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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人工流產；決定因素；對策分析
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人工流產在中國就已經開始合法化，允許在懷孕10周內是可以做人工流產的。但是在計劃生育全面推行初期，人工流產的數量還是很少的，這個時期決定人工流產的因素是已有子女數或出于健康或工作。在 “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的政策推行之后人工流產就出現了大幅度的上升，而且對大月份引流產的限制也是很少的。本文就人工流產的決定因素和對策分析做以闡述。
一 決定因素
經濟和社會發展因素對低孕次人工流產起主導影響，而計劃生育則是高孕次人工流產的主導因素。對于首次懷孕不會受計劃生育的影響，是否進行人工流產則主要是個人選擇的結果。它只受各省經濟發展的顯著影響，與計劃生育因素無關。經濟越發達的地區，首次懷孕人工流產比例就越高，同時，社會經濟因素對高孕次人工流產也有顯著而獨立的影響［1］。對于第2孕次人工流產，似乎各因素的影響基本差不多。在任何孕次上，人工流產的發生都要受到社會經濟因素的顯著影響，而計劃生育只在第2孕次及以上才有顯著影響，而到高孕次上則起了主導作用。如果在推行計劃生育之初，人工流產主要受到計劃生育的限制，那么到20世紀90年代后期，在改革開放和社會經濟有了巨大發展之后，人工流產越來越受到社會經濟因素的影響，也就是主要是人們自愿選擇的結果。同時社會價值觀念和性觀念的巨大變化，也對人工流產發生起到了促進作用。一個重要的政策含義是計劃生育在提供優質服務方面，應該從已婚人群擴展到未婚人群，普及生殖健康知識，提高避孕使用效率。全國人口與生殖健康調查顯示，有40％的人工流產是由于避孕失敗而導致的。因此對于避孕和生殖健康的知識和技術的不斷改善將對人工流產的減少起決定性作用。
二 減少人工流產的對策
1、 及時采取避孕措施
對置器易脫落、不適應和口服避孕藥自覺性不強的婦女，以及不適合做絕育術，對皮下埋植術無禁忌癥的婦女推見使用皮下埋植術。進步婦女避孕的自覺性?？尚麄骶o急避孕方法，大力宣傳人工流產對婦女身心健康的危害，徹底糾正將人工流產作為節育方法的錯誤熟習，進步婦女避孕的自覺性。同一術式。按《常用計劃生養技術常規》要求，嚴厲按照手術常規操縱，確保手術質量，進步手術有效力。
2、 加強對基層計劃生養技術職員的培訓
經過各種渠道進步基層計劃生養技術職員的業務素養，進步手術質量，減少各種節育手術失敗率，降低人工流產率。
三、 人工流產后注意事項有哪些
1 手術休息2小時;手術后不要馬上起床;在醫院里臥床休息2小時，觀察子宮的收縮及陰道出血。如有異常應及時請醫生檢查處理。
2 進一步加強避孕措施。在醫生的指導下，采用合適的避孕方法或絕育措施，以防再次懷孕。切不可忽視日常的避孕而頻繁人工人工流產，因為多次人工人工流產，會增加罹患婦科病的機會，嚴重損害身體健康。
3 人工流產后機體抵抗力下降，更應注意個人衛生。由于子宮內膜留下創面，陰道分泌物增多，使之成為細菌感染、繁殖的溫床。因此，要特別注意外的清潔衛生，及時淋浴清洗外，衛生紙要進行消毒并時常更換;半月內避免盆浴，勤換洗內褲;一個月內要絕對禁止同房，以防止細菌感染。這些都是預防子宮內膜炎、輸卵管炎、盆腔炎等婦科疾病的重要措施。
4 還要堅持避孕，落實避孕措施，以免再次受孕，多次人流。對有生育要求的，也應在三個月后懷孕為宜。
5 手術后自己還應注意陰道分泌物的情況，一般在一周內會有紅色、淡紅色分泌物，其量由多到少，無明顯氣味。如在一周后仍有流血或較多分泌物，特別是分泌物有臭味并伴有發燒、腹痛等癥狀，則應考慮有感染或子宮內有殘留物的存在，應及時去醫院檢查和治療，以免病情加重。
6 術后要好好休息，一般術后應臥床休息5～7天(因為人工人工流產后，子宮內膜留下了創面，如過早活動則可能延長陰道出血時間)，若體溫正常，陰道流出的血性分泌物少，無腹痛等不適，可以起床活動活動，一般半月內應避免參加體力勞動和體育鍛煉。
7 術后按規定休息半個月，休息期間避免繁重體力勞動，不可蹲著作工作、更不可熬夜，不可哭泣，不碰冷水、避陣風吹襲，加強營養攝入，多食富含蛋白質，高維生素食物，同時多吃些蔬菜和水果，不要忌口或偏食，促進身體康復。
人工流產率的上升與計劃生育政策的推行有著直接的關系。然而市場經濟改革以來，隨著社會經濟的巨大發展、生活方式和觀念的重大變化和人口流動的不斷增長，人工流產的社會經濟特征發生了很大變化，尤其是在大城市和沿海經濟發達地區，未婚婦女的人工流產出現顯著增長［2］?？偟恼f來，計劃生育政策仍然對人工流產有很大影響，但是社會經濟因素的影響變得越來越重要。人工流產是避孕失敗后的補救措施，不能作為常規的節育方法。人工流產數增加，相應的并發癥的發生率必然也有所增加，作為婦產科醫生，應盡量避免和減少并發癥，降低不完全人工流產對婦女造成的危害，減少并發癥引起的醫療糾紛。
生育問題也是一個新的問題，原來我們覺得人口增長太快，就搞計劃生育，號召大家避孕節育，放慢人口增長。整個人口工作的思路就是這樣。
但是隨著生育率下降，問題顛倒過來了，人們的生育意愿越來越低。這跟計劃生育毫無關系，它是整個社會的變化，世界各國都在發生這個情況。
現在的低生育率，一個原因是結婚、生育年齡越來越晚，而生育年齡大，不孕的可能性也會上升。還有就是人生目標多了，過去女孩子的理想無非是結婚、生子、養孩子、當婆婆（或外婆），現在要讀書、工作，想生也沒有時間。人們的生育意愿在降低，而實際的生育情況比意愿還要低。
我們在江蘇作過調查，在當地農村，也是一胎政策，但是假如一方是獨生子女，就可以生育二胎。現在好多農村的獨生子女已經長大結婚，越來越多的夫婦可以生二胎，他們想生嗎？會生嗎？
我們調查了1.8萬多人，其中4000多人符合二胎生育標準，但是生了兩個孩子的不到一成。這個比例太小了，讓人難以理解。他們也覺得生兩個孩子好，但是很多婦女回答：“我想是想的，生是不生的。”21%的人說自己還會生二胎，但是3年之后我們再去調研，真正生二胎的只有6%。
當地人會說養不起。他們的生活水平比20年前總歸是提高了，為什么以前養得起，現在反倒養不起了？后來我們發現，這不是一個錢的問題，是人們對孩子的期望已經變了。過去孩子生下來，日后就是當農民，現在孩子要上學，“我要我的孩子上大學、研究生，出國……”農民口氣都大得很，他們知道不這樣的話孩子不足以在社會上立足。
西部地區很多少數民族可以多生孩子，但是他們覺得像漢族干部一樣只生一個，是一種時尚的、先進的想法。
湖北宜昌的兩個土家族自治縣，是老少邊窮地區，沒有高速路，2004年前后經批準可以生二胎，城鄉干部都可以，但是多年來生育率一直在下降，人口出生率很低。
當地老百姓的思想變化太大了。我們去之前都覺得那是很偏僻的地方，其實那只是地理意義上的，人們的思想一點也不偏僻。當地人看的電視、上的網站，跟我們沒什么區別，信息并不閉塞。特別是年輕人都出來打工了，見多識廣，人口流動帶來觀念的極大改變。人們的生育意愿，特別是年輕人的生育意愿變化，我們還遠遠沒有意識到。
過去小農經濟社會需要人手，需要勞動力，而且死亡率高，哪個家庭孩子多，哪個家庭富裕得快。20世紀80年代家庭承包制的時候，首先變成萬元戶的都是孩子多的家庭?，F在，家庭不需要靠人多來創收了。
為什么人們不想生二胎了？甚至有些人一個都不想生了？因為他們覺得人生不是為了生孩子，還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隨著改革開放，什么事情都在多元化，怎么能在生育問題上一刀切呢？這是不可能的。一些人還是覺得，假如說生育沒有政策限制，人們肯定都使勁生。但實際上人們對生育的想法“弱化而多元”?，F在很少有人說一定要生很多孩子。看看歐洲社會，也有生很多孩子的家庭，但是整個社會生育水平還是低的。
新生育觀是否太功利了
人們在生活、工作、經濟上的壓力，說到底還是有了其他的追求。工作上別人做得好，自己也不能差。人們想法的多元是整個社會經濟變化造成的。長期以來，一代一代養兒防老?，F在孩子不僅生得少了，而且跑掉了，農村的人口到城里來了。農村的老齡化比城市要嚴重得多。農民沒有工資，沒有收入，老年人生病就會很艱難。城市化大規模發生，“養兒防老”的觀念自然瓦解了。
現在這代人的新提法是“不當孩奴”，自己掙錢，將來養自己，還可以買保險，不一定非要靠孩子。與其等著孩子養，不如沒有孩子，個人發展得更快一些。
一些人還擔心二胎政策放開，覺得將來孩子多起來，教育、醫療的資源不是更緊張了嗎？這是年輕人的想法，覺得最好自己的競爭者越少越好。但是卻又不知道，我們現在所做的一切，是為了將來有一個比較美好的未來。
一個低生育的社會，會帶來什么樣的后果，我們正在慢慢體會。現在已面臨民工荒，將來也還會荒――20年前生的孩子少，20年后就會面臨這樣的問題。我呼喚年輕人站出來承擔生養責任，意識到現在的政策調整是他們的福祉所在，為他們創造納稅人，為他們創造勞動力。
現在人生觀不一樣了，學歷比孩子重要，職稱比孩子重要，拿個世界冠軍比什么都重要。社會發展，人們的人生目標在增多，生育已經不是人生的唯一目標，至于對不對，那是另外一個問題，但是直接的影響就是人生不再是一條路，而是有了很多路。
我們認識了這個現狀之后，起碼不要一對夫婦一個孩子了。我們之前看到強制人流的新聞，但是有這個必要嗎？他們覺得這個孩子不能生下來，要不然是危害國家的人口安全，但是到底這樣的行為對國家的人口是正作用還是副作用？
生養孩子是投資，也許沒錯，但是，有的投資是功利性的，比如養兒防老，還有一種是精神性的，不是為了從孩子那里得到什么物質回報，而是滿足于陪伴孩子成長的歡樂。
我們知道男性原因造成的不孕占不孕總數的40%左右。但是，受傳統封建思想的影響，社會普遍將不孕的責任推到女方，對男方不育因素的重視不夠，仍然存在一些誤區，從而嚴重影響了輔助生殖技術對不孕不育患者的治療效果。
首先，夫妻雙方都應自覺采取健康的生活方式。1992年丹麥學者Carlsend等人通過對20多個國家、15000名男性的調查，發現1940-1990年間，男性內密度減少了42%。2003年，在世界衛生組織召開的"環境對生殖影響的國際研討會"上，科學家們再次鄭重發出警告：全球人類質量正在不斷下降，男性的密度下降了62%。造成男性質量下降的原因很多，比如環境雌激素的影響，生活壓力加大，部分特殊職業以及不健康的生活方式，甚至生活中一些常常被忽略的細節諸如習慣將筆記本電腦放在腿上使用、長期使用手機、經常洗桑拿等都對男性有不利影響。這些因素對的危害有的是永久的，有的是暫時的。很多質量偏低的患者是可以通過健康的生活方式提高質量的。例如很多研究表明，煙草中化學物質可導致形態的異常和運動能力的降低，吸煙時間越長，危害越嚴重；而及時戒煙不僅能夠提高自然生育率，還能提高輔助生殖治療的成功率。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市化水平得到迅速提高，成為至今的近半個世紀中我國城市發展的最快時期。據統計，1998年我國城市人口約3.8億,城市化程度大約為30.4%。但與世界相比，發展還是很慢，1996年世界城市化程度已經達到45.5%，而日本在1990年就達到77.4%。據專家預測，我國到2050年，城市化水平將提高到70％，在未來50多年中，將有約5億農村剩余勞動力及其家屬進城，變為城市人口。這樣不僅要建立大量新城市，而且現有的許多城市都要程度不同地擴大其規模。土地是城市的依托，城市化建設必然要有一定的土地做保障，按照每個城鎮人口占地100平方米計算，增加5億城市人口，約需要土地5萬平方公里，即7500萬畝。
國家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城市化水平的不斷提高，大批農村剩余勞動力進城，并轉變為城鎮人口，推動大批新城市的建立。同時，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原有城鎮需要調整產業結構，進行現代化建設和舊城的更新改造。新城市的建立和老城市的擴大是我國整個經濟發展的內在要求，是實現現代化的客觀表現，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為此而占一部分土地，包括一部分耕地，是不可避免的。
2.我國人均耕地少，耕地后備資源不足，耕地保護形勢嚴峻
國土資源部、國家統計局、全國農業普查辦公室聯合的土地利用現狀調查最新公報顯示，全國耕地面積19.51億畝，人均耕地面積0.106公頃（1.59畝），仍不到世界人均耕地的一半，而且地區分布很不平衡。人均耕地較多的一些省，主要分布在東北、西北和西南地區，這里自然條件較差，糧食產量較低；人均耕地較少的?。▍^、市），主要分布在東南沿海和京津滬三市，這里自然條件較好，糧食產量高，但也是耕地大幅度減少的地區。全國還有607萬公頃（0.91億畝）的耕地坡度大于25度，而在耕地面積中，無灌溉設施的耕地比重高于有灌溉設施的耕地，全國還有30萬公頃的耕地不同程度地受到土地流失的危害。這些都說明，我國耕地的總體質量也是不高的。
新《土地管理法》著重強調了加強耕地保護問題，其目標是確保耕地總量的動態平衡，新法明確規定“國家實行占用耕地補償制度。非農業建設經批準占用耕地的，按照“占多少，墾多少”的原則，由占用耕地的單位負責開墾與所占用耕地的數量和質量相當的耕地”。但是我國耕地資源的主要特征卻是耕地面積占土地資源比例小，耕地后備資源不足，質量低，人均耕地少，且日益減少。在自然條件和生產力所允許的條件下，絕大部分能開墾的土地已被開墾。此外，目前我國人口還在以每年一千多萬人的速度增加，經濟建設正處于快速增長時期，“吃飯”和“建設”給耕地帶來的壓力，有增無減，并沒有緩解。近年來，耕地面積連年銳減，尤其是一些優質耕地的減少，很難靠開發來彌補。目前這種趨勢還在發展。僅僅1997年、1998年兩年，全國耕地就凈減少近600萬畝。地方開墾條件差或土地后備資源的匱乏，致使其既實現確保耕地不減少的目標而又同時不影響經濟的發展相當困難。據有關方面預測，到2010年，我國還要增加一億多人口，而非農建設占用耕地、陡坡退耕、災害毀地三項，可能還要減少耕地近一億畝。
3.緩解城市化建設與耕地保護之間矛盾的途徑
在客觀上，城市化建設與保護耕地之間存在一定的矛盾，城市的發展和擴大必定要占用一部分土地，但是，城市又不能不發展。所以，問題的關鍵在于如何處理發展城市與保護耕地之間的關系。一方面，我們必須較快地發展城市，以適應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另一方面，我們需要切實地保護耕地，使兩方面得到協調和統一，在發展城市中盡可能地減少耕地的占用。
因此，必須找出一條既能減少耕地占用，又能及時為城鄉各項建設提供必需的建設用地，保持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的新路子，以緩解城市化建設與保護耕地之間的矛盾。而解決這一矛盾的唯一途徑是走土地集約化利用的道路。土地集約化利用包括四個方面：（1）城市土地的集約利用；（2）農村非農用地的集約利用；（3）農村農用地的集約利用（主要是大城市周圍的高投入高產出）；（4）全國整體的集約用地水平的提高。其中前三條是被大家所共識，而最后一條則未引起高度重視，而此條正是解決用地緊張的主要途徑。土地的集約化利用不但要從局部如某個城市或農村、某個地區或某塊土地的角度來考慮，而且要從系統整體（整個國家）的角度來考慮。加快城市化進程能更好地集約用地和節約用地，能夠提高全國整體的集約用地水平，促進經濟的發展，實現確保耕地總量的動態平衡的目標，起到保護耕地的作用。下面就加快城市化進程對減少耕地占用的壓力談幾點看法。
二、發展城市化建設與土地集約化利用關系
1.城市化建設有利于人口出生率的降低，從而減小眾多人口對耕地的壓力
城市和鄉村代表了不同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區域單元，由于城鄉經濟水平、婦女職業類別和文化教育程度的差異，而使兩者的婦女生育水平有較大的差異，城鎮始終低于鄉村的生育率。生育期一孩率城鎮大大高于鄉村，高達90％以上，鄉村二孩率超過城鎮的1倍多。1998年我國城鎮人口出生率為13.67‰，自然增長率8.36‰，而縣出生率為17.05‰，自然增長率為10.04‰。以上海市為例，1998年人口出生率僅為5.20‰，自然增長率為－1.80‰。我國歷年市鎮與縣人口生長率與自然增長率對比見表1。
表1我國歷年市鎮與縣人口出生率與自然增長率單位：‰
199019911992199319941995199619971998
市鎮出生率16.1415.4915.4715.3715.1314.7614.4714.5213.67
自然增長率10.439.999.709.389.609.238.828.948.36
縣出生率22.8021.1719.0919.0618.8418.0818.0217.4317.05
自然增長率15.7914.0412.1812.1712.0411.0911.0810.5310.04
影響生育率的因素有：第一，社會經濟發展水平。一般，經濟水平越高，總和生育率越低；反之，則總和生育率越高；第二，文化教育水平。無論是生育率、多孩率，還是平均孩次，有文化者都低于文盲、半文盲，并且，文化程度愈高，生育率、多孩率和平均孩次愈低，兩者呈相反關系。造成城鄉生育水平差異的另一重要原因也是婦女文化程度的差異。鄉村文盲、半文盲率多，女性文盲、半文盲多及農、林、牧、漁業婦女文盲、半文盲多，這“三多”已成為鄉村生育水平高于城鎮的又一個重要因素。第三，職業與勞動性質。勞動性質與文化程度有一定關聯。腦力勞動者一般具有較高的文化水平，生育率低；體力勞動者，尤其是從事農、林、牧、漁業的勞動者，文化程度較低，這一因素與經濟和其它社會因素共同的影響，使他們的生育率較高。職業的差別在很大程度上也影響了生育率的高低，農、林、牧、漁業婦女的生育率高于其它職業婦女生育率的2－3倍。而城市化建設有利于提高文化素質，減少農業人口，降低生育率。此外，計劃生育的作用在于引導和加速生育水平的下降，而由于城市社會經濟較發展，文化教育程度高，計劃生育政策的推行較容易，能夠嚴格控制人口數量的增長速度，人口的減少又可減少對耕地的占用。
2.城市化建設有利于集約化利用土地，從而擴大耕地面積
如何做到城市化建設與保護耕地兩不誤，實現耕地總量動態平衡，主要是轉變用地方式，走集約利用土地、節地挖潛的路子。這包括兩個方面內容，一是整理宅基地，二是充分挖掘城市存量土地的潛力。而大力發展城市化建設，有利于實現粗放用地變為集約用地，并推動建設用地內涵挖潛和集約利用，是既積極而又有效地保護耕地的思路。一方面，城市容納人口多，城市人均用地比農村人均用地少，土地利用集約度高。我國歷年城市與農村人均居住面積對比見表2。表2顯示，我國歷年城市與農村人均居住面積有逐年增長的趨勢，但農村始終較城市高出2－3倍。1998年城市人口為37942萬，人均居住面積達9.3平方米，而農村人口為86868萬，占總人口69.6％，人均居住面積達23.7平方米。以山西省為例，1996年5個地級市人均占地119平方米，農村人均占地則達192.93平方米。此外，城市規模越大，城市的中心功能越強，人均用地也越少。與小城市相比，要素的投入產出率和主要經濟指標的人均水平也較高。我國不同規模城市各項指標見表3。表3表明，1996年全國城市增至666個，人均用地99平方米，其中，200萬人以上的超大城市人均用地66.2平方米，100-200萬人的特大城市人均用地86.2平方米，50=100萬人的大城市人均用地99平方米，20-50萬人的中等城市人均用地105.3平方米，20萬人以下的小城市人均用地131.6平方米。而且大城市與小城市相比，產業密度（人均GDP）高，第三產業比重大，另一方面，城市化建設能促使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有利于耕地內部挖潛。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可以空閑出許多宅基地和非農用地，使這些宅基地和非農用地變為耕地，增加耕地數量。如前所述，5億農村人口進城，若農村按人均160平方米計算，可減少占地8萬平方公里，扣除城市建設用地5萬平方公里，則全國可節約3萬平方公里，即4500萬畝；農村勞動力的減少可以使農民統一經營，連片耕作，減少不必要的路和田坎，增加耕地，使農業生產集約經營和規模經營，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和糧食產量，實現農業可持續發展。
表二我國歷年城市與農村人均居住面積對比單位：平方米/人199019911992199319941995199619971998
城市人均居住面積6.76.97.17.57.88.18.58.89.3
農村人均居住面積17.818.518.920.720.22121.722.423.7
表三我國不同規模城市各項指標表
全國666個城市平均超大城市200萬人以上特大城市100-200萬人大城市50-100萬人中等城市50-100萬人小城市20萬人以下
城市個數（個）666112344195393
人口密度（萬人/平方公里）1.011.511.161.010.950.76
人均占地（平方米/人）9966.286.299105.3131.6
人均GDP913815812144551306084006281
第三產業比重（%）37.249.343.838.834.129.2
3.城市化建設有利于科技水平和人口素質的提高，從而提高土地的集約化利用程度
科技進步的發展推動了經濟的發展，經濟的發展又提高了城市和農村的集約化用地程度，提高土地的生產力和勞動生產率。人口素質的提高有利于生育率的降低，從而減少對耕地的占用。城市化水平越高，越有利于集約用地，從國外的經驗來看，越是經濟發達國家，城市化程度越高，農業人口越少。而城市化程度比較低的國家則往往是發展中國家，具有經濟落后，農業人口多，出生率高，人口增長速度快等特點。
城市化的發展使科技與經濟水平不斷提高，推動了農業科技水平的提高和農業現代化的發展。假如我國城市化發展到一定程度，就有足夠的資金和技術，去開墾后備的土地資源和復墾荒蕪的土地，從而增加耕地數量；農業科技的發展使農業先進的技術在農業生產中得到應用，改變傳統的耕作方式，對農田精耕細作，從而可以提高耕地質量，達到增加糧食產量的目的；反過來農業的發展又保證和促進了城市化發展。
三、我國城市化建設中土地利用存在的問題
在現實的經濟發展中，特別是城市化建設中，并沒有很好地處理好城市化建設與保護耕地這兩方面的關系，存在著在加速城市化建設的同時，忽視保護耕地的傾向。在如何處理耕地保護和城市發展的關系中還存在著較為嚴重的問題。
1.城市土地閑置與撂荒
隨著國民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和基本建設規模的大幅度增長，一些地方出現了城市土地閑置，甚至撂荒。從廣義上講，城市土地閑置是指：（1）取得土地使用權后，未及時對土地加以利用，或土地利用率未達到規定要求，致使土地處于未被利用或利用不充分的狀態；（2）各種非法批地所造成的閑置狀態；未經批準已圈占了土地，以及未征、未用或利用不充分所造成的閑置等。1995年，全國開展了非農建設閑置土地清理工作。據國家土地管理局統計，全國共清查出非農建設閑置土地600平方公里，為1994年全國各項建設用地總量的27.3％，其中耕地270平方公里，占45%。通過清理，已復耕240平方公里，占閑置耕地的88.9％；限期開發建設9000公頃；調整使用2000公頃；收回土地使用權4000公頃。另外，根據國家土地管理局統計，目前我國因各種人為因素造成的廢棄地累計約為133300平方公里。其中，由于從事開采礦產資源、燒制磚瓦、燃煤發電等生產和建設活動廢棄土地約為33300平方公里，其中70％左右為耕地；全國因興修水利、修筑鐵路、公路等建設活動廢棄的土地及農村坑塘、建筑取土等零星廢棄土地約為100000平方公里，這之中耕地也占到50-70％。
2.城市違法用地現象嚴重
1995年，全國有18個省市（自治區、直轄市）按照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的要求，結合貫徹國家土管理局《關于全面清理非農建設閑置土地的通知》精神，對1992-1994年貫徹執行土地法律、法規的情況開展了土地執法檢查。據《中國土地報》報道，陜、粵、贛、豫、皖、魯、吉、川、湘、浙等10個省，1992－1994年共清查出各類土地違法案件32萬宗，違法用地面積達500平方公里，浙、粵、桂3省區違法占用耕地達753300公頃。晉、遼、浙、津、鄂、閩等省，清查出各類土地違法案件41627宗，違法用地面積7687公頃。在土地資源短缺的江蘇省，1993-1994年便查出違法用地8010宗，違法用地面積達3445公頃。這種大規模的集中占用土地和違法濫用土地，不僅遠遠超出了經濟建設的正常需求和實際可能的開發能力，而且是外延發展、粗放經營、以犧牲大量土地資源為代價的。
3.城市土地利用效率低下
根據1995年城市建設統計年報，全國640個城市建成區19264.2平方公里，空閑土地按10－15％計劃，這些城市用地潛力達1926－2890平方公里，如按建設部頒布的城市規劃用地指標城市人均用地100平方米計算，可安排城市人口1926-2890萬，此潛力僅是充分利用城市空閑土地得到的。由此可以看出我國現有城市建設用地有很大的內部挖潛改造能力。此外，我國城市建成區平均整體容積率太低，1990年全國455個設市城市建成區平均整體容積率只有0.31。城市用地結構亦不合理，在結構上存在工業用地比例過大，商業用地比例偏小，道路用地比例過小的問題。用地結構不合理造成地不能盡其用，土地產出效益差，土地價值不能體現。1991年全國城市土地平均工業產值7277元／平方米，地均利稅715元／平方米，且因城市規模而差別大，20-50萬人口城市地均工業產值6625元／平方米，地均利稅525元／平方米，20-50萬人口以下城市地均工業產值2459元／平方米，地均利稅265元／平方米。
4.鄉鎮企業布局分散，用地規模過大
1996年全國共有鄉鎮企業單位數2336.33×104個，職工1.35×108人，全國鄉鎮企業集聚在縣鎮的僅占1％，在建制鎮的占7％，其余98％的鄉鎮企業少數在集鎮，絕大多數在村及村以下。由于過度分散，使用地規模至少增加1/3，出現了不注意節約用地，大量圈占農田，削弱農業生產的問題。
5.城市用地增長速度超過人口增長
隨著我國城市化水平的不斷提高，城市人口增長需要相應的土地供應，從而占用部分耕地，這是符合經濟發展規律的。但是，在符合客觀規律的前提下，盲目擴大占地規模，把城市的合理發展不適當地變成亂占耕地，應予以糾正。1986-1995年，我國城市數量由321個增加到640個，增長近1倍，城市人口和城市非農業人口分別增長65.1％和51.6％，城市用地面積和建成區面積分別增長42.5％和90.2％，建成區平均每年擴大1015平方公里。城市越小，人均建設用地越多，小城市（20萬以下）分別為特大城市（100萬人以上）和大城市（50-100萬人）的1.91倍和1.62倍。
四、發展城市化建設，保護耕地應采取的措施
針對目前我國已面臨耕地不斷減少的嚴重威脅，保護耕地是我國一個基本國策，必須制定相應的政策和采取有效措施，既加快城市化進程，又切實保護耕地。建議采取以下措施。
1.深化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建立土地集約化利用指標體系
通過供地機制的變革與創新，從根本上解決亂占濫用耕地的問題，進而推動建設用地內涵挖潛和集約利用。通過調查研究，盡快建立適合我國國情的土地集約化利用指標體系，在指標體系中體現城市人均用地標準、城市容積率、城市土地產出效益等。使所建指標體系，既有利于城市化建設，又有利于集約利用土地，既達到發展建設的目的，又起到最大限度地節約用地的作用，緩解建設用地和保護耕地的矛盾，變矛盾為協調和統一。
2.做好城市土地利用規劃
土地利用總體規劃是國家調控土地的基本手段，通過分析土地利用現狀和土地潛力，科學地預測未來土地需求，調整各類用地結構和數量，從而綜合平衡土地供需形勢，達到宏觀調控土地的目的。城市規劃是根據城市經濟、社會發展的需求，在研究城市密度的前提下，對城市空間布局和城市形態的總體設計，并通過城市土地利用規劃來落實。必須將城市規劃與土地利用總體規劃銜接起來，貫徹“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實保護耕地”的基本國策，堅持“一要吃飯、二要建設”的基本方針，實現可持續發展戰略。
3.控制鄉鎮企業的發展，避免鄉鎮企業占用過多的耕地
由于城市化的發展，人、財、物等資源必然流向城市，通過城市基礎設施、資金、技術以及服務等便利條件引導分散的鄉鎮企業向城市集中，可以避免鄉鎮企業遍地開花，占用過多的耕地，達到節省建設用地，減少環境污染的目的。
4.挖掘城市存量土地的潛力
城市的發展建設要立足我國的基本國情和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更多地通過實施舊城改造，確定以內涵為主的城市發展方針，充分挖掘城市存量土地的潛力，加強基礎設施建設，提高土地容積率、產出率，增加城區容量；搞好城市規劃工作，堅持城市建設不求最大，只求最佳的原則，利用市場機制不斷調整區域城市結構、城市用地結構和用地布局，考慮城市、集鎮相互協作、取消重復設置，減少城市化過程中不必要的耕地浪費。把粗放型土地利用方式轉變為集約化經營土地。為實現耕地總量動態平衡目標服務。
5.根據具體情況，改革現有有關不利城市化發展和土地集約利用的制度和政策
制定出一系列發展城市化建設的政策，改革現有有關制度和政策，以利于技術、資源和人才的流動。如改革城市戶籍制度。凡是基本上放棄農業生產，脫離農村，在城市做工、經商、經營企業，并成為自已和家庭的生活來源；長期居住城市并有自己住房，或有能力長期租住房屋的農村居民，應該改變戶籍關系，變農村戶口為城市戶口，享有同其他城市居民同等待遇。對于已經獲城市戶口的原農村居民，不再作為農村居民，也不再作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成員，并收回分配的責任田或口糧田。同其他城市居民一樣，脫離同土地，特別同耕地的直接聯系等。
6.依靠法律、法規制止城市化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對耕地保護不利的方面
對于城市化發展中對耕地保護不利的方面，必須依靠教育，法律、法規，嚴格審批手續，采取經濟、法律和行政手段，保證城市化的健康發展，對重復、潛力挖掘不夠等亂占耕地的項目則嚴格禁止，防止借城市化發展理由使耕地資源大量流失。
總之，城市化建設對減小耕地的占用和土地集約化利用十分有效，我們應進行深入的調查和研究，搞清城市化建設（規模、速度）、耕地、經濟承載力、人口等之間的關系。一方面從節約利用耕地角度制定城市規劃和發展城市化建設的措施和政策，探索城市化的發展途徑，不斷挖掘城市土地的潛力；另一方面建立有利于城市化建設的土地管理體制。
城市化道路也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城市化發展同社會生產力存在著必然的、本質的聯系，這種聯系在任何社會制度下都客觀存在著。世界城市化道路的發展過程就證明了這一點。人口城市化和人民生活方式城市化，既指示了經濟結構的現代化，也衡量了國家的經濟發展和經濟實力。當然城市化建設盡管占用一部分耕地，但遠遠低于限制城市化的發展所帶來的人口增長及農村人口非農業占用耕的數量。因此，為了實現確保耕地總量動態平衡，必須發展城市化建設。但在發展城市化進程中，要處理好保護耕地的問題。
參考文獻
1.中國統計年鑒，1999
2.中國城市統計年鑒，1997
3.國際統計年鑒，1997
“雞肉含激素，雞翅、雞爪等部位激素、抗生素含量最高！現代的飼養雞激素、抗生素含量都非常高，小孩一定要少吃。此外，雞翅、雞脖子等部位是注射激素或抗生素的位置，再加上女性荷爾蒙的影響，愛吃雞翅、雞爪的女性更容易患上子宮癌！”
解“毒”：
雞是否需要激素催？實際上，肉雞四十多天出欄在世界上屬于正常水平，肉雞需要半年才能出欄早已成為歷史，肉雞的出欄時間大部分在42天到48天之間。而其中的原因并非激素所致，而是育種。農業部家禽研究所監督檢測中心（揚州）高玉時主任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這完全是育種的結果，從幾萬只雞中選擇一只留種，長期積累，才有了現在的生長速度?！彼硎荆L速度較快的白羽肉雞是從國外引進的品種，在口味上肯定是與傳統的家養土雞口味有所不同，但這僅僅是口味的選擇問題，并不涉及食品安全問題。
有如此高效的生長性能，激素已經變得沒有必要了。此外，激素甚至會對雞的心血管、肝臟等機能產生副作用，很容易造成死亡。
而就抗生素的問題，農業部明確家禽飼養上對獸藥的使用有嚴格的規范，少數的不良從業者沒有按照農業部的要求使用，會有少量抗生素殘留的情況，但是從每年在農貿市場的抽樣結果來看，比例是非常小的。美國普度大學生物與食品工程專業博士云無心對此表示，世界各國對于養殖中允許使用的抗生素、用量、用法，都會各有規范。符合規范的使用，對健康的影響小到可以忽略。人們關注的是否“濫用”，只能由監管來解決。此外，抗生素也并不便宜，“過度濫用”也不見得能為雞農賺更多的錢。
謠言：“浸出油含神經毒素，對健康危害極大！”
謠言重現：
某品牌食用油是化學浸出法制?。∵@種工藝的優點是出油率高，企業能降低成本，缺點是產生兩種物質：鉛汞殘留和反式脂肪酸！這兩種物質是強烈致癌物質。浸出溶劑正己烷是神經毒素，接觸極其微量對人類健康危害極大！吃油最好吃土法榨的，綠色安全。
解“毒”：
食用油的制取工藝主要有兩種：壓榨和浸出。壓榨作為一種傳統工藝，壓榨后的油餅的殘油率大約在7至9%。而浸出法則是利用油脂和有機溶劑相互溶解的性質，將油料破碎壓成胚片或者膨化后，用正己烷等有機溶劑將油脂萃取溶解出來，這樣可以將油料殘渣中的殘油降低至1%率以內。和壓榨法相比，浸出法的出油率大大提高，生產條件好，生產成本也大幅降低，可以為人們提供低價的食用油。至于浸出油的安全性，實際情況是，正己烷分為工業級和食品級，浸出油廠用的正己烷都必須是食品級的。食品級的正己烷經過重金屬脫除處理，鉛、砷等有害金屬殘留都低于10ppb（億分之一），這么低的殘留不會對生產的油有危害。另外，油在高溫下確實會生成部分反式脂肪酸，不過溫度要超過220℃這種反應才會發生，而脫除溶劑的最高溫度只有110℃，遠達不到反式脂肪酸生成的溫度。
此外，我國國標對在食用油中正己烷之類的溶劑殘留的標準是不得檢出，實際上，精煉一級油是無法通過檢測手段來檢驗最初的制取工藝的。無論是壓榨工藝還是浸出工藝生產出來的油，只要符合我國食用油質量標準和衛生標準的，就都是安全的食用油。
快速辟謠
謠言：“生吃健康，多多生吃”
的確，加熱可能造成蔬果中維生素的流失，但生吃真的更健康，值得“多多生吃”嗎？實際上，生吃需要注意比如農殘、寄生蟲等的問題更多。如有稱“肉類烹飪后容易導致蛋白質變性影響吸收”的言論，只有在過度烹飪時才會發生，作為“現代人”還是符合自己“年代”的烹飪方式，區別對待，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吧！
謠言：“吃粗糧，不育！”
這條謠言也許不用思量就可以破解，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可謂“全民粗糧年代”，但那時候我國的生育率卻比現在高得多，多數家庭都生好幾個孩子。其實這個說法來源于一個實驗，實驗表明吃大量全谷類食品之后，女性雌激素和孕激素的水平略有下降，排卵數量略有減少，但該研究中受訪者的人數還很少，而且并沒有證據能夠證明，這種變化會直接影響生育能力。
謠言：“先涮菜后涮肉，健康火鍋這樣吃”
中圖分類號：C924.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1605（2008）11-0081-05
人口是社會發展中始終擔當中心角色的動態系統，人口發展也是衡量社會發展程度的一個重要指標體系。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深入發展，世界范圍包括中國的人口問題已經不是單純的數量問題，還有素質、結構、分布、遷移等一系列可能危及國家安全的問題。為此，非傳統意義上的安全范疇――人口安全作為一個全新的命題，正式提出并逐漸引起國內外學者專家的普遍關注與認同。人口安全命題的提出，體現了人口與社會協調持續發展的內在邏輯的統一。作為全國的人口大省，區域人口安全對江蘇“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率先基本實現現代化”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江蘇區域人口安全態勢解析
從人口與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視角來看，人口安全是指一個國家的綜合國力和國家安全不因人口問題而受損害，能夠避免或化解人口方面可能出現的局部性或全局性危機。其主要內容包括一個國家或地區在一定時期內人口數量、人口素質、人口結構、人口分布以及人口遷移等因素與經濟社會的發展水平、發展要求相協調，與資源、環境的承載能力相適應，能夠實現可持續發展以及人的全面發展。［1］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的人口安全，主要基于三個維度：一是人口自身的健康、可持續發展；二是人口與經濟社會的全面、協調發展；三是人口與地球生態系統的共生、和諧發展。這三個維度缺一不可，否則就被視為人口安全問題。［2］目前，從人口發展的顯性指標分析，江蘇區域人口總體上是安全的；但就人口發展的未來趨勢而言，不同程度上存在一些潛在的人口風險或安全隱患。
(一)低生育水平相對穩定，但人口總量偏高并繼續低速增長，使人口與資源環境的矛盾加劇，就業壓力加大。
江蘇是中國的經濟大省，改革開放30年來，經濟快速發展，加之生育政策的引導，人們的婚育觀念與生育方式發生了顯著的轉變，生育水平多年保持在更替水平以下，人口自然增長率已連續多年保持在千分之二左右的水平，蘇南與蘇中地區有不少市縣已經連年負增長。然而，江蘇又是一個人口大省，人口總量的擴張不可小視。根據省統計局的“06-07年江蘇人口形勢和十一五后三年人口增長趨勢分析”報告顯示，由于外省流入人口顯著增加，加之生育政策以及育齡婦女內部結構的變化等因素的影響，過去兩年中，江蘇人口出生率在波動中上升，人口總量增速有所加快。到2007年底，全省常住人口總量超過7600萬人，達到7624.5萬人，比上年增加了75萬。由于第三次人口出生高峰的慣性作用，2010年左右，江蘇將出現第四次人口生育高峰。全省總人口將達到7800萬人，每年平均增長68.5萬人。2020年將達8000萬。
人口總量擴張并持續低速增長，一方面使人口與資源環境的矛盾日益加劇。江蘇耕地面積為7461萬畝，如今人均已不足一畝。有資料顯示，1949年至1992年，江蘇平均每年減少耕地57.3萬畝，增加人口79萬人，幾乎年均增加一個縣的人口，減少一個縣的耕地。江蘇的礦產資源比較貧乏，能源自給能力相對較弱，經濟發展對外依賴性較強。據中科院《2002年中國可持續發展戰略報告》分析，江蘇環境支持能力指標位于全國第12位，區域生存資源稟賦指標位居全國第17位，區域環境水平位居全國第24位。這與江蘇經濟社會發展在全國的領先地位是極不相稱的。近年來，江蘇的重大環境污染事件時有發生，生態環境日漸脆弱。由于江蘇人口基數大，受人口自身生產的慣性作用，加上流遷人口的不斷增加，未來人口總量膨脹與人口持續增長將在相當一段時間并存。因此，人多地少、資源短缺有可能成為江蘇謀求現代化發展道路上的制約瓶頸。
另一方面，人口總量擴張并持續低速增長，使勞動就業壓力加大。2000年以來，江蘇的勞動適齡人口一直保持持續增長的勢頭。2003年省人口計生委提供的一份材料顯示：1982年以來江蘇城鄉勞動適齡人口平均每年增長1.6％。2004年，全省勞動適齡人口達到4882萬人，占總人口比重達到65.7%，分別比2000年增加166萬人和1.3個百分點，年均增長0.87%，高于同期全省總人口的增長速度。勞動適齡人口的逐年增長，給江蘇帶來豐富勞動力資源的同時，也使人口就業壓力不斷增大，勞動力總量明顯供大于求。近年來由于經濟結構調整，勞動密集型產業萎縮，企業改（轉）制，加之源源不斷的外省勞動力的涌入，就業缺口巨大。目前，江蘇農村尚有富余勞動力700萬左右急待轉移。據預測，從2000年到2010年，全省勞動適齡人口將增加200萬人左右。屆時，規模龐大的就業人口與社會可能提供的有限就業崗位之間的矛盾將變得愈益尖銳。而勞動適齡人口的就業問題如果長期得不到妥善解決，不僅會加劇失業人群對社會保障資源的爭奪，對江蘇經濟社會的持續穩定發展也是個安全隱患。
（二）人口政策的潛功能日益顯形化，人口結構性問題凸現。
人口結構的變動與社會轉型的宏觀背景密不可分，而人口政策作為一種制度性控制手段，在人口結構變動中不同程度上起了催化劑的作用。江蘇的人口密度位居全國之首，每平方公里達736人，是全國平均人口密度的5倍多。近年來，江蘇在加速推進城市化進程中，人口城市化率顯著提升，2005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顯示，江蘇城市人口比例超過了50%。在蘇南，城鄉二元生育格局已被打破，逐漸趨于一體化。在江蘇人口的城鄉結構趨于合理的同時，人口的性別結構與年齡結構等結構性問題仍然較為突出。
其一是出生人口性別比偏高，導致性別結構的天平發生傾斜。1990年以來，江蘇出生人口性別比一直偏高。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表明，江蘇出生嬰兒性別比為116.51∶100，高于正常值，而且呈繼續攀升趨勢。全省出生人口性別比高于正常值的有77個縣(市、區)，在蘇北地區尤為突出。蘇北地區的徐州、淮安、鹽城、連云港、宿遷五市出生人口性別比全部偏高。江蘇出生人口性別比超過120的25個縣(市、區)中有22個在蘇北，其中有8個縣超過了130。導致出生人口性別比失調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嚴格的生育政策對傳統的“性別偏好”生育觀念與生育取向的強化，也是重要誘因之一。通常情況下，人口性別比短期失調可以通過婚齡差以及異族通婚等途徑來調整。但如若失調時間過長，失調值過大，其后果必將導致婚姻市場擠壓，婚配失當，相當數量的男性婚齡人口難以婚配，由此可能會派生更加復雜的社會安全問題，導致社會學意義上的“生態危機”。［3］
其二是人口年齡結構老化，社會養老負荷加重。從1982年開始，江蘇人口年齡結構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少兒人口比重持續下降，老年人口比重上升較快，1986年在全國率先進入老年型社會。2000年全國人口普查時，江蘇65歲及以上人口占8.84%，比1990年人口普查時上升2.05個百分點。進入新世紀，江蘇人口老年化速度明顯加快。2005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顯示，全省65歲及以上人口為810.97萬人，占總人口比重為10.85%，與2000年相比，上升了2個百分點，已完全進入老年型社會。隨著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和人口預期壽命延長，1950年以后出生的人口將陸續進入老年人口行列，人口老齡化速度將進一步加快。據預測，未來50年，江蘇老年人口規模將以年均1.9%的速度遞增，到2050年，全省老年人口將達到1702萬人，老年人口比重將超過四分之一。由于受歷史和自然等條件的影響，江蘇區域間經濟社會發展極不平衡,老年人口的加速遞增，將對江蘇的經濟社會發展形成較大的壓力。
（三）人口質量大幅度提高，但整體水平相對偏低，人口健康素質的潛在風險較大。
首先，從人口健康素質來看，江蘇的人口平均預期壽命不斷延長，但流行性疾病控制遭遇難題。隨著江蘇城鄉公共衛生體系的不斷健全，全省城市社區衛生服務中心覆蓋率已經達到95%，農村三級衛生服務網絡基本形成，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人口覆蓋率達到95%。醫療衛生條件的改善，加之生活質量的提高，使嬰兒死亡率與出生缺陷率明顯下降。2003年，江蘇嬰兒死亡率8.71‰，比2000年下降2.49個千分點；新生兒出生缺陷發生率為4.59‰，比2000年下降5.73個千分點。截至2007年，江蘇平均預期壽命超過了75歲。上述相關指標都已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然而，從人口自身可持續的發展視角，江蘇人口的健康素質令人擔憂。
其一是傳染性疾病控制陷入窘境。目前，在江蘇，包括惡性腫瘤、艾滋病等多種傳染性疾病已經成為危害人口健康的幾大“殺手”。江蘇是腫瘤高發省，惡性腫瘤的發病率和死亡率都遠遠高于全國平均水平，目前排名前六位的癌癥分別是肝癌、胃癌、食管癌、肺癌、大腸癌和乳腺癌。這六大癌癥占了江蘇地區腫瘤發病率的75%以上。惡性腫瘤高發區域主要位于蘇中里下河地區和環太湖流域，中等區域位于蘇北灌溉總渠與里下河地區之間及蘇南的部分地區。另據省衛生廳提供的資料顯示，2007年1～9月全省共報告艾滋病病人108例，檢出艾滋病病毒抗體陽性者507例，比去年同期增加了25.5%。截至2007年9月底，全省歷年累計報告艾滋病病毒抗體陽性者2175例，其中艾滋病病人572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人累計死亡255例。［4］江蘇的艾滋病流行波及范圍廣，在部分高危人群中經性途徑傳播呈上升趨勢，且青壯年男性已成為受艾滋病影響的主要人群。由于流動人口、性亂人群、吸毒人群的廣泛存在，艾滋病在江蘇有進一步蔓延的危險。
其二，心理健康不容樂觀，精神疾病負擔日益加重。我國目前精神疾病患者約有1600萬人，還有約600萬癲癇病患者。精神疾病在我國疾病總負擔中排名首位，已經超過心腦血管病、惡性腫瘤及呼吸系統疾病，約占疾病總負擔的20%。據統計，精神疾病患病率已超過1％，全省患病人數約80萬人，其中精神分裂癥等重點精神疾病患者近57萬人，每年新發的精神疾病患者約2萬人。隨著社會競爭的加劇，輕度的精神疾病如抑郁癥、孤獨癥、焦慮癥等心理障礙病人更是像感冒一樣普遍。社會的快速發展和競爭的日益加劇，使都市白領、青少年學生等成為“精神感冒”的易發人群。有資料顯示，全省目前受到情緒障礙和行為問題困擾的17歲以下兒童和青少年占全省青少年總數的15%。根據世界衛生組織推算，中國精神疾病負擔到2020年將上升至疾病總負擔的四分之一。由于目前用于精神疾病干預的公共衛生資源相對不足，心理健康問題業已成為本世紀困擾各級政府的一個頗為棘手的社會問題。
其次，從人口文化素質來看，全省受教育人群的覆蓋面不斷擴大，但總體水平偏低。隨著教育事業的快速發展，人口文化素質穩步提高。但總體來說，江蘇人口的文化素養仍然偏低，主要表現在接受高層次教育人口比例不高，平均受教育年限偏低。2004年人口抽樣調查資料表明：江蘇各種受教育程度人口的構成為：大學占5.57%、高中占15.65%、初中占44.8%、小學占33.98%，與2000年相比，小學人口比重雖下降，但初中及以下人口仍是主體。2004年，全省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為7.44年，與2000年人口普查時基本相同。目前，全省待轉移的700萬農村勞動力中，小學以下文化程度占到85％左右。江蘇高文化素質人群的相對缺失，有可能使科學技術發展后勁不足，產業結構優化受阻，從而延緩現代化進程。
（四）人口管理機制和管理模式在探索與改進中趨于完善，但人口管理的盲點不容忽視。
近年來，與社會經濟結構轉型相伴的人口社會結構與生育模式的變動，推動了江蘇人口管理的研究與探索，但現有的人口管理模式依然存在許多盲點，難以順應人口與社會發展的需要。
首先，人口在不同區域空間的流動，加重了人口管理的壓力。2000年以來，特別是2003年江蘇實施戶籍制度改革之后，人口遷移的自由度大大提高，不僅使得省際戶籍遷入人口明顯增長，而且還極大地吸引了相對落后地區的人口，以及以高校畢業生為主的各類人才的流入?！笆濉逼陂g，省際凈流入量累計達147萬人，年均29.4萬人。2005年后，流動人口增量繼續放大，2006年、2007年分別達到57.87萬人和57.56萬人，占到常住人口年度增長總量的3/4以上。隨著江蘇城市化進程的推進，加之區域發展的不平衡性，蘇北和蘇中地區農村勞動力需要向城市轉移。人口向經濟較發達地區、向城市流動的趨勢還會加大。大規模的人口流遷，對人口密度已經位居全國之首的江蘇，特別是蘇南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以及人口控制與社會治安造成很大的壓力。調查顯示，在蘇南的一些城鎮社區，外來流動人口的生育控制是一個帶有普遍性的難題。與此同時，由于制度性屏障的影響，一些地方的流動人口對流入地缺乏歸屬感和認同感，在就業、自身權益的維護與保障等方面難以落實，流動人口角色身份的邊緣化，成為其與“夜晚政治”為伍的直接誘因，這對社會秩序是一大隱憂。此外，流動人口子女的受教育問題能否妥善解決，不僅關乎孩子的成長，更直接影響江蘇區域社會的安定。
其次，人口的代際流動拷問傳統的人口管理模式。代際流動又稱異代流動，作為社會流動的一種主要形式，是指兩代人之間在社會地位、受教育程度、職業選擇、收入水平、價值觀等層面發生的變動。進入新世紀以來，江蘇人口管理與服務的對象的知識結構、價值取向、利益需求及其利益訴求方式等都發生了重大轉變，顯現出較為鮮明的代際流動特征。目前，處于生育旺盛期的育齡人口(30歲以下)，是20世紀70年代實行計劃生育政策后出生的人口，他們是在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的新文化環境中接受社會教化的。與其父輩不同的是，他們有著強烈的民主、法治、維權意識，他們的利益需求、價值選擇、生活方式等都是多元異質的。因此，如何變革傳統的人口管理模式，賦予人口管理手段與服務方式更多的現代元素，使其更貼近時代，更好地滿足不同社會群體的需求，是人口管理研究與實踐亟待探討的問題。
二、堅持科學發展觀，為江蘇經濟社會發展營造安全的人口環境
(一)樹立全面科學的人口理念，增強人口風險意識。
樹立與科學發展觀相適應的新的人口發展觀，是制定人口發展戰略的基礎。為此，必須在觀念上實現兩個轉變：其一是小人口觀念向大人口觀念的轉變。人口是一個動態的發展系統，江蘇在謀求小康社會建設與現代化發展的進程中，既要從人口省情出發，同時又不能把眼光僅僅停留在江蘇，要立足長三角，放眼全國，以全局為重，以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大局為重，理順人口發展的思路。其二是單一的人口觀念向多元人口觀念的轉變。自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人口結構及其問題發生了重大轉變。因此，我們必須站在科學發展觀的高度，改變過去那種狹隘、陳舊的人口理念，樹立起科學的人口數量、人口質量、人口結構、人口功能、人口流動、人口發展、人口安全等多元人口理念，增強人口風險意識，對人口發展及其風險的認知形成一種多維、立體的思維模式。同時，還要以建設生態文明為契機，從地球“生物圈”或“生態鏈”的視角，培養人們“親生態”的人口理念與可持續的消費方式。
(二)制定科學的人口發展戰略，建立人口安全預警系統和決策機制。
一個國家或地區的人口安全與否，最重要的取決于選擇什么樣的發展戰略。為此，必須適時實現人口發展戰略的轉移，提升人口整體素質，開發人力資源，優化人口結構，對可能出現的人口安全問題，盡早制定預案，構筑人口安全防線，增強化解人口風險的能力。
適度控制人口規模。根據江蘇“兩個率先”的目標要求，2010年，全省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要達到24000元左右；2020年，達到56000元左右。實現這兩步戰略目標，在確保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的同時，必須穩定低生育水平，把人口總量控制在既定目標之內。目前，蘇南、蘇中大量獨生子女進入婚育期，政策內生育率將會回升；蘇北等部分地區群眾婚育觀念與現行生育政策還有較大差距。因此，人口數量的控制依然不能放松。然而，作為一種制度性控制手段，計劃生育政策對人口的調整必須遵循人口自身發展的邏輯和規律。為此，一方面，對于生育率轉變不充分、不徹底的一些農村地區（主要是蘇北地區），或生育率水平有可能反彈的地區，應堅持計劃生育政策，繼續抓緊抓實人口數量的控制工作，以緩解人口膨脹對資源、環境的壓力，把人口總量風險減小到最低程度。另一方面，對生育率水平急速降低的地區，尤其是蘇南及部分蘇中地區，則應該采取措施，對原有的生育政策進行微調，刺激生育率回升，以規避因結構失衡加劇可能導致的人口風險。
大力發展教育，開發潛在的人力資源，將人口大省鍛造成人才強省。江蘇人口的科學文化素質,尤其是就業人口的文化素養滯后于現代化的發展要求。為此，應大力發展教育，加大教育投入力度，開發潛在的人力資源，切實提高人力資本投資效益，增加人力資本存量，將巨大的人口壓力轉化為豐富的人力資源優勢。用人力資本代替自然資本，不僅是提升江蘇人口素質、推動社會經濟發展的重大戰略選擇，也有助于實現對“增長極限”的突破，在一定程度上替代并保護自然資源。與此同時，必須深化教育體制改革，調整教育結構，把以應試為主要目標的基礎教育辦成以全面提高未來公民素養、促進青少年全面發展的素質教育，把與社會經濟發展需求不相適應的高等教育改造成為與社會需求合拍、能向社會提供大批高素質人才的人力資源加工場。此外，還要加快高等職業教育的發展進程，調整與優化人口素質結構，以解江蘇乃至長三角地區產業結構調整與優化中高級技術工人不足的燃眉之急。
完善社會保障制度，解決后續人口問題。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不僅是人口安全的必要條件，也是緩解社會矛盾和社會危機的“安全閥”。因此，進一步建立健全與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社會保障制度，是江蘇人口持續健康發展的重大戰略選擇。首先，要進一步完善養老保障制度，緊緊抓住近20年人口撫養比低的“機會窗口”［5］，建立養老儲備金制度，逐步構建社會、家庭、個人相互補充的養老保障體系。其次，要建立健全基本醫療保險制度，尤其要加快建立和完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從農村發展的實際出發，實行農民個人繳費、集體扶持、社會支援和政府資助相結合的籌資體系，發展多種形式的農民互助合作醫療，以解決農民因病致貧或返貧問題。再次，要加大社會救助力度。按照“應保盡保、分類施保、社會發放、信息管理”的原則，完善城鎮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立特困群體的生活住房、醫療、子女入學等救助制度；在有條件的地區逐步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努力使貧困人口享受到與經濟社會發展相適應的基本保障。此外，應繼續推行并進一步完善農村部分計劃生育家庭獎勵扶助制度，以解決因人口政策干預而導致的“后續人口問題”。后續人口問題主要是指因為通過計劃生育解決人口問題而產生的另外一些問題。比如性別比問題、人口老齡化問題、獨生子女家庭困難問題等。從2005年起，江蘇省開始試點推行農村部分計劃生育家庭獎勵扶助制度，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其中的經驗值得推廣。
繼續推進與完善人口城市化戰略。人口城市化不僅是工業化和現代化的動力，而且是提高人口素質、有效控制人口增長的重要路徑。改革開放30年來，江蘇城市化戰略的推進，不僅使人口的科學文化素質和健康素質有了較大幅度的提高，也成功地實現了人口再生產模式的轉變。由于江蘇的經濟社會發展存在著較為顯著的地區差異，因此，在繼續推進與完善人口城市化進程中，一方面，要密切關注城市化過程中的人力資源流動模式和人口分布格局的變動，以及由此可能導致的城鄉區域之間經濟社會發展的失衡；另一方面，要科學規劃城市建設，集約用地，合理利用資源，節約能源，努力建設生態城市，以緩解人口增長對環境資源的壓力。
（三）變革傳統的人口管理機制與管理模式，實現人口管理的科學化、信息化、法制化、人性化。
人口管理旨在通過政府或非政府組織對人口行為的引導和控制，以保證人口與自然、社會的協調持續發展以及人口自身的全面自由發展。通過有效的人口管理來解決人口發展中出現的問題，已成為當今世界各國及地區共同面臨的實踐課題。為此，必須堅持“以人為本”的人口管理理念，從人口自身的持續健康發展與社會協調發展的良性互動關系為基本出發點，變革傳統的人口管理機制與管理模式，加快公共管理機制與服務體系的建構，以實現人口管理的科學化、信息化、法制化、人性化。
第一，推進政府職能轉變，完善人口管理機制與服務體系。必須建立以財政投入為主渠道的人口和計劃生育經費投入機制。人口和計劃生育是公益性事業，是基礎性投入，應當納入各級政府的財政預算，加大政府對這些領域的投入力度，加強基礎設施建設，以確保免費向育齡群眾提供優質的避孕節育技術服務以及法律法規規定的獎勵優惠政策落到實處；要進一步完善人口管理的服務體系。尤其要強化對城市流動人口的社區化、服務型管理，應逐步轉變對城市流動人口的防范型管理模式，將流動人口納入正常的社會管理體系，保障流動人口的合法權益，切實解決他們所關心的問題以及面臨的實際困難，特別是涉及人身安全、合法權益的保護以及子女入學難等問題，以服務促管理，有助于城市流動人口對城市社區管理機制與管理方式的認同；要把加強公共衛生建設和農村衛生工作，不斷深化公共衛生服務體系改革作為重要一環來抓，整合各種公共衛生資源，盡快建立健全突發性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機制，進一步完善疾病預防控制體系。
第二，加快人口管理的信息化進程。在信息時代，人口信息作為一種重要的社會公共資源，其在社會管理和社區服務等方面具有巨大的開發和使用價值。因此,從人口管理科學化的視角,必須對以戶籍制度為軸心的傳統的靜態人口管理方式進行改革，盡快實施人口管理的信息化。江蘇的人口信息化管理在全國居于領先地位，應該進一步完善信息基礎設施，加大對信息技術的研發力度，充分實行信息資源的共享。
第三，進一步推進人口管理的法制化進程。要認真貫徹落實人口與計劃生育法律法規，進一步完善與人口問題密切相關的計劃生育、教育、衛生、社會保障、勞動力市場、流動人口管理、城市建設等各項法律法規和制度建設，規范公民的生育行為、政府的行政行為和計劃生育及生殖健康產業的市場行為，依法嚴打非法鑒定胎兒性別的行為，保護婦女兒童的合法權益。此外，順應科技發展的需要，要制定相關的法律，用立法來規約因生育技術的濫用可能帶來的社會后果或社會風險。
第四，建立一支高素質的人口與計劃生育管理隊伍。建設一支高素質、能力強、業務精的計劃生育管理隊伍，對低生育水平條件下的人口與計劃生育工作，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為此，要以求真務實的精神，繼續抓好隊伍建設，不斷壯大計劃生育志愿者隊伍，使計劃生育管理隊伍的服務理念、法制意識和業務素質更好地適應社會結構性變遷的需求。近年來，江蘇省人口計生委在這方面作了成功的嘗試，先后與省委黨校、高等院校合作，為全省的人口計生干部提供進修、深造的良機，這對更新他們的知識結構、提高隊伍的整體素質，起了強勁的推動作用。與此同時，要充分發揮公安干警在流動人口管理工作中的主體職能，帶領協管力量，分層管理，強化素質培訓，力求培育構建一支組織嚴密、訓練有序、工作有效的流動人口治安管理隊伍。
參考文獻：
［1］張維慶.關注人口安全促進協調發展［J］.市場與人口分析，2003(5)：1-2.
［2］倪洪蘭.科學發展觀視野中的人口安全［J］.人口與計劃生育，2006(8)：33.
作為拉動中國經濟的“三駕馬車”,在出口面臨下滑、外部需求萎縮的情況下,能否啟動國內需求,刺激消費,已經成為中國能否避開全球金融危機的關鍵所在。目前,我國一線城市的消費水平和消費習慣已經接近發達國家標準,而占全國總人口56.1%的農村,卻還是一個等待開發的市場。
今年前7個月,我國農村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為1.89萬億元,同比增長了19.8%,但其占社會消費品零售額比重卻從去年的32.1%下降到31.7%。造成農民不敢消費的主要原因來自于農村家庭面臨的多種風險。
一、農業風險
農業生產的自身特點決定了農業風險的特殊性。農業資源的稀缺性與社會對農業資源的無限渴求性之間的矛盾危害著農產品的安全供給;同時,農業對自然環境較強的依賴性又使其易受到自然災害的影響,所以說,農業是一個處于典型弱勢地位的基礎產業。
二、養老保障風險
農村人口老齡化問題遠比城市嚴重,據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公告顯示,我國65歲以上的人口為8811萬人,農村大約有5631萬人,其絕對數是城鎮的1.7倍;而且隨著青壯年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的轉移,農村老年人口占農村人口的比例也持續上升。當前,我國農村養老保障一直都是以子女供養為主的傳統養老方式。隨著生育率的下降和人均預期壽命的延長,老年撫養比也將逐漸增大,子女的贍養負擔也越來越重。因此,存錢養老,合乎情理。
三、醫療風險
隨著20世紀80年代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衰退,90%左右的農村人口游離于社會醫療保障體系之外。在農村,“小病挨,大病拖,重病才往醫院抬”的情況司空見慣,因病致貧返貧的現象十分突出。所以農民消費時的后顧之憂就可以理解了。
農民不敢花錢的原因正是當前不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使他們得不到基本的養老醫療等服務,干擾了其消費預期。只有當面臨的不確定性為零,消費對收入不存在任何敏感性時,消費者才會動用包括以前儲蓄在內的所有現期收入用于消費,從而使消費水平達到最大值。雖然現實中并不存在這種極端的情況,但我們可以通過減少影響消費行為的不確定性因素來鼓勵人們消費。
健全有效的社會保障制度能夠幫助人們抵抗風險,不用對未來的不確定性過分擔憂。所以,建立好農村的社會保障制度對于擴大農村地區的消費需求十分關鍵。
第一,根據我國現階段基本國情,在以農村土地保障為養老保障基礎的前提下開展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個人賬戶。
農村養老保險可以按照完全積累制的要求實行養老保險“一卡通”,一人一卡,卡隨人走,繳費有記錄,待遇有保障,責任與利益明確。同時,在繳費費率的設計上可以通過設定不同檔次的繳費率來滿足不同人群的需要,而且參保人員根據自身情況在不同時期選擇不同的繳費費率,例如在收入較高時選擇較高的繳費率,而在收入低潮時選擇較低的繳費率。這種彈性費率設計更能滿足農業生產者的需要。通過農保與家庭和土地養老保障相結合,共同達到保障農民老年基本生活的目標。當農民覺得未來養老有保障的時候,也就會適度的增加當前消費了。
第二,完善農村新型合作醫療制度,讓更多的農民“病有所醫”。
首先,準確界定農村新型合作醫療制度的性質,明確政府在制度中的主體地位,以及其組織引導支持出資的責任。其次,加快建立以縣級醫院為龍頭,鄉鎮衛生院為骨干,村衛生室為基礎的農村三級醫療衛生服務網絡,推進農村基本公共衛生服務均等化。通過加大對農村基本公共衛生服務的投入,做好疾病的預防與控制,健康教育,婦幼保健等工作。讓農民獲得更多的健康保健知識,從而減少其患病的可能。再次,在經濟相對發達的農村,可以采取家庭賬戶與大病統籌相結合,做到既保大病,又保小病。這種采用家庭間互助互濟的做法切實減輕了農民的大病醫療風險,而且家庭賬戶的形式與農民消費觀念和心理承受能力相適應,提高了醫療衛生服務的利用水平。
我國農村這個潛在的巨大的消費市場將是中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的強大動力。當前我國有7.4億農民,1.82億農戶,如何引導這個龐大的群體消費,并且把他們當前的心理消費需求轉為有效消費需求是我們不得不面對的難題。我們只有在保障農民基本公共服務需要的前提下,才可能實現他們在其他服務領域的需求。我們只有在農村鋪好社會保障這張安全網之后,才可能真正實現農村經濟朝著既定的目標更好更加快地發展。
參考文獻:
廣西地處我國的南部，是漢、壯、瑤、苗等多個民族聚居的地區。2000年“五普”時，廣西農村人口占71．87％；就業人口產業構成中，第一產業占到77．7％。因而，農村農業人口占絕大多數的廣西社會的發展，主要就是要解決好農村的問題，不僅是農村經濟問題，還有農村的人口問題，其中包括人口的數量和質量。
自從我國上個世紀80年代開始實施計劃生育政策以來，廣西育齡婦女的生育率明顯下降，人口數量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但是伴隨而來的問題是，出生人口性別結構發生了較大的變化，男女出生性別比開始偏高(按照統計學理論，正常范圍應為103—107)，并且一直居高不下：1982年出生人口性別比為110．69、2000年為125．57(排在全國第6位)；2005年1％人口抽樣調查再次顯示，廣西出生人口性別比為121．24。廣西農村出生人口性別比失調尤為嚴重，2000年“五普”時，農村出生人口性別比為126．50，因而，占總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村地區是廣西出生人口性別比偏高的主要根源。人口性別結構失調將給社會穩定和可持續發展造成非常不利的影響。
農村男孩偏好有著與傳統農業經濟相聯系的內在社會經濟基礎和文化基礎，與社會、經濟、文化、倫理以及政策諸多方面的因素密切相關。
一、文化教育落后的農村地區仍然存在傳統性別偏好
文化因素是影響人口性別偏好的一個重要潛在因素，一些人對生育男孩有著強烈意愿的原因在于他們深受包含“重男輕女”、“男尊女卑”在內的傳統性別文化的影響，這些影響在婚育上的表現就是男孩偏好。在現代社會里，受教育程度較高的人口，本身已經接受了科學及現代文明的洗禮，基本上消除了傳統文化中那些陳舊的性別觀念和封建思想。但是，現代社會中也還存在著文化素質偏低的人口，由于接受現代教育較少，傳統文化和封建思想依然在影響著他們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重男輕女”、“男尊女卑”、“傳宗接代”等文化特質仍然沉積在他們的頭腦中，形成一種慣性思維，決定著他們在婚育中偏好男孩的性別價值取向。
由于廣西教育發展不平衡，文化教育落后的地區主要集中在農村地區。2000年“五普”時，廣西農村人口中，受教育程度在大學?？萍耙陨系娜丝趦H占0．46％，小學及以下文化教育程度的人口占94％，農村人口中文盲率高達6．04％。這些受教育程度低的農村人口或者沒有進過學校，或者過早地離開學校，在他們的整個成長過程中，更多的時間是跟隨他們的父輩一起生活在文化貧瘠的鄉村，而知識貧乏的父輩對他們的后代沒有能力進行文化教育，也不可能播撒現代文明的意識，只能灌輸一些樸素的傳統思想和世俗觀念，使得年輕一代在很大程度上沿襲著祖祖輩輩的習俗，傳統婚育觀念也沒有發生根本變化，仍然受“重男輕女”封建思想的影響，偏好男孩的色彩普遍較為濃厚，致使性別因素仍然是他們生育中的主要影響因素，性別問題仍然是這些農民生育需求中最核心的問題。2008年，我們對廣西農村地區的615個家庭進行了調查，存在男孩偏好的家庭占92．4％，對“為什么生男孩”問題，回答“傳宗接代、延續香火”的占67．5％。由此說明，生育男孩文化落后的農村地區的大眾生活中，確實還能夠帶給一些人和家庭的正常理性思維難以感受到的榮耀感和心理滿足。盡管我國早已實行了計劃生育政策，但是，文化素質不高的農村人口自身認知能力和理性思維能力有限，不能從民族利益的高度理解計劃生育政策的重要性，不能從個人利益上升到社會角度來認識傳統生育行為的危害性，在強烈偏好男孩的生育意愿下，他們難以做到自覺自愿地執行計劃生育政策。為了生育男孩，他們中的一些人甚至違法生育。在上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農村超生問題較為嚴重，我們調查的615個家庭中，56％的家庭存在超生問題。
改革開放后，農村的物質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農村教育發展相對落后，農民文化生活水平不高而且有一定的封閉性、邊緣性和落后性。
實際上，農村農民在文化生活方面還沒有完全真正地融人到現代文明社會之中，“重男輕女”的封建思想不僅影響他們的生育行為，而且這種影響還延伸到他們的日常生活中，主要是歧視女性的現象仍然存在。這些歧視反映在農村社會的各個方面，例如，一些農村地區的“村規民約”中包含有對女性不公正的因素，農村地區有女無兒戶的社會地位相對較低，純女戶招婿入贅有時遭到不少阻力，農村出嫁婦女或離婚婦女的合法權益受到侵害的事件時有發生，等等。因此在農村，即使物質生活富有了，如果文化生活得不到有效的改觀，農民的生育觀念和生育文化依然落后，男孩性別偏好也不會因為經濟的發展而得到較大的改變。
二、農村生產力發展緩慢，農業生產主要依賴體力勞動
技術人才缺乏是農村各地農業生產經營的普遍現狀，這也是農業生產發展緩慢的主要根源。通過高考從農村走出來的大學生畢業后很少再回到鄉村生活工作，而一些農業院校畢業的學生，直接到農村從事農業生產的也不多，農村生產一線實際上缺少高學歷的農業專門技術人才?！拔迤铡睍r，廣西農村人口中，大學?？萍耙陨辖逃潭鹊娜丝趦H占0．46％，就說明了這一點?！捌站拧苯逃m然使農村年輕一代比他們的父輩有知識、有文化，但是這些中學畢業生回到農村并沒有得到應有的現代農業生產技能培訓，回鄉后基本上都是從父輩那里學習傳統的農業生產方法，還是從事傳統農業的耕作。盡管當今農業不斷有新技術新產品出現，但是技術人才缺乏的農村普遍沒有能力吸收和消化，無法讓潛在生產力轉化成現實生產力，其結果是農業產業結構調整步伐緩慢，產業化經營水平不高，農產品的深加工能力低而不能有效地增加農產品的附加值。雖然實施調動了農民生產的積極性，農業生產相對于過去得到了很大發展，絕大多數農民解決了溫飽問題，但是，20多年來農民的生產經營基本上還是停留在改革開放初期的模式上，仍是一種沒有形成規?；洜I的小農經濟，家庭依舊是生產的基本單位，農戶在自己承包的分散的小塊土地上各自種植著跟傳統農業沒有多大差別的農作物。由于生產經營缺乏整體計劃性，無法形成產經銷一條龍的規模效應，這種生產狀況除了能夠滿足自身生活需求外，缺乏市場導向生產出．來的產品沒有市場競爭力，絕大多數是廉價產品，由此造成了農民收入多年來增長緩慢，農民只能依靠增加產量來增加收入，這就需要在自己承包的土地上有足夠數量的勞動力不斷地進行耕耘，以保證農業有一個好的收成。
由于以家庭為生產基本單位的經營模式沒有發生根本變化，農村集體組織的作用在農業生產中沒有得到真正發揮，農業生產缺乏協調和規劃，家庭承包戶獨立經營，缺乏合作，客觀上增加了農業機械化的使用成本，阻礙了農業機械化的推廣應用。在我們調查的615個家庭中，除了少數家庭有手扶拖拉機外，基本上所有的家庭都沒有其它大型的機械化農具，而且擁有手扶拖拉機的家庭也主要用于運輸，極少用于耕作，農業的生產工具還是以傳統的農具為主。農業生產機械化水平低的現實，決定了體力勞動還是農業生產的主要勞動方式，也就是說具有體力優勢的男性勞動力在農業生產中占據著主要地位，男性勞動力仍然是家庭的主要勞動力。這種過度依賴簡單體力勞動的生產模式，本身效率低下，為了農業生產的穩定和產量的增加，對于每一個生產單位——家庭而言，都希望擁有較多數量的體力勞動力。農業生產對體力勞動力的實際需求客觀上增強了農民家庭生育男孩的欲望。
三、男孩偏好與農村經濟基礎薄弱有關
2007年廣西農民人均純收人為3224元，2008年上半年廣西農民人均現金收入為2158元，而同期廣西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別達到12200元，7271元。農村與城鎮相比，盡管農民人均純收入逐年提高，但增長不快，也遠遠低于同期城鎮居民的收人水平。目前，廣西農業經濟普遍仍是一種沒有形成規?；洜I的小農經濟，農民缺乏商業意識，在自己承包的土地上僅進行傳統種植，這種沒有考慮市場需求的生產方式，即使在風調雨順的條件下，純收入也是非常有限的。在這種情況下，農民家庭如果完全依靠自己承包的土地既要解決溫飽問題，還要顧及教育、醫療、養老等問題，顯得十分困難，更無法進行a身的經濟積累，年復一年，經濟狀況終究沒有得到較大的改善，經濟基礎始終薄弱，由此也使得農民家庭抵御風險的能力相當有限，農民家庭在面臨來自自然或市場的風險時，生活水平和質量將受到嚴重影響。因而，農業生產經營的不穩定性是農民主要的后顧之憂，在經濟基礎薄弱和農業勞動力仍占全部勞動力多數的農村，每一個家庭都必須要有健康強壯的勞動力，這是以體力為主的傳統農業生產增強抵御風險能力的最有效措施，這種相對落后的社會經濟環境是農民產生男孩偏好的現實利益基礎。
中國福利會國際和平婦幼保健院主任醫師駱月娥
如今，高齡孕產婦（達到或超過35歲）已占到5%~10%，而女性的最佳生育年齡為25~29歲。雖然醫學知識普及，很多女性知道適齡生育利于優生優育，但是現代女性面臨學業、就業、經濟等壓力，將婚育年齡一推再推者越來越多，甚至推遲至35歲、40歲之后……
一些高齡未育女性心存僥幸，認為倒霉事不一定會降臨到自己頭上。那么，就讓我們來看看高齡孕產婦在妊娠期或分娩期面臨的風險，以及它們發生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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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
非適齡婚育女性發生情況
不良結局
生育能力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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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孕、早產、流產、胎兒畸形
妊娠期高血壓病 比年輕孕產婦高2~10倍
胎兒宮內生長受限、死胎、
死產甚至孕產婦死亡。
妊娠期糖尿病
比年輕孕產婦高2~3倍
妊娠期高血壓疾病、羊水過多、巨大
胎兒、畸形胎兒、早產、難產；新生
兒低血糖、低血鈣、呼吸窘迫綜合征
合并子宮肌瘤
30歲時為10%~20%，并隨年
肌瘤變性、流產、早產、胎兒宮內
齡增長發病率逐漸增高
生長受限、胎位不正、梗阻性難產
難產
35歲以上者多見
骨盆和韌帶松弛性下降，軟產
道組織彈性差、產后恢復差
孕產婦死亡
≥35歲者比20~34歲者高4倍
圍產兒死亡
孕產婦≥35歲者比20~34歲者高5~6倍
胎兒畸形發生率 是≥35歲孕產婦的突出問題
先天愚型、心臟發育異常（先天性
心臟?。⒀芑?、唇裂、腭裂等
高齡父母為什么容易生畸形兒
女性隨著年齡的增長，卵巢功能逐漸減退，除生育能力下降外，卵細胞在減數分裂中容易發生染色體不分裂現象，胎兒畸形發病率高。男性年齡過大，功能也隨年齡增長而減退，質量差，除生育率下降外，染色體畸變率也隨之增加，同樣對受孕及優生優育不利。
如果你打算擁有一個健康、聰明的孩子，那么就在生育的黃金年齡來完成這件人生大計吧。
*低體重兒多*
中國福利會國際和平婦幼保健院副主任醫師陳焱
我國低體重兒（出生體重
這些嬰兒過去很多難以存活，現在仰仗先進的醫療技術大多幸存了下來。但是他們的親人在慶祝劫后余生后，常常要面對長期的痛苦：不少孩子伴發畸形、低血糖癥、營養不良、腦癱；由于大腦發育滯遲，有一半人（尤其是極低體重兒）長大后存在學習障礙，有20%的人需要接受特殊教育。
低體重兒主要包括早產兒和小樣兒。早產兒是指胎齡超過28周而未滿37周出生的活產嬰兒，胎齡越小體重越輕，其各種生理功能也越不成熟，越容易發生嚴重并發癥。小樣兒（胎兒宮內生長受限）指出生體重與該胎齡應有體重相比，低于平均值2個標準差以下，或比平均體重低20%以下，或足月時出生體重小于2500克。小樣兒不僅并發癥多、圍產期死亡率高、合并先天畸形多，而且由于肝、腦、腎等重要器官的細胞數量會減少，將影響今后的生長發育和智力。
究其發生原因，有遺傳因素、營養因素、環境因素、多胎妊娠、妊娠高血壓綜合征或慢性高血壓導致的缺氧、吸煙、飲酒、濫用藥物、微量元素缺乏、胎盤早剝、前置胎盤、宮內感染等多種。因此，產婦和家屬不能認為現在醫療技術發達了，而忽略了對基礎產前保健的重視。
那么，現代育齡女性該怎樣參與產前保健，安全度過整個孕期呢？
準備懷孕前。應去醫院體檢一次，其中包括血清弓形體、巨細胞病毒、風疹病毒測定。高齡和偏食的孕婦可在孕前三個月起開始補充葉酸，以預防胎兒神經管缺陷的發生。
懷孕頭三個月內。去社區醫院初次產檢并建立孕婦聯系冊，接受檢查，月經不準的孕婦可行一次B超檢查，以確定預產期。注意保護胚胎免受各種有毒有害物質如噪音、高溫、射線的影響，同時還要維護孕婦本身的良好狀態，特別是預防感染和謹慎用藥。早孕期可以補充多種維生素和適量葉酸。葉酸的理想日攝入量為0.8毫克。
自孕13周起。去自己選擇的準備分娩的醫院，開始系列的產前檢查。初次檢查后，醫生會為每位孕婦建立孕卡，篩查出高危孕婦，建立孕婦檔案。在復診階段，一般孕32周前每4周檢查一次，孕32~36周每2周檢查一次，孕36周后每周檢查一次。如屬高危孕婦，醫生會增加檢查次數。不要自作主張減少檢查，也不要小看血尿常規、體重等基礎檢查，及時發現問題及時處理。
每位準媽媽都應該參加孕婦學校的課程，接受產前教育。產前教育中的孕期營養、應對緊急狀況、胎兒自我監測等課程，能夠很大程度地幫助孕婦避免早產，發現孕期營養失衡的預警信號，預防胎兒宮內發育受限。
*巨大兒多*
中國福利會國際和平婦幼保健院副主任醫師 范建霞
與低體重兒多發相呼應的是，現在巨大兒（出生體重>4000克）發生率也有明顯上升的趨勢。所不同的是，當被告知胎兒可能體重超標后，未來的家長們非但很少憂慮，反而常很不以為然。有些產婦即使擔心孩子太大分娩困難，但一想到有剖宮產保駕，就什么顧慮也沒有了。
事實上，巨大兒不僅使難產的發生率增高，易發生肩難產、產道損傷甚至子宮破裂、胎兒臂從神經損傷、鎖骨骨折，新生兒窒息，甚至死亡。如因擔心陰道分娩胎兒困難而采取剖宮產，認為這就可以解決問題，顯然是與提倡自然分娩的潮流背道而馳的。而且，孕期增加體重過多，不僅使孕婦感到不適、妊娠期并發癥發生率增高，而且產后減掉這些多余的體重也是很不容易的。
幾乎所有的孕婦在孕期都會注意體重的增長，有的孕婦說：我也不希望孩子長得太大，但懷孕后是一個人吃兩個人的飯，總擔心孩子營養不夠，不知不覺就吃“超標”了。由于通過控制孕婦的體重可以間接地控制胎兒增長的速度、大小，了解自己在孕期應當增長的數量非常重要。一般地說，不同體重的孕婦可按以下要求控制體重：
* 孕前正常體重的婦女，其孕期可以增長的體重范圍在11.25~15千克。
* 體重偏低的婦女，其孕期可以增加的體重為12.6~18千克。
* 孕期體重偏重的婦女，孕期體重的增加應受到一定的控制，應為6.75-11.25千克。
提醒現代孕產婦注意飲食，均衡營養，適當鍛煉，不要盲目地服用孕婦營養保健品，以預防巨大兒的發生。
B超能估算出巨大兒嗎
B超檢查能對孕晚期的胎兒體重做出估算，但并不精確，與實際體重會有出入。因此有部分巨大兒在產前并沒有得到診斷，他們的出生過程勢必會增加風險。
*醫療糾紛多*
中國福利會國際和平婦幼保健院副主任醫師林穗青
現在全世界范圍內，產科已成為醫療糾紛發生的主要學科。在我國，產科也是醫療投訴、醫療糾紛最多的科室之一。這其中原因很多，在醫生方面，主要與醫療模式改變、醫患關系緊張、與患者溝通不力有關；在患者方面，則主要與對醫療服務質量要求更高、對妊娠分娩的風險性缺乏認識有關。
那么，怎樣才能在分娩過程中皆大歡喜，避免無謂的糾紛呢？對產婦和家屬來說，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認識風險
群眾普遍認為產婦是健康群體，不是病人，妊娠和分娩屬于生理過程，所以一旦有意外情況發生就難以接受。事實上，即使現代醫學如此發達，對某些特殊情況的妊娠在產前仍無法做出預測及明確診斷，而且，分娩的過程復雜、多變，病理情況隨時可能發生。產婦和家屬在出現問題后，與其費時于指責醫務人員醫療水平太差或不負責任，倒不如先配合醫生積極處理意外。只要及時獲得合理治療，很多產程中的病理情況可以理想解決，大吵大鬧反而可能使母嬰喪失寶貴的救治機會。
避免誤解
在產前，醫生會就分娩方式與產婦和家屬進行商討，并做出決策。如果醫生決定陰道分娩,但臨產后又因種種原因改成了剖宮產，產婦和家屬常極度不滿，認為是醫生決策失誤或技術水平低下,而不能理解在分娩過程中有諸多因素都可以導致產程發生變化。此外，對手術助產的爭議也常導致糾紛。例如發生難產時，手術助產是一種必要的解決方法。由于當時情況緊急，醫生需要讓家屬在短時間內了解其必要性和危害性，并簽字決定。但慌亂的家屬常常并不能正確理解醫生的意思，對助產的風險并不完全了解, 一旦產婦或胎兒因助產而受到傷害,家屬往往認為自己是被逼無奈之下簽的字。對此，一方面醫生要改進溝通技巧，另一方面家屬也要保持冷靜，合理主張自己的權利，真正做到知情選擇。
“雙重荷蘭人”的性健康教育模式為荷蘭青少年的性健康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持，為降低荷蘭青少年懷孕和人工流產的比例以及預防性病和艾滋病做出了重要貢獻。通過了解影響荷蘭青少年性健康教育的歷史、社會、文化、保健系統等因素，希望對解決我國已經出現的青少年懷孕和人工流產比例增加現象以及性病和艾滋病流行的公共健康難題有所啟發。
1多元文化對政府政策的挑戰
荷蘭社會是一個多元文化的社會，不同群體在生活方式、信仰、文化以及需求等方面存在著巨大差異。在包括性和生殖健康以及權益的性領域內，這些差異已經引發了公眾激烈的爭論，目前這些爭論仍然在荷蘭社會生活中受到廣泛關注。荷蘭政府所面臨的一個重要挑戰是如何處理存在于這個國家之中的日益擴大的文化和宗教之間的差異。
荷蘭政府認為，形成青少年負責任的主要障礙來自于文化和社會方面的因素，如不同文化群體對性健康教育和服務所持的態度不同。在有些國家中，青少年的性被消極地看成是青少年的問題，而不是被積極地看成是青少年發展的潛力。這種觀念使整個社會不能夠從青少年所生活的一個更加廣泛的框架范圍內來理解性健康。而荷蘭政府一貫倡導把青少年看成是具有性需求、生殖權益以及有責任感的有性個體。
基于上述對青少年群體多元化的認識，荷蘭確立了針對青少年性健康教育的三個重要原則：（1）權利（Rights），確保每個人的平等權利，不論他/她的性別、性取向、種族以及年齡如何；（2）接受（Acceptance），對性和性的多樣性持接受態度；（3）參與（Participation），確保目標人群的積極參與。這就是著名的RAP原則，這一原則成為荷蘭對青少年進行性健康教育的基石，也為世界許多國家所借鑒。
2立法對生殖權利的保障
在荷蘭，公民可以與異性或同性發生的法定年齡為16歲。但是，荷蘭法律同時規定，12歲至16歲之間的青少年在經本人同意的情況下可以發生性關系。只有在經過青少年本人或青少年的父母同意的情況下才能夠追究性關系的法律責任。1969年，荷蘭立法通過了允許在自動售貨機中銷售避孕丸和。到了1971年，國家健康保險將避孕丸、宮內節育器和子宮帽列入保險范圍之內。
1984年，人工流產在荷蘭合法化。根據人工流產的法律，16歲以上的荷蘭人和生活在荷蘭的外國公民可以在胎兒成活之前（懷孕之后的22周內）自由選擇人工流產。年齡小于16周歲的懷孕少女需要一位家長或監護人的認可。如果懷孕少女已經與自己的父母關系疏遠，法庭裁決可以使用“替代父母”方式進行認可。如果父母拒絕給予認可，法庭在考慮懷孕少女利益的情況下可予以駁回。這與針對父母拒絕為他們的子女實施必要的手術或輸血的情況所采取的法律程序一樣。依據宗教方面的理由進行上訴一般都不予接受。
在荷蘭，性和生殖權利的保護受到各界的高度重視，政府及相關部門制定了一系列措施旨在保護所有目標人群的性和生殖健康的權利。例如，竭力尋求各方面來關注患有慢性疾病和/或殘疾人群的情感和性需求，并為他們創造相應的條件。對于老年人，有關組織開發了一些產品，為他們提供各種信息，支持他們的需求。而青少年作為一個重要的目標人群，很多組織想盡各種辦法吸引他們積極參與到各種性健康教育的活動中。
3性保健組織對目標人群的全方位服務
按照世界衛生組織給出的定義，性健康至少要具備以下三個基本條件：（1）在符合社會和個人道德準則的前提下，能夠享受和控制性和生殖行為；（2）消除妨礙性活動和損害性關系的恐懼、羞愧、負罪感、模糊觀點以及其它心理因素；（3）對妨礙性和生殖功能的組織性疾病和一般性疾病有防御能力。荷蘭的許多從事性健康教育和服務的組織也把上述三條奉為自己工作的準則。
3.1青少年懷孕與人工流產服務
荷蘭的青少年懷孕問題一直受到各種教育和保健組織的極大關注。根據荷蘭有關專家的統計，1995年每千名出生的嬰兒中有4.2個嬰兒是由年齡在15至19歲的青少年媽媽生育的，而到了2001年這一數字上升到5.9個。專家們認為這種增長似乎與荷蘭境內移民數量的增加有關，一些移民選擇在青少年階段結婚和生育[2]。
從1984年起實行的“終止妊娠法案”規定，人工流產手術可以在一些指定的醫院和人工流產診所里進行。但有些醫院或診所只被允許為懷孕頭三個月的孕婦做人工流產手術，也有的醫院或診所既可以為頭三個月的孕婦做人工流產手術也可以為第二個三個月（22周）的孕婦做人工流產手術。2002年，在荷蘭共進行了34,168例人工流產手術，其中大部分手術（95％）是在17個人工流產診所中完成的，其余的是在醫院完成的。大約有12％做人工流產手術的女性不居住在荷蘭境內。在過去10年間，居住在荷蘭境內的女性做人工流產手術的數量從大約20，000人增加到30，000人。人工流產比率（年齡在15至44歲的平均千名女性中做人工流產手術的數量）在同一時期從5.5/1000人上升到8.7/1000人。這就意味著荷蘭不再是世界上人工流產比率最低的國家了[3]。
根據荷蘭的法律規定，生活在荷蘭的任何女性都可以要求進行人工流產手術。這種服務對荷蘭公民和外國居民都是免費的。荷蘭政府按照實際花費情況來支付診所的手術費用，確保診所不會從中牟利。醫生需要對一些緊急情況進行檢查，以確認是否有其它方式可以考慮，以及孕婦是否屬于自愿選擇人工流產。孕婦需要與醫生討論手術事宜，而且在討論之后還需要等待5天的時間。醫生可以拒絕為孕婦做人工流產手術，但是必須告訴患者真實情況。如果一位醫生本身反對人工流產，他/她必須告訴孕婦，然后建議孕婦去找其他可以幫助做流產的醫生。
盡管每一位女性都可以享受免費的人工流產手術，但是荷蘭的人工流產人數居世界最低的行列。接診醫生以友好和理解的方式對待懷孕者，以防止各種心理問題的出現，同時使懷孕者更容易接受避孕建議。如果一位女性已經要求進行第三次或第四次人工流產，醫生仍然以同樣的方式對待，不加任何主觀情緒或歧視。醫生會對做完人工流產的女性說歡迎再來，但同時也耐心地提醒采取避孕措施或做絕育手術可能是更好的選擇。
3.2避孕服務
在避孕宣傳和服務中，荷蘭致力于向所有的目標人群推廣避孕工具的使用。各種宣傳信息語言簡單明了，使大多數移民、青少年和低收入人群能夠順利閱讀并正確理解。而且，針對聽力或視力有障礙的目標人群，一些組織，像Rutgers基金會還開發了特殊形式的宣傳材料。
在荷蘭，避孕丸可以很容易得到。在2002年，有41.9％的16至49歲的荷蘭女性使用避孕丸。避孕丸尤其受到20多歲荷蘭女性的歡迎，大約有2/3的20至30歲的女性使用避孕丸。其它形式的避孕措施沒有避孕丸那么流行。只有絕育手術是經常采用的避孕形式，尤其是在年歲比較大的女性當中。在35歲和35歲以上年齡段，至少有1/3的女性使用絕育方式避孕。男性采用絕育方式避孕的比例高于女性（32/1000比17/1000），因為比起女性來，男性的手術過程要簡單。極少被當作唯一的避孕方式[4]。
自從2005年1月以來，荷蘭人不再需要憑醫生的處方來購買緊急避孕丸了，而是可以直接在藥店購買。21歲以下的青少年如果持醫生處方購買，還可以得到優惠。21歲以上的女性可以通過健康保險的附加條款得到優惠。當使用緊急避孕丸時，藥劑師會為患者提供額外的信息，包括口頭和書面兩種形式，并告誡人們，沒有使用的有被傳染上性病的危險。一些專業組織還在網上提供緊急避孕丸和安全等方面的信息。
3.3性病/艾滋病預防服務
由于荷蘭有許多港口城市，所以對性病的控制曾經是一個主要的公共健康方面的問題。由荷蘭政府投資建立的各種性病治療診所為患者提供性病方面的檢驗、診斷、處理、治療、信息咨詢和教育等方面的服務，這些服務中還包括對犯事件的檢測和咨詢。病人去這些診所不需要預約，直接進去就可以就診。這樣的醫療診所合理地分布在荷蘭各地，大大方便了目標人群的就醫。所有治療和服務對每一個人都是免費的[5]。
20世紀80年代艾滋病的出現并沒有改變荷蘭人對待性和生殖權利的態度。荷蘭人甚至認為艾滋病使人們能更加坦率地談論同性戀問題，讓同性戀問題的討論公開化。艾滋病使不同的性健康領域的組織機構之間聯系得更加緊密,一些新的項目和信息開發計劃都鼓勵采取一種平衡的和謹慎的方式來處理艾滋病問題。很快，艾滋病成為整體性健康體系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從而受到極大關注。通過多年的努力，全體荷蘭公眾開始有意識地避免使用帶有侮辱性和歧視性的語言來談論艾滋病，社會各界逐漸形成一種合力來共同對抗艾滋病對人類造成的危害。在預防艾滋病的過程中，“雙重荷蘭人”的理念再一次被廣泛運用。
3.4性健康服務機構
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荷蘭政府向Rutgers基金會撥款，為青少年提供特殊形式的健康咨詢和性教育服務。Rutgers基金會擁有7個性健康保健中心，聘請了許多專業領域內的醫生、護士和心理學家，提供避孕措施和緊急避孕手段，有關懷孕和性病的檢驗，進行生殖功能方面的診斷，并且提供待咨詢服務[6]。近些年，這些中心與分布在荷蘭全國的人工流產診所合并，形成大型的性健康保健中心。這些中心為所有人群，包括青少年提供（1）醫療服務，如避孕和緊急避孕、人工流產、懷孕檢測、性病治療、生育問題診斷等；（2）咨詢服務，如障礙、性指導、待和性關系等；（3）教育服務；（4）培訓服務；（5）信息服務等。在為青少年提供各項服務的過程中，工作人員奉行的服務準則是：（1）承認青少年是性活躍群體；（2）同時提供生理和心理兩方面的服務；（3）維護服務對象的隱私權；（4）對服務對象不加評判；（5）提供非醫療方面的服務；（6）將知識和能力教育與其它保健措施聯系起來。
國家公共健康保險機構全額或部分資助所有的生殖健康服務項目，包括避孕丸和避孕設施、緊急避孕、人工流產、懷孕檢測、艾滋病毒/性病檢驗、產前保健、生產以及所有與性病和艾滋病的早期診斷和處理有關聯的藥物治療，只有不是由國家公共健康保險機構提供的。超過99%的荷蘭人口享受全面的健康保險計劃[7]。荷蘭青少年能夠非常方便地獲得最佳的保護自己的措施。這方面的服務是保密的，而且是免費的或花費很低。盡管荷蘭有一個最低年齡默許協議，但是當醫生或醫務人員認為免除這種協議符合青少年患者的最佳利益時，他們會做適當的處理。
在荷蘭，每個家庭都有一位家庭醫生，為這個家庭提供主要的健康保健服務。這些家庭醫生通常與所有的家庭成員都有長期的合作關系。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家庭計劃和避孕措施咨詢任務是普通醫生工作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由于政府對這種日常的健康保健服務機構極少進行干涉，所以這類決策都是獨立做出的。家庭醫生把家庭計劃視為主要健康保健的一個不可分割的部分，而且他們感到有責任提供這類服務。青少年是這些服務的主要對象群之一，“雙重荷蘭人”是青少年從各種性保健機構中最常聽到的詞匯。
4結論
在荷蘭性健康教育領域內，“雙重荷蘭人”成為教育的一個基本理念。荷蘭的青少年被視為財富，而不是問題，社會重視和尊重青少年，并且希望他們能夠對自己的行為負責。成年人把親密性關系看成青少年人生成長中正常和自然的事情，而且是情感健康成熟的一種積極的因素。而青少年強烈地意識到在沒有保護的情況下發生是愚蠢而且不負責任的。政府大力扶持和資助所有性保健機構，并免費為青少年提供各種治療、咨詢和教育等方面的服務。通過提供這種全方位的服務來降低青少年計劃外懷孕和人工流產數量，并且預防性病和艾滋病感染。
參考文獻
1、2、3、4Youth Incentives, A journey through the Dutch approach to young people and sexual health[M]. Utrecht, Netherlands: Rutgers Nisso Group, 2002.
5Meerding, J., & Bonneux, L., Demographic and epidemiologic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 care costs in the Netherlands: Cost of illness study[J].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1998, 316:7151.
1、青藏高原生態價值的重要性青藏高原生態環境價值，不僅超越了青藏高原本身，而且直接關系到中華民族和世界人民的利益，不僅是中華民族的生命“源”，而且是世界人民的生命“源”，這一特殊性決定了我們在青藏高原生態建設中必須樹立大生態觀的觀念，做到人口、自然、社會、經濟、文化與環境協調發展，才能振興青藏高原的經濟，才能實現建設全面小康社會的目標。青藏高原人口與環境協調發展。青藏高原的人口密度雖然在全國最低，但是現有人口數量已經遠遠超出社會經濟環境的承載力，而且未來人口將在較長時期內處于人口生育波動規律的高峰狀態。其人口壓力第一次高峰為50年代，青海省西寧市和海東地區人口增長過快。第二次高峰為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期，在1965－1969年期間，全區人口出生率年均為16．2‰，而在1970－1979年期間，全區同類值為24．3‰，后一階段高出前一階段8．09‰。人口生育一波比一波高，這正是青藏高原人口增長的特殊性，是人口增長最快的階段，全區人口在15年中凈增48．23萬人。面對越來越明顯的人口壓力，從當地的特殊情況出發，自治區政府于1975年開始實行較為靈活的計劃生育政策。自80年代末期開始，全國出現了第三次人口高峰，的生育率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因此，必須進行人口計劃生育，發展多目標、多層次的人口教育，以控制人口數量，提高人口素質，從而實現青藏高原人口與環境的和諧發展目標。2、青藏高原生態可持續發展青藏高原社會與環境協調發展，社會發展進步，必須建立在環境保護的基礎上，絕對不能通過對自然資源無節制、無序的掠奪。提高民族整體的知識、素質、能力和人的環境保護意識，提高生態城市化進程，大力推進社會文化事業的進步，協調社會與環境的關系，努力保護建設高原生態環境。青藏高原經濟與環境相協調發展。青藏高原經濟與環境相協調的出發點，必須拋棄只追求經濟利益而破壞自然資源和生態平衡，單純追求經濟效益而忽略生態效益的傳統觀念。改變傳統的粗放消費資源的方式，制定有利于節約資源的產業政策，建立和完善節約資源與新的技術政策和技術規范體系。資源開發與環境保護相結合，增加環保投入，探討由于資源開發對環境危害所造成的代價以及成本最低的環境保護辦法，建立成本效益分析體系，分析經濟增長與環境保護的關系。發展無污染環保產業和產品，青藏高原是受現代工業文明沖擊最小地區之一，許多地區生態系統處于原始循環狀態，環境污染程度低，有大片無污染區域以及未遭受污染的動植物。另外由于空氣的凈化，這里有許多的產品具有特殊的醫療和保健價值，符合國內外消費市場的需求。因此，應大力發展生態農業、生態林業、生態工業、生態旅游等綠色產業。生態產業大多數是高新技術產業，一般都消耗資源少，較多地生產出符合社會需要的產品，具有集約利用資源、經濟效益和生態效益雙增長的特點，既能改善生態環境又能發展經濟，是兩者的統一體。
二、青藏高原水系與生物資源概況及其建設保護情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