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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哈！”周瑜在吃飯時對小喬說，“下次又要跟蜀國大打一場，諸葛亮那家伙肯定還不會使用時光機呢，造出來也沒用！”“你別小看人家，瞧瞧人家，智商那么高！他比神馬還神馬！”小喬提醒他。
“神馬都是浮云！”周瑜很很很很……很不以為然地叫道。
這位大都督踏上吳蜀之戰那荒涼的戰場上時，驚呆了！
對面，成吉思汗率領一隊蒙古騎兵，手拿弓和箭殺來。
“媽呀！”周瑜驚叫著，跑開了。一陣箭雨從天上下來，“嗖嗖”響著。周瑜環視四周，竟無一人生還！幸好他還活著，他狼狽地逃回了吳國：“諸葛亮會用時光機了！”
“可惡的諸葛亮！”周瑜氣呼呼地擊打辦公桌，“我也招！”“招什么？”小喬問道?！罢袑㈩I！招好兵！”
這位大都督再次踏上吳蜀戰場了。劉邦領著一群弓箭手，韓信帶領一群飛刀兵，岳飛領導著一支長槍隊。他們向蜀軍方向殺過去。
對面，廉頗和勾踐帶著一隊火箭手，躲在暗處。
周瑜招的三位將領到了蜀軍那邊卻看不到蜀軍，覺得奇怪。突然，隨著“哧溜溜”的聲音，頭上飛過許多帶火的箭。不過幾秒鐘，吳軍成了一片焦炭。
“唉！”周瑜這個大都督沮喪極了，“又敗了……”
忽然，他一拍腦門?！肮?！再招更先進的兵！”
又一次踏上戰場，周瑜胸有成竹。
九路軍手持小米加步槍躲入戰壕，上子彈準備戰斗。
對面黑壓壓的是個啥？周瑜拿起望遠鏡看對面。
蜀軍的坦克到處都是，還有背著許多許多彈帶的沖鋒兵。天上還有許多尺許多尺高的……飛機！周瑜嚇壞了?！熬怕?！九路軍隊長在哪？”周瑜呼叫著，卻發現九路軍們已被無聲炮彈炸飛了。
中圖分類號 X32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2-2104（2015）12-0078-07
洪水是目前最常見且頻發的水災害，已為各國普遍關注[1]。近年來，隨著全球氣候變暖，陸地降水驟增，河川徑流量上升，洪水危害日趨嚴重[2]。水道的連通性、水體的流動性、流域的系統性以及利害的相關性增加了國際河流跨境洪災防治的協作難度，加之各流域國開發利用訴求的差異[3]，使流域國對跨境洪災防治的態度難于趨同，削弱了防治合作的整體成效。
我國擁有110 多條國際河流，主要國際河流41條[4]。我國是多條重要國際河流的發源地，擁有對河流利用的天然控制權[5]。隨著流域國對水安全更趨敏感，使跨界水資源問題具有政治、安全和戰略意義[6]，易使國際河流洪災跨境影響泛政治化。因此，各國對跨境防洪合作既積極推動，也謹慎實踐。
流域國間所簽署的國際河流防洪合作協議能集中反映利益相關國的合作意圖、行為和努力方向[7]，因此，通過對國際河流防洪合作協議的內容分析可以發現國際河流跨境洪災防治的一般性合作特征與演進趨勢，對于比較我國國際河流跨境洪災防治合作特征并制定相應策略具有重要意義。
1 研究現狀分析
流域國為維護流域各國社會經濟利益，通過簽訂涉洪協議開展跨境洪災防治的雙邊或多邊國際合作，規定合作形式與內容，明確權利與責任。國際河流跨境洪災防治合作內容主要有：構建洪水災害聯合機制或專門委員會；通知、磋商和協商洪水危險；汛期應急合作；交流涉洪信息、情報等[8]。
跨境合作已成為防控國際河流水災害的主要趨勢[9]。目前，國外學者已開始深入研究國際河流防洪合作。如Becker等認為，適當的機構設置是有效防治跨境洪災的必要條件[10]?？缃绾恿魑瘑T會的能力與流域跨境洪災治理效果直接相關[11]。此外，國際河流水文數據、信息共享是實現流域協同管理的重要前提[12]?？梢?，國外學者已意識到流域國聯合防治跨境洪災的必要性與重要性，研究范圍廣泛，涉及合作模式、合作影響因素、合作支撐技術等方面。
近年來，我國國際河流多次爆發大規模洪水，使國內學者開始關注國際河流跨境洪災。其中，既有一般性分析，如郝少英主張構建國際河流洪水災害防治的法律制度[8]；也包括具體性分析，如劉宗瑞等充分考慮界河特點，構建跨時段多層次的治理機制[13]。總之，國際河流防洪是未來國際河流管理研究中的重點[14]。
2 研究框架、研究方法與數據源的選取2.1 研究框架與研究方法
目前，國內外學者從廣度、深度[15-17]與緊密度[18-19]等角度深入研究跨單位（組織）合作，形成了較完整的研究框架。因此，結合已有研究，從廣度、深度與緊密度等維度構建跨境洪災防治合作特征的分析框架（見圖1）。
合作廣度是指合作參與者類型的復雜程度，是跨單位（組織）合作的橫向延伸。一些學者將合作伙伴的數量作為合作廣度的測量指標[15-17]。因此，以合作主體數量測度跨境防洪合作的廣度。
合作深度是指合作治理目標的專業化程度，是跨單位（組織）合作的縱向拓展。防洪合作目標的高度專業性有助于流域國間防治技術、知識的溢出與互補。因此，以合作目標的專業性測度防洪合作深度：①合作目標高度專業化的專門性協議（主要目標）；②合作目標中度專業化的專門章節（重要目標之一）；③合作目標低度專業化的零星條款（一般目標）。
合作緊密度是指合作參與者相互的聯結程度，是跨單位（組織）合作的一體化整合。Sadoff等將國際河流涉水合作模式分為高、中、低三種，并認為，流域國采用合作模式層次越高，則跨界水資源開發合作的緊密度越高[20]。因此，以合作模式層次測度跨境洪災防治的合作緊密度。
內容分析法是對有明確特性的傳播內容進行客觀、系統和定量描述的研究技術[21]?；趶V度、深度與緊密度等維度，以防洪合作協議為樣本，利用內容分析法，系統地計量合作主體數量、合作目標的專業性以及合作模式層次，發現國際河流防洪的合作特征及演進趨勢。
2.2 數據源的選取
國際政治領域事件數據庫數量可觀，可分為兩類，一是基于歷史記錄的數據庫，二是依據全球新聞報道而形成的數據庫。前者有沖突與和平數據庫（COPDAB）、全球事件數據系統（GEDS）等；后者則包括國際廣播信息服務（FBIS）、奈克斯新聞全文數據庫（LexisNexis）等。但考慮到代表性、樣本量與時間跨度等方面，以上數據庫不完全適用跨境水資源問題分析。
（1）代表性不足。前文所述多種數據庫的信息主題多元，覆蓋面廣，是通用型事件數據庫，并非專門針對涉水爭端，缺乏代表性。此外，以上數據庫存儲平臺不同，數據庫結構也有差異，并不適用于跨境水資源的專項分析[22]。
（2）樣本量偏少。前文所述多種數據庫部分事件內容不一致，難以提取數量足夠且主題適宜的數據樣本。
Conca等就指出，跨境水資源合作研究樣本量偏少，難以準確發現國際河流水資源合作的主要特征[7]。
（3）時間跨度較小。限于成立時間與事件時效性，部分數據庫所收集信息的時間跨度偏短，較難準確了解國際河流合作的發展趨勢。
美國俄勒岡州立大學基于現有國際關系事件數據庫，進行整合與標準化，匯編了跨界淡水資源爭端數據庫（TFDD），構建時空數據庫記錄歷史水關系。目前，聯合國下屬機構（如環境規劃署等）和有關機構（如世界銀行等）已引用該數據庫所收錄的國際河流統計數據[22]。此外，TFDD已成為研究國際河流合作的重要數據來源，如Conca等[7]、Gerlak等[23]及周海煒等[24]。
目前，TFDD收錄1820年至今約450條國際涉水協議，主題適宜，代表性突出，樣本量較大，時間跨度較廣。因此，以TFDD中的國際涉水協議作為數據源，同時，考慮到全球性協議的約束力較有限及20世紀20年代以前簽訂的協議數目較少等因素。由此，以1920年至今關于具體流域的合作協議為研究樣本。經統計，滿足條件的防洪合作協議184份，跨界河流協議120份，界河協議58份，同時涉及跨界河流與界河的協議6份。
3 合作特征及發展趨勢分析
3.1 合作廣度特征
河流洪水的形成與其所在流域整體水文地理特征存在必然聯系，國際河流跨境洪災防治須從全流域視角來看待[13]。跨境洪災防治合作旨在流域國間互補戰略性資源，包括涉洪水文氣象信息、防洪技術等等。水文信息收集及評價是基礎，是國際河流合作開發起點[25]。從外部組織獲取差異化、多樣化的知識或信息可以提升本組織績效[26]。因此，一般認為，國際河流水資源合作主體數量越多，越能拓寬流域國間信息與技術基礎的廣度，使跨界合作信息源、技術源的種類多元。Fischhendler認為，相較于雙邊協議，多邊協議易產生更深度合作[27]。
但數據表明，簽訂雙邊合作協議才是國際河流防洪合作的主流，占比約84%，遠遠高于多邊協議?？缇撤篮槭强鐚W科、跨地區、跨部門且需統一協調、綜合分析的系統工程[28]。由于流域國間在信息和控制體系決策過程上存在差異，需花費更多時間、資金以協調合作伙伴的治理行為[29]，無疑會增加溝通、協調成本，反而影響了跨境防洪的成效。在一般情況下，雙邊防治合作在戰略協同、管理協調以及技術協作等方面的難度低于多邊合作，流域國更傾向選擇雙邊合作協議。
3.2 合作深度特征
在高專業性合作目標的指導下，流域國高度參與到跨境洪災防治中，共享信息源、技術源，獲取各自不足的深度信息與專業技術，帶來良好的合作效果。高度專業的合作協議有助于確定洪災防治合作的戰略目標，明確流域國間的相互權責，規定防洪合作的主要內容與交流頻率。在各方積極參與的前提下，流域國對防洪合作重要性、協同性等方面的認知、理解趨向一致，有助于各方政治互信的強化，減少因信息不對稱、技術協作失誤等原因而產生的潛在風險，引導合作行為，保證防洪合作效果。此外，當防洪合作目標專業性較低時，流域國間缺少頻繁的互動與交流，導致合作經驗不足，難以形成合作慣例與默契[17]，使合作行為有較多不確定性風險，削弱了防洪合作成效。隨著彼此間合作不斷深化，合作慣例、默契逐步常態化，減少溝通協調成本?？梢?，合作目標的高度專業性可以通過強化正式的政治互信與非正式的慣例（或默契）保障防洪合作成效。
統計數據也證明流域國更傾向于保證合作目標的高度專業性。約39% 協議是針對防洪的專門性協定；約42%協議包含防洪的專門章節；約19%只有零星條款涉及防洪。流域國更傾向于簽署專門性協議，或協議中有針對性的涉洪章節為主。由圖2知，專業防洪協議與包含專門防洪章節協議的數量基本保持上升趨勢?？绲貐^、跨部門的調度協調難度與跨學科、跨領域的技術協作要求促使跨境防洪合作走向高度專業化。
3.3 合作緊密度特征
在跨境水資源合作中，緊密的聯結有助于改善流域國間的國際關系，強化政治互信。在此基礎上，共享涉洪信息，交流防洪技術，促進跨境防洪合作。一方面，緊密的聯結能促使合作單位（組織）間保持頻繁的互動與密切的交流，以分享彼此的認知、理解，同時獲得彼此所需戰略資源[30]。可見，高緊密度的聯結有助于提高流域國間涉洪信息交換的有效性與及時性，促進合作意愿的強化。另一方面，緊密的聯結可以增強合作單位（組織）間的互信[31]。國際河流問題的高度敏感性決定了跨境防洪合作離不開流域國間高度的政治互信。高度的政治互信有助于增加流域國間信息傳遞及再整合的效果與效率[32]，是防洪合作的重要條件。
緊密度較低的合作模式由成本分享數據收集和分析等構成，緊密度較高的中度合作模式以協商/共識型的項目合作等為主，而高度合作模式中則包括聯合管理和運作等[20]。在樣本中，約51%協議中采用了構建洪水聯合機制或專門委員會的高度合作模式；近20%協議中未采用高度合作模式，而采用了預先通知、磋商與協商以及洪水緊急應急合作等中度合作模式；約29%協議中僅采用了涉洪信息、情報交流的低合作模式?？梢?，高度合作模式是防洪合作的主流選擇。
跨界河流和界河地理形態的差異導致流域國地理位置相稱性的不同，流域國間權利義務對等性不盡相同[33]。因此，將合作模式與河流類型結合分析（見圖3）。數據說明，界河流域國間更傾向構建洪水災害聯合機制或專門委員會，跨界河流流域國間則更多選擇交換涉洪信息、情報?？梢姡绾涌缇澈闉姆乐魏献髂Ｊ礁哂诳缃绾恿骱献髂Ｊ?，界河流域國希望通過構建統一、透明、互信的合作平臺。
4 我國國際河流防洪合作與國際總體趨勢的比較分析 由于流域國間在防洪機制、政府管理、社會發展水平等方面存在差異，如何開展有效合作已成為焦點。從合作廣度、深度與緊密度等維度，比較分析我國國際河流跨境防洪合作實踐與國際總體趨勢間的關系：
（1）就合作廣度而言，不同于國際河流一般性合作的主要趨勢，目前跨境洪災防治以雙邊合作為主，關于合作廣度的研究預期未獲支持。目前，我國幾乎與所有鄰國（包括俄羅斯、蒙古、哈薩克斯坦、印度等等）簽署了雙邊涉洪協議，與國際總體趨勢相符；
（2）就合作深度而言，跨境洪災防治合作的目標逐步明晰，專業性不斷提升，是國際河流防洪合作的主要趨勢。我國作為“負責任大國”，積極參與國際事務，高度重視國際河流水災害防治，幾乎與所有鄰國簽署了專門性防洪協議或在協議中明確有針對性的涉洪章節，符合國際總體趨勢；
（3）就合作緊密度而言，高度合作模式是跨境防洪合作的主流選擇。界河流域國更傾向于高合作模式，跨界河流流域國則更多選擇低合作模式。目前，在跨界河流遍布的西南地區，我國主動與下游國交換涉洪信息、情報；在以界河為主的東北地區以及界河、跨界河流交織的西北地區，我國已與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共同設立合理利用和保護跨界水聯合委員會?？梢姡覈鴩H河流跨境防洪“不對稱性”合作實踐（asymmetry）[34]與全球總體趨勢相符合。
總之，就廣度、深度與緊密度而言，我國國際河流防洪合作實踐與國際上防洪合作的總體發展趨勢有高度一致性；與全球其他國際河流的防洪合作進展是基本相符的。
5 對我國國際河流跨境洪災合作的啟示
由上知，就合作緊密度而言，跨界河流與界河流域國在合作模式層次的選擇上是有明顯區別的。但河流所在地區政治、自然以及區域合作程度等方面的差異[35]則使不同地區防洪合作的廣度與深度具有各自特點。因此，我國應充分考慮到東北、西北、西南地區國際河流實際，科學評估國際河流跨境防洪的主要價值，從合作廣度、深度和緊密度等維度完善國際河流的防洪合作策略。
（1）東北地區。東北地區是我國5個洪水災害影響區域[36]。目前，在戰略協作伙伴關系的基礎上，中俄已將防洪納入流域水資源治理戰略，從中央到地方就東北地區主要國際河流洪災防治建立了多層次的成熟合作關系[13]。因此，未來防洪合作應著眼于合作深度的強化。一方面，根據東北界河干、支流并發的特點，制定全流域洪災防治的整體規劃，另一方面，應將干流大中型控制性水利工程建設明確列入東北地區跨境防洪合作的主要目標之一，以提升全流域整體防洪能力。我國應積極與鄰國溝通，通過正式的官方外交與非正式的非政府交流，加強政治互信，為界河控制性水利工程建設奠定基礎。
（2）西北地區。在氣候干旱的西北地區，跨界河流與界河交織，入境河流與出境河流并存。西北地區洪水以融雪型、融雪疊加暴雨型兩類為主[37]，因此，我國應明確合作目標，重點防治流域融雪型、融雪疊加暴雨型洪水，考慮到西北地區水資源稀缺的現實，要重視洪水資源化。同時，考慮到霍爾果斯河（界河）、阿克蘇河（入境河流）等河流的特殊性以及阿克蘇河流域綠洲作為新疆優質棉、糧食生產基地的重要性，優先治理霍爾果斯河、阿克蘇河等流域，長期合作目標是打造中亞地區國際河流防災減災合作的示范區。
西北地區洪水峰高量小，持續時間短，但流速大[38]，加之多山地的地貌使其具有突發性強、陡漲陡落、易成災等特點[39]。因此，在利用和保護跨界河流聯合委員會的戰略指導下，啟動汛期流域聯席會議或臨時防洪小組，協調流域跨境防洪問題，提高流域防洪合作的靈活性、應急性與協同性，強化防洪合作的緊密度。
（3）西南地區。目前，中南半島與印度半島水患嚴重，以布拉馬普特拉河-恒河流域（印度）、賈木納河流域（孟加拉國）等為甚，有礙“一帶一路”國家戰略的推進，是“孟中印緬經濟走廊”建設的自然風險。鑒于沿岸國國力貧瘠，無法大規模興建防洪基礎設施，因此，在西南地區，我國應將合作目標定位于扶持下游國涉洪基礎設施建設。在“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籌建的背景下，我國應發揮多邊國際金融平臺的優勢，為中南半島與印度半島設立涉洪基礎設施專項資金。
在西南地區，我國與下游國間的跨境防洪合作以雙邊低度合作為主。因此，就合作廣度與合作緊密度，我國與周邊鄰國應逐步探索多邊高層次合作，推動流域整體水災害防治合作。我國可先與印度、越南等鄰國開展雙邊合作，在汛期成立流域聯席會議或臨時工作小組以指導跨境防洪工作。條件成熟后，嘗試建立全流域水災害防治委員會，力爭形成全流域多邊防洪合作。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南半島，地區合作呈現“外部主導性”，出現“機制擁堵”，增加了政治談判成本與交易成本，破壞了統一的集團身份認同，妨礙合作深化[40]。因此，我國應積極與緬甸以及湄公河委員會溝通，整合多種合作機制，明確不同合作機制的層次與功能，規范不同合作機制的范圍與領域，構建從中央到地方、兼容官方與非政府的多層次、有秩序的合作格局，合理控制流域合作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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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法的頒布為世界各國政府采購法律制度的建設與完善提供了良好的示范，為許多國家政府采購立法或者修改提供了示范依據。但是，隨著國際經濟形勢的變化，特別是以電子技術為主的科學技術的迅速發展，實現政府采購的規范化和科學化又有了更高的要求。
一、《示范法》采購的性質及其修改背景
《采購示范法》是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1994年在其第二十七屆年會上通過的。由于規范的主體主要是以公共部門為主的政府部門，因此基本上屬于政府采購部分。
根據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的決議，制訂該法的目的是“促使政府公共采購過程更具有競爭性和透明度，盡可能節省資金和提高效率與質量，增強政府采購的公開性和透明度，使政府采購更公平公正、更具經濟效益和效率①”；貿易法委員會作為聯合國大會的政府間機構，是聯合國為促進和協調國際貿易、消除因貿易法差異而對國際貿易造成不必要的障礙而設立的。
因此，“促進和鼓勵供應商與承包商參與采購過程，尤其在適當情況下促進和鼓勵無論任何國籍的供應商和承包商的參與，從而促進國際貿易②，”同樣是《采購示范法》采購制訂的主要目標之一。
但是從性質上看，《采購示范法》不同于WTO《政府采購協議》（簡稱GPA）?！恫少徥痉斗ā返膬热菔且允澜绱蠖鄶祰艺少彿芍贫葹榛A，綜合各國的制度設計和操作經驗，由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組織各國專家起草制訂，而不是像GPA一樣通過WTO成員間談判形成。
《采購示范法》的立法目的不在于為國際貿易和國際經濟發展提供一套具有強制性和普遍約束力的法律規則，而在于為不同制度、不同法系、不同文化條件下的國家或國際組織的政府公共采購行為，提供一種綜合的、示范性的立法理念和制度模式。
《采購示范法》包括政府公共采購制度建設目標價值、采購的類型、方式、供應商資格審查、國際商界參與采購進程的規定、采購的程序要求與組織管理等內容。該法通過以來，已經成為許多國家和地區完善采購法律的參考依據和借鑒，被認為是國際政府采購制度情況的綜合反映。
同時，“《采購示范法》也被認為是執行WTO《政府采購協議》的一個范例。它的條款、原則和法律框架，已成為執行《政府采購協議》的主要內容標準。其中，在有關使用標準技術規范和評估供應商資格規則、招標文件內容等方面，兩個文件基本一致?！?/p>
但另一方面，《采購示范法》通過以來，政府采購的情況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政府采購領域中出現的許多新情況新問題，現行的《采購示范法》已經無法找到示范依據。此外，《采購示范法》之后，世界各國在政府采購方面進行了廣泛的實踐，積累了大量的經驗，對《采購示范法》的不足及需要補充的內容已經有了更多的認識。
二、《采購示范法》修訂的思路與方案
《采購示范法》的增訂和修改是一項十分復雜的工作，內容涉及許多方面。從2004年以來，貿易法委員會組織世界各國及國際組織的專家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磋商與討論。其中，重點對政府采購透明度、現代電子技術的應用、政府采購政策功能等十幾個方面的內容進行增訂與修改。
第一，進一步增強政府采購透明度，提升采購的公平公正性，增強政府采購市場的開放性。由于政府采購具有很強社會公眾性，“公平、公正、透明”是政府采購的永恒的主題。在《采購示范法》的六條目標價值中，就有“使有關采購的程序具有透明度，促使采購過程老實公平，給所有供應商和承包商以公平和平等的待遇③”等三條與此目標相關。
但是，隨著社會進步和科技發展，原有的實現公開透明及社會參與的規定仍不能適應需要。因此，《采購示范法》修訂中，增強公開性、參與度及保護公平競爭仍成為一項重要的議題。
第二，發揮政府采購的功能作用，促進社會和經濟政策目標實施。
在《采購示范法》的六條目標價值中可以看出，采購的政策功能并沒有納入立法目標之中。但是，鑒于政府活動對于社會、經濟環境影響的日益加深，以及許多國家和地區已經注重發揮采購功能作用的事實，委員會決定在新規則的修訂中，討論并增加政府采購政策功能作用的相關內容。
政府采購的政策功能是通過其特殊的作用能力實現的，可以通過立法手段及政府政策措施，通過確定政府采購什么、向誰采購、采購多少、如何采購等，從利益上影響供應商的行為和引導其他主體采購行為，實現對社會經濟內容的調節和控制。
第三，廣泛利用現代科技成果，提高采購技術和效率。需要說明的是，《采購示范法》是國際貿易法委員會1986年開始起草，1993年基本完成，1994年正式的。
委員會認為，高效和可靠的電子采購系統需要在電子安全性、保密性和真實性以及數據的完整性方面有適當的控制措施，在這方面需要制訂特殊的規則和標準，并確立重點解決以下問題：電子采購法律認可；電子通信手段的類型和內容；電子通信與“紙質通信”在法律上的“功能等同”；電子采購的法律效力，包括電子信息、電子信息提交、電子簽字、電子合同的法律效力；電子采購的“普及標準”，規定必須使用較大眾性和普及性的電子通信手段，以防止采購實體利用電子通信的技術標準和措施，在采購中形成部分供應商準入，從而形成對潛在供應商的歧視和排斥。
“委員會希望通過增訂電子政府采購的條款，實現從法律角度保持電子政府采購的確定性、真實性、完整性、可檢索性和保密性，并確保發送和接收系統的相互兼容性”④。
第四，增訂和修改采購方式與方法。政府采購的科學化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采購方式設計與規范。委員會鑒于歐盟和世界大多數國家近十年來新型采購方式的實踐，擬對采購方式進行增訂和補充。在新增采購方式方面，決定主要增加“框架協議”采購與“電子反向拍賣”方式的內容與法律規范。
所謂框架協議采購，是指采購方通過招標或談判的方式，一次性與供應商簽訂提供貨物、工程和服務的協議。協議確定在固定期限內（如一年）供應商不定期不定量按協議規定的條件多次分散提供貨物和服務。
“電子反向拍賣”是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提出的一個新概念。簡單地理解就是電子“拍買”，與一般“拍賣”相反，不是一個賣家，眾多買家，高價競賣。而是一個買家，眾多賣家，購買者以低價競買。由于沒有“拍買”一詞，人們將采購競價稱為“反向拍賣”，我國稱之網上競價采購。
第五、制度設計與表述更加明確規范。
除以上五個方面的主要內容以外，委員會還提出了其他多種需要考慮的趨勢和修訂的內容。包括服務采購中如何根據服務的類型和相關情況，對每種方法使用的條件和選擇原因制訂指導性意見，如何選擇替代采購方式，如何增加社會的參與及對于政府公共采購的監督與管理等重要內容。
三、我國政府采購制度建設的借鑒與完善
西方發達國家政府采購制度建設大多起源于18世紀，至今走過了200多年歷程。聯合國《采購示范法》也正在總結各國經驗的基礎上起草制定的，因此最具有國際代表性。
相形之下，我國政府采購制度建設起步較晚。
《政府采購法》的頒布在我國具有劃時代意義，標志我國政府采購走上了法制化的軌道。但是，由于政府采購本身的復雜性，加上理論總結不足、實踐經驗缺乏，所以我國政府采購法律制度不可能一開始就十分完善。
同時，我國還面臨著即將加入WTO《政府采購協議》（商務部已經明確承諾2007年12月前正式拿出第一份加《政府采購協議》的清單）的緊迫問題，我國政府采購國際化趨勢已不可逆轉。因此，以聯合國政府制度完善為代表的新趨勢，對于完善我國政府采購制度顯然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我國政府采購在制度設計、操作實施、監督管理等多方面，同樣需要增加公開性和透明度，需要發揮政府采購的政策功能，積極利用現代科學技術，創新采購方式，提高采購效率和質量。同時，制度建設也應該更加注重完整性、系統性和準確性，使制度便于操作、執行和控制，真正實現政府采購的規范化和科學化。
注釋：①《貿易法委員會貨物、工程、服務采購示范法》立法說明。
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融合的更加緊密，涌現出更多的“走出去”企業?！白叱鋈ァ逼髽I在取得成就的同時，也存在著許多需要認真總結的經驗教訓。因此，成功借鑒國外政府成功經驗，提高我國“走出去”企業適應國際市場的競爭力，具有重要的現實和理論意義。
國外政府扶持企業“走出去”的財稅、金融、法律政策
在當今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各國政府為了扶持本國企業快、穩、好地“走出去”，紛紛出臺相應政策，促進企業在國際市場競爭中獲益。
（一）國外政府扶持企業“走出去”的財稅政策
國外政府扶持企業“走出去”的財稅政策如表1所示。
（二）國外扶持企業“走出去”的金融政策
國外扶持企業“走出去”的金融政策如表2所示。
（三）國外扶持企業“走出去”的法律政策
國外扶持企業“走出去”的法律政策如表3所示。
（四）國外政府扶持企業“走出去”的成功經驗
1.發達國家經驗―以美國為例。美國開設進出口銀行，主要是為了促進本國產品在海外的銷售。鼓勵對外投資稅收政策包括實行分國限額與綜合限額選擇制，為從分國限額抵免法轉為綜合限額抵免法設立了過渡期；設立CFC法規，取消對消極所得和國外基地公司通過轉移利潤方式獲得的經營所得使用延遲課稅的規定；正式對外簽訂的稅收協定中無稅收饒讓條款等。
2.新興國家經驗―以韓國為例。韓國開設進出口銀行為對外直接投資提供貸款，貸款總額最高可達項目投資額90%；專設經濟發展基金為風險太大或經濟收益太低的合作項目提供信貸。對海外投資者在海外從事投資事業，若已向國外政府繳納所得稅，則在國內對已納稅額給予免除；若國外對韓國投資者給予減免所得稅，被減免的金額應被視為應納稅額，在韓國國內也給予減免等。
3.發展中國家經驗―以印度為例。印度政府逐步放寬了其堅持了數十年的外匯管制政策；政策支持國內有關單位向企業提供海外有關國家的經濟、法律等方面的服務；駐外使館的商務處也積極向印度企業提供所在國家的稅收環境、政府各項優惠政策等方面的綜合服務，并對印度企業到所在國家投資提供必要幫助等。
我國企業“走出去”面臨的財務管理問題
（一）“走出去”企業自身缺乏對投資國財務政策的深入研究
我國投資企業對投資國的財稅、金融、法律等政策欠缺深入研究，不明確自身發展方向，對海外投資缺乏科學論證，不顧客觀條件和自身能力，認為什么行業都可做，缺乏科學規劃和部署，不能應對多變的市場環境，使企業“走出去”后長期沒有收益，甚至出現投資失敗。
（二）“走出去”企業融資困難且融資渠道緊張
受國內貸款額度與特定外匯額度限制的影響，一些境外企業存在著融資困難、渠道緊張的問題，缺乏強有力的經濟政策支持。2008年，中國銀監會剛剛出臺了《商業銀行并購貸款風險管理指引》，為規范商業銀行并購貸款經營行為，提高商業銀行并購貸款風險管理能力，促進銀行業公平競爭提供保證，借此契機，應加大對企業海外投資并購貸款的支持力度。
（三）針對“走出去”企業的財務管理機構不健全
我國政府的優惠政策多傾向于大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或上市公司，忽視對“走出去”企業的扶持。目前尚未形成一個權威性的專門針對“走出去”企業財務控管體系的管理機構來進行規劃，對其經營管理動態等重要信息獲取不及時或根本無法獲取，造成企業缺乏整體觀，效率低下。
（四）稅收層面征管難度大
目前尚沒有專門的境外所得申報表，對境外企業就其取得的境外所得的真實性、完整性難以精準把握；境外所得稅收抵免限額計算采取分國不分項原則，這種抵免制度使多國經營的“走出去”企業要逐國計算，計繳成本高，征管難度大。
（五）財務監控手段相對落后
對境外投資企業的基本信息、經營狀況、財務信息等缺乏相應的數據采集、分析、監控平臺，企業沒有內審制度，即使有也很難做到內審的獨立性，自身缺乏必要的財務監督機制。監控手段更新速度慢，有關機構不能為“走出去”企業提供完善的信息咨詢服務，企業得不到實用的信息，缺乏應對財務風險能力。
（六）缺乏專門針對“走出去”企業的發展基金
目前我國尚缺乏專門針對“走出去”企業基金的“綠色通道”，缺乏搭建企業、金融機構雙方溝通平臺和專項的發展基金。若財務風險發生足以帶給企業不可挽回的損失，應須通過建立專項發展基金的方法規避財務風險。
（七）“走出去”企業缺乏高級專業人才
市場競爭實質是人才的競爭，“走出去”企業對財務、法律專項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境外人員有的尚無“上崗證”就已經上崗，更難提經歷正規培訓、考核。政府機關工作人員中，真正精通涉外財務、法律知識的人員偏少，難以提供咨詢支持。人才匱乏嚴重影響企業快速、穩健發展。
推進我國企業“走出去”健康發展的政策建議
（一）完善相關政策、法規以強化企業自身學習
政府應對企業海外投資活動進行立法規范，對企業海外并購帶來政策引導，對優質企業進行鼓勵。建議制定具有約束力和權威性的《企業對外投資促進法》，明確規定涉及海外投資的各項財務政策，確保境外企業在經營過程中遇到有關問題時有法可依。同時督促境外投資企業自主學習，加強自身建設。
（二）利用金融政策加大企業融資力度
商業銀行應依據《商業銀行并購貸款風險管理指引》等政策，在滿足市場需求和控制貸款風險之間取得最佳平衡，因地制宜設計內部的業務流程和管理制度。以市場化方式為企業“走出去”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持，積極支持市場前景好、有效益、有助于形成規模經濟的企業海外投資并購貸款，幫助企業應對當前國際金融危機沖擊。
（三）量身定制服務機構
建議由商務部、發改委、國資委等有關部門組成針對“走出去”企業財務風險防范的專設機構，研究境外投資環境，及時公布有效信息。同時為“走出去”企業開設網站，及時公示最新的境外財稅優惠制度、國際財經資料、法律法規等，并在國家稅務總局等相關網站設置鏈接。
（四）以稅收政策支持境外企業投資
對企業“走出去”實行有力稅收減免政策，避免其受到雙重征稅的困擾?？蓪ζ髽I海外經營的虧損給予一定的補貼，為“走出去”投資企業制定專項稅收減免政策，允許企業利用海外已上繳的納稅金來沖抵國內所得稅金額，加大對企業境外收入所得的傾斜力度，通過虧損退稅、關稅優惠等方式降低企業的海外稅收。
（五）加強企業財務監控體系
為了確保境外企業財務目標的實現，提高效率，應充分利用企業信息化系統所提供的各種信息對企業進行監督和控制。企業可建立全面涉及公司內部供、產、銷等主要環節的信息系統，在整個企業中實現信息共享，重視財務監控，落實有關人員監督職能。
（六）依法設立國家“走出去”企業發展基金
建議依法設立專項發展基金，基金來源包括央財預算安排、基金收益、社會捐贈等，對企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和個人等向基金捐贈資金的，企業在年度利潤總額15%以內的部分，個人在申報個人所得稅應納稅所得額35%以內的部分，準予在計算繳納所得稅稅前扣除，同時清理取消各種不合理收費，形成全方位、多層次、大力度支持的長效機制。
（七）積極引進人才并提高有關人員業務水平
吸引優秀專項人才，充實“走出去”企業的高級人才隊伍。管理人員應適應政策調整，不斷強化自身學習，提高整體隊伍素質。金融危機的爆發給我國帶來負面影響的同時，也給我國帶來了新的發展機遇。我國政府應充分借鑒國外政府成功經驗，適時制定和調整有關政策，促進“走出去”的戰略實施邁上新的臺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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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當前，我國制造業正處在向創新驅動轉型，加快打造世界制造強國的發展階段。制造業發展呈現出制造業與服務業融合、信息技
>> 我國機械制造技術的現狀及發展趨勢研究 淺談寬松貨幣政策給我國影響及發展趨勢研究 我國機械制造的智能化技術發展趨勢 全球制造業發展趨勢及我國面臨的機遇和挑戰 試論我國先進機械制造技術的特點及發展趨勢 淺談我國機械制造業現狀及未來發展趨勢 我國現代機械制造技術現狀及發展趨勢淺析 淺談我國機械制造技術及發展趨勢 簡論我國機械制造業存在問題及發展趨勢 我國液晶顯示產業發展趨勢及政策建議 論我國勞動力市場發展趨勢及干預政策 我國新的社會階層發展趨勢及政策完善 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 發展趨勢及政策展望 我國酒精行業淘汰落后產能產業政策及發展趨勢 我國煤炭產業發展趨勢及政策建議 我國機械制造的智能化技術發展及趨勢 我國檔案管理智能化發展趨勢研究 我國煤礦安全培訓體系構建及發展趨勢探討 淺析我國先進機械制造技術的發展現狀及發展趨勢 我國廣告業發展現狀及發展趨勢研究 常見問題解答 當前所在位置：l，2014年3月11日。⑤馬巖：《發展潛力巨大智能制造亟待構建統一標準》，《中國高新技術產業導報》2017年2月13日。⑥劉垠：《二一七，科技任務清單“連連看”》，《科技日報》2017年3月6日。⑦楊帥：《我國產業融合創新發展趨勢及其政策支持體系》，《中州學刊》2016年第4期。⑧左世全：《我國智能制造發展戰略與對策研究》，《世界制造技術與裝備市場》2014年第3期。⑨孫立：《工業大數據對智慧云制造的推動與創新》，《科技管理研究》2016年第13期。
Abstract：At present， China is in the crucial stage of quickly building a powerful manufacturing country. The development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s showing the typ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tegration of manufacturing and service industries， the integ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manufacturing， and the integration of enterprises and consumers. China′s current finance， taxation， innovation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other aspects of the policies had been unable to adapt to the development of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industry ecosystem. The future should be guided by the concept of manufacturing service system， accelerate the formation of policy support system with the integration of manufacturing and service as the goal， and with the market mechanism as the core.
Key words：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development trend； policy constraint； policy support system
經濟活動的區位問題一直為政策制定者所關心，但是在經濟理論研究中一直被忽略。20世紀90年代由保羅克魯格曼等人開創了新經濟地理理論（簡稱為NEG理論）可以看作是對經濟活動的空間維度的重新審視，試圖把空間問題再次納入經濟理論中，經濟活動的區位問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視。但是令人感到疑問的是對于經濟活動區位的理論研究中很少涉及到經濟政策的研究，但隨著歐洲一體化的發展，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利用NEG理論來分析歐盟的區域經濟問題。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快速增長，區域間經濟差距日益擴大，區域經濟政策的制定越來越受到重視，但是在制定區域政策時往往缺少理論指導。本文根據現有的NEG理論文獻，分析其核心模型的主要特點，概括其中所包含的政策含義以及對我國制定區域政策的啟示。
NEG核心原理概述
NEG理論的核心是核心—外圍模型。在核心—外圍模型中，三種基本效應組成了該模型的基本機制：一是“本地市場效應”（home market effect），其含義是指壟斷競爭廠商傾向于選擇市場規模較大的地區進行生產并向市場規模較小的地區出售其產品。二是“價格指數效應”，其含義是指廠商的區位選擇對于當地居民生活成本的影響。在產業集聚的地區，商品（這里指制造品）一般來說比其它地區要便宜一些。這是因為本地生產的產品種類和數量較多，從外地輸入的產品種類和數量較少，因而本地居民支付較少的運輸成本。三是“市場擁擠效應”，其含義是指不完全競爭廠商喜歡在競爭者較少的區位進行生產。前兩種效應形成了集聚力，促使廠商的空間集聚，而后一種效應形成了分散力，促使廠商的空間擴散。
產業的集聚還是分散取決于這兩種作用力的大小，如果集聚力大于分散力將會導致產業集聚，反之亦然。那么如何衡量這兩種作用力的大小呢？可以利用貿易成本的高低來衡量。其中，高的貿易成本意味著貿易自由化的程度較低，反之，則意味著貿易自由化程度較高。
在核心—外圍模型中，貿易自由度與經濟活動的空間分布之間的關系可以很方便地由圖1來概括，又稱為戰斧圖解，描述了在一個包含兩個地區的經濟中長期均衡的結構特征和穩定性。在經濟中存在兩個生產部門。其中一個部門在完全競爭的條件下進行生產，生產過程中規模收益不變，并且產品在兩個地區的運輸不存在運輸成本。我們通常把農業部門看作這樣的部門。另一個部門屬于壟斷競爭部門，在生產過程中規模收益遞增，并且產品在區域之間運輸需要花費運輸成本。我們通常認為制造業部門具有這樣的特點，而NEG模型的主要特征就是要描述在這一部門中的廠商選址問題。
在圖1中我們用貿易自由化的程度Φ作為水平軸，來表示貿易成本的高低?？v軸表示廠商在其中一個地區所占的份額。貿易自由化程度與貿易成本高低之間呈反向變化：當Φ＝0時意味著貿易成本無窮大。此時，在經濟中不存在貿易往來，廠商也都在本地區進行生產，即自給自足的經濟情況。當Φ＝1時意味著貿易成本為零，實現了完全自由貿易。圖中的粗實線代表長期均衡的結果，均衡時廠商的區域分布可以由縱軸看出：當貿易自由度較低（例如Φ＜ΦS）時，長期均衡的結果是兩個廠商均勻分布于兩個地區；當貿易自由度較高（例如Φ＞ΦB）時，廠商在一個地區集聚是長期穩定均衡；當貿易自由度處于中等大?。ɡ绂礢＜Φ＜ΦB）時，集聚和分散都可能是長期廠商區域分布的均衡結果。藤田等人（Fujita et al.，1999）把ΦS稱為“支撐點”（sustain point），把ΦB稱為“突破點”（break point）。其含義是當Φ＞ΦS時，廠商在一個地區集聚是可支撐的；當Φ＞ΦB時，原有的廠商在兩個地區的對稱分布將被打破。
NEG核心理論的政策含義及啟示
區域政策長久以來一直是我國經濟發展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是，我國在制定區域政策的過程中往往缺少理論的指導。改革開放以來，東部沿海地區由于率先開放，并且享受國家優惠政策的扶持，經濟取得了飛速發展。近年來，我國實施的“西部大開發”及“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等戰略就是為了減緩區域間收入差距的進一步擴大。根據核心－外圍模型的政策含義，可以分析我國區域政策的實施效果及改進建議：
區域經濟政策存在鎖定效應。一旦地區的經濟發展形成差距，基于規模收益遞增的自我實施機制將進一步擴大這種差距。此時如果對兩個地區實施同樣的優惠政策將不會改變這種差距。只有更為強勁的政策介入，使政策的強度超過某一門檻值時才有可能改變這種情況。然而我國目前的區域政策主要體現在稅收補貼、基礎設施建設及特色產業保護等方面。諸多因素決定了這些政策的力度不會太大，因此政策實施的效果不會十分明顯。
貿易自由化程度與區域經濟差距之間的關系不是單調的。同樣的政策在不同的貿易自由化條件下效果是不同的。在我國，隨著區域間交通基礎設施的改進、貿易壁壘的減少等政策干預，區域間貿易自由化程度不斷提高。但是在多數產業集中于東南沿海的情況下，由于集聚租金的作用。隨著貿易自由度的提高，東南沿海地區會進一步吸引其他地區廠商向這一地區流動，加劇兩極分化的格局。而在貿易自由化程度較低時反而有助于緩和區域經濟差距。
勞動力的跨區域流動對區域經濟差距有重要影響。在勞動力可以自由流動的條件下，落后地區勞動力向東南沿海地區的流動既削弱了東南沿海地區對勞動要素市場的競爭壓力，又擴大了東南沿海地區消費市場，從而使產業進一步在東南沿海地區集聚，導致地區差距的擴大。但是從個人收入分配的角度看，勞動力的自由流動減緩了區域間的個人收入差距。在勞動力不能自由流動的情況下，區域間個人收入差距擴大。
預期對廠商的選址決策會產生重要影響。地方政府可以通過改變廠商的未來預期來改變廠商經濟活動的空間分布。例如，地方政府可以通過對外宣傳以及樹立良好的地區形象等方式吸引廠商的流入，并最終促進該地區的發展。而一旦建立起這種初始的優勢，自我強化的正反饋過程將導致該地區成為經濟的核心。
總之，與傳統經濟增長理論的預期不同，核心—外圍模型預期不等同于區域經濟增長，不會是一個逐漸趨收斂的過程?？焖俳洕鲩L或工業化首先發生在某些區域，產業集聚導致區域間不平等擴大，形成工業“核心”與農業、原材料供應的“外圍”。當離心力小于集聚力時，這種“核心—外圍”模式會進一步強化；當離心力超過集聚力時，工業化會波浪狀地由核心向周圍的外圍地帶擴散，使某一些落后地區加入到“發達俱樂部”（rich club），而其它地區仍舊處于落后狀態。
論文關鍵詞 社區矯正 實施 完善
一、前言
社區矯正是監禁矯正的對立面，有別于以往諸多的監禁型，這主要體現于：其一，其主要概括為將罪犯統一置于常規社區之內，由社會特定團體、組織及志愿者協助國家機關對這一社區內的罪犯進行犯罪心理及行為惡習的矯正。其二，社區矯正體現了新時期中的全新理念，秉承了人道主義觀念，刑罰注重于教育。結合以上兩點，我國自社區矯正推行以來雖已呈現健康有序的發展的趨勢，但因起步相對于西方發達國家較晚，實施中暴露的一些問題體現了我國社區矯正制度尚未完全完善，根據現存問題探討切實可行的措施尤為重要。
二、我國社區矯正制度實施現狀
隨社會發展及人文理念的推行，社區矯正象征著人類社會的改革與進步，受此影響我國國內早已推行社區矯正，這一舉措符合了社會發展需求?；仡櫺苑治觯覈鐓^矯正試點工作始于2003年7月10日，以山東、江蘇、浙江、上海、天津及北京作為社區矯正試點城市，從此便拉開了社區矯正實施序幕。從長遠來看，社區矯正提高社區整體法律意識，使公民強化社會責任感，從而達到減少犯罪，穩定社會，實現國家的繁榮昌盛。據調查，社區服役人員以緩刑、假釋與被剝奪政治權利者為主，隨工作逐步深入，目前已擁有工作機制及領導機制，與工作機制、領導機制相對應的工作制度及流程為我國社區矯正工作實現可持續發展奠定基礎。
2011年2月25日頒布的刑法修正案（八）首次正式把其納入到刑法之中，明確了其法律地位。是在社區矯正嘗試多年，努力探索，最后把較人性化的刑罰制度與我國實踐相結合。這是我國依法治國的一大進步，對我國社區矯正有了較為全面的考慮，不僅關注到罪犯的社區服刑，同時有關注到罪犯的社區影響。
目前，我國社區矯正制度實施均有正、負兩面影響。（1）正面影響。社區矯正在我國推行的這些年，對國內社會的發展造成了巨大影響，其中，體現正面影響的諸如以下幾點內容 ：社區矯正開辟了中國刑事司法的新領域；建立社區矯正制度促進我國完善刑罰執行體系；建立社區矯正制度利于服役人員獲取更好的改造與及早回歸社會集體的機會；建立社區矯正制度利于緩解我國監獄擁擠、降低行刑成本這一壓力。（2）負面影響。因我國社區矯正的起步相對于西方法國較晚，社區矯正制度的完善力度較為薄弱。普通老百姓多數不情愿在同一社區或村落里面有罪犯出現。他們會覺得與罪犯為鄰，成為下一個受害者的機率會大大增加。從我國各地社區矯正試點結果來分析，其雖然在實施過程中獲取理想的成效，但實質性的進步也存在一些問題，社會參與機制不夠完善，很難全部有效利用社會資源。比如民間組織、機構社團難以壯大，財力、人力資源匱乏。這些問題阻礙了我國社區矯正的發展。
三、我國社區矯正制度的困境
分析我國近年來社區矯正實踐經歷，四大問題較為突出，其中：（1）國民觀念滯后，認知水平低。受傳統觀念影響，國民認為根據法律要求采取相應刑罰懲罰犯罪人是實施刑罰的總體目標，認為監獄是罪犯自我改造的指定場所，但殊不知大量的罪犯進入監獄會對我國帶來監獄壓力大、行刑成本逐漸升高的弊端。社區矯正作為監獄矯正的對立面，有別于監獄矯正，其是人們從人道主義角度出發，于緩解監獄壓力、降低行刑成本前提下給予罪犯人性化改造、及早回歸社會的機會。但因國民認為社區矯正如同依法判刑卻未進監獄，由此往往對罪犯心存防備，從而給我國社區矯正工作的順利進行造成了一些困難。此外，因司法人員對社區矯正成效一直保持不樂觀的心理狀態，加之受傳統監獄矯正的影響，擔心社區矯正會出現問題及罪犯回歸社會后仍犯罪，實際工作中對服役人員管教過于嚴格。（2）社區矯正使用率較低。因我國目前仍以監禁刑為主，社區矯正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推行阻礙，僅有三種刑罰與兩種刑罰執行得到適用。而且大部分基層社區難以達到施行矯正的程度。條件欠具備，建設不到位，少數為了應付檢查，盲目的效仿。變成少數基層司法所在原有職能的基礎上，又承擔社區矯正的職能。距離大量使用社區矯正，任重而道遠。（3）社區矯正人員職業化、專業化程度有待于加強。監督、矯正及必要的幫助是社區矯正工作內容，需要專業矯正人員的齊心努力才能提升我國社區矯正成效，但因這一方面的人員處于匱乏狀態，目前極其缺少心理醫生、法律人士及教育工作者，令我國社區矯正隊伍呈現職業化、專業化水平低這一嚴峻問題。（4）缺少經費保障。社區矯正屬于執法工作的一種。其主要來源就是財政撥款。但由于各地經濟水平和對其重視程度不同，從而導致司法部門配置的硬件和軟件有較大的差別。如社區教育、勞動技能和心理矯正等都難以成效進行。（5）過于重視形式，使社區矯正喪失了公信力。社區矯正實施地點的選擇不僅要以制度為先導，且需根據當地實際情況作一番調查后才能確定該地區是否具備社區矯正開展的相關要求。因我國某些階層社區過于盲目效仿及施行，加之社區建設不到位及制度缺乏完善，從而難以落實社區矯正工作的具體內容，致使罪犯回歸社會后未能徹底覺悟，走上再次犯罪的道路，為我國社區矯正工作帶來壓力。
四、完善對策
（一）非監禁刑刑罰理念的推廣
面對我國國民社區矯正認知水平低這一問題，社區矯正制度的實施首先需改變國民的觀念，提高認知度。受傳統觀念的影響，如果罪犯沒有被判坐牢，似乎對其罪行就沒有懲戒一樣。對被害人來說，這種感受特別明顯。因此，監禁型在司法實踐中的適用較多于緩刑、假釋等非監禁型。為進一步提高我國對社區矯正的宣傳力度，促進國民端正態度正確認識社區矯正，可借助現代廣大媒體，如電視、地方電臺、報紙、期刊及互聯網等，向群眾宣傳社區矯正的性質、主要職能、優勢及其現實意義 。此外，地方政府應加強領導作用，號召人們自發組建社區矯正致使普及小組，深入群眾中踴躍擔當志愿者，通過溝通轉變群眾的觀念，為我國社區矯正工作的可持續提供社會支持。
（二）法律法規的完善
法律法規是社區矯正工作順利進行的基本保障，基于我國社區矯正處于無法可依之狀，完善法律法規尤為重要。這項工作涉及兩方面，其一，需完善目前與社區矯正相關的現有法律法規；比如社區矯正的方式、被矯正人員的權利義務、矯正工作流程、監管等程序性的具體問題。再者，便是繼續完善我國刑罰制度。我國社區矯正適用范圍較為狹窄，導致現實中使用率較低。結合兩點，我國社區矯正工作的每一環節均能獲取相關法律法規的保障，使管理更加符合科學，從而拓寬社區矯正在我國的應用空間 。
（三）機構建設
我國社區矯正的順利進行需機構的協助，地方機構的建設在一定程度上對服役人員的教育起著促進作用。例如，機構人員成立小組定期深入社區，通過引導服役人員對社區進行服務矯正其勞動技能，同時為社區服役人員提高生活自信心、及早回歸社會奠定基礎。其次，確定社區各個監視點，利用電子監控實現實時監督服役人員的行為舉止的目的，及早發現服役人員的不良舉動及時開展針對性矯正，對社區矯正工作的順利進行具有潛移默化的作用。最后，建立一支與矯正工作相配套的法律人員隊伍。他們不僅要對被矯正人員監管、考核和懲罰等刑罰方面的工作，還要對被矯正人員的心理困惑進行開導，協調其生活和就業問題。這樣就能大有成效的開展社區矯正工作。
（四）財政保障措施
社區矯正工作的各環節離不開我國財政的支持，例如，當服役人員通過考核、符合相應條件時，可定期組織服役人員到社區以外的地方進行社會服務，通過社會服務增長知識，提高技能，以此完成改造。這一工作需大量投入資金，服役人員在社區以外的區域內均需一批組織性強、責任意識高的矯正人員陪同，而這些工作人員知識、技能培訓需資金的支持，由此可見我國財政在這一方面需提供必要幫助。同時還應仿效西方社會的做法，吸收社會的資金作為輔助?？梢怨膭顭嵝挠诖耸聵I的組織和個人來捐助，給他們一定的稅收減免、表揚等獎勵，提高全體社會的積極性，從而實現全社會共辦社區矯正的局面。
（五）監管方式的完善
雖然社區矯正與監獄矯正最大的區別之處在于服役人員改造場所的改變，但因司法人員的觀念仍然停留在傳統的監獄矯正時代，對于社區矯正持有觀望態度，因此，監管方式必須完善，既不能過于嚴格，也不能過于松懈。首先，確定總體目標，即服役人員的數量及服役期限，后劃分單位目標，即根據服役人員的服役期限組建小組，每組由三至五名矯正人員專門負責。服役期間，定期開展集體服務活動，可小組間互相服務，如打掃、洗衣。每月根據小組表現，選出服務質量最高組，同時給予相應的獎品，如生活必需品，并鼓勵服役人員繼續努力。此外，電子監控必需安裝在服役人員活動區域之內，監督其日常舉動，及時掌控實景全況對矯正工作帶來依據。
（六）未成年犯罪人單獨矯正
我國刑法對未成年人罪犯做了相關刑罰規定，社區矯正是刑法的一種刑罰方式，應該對未成年人予以特別保護，做出不同于成年人的規定。可以在進入審判前，按照法律規定，把符合條件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撤銷或不起訴，由社區進行矯正。為了更有效的針對未成年人進行矯正，把罪行較輕，初次或臨時起意犯罪的，對其在矯正期間的義務進行明確，方便考察。放寬未成年人的矯正范圍，避免監禁執行中的交叉感染，使未成年人早日改過自新。只有制定符合未成年人自身生理和心理特點的特殊矯正規定，方能更有效的幫助未成年人。
引言
產業集聚是一個世界性的經濟現象，我國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也出現了明顯的產業集聚現象，逐步形成了東、中和西部三大經濟帶。與此同時，區域經濟發展差距日益加大，許多發展問題日益突出。在此背景下，研究我國產業集聚的變動趨勢，驗證現有的理論解釋，既具有理論意義，又能解決經濟發展過程中的深層次問題，具有現實意義。
傳統的增長理論以及比較優勢理論無法解釋產業集聚現象。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以克魯格曼、藤田昌久為代表的新經濟地理學派，借助D-S模型來解釋產業集聚現象。M.Amiti（1998），J.I Haaland等（1999），Brülhart，Marius（2001）等的研究發現，從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歐盟國家大多數產業的地理集中度明顯增加。對于我國產業集聚的研究，Young（2000）的研究認為：1978-1997年中國行業區域聚集程度呈下降趨勢。范劍勇（2004）、羅勇和曹麗莉（2005）等的研究結果大致相同：20世紀80年代，我國多數產業地理分布趨于分散，進入90年代之后，我國產業地理集中有了較大程度的提高。
對比國內外文獻發現，國外實證研究主要以歐盟和美國等發達國家為研究對象，具有研究期間長、視角多、數據詳實等特點，但對于發展中國家的研究明顯不足。國內實證研究文獻存在著研究期間短、使用橫截面數據、研究視角單一等缺點。本文研究貢獻在于：使用1980-2011年25年時間序列數據，同時使用產業相對和絕對地理集中指標，既研究了我國制造業整體，又對三種不同類型產業的地理集中變化趨勢進行了分析。
研究方案設計
（一）區域界定及樣本選擇
本文以省份作為區域單元，選擇全國31個省（市）的數據，為了數據前后一致，將重慶數據并入四川省，海南數據并入廣東省。
根據行業范圍一致性和數據可得性兩個原則，本文選擇19個制造業二位數行業作為研究對象，并采用以下方法對數據進行處理：第一，將1994年以前食品制造業和飼料工業兩個行業數據合并，對應1994年以后農副食品加工業和食品制造業合并數據；第二，將1994年以前石油加工業和煉焦、煤氣及煤制品業兩個行業數據合并，對應1994年以后石油加工、煉焦及核燃料加工業；第三，將1994年以后普通機械和專用設備兩個行業數據合并，將2002年以后通用設備和專用設備兩個行業數據合并，對應1994年以前的機械工業。數據處理完以后，研究對象由19個變成17個，分別是：農副食品加工業和食品制造業（C13+ C14）、飲料制造業（C15）、煙草制品業（C16）、紡織業（C17）、造紙及紙制品業（C22）、石油加工、煉焦及核燃料加工業（C25）、化學原料及化學制品制造業（C26）、醫藥制造業（C27）、化學纖維制造業（C28）、非金屬礦物制品業（C31）、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C32）、金屬制品業（C34）、通用設備和專用設備制造業（C35+C36）、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C37）、電氣機械及器材制造業（C39）、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C40）、儀器儀表及文化、辦公用機械制造業（C41）。
（二）產業地理集中指標選擇
本文同時使用產業相對和絕對地理集中指數兩個指標來展開研究。產業絕對地理集中指數主要衡量經濟活動地理分布的絕對集中程度，其公式為：
（1）
其中：SAk為k產業絕對地理集中指數，H為赫芬達爾指數，m為區域的個數， Ski表示k產業在i地區總產值占全國總產值的份額。
產業相對地理集中指數主要衡量某產業的地區分布不同于平均分布的程度，其公式為：
（2）
其中：SRk為k產業相對地理集中指數，其中m為區域的個數，Ski 同上；Si 為i地區整個制造業占全國的份額。
（三）研究數據及來源
國內外文獻一般使用就業、工業總產值或者工業增加值數據計算產業地理集中指數。本文采用工業總產值現價數據，理由：就業數據質量差；工業總產值能更好地反映生產總規模；所選指標是計算份額的變化，價格水平的影響可以不用考慮。所有數據來源于歷年《中國工業經濟統計年鑒》和歷次工業普查數據。
實證結果與分析
（一）制造業整體變動趨勢
按照公式（1）、（2），計算了17個產業1980-2011年25年的絕對和相對地理集中指數，用這17個產業的簡均值和加權平均值來衡量制造業整體的地理集中變動。如果用a和r分別代表絕對和相對地理集中指數（下同），則我國制造業整體的地理集中指數趨勢如圖1所示。
通過分析發現：首先，我國制造業的絕對和相對地理集中指數的走勢基本一致，但是簡均值的走勢更為平滑。其次，我國制造業的地理集中變化情況可以分成三個階段：第一階段1980-1991年，制造業的地理分散趨勢明顯；第二階段1992-2005年，制造業的地理集中程度不斷增加，集中趨勢明顯，相對和絕對地理集中指數分別在2005年和2006年達到最大值；第三階段2006-2011年，制造業的地理集中程度出現下降趨勢。1980-2011年我國制造業的地理集中變動呈明顯的倒U型，與新經濟地理學的理論預測一致。
（二）不同要素密集型產業變動趨勢
1.產業分類。進行產業劃分最常用的指標有兩個：第一個指標是人均固定資產，用固定資產凈值除以全部從業人員年平均人數。該指標越低，表明產業勞動密集程度越高。曲（2010）使用這個指標進行了研究。第二個指標是勞動密度指數，其公式為：
LAB=（Li/Vi）/（L/V） （3）
其中Li為i行業的就業人數，Vi為i行業的總產值，L為整個制造業的總就業人數，V為整個制造業總產值。一般將1作為分界點，如果LAB>1，則該產業屬于勞動密集型；反之，則屬于資本或技術密集型。吳三忙、李善同（2010）使用這個指標進行研究。
本文指標選擇和數據處理情況：第一，同時采用勞動密度指數和人均固定資產凈值兩個指標。計算勞動密度指數的數據來源于歷年《中國工業經濟統計年鑒》和歷次工業普查資料。計算人均固定資產凈值指標數據全部來源于陳詩一（2011）。第二，采用二分法。將典型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從所有產業中分離出來，本文將產業分為三組，分類原則為：勞動密集指數≥1.2的行業，屬于高度勞動密集型產業；0.8≤勞動密集指數
2.典型勞動密集型產業變動趨勢。典型勞動密集型產業包括：金屬制品（C34）、儀器儀表（C41）、電氣機械制造（C39）、紡織業（C17）、非金屬制品（C31）、通用設備+專用設備（C35+C36）。其相對和絕對地理集中指數趨勢如圖2所示，字母a和r分別代表絕對和相對地理集中指數（下同）。
3.中度勞動密集型產業變動趨勢。中度勞動密集型產業包括：農副加工+食品制造（C13+ C14）、造紙業（C22）、計算機通信設備（C40）、交通設備制造（C37）、醫藥制造（C27）、飲料制造（C15）。其相對和絕對地理集中指數趨勢如圖3所示。
4.典型資本密集型產業變動趨勢。典型資本密集型產業包括：化學原料（C26）、黑色金屬加工（C32）、化纖制造（C28）、石油加工（C25）、煙草加工（C16）。其相對和絕對地理集中指數趨勢如圖4所示。
5.結果分析。通過對上面結果進行分析發現：
第一，產業相對地理集中指數起伏較大，而絕對地理集中指數走勢較為平滑。
第二，典型勞動密集型產業絕對和相對地理集中指數的走勢一致，1980-1991年，兩指數震蕩下行；1992-2004年，兩指數開始不斷上升，2004-2011年，兩指數出現下降趨勢，呈現分散-集中-分散走勢，表明典型勞動密集型產業在我國區域之間的產業轉移已經發生，特別是2004年以后，產業開始進入分散狀態。
第三，中度勞動密集型產業走勢出現分化， C13+ C14、C22、C40三個產業呈現分散-集中-分散走勢，而C37、C27、C15的產業相對和絕對地理集中指數波動比較小，相對平穩。
第四，典型資本密集型產業中，化纖制造（C28）在1980-1991年，兩指數不斷下降；1992-2011年，兩指數開始不斷上升，目前仍處于上升過程中，呈現分散-集中走勢， C26、C32、C25、C16四個產業的兩個指數走勢平穩，看不到明顯的產業分散和集中現象。
結論
對于我國制造業的地理集中變動情況，本文研究結論為：
第一，我國制造業的地理集中變動呈現分散-集中-分散走勢，與新經濟地理學的理論預測一致，與美國制造業長期走勢一致。因此，可以借鑒發達國家的發展經驗，促進我國產業發展。
第二，典型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地理集中變動呈現分散-集中-分散走勢，表明勞動密集型產業在我國已經發生區域產業轉移。本文的研究結論支持通過引導東部地區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向中、西部地區轉移來協調我國區域經濟發展差距的觀點。
參考文獻：
1.范劍勇.市場一體化、地區專業化與產業集聚趨勢—兼談對地區差距的影響[J].中國社會科學，2004（6）
2.羅勇，曹麗莉.中國制造業集聚程度變動趨勢實證研究[J].經濟研究，2005（8）
過去的財政改革取得了很大成績，有力地支持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設和宏觀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但由于改革的漸進性，新的財政制度、機制、管理等方面不可避免地會出現不協調、不適應、不規范等問題。結合當前經濟發展的形勢，今后必須在以下方面繼續深化財政改革：
（一）按照建立公共財政的要求，繼續深化財政預算管理改革。
經過1998年以來的財政支出體制改革，我國雖建立了公共財政的基本框架，但離建立與市場經濟發展要求相適應的公共財政體制仍有較大距離。公共財政體制的主要內容，可以分為三個層次進行考察和分析：一是財政的主要職能和基本定位。公共財政是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其主要職能是滿足社會公共需要，彌補市場機制的缺陷。財政收入主要來源于對全體公民一視同仁的規范的稅收。二是財政的運行機制。也就是財政收入的組織機制和財政支出的安排機制，目前的運行機制主要是財政的預算管理。三是科學的方法和有效的監督。如預算的科學編制方法、稅收征管的方法和手段、國庫集中支付、政府集中采購等。在這三個層次中，預算管理是核心。首先，財政的職能要通過預算的安排體現出來，即通過預算得以實現；其次，科學、細化、規范的預算管理，是國庫集中支付和政府集中采購正常運行的基礎；再次，預算是財政監督的依據，具有法律效力。如果預算不規范，不僅財政部門很難進行全程監督，也不可能形成社會其他有效監督機制。因此，建立公共財政體制，必須要不斷深化預算管理改革。我國在部門預算、國庫集中收付和政府集中采購等方面已進行了有效的探索和改革，初步建立了公共財政的基本框架，這使我國建立公共財政體制的改革進入了核心和攻堅的階段，即深化預算改革階段。
財政預算規定了政府向社會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的規模與結構，以及需要全體社會成員擔負的成本即稅收數量。那么，每年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的規模以及社會負擔的成本由誰來決定，提供公共產品與服務的結構和類型又由誰來選擇，即財政預算管理中的公共性問題如何解決。因此，今后財政預算管理改革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在預算管理中引入公共決策和選擇機制。比如在人大設立預算編制和審查委員會，專司預算的編制、審查和監督工作；在預算編制過程中，建立廣泛征求意見的機制；增加預算的透明度，擴大預算編制和執行的社會監督，構建納稅人的意見反饋機制等。
財政支出預算是國庫集中收付、政府集中采購以及加強財政監督的依據，也是提高財政支出效益的關鍵，因此，必須要細化預算的編制。目前的預算主要有三部分，一是固定部分，即人員工資和共用經費部分；二是活的部分，即專項經費部分；三是轉移支付部分，即上級政府對下級政府的補助。對于固定部分，關鍵是要引入績效預算的辦法，即財政供給與單位取得的成效掛鉤，成效越大，財政支持越大，改變過去財政養人、養懶的做法，提高財政資金的使用效益和引導作用。對于專項經費的預算，一定要細化到項目，把經費和項目掛鉤，加強對項目資金使用的管理和監督。對于轉移支付支出，要按照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均等化的原則，規范轉移支付，減少隨意性。總之，要盡量利用現代化的技術手段和方法，不斷細化預算編制，使預算盡可能的規范、合理和透明。
（二）按照財權、事權對等的原則，繼續完善分稅制財政體制。
分稅制財政體制運行以來，逐漸暴露出來的不協調、不匹配的問題，突出表現在基層財政越來越困難。
目前，我國的財政體制是五級財政，即國家、?。ㄊ?、自治區）、市、縣（市、區）和鄉（鎮）。1994年的分稅制財政體制改革，明確劃分了中央和?。ㄊ?、自治區）的收入范圍，省以下的體制是各地仿照分稅制體制自主安排的。在中央提出逐步提高中央財政收入占全國財政收入比重的背景下，省以下的體制安排自然帶有層層集中財力的傾向。近年來的情況顯示，現在分稅制財政體制運行的結果是，財力逐步向上集中，但事權仍在基層，甚至呈擴大的趨勢。尤其是許多該財政承擔的支出，如農村義務教育、農村社會保障、醫療衛生等，過去基本由農民自己承擔，農民負擔過重已影響了農村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因而，隨著經濟的發展和農村的稅費改革，這部分支出開始回歸財政，基層財政的事權反而在擴大。因此，在這兩個反方向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縣、鄉財政困難的矛盾開始激化。2001年全國拖欠工資的縣、鄉占全國縣、鄉總數的 18．7％和 27． 1％，縣級財政支出中工資支出高達61％。絕大部分縣、鄉的財政是捉襟見肘，僅僅能夠應付“保工資、保運轉”的支出，用于建設的財力非常有限，各方面的支出欠賬越來越多。目前，在基層財政困難的倒逼機制作用下，中央財政加大了對基層財政的轉移支付，以維持基層政府的正常運轉。但基層財政困難的程度。是隨著政府職能轉變和經濟形勢變化而逐步顯現的，因此轉移支付較多采用的是一事一辦的專項轉移支付，不僅轉移支付很不規范，基層財政預算難以安排，而且增加了基層財政對上級財政的依賴，出現“你給錢我才辦事”的被動局面。
分稅制財政體制能夠成功運行的一個基本要求，是各級政府有自己的主體收入，用自己的財力辦自己的事情。否則，地方政府就會逐步增強對上級政府的依賴。依賴不斷增強和上移的必然結果，是分稅制財政體制逐步轉化和變質為高度集中的財政體制，分稅制財政體制自然消亡，地方增收節支的積極性轉化為“跑上”的積極性。因此，完善分稅制財政體制，解決基層財政的實際困難，核心是確立一級財政，就要使這級財政有能夠基本滿足自己需要的自主財力，在輔之少量的轉移支付財力的情況下，做到自己的事情自己辦。目前，我國的五級財政體制存在不合理的問題：一是財政層次過多，影響了各級財政主體收入體系的形成。二是財政層次過多，影響了各級財政的事權劃分和職責的確立。總之，目前我國的財政層次過多，是影響分稅制財政體制正常運行和導致基層財政困難的主要原因之一。從目前的情況來看，建議取消鄉鎮財政，實行鄉財縣管；取消市級（地級市）財政對縣級財政的管理，實行省級財政直接管理縣級財政。這樣一來，全國的財政級次變為三級，即中央、?。ㄊ小⒆灾螀^）和縣（地級市、縣級市）三級，增強各級財政的調控能力。
各級政府的事權和財權相對稱，是分稅制財政體制正常運行的又一基本要求。從現在的發展趨勢看，一是中央財政的職責重大，如保持國民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發展高等教育、尖端科技和高新產業，全國性的環境保護，江河湖泊的治理，等等，中央財政必須要有強大的財政調控能力。目前的分稅制財政體制，逐步提高了中央財政收入占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符合中央財政的財權和事權相對稱原則。另一個是縣級財政的職責重大。我國長期實行的是城鄉分離的社會經濟體制，“二元經濟結構”非常明顯。結果是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財政向公共財政轉變時，財政供給的公共產品主要是面向城市居民，農村居民享受到的很少。因此，我國今后要實現城鄉社會經濟協調發展，在有九億多農民的廣大農村，財政在供給公共產品方面要彌補歷史的欠賬和滿足新的公共需求，如提供基礎教育包括今后發展的高中階段教育，提供農村社會保障，提高農村醫療衛生條件，等等，基層財政的任務是非常巨大的，時代賦予基層財政的責任和壓力也是空前的。所以，完善目前的分稅制財政體制，要增加縣級財政的主體稅種，擴大稅收分享中縣級財政分享的比例，同時要加大對中西部地區基層財政的轉移支付力度，逐步大幅度增強縣級財政的實力。
（三）按照公共財政和城鄉一體原則，繼續改革農村財稅制度。
目前，我國實行的農村稅費改革，其主要目標是減輕農民負擔，規范農村分配關系，遏制農村“三亂”現象的發生。從試點情況看，農村稅費改革確實實現了上述目標，減輕了農民負擔，安徽省農民平均減負在25％以上，有效遏制了農村“三亂”現象。但是，現在實行的農村稅費改革，并沒有根本改變我國1958年左右形成的農村稅收體系，農村仍然實行有別于城市的稅收制度。
從稅收負擔看，目前農村居民普遍相對高于城市居民。如對城市居民普遍征收的個人所得稅，起征點是月均800元，假如一家三口僅一個人工作（這種情況是比較少的），也就是說城市居民人均收入在3300元以下是不需要交稅的，但農民現在的人均純收入基本都在3000元以下，卻普遍都要交稅。許多工商稅都有起征點和免征額，如增值稅、營業稅等，但農業稅沒有，無論農業生產的成本多大，也無論農業生產的凈收入是多少，都需要繳納固定比例的農業稅。目前，許多農民的人均純收入還不如城市居民的“低?！彼?，尤其在很多貧困地區，但在城市享受照顧，而在農村確要納稅。因此，相對城市居民來說，農民的稅收負擔是重的，也是不公平的，在稅制上設置了城市和農村的差別待遇。
從實現我國城鄉經濟的協調發展和建立公共財政體制的目標出發，必須繼續深化我國的農村稅收制度改革。長遠的目標，應是逐步建立城鄉基本協調的稅收制度，將農業稅改為體現農民純收益的具有和城市個人所得稅有大致相同的起征點和免征額的新型收益稅。當前，“三農”問題已是我國經濟發展中的突出問題，農民收入增長緩慢，農村市場恢復乏力，已嚴重影響了國內有效需求的擴張。目前，增加農民收入，已是“三農”問題中的核心問題。為此，在農村新的稅制改革到位以前，建議目前免除一切農業稅。現在我國財政收入增長形勢較好，而農業稅占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已下降到3．7％左右，并且農業稅的征收成本很高，免除農業稅對財政經濟形勢沒有多大的影響，但對于目前廣大農民的休養生息和增加農民收入是非常關鍵的。
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全球跨國直接投資流入量顯著下降，2008年投資總額達1.74萬億美元，比2007年1.97萬億美元的歷史峰值減少了11.66%。2009年跨國直接投資延續了下降態勢，縮減至1.18萬億美元，標志著從2004年開始的國際投資增長周期的正式終結。隨著世界經濟緩慢復蘇，以及世界生產和貿易活動的恢復，全球跨國直接投資也從低谷中走出。2010年全球各國跨國直接投資增長9.3%，總額達1.29萬億美元，但遠低于2007年的歷史高點。盡管2011年全球經濟持續動蕩，但全球外國直接投資實現了17%的增長，達1.5萬億美元。具體來看，跨國直接投資的國際格局主要具有以下三大特征：
（一）跨國直接投資流入的整體格局沒有顯著變化
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發達國家依然是跨國直接投資流入最多的地區，東亞、東南亞和南亞地區次之，跨國直接投資對初級產品出口國（包括石油、天然氣輸出國和礦產資源的主要輸出國）的流入相對較少。從總量的角度看，2000年以來，發達國家吸引的外資大約在4000―13000億美元之間波動，東亞、東南亞和南亞國家在1000―3000億美元之間，而初級產品出口國大約在200―2300億美元間波動。
分工格局中不同地區受危機的影響程度有所不同。發達國家吸引外資受危機的沖擊較大，從危機前的1.3萬億美元降到2009年的6028億美元，2011年恢復至7532億美元；東亞、東南亞和南亞國家的跨國直接投資流入量已恢復，高于危機前水平，而主要初級產品出口國雖有所回升，2010仍低于危機前水平。
（二）跨國直接投資流入格局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內部均出現一些變化
從發達國家內部來看，歐洲地區的流入量在持續下降后強勁反彈，美國增勢不穩。歐洲地區和美國的跨國資本流入格局受其經濟復蘇的不同態勢影響，呈現出不同的特征。2011年流入歐洲地區的外資增長23%，美國的跨國直接投資流入量在2011年出現下降，降幅達8%。流入歐洲地區的外國直接投資強勁反彈，主要是歐元區國家受債務危機的影響，金融市場動蕩，經濟增速下降；一方面，受公司重組、提高資產利用效率和降低成本等因素的驅動，另一方面，也存在一定的歐元貶值情況下的機會主義交易，導致對歐元區國家的跨境并購增多，2011年對歐洲地區的跨境并購增長55%。
從發展中國家內部看，拉美地區資源型國家的跨國直接投資流入較為活躍，增幅超過東亞、東南亞和南亞地區。2011年流入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的外國直接投資增長不再主要依靠南亞、東亞和東南亞，拉美、加勒比地區以及轉型經濟體增長顯著。流入亞洲發展中經濟體（不包括西亞國家）的外國直接投資較2010年增長11%，東亞、東南亞和南亞分別吸引外資2090億美元、920億美元和430億美元。而拉美和加勒比地區吸引的外國直接投資流入量增長34.6%，達2160億美元。
（三）發展中國家和轉型經濟體的跨國直接投資流入連續兩年高于發達國家
發展中經濟體受內部需求強勁、經濟加速增長和南南投資上揚影響，2010年外國直接投資流入量上升12%，高于全球外國直接投資流入量5%的增速，達5740億美元，占當年全球外國直接投資流入總量的52%，首次超過發達國家。而2010年流入發達國家的外國直接投資下降了7%。2011年發展中經濟體吸引外資繼續占全球外國直接投資的一半以上；而流入發達經濟體的外國直接投資雖呈強勁反彈態勢，較2010年增長18％，但仍略低于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的外資流入量。
二、美、日發達國家和印度跨國直接投資的主要特征
（一）美國的跨國直接投資復蘇緩慢
整體上看，美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和對美國的直接投資的復蘇，慢于美國經濟的復蘇步伐，并且在結構上出現了一些新趨向：
一是從跨國直接投資的流量看，美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和對美國直接投資的流量均低于危機前水平。危機后跨國直接投資的流入出現下降，回升趨勢不穩，2009年大幅減少50%，2010年上漲49.3%，但2011年又出現了8%的下降。跨國直接投資的流出也受危機影響出現顯著下降，雖出現回升，但仍低于危機前水平。
二是從跨國直接投資頭寸的收益率看，對美國直接投資頭寸的收益率已高于危機前水平。對美國直接投資頭寸的收益率在2009年降為4.18%后，2010年已恢復至6.12%，高于2007年6.07%的水平。美國對外直接投資頭寸的收益率則有所下降，2009年降到9.45%，2010年略升為10.48%，但仍低于2006年的12.26%。
三是從跨國直接投資的國別結構看，基本格局沒有發生變化。美國的跨國直接投資主要來源于歐洲、加拿大和亞太地區，2009年跨國直接投資的流入量下降50%，主要來自歐洲地區和亞太地區的直接投資大幅下降，2010年來自兩個地區的投資出現增長，漲幅分別為87.97%和220.66%。美國跨國直接投資的流出也以歐洲地區為主，占一半以上，拉美和亞太地區各占20%左右，國際金融危機后，對歐洲地區的投資出現大幅下降，2010年有所回升。
四是跨國直接投資的流入和流出都出現了逐漸集中于制造業的跡象。2011年前三季度，制造業領域的流入量占總額的41%，而金融和保險行業的流入量僅占10%。美國的跨國直接投資流出，金融和保險業受危機影響下降非常顯著，制造業的沖擊較小。金融和保險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從2007年821.7億美元直降至2010年的135.1億美元，2011年三季度跨國直接投資流出量轉為負值，制造業領域的對外直接投資受金融危機沖擊也出現大幅下降，但降幅小于金融和保險業。
（二）日本的對外直接投資受危機影響較大
一是總體上看日本對外直接投資從2009年以來下降較為明顯，對外直接投資在2011年有所增長，而引進外資形勢仍然嚴峻。首先，2010年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繼2009年下降42.03%后，下降23.35%，2011年前三季度逐季度增長，一至三季度累計值已超過2010年全年水平，制造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快速增加成為主要的帶動力量。其次，日本引進外商直接投資在大幅下降后繼而出現凈資本流出，集中在非制造業領域，這意味著日本作為主要的發達國家，引進外資面臨著比較嚴峻的形勢。
二是從三大洲的分布來看，對亞洲的投資基本上較為穩定，對北美洲和歐洲的投資波動較大，對北美洲的投資大幅下降，而對歐洲地區的投資在大幅下降后2011年出現較大增加。從2011年的初步估計數據看，對歐洲地區的直接投資為399.86億美元，占比34.6%，略大于亞洲地區34.0%，而北美洲地區僅占比13.4%。并且，日本對外投資的大幅增加主要來自對歐洲地區直接投資的增加，對歐洲地區165%的增速遠高于亞洲地區77.4%的增速。
三是從亞洲的布局看，中國仍然是日本在亞洲最大的投資國，泰國僅次于中國，對新加坡和韓國的投資也有較大規模。近年來，對中國的直接投資持續增加，而對印度尼西亞、越南和印度的直接投資出現較顯著的增加，但對這些國家的投資總量仍然較小。
（三）印度跨國直接投資的流入和流出均出現較明顯的下降
印度跨國直接投資的流入自國際金融危機后持續下降，2009年和2010年分別下降1.04%和33.5%（數據來源于印度央行提供的財年數據，本段所提的年份均為財年）。從國別結構來看，自由港和發達國家仍是其主要的資金來源地。從行業結構看，服務業仍是跨國直接投資的主要流入領域，但2010年大幅減少45.5%，其中，金融業和房地產業的降幅較大，計算機服務和通信服務部門的流入量也出現下降，而制造業有所下降，降幅相對較小。
印度對外直接投資危機前快速增長，國際金融危機對其產生的沖擊較為顯著。2006―2008年從29.8億美元增加到193.9億美元，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2009年和2010年分別出現17.9%和8.19%的下降（數據來源UNCTAD數據庫）。進入21世紀以來，印度的對外直接投資，尤其是跨國并購已經歷了從發展中國家為主向發達國家為主的過程。從行業結構看，印度的對外直接投資主要集中于制造業領域的生物醫藥產業和汽車業，以及軟件行業和通信服務業。
從印度引進外資的政策看，進一步擴大自由化的同時，加大了對戰略性產業的監管。印度了更新的FDI名單，其中很多的產業領域FDI實行自由化，包括生物技術、醫藥和生命科學領域的基礎性和應用性的研發，以及教育部門的建筑活動，印度還允許外國投資者對單一品牌的零售貿易的投資比例限制從51%擴大到100%，但是對于投資比例超過51%的FDI中，要求銷售總額中至少30%的商品來自國內供應商，印度政府還決定，外國投資者對醫藥領域的并購申請提案只能實行政府批準，不再實行原先自動審批的模式。
三、跨國直接投資的發展趨勢及我國的對策
預計2012年或近幾年，跨國直接投資可能會呈現出以下主要趨勢：第一，根據當前世界經濟復蘇形勢，以及跨國公司的運營情況，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對2012年全球跨國直接投資保持謹慎樂觀，預計全球FDI將溫和復蘇。第二，跨國直接投資流向可能在地區之間調整。第三，世界經濟整體增長乏力，在資金流動性充裕的情況下，能源資源領域必然成為資本爭奪的領域，而新興技術領域對各國培育新競爭優勢具有戰略性意義，因此，對能源資源領域和新興技術領域的跨國并購可能增多。
全球經濟調整背景下，跨國直接投資的發展對我國的影響及對策主要有以下三點：
一是國際跨國直接投資的格局在短期內不會發生大的變化，這將意味著我國面臨的國際分工格局較為穩定，短期內我國面臨的國際跨國直接投資的形勢將不會發生顯著變化。因此，一定意義上說，我國跨國直接投資政策具有一定的延續性，根據世界經濟形勢和跨國直接投資的發展，可適時地、有針對性地進行調整和改進。
A paramount aspect of the U.S. asian pacific strategy can be found in the postwar alliance with Japan. As of 2004， the United States takes up 22.7% of Japanese exports， and supplies 14% of its imports.' ③At some point along Japan's path to a postwar miracle， it became more meaningful and necessary economically for the U.S. to further build on the alliance since 'between them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produce about 40 percent of the world's total output of goods and services， a serious dispute between the two economic superpowers could be ruinous for everybody.'④As part of the security partnerships that survive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Japan also gained 'security protection as well as a measure of regularity in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the world's leading military power.'⑤
Japan is， of course， not the only alliance that the U.S. ha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The alliances with the Republic of Korea， Australia， Thailand and the Philippines have served their purposes in providing peace and stability for over a half-century. Additionally， Indonesia， Vietnam， Mongolia， New Zealand， Singapore， Malaysia， and India have also become the regional partners of the U.S. To broaden the engagement with these alliances and partners is an important aspect of Obama Administration's Asia-Pacific strategy.
Some of such alliances go back to the Cold War when a number of asian countries relied on U.S. defense and aid. In the case of South Korea from the end of the Korean War in the early 1950s. This was recovery from "hot" war but it was taking place in the context of persisting cold war between the communist Soviet Union and China on the one hand and， on the other hand， the West， led by the United States. Several Asian countries were beneficiaries. One or two became forward bases for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spent heavily to help them reconstruct.⑥When the Cold War was near its end and U.S. aid was declining， some of the asian countries （especially the "Little Dragons"） were able to continue their growth in their own ways.
Engage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South Asia have traditionally been associated with its Pakistan-centric policy. But U.S. has also built an ever-evolving strategic partner with Pakistan's unfriendly neighbour - India. This was in part due to Pakistan's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which was in turn a result of the India-factor and Pakistan's fears of being completely controlled by the U.S. on the middle east and anti-terrorism issues.
The U.S. relations with China is somewhat more complicated. Yet it is no doubt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bilateral relationship in the entire world. Due to the economic growth， China's military and political power is rising to a height like never before in modern time. Not only is it changing the balance of power sin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the potential economic challenges such as the trading gap between the two nations， China's increasing political assertiveness， and the frustrating disputes on issues such as Human Rights are all raising serious concer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Yet it is over-exaggerating to compare the current Sino-US relation to that between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and the U.S. because the nature of conflicts in the Sino-American relation is mostly drawn on the the realistic interests instead of ideological differences. For one， it is not China's plan to break the current world balance of power by replacing certain party； there is no sign， in fact， of China changing its position or strategy yet. Secondly， there is a huge gap in the military and political power in the region. The web of power set up by the U.S. and its Asia-Pacific allies and partners is strong and constantly stabilized. Despite the conflicts， the two nations have all the reasons to work with each other on regional as well as global issues of various kinds.
Going further south to the southern hemisphere，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are as important to the Asia-Pacific political economy and the U.S. foreign policy as ever. Australia has always been a close ally with the U.S. since World War II. To some extend， Australia trusts the U.S. more than the United Kingdom. The close relationship has been kept till this day， during which period Australia has relied on the U.S. military technology to secure its place in southern Pacific Ocean. What has changed， however， is the volume and nature of economic cooperation that Australia is now having with Asian countries， especially with China. For its own interest Australia keeps its own agenda when it comes to China-related issues， which is not always aligned with America's China policy.
注釋：
①Ikenberry， J.， "America's Imperial Ambition"， Foreign Affairs， 2002， pp.44.
②Ikenberry， J.， "America's Imperial Ambition"， Foreign Affairs， 2002， pp.44.
③"Japan - United States relations"，Wikipedia， 25 October 2005， Wikipedia， 29 July 2011.
④ Jones， E. L.， "Modern Japan and the Little Dragons"， in E. L. Jones， Coming full circle： A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Pacific Rim， Melbourn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110.
⑤Ikenberry， J.， "America's Imperial Ambition"， Foreign Affairs， 2002， pp.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