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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區域經濟法律政策的研究背景及意義
隨著國家綜合實力的不斷增強，我國國民經濟實現了快速的發展，但是貧富差距的擴大和區域經濟的不平衡也帶來了諸多的經濟、政治問題。為解決此類問題，國家積極提出了“西部大開發”、“環黃渤海經濟圈”、“長三角經濟區”、“珠三角經濟區”、“山東半島藍色經濟區”等區域經濟發展規劃，但是這些規劃多為政府的行政計劃，具有不穩定性，也缺乏法律制度的保障。
另外，從國際社會發展來看，地區經濟發展的不平衡現象是社會進步中的普遍問題。國外通常建立法律制度作為有效且必不可少的措施來促進不同地域的均衡發展，并且相關法律制度已經多個國家實施驗證成功。我國區域經濟法律制度的缺位正好需要通過學習國外的先進經驗，并結合國情建立適宜國家發展的法律制度。
二、國外區域經濟法律政策分析
（一）美國區域經濟法律政策
從18世紀中葉，美國開始了真正獨立的時代。面對廣袤的國土和差異化的經濟發展，美國開展了最早的地區開發戰略——“西進運動”，其主要通過立法管理從農民手中剝奪的土地。
工業化時代，美國法律對落后地區開發的保障作用更有力度。20世紀初期，為了發展田納西河流域，縮小地區間的差距，1933年羅斯福總統簽署《田納西河流域管理法》，并成立了田納西河流域管理局，專門依法負責管理開發田納西河流域。該法的實施，促進了流域農業、工業的發展，且在自然資源的開發利用和環境的恢復保護方面的意義深遠。
在高科技為先導，服務業逐漸占據整個社會支配地位的現代美國，政府出臺了多項開發落后地區的法制保障措施。首先，政府通過《重新開發蕭條地區法》、《阿巴拉契亞地區發展法》作為對地區實施開發的綜合性條例，開展地區的綜合性管理。其次，在專項立法方面，《公共工程和經濟發展法》為區域交通運輸網的建設提供了法律保障。最后，在生態環保方面，面對日益嚴重的環境污染和生態失衡的現狀，美國相繼出臺了《清潔空氣法》、《水質法》、《氣質法》、《國家環境政策法》、《國家環境改進法》、《水質改進法》、《安全飲水法》。
縱觀美國的地區開發立法發展進程，區域經濟的發展既需要宏觀層面的調控，在總量上平衡發展上的差距，也需要微觀層面上的規制，規范專項行業發展和環境保護。
（二）歐洲國家區域經濟法律政策
從十七世紀以來，歐洲逐漸成為了世界經濟的中心，也是世界經濟發展程度最高的地區。作為歐洲最有影響力的國家---英國和德國，雖屬于同一經濟區域，但由于屬于不同的法系，也就建立了不同的區域經濟法律制度。
1.英國區域經濟法律政策
英國和美國具有近似的司法制度，但卻是世界上最早實行區域政策的國家，其區域政策在歐洲乃至世界上，具有特別的代表性。
英國傳統的區域政策法治保障掀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當時為了平衡兩次工業革命給英國帶來的區域經濟不平衡的問題，英國制定了《特別區域法》來控制部分區域較高的失業率。二戰后，英國實施了《工業布局法》、《城鎮與鄉村規劃法》用于規范企業的設立、調整產業布局。同時，在20世紀60、70年代，英國政府通過了《地方就業法》、《工業發展法》、《工業法》，為工業企業的發展提供補貼和優惠等援助，并在市場準入、投融資、財政、人力資源和就業等領域擴大區域經濟生存的空間，從而刺激區域經濟的發展。
1984年以后，英國區域開發的重點從中央政府的外部投資和鼓勵轉變為積極發揮地區的主觀能動性，發掘地區內在的經濟增長動力。在經濟發展中，地方政府為主導，制定中長期規劃和目標，有的放矢的進行系統性開發。另外，政府取消了對區域企業整體補貼的方式，對具有可行的、能提供就業機會、環境破壞成本低的項目給予選擇性的財政上補貼。
2.德國
德國屬于典型的大陸法系的聯邦制國家，其特殊的國家結構形式和社會制度導致了區域經濟發展的不平衡。為了平衡區域經濟，德國在《聯邦基本法》的基礎上，制定了諸多綜合性區域經濟法律政策，為區域經濟的發展設立了宏觀框架。例如《聯邦改善區域經濟結構共同任務法》、《聯邦空間布局法》。
兩德統一前，在區域發展和產業結構方面，聯邦德國通過《聯邦區域規劃法》、《促進經濟穩定與增長法》、《聯邦投資補助法》、《區域政策的基本原則》、《聯邦投資補貼法》、《聯邦區域規劃綱要》等，明確規定了區域組織機構基礎及計劃要求，為中小企業的發展提供支持，為區域經濟的發展和經濟結構的調整提供了法律框架。
兩德統一后，由于原東德采用的是計劃經濟體制，經濟實力較弱，東西部的經濟差距逐步成為區域經濟調整的主要對象。德國通過全方位的資金支持，在立法上通過《國土整治法》、《投資優惠法》和《住房建設法》等改善東部公共領域的投資環境和基礎設施建設。通過頒布一系列的法律法規，德國采取多樣化的優惠措施吸引外資，鼓勵和補貼地區企業的發展，使得東西兩德的經濟差距得以快速的縮小。
（三）亞洲國家區域經濟法律政策的分析
從亞洲諸國的國情來看，日本和韓國與我國在地理上距離較近，并且在亞洲國家中屬于經濟發展較快的國家，因而其國家區域經濟法律政策也是值得我們借鑒的。
1.日本區域經濟法律政策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日本為了恢復生產，保持國民經濟的穩定和社會安定，積極推行了區域經濟發展戰略。日本重點開發太平洋沿岸地區，設立了臨海工業區。這種發展思路和我國積極發展海洋經濟戰略有一定的相似性。當然，優先發展的地區、產業與落后地區、產業的經濟發展之間產生了巨大的差距。
為了解決地區和產業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日本在全國綜合性區域開發的同時，針對各地的特色，積極促進當地的生產力發展和經濟市場的建立。1950年以來，日本頒布了《北海道開發法》、《孤島振興法》、《北海道東北開發庫法》、《開發九州地方促進法》、《開發四國地方促進法》、《開發北陸地方促進法》、《沖繩建設城市再開發法》、《沖繩振興開發金融公庫法》、《振興半島法》。同時，日本政府結合上述法律還出臺了“開發東北促進計劃”、“開發九州地方促進計劃”、“開發四國地方促進計劃”等。日本區域經濟在中央的引導下，充分調動地方的積極性，全面促進和鼓勵地區和產業的發展。
2.韓國區域經濟法律政策
韓國在亞洲國家中是面積和人口小國，但是韓國在亞洲國家經濟實力的排名卻很靠前。這得益于韓國經濟發展的創新和科學的戰略布局。韓國國土面積小，資源比較匱乏，加之二戰時期受日本占領，被掠奪大量的資源，經濟實力受到很大的挫傷。二戰后，為了恢復和發展國家經濟，韓國突破人口過度向首都集中的局面，逐步重視地區的全面發展。
20世紀60年代以來，韓國政府在立法上制定了《國土建設計劃綜合法》、《城市計劃法》、《地方工業開發法》、《城市再開發法》、《工業配置法》、《促進特定地區綜合開發特別措施法》、《島嶼開發促進法》。通過這些法律政策，韓國為地區的發展確立了法律地位，為各項優惠措施提過了法律依據，為發展地區特色經濟增添了法律保障。
在地區經濟發展的初期，韓國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政策用于指導宏觀經濟的發展，而且這些多是綜合性發展的法律政策，其重點內容是以經濟發展的計劃規劃、基礎設施建設、財政稅收政策、工廠的設立及產業的布局等為主。在區域經濟發展的平衡階段，韓國政府立法逐步側重于解決城鄉之間、產業之間、部門之間的不平衡等結構性問題，主要提出了“新農村建設”的戰略。韓國政府頒布了《農地擴大開發促進法》、《農地擴大開發促進法施行令》、《農業現代化促進法》、《城市再開發法》等。之后，韓國政府提出了“穩定、效率、均衡”的經濟建設理念，通過平衡不同的階層、不同的區域，在法律制度上建立平衡發展的制度，從而最終實現區域發展和全國綜合性發展相結合、相統一的經濟模式。
三、國外區域經濟法律政策對我國的借鑒
上文的考察研究可知，美國、歐洲和亞洲國家經濟法律政策始終貫穿于區域經濟發展的整個過程，發揮了巨大的保障作用。國外經濟法律政策在區域經濟發展中運用的經驗為我國區域經濟法律政策的制定和功能的發揮奠定了一定的基礎。綜合起來，國外區域經濟法律政策對我國有以下啟示。
（一）區域經濟的建設發展需要法律政策的保障
法律政策作為上層建筑的內容，對經濟基礎的建設具有積極的反作用。區域經濟發展規劃需要確立其法律地位，從而維持其建設的長久性和科學性。區域經濟的發展需要宏觀的、綜合性的法律政策來指導地區經濟建設，確立地區經濟建設的計劃，整體把握區域經濟的現狀，協調各項經濟建設工作。同時，區域經濟的發展也需要制定專項的法律政策，詳細規劃各項具體的項目建設步驟，監管各專項領域的設立和發展等。例如，政府可以通過立法的形式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建立科技教育人才的培養制度。
（二）區域經濟的發展應實現中央與地方的有效結合
區域經濟建設雖然在地域上屬于區域性的，但實際關系國家整體的經濟狀況。從各國家的經濟發展模式來看，區域經濟的發展是國家經濟新的增長極和發力點，而且中央層面對區域的重視和鼓勵，將為區域經濟的發展注入活力，提供強大的后盾保障。因而，中央在區域經濟的發展中扮演了“主導者”的角色。當然，區域經濟只有結合當地的經濟特色，才能順應當地的實際情況，實現經濟正的增長。地方政府在區域經濟發展中最了解當地的具體情況，可以充分發揮其在經濟建設中的主觀能動性，利用地方的優勢，彌補短板，尋找出發展經濟的突破口。也就是說，地方政府在區域經濟中完全扮演著“表演者”的角色。因此，區域經濟的發展既要中央政府的鼓勵和支持，也要地方政府的努力和創新。
（三）轉變政府資金投入方式
一、新《檔案法》實施給非遺保護帶來的機遇
2004年的《關于加強我國世界文化遺產保護管理工作的意見》未提及檔案機構參與非遺保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以下簡稱《非遺法》）中沒有明確檔案機構參與非遺保護的主體地位，也無非遺檔案必須向各級檔案機構移交的相關條款。新《檔案法》在第四章的第三十四條提出“鼓勵檔案機構開發利用館藏檔案，通過開展專題展覽、公益講座、媒體宣傳等活動，傳承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由此可見，新《檔案法》是鼓勵檔案機構參與非遺保護的。1.參與非遺保護有法可依。非遺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新《檔案法》由以前的“只字未提”到“鼓勵”，肯定了檔案機構在非遺保護中做出的重大貢獻。雖然“鼓勵”看起來變化不大，但是對檔案機構能夠積極借助檔案館藏資源參與到非遺保護意義重大，是有法可依的。2.有利于提升檔案機構公共文化服務能力。新時代檔案機構尤其是檔案館利用館藏和現有的平臺來實現宣傳非遺等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非遺的檔案式保護讓非遺的文獻資源保存得更久，且檔案機構利用參與非遺保護，來重塑檔案館公共文化服務機構的形象，提升檔案機構公共文化服務能力。
二、我國檔案部門參與非遺保護的現狀
（一）調查概述
1.調研方式。為明確檔案部門參與非遺保護的現狀，采取直接訪問省市級檔案機構網站的形式，具體調研中是采取對省級檔案網站和百度以“非遺”為關鍵詞進行檢索，對檢索結果的文獻進行統計。2.調研內容。明確檔案機構參與非遺保護的形式。趙躍博士在公開發表的論文中表示：截至2019年8月，檔案機構參與非遺保護的主要形式為收集、征集、采集建檔、建數據庫、展覽傳播、申報支持、業務指導共7種。結合檔案機構實際工作，在結合趙躍博士的分類基礎上，稍做調整，保留征集、采集建檔、建數據庫、展覽傳播、申報支持5種，將收集更改為接收（含捐贈），增加移交、修志2種形式，共計9種參與形式（見表1）。
（二）調查結果統計分析
1.參與數量少且比率低。截至2019年年底，全國共有國家綜合檔案館3337個。調查中發現僅有107家不同級別檔案機構參與到非遺保護，占比3.2%，比例低；參與的107家機構中，按照檔案機構的級別劃分，有13家省級（直轄市）檔案機構，36家地市級檔案機構，58家縣區級檔案機構。可見，檔案機構整體參與的數量較少，參與比例低（見圖1）。2.參與形式呈現被動性。檔案機構參與非遺保護的9種形式中，征集、編史修志、建數據庫、采集建檔被歸入主動參與形式，而接收、展覽傳播、業務指導、申報支持、移交則歸入被動參與形式。調查發現，對107家檔案機構涉及的9種形式統計后共得到總參與數為145次，排名前三的依次是接收34家、采集建檔29家、展覽傳播28家，后三名的依次是移交3家、修志4家和建數據庫5家；主動和被動形式分別占比為40.69%和59.31%。對接收非遺保護中心移交的非遺檔案的檔案機構僅有3家統計，分別為湖北省武漢市、江蘇省常州市和河北省固安縣的檔案機構。調查發現，檔案機構參與非遺保護還以接收、展覽傳播等淺層次的被動參與形式為主，而編史修志、建數據庫的主動參與形式占比不高。3.參與類型單一。為掌握檔案機構參與非遺保護形式的豐富度，對檔案機構參與類型進行統計。統計發現，有81家檔案機構僅有1種參與形式，占比高達75.7%；而參與形式在3種、4種和5種的檔案機構分別有1家（云南?。?家（湖北省和張家港市）、2家（武漢市和揚州市），占比均不足2%。由此可見，檔案機構參與類型單一、不豐富。
三、我國檔案機構參與非遺保護現狀原因分析
檔案機構參與非遺保護實踐存在數量不多、參與形式單一等問題，這與學界期望存在較大的差距。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檔案機構參與非遺保護身份未得到“官方確認”
目前，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主管機構是文化部門。自加入《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以下簡稱《公約》）后，國家層面就非遺保護已出臺《非遺法》《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標識管理辦法》等9部政策法規文件，其中《關于加強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中列舉圖書館、文化館、博物館、科技館等公共文化機構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研究、認定、保存和傳播的主體機構；文化部牽頭的非遺保護工作部際聯席會議的9個成員單位，也沒有國家檔案局身影。官方確認的非遺保護主體機構中并沒有提及檔案機構?！稒n案法》規定，檔案館具有接收機關、團體、企業事業單位和其他組織定期移交檔案的職能。但早在全國部署非遺普查工作時，文化部就指出：“在普查中搜集的非遺實物資料所有權歸國家，由各級政府授權的有關保護機構保管?！薄斗沁z法》中也未有非遺檔案必須移交到檔案機構保管的相關條款。新修訂《檔案法》特別規定“博物館、圖書館、紀念館等單位保存的文物、文獻信息同時是檔案的，依照有關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可以由上述單位自行管理”，這意味著非遺保護中心等主體機構產生的非遺檔案不一定得向檔案館進行移交。文化界和檔案界相關法規政策均未將檔案機構列入非遺保護的主體機構，這意味著檔案機構在非遺保護中只能充當“社會參與”力量，參與非遺保護的地位也很難得到其他相關主體的認可，這也是檔案機構參與非遺保護數量少的原因。
（二）檔案機構工作機制不適應非遺保護
檔案機構改革后，檔案館屬于文化事業機構。一直以來，檔案機構保管機關、團體、企業事業單位和其他組織移交的檔案，是一種基于傳統檔案形式的服務官方機構的工作機制；而圖書館、博物館、文化館公共文化服務具有公開性和廣泛的包容性，兩類型機構存在本質區別。具體到參與非遺保護工作中，由于很多非遺項目是植根于民間，屬于非官方機構的工作，檔案的官方機構身份與非遺植根民間存在天然的不適應。檔案具有保密性，檔案應當自形成之日起滿25年向社會開放；經濟、教育、科技、文化等類檔案，可以少于25年向社會開放；而非遺傳承在保障非遺傳承人的知識產權和利益的前提下，是以傳播和傳承、振興為目的，需要更多人了解非遺、使用非遺，甚至是融入日常生活中的活態傳承。檔案的保密性與非遺的社會參與性存在矛盾。
（三）檔案機構參與非遺保護主動性不高
在官方身份沒有得到明確的情況下，檔案機構主動參與非遺保護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一定的魄力。但很多地方檔案機構對檔案館職能的理解十分狹隘，認為只需做好本職工作即可，不愿主動介入，也不愿參與公共文化服務的競爭，更不愿“越位”參與非遺保護。目前，僅有江蘇省、云南省、湖北省的檔案機構主動與文化部門聯系洽談非遺檔案移交事宜并付諸實踐。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需要社會各方的積極參與，不主動參與非遺保護勢必會造成檔案機構在非遺保護中的重要性越來越弱。
（四）保存類措施相較保護類措施處于“弱勢地位”
《意見》明確非遺建檔是運用文字、錄音、錄像、數字化多媒體等各種方式，對非物質文化遺產進行真實、系統和全面的記錄，建立檔案和數據庫。由此可見，非遺建檔僅被窄化理解為“收集、整理”，和檔案界界定的建檔是“收集、整理并保存下來”相比，唯獨少了“保存”?？赡軓恼Z義上理解，非遺的建檔“保存”本身就是一種“保護”。但是無論是《公約》《“十二五”文化發展規劃》，還是《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申報評定暫行辦法》，都將非遺保護措施分為保存類措施和保護類措施，其中認定、記錄、建檔保存類措施針對所有非遺項目，而特別優秀的且具有歷史、文學、藝術、科學價值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應采取傳承、傳播等措施予以保護，容易造成保護優于保存的印象。而檔案機構參與非遺保護多為認定、記錄、建檔的保存類工作，保存類措施的“弱勢地位”可能導致檔案部門在參與非遺保護工作中被邊緣化。
四、新《檔案法》實施背景下我國檔案部門參與非遺保護的檔案特色化出路
（一）充分發揮檔案機構專業優勢，筑牢非遺檔案式保護
1.保持“前端”業務指導優勢。檔案機構參與非遺保護應主動與文化部門加強聯系，協助完成非遺保護規章制度的制定，介入并指導非遺中心對非遺檔案進行分類整理，確保對非遺檔案規范完整等方面的“前端”業務的指導，利用業務優勢積極參與非遺保護。2.利用檔案技術延長非遺檔案保存時間。檔案修復技術是檔案保護技術的一項重要內容，能提高檔案耐久性。在開展非遺保護過程中，會重點關注傳承人的實物檔案、紙質檔案以及聲像檔案，而在保護過程中又形成不少的紙質檔案，利用先進的檔案修復技術進行殺蟲、除菌、脫酸等服務，延長非遺檔案的保存時間；還可以主動向采用家庭式保管非遺的傳承人提供免費的檔案修復、加固、裝裱等修復服務，以解決非遺家庭式保護條件局限造成非遺檔案保管不規范的問題。3.通過編史修志來開展非遺保護。檔案機構利用編史修志的優勢，聯合地方志主管部門、文化旅游部門，編寫全面反映地區非遺項目規模及非遺保護工作的志書，如《北京市·非物質文化遺產志》，用檔案機構獨有的編史修志方式，記錄非遺保護的脈絡的形式來開展非遺保護。4.檔案記憶工程延續非遺傳承脈絡。國家檔案局于2000年正式啟動“中國檔案文獻遺產工程”，“鄉村記憶工程”是重要組成部分，通過建立具有本土地域特色、完善的鄉村記憶檔案信息資源庫，有效提升檔案部門的公眾文化形象。檔案機構在開展鄉村傳統村落檔案建設工作時，要將非物質文化遺產和地方文化特色資源的搶救性保護結合起來，在搶救少數民族語言文字、民風民俗等過程中，尤其重點收集含有非遺項目的資料，創編成文字、視頻資料形式，并按照故事、技藝、習俗等分類整理成專項檔案數據庫。通過鄉村傳統村落檔案的建檔工作，將檔案資源數字化，建設資源庫，在保障傳統村落完整性、真實性和延續性的同時，保障非遺等傳統文化的延續，保護各個時期的歷史記憶。
（二）借助特殊檔案建檔契機，豐富非遺保護的多元化形式
1.將家庭建檔和非遺建檔相結合。檔案機構抓住為非遺傳承人建立家庭檔案和非遺傳承人個人檔案契機，全面、客觀、真實記錄非遺傳承人表現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多元的藝術內涵，并借助文字、聲像、實物及口述等載體形式實施非遺保護。例如張家港市已經為48位非遺項目傳承人全部建立家庭檔案，并完成檔案的數字化。2.口述檔案建檔和非遺建檔相結合?？谑鰴n案將歷史“原音再現”，可以很好記錄那些瀕臨失傳的老記憶、老手藝。檔案機構合理籌劃、多方聯系，積極開展非遺傳承人口述檔案建檔工作，逐一對非遺傳承人口述對象實地走訪，并進行口述檔案視頻采集、現場錄制，待后期加工制作完成后，將資料存檔于檔案館永久保存。3.方言建檔和非遺建檔相結合。地方方言承載著鄉愁、鄉情，其中不乏許多優秀的非遺項目，如南京的吆喝、南京白話和南京白局。檔案機構在開展方言建檔工作中，要善于抓住方言中的優秀非遺項目，比如傳統方言戲曲、方言童謠、方言故事、方言說唱等，通過方言建檔的形式更好地保存方言、留住鄉愁，并傳承優秀非遺文化。如陜西省檔案局的《傳承非遺文明，紀錄方言文化》就是以方言建檔的形式開展非遺保護。4.精準扶貧建檔和非遺建檔相結合。2018年的《精準扶貧檔案管理辦法》就對精準扶貧檔案的收集、整理、管理和開發利用做出明確規定。“非遺+扶貧”過程中必然會形成很多精準扶貧檔案，檔案部門要注意收集非遺扶貧過程中這部分特色形態的檔案，將其歸入“精準施策類、精準脫貧類”兩類中，真實、完整、準確、全面地記錄和保存精準扶貧工作的全過程，同時也是對非遺的保護。
（三）遵循非遺保護趨勢，加強非遺文化傳播
1.關注非遺傳播工程，加強非遺文化知識傳播。檔案機構作為我國文化傳播的重要載體，應積極關注文化傳播工作的新動態，加強非遺文化知識的傳播。首先，利用檔案館建成的檔案網站開展非遺知識傳播，可以在檔案展覽下設立非遺文化傳播專欄，開展非遺文化的圖片、視頻形式的傳播。其次，利用檔案機構已經建成的官微官博進行非遺文化的傳播，通過撰寫推送非遺小知識等相關推文的方式傳播非遺文化。再者，可以借助抖音、快手、微視等短視頻平臺，通過制作非遺短視頻等方式來推進非遺文化的傳播，促進社會共享。利用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從活態傳承的文化服務、文化教育、文化傳承等方面繼續把握新機遇。第四，拍攝專題片進行非遺傳播。檔案機構可以拍攝以“傳承地方優秀文化”為主題的宣傳片開展非遺保護。如浙江省檔案館面向全省檔案館啟動電視系列節目“跟著檔案去旅行”，傳承以浙江歷史為依托的優秀傳統文化，主要包括傳統古城古鎮古村文化，運河、錢塘江等世界文化遺產，地方傳統曲藝、傳統手工藝、飲食等非遺文化，鄉賢文化、浙商文化等鄉土文化，詩書畫文化等。2.重視文化傳承服務，開展檔案非遺知識服務。非遺傳承是非遺保護永恒的話題，尤其是教育、培訓是非遺傳承的重要方式。因此，檔案機構除了提供非遺檔案借閱等服務外，還可利用現有的非遺檔案資源，與其他部門合作，通過引入傳統編研的成品、VR等先進技術的視頻形式來構建非遺教育資源庫，為教育和培訓的傳承提供知識服務。3.尋求多方互動合作，集中優勢資源保護非遺。檔案機構利用現有的非遺檔案資源，并積極與文化部門、文化產業等主體機構合作，吸引社會力量共同參與，推廣社會化合作模式來打造檔案特色的非遺文化產品。利用新媒體形式加強非遺檔案資源宣傳，如采取舉辦展覽、編輯書籍、錄制聲像作品等形式進行傳播，助推非遺走出國門，讓更多的人了解中國的非遺。檔案機構應把握非遺保護的前沿趨勢，提升參與非遺保護的主動性，發揮專業優勢，“有為才有位”，做歷史的守護者、記憶的傳承者和文化的傳播者，成為非遺保護的重要參與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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