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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證醫學作為一種新的臨床思維模式或理念,是1972年由英國內科醫生、流行病學家Archie Cochrane創立。經過幾十年發展,循證醫學的理論體系、技術體系逐漸形成,其實踐應用更是隨著國際Cochrane協作網的建設和微機網絡技術的突飛猛進而不斷完善、并在臨床醫學領域迅速發展,成為當前國際臨床醫學的熱點之一。
1 循證醫學的定義及特征
循證醫學(evidencebased medicine, EBM)是指在疾病的診治過程中有意識地、明確地、審慎地利用當前的最佳證據,同時結合臨床醫師個人的專業技能和長期臨床經驗,考慮患者的價值觀和意愿,完美地將三者結合在一起,制定出具體的治療方案。其核心思想是醫務人員應該認真、明智、深思熟慮地運用在臨床研究中得到的最新的、最有力的科學研究信息來診治病人。同時EBM要求醫生把個人臨床經驗與最新臨床試驗研究成果相結合,用于指導臨床實踐[1]。循證醫學與以往的經驗醫學模式相比,在評價結果的指標、證據的來源、研究方法以及樣本量有不同的要求。它更強調利用發表的文獻證據解決臨床問題,對證據進行嚴格分級,對醫學文獻評價分級的實踐指南提供指導,并充分考慮病人的需求和意愿解決具體臨床問題。EBM越來越重視解決臨床問題的特殊方法,那就是要認真、明確和明智地應用現有的最好證據,同時結合醫生的個人專業技能和臨床經驗,考慮病人的愿望,對病人作出醫療決策,其內容包括三個基本要素:(1)最好的臨床研究證據;(2)醫師自己的工作能力;(3)病人的意愿和選擇。如果脫離了 “三要素” ,那就不是循證醫學,而是經驗醫學。證據是循證醫學的基石,遵循證據是循證醫學的本質所在。循證醫學中的證據主要指臨床人體研究的證據,包括病因、診斷、預防、治療、康復和預后等方面的研究。
2 循證醫學實踐
2.1 循證醫學實踐的類別 循證醫學實踐可分為兩種類型,即循證醫學最佳證據的提供和最佳證據的應用。證據提供者參與制造、收集與評價文獻,提供最佳證據,主要是由一批頗具學術造詣的臨床流行病學家,各專業的臨床學家,臨床統計學家,衛生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醫學科學信息工作者,共同協作,根據臨床實踐中的問題,通過大規模、長期、雙盲、隨機對照等實踐行為產生大量的數據和結果,對文獻進行收集、分析、評價及綜合最佳研究成果,為臨床醫生提供證據[2]。證據使用者是從事于臨床醫學的醫務人員、醫療管理和衛生決策的決策者。
2.2 循證醫學實踐過程 循證醫學的主要實踐過程主要為五個基本實踐步驟:(1)針對具體病人提出臨床實踐中需要解決的問題;(2)高效率尋求解決問題的科學依據;(3)嚴格評價證據的真實性和可行性;(4)依據研究結果,結合患者具體情況制定相應的醫療決策;(5)對臨床實踐后的效果進行評估。
3 循證醫學證據來源
3.1 目前有大量可供醫學信息資源可供查詢,循證醫學信息資源按其資源類型可分為原始資源和整合資源。原始資源是進行醫學循證不可或缺的基本資源、主要通過檢索醫學文獻數據庫而得到。如:MEDLINE(美國國立醫學圖書館開發的一個大型書目型數據庫)、EMBASE EMBASE(國際著名出版公司Elsevier Science編輯出版的大型生物醫學及藥學文獻書目數據庫)、中國生物醫學文獻數據庫(CBMdisc)、中國醫院知識倉庫(CHKD)、循證醫學數據庫、CochraneLibrary(Cochrane協作網創建的獲取循證醫學資源的重要的數據庫)。
3.2 循證醫學期刊 刊載以循證醫學方法進行二次研究文獻為主的雜志有:美國《循證醫學雜志》、美國《內科醫師學會雜志俱樂部》、英國《循證護理雜志》、《中國循證醫學》和《循證醫學》等。
4 我國循證醫學發展的現狀
中國循證醫學中心(中國Cochrane中心),自1996年開始籌建,1999年正式批準注冊成為國際Cochrane協作網的第十五個中心。1999年中國中心主任被選為世界Cochrane協作網指導委員會成員。目前,國內臨床醫學模式仍停留在傳統的經驗醫學模式,多數醫療單位的臨床研究仍停留在敘述性臨床病例總結的水平,臨床研究方法十分混亂,方法學比較落后,研究水平很難跟基礎研究相比。EBM在我國臨床診治實踐、撰寫論文、開展臨床科研等方面的應用還非常薄弱。但就目前國內的總體現狀來看,EBM還是一個新領域,特別是在如何提供證據、產生證據方面,所開展的臨床科研工作遠不能滿足EBM方法學的要求。
5 存在的問題
5.1 循證醫學研究結論與客觀實際存在差距 醫學研究同其它科學研究一樣,都是為了揭示客觀世界的秘密。盡管循證醫學比經驗醫學有更大的樣本,用隨機對照分組的辦法以及統計分析數據的手段,使研究樣本的意義最詳盡地反映出來。但是,不管樣本多大,方法如何科學,與研究對象所代表的實際情況,必然存在或多或少的差異。第一是由于原始性研究存在各種缺陷,以及發表文章的偏倚和研究者的偏倚,再加上課題本身常常存在設計上的缺陷,所以目前循證醫學所提供的 “證據”,都有一定的偏倚。第二所謂的 “證據” 并非不可改變,而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和更多文獻的發表,可能有很大的變化。
5.2 功利因素對循證醫學的干擾 由于循證醫學研究要求的大樣本、雙盲、對照的研究方式,使研究的規模相當龐大,耗資巨大。由于每開發一個新藥制藥公司均要投入巨資,一旦失敗經濟損失常常高達數億美元。制藥公司受巨大的利益驅動,導致不少陰性結果被刻意隱瞞,難以為世人所知,故其所得結論的真實性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所以,功利的干擾必然在課題設計、實施和對結論的解釋等許多方面表現出來[3]。由于功利的干擾使得研究結論不能展示全貌。
5.3 中醫藥運用循證醫學的困擾 傳統的臨床評價多依賴中醫專家和醫師在臨證實踐過程中對個案病例或系列病例的經驗總結,缺乏嚴格設計的前瞻性試驗研究,其明顯的不足在于偏倚難以控制,結果經不起重復。中醫藥臨床試驗20余年來呈不斷增長趨勢。但這些年的臨床研究中仍存在不少問題[4]。這些問題包括:研究設計與報告的質量不高,隨機方法應用不當,沒有足夠的樣本量,觀察指標不明確,易于發生偏倚,所以無論是證候或是療效判斷指標都難以達到規范化和量化;報告的療效可重復性低且療效指標多為臨床癥狀等 “軟” 指標,缺乏長期隨訪所獲得的終點 “硬” 指標(如病死率、致殘率等)。這些問題均影響了研究結果的可靠性,因此其試驗的科學價值很難得到國際認可。導致中醫藥隨機對照試驗文章在設計、實施和報告中均存在一些問題諸如隨機分組方法的描述、盲法的使用、依從性及療效定義等方面。
循證醫學仍不成熟,還面臨如何與臨床實踐融為一體的巨大挑戰。全世界的研究者要進行大量的研究工作,來摸索如何運用高質量原始研究生產相應證據,而這將是一項艱辛的工作。在研究產生相應證據的基礎上制定循證指南并且在確保臨床決策符合患者價值觀和喜好確保循證實踐的實施將是未來循證醫學的發展方向。系統評價和Meta分析原理用于衛生政策領域并且持續增長也將是循證醫學發展的另一個趨勢。
參考文獻
[1] HaynesB,HainesA.Barrier,sandbridge stoevidence based diracal practice[J].BMJ,1998,317(3153):273,276.
以“分子創傷學”理論正確認識糖尿病足創面處理與組織修復
一種新型自體NK細胞擴增培養方法的建立和初步臨床應用
超聲對不同腫瘤細胞抑制作用的實驗研究
房顫超聲消融術同期行冠脈搭橋、瓣膜手術
老年人活動性義齒所致食管異物的診治
電視胸腔鏡輔助小切口肺葉切除85例圍術期護理
出院通知書存在的問題及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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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前期中西醫研究概況
航空醫療救援的概念及特點探討
軍隊醫院衛生戰備醫療裝備的平時管理
軍事飛行人員航空醫學訓練工作存在的問題及對策
日本災害醫學救援體系建設及啟示
做好飛行人員健康鑒定工作的幾點體會
空降兵部隊進駐高原伴隨衛勤保障的思考
小腸淋巴管擴張癥一例及其文獻復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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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超敏C反應蛋白、白細胞與心肌酶譜的相關分析
飛行員腰椎間盤突出癥病例分析及護理對策
經顱多普勒轉頸試驗對椎動脈血流的影響
四例特殊類型川崎病臨床特點分析并文獻復習
住院費用審核室工作量規律分析
改良式子宮B-Lynch縫合在剖宮產術中發生產后出血中的應用
飛行人員鼻腔術后不適的觀察與護理研究
糖尿病足的診斷治療及研究進展
微波輻射對男性生殖功能影響的研究現狀
運動、飛行與心血管內分泌因子
第六屆全國糖尿病足規范化治療高級研修班紀要
老年維持性血液透析患者的心理健康指導
腫瘤科護士心理健康狀況分析及對策
老年糖尿病患者低血糖原因分析及預防性護理
靜脈輸液一次排氣成功方法的研究
酒精調云南白藥濕敷治療會陰側切傷口的療效觀察
普通病房甲型H1N1流感的防控措施
遺傳性胃腸道腫瘤——值得關注的疾病
撰寫英文摘要的要求
新型敷料Kerraboot治療靴治療糖尿病足壞疽的臨床觀察(附14例報告)
生物共振技術對2282例變態反應性疾病變應原檢測研究
兩例表現為急腹癥的腹主動脈夾層動脈瘤破裂早期診斷
播散性環狀肉芽腫一例
170例Ⅰ類切口手術預防性使用抗菌藥物分析
飛行人員鼻咽側位形態學特征及頸胸腰圍的流行病學調查
產ESBLs大腸埃希菌和肺炎克雷伯菌檢測及耐藥性分析
25例雙重血漿分離治療強直性脊柱炎的護理
代謝綜合征的哲學思考
干細胞移植治療POEMS綜合征的護理
81歲高齡胰十二指腸切除經驗體會
誠信是醫院發展之本
氨酚咖匹林片復方氨酚那敏顆粒致過敏性紫癜
一例典型布氏桿菌病病人的護理
主動脈球囊反搏圍術期的監護與護理
關鍵詞:
醫學檢驗檢驗醫學教學改革
臨床醫學和實驗室科學的融合產生一門新的學科,醫學檢驗。醫學檢驗涵蓋了細胞病理學、化學病理學以及分子病理學和臨床醫院相結合用于臨床檢驗診斷等內容?,F代化儀器的推廣使得臨床和基礎醫學密不可分,讓醫學檢驗登上了現代醫學的大舞臺。醫學教育為了適應醫學改革就必須重視檢驗學的教育。
1醫學檢驗走向檢驗醫學
醫學檢驗可以為臨床治療提供數據,檢驗人員不親自參與到治療中,所以醫院覺得它并是不那么重要也并不十分重視它的發展??茖W的發展總是超出人的預料,生物化學等大量醫學學科應用先進的電子醫療設備,使得醫學學科走進了科技化和自動化的時代;檢驗也不例外,由原來的全憑檢驗人員的雙手演變為半自動甚至在一些方面已經全自動;其中生化檢驗、血液檢驗、細胞檢驗等表現的更為突出。檢驗醫學可以滿足醫學檢驗的更高要求,檢驗醫學不僅僅再是一張寫滿數據的報告單,檢驗醫學可以為人體健康評估的診斷、預防及治療提供有力證據,運用生物學、微生物學、血清學、化學、血液免疫學、生物物理學、細胞學、和病理學來分析人體材料,并且可以為人們提供相關方面的資訊信息;還包含結果的解釋以及對進一步檢查提出合理建議的學科。
2檢驗醫學教育現狀
醫學檢驗教育不再是精英教育,更偏向于大眾教育,這是為了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也是自身發展的必然趨勢。現在的檢驗醫學不再滿足本科這個教育體系,它的教育體系下至??粕现链T士、博士甚至博士后。專業人員的評價等級除了檢驗技師還有更深層的檢驗醫師,這樣就可以完善醫學檢驗教育體系,也能適應我國國情和學科發展的新局勢。當然,檢驗醫學在培養目標以及檢驗系和檢驗科的關系上還存在問題;以及學生的臨床知識的掌握和綜合能力的培養都存在一些需要改進的地方。比如,對學生培養的目標方向不明確,檢驗體系和檢驗科是相互分離,對學生教育只是片面追求檢驗知識沒有和臨床知識以及醫學綜合能力相結合等一些問題。
3醫學教育改革
為了培養出更多滿足社會發展和檢驗工作要求的檢驗人員,對醫學教育進行改革也是必然的,楊振華在檢驗醫學上面的成就是登峰造極的,他曾經指出醫學檢驗轉變成檢驗醫學的本質就是供給資料變成供給信息。信息就包括數據還有對數據的解釋說明,這也對檢驗人員的工作增加了難度以及對檢驗人員的數量上做出了要求。組織一支檢驗醫師的戰隊是一項系統工程可以解決檢驗醫學在工作上人手不夠的問題,同時它也是檢驗醫學的源頭是教育。這就要求檢驗醫師既要掌握臨床知識還得學習檢驗理論這樣才能應對現代臨床醫學的挑戰。醫學檢驗涉及到多門學科,但在醫學學科發展中又是實用性強的一門學科。教育部對醫學檢驗專業本科教育提出了以下要求:學生必須掌握基礎醫學臨床醫學、醫學檢驗等方面的知識和基本力能;這樣學生就能在醫院和血站以及防疫部門從事醫學檢驗工作,所以新的教育制度要求醫學檢驗學生不再是只要掌握檢驗方面的知識就可以應付檢驗工作上的需要,它需要與其他醫學學科相結合共同來完成檢驗工作。
3.1醫學教育觀念的改變檢驗醫學和醫學檢驗是不同的學科,科學醫學和臨床的知識在檢驗醫學中都出現過,其中醫學技術也是檢驗醫學的一部分;而醫學檢驗主要對知識技術的應用方面的內容。醫學教育工作人員意識到陳舊的教學方法不能滿足時代的發展需求,所以教育改革以及研究出新的教學模式是當前醫學檢驗向檢驗醫學能否成功轉變的關鍵,醫學教育學院應該合理安排課時,對創新教學內容,堅持以人為本的方針,讓學生在學習的主動性得到有效的提高,重視學生綜合能力的培養。當新生入學時,做好醫學入學教育工作,培養學生學習的興趣,讓學生清楚認識到掌握基礎醫學知識結合臨床技術在今后的工作中有很大的作用,做一個多功能的醫學人員就必須學習最新的醫學理論,具備高素質的醫學檢驗的品質。
3.2探索新教學方案要使得人文與基礎醫學、專業基礎、臨床醫學知識和專業四大課程相融合就必須加強教育體系的改革,注重學生綜合能力的培養。拓寬基礎知識結構,讓學生在思維方法和自學能力上得到更大的提高。同時適當增開一些課程應對不同學生的需求;為了能讓學生和國際醫學接軌可以通過雙語教學,這樣學生就可以更好了解其他國家的醫學技術。為了滿足學生興趣發展需求,學??梢酝ㄟ^選修課程來讓學生學習自己感興趣的學科,讓學校的教學不再是以老師為中心,老師和學生是學校的兩大重要組成部分,應該將老師和學生相互結合來進行日常的授課,使得學生在今后發展更能適應社會需求。
3.3培養適應實驗室發展需求的人才高科技的自動化設備在醫學研究中廣泛運用,使得檢驗醫學的學生必須電腦操作更熟練、擁有強悍的邏輯分析能力,儀器在安裝、調試、使用、維護都應該了解并熟知。因為先進的設備在很大一個程度上節約了人力資源,但是它對人才的要求就更多了。學??梢约訌妼W生動手能力的訓練,學??梢酝ㄟ^開設實驗課來提高學生的動手能力,學生可以自助選擇在課前設計自己的實驗課題進行分組討論,配備專業的老師進行指導,并要求學生對課題進行講解和分析,寫一份實驗報告,這樣有利于拓寬學生的視野,發散學生的思維從而提高學生的綜合素質,適應實驗室發展。
4檢驗醫學的展望
檢驗醫學隨著生物技術發展也發生了巨大的改變,它表現在三個方面:明顯的提高了臨床標本和檢測效率。使得檢驗醫學更集中更廣泛運用;在保健、慢性疾病的自我檢測、急性病的快速診斷和患者的個性診療都用重大作用;因為檢驗工作比較簡單快速,所以在這些方面都起著重要作;獨立的實驗室可以很好的解決社區服務站中技術設備落后的情況。檢驗醫學教育改革和發展和檢驗醫學相結合,從中找出更適合檢驗醫學教育的教學體系,培養出更多適應醫學工作中醫學人才來探索醫學的奧秘,更好的為這個社會做出貢獻,讓醫學檢驗轉變為檢驗醫學的工作能夠更好更快的完成。
參考文獻:
[1]高佩安,孟祥香,江新泉.醫學檢驗向檢驗醫學轉變的教育教學改革[J].高校醫學教學研究(電子版),2012,(01):12-14.
[2]韓學波,魏軍,徐廣賢,湯建中,于欣.醫學檢驗專業實驗教學模式改革[J].檢驗醫學與臨床,2012,(21):2766-2767.
[3]李燕,羅萍.面向未來的檢驗醫學教育教學改革與發展之探討[J].中國衛生事業管理,2011,(06):463-465.
國外醫學界近年來非常重視轉化醫學的研究工作。2003年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ationalInstitutesofHealth,NIH)董事Zerhouni在Science發表了名為TheNIHRoadmap的文章,引領全世界的研究人員把目光聚焦在轉化醫學[4]。目前國際上多間大學都已開始設置臨床和轉化科學中心,NIH設立了“臨床和轉化科學獎”,JournalofTranslationalMedicine、TranslationalResearch、Science子刊TranslationalMedicine等期刊陸續創立,更加體現了現在醫學界對轉化醫學這一“橋梁”的迫切需求和向往。在國內,國家新科技體系構明確了“一個中心:國家轉化整合醫學研究中心;三個支撐:研究型醫院、研究現場、協同科技環境體系的科技支撐戰略”的新思路。目前,醫學臨床、藥學等領域的轉化醫學已經轟轟烈烈地展開,各研究中心如雨后春筍般紛紛建立,但在預防醫學中對轉化醫學的研究才剛剛起步,許多學科還是一片空白,亟待廣大衛生工作者的關注和涉獵。
2預防醫學中的轉化之路
大量數據表明,隨著工業化、城鎮化、人口老齡化和生活方式的變化,慢性病已成為威脅我國人民健康的主要公共衛生問題。然而慢性病是可以預防和早期診斷的。因此,只有構建強大的預防醫學創新體系,將高速發展的預防醫學基礎研究盡快應用到實際公共衛生服務中,才能達到更全面更有效的三級預防,以最小的投入贏得最大效益,增進全民健康水平,真正實現人人享有衛生保健的宏偉目標。
2.1轉化醫學在毒理學領域中的應用和前景在預防醫學領域中,毒理學的研究任務主要是描述機體與外源化學物的中毒機理,對外來化學物進行安全性評價,從而為制訂有關衛生標準和管理方案提供可靠的科學依據?,F在,大量新化學物投入使用,給人類健康帶來了許多潛在的隱患。而現行的化學物危險度評價體系,尤其是對毒效應無閾值的化學物的檢測評價,存在多種局限性和缺陷,如可以測試的化學品數量少;動物實驗周期長;評價的費用高;化學物危險性評價存在物種差異等,這些缺陷正是轉化醫學在毒理學應用的重大課題[5]。
生物標志物的檢測是轉化醫學在環境和職業毒理學應用的中心環節。新的化學物毒性評價策略提出,應該把當前以死亡、突變、腫瘤形成等終點事件(apicalendpoints)為觀察指標的毒性效應評價體系,轉換為基于毒作用機制研究結果,以毒性通路(toxicitypathways)相關生物標志表達異常為觀察指標的高通量(high-throughout)毒性效應評價體系。即利用高通量的生物技術及生物信息學的發展,測定毒作用導致的“通路”或“關鍵事件(keyevents)”改變,建立相應的細胞預測模型并進行劑量-反應關系的檢測,結合環境檢測水平和人群暴露狀況進行危險度評價,從而開展預防醫學現場的推應用,以此為基礎提出實際有效的防治措施。這一依賴靈敏快捷的細胞試驗進行危險度評價的理念能大大減少動物試驗體系所需的花費和時間,因而與轉化醫學概念相呼應[6]。
為此,近年來,部分學者已經致力于開展毒理學細胞模型的研究,力圖以體外細胞取代傳統的動物模型,以獲得更快速,更具代表性的檢測工具和評價手段。例如,Lundberg等[7]于2002年通過成功導入了猿猴病毒40(SV40)的早期區和端粒酶催化亞基———人端粒酶逆轉錄酶(hTERT)構建了永生化的原代人類呼吸道上皮細胞,這些永生化細胞可被H-ras或者K-ras致癌基因誘導致惡性轉變。在隨后的研究中,亦提示出該類細胞株模型對于致癌物的檢測可大大縮短細胞轉化的間期,從而具有潛在的應用于化學致癌活性篩查的價值。這些研究成果,將為環境致癌物毒性檢測帶來快速簡便的應用手段和工具[8]。綜上所述,對于衛生毒理中的基礎研究來說,必須在研究過程中始終貫穿轉化醫學的理念,才能真正實現基礎研究成果與預防實踐指導間快速有效的轉化。
2.2轉化醫學在營養學領域中的應用和前景從18世紀起源至今,營養學已經從單純的食品安全和膳食結構的研究開始走向分子營養學的突破期。近年來分子營養學的研究,尤其是對植物化學物的研究更是方興未艾。如大豆異黃酮,最初是由于流行病學研究顯示食用豆制品對女性圍絕經期癥狀、心血管疾病、某些癌癥有著重要的防治作用而被發現的[9-12]。經過多學科證實其具有類雌激素的作用。隨后,其他植物化學物質如番茄紅素,花青素,大蒜素等植物化學物質也逐漸通過基礎研究闡明其健康促進的功效,而被廣泛應用于改善人群的健康狀態和輔助治療各種疾病,使得營養基礎研究的成果發揮了重要的保護人體健康的功效。
如果說植物化學物的研究使得營養學領域更為廣泛,那么營養基因組學、營養遺傳學的興起使人們對于人類營養的研究更為深入。從實驗室到臨床,基因多態性的存在被認為是一個許多基礎研究成果無法應用于臨床實踐的主要轉化障礙[5]。而對于營養學,這一障礙卻恰恰成為營養學發展的一個轉折點。近年來,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營養素具有調控基因表達的作用,同時由于異質性的存在,決定了不同的個體對不同的營養需求的質和量的不同。參考攝入量、推薦攝入量、適宜攝入量等名詞對由基因多態性引起的個體差異已顯得不完全實用了。而近年來日漸成熟的生物芯片、蛋白組學等高通量技術則為營養膳食攝入的個體化指導提供了可能。亞甲基四氫葉酸還原酶(MTHFR)基因的常見C677T多態性便是飲食-單基因多態性相互作用的一個經典例子。過去的研究發現,葉酸和神經管畸形、腫瘤和心血管疾病相關[13]。而MTHFR是葉酸代謝的關鍵酶之一。缺乏這一關鍵酶將導致嚴重或者中度的高半胱氨酸血癥。MTHFR有兩種多態現象:C677T(A222V)和A1298C(E429A)[14]。在歐洲人中,MTHFRC677T的發生率是0.233%~0.410%。包含前者的MTHFR可降低酶的活性,從而導致在缺乏葉酸的情況下血清中同型半胱氨酸濃度的上升,從而增加神經管缺陷兒童的出生率。
由此可認為,對于攜帶MTHFRC677T基因的個體,需要補充更多的葉酸,才能獲得更好的生存質量和優生學的預防作用。此外,基因多態性和飲食的相互作用與多種慢性疾病和引起慢性疾病的危險因子之間關聯緊密,包括癌癥、冠心病和肥胖等[15-17]。國外的一些公司,如Genova和MetaMetrix等,已經開始就基因-飲食的相互作用特點開展專業診斷,為個體的飲食補充決策給予指導和幫助。由此可見,從人群膳食指南到個體化膳食指導的轉化,將會是新世紀的營養學發展趨勢所在。
2.3轉化醫學在婦幼衛生學領域中的應用和前景耳聾是一種嚴重影響身心健康的疾病。在世界范圍內,每100名新生兒中就有1名患有先天性耳聾[18]。而我國每年新生聽障兒童也多達3余萬人。不可忽視的是,遺傳因素在所有致聾原因中占有高達60%的比例。如何通過快速、敏感的篩查方法進行產前診斷,減少遺傳性耳聾患兒的降生,是婦幼保健的關注重點之一。
近年,我國遺傳性耳聾的流行病學調查發現,在中國的遺傳性耳聾中的基因位點較為集中。針對這一結果,中國人民總醫院聾病分子診斷研究所聯合博奧生物有限公司共同研發推出“遺傳性耳聾基因芯片檢測系統”,為遺傳性耳聾的廣泛篩查,盡早診斷提供了有效的科技手段,同時也為臨床醫生的診斷提供了病因學方面的證據。從2006年到2007年,中國人民總醫院進行的515例雙盲對照實驗中,芯片結果與測序結果符合率為100%,非綜合征性重度和極重度耳聾患者的突變檢出率為42.41%[19]。從而使得該技術在中國人民總醫院、北京同仁醫院、中國聾兒康復研究中心等醫院開始得到了應用。這一檢測技術能否像唐氏綜合癥的產前診斷那樣靈敏與特異還需要進一步的證明。但是,在這個從基礎到臨床,把科研成果轉化為兒少預防保健技術的過程是明確的———從臨床觀察到實驗室研究,再根據流行病學的調研結果,協同相應產業共同開發,推出相應手段應用于臨床與預防保健。
中醫藥學理論深奧,醫學術語內涵豐富,翻譯難度比較大。在此,筆者談幾點對中醫英譯的看法。
1換位思考,力求易于接受
中醫英譯的讀者對象是外國人,所以我們在具體的翻譯過程中,應該不時地換位思考,站在外國人的角度上,思考所翻譯的譯文是否能看得明白,并能理解和加以運用。18世紀英國翻譯理論家A.F泰特勒(AlexanderFrasterTytle)指出:“好的翻譯是把原作的長處完全移注到另一種語言里,使得譯文語言所屬國家的人們能清晰地領悟、強烈地感受,正像使用原作語言的人們所領悟、所感受的一樣?!痹鯓訐Q位思考呢?首先,應考慮譯文語法上是否符合英語表達習慣。漢語和英語各自的表達方法、習慣是不一樣的,在翻譯過程中,要運用英語的思維翻譯中醫,而不是站在漢語的角度上進行翻譯。其次,考慮譯文用詞在忠于原文的基礎上,是否又能符合醫學英語的表達方法。普通英語詞匯在醫學英語中的意義有些會轉變,如“tender”本意為柔嫩的,在醫學英語中常譯為“壓痛”;“plastic”本意為可塑的、塑料的,在醫學英語中常譯為“整形的”;而“labour”由原來的勞動變意為“分娩”等等。這些都是我們在中醫翻譯過程中所要注意的細節[1]。
2突顯文化,力求原汁原味
中醫藥學蘊涵了豐富的中國傳統文化。其特點是從哲學的角度探索生命,將天道、地道和人道完美地結合成一體[2]。在進行中醫英譯時,應盡量體現我國傳統文化的思想及其內涵,將中醫學中最能體現文化底蘊的部分忠實地譯出,而不是盲目地遷就西醫的概念和文化。如五行學說、陰陽學說這些在西方讀者看來玄而又玄的學說恰好又是最具文化特色的部分。如果將這些具有濃厚的中國傳統文化的中醫藥學理論生硬地英譯,勢必會中不中、洋不洋,讀者就無法領略到中華文明的博大精深,也無法領略中醫的真正內涵。因此,中醫英譯者首先應了解并掌握中國文化知識,其重要性與掌握英漢語言、了解英美文化知識一樣[3]。如有的中醫翻譯者將中醫學辨證論治中的“證”,翻譯成“symptomcomplex”,這主要是由于翻譯者缺乏對中醫學本質的理解,比較恰當的譯法是翻譯成“syndrome”[4]。其次,還應講究翻譯技巧,如明確語境,靈活意譯,適當增補,保留原味等[2]。此外,中醫藥學用語往往言簡意賅,不少以文言文形式表達,但在翻譯時卻不能簡單化。如“健脾開胃”僅為4個漢字,我們得把它譯成“invigoratingthespleenandincreasingtheappetite”,共7個英語單詞。
3直接英譯,力求清晰明了
有很大一部分中醫術語和西醫術語是相通的,英譯時可直接將這部分術語翻譯成西醫相對應的術語,這樣易于為掌握西醫的專業人員接受。而具有一般概念的日常用語,如頭、腳、胸、腹、心、肝、血等,可直接分別翻譯成head、foot、chest、abdomen、heart、liver、blood等。在中醫英譯過程中,應該判斷所譯術語是否是中醫獨有。如果不是中醫獨有的術語,就在英語中尋找能與之對應的確切的術語,而后直接翻譯;如果是中醫獨有的,比如“天癸”、“命門”、“刮疹”等詞,就考慮采用音譯為好還是意譯為好。筆者認為,如果是具有中國傳統文化內涵的術語,以音譯為好。比如陰陽可以直接譯成YinYang,但要用斜體表示并用英語給予具體的解釋,讀者一看就知道是外來語,而且用拼音譯法簡單易記易寫,有利于中醫的傳播。類似的術語還有“五行”、“氣”、“標本”、“虛實”、“三焦”、“五臟”、“六腑”等,這些都是中醫獨特思維方式的體現。對于涉及古代樸素哲學思想的中醫詞匯,能直譯者,最好直譯。
4意譯傳達,力求形象逼真
某些中醫學專業名詞在英語中沒有直接對等的詞匯,可以通過意譯進行傳達,并與直譯、音譯等融合運用。中醫學中很多詞匯來源于生活感受,構詞的原則大多是取類比象,表層結構較簡練,但溢于字面之外的內涵卻較為豐富。因此,要做到準確翻譯,應擺脫字面句式的束縛,透過表層,探究深層的實質含意。闡析性轉換模式是翻譯中醫理論術語的有效手段。如“辨證施治”這一術語蘊含著深刻的語義信息,意思是:將四診所搜集的臨床資料,運用臟腑、經絡、病因等基礎理論,加以分析、歸納,從而做出診斷和定出治療措施。只有運用意譯方法才能較全面地傳達出術語的實質內容,可譯成:diagnosisandtreatmentbasedonanoverallanalysisofsymptomsandsigns,thecause,natureandlocationoftheillnessandpatient’sphysicalconditionaccordingtothebasictheoriesoftraditionalChinesemedicine。“急下存陰”,這一術語指的是治療實熱證的一種療法,其實質內容是:使用具有清熱作用的峻猛的瀉藥,迅速通便瀉熱,清除燥結,以保存津液??勺g成:usingdrasticpurgativestoeliminateheatforthepreservationofbodyfluids[5]。此外,中醫術語語義豐富,一詞多義的現象很常見,因此我們還必須明確語境。在語境中把握詞義,方能做到“信”。而對一些艱深的中醫術語就不必一味“忠”于原文而死譯硬譯??梢圆捎靡庾g,根據語境對原適當的調整,舍棄某些與原文形式的對等而求得一種功能對等[2]。
5提高素質,力求科學合理
中醫翻譯的好壞取決于譯者的素質。筆者認為,譯者首先應有嚴謹和科學的工作態度。有許多中醫專業術語的詞語與我們日常生活中相同的詞語的意思完全不同。如在中醫學中,“更衣”一詞是大便的古稱;“風水”一詞指的是由于風邪侵襲而導致的以水腫為主癥的病證[6]。諸如此類的詞語在中醫學里很多,因此,譯者唯有以嚴謹和科學的工作態度認真對待中醫翻譯,才能將中醫理論知識準確傳達給外國朋友。其次,譯者不僅要具備豐富的中醫理論知識,還應具備豐富的中國古典文化知識,只有這樣,才能領會并深刻理解中醫論著原文。同時,譯者還得對西醫的理論體系和治療方法有所了解,并較好地掌握醫學英語。最后,譯者還應有較高的英語專業素質。能否將原作的信息用另一種語言完全、忠實地轉達,與譯者翻譯時所用的語言專業水平是直接相關的。英譯的中醫論著是供使用英語語言的人們閱讀的。如果譯者的英語水平較高,英語基本功扎實,對英語遣詞、造句、語法結構、修辭等有廣泛的知識和熟練的翻譯技巧,所譯出的中醫譯文的語言就會流暢、順達,閱讀者就會清楚、明了地獲得中醫原文所提供的信息。
[參考文獻]
1曹玨,熊學敏.淺談醫學英語翻譯特點[J].中國中西醫結合雜志,1999,19(9):561.
2何敏.談談如何在翻譯中保留中醫術語的文化色彩[J].湖南中醫學院學報,2004,24(4):3335.
3羅磊.中國文化和中醫英譯[J].中西醫結合學報,2004,2(4):319320.
第二種關系型式,醫學中的哲學(PhilosophyinMedicine),哲學家們運用哲學探究的形式工具,如邏輯、形而上學、價值論、倫理學和美學,來考察作為研究對象的醫學本身的問題。探究的對象是一組認識論的和非認識論的問題。第三種關系類型,醫學的哲學(MedicalPhilosophy),后者與其說是一種哲學類型,還不如說是一種寫作風格。充其量它包括對醫學的職業狀況作了一些富有見識的研究,這些研究純化了其氣質,提高了其志向。但就它最糟的方面而言,醫學的哲學就是一些個人的意見、離題的爭論、或對逝去的榮華和特權的挽歌。即使在它的全盛時期,醫學的哲學也沒有對醫學作集中的形式考察,以使自己有資格作為哲學而存在。這一類型,以當下的術語來定義的話,是最為含混和松散的,包括任何非正式的對醫療實踐的反思。主要是由臨床中的醫生基于自身臨床實踐而產生的反思。當然,這一類型的醫學哲學是善于思考的醫生的臨床智慧,對那些盡責的醫生而言,這些始終是靈感和實踐知識的來源。第四種關系類型,醫學哲學(PhilosophyofMedicine),集中對作為醫學的醫學進行哲學探究。它力求界定“作為醫學的”醫學的性質,建立醫學和醫學活動的某種一般理論。在這個標題下,經受醫學中的哲學考察的一系列問題,要被綜合成為某種自洽的醫學理論。在佩里格里諾看來,一門學科或一種活動不論它是科學、法學、政治學、還是醫學的哲學,探究這一學科或活動的性質——它的發現事實的程序、它的邏輯和它賴以建立的形而上學預設。把一門學科的邏輯學、美學或倫理學同這門學科分開,可能比把它的本體論的、認識論的或價值論的方面同它分開更為困難。但是,在任何一種情況下,該學科的哲學都是運用一些方法并從超越該學科本身的觀點出發,從該學科外部來考察這門作為探究對象的學科??磥砼謇锔窭镏Z主張的是一種范圍更小更為集中的醫學哲學,旨在探求醫學本身的哲學化知識。也就是,關于醫學是什么和如何將醫學同其他專業和學科相區分的知識。在他的視野中,醫學哲學就是“對終極性的尋求,通過研究去掌握事物的實在根基,而這種研究本身超越了學科自身的認識范圍?!本C合上述所做的分析可以看出,佩里格里諾認為醫學哲學應當定義為第四種關系類型。也就是說醫學哲學是一門可定義的學科,并擁有其獨特的俯瞰醫學的視角。醫學哲學的主題與目的同以科學為基礎的醫學迥然相異。對于佩里格里諾而言,醫學哲學能夠拓展我們對臨床醫學的認識,以及幫助我們如何將其與其他學科相區別。醫學哲學通過審視患者疾病的本質和影響、治療的概念、臨床決策的復雜性、醫患關系中的道德層面、謬論、人類生命的局限以及更多層面來達到上述目的,從而幫助我們認識到臨床醫學與哲學之間辯證關系的重要性。佩里格里諾在其學術生涯中一直以此主題為圭臬,從而展開他的整個哲學計劃。他的哲學計劃有兩個主要目的:其一,發展系統的醫學哲學;其二,揭示醫學的道德基礎,即一些能夠限定特定的醫療行為中人際關系道德性的不可消減的理論資源。
二、需要什么樣的醫學倫理學?
佩里格里諾認為,醫學哲學不只是對醫學特有的現象進行哲理探究,即不只是醫學中的哲學。它力求理解和規定醫學現象的概念基礎。醫學哲學是具有實踐后果的不可缺少的事業。我們認為醫學是什么促成醫學做什么,我們如何塑造醫生角色,以及或許最重要的是如何構造醫生倫理學。盡管在醫學領域的哲學家們已經擴展了我們對于當代醫學中的倫理學問題的理解,但很少有人把他們的倫理學論述建立在醫學理論的基礎之上。隨著倫理學問題變得更加困難和對醫學應該是什么的理解變得更加歧異,迫切需要形成作為一種活動的醫學的某種自洽的理論。一種醫學哲學有助于建立解釋醫學活動的性質的命題庫。提出這些命題,對它們進行批判性考察并綜合為一種自洽的理論整體,乃是這種醫學哲學的任務。無疑,佩里格里諾是在獨特的歷史背景中提出這種主張的。在談及二戰前美國醫學倫理學的情況時,佩里格里諾回憶道:“以我為例,我并不記得什么時候醫學倫理學被關注過,除了在學生和住院醫師之間的一些非正式討論以外。天主教的學生對涉及產科實習的一些難題有所關注。在極大程度上,我們要發現怎么做是正確的。對于天主教學生以及非天主教學生來說,墮胎和安樂死都是被譴責的。同樣,企業化運營的醫學,追求利益的醫生所開設的醫院也是被譴責的?!倍鸷?,醫學倫理學發生了巨大的改變,主要有兩個根源:首先是科學進步為醫學所帶來的非凡的能力擴張;其次是我們時代所特有的社會經濟力量和政治權力的融合。第一點促進了生物醫學倫理學的發展。第二點則為醫學倫理的發展,即醫師對病人特有的責任,或者說是作為真正的醫師(physicianasphysician)的倫理,提供了契機。在這樣的背景下,他清醒地認識到大多數醫學倫理學實際上只是醫學道德,表現為一系列的缺乏倫理辯護或論證作為根基的道德規則和斷言。沒有倫理辯護作為根基,這些道德規則將是無效的,很容易被挑戰、否定或者折衷。正是由于充分地認識到了原有的作為醫生職業道德規范的醫學倫理學的不足,如希波克拉底誓言中的規范沒有以確鑿的倫理學或哲學為基礎進行證實,佩里格里諾積極撰寫醫學倫理方面的著作,探索以醫學哲學為基礎的醫學倫理學。醫學倫理學建立在對醫學哲學的概念進行歷史的回顧與梳理基礎之上,佩里格里諾指出,醫學事業是具有其自身的合理內核的,這種實在的內核是基于醫學中的三種現象而建立的。即:
(1)生病或疾病作為一種存在的因素;
(2)由為陷入疾病困擾的病人提供幫助的醫生所做出的允諾或表白;
(3)治療的行動,即由醫生領會到的并做出的技術上正確、道德上為善的并滿足病人需要的決定。這三種普遍現象的緊密關系——生病、承諾治療和治療本身——為現實世界中醫生與病人的相互責任提供了基礎。從而,他成為最早認識到醫學倫理學必要性的主要人物之一,并宣告了一個時代的來臨,即嚴肅、批判地理性思考醫學道德的時代——醫學倫理的時代。當對醫學倫理學進行深入的、嚴肅的探究時,歷史學的和社會學的批評解構了希波克拉底的道德規范與方式,古代普遍的醫生守則也被嚴重地蠶食了,當下社會需要一種“新的”更加適應時代和道德多元性的倫理規則。于是涌現出大量的將現有的哲學或神學體系運用到醫學的情況。這些體系被“應用”,或者說得好聽點是被有條理地應用到醫學及其實踐中。醫學的倫理規范沒有從醫學的本質出發,即將醫學視為一種特殊的人類活動,進而審視醫學中的實際道德境遇。與這一潮流相左,佩里格里諾不同于其他理論家的是他主張醫學倫理學研究應當采取“自下至上”的方法,而不是自上而下的方法。他認為醫學倫理學的研究應當是首先審視醫學本身,然后再從頭建立起一套醫學倫理學理論,而不是把一套現成的但可能存在很多爭議的一般理論拿來然后應用到醫學實踐中。醫學倫理學要想擺脫這樣一種存在道德紛爭的研究進路,只有對醫學本身進行闡釋,對醫學實踐有一個更清晰的理解,然后再努力尋找醫學的道德義務。換言之,醫學倫理學應當是醫學哲學的一部分,而不是簡單地將倫理學理論應用在醫學問題中。佩里格里諾一直認為,醫學倫理學應當建立在醫療關系的本質上,即醫學哲學之上。“我的論點是,并且仍然是,醫生所特有的義務是從患病的人和他尋求醫治的人之間關系的特殊本質而來的。作為結果的這一關系有著一定的特征并使由此而來的相互之間的道德責任具有了獨特的屬性。”鑒于當今社會的異質性和科學醫學的普遍化特征,任何一種堅實的醫學道德哲學都必須植根于醫學的“內在”之中。不能如既往一般,單單從外在的哲學化體系中抽取而來。這種道德哲學應當建立在以下四個方面的基礎之上:人類疾病的現象;醫學知識的獨特本質;臨床決策的道德特性;對于醫學作為一門職業的強調。直到晚近,職業倫理中仍包含了大量的道德斷言和闡述,并以此定義醫生應當如何行為。這些斷言往往是在缺乏清晰的和正式的道德論證的基礎上作出的,這些構成了希波克拉底倫理的骨架,并在其后繼者中得以延續。大多數情況下,與這些道德論斷相符的哲學預設都是來源于外在于醫學自身的哲學體系。上個世紀60年代末,幾個世紀以來一直被奉行的道德主張出現問題時,作為一門正式學科的醫學倫理學才真正出現。這也是首次,這些道德主張受到正式的分析,并作為普遍倫理的特殊情況加以對待。那些長久以來忽略了醫學倫理的職業哲學家,開始以初確原則(primafacieprinciples),即行善、自主和無傷來澄清醫學倫理學的內容,并在此基礎上闡釋了次級原則,包括保密、講真話和信守承諾。這是英美倫理學的分析路徑,其主要哲學基礎來自于休謨,康德和密爾。佩里格里諾認為這種原則主義的思想進路并不能滿足醫學倫理學的全部需要,因此美德在他的醫學倫理統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它所關注的是邁向理想目標的進程。佩里格里諾頗為認同亞里士多德的美德觀,盡管大多數情況下,他認為美德是一個具有多個方面的“概念”,而并沒有給出一個準確的定義。他采用了美德即“具有良好行為的習慣”這一定義,但反對亞里士多德將美德視作極端的平均。他將美德定義為:“美德是一種品格特性,是一種內在傾向,習慣性地追求道德的完美,生活中遵守道德規范,并且在高貴的思想和公正的行為之間追求一種平衡?!笔聦嵣希谂謇锔窭镏Z看來,醫學對于道德行為需要一套更高的標準,而選擇這一個行業的人就應當追求美德,并構成一個新的道德共同體。
三、生命倫理學走向何處?
“生命倫理學”(bioethics)是由生物學(biology)和倫理學(ethics)這兩個詞合成而來的新詞。其中的一個術語,“倫理學”,傳統上被視為哲學的一個分支。然而今天,許多自稱為生命倫理學家的人卻不認為他們的工作是哲學的一個分支。他們中許多人認為哲學不足以涵蓋道德生活的復雜性,更有甚者將哲學視為一種障礙。他們認為哲學的倫理學過于理論化、抽象并且對語境的、實踐的和復雜的道德選擇行為不夠敏感。對生命倫理學,他們持有一種更加擴大化的視角,認為它應該包括更廣、更多的學科,并假定這些學科可以彌補哲學倫理學的不足。今日之生命倫理學,已經介入到司法與立法的決策、公眾的爭論、倫理委員會和臨床會診之中。這些形形的大量的“生命倫理學”實踐暗示了一種權威性和可信性。新生的“生命倫理學家”這一職業為技術專家提供對“道德困境”的分析與決議,這些“道德困境”包括臨床、政策信息以及日常生活等方面。佩里格里諾認為生命倫理學應該是各學科之間交互的。需要考察的問題是:在不喪失倫理學中心學科位置的情況下,哲學怎樣和其他學科(比如,文學、法律、歷史、神學、語言和語言學),還有以人文為目的的社會科學(人類學、經濟學、社會學和心理學)相互發生聯系。他說:“我認為生命倫理學意味著廣闊范圍的質詢,但我更意圖指出,在這些領域中,哲學有著獨特的地位。哲學化的倫理學必須與其他相關學科對話,但它不能也不應該被它們涵蓋或取代。”佩里格里諾在其生命倫理學研究中,始終圍繞臨床境遇展開,他致力于定義臨床醫學,而非預防醫學。他主張臨床境遇應當包括:科學知識,醫生的推理過程,人際關系,以及針對每一個病人的治療。這一定義暗含了醫生應當做什么,應當知道什么,以及他們如何被教育。他認為臨床倫理學中的醫療道德之核心是治療關系。這是由三種現象——疾病這一事實,作為職業的行為和作為醫療的行為——所定義的。第一種現象將病人置于一種脆弱的依賴地位,并導致了一種不平等的關系。第二種現象意味著對幫助所做出的承諾,第三種現象則包含了做出醫療上合理的治療決策的行為。因此,臨床倫理學關注的核心是作為個體醫生和病人所做出的決策。而生命醫學倫理則是一個更寬泛的學科,涉及倫理學原則的應用到所有生物醫學知識,并將倫理學分析從臨床境遇拓展到法律和政策層面。臨床倫理學關注的焦點比生命倫理學更為集中:旨在通過明確、分析和解決臨床實踐中的倫理學問題提高衛生保健的水平。臨床倫理希望為病人尋找一個更好更合理的治療決策和行為并成為醫生的工作和醫學實踐固有的一部分。臨床倫理學總是被用于一種非常迫切和緊迫的情況。通常是在急診室或者情緒糾結的氛圍中使用。它需要我們具有扎實的臨床語言和臨床知識。需要面對和處理醫生、病人、家庭、法律、社會習俗和宗教信仰方面價值觀的沖突,從而做出臨床決策。臨床倫理學與治療的標準有關。在過去家長制的醫學形式下,照顧的標準主要是醫生為病人做出的技術層面的決策,如今的照顧標準越來越代表了有能力的成年病人的決策,當然這是在醫生根據技術方面的考量向他們提供一些建議之后。因此,盡管倫理學的考量一直在發揮著作用,但所強調的重點已經發生了轉移。之前,醫學的最高倫理學標準是醫生的能力和良心,而現在則還要兼顧對患者價值觀和自我判斷的尊重。顯然,佩里格里諾堅持認為生命倫理學應當回歸臨床,并且關注病人的尊嚴與價值。與過去不同的是,當代醫學常在科學與人文的對立之間震蕩。盡管在醫療過程中,醫生應當將人看作科學的客體,但絕不能忘記人還是有思有感的人文主體。因此,醫學必須總是權衡事實與價值。如果,醫學過于極端,那將變得不可靠,甚至危險。而關注病人的尊嚴與價值恰恰體現了人文學在醫學領域中的作用,這種作用至少包括三方面的內容,即理解當今臨床境遇中倫理與價值問題的本質需要;對職業本身考察和批判的需要;以及將這些態度賦予那些有教養的而不僅僅是受過訓練的人。人文學是處理倫理學、哲學、歷史學、法學與神學中的關涉人類價值的本源性問題,醫學科學和技術作為工具不足以應對人類價值與目的問題,人文學才能夠教導醫生們敏感且有信心地面對無限的人類存在現象??梢钥闯觯謇锔窭镏Z主張在哲學反思的和各醫學人文相關學科對話基礎上發展生命倫理學,同時,他指出生命倫理學應當回歸臨床,關注具體臨床境遇中具體的那個病人的尊嚴與價值。對于當今生命倫理學的發展而言,這無疑是中肯的建議和明確的方向。
獎。本刊為《中國核心期刊(遴選)數據庫》《cnki中文期刊全文數據庫(cjfd)》《中國生物醫學文獻數據庫》收錄期刊、《萬方數據——數字化期刊群》全文上網期刊和《中國學術期刊綜合評價數據庫(cajcde)》統計源期刊。本刊為國家級正式出版刊物,面向海內外公開發行,國際標準刊號:issn 1009-4393, 國內統一刊號:cn11-4449/r, 國內郵發代號:82-829。
欄目設置:
封面人物、論著、綜述、醫院管理、基礎醫學、臨床醫學、護理、藥物與臨床、技術與創新、中西醫、預防與衛生、教育園地等欄目。
雜志榮譽
·中國醫療衛生領域唯一以系統闡述職業化醫院經營與管理理念的國家級醫藥衛生類綜合性學術期刊
·2004年8月榮獲衛生部首屆醫藥衛生優秀期刊三等獎,是醫院管理類雜志唯一獲此殊榮的期刊
·第一個關注醫院院長生活的行業期刊
·第一個為客戶提供整合營銷解決方案的行業媒體
主管單位:廣西壯族自治區衛生廳
主辦單位:廣西壯族自治區醫學情報研究所
出版周期:月刊
出版地址:廣西壯族自治區南寧市
語
種:中文
開
本:大16開
國際刊號:0253-4304
國內刊號:45-1122/R
郵發代號:48-29
發行范圍:國內外統一發行
創刊時間:1972
期刊收錄:
CA 化學文摘(美)(2009)
核心期刊:
期刊榮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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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您健康》省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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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健康文摘》國家
《中外婦兒健康》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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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類:
《中國護理》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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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類:
《臨床醫藥實踐》國家
《臨床和實驗醫學雜志》省級
《中醫臨床研究》國家(不收護理)
《現代藥物與臨床》國家
中醫類:
《內蒙古中醫藥》省級
《中國中醫藥咨訊》月底出刊國家
《湖南中醫藥大學學報》國家
08北大+美CA+俄Pж(AJ)收錄:
《中國當代兒科》08北大+美俄收錄
《實用兒科臨床》08北大+美俄收錄
《護士進修雜志》08北大+美俄收錄
《現代預防醫學》08北大+美俄收錄
《眼科新進展》08北大+美俄收錄
《中國實用護理》08北大+美俄收錄
《藥物分析》08北大+美俄日收錄
《中華神經醫學》北大+美俄日收錄 醫學綜合類:
《醫學新知》省級
《醫學信息》國家(上旬11月)
《吉林醫學》省級
《中外醫療》國家
《當代醫學》國家(不收護理類稿件)
《中國健康月刊》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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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醫藥導報》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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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現代醫生》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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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傳統醫藥》省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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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用骨科雜志》???/p>
《長治學院學報》省級
《數理醫藥學雜志》省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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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診斷與治療》省級
《實用心腦肺血管病雜志》省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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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新世界》國家
《按摩與康復醫學》國家
08北大核心+美CA收錄:
《中國生化藥物》08北大+CA收錄
《中國實驗方劑學》08北大+CA收錄
《武漢大學學報》08北大+CA收錄
《實用醫學》08北大+CA收錄
主管單位:廣東省衛生廳
主辦單位:廣東省醫學情報研究所
出版周期:半月
出版地址:廣東省廣州市
語
種:中文
開
本:大16開
國際刊號:1001-9448
國內刊號:44-1192/R
郵發代號:46-66
發行范圍:國內外統一發行
創刊時間:1963
期刊收錄:
核心期刊:
中文核心期刊(2008)
中文核心期刊(2004)
期刊榮譽:
延歷13年(794)日本都城從長岡遷到平安京(今京都),直至1192年鐮倉幕府建立的400年間,史稱“平安時代”。平安時代約相當于中國唐中期經五代十國至宋代。
平安初期,日本政府繼續推行日中經濟文化交流政策,仍有留學生、學問僧隨船入唐,他們回國后積極傳播中國文化,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至9世紀后半期,唐王朝搖搖欲墜,寬平6年(894),新任的遣唐使菅原道明(845~903)引用在唐學問僧中馞的報告而上奏天皇,以“大唐凋敝”、“海路多阻”為理由,建議停派遣唐使,宇多天皇接受了這建議,兩國關系遂告中斷[1],不久唐亡。自894年中斷唐使派遣開始,日本政府采取了閉關鎖國的政策,雙方幾乎沒有官方來往。
與官方交流相反,民間貿易卻十分興旺。日本的王公貴族對中國的貨物極感興趣,積極地開展與中國商人的私人貿易。北宋時,中國赴日貿易的商船,僅有據可查的就達70多次[2]。南宋時更趨頻繁,“那時,日本沿海地區都有宋商人居住,重要港口敦賀、博多地區,居住商人猶多。據記載,僅1151年,在博多地區留居的宋人就有一千六百余家”。[3]
12世紀平清盛執政以后,立刻改變閉關自守的對外政策,積極謀求與宋朝的友好,擴大兩國貿易。平清盛甚至允許宋商船直接駛入瀨戶內海,宋日交往更加頻繁。
1中醫藥書籍流傳日本與日本醫學的雛形
隨著日本引進和學習中國醫藥學熱情的不斷高漲,遣唐使、留學生及學問僧們競相輸入中國醫學典籍,到寬平6年廢止遣唐使為止,唐朝的主要醫書已基本傳入日本。
宇多天皇寬平3年(891),藤原佐世奉敕登記日本圖書,撰成《日本國見在書目》,此書反映了當時中國典籍傳入日本的基本情況?!度毡緡娫跁俊饭彩珍涐t書共160余部,1309卷,其中只有《鑒上人秘方》和《攝養要訣》兩書為日本人所著,其余全為中國醫書。清和天皇貞觀17年(875),日本國家藏書庫冷泉院失火,圖書損失殆盡,《日本國見在書目》是在那次火災的15年后(891)經過一番收集才編定的,“書目”中所收藏原冷泉院藏書僅29部,因此可以推斷,當時傳入日本的中國典籍,實際上要遠遠超過“書目”中所載的數量。
此外,日本仿唐制制定醫學教育機構,并規定醫生、針生等應學習的教科書目全部為中國醫學典籍,由此表明當時日本攝取中國醫藥文化的強烈愿望。
到平安時代,經過數百年對中國文化的吸收學習,日本確立本國文化的意識逐漸增強。同其它領域一樣,日本人參照中國醫學典籍,開始自己編撰醫書,“這可以說是平安時代醫學的特征之一”[4],富士川游也指出平安時代日本醫學的特點是“承奈良朝之后,模仿隋唐醫學,其后期則謀求折衷”。
大同3年(808)出云廣貞和安備真直等人奉敕撰寫《大同類聚方》100卷,此書現已無存。據說它是收集日本全國各種固有的醫方編撰而成,此說究竟正確與否尚待考證。廣貞曾根據天平寶字5年(761)回國的遣唐使提供的資料,重新制定了藥方的度量衡,另外,他的兒子菅原岑嗣也撰有醫方書,即《金蘭方》50卷(870年以前),現也已失傳[5]。
日本引進中國醫學,在平安時期已經開始了日本化階段,雖說上述日本醫家著作還多屬摘抄,但卻富有其選擇、心得與吸收運用的特點。盡管中醫學理論在這些著作中仍然清楚可見,但畢竟已不完全是中國醫學的原貌,日本醫家已不滿足于閱讀中國醫學原著,這是醫藥文化交流深入發展的必然階段,《醫心方》的出現正說明這一點。
2《醫心方》的出現
《醫心方》是日本現存最早的醫學大型方書,成書于984年,同中國醫書《外臺秘要》一樣,將大量的引文皆詳細注明出處,因所引醫書今尚存極少,所以“它可以稱為中國醫學乃至東亞醫學的歷史證言集?!保?]
日本花山天皇永觀2年(984年),著名醫學家丹波康賴(911~995),模仿中國醫書,撰寫《醫心方》30卷,使日本的醫學發展達到了空前水平。丹波康賴是早先歸化日本的阿智王的8世孫,因任針博士、醫博士而獲有“丹波宿禰”這一賜姓。
但就《醫心方》是否為丹波康賴一人所撰這點,日本醫史學家宗田一在《圖說日本醫療文化史》中提出以下觀點:他認為,“此書各卷有重復部分,引用和內容有相當的差距以致全書缺乏統一性,所以有可能是由多人共同編撰而成”[7]。不管《醫心方》是丹波康賴一人撰成,還是多人共同編撰,它在日本及中國醫學界的價值都是不容低估的。李經緯對此書評價為:“不單標志著日本醫學發展的新高度,而且是中日醫學交流的新結晶”[8]。
關于《醫心方》編撰之際所參考的中國醫學著作等問題,許多學者均有論述,因統計方法與要求有所不同,數字出入較大。中國學者馬繼興“《醫心方》共引用醫書與非醫學書籍共204種,其所引條文10877條,除引用朝鮮醫書兩種6條外,其余全部為中國古醫籍?!?/p>
《醫心方》中所引的中國唐以前醫書達22種,其中大部分在中國已不存世。因為丹波康賴撰《醫心方》時,每條引用均嚴格注明出處,或更以考證、注釋法給予出處說明,這就為已佚醫書的輯錄工作創造了良好條件。丹波康賴的后代多紀元堅等在安政元年(1854)作《刻醫心方序》時指出:“遇有可注明者附以案語,……其書體例蓋準擬之王燾外臺秘要方,而其引據之博與立論之精且確,則有過無不及也”,這確是比較客觀的評價。因《醫心方》中所引用的這些文獻完全保留其原始形態,所以對于研究中國古典醫學是一部無可替代的史料。
《醫心方》并不是單純的引用抄錄《千金要方》、《外臺秘要》等中國醫書的內容,丹波康賴具有自己明確的立場,他對材料進行選擇、取舍、加工、刪除、重新組合、排列、立項、分類,整體編成新的框架。
《醫心方》的編輯方法反映了日本人特有的眼光。如涉及陰陽五行說、脈論等唯心的、思辨的內容多被節略,只載錄了具體的、實用部分?!皩⑵渌x的處方和中國處方相比較,其多選用單純處方。在當時,一種處方中含有五六十種生藥并不奇怪,而《醫心方》中的同樣處方最多只剩下五六種生藥這樣簡單。”[9]這些特征是重視實用性勝于邏輯性的日本思維方式的體現。正如佛教學者中村元先生所言,“日本比較喜歡具體,在原始日本語中幾乎沒有抽象語。印度人喜歡抽象,中國可以說處于兩者之間,所以從這個觀點看,《醫心方》毫無疑問是具有日本人特點的書籍?!保?]
在這之后,直到平安時代結束的100余年間,無論在質上還是在量上都沒有超越《醫心方》的醫書出現。
【參考文獻】
[1]吳延趚.日本史[M].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7:111.
[2][日]木宮泰彥.中日文化交流史[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238243.
[3]李經緯.中外醫學交流史[M].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9899.
[4][日]小曾戶洋.漢方的歷史[M].東京:大修館書店,1999:103.
[5]李廷舉.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科技卷[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101.
[6][日]山田慶兒.日本醫學事始[M].載自《歷史中的疾病和醫學》.京都:國際日本文化研究,199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