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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正式出現，對于社會主義建設時期選擇市場、體制等經濟關系方面早已有所研究。我國社會主義認識計劃同市場經濟的發展有三個階段，其一是從“限制論”轉化成“補充論”，就是從認為市場同計劃經濟是相互排斥的，由此應該限制市場的發展，轉化成認為市場是能夠變成計劃經濟的相關補充。其二是從“補充論”變化成“結合論”，就是從認為為市場只是計劃經濟的相關補充變化成計劃經濟同市場調節是相互結合的。其三是將“結合論”轉換成“基礎論”，就是從計劃經濟同市場調節是相互結合的轉換成將市場能夠在社會主義制度的宏觀控制下能夠對資源配置起到基礎性的作用。
(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內涵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內涵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的要點。計劃同市場都是發展社會生產力的一種經濟手段。社會主義制度同市場經濟這兩者之間根本不存在相互矛盾，同時社會主義制度下也是可以進行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經濟也是能夠將計劃調節同市場調節相互結合的。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是偏向于計劃還是市場，這一方面不是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之間的本質區別。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其相同點是方法方面，不同點則是在于所有制。如果要防止市場經濟向資本主義傾斜，就要保障在社會主義所有制中占到主體地位的是公有制經濟，這樣就能夠堅持社會財富分配保持共同富裕，不會出現兩極分化的局面。
(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特征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特征是在所有制結構中以公有制為主體，其他多種形式的所有制經濟一起共同發展，只要是符合“三個有利于”標準的所有制形式都是能夠為社會主義而服務的。在公有制為主體的前提下，在市場經濟中公有制企業同其他的企業進行公平競爭，實現共同發展，但是國有經濟仍然在國民經濟中發揮著主導的作用。在分配制度方面，按勞分配作為主體，其他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方式進行。在此方面國家要采用包括市場在內的各類調節手段來激勵發展，提升效率，合理地拉開收入差距，又要保證不會兩極分化，注重社會的公平，逐漸實現共同富裕。在宏觀調控下，以能夠實現民眾利益為目標，將民眾的各種利益相互結合起來，讓市場能夠在社會主義制度的宏觀調控中對資源的配置起著基礎性的指向作用，能夠更好地發揮計劃和市場這兩種手段，讓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的優勢得到有效發揮。
(四)市場經濟體制改革
社會主義制度下的經濟體制改革要真正實現，就必須將其從計劃經濟向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進行轉變。在針對市場經濟同社會主義相互結合的研究中，有的研究梳理了相關的改革內容是改革社會主義生產關系中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一系列環節。其改革的任務則是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經濟體制改革的性質則是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歷史變革，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實現都是同國家選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間存在著一定的邏輯關系，社會主義經濟理論指導著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以及政府職能的相應轉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內涵在理論十分明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堅持馬列主義、思想的指導。同時不斷發展的經濟學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提供了科學的指導價值，也是建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的理論基礎。
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市場經濟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同市場經濟之間的關系是共性同個性、普遍性同特殊性的聯系。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市場經濟體制具有相應的特殊性。首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以公有制為主體，其公有的成分占著主導地位。其次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需要滿足民眾的需求的，以追求社會效益的最大值。然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按勞分配作為社會的主要分配原則，追求民眾共同富裕。最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思想的建立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為主導思想的，也就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集體主義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起著主導作用。
(一)生產資料公有制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
在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下，生產資料公有制是其基礎。社會主義制度仍然存在著商品生產，在社會主義經濟中，集體所有制以及國家所有制這兩種制度都是存在的，在社會的生產力沒有達到高度發展，市場產品不夠豐富的時候，中央的組織還沒有權利支配一切產品。商品的流通只是不同的生產方式所共有的現象，在理論上是抽象的，但是離開一定的特殊的經濟制度，是沒有獨立存在的市場經濟。市場經濟是不屬于社會基本制度的范疇，是不同于社會主義制度的共有現象。市場經濟在一定的特殊經濟制度中是看作一種經濟的運行機制而存在的。作為經濟運行的機制，市場經濟首先是為經濟制度的利益關系而服務的，其次才是作為資源配置的方式來推動資源進行優化配置，這樣才能讓市場經濟所依靠的經濟制度正常進行再生產過程，能夠保證社會主義國家得到相應的經濟利益。
(二)生產資料公有制同市場經濟相容
生產資料公有制同市場經濟相容是以商品經濟理論為基礎的。商品的生產和流通這樣的社會經濟制度不是獨立存在的，而是多種生產方式所共有的現象。在許多不同的生產方式中有著商品關系，在社會主義的生產方式中商品關系也是自然存在的，其是和生產資料公有制相互融合。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前提要造就市場主體就需要市場經濟的運行，同理。市場經濟機制的運行則需要有相適應的市場主體。這樣的市場主體就要具有獨立的經營決策權以及相應的經濟利益，而且可以根據自身利益去積極應對市場信號。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改革找到了生產資料公有制這一新的實現形式，同時也形成了市場經濟運行所需要的市場主體。對于國有企業的改革實現了將所有權和經營權進行適當分開的方式，讓國有企業能夠真正實現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而發展，變成獨立的經濟實體，能夠作為相對獨立的社會主義商品的生產者和經營者，有著自我改造和發展的能力，變為有一定權利和義務的企業法人。
(三)公有制實現形式多樣化是與市場經濟相結合的重要條件
當前在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制度結合的研究中所提到的公有制經濟不只是包涵著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還包涵著所有制經濟中的國有和集體成分的混合。公有制經濟的實現方式是多樣化的，單一的公有制經濟形式無法適應生產力的發展。能夠反映社會化生產規律的經營方式以及組織形式，同時能夠促進生產力發展的實現形式如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公司制等等這樣的方式都是可以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并存，也是可以為市場服務的。
三、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市場經濟調節和宏觀調控
(一)計劃調節和市場調節
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市場宏觀經濟中計劃調節和市場調節都不能反映社會的基本經濟特征，但是能夠從不同的程度使用計劃和市場調節這兩種手段影響經濟。計劃調節和市場調節的職能是保障并調節社會經濟的穩步運行，兩者之間區別只是在于調節的主體和形式不同。計劃調節以政府為主體，政府可以從經濟、法律、行政等方面采取措施來調節經濟結構，引領社會經濟的發展和提升。市場調節以企業為主體，以市場機制的形式通過價格波動、生產要素流轉等方法來調節企業的經濟行為，甚至調節著社會的資源配置。計劃調節和市場調節是不同的兩種調節經濟的力量。社會經濟要正常運行就需要采取相應有效的調節手段，這就是計劃調節和市場調節，只要是能夠推動社會經濟保持穩步發展，促進良性循環的，這兩種手段都能運用。市場經濟要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受到國家的宏觀調控，影響資源配置，起到基礎性的作用。市場調節作用對于市場經濟中的其他調節手段，其作用是基礎性，能夠做出決定性的作用。市場調節對于宏觀層次中的高層次調節是從微觀的層次上起著基礎性的調節作用，能夠直接支配企業的經濟活動，讓企業能夠以獨立的商品生產者以及經營者的身份去面向市場。在此政府主要對宏觀經濟的運行進行調控，這種以高層性的調節方式是以基礎性調節為基礎的，由此政府在做宏觀調控以及計劃指導時就必須以市場為基礎。
(二)市場調節局限性
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對于市場經濟的當前和長遠的利益，整體同局部的利益的最佳調和市場調節不能主動實現。市場調節由其滯后性以及不確定性等因素導致市場經濟的震蕩，造成社會勞動力不必要的浪費。市場調節其目的是讓資源配置達到一種理想的狀態，但是對于這樣的假設，許多國外的經濟學家對此都抱持著懷疑的態度，如果真要實現，則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這和落后國家要求實現工業化是自相矛盾的。市場調節機制是受到利益驅動的，其促使著市場的主體總是考慮這從市場利潤為追求目標，更加愿意去選擇盈利大、見效快的企業或者項目并對其投資，很難從社會效益方面來衡量社會事業，不會對像生態平衡、環境保護等這樣社會效益大但是經濟效益小的非盈利性設施進行投資。市場經濟環境下，企業的盈利目標是要做到利益最大化，各個經濟的主體都是為著各自的利益而戰，而且各個企業的生產技術不盡相同，在企業之間的收入分配方面很難實現公平，導致兩極分化嚴重。
(三)加強宏觀調控的必要性
市場經濟存在著局限性，由此國家需要以此確立相應的職能，干預市場經濟，需要建立同市場經濟相符的宏觀調控體系，在市場調節的基礎上進行宏觀調控，發揮好應有的作用。同時要建立和維護市場經濟的規則，約束好國家行為，為社會提供服務，管理并監督國有資產，讓市場起到基礎性的作用，加強宏觀調控，實現宏觀調控的全局性作用。加強宏觀調控的必要性已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市場經濟建設中得到了相關的印證。
(四)市場經濟發展要求
社會主義制度市場經濟的實踐，需要相應理論的升級。這就需要進一步凝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相關內容，明白其外延的界限，讓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一理論實現成長，做到不僅有開放性通道還有穩定性的理論構件來支撐。其次要理清建立并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的目標體系同各個目標之間的相互制衡的關系。當下對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目標有各方面的研究和解釋，這中間存在著一個不同層次的目標以及目標之間存在著的相互關聯和制衡的問題。然后要提升社會主義制度來影響市場經濟方面的工具性的理論研究，這也是解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應對負面性的挑戰并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必需，也是確保民眾對國家這種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信任基礎。最后要考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同民眾之間的訴求達到辯證的和諧統一。深化市場經濟的改革，要落實到民眾以何種形式的精神狀態來參與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中去，真正實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大眾化。
【中圖分類號】G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450-9889（2016）05B-0100-03
中職教育區別于普通教育的突出特點是強調學生的動手能力，這本是正確及必要的。但一直以來，我們許多從事中職教育的教師都以“文化課為專業課服務，專業課為生產實習服務”作為指導思想，過于強調及重視專業課的教學，對中職數學的教學內容能簡化則簡化，課時能省則省，有的內容甚至干脆取消?，F用的中職數學教材又非任何專業都適用（一般都用由張景斌主編，語文出版社出版的數學基礎模塊），這樣，中職數學教學似乎成了可有可無之物。目前的中職生剛入學時大多數都普遍存在著“數學基礎差”這一特點，所以都有“既然數學課不重要而且又難學，因此就更怕學或不愿意學”的想法。
中職數學教學舉步為艱，如何“著眼于中職數學教學的實際，加強教材的基礎性、實用性和靈活性，通過‘低起點、巧銜接’的編法，突出數學與現代信息技術的結合，體現教材的現代性，力求實現學生樂于學，教師便于教的目標”，讓學生學有所得、學得實用、能順應市場經濟需求，成為中職數學教研探討的重點。因此，我們嘗試把數學與市場經濟相融合，把有關市場經濟問題引入，將數學教學轉變為為市場經濟服務。
一、在中職數學教學內容中引入有關市場經濟問題的必要性
早年《國務院關于大力推進職業教育改革與發展的決定》明確提出了職業教育“要認真貫徹黨的教育方針，全面實施素質教育”的口號，“初步建立起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與市場需求和勞動就業緊密結合，結構合理、靈活開放、特色鮮明、自主發展的現代職業教育體系”。這無疑給中職數學教育指明了發展及改革的方向。
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中國已站在新的更高的起點上。隨著“十三五”規劃的實施，“為確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勝利實現，確保全面深化改革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取得決定性成果，確保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取得實質性進展”。市場經濟對中職畢業生提出了新的要求，“中職生要能夠順應當前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需求”。一個人一生中，“一次就業終生不變的情況”已經改變。以前許多下崗人員或辭職人員再就業非常困難，其原因除了專業技術方面因素外，與這些人的市場經濟意識不強，經濟手法不過硬也有關。因此，在中職數學教育中引入貼近當今現代生活的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內容，教會學生適應“以提高發展質量和效益為中心，加快形成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體制機制和發展方式”是十分必要的。
中職數學教育應該服從當前市場經濟需求考慮編排，把生活中有關的市場經濟問題反映到數學教學中去，讓教學內容貼切生活、實用，學生又有興趣的中職數學的素質教育內容，讓學生應用所學知識解決人們日常生活中接觸到的、身邊的經濟計算問題。
二、在中職數學教學中引入有關市場經濟問題舉隅
集合、不等式、函數等知識，是中職任何專業都不可少的數學公共基礎知識。現僅就此舉隅人們在工作及日常生活中所碰到的一些經濟內容實例，供數學教學參考。
（一）利用集合關系式確定簡單個數問題
設A為有限集，NA表示集合A中所含元素的個數。
〖例題1〗某商場為了制訂今年夏天有關制冷設備的采購量，對一小區進行市場調查。該小區有100戶業主，其中78戶有冰箱，52戶有空調，既有冰箱又有空調的37戶。問既無冰箱又無空調的共有多少戶？
答：（略）
（二）利用集合的容斥原理確定復雜個數問題
設A為有限集，NA表示集合A中所含元素的個數，則有
NA∪B=NA+NB-NA∩B
NA∪B∪C=NA+NB+NC-NA∩B-NA∩C-NB∩C+NA∩B∩C；
〖例題2〗某市舉辦即開型福利彩票銷售活動。售出第三天即有72人獲得了一、二、三等獎，其中獲一等獎8人，獲二等獎29人，獲三等獎60人。且有4人既獲一等獎，又獲二等獎；有6人既獲一等獎，又獲三等獎；有17人既獲二等獎，又獲三等獎。問：
答：（略）
（三）利用不等式確定范圍
〖例題3〗M公司計劃明年投產某種新產品P，有關部門向公司提供如下信息。
人事部：明年生產工人不多于80人，每人的年工時按2400小時計算。
市場部：預測明年新產品P的銷售量至少是10000件。
技術部：生產產品P平均每件需12小時，且產品P要安裝某主要部件A每件需5個。
供應部：部件A今年庫存2000個，明年可采購80000個。
問：M公司明年產品P的生產量可能在什么范圍？
〖解〗設M公司明年產品P的生產量為x件，則依題意，有
答：（略）
（四）利用不等式決定價格問題
〖例題4〗某雜志若以每本2元的價格出售可以發行10萬本，如果每本價格提高0.2元，發行量就少5000本，要使總銷售收入不低于22.4萬元，那么雜志的最高定價為多少？而要獲得最大收入時，價格應定為多少？
〖解〗設價格提高了0.2元的x倍，則總收入y為
y=（100000-5000x）（2+0.2x）=1000（20-x）（10+x）
=1000（200+10x-x2）=-1000（x-5）2+225000
而要使，則
x=6，最高限價為 0.2×6+2=3.2（元）
但要獲得最大收入，則應取 x=5，
價格為 0.2×5+2=3（元）
答：（略）
（五）利用分段函數解決納稅問題
〖例題5〗依法納稅是每個公民應盡的義務，國家征收個人工資、薪金所得稅是按分段計算的，當月總收入（已扣除五險一金）不超過3500元的免征個人所得稅。超過3500元部分按以下級數
某人2015年9月份工資總收入（已扣除五險一金）為8000元，試計算這個人9月份應繳納的個人所得稅。
〖解〗設月應納稅本金為x元，則x=8000-3500=4500（元），依題意得
f（x）={1500×3%+（x-1500）×10%} （1500
又因為x=8000-3500=4500，所以
f（4500）=1500×3%+（4500-1500）×10%=345（元）
答：（略）
（六）利用分段函數解決車費計價問題
〖例題6〗某類出租車起步價定為10元（行程不超過4千米），行程超過4千米但不超過15千米時，超過4千米部分每千米2元車費；行程超過15千米時，超過部分每千米車費2.5元。試求車費與行程之間的函數關系，并求行程10千米時應付多少車費。
〖解〗設行程為x千米，車費為f（x）元，依題意有
f（x）={10+2（x-4）} x∈（4，15]
當x=10時，f（10）=10+2（10-4）=22（元）
答：（略）
（七）利用函數式解決供應與需求的關系
〖例題7〗市場上銷售某品牌手表，當價格定為70元/只時，銷售量為10000只，若每只價格提高3元，市場需求量將減少3000只，試建立需求函數的關系式。
〖解〗設需求量為y，價格為x，則依題意有
y=10000-[（x-70）÷3]×3000=1000（80-x）
由此可見，該品牌手表的價格不能超過80元，否則無銷路。
〖例題8〗市場上銷售某品牌手表，當價格定為70元/只時，廠家可提供10000只，若每只價格提高3元，廠家可多提供300只，試建立供應函數的關系式。
〖解〗設供應量為y，價格為x，則依題意有
y=10000+[（x-70）÷3]×300=100（x+30）
答：（略）
〖例題9〗在上面的例題7，8中，如何定價才不會產生供大于求或供不應求？
〖解〗從上面的例7例8知，供應量與需求量均與價格有關，且二者相等時的價格即為市場平衡價。即y供=y求時，價格為x。有
（元）
答：（略）
[注]由于例7的需求函數及例8的供應函數均為一次函數，也可在同一坐標系內作圖，兩直線的交點即為價格的平衡點。
（八）利用二次函數的最值確定最大利潤問題
〖例題10〗某工廠生產一批產品，固定成本為20000元，每生產一個產品，可變成本為60元。若產品出廠價為100元時，銷售量為10000件，而價格每提高2元，銷售量會減少100件。價格為多少時利潤最高？
〖解〗設價格提高了2元的x倍，則銷售量單價為100+2x，銷售量為10000-100x，因此利潤收入為
y=（100+2x）（10000-100x）-[20000+60（10000-100x）]
=-200x2+16000x+380000
=-200（x-40）2+700000
當x=40時，即價格為100+2×40=80 （元）時，利潤最高。最高利潤達70萬元。
答：（略）
（九）利用指數函數解決復利問題
〖例題11〗某項基金1000萬元，若按年利率8%計，5年后該項基金的本利和是多少？
〖解〗設本金為a元，每期利率為r，存期為x（年），則本利和為
y=a（1+r）x
將a=1000，r=8%，x=5代入得
y=1000×（1+8%）5=1000×1.085≈1469.32（萬元）
答：（略）
（十）利用對數函數確定指數（年限）問題
〖例題12〗倉庫庫存的某種商品價值是50萬元，如果每年的耗損率是4.5%，那么經過多少年，它的價值降為20萬元。
〖解〗設經過x年后它的價值降為20萬元，則有
20=50（1-4.5%）x
兩邊取對數得
答：（略）
由上述可知，以上的舉隅，都是學生以后走進社會，融入現代生活所經常碰到的問題。通過學習，可以教會他們如何解決此類難題，提高社會的競爭力。同時它對“培養學生的學習興趣、活躍學生的思維能力、提高學生的應用意識、增加學生的經濟核算能力、為學生的終身發展打基礎”也較為有效。當然如何更一步激發學生的學習熱情，使中職數學的教學更生活化，還有很多更好的方法，這在教學上還有待進一步探索。
【參考文獻】
[1]張景斌.數學[M]北京：語文出版社，2010
二、加強經營體制改革，培育農村市場主體
1.引導農戶適應市場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農村市場經濟調節范圍的擴大，農戶參與市場的程度也在提高，但總體上還是不能適應市場的發展。主要是由于長期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生產生活，習慣了國家的行政管理，缺乏自主決策的經驗和能力。而且由于自身文化素質不高，在掌握市場信息方面存在一定的難度，運用農業科技也受到限制對外招商引主體。農業投入問題是長期困擾農業發展的“瓶頸”?？梢酝ㄟ^很多方式來培育農村市場主體，啟動境外資本、工商資本、民間資本進入農業領域是招商引資的主要任務。
2.組建公司興主體
主要是發展公司制農業，按照現代公司制度的要求，配置農業生產要素，培植一批加工型、流通型、生產型和復合型的農業企業。
3.鼓勵干部轉化為主體
根據上級有關政策，鼓勵機關干部、科技人員離崗創業，興辦和領辦農業經濟實體。
三、加強市場環境建設，健全農村市場體系
1.發展成熟的生產要素市場
勞動力是市場經濟的主體，我們應改革過去那種不合理的城鄉二元戶籍制度，允許勞動力自由流動，鼓勵富余勞動力從事非農產業。加快小城鎮建設，吸納農村的剩余勞動力。同時，還要加強農村勞動力的科學文化知識培養，提高他們的素質，以增強他們在市場經濟中的競爭能力。資金是市場經濟發展不可或缺的資源，農村市場經濟發展緩慢很大一部分在于資金不足。因此，我們應著力解決農村的資金問題。我們的政府應轉變職能，加快農村行政管理體制的改革，改善和加強宏觀調控。
2.政府應加強對各種政策法規的調控
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在立法空白區制定相應的促進農村市場經濟改革的政策法規，按照規范化、制度化、法制化的要求去貫徹執行，規范市場主體的行為。我國城市戶口與農村戶口所承載的權益是不一致的，這種城鄉不統一的戶籍制度不符合市場經濟公平競爭的原則。因此，必須按照國際慣例，建立城鄉統一的以身份證管理為核心的人口流動制度，使戶籍登記能夠準確反映公民的居住和職業狀況。由于“二元結構”的限制，我國的“流動人口”已經達到2億，流動人口已經從城市體系中占較少比例的群體成為具有舉足輕重意義的重要組成部分，與城市的經濟聯系、社會聯系日益密切化。同時，由于流動人口成為城市體系的邊緣人，他們在城市中遭到的一系列社會排斥已經嚴重影響到了社會公平和建設和諧社會，不利于城鄉統籌發展。因此，隨著城鄉遷移和人口流動發展到一個新的歷史階段，戶籍制度引起越來越多的爭議，迫切需要推進城鄉戶籍體制和相應的公共福利體制改革。
3.福利保障和教育制度
我國醫療、養老、住房、勞動保護等福利保障待遇基本上只施惠于市民。城鄉不統一的福利保障和教育制度阻礙了城市對農村人口和勞動力的吸收。因此，要通過建立城鄉統一的教育和醫療衛生制度，消除在城鄉分割制度下農村勞動力在獲得教育、技能培訓、健康與營養等人力資本投資方面與城市勞動力存在的巨大差別。
四、興辦村辦企業是實現農村發展的有效方式
農村的發展需要解決的首要問題是經濟問題。而如何搞好農村經濟？最有效、最快速的方法是興辦村辦企業，通過集資或引資等渠道在每個村莊內搞一個或兩個這樣的集體企業。這樣的企業有很多好處，如，吸納本村的勞動力。本來，在農村地區有許多農民到城市里打工，而現在不用出本村就可解決就業問題。由于企業有一部分賺的是城市的錢，這樣資金因素便可以流通到農村來，進而加快實現村辦企業的原始積累，加快了資本的流通速率。資本的生命在于流通，農民掙了錢而后又以各種方式用于消費，這實際上是提高了農民的經濟支配能力。
中圖分類號：F7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3）09-0-01
據WTO官方統計，從WTO成立后的1995年到2012年底，共有32個成員國對中國發起反傾銷調查916起和32個國家對中國最終實施反傾銷措施664起。其中中國遭受112起美國反傾銷調查，占中國遭受的反傾銷總量的12.2%。中國被美國實施最終反傾銷措施93起，占中國遭受的最終反傾銷措施總量的14%。美國對中國發起的無論是反傾銷調查還是最終反傾銷措施的數量都排在美國對外反傾銷的第一位，反傾銷調查占比為23%，遠比第二位日本的8%要高很多，最終反傾銷措施亦是如此，27%的比例遠高于第二位日本。
雖然中國的“非市場經濟地位”已經被世界上大部分國家所承認，但世界對華反傾銷調查狀況一直未能好轉，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美國、歐盟、印度等主要對華反傾銷國家還未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而每年大部份的對華反傾銷調查案件又是這些國家發起的，所以導致中國在“非市場救濟地位”問題上的改善未能對反傾銷產生顯著的抑制作用。
下面從政府和企業兩個層面分別給出“非市場經濟地位”的一些對策和建議：
1.政府層面
（1）合理有效地利用外交手段。2013年7月結束的第五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美方承諾在出口管制體系改革過程中給予中國公平待遇，并承諾以合作方式，努力迅速全面地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國家地位。這是我國政府在外交層面取得的勝利，但此類承諾美國已經做過很多次，是否可信很值得懷疑。
對此，我國政府應爭取與美方多進行溝通和交流，列舉中國正在進行的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事實，并借助我國進口市場的吸引力，利用建立或簽訂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的契機，指出其對華政策的不合理性，促使其修改對華歧視性的法律條文，最終像大多數其他國家一樣，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而不是僅僅停留在口頭承諾階段。
（2）敦促某些國家按期給予我國“市場經濟地位”。雖然按照規定中國的“非市場經濟地位”問題將自動于2016年結束，但需防備的是有的國家在到期時以各種理由推遲給予中國“市場經濟地位”，類似的情況在國際關系中并非沒有先例。經濟問題從來不會單獨的存在于國際關系中，國家利益、意識形態、政治因素往往會與經濟問題糾結在一起。例如，中國的市場經濟程度遠高于俄羅斯，但是美國卻因為政治因素給予了俄羅斯市場經濟地位，沒有給予中國市場經濟地位。我們需要認識到的是：“非市場經濟地位”問題不僅僅是經濟問題，同時也是政治問題，因此必須要同時進行政治與經濟談判，敦促某些國家按期給予我國“市場經濟地位”。
（3）積極參與反傾銷規則的制定。為解決“非市場經濟地位問題”，中國政府應當向兩個目標努力：一是在新的WTO談判中制訂“市場經濟條件”的詳細規則；二是規范替代國的選擇標準，只有這樣才能使訴訟過程更公平、更合理、更透明。當然上述目標的達成絕非易事，充滿著不斷和艱辛的努力。
（4）完善我國的反傾銷法，形成威懾力。進一步完善反傾銷法，加大對傾銷的打擊力度。使進口國在對我國提出反傾銷訴訟時，我國也可依據反傾銷法對其實行制裁。如果這種報復行為有法可依，進口國在對我們采取貿易救濟措施的時候就會心有忌憚，從而使我們贏取談判的籌碼。
（5）調整貿易政策，正確引導進出口產品結構。長期以來，中國出口產品結構性矛盾并未得到有效解決，中國應在發展出口貿易的同時降低主要對華反傾銷國家的出口集中度。另一方面，進口的增長也可在一定程度抑制對華反傾銷調查的發起。所以，我國應當以進出口基本平衡為目標，一方面逐漸減少附加值低的產品出口，增加附加值高的產品的出口；另一方面要鼓勵國內企業增加能源、原材料、先進技術和設備的進口。
2.企業層面
（1）加大對外直接投資，推動企業本土化。比如說中國知名家電品牌海爾，其美國公司90%以上員工都是本地人，在財務、法律、人力資源、產品研發、營銷等各個方面都像美國公司一樣運作，這些措施使其能夠深入了解當地市場動向、財稅法規和監管者要求，也就增強了其抵抗外部沖擊的能力。
（2）企業運行機制必須跟國際接軌。加速產業和企業自身的改革，完善企業運行機制勢在必行，因為只有如此才能封住其他國家的嘴，讓其無法再拿“市場經濟地位”問題作為籌碼為難我國企業。從這一點上來說，貿易戰略的改變，必須同時輔以企業制度的完善，兩者是相輔相成的。
（3）針對行業或大類產品建立反傾銷預警體系。預警體系的最大好處是能防范于未然，使企業在初期就能化解反傾銷風險，增加貿易安全系數。預警體系應針對大類出口產品來建立，如果無法做到，也可以就主要對華反傾銷國家進行產品預警或者靠某些行業協會建立預警體系。例如說紡織品出口反傾銷預警體系就是依托中國紡織工業協會建立的。
（4）反對不公正的“替代國”選取，積極爭取對企業有利的“替代國”。應訴企業不應輕易接受美國商務部選擇的 “替代國”，美國商務部的選擇往往會損害應訴企業的利益。應訴企業應根據自己情況綜合考慮各種因素后據理力爭提出自身的建議，慎重選擇與自己應訴產品情況最相似的國家作為 “替代國”，依法抗辯以獲取最佳“替代國”。在這方面，我國不是沒有成功的先例。例如，2002年的無可鍛性鑄鐵管案和2003年的非冷凍濃縮蘋果汁案，中國企業都在與美國商務部的訴訟中大獲全勝。
（5）積極爭取單獨稅率。從許多個案的裁決結果都可以觀察到單獨稅率大大低于普遍稅率，例如：1996年立案的剎車鼓案件，單獨稅率僅為8.51%和1.33%，普遍稅率卻高達105.56%；2001年立案的折疊禮品盒案件，普遍稅率高達164.75%，單獨稅率卻僅為8.90%和1.67%。從案件裁決的總體情況來看，單獨稅率平均為46.2%，而普遍稅率平均達到141.7%，平均普遍稅率是平均單獨稅率的3倍。
無論從具體的個案還是從案件的總體情況來看，單獨稅率都遠低于普遍稅率，因此在中國無法獲取“市場經濟地位”的情況下，涉案廠商積極爭取獲得單獨稅率的裁決絕對是明智之舉。
參考文獻：
[1]竇希銘.美國對非市場經濟國家的反傾銷單獨稅率問題研究[J].山東社會科學，2010（10）：119-120.
[2]肖剛.中國推動完全市場經濟地位承認的外交努力[J].外交經濟，2008（9）：77-82.
（一）《中國加入議定書》第15條要義
在中國加入WTO談判中，美國和歐盟擔心中國出口產品會給本國產業帶來沖擊，堅持把中國視為“非市場經濟國家”，提出在對中國進行反傾銷調查時可以采用“第三國替代”的方法計算生產成本，并且設定了15年的期限。這一規定的相關法律表述列在了《中國加入議定書》第15條。
《中國加入議定書》第15條為“確定補貼和傾銷時的價格可比性”，規定了如何在決定補貼和傾銷的時候解決價格可比性問題。其中，第15條（a）項（ii）目明確，“如受調查的生產者不能明確證明生產該同類產品的產業在制造、生產和銷售該產品方面具備市場經濟條件，則該WTO進口成員可使用不依據與中國國內價格或成本進行嚴格比較的方法。”第15條（d）項明確，“無論如何，（a）項（ii）目的規定應在加入之日后15年終止?！?/p>
這里有必要搞清楚一個問題，即市場經濟地位與反傾銷調查的關系。在WTO法律體系中并沒有關于“市場經濟”或“非市場經濟”的統一定義和判斷標準。但在WTO的貿易救濟規則中，反傾銷調查程序與出口國是否為市場經濟體密切相關。有關對市場經濟體的認定標準，在這方面WTO給予各成員很大的自，具體標準主要體現在WTO成員的國內法中。目前在WTO162個成員中有17個成員有涉及市場經濟地位的國家立法。這些成員在其對外貿易法的反傾銷與反補貼規定中，規定了對市場經濟國家的界定標準，規定了對來自非市場經濟國家的產品實施特殊的調查方法。比如，美歐的國內法都對市場經濟國家明確了嚴格的認定標準，歐盟的《反傾銷條例》規定了五項標準①?？梢姡^“市場經濟地位”不是一個泛化概念，不是指一國的經濟制度，指的是企業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生產、銷售、制造的問題，其適用范圍非常具體，主要是用于貿易救濟領域。
（二）中國非市場經濟地位的實質及影響
《中國加入議定書》第15條成為中國加入WTO以來遭遇其他成員反傾銷調查的主要法律依據之一。依據第15條規定，在對中國企業反傾銷調查時，其他成員可以不遵守WTO反傾銷規則的一般原則，而是按照中國是“非市場經濟國家”的定性來采用“替代國”價格對中國產品價格進行評估。即反傾銷發起國在對中國實施反傾銷調查中，對中國產品傾銷幅度的確定不以中國的實際成本數據為依據，而是可以援引“替代國”的數據進行評估。顯然，這種做法具有極強的懲罰性。另外，由于第15條對其他成員可能存在的濫用行為并無相關規定，這在客觀上鼓勵了其它成員運用第15條作為對中國產品實施貿易保護的借口。
對非市場經濟國家采取“替代國”的特定做法，這是美歐國家在WTO貿易救濟的普遍規則之外制造出的特有規則。對中國而言，這一做法的本質就是，在反傾銷調查程序中對中國產品采取歧視性做法，這明顯違背了WTO的非歧視原則。在國際貿易中，非市場經濟地位讓中國企業在反傾銷應訴中處于劣勢地位，遭受不公平的歧視性待遇。在確定產品的傾銷幅度時，由于反傾銷發起國在替代國的選擇上具有極大的自由裁量權，中國產品極易被認定存在大幅傾銷并被征收不合理的高額反傾銷稅。加入WTO以來，非市場經濟地位使中國出口產品處于不公平競爭地位，嚴重影響了涉案企業出口，甚至影響到涉案行業的發展與就業。與此同時，反傾銷發起國的“替代國”做法也不時激化了中國與反傾銷發起國的貿易摩擦，對反傾銷發起國的下游產業和消費者帶來巨大成本。
（三）中國一直積極尋求市場經濟地位
加入WTO以來，中國曾開展外交攻勢，爭取和要求貿易伙伴給予中國市場經濟地位待遇。但這種努力沒有取得實質性結果。迄今有90多個國家承認了中國市場經濟地位，但是作為中國重要貿易伙伴的美國、歐盟、日本、加拿大、印度等成員一直不予承認，而這些成員恰恰是對中國發起反傾銷調查最多的。
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遲遲未能得到美歐等成員的承認，根本原因有兩點：第一，貿易保護。如果承認了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會使中國企業在反傾銷應訴中更容易為自己辯護，也將在很大程度上降低對中國企業征收反傾銷稅的水平。美歐認為，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將給他們的企業帶來“災難性”后果。第二，政治工具。從國際貿易活動看，美歐是否承認一國的市場經濟地位，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取決于這個國家市場經濟發展程度及所處的發展階段，相比之下，他們與這些經濟體的雙邊關系能否滿足其政治意圖和政府的對外政策是更為重要的考量因素。因此，中國市場經濟地位問題不僅是一個經濟問題、一個技術問題，已是一個政治問題。在很大程度上它已成為美歐等國家對我國實施貿易保護主義的有效工具，其發展演變有著復雜的政治和經濟因素。
二、中國能否爭取到市場經濟地位
（一）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問題的爭論
隨著《中國加入議定書》第15條規定的15年期限的日益臨近，關于中國市場經濟地位問題已在國內外學界引發討論和關注，美歐等經常對中國出口生產商提起貿易救濟調查的國家的態度和動向更備受矚目。中國能否爭取或獲得市場經濟地位，這是一個頗具爭議的問題。
有觀點認為，2016年后中國將自動獲得市場經濟地位。持此觀點的認為，從技術上分析，第15條確實未直接表明2016年12月10日之后，WTO成員需認可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但從文本上分析，第15條（a）項只有a（i）和a（ii）兩目，因此既然作為非市場經濟體特殊計算方法的a（ii）目到期終止了，就意味著2016年后中國將獲得市場經濟地位。有學者強調指出，第15條（a）項（ii）目的到期，就產生了賦予中國市場經濟地位的實際效果，因為在2016年12月10日后《中國加入議定書》中已經不存在將中國視為“非市場經濟地位”的法律基礎。
對上述觀點表示質疑的認為，2016年后并不意味著中國可以自動取得完全市場經濟地位。這一觀點認為，第15條（d）項明確了（a）項終止的范圍是（a）項（ii）目，并未明確規定2016年12月10日之后（a）項前言和（i）目終止適用。換言之，第15條仍存在繼續適用的可能。所以，在2016年12月10日后，在美歐的國內法沒有進行修改情況下，是否給予中國市場經濟地位，仍然從屬于它們國內相關部門的行政決定，而不是屆時中國就可以自動獲得市場經濟地位。一些歐美的國際貿易法律師和研究者，從法律條文和事實兩個方面進行論證，認為中國非市場經濟地位并非能自動終止。其觀點是，從法律條文的角度分析，第15條a（ii）目終止后，該條款序言以及a（i）目依然有效，條約有效解釋的原則要求剩余的條款得到解釋和適用，2016年后第15條在針對中國的反傾銷調查中仍然發揮作用。簡言之，2016年后只是第15條的某一款項終止，該條款中的其他款項并沒有過時，如果僅僅依照其中某一款項終止就宣稱“非市場經濟地位”自動到期，這不符合國際法的解釋原則。
也有觀點提出，2016年后中國非市場經濟待遇將適用“舉證責任倒置”。當然對這一觀點也存在著異議和爭論。提出“舉證責任倒置”觀點的認為，第15條（d）項，不能起到消除中國非市場經濟地位的作用，其功能是導致舉證責任的轉移。具體而言，目前中國出口企業仍須舉證證明其符合市場經濟條件，如果不能證明則承擔不利結果，反傾銷調查國可采用特殊的方法計算正常價值。但在2016年后，中國出口企業的舉證責任轉移由進口國申請者承擔，即改為由申請調查方的企業來舉證。如果國外申請者有證據證明中國企業經營行為不符合其國內法規定的市場經濟標準，則調查機關可采用特殊方法計算正常價值。支持此觀點認為，盡管難以接受“舉證責任倒置”作為解決該爭議必要路徑的觀點，但它卻是一種合理的、可能被其他成員調查機關接受的一種解釋方法。反對“舉證責任倒置”觀點的認為，《中國加入議定書》中并未涉及到關于舉證責任的問題，因此關于第15條（d）項第二句的功能是導致舉證責任倒置的說法站不住腳。
由此看來，第15條條款本身頗具爭議性。各方之所以在2016年12月10日后中國能否得到市場經濟地位問題上有不同觀點和見解，且存在鮮明分歧，也主要緣于對《中國加入議定書》第15條的不同認識和解讀，可以看做是對這一問題的不同思考。因此，第15條規定適用期被終止后的事情并不那么簡單，存在著極大不確定性。
（二）美歐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的態度
無疑，在中國市場經濟地位問題上，美歐的立場或態度極為關鍵，也備受關注。當年，美歐堅定地將中國視為“非市場經濟國家”，就是將其作為阻擋中國產品沖擊的一塊重要屏障，并且在后來的實踐中發揮了重要作用。15年后的今天，隨著第15條過渡期安排到期日的臨近，美歐等中國主要貿易伙伴內部不同利益團體之間就是否應給予中國市場經濟地位的爭論正愈演愈烈?；诮洕婕罢慰剂?，預計美歐都將不會輕易罷手，在第15條最終截止期限（2016年12月10日）之前，它們不會結束對中國“非市場經濟體”的歧視性待遇。
在是否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問題上，美國的態度始終強硬。美國國內一直有這樣的共識，認為中國的出口貿易不是公平展開競爭，堅定地將中國視為“非市場經濟體”。針對近期的相關討論，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對是否就中國市場經濟地位展開研究不予評論，反而警告歐盟一旦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無異于“單方面解除”歐洲對中國的貿易防御。有美國學者分析，鑒于美國政府長期以來對華反傾銷裁定缺乏依據，美國不會善意接受2016年條款的到期，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幾乎不會發生”，或者他們可能會承認中國的新地位，但會找到其他理由，繼續對中國進口給予歧視和打壓。美國學者提醒，這些做無疑會招致中國在WTO的訴訟和貿易報復，最終損害美國經濟和全球貿易體系的健康發展。
美國業界的聲音不一。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USCBC）呼吁美國在2016年內在反傾銷案件中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而代表美國產業工人利益的美國勞工聯合會今年2月底評論，宣稱中國的不公平貿易加劇了美國貨物貿易赤字的擴大和產業工人的失業，明確反對今年年底讓中國獲得市場經濟待遇，還建議美國政府，如果歐盟給予中國市場經濟地位，美國應重新考慮美歐間的“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關系協定”（TTIP）的談判進程。2016年是美國的大選年，競選各方出于政治目的，難以對中國做出有利的承諾，反而可能施加影響，這讓美國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的可能性不大。從目前情形預計，美國極有可能繼續不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在反傾銷程序中仍對來自中國的產品實施不合理的歧視性待遇。
作為中國最大的貿易伙伴，歐盟在中國市場經濟地位問題上的態度雖與美國政府的不作為態度有所不同，但也顯得猶豫不決。在歐盟內部，出于自身利益考慮，圍繞這一問題的立場存在明顯分化。例如，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國傾向于對中國采取更強硬立場；荷蘭、比利時和英國可能支持中國獲得市場經濟待遇。自去年5月，歐盟委員會開始就是否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尋求法律指導意見。今年1月，歐盟委員會推遲了宣布是否決定中國市場經濟地位的提案，表示要對是否應自2016年12月后在反傾銷調查中將中國作為市場經濟國家對待，以及第15條到期可能造成的影響進行評估，其中包括歐盟反傾銷立法的影響，并收集利益相關方的相關評述意見。今年2月，歐盟委員會還開辟了一個關于該議題的公眾在線咨詢。在公眾咨詢問卷的前言中，歐盟委員會指出，一旦中國加入WTO協定的相關條款到期，歐盟將只有三種方案：不改變現有法律；修改歐盟的反傾銷方法論，但不實施任何“額外的措施”；或者對反傾銷方法論進行修改以及實施一系列新措施來減緩可能的負面影響。歐盟委員會表示，將在今年下半年給出正式意見供成員國討論通過。若歐盟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則需要歐盟對基本規則（basic Regulation）做出一些更改，而這必須得到歐洲議會和28個成員國的共同同意才能生效。面對當前全球鋼鐵等行業產能過剩問題突出及正在加劇國際貿易緊張程度，歐盟多個產業集團，包括歐盟鋼鐵協會和歐盟太陽能板協會（ProSun）已經發聲，反對在貿易防御調查中把中國視為市場經濟國家。
三、中國要積極應對2016年后的反傾銷新形勢
加入WTO以來，在貿易救濟領域，美歐等國家將中國視為非市場經濟國家，并依據《中國加入議定書》第15條，對中國產品的反傾銷調查適用歧視性的“替代國價格”。第15條已經成為中國出口企業應對美歐等國家貿易救濟調查的最大法律障礙，同時成為美歐等成員限制中國出口的最有效手段。而隨著第15條適用期結束，將給中國相關行業和企業帶來實質性利好，出口企業將獲得公正待遇，可以通過價格優勢贏得國外市場，穩定出口預期，獲得相應的貿易利益。但從目前形勢看，第15條（a）項（ii）目在2016年12月10日終止后的實際情況會怎樣，尚存在很大不確定性，需密切觀察。面對2016年后的新形勢，國內各方應做好充分準備，包括做好第15條到期后的貿易救濟規則銜接工作和適應工作，加強對美歐對我國反傾銷策略走向的研判，以有效應對未來可能出現的各種變化。
（一）理性看待第15條終止期的到來，避免將問題復雜化
前面已經分析，市場經濟地位問題和《中國加入議定書》第15條問題是兩個概念，它們之間的聯系限于貿易救濟領域。無論是認為2016年后中國將自動獲得市場經濟地位，還是不能自動獲得市場經濟地位，都不能偷換命題，偏離第15條的含義和范疇。在當今國際經濟關系中，并沒有哪個國際組織對一國的市場經濟地位給予認可。WTO規則并未要求其他成員在2016年后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WTO成員也無義務自動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因此，無論美歐是否承認我國市場經濟地位，都與我國的經濟體制沒有關系。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也不需要被別人承認。
第15條是關于反傾銷“替代國”做法的規定，是貿易救濟中的技術性問題，僅限于WTO其他成員對中國產品進行反傾銷調查的范圍，僅適用于對正常價值的裁定，是對價格可比性裁定中的國內價格和成本的特殊規則，不是毫無邊界的例外。根據第15條規定，對中國出口產品反傾銷調查中使用“替代國”價格的做法必須于2016年12月10日終止。美歐等成員無論是否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屆時都要如期履行第15條義務，采取必要措施，棄用“替代國”做法，避免引起新的貿易爭端。
我們主張理性對待第15條（a）項（ii）目適用期的終止，堅決反對任何曲解或拖延執行第15條的行為。中國要理直氣壯地要求WTO成員切實遵守第15條（d）項的規定，結束在反傾銷調查中針對中國企業的替代國做法，讓中國企業從實質上享受國際貿易的共同規則。敦促美歐等成員遵守WTO規則，按期履行義務，盡快做出合規調整。要注意和避免各種情緒和鼓噪干擾問題解決的主流。
我們自己也不要將這個反傾銷調查程序中的技術性問題及其影響擴大化，更不需要把獲得市場經濟地位作為國家的重要外交目標去努力，否則易成為一種“軟肋”，或節外生枝，被其他國家要挾或牽制來換取其他利益。當前全球貿易摩擦形勢復雜，對這個問題的處理，亦通過政治溝通、雙邊經貿渠道加強溝通和對話，尋求解決方法。必要時可采取進一步行動，向WTO爭端解決機制提出法律訴訟。
（二）堅決尋求獲得公正的貿易待遇，反對繼續采用替代國的做法
第15條中的非市場經濟條款是被設定了約束和限制條件的，即有效期為15年。那么，隨著第15條（a）項（ii）目在2016年12月10日到期，意味著在“確定反傾銷價格可比性”的法律適用問題上應由“特別法”轉向“一般法”，中國應該獲得與WTO其他成員一致的法律適用地位，即適用統一的貿易救濟規則，而不應該繼續被特殊化。中國要明確，在未來中國出口的貿易救濟規則環境應與其他WTO成員無異，在規則適用上應具有普遍性，和其他成員共同遵循WTO普遍適用的貿易救濟規則。
面對第15條適用期終止，中國的目標是尋求在WTO框架內獲得自身想要的結果，尋求2016年后面臨的外部貿易救濟規則環境能夠獲得實質性改善。具體地說，2016年后美歐等成員應終止對中國反傾銷調查的“替代國”做法。在正常價值的認定上，中國出口產品應與其他WTO成員一樣被同樣對待，而不是使用替代國價格作為確定傾銷幅度的參照值。這有助于降低反傾銷措施對各自經濟的扭曲效果，既符合WTO原則，也有利于增強中國與其他貿易伙伴的關系。
與15年前相比，中國經濟實際運行情況已有很大改變，中國經濟活動的市場化程度不斷提高。美歐等國家要正視中國經濟發展的改革變化。一方面，根據第15條，無論是否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美歐等WTO成員在2016年后應終止采用替代國價格或成本來界定中國產品傾銷幅度的做法。另一方面，無論歐美態度如何，第15條所限定的15年期限賦予了中國獲得平等和公正的貿易待遇的權利，中國要堅決尋求獲得正常的國際貿易待遇，堅持要求在2016年后終止反傾銷調查中對中國的歧視性待遇。如果在2016年后，美歐等成員仍以第15條（特別法）為基礎，繼續對中國采取“替代國”成本的特殊計算方法，則法律依據不足，是嚴重違反WTO規則，中國可向WTO爭端解決機制提訟。
（三）加強對《中國加入議定書》第15條到期后形勢的研判
在積極維護自身權益同時也要清楚，第15條到期，并不意味著現階段我國出口遭遇貿易救濟調查時面臨的問題會全部迎刃而解，也不意味著我們可以對遭遇貿易救濟調查有所松懈，未來反對WTO其他成員濫用貿易救濟措施依然存在著難度和阻力。這是因為，第一，在普遍性規則適用過程中，因WTO貿易救濟規則的靈活性和模糊性，可能不會完全消除在事實上針對中國的不利情形，以及可能存在的不當或錯誤解讀；第二，國際金融危機以來，一些發達國家已在不斷強化貿易救濟調查執法，以加大對國內產業保護力度，目前全球貿易救濟環境依然趨緊，中國積極改善自身貿易救濟規則環境的工作難度依存；第三，隨著第15條終止期臨近，發達國家也在謀劃對付中國的新策略。部分國家在陸續修訂未來對付中國的貿易救濟規則，或者正在貿易救濟實踐中尋求對現有WTO貿易救濟規則新的適用和解釋。
面對2016年后可能出現的各種情況，我們要認真研判和相應的頂層思考。要關注美歐在反傾銷規則及實際行動中可能的變化和動向，因其做法具有很強的示范性和影響力；關注2016年前后WTO成員對中國非市場經濟地位認定的立法動態；關注國際貿易中WTO成員對我國反傾銷調查中適用市場經濟條件標準的寬嚴程度；警惕2016年后一些成員轉而主要依靠反補貼的方式應對中國的貿易出口；有必要系統地探究第15條的合理解釋，關注WTO對該問題最新的司法裁判；預判2016年后可能面臨的貿易爭議，從WTO立法和司法、跨國訴訟等層面探討可能的應對路徑；等等。
（四）國內各方不能放松反傾銷應對工作
實際上，非市場經濟地位對反傾銷并不構成決定性影響。不能以為獲得了市場經濟地位，中國的反傾銷問題就會有很大轉機；不能以為第15條規定的“替代國”做法到期，中國的反傾銷案就會減少。中國政府和企業仍要繼續做好反傾銷應對工作。
目前一個實質性問題是，2016年后美歐將在對華反傾銷調查中適用什么方法來計算中國產品的正常價值。從目前情況看，2016年后美歐等對華反傾銷方法仍存在變數。需要注意的是，未來替代國做法有可能在某種程度和范圍上的延續，對我國出口繼續造成歧視。還有一種情形是，未來在對我國反傾銷的普遍性規則適用中，依然可能出現在事實上針對我國的不利情況或對普遍規則不當適用的情況，這都會對我國出口造成不公平。
作為貿易救濟措施的主要涉案方，中國要積極改善外部規則環境，最大限度維護出口企業的利益。對濫用貿易救濟措施和歧視性做法，中國政府堅決反對，并善于運用相關規則進行交涉和制衡。若2016年后美歐等成員在對中國反傾銷新案或復審裁決中繼續適用替代國規則，我們可將問題提交WTO反傾銷措施委員會及其例會，或訴諸WTO爭端解決機制，進行規則博弈，尋求澄清和改進相關規則，監督其他成員的不合理做法，爭取公平貿易環境。我們也可通過個案的應對，積極進行法律抗辯和交涉，限制和避免規則的濫用。
從企業角度看，有必要繼續提高規則意識和水平。在今后的反傾銷應對中，面對每一具體案件，中國企業自身還是應該積極舉證，主動證明其生產、制造和銷售活動符合市場經濟條件，而不是消極坐等。如果中國企業的證明力明顯強于發起調查方的證據，相信在具體的爭端中將處于有利地位。同樣重要的是，要加強行業協會的協調作用，加強對于出口行業競爭秩序管理。
（五）繼續推進市場化改革，完善我國市場經濟體制建設
1.加強宏觀經濟管理重要性的分析
1.1完善市場經濟
市場調控出現錯誤判斷是對市場發展非常不利的，這可能導致市場產品與社會需求嚴重脫節，市場中的產品與社會需求供不對求，生活需求就得不到相應滿足，這可能導致市場經濟再分配過程中出現問題，甚至發生個別行業發生壟斷情況。一旦出現此類問題，市場將無法正常運行，市場經濟發生混亂，正常分配將無法正常進行，這使得經濟問題協調和解決困難大大增加。如果政府不能合理解決問題，過度追求企業的生產力，很可能給企業在管理思想方面造成一定程度的負面影響。比如，企業在管理思想上可能出現混亂，造成思想膨脹。此類情況需要政府加強管理，正確引導，把企業思想引向正軌，對企業生產情況進行正確的宏觀調控。
就我國當前的發展情況來看，我國的經濟發展模式還在不斷向前探索中，這也一定程度體現出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還不夠完善，在宏觀調控的過程中有著明顯的市場經濟自發性，盲目性和滯后性等問題，并且受外界影響較大。這無論是對于國家，還是對于企業，都是一個很大的，需要解決的問題。所以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進行完善是勢在必行的，這對整個市場和企業的發展都有著重大意義。
1.2施行宏觀調控
我國現在仍處于社會主義初級建設階段，對市場健康運行和政府體制完善都還需要進一步的完善，這就對現階段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造成一定影響，帶來一定局限，造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存在一定阻礙和問題，市場調節過程中，對進行經濟調控的一些調節手段還不夠健全，這非常不利于市場秩序的恢復，這是在經濟把控中宏觀調控難以進行的根本原因，并且對經濟把控的作用也不太明顯。經過系統分析我國的經濟體制，就現階段而言，我國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比較明顯，政府應加強科學宏觀調控，運用科學的宏觀調控來縮小和打破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切實加強公有制經濟體制，運用公有制的經濟體制改善市場的自我調控功能，并且政府應切實完善宏觀調控制度，這可以極大的促進國家和企業穩步和健康的發展。
2.加強企業市場經濟發展中宏觀經濟管理重要性的建議
2.1從市場背景發展分析
我國市場經濟的建設和社會化的生產不可分割，在市場經濟的調節和社會分工過程中，國民經濟已經逐漸向共同競爭和相互依存的良性競爭中發展，能在相互影響中不斷發展，這對我國目前乃至以后的經濟建設發展而言都有著極大的積極影響。商品經濟的興盛發展使成員之間的聯系更加緊密，使其能充分探索和討論去設立一些解決措施。嚴格去貫徹實施按勞分配制能使市場競爭更具有序性和積極性。要使現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更加長遠的發展，只控制和約束市場經濟和價值規律兩方面是遠遠不夠的。許多企業奉行利益至上，在管理過程中存在很多問題，這是造成發展不平衡現象的很大原因，還可能使得企業違規操作，導致企業生產的產品質量較差，合格率較低，不僅達不到國家質檢標準，還會造成資源浪費。這就要求政府進行科學的宏觀經濟管理有效的調控國民經濟的命脈，去使得國民經濟更加協調的發展。其中要著重考慮的是對資本的管理不能只關注個別行業，要強化有單個企業之間共同建立的聯系，在進行科學的宏觀調控時，要立足整體，統籌全局，防止調控時出現進行混亂的狀況。
2.2加強社會主義建設方面分析
經濟體制建設對市場建設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社會主義經濟現代化不斷變化發展，我國政府經濟職能也隨之改變，許多經濟再向市場經濟方向發展。例如，國有企業為使經營活動和市場進行有效對接，使其管理方式能與現代市場管理方式更加貼近采用職權分離的方式參與市場競爭。政府的主要經濟職能是調控國計民生的相關經濟行業和經濟體制，這為我國經濟保持持續穩定的健康發展做出巨大貢獻。需要重點考慮的是現代市場經濟體制有一定的特殊性，市場經濟在進行資源配置時需挑選相對適合的方案，做出正確有效的決定去管理市場經濟的供應和分配。市場經濟能在市場競爭在良性狀態不斷發展中得到很好的發展，并在管理中不斷調整和完善。但如果政府對市場競爭情況沒有切實的管控，這將很大程度的把市場競爭推向惡性循環發展。到那時再去做補救措施，就有一定的滯后性，也達不到理想的效果。所以，在強調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同時，一定要對市場經濟存在的缺陷有及時明確的認知，并及時討論出干預措施，以此促進市場的平穩發展。
2.3對市場缺陷的完善分析
中圖分類號：F123.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2）02-00-01
收入分配問題是一個牽涉面廣，甚至可以說是民生的根本問題，搞好收入分配問題，實際上解決了許多民生問題，緩解了許多社會矛盾。近年來，推進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各級政府積極推進的一個目標，這表明，在改革開放的背景下，如何讓全民分享社會經濟快速發展的成果，成為繼續推進改革開放必須重視，而且還要解決好的問題。
目前，我國收入分配中存在以下問題：
(1)從宏觀角度來看，個人收入在國民生產總值中的比重擴大，國家收入在國民生產總值中的比重下降；
(2)中國1%的家庭掌握全國41.1%的財富；
(3)少數人的個人銀行儲蓄額已達到相當的程度；
(4)職工工資外收入在個人收入中比重擴大；
(5)城鄉收入差距擴大；
(6)地區之間居民收入差距擴大。
近些年來，在我國主要是通過基尼系數來衡量收入整體上的差距。我國的基尼系數一直呈上升趨勢。國際一般標準是：基尼系數
一、深化政治體制改革，完善市場制度和收入政策
在我國，市場制度及收入分配不僅僅是簡單的、局部的利益分配和政策問題，而是具有全局性的、根本性的社會問題，這就需要不斷深化政治體制改革，在完善社會主義市場制度的同時不斷調整分配機制，保證低收入社會群體更多的享受到分配政策的優惠措施。政府在制定收入分配政策的過程中，要注重有效發揮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作用，確保社會各個階層及群體都能夠參與到政府政策的制定過程中，實現政府政策對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最大程度上確保收入分配整體合理性，建立健全全社會合理的收入分配機制。
二、兼顧社會公平，縮小個人差距和地區差距
在我國，現階段生產力發展的主要特點是整體上相對落后和各地區的相對不平衡性。因而導致人和人之間、地區及地區之間在收入分配上的不平衡。要制定行之有效的政策，不但要鼓勵部分地區和部分人經過合法經營和誠實勞動先富起來，而且要盡可能地縮小差距，倡導先富幫扶后富，逐漸實現共同富裕，同時居民收入增加了，消費就必然會增加，而這恰恰也是拉動內需的關鍵所在，也能使廣大人民共享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讓老百姓的幸福指數節節攀升。
三、完善稅收制度，增強稅收對收入的調節作用
我國現行個人所得稅調節收入分配的功能還需加強，降低中低收入者的稅負，同時加大高收入者的稅負，尤其重視高收入群體個稅嚴重流失的現象。在增強公民納稅觀念的同時，要積極施行公民個人收入申報制度。比如：針對像經紀人、個體經營者等非工薪階層的從業人員的高收入要通過施行特殊稅種進行調節，并且要加強稅收征管，增強稅務人員的職責，不斷改進稅收征管方法及手段，對各種偷、漏、逃、抗稅行為要進行嚴厲打擊。針對流通領域的公司、各種壟斷性行業、商業性金融機構及證券、房地產等行業，設置特別稅費，把其大部分超額利潤收歸國家所有，逐步縮小個人收入差距。近年來，最低工資水平連續上調，個稅起征點的調整等等，都讓普通百姓確實嘗到了政策的甜頭。
四、規范收入分配方式，整頓不合理收入
不合理收入的范疇指的是通過不正常渠道獲得的額外收入。它與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和根本目的背道而馳。在我國，雖然是極少數人取得非法收入的，但是這些人影響極壞，危害甚烈。對正常的市場秩序及消費者的心理都有一定程度的擾亂，而且還會影響到商品市場的正常發展，對調動大多數勞動者的積極性、社會的安定團結、改革開放的深入都會產生不利的影響，因此，必須予以整頓并依法懲處。
首先，我國正處于新舊道德體系的轉換時期,由于舊道德的綜合滯留，而與市場經濟和現代化相適應的道德體系還沒有形成,使不道德現象產生。改革開放以來,非公有制的經濟成分應運而生,對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作用已經比較充分地顯示出來。從總體上看在很大程度上解放和發展了生產力,推動了整個社會經濟的繁榮發展。當發展商品經濟的浪潮驟然襲來時,人們茫然不知所措,反而把封建社會的東西拿來使用,利用新體制的不健全,趁虛而入,取得棲身之地,從而泛濫成災。因此社會中的種種不道德現象，恰恰是我國市場經濟發展不充分的產物。
其次，對外開放是一把“雙刃劍”。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必需實行對外開放，對外開放就像是一扇敞開的大門，好的東西可以進來，壞的東西也可以進來。不少人會自覺不自覺地拜倒在資產階級生活方式面前,喪失起碼的社會道德。然而這種狀態不會一直持續下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隨著我國社會市場經濟體制的發展和完善，我國的社會主義道德會也會進一步的完善。
新時期，道德建設的對策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迫切需要以新的道德體系來為市場經濟提供有利保障。那么，新時期道德建設又該如何進行呢？
首先，集體主義道德的培養至關重要。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必然要求建立符合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上層建筑,在道德方面必然體現為集體主義原則。真實的集體是把社會普遍利益與個人利益緊密的結合在一起。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斷，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飛躍發展的時期，我們必需認識到集體主義的重要性，我們要追求集體和個人的不斷完善。個人的不斷完善就意味著是不斷提高自身的全面素質,集體的不斷完善就意味著是不斷努力消除集體方面的不正之風、腐敗現象,更加真實地代表集體成員的利益。如果每個人都努力成為一個道德的人,那么道德的終極目的和標準———增進全社會和每個人利益總量就會實現。
在這“投機隨正常需求增加導致價格上漲而產生”同時，投機反過來對正常需求產生干擾作用，使市場變得畸形化，不再正常運轉，使得人們看不清正常需求到底在哪里、到底有多少。為了觀察到市場需求中哪一些是正常的，哪一些是投機的，聰明的人們也發明了一些觀察手段，比如在當今問題最多的房地產市場中，人們就以樓房的租金價格與出售價格的比較，或者以樓房價格與人均年收入的比較，來說明問題。人們購買樓房并不一定拿來居住使用，許多人拿來投機炒作，謀求待價而沽，但人們租房更多的是居住使用（當然也不排除通過專門的租房轉手而謀利的情況。但如果存在第二者、第三者租房轉手，那房屋原有者為何不直接與最終租用人聯系業務而獲得更大利益？因此租房轉手實際上并不成為普遍現象）。如果（租金／房價）這個比值很低，說明房價之高大大超過了人們對樓房的實際使用所承受的價格，此時人們更愿意租房使用，從而也會把房租普遍拉高。而房價之所以高過市場對樓房的實際需求使用所具有的價格程度，就是因為存在對樓房商品的投機因素，這個因素在拉高房價。相反，如果這個比值很高，就說明人們現在的房價與租金相比很低，此時人們便愿意買房居住使用而不愿租房，同時也說明，此時市場對樓房商品的投機現象最少。
投機需求與正常需求有一個區別：正常需求會遵守供求關系，在價格上漲時需求量減少，價格下降時需求量上升；但投機正好相反，在價格上漲時投機需求量會增大，價格下降時投機需求量反而減少，如果價格下降到最低，則投機現象消除，但此時卻正好是正常需求最大的時候。
仔細考慮，投機需求也不違反供求關系，只不過在這里起作用的不是實際價格的多少，而是“預期價格”的變化程度。所謂預期價格是指人們對商品價格變化趨勢的預估，它與實際價格往往存在不同甚至矛盾之處。比如當某商品價格正在上漲時，人們對它當前價格的預估往往是最小的，即從當前起，價格仍不斷上漲，當前價格與以后價格相比仍是最低的。因此就有可能出現這種情況：商品價格實際上漲越快，人們對它的預估反而越低，從而使人們更多地將資金擁向這種商品，形成商品價格中“追漲”現象。相反，如果商品價格趨向下降，則人們會預估商品當前的價格是最高的，從而在商品價格下跌過程中出現“殺跌”現象。所以，供求關系中反常的價格“追漲殺跌”現象，也是供求關系的一種曲折體現。這種情況在投機性需求中體現得成為顯著。
這樣，通過這種“越貴越買，越買越貴”的投機炒作，投機現象使社會上越來越多的資源與財富都卷進來了；此時，社會財富在價格漲跌的過程中產生大轉換，產生重新的社會分配。那些商品價格上漲很快的行業，越來越多將社會資源圈卷進來，所占去的社會資源甚至會使其它行業出現緊縮局面。比如現在的房地產行業價格上漲過快而將過多的社會資源、過多的社會購買力圈卷進來，自然會使其它行業因購買力不足而出現緊縮局面。在這種社會重新分配的格局中，在價格上漲期能夠截取一小段上漲價格的人，就可以額外獲得一筆財富，相反，在價格下跌期遭受一段下跌價格的人，則會損失一筆財富。所領受和遭受的價格幅度越大，所得到或者損失去的財富也就越大。
社會財富在價格漲跌過程中的這種重新分配，是維持社會財富總量不變的“零和游戲”？還是使社會財富總量有所損失？仍是需要進一步研究的問題。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在這種價格漲跌的情況下，財富量不能再以當前這種價值變動幅度較大的貨幣來衡量，而要以實物財富或者以幣值比較穩定的國際貨幣對這些財富的衡量來判斷。
另外，正常需求的物品一旦因投機炒作而價格爆漲，則這種物品就會脫離正常需求所應具有的屬性，變成了投機獲利的純粹形態，成為人們專門進行投機獲利的純粹手段與工具。比如當我們每天所必需消費的糧食的價格只有1元／斤時，我們會心安理得地每餐消費著一定量的糧食，但當糧食價格一下子上漲到30元／斤時，我們不敢消費那怕數量很少的糧食，而是小心翼翼將每一粒保護好，以圖在市場上換取更多的利益。因此，投機物品已經不再適合于人們的消費，而成為人們炒作謀利的工具。象今天某些城市里住房價格上漲那么劇烈，從5000元／平方上漲到17000元／平方，則住房已經脫離了它的原有居住功能，沒人敢拿如此昂貴的住房來居?。ㄈ绻幼∵^就變成了“二手房”，轉讓價格會低很多），而是拿它去作無數次的轉手交換。于是，對住房商品就已經沒有正常需求、正常消費可言了。
二投機是產生市場經濟繁榮與衰落波動的基本原因，投機旺盛，帶動相關投資的旺盛（如房地產業的投機過度帶動了水泥、鋼材、鋁材等行業的投資擴張，這些行業必將因房地產投機泡沫的破裂而遭受嚴重打擊），則使市場呈現出繁榮景象，繁榮景象又反過來使投機行為加劇，最終因汲干社會相關資源而必然使社會經濟趨向衰落，通貨緊縮，市場價格普遍下跌。就象當今中國股市，過分的投機汲干了社會上可以用于股市的資源，從而使股市陷于難以拯救的衰落之中。這就迫使政府產生一定的政府行為，去控制市場的這種繁榮與衰落交替的局面。這樣，原先在市場經濟中并不必要的政府行為，就不可避免地被引入到市場經濟機制中去；本來并不需要政府行為的市場經濟機制，現在則顯得必須依靠政府行為才能正常運轉了。但政府行為到底是使市場經濟運行得更平穩，還是使市場經濟更容易陷于波動之中？仍然是一個有待研究的難題。其中最關鍵的，顯然是與政府行為對市場經濟的介入、干預的方式是否合乎經濟運行內在規律的問題。
既然投機是市場經濟繁榮與衰落波動的基本原因，那么政府就應牢牢抓住這一點，從這一點入手來控制與駕馭市場經濟的運行。這也是對“市場經濟運行容易產生投機現象”這種固有性質入手，而合乎規律地對市場經濟進行控制的體現。具體地說，政府應特別注意市場經濟中的投機現象，不應對之放任自流，否則，市場經濟必定產生興衰波動。只要管好這個問題，市場經濟就可以長期平穩地運行與發展下去?？赡苡腥苏f，管住投機只是管住“興”的方面，“衰”的方面又如何治呢？實際上，衰是由興帶來的，投機造成過度、畸形的“興”，最終因耗盡相關社會資源而必然轉化為“衰”；因此“衰”并不能脫離“興”而存在。人類經濟發展史上每一次蕭條，無不如此產生。凱因斯主義的問題正在于此，它只是單純從“衰”的方面考慮治理問題（強調刺激需求的“需求管理”），而不太明白衰歸根到底是由“興”帶來的。因此凱因斯主義在治理了“衰”后又必然帶來畸形的“興”，從而陷于頻繁的“興衰循環”甚至“興衰重疊”（即滯脹）。
根據國家計生委的統計調查，自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以來，中國婦女生育水平開始持續下降?？偤蜕蕪?970年的5.81降到1980年的2.31，首次接近更替水平，2000年第五次普查數據顯示，中國總和生育率下降到1.30，達到低生育率水平，人口快速增長的勢頭得到基本控制。針對在低生育率水平下，我國21世紀人口問題的核心及人口政策的導向，成為近年來學術界關注的焦點問題。
關于未來人口戰略目標的不同觀點
就未來人口戰略目標而言，目前的主要爭論集中在：是否應以減少人口數量為戰略目標。對這一問題的探討，形成了以下不同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中國應以減少人口數量為戰略目標。持這種觀點的學者有葉文振（2002）、李小平（2004）等人，他們認為在新的百年里繼續有效地減少人口數量依然是我國人口政策必須考慮的主要矛盾和先于一切的大事。理由有三：其一，人均意識與人均資源劣勢要求減少人口總量；其二，資本有機構成的潛能，要求減少勞動力供給總量；其三，人均收入水平的加速提高，要求縮減人口總量。最后的結論認為，中國應以減少人口數量為戰略目標，在100年后將中國人口降到8-10億并力爭更低，200年后降到3-5億。與第一種觀點截然相反，另外一些學者認為，結構問題已經一躍成為21世紀中國人口問題的核心。宋?。?002）認為人口數量問題成為“籠中之虎”，盡管威猛，卻盡在掌握之中，中國人口轉變的獨特性，造就了中國人口結構問題的獨特性，隨著人口和社會經濟的發展，21世紀人口戰略目標應該由數量問題轉移到結構問題上。持此觀點的學者雖然不是很多，但這至少警示人們人口結構問題的嚴重性。第三種觀點認為，統一人口數量與結構、提高人口素質才應成為長期追求的目標。持這種觀點的學者們從人口與可持續發展的視角出發，多方位的尋求平衡發展。李建新（2001）駁斥了“一味追求人口數量減少的觀點”，認為在追求減少人口數量過程中所引起的加速年齡結構老化則必然會不利于可持續發展，他引用中國人口增長與社會經濟發展變遷的歷史事實，論證了“人口數量多少并不決定一個國家地區社會經濟發展速度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命題。蔣正華等人（2000）認為根據中國的國情目前追求最優人口數量是不現實的，當前所做的是將總人口控制在人口最大容量內的前提下，實現人口結構、人口地區分布的合理布局，實現人口與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學術界在人口戰略目標上的激烈辯論，說明中國人口未來長遠發展目標的確定是一項異常復雜、困難的任務，需要慎之又慎。
關于有無必要進一步降低生育率的不同觀點
在人口總量壓力與人口結構壓力并存的情形下，能否進一步降低生育率，是學者們關注的另一熱點問題。對未來人口目標的不同觀點，體現在對于生育政策的走向問題上有不同的見解，歸納起來有三種意向:1)進一步降低生育率，將總和生育率降到1.5甚至1.0以下，并長期保持下去，從根本上解決中國人口過多與人均資源長期緊張的問題，這樣才可能在生活水平和生存環境上追趕發達國家;2)穩定目前低生育率，這是人口總量未來能否停止增長并轉向負增長，最終實現現代人口轉變的關鍵;3)提高生育率，穩定總和生育率在更替水平2.0左右，是實現人口與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必要條件和最優的穩定狀態。這些意向最終體現在對生育胎次政策的主張上:1)主張繼續推行一孩化，從而進一步擴大獨生子女家庭的比例(;葉文振，2002;李小平，2004);2)維持目前的生育胎次政策或穩定總和生育率于1.5~1.8左右(馬瀛通，林富德，2000);3)調整現行的胎次政策，擴大二胎比例或逐漸向二胎政策過度(李建新，2000，2001；于學軍2000)，一方面，對生育率水平特別低的地區（如北京等地生育率已降到1.0以下），應采取措施，刺激生育率回升到更替水平；另一方面對生育率較高地區，通過生育政策把生育率控制在2.0左右的水平上，這樣既達到控制人口增長，又達到調控人口數量的目標。以上學者們對未來生育與政策調整問題基本上屬于理論探討，目前尚無嚴密的計算和論證，對這些調整可能帶來的后果也無系統的論述。
關于人口調控的不同觀點
從上述的討論中可看到，無論從我國目前人口數量問題還是結構問題上看，我國的人口是需要進行調控的。但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并逐步完善，人口控制機制應如何確定，現行的管理體制有無存在的必要或應向什么方向發展，已倍受關注。在人口調控問題的研究中形成了以下觀點：第一，只能由政府計劃調控，理由有二：其一，由于市場經濟對人口調節的時滯性，即使對一個完善的市場經濟而言，政府對人口的宏觀調控也是必不可少；其二，人口的生產不同于物質資料的生產，通過對兩種生產的調節機制進行比較分析，認為人口生產并不受勞動力市場供求規律調節，因此人口控制不應該也不可能由市場調節，只能計劃生育。第二種觀點認為，今后的人口調控應主要通過競爭、勞動力市場等市場機制的作用引導家庭的生育行為、控制人口數量，持這種觀點的學者認為：一方面，隨著生育率的下降，社會經濟的發展，特別是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我國計劃生育政策的邊際效應必然出現遞減的現象；另一方面，通過對20世紀最后20年來中國婦女生育水平變動的研究，認為近20年來人口發展主要由經濟等客觀因素所決定，當人口政策符合經濟規律的要求時才能起到顯著的作用，主張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應該轉變職能，把婚姻、生育之類的私權歸還于民。
我國人口問題研究觀點述評
我國學術界在上述三方面的人口問題研究中既存在不同的立場和視角，也存在差異顯著的推斷和論證邏輯?？傮w來看，各觀點均有其合理性與局限性，這主要是由于我國人口轉變的特殊性及目前我國人口問題的復雜性決定。
一方面，歷史上長時期人口快速增長，導致人口基數龐大。人口基數龐大、增加速度快，對中國資源環境能源形成嚴重的壓力。再加上人口運動的慣性和人口再生產自身規律的作用，人口與生態環境的矛盾還會進一步尖銳化，因此人口數量問題是理論界關注的核心問題之一。
另一方面，隨著經濟的發展及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近幾年中國人口發生了歷史性的轉變。如果按照自然趨勢發展，中國現在及未來一段時間內會像許多發達國家一樣持續處于人口轉變的第二個階段，但是由于70年代開始實行了較為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人口發生了快速轉變，致使中國用了不到30年的時間就完成了發達國家上百年才完成的現代人口增長模式轉變過程。這就導致了我國人口結構問題日益突出，使得21世紀中國面臨著人口數量及結構的雙重壓力。
第三，中國人口轉變的經濟基礎不同于發達國家。中國的人口轉型是在經濟追求高速發展的時期出現的，與工業化幾乎同時發生，而歐洲是在工業化完成后的經濟高度發達的背景下才出現的。西方發達國家進入人口老齡化時，人均GDP一般在10000美元左右，而中國僅為1000美元，顯然，中國的人口的轉變缺乏經濟基礎。
總體而言，對前面提到的人口問題雖然存在不同的觀點，但各種觀點的爭論使人口問題的研究更加全面。具體而言：
在未來人口戰略目標上，學術界把人口目標與社會經濟和資源環境的可持續發展聯系起來，并深刻認識到了社會經濟發展的核心問題是人口問題，找到了未來社會經濟發展的基本矛盾；研究的視角更加強調學科之間的交叉性：在確定人口的最大容量及適度人口方面將人口學、經濟學、資源環境學等結合起來，跨學科的特點突出；在分析人口結構問題時，選取了改進之后遞進式生育預測方法，這種預測方法更適合于中國人口發展的規律。在人口生育政策的導向及人口控制的調節機制上，對人口政策的探討不再僅限于關注人口數量，而是從多角度多層面去審視人口政策實施的條件及可能造成的后果和影響。對于這些方面的探討，可使未來的人口政策更符合實際，從而能盡可能的縮小負面效應，這是其合理的一面。其不足之處在于：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由于城市地區穩定低生育水平的技術條件與經濟條件已經完全成熟，因此全國的人口的生育率水平更多地取決于農村經濟的發展。
對我國未來人口研究及人口政策制定的啟示
上述針對人口問題的觀點，是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分析我國人口問題而提出的，這些觀點對我國未來制定人口政策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可以從中得到以下啟示：
第一，在不斷完善的市場機制下，生育政策應隨之做出相應的調整。無論原有的生育政策在過去發揮了多大的作用，但人口政策總是一定社會經濟條件下的產物，它也只有在一定的經濟基礎之上才能發揮其作用。隨著市場經濟的確立及完善，無論生育政策的導向如何，對生育的調節手段應該發生轉變。
第二，生育政策應分地區區別對待。雖然改革和開放以來，我國社會經濟發展十分迅速，但是地區之間存在著很大的差別，因此在生育政策的選擇與方式上也應有所不同。在上海、廣州等地綜合生育率低于1.0的地區，特別是佛山（0.55）等超低生育率、經濟基礎好、思想觀念超前的城市，穩定低生育率水平的條件已經完全成熟，應將低生育率穩定機制從政策控制機制向群眾自我約束機制轉變。在經濟基礎落后的西部高生育率地區，應深入群眾實地調查，確定出與當地實際情況相宜的生育調節方式。
第三，促進人口流動，改變生育觀念。在城市總和生育率已經較低且基本穩定的的條件下，控制農村人口成為解決我國人口問題的關鍵。而促進人口流動，加快城市化建設不僅是人口向城市的簡單的轉移，更重要的是人口生活方式、思想意識的轉變。發達地區經濟條件的引力，與落后地區人口過剩的推力，使得落后地區人口向經濟發達地區流動，在流動中改變生育觀念，轉換生育行為。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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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葉文振.數量控制:21世紀中國人口生育政策導向[D].市場與人口分析,2002
3.宋健.結構問題是21世紀中國人口的核心問題[D].市場與人口分析,2002
二、檔案管理工作要發揮經濟杠桿的作用。
檔案管理工作必須遵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規律，不斷增補完善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檔案管理制度。根據我們的實踐經驗，單位的計劃財務部門、技術管理部門與檔案管理部門要相互協調，在項目協議合同中要有明確的歸檔內容和時間，并預留歸檔保證金。對沒有歸檔的成果、產品不算合同的完成，不予結算。這一措施從現在許多工程項目中執行情況來看效果比較好，在很大程度上解決了歸檔難問題。
三、檔案工作人員自身業務素質要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