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4-01-07 16:2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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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是一個農村人口占絕大多數的農業大國，全國13億人口中的70%在農村，“三農”問題的解決程度直接關系到我國社會的穩定和現代化目標的實現。農業興，則百業興；農民富，則國家富；農村穩定，則天下穩定。“讀不懂農民，就讀不懂中國”。中國歷史上的治亂興衰，一旦離開了農村問題、農民狀況的科學考證，就無法破解其中的緣由和奧秘。當前推進中國現代化建設事業，必須首先解決好“三農”問題，否則，就很難達到既定的目標。財政作為國家宏觀經濟調控的重要手段，承擔著國民收入再分配的基本職能，因此，在其政策的設計和制度的安排上，必須把思路統一到統籌城鄉發展，構建和諧社會，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戰略高度上來，立足農業增效、農民增收，盡快扭轉長期以來財政農業投入嚴重不足，社會經濟發展所必需的公共產品城市由政府一手“包辦”，而農村則由農民自己買單的不合理現象。
一、調整國民收入的分配結構，制定向農業傾斜的財政政策，加大對農業的財政支持力度。
為了支持和保護農業，增加農民收入，必須按照公共財政原則，調整國民收入的分配格局，制定向農業傾斜的財政政策，加大對農業的財政支持力度。政府在構建公共財政框架體系時，應當體現“三農”的優先位置，要隨著經濟的發展和國家財力的增強，確保財政支農支出的增長速度超過財政其他支出的增長速度。農業是一種弱質產業，受市場變化和自然條件的影響較大，且生產方式的變革受諸多客觀因素的干擾而遲滯，因此需要政府的扶持與幫助。然而，建國50多年來，我國財政對農業的投入支持一直很低，解放初期為5%左右；“二五”時期達到10%左右；“”時期降到8％；后，為解決農業落后、農民貧困的問題，強化了財政對農業的支持力度，1978―1980年，財政支農支出的比重上升到13.07%；但到“六五”時期又降到8.8%，“七五”、“八五”略有提高，分別為9.08%和9.32%，但“九五”、“十五”時期又降到8%左右，特別是最近幾年相對數降到了歷史最低點，僅為財政總支出的3%―4%。這一比例根本無法保障我國農業結構戰略調整、產業全面升級和農業增長方式轉變的需要。而發展中國家財政對農業的投入一般都保持在10%左右，像印度、泰國、巴基斯坦等國，財政對農業的投入要占到財政總支出的15%以上，大大高于我國水平。況且，數十年間我國60%的財政支農資金主要用于大江大河的治理和氣象事業的發展，直接用于農業的生產性支出僅占40%左右。從而導致農業基礎設施建設滯后，發展環境惡化，農民收入增長乏力。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農業面臨著艱巨的結構調整任務，加入WTO對我國農業又將產生巨大沖擊，而上述政府支農的低水平狀況與現在農業發展面臨的形勢和任務很不相稱。因此，要解決我國日益突出的“三農”問題，就必須從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戰略高度，正確認識我國已進入到工業反哺農業、財政反哺農民、城市反哺農村的新時期，作為政府公共財政必須適應這一變化，對國民收入的分配結構進行重大調整，確保財政農業投入的優先增長，其分配額要與農業的基礎地位相適應。一是在財政支出安排的順序上，要優先考慮農業支出的需要，按照公共財政的要求，將財政農業支出列為“吃飯”財政，放在各項經濟工作的首位優先安排，確保國家新增財力向農業傾斜。二是盡快出臺《農業投資法》，將各級政府支農行為納入法律進行規范，對農業投入的數量界限做出明確規定，確保各級政府的支農職責落實到位。三是重視發揮財政支農資金的導向功能，靈活運用貼息、擔保、政策優惠等方式，吸引信貸資金、外資、民資、工商資本投入農業，以拓寬農業投資渠道，聚集農業發展基金。
二、優化財政支農方式，明確財政支農重點，建立促進農業可持續發展的長效投入機制。
明確農業財政支持的方向和重點至關重要。今后財政支農政策面臨的主要任務是，要按照WTO《農業協議》中“綠箱”政策的有關規則要求，針對中國農業發展后勁嚴重不足的現實矛盾和薄弱環節，重構財政支農的政策體系，通過國家財政轉移支付，逐步形成與國際接軌的、具有自己特色的財政支農補貼模式，盡量減少間接的或對中間環節的補貼，積極探索對農民直接支持的各種有效辦法，明確財政支農的投入重點。
1、增加農業基本建設的財政投入。農業基本建設主要是對農田水利、農地改良、農業機械、農村道路等方面的建設，這方面的問題比較嚴重。一些地方五、六十年代建立起來的水庫、橋梁及灌溉配套渠系等已年久失修，坍塌毀壞，不能使用；還有一些地方在發展特色農產品商品基地及農業產業化經營的過程中急需進行農田水利設施和鄉村道路的建設，但因沒有資金而只好擱淺，因此，加大農業基本建設的財政投入力度是解決農業基本建設欠賬太多，發展后勁不足的重要措施。
2、增加農業科技方面的經費投入。（1）建立健全農業科研體系和技術推廣體系，加強農業科技成果的研究、推廣，促使農業科技盡快轉化為現實生產力。（2）增加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的建設支出，支持鄉鎮農技推廣部門興辦農業科技示范場，轉換服務機制，創新推廣方法，對鄉、鎮一級農技推廣部門開展經營性技術服務的收入制定財稅優惠政策；（3）加強對實用農業生產技術開發的扶持力度，特別要注重對區域性支柱產業、主導產品有明顯增產、增效作用的技術開發、推廣以及對已取得突破性進展，有望在短期內運用于生產實踐的農業科技攻關項目給予必要的財政扶持；（4）加大農村人力資源開發的經費投入力度，繼續強化農村“三教”統籌，促進“農科教”結合。通過實施農村實用人才培訓工程和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工程，不斷提高農民的科學文化素質和創業發展能力，提高進城農民工的職業技能和技術水平，幫助他們在城鎮穩定就業。
3、增加農業產業化方面的資金投入，積極扶持龍頭企業，培育支柱產業，壯大縣域經濟。中國農民之所以弱，非常重要的一條不在于他們的數量有多少，而在于它們的組織化程度太低，凝聚不起來，沒有自己的組織和聲音，甚至在很多地方缺乏表達訴求的渠道。實行農業產業化經營，有龍頭企業和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的帶動，通過利益機制將分散農戶組織起來，可形成較大規模的產業群、產業鏈，有利于解決小生產與大市場的矛盾，是引導農戶進入市場的有效機制。因此，國家應增加農業產業化的財政投入，重點扶持有市場前景和競爭優勢的支柱產業和龍頭企業，依靠農業組織創新，促進農業增效、農民增收。
4、增加改善農業生態環境的財政投入，為農民增收創造預期效應。（1）支持依法保護農業生態環境；（2）支持健全農業環境監測網絡，加強漁業水域、草原牧區的監測系統建設，加大環境監測力度；（3）支持全國生態農業示范縣建設，加強草地生態工程建設，實現農業生態環境與經濟的協調發展；（4）支持無公害農產品生產，確保農產品的消費安全。
三、按照“少取、多予、放活”的方針，調整現行農業政策，規范農村分配行為，盡快建立有利于農民增收減負的農村公共事業籌資制度。
過去很長一段時期，我國農民除上繳規定的農業稅和其他稅收以外，還承擔著大量的非稅負擔，以及地方利用各種名目收取的亂攤派、亂集資，由此導致農民綜合負擔不斷攀升。根據我國政府公布的統計數據，1990年，農民人均稅費負擔為33元，1995年為77元，2000年為96元，2001年為91元，農民人均稅費負擔2000年比1990年增長了2.8倍。加上農村的其他亂收費，農民的實際負擔還重。改革開放以來，伴隨著農村改革的不斷深入，國家為規范農村分配行為，曾研究出臺不少辦法，但農民負擔過重的問題一直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其根本原因是沒有建立起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農村公共事業籌資制度，因而在農村分配行為中，低稅高費，以費代稅的現象十分普遍。如在稅費改革前，鄉鎮一級的辦學、計劃生育、優撫、民兵訓練和交通等農村社會事業發展所需的費用沒有納入公共財政制度的范疇。村級組織要向農民收取公積金、公益金和管理費，即所謂的“三項提留”。這是一種處于“正規財政制度外”的所謂的“制度外籌資方式”。這種制度外籌資方式造成了農村分配的極大混亂。農村稅費制度的改革雖然大大減輕了農民的負擔。但有利于農業、農村發展的、公平合理的財稅制度尚未完全建立。目前的主要任務是要著眼愈演愈烈的“三農”問題，盡快建立覆蓋城鄉、統一公平的公共財政制度，增加農業的財政投入，實現由“少取”向“多予”的歷史性轉變。并通過建立精簡高效的基層行政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建立農民增收減負的長效機制。
四、著眼人多地少的基本國情矛盾，加快農村城鎮化建設，有效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建立完善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長效機制。
為什么我國“三農”問題顯得這樣突出又這樣難以解決，以至于積以后近半個世紀的努力，仍然沒有取得重大進展？說到底，是因為農村人口和農村剩余勞動力過多，人均占有資源、首先是土地資源的數量過少，因而土地報酬遞減的趨勢十分明顯，生產率提高緩慢而成本卻迅速增高這種基本態勢不改變，其他措施都很難收到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和增加農民收入的顯著成效。加上我國長期實行城鄉分割的二元經濟社會體制和以重工業為中心的發展模式，正是這種長期性，造就了我國特有的“三農”問題。黨的十六大做出了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戰略決策，為從根本上解決“三農”問題指明了方向，這是在科學分析現階段我國國民經濟發展所面臨的主要矛盾的基礎上做出的科學決策。目前，我國已進入工業化中期階段，但城市化程度卻只有37.7%，比2000年世界平均城市化水平要低10.3%。我國目前人均GDP僅有900美元，但已經出現了嚴重的農產品需求制約，最基本的原因是城鎮農產品消費群體比重太小。而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困難，最根本的障礙是城市化進程明顯滯后。2001年，我國農業GDP份額已經下降到15.2%，而農業就業比例仍高達50%。農村人口非農化和城鎮化進程緩慢，生存發展空間小，農民比重過大，導致農業相對勞動生產率過低，這是“三農”問題的癥結所在。因此，要從根本上解決“三農”問題，就不能就農業論農業、就農村論農村，必須突破“三農”問題的傳統觀念、思維方式的束縛，跳出農業看農業、調出農村看農村，重點解決制約農業和農村發展的體制性矛盾和結構性矛盾，改革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的城鄉分治的各種制度，減少農民，加速農村城鎮化進程，發揮城市對農村發展的促進和帶動作用，由城鄉分治走向城鄉一體、協調發展。一是完善分稅制財政體制。在加強中央財政宏觀調控的基礎上，兼顧地方財政收入狀況，通過對地方稅種進行分類，適當擴大地方財政收入的范圍，以保證鄉鎮財政有穩定的收入來源。二是通過財政分配的適當傾斜，加快建立符合我國國情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進城打工的農民、鄉鎮企業的職工和城鎮居民一樣，應實行由國家、單位、個人三方面共同負擔的辦法籌措社會保障資金；對純農戶可采取國家負擔為主、農民負擔為輔的辦法建立農村社會保障機制和基本醫療保險制度。三是拆除城鄉樊籬，消除不利于農民進城務工的各種障礙，打破城鄉分割的身份壁壘，降低農民進城的門檻和轉換身份的額外負擔，建立統―、開放的城鄉勞動力市場，摒棄針對農民工的各種歧視性政策和亂收費，以促進城鄉生產要素合理流動，實現農民進城由流動就業向穩定就業轉化。四是加強城鎮基礎設施建設，健全公共服務功能，通過居住的城鎮化，農民的非農化，有效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以徹底解決由城鄉二元結構引致的“三農”問題。
五、改革公共品供給體制，合理劃分各級政府的財政職能和支出范圍，將公共資源的分配重點由城市向農村轉移。
在現行的公共品供給體制下，政府把大量的公共資源投到了城市，農村中本來應該由政府提供的公共品或由政府與農民共同承擔的公共品成本卻完全由農民承擔，本來應該由上級政府提供的公共品卻通過上級政府轉移事權交由下級政府提供，結果是事權和財權的不對稱。中央和省級政府掌握了主要財力，卻很少承擔農村公共事業發展的責任。而縣鄉政府財力薄弱，卻承擔了鄉里大部分公共事業發展的經費。“小馬拉大車”，這種政府間財力與事權責任的不對稱以及在財力分配上“重城市輕農村”的做法，是導致農村公共事業發展滯后的重要制度因素，也是導致縣鄉財力緊張、農民負擔過重的重要原因。為實現城鄉統籌、促進社會公平，必須對現行的政府公共品供給體制進行改革，分清中央和各級地方政府在農村社會事業發展和公共服務領域中應該承擔的責任，重新界定中央政府、省級政府與縣、鄉基層政府的事權范圍，按照公共性、市場化和引導性原則，建立健全與事權相匹配的財稅體制。凡屬于農村計劃生育、大型農業基礎設施建設、農業基礎科學研究、農村義務教育等全國性的農村“純公共品”以及部分外部性極強、接近于純公共品的“準公共品”由中央和省級政府財政負擔；而對于“準公共品”，如農村道路建設、安全用水、通訊、廣播、電視以及農村醫療衛生等，東部地區主要由地方政府負責，中西部地區中央和地方政府要各承擔相應責任，對欠發達地區、糧食主產區考慮到財政嚴重困難的實際，中央要多拿錢加快建設，以縮小差距，促進公平。為此，在構建和完善公共財政體系時，必須把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納入到財政制度框架內，讓占人口絕大多數的中國農民能像城鎮居民一樣享受到政府提供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真正給農民以城市居民同等的國民待遇。一是統籌城鄉供給，將公共資源的分配重點放在農村。二是科學界定各級政府的財權與事權。三是改革公共品財政支持方式，通過“以獎代補，以物抵資，先建后補”的形式，把“一般性的財政轉移支付”變為“專項轉移支付”。四是推進農村公共品供給主體的市場化改革。對承擔著農村公共品供給最主要職責的事業單位，必須剝離其不符合公共服務需要的機構和職能，將行政職能劃歸行政部門，以贏利為目的的機構要推向市場。通過各種措施的綜合應用，徹底解決我國農村公共事業發展滯后的問題。
參考文獻：
1、葉文輝.農村公共品供給體制的改革和制度創新《財經研究》，2004（2）
2、李放 張蘭.論財政分配政策與“三農”問題《財政與稅務》，2004（5）
中圖分類號：F320 文獻標識碼：A DOI：10.11974/nyyjs.20160432129
在社會經濟的推動下，我國的農村環境逐漸得到改善，農民的生活水平也不斷提高，促進了農村生活逐漸向小康社會發展。雖然從整體上看，農村的經濟形勢呈均勻向上狀態，但是從細節上看，依然存在較多問題，受人為因素及客觀因素的影響，我國農村的經濟體制依然存在著多種問題，農業發展環境中隱藏著多種隱患，給農民更好提高自身的生活質量帶來了不利。因此，如何有效解決三農問題并發展農村經濟成為有關部門面臨的重大問題。
1 三農問題概要
農業是我國重要的生產模式，對滿足人們的飲食需求有著重要作用，也是民生事業中的關鍵內容。在我國城市化和現代化發展的過程中，三農問題既是重要內容，也是關鍵影響因素，因此，將三農問題置于我國主要發展內容的關鍵環節具有重要意義。雖然三農問題具有重要作用，但是在實際生活中，很多人并不注重三農問題，認為滿足人們基本需求即可，這種認知度不僅忽視了三農問題的本質，而且缺乏遠見，難以滿足農村事業發展的需求。我國農民的整體地位雖然得到了較大提高，但是與城市居民相比，依然存在較大差距，農民在很多事情的操作過程中都存在著一定的限制，包括農村戶口問題、農村政策問題等，這不僅給農民的正常生活帶來了較大不利，而且難以保障農民的各種權益。因此，我國有關部門必須采取有效措施解決三農問題、促進農村經濟更好發展，這樣才能更好促進國民經濟更快進步。
2 解決三農問題并發展農村經濟的方法
2.1 重視三農問題
在實際生活中，雖然三農問題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很多人并不注重三農問題，也沒有意識到三農問題得不到解決所帶來的后果。因此，為了更好解決三農問題，促進農村經濟的發展，有關部門必須重視三農問題，將其置于主要工作內容的關鍵環節，這不僅是農村經濟發展的需求，也是國民經濟進步的需要。隨著人口基數越來越大，各行業不斷進步，我國三農問題的重要性也逐漸突出，解決三農問題不僅能對農村經濟體制進行有效改革，而且能夠促進農村環境全面改善，從而提高農民的生活質量。農民在我國總人口中占有較大比重，農業是我國經濟產業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只有保障農民生活、推動農業發展、促進農村改革，并高度重視三農問題才能實現我國市場經濟持續繁榮，更好促進社會穩定。有關部門必須從多方面提高對三農問題的重視度，包括農村經濟體制、農業結構、農民權益等內容，由于每種問題的涉及范圍較廣，而且隱患較多，所以有關部門必須樹立長期的解決意識，從根本上解決三農問題的內患，這樣才能更好促進農村經濟的發展，提高農民生活質量。
2.2 落實三農政策
三農問題的重要性雖然逐漸凸顯，但是長期以來得不到有效解決，不僅給農村經濟的發展造成了較大影響，而且給社會穩定帶來了極大不利。我國雖然制定了多項政策以有效解決三農問題，但是在實際情況中，有關部門并沒有意識到三農問題的重要性，也沒有對相關政策嚴格執行，致使在農民層面，依然存在著亂收費以及亂罰款等問題，侵犯了農民的正常權益。因此，基于三農政策的實施情況，我國政府部門必須對三農政策進行完善，細化相關條例，加強對有關人員執行過程的監督，對各類收費問題進行明確，并對三農政策的實施結果進行定期審核，及時處理一些不完善的地方，確保三農政策能夠落實到位，這樣才能更好保障農民權益、推動農業進步、促進農村的更好發展。
2.3 提高農民地位
隨著社會不斷發展，農民地位有了顯著提高，各種權益也不斷增多，但是在實際情況中，依然存在著較多問題，農民依舊受到多種因素的限制。因此，我國有關部門必須取消某些歧視性政策，清除一些不合理的收費現象，大力扶持農村產業，并調整農業結構，加強對農民權益的保障，這樣才能更好提高農民地位，有效解決三農問題，從而促進農村經濟更好發展。
3 結束語
這次會議的一大特點是，把歷史學家與經濟學家、社會學家放到同一平臺上對話，既促進學科交流，也拓寬了人們在三農問題認識上的視野。與會專家對三農問題的討論十分注重歷史視角，探索三農問題中歷史與現實的聯系。有學者指出，結合中國歷史上農業發展的經驗和教訓，國家要為農民的勞動創造一種環境，如興修水利工程等；引導農民正確處理好國家、市場和個人三方面的關系。有學者強調，必須促進農業科技成果的轉化，引進國外先進技術，提高農民素質；提高農產品的市場競爭力，擴大農產品的國內外市場。認為農業問題是一個系統工程，要用農業現代化的標準定位“三農”問題，由國家和地方制定現實可行的政策目標。
在第一個解釋框架中，有學者認為，市場經濟是人類文明發展的結果，它本身并沒有好壞之分，目前的諸多問題（包括三農問題在內）都是由于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一些制度沒有同步建立起來造成的，因而解決問題的路徑選擇就是進行與市場經濟發展要求相適應的制度建設，其中最重要而且也是最關鍵的是要進行民主政治的配套改革。
同時，有三農學者認為，農民也是理性的，目前的農民一些行為方式在一些人看來之所以難以理解，主要是一些體制環境造成的。這仍然說明，與市場經濟相配套的體制建設是相當重要的，既要在經濟或物質層面引進市場機制，也要在政治等領域引進競爭機制。只是在原有的體制之上，裝上市場這只“手”，是很難奏效的。也就是說，在社會、政治等方面的制度改革滯后的情況下，引進市場體制，必然引起不良的后果。
對此，有專家指出，不要把市場或市場體制理想化、簡約化，要看到它的復雜一面，對這些復雜的方面進行認真的研究、分析。要注意到市場之內不同行為主體行為方式的不同之處。在當下中國農村社會，至少要注意到千百萬農戶、幾萬個鄉村政府和集體企業與各種民營企業主三個主體的不同行為方式，以及他們對于市場乃至整個中國社會所產生的結構性影響作用。因此，有專家認為僅僅用市場不足、政府干預過多來解釋當前的問題是不夠的。同時，對于制度引進，要注意到是誰在引進，以及引進的制度本身是什么東西。實際上，專家們不同意“引進制度”這個說法，認為制度這個游戲規則是在游戲的博弈之中自然形成的；同時，要注意到制度背后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對這些關系和各種不同的力量進行具體的分析。當下的中國問題（包括三農問題在內），實質上是各種社會力量不平衡博弈的結果，單靠制度引進是解決不了問題的。
二
第二個解釋框架是“工業化－城市化”解釋框架。有學者認為，三農問題一方面是由于中國農民有八九億之巨，處于勞動力無限供給的狀態，這種狀況在未來的二三十年內基本上是不會改變的，他們不能分享工業化的好處；另一方面，在城市打工的農民由于他們的工資水準不足以支付城市住房的要求，難以在城市安家落戶；同時，在我們國家又不允許以“貧民窟”這樣低成本的居住方式來吸納農民工進城定居。也就是說，在未來比較長的一個時期內，城市化過程難以將農民快速地轉變為市民，人多地少的矛盾也就得不到根本的解決，小農式生產、生活模式將不會有大的改觀，三農問題必然長期存在。
也有學者認為，這是城市化滯后于工業化的一個邏輯結果。如果這個說法成立的話，解決三農問題的一個路徑選擇就是加快我國的城市化進程，然而，這個城市化進程實際上是緩慢的、于事無補的（前面的學者已經指出了這一點），而且它是以犧牲農民利益為代價的，所以這個路徑選擇是不恰當的；另一個路徑選擇是“工業反哺于農”，這也是一些學者的主張，但是，這個主張似乎有一廂情愿之嫌，因為它根本沒有充分的理由要求工業資本必須“反哺”于“農”；（工業）資本本身不會基于“道義/道德”的要求來運行。所以，后一個路徑選擇在實際中也不見得有效果。
“工業化－城市化”的解釋框架實質上是一種“二元”的解釋框架，即“城”與“鄉”、“工”與“農”之間的關聯分析（或“城”、“鄉”、“工”、“農”之間各種組合分析）。其中一個比較著名的分析，是關于我國城鄉之間的二元社會結構的分析范式。在這個分析范式中，一個著名的觀點是將三農問題歸咎于“城”對“鄉”的“剝奪”，或者直接歸咎于這個二元社會結構本身，因而，許多人認為，三農問題的實質不在于三農本身，而在三農之外；解決三農問題的辦法，也不在三農之內，而在三農之外；“要跳出三農看三農，跳出三農解決三農”！我認為，這個觀點本身有其合理的一面，但也有其偏頗之處，對于它的偏頗一面應引起足夠的注意，以免誤導政策將解決問題之著力點僅僅放在三農問題的“外部”，誤導研究者將研究的視野從三農本身移開。其實，三農問題的“外部化”和外部問題的“三農化”（內部化）往往是交織在一起的，三農問題之復雜性遠非上述簡單對立分析框架所能解釋的。
“跳出三農看三農”，一旦成為一個典范之見，就會淪為一句“政治正確”（蘇力語）的口號，對于研究三農問題是相當有害的，因為其言下之意是三農本身沒有必要再進行研究了，似乎在他那里三農問題已經在理論上得到了解決?？墒?，有誰敢說他真正地了解了農業、了解了農民、了解了農村呢？三農問題是什么尚且都說不清，談何解決之道呀！如果有誰把中國的三農問題弄清楚，我認為，得個諾貝爾獎是不成問題的。由此可見，閱讀中國三農問題這本書，還需要同志們花大精力、共同花精力、花幾代人的精力。
三
第三個解釋框架是“近代化-現代化”的解釋框架。這個解釋框架認為，我國的三農問題是中國“近代化”（“現代化”）背景下的一個獨特問題。近代以來，在各種現代化戰略的號召下，我國展開了各式的近代化（現代化）事業（如新式教育、文化建設等）建設和各種現代化國家政權建設，這些現代化建設的成本基本上都是由農民承擔著。落實到具體方面，這些現代化建設必須依靠向農民收費、征稅來解決它們的原始資本。正是基于這種收費、征稅之需要，導致了基層社會“官”“民”的對立和“草根”社會“吏治”的劣化，從而加劇了中國農民問題的惡化和中國鄉村社會的落后。
現代化的“下鄉”，不僅導致了鄉村社會人力資本和社會、經濟資本外流，也深刻破壞了保留在鄉村社會的中國傳統文化。一方面是對鄉村資本的貪婪“榨取”，一方面是對鄉村文化的肆意“破壞”，一方面是基層吏治的空前窳敗和政權的日益“內卷化”。這些經濟、社會、文化乃至政治的因素的綜合作用，使三農問題成為中國“近代化”進程的另一個“副產品”。這就促使我們對于這個源自于西方特殊社會的現代化發展模式，更應當引起高度的警惕和反思。
中國社會無疑是要向前發展的，不發展就會落后并“挨打”；但是，發展與現代化之間不是一個數學式等號，現代化是發展的一種模式，除了現代化還有其他的發展道路。其實這是一個比較簡單的道理，可是長期以來人們總是將二者混為一談，以致形成了一個簡單的數學式公式：“發展＝現代化＝西化”。這個公式本身，就匆忙地把中國社會簡約化為與西方毫無二致的社會。這是一個多么簡單的錯誤??！
如果把中國社會看成一個與西方社會雷同（或遲早雷同）的社會，其邏輯就非常簡單：只要引進西方的制度就能自動地解決中國的問題（包括三農問題）；要引進就必須“全盤”引進。問題的關鍵是中國政府愿意不愿意引進西方的制度。可是，稍微有一點常識的人都知道，中國社會是一個非常獨特的社會，中國社會的發展，無疑要走一條中國式道路！
四
對于中國三農問題之解決，必須從中國本土實際出發，探討它的切實路徑。這個探討，需要建立一個真正以中國三農為主位的研究范式。
對于這個問題，我走訪了家鄉的一些村落，同一些村民、村干進行了交談，真真實實的了解到了，三農問題不僅是國家當前的一大核心問題，而且也對我縣有著很大的影響，對每一個農民有著密切的聯系。我縣是一個農業大縣，廣大人民群眾的生活開資均來自農業上的收入，而我們卻在農業生產上有著極多的缺陷，從而導致了農民的生活水平得不到改善，并且還引發了一系列的共存問題。以下，我就我家鄉的一些實際問題，來談談我對三農問題的認識。
一、農民增收是解決“三農問題”的關鍵
“三農問題”由來已久，對此問題有不同表述，尤其以曾任湖北省監利縣棋盤鄉黨委書記的李昌平概括得最為充分：“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簡單地說，“三農問題”是指農業、農村、農民這三個問題。這三個問題分別側重于從事行業、居住地域和主體身份，三者密切相關，可以說是三位一體的，三個問題中的任何一個對其他兩個方面都會產生重要影響，因此，必須系統地分析和解決“三農問題”。
截至2008年底，中國大陸總人口為132802萬人，其中，鄉村人口72135萬人，占54.32%?？偩蜆I人數為77480萬人，其中在鄉村就業人數為47270萬人，占61%。國內生產總值（GDP）為300670.0億元，其中第一產業為34000.0億元，占11.3%。盡管第一產業在GDP中所占比重并不大，但是“無農不穩”，而且第一產業為第二產業提供重要原料，同時農村也是工業產品的重要市場，中國要在經濟上獲得長足發展，歸根結底要依賴于農業、農村、農民問題的突破。因此，解決“三農問題”是關乎國計民生的戰略性部署。自2006年，中央政府全面免除了農業稅，結束了農民數千年要交“皇糧國稅”的歷史。近年來，由中央政府推動的各種惠農政策全面向農村鋪開，諸如向種糧農民發放各種補貼、農村合作醫療、農村義務教育、農民養老保險、新農村建設等等。以上政策都是得民心、惠及農民的好政策。但是，我們必須認識到，解決“三農問題”，最主要是農民增收問題。農民增收主要有三個來源：種糧收入、政府補貼和工資性收入。
（一）種糧收入
中國人口多、耕地面積少，以占世界9%的耕地面積養活了占世界21%的人口。這說明，耕地的產出在一定意義上是保持國家穩定所必需的，糧價是一把雙刃劍，“谷賤傷農”，但是，糧價太高，城市居民又難以承受。因而，糧價不可能完全由市場供求關系來決定。糧價太低，政府應當以最低保護價來收購，以保護種糧農民的積極性；而糧價太高，政府又應適當減少糧食儲備，以調低糧價，或者向城市居民發放補貼，以降低城市生活的成本。耕地和糧食關乎國家安全，對于農民來說，也是保障性質的，特別是一旦發生經濟危機，農民可以返鄉種地。我們可以設想一下，如果成千上萬的失業人口都聚集在城市，衣食無著，這對于政府、對于社會都是難以解決的大問題。因而，18億畝耕地的紅線不能觸碰，耕地流轉必須以保持耕地承包權不變為前提，否則，失地加上失業，這對于打工農民來說就是“雪上加霜”。更何況，“中國水土資源都嚴重缺乏，有六百多個縣人均耕地面積低于0.8畝，有三分之一的省人均耕地少于一畝。這些地方的農村土地已經基本上轉化為農民的社會保障。”“那些人均耕地面積多于一畝的地方多在北方，然而北方缺水嚴重，旱魔肆虐，經常是數以千萬畝的土地受旱，因此，盡管那些地方土地資源相對寬松，但水資源缺乏導致產出率低，耕地的社會保障功能仍然是第一位的?！庇缮戏治隹芍?，種糧收入對于農民增收來說并不是關鍵性的因素。
（二）政府補貼
我這次寒假社會實踐的主題是“三農”問題的調查，為了這個社會實踐報告，我特地回到老家進行實地調查。主要調查方式是以問卷調查的方式。在家里我先查了“三農”問題的一些信息，自己了解了“三農”問題是什么，為什么要解決這個問題，怎么樣解決這個問題。然后針對這些內容制定了一份問卷調查表，我一共印了20份，本來想多印一點的，但是當時趕時間，就只印了那么多。然后我還根據找到的三農問題信息制定了一份三農問題的宣傳資料。準備帶回老家進行宣傳使用。
回到老家后，我首先找到最熟悉的人，給他們每人一份問卷，然后還找到兩個姐姐專門為我發問卷的時候拍照，來增加我社會實踐的真實性，這不是在作秀。雖然最開始的時候我只是帶著一種完成任務的想法來做這件事的，也覺得這是徒勞的浪費時間沒有一點價值可言?？墒钱斘艺驹谒麄兣赃吙粗麄冏鰡柧淼臅r候，我卻突然發現，我自己在做的這件事情是多么的有意義。因為我發現，在這個不算落后的小鄉村里面的居民，卻居然大多數連三農問題是什么都不知道。而且，不少人都不關心三農問題，認為這個問題和他們自己沒有多大的關系，他們認為這種問題應該是政府機關里面的人關心的問題，與平民老百姓無關。問卷里面有道題是問三農問題中的三農指什么，有五個選項，農民，農業，農村，農戶，農田。大多數的人都覺得農田要算一個，因為在他們心目中，農田才是最大的依靠，因為農村土地就是農民朋友的命根子啊?？上驳氖牵艺{查的幾乎所有的人都知道國家出臺的一系列促進糧食增產和農民增收的政策措施，其中有一項就是農業稅被取消了。他們對與這點都是很高興的，因為這減輕了他們很大的負擔。“這個政策好不好？”我問到，“當然好啊，不用交錢了嘛！”雖然說現在的農村條件比以前是好了很多了，但是家庭負擔也還是比較重的，能幫助農民減輕負擔，減一點當然就好一點。“對于國家出臺的相關三農問題政策，你支持嗎？”幾乎所有的人都選的大力支持，雖然我不確定他們是否了解那些具體的政策究竟是什么，究竟有沒有落到實處，究竟有沒有給農民們帶來實實在在的好處，究竟那些政策是不是只是空中閣樓，但是我覺得，農民朋友們都是相信國家政策的，他們相信，國家不是違背農民的，他們相信，國家會對他們好的。里面有個問題有一個填寫著讓我覺得值得思考，您是怎樣知道有關三農政策的，有個人就說他不知道三農政策，所以沒有選項可以選擇啊，因為四個選項，看電視，聽廣播，別人告訴，政府宣傳。我相信這是位唯一說出實話的人，其他人我也不知道他們是不是真的知道這些政策，都什么都沒說就選，大多數選的政府宣傳，我問政府給你們宣傳什么政策了，他們說什么都沒有，其實他們也不知道有哪些政策，“哪有這么好的政府啊。”有個人感慨。我不禁想到，究竟是什么讓現在的老百姓不敢說真話了，讓老百姓對政府盲目崇拜，都說要跟著政府走，跟著領導走，可是，政府呢，政府又做了什么可以讓老百姓心甘情愿跟著走的事情啊，都說要讓農民朋友們得到實惠，得到好處，可是，話誰都會說，但是實行了嗎？就算實行了，那也得經過層層審批層層考驗最后實行的時候恐怕都過了不少年了吧。中國現在政策實施得就是如此滯后，政府宣傳的是什么，宣傳政府的又是什么，這些宣傳，給農民帶來的是什么，只是樹立了政府在農民心目中高高在上不可親近的崇高地位，讓大家都怕政府。我在網上查找怎么樣解決三農問題，我發現政府出臺的政策都顯得太空洞太抽象太不具體了。“轉變發展觀念，創新發展模式”“進一步調整優化結構”“大力發展勞務產業”“正確處理城市發展與農村發展的關系”“加快實施科教興農戰略”等等。這些政策都說的好空洞好空洞，你說，你這么說農民會明白這和他們究竟有什么關系嗎？中國就搞這些面子工程，表面上弄的好看，可實際上呢，老百姓卻得不到什么實實在在的好處。也難怪農民朋友們很少有人知道這些政策，因為知道了也沒有什么用啊。日子也根本就不會因為這幾點空洞的政策就得到什么具體的改變的。其中有一個問題，“農民問題是指什么的問題？”選項有素質，減負，技術指導。大多數都說是減負問題，少數人說是技術指導問題，只有極少數人說是素質問題。當初我設置這個問題的時候就在想農民朋友們認為自己的問題究竟出現在哪里。當時在網上查到的是素質的問題，可是卻只有極少數人選擇，而大多數人卻認為是減負問題。為什么會出現這個樣子，我很想知道。是他們對自己的素質十分自信，還是因為在他們心目中素質問題不算是問題呢？也許是因為他們覺得減負才是真真實實與他們直接相關的可以看到立竿見影的效果的問題。農民更關心的不是你說的天花亂墜的政策，而是實實在在的真實的行動，哪怕只有那微小的行動，哪怕只能帶給農民微小的實惠。“農業問題主要是指什么的問題”產業化，專業化，技術化。很多人都選擇了技術化。我想，在農民的心目中，也許技術的不成熟才是導致農業的發展緩慢的主要因素。在農民的心中渴求政府能有人對他們進行技術上的指導，而我們親愛的政府呢，又真真正正的做到了什么呢？都說要去親民，要去下到農村，與農民們交流想法，知道他們需要什么，缺少什么，可實際上呢，又真的有幾個領導經常親民了呢？就算真的有人去了，也只是極少的吧。其實這個問題查到的答案是產業化的問題，只是農民們根本就沒有什么產業的概念。什么始終是經濟發展、社會穩定和國家安全的基礎。許多人都在糧食和土地之間徘徊。他們說糧食和土地是不可分割的關系，沒有土地，哪里來的糧食呢？可見農民朋友們真的是把土地當成自己的命啊，雖然很多農民現在都不是主要靠農田來維持生活了，但土地畢竟是他們的財富，是祖祖輩輩遺留下來的產業。
這次社會實踐調查，雖然時間很短，調查人數也不是很多，但我真的是收獲很多的。有的時候，我真的想做一個官，然后為農民朋友們，為老百姓們實實在在的做點事，讓他們享受一點實實在在的幸福。
中圖分類號：D620
文獻標識碼：A
一、引言
我國目前存在的三農問題，也就是發展經濟學講的二元結構問題。為了改變這種二元結構，我國從1979年起，先后推進了以農民家庭承包責任制為內容的農村改革，所有這些改革和發展的措施，對農業、農村和農民的發展有明顯的帶動作用。具體表現在：以非農化解決農業問題，以城市化解決農村問題，以市民化解決農民問題。在此背景下，我國的城鄉互動、工農互促進入了新的起點。
二、我國城鄉的二元結構問題
（一）我國的二元結構狀況。
原來的發展中國家都是農業國，其經濟發展必然有個工業化即非農化的過程。大部分發達國家是在農業在制度和技術得到現代化改造后進入工業化階段。我國不是這樣，一方面在人均GNP較低的水平上推進工業化，另一方面在傳統農業沒有得到根本的現代化改造的條件下推進工業化。
（二）改變二元結構實現一元的方法。
面對二元結構狀況，其路勁，在發展經濟學界有截然相反的兩種思路。一種思路以劉易斯為代表，以農業中存在大量剩余勞動力為由，指出改變二元結構的基本途徑是，農業剩余勞動為向現代工業部門轉移，現代工業部門擴大資本積累，直至農業部門剩余勞動力轉移完畢，工業部門反過來支持農業部門進行技術改造。另一種思路以舒爾茨為代表，認為農業部門不存在剩余勞動力，農業中現有生產要素已得到了最有效利用，改造傳統農業的路勁是農業中引入新生產要素。
三、農業現代化
（一）農業技術現代化。
人們對農業技術現代化一般關注的是提高勞動生產率的技術和提高農業產量的技術。中國正在推進的農業技術現代化，雖然需要有足夠的投入，但是不能依靠消耗大量不可再生資源，這要走綠色革命的道路。這涉及到農業發展方式的轉變。
（二）農業生產要素現代化。
從農業發展的進程看，農業要素的流動對農業發展起著關鍵性作用。農業現代化不只是要提高勞動生產率，還要提高包括資本、勞動、土地、技術在內的全要素生產率。在傳統農業中生產要素已經得到充分利用，改造傳統農業的關鍵是引進新生產要素。
四、農村現代化
（一）城市化。
城市化是個世界性的現象。它的最初定義是農村人口轉變為城市人口，因此，城市化水平通常是以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作為指標衡量的。它基本上是指轉移出來的剩余勞動力到城市就業。
（二）城鄉一體化。
從發展的進程分析，城市化并不是人口和要素單向的流向城市，在城市具有發展的中心地位后，城市化就要轉向，也就是推進城市現代要素向農村擴散，農村逐步成為城市化所要“化”的重點，實現在經濟社會發展水平上城鄉一體化。
五、農民現代化
（一）農民收入問題。
中國三農問題的核心是增加農民收入。以積極的財政政策來加快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是啟動國內需求、消除過剩生產能力最有效的措施，是當前實現農村勞動力就業和農村產業結構調整，增加農民收入，解決“三農”問題的首要政策。
（二）農民市民化。
人的現代化包括農民的現代化。解決三農問題需要與農民現代化結合在一起，可行的途徑是農民不進城就市民化。其內容是農民享受平等的城市人的市民權利，城鄉居民政治、經濟和社會地位平等，城鄉生活方式趨同，公共物品的享受權利平等。
六、結論
本文在分析我國三農問題的根源是出于人為形成的城鄉二元社會結構之后，分析了解決三農問題的一個途徑，即三農現代化。歸結起來，農業現代化突出建立在科技進步基礎上的農產品品質的現代化；農村現代化突出農村生活和居住環境的現代化；農民現代化突出農村市民化。在這個高度上推進三農現代化，就不僅僅是現有農村和現有農民的問題，而需要全社會的共同推動。
參考文獻：
[1]洪銀興、劉志斌等.三農現代化的現代途徑.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科學出版社,2009.
[2]舒爾茨. 改造傳統農業. 商務印書館, 1987.
[3]劉易斯.二元經濟論.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89.
傳統解決思路是基于農民、農業和農村的關聯性:農業發展了,農民的收入就可以增加,農民收入增加了,農村的落后面貌也就能夠改善;農民的收入增加,農業的投資就可以增加,從而農業也就發展了;農村基礎設施和生活設施改善,農業也能夠發展,農民的生產能力和生活水平也就可以提高。但這些現象并沒有如我們所愿而出現。傳統解決思路過分關注于三者的關聯性,而沒有注意到三者之間其實還存在著根本的獨立性,這需要我們對三者的內涵進行重新解析。
1.2基本概念分析:農民、農業和農村的一般屬性和特殊屬性(1)農民作為一類經濟主體具有一般經濟主體的共同屬性,同時在現階段也具有從事農業活動和居住在農村的特殊屬性。按照經濟學的觀點,經濟主體是在一定約束條件下,按照最優化進行決策的行動者,其同時或分別扮演三類角色:企業家、要素供給者(土地、資本、勞動)和消費者。在這一點上,農民和其他所有的具有獨立判斷和決策能力的公民沒有任何區別。但由于主要或長期從事農業這種特殊的經濟活動,以及主要或長期居住在農村這種特殊的地理區域,農民在具體屬性方面表現出特殊的一面。主要表現為:①農民所掌握的資源主要是土地;②農民所擁有的技能主要是農業活動的技能;③基于傳統農業生產的特點,農民的組織化程度低;④基于農業的生產特點,農民以分散居住為主。
(2)農業作為一類經濟活動具有一般經濟活動的共同屬性,同時在現階段也具有由農民主導和在農村進行的特殊屬性。經濟活動是一個投入產出的過程,其產出是由投入要素的種類、數量、結構和質量決定的。在這一點上,農業與其他經濟活動沒有區別。但基于農業自身經營對象的特點,并由農民這一特殊的經濟主體主導,以及在農村這一特殊的區域進行,農業在具體屬性方面表現出特殊的一面,即其投入要素的種類、數量、結構和質量具有特殊性。主要表現為:①農業生產的基礎性和分散性形成了農業活動的封閉性;②農業活動的封閉性降低了農民對發展技能的需求,反過來制約了農業活動的技術進步;③農民生活的封閉性降低了農民增加農業投入的興趣,從而制約了農業規模的擴大;④農村相對落后的生產生活設施提高了農業活動的成本。
(3)農村作為一類生產生活地理區域具有一般生產生活地理區域的共同屬性,同時在現階段也具有主要承載農業生產和農民生活的特殊屬性。生產生活地理區域主要以資源、生產生活設施、經濟活動密度和人口密度為基本要素。在這一點上,農村與其他生產生活地理區域沒有什么不同。但由于主要承載農業活動和農民生活,農村在具體屬性方面表現出特殊的一面。主要表現為:①為了適應農業的土地密集型特點,農村在區域面積上比城市要大得多;②農業生產的分散性制約了農村經濟活動的密度和人口聚集的可能性;③由于主要承載農業活動,農業活動的剩余制約了農村生產基礎設施的發展;④由于主要承載農民的生活,農民的收入制約了農村生活設施的發展。
根據上面的分析,農民作為一類經濟主體、農業作為一類經濟活動、農村作為一類生產生活地理區域,在一般意義上,相互之間并沒有必然的聯系。具體的農民并不一定要在農村從事農業活動;具體的農業并不一定要由現有的農民來經營和主導;具體的農村也不一定只是供農民來從事農業活動。我們現在的問題是:①具體的農民、農業和農村的現實聯系是怎樣被固化下來的?②三農困局是否與這種固化的聯系有關?③這種被固化的聯系能否被突破?④突破固化聯系能否破解三農困局?
2二元結構與三農的關聯性
2.1二元結構的形成
“二元經濟”的概念是指在發展中國家存在的有關生產和組織的各種不對稱性,這個術語最初是由荷蘭社會學家伯克提出的。[3]伯克調查研究了印度尼西亞的社會經濟狀況,在1953年出版專著《二元社會的經濟學和經濟政策》,最早提出了二元結構的概念和理論。伯克認為,擺脫荷蘭殖民統治的印度尼西亞社會,是一個典型的二元結構社會。一方面,廣大農村依然是工業革命以前的沒有實現西方工業化的傳統社會,農業部門主要依賴土地、使用勞動力生產;另一方面,為數不多的城市卻是殖民主義輸入以后逐步進行西方工業化的現代社會,工業部門主要依賴資本、使用機器和技術生產[4]。
從根本上講,二元結構就是一個特定社會中并存著兩個不同發展程度的經濟社會系統,且這種并存狀態具有一定的穩定性。一個經濟社會系統的基本要素應包括:經濟主體、經濟活動、承載生產和生活設施的地理區域。不同發展程度表現為經濟主體的收入水平和經濟貢獻,經濟活動的技術含量和產出能力,以及生產和生活設施的充分程度。兩種不同發展程度的系統能夠相對穩定的并存,說明必然存在某種障礙因素阻礙兩個系統的要素相互流動。經濟社會系統中最活躍的因素是作為經濟主體的人,如果人可以在兩個系統中自由流動,二元結構顯然是不會存在的,所以二元結構的存在,從根本上講就是存在某種障礙因素阻礙了經濟主體在兩個系統之間相互流動。
二戰前就已經完成工業化的國家在工業化過程中,基于以下原因并沒有形成顯著的二元結構。①以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體制作為資源的基本配置方式,經濟活動的要素基本屬于自由流動。②工業化具有內生性和自主性,工業的發展與農業的關系較緊密,在自由市場體制下,工業和農業之間的障礙難以形成。③技術進步也以自主發展為主,工業技術的發展速度并沒有能夠在短時間內與農業的技術進步形成鴻溝。④在國際經濟關系中處于有利地位,工業的利潤增長不需要來自于對農業進行剝削,而主要來自于世界市場,從而農業的發展有較寬松的環境。在這些條件共同作用下,二元結構沒有存在的基礎。
二戰后才逐步開始進行工業化的國家都或多或少的形成過或者仍然存在二元結構。這些落后的農業國是在世界市場已被少數工業國控制的背景下進行工業化的。這些國家的二元結構主要基于以下原因。①基于民族獨立需要和國際經濟關系的背景,這些國家大都沒有建立起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國家對市場的干預較多,經濟活動的要素難以實現自由流動。②工業化具有的外生性和被動性,也就是說不是由于國內經濟自然發展引致,而是由于學習國外的發展模式,或接受外國投資而形成,從而工業和農業的關系存在較多的人為因素,而非緊密的自然關系。③工業技術以學習和引進為主,技術進步較快,同時大多數農業成為被發達國家控制的原料產業,技術進步緩慢,從而在工業和農業之間形成技術鴻溝。④在國際經濟關系中處于不利地位,工業的發展在國際上受壓榨,從而便以在國內的相對優勢對農業進行剝削,從而阻礙了農業的發展。這些原因在不同國家的顯著性各有不同。
2.2三農問題的出現:農民、農業和農村的聯系是怎樣被固化的
根據上面的分析,二元結構是后發展國家的農業和農村在不利的國際國內環境下發展滯后而形成的。同時,二元結構的形成又反過來進一步阻礙農業和農村的發展,從而形成惡性循環。那么這種惡性循環的具體機理是什么,三農的關系是怎樣被固化的?
(1)農業和農村在不利的國際國內環境下發展滯后。后發展國家在工業化過程中,農業和農村受到國際國內的雙重擠壓:出口部分的農業受國際寡頭控制,利潤極低,技術進展緩慢;國內與工業和城市的交易,出于國內工業化的需要,貿易政策對農業極端不利,農業和農村缺少必要的發展資金。農業處于不利的競爭地位,根源在于傳統農業延續下來的封閉性和分散型,而這一現實在國際國內環境制約下又缺乏改善的新生力量。
(2)技術鴻溝要求農業和農村保有更多的勞動力,同時工業和城市無法吸納較多的勞動力,從而導致傳統農民滯留農村。傳統農業延續下來的落后的技術水平,為了保障農產品的供應,農業需要保有相當的勞動力,也就是說如果農業的技術進展緩慢,那么農村人口比重就不會很快下降,如果由于收入的差距導致農業勞動力向城市轉移,這將導致農業勞動力不足,從而制約農業的發展。同時由于工業發展受到國際市場的擠壓,工業和城市對勞動力的吸納能力相當有限,所以農村人口在城市就業會受到一些政策的制約,如果勞動力自由流動,會在城市里形成大量的失業人口。
(3)傳統農民滯留農村進一步阻礙了兩類經濟系統的要素流通,從而固化了三農的聯系,也進一步阻礙了農業、農村和農民的發展。傳統農民滯留農村,為保障農民的基本生存,土地的規模經營和外來資本的進入會受到限制,這進一步促使三農關聯進入穩定的惡性循環狀態。三農關聯的惡性循環導致兩個經濟社會系統的發展差距越來越大,反映三農發展停滯不前的“三農問題”就產生了。
(4)就三農內部來講,惡性循環的根源在于農業的發展滯后。其實,從循環的過程來看,很難看出問題的根源在什么地方:農業的落后會制約農民收入和素質的提高,同時也制約農村的發展;農村的落后同樣會制約農業的發展和農民收入和素質的提高;農民素質的高低也是制約農業和農村發展的關鍵因素。從循環過程來講,三者是相互影響、相互制約。但從歷史和邏輯上分析,三農低水平惡性循環的根源在于農業的發展滯后。農業基于生產特點主要在土地資源豐富的地理區域進行,這樣將始終需要一定數量的經濟主體在相對分散的區域進行農業活動。同時,經濟社會系統的發展基礎在于物質資料生產,物質產品和物質財富才能夠為經濟主體和生產生活區域提供發展的物質資料。農業發展滯后對其經濟主體和地理區域的發展將形成關鍵性制約作用。
綜上,由于物質資料生產(經濟活動)是經濟社會系統的物質基礎,從而二元結構是以農業發展滯后為根源。所以,從根本上講,二元結構的最終解決有賴于農業的發展:這一類經濟活動發展滯后,依附它的經濟主體和承載它的區域必不能獲得較多的剩余,從而處于相對落后狀態。盡管二元結構同時又是以三農惡性循環為現實基礎,但二元結構的突破點卻不是在三農內部解決三農問題。通過農民在農村發展農業來解決三農問題并不是成功的選擇:①農民并不一定要從事農業才能夠獲得收入,強調或局限農民從事于農業,限制了經濟主體的自由選擇權。②農業不一定要由農民來經營,限制農業只能有農民來經營,違背了要素優化配置原則。③農村也不一定只能承載農業和居住農民。這一問題的回答需要深入研究三農的獨立性。
3三農的獨立性與三農問題的破解
3.1三農的獨立性
從一般意義上講,農民與從事其他經濟活動的經濟主體并無本質區別,農村與承載其它經濟活動的地理區域也無本質區別,現實中農民、農村和農業之所以被緊密關聯在一起是基于歷史延續和國際國內經濟環境。這種緊密關聯導致這些特殊的經濟主體、經濟活動和地理區域處在低水平發展的惡性循環狀態。要打破這種惡性循環,就必須打破這一緊密關聯。打破這一關聯的基礎在于三農內在的相互獨立性。
(1)農民的獨立性。作為一類經濟主體,農民可以依據其稟賦自由選擇獲取收入的方式,從農民個體來觀察,農民和農業、農村并無本質和必然聯系。作為個體的農民可以根據自己所擁有的資源和稟賦,選擇成為資本供給者、勞動者或土地供給者,也可以成為企業主。農民可以根據所擁有的勞動力資源選擇成為任意行業的勞動者;可以根據所擁有的管理稟賦選擇成為企業主或管理者;可以根據所擁有的土地資源使用權成為土地供給者;可以根據所擁有的資本成為資本供給者;也可以根據多種資源和稟賦成為上述經濟主體的綜合。農民個體選擇哪一種獲取收入的方式,取決于每一種方式的收入和成本。農民的獨立性體現在作為個體的農民并沒有也不應該打上先天農村和農業的烙印。
(2)農業的獨立性。作為一類經濟活動,農業盡管由于其經營對象的特點主要在土地資源相對較豐富的農村進行,但仍可以依據優勝劣汰的競爭法則選擇參與的要素:包括經營者、勞動者和資本供給者。參與農業活動的經濟主體包括農業經營者、農業勞動者和農業資本供給者,而這些經濟主體并非與現實的農民有本質和必然的聯系。農業活動的開展應當根據各要素的具體質量和數量所可能引致的農業活動效率進行優勝劣汰,而不能全部由農民來包辦,這樣不僅制約了農業,也束縛了農民。
(3)農村的獨立性。作為一類地理區域,盡管農村首先需要承載農業活動,但在滿足農業需要的前提下,仍然可以依據效率的原則承載其他生產和生活活動:包括其他工業和商業活動,以及其他非農業經濟主體的生活活動。
三農的內在獨立性說明了歷史延續下來的現實中的農民、農業和農村并沒有永恒不變的聯系,在本質上他們分別與其他的經濟主體、經濟活動和地理區域并沒有區別。他們歷史地并相對穩定地成了農業經濟主體、農業經濟活動和農業地理區域是由特殊政策和國際經濟環境決定的,這些特殊政策和國際經濟環境的變化將改變他們歷史的特征,還原他們本來的面目。
3.2三農問題破解的希望在于拆解三農
從表面上看三農問題是農民貧困、農業效率低和農村落后三個問題的改善停滯不前,但從本質上看,這三個問題之所以被聯在一起是因為政策和人們的意識把農民、農業和農村始終捆綁在一起。三農被政策人為的捆綁在一起是三農問題的根源,而三農問題破解的希望在于拆解三農。拆解三農就是要打破農民、農業和農村的現實關聯,實現經濟要素的自由流動和自由組合:①農民可以從事農業經營和勞動,也可以從事其他經濟活動,從而還原農民的普通經營者或勞動者的本來面目;②農業可以由農民來經營和勞動,也可以由其他經濟主體來經營和勞動,從而還原農業的普通經濟活動的本來面目;③農村可以承載農業和居住農民,也可以承載其他經濟活動和居住其他經濟主體,從而還原普通地理區域的本來面目。
3.3拆解三農的基本思路
拆解三農的實質就是要對農民問題、農業問題和農村問題進行分別思考和解決:①解決農民的收入問題就是僅僅把農民作為一類經濟主體,研究怎樣通過充分利用他們所擁有資源和稟賦來增加其收入,而不再只著眼于通過農業和農村的發展來解決;②解決農業的效率問題就是僅僅把農業作為一類經濟活動,研究怎樣通過增加投入數量和提高投入質量來增進這類經濟活動的產出效率,而不再只著眼于通過農民的發展來解決;③解決農村的生產和生活設施問題就是僅僅把農村作為一類地理區域,研究怎樣通過聚集經濟活動和居民,從而增加生產和生活設施的投入來提高基礎設施的水平,而不再只著眼于通過農業和農民的發展來解決。
三農問題惡性循環自農業效率低開始,至農村落后,再到農民貧困,并周而復始,但要拆解三農卻不能從農業開始。如果沒有解決農民問題,而首先開放農業經營,把農民強制推向大市場,其結果只能產生更復雜和混亂的社會問題: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出現的大規模城市無業游民就是這樣政策的結果。因此,拆解三農必須從農民開始。
(1)把農民從農業和農村中釋放出來,實現農民自由選擇獲取收入的方式。經濟系統中經濟主體是目的,經濟要素是資源,經濟活動是手段。農民作為經濟主體,其收入的增加和生活水平的改善是三農的核心和首要問題。在解決三農問題過程中由于三農存在相互制約的問題,所有需要優先考慮農民的問題?；诓鸾馊r并獨立解決各自的問題是解決三農問題的基本途徑,所以把農民從農業和農村中釋放出來,實現農民自由選擇獲取收入的方式是拆解三農的第一步。農民自由選擇獲取收入方式需要兩個基本條件。①解除農民的身份限制。農民的身份限制,就是對農民進入非農行業和進入城市就業的各種制度性限制,以及在社會保障上與其它居民進行區別。這些限制和區別固化了農民和農業農村的關系,限制了農民的自由選擇權,同時也阻礙了其他要素進入農業和農村,這不符合經濟學的資源優化配置原則。農民工缺乏起碼的社會保障,這是制約農村勞動力轉移的關鍵因素[5]。只有解除這些限制和消除這些區別,還原農民的普通經濟主體的本來面目,才能實現農民的自由選擇權,為最終解決這些經濟主體的收入問題奠定基礎。②解除農民的能力限制。自由選擇是一種權利,自由就業卻是一種能力,能力問題不是解除身份限制就能夠解決。獲得持續和相對穩定的生存發展條件,需要持續和相對穩定的就業。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具體就業崗位的穩定性較低,要在不斷變換的就業崗位上實現持續穩定的就業,需要相當的就業能力。如果沒有相應的就業能力,在競爭激烈的就業市場上就難以獲得良好的就業預期,失業風險增大。農民的戀土情結(即盡管在非農產業或城市就業也不愿意徹底放棄土地經營權)是農民在非農產業和城市無法獲得持續穩定就業的集中表現,而其中的根源除了農民身份的限制外,主要在于就業能力的限制,現在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就業崗位以極不穩定的體力勞動為主。解除農民能力限制的基本途徑是對現有農民進行職業教育和就業培訓,以及對潛在農民———農民子女進行平等的基礎教育。
農村電視節目直接面向我國發展中極其重要的三農問題，通過電視節目推動三農問題的有效解決，是當前國家在處理三農問題時的一個關鍵手段。然而，就我國的農村電視節目當前的發展狀況而言，其不僅受到了電視節目制作者的嚴重忽視，而且還存在著諸多形式及內容上的問題，極大的影響了其積極作用的發揮。而本文即首先分析了其節目在新時期的發展中存在的不足，然后探討了解決這些問題以推動農村電視節目有效發展的幾點策略，希望能夠給農村電視節目的負責人員提供一定的幫助。
1 農村電視節目當前的發展中存在的不足
在我國整體的電視節目系統中，農村電視節目面對著數量最多的受眾，而且其在解決三農問題的工作中也處于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是，當前時期，農村電視節目嚴重地落后于其發展的本質需求，使得農村電視節目應用的作用得不到有效的發揮。本文下面就從幾個方面來談論一下農村電視節目在當前的發展中存在的不足：
首先，農村電視節目當前尚缺乏精準的形式以及內容定位。新時期，我國的三農問題呈現出了新的發展狀況，農業開始全面轉向機械化、新農村建設實現了極大的進步、農民已經在著力發展知識農業，這些問題使得三農問題在基本問題之外，又添加了農業教育服務、農村旅游業、農產品加工業等內容，這就導致了電視節目傳統形式及內容的滯后。而農村電視節目在新時期的發展中必須全面地應對這些問題來創新節目思維、開播方式，并豐富節目內容等，以保證電視節目的播放能夠切實地滿足新三農的需求；
其次，農村電視節目當前還未能全面地發揮其文化娛樂的作用。就我國當前的農業電視節目的主要播放理念來講，其電視節目太過于重視向受眾提供新型的觀念及科學技術教育，以推動新時期的農民擺脫困境全面致富等，而農村節目的受眾不僅工作勞累且文化水平較低，其對于電視節目的需求更多地傾向于節目的文娛作用。而當前的農村電視節目則過于嚴肅、刻板、嚴謹，不能使節目的播放真正地滿足受眾享受文化娛樂的作用，新時期的農村電視節目還面臨著改變這種狀況的重要任務；
最后，農村電視節目尚未開拓出有效的節目市場。我國作為農業的大國，其電視節目的農民受眾占據著整體受眾的一半以上，而且農民在日常生活中最容易接觸的媒體也是電視，充分發揮電視媒體的作用來解決三農問題是十分必要的。而我國當前的電視節目系統不僅缺乏足夠的農業頻道設置，且已有的頻道也不能真正地面向農民受眾來設置專欄節目，這就使得電視對農民受眾群體的挖掘非常不足，農村節目的市場亟待全面開拓。
2 推動農村電視節目有效發展的幾點策略
2.1全面創新農村電視節目的形式及內容
首先，就農村電視節目的形式創新問題而言，一方面，當前的農村電視節目設置必須體現出一定的親近感，主持人不僅要多使用平實、樸素、通俗的語言，還要著力打造親民的穿著打扮，同時開展主持人與農民的交流式的電視節目，使農民在面對節目時能直接感受到節目的親近感；另一方面，農村電視節目需要具備一定的現場感，將節目的開播現場設置在田間、院落等場所，真正地使節目滲透到農民的生活中。比如，山東電視臺的《鄉村季風》欄目，專家談論病蟲害防治或者是施肥問題時，一般都將場地選在具體田間，還邀請農民現場提問問題，深受農民的喜愛；再者，農業節目的設置還需要具備某種需要感，即將特定地區的電視節目鎖定在特定范圍內的種子、化肥、購物、種植教育等問題上，全面地加深農民對于此類節目的需要感，從而吸引農民主動地投入到節目中。
其次，就農村電視節目的內容創新問題來講，一方面，農村電視節目必須有實用性，在編制電視節目時要全面地考慮到節目是否對農民有用、農民是否能夠看懂、節目內容是否準確等問題；另一方面，節目內容的設置必須具備地域性，即保證電視節目在自身的語言、形式、場景等包裝全面符合當地特點的同時，使節目針對當地農民最為關心的問題、迎合當地農民的民俗習慣來開播。再一方面，農村節目的內容要實現全面多樣化的設置，即保證節目內容由農業的新品種、新技術、農產品價格、供銷狀況等方面到農業的政策、法規，再到農民的文化教育、衛生保健等方面實現全面涉及，保證農村電視節目具備濃厚的三農特色。
2.2提升節目的文娛功能并拓展受眾市場
首先，在當前時期三農面貌全面轉換的時候，電視節目的設置必須加強對于文娛功能的重視。一方面，農村電視節目的設置要定位在輕松愉快而且貼近農民生活的節目，比如《鄉村愛情》《女人當官》等節目的設置，其內容直接與農民的生活緊密聯系，而且節目笑料較多，受到農民受眾的極大的歡迎；另一方面，農村電視節目還可以選擇農民比較喜歡的曲藝形式來開辦曲藝節目專欄，如河南電視臺的《梨園春》曲藝頻道，有目的地提升農民的文化需求。此外，對于一些非娛樂性的科普電視節目等，也盡量地要保證其節目的鄉村氣息，通過節目引導農民的高質量生活。
其次，就拓展農民受眾市場的問題來講，一方面，國家要加大對于電視下鄉、數字電視安裝等工作的投入，使農民能夠盡可能多的接觸電視節目；另一方面，省、市、縣等都要貼近本地本級電視的受眾面，來設置特定數量的農村頻道，并始終將節目形式及內容等定位在農民喜聞樂見的位置中，全面推動農民對于節目的接受。
3 結論
新時期，農村電視節目隨著三農問題的大力發展，其重要性不斷提升，國家及電視編制人員都要采取有效措施來推動電視節目的創新發展，以保證電視節目的設置全面地為三農問題服務。
參考文獻
解決農業、農村、農民問題，關鍵是轉移農村勞動力，擴大農民就業；核心是提高農業效益，增加農民收入。實現這兩個目標，就是要通過實施“工業強市”戰略，全力推進工業化進程，跳出就“三農”抓“三農”的圈子，用工業化理念統攬“三農”工作全局，以發展工業的思維方式和行為舉措指導開展農村、農業、農民工作，走活興工強農的路子，促使國民經濟結構由農業占主導地位向工業占主導地位轉變，農村區域社會由傳統型農業社會向現代型工業社會轉變，從而實現農村經濟社會的跨越式發展。
加快農業產業化和農產品加工業的發展
用工業化理念發展現代農業，必須實行產業化經營。目前，農產品已由賣方市場向買方市場轉變，農民收入靠農產品產量的增加來實現越來越難。所以，農業生產必須由粗放經營向集約化經營，由數量型向質量效益型轉變，而使農業向集約化、質量效益型轉變，就必須走產業化之路。農業產業化是傳統增量型農業向現代效益型農業轉變的有效載體，是創造新的市場需求、增加農民收入的有效途徑。
現代農業的顯著特點是“產業化經營、規?；a”，實現產業化經營、規模化生產必須要有龍頭企業。因此，推進全市農業產業化進程，重點是培育和發展龍頭企業。目前，全市有一定產業規模的只有乳業，而特色農業要做大做強還需努力。有關部門要因地制宜，分類培育，落實好各種扶持、獎勵措施，建立相應的服務組織，積極主動地幫助企業解決具體困難與實際問題。企業家要始終保持勇立潮頭、爭先創優的精神，不能有小進即滿、小富即安的思想。同時，要大力發展訂單農業，建立健全企業與農牧戶一體化的經營機制，用契約化的手段，使兩者成為風險共擔、利益同享的共同體。
加大投入和發展科技型農業
政策的支持與農民收入的關系非常密切，財政支農支出與農牧民收入的彈性系數高達1.34，即財政支農資金的增加可以帶來農民收入更大幅度的增加，同樣農業貸款與農牧民收入的彈性系數8.6。因此，各級政府要加大對農業的引導與扶持力度，采取多種有效的扶持方式促進農業發展，農牧民增收，落實多予少取的富民政策。發展科技型農牧業是增加農牧民收入的主要途徑。
要加強農業科技服務體系建設，繼續構筑以鄉鎮為龍頭，農牧戶科技致富帶頭人和“土專家”、鄉土人才為主體的農業技術隊伍體系。鼓勵支持科技人員到農業生產第一線開展技術承包，為農業生產提供典型示范和科技服務。要本著總體規劃、分步實施、示范帶動的原則，建設全市現代農業科技示范園。
強化農業對外開放和信息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