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4-02-27 16:0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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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總體上最為科學、最為完備的歷史唯物主義哲學方法論在19世紀中期已由馬克思、恩格斯所創立，而具體的社會科學方法論則至今尚未被系統地建構起來。盡管造成這一情況的原因很多，但長期以來人們對于社會科學方法論的看法所存在的嚴重偏差無疑是主要原因。人們習慣認為，既然歷史唯物主義是人類歷史上研究社會歷史最為科學、最為完備的方法論，那么就沒有必要研究和建構所謂的社會科學方法論。誠然，歷史唯物主義是迄今以來人類認識和研究社會最為科學、最為完備的方法論，但它只是一種一般的哲學方法論，而不是具體的社會科學方法論。
社會科學方法論作為一種具體的方法論，不同于歷史唯物主義這一一般的哲學方法論，它是在歷史唯物主義的社會歷史觀的基礎上形成的，對于具體的社會科學研究具有直接的指導意義。歷史唯物主義和社會科學方法論之問是一種一般和個別、指導和被指導的關系。歷史唯物主義是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基礎，它為社會科學方法論提供一般的方法論指導，而社會科學方法論是歷史唯物主義在社會科學研究領域的具體化。歷史唯物主義和社會科學方法論是處于不同層次的兩種方法論，它們對于具體的社會科學研究都具有指導作用，但歷史唯物主義對具體的社會科學研究只具有總體而間接的指導作用，而社會科學方法論對于具體的社會科學研究則具有直接指導作用。社會科學方法論是聯結歷史唯物主義和具體的社會科學研究的中間環節和橋梁，因而認為歷史唯物主義可以取代的具體的社會科學方法論來直接指導具體的社會科學研究的看法是偏頗的。為了進一步推動社會科學研究的發展、豐富歷史唯物主義，很有必要建構社會科學方法論這一具體的社會科學方法論。筆者認為，建構社會科學方法論可從以下兩個方面人手。
一、積極揚棄傳統社會科學方法論的研究成果
隨著作為學科意義上的社會科學在19世紀中期的正式形成，社會科學方法論的研究也系統而全面地展開。在100多年的社會科學方法論研究中，產生了大量的積極成果，主要包括以孔德、斯賓塞、迪爾凱姆、韋伯、溫奇、吉登斯等為代表的眾多社會科學家系統創建的兩對相互對立的社會科學方法論，包括人文科學方法論(理解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實證方法論)、方法論個人主義和方法論整體主義以及對它們所做的種種有益的綜合研究。就建構社會科學方法論而言，后一種研究的積極成果意義更大，因為社會科學方法論就是一種綜合的社會科學方法論，而在社會科學方法論研究史上，韋伯、溫奇、吉登斯等社會科學家試圖將相互對立的社會科學方法論綜合起來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則是建構社會科學方法論的直接的理論前提。
盡管韋伯將人文科學方法論(理解方法論)作為其社會學研究的方法論，但他也試圖同時綜合自然科學方法論(實證方法論)作為其人文科學方法論的補充。韋伯在《經濟與社會》中提出的社會學定義就體現了他試圖綜合人文科學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的傾向。他說：“社會學……應該稱之為一門想解釋性地理解社會行為，并且通過這種辦法在社會行為的過程和影響上說明其原因的科學?！焙喲灾?，社會學或理解社會學就是一門對社會行為進行解釋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的科學。也就是說，理解社會學除了對社會行為進行解釋性理解之外，還要對社會行為進行因果性說明，即將對社會行為的解釋性理解通過與具體的事件進程相比較而證實主觀的理解。因為在韋伯看來，社會行為需要理解，但僅有理解還不夠。因為無論理解有多高的明確性，它終究是一種主觀形式，只能作為一種特定的假設。因此，理解社會學就是要將解釋性理解與因果性說明相結合。很顯然，韋伯將理解社會學的方法論視為解釋性理解與因果性說明的結合，其中，解釋性理解就是一種人文科學的方法論，而因果性說明則是一種自然科學方法論。因此，理解社會學的方法論就是一種由人文科學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相結合的方法論。
溫奇對于韋伯的這種綜合人文科學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開展社會學研究的嘗試給予了充分肯定，并進一步在其名著《社會科學的觀念及其與哲學的關系》中集中探討了韋伯有關解釋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之間的關系，即“獲得對一個行為的意義的‘闡釋性理解’，與提供了導致這個行為及其后果的因果性說明之間的關系?！比欢疁仄鎸f伯綜合解釋性理解與因果性說明的“統計學方案”，即“理解是一種在邏輯上不完全的東西，它需要另一種不同的方法來補充，即統計學的收集方法”f31(P123)是持否定態度的。在溫奇看來，“如果一種給定的闡釋是錯的，那么統計學——盡管能指出它是錯的——也決不像韋伯所說的那樣是評判社會學闡釋之有效性的決定性的、終極的法庭。這時需要的是一種更好的闡釋，而不是在類型上不同的東西?！本W(P123)盡管如此，溫奇仍然沿著韋伯的思路，嘗試將人文科學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綜合起來，只不過他不像韋伯那樣僅僅局限于以方法論來談方法論，而是上升到哲學高度，以后期維特根斯坦的語言哲學為基礎探討人文科學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相互綜合的方案。
首先，他將人文科學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做了“內”和“外”的區分。認為自然科學的實證方法論是一種外部觀察的方法論，而人文科學的理解方法論則是一種內部的方法論，因而理解必須在內部關系中進行。其次，論述了說明和理解之間的緊密關系。認為理解是說明的目標和成功的說明的最終產物，但不能認為理解只有在已經存在說明的地方才存在，“除非存在某種不是說明的結果的理解的形式，否則說明之類的東西就是不可能的。說明之所以被稱之為說明，僅當存在著，或至少被認為存在著理解中的缺陷，而這樣的標準只能是我們已經擁有的理解。進而，我們已經擁有的理解是表達在概念中的，而概念構成了我們所關心的題材的形式。另一方面，這些概念也表達了應用它們的人的某些方面的生活特征?！笨傊?，盡管溫奇主張社會科學方法論的“解釋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之間是緊密聯系的，即社會科學研究既要“說明”(explanation)又要“理解”(understanding)，但是“溫奇的此種‘說明’和‘理解’的結合仍然強調因果說明(邏輯)空間與理解(理由邏輯)空間之間存在邊界，因此，在關于因果空間與理由邏輯空間之間關系的辨析上仍然晦暗不明?！?/p>
吉登斯在《社會學方法的新規則——一種對解釋社會學的建設性批判》中，立足于解釋學立場也嘗試綜合人文科學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以及方法論個人主義和方法論整體主義來開展社會學研究。吉登斯同意溫奇對韋伯的質疑，即認為韋伯“錯誤地假定人類行為的解釋可以采取一種邏輯上與自然科學特征相同的因果關系形式(如果不是在內容上)”，并進一步以他稱之為“能動者因果關系”的理論探討解釋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之間的關系。他說：“因果關系并非以永恒聯系的‘規律’為前提(如果有這種情況的話，肯定是相反的)，而是以①因果間的必然聯系，和②因果效力的觀念為前提。行動是由能動者對他或她的意圖的反思性監控所引發，這種意圖不僅與需要有關，而且與對‘外部’世界的需要的評價有關，這為本研究的必要性提供了一個行動者自由的充足解釋；我并不因此以自由反對因果關系，但更愿以‘能動者因果關系’反對‘事件因果關系’。由此，在社會科學中，‘決定論’涉及任何將人類行動完全還原為‘事件因果關系’的理論方案?！焙茱@然，在解釋性理解與因果性說明之間關系的看法上，吉登斯不同于溫奇，因為在他看來，解釋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之間是無邊界的。
吉登斯又通過建構“結構二重性”理論來綜合方法論個人主義和方法論整體主義。吉登斯在《社會的構成》中認為，“結構二重性”(dualityofstructure)指的是“結構同時作為自身反復組織起來的行為的中介與結果；社會系統的結構性特征并不外在于行為，而是反復不斷地卷入行為的生產與再生產。”因而“在結構二重性觀點看來，社會系統的結構性特征對于它們反復組織起來的實踐來說，既是后者的中介，又是它的結果。相對個人而言，結構并不是什么‘外在之物’：從某種特定的意義上來說，結構作為記憶痕跡，具體體現在各種社會實踐中，‘內在于’人的活動，而不像涂爾干所說的是‘外在’的。不應將結構等同于制約。相反，結構總是同時具有制約性與使動性。這一點當然不妨礙社會系統的結構化特征在時空向度上延伸開去，超出任何個體行為者的控制范圍。它也不排除以下可能性，即行為者自己有關社會系統的理論會使這些系統物化，而這些社會系統的反復構成卻正是得益于這些行為者自身的活動?！焙茱@然，吉登斯將“行動者和結構”這一“二元論”化為“二重性”，嘗試在具有反思性和連續性的社會實踐的具體過程中解決社會科學方法論綜合方法論個人主義和方法論整體主義，認為個人與社會之間的對立在社會科學研究中可以具體化為“個人行為的自主性或能動性與社會結構的制約性”之間的對立。這一具體的對立關系在吉登斯的“結構二重性”理論中得到了統一，其統一基礎就是循環往復的社會實踐的具體過程。
韋伯、溫奇以及吉登斯試圖綜合人文科學方法論(理解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實證方法論)以及方法論個人主義和方法論整體主義來開展社會學或社會科學研究。韋伯強調綜合解釋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來開展社會學研究，但他認為因果性說明只是解釋性理解的一種有益的補充，因為他所主張的社會科學方法論本質上還是一種人文科學方法論。溫奇從后期維特根斯坦語言哲學出發深刻闡釋了解釋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之間的關系，但在他看來，解釋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之間還是有邊界的。溫奇的不足之處在于他沒有找到綜合這兩種相互對立的方法論的現實基礎。吉登斯從人文科學方法論(理解方法論)立場出發來綜合或統一兩種相互對立的社會科學方法論，并最終將它們的綜合或統一建立在循環往復的社會實踐基礎上，但他仍然在方法論的漩渦里打轉。總體而言，他們的努力都加深了人們對于人文科學的理解方法論和自然科學的實證方法論之間關系的理解以及綜合它們的基礎的理解。這無疑為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建構提供了直接的理論前提。
二、基于唯物史觀融合傳統社會科學方法論
作為總體上最為科學、最為完備的歷史唯物主義哲學方法論在19世紀中期已由馬克思、恩格斯所創立，而具體的社會科學方法論則至今尚未被系統地建構起來。盡管造成這一情況的原因很多，但長期以來人們對于社會科學方法論的看法所存在的嚴重偏差無疑是主要原因。人們習慣認為，既然歷史唯物主義是人類歷史上研究社會歷史最為科學、最為完備的方法論，那么就沒有必要研究和建構所謂的社會科學方法論。誠然，歷史唯物主義是迄今以來人類認識和研究社會最為科學、最為完備的方法論，但它只是一種一般的哲學方法論，而不是具體的社會科學方法論。社會科學方法論作為一種具體的方法論，不同于歷史唯物主義這一一般的哲學方法論，它是在歷史唯物主義的社會歷史觀的基礎上形成的，對于具體的社會科學研究具有直接的指導意義。歷史唯物主義和社會科學方法論之問是一種一般和個別、指導和被指導的關系。歷史唯物主義是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基礎，它為社會科學方法論提供一般的方法論指導，而社會科學方法論是歷史唯物主義在社會科學研究領域的具體化。歷史唯物主義和社會科學方法論是處于不同層次的兩種方法論，它們對于具體的社會科學研究都具有指導作用，但歷史唯物主義對具體的社會科學研究只具有總體而間接的指導作用，而社會科學方法論對于具體的社會科學研究則具有直接指導作用。社會科學方法論是聯結歷史唯物主義和具體的社會科學研究的中間環節和橋梁，因而認為歷史唯物主義可以取代的具體的社會科學方法論來直接指導具體的社會科學研究的看法是偏頗的。為了進一步推動社會科學研究的發展、豐富歷史唯物主義，很有必要建構社會科學方法論這一具體的社會科學方法論。筆者認為，建構社會科學方法論可從以下兩個方面人手。
一、積極揚棄傳統社會科學方法論的研究成果
隨著作為學科意義上的社會科學在19世紀中期的正式形成，社會科學方法論的研究也系統而全面地展開。在100多年的社會科學方法論研究中，產生了大量的積極成果，主要包括以孔德、斯賓塞、迪爾凱姆、韋伯、溫奇、吉登斯等為代表的眾多社會科學家系統創建的兩對相互對立的社會科學方法論，包括人文科學方法論(理解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實證方法論)、方法論個人主義和方法論整體主義以及對它們所做的種種有益的綜合研究。就建構社會科學方法論而言，后一種研究的積極成果意義更大，因為社會科學方法論就是一種綜合的社會科學方法論，而在社會科學方法論研究史上，韋伯、溫奇、吉登斯等社會科學家試圖將相互對立的社會科學方法論綜合起來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則是建構社會科學方法論的直接的理論前提。
盡管韋伯將人文科學方法論(理解方法論)作為其社會學研究的方法論，但他也試圖同時綜合自然科學方法論(實證方法論)作為其人文科學方法論的補充。韋伯在《經濟與社會》中提出的社會學定義就體現了他試圖綜合人文科學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的傾向。他說：“社會學……應該稱之為一門想解釋性地理解社會行為，并且通過這種辦法在社會行為的過程和影響上說明其原因的科學?！焙喲灾?，社會學或理解社會學就是一門對社會行為進行解釋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的科學。也就是說，理解社會學除了對社會行為進行解釋性理解之外，還要對社會行為進行因果性說明，即將對社會行為的解釋性理解通過與具體的事件進程相比較而證實主觀的理解。因為在韋伯看來，社會行為需要理解，但僅有理解還不夠。因為無論理解有多高的明確性，它終究是一種主觀形式，只能作為一種特定的假設。因此，理解社會學就是要將解釋性理解與因果性說明相結合。很顯然，韋伯將理解社會學的方法論視為解釋性理解與因果性說明的結合，其中，解釋性理解就是一種人文科學的方法論，而因果性說明則是一種自然科學方法論。因此，理解社會學的方法論就是一種由人文科學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相結合的方法論。
溫奇對于韋伯的這種綜合人文科學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開展社會學研究的嘗試給予了充分肯定，并進一步在其名著《社會科學的觀念及其與哲學的關系》中集中探討了韋伯有關解釋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之間的關系，即“獲得對一個行為的意義的‘闡釋性理解’，與提供了導致這個行為及其后果的因果性說明之間的關系?！比欢疁仄鎸f伯綜合解釋性理解與因果性說明的“統計學方案”，即“理解是一種在邏輯上不完全的東西，它需要另一種不同的方法來補充，即統計學的收集方法”f31(P123)是持否定態度的。在溫奇看來，“如果一種給定的闡釋是錯的，那么統計學——盡管能指出它是錯的——也決不像韋伯所說的那樣是評判社會學闡釋之有效性的決定性的、終極的法庭。這時需要的是一種更好的闡釋，而不是在類型上不同的東西。”網(P123)盡管如此，溫奇仍然沿著韋伯的思路，嘗試將人文科學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綜合起來，只不過他不像韋伯那樣僅僅局限于以方法論來談方法論，而是上升到哲學高度，以后期維特根斯坦的語言哲學為基礎探討人文科學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相互綜合的方案。
首先，他將人文科學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做了“內”和“外”的區分。認為自然科學的實證方法論是一種外部觀察的方法論，而人文科學的理解方法論則是一種內部的方法論，因而理解必須在內部關系中進行。其次，論述了說明和理解之間的緊密關系。認為理解是說明的目標和成功的說明的最終產物，但不能認為理解只有在已經存在說明的地方才存在，“除非存在某種不是說明的結果的理解的形式，否則說明之類的東西就是不可能的。說明之所以被稱之為說明，僅當存在著，或至少被認為存在著理解中的缺陷，而這樣的標準只能是我們已經擁有的理解。進而，我們已經擁有的理解是表達在概念中的，而概念構成了我們所關心的題材的形式。另一方面，這些概念也表達了應用它們的人的某些方面的生活特征?！笨傊?，盡管溫奇主張社會科學方法論的“解釋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之間是緊密聯系的，即社會科學研究既要“說明”(explanation)又要“理解”(understanding)，但是“溫奇的此種‘說明’和‘理解’的結合仍然強調因果說明(邏輯)空間與理解(理由邏輯)空間之間存在邊界，因此，在關于因果空間與理由邏輯空間之間關系的辨析上仍然晦暗不明?！?/p>
吉登斯在《社會學方法的新規則——一種對解釋社會學的建設性批判》中，立足于解釋學立場也嘗試綜合人文科學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以及方法論個人主義和方法論整體主義來開展社會學研究。吉登斯同意溫奇對韋伯的質疑，即認為韋伯“錯誤地假定人類行為的解釋可以采取一種邏輯上與自然科學特征相同的因果關系形式(如果不是在內容上)”，并進一步以他稱之為“能動者因果關系”的理論探討解釋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之間的關系。他說：“因果關系并非以永恒聯系的‘規律’為前提(如果有這種情況的話，肯定是相反的)，而是以①因果間的必然聯系，和②因果效力的觀念為前提。行動是由能動者對他或她的意圖的反思性監控所引發，這種意圖不僅與需要有關，而且與對‘外部’世界的需要的評價有關，這為本研究的必要性提供了一個行動者自由的充足解釋；我并不因此以自由反對因果關系，但更愿以‘能動者因果關系’反對‘事件因果關系’。由此，在社會科學中，‘決定論’涉及任何將人類行動完全還原為‘事件因果關系’的理論方案?！焙茱@然，在解釋性理解與因果性說明之間關系的看法上，吉登斯不同于溫奇，因為在他看來，解釋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之間是無邊界的。
吉登斯又通過建構“結構二重性”理論來綜合方法論個人主義和方法論整體主義。吉登斯在《社會的構成》中認為，“結構二重性”(duality ofstructure)指的是“結構同時作為自身反復組織起來的行為的中介與結果；社會系統的結構性特征并不外在于行為，而是反復不斷地卷入行為的生產與再生產。”因而“在結構二重性觀點看來，社會系統的結構性特征對于它們反復組織起來的實踐來說，既是后者的中介，又是它的結果。
相對個人而言，結構并不是什么‘外在之物’：從某種特定的意義上來說，結構作為記憶痕跡，具體體現在各種社會實踐中，‘內在于’人的活動，而不像涂爾干所說的是‘外在’的。不應將結構等同于制約。相反，結構總是同時具有制約性與使動性。這一點當然不妨礙社會系統的結構化特征在時空向度上延伸開去，超出任何個體行為者的控制范圍。它也不排除以下可能性，即行為者自己有關社會系統的理論會使這些系統物化，而這些社會系統的反復構成卻正是得益于這些行為者自身的活動?！焙茱@然，吉登斯將“行動者和結構”這一“二元論”化為“二重性”，嘗試在具有反思性和連續性的社會實踐的具體過程中解決社會科學方法論綜合方法論個人主義和方法論整體主義，認為個人與社會之間的對立在社會科學研究中可以具體化為“個人行為的自主性或能動性與社會結構的制約性”之間的對立。這一具體的對立關系在吉登斯的“結構二重性”理論中得到了統一，其統一基礎就是循環往復的社會實踐的具體過程。
韋伯、溫奇以及吉登斯試圖綜合人文科學方法論(理解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實證方法論)以及方法論個人主義和方法論整體主義來開展社會學或社會科學研究。韋伯強調綜合解釋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來開展社會學研究，但他認為因果性說明只是解釋性理解的一種有益的補充，因為他所主張的社會科學方法論本質上還是一種人文科學方法論。溫奇從后期維特根斯坦語言哲學出發深刻闡釋了解釋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之間的關系，但在他看來，解釋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之間還是有邊界的。溫奇的不足之處在于他沒有找到綜合這兩種相互對立的方法論的現實基礎。吉登斯從人文科學方法論(理解方法論)立場出發來綜合或統一兩種相互對立的社會科學方法論，并最終將它們的綜合或統一建立在循環往復的社會實踐基礎上，但他仍然在方法論的漩渦里打轉?？傮w而言，他們的努力都加深了人們對于人文科學的理解方法論和自然科學的實證方法論之間關系的理解以及綜合它們的基礎的理解。這無疑為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建構提供了直接的理論前提。
二、基于唯物史觀融合傳統社會科學方法論
馬克思社會主義科學方法論作為一門系統性的科學理論，在各方面、各領域都有其運用的價值。其中蘊含著深刻的指導性原則，包括客觀性原則、主體性原則、整體性（系統性）原則、具體性和發展性原則[1]。舞蹈是一種表演藝術，使用身體作為工具來完成各種優雅或高難度的動作，Choreographer舞蹈編導，舞蹈作品或舞劇作品的創作、編排、指導、導演、演出一系列過程中的創作和領導者。其專業特點是“創作”和“編排”的系統協作。舞蹈編導通過自身的社會認知（包含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運用舞蹈編導理論知識聯系實踐在舞蹈編導創作（以下簡稱編創）中，從藝術構思——藝術創作——藝術呈現是一個密不可分的完整的舞蹈藝術作品創作過程。舞蹈作品創編是指舞蹈編導以自身的世界觀為指導，塑造舞蹈藝術形象，創作舞蹈作品的創造性勞動。舞蹈創作以社會生活為源泉，但并不是簡單地復制生活現象，實質上是一種特殊的審美創造。舞蹈編導是舞蹈創作的主體，其生活積累、思想傾向、性格氣質、藝術修養是舞蹈創作得以順利開展和最終完成的基礎和前提。
一、客觀性原則在舞蹈編導創作中的體現
關在象牙塔里不會有持久的文藝靈感和創作激情。這是舞蹈編導需要嚴格遵循的根本原則。“理論在一個國家實現的程度，總是取決于理論滿足這個國家的需要的程度”（馬克思）。實踐的發展為理論研究提供條件。實踐不僅規定了理論研究的任務，而且為理論研究創造了條件、提供了手段。
舞蹈編創要把握時代的精神，密切關注問題，及時發現問題，深入研究問題。舞蹈編創要反映人民的愿望。藝術家要牢固樹立問題意識，選擇重大問題、根本問題，前沿問題。任何脫離了時代、缺乏現實觀照、回避現實問題的作品，是難以在人民群眾中產生強烈共鳴、留下深刻印象、樹立良好口碑、確立經典地位的[2]。是時代的聲音，賦予了舞蹈作品大格局、高境界、感染力。否則難免淪為舞蹈編創者的自說自話、無病生吟。
調查研究是社會科學基礎研究方法，也是藝術創作的基本方法。因此，一部優秀的舞蹈作品的編創，一定是編創人員深入實際、精心觀察生活、體驗生活、感悟生活、提煉生活的艱苦過程的產物。是現實生活的真實，賦予了作品厚重感、生命力；反之，則顯得蒼白、空洞。一部優秀的舞蹈作品的編創，一定是編創人員深入實際、精心觀察生活、體驗生活、感悟生活、提煉生活的艱苦過程的產物[3]。是現實生活的真實，賦予了作品厚重感、生命力；反之，則顯得蒼白、空洞。
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20世紀末被評為“中華民族二十世紀舞蹈經典”。該劇女一號首演舞者白淑湘成功地塑造了吳瓊花的形象。在回憶海南采風的經歷時，白淑湘向記者講述了一個細節：為了體驗娘子軍的生活，她曾光著腳在沙灘上行走，結果不一會兒，腳底就被燙得不行了。“而當年紅色娘子軍們大多數都是光著腳打仗的?！卑资缦嬲f，實地體驗生活對舞劇的創作起到了非常關鍵的作用。其中一名女戰士手持手榴彈的舞蹈，就是根據連長馮增敏的介紹而創作的。而且通過和老戰士們的共同生活，讓白淑湘對人物的情感和性格有了更深的了解，為成功塑造角色打下了基礎。人民是舞蹈創作的源頭活水，藝術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舞蹈編導要創作出反映新時代中國人民新的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精神面貌、同心勠力實現“中國夢”的價值追求，無愧于這個偉大時代的優秀作品。
二、主體性原則在舞蹈編導創作中的應用
歷史是客觀的、真實的、唯一的。而認識歷史卻具有不同的性質。不同的立場、不同的方法。歷史常常是跳躍的、曲折的，邏輯對歷史的反映不是機械的、照鏡子的，這種反映是按照真實的歷史過程經過科學抽象的。藝術來源于生活，藝術創作要高于生活。藝術作品不是簡單地白描，如何以藝術化的形式將人的現實生活呈現出來，需要舞蹈編導的創造性智慧，需要對生活的細心觀察，也需要藝術的靈感。偉大的藝術作品都是思想性與藝術性的完美融合，反映了人們對于真善美的追求[4]。民族舞劇《絲路花雨》是取材于中國特色的敦煌莫高窟壁畫藝術，將靜態的壁畫藝術轉變為動態的舞蹈藝術，該劇主題思想鮮明、戲劇情節矛盾尖銳反映中國人民在特定時期的歷史和民族情感，形成特有的中國特色民族風格。它的音樂優美動聽、舞蹈形象鮮明飽滿，舞蹈風格獨特多樣，完美地體現了舞蹈作品的思想性、藝術性和觀賞性，無疑是當代舞蹈創作的優秀范本。
藝術貴在創新。文藝創作是艱苦的創造性勞動，來不得半點虛假。唯有堅守理想，勇于創新，才能出精品。繼承傳統、推陳出新，需要舞蹈編創者沉下心來、凝神定氣，全情投入，調動一切靈感、智慧，碰撞出思想的火花、藝術的光芒。在舞蹈創作方面，以舞蹈編導技法理論支撐創作舞蹈作品，也存在著有“量變到質變”的過程。
三、系統性原則在舞蹈編導創作中的反映
（一）整體性原則
社會系統是整體，整體不等于、大于部分之和，社會科學必須重視對社會的整體研究，在整體的視野中考察具體問題、部分、要素、結構、相互聯系等，統籌兼顧，社會的各個方面的協調發展。舞蹈編創是一門綜合藝術，編創中必須考慮到舞者、燈光、音效、道具等諸要素的配合、銜接。任何一個環節的紕漏都可能破壞整個作品的效果。統籌兼顧、協調整合，是舞蹈編創者的能力之一[5]。芭蕾舞劇《白毛女》的演員均選自當時的上海舞蹈學校，演員陣容強大，是芭蕾舞和民族舞結合的典范，演員、服裝、燈光、音響等選擇的角度符合整體性原則。
（二）結構性原則
結構是系統中要素間相互聯系、作用的方式。結構決定了社會系統的功能。社會科學研究要重視社會結構，通過優化社會結構促進社會整體發展。同理，舞蹈作品——芭蕾舞劇《睡美人》的結構根據童話故事結構：序幕：《洗禮》；第一幕《惡咒》；第二幕《幻影》；第三幕《婚禮》。層次分明的將劇情娓娓道來。構思精巧，邏輯縝密，結構嚴謹合理，不沖突，有呼應，是舞蹈作品質量的保證。（三）層次性原則
系統中大系統與子系統的層次關系。每一層次的系統與構成它的子系統都存在系統與部分的關系。不同層次系統活動規律不同；既有共同規律，又有子系統特殊規律。舞蹈作品中的主題思想與細節的具體表現之間的張力的表現是民族舞劇《大夢敦煌》可圈可點之處。舞劇編排頗具獨到之處，群舞表現鮮明的地域特色，獨舞、雙人舞形成鮮明的對比，構成強烈的戲劇沖突。
（四）開放性原則
保持系統具有活力，否則系統就會僵化、封閉，導致消亡。芭蕾舞劇《大紅燈籠高高掛》選用國際舞種——芭蕾結合我國地方民族民間舞蹈特色，多樣性多元性的傳統文化色彩，著眼于京劇、麻將、燈籠等中國元素。舞蹈編導在該作品的表演呈現中留給演員的自由發揮空間、留給觀眾的自我解讀空間……
四、發展性原則在舞蹈編導創作中的呈現
社會歷史發展是量變與質變的統一，即漸進與飛躍、連續性與非連續性的統一。正確對待社會發展的基本性質與狀態，采取不同方法解決不同的矛盾、問題。成功的舞蹈編導在舞蹈創作方面，以舞蹈編導技法理論支撐創作優秀舞蹈作品，也存在著有舞蹈作品的“量變到質變”的過程。舞劇《一把酸棗》舞蹈編導在編創中的以山西常見的酸棗為故事發展的線索，酸棗不僅是女主角的名字，也是她與小伙計相愛的見證與定情之物。人物形象塑造了晉商艱苦創業的艱辛和悲歡的形象，“團扇舞”“傘頭舞”“盤鼓舞”“駝隊舞”等使舞劇情節氣勢宏大，展現了民族文化，點點滴滴逐步積累、最終完整呈現；作品思想緊扣反映晉商文及其愛情生活的主題通過細節的鋪陳最后達致，具有豐富的時代特征和強烈的藝術感染力。
對于舞蹈編創而言，處理好量變與質變的關系，是一種藝術，需要智慧。如果過于注重細節、甚至拘泥于細節，容易流于瑣碎、平淡，削弱了宏觀主旨的感召力，失之于平庸。如果忽視細節，不注重點滴的累積，不僅容易使作品的顯得突兀，也會留下硬傷，直接影響作品的可信度、說服力。
五、具體性原則在舞蹈編導創作中的表現
[中圖分類號]C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511X（2012）04-0020-03
博弈論是研究理性人的互動的理論，或者說研究交互決策的理論。1928年，馮·諾依曼證明了博弈論的基本原理，宣告了博弈論的正式誕生。1944年，馮·諾依曼和摩根斯坦合著的《博弈論與經濟行為》將二人博弈推廣到n人博弈結構并將博弈論系統應用于經濟領域，奠定了這一學科的基礎和理論體系。1950-1951年，約翰·納什利用不動點定理證明了均衡點的存在，為博弈論的一般化奠定了堅定的基礎。塞爾頓、哈桑尼、謝林、奧曼等人的研究也大大推動了博弈論的發展。因此，盡管博弈論是一門新生的學科，但是它今天已經發展成為有較完善的理論體系的科學。
今天，博弈論已經成為社會科學的通用方法論。盡管它是演繹科學，對社會現象有強大的解釋力，然而，由于其理想主體的假定使得其演繹出的理論解與實際博弈結果存在差異。許多實驗經濟學家通過博弈實驗研究實際中人們的博弈過程，分析博弈論的演繹解與博弈實驗結果之間的差異。如200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就頒發給了丹尼爾·卡尼曼和邁農·史密斯，他們是實驗經濟學的先驅。今天在西方學術界通過實驗來驗證博弈的理論結果已經成為一種潮流。本文下面設計并進行了一個博弈實驗，通過分析實驗結果與理論解的差異，分析博弈論作為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局限性，并提出改進的可能路徑。
一、博弈實驗及結果分析
1 實驗描述
我們設計了如下的一個博弈實驗。該實驗的參與人是南京大學選修文化素質課“邏輯與科學方法基礎”的大學生，他們是二三年級的學生，文理科學生均有。
該實驗是以試題的形式進行的，該試題作為期末試卷中的最后一道題。該題目為：
在0-100之間選擇一個數字，規則是：若你選擇的數字“是或最接近”在座同學所選擇的數字的平均數的2/3（即在座同學所選數的總和除以總人數之后所得數字的2/3，如：若平均數為90，你應當選2/3×90=60），你將獲勝。請給出你選擇的理由。
實驗說明：
（1）實驗參與者即參加考試的學生，事前不知道這是一個實驗；
（2）該課程教師以講座的形式給實驗參與者傳授過博弈論知識，但沒有提到所進行的博弈；
（3）因為（2），他們中的大多數掌握“博弈”、“公共知識”等概念；
（4）試卷是保密的，沒有任何學生預先知道考試內容，考試過程中學生間無任何交流；
（5）該博弈的理論解（即納什均衡）為0或1。
2 實驗結果
對于考試中的每個學生，在這個博弈實驗中他能夠獲勝的關鍵是，他要準確猜測他人是如何選擇的，一旦他猜測正確，他將他猜測的平均數乘以2/3便是獲勝答案。
共有176人參加了考試。排除掉5個不明確的選擇，供分析的實際選擇數為171個（其中3個選擇非整數）。實驗結果為（按照數字大小排序）：
“0”：46人；“1”：14人；“5”：1人；“9”：1人；“10”：4人；“12”：1人；“15”：3人；“20”：3人；“22”：18人；“22.44”：1人；“24”：1人；“25”：3人；“28”：2人；“29”：1人；“30”：4人；“32”：2人；“33”：24人；“100/3”：1人；“34”：4人；“35”：1人；“36”：2人；“38”：3人；“39”：1人；“40”：6人；“43”：1人；“44”：5人，“45”：3人；“47”：1人；“50”：3人；“58”：1人；“59”：1人；“60”：2人；“66”：1人；“67”：3人；“”：1人；“72”：1人；“75”：1人。
3 結果分析
在這些所選擇的數字中，最大的數字為75，最小的數字為0。171個數字相加后的平均數為21.91，本博弈勝出解：21.84×2/3=14.61。
這個博弈中，0和1是均衡解（下一部分將分析），它們是“理論解”。在該實驗中，0是所選最多的數字，共有46人選擇，比例為26.9%；選1的為14人，比例為8.2%。兩者相加共有60人，比例為35.1%。
從上述數據可以看出，在這場博弈中，“實驗解”為14.61，最接近該數的是14或15，這和“理論解”的“0”或“1”不同。在本實驗中，沒有人選擇14，而選擇15的有3人，這3人是該實驗的勝出者。
若按照區間來統計，實驗結果的分布情況見表1。本博弈實驗的“實驗解”14.61落在11-20之間。若我們把11-20看成是勝出區間，則有7人勝出。
對于這些選擇，有以下值得注意的幾點：
第一，67以上的選擇都是不理性的，因為參加考試的學生數為150-200之間，這是公共知識，即使所有的學生都選擇100，勝出的數字都不會超過67。但是還有3位學生選擇了大于67的數字，其中選擇的最大數為75。他們在給出這些選擇時沒有給出理由。
第二，分析學生所給出這些選擇的理由，可以看出，絕大部分選擇者在進行他們的選擇時考慮到了他人的選擇以及他人的推理。不同的人對他人的假定不同，所進行推理的步驟也不同。如選擇67的學生假定了他人都選擇100，因而選擇67是最優選擇；再比如選擇30-40之間的數字的同學，其理由大體上有兩個：或者認為平均數集中在50-60之間，其2/3就集中在35-40之間；或者認為都選100的話，66.7是最優選擇，都選擇66.7的話，44是最優選擇，而都選44的話，33是最優選擇。
第三，有三個區間處的選擇比例較高：0-10間為38.6%，21-30間為17.6%，31-40間為25.7%。從所給理由可看出，不同區間的選擇者考慮群體的互動推理的步驟存在差別，如0-10區間的選擇者考慮他人的推理步驟比31-40區間的選擇者多些。
第四，值得注意的是，11-20區間里的選擇較少（事實上是，在這個博弈中所選擇的數字落在這個區間是最有可能勝出的）。原因可能是，一旦選擇者進行了多步的互動推理，他們便能夠將這樣的推理進行下去，從而將選擇向理論解0或1靠近。
第五，有一些“智慧的”選擇者，他們知道理論解，但他們知道存在不完全理性的選擇，因而他們沒有選擇理論解。盡管他們的選擇沒有勝出，他們的推理是有智慧的。這里，本文選擇了其中2個。一位選擇22的學生是這樣給出他所選擇的理由的：“作為理性人，我不會選擇大于2/3×100的數，因為即使所有人都選擇最大數，平均數的2/3也不會超過2/3×100。如果大家和我一樣理智，那么大家都不會選擇大于2/3×100，那么我不會選擇大于100×2/3×2/3。因為他們選擇最大的他們可能會選的數，平均數的2/3也不會超過2/3×2/3×100。依此類推，如果全班都充分理智，那么全班最終都會選擇1，然而我不認為班里的人都是足夠理智，故平均數的2/3會大于1。根據兩次游戲，平均數的2/3在20～30。如果是我，我會選擇靠近20的數，那我就22吧。”一個選擇10的學生的理由是：“如果其他人都是隨機選擇，那么平均數最后可能接近于50，50×2/3≈33。但是，如果所有人都選擇接近33的數，那么33為平均數，33×2/3≈22……如此推理應該為1。但是并非所有人均是理性、均會如此計算。我對南大有信心，所以，我將數字選得接近1一點，選10?！?/p>
第六，有一些選擇是沒有考慮到他人的選擇。如有這樣一些理由：“大家都認為60是及格分，所以我選擇59”，“58是我的幸運數字”，等等。
二、博弈的理論解分析
本實驗是一個多人完全信息靜態博弈：參與者同時選擇行動，然后根據所有參與者的選擇，每個參與者得到各自的結果，每一參與者的收益函數在所有參與者之間是公共知識。
在這個實驗中，參加考試的176位學生是參與者，每個考生同時對0-100之間的數字進行選擇行動，即每個參與者的策略空間Si∈（0，100），即有101種可能的策略。根據所有考生的選擇，每個考生最后得出自己的結果，對每個考生來說，結果無非就是，自己的選擇是“大家所選數字的平均數的2/3”，勝出；要么與“大家所選數字的平均數的2/3”不一致，失敗。
我們假定該博弈的參與人都是絕對理性人（事實上，這個要求在實際中難以達到，這也是本文要得到的一個結論）。
我們來分析絕對理性人的推理過程。
在這個博弈中策略組合有176×101種，每種策略組合下，每個人的收益是公共知識。如：如所有人都選100，平均數為100，此時每人都失敗，勝出結果是100×2/3=67；如175人都選100，有一個人選擇了67，那么選100的人失敗，而選擇67的人勝出……所以這些是理性參與人的公共知識。
我們看到，任何人都不應該選67或以上，或者選擇67或以上是非理性的，因為所選擇的數字的最大平均數為100，此時勝出的數字為67，因此選擇67以上而獲勝的可能性是沒有。因此，作為理性人他們都不會選擇67或以上。
每個人都不會選擇67或以上，這本身也是公共知識。在這樣的公共知識的前提下，45以上的選擇都是不合理的，因為對每個人而言，只有在他人都選擇67以上，我選擇45或以上才是合理的（67的2/3約為45）。
每個人都不會選擇45或以上，這本身也是公共知識。于是，每個人都認為不應該選擇30或以上。
……
結論是：每個人選擇0或1是合理的，它們是該博弈的理論解。
事實上，每個人選擇0或都選擇1是納什均衡：對每個人而言，在其他人不改變選擇的情況下，當下的選擇是最優的。
在所有人均選擇0的情況下，因為對于每個人而言，若所有人都選擇0的話，0便成為平均數，該數的2/3還是0。這樣，他選擇0是最優選擇：在他人不改變選擇的情況下，他改變選擇將失敗。因此這點構成納什均衡。
在所有人均選擇1的情況下，同樣，對于每個人而言，在其他人選擇1的情況下，平均數1的2/3為0.67，此時1最接近該數。因此，他選擇1是最優選擇，并且若他改變了他的選擇他將失敗。因此，這點也構成納什均衡。
當然，面對多個納什均衡，作為理性的參與人作何選擇才能勝出呢？具體到這個博弈中，每個人要考慮的是，他選擇0還是選擇1才能勝出呢？
他會這樣思考：沒有理由認為其中一個比另外一個更有可能勝出，這樣，選擇0或1勝出的概率為50%，但是，他人能夠與我有同樣的想法。既然如此，期望平均數應該為0.5×1+0.5×0=0.5。于是，0.5的2/3接近0。因此，選擇0是最優選擇。
從上面的分析可見，盡管0和1是納什均衡點，但選擇。是最優選擇。
三、改進博弈論的可能路徑
本文已經表明，上述博弈是一個完全信息靜態博弈，然而，本實驗的實驗解（14.61）與理論解（0或1）之間發生偏離。本文認為，有兩個主要原因：
關鍵詞 初一年級；社會學科；學習資源；能力培養
在教育發達的美國，有一門體現了現代課程活動與創造特色的新型學科《社會學科》。借鑒國外的先進教育經驗，我國也在初中階段適時推出了一門能夠體現現代課程教育特色的社會學科《歷史與社會》，這門新課程包含了多個領域的內容，對人文、社會、思想品德、歷史與地理都有所涉及，是一門綜合性的學科。
一、《歷史與社會》和《歷史》兩個學科之間的不同
《歷史與社會》的本質是文綜學科，涉及到地理、歷史與政治的多科結合。學生通過初一地理，初二古代史、近代史，初三現代歷史、政治三個階段的學習，來掌握社會的發展進程。而《歷史》僅僅是一個單門學科，教學內容只涉及到歷史的史實，不含有政治、地理等其他社會因素。學習社會學科，要區別開兩門學科之間的差別，在避免混淆的情況下掌握科學的學習方法。
二、激發學生學習社會學科的內在動力，借助情感調動學習興趣
（一）激發內在動力
社會學科的學習與許多學科一樣，學習的主要障礙不在于知識的理解難度，而在于學生缺乏足夠的學習動力，為了改變學生學習的懈怠狀態，要以“內因”為出發點，激發學生學習的主動性與積極性。
首先，要引導學生樹立自身為主體的學習意識，令學生意識到自身主動性在學習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學生通過鼓勵自己、調節自己來激發知識求知欲與學習興趣。其次，學生可以借助教師提供的情境來主動思考，通過教師的引導性提問與創造性意境發揮自身豐富的想象力，激發自身的思維活躍性。最后，學生要重視教師使用的探索性教學手段，教師組織學生參與討論與提問，學生積極參與的同時不忘思索，加強知識的掌握深度。
以七年級上冊第二單元最后一節《從地球儀上看世界》為例，地理知識本身是極為枯燥的，地理學科雖然是文科學科之一，其內容卻偏向理科，比較單調乏味。如何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呢？教師可以使用多媒體手段豐富課堂的教學內容，通過播放紀錄片來吸引學生的注意力，并組織學生參與課堂討論：如我們中國的經緯度是多少？中國在地球儀上的哪里？中國的面積有多大？中國的地形和氣候是什么樣的？通過引導學生思考和觀察，可以加深學生對地理知識的掌握。
（二）激感動力
情感因素可以推動學生產生學習興趣，學生的學習行為可以依靠教師使用情感手段來調節?！稓v史與社會》究其本質是人文學科，豐富的情感策略可以帶動課堂氣氛，學生的情緒受到感染，教學內容的傳遞目的也就達到了。以七年級第五單元的“中華各族人民的家園”為例，課堂上教師播放歌曲《愛我中華》與其他少數民族的特色歌曲，學生傾聽教師講述的各個民族的傳說故事，在情感上加深與各民族之間的感情，達到愛國感情的共鳴。
三、改變傳統對結論的過分注重，并重知識與能力的體驗過程
傳統的學習目標片面注重知識的獲得結果，而忽視了獲取知識的過程體驗。社會學科的學習，必須要重視知識和技能，過程與結論的雙重滿足。以七年級下冊第六單元“一方水土一方人”為例，在向學生傳遞我國南北東西各個地區的情況時，可以從整體角度學，通過小組形式安排學生進行詳細探討，使得學生既獲得了足夠的知識理論，多種社會能力也得到培養。
學生觀看教師展示的東西南北各個地區的不同優美風光，注意力被大大吸引后，教師組織學生參與小組討論，學生按不同分組選擇不同的旅游區域設計個性化的旅游路線和旅游方案。制定好旅游方案后，由教師提供課堂進行演示，學生演示的手段不受限制，游記、日志、信件、影像圖片、新聞報紙，各種形式均可。展示完成后，教師通過提問引導學生思考不同地區自然條件與人文特征的巨大差距。
同時也可以采用洽談會形式，以西線旅游為例，可以設定學生在西部旅游線路中遇到西部開發項目，學生通過模擬形式探討如何進行人才招聘與貿易的投資，積極思考提出眾多的“金點子”。
四、多加利用課外資源
校本學習資源的使用固然可以提高學生學習社會學科的效果，校外的社會學習資源若被善加利用也可以提高學生社會學科的學習成績。對比校本學習資源的單調枯燥，課外資源更加豐富，更加具有吸引力，如學校所處城市的烈士陵園、名人故居、名勝古跡，學生在教師的組織下進行參觀游覽，在取得更加豐富、更有價值的學習素材的同時，學生也培養了自身的研究能力，在實踐過程中解決了教師制定的課題。
信息課外資源與社會課外資源同樣具有豐富的形式與數量，信息平臺的建立使得社會學科題材的信息資源比以前更加容易獲得。以《百家講壇》為例，學生日常在家中就可以觀看，在學校也可以以小組形式參與討論。同時，學校建立電子圖書室，學生可以自行查閱社會學科資料。
現代學科趨向綜合發展方向，社會學科也可以借助他科的資源進行學習。學生可以自己動手制作渾天儀、土電話等模型，培養自身的創造意識，培養自己的動手能力。
五、結語
初中階段的社會學科是一門綜合性的學科，涉及到史、地、政三個學科領域，學生若要提高學習成績，需要掌握科學的學習方法，既要從自身出發積極發揮自身的主觀能動性，也要依靠教師的適當引導充分參與到教學過程中。科學的學習方法離不開教師的科學教學，學科學習是一個師生互動的過程，教師要從多個角度、采用多種手段輔助學生掌握學科的學習方式。
參考文獻
[1]王克安.初一社會學科學習方法的指導研究[J].考試周刊,2008（34）
中圖分類號：B02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791（2012）09（a）-0202-01
近年來，國內在方法論方面的研究困境，依然和七年前北京師范大學劉嘯霆教授所指出的情況相似。20世紀80年代國內的方法論熱，主要是討論科學認識方法論；當時的科學認識方法論著作，也不是從科學活動的實際出發，而是按哲學方法來劃分。因為當時的科學觀把科學認識論化，忽視了作為一種社會現象的科學所包含的豐富內容，而認為科學只是一種知識；當時的哲學觀（知識觀）則往往把科學知識與哲學知識混為一談，認為科學是分門別類的知識，而哲學則是知識的總括，進而混淆了哲學方法與科學方法的界限；當時的方法論也僅限于思維方法，而不認為是實踐方法或活動方法。進入90年代，哲學認識論讓位于價值論，“真理與方法”向“真理”傾斜，人們開始更多地關注實際問題而從分析轉向“面對實事本身”，那些本來似乎有一定操作性的方法論，因與實際并無多大關系而遭廢棄；同時，科學認識論也讓位于科學價值論，學術支點開始下移，一些具有方法論特點、富有方法論探索潛力的交叉學科紛紛興起。[1]20世紀后期，科學研究的重點發生從哲學到社會學的轉向，崛起社會學也引發了方法的革命。但是，相關的方法論研究卻缺乏對新出現的各種方法的系統整理，新世紀就科學的人文社會性研究則強烈表現出整合的趨勢，需要從新的層次和視角出發，重建新的、具有復雜性的科學方法論范式?！斑@是目前方法論研究所必須面對的歷史真實?！?/p>
《科學基礎方法論》就是循著這樣的學術慣性，在復旦大學陳其榮教授1996年10月主持申報并獲批準的“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九五’規劃基金項目”《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方法論比較研究》課題的基礎上，由廈門大學曹志平教授主筆而成。
科學基礎方法論，揭示的是隱藏在自然科學、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這三大基本科學類型的活動中，共同表征人類科學最基本特性的思維方式、研究方法及其實現機制。它既不同于自然科學方法論，也不同于人文、社會科學方法論，但又構成它們最基本的部分，并使科學成其為科學。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方法論的比較研究，無疑屬于科學基礎方法論研究，既填補科學方法論理論研究的空白，在對比分析中，把握人類科學方法的基本特質，揭示人類科學認識的基礎或者基本方法論，為在認識論和本體論上克服科學主義和人文主義的對立提供方法論依據；又通過科學基礎方法論的探索，促進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發展，實現自然科學、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相互滲透、協調發展。出于這種建設性的目的，作者提出并探索科學的基礎方法論，力圖在把握人類科學的基本認識特征的基礎上，揭示科學的基本方法和基本方法論屬性（即書中所說的基礎方法論），闡述科學思維方式的基本內容，說明包含人文科學在內的科學發生、發展的基本的方法論機制，而不是全面地展開自然科學、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差異性的一切方面。[2]
難能可貴的是，該書不是空談，而是具有示范意義地，在科學基礎方法論的探索中，堅持了作者認為是“以往的研究表現出這樣或那樣不足的根源”的兩個基本的方法論原則。
（1）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方法論的比較研究，是一個屬于交叉學科或跨學科研究的范疇，面臨選擇論證的立足點的問題：要求超越各自的領域和方法論，既不應該從自然科學（特別是精密科學）方法論出發，像實證主義那樣論證它對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統攝；也不應該從傳統的人文主義或“人文學科”方法論出發，像浪漫主義那樣為自己辯護，而排斥科學（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方法的滲透和運用。但實質上，要避免這兩種傾向是非常困難的。作者認識到，“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方法論的比較研究，本身就存在一個（該書提出的）認識主導觀念的‘非中心化’問題，研究者不應該從這種或那種主導觀念出發，而是要面對人類科學發展的歷史和現實實踐，像科學的歷史主義那樣，強調對科學的歷史分析與哲學的方法論研究的有機結合。”
（2）方法論的矛盾要在認識論層次展開，上升到本體論層次才能得到解決；同樣，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方法論的比較研究，也不僅僅是方法論問題，而是一個涉及方法論、認識論、本體論的課題，它本質地需要一個方法論、認識論、本體論辯證統一的認識論平臺。但過去的一些研究，實質上只以實證主義認識論為平臺，在科學上，完全沒有看到現代自然科學，特別是量子力學對經典認識圖景的革命性變革，沒有看到現代生命科學的崛起和系統論思維方式對自然科學認識論的意義；在哲學上，沒有看到后實證主義科學哲學，和科學歷史主義、科學知識社會學、解釋學對邏輯實證主義的批判和發展。因此，作者提出：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方法論比較研究，需要分析、把握人類科學的最新發展及時代精神，吸收現代哲學發展的最新成果；脫離了現代科學的發展，就不能恰當地把握科學思維方式的發展脈絡，不能正確地抽象人類科學的基礎方法論，也不能正確地討論自然科學思維方式、研究方法與人文、社會科學的思維方式、研究方法的連續性和間斷性。
參考文獻
[1] 李醒民.科學方法叢書[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2.
[2] 艾志強.科學與非科學的劃界[A].劉大椿.“自然辯證法”研究述評.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31-45.
[3] 孫小禮.科學方法中的十大關系[M].上海：學林出版社，2004.
[中圖分類號]C91-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447-662X(2012)02-0174-07
社會科學范式呈現的是一種學術研究的集群現象，涉及的是為某個社會科學家共同體所遵循的一組由價值取向、方法論原則、范例與理論硬核、研究視角等結構性要素組成的環環相扣的知識連續體。這些結構性要素相互鏈接，共同制約著一群社會科學家觀察和認識人類經驗世界的基本視角和立場。在同一范式主導下從事社會科學相關領域研究的人，必將分享著共有的價值信念、理論命題和概念系統，遵循著相同的方法論假設。具體說，作為一個知識連續體的社會科學范式具有包容性與開放性、客觀性與自主性、群體性與公共性等學術品格。從某種程度上說，社會科學范式是各種社會理論生成的前提，更是不同理論論戰的基礎。任何理論論戰都必將以范式論戰為前提，并最終上升至范式論戰層面。各種理論的論戰不僅涉及學術觀點和命題的爭論，而且其中還隱藏著不同范式在方法論和價值論等方面的分歧。
當前學界在對待社會科學范式問題時，將其作為一個不加分析的概念運用，將社會科學范式論戰等同于某種價值觀或方法論、等同于某種理論觀點的爭論，這顯然無從彰顯社會科學范式作為一種知識連續體的學術品格。本文將社會科學范式論戰視為知識連續體的整體性聯動，從價值信念、方法論原則和理論硬核等層面對社會科學范式進行系統研究，這必將克服當前學界對社會科學范式認知的碎片化和片面化現象，呈現社會科學范式作為一種整體性的知識連續體的學術品格。同時，對社會科學范式的學術品格的認識，不僅能使人們理解理論之間的親緣關系和新舊知識的交替過程，把握社會科學的理論邏輯和理論之樹的脈絡，重要的是讓人們明了不同理論觀點論戰背后所隱藏的價值論和方法論語境，為新的知識和理論的形成奠定堅實基礎。
一、庫恩關于范式問題的開創性研究
美國著名科學哲學家庫恩是第一位對范式進行系統研究的學者。在庫恩看來，公共性是科學知識的基本屬性。科學知識的積累和創造是一種集體行為，是一個科學共同體在一定的理論范式主導下的解謎活動，它“像語言一樣，本質上是一個團體的共同財產?！倍鳛橐粋€科學共同體的成員，“信守某種范式就是要信守某種承諾，這些承諾包括概念、理論、工具和方法論。它們構成了一張牢固的網絡，成為了把常規科學與解謎聯系起來的隱喻的主要源泉?！币虼耍妒绞强茖W共同體的信念，“拋棄了范式，就等于終止了范式所規定的科學實踐活動?！睂σ粋€科學共同體來說，范式將科學研究的范圍限定在一定的范圍內，為該群體提供世界觀及方法論的指導。而一個科學共同體就是分享著共同的信念、具有相似的學術研究旨趣、關注著共同的學術研究假設的人，它是“連接個別科學家與整個社會結構的橋梁?！眰€別科學家的發現，必須經過科學共同體才能與其他社會團體產生互動。因此，科學活動是一種集體性的活動，離開了群體，個人的認識無法進行，這正是科學知識公共性的體現。
庫恩從兩個層面界定范式的內涵。一方面，范式“指謂著一個共同體的成員所共有的信念、價值、技術等等構成的整體”，一個范式支配的首先是一群研究者。另一方面，“范式是共有的范例”，亦即，作為一個科學共同體的成員，他們分享著共有的理論和知識規則。其中，一個科學共同體的信念和研究共識是形成某種理論范式的基礎。這些知識源于科學實踐，只可意會不可言傳，是一種默會知識，“一套科學習慣。”這些習慣可以是知識的、語言的、行為的，或技術層面的。由一群學者信守的理論范式猶如“一株演化樹……一條線自樹干直至樹梢尖端，沿樹向上決不折轉回頭，循此可找出一連串有親緣關系的理論?！狈妒绞强茖W發現的邏輯，它與科學共同體密切相關，囊括了共同體成員圍繞特定學科或研究領域建立起來的共同信念、共同取向和共同的研究范圍。
庫恩將各種理論范式之間的轉換稱為科學革命，這場革命改變了科學的思維方式，意味著“科學家據以觀察世界的概念網絡的變更。”這種范式轉換始于科學實踐中的意外發現和反?，F象，這種現象無法被已有范式所解釋，并使之陷入了危機中，引發科學革命。意外發現、反常和危機，成為了指向非常規科學、建立新范式的路標。在不同范式主導下的科學共同體之間展開了辯論和競爭，雙方都試圖取代對方，讓對方接受自己的理論原則和價值信念。相繼范式之間存在著難以調和的矛盾，他們對宇宙的構成要素及其行為有著不同的看法。當范式發生變化后，解答問題的方式和正當性標準都將會發生重大變化?？茖W家將采用不同的視角，懷著不同的期望和信念來面對一個熟悉而又陌生的世界。范式之間是一種競爭與選擇的關系，存在著不可通約性，它們之間的裂痕是難以彌合的。庫恩所描述的理論范式的轉化可以用下述圖式加以表述：
依據庫恩觀點，范式是屬于某一研究領域中的學術共同體的公共活動，具有公共性的品格。它為該群體提供了基本的問題假設、方法論原則和價值信念。庫恩的范式理論包含了如下要點：其一，范式具有群體性特征，是由一群學術研究共同體共同遵守的約定；其二，范式具有一種科學直覺的特征，是隱藏在一群科學團體心靈深處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默會知識，是科學思維邏輯中的無形之手，科學革命的本質在于科學直覺和科學思維的轉換，是一種信念的變化；其三，范式之間的關系是一種競爭與選擇、相互取代的關系，故而多種范式之間是不可并存的；第四，科學進步沒有統一標準，科學不是追求客觀性與真理的活動，科學知識是相對的，科學的發展不受客觀知識的支配，而取決于科學家的心理轉換。
二、拉卡托斯對庫恩的批判及關于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的闡述
在庫恩筆下，社會科學由一種追求客觀性、追求真理的實踐活動變為了追求主觀性、相對性、突出科學直覺的群體心理活動。因此，庫恩的范式成為了“科學家的一組信念，一種信仰，一種成功的形而上學思辨。”他的這一觀點，受到了一些著名科學史學家的質疑，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拉卡托斯。拉卡托斯一方面承認科學家的主觀心理和思維方式對科學理論的重要性，但同時強調，科學理論的發展涉及到科學理性問題，涉及到科學進步的客觀標準。他指出，在庫恩筆下，科學革命只是一種信念的非理性變化，這種變化完全不受理性規則的支配?？茖W進步與知識退化沒有區別，科學進步缺乏誠實性標準，庫恩陷入了一種相對主義的思維邏輯之中，“認為科學革命是突發的、非理性的視覺變化，這是錯誤的”。
拉卡托斯指出，描述重大科學成就的單位不是某個孤立的理論假說，而是相互連續的理論系列即研究綱領。每個研究綱領都由一組被科學家群體所接受的“硬核”、保護該硬核不遭受反駁的巨大的輔助假說
“保護帶”、方法論原則即“正面啟發法”與“反面啟發法”等結構性要素所構成。硬核是研究綱領的基礎，是系統化和理論化的知識，因此，它不會被輕易改變。一旦硬核遭到反駁和否定，整個研究綱領便失去了存在的根基。保護帶是建立在經驗事實之上的假說和命題的集合，它由很多輔助假說所構成，其功能是保護硬核，將經驗反駁的矛頭從硬核引向自身。在這一過程中，如果導致了進步的問題轉換，發現了新穎的事實并預見了經驗增長，且反常只在內核的即保護帶上發生變化，內核并未受到任何反駁和動搖，那么這個綱領就是進步的；反之，如果未預見新穎的事實，理論增長落后于經驗增長，則其硬核將被放棄，該綱領也必將崩潰。反面啟示法又稱為消極性誘導，這是一種方法論上的禁止性規定，它禁止我們將批判的矛頭指向硬核。正面啟示法又被稱為積極性誘導，它限定問題，草擬輔助假說保護帶的建立，預見反常并成功地將其轉化為例證。它由提示及暗示構成。這些提示和暗示是科學家事先想好的研究方向、問題、方針和步驟，本質上是一種積極性的規定，能使科學家建立復雜的模型或結構來形塑和模擬現實，而不被大量反常和實際的反例所困惑，因為“在有力的研究綱領內進行研究的科學家合理地選擇哪些問題，是由綱領的正面啟發法決定的，而不是由心理上使人發愁的反常決定的。”正面啟示法允許新的變體存在，并由此產生了理論科學的相對自主性。
拉卡托斯指出，如果一個研究綱領比它的競爭對手包含更多的真理內容，即不僅進步地預測了其競爭對手真實地預測到的東西，而且還能預測其競爭對手未能預測到的某些東西，這個綱領就取代了其競爭綱領?？茖W研究綱領之間不是庫恩所說的競爭和取代的關系，各種范式是可以共融和并存的，理論范式之間的關系是多元而開放的，“永遠也不要讓一個綱領成為一種世界觀，或一種科學的清規戒律……理論多元論要優于理論一元論?！币虼?，不能因為一個年輕的綱領沒有超過其強大的對手便拋棄它，理論范式之間應當具有相互包容的胸懷。只要該研究綱領能夠產生新的事實，帶來新的問題轉換，就應當對其加以保護。
總之，在拉卡托斯看來，應當將科學理解為研究綱領的戰場而不是單個理論的戰場，只有這樣才能說明科學的連續性、理論的堅韌性，以及某種程度上的獨斷的合理性，“如果我們大部分科學知識的范例都是像‘所有天鵝都是白的’這樣的孤立理論，互無聯系，不是置身于重大的研究綱領中，那么我們對科學增長的理解便寥寥無幾?！背墒斓目茖W是由研究綱領構成的，在研究綱領內，不僅預見了新穎事實，而且在某種重要的意義上，還預測了新穎的輔助理論。
三、社會科學范式的學術品格
如何評價拉卡托斯對庫恩的批判和超越，如何看待范式理論和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之間的關系呢?這兩位學者的理論立場都是建立在對自然科學、特別是天體物理學的分析之上的。在社會科學的理論思維中是否也存在他們所說的理論范式和科學綱領呢?答案是肯定的。社會科學理論知識是長期以來對真實的人類社會經驗進行研究和積累的結果。人類社會之間的聯系性、不確定性、復雜性和多態性使得社會科學所形成的理論范式同自然科學的理論范式相比，其表現形態更為復雜。在從自然科學所形成的范式或研究綱領向社會科學范式的轉化中，應當對他們的思想進行合理借鑒、修正和整合，在此基礎上，形成社會科學范式的基本命題。具體說，社會科學范式的學術品格體現在：
首先，社會科學理論范式之間不是競爭和取代的關系，也不是非此即彼的關系，范式之間是可以包容和共存的。各種理論范式正是在差異中相互借鑒、修正和爭論，才帶來了社會科學的繁榮和對人類社會的深刻理解。社會科學本身是一個充滿爭議的領域，理論之間的爭論本身就是推動經驗研究最強有力的動力之一。社會科學理論范式之間的包容性和開放性帶來了知識的繁榮，逐漸積累了寶貴的知識財富，為人們理解人類經驗世界提供了多維視角。
其次，社會科學知識既具有一定的客觀性，又具有一定的相對自主性。這些理論知識既來自于現實的經驗世界和社會實踐，又深深地打上了社會科學家的烙印。社會科學的客觀性，“在某種程度上取決于各種社會建構?！比绻f自然科學知識是一元的，那么社會科學知識則具有二元性，是客觀性與主觀性的統一。因此，庫恩所說的科學直覺、科學家的默會知識與拉卡托斯所說的客觀知識、科學的客觀標準即新穎事實是一致的。社會科學之所以被稱為科學而非神學或宗教，根本原因在于它直接面向經驗世界，立足經驗事實。但同時，在研究過程中，社會科學家總是帶著一定的理論預設、一定的價值判斷和想象力去觀察世界，“分析者的價值取向、偏好、假設等不可避免地進入分析過程中”，從而使所形成的理論知識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主觀與客觀、個體性與社會性相結合的特征。同時，人類社會經驗世界具有感性與理性、情感與價值、普遍性與特殊性的屬性，具有多樣性，以此為研究基礎的社會科學知識必然具有一定的主觀性和相對性。庫恩強調科學直覺與科學思維、強調科學家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默會知識、拉卡托斯強調科學知識的社會基礎、強調新穎的經驗事實和客觀知識對科學知識增長的意義，兩者之間是相容的，反映了社會科學知識的雙重特性?？梢哉f，拉卡托斯賦予了庫恩的理論范式某種社會基礎，而庫恩則為拉卡托斯的科學研究綱領賦予了價值原則。而科學知識的客觀性和相對性都是社會科學范式必不可少的兩個基本元素。
第三，社會科學家的行為是一種集體行為，具有公共性的品質。社會科學知識的增長是一群社會科學家共同體成員對人類社會經驗進行長期積累的過程，它“不是孤立的對社會的思考，它是人類集體的創造，在明確的結構之內以期達到明確的目的。”庫恩將在某個領域中分享一定的研究假設、信守一定的科學信念、具有相同的科學直覺、堅持相同的方法論原則的群體視為科學共同體，將在某種范式主導下形成的知識和理論體系比喻為“一株演化樹”。當我們從自然科學的研究范式轉向社會科學的范式問題時，應當看到在某種范式主導下各種理論視角、社會科學家之間知識與思想的連續性，應當將這些理論知識和方法論原則視為一個連續體，探尋該范式共同體成員之間知識發現的邏輯和內在聯系。因此，將社會科學知識的生產視為一種群體而非個人行為，必將引導我們去探究科學知識的發現邏輯及理論思想之間一脈相承的關系。
第四，社會科學范式中，同一范式的成員必將分享著一組基本的理論原則、方法論假設、價值信念。正是這些共同的東西使其區別于其他范式，并在經驗事實的基礎上與其他范式展開論辯，促進社會科學知識的繁榮。庫恩將一個范式中科學家所信守的共識、科學直覺、方法論原則和科學信念視為理論范式的基本元素。拉卡托斯則將共同體成員發現的新穎事實、信守的理論硬核和輔助假說即保護帶、堅持的方法論原則視為一個科學研究綱領的基本要素。這說明，無論是從方法論層面、研究問題傾向、還是從價值信念與研究共識層面，社會科學的范式本身是由一組基本要素所構成的思維連續體。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美國著名社會學家瑞澤爾指出：“范式是存在于某一研究共同體中關于研究問題的基本意向。它限定了什么問題應當研究，在研究中應當提出什么問題，如何對所研究的問題進行質疑。它告訴我們，我們應當遵循什么樣的規
則來解釋我們所獲得的經驗材料。范式是某一研究領域中一個群體所獲得的最廣泛共識的基本單位，我們可以用它來對不同的研究共同體進行區分。它能夠將存在于某一學科領域中的范例、理論、方法和工具進行歸納、定義，并將這些要素聯系起來?！?/p>
四、作為知識連續體的社會科學范式及結構要素
為更好地體現社會科學范式的特征和學術品格，我們可以用下述圖式來表述社會科學范式的基本結構、理論要素和內在邏輯。
這一圖式首先表明，社會科學本身是具有明確的價值取向、充滿價值爭論的知識形式。每個社會科學家就經驗世界和社會現象所提出的問題取決于其興趣的指向，并最終取決于其價值信念，“正是價值觀念和興趣指向決定了社會科學的全部概念框架?！痹谶M入經驗世界的研究領域中，社會科學家必然會將自己的價值信念隱藏于其理論表述與經驗描述中，帶著有色的眼鏡來看待這個世界。因此，在看待社會科學的范式問題時，社會科學家群體的價值觀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理論元素。而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價值觀，成為了社會科學中兩種主要的價值取向，它們構成了社會科學理論的思想基礎。亞歷山大分別稱其為形式意志論與實質意志論。持個人主義的學者主張社會行動是基于個人相互關系基礎上造成的，社會運作依賴于個體仃為，個體司以自由地追逐自己設定的旨趣，個體的自由和自主成為了理論分析的起點。因此，個人主義者強調將“個人看作目的”，指出“人不僅僅是一塊肉――一個肉體。人還有更多的東西，有神圣的閃光和理性；以及對真理、仁慈、人道的熱愛，對美和善的熱愛。這就是使人生活有價值之所在?！痹谘芯柯窂缴?，這些社會科學家的出發點是個體行為。并從個體出發逐步推演到集體行動乃至宏觀的社會體系。集體主義者則強調社會群體、社會規范與社會制度對個體的制約，主張個體行為本質上是一種社會行為，必然受制于其所處的社會環境、文化傳統、社會制度與社會關系的制約，他們往往從群體與社會層面來理解個體行為，強調個體行為是一種社會化與制度化的過程。
學理上，社會科學家所持有的“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價值信念同現實政治生活中人們追求的“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的價值信仰是兩種具有明確區別的概念。前者系指研究者觀察和認識經驗世界的基本立場和認知態度。學術研究中，個人主義中的“個人”往往是系統化、抽象化和形式化的“理性個體”，是社會科學家按照一定的理論模式建構起來的“理念人”。這些個體不是經驗世界中的真實個人，而是社會科學家所建構、并具有普遍意義的“個人”。同樣，集體主義中的“集體”也是研究者抽象化和系統化的產物，他們所表述的“社群”、“社會”、“社會關系”、“社會制度”等同真實的人類社會現實本身也存在著巨大差異，是后者理想化、抽象化的產物?，F實政治生活中的“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的價值觀念強調的是人們所信仰的一種價值追求，并由此決定他們的行為選擇和生活方式。因此，從學術上說，學者所持有的價值信念與國家及其社會生活中人們信守的價值觀念是兩個不同層次的概念，不能將兩者混為一團。
其次，社會科學范式中，方法論原則是一個十分關鍵的理論要素，它直接決定了社會科學家思考和看待問題的方式。信守方法論個體主義的研究者往往從理性個體出發，并依據個體行動的目的、意義和主觀心理來解釋個體行為及群體、社會的關系，主張“一切社會關系，尤其是社會制度的運行，應當永遠被理解為產生于人類個體的決策、行動和態度等。”亦即，“每個人以及他們的態度、期望、關系等情況來建立和分析我們的社會學模式――這個設定可以稱為方法論個人主義。”從這種個人主義立場看，個體成為了社會的真正實體，成為了社會科學分析的基本單元。社會不能脫離個人而存在。社會現象被還原為個體以及個體之間的互動。在個人主義眼里，個人成為了一個超越歷史的、不變的、離散的、自主的個人，社會是這種個人的自由的組合體，社會現象只能通過個人行動來解釋，而個體行動則無須通過社會來解釋。而信守方法論整體主義的社會科學家群體往往會從群體、組織、社會與制度的層面，來思考和認識個體行為。它認為，社會整體不僅是其構成元素即個體的總和，更重要的是社會作為一個整體比這個總和具有更多的屬性，即社會的結構屬性。這種結構屬性既不是來源于個體本身，也不是個體的屬性所能解釋的。社會整體、社會制度或宏觀社會現象具有一種超越于個體的屬性。方法論整體觀強調，社會整體是不同于個體集合的真實存在，雖然社會不能脫離個體而存在，但社會也不能還原為個體。社會不但不能還原為個體，相反，這種社會結構成為決定和制約個體行為的重要力量。研究社會現象的出發點和立場不應該是個人，而應該是社會制度、社會結構等宏觀的社會現象。亦即，個人現象只能在社會結構中才能得到理解，社會結構、社會制度是個體行為的決定性力量。
尤為重要的是，一定的價值信念是方法論存在的思想前提和哲學基礎。一般而言，有什么樣的價值信念，就會有什么的方法論假設。方法論整體主義與個人主義的論戰，實際上隱藏著兩種截然不同的價值觀即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的爭論，因此，方法論和價值觀本身具有很強的親和性。故而，在社會科學范式的連續體中，我們將方法論放置在范例與理論硬核之前，以便更好地彰顯方法論和價值信念之間的情緣關系。
第四，范例與理論硬核是構成某種社會科學范式的基本要素。這一基本要素是一群社會科學家進行長期思考和凝煉的結果，是區別于其他范式的關鍵要素。在范式系統中，理論原則與概念體系則是理論硬核的表述方式。不同范式之間的論戰，往往針對不同的理論原則和命題展開。正是在這種思想交鋒中，社會科學的知識得以積淀，同一范式主導下的理論之樹得以成長。因此，在認識社會科學的范式時，范例與理論硬核是極為關鍵的要素，它們成為了學術思想與理論匯聚的焦點，成為了學術爭論的中心。
第五，在不同的知識形態、價值信念和方法論原則下，往往會使用不同的研究方法與視角對經驗事實展開研究。信守個體主義方法論的社會科學家，更習慣于對人的行為建立某些具有普遍性意義的模型，強調理性計算和定量研究方法的重要性。而信守方法論整體主義的學者，往往習慣于采用深度訪談、參與式觀察、典型個案與拓展個案研究方法、歷史與區域比較等研究方法展開研究，強調定性研究的重要性。當然，這種比較只是相對的，在社會科學研究經驗中，研究方法之間往往存在著一定的互補性和交叉性，這正是社會科學范式相對開放和包容的體現。
Abstract: This paper presents three different explanations of Methodological Inpidualism which show that Methodological Inpidualism has both the definite characteristic and the changing aspects: the first as the analytic pattern in Economics， the second as the analytic pattern in Social Science and the third as the combination of the analytic pattern and value justification. The some rationalities of Methodological Inpidualism consist in not only its analytic course and expository function but also transcending the existed conformation， and needing the other methodology as its complementarity. It seems contrary for the existence of such two kinds of rationalities， but this is just the real situation of Methodological Inpidualism， and it also reveal that the rationality of methodology itself is a complementary structure which contains the intrinsic tension.
Key words: Methodological Inpidualism; explanation; rationality
方法論個體主義的著名批評者金凱（Harold Kincaid）說：“方法論個體主義在經濟學和其它社會科學中被廣泛接受，但這一學說本身卻很少被清楚地表述，事實上許多不同的思想都落在個體主義的名目之下”。[1]對方法論個體主義很有研究的霍利斯（M. Hollis）也說：“我不認為個體主義是一個簡單或明晰的題目。我以為，廣義地說，一個個體主義者是把分析的優先性賦予單個（或他們的狀態）的人。這種優先性可以是本體論的，認識論的或形而上的，也可以是倫理的，政治的或社會的?！盵2]
從歷史發展的角度看，對方法論個體主義的詮釋主要有以下三種類型：作為經濟學分析模式的方法論個體主義，作為社會科學分析模式的方法論個體主義，以及作為分析模式與價值辯護相結合的方法論個體主義。透過這三種詮釋，我們可以對方法論個體主義的合理性問題乃至一般方法論的合理性給出一種特定的理解。
一、作為經濟學分析模式的方法論個體主義
方法論個體主義，國內由英文詞Methodological Inpidualism翻譯而來。 關于這一術語的來源，馬克布勞格指出：“看起來早在1908年熊彼特就發明了‘方法論個人主義’的表達，他還是第一個把方法論的個人主義和‘政治上的個人主義’區分開來的人，前者描述的是經濟分析的模式，這種分析總是從個人的行為開始，而后者表達的是政治的綱領，在這種綱領中對個人自由的保留成為檢驗政府活動的試金石。”[3]布勞格的這一說明以馬克盧普的論述為根據，后者曾引證說：“熊彼特是進行這種區分的第一個人，或者至少創造了這樣一個必要的詞來表達這種區分，因為他說過，是他提出了‘方法論個體主義’的名字”。[4]
熊彼特在《經濟分析史》中，通過‘政治上的個人主義’、‘社會學上的個人主義’和‘方法論個人主義’”的對比分析闡明了方法論個體主義是一種經濟學的分析模式：
所謂‘政治上的個人主義’，我們是指經濟政策問題上的自由放任態度。這種態度在德國被謔稱為‘斯密主義’或‘曼徹斯特主義’。無論哪個經濟學家，只要他根據有關單個家庭和企業行為的假設來建立其理論結構，就會被懷疑在頌揚他所描述的個人私利相互自由作用的結果。
所謂‘社會學上的個人主義’，是指十七和十八世紀廣泛流行的觀點，認為自我控制的個人構成社會科學的基本單位；認為所有社會現象都可分解成為個人的決定和行動，而對個人的決定和行動不必也不可能用超個人的因素作進一步的分析。這種觀點就其隱含有一種社會過程的理論而言，當然是站不住腳的。但并不能因此而認為，為了特殊的研究目的，也不允許從個人特定的行為著手研究，而非得研究影響這種行為的因素不可。我們可以分析家庭主婦在市場上的行為，而不研究影響這種行為的因素。由于不同社會學科的分工的不同，人們會自然而然地這樣去做，而不一定含有任何關于‘社會’和‘個人’的理論。由此我們便談到了‘方法論上的個人主義’。那么，這個概念是怎樣應用于那個時代的一般經濟學的實際過程的呢？
可以證明，在主要使他們感興趣的問題的范圍內，也就是在有關經濟機制的邏輯性的問題的范圍內，那個時期的理論家所采用的方法，可以作為方法論上的個人主義來加以辯護，而且他們的研究成果，就其本身而言，實質上并沒有受到這種方法所固有的限制的損害。[5]
熊彼特這段話表明了以下三層意思：
第一，方法論個體主義不同于政治上的個體主義；
第二，方法論個體主義不同于社會學上的個體主義，即社會科學意義上的個體主義；
第三，方法論個體主義是經濟學家用于解決經濟問題的一種合理方法。
熊彼特對方法論個體主義和政治上的個體主義的區分，受到一些經濟學家的贊許。他們認為這兩者常常被混淆起來，而實際上“前者是從諸如自由對于人類進步和公共福利的貢獻比其它任何東西都多的前提出發，得出一系列實用的斷言；后者不做這類事情，不斷言什么，也沒有什么特別的前提。它僅僅意味著在一定的經濟過程的描述中，一個人最好從個體的行為開始”。(Das Wesen， P.90， 1908)馬克盧普認為，由于熊彼特對這一概念的區分，“經濟學理論可以運用堅固的個體主義的或‘原子主義的’的方法，而不需要使自己承擔自由放任這樣的政治綱領的負擔”。[6]
熊彼特把方法論個體主義與社會學上的個體主義區分開來，是他為保持方法論個體主義的合理性而設置的第二道防線。他認為，社會學上的個體主義內含社會與個人的一般關系，但它又主張只從個體出發去研究社會問題，因而是站不住的。與它不同，方法論個體主義不涉及社會與個體的一般關系，它在特殊的研究目的之下限于特定的學科，屬于特定范圍內的抽象，因而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熊彼特所說的這種分析模式是現代西方主流經濟學形成時所用的方法。當時，邊際主義者用這種方法構造了比較完整的微觀經濟理論。熊彼特對此作了高度評價，認為是一場革命。關于這場革命的方法論特征，門格爾作了如下的概括：經濟分析最重要的前提是追求個體利益的動機，必須從這樣的一般前提出發進行演繹推理，從而說明價格是如何形成的。熊彼特同意這樣的概括，認為“1900年前后雖然尚未出現統一的經濟科學，但已存在一種理論上的分析工具，其基本特征在各處是相同的”。基于這一點，可以認為“杰文斯、門格爾和瓦爾拉所傳授的，實質上是相同的學說”。[7]
熊彼特通過分析新古典經濟學的內容進一步說明該方法的特點，其基本要點是：
1、對個體的描述是分析的出發點：“經濟學家所研究的是過正常商業生活的人”，他的行動會使滿足或利潤最大化；[8]人們“不同的需求給貨物（Goods）這個概念下了定義，并可以按一確定的（主觀）重要性的次序予以排列”；[9] “隨著我們所獲得的每種貨物的數量不斷增加，我們對每增加一‘單位’的欲望的強度則不斷下降，直到達到零點”。
2、從上述描述推出下述定理：“為了從任何一能滿足不同欲望的貨物（包括勞動或金錢）中獲得最大的滿足，一個人（或家庭）必須這樣分配該貨物，即使其在每一用途上的邊際效用相等”。進而推出經濟學的基本理論：“交換價值只不過是一通用變換系數的特殊形式，經濟現象的全部邏輯即從這個系數導出”。成本、生產、分配理論是“將邊際效用原理的應用范圍延伸到生產與‘分配’的整個領域。”一般均衡理論是瓦爾拉通過邊際效用達到的新水平，邊際效用原理只是它的特殊形式。[10]
如果上述表述還有難解之處，那么當代微觀經濟學的分析就更加簡潔：以偏好公理和效用概念表達個體的偏好性質和程度，使它具有邏輯一般的地位；然后在確定的約束條件下推出他的最佳需求，并把這些個體需求的總和視為市場的需求；最后，需求和供給的相互作用，達到了供給量與需求量的均衡點，形成市場價格。
上述分析的共同特征是：從個體的單子性質出發，邏輯地推出微觀經濟學的整個理論。
熊彼特和主流經濟學家們認為方法論個體主義的合理性體現在兩個方面：第一，它已被證明是最有用的經濟分析模式；其次，它運用了自然科學的抽象分析和演繹方法。盡管它“不否認對個體的行為存在著強烈的社會影響，不否認社會組織成員之間的緊密聯系，也不否認社會實體對于社會學分析可能有的重要性”，但是由于可以使用抽象分析獲得了合理的立足點，所以可以不考慮上述因素。也因為此，它認定方法論集體主義“沒有可以感知的優點”，“在經濟分析中是多余的”。[11]
熊彼特的抽象分析還有其特殊性。按照他的方法，抽象的結果不僅是立足于個體的分析線路，而且也是特定的經濟學視野。這是熊彼特視方法論個體主義為經濟學分析模式的原因所在。他認為立足于一定的學科領域的研究，比較接近于自然科學的那種分科研究，也比較能夠方便地運用自然科學中的還原論邏輯，其結果也比較容易得到辯護。這也是他回避將分析模式推廣到社會科學的一般領域，也回避作價值辯護的一個原因。
雖然熊彼特認為這種方法論個體主義有他所說的這些長處，但體現為長處的地方往往也是短處之所在。作為一種方法論，把它限制于經濟學領域無疑顯得狹窄，而且人為地給予限定，理由并不充分。同時，排斥價值性的內容，把方法論個體主義的科學表述限于知識邏輯的范圍，這一“觀點受到了邏輯實證主義先驅者馬赫、彭加勒和杜恒的影響”。[12]為了獲取純粹的科學性而回避價值性的內容，對于社會科學來說是不是一種科學的態度？社會科學與價值有沒有確定的聯系？如果有聯系，那又如何對它進行刻畫？這些問題擺在方法論個體主義面前，也為方法論個體主義以后的變化埋下了伏筆。
二、作為社會科學分析模式的方法論個體主義
實際上，方法論個體主義很快就跨越了它與社會學上的個體主義的分界線，成為社會科學領域的一種分析模式。斯考特高登指出這種情況：“‘方法論個人主義’一詞最早由約瑟夫熊彼特提出，他用此詞意指正統經濟學中占統治地位的方法論規則。自從那以來它已經更為一般地被視為這樣的學說：社會現象必須根據個體行為而解釋。”[13]
方法論個體主義的這種擴展來自兩方面的努力。
一方面是經濟學本身的膨脹。沙文（Shaun Hargreaves Heap）等人認為，經濟學家有一種學科性的“帝國主義式的野心”，他們總是希望自己的分析模式擴展到其它研究領域。同時，由于經濟學分析模式立足于對人的特性的一般概括，因而本身就存在著擴展的基礎。新古典經濟學到20世紀30年代由萊昂內爾羅賓斯作總結時，其基本任務已經變成稀缺資源的有效配置。這一規定并沒有把經濟學研究限制于通常所理解的經濟現象。恰恰相反，按照這一定義，經濟學應當被運用于所有的人類行為。芝加哥經濟學家蓋里貝克對此描述說（1976， p.8）：
“的確，我已經達到了這樣的位置，在這里經濟學方法是應用于所有人類行為的廣泛性方法，這些行為涉及貨幣價格或影子價格，重復性的或不經常的決定，感情的或機械的終端，富人或窮人，男人或女人，成人或孩子，聰明人或笨拙的人，病人或臨床醫生，企業家或政治家，教師或學生。
“所以，‘經濟學方法’不僅是一種精確的、通常也是稀缺資源配置的技術性研究，而且也是潛在的一種更為廣泛的人類生活的范疇。如果后者顯示了狂熱的野心勃勃，那么它反映出時間、能量和感情是具有選擇性用途的稀缺資源。我們按照重要性程度的不同對它們進行投資以獲得最好的回報。如果我們所有的選擇都具有一種廣泛的投資效益結構，那么所有人類行為都可能讓它的秘密服從于‘經濟的’分析。”[14]
另一方面的努力來自經濟學之外，是熊彼特所描述的社會學上的個體主義的影響。這種社會學上的個體主義傳統，按斯考特的看法能夠追溯到托馬斯霍布斯。霍布斯的基本觀點是，社會現象能夠化解為個人的行為，它必須根據支配個人行為的動機來分析。[15]到了穆勒這里，他將其表述為“社會科學中的化學的，或者實驗的方法”：“社會現象的法則只不過是，也能夠不過是社會狀態中聯結到一起的人類的行為和熱情的法則。然而，在社會狀態中的人們仍然是人；他們的行為和熱情是服從于個人天性法則的。…社會中的人類所具有的性質只不過是他們原來所具有的那些性質，它們能夠被分解為個人的天性法則”。[16]
盡管熊彼特對社會學上的個體主義提出了批評，但它作為一種傳統仍然影響不衰。在社會學領域，韋伯說：“就社會學所要達到的目的而言，它不會承認存在一種其‘行為’如同集合個性那樣的東西。當我們在社會學的語境中，指稱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團體’、一個‘家庭’、一支‘軍隊’或其它類似的集合體時，我們所指的僅僅是單個人實際或可能的社會行為的某種擴展”?！凹象w必須唯一地被視為單個人特定行為的組合和組合方式。”[17]韋伯以此觀點說明社會現象，強調社會科學家應當首先厘定歷史的成分，在這些成分之間劃出因果線條，使具體的結果歸之于具體的原因。后來他又堅持“社會科學家的第一位的任務是建立一個一般可應用的理論系統，為此提出理想類型的使用類似于演繹經濟學中的模型”。[18]這兩個提法的邏輯模型雖然有所不同，但都是落腳于個體的解釋。
沙文等人對理性選擇概念的描述反映了相同的事實。他們指出，理性選擇概念最早應用于霍布斯的《利維坦》中。在這本書里，霍布斯把國家機構看作理性個體為了保護他們的生命免于“所有人對所有人的戰爭”危險而協議建立的。這種立足于個體選擇的“社會契約”傳統一直延續到現代的約翰羅爾斯。沙文特別強調，這一傳統不是源于而是平行于經濟學在發展。耶利米邊沁對理性選擇理論的貢獻超過了亞當斯密。[19]
上述兩股力量推動方法論個體主義從經濟學的分析模式轉變為社會科學的分析模式。這種推動本身當然存在某種差別。來自經濟學方向的，是經濟學分析模式向經濟學以外領域的擴張，其演繹性的模式并無變化；源于社會學上的個體主義傳統的擴張，既有應用領域的擴張，同時也有分析模式的擴展，它可能是演繹性的分析，也可能僅僅是因果性的分析。但是，它們的共同結果是，方法論個體主義很難再獨守熊彼特所限定的經濟學閨房。從1930年到1955年間，先是理性個體選擇的形式公理理論，接著是博弈論，然后是公共選擇理論，方法論個體主義作為分析理論實際走出了經濟學的疆域。與此相一致，人們也更多地在社會科學的范圍定義方法論個體主義。比如，波普說：“社會科學的任務乃是在以描述的或唯名論的詞句來審慎地建構和分析社會學的模型；那就是說，是以個人的以及個人的態度、期望和關系等等的詞句來進行的——這個公設可以稱之為‘方法論的個體主義’?！盵20]哈耶克也有類似的定義：“我們在理解社會現象時沒有任何其它方法，只有通過對那些作用于其他人并且由其預期行為所引導的個人活動的理解來理解社會現象。”[21]
方法論個體主義的這種擴展表明，方法論個體主義是能夠在社會科學領域被使用的。同時，這種擴展也產生了新的特征。方法論個體主義的分析模式從純粹演繹性的分析擴展到演繹和因果分析并舉，方法論個體主義的武器庫有所擴充，而擴充的同時，邏輯性質也有一定的變化。不過，它也面臨著實際的問題：這種擴展在多大程度上以及在何種條件下是合理的？
方法論個體主義的推廣，與下面的一元論預設相聯系：社會科學領域存在著普適的、唯一的科學方法論。根據這一預設，方法論個體主義就是普適的、唯一的科學方法論，它應該也能夠面對和說明社會領域的所有現象。這一結論引發了兩個問題：第一，由于它涉及了社會和個體的一般關系，因而受到方法論整體主義的挑戰。方法論整體主義從相反的方向研究問題，認為自己才是真正的普適的社會科學方法論。第二，社會生活始終包含著價值，如果方法論個體主義能夠面對社會領域的所有現象，那它必須把價值納入自己的視野而不是排除在外。這就必須確定作為分析模式的方法論個體主義與價值是怎樣的聯系，以及在這樣的聯系中方法論個體主義將會有什么樣的新特征。
三、作為分析模式與價值辯護相結合的方法論個體主義
波普和哈耶克作為方法論個體主義者，其顯著特點是確認方法論個體主義與價值辯護的聯系，把對自由的辯護納入論題的范圍。布勞格對此所作的批評反映了這種情形，他說：“波普在這方面的區分并不象熊彼特那么清楚，因而他為方法論的個人主義的辯護，或者干脆說他對方法論的整體主義的批評，有時候就不合邏輯地和為政治的個人主義的辯護纏在一起”。[22]
實際上，波普和哈耶克的邏輯與布勞格的邏輯不屬于同一類邏輯。他們的方法論個體主義既是社會科學的分析模式，又具有價值辯護的性質和功能，是分析模式與價值辯護相結合的一種方法論。他們有兩個主要的論證：一個立足于方法論個體主義的特殊性，立足于方法論個體主義與方法論整體主義的對立；另一個立足于方法論個體主義的一般特性，立足于科學與價值的一般關系。
第一個論證通過以下邏輯展開：方法論整體主義是專制主義的認識基礎和理論來源，對方法論整體主義的批評和對方法論個體主義的維護，也就是對自由的維護；同時，方法論整體主義是一種類比性的生物學理論或有機體理論，在這種理論中個體自由為有機性所消解，因此反對這種有機的方法論整體主義，維護方法論個體主義，也就是維護個體自由的存在。
波普認為，方法論整體主義堅持認識事物和歷史能夠也必須從整體出發，這個整體是“一個事物的全部性質或方面的總和，尤其它那各個部分之間的全部關系的總和”。[23]正因為此，方法論整體主義獲得了認識總體的絕對真理權，因而能夠“從總體上重新設計社會”和“重建社會”。[24]由此，社會和人沒有一個選擇和道德決定的問題，自由在此沒有應有的地位。同時，這種觀點“強調社會集體和有機體之間的相似性”，認為“社會學像一切‘生物’科學，即一切研究有生命的物體的科學一樣”，[25]把社會集體解釋為生物的有機體，個體之間的關系解釋為有機性的關系，從而使個體失去了他們的獨立性、自主性和選擇性。方法論個體主義與之相反，它不奢望對整體的絕對認識和完全控制，知道不可能有認識和社會運作的全能。同時，它不認為個體之間是有機體的關系，而堅持個體是一種獨立體和價值源，一種具有活的精神的“原子”，從而保證了自由的本體性存在。
第二個論證認為，經濟學乃至一般社會科學學科的出現，不是純粹理性的產物。方法論個體主義作為它們的方法論，也是如此。哈耶克說：“經濟分析從來就不是對于社會現象的原因的單純智力好奇心的產物，而是一種強烈要求重建一個引起了人們深刻不滿的世界的結果?！盵26]波普也引用康德的話說明純粹理性與價值選擇的關系：“屈服于好奇心的每一種念頭，讓我們的探索熱情除了自己能力的局限而外并不受任何事物的束縛，這一點就表現了一種與學術研究相稱的心靈的渴望。但是在所呈現出來的無數問題之中，要選擇出那些其解答對于人類是具有重要意義的，卻只有智慧才能有此優點了?！盵27]這里，智慧包含著價值判斷。
波普認為，科學的社會獲得和表達不是獨斷性的，而應當是自由精神的體現。自由的超越性也是科學的規定性，科學的存在與發展以此為條件。他反對“社會科學的任務必然是做出社會的即歷史的預測”[28]的觀點，認為這一觀點沒有給人的自由留下地盤，是“對科學方法的嚴重誤解”。[29]科學所依據的是有限理性而不是無限理性，只有前者才能使自由的空間有可能保持，也只有自由和有限理性的適當結合，科學的發展才有可能。哈耶克從本體基礎的角度進行說明：“我們所努力為之的乃是對理性的捍衛，以防理性被那些并不知道理性得以發揮作用且得以持續發展的條件的人濫用。這就要求我們真正地做到明智地運用理性，而且為了做到這一點，我們必須維護那個不受控制的、理性不及的領域；這是一個不可或缺的領域，因為正是這個領域，才是理性據以有效發揮作用的唯一環境?！盵30]
上面的論證都是力圖表明，方法論個體主義既是對個體自由屬性的科學分析和抽象，又是對個體自由的確認和辯護。這種方法論個體主義雖然不是典型意義上的價值學說，但它打破了分析模式與價值學說兩立的局面，確認它們之間存在著內在的關聯，從而表明方法論個體主義作為社會科學方法論在特定的意義上不是價值無涉的。這一擴展改變了實證主義對方法論個體主義的限定，反映了社會科學研究在當代的某種傾向。同時，這些論證也是對方法論個體主義更加全面的辯護。它強調，方法論個體主義的合理性不僅是認識上的（分析線路），也是價值上的（維護自由），而且還是認識與價值聯系之中的（科學與自由的內在關聯）。
然而，新的辯護并不意味著方法論個體主義確立了它的絕對合理性。實際上，波普的論證本身不具有完備性。他所批評的方法論整體主義只是一種絕對的、有機的整體主義。這種極端的方法論整體主義與自由的關系可能是對立的。但是，非極端的方法論整體主義卻不一定與自由處于對立的狀態。對這些方法論整體主義，不能排除它們也可以與自由具有一定的相容性或支持性關聯。換言之，在方法論領域方法論個體主義仍然面對方法論整體主義的挑戰，它并沒有得到充分的根據證明自己是社會科學領域唯一合理的方法論。所以，問題可能轉變為兩個方面：或者方法論個體主義還沒有找到合適的論證，或者這一論斷的前提就是可疑的，社會科學研究領域不一定存在唯一合理的方法論。馬爾科姆盧瑟福近期的研究試圖表明，社會科學的方法論既不完全屬于方法論個體主義，也不完全屬于方法論整體主義，而是兩者某些內容的結合或兩者的互補。[31]方法論個體主義本身也存在著與此相呼應的調整，阿伽西的弱方法論個體主義已經承認和接納了方法論整體主義的某些合理因素。
實際上，從科學與價值的二元聯結中把握方法論個體主義，不管論證者是否意識到，這一看法已多少沖擊了社會科學是絕對一元參照系的觀點。社會科學方法的一元論本身是簡單性科學的結果，它的出現可能有助于認識社會科學的某些特征。但它把與價值的聯系、把科學方法的多樣性抽象掉了，因而使社會科學失去了一些基本的特征。方法論個體主義的上述擴展，客觀上是對簡單性的揚棄，包含著對自身的某種超越。方法論個體主義和方法論整體主義可能都需要從認識和價值兩個方面重新審視自己的前提，確定自己的地位以及與對方的關系。
總的來看，方法論個體主義的上述三種詮釋，從經濟學的分析模式到社會科學的分析模式，再到分析模式與價值辯護的結合，它的基本特征仍然是落腳于個體的分析優先性或優越性。這一特征是方法論個體主義某種合理性的注腳，它體現為獨特的分析線路和解釋功能，體現為與自由價值的特定關聯。但是，方法論個體主義上述的演變也表明，方法論個體主義的合理性又體現為對已有形態和特定局限的超越，體現為它與其它方法論的互動互補關系。這兩種合理性在一定意義上是相悖的，但它卻是方法論個體主義的真實境遇。它說明，方法論的合理性范疇不是一個絕對的同一物，它本身可能就是包含一定內在張力的互補性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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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書系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組織編寫的“大學生文化素質教育書系”之一，由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的著名學者歐陽康等人著述。
2、本書從社會科學方法論入手，回顧了社會科學的發展歷史和社會科學方法論的演進過程，論述了社會科學的對象、性質及在當代大科學體系中的地位等；重點分析了社會科學研究程序與研究設計，并對社會科學研究的方法，如懷疑方法、觀測方法、定性方法、定量方法、信息方法、黑箱方法、系統方法、過程方法、評價方法、理解方法、預測方法等十幾種具體方法進行了詳細地闡釋，旨在幫助當代大學生全面理解和掌握社會科學的特殊研究方法。
（來源：文章屋網 ）
隨著體育社會實踐活動內容的不斷豐富，體育社會學的應用研究越來越廣泛，該學科成為體育社會科學領域中常用的學科名稱，它的性質和作用得到了較充分的討論和界定。但是，何為體育社會學的研究視角，卻很少有人問津。從學科方法論上探討體育社會學與其相近學科之間的關系，遠沒有引起學術界足夠的重視。似乎只要對體育領域的社會現象進行研究就可以冠之為體育社會學研究視角。其實，研究視角不同于一般的分析角度?！把芯恳暯鞘强茖W共同體普遍認同的思維框架，是一種研究的范式，也是對研究對象、研究方法、研究內容等的更高層次的概括和抽象，具有較長時期的穩定性;分析角度則是研究者個體對研究對象具體屬性的選擇性研究，或者是對研究過程的不同方面的選擇性研究等，可以隨意轉換”。體育社會學是體育社會科學體系中的一門基礎學科，體育社會科學體系中的諸多基礎學科視角為我們認識體育現象的本質與規律，及促進現代體育的發展與繁榮都可以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對體育社會學研究視角的認識深刻地影響著體育社會學的學術規范。本文主要通過對體育社會學研究視角的探析，借以明了體育社會學的學術空間，同時也試圖揭示體育社會學在體育科學體系中的價值。
1、社會科學一些學科研究體育現象的視角
社會科學是科學文化中的重要組成部分，社會科學研究肩負著兩個使命:一是，提供理解具體問題的新知識并提供解決意見;二是，為社會成員提供考察社會現象的主要形式。這兩個使命的有機結合將有效地推動社會科學向著專業化與獨立化的方向發展。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不僅受其研究使命的制約，而且還受到社會分工方式與水平、大學設定學科的需要等的影響。近代以來，社會科學的發展呈現出學科獨立和專業化分工的格局，從本質上說，是社會科學發展的必然過程。但是，社會科學在自身建制化的過程中，由于過度強調職業標準的獨特性、專業語言和理論體系的統一性以及研究調查的客觀性和定量化，在一定程度上的確造成了與公眾的隔膜。美國學者羅伯特·n·貝拉認為:“關心整體并不意味著把來自各個專業學科的事實加在一起。這類事實只有依據一種能包括各專業學科、又能形成一種整體概念的參考系統來加以闡述才會變得具有重要意義。這種概念不一定能簡單地從尋常所謂的跨學科研究中形成。因為社會作為一個整體，它所涉及的知識不只是來自鄰近學科的有用見識，而是完全超越學科界限的”。由于社會問題具有很強的綜合性與復雜性的特征，所以，任何一種社會問題的解決僅僅依靠單個學科的知識是遠遠不夠的，它必須建立在多學科、多視角的整合與分析的基礎之上。
體育社會問題的復雜性與綜合性同樣要求體育領域的社會科學研究必須在一定程度上削減它的學科邊界存在的張力，并在多學科或跨學科的領域對其做出一種積極的回應，因此，運用多種社會學科的基本理論、基本方法分析體育現象，并揭示體育社會現象的發生發展規律，是我們認識體育社會屬性的必需手段。體育社會科學是研究體育與人、體育與社會相互關系基本規律的學科群，主要相關學科有哲學、史學、文化學、倫理學、教育學、社會學、經濟學、法學、管理學等。用社會科學對體育這一社會現象進行研究，旨在從理論上做出闡釋，為體育社會文化的傳承和發展方向做出評判，為在實踐中進行體育決策、建立和完善我國體育方針、政策、法規和制度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學者們運用眾多社會學科在體育領域的大量研究形成了諸多社會科學的分支應用學科，如體育社會學、體育經濟學、體育管理學、體育法學、體育史學等。這些學科由于理論原理與分析框架的不同.在分析體育社會現象時，給我們提供了不同的學術視角。如體育社會學與體育史學就是研究內容相近，研究視角卻存在本質差異的學科。體育社會學是運用社會學的基本原理、基本方法來解釋體育領域中的社會現象，分析其原因，給出解決問題的思路，如體育群體的特征與互動形式、體育組織的結構與功能等。體育史學是根據體育發展的時序性，研究體育文化的產生和發展、進化與退化、分化與組合等現象，通過對體育發展與演進的過程研究，對體育的歷史進行系統的認識。體育史學以時間的概念為基礎，是對體育現象發展過程的歷時性縱向研究。體育社會學雖然也進行歷時性研究，但體育社會學研究的目的是在紛繁復雜的體育現象中尋找具有本質的、相對穩定的、重復性的聯系或關系，從而對體育現象進行解釋與預測。
2、體育社會學研究的方法論
方法論是關于方法的基本性質、結構、類型以及合理性標準等內容的理論系統。體育社會學方法論是關于體育社會學研究方法的理論，是其學科研究視角形成的理論基礎，對體育社會學研究視角起著規范與指導作用。體育社會學方法論涉及相互聯系的3個層次，即哲學方法論、一般社會學方法論和體育社會學方法論。
在知識領域，理論既是關于研究對象的描述和解釋，又是關于研究對象的研究工具。也就是說，理論不僅是關于認識客體和客觀屬性及其運動規律的反映和表述，而且還是在已有的、被實踐證明是正確的知識基礎上向新的知識領域滲透的工具。從這個意義上說，理論就是方法。哲學作為理論的最高形式，無論是對于自然現象的研究，還是對社會現象的研究都具有指導作用。哲學理論既是表述社會現象的最高理論，也是認識社會現象的最一般方法。哲學的精髓是唯物辯證法，唯物辯證法是關于社會發展和社會認識的理論，它準確地反映了“在現實的歷史過程中繼承和否定的統一”和主客觀因素“在社會認識中的相互關系”。因此，唯物辯證法在體育社會學研究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具體地說，唯物辯證法是幫助社會學研究者確定研究方向，制定研究提綱，編制研究程序和選擇研究方法的最高原則系統。哲學方法論是體育社會學方法論的基礎，對體育社會學方法論具有指導作用。體育社會學與哲學的關系，是具體的社會科學與哲學科學的關系，是特殊與一般的關系。體育社會學的最基本的任務是研究體育活動中的各種社會現象，揭示存在于體育活動中的社會現象的本質、相互聯系及其發展規律。在對體育社會現象的研究過程中，無論在理論前提預設上和在基本世界觀和價值觀的導向上，都受到一定哲學世界觀的影響。
對于體育社會學研究者來說，僅僅具備正確的思維方式是不夠的，他還需要具有一般取向的社會學理論作為自己研究的出發點，一般社會學理論是體育社會學理論的方法論基礎。一般社會學理論給出了社會學基本概念和概念間的關系，提供了社會學理論的結構框架及結構變量的相關分析。體育社會學理論的架構是在進一步分析一般社會學理論給出的基本概念及其聯系基礎上得到的，體育社會學理論要給出研究者的是“具體變量”。體育社會學方法論包括作為研究的基本原理的理論假設和價值觀念，還包括研究者用來解釋資料、引出結論的標準或準則。體育社會學方法論指導著體育社會學研究者怎樣提出假說，怎樣選擇必要的證據來說明自己的理論觀點。具體地說，體育社會學的學科方法論必須涉及以下幾個方面:1)體育社會學研究中的理論與經驗的關系問題。在這方面，既要研究社會學理論向體育現實經驗的滲透，用社會學理論解釋體育現實經驗，又要說明體育現實經驗對社會學理論的支持。2)體育社會學理論的發現或形成問題。研究和論述體育社會學理論探索活動范圍內的合理性標準和準則，分析和確定評價與接受理論的準則。3)體育社會學理論的結構和功能問題。對體育社會學理論做出靜態和動態的結構分析，揭示體育社會學理論的解釋、預見等功能。4)體育社會學的發展問題。研究體育社會學理論的演變與更替過程的合理性標準和準則。
綜上所述，體育社會學研究者經過哲學方法論的指導、一般社會學理論的提示和體育社會學理論的概念分析，最終得到了關于體育社會現象的具體變量和理論框架。只有經過這樣一個理論思維過程，才有可能全面、完整、準確地把握體育社會現象中各要素的本質特征和要素間的本質聯系，才有可能提出各種具體的理論假設，從而保證體育社會學經驗研究的質量。
3、體育社會學研究體育現象的視角
體育作為一種社會文化現象，運用多維視角進行研究是必要的，但并未說明任何可能性，在說明一種研究視角時，人們最容易犯的錯誤就是把對象體系和理論體系相混淆?！把芯恳暯遣⒉皇且罁ο篌w系來劃分的，而是根據理論體系來劃分的，對象體系只是說明了某種研究視角的必要性，理論體系才能說明某種研究視角的可能性”。體育作為一種客觀存在的社會現象，只是為我們提供了對象世界，體育社會學的研究視角是否形成，主要得看體育社會學是否形成了一套比較系統的概念、命題、假設及理論原理以及一個比較完整的相關分析框架。從體育社會學的學科演進而言，早期的體育社會學研究多為社會學家的零散研究，如美國社會學者朱步林于1898年在《美國社會學雜志》上發表的“芝加哥的市立運動場”及1918年美國社會學者羅斯發表的“作為社會問題的成人娛樂”等。直到20世紀60年代以前，體育社會學的研究只限于體育與閑暇及體育與文化的關系的研究。20世紀60年代后，不論是競技體育還是大眾體育在國際社會都得到迅猛發展，體育這一社會現象引起學術界的廣泛關注，體育社會學的研究領域逐漸擴展到社會學研究的核心領地，如體育與政治、經濟等的關系、體育群體、體育組織、體育社會問題、體育社會化等諸多領域。原波蘭科學院體育科學委員會主席畢格紐·克拉夫契科與巴巴拉·克拉夫契科在“波蘭體育社會學”一文中對西方體育社會學的總結指出，20世紀60年代后，體育社會學才真正獨立起來，并在理論研究與經驗研究上都獲得了全面進展，西方體育社會學在60年代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會轉型與農村體育、城市體育、精英體育的社會學問題等領域;70年代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體育職業化問題、政府管理體育的職能、體育組織的社會學問題及體育在現代社會中的作用等領域。伴隨著體育社會學研究成果的不斷涌現，體育社會學的學科地位漸漸得以確立。體育社會學的發展與體育運動面臨的越來越多巫待解決的社會問題密不可分。因此，體育社會學領域的研究通常更重視應用性研究，探討解決實際問題的辦法。
x 綜上所述，體育社會學是從社會學研究中分化出來的，是社會學理論在體育領域的大量應用研究后，形成的一門社會學分支學科。在理論上則是運用社會學的思維方式和基本原理來解釋體育領域中的社會現象，分析其原因，給出解決問題的思路。在研究體育群體時，社會學為我們提供了研究體育情境中社會互動的基本概念與理論方法;在解釋體育游戲與運動競技對參與者的社會影響時，社會學為我們提供了角色規范理論，使我們對體育社會化的研究成為可能;在研究體育組織時，社會學的結構功能論為我們提供了功能分析框架。例如，職業體育組織的經濟行動、政治行動和社會行動是分別執行職業體育組織的生存與發展、達到特定目標、行動整合與模式維持的功能，相對于職業體育組織的結構功能框架來說，職業體育組織行動的合理性，主要看它是否能維持職業體育組織的系統均衡，我們經?？梢钥吹?，一些職業體育組織舉辦販災義演活動、到社區與球迷搞聯歡活動，如果從經濟學的投人產出角度看，可能是不經濟的因而是不合理的活動，而從功能分析的角度看，卻有它的功能合理性。此外，在研究方法上，體育社會學也是直接援用社會學的研究方法，如社會調查中的問卷調查法、訪談法等，并對某些具體的體育社會問題，采取定量的分析。
4、當代杜會科學研究對象趨同與融合趨勢擴大了體育社會學的研究視角
目前，“在社會科學中流行的分類方式是按照學科來分，并且認為特定學科的獨立性是與特定的研究對象相聯系的，研究對象決定特定學科的屬性和研究方式”。但是，在具體的研究過程中人們發現，往往許多學科共同研究某一研究對象，或者說，研究某個對象是單一的學科無法勝任的，這樣，傳統的社會科學分類和組織方式發生了危機。在社會科學的研究中，經常需要考慮和解決的，不只是學科內的問題，還有學科之間的關系，而且，這種學科之間的關系也不只發生在社會科學內部，還要處理與自然科學、人文科學的關系，或者說，把在自然科學長期發展中所醞釀的科學精神以及人文主義傳統或人文科學在歷史中所孕育的人文精神，引人自己的研究中，借以拓展自己的思路，形成新的研究方法。這不僅是社會科學研究的組織和管理問題，也是一個創造學的問題，局限于單一的學科和角度，往往會妨礙社會科學的創新和發展。
從學科分化史來看，研究對象、方法、范疇、領域、內容、路線、主題等，在不同時期都曾單獨或組合成為學科分界的標志。經驗告訴我們，這些標志性的東西隨著時間的推移不斷發生變化。近半個世紀以來，社會科學各學科不斷交叉、滲透，以往以研究對象、研究方法為分科模式的科學，如政治學、經濟學、歷史學、社會學、人類學等，其研究對象逐漸趨同，研究領域逐漸重疊，研究方法互相借鑒。社會科學出現了不可忽視的融合趨向，學科分化與交叉已成為一種重要趨勢。先生曾對社會科學之間的關系做過精辟總結，“多科并存、緊密交叉、互相促進、共同發展”。
當代社會科學研究對象趨同與融合的趨勢表明，任何研究對象都不可能成為某些學科的世襲領地，體育社會學作為一種極具應用性的新興學科，在當代社會科學研究對象趨同與融合的背景下，研究視角變得更加廣闊，研究領域也不斷拓展。自1898年起美國學者朱布林和阿米里肯就開始從社會學視角研究體育現象。但直到20世紀70年代，體育社會學的研究對象大多集中在大眾體育領域，20世紀70年代后期以來，體育社會學的研究對象與體育教育學、體育經濟學、體育管理學、體育心理學等學科的研究對象相互重合之處越來越多，體育社會學的視角涉及到體育教育、職業體育、運動訓練等諸多領域。如體育消費既是當前體育經濟學研究的重要課題，也是體育社會學關注的熱點，從體育社會學視角分析體育消費，并不僅僅是因為體育消費具有一些獨特的非經濟特征，更重要的，是因為體育社會學研究體育消費有自己的理論框架和分析工具—社會學中的互動理論、交換理論、沖突理論等，它們較之體育經濟學所運用的供給需求分析、消費積累分析、投人產出分析等理論是一些不同的理論模式。盡管它們分析的對象可能是同一社會現實，但體育經濟學側重的是供給與需求關系對體育消費的影響，體育社會學側重的則是家庭及社會群體等對人們體育消費的影響。以體育與暴力為例，心理學從本能論的角度認為，暴力攻擊性是與生俱來的、獨立的、本能的心理傾向;體育社會學則將體育運動看作消除社會暴力的安全閥，認為打擊對方的運動就是一種被壓抑的攻擊驅力的釋放或宣泄的替代過程。在這些領域形成的諸多體育社會學的研究成果，不但促進了體育社會科學的繁榮，也顯示了體育社會學的學科價值，體育社會學所獨具的綜合性研究視角，為人們更加深刻地理解體育社會現象起到了非常積極的作用。
5、結論
1.體育社會問題的復雜性與綜合性要求體育領域的社會科學研究必須在一定程度上削減它的學科邊界存在的張力，并在多學科或跨學科的領域對其做出一種積極的回應，體育社會學、體育經濟學等諸多社會學科由于理論原理與分析框架的不同，在分析體育社會現象時，給我們提供了不同的學術視角。
學科交叉與融合是兩個有緊密關聯而側重點又有一定區別的概念。交叉，主要指匯集，反映的是系統科學中的“集成”思想;融合，更強調相互滲透、合為一體，更多的是在化學層次、生命層次、質變層次上的結合，反映的是系統科學中的“綜合”思想。學科交叉與融合的背后隱藏的是普遍性的哲學規律，即世界萬物都是相互融合與相互作用的。在科學目標、科學價值以及科學組織管理層次高度統一的“大科學”時代，學科交叉與融合實現了當代社會科學研究在理論層次以及基礎和應用層次的相互融合，打破了傳統學科的劃分，使社會科學研究者獲得了更加廣闊的視野，從而在方法論上實現創新。在社會科學研究領域，對社會現象及其規律的研究，既包括宏觀問題，也包括微觀問題;既包含結構性問題，也包含非結構性問題;既包含可定量的問題，也包含難以定量的定性問題;即使一個領域的同一類問題，也有研究目的不同、研究視角不同、研究者學術偏好不同的差異性，因此，在社會科學研究中，不能只依一個理念、從一種角度、用一種方法、使一種工具就能解決問題，特別是當前社會科學研究中面對的社會現象與問題較為復雜，這就更需要在研究過程中，把社會科學、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相結合、科學理論與實際經驗相結合、定性與定量相結合、人與計算機相結合，并使這些結合相互滲透、合為一體，即形成“融合”，融合不僅能涌現出新的前所未有的研究能力，還能涌現出前所未有新的學科分支與學科領域。隨著社會科學研究中大量復雜性、跨領域性和綜合性問題的不斷涌現，當代社會科學研究領域的專家學者在進行前瞻性探索時往往需要借鑒于其他相關科學領域。這種借鑒，不僅僅局限于社會科學領域內，通常還會涉及自然科學、科學技術，這是當代社會科學研究領域中學科交叉與融合的典型特征。
在社會科學研究中大力推動學科融合與交叉，不是一時的權宜之計，更不是單純的研究技巧，而是因為只有通過學科交叉與融合才能產生新的認識與分析復雜社會現象的能力，增強對社會問題研究的精細化與準確度，進而提高對社會問題復雜性的預見性和駕馭力，因此，學科交叉與融合是當代社會科學研究取得創新性成果的一條重要途徑，許多成功案例表明“在學科交叉與融合的邊緣發現科學問題，在學科交叉與融合的過程中解決科學問題”已成社會科學研究的基本規律。由此可見，社會科學研究運用學科交叉與融合，充分體現了系統科學思想中集成與綜合，在集成之上綜合，在綜合之上集成，即運用綜合集成思想。系統科學中的綜合集成思想是我國以錢學森為首的系統科學家歷經幾十年探索提出的認識、研究和處理復雜系統問題、體現東方哲學智慧與文化特征的方法論。因此，在社會科學研究領域開展學科交叉與融合需要充分運用綜合集成思想，以“定性定量、科學實驗、虛實結合、綜合集成”為指導原則。當前，實現交叉與學科融合主要有兩種途徑:(1)以解決某一特定問題為契機而將多種學科聚集在一起的跨學科研究機構模式;(2)通過開設多課程知識點的綜合課程來實現學科交叉與融合的高校交叉學科教育模式。
二、實踐體會:開展社會科學研究的方法論指導原則
自上世紀末，學者們在研究工作中就不斷發現和體會到所研究的社會科學問題日趨復雜，如大范圍環境治理問題、重大工程管理問題等都不僅涉及工程技術，而且涉及社會、經濟、環境與人文領域，干系人不僅有政府、企業，而且關系到數量巨大的公眾，因此，常因問題變量多、隨機性強以及要素關聯復雜而無法建立問題的數學模型，至于單純的定性方法更缺乏分析問題的深刻性與精細化，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傳統的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在復雜社會問題研究面前的“窘迫性”。近年來，國內社會科學研究者開始以復雜系統為基本理論，綜合博弈論、運籌學和統計分析等數學方法、人工社會、元胞自動機、多主體系統、心理學、行為科學、文化基因等多學科交叉的計算實驗方法開展對復雜社會系統多要素行為、宏微觀層次之間相互影響以及系統整體狀態演化規律的研究，研究領域涉及經濟系統演化、公共管理、環境綜合治理、重大工程管理等，取得了一系列創新性的研究成果?；仡櫤涂偨Y多年來社會科學跨學科研究的探索，本文形成了以下幾點建議。
(1)從現代“大科學”時代的高度來認識基于學科融合與交叉的當代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創新的重要性，要認識到學科交叉與融合在社會科學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從總體上說，在社會科學研究中推進學科交叉與融合是一項系統工程。從學科領域看，它既涉及對社會系統與社會科學問題的科學認識，又關系到自然科學、社會科學與人文科學在當代大科學時代的相互滲透與融合的動力學機制，還關系到現代社會科學人才培養模式及知識結構設計等;從政策角度看，它涉及發展和繁榮社會科學的戰略思考和安排，又關系到相應的政策設計與落實，還關系到能充分體現這些戰略與政策的具體規劃與執行，更要創造有利于學科交叉與融合和有利于多學科人才協同工作的文化氛圍。
(2)要深刻認識到，在綜合集成思想指導下，大力開展社會科學研究的方法論創新，并形成當代社會科學研究新的方法論體系，它不僅包含著對社會科學研究問題新的認識論和方法論的創新，還要求研究人員在方法論創新的基礎上形成具體的研究方法、手段、技術、工具的“落地”，實現方法論到方法的轉換，以及新的方法在解釋現象、揭示規律和指導實踐等社會科學研究實際應用中的成功應用，很難講關于社會科學研究方法論創新是成功的。因此，社會科學研究方法論創新其實質是關于科學哲學的多層次、整體性的反思和變革，而不能僅僅認為是一些研究方法的改進和新技巧的采用。
(3)要進一步深刻認識當代社會科學問題的系統復雜性。正是這種系統復雜性，使得社會科學問題既有結構性又有半結構或無結構性、既有同構又有異構、既有同步又有異步、既有靜態又有動態、既有穩勢又有演化、既有物理又有事理還有人理，因此，必須要區分不同場合、不同階段、不同層次、不同主體，綜合運用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的理論與方法才能更準確、更透徹、更精細地揭示社會科學問題的本質、發現規律、解釋現象、指導實踐。
(4)運用多學科交叉與融合方法研究社會科學問題不是個別問題的研究“技巧”，而是當代社會科學研究的大趨勢，因此，需要有宏觀上推動這一大趨勢的戰略思考與戰略安排，以逐步形成促進、鼓勵學科交叉與融合的大氣候、大環境、大制度和大文化。
(5)要進一步調整和優化社會科學人才培養的知識體系。運用多學科交叉與融合方法開展社會科學研究，關鍵是人才。這樣的人才除了要有“大科學”理念外，還要有較廣闊的知識面并掌握跨學科研究問題的技術與方法，如果一個社會科學研究人員在整個受教育階段僅僅接受傳統的“文科”知識教育與訓練，對文科之外的自然科學、技術科學，特別是對現代系統科學、信息科學基本不知或知之甚少，那他必然很難在一個復雜社會科學問題面前能夠產生跨學科研究的聯想，更無力運用多學科手段來分析、解決問題。應該說，目前現狀不容樂觀，現在大學的社科人才培養還較嚴重地表現出學科割裂現象，相比而言，現在的理工科專業倒比較重視學生的人文素質教育，相反，人文社科專業很少開設理工知識課程，如果這樣的情況不加改變，大量年青的人文社科新生力量在學科交叉與融合問題上必然“先天不足”，一談學科交叉與融合就容易“心虛”與“乏力”，這一狀況應引起有關主管部門的高度重視。
(6)應當建立若干以學科交叉與融合為特色的社會科學研究基地。運用跨學科方法研究社會科學問題并不意味著任何單位、任何團隊、任何個人在研究工作中都必須運用學科交叉與融合方法，這要看所研究問題的性質和需要，但從整體上講，在我國高等院校與科研院所，選擇若干有基礎、有能力、有經驗的單位和部門，建立以學科交叉與融合為主要特色的社會科學研究基地，讓他們專注地、持續地開展相關研究是必要的，這些基地既能夠成為我國跨學科開展社會科學研究的創新基地，又能夠起到重要的推廣和示范作用。
(7)大力營造有利于跨學科研究的學術文化氛圍。跨學科研究是一件創新性極強的工作，首先，跨學科研究的問題一般都是比較復雜的問題，本身就具有研究的難度。另外，跨學科又涉及多方面的系統整合，又有一系列新的復雜問題要解決。因此，從事跨學科研究必然有較大的風險，取得創新性成果的時間一般也較長，因此，如果研究價值觀不科學、不辯證，在衡量科學成果的指標時唯論文數量、或過于短視或急功近利，都容易使人浮躁、逼人追求“捷徑”，而使人不愿意作艱苦的跨學科的創新性研究，為了避免這一情況出現，需要我們對研究人員的業績考核、對研究成果的認定以及對研究中出現的失敗都要有更科學、辯證、寬容的態度，真正讓跨學科創新文化在社會科學研究中得以體現并蔚然成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