變人的主觀,形成一種集體的共同意識,才可能促進社會的變革。但這種變革不是宿命性,存在著多種可能性。
這樣,考克斯沒有用一種抽象不變的人性和結構來解釋世界政治經濟關系,更重要的是他關注世界的變化以及變化的動因,關注歷史在過去是如何變化,并通過分析歷史是如何變化的來觀察未來的變化。并且他對這種變化的分析不帶宿命論和目的論的成份,而是強調歷史變化的多種可能性,強調世界政治經濟的變化方向在于人的主觀努力。
2 斯特蘭奇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
英國學者斯特蘭奇建立了一種結構性權力框架的模式對市場與國家互動關系進行分析。她指出:結構性權力決定著世界經濟(生產、交換與分配)如何運行,而且在這種結構性權力下的世界經濟內在地體現著某種政治———“財富、秩序、自由和正義”四種價值的分配和“風險與收益”的分配,從而在世界經濟運行中“誰得到什么、如何得到”之類的政治問題有了結果。即權力結構決定著世界經濟,經濟體制中體現出政治。
斯特蘭奇認為,決定經濟體制的是權力,權力決定了各種國內和國際的經濟體制中四大價值觀的不同分配比例;權力決定市場運行和環境。但她強調,決定經濟體制的價值分配與成本、收益、機會和風險的分配的權力是一種結構性權力。這種結構性權力構成和決定全球各種政治經濟結構的權力,是決定辦事方法的權力,建構國家與國家、國家與人民、國家與企業關系框架的權力。結構性權力是通過對安全控制,對生產的控制,對信念的控制和對知識、信仰與思想的控制而獲得。斯特蘭奇把這四個文獻產生出來的權力綜合成決定國際經濟的結構性權力。 從對結構性權力構成的四個基礎的分析看,斯特蘭奇強調這四種結構是相互依賴的,彼此互為基礎(彼此并列,沒有一個處于優先的地位),相互影響、相互作用才構成了結構性權力。
斯特蘭奇的這種結構性權力分析框架充滿著實踐本體論的色彩。在斯特蘭奇的理論中,正是掌握結構性權力的主體(人、階級、或國家),把自己的利益訴求轉化為一種制度安排,形成了一種經濟體制,從而決定市場的成本、風險的分配,決定市場運作過程中各種價值的分配。因為結構性權力的主體可以通過強制的力量來維持穩定,可以通過控制生產的權力來決定生產的組織與分配,可以通過控制著信貸的創造與發放來抵制或促進經濟的發展,可以通過思想與知識控制和傳播加強強制力量,決定如何生產、生產什么,加強金融權力,誘導人們去認同現存的制度安排。因此,她眼中的國際政治經濟安排是人實踐的產物。
建立在實踐本體論基礎下的斯特蘭奇理論有歷史主義色彩。因為結構性權力主體歷史、具體地塑造的國際政治經濟體制,或者說國際政治經濟體制,是由社會歷史地、具體地建構,而不是可以還原的。但由于斯特蘭奇沒有深入探究四種結構之間內在的相互關系,盡管她也強調國際關系理論應該關注國際體系的變化,這導致她的理論沒有對國際體系變化的動因進行深入的解釋。雖然在后來斯特蘭奇把國家、市場和技術視為結構性權力變化以及國際政治經濟體系變化的三個決定因素, 但同樣也沒有深入分析國家形態、市場和技術是怎樣變化與發展的,以及什么是動因促使它們的變化與發展,而只是說明了這三個因素如何共同影響與決定安全結構、生產結構、金融結構與知識結構的變化。這一點使得斯特蘭奇理論中的歷史主義方法論帶有瑕疵。有人甚至把斯特蘭奇的理論說成是“似乎假設了一種社會永恒運動,但沒有找到向前推動的驅動力”的理論。 這一點上斯特蘭奇的理論不如考克斯的理論具有徹底的歷史主義性和實踐本體的特點。
三、結 語
以上以方法論標準對國際政治經濟學的主要理論進行了概述,但這里必須強調,經驗實證主義和歷史主義的方法論在上述西方現代國際政治經濟學學者的著作中并不是完全排他的,有些學者如吉爾平和斯特蘭奇強調他/她的理論是用一種折中的方法研究國際政治經濟關系或其中的一些問題。這說明,他們都認識到用某一種方法論來研究國際/全球政治經濟關系都存在著一定的局限性,它們只能適用于各自不同的目的,都希望用兩種方法論彼此互補與折中,來更深入地研究國際/全球政治經濟關系。斯特蘭奇就說,“國際政治經濟學的規范性、描述性的研究方法與思考性、分析性的研究方法之間,無所謂正確與謬誤之分”?！皣H政治經濟學研究,如同國際關系和外交政策研究一樣,可以兼容這兩種方法”。 的確,在吉爾平這樣的現實主義霸權穩定理論中也能發現一些歷史主義的影子,在考克斯和斯特蘭奇的理論中也能找到經驗實證的成分,只是他們的理論在整體上更典型地體現出經驗實證主義和歷史主義而已。
注 釋:
①這可以從美國學者羅伯特·吉爾平(RobertGilpin)把他近來研究國際范圍的政治經濟學著作(2001年)取名為“全球政治經濟學”中體現出來,1987年吉爾平將其研究國際政治經濟關系的著作命名為“國際關系的政治經濟學”。吉爾平的這兩本著作:ThePoliticalEconomyofInternationalRelations,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7,GlobalPoliticalEconomy,PrincetonUniversi tyPress,2001
②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還有另一種分類,即以意識形態來分類,分為現實主義、自由主義與,從這一角度來概述國際政治經濟學可參見李濱、姚鴻《民族主義·自由主義·馬克思: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流派、學術淵源與當代代表》,《歐洲》1999年第5期。
③我在敘述霸權穩定論時主要依據的是Gilpin,ThePoliticalEconomyofInternationalRelations,Chapter3和GlobalPoliticalE conomy,chapter4中的相關內容。
④這一定義來自克拉斯納,見StephenKrasner,InternationalRegimes,CornellUniversityPress,1983,p 2
⑤RobertKeohane,AfterHegemony,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4
⑥這些人物的有關著述詳見大衛·鮑德溫《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肖歡容譯,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
⑦關于基歐漢的新制度自由主義的這種進化主義及其特征的分析詳見AndresHasencleveretal ,TheoriesofInternationalRegimes,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7,pp 39-41
⑧這里作者所用的沃勒斯坦的著作是:現代世界體系(一至三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歷史資本主義》,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ImmanuelWallerstein,“TheRiseandFutureDemiseoftheWorldCapitalistSystem”,inImmanuel Wallersteined ,TheCapitalistWorldEconomy,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79
⑨RobertCox,“SocialForces,StatesandWorldOrders”,inRobertKeohaneed ,NeorealismandItsCritics,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86;p 220
⑩以上考克斯理論闡述主要依據下列考克斯的論著:“SocialForces,StatesandWorldOrders”,op cit;andProduction,PowerandWorldOrder,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87
11. SusanStrange:StateandMarket,London:PrinterPublishers,1994(2nded ),pp 23-42
12.StateandMarket,pp 23-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