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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元經濟結構的歷史成因
二元經濟結構是西方發展經濟學家對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結構的理論概括，其代表人物是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瑟?劉易斯。從基本內涵的視角來分析，二元經濟結構的邏輯內涵是：發展中國家或地區一般存在著傳統落后的農業部門與現達的工業部門兩個產業部門。由于兩個部門勞動生產率水平與勞動邊際收益率的顯著差異，引起農業剩余勞動力的產業間流動，最終實現二元經濟結構一元化的目標追求。發展中國家一般要經歷以農支工、農工協調與工業“反哺”農業三個不同的發展階段。從國際經濟發展的經驗來看，二元經濟結構是發展中國家工業化、市場化、現代化過程中必然出現的普遍經濟現象。
按照劉易斯對二元經濟結構的界定，我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同樣面臨著二元經濟結構的歷史約束與現實困境。二元經濟結構一方面為中國工業化基礎的建立奠定了必要的物質基礎；另一方面也導致了農村貧困落后的加劇。從歷史發展的視角來看，二元經濟是我國傳統計劃經濟體制條件下趕超型發展戰略與城鄉分割經濟體制共同作用的必然結果。它通過中國特色的資本原始積累克服了發展中國家工業化初期資本積累短缺與有效需求不足的雙重困境，在較低的國民收入水平上實現了較高的工業化水平。但從長遠發展的視角出發，這種不斷強化的二元經濟結構弊端也是顯而易見的，它不僅導致了農業生產的長期低速增長，也極大地阻滯了社會經濟的全面進步。并且，伴隨著許多不可克服的矛盾，如公平與效率的矛盾、積累和消費的矛盾、農業和工業的矛盾、城鄉矛盾和工農矛盾等，制約了中國社會經濟的進一步發展。
始于1978年的農村經濟體制改革以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發育，在各個層面對傳統二元經濟結構產生了程度不同的沖擊，也起到了一些成效。但是到1985年以后，當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本應再接再厲時，改革的重點卻轉向了城市，導致農村經濟發展遠較城市緩慢，以致城鄉收入差距越拉越大。這主要表現在：城鄉隔離分而治之的制度體系、就業結構與產業結構嚴重失調、傳統經濟與市場經濟并存發展、鄉鎮企業與城市大工業對立運行。在這一過程中，關鍵是改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新體制沒能及時成長起來，造成了城市市場化在農村出現空檔，這種結構轉換的相對滯后必將給我國社會經濟生活帶來一系列難題。
二、體制斷層是中國農村落后的根本性原因
從表現上看，我國農村落后的主要原因是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問題，即城鄉之間經濟發展差距過大。而從本質上看，它反映的是我國經濟社會的深層次矛盾，其根源在于城鄉二元體制，即“城鄉分割，一國兩策”的社會經濟制度安排。這種制度化的城鄉分割，加劇了城鄉經濟社會的分化，固化了城鄉二元結構。實踐證明，城鄉二元體制造成了許多難以解決的困難和深層次矛盾，導致城鄉發展嚴重失衡。
(一)二元經濟結構的本質在于二元經濟體制
1．城鄉有別的管理體制
造成城鄉差距拉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現行的城鄉“二元體制”是阻礙要素資源投向農村的最主要因素。我國現行的體制基本是城鄉有別的管理體制。計劃經濟時期，為了加快工業化建設，國家一方面運用行政手段，如通過強制性糧食統購統銷和工農產品剪刀差，將農業剩余轉化工業積累；另一方面限制農村人口向城市遷移，以維持資本密集型城市大工業的發展。改革開放以來，在計劃經濟時期形成的城鄉有別的戶籍管理、勞動用工和社會福利制度在相當程度上被沿襲下來，盡管一些地方進行了戶籍制度改革，但因為隱藏在背后的社會福利等諸多因素，需要支付的社會成本較高，進展還不大，因而城鄉居民在就業機會和社會福利水平方面事實上的不平等還未根本改變。
2．城鄉分割的市場體系
從商品市場看，農民由于組織化程度低，一般只能進入城市集貿市場進行零星的、小規模的現貨交易，基本上沒有進入批發市場，更難以參與大宗遠期合約和期貨交易。從要素市場看，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因農業平均利潤率偏低和受利益驅動，主要面向城市經濟，城市相對充裕的資金沒有進入農村，農民參與、進入市場和資本市場的條件和渠道都十分有限。農村土地轉化為工業和城市建設用地還不能直接市場化，必須通過國家征用轉化為國有土地后才能進入市場，農民在土地交易中處于弱勢地位，難以分享農地向非農地轉化過程中形成的巨額增值收益。
3．城鄉分離的工業化模式
計劃經濟時期集中農村資源推進城市工業化，在很大程度上阻隔了我國城鄉經濟一體化進程。改革開放后，實行城鄉分離的工業化模式，農產品生產、流通和加工沒有形成有機聯系，農民難以分享農產品的加工增值收益；鄉鎮企業在管理體制上獨立于行業管理之外，既無所不包，又自成體系；農村“離土不離鄉”的工業化和城市工業化并行發展和過度競爭，使得農村工業在市場供求格局發生變化和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對接后，發展空間受到明顯制約，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能力減弱，直接和間接地影響到農民分享工業化的成果。
4．實行有別的投入機制
計劃經濟時期，為了維持資本密集型城市大工業的發展，國家將資金、技術、人才等生產要素集中投向城市，同時依靠農業積累支持城市工業發展。改革開放后，一方面，農村的資本、勞動力和土地等生產要素在經濟效益驅動下，向城市轉移和集聚；另一方面，國家在基礎設施和科教文衛等公共服務設施投入上，繼續向城市傾斜，農村卻在一定程度上依靠自我積累，由此帶來城鄉在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設施等各方面的差距不斷擴大。
綜上所述，體制性因素事實上形成了農業和農村發展與工業化和城市發展的相互隔離，是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關鍵所在。
(二)市場經濟體制沒有向農村延伸
中國的改革是分階段漸進式的，經濟改革先于政治改革，而且在經濟領域中又確立了從農村到城市的合理改革順序?？v觀
世界各國經濟改革的歷史，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方式主要有兩種：一種是激進的方式，如俄羅斯和東歐一些國家采取的“休克療法”，在短時期內直接從計劃體制強行過渡到市場經濟體制；一種是漸進的過渡方式，即在計劃體制基本保持不動的情況下，通過引入市場因素來發展新體制，逐步對舊體制進行滲透、替代，最終過渡到市場經濟新體制。中國經濟改革由于市場化起點太低，加上轉軌的雙重性特點，市場化改革是十分復雜的，因而走上了漸進式的市場化道路。事實證明，這種選擇是十分正確的，但現行的城鄉“二元體制”是阻礙要素資源投向農村的最主要因素。
如今，中國市場經濟體制已經跨入進一步完善的階段。雖然經濟創新從農村起步，但自農村經濟改革向城市經濟改革轉移之后，經過20多年的市場經濟培育和10多年的市場經濟體制建設，農村經濟這一塊已遠遠地被拋在了后面，市場化程度相當低。農村經濟處于嚴重弱勢地位，弱就弱在市場化程度不高，市場經濟體制建設嚴重滯后。因此，“城鄉一體化”這個核心層次的“一體”，就是“體”在市場經濟體制上，提升農村經濟的市場化水平，建立和完善促進農村經濟發展市場經濟體制，使農村經濟與城市經濟一樣共享市場經濟體制優勢。
三、農村現代化戰略對策
在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再次提出：要加快推進現代化，必須妥善處理工農城鄉關系。如何盡快改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實現城鄉二元經濟向一體化經濟的跨越應該從以下幾方面努力。
(一)盡快完善政策支持體系，從“二元體制”入手加速城鄉一體化進程
建立和完善有利于城鄉一體化的體制和機制，就是要以體制和政策創新為突破口，改革不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要求、不利于城鄉經濟一體化的各項制度，從根本上消除阻礙城鄉一體化的體制和政策障礙。建立有利于改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新體制，加大政策扶持力度，促使城鄉經濟體制向不斷適應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內在要求的方向轉變。促進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向現代一元經濟社會結構的轉變，是一場深刻的社會變革，不僅包括用城市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改造農村生產和生活方式、生產要素重組和農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動和遷移、城鄉產業有機整合和組織方式的變化等，還包括整個社會結構、組織、文化等的變遷。這是一個伴隨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很長的歷史過程，不能一蹴而就，必須加快制度建設與體制創新。
(二)統籌城鄉、區域發展，加快推動小城鎮建設，促進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
在過去的三十多年中,我國的改革已經基本實現了從計劃經濟體制到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市場的作用已經逐漸發揮到經濟活動的每一個環節中,起著基礎的資源配置的作用,效率得到了提高,國民生產總值也逐年穩步增長。但隨著商品貿易的全球化,以及管理的提高,技術的進步所帶來的競爭的加劇,加之現階段的國際經濟環境低迷萎縮,金融危機對我國實體經濟影響嚴重,我國外貿需求自去年7月來連續五個月下滑,財政收入增長率明顯下降。新形勢下,我國新經濟體制受到的各方面的沖擊日益嚴重,其缺點與不足在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也逐漸暴露了出來。
一、現狀與問題分析
亞洲開發銀行在2008年公布的年度報告中顯示,中國經濟增速從2007年的11.9%回落到2008年的10%,2009年中國經濟增速進一步回落至9.5%。經濟增速的回落具體表現在出口增長減速遠超預期;固定資產投資增速放緩、企業倒閉潮出現,工業利潤增長大幅放緩;宏觀調控下,房地產、重工業等投資增速回落;每年1000萬個新就業崗位完成很困難,農村隱性失業大量增加;居民消費增長速度下降,由于居民收入的不穩定性增大、股市的負財富效應、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進一步拉大等原因使居民的消費欲望受到抑制。
這些問題透露出我國經濟體制在新形勢下有了新的挑戰,需要改進,總結起來表現在宏觀和微觀兩個層面。從宏觀上講,包括:國家的金融安全體系有漏洞,具有比較大的抗風險隱患;連續多年實行擴張性的貨幣政策,而中國內部市場的購買力并沒有得到顯著提高;財政的再分配政策不健全,收入的兩極分化情況依然存在;基礎設施建設與社會保障制度亟待建設,尤其是醫療衛生等事業沒有得到足夠的投入;部分地區政企仍然沒有分開;部分地區的工商業監管力度不夠等。
從微觀上講,包括:依靠資源消耗增長產量的小工廠林立,對資源浪費嚴重;環境意識差,對企業周邊污染嚴重,缺乏治理;生產效率低,管理水平差,競爭意識薄弱;產品研發與創新能力低下,導致產品質量與功能落后于國際市場。
二、主要的相應政策
1、調整經濟增長方式
前一段時間,我國在追求GDP增長的同時,暴露出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等一系列問題。據統計,我國在2004年,使用了全世界31%的煤炭,29%的鋼鐵,以及其他材料的大比重投入,創造了占全世界4%的GDP。反差如此之大,一方面說明我國企業的科技含量低,另一方面也說明了我國經濟的粗放型增長。長期下去,將對社會的健康發展帶來極為不利的影響。
據此,國家要求對經濟增長的模式進行轉變。在十四屆五中全會上,政府首次提出了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要求。在十六屆五中全會上,又提出了“必須加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重大原則。十七大報告提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這是關系國民經濟全局緊迫而重大的戰略任務。這一政策包含以下三個要點。
(1)促進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投資、出口拉動向依靠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轉變。在過去的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除投資以外,我國主要依靠勞動密集型企業生產低成本、低技術的小商品獲得出口優勢,大量的原材料、半成品等資源也通過外貿的形勢流至國際市場。造成了資源的流失。另一方面,長期依賴國際市場對于小商品的消費賺取外匯,也形成了國內行業對國際市場的依賴,不僅喪失了貿易中的主動地位,也同樣提高了貿易的風險。將兩股力量拉動轉變為三股力量拉動,不僅降低了國際貿易風險,也增加了大量的國內消費,提高了國內生產者與消費者的貿易福利,同時也加大了國內市場的競爭力度,也同時促進了科技的進步和效率的提高。
(2)由主要依靠第二產業帶動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協同帶動轉變。由于歷史和生產力發展等原因的限制,我國的農業發展相對滯后,第三產業不發達,造成了工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迅速崛起,占據了GDP增長的絕大部分。然而由于我國的科技不發達,管理經驗落后,人們的文化素質不高,第二產業長期處于粗放型,勞動密集型的狀態。由于生產效率低,我國在國際貿易中的不利地位長期得不到改善。促進三個產業的協調發展,使農業發展,為第二、第三產業提供發展的基礎,同時促進第三產業的崛起,使先進的科技與管理經驗作用于國民生產,創造價值。
(3)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質資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進步、勞動者素質提高和管理創新轉變?？萍妓铰浜?管理經驗匱乏,導致我國的經濟增長走的是一條依靠追加物質資料消耗的路線。然而有限的資源并不能滿足無休止的增加投入量。另一方面,由于設備不足以及人的環保意識差,環境保護也被許多企業忽略,加上政府的監管力度不夠,對環境的污染得不到遏制。這對社會健康穩定的發展是非常不利的。轉型升級人才,依靠科技進步、勞動者素質的提高以及管理創新轉變,提高資源的利用率,吸引創新人才培植經濟增長點,使環境的發展與社會的發展相協調,創造綠色GDP,使人民的生活水平的綜合提高有了可靠的保障。
2、調整財政政策,加強金融監管力度
隨著改革發展的深入進行,市場化程度不斷提高,我國社會經濟生活中的結構性矛盾也日漸突出,成了新形勢下擴大內需、開拓市場、促進經濟健康發展的嚴重阻礙。另一方面,由于金融風暴的影響,我國從1998年起開始實行積極的貨幣政策,到目前為止即將進入第十二年,并在今年將繼續保持。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也提出,明年要深化資源價格和財稅體制改革,完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金融體制改革也將是明年改革的重點。
積極的貨幣政策具體表現為以下幾點。
(1)長期發行國債。發行國債能夠帶動社會總固定資產投資,集中力量進行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對經濟結構的優化也起到了相當大的作用。
(2)積極調整收入分配政策,以增強居民消費能力和企業自主投資能力。首先,政府提高了機關事業等單位的工資水平,并且設立了年終獎等制度。其次,調整了收入分配政策。再次,我國政府還加大治理亂收費、規范分配秩序的力度。另外,再分配政策還是有效調節收入差距的有力杠桿,為規范社會主義正常的經濟秩序提供有力保障。
(3)財政政策的具體實施中,經常注重與貨幣政策相協調,共同發揮作用。長期的建設國債主要通過國有商業銀行發行,它的投資項目也帶動了銀行的貸款業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銀行資金利用率。在此基礎上,又成立了四大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增強了銀行的抗風險能力,為社會的財政、金融協調發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4)深化財稅體制改革,以更大力度推動改革攻堅?！澳壳敖洕蠓€回升,正是推出資源稅改革的好時機?！必斦控斦茖W研究所所長賈康表示。積極運用財稅手段調節收入分配,健全促進消費的財稅政策,增強經濟發展的均衡性,可以更好地調動企業、居民等市場主體的積極性,發揮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有關部門應抓緊做好相關配套改革,盡早推出資源稅改革方案,這一改革也有助于加快我國經濟結構調整。
(5)加大金融體制改革力度,深化金融監管機制建設。進一步深化金融體制改革,有助于增強金融對經濟服務功能,同時加強金融監管機制建設,改善境外投資外匯管理和服務,繼續推進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管理。尤其要加快推進農村金融體制改革。
3、加強社會保障制度建設
社會保障制度是保障公民基本生活需要的制度,是國家的基本制度之一,是國家經濟發展的保障動力和前提條件,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和意義。而我國對于社會保障體系制度建設從1993年第一次闡述到2010年遠景目標文件中,都沒有就完整的社會保障體系的構成發表過任何論述,而針對我國實際,出現這樣總體設計框架的不足是由于:各有關方面對社會保障制度重要性的認識尚未達到應有的高度;不少人對社會保障制度的了解和認識存在某些偏差、錯誤,甚至誤區和對于社會保障制度專業化、規范化建設的必要性、緊迫性認識不足。
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加強社會保障制度建設,我們有以下建議。
(1)擴展勞動保障的覆蓋面與實施力。為了增強公平性,必須盡快實現不同群體的社會保障水平并軌,同時變市級統籌為省級統籌,從根本上解決目前各自為政、標準不一的狀況,擴大統籌范圍進而建立覆蓋全國的統籌體系,并以社會保障稅方式取代保險資金的征收,用法律強制力確保征繳和合理使用。
(2)著力破除城鄉二元結構,統籌城鄉經濟改革。農村與城市經濟社會發展中依然存在的二元結構嚴重制約著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長期形成的城鄉失衡的狀況如果沒有改觀,不僅使廣大農民的活水平提升較慢,而且使城市發展,特別是城市經濟發展面臨后勁不足的問題,最終制約了整個國民經濟的增長。因此要推動科學發展,構建新型城鄉關系,加大以工促農、以城帶鄉力度,在統籌城鄉中加快農村經濟社會發展,加強城鄉基礎設施建設一體化,促進公共資源在城鄉之間均衡配置、生產要素在城鄉之間自由流動,加速形成城鎮化和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互促共進機制。
(3)加強對于社會保障專業人才建設的重視和培養。人才建設是經濟發展的內生動力,社會保障方面要通過各種途徑和渠道加強這一領域的研究和學科建設,來改善社會保障法學專業以及涉外社會保障法學專業研究人員稀缺和學科建設落后的現狀。同時要加強對現有社會保障法律制度及政策的宣傳,尤其是缺乏對于人口眾多的農村地區社會保障法律和政策的普及推廣,以此來保障農村經濟的穩步前進。
(4)提高立法層次,修改《勞動法》中不適應經濟發展的部分。社會保障制度的立法內容要與其他法律部門的立法內容相銜接,確保社會保險金的無風險支付和保值增值。同時逐步完善農村社會保障法律制度,并且適應經濟全球化,對社會保障法律制度從國情和國際雙線出發,進行接軌,在健全社保司法機制方面可借鑒國外的專門法院審判方式,建立我國專門的勞動和社會保障法院,充分體現勞動和社會保障事務的特殊性。同時修改勞動法不適應經濟發展的部分,加強宣傳,強化監督,勤于發現問題與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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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集經濟一般是由于社會經濟活動及相關要素的空間集中而引起的資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及由此而產生的成本節約、收益或效用增加的現象。聚集效應的特點可以概括為以下三點。第一，空間性。聚集效應是因為企業和居民在空間上彼此靠近而獲得的。第二，外部性。聚集效應是空間上集中的企業和居民，通過外在因素在客觀上互相為對方提供利益而使經濟效果增加或費用減少的效應。第三，規模性。聚集經濟效應以一定的規模為前提，通過微觀主體的內在規模經濟來實現，即只有取得自身的規模效益，才能使外在利益得以轉化為現實的利益。因此，聚集經濟的本質是由廠商或居民集中而帶來的規模經濟和正外部性。聚集經濟利益是城市經濟的重要特征，是城市化的決定性力量。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逐步推行，生產要素逐漸按市場原則尋求最佳的行業組合和空間配置。在市場機制的作用下，不僅原有的城市以其巨大的聚集優勢吸引了大量生產要素的進一步聚集，擴大了規模，而且還在一些特定地點因人口、資源的聚集而形成新的城鎮，聚集經濟效應極大地推進了我國的城市化進程。
一、我國城市化的發展階段及特點
根據圖1顯示出的我國城市化水平的變化情況，可以將我國的城市化進程大致分為五個階段。
第一階段，1949―1957年我國城市化的過渡階段。這一階段的城市化進程伴隨著工業化推進，在“重點建設，穩步前進” 方針的指導下，新建6個城市，大規模擴建20個城市，一般性擴建74個城市。從1949年到1957年這8年間，我國城鎮人口年均增加523萬人，年均增長率達到9.07％，城市化由10.6％提高至15.4％，平均每年增加0.6個百分點。到1957年，我國非農就業比重達到18.1％，城市數量比1949年增加41個，總數為177個，我國的城市化水平處于起步性的緩慢發展階段。
第二階段，1958―1960年城市化的“”階段。1958年，在“用城市建設的來適應工業建設的”的號召下，城市工業大發展，城市數量與城市人口有較大幅度增加。這一階段，我國城鎮人口增加2352萬人，年均增加784萬人，年均增速達到7.31％，城市數量增加19個，平均每年有6個新城市出現，城市化水平由1958年的16.2％上升至1960年的19.7％，平均每年增加1.17個百分點，我國的城市化出現“”現象。
第三階段，1961―1977年反城市化與城市發展停滯階段。這一時期，由于糧食供應不足，再加上城鎮基礎設施緊張，我國各部門和單位紛紛精簡在崗職工，并開展“上山下鄉”活動，支援三線建設，沿海工廠大量內遷。這一階段，我國城鎮人口數量以1.95％的年均增速低速增加，年均增加247.6萬人，但是，我國的城市化水平總體下降，由1961年的19.3％降至1977年的17.6％，城市數量也由208個減少到188個，平均每年至少有1個城市在消失。
第四階段，1978―1996年，我國城市化穩步推進階段。1978年黨的以后，全國的改革開放給城市發展帶來了蓬勃發展的機遇，國務院分別于1984年10月和1986年4月頒布了新的設鎮規定和設市標準，小城鎮迅速增加。此期間，我國的城市數量由1978年的193個增加到1996年的666個，新增城市數量是前18年新增城市數量的8倍多。城鎮人口以年均6.46％的速度較快增長，我國的城市化水平由1978年的17.92％增至1996年的30.48％，年均增長約0.7個百分點，而且在1996年首次超過30％，使我國的城市化步入中期發展階段。這一階段，我國的中小城市發展迅速，而我國的大城市和超大城市增長速度較慢。1978年至1996年 18年間大城市和超大城市總共增加了28個，而中小城市新增436個，占新增城市總數的91.6％（見圖2），我國的城市化表現出明顯的城鎮化特色。
第五階段，1997年至今我國城市化加速推進階段。由于前一階段城市建制數量的急劇增長帶來了虛假城市化與大量優質耕地流失的負面效應，我國對城市數量實行較嚴格的控制，我國的城市化進入以開發區為主要標志的產業空間拓展和人居環境改善帶來的城市形態區域化擴張為顯著特征的大中城市規模擴張新階段。這一階段，我國城市數量雖然在總體上有所下降,但是我國的城鎮人口平均每年增加1854.25萬人，年均增速為4.7％，城市化水平也以年均增加1.199個百分點的速度大幅提高，我國城市化步入中期快速發展階段。
從以上城市化階段劃分可以看出，改革開放以前，我國城市化基本上是政府主導型的發展模式，即以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為背景，政府在資源配置和城市化方向、速度、形式和戰略安排決策中占主導地位。改革開放以后，隨著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市場化的經濟動力逐漸成為城市化的主導力量，城市聚集經濟效應引致的城市化日益顯著，城市經濟增長對國民經濟的貢獻進一步增強。
二、我國城市化的發展現狀
據世界城市化發展的一般規律，城市化水平在30％以下為城市發展的初級階段，30％-70％為中期階段，70％以上為后期階段。2006年，我國城鎮總人口57706萬人，城市總數656個，城市化水平達到43.9％，1997―2004年我國的城鎮人口比重年均增長1.23個百分點，我國正處于城市化的加速發展階段，我國現階段的城市化呈現出較以往不同的發展特點。
1、大城市的發展趨勢持續增強。 從城市規模來看（按市轄總人口分組），雖然我國在90年代實行“嚴格控制大城市規模，合理發展中等城市，積極發展小城市”的政策，但是由于國家在1998年后停止審批設立小城市，加上城市化過程中大城市的特殊聚集效益和吸引力，先進的生產要素不可阻擋地向大城市集中，同時，中等城市向大城市演進趨勢加強，我國大城市發展勢頭良好，中小城市比重和絕對量均呈下降趨勢。從表1可以看出，2003年與1997年相比，人口在200萬以上的超大城市增加175%，人口在100-200萬之間的特大城市增加540.9%，人口在50-100萬之間的大城市增加482.99%，人口在20-50萬的中等城市減少16.1%，人口在20萬以下的小城鎮減少89.53%。顯然，20世紀90年代中期中小城市大規模發展的趨勢被大城市發展所取代。
2、地區間城市發展不平衡。從城市數量的區域布局來看，90年代由于經濟基礎、發展速度和投資傾向的差異，東部地區的城市數量增長明顯快于中、西部，而我國中、西部城市數量則有所萎縮。進入21世紀，我國東、中、西部城市在總數上比較穩定，東部地區的城市數量在總數上依然保持著絕對數量上的優勢（見圖3）；從城市規模的區域布局來看，大城市、特大城市、超大城市在我國東、中、西部的分布比率為0.495∶0.408∶0.097，東部地區的城市規模效益要于高中、西部，而西部地區的城市規模效益遠未得到充分發揮。大城市憑借其在區位條件、服務能力、交通運輸、信息交換、設施水平、人口規模等諸多方面的優勢，對區域內的資源、資金、人才、信息、產業具有更強的吸引力，促使區域內的這些生產要素向大城市集中。因此，大城市發展的不平衡是導致地區經濟發展失衡的重要原因；從中小城市的發展來看，我國的中小城市有43.68％分布在東部地區，36.67％分布在中部地區，19.65％分布在西部地區，西部地區中小城市的發展存在較大的發展空間。
3、三大都市圈已建立。從城市群或都市圈的發展來看，我國已經形成京津塘、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三個真正意義上的最大的都市圈。2003年，我國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塘環渤海區的城市人口、地區生產總值、第二、三產業增加值占全國的比重分別為25.5％、36.3％、35.1％、48.5％，這三大區域已經成為我國經濟活動最為活躍、城市聚集力最高的地方，構成我國區域經濟的主體。京津塘、長三角、珠三角像三輛馬車帶動著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
4、城市化與工業化的差距逐步縮小。從我國城市化與工業化的關系來看，一方面由于我國一直推行以分散化為特征的城市發展政策的原因，我國的城市化水平（城鎮人口比重）一直滯后于工業化水平（非農就業比重）（見圖4），我國城市化的推動力主要來自鄉村的推力，而非城市的引力，工業化（非農產業化）是我國城市化的主要動力，城市聚集機制和聚集效應未能充分發揮提高資源配置效率的作用。另一方面，隨著我國的城市化快速推進，“棘輪效應”促使原有城市規模邊界不斷擴大，我國城市化與工業化的差距正逐步縮小，這表明我國城市聚集效應對城市化的作用正在日益增強。
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日益深入和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完善，人口、資源的流動與配置日益向市場化方向發展，從而在聚集利益調節機制下促進了原有城市化規模的擴大和經濟的發展，并導致了新興城市的形成和發展。盡管一些城市政府已經開始主動地按照聚集經濟的要求進行合理規劃和布局，但是也應該看到，傳統體制的影響仍然相當明顯，政府的決策仍然制約著資源的流向，進而對城市的聚集與發展仍具有強有力的影響，一些不利于城市聚集經濟效益的現象依然存在。
三、結語
城市化是一個人口和經濟活動不斷向城市聚集的動態過程，也是城市經濟集約、高效的優勢逐步顯現和增強的過程，城市聚集經濟利益是城市化的重要動因。隨著我國城市經濟的進一步發展，聚集經濟效應將在城市化進程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也必將為我國城市經濟的蓬勃發展提供充沛的動力。
（注：本文為湖北省教育廳科技處研究項目，項目編號B2007-
27006；人文社科研究項目鄂教思政［2007］1號的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1] 謝文惠，鄧衛：城市經濟學[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6.
中圖分類號：F713.33 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1）26－0266－02
“城市”和“鄉村”作為非均質的地域空間，是人類生存及經濟社會發展的兩種不同的群落分布形式。受各自特定的自然、經濟、社會等條件制約，城市與農村在物質生產方式、產業形態、區域功能以及民眾生話習俗等方面都有各自不同的特色。但是，這兩大系統不是孤立存在的。農村的發展離不開城市的輻射和帶動，城市的發展也離不開農村的促進和支持。農村經濟和城市經濟互為需求、互相補充，在互利互惠中互動互促、共同發展。
一、城鄉市場一體化發展的意義
（一）城鄉市場一體化是建立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目標
農村經濟是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農村市場經濟體制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方面，只有把巨大的農村市場融入統一的國內市場，實現城鄉市場一體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才能真正建立。因此，城鄉發展首先必須改變二元經濟管理體制，實現城鄉市場經濟的一體化。建立有利于逐步改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體制，這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一項重要任務，是統籌城鄉發展的必然選擇。
（二）城鄉市場一體化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途徑
“三農”問題的實質就是農村體制改革滯后、市場機制缺失造成的城鄉關系錯位和利益失衡的表現和結果。從根本上解決“三農”問題，就是要大力推進農村的市場化改革，提高農業的市場化程度，構建城鄉統一的市場經濟體制，彌補農村市場機制的缺失和斷裂，消除城鄉之間的體制壁壘和市場分隔，為農村經濟發展創造公平的市場條件和有利的環境，防止農村資源和農業要素的流失，讓農民分享到城市化的利益。
（三）城鄉市場一體化是統籌城鄉發展的基礎和關鍵
統籌城鄉發展就是要逐步改變長期以來城鄉體制分立、管理分治、發展分隔的二元經濟社會結構，形成以市場機制為基礎、城鄉之間資源、要素市場化交流和集約配置的體制和機制，實現城市與農村不同區域各個產業之間的良性互動，以城市發展帶動和促進鄉村發展，以工業發展帶動和促進農業發展，推動城市和鄉村的協調共進。因此，統籌城鄉發展其關鍵的環節是要按照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構建連接工農、溝通城鄉的統一融合的市場體系，實現城鄉生產要素的自由合理流動，以市場機制為基礎優化配置城鄉資源。
二、城鄉市場發展失衡的原因
（一）優先發展重工業戰略下的城鄉二元經濟結構
通過長期實施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戰略，我國國民經濟形成了典型的二元經濟結構局面。一方面是自給自足程度高的農業生產部門，另一方面是現代化程度相對較高的工業生產部門。改革后，城市在產業分工的基礎上形成了高度發達的商品經濟即現代市場經濟，而農村由于生產方式落后、分工程度低、市場需求有限，市場經濟發展缺乏必要產業條件。由此，在國民經濟二元結構的基礎上，形成了城鄉二元市場結構局面。
（二）管理分治下形成重城市市場建設，輕農村市場設施建設
基于農副產品流通體制城鄉工業消費品流通體制上存在的行政分割局面沒有得到根本轉變，由于城市人口集中，市場規模大，從自身利益出發壟斷市場，設置壁壘保護自身既得利益。因此長期以來市場設施建設主要集中在城市，不僅城市建立了各種農貿市場，還有各種商場、超市，以及銀行網點和其他生產要素市場。與城市相比較，農村市場設施建設比較滯緩，市場體系殘缺不全，缺乏聯系農村居民需求與供給的紐帶。
（三）農產品市場流通不暢
農產品銷售市場是農村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流通是否順暢，直接關系到農產品的實現問題，進而影響著農業生產的循環與農民生活的水準。
農產品賣不出去，特別是在農產品的集中生產地區，影響了農民生產的積極性。通常情況下，某種農產品豐收后，隨之而來的常常是該種農產品的出售難。農民豐收的喜悅常常變成豐收后的憂愁；農產品賣不好，農產品銷售市場的風險大。首先，價格的大漲大落以及其他人為因素的作用，使農產品的銷售難上加難。其次，農產品出售后回款難。農民賣出了農產品，得到的卻是欠條，很難收回現款。再次，對農產品任意壓級、壓價，讓農民感到出售農產品較難，并因此影響其積極性。
（四）市場法規建設滯后，交易行為不規范
除了20世紀90年代初制定公布的《批發市場管理辦法》外，至今全國還沒有統一的農村市場管理的法律法規。政出多門、市場準入管理不到位、交易行為不規范等問題沒有得到有效解決。由于缺乏嚴格的市場準入制度、健全的商品質量檢測制度和必要的檢測設備與手段，以及農產品質量認證和質量檢測體系不健全，農村市場中假冒偽劣商品危害程度遠遠高于城市，進一步制約了農村市場的發展。
三、城鄉市場一體化的實現途徑
（一）推進改革，建立城鄉一體化的經濟管理體制
統籌城鄉發展，協調城鄉關系，首先，必須著力于深化體制改革，改變長期以來實行的城鄉二元管理體制，消除限制資源、要素和產品在城鄉之間自由流動的各種體制性政策。其次，要逐步建立城鄉統一的社會保障制度，在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和最低生活保障方面對農村人口和城市人口一視同仁，使社會保障成為全民共享的制度。最后，要以建立公共財政體制為目標，加快農村財政與稅收體制改革，建立規范的轉移支付制度和基本需求返還制度，創造條件逐步實現城鄉稅制統一和城鄉居民非稅負擔統一，使城鄉的財政支出與其人口比例大致相適應。
（二）加快城鄉流通現代化建設步伐
推動連鎖經營向更大范圍、更深層次發展和延伸，大力發展連鎖經營。連鎖企業要從城市延伸到縣域重點鎮，力爭經過5年的努力，初步確定連鎖經營在城鄉商業和服務業中的主體地位。積極推進物流配送發展，允分利用和整合現有物流資源，加強城鄉物流基礎設施建設，建設專業化、社會化的物流企業，擴大配送品種范圍，力爭建成提供大規模、多品種、高效率服務的城鄉物流配送體系；穩步推進電子商務發展，加快流通企業信息化建設，進一步提高流通基礎信息的規范化程度和集約化水平，大力開發利用流通企業信息資源。
（三）完善市場法規，強化政府的宏觀調控作用
政府應從宏觀調控的層面，建立高效、綜合的農業管理體制，即把管理農產品流通市場以及農村各要素市場的有關部門加以協調和統一，形成一個跨部門的機構，負責解決農、工、商各部門之間的政策協調問題。盡快清除阻礙城鄉市場體化的各項制度障礙，以提高商品和要素在城鄉之間自由流動的效率。
另外，要建立完備的經濟法規，健全市場規則。對農產品流通設施結構布局要有統一規劃，同時要加強市場法規的建設，使市場監管有法可依，以強化政府對市場的引導以及科學監管?？茖W的、嚴格的法律法規，對規范市場秩序和交易行為，保護生產者、經營者及消費者的利益起著決定性的作用。
（四）培育農民合作經濟組織，提高農民的組織化程度
要提高農民在市場中討價還價的能力，發展代表農民利益的合作經濟組織是必由之路。政府要發揮支持和引導作用，在堅持民辦、民管、民受益的原則基礎上，要積極制定必要的扶持政策，如確立合作經濟組織的合法地位，對農村合作經濟組織給予稅費優惠、財政及金融支持，對組織的領頭人加強培訓等，并切實把這些優惠政策落到實處。
（五）加強政府管理部門對農產品生產、流通過程的質量監管
責成質監農業部門加強對農產品的質量監管，制訂實施嚴格的農產品流通質量安全計劃，包括制定農產品流通質量安全標準、市場準入制度、檢測制度，制定農產品經營者市場準入制度，建立農產品質量安全檢測體系，實行質量公示制度和信息反饋制度；其次，要推動農產品優質流通計劃。包括開通優質農產品信息網站，推動農產品流通的體系建設，鼓勵生產者與市場、商戶聯合，鼓勵商戶專營和從事優質配送服務等，進一步鼓勵生產者與商戶對優質農產品生產、流通的積極性，從而保證農產品質量的安全性。
收稿日期：2011-07-06
作者簡介：郭曉楊（1986-），女，黑龍江哈爾濱人，碩士研究生，從事公共政策與公共事務研究。
參考文獻：
[1] 趙新娟，王淑娟.加快城鄉一體化進程的對策研究[J].經濟縱橫，2008，（3）：68-70.
[2] 陸學藝.破除城鄉二元結構，實現城鄉經濟社會一體化[J].社會科學研究，2009，（4）.
中圖分類號： F127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9-8631（2012）08-0017-02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河北省城鄉收入差距問題日益嚴重，在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大背景下，考察河北省城鄉收入差距變化及其影響因素，對統籌河北城鄉發展，構建和諧河北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河北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現狀
通常用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與農民人均純收入分別反映城鄉居民收入，根據最新統計數據，做出河北省城鄉收入比的變化軌跡，如圖1所示。從圖中我們可以看出河北省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呈現如下特征：
（一）從總體趨勢看，城鄉收入差距偏大。從總體情況看，1978年以來河北省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呈現不斷擴大趨勢。在絕對收入差距方面，城鄉收入差距從1978年的162元增加到2010年的10305元。2010年河北省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16263元，而同期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卻只有5958元，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比城鎮居民的收入少了將近2/3。在相對收入差距方面，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與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之比從1978年的2.42擴大到2010年的2.73。
（二）城鄉收入差距交替波動，且低于全國同期平均水平。從城鄉收入差距的動態變化情況來看，呈現縮小-擴大-再縮小-再擴大的交替波動發展態勢；從波動狀況來看，波幅較大，城鄉收入差距逐步擴大的時期大于逐步縮小的時期，且每次波動的波谷都高于上次波谷，波峰高于上次波峰，城鄉收入差距逐漸擴大。但與全國同期平均水平相比，河北省城鄉收入差距又相對較低，從等分時段數據來看（見表2），河北省城鄉收入差距（比值）與全國平均水平的差距逐期擴大，從1981～1985年的0.14擴大到2006～2010年的0.54。此外，從河北省城鄉收入差距交替波動的發展階段來看（見表3），也支持了這一結論。
（三）從農民純收入的來源看，工資性收入占比逐年增加。工資性收入反映農村住戶成員受雇于單位或個人，靠出賣勞動而獲得的收入。從統計數據來看，河北省農民收入的增長速度略高于全國同期平均水平，此外，工資性收入占農民純收入的比重逐年增長且高于全國同期平均水平，2010年工資性收入占農民純收入的比重為44.54%，高于全國41.07%的同期平均水平。工資性收入的持續穩定增長說明，在當前的戶籍制度下，進城農民工雖然實現了職業轉變，卻沒有完全實現空間遷移和身份認同，因此仍被劃為農村人口統計，也反映出戶籍制度嚴重阻礙了河北省的城市化進程。
二、河北省城鄉收入差距的原因分析
新古典增長理論認為競爭性市場具有自動趨同功能，因此，城鄉經濟發展與收入差距應伴隨市場化體制改革的推進和要素流動性的加強而趨于縮小，然而，上述分析表明，河北省城鄉收入差距變動的經驗事實恰恰相反。我們注意到，一方面，城市部門和農村部門出現了不同的市場化水平和競爭程度，生產要素在城鄉部門具有不同的產出效率，城鄉發展不平衡；另一方面，農村人口比重較大，農業比重偏高，農民總是處于弱勢地位，城鄉居民之間面臨不同的發展機會。
（一）城鄉非平衡競爭。市場作為生產要素配置的基礎性力量，是影響居民收入分配的重要因素，但由于市場經濟體制改革“重城市、輕農村”的非均衡性，河北省二元結構特征尤為突出，城鄉經濟存在著巨大差異。與全國平均水平相比，河北省產業結構水平偏低，第三產業發展嚴重滯后，工業內部以重化工業為主，且近年來重化工業呈加速發展趨勢，2010年河北省三次產業產值比重為12.6∶52.5∶34.9，產業結構明顯偏重。其中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中，輕、重工業產值比重分別為19.9%和80.1%，重工業比重比2000年提高了5.3個百分點。農村人口比重較大，城市化率明顯偏低，2011年，河北省農村人口占總人口的56%，城市化率達44%，但低于全國49.95%的水平。
（二）機會不均等。由于歷史、體制、政策等原因，河北省城鄉之間機會不均等現象較為嚴重，農村整體的人力資本水平較低。以教育為例，教育就增加人的知識和技術存量來說是人力資本投入的主要方面，然而，城鄉分別采取兩種不同的資源配置制度，導致教育資源分配不平衡，城鄉辦學條件存在明顯差距，農村初中生均預算內教育事業費和公用經費均低于全國平均水平（劉山，2010）。城市中的教育和基礎設施，幾乎完全是由國家財政投入的；而農村中的教育和文化設施，國家的投入則相當有限，有相當一部分要由農村自己來負擔。不僅如此，由于經濟上的限制和文化素質上的制約，城鄉在公共產品供給方面也存在較大差距，農村的公共文化設施幾乎沒有，文化資源相當匱乏。
三、促進河北省城鄉收入差距收斂的對策
（一）加快和完善市場建設，推動市場化改革。衡量市場化程度的高低，不僅要看產品和要素是否通過市場來分配，還要看競爭規則是否透明、城鄉之間是否平衡競爭，因此要加快經濟體制改革，建立起城鄉公平競爭的市場機制。當前尤為重要的是盡快建立和健全包括資本、技術、勞動力等在內的城鄉統一的市場體系，逐步破除勞動力流動的各種制度，鼓勵生產要素流入農村。同時，公共財政投入要重點向農村傾斜，不斷擴大公共財政覆蓋農村的范圍。這樣，合法、合理的差距會進一步刺激和提高經濟增長的速度和質量，非法、不符合市場規則的收入差距會隨市場經濟的發育成熟而逐漸消除。
（二）推動城市化進程，大力發展城市經濟。作為農業大省，河北省農村人口比重較大，農村居民收入的增長極大地影響著河北省人均收入的總體增長，同時，城市化率較低，城市化進程滯后，在11個設區城市中，城市化和工業化程度較高、經濟發展水平較好的地區城鄉收入差距亦較小，因此，加快推動城市化進程，大力發展城市經濟對于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具有重要意義。
（三）調整產業結構，大力發展第三產業。錢納里等人的多國模型表明，在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結構轉換過程中，“工業就業的增加，遠遠低于農業就業的減少，因此，勞動力的轉移主要發生在農業和服務業之間”（張家俊，2010）。因此，大力發展第三產業對于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增加農民收入意義重大。充分考慮農村剩余勞動力資源優勢，推動產業結構調整，發展第三產業應作為城市產業發展的一項重要戰略選擇。
（四）推動機會均等。以提升人力資本為出發點，使市場主體機會均等，公平競爭，這是政府的責任，政府應為城鄉居民創造機會均等的發展環境。對于“人力資本成長的機會鏈條”，當前最重要的是教育、就業和社會保障等三個方面，國家應提供均等的受教育的權力和機會，盡可能實現勞動者自身素質初始條件均等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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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何煉成.發展經濟學：中國經驗[M].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3] 于麗敏.對我國收入分配差距的初步分析[J].當代經濟研究，2002，9.
1.1現狀
改革開放前，我國實行的是計劃經濟，對城鎮居民采取供給制度，城鎮居民總體生活水平雖不算太高，但較為穩定。城鎮貧困人員主要是“三無人員”（無生活來源，無勞動能力，無贍養人或扶養人），由于數量少，政府能較好地解決。改革開放后，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進一步深入，貧困人口的數量開始逐年增多，*年達到281萬人，*年達到402萬人，2003年已達到2053.6萬人。近幾年國家在解決農村貧困問題的同時，也加大了對解決城市貧困問題的力度，但是效果并不顯著。
據國家統計局城調總隊抽樣調查顯示，*年全國城市貧困率為4.2％，近幾年的城市貧困發生率基本為6%-8%,而20*年我國城市貧困率為5.3%。城市貧困發生率有下降趨勢，但仍大大高于十年前水平。
1.2特點
分析20*年幾個省市城鎮居民的基本生活狀況的問卷調查可以看出其以下特點：
1.不同類型區域與城市的貧困程度差異較大
20*年*沿海地區的低保戶占總戶數的比例平均為4.75%，低保人口數占總人口數的比例平均為4.18%，而東北地區低保戶占總戶數的比例平均為10.5%，低保人口數占總人口數的比例平均為9.1%。20*年的低保平均水平為203.6元，東北地區為143.1元，明顯低于平均水平，而*沿海地區為221.5，高于平均水平。顯然，東北老工業基地的貧困程度較*沿海比較發達的地區更為嚴重。這一現象產生的原因主要與區域經濟結構特征和城市經濟的綜合發展水平有關。
2.城鎮貧困問題有適當程度的緩解
近幾年的城鎮貧困發生率基本在6%-8%，而20*年的這一數字下降到5.3%，貧困問題有適當程度的緩解，這得益與我國建立的社會保障制度和社會救助計劃的多年累積效應。近幾年來，我國不但致力于解決農村貧困人口問題，而且也更加關注城市貧困群體，相繼建立和完善各種社會保障制度，健全社會救助計劃。
2致貧原因分析
我國城市居民致貧原因主要反映在三個方面：一是宏觀經濟因素，即由于區域產業的結構調整與企業破產，致使職工下崗與失業，家庭實際收入減少；二是個人因素，如個人健康問題、素質問題、擇業觀念等原因，導致不能從事或只能從事低收入工作；三是家庭因素，如贍養系數大或其他負擔過重等等。
本調查問卷設計了五個具體原因和一項其他原因。
從調查結果看，首要原因是無固定職業；其次是下崗；并列第三的是子女上學和其他；第五是意外事故；第六是天災。
其中，無固定職業的比例最大，為40%，所占比例將近一半。其次是下崗，所占比例為16%。這一現象的產生與我國這些年來的、經濟結構調整和企業轉換經營機制是分不開的。一些受舊體制束縛的行業和企業，人浮于事，冗員膨脹，工作效率低，經濟效益差，無法適應市場經濟競爭的需要，企業陷入極大的困境。國家實行經濟體制改革（尤其是國有企業改革），使下崗、失業人員大量增加，造成其收入下降，陷入經濟困難。這一宏觀經濟因素已經成為當前城鎮致貧的主要因素，應當予以重視。
根據調查結果，子女上學已成為城市居民貧困第三大原因。隨著我國國民經濟的增長和物價指數的提高，教育費用也水漲船高，在居民消費開支中，教育開支占有很大的比例，這對本來生活上就難以維繼的貧困居民來造成很大的壓力，對子女教育費用的支出可能導致其更加貧困。調查結果顯示，其他致貧原因主要來自貧困居民家庭因素，如子女患病、主要勞動者身體狀況差失去勞動能力、家庭突遭變故等。
3政策建議
對于低保戶最須解決的問題，本次調查列出了六個項目，即“提高最低保障水平”、“建立醫療保險機制”、“建立助學機制”、“給介紹一份合適的工作”和“建立養老機制”。根據調查結果，列為解決的問題首位的是工作問題，其次是提高最低生活保障，接下來依次是建立醫療保險機制、助學機制和建立養老機制。
我國現階段主要通過社會救助制度解決城市貧困問題。其主要是由政府牽頭，通過法律保障，建立社會救助制度。我國針對城市貧困的社會救助制度主要包括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醫療救助制度、教育救助制度、住房救助制度、災害救助制度。其中，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城市救助制度的核心，在解決當前貧困問題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解決了我國大量下崗失業人員基本生活問題。正如調查結果所示，最低生活保障水平是城鎮居民所關注的焦點之一，所以我們應該充分發揮低保制度的優越性借以解決當前城鎮貧困問題。但是這項制度在實踐中存在一些問題，必須加以重視，如：低保制度覆蓋范圍過窄、低保制度的管理問題、低保標準不夠合理、低保制度的公平與效率問題等。
值得注意的是，根據調查結果，雖然要求提高最低保障水平的人占了相當大的比重，但是有更多的人希望得到一份合適的工作。政府應該積極實施再就業工程，多方面擴大就業渠道。具體建議如下：
（1）實施再就業培訓計劃，提高貧困勞動者素質和職業技能水平，為再就業提供保障。
（2）通過發展勞動力市場，積極轉換就業機制，從以行政安置為主向以市場配置為主轉變。
改革開放以來，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增長，城鎮居民個人收入總量迅速增加，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明顯提高。但是，與這一主要發展趨勢不協調的是城鎮貧困群體的不斷增加，城市貧困現象已經成為我國不可忽視的社會問題。雖然我國在社會救助方面已經采取了相應的措施，但仍存在一些弊端，我們必須盡一步完善社會救助制度，兼顧效率和公平，縮小地區、城鄉之間的差異，保障公民基本生活，促進社會公平，維護社會穩定。
1城市貧困居民現狀及其特點
1.1現狀
改革開放前，我國實行的是計劃經濟，對城鎮居民采取供給制度，城鎮居民總體生活水平雖不算太高，但較為穩定。城鎮貧困人員主要是“三無人員”（無生活來源，無勞動能力，無贍養人或扶養人），由于數量少，政府能較好地解決。改革開放后，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進一步深入，貧困人口的數量開始逐年增多，1997年達到281萬人，2000年達到402萬人，2003年已達到2053.6萬人。近幾年國家在解決農村貧困問題的同時，也加大了對解決城市貧困問題的力度，但是效果并不顯著。
據國家統計局城調總隊抽樣調查顯示，1996年全國城市貧困率為4.2％，近幾年的城市貧困發生率基本為6%-8%,而20*年我國城市貧困率為5.3%。城市貧困發生率有下降趨勢，但仍大大高于十年前水平。
1.2特點
分析20*年幾個省市城鎮居民的基本生活狀況的問卷調查可以看出其以下特點：
1.不同類型區域與城市的貧困程度差異較大
20*年東南沿海地區的低保戶占總戶數的比例平均為4.75%，低保人口數占總人口數的比例平均為4.18%，而東北地區低保戶占總戶數的比例平均為10.5%，低保人口數占總人口數的比例平均為9.1%。20*年的低保平均水平為203.6元，東北地區為143.1元，明顯低于平均水平，而東南沿海地區為221.5，高于平均水平。顯然，東北老工業基地的貧困程度較東南沿海比較發達的地區更為嚴重。這一現象產生的原因主要與區域經濟結構特征和城市經濟的綜合發展水平有關。
2.城鎮貧困問題有適當程度的緩解
近幾年的城鎮貧困發生率基本在6%-8%，而20*年的這一數字下降到5.3%，貧困問題有適當程度的緩解，這得益與我國建立的社會保障制度和社會救助計劃的多年累積效應。近幾年來，我國不但致力于解決農村貧困人口問題，而且也更加關注城市貧困群體，相繼建立和完善各種社會保障制度，健全社會救助計劃。
2致貧原因分析
我國城市居民致貧原因主要反映在三個方面：一是宏觀經濟因素，即由于區域產業的結構調整與企業破產，致使職工下崗與失業，家庭實際收入減少；二是個人因素，如個人健康問題、素質問題、擇業觀念等原因，導致不能從事或只能從事低收入工作；三是家庭因素，如贍養系數大或其他負擔過重等等。
本調查問卷設計了五個具體原因和一項其他原因。
從調查結果看，首要原因是無固定職業；其次是下崗；并列第三的是子女上學和其他；第五是意外事故；第六是天災。
其中，無固定職業的比例最大，為40%，所占比例將近一半。其次是下崗，所占比例為16%。這一現象的產生與我國這些年來的、經濟結構調整和企業轉換經營機制是分不開的。一些受舊體制束縛的行業和企業，人浮于事，冗員膨脹，工作效率低，經濟效益差，無法適應市場經濟競爭的需要，企業陷入極大的困境。國家實行經濟體制改革（尤其是國有企業改革），使下崗、失業人員大量增加，造成其收入下降，陷入經濟困難。這一宏觀經濟因素已經成為當前城鎮致貧的主要因素，應當予以重視。
根據調查結果，子女上學已成為城市居民貧困第三大原因。隨著我國國民經濟的增長和物價指數的提高，教育費用也水漲船高，在居民消費開支中，教育開支占有很大的比例，這對本來生活上就難以維繼的貧困居民來造成很大的壓力，對子女教育費用的支出可能導致其更加貧困。調查結果顯示，其他致貧原因主要來自貧困居民家庭因素，如子女患病、主要勞動者身體狀況差失去勞動能力、家庭突遭變故等。
3政策建議
>對于低保戶最須解決的問題，本次調查列出了六個項目，即“提高最低保障水平”、“建立醫療保險機制”、“建立助學機制”、“給介紹一份合適的工作”和“建立養老機制”。根據調查結果，列為解決的問題首位的是工作問題，其次是提高最低生活保障，接下來依次是建立醫療保險機制、助學機制和建立養老機制。
我國現階段主要通過社會救助制度解決城市貧困問題。其主要是由政府牽頭，通過法律保障，建立社會救助制度。我國針對城市貧困的社會救助制度主要包括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醫療救助制度、教育救助制度、住房救助制度、災害救助制度。其中，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城市救助制度的核心，在解決當前貧困問題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解決了我國大量下崗失業人員基本生活問題。正如調查結果所示，最低生活保障水平是城鎮居民所關注的焦點之一，所以我們應該充分發揮低保制度的優越性借以解決當前城鎮貧困問題。但是這項制度在實踐中存在一些問題，必須加以重視，如：低保制度覆蓋范圍過窄、低保制度的管理問題、低保標準不夠合理、低保制度的公平與效率問題等。
值得注意的是，根據調查結果，雖然要求提高最低保障水平的人占了相當大的比重，但是有更多的人希望得到一份合適的工作。政府應該積極實施再就業工程，多方面擴大就業渠道。具體建議如下：
（1）實施再就業培訓計劃，提高貧困勞動者素質和職業技能水平，為再就業提供保障。
（2）通過發展勞動力市場，積極轉換就業機制，從以行政安置為主向以市場配置為主轉變。
（3）鼓勵各地、各部門根據自身情況，增大就業安置量。組織失業職工參與以服務街道為主的便民利民活動、公益勞動、家庭手工業等進行生產自救。
1.1現狀
改革開放前，我國實行的是計劃經濟，對城鎮居民采取供給制度，城鎮居民總體生活水平雖不算太高，但較為穩定。城鎮貧困人員主要是“三無人員”（無生活來源，無勞動能力，無贍養人或扶養人），由于數量少，政府能較好地解決。改革開放后，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進一步深入，貧困人口的數量開始逐年增多，*年達到281萬人，*年達到402萬人，20*年已達到2053.6萬人。近幾年國家在解決農村貧困問題的同時，也加大了對解決城市貧困問題的力度，但是效果并不顯著。
據國家統計局城調總隊抽樣調查顯示，*年全國城市貧困率為4.2％，近幾年的城市貧困發生率基本為6%-8%,而20*年我國城市貧困率為5.3%。城市貧困發生率有下降趨勢，但仍大大高于十年前水平。
1.2特點
分析20*年幾個省市城鎮居民的基本生活狀況的問卷調查可以看出其以下特點：
1.不同類型區域與城市的貧困程度差異較大
20*年東南沿海地區的低保戶占總戶數的比例平均為4.75%，低保人口數占總人口數的比例平均為4.18%，而東北地區低保戶占總戶數的比例平均為10.5%，低保人口數占總人口數的比例平均為9.1%。20*年的低保平均水平為2*.6元，東北地區為143.1元，明顯低于平均水平，而東南沿海地區為221.5，高于平均水平。顯然，東北老工業基地的貧困程度較東南沿海比較發達的地區更為嚴重。這一現象產生的原因主要與區域經濟結構特征和城市經濟的綜合發展水平有關。
2.城鎮貧困問題有適當程度的緩解
近幾年的城鎮貧困發生率基本在6%-8%，而20*年的這一數字下降到5.3%，貧困問題有適當程度的緩解，這得益與我國建立的社會保障制度和社會救助計劃的多年累積效應。近幾年來，我國不但致力于解決農村貧困人口問題，而且也更加關注城市貧困群體，相繼建立和完善各種社會保障制度，健全社會救助計劃。
2致貧原因分析
我國城市居民致貧原因主要反映在三個方面：一是宏觀經濟因素，即由于區域產業的結構調整與企業破產，致使職工下崗與失業，家庭實際收入減少；二是個人因素，如個人健康問題、素質問題、擇業觀念等原因，導致不能從事或只能從事低收入工作；三是家庭因素，如贍養系數大或其他負擔過重等等。
本調查問卷設計了五個具體原因和一項其他原因。
從調查結果看，首要原因是無固定職業；其次是下崗；并列第三的是子女上學和其他；第五是意外事故；第六是天災。
其中，無固定職業的比例最大，為40%，所占比例將近一半。其次是下崗，所占比例為16%。這一現象的產生與我國這些年來的、經濟結構調整和企業轉換經營機制是分不開的。一些受舊體制束縛的行業和企業，人浮于事，冗員膨脹，工作效率低，經濟效益差，無法適應市場經濟競爭的需要，企業陷入極大的困境。國家實行經濟體制改革（尤其是國有企業改革），使下崗、失業人員大量增加，造成其收入下降，陷入經濟困難。這一宏觀經濟因素已經成為當前城鎮致貧的主要因素，應當予以重視。
根據調查結果，子女上學已成為城市居民貧困第三大原因。隨著我國國民經濟的增長和物價指數的提高，教育費用也水漲船高，在居民消費開支中，教育開支占有很大的比例，這對本來生活上就難以維繼的貧困居民來造成很大的壓力，對子女教育費用的支出可能導致其更加貧困。調查結果顯示，其他致貧原因主要來自貧困居民家庭因素，如子女患病、主要勞動者身體狀況差失去勞動能力、家庭突遭變故等。
3政策建議
>對于低保戶最須解決的問題，本次調查列出了六個項目，即“提高最低保障水平”、“建立醫療保險機制”、“建立助學機制”、“給介紹一份合適的工作”和“建立養老機制”。根據調查結果，列為解決的問題首位的是工作問題，其次是提高最低生活保障，接下來依次是建立醫療保險機制、助學機制和建立養老機制。
我國現階段主要通過社會救助制度解決城市貧困問題。其主要是由政府牽頭，通過法律保障，建立社會救助制度。我國針對城市貧困的社會救助制度主要包括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醫療救助制度、教育救助制度、住房救助制度、災害救助制度。其中，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城市救助制度的核心，在解決當前貧困問題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解決了我國大量下崗失業人員基本生活問題。正如調查結果所示，最低生活保障水平是城鎮居民所關注的焦點之一，所以我們應該充分發揮低保制度的優越性借以解決當前城鎮貧困問題。但是這項制度在實踐中存在一些問題，必須加以重視，如：低保制度覆蓋范圍過窄、低保制度的管理問題、低保標準不夠合理、低保制度的公平與效率問題等。
值得注意的是，根據調查結果，雖然要求提高最低保障水平的人占了相當大的比重，但是有更多的人希望得到一份合適的工作。政府應該積極實施再就業工程，多方面擴大就業渠道。具體建議如下：
（1）實施再就業培訓計劃，提高貧困勞動者素質和職業技能水平，為再就業提供保障。
（2）通過發展勞動力市場，積極轉換就業機制，從以行政安置為主向以市場配置為主轉變。
一、我國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現狀分析
（一）從總體上看，我國基尼系數不斷上升
基尼系數是國際上公認的判斷收入平均程度的基本指標。國際上通常認為，基尼系數小于0.2為高度平均，0.2～0.3表示比較平均，0.3～0.4表示比較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過大，大于0.6則為高度不平均，有可能能會引發社會騷亂。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收入差距總體上呈現出不斷擴大的趨勢。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數字，我國的基尼系數在改革開放前為0.16，2000年起開始超過0.4，2009年為0.47，我國基尼系數一直在國際警戒線以上，說明我國收入差距問題比較嚴峻，我國已經從改革開放前高度平均的國家進入了收入差距懸殊的國家?；嵯禂瞪仙俣仍谑澜绶秶鷥纫矊崒俸币?。
（二）行業差距不斷拉大
根據調查，1990年，行業職工人均收入最高與最低比為1.76：1，1995年為2.23：1，2005年為4.73：1，2010年為4.20：1.根據《中國統計年鑒（2011）》統計數據，2003年，平均工資水平排在前三位的行業分別是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金融業，科學研究、技術服務和地質勘查業，平均工資水平分別為30897元、20780元、20442元，而排在后三位的行業分別是農林牧漁業，批發零售業，住宿餐飲業，平均工資水平分別為6884元、10894元、11198元。2010年，平均工資水平排在前三位的行業分別是金融業，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科學研究、技術服務和地質勘查業，平均工資水平分別為70146元、64436元、56376元，而排在后三位的行業分別是農林牧漁業，住宿和餐飲業，水利、環境和公共設施管理業，其平均工資為16717元、23382元、25544元。由此可見，行業之間的差距有不斷擴大的趨勢。
（三）城鄉居民之間的收入差距越來越大
改革30多年來，我國居民之間的收入分配差距了經歷了一先縮小后擴大、再縮小又擴大的過程。根據資料，1978年我國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為343.4元，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為133.6元，城市居民人均收入是農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2.57倍。改革開放之初，經濟體制改革率先在農村展開，城鄉居民之間的收入差距不斷縮小。到1985年，二者差距達到了歷史最低點1.86倍。從1985年起，經濟改革重點向城市轉移，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迅速，直到2002年達到了3.11倍，后來一直保持在3.1倍以上，在2007年和2009年，差距更是擴大到了3.33倍。根據部分學者研究表明，如果再考慮到城鎮居民享受的社會保障、醫療保險等隱性收入，我國城鄉居民實際差距將達到驚人的5：1～6：1。
（四）地區收入差距不斷擴大
由于受到地理位置、歷史環境，人口素質以及經濟政策等多方面綜合因素的影響，地區差距一直存在。從具體省市來看，2010年收入最高的上海市的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31838元，而最低的甘肅省僅為13062元，二者絕對差額18776元，相差2.44倍；而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最高的上海市為13746元，最近的甘肅省僅為3308元，其絕對差額為10438元，二者相差4.16倍。
二、造成我國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原因分析
（一）固有的客觀因素擴大了我國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
我國幅員遼闊，地理位置、資源狀況、人口因素、歷史條件等因素客觀上造成了我國的收入分配的差距。東部沿海地區，歷史上就是我國經濟發達的地方，近代工業也主要集中在沿海沿河地區。開放水平高、人口受教育程度高以及沿海的區位因素，為東部地區的快速發展奠定了雄厚的基礎。而西部地區，這深居內陸，交通不便，對外交流較少，工業基礎和基礎設施都比較薄弱，限制了外部資本的流入。這是造成地區差距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行業壟斷加劇了居民收入差距
造成我國壟斷的因素主要有行政壟斷、自然壟斷和技術壟斷。行政壟斷主要表現在行政許可證上面。嚴格的行政許可制度可以使非壟斷部門成為像其他壟斷行業一樣的壟斷存在。自然壟斷主要由自然礦產等因素形成的。如果開發礦產需要巨大的資金投入和技術投入，這樣就有效阻止了中小資本的進入，形成壟斷。技術壟斷是因為由于實行對專利技術和非專利技術的保護，使得率先實現技術突破的企業有效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可以迅速占領市場，而技術落后企業或者沒有能力研發，或者研發需要較長時間，因而喪失了發展先機，形成了技術壟斷。
（三）長期存在的城鄉二元經濟結構是造成城鄉之間收入差距過大的重要原因
改革開放以來，為了支持工業的發展，我國實行了城鄉分割的政策。農村支持城市、農業支撐工業嚴重扭曲了城鄉經濟關系，使得大量農民束縛在土地上，造成了農村生產力低下，農民增收緩慢。城市經濟的快速發展極大地提高了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和收入水平。與此同時，不合理的技術、資金、人力流動也造成了農村科技水平的低下，使得城鄉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
（四）國家的經濟政策和戰略也是造成地區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
改革開放之后，我國優先發展東部沿海地區，使得東部地區的基礎設施條件迅速改善，政策優惠和稅收優惠極大的促進了外貿的增長，經濟體制改革也破除了阻礙民營經濟發展的桎梏，激發了經濟活力，使得東部地區發展速度大大快于中西部地區。中西部地區由于落后的基礎設施和投資環境，吸引外資較少，喪失了趕超的機會。
1.1現狀
改革開放前，我國實行的是計劃經濟，對城鎮居民采取供給制度，城鎮居民總體生活水平雖不算太高，但較為穩定。城鎮貧困人員主要是“三無人員”（無生活來源，無勞動能力，無贍養人或扶養人），由于數量少，政府能較好地解決。改革開放后，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進一步深入，貧困人口的數量開始逐年增多，1997年達到281萬人，2000年達到402萬人，2003年已達到2053.6萬人。近幾年國家在解決農村貧困問題的同時，也加大了對解決城市貧困問題的力度，但是效果并不顯著。
據國家統計局城調總隊抽樣調查顯示，1996年全國城市貧困率為4.2％，近幾年的城市貧困發生率基本為6%-8%,而20*年
我國城市貧困率為5.3%。城市貧困發生率有下降趨勢，但仍大大高于十年前水平。
1.2特點
分析20*年幾個省市城鎮居民的基本生活狀況的問卷調查可以看出其以下特點：
1.不同類型區域與城市的貧困程度差異較大
20*年東南沿海地區的低保戶占總戶數的比例平均為4.75%，低保人口數占總人口數的比例平均為4.18%，而東北地區低保戶占總戶數的比例平均為10.5%，低保人口數占總人口數的比例平均為9.1%。20*年的低保平均水平為203.6元，東北地區為143.1元，明顯低于平均水平，而東南沿海地區為221.5，高于平均水平。顯然，東北老工業基地的貧困程度較東南沿海比較發達的地區更為嚴重。這一現象產生的原因主要與區域經濟結構特征和城市經濟的綜合發展水平有關。
2.城鎮貧困問題有適當程度的緩解
近幾年的城鎮貧困發生率基本在6%-8%，而20*年的這一數字下降到5.3%，貧困問題有適當程度的緩解，這得益與我國建立的社會保障制度和社會救助計劃的多年累積效應。近幾年來，我國不但致力于解決農村貧困人口問題，而且也更加關注城市貧困群體，相繼建立和完善各種社會保障制度，健全社會救助計劃。
不轉型山西將難以為繼
“人說山西好風光，地肥水美五谷香?！边@首歌曾激發起多少中國人對這片土地美好的向往。然而，已經有不少年頭了，山西離地肥水美越來越遠，變成了地塌水枯的瘡痍之地。
傷害這片土地的，是嚴重依賴煤炭的“病態經濟發展方式”。山西因煤而興，也為煤所困。由于支柱產業單一，國際金融危機襲來，山西先嘗苦頭，經濟大起大落；由于資源型經濟粗放型、初級化的特質，山西萬元GDP耗能相當于全國平均數的2倍以上；在山西全省有2萬平方公里因采煤形成采空區，相當于山西省國土面積的1/8。與此同時，安全事故頻發不時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
而與之相比更顯無奈和酸澀的是，山西居民并沒有因采煤而致富――一擲千金的煤老板絕對不是山西的代表。目前山西的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民人均純收入都排在全國20位以后。
另一問題同樣值得關注，隨著不可再生的煤炭資源不斷被挖掘，山西不少“以煤立市”的市縣已經出現資源枯竭，面臨后繼發展乏力的難題。
正是對天然資源優勢的過分依賴，一步步讓山西走向發展困境，今天的山西，必須背水一戰。
綜改區含金量高
山西獲批“綜改區”是國務院在批復直轄市重慶之后，首次批復一個省的全部地區為綜改區，同時也是地域面積最大的綜改區。山西省總面積156579平方公里，現轄太原、大同、朔州、陽泉、長治、忻州、呂梁、晉中、臨汾、運城、晉城11個地級市，而此前批復的省級城市重慶的總面積為82402.95平方公里。與其他八地相比，山西綜改區更多體現了中央的指令改革意圖。
但是山西的“特區”之路仍任重道遠――不僅要消除本省長期粗放式資源經濟帶來的后患，還將為中國經濟轉型探路。正如有官員所稱：“作為典型的資源型經濟代表，山西‘綜改區’的每一步嘗試，其經驗甚至是教訓都極具標本價值?！?/p>
目前，我國正處于能源基地西移的過程中。按照規劃，國家能源將逐步形成山西、鄂爾多斯盆地、西南、蒙東、新疆5個綜合能源基地，在中東部建設核電站，形成5＋1能源開發總體格局。但產業結構單一，滿足于資源開采帶來短期暴利的景象，使得這些新的基地已經或多或少地表現出似曾相識的“山西特征”。而山西在2008年金融危機中負增長的現實已經證明，產業結構單一的資源型經濟在金融危機面前如此的脆弱和不堪，如果這些正在形成的新基地依然走山西的老路，那么下一次金融危機席卷而來時，負增長的現象或許將不止出現在一個省份。
因此，山西獲批“綜改區”，其意義絕不會僅僅局限在本省范圍。正如此前山西大力開展的煤炭資源整合已經成為其他省份參照模仿的樣本，未來山西“綜改區”獲得的經驗，也將是同類型地區學習借鑒的榜樣。
山西省通過此次綜合配套改革試驗，能為中西部地區的發展探索出一條新的路子，對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提供示范。同時也為中國資源地區、資源城市經濟轉型的改革探索出一條新路。
或許這也是山西能夠很快獲批“綜改區”的原因。據了解，山西省向國家發改委申請“國家資源型經濟轉型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是在2010年4月，至11月，即得到國務院批復，其間歷時僅半年多，是全國獲批最快的“綜改區”。
最大綜改區使山西獲得“第一推力”
把山西設立為“轉型綜改試驗區”，可謂“國家有布局，山西有訴求”。這個大品牌、大載體、大平臺花落山西，使山西實現資源型經濟全面轉型的夢想成為可能。
“轉型綜改試驗區”為山西提供了廣闊的體制創新和政策“給力”的發展空間。
據有關人士分析，首先是山西積極謀求中央財政支持，特別是加大轉移支付力度。
而最大權利就是在體制機制創新方面“先行先試”，在“先行先試”之下，山西將在多方面實現改革突圍。
第一個便是采氣權的改革。當前，中國煤田的煤炭和煤層氣的開采主體分離，采煤權和采氣權分開，導致煤層氣開發嚴重滯后。而此次，山西有望借助“綜改區”政策春風，對氣、煤開采權分開進行改革，實現“兩權合一、氣隨煤走”。作為產煤大省，山西將從這項政策改革中獲益良多。
在土地置換方面，山西也有望實施“重大改革”。據有關人士介紹，山西有望通過對礦區廢棄塌陷土地進行整理復墾開發，實現耕地“占補平衡”，從而“置換”到等量的建設用地指標。如此一來，山西將徹底甩開此前困擾多時的建設用地不足的包袱。
此外，山西還將獲得更大權限的項目審批權，以及在金融融資政策方面獲得更多便利，從而為山西發展解開“項目不足”“融資困難”等兩大束縛，助力山西跨越式發展。
除了“改革先行先試權”，目前全國其他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已有的一些好的經驗、好的政策，將“優先”在山西進行移植和推廣。這意味著山西不僅享有“資源轉型”政策優勢，也將可能獲得其他類型“綜改區”所實行的優惠政策。
新特區將給山西帶來什么
山西的能源曾經并且繼續點燃著中國的經濟，在國家級戰略的支持下，在包容性增長的經濟環境下，我們期待著一個新的神話在這塊熱土神奇上演。
山西將繼續推進煤炭資源整合，建設現代化煤炭能源產業，建設煤電氣一體化的綜合能源基地和產業體系，打造文化旅游強省，實現全省經濟由單一資源化主導型產業向新型、多元、現代產業體系轉型。
山西還將改造提升傳統產業，培植壯大新興產業，推動城鄉協調發展，深入推進節能減排和生態環境保護，有效破解影響山西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特別是要全面走循環發展的路子，加快推進清潔生產，建設循環工業園區，實現土地集約利用、廢物交換利用、能量梯級利用、廢水循環利用和污染物集中處理。
同時，山西將發展現代物流業和服務業，增加更多的就業崗位，政府和企業會投入更多資金恢復生態環境，礦業收入的更多資金將投入到公共設施中。轉型發展不僅給老百姓帶來實惠，而且可以肯定的是，未來幾年民生將會分到更大的“蛋糕”。
如今，山西省委書記袁純清“再造一個新山西”的施政藍圖已經體現在了山西省的下一個五年規劃中，而全國面積最大的“綜改區”在山西起航，就相當于為實現這個目標提供了最強力的支持。
相關鏈接
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是我國在經濟社會發展的新階段，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導下，為促進地方經濟社會發展而推出的一項新的舉措。它是我國改革開放繼深圳等第一批經濟特區后建立的第二批經濟特區，亦即“新特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