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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當人類步入21世紀時,企業的經濟管理環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管理會計研究的焦點從企業內部挖潛(成本、預算、控制)逐漸地轉移到對企業外部競爭環境的分析上,這一變化促使管理會計發展到戰略管理會計階段。戰略管理會計的形成即是以企業生存環境不確定性的增強為背景的,其特別關注企業外部環境的變化,注重對競爭對手的分析,強調非財務信息的利用。然而企業外部環境是變幻莫測的,其信息(包括財務和非財務的信息)數量龐大,信息結構(半結構化數據、多維數據)復雜,信息傳遞的知識多是隱含的,這些特點決定了應用原有的技術分析方法(如差量分析、比率分析等)無法實現戰略管理會計的思想,在實施戰略管理會計的過程中必然會遇到一些技術分析上的障礙。
數據挖掘是近年來信息爆炸推動下的新興產物,是從海量數據中提取有用知識的熱門技術,其具有集成化、自動化和智能化的特征,在信息的深入加工、充分利用方面具有獨到且強大的功能。數據挖掘恰恰適合于處理上述戰略管理會計的環境信息,善于對那種數據海量、模式未知、結構復雜、知識隱含的信息的獲得和利用,因此數據挖掘能夠解決戰略管理會計實施中的一些技術障礙問題,其必將成為戰略管理會計實施的有力技術支持。
一、數據挖掘及其實施流程
(一)數據挖掘的概念和功能
數據挖掘是一個面向應用的,能夠從大量的、不完全的、有噪聲的、模糊的、在隨機的實際應用數據中,提取隱含在其中的、人們事先不知道的,但又是潛在有用的信息或知識的技術,提取的知識表示為概念、規律、模式或規則。數據挖掘具有知識發現的功能:能夠發現廣義知識,并進行概念描述;能夠發現關聯知識,并進行關聯分析;能夠發現類知識,并進行分類或聚類;能夠發現預測型知識,并進行趨勢預測;能夠發現特異型知識,并進行偏差檢測。
(二)數據挖掘的實施流程
數據挖掘是一個反復的過程,通常包含以下幾個相互聯系的步驟:1.問題定義與主題分析;2.數據準備;3.建立模型;4.模型評估;5.結果表達與實施。
結合戰略管理會計的應用領域,其具體流程如圖1所示。
二、數據挖掘在AB公司的應用
本文以AB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為應用背景進行實證研究,通過此實例探討企業實施數據挖掘的具體步驟及方法。
(一)主題確定
美國哈佛工商管理學院的邁克爾?波特教授認為企業最關心的應該是它所處行業中的競爭強度。戰略管理會計的主要特點之一是其超越了會計主體的限制,可以在與競爭對手對比的基礎上提供比較性的管理會計信息。在信息經濟的形態下,利用數據挖掘能夠將大量看似無關的數據關聯起來,發現其中的規則和知識,幫助企業判斷其競爭能力和強度。
AB公司是化工行業內的上市公司。上市十年來,公司規模不斷擴大。行業內日益激烈的競爭,使高層管理者更加關注公司在行業內的競爭地位,因此本次實證研究將數據挖掘的主題定義為對AB公司行業競爭能力的分析;挖掘任務確定為利用關聯規則算法挖掘各項財務指標與企業競爭能力的內在聯系,分析和研究財務指標與企業競爭能力之間的關聯關系。如果兩項或多項屬性之間存在關聯關系,利用關聯算法,其中一項的屬性值就可以依據其他屬性值進行預測。因此,可以依據關聯規則的挖掘結果,通過財務指標確定AB公司在其化工行業內的相對競爭地位,評價其競爭能力。
(二)算法原理及工具軟件選擇
1.關聯規則算法的原理。關聯規則是數據挖掘的一種主要形式,最早產生于發現超市交易數據庫中隱含的模式。關聯規則是尋找在同一事件中出現不同項的相關性。
關聯規則挖掘可形式化地定義為:設I={i1,i2,...,im}為項的集合(稱作項集),D為全體事件的集合,每個事件T有唯一的TID標識。若項集X?哿T時,稱T包含X。關聯規則的形式是X?圯Y,其中X?哿T,Y?哿T,且X∩Y=Φ,稱X為規則的前件,Y為規則的后件,規則的支持度和可信度是關聯規則的重要概念。
支持度Support(X?圯Y)=P(X∪Y)。
可信度Confidence(X?圯Y)=P(Y/X)。
在挖掘過程中,同時滿足最小支持度和最小可信度的規則稱作強規則。
期望可信度(Expected Confidence),是在全體事件集中,所關注的項集出現的概率,即P(Y)。
挖掘得到的規則未必都是有用的規則,有的可能是正確的,有的可能是錯誤的,還要通過規則的興趣度(Interestingness)來判斷規則的有效性、新穎性和可靠性。支持度和可信度是興趣度客觀度量的基本框架,應用最廣泛。支持度衡量了規則的重要性。支持度越高,說明規則越重要。可信度衡量了規則的準確度、真實度。如果一條規則可信度較低,那么這條規則沒有任何意義。當關聯規則的可信度很高,支持度卻很低時,說明這條規則實用的機會很小,因此也不重要。應用這兩個指標,可以過濾掉一些無趣的規則,但是仍然會產生一些對用戶而言不感興趣的規則。作用度Lift(X?圯Y)=P(Y/X)/P(Y)的引入,避免了強規則對用戶的誤導作用,它是規則的可信度與規則的期望可信度的比值,反映了前件對后件之間的關聯影響的強度。作用度等于1,說明前件對后件沒有影響,這條規則就失去了關聯的意義了。所以,作用度一般得大于1,說明前件的出現對后件的出現有促進作用,而且值越大說明前件對后件的影響程度越高。
對關聯規則的客觀度量,還可以有多個角度。比如正確率和覆蓋率。正確率越高說明規則越可靠。覆蓋率高說明規則應用頻率較高。
2.工具軟件的選擇。Magnum Opus是一個專門用來挖掘關聯規則的工具軟件,本研究將其3.0版本作為挖掘的工具。
(三)數據預處理
1.數據選取。由于AB公司是一家上市公司,為了使數據具有可比性,將研究范圍鎖定為化工行業內的上市公司,財務指標數據選自于海生證券的大福星行情分析系統。參考中國化工企業管理協會2009年中國化工企業500強名單,最終確定了80家(考慮了選取數據的特征覆蓋面問題)化工行業上市公司,將其2008年度的數據作為分析樣本。
2.數據清理。由于上市公司會計報表屬于強制性公開披露的內容,因此,數據質量較好,錯誤及缺失數據較少,數據清理工作在此也就意義不大。
3.數據歸約。上市公司財務指標比較繁多,并且很多指標彼此相關、信息重疊,因此,有必要從諸多的財務指標中篩選出具有代表性的典型指標,以降低維數。具體方法可結合定性判斷采用統計分析方法中的顯著性檢驗法(T檢驗)或正態分布檢驗,本研究借鑒了楊兵及劉洪等的研究成果,篩選出表1所列的10個變量。
4.數據變換。對于個別數值變量,需要將其數值進行變換,轉換為類別變量,變換方法較多,本研究選擇比較簡單的方法,即基于數值間的距離進行轉換,如,上市年限1-[0,4],2-[5,8],3-[9,12],4
-[13,16];競爭力水平評分也做類似的轉換,c-[0,49],e-[50,64],r-[65,79],a-[80,100]。
(四)實施挖掘及結果分析
經過預處理之后的數據,便可借助數據挖掘工具Magnum Opus來挖掘關聯規則。按照軟件讀入文件的格式,創建了變量名文件和數據文件,圖2是數據裝載后的挖掘界面。
首先,需要設定挖掘閾值來挖掘關聯規則。在一些實際測試中,針對一個特定的數據集,支持度0.02%的變動,使得規則的數量相差兩個數量級(以百倍變化)。因此支持度閾值的設定,對規則的數量影響很大。如果支持度取值過小,那么會產生大量無用的規則,不但影響執行效率、浪費系統資源,而且可能把目標埋沒;如果取值過大,則又有可能找不到規則,與知識失之交臂。為了找出支持度對規則數量的影響,應固定其他指標閾值,將最小可信度設為0,將作用度設為1,此時最小支持度的變化對規則數量的影響如圖3所示。圖3顯示了支持度的改變對規則數量產生的影響。由圖3可知,當最小支持度設為0.1時,對規則數量的影響是最大的,因此,本研究選擇了最小支持度為0.1。其他閾值也是通過多次調整進行挖掘來選擇,最終確定最小可信度為0.2,最小作用度為1.2。
圖4顯示了挖掘結果的輸出。
將競爭力水平變量設為后件,其他變量設為前件,經過多次不斷對閾值的修改,得出了較為理想的結果,表2列出了其中幾條規則。
各條規則說明了前件(各項財務指標的取值)發生時,企業在化工行業內競爭力水平為a(絕對競爭優勢)、r(相對競爭優勢)、e(無競爭優勢)、c(危機)的可能性。
根據挖掘得到的規則,通過計算AB公司2008年度的各項財務指標,初步確定該公司在化工行業內處于相對競爭優勢地位。
三、實證研究結論
利用數據挖掘工具找到了滿足條件的關聯規則,但工具本身不能判定關聯規則的實際意義,這需要根據企業的實際背景,依據豐富的業務經驗及在對數據充分理解的基礎上去判定關聯規則的價值,解釋規則的實際意義。在發現的關聯規則中,經常存在著可能有兩個主觀上認為沒有多大關系的項,但其關聯規則支持度和可信度卻很高,在這種情況下,就需要根據業務知識、經驗,從各個角度去判斷這是一個偶然現象還是有其內在的合理性;反之,可能有主觀上認為關系密切的項,結果卻顯示它們之間的相關性不強。所以,挖掘規則只是第一步,更關鍵的是要理解規則。只有很好地理解關聯規則,才能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充分發揮關聯規則的作用。
通過對這些財務數據進行挖掘,得到了一些有用的關聯規則。這些規則可以為企業的管理實踐提供一個依據。企業在實踐中,可以參照挖掘出來的這些規則。但挖掘出來的關聯規則能否真正有用,必須在實踐中應用并經受實踐的檢驗,所以需要對這些規則繼續進行研究,結合企業具體情況進行綜合分析,這樣才能使這些規則成為真正有用的知識。
數據分析和挖掘已經變得越來越重要。通過關聯規則的挖掘,找出隱含的對企業有用的知識,指導企業實踐,從而有效地提升企業決策質量,使企業獲得重要的競爭優勢。
數據挖掘是一個互動循環的過程,數據挖掘并非生長在真空中,在應用實施的過程中需要應用領域人員不斷進行專業指導,從而避免挖掘技術偏離應用領域。另外,不能只關注數據挖掘的最終結果,數據挖掘過程中生成的信息同樣重要,在挖掘過程中不斷加深對數據的了解和認識,發現未知的信息和趨勢,這也是數據挖掘的意義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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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則是人們在生活、工作、學習中必須遵守的科學合理的行為規范和準則。不依規矩,不成方圓,世界因有了規則而變得和諧美麗,良好的規則是一切活動的保障。學生的規則意識就是其對于這些行為準則的良好態度和習慣。在課堂上,學生良好的常規習慣,是課堂順利進行的有效保障,只有在有序和諧的氛圍中,學生才能思維活躍,狀態積極。美術課亦是如此,當學生有了較強的規則意識,美術課堂才會營造得更加和諧生動,課堂才能真正煥發出美麗的生命魅力。如何讓學生在遵守規則的過程中感悟規則的實際意義,真正構建一個和諧有序的美術課堂,近年來,經過不斷地實踐探索,我在這方面找到了一些策略,積累了一點經驗,試述如下。
一、感悟規則的重要性,激發學生對規則的內需
讓規則的遵守者了解規則,感悟規則的重要性,這是培養學生規則意識的首要內容。只有當學生建立了規則的概念,懂得了我們的生活離不開規則,課堂規則是有效展開學習的基礎與保證的前提下,才能真正幫助學生樹立初步規則意識,加深學生對規則的認可,激發他們對規則的內需。對于小學高年級的學生來說,隨著他們認知水平的日漸成熟,理解能力也逐步提高,他們同樣能透過表象,洞悉問題的實質,所以和他們交流規則的內涵,引發他們感悟規則在學習中的重要性就顯得意義深遠。教師可以通過和學生一起分析探討發生在身邊的真實現象,讓學生在交流與碰撞中了解規則,感悟規則的真實意義,理解規則的必要性。
二、學生自主制定,增強學生對規則的認同
蘇霍姆林斯基說:“其實在每一個孩子心靈最隱蔽處的一角,都有一根獨特的琴弦,撥動就會發出特有的音響,要想使孩子的心同我講的話發出共鳴。那么,我們必須同孩子的心弦對準音調?！彼?只有傾聽孩子的心聲,讓孩子自主地制定課堂規則,這樣產生的規則才更符合“民意”,更能為學生所認同和接受。正如孩子在游戲中,因為孩子自己是游戲規則的制定者,這些規則不僅符合他們的內心需求,更從本質上體現了規則的公平與平等性,他們不僅熟悉這些規則,更能在游戲中用這些規則進行自我約束,所以美術課的規則也理應由孩子自己來制定并完善。由于我任教的班級都是高年級學生,他們不僅能根據實際需求制定規則,更能在與同伴或與其它班級的交流中不斷調整完善規則,經過一段時間的協商努力,一套適合高年級的美術課堂規則就如期誕生了。由于是學生自己制定的規則,學生不僅樂于遵守,而且體現了教育對學生權利的尊重,達到了學生自己教育自己的目的,有效提高了規則的執行力度。
三、做好“第一次”,為學生有效遵守規則順利導航
俗話說:“萬事開頭難”,“良好的開端是成功的一半”,當規則形成后,如何保證它的有效落實就顯得尤為重要。由于“第一次”印象深刻,具有導向作用。所以在執行的過程中,我們發現:當學生第一次違規時,大家所采取的態度會直接影響今后這些規則在學習中的順利運行,更會對其他學生產生強有力的暗示作用,教師在執行過程中切忌“雷聲大,雨點小”,當孩子第一次執行某項規則時,一定要注意引導,幫助孩子達到目標,并給予及時的鼓勵。一旦出現“第一次”違規現象,更要及時制止,合理引導。
四、“共同體”的建立,讓學生在互督、互助中獲得雙贏
規則的意義,不僅要使學生在互相監督中規范自己的行為,更要讓學生在相互幫助與激勵中提高自己的素養,這是我們制定課堂規則的積極意義。在以往的教學實踐中,學生總是樂于監督其他同學的違規現象,而對如何幫助同伴糾正錯誤,如何樹立自我的榜樣激勵同伴這些方面卻顯得有點漠然。針對這些現象,受“新基礎”教育“共同體”的啟發,在同學們的共同商議下,我們的“共同體”也產生了,這一舉措不僅創意新,而且在執行過程中非常有效。我們將學生分成兩個一組,這兩個學生便成了一個相互幫助、相互督促、相互提高的“共同體”。他們將在所有活動中享受同等的獎懲待遇,例如課后的收拾與整理這一項常規,就必須由他們兩個先各自清理自己的位置,然后相互檢查,發現對方做得不到位的必須馬上幫助完成,否則一經組長或教師發現就直接扣除他們的課堂衛生分,主要責任人扣5顆星,沒有履行督促義務的學生扣2顆星。反之,在課堂上這一組學生如果合作有效,回答問題有質量,參與活動大膽積極,就可以獲得獎勵星,主要回答的學生加5顆星,在旁補充的合作伙伴加2顆星。這樣的“共同體”由于利益與榮譽是共同的,因此他們在相互監督的過程中,更多的是相互提醒,相互幫助,相互提高。幾節課下來,我欣喜地發現鈴聲響后教室里安靜了,課堂上學生們爭著發言,他們更專注了,課后有的孩子會悄悄地提醒他的同伴:“星期四還有美術課,你一定得記著帶美術用具啊!”還有的孩子主動幫助同伴丟垃圾,整理桌椅。更令我開心的是有些在年級里赫赫有名的調皮大將也被這些自己制定的規則“馴服”了,他們不僅不再調皮搗蛋,更是表現出了從未有的積極。所以只要全心投入,我們在實踐過程中就會找到更多富有新意積極有效的方法?！肮餐w”的建立,使學生在互督、互助中獲得了雙贏。
我國在《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中對于民事訴訟證據規則的規定較為詳盡,具體包括舉證時效、舉證責任分配、證據交換以及質證等方面的問題,在訴訟活動中具有較強的可操作性,所以在這一規定實施之初,得到了較為廣泛的認同。但有些學者認為這一規定實際上與我國的立法程序相違背,有些內容甚至還與我國的基本法相違背,基于此,筆者試對民事訴訟證據規則做相關梳理。
民事訴訟證據規則的理論界定
無論是在哪一種訴訟過程中,訴訟的核心都必須是客觀事實,就如在具體的案件審理過程中,必須要“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將客觀事實作為我國訴訟活動中的基本原則,其立法上的根本意義在于將訴訟過程中所認定的事實盡可能地和案件客觀事實相吻合,同時使司法機關在對案件進行審理的過程中對客觀事實給予足夠尊重,將客觀事實作為唯一的參考標準。這種認識和理論的基礎來源于馬克思辯證唯物主義理論,同時也體現了我國司法活動的基本準則。
但是在實際的案件審理中,我們會發現,有些時候實現案件認定事實和客觀案件事實之間完全吻合是很不容易的。很多情況下只能實現這兩種事實之間的無限接近,但始終無法實現完全的一致,說明這種理論本身是較為理想化的。但是法律的運用和理論的認定是不同的,必須根據客觀實際,提高法律條文的可操作性和實用性。
具體的案件客觀事實完全是要依靠證據來體現的。因為,當進入到訴訟階段時,案件本身的客觀事實就已經是發生過了的事實,是歷史上所發生的事實,“法院、法官也沒有上帝一樣的神通功能――可以完全重現歷史”,法官再公正,也不能對客觀事實完全掌握。因此,此時就必須要依靠證據來實現對這種案件客觀事實的再現。但是這種通過證據再現的事物跟案件客觀事實畢竟是不一致的,我們在案件審判中所一直提到的客觀事實實際上指的都是依靠證據而體現出來的事實,而不是客觀存在在人腦中反映的事實。從這種意義上來說,在民事訴訟的整個過程中,實際上就是對證據的提供、判斷、審查以及運用的過程。
證據規則實際上就是整個訴訟的靈魂所在。在民事訴訟的過程中,具體表現為:首先,證據的運用可以實現對案件的認定以及進行實體上的處理;其次,利用證據理念的應用來實現程序爭議和訴訟程序的演進。同時證據規則的意義并不絕對局限于訴訟過程當中,同時它還會影響到實體法的適用,從而決定了訴訟的最終結果。訴訟是適用實體法來對實際的糾紛進行解決,而實體法的適用則直接跟訴訟程度中依照證據所認定的事實聯系在一起。通過對案件事實認定這一核心地位的確定所構建出的訴訟制度,其重要的標志之一就是證據的收集、舉證責任的承擔、證據的審查以及對證據規則的判斷和運用。這些同時也體現了實體公正的實現程度。
實體性規則與程序性規則:民事證據規則的雙重視角
概念與內涵。簡單來講,民事訴訟就是指法官充分利用訴訟雙方當事人所提出的證據,對案件事實進行查明和認定,并根據事實和相關法律規定做出裁決的過程。由于證據在民事訴訟中的重要地位,法官利用所掌握的證據而實現對案件事實進行審判的過程,實際上就是一種對證據實現演繹推理的過程。目前在大陸法系的民事訴訟過程中,對民事證據的演繹推理一般都是采取“三段論”的推理方式,這實質上就是利用證據來實現推理。一直以來,我國在法律規定上受大陸法系的影響最重,因此在證據的演繹推理上采用的也是“三段論”的推理方式。就筆者看來,這種推理的過程主要是依靠以下幾個步驟來實現的:
第一,要實現從證據資料到證據的過程。證據資料本身并不等同于證據,只有在對證據本身的證據能力進行考察之后,才能進一步確定是否可以將現有的證據資料轉化為證據。在這個過程中,應該將證據能力規則以及證據能力排除規則作為整個演繹推理的大前提,當事人為訴訟所提供的證據資料就是推理過程的小前提。由于大陸法系國家本身在證據上適用自由心證原則,因此有關證明能力的規定相對較少,但是其在證據規則中對證明能力規則還有所保留,最為典型就是證據規則中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由此我們可以看出,證據能力規則屬于實體性規則的范疇。
第二,要實現從證據判斷到事實認定的過程。在這其中,演繹過程十分明顯。首先,大陸法系的法官要依照證明力的規則來認定證據和需要證明的事實之間已經達到了什么樣的程度,而英美法系的法官則是依靠經驗法則來判斷。但是無論哪種規則,都要將這種規則作為演繹中的大前提,而所得出的證據就成了演繹過程中的小前提,其演繹的結論就是證據和待證事實之間到底具有多高的關聯性。證明力規則以及經驗法則作為演繹過程中的大前提,無疑是屬于實體性規則的范疇的,而通過有關聯性的演繹推理得出結論以后,這個結論又成為了下一段演繹推理中的小前提,也就是需要得以證明的最終結論,即這些既有的證據是否可以證明待證事實的客觀存在。在這個演繹推理的過程中,關聯程度作為小前提,證明標準作為演繹的大前提,如果現有證據與待證事實之間的關聯性足以證明待證事實的客觀存在,那么待證事實就得到了證明,反之其就是不成立的。而證明標準作為演繹階段的大前提,也應當屬于實體性規則的范疇。
第三,涉及到舉證責任分配方面的問題。舉證責任實際上是一種風險,是否能在所有的案件中發揮作用實際上是不確定的。具體而言,如果通過以上兩種演繹推理的推理過程之后,可以得出待證事實成立或者是不成立、不存在的結論,那么就沒有必要進行第三段演繹推理,即不需要涉及到舉證責任分配等方面的問題。但是如果進行前兩步演繹推理之后,依然無法確定待證事實是否存在,就需要進行第三段演繹推理。在這段推理過程中,舉證責任的分配規則必然作為演繹推理的大前提,而待證事實的本質屬性就被作為演繹推理中的小前提,推理的結論就是要得出舉證責任到底應該是由哪一方當事人來承擔,以及不承擔舉證責任的情況下當事人所應承擔的不利后果。從這個演繹推理過程中可以看出,作為推理大前提的舉證責任分配原則同樣屬于實體性規則的范疇。
從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演繹推理過程中充當大前提的規則都被劃入到了實體性規則的范疇,其中包括證據能力規則、證明力規則以及經驗法則、證明標準以及舉證責任分配原則。而實際中,在實體性規則范疇的認定上,還應該包括證據的種類、證明對象等方面的內容,基于此,可以將民事訴訟中證據規則中的實體化規則概括為:在有關證據的演繹推理過程中,可以作為演繹大前提,同時具備一定實體法屬性的法律規范。
二者的相互關系。民事訴訟證據規則中的實體性規則在演繹推理的過程中都是作為演繹推理的大前提的,而程序性規則同時也作用于民事訴訟證據的演繹推理,負責推理過程中的程序性安排。因此在證據演繹推理的過程中,實體性規則作為推理的前提起到了一定的判斷準則的作用,而程序性規則則表現為對程序發展上的推動。因此就實體性規則和程序性規則在演繹推理中的不同作用而言,雖然兩者之間所存在的差異性較大,但卻都是演繹推理中所必可少的部分。
區分民事訴訟證據規則的意義
一、引言
轉軌期制度改革問題是一個當前中國具有時代背景的問題，而既有的制度研究成果則由于存在較多分歧，難以為轉軌時期的制度變遷提供良好的解釋。制度是人類文明的重要尺度，是人類政治生活進步程度的基本標尺。制度具有承載人的意識和規范人的行為的重要作用，諾思認為，制度構造了人類互動的結構，是降低不確定性的主要手段，是人們行為互動之后所形成的均衡解。因此，要想搞清楚制度的產生，特別是制度形成的過程，需要還原到對行為的研究中。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關注制度的研究。既有的制度分析也沒有提供主體間性與制度規則之間聯系的理想解釋，主體間性概念的提出，使得社會科學在認識論方面出現了重大的轉向，為此本文擬在介紹學術界關于主體間性和制度形成和演化的研究基礎上，重點討論主體間性對制度形成和演化的作用。
二、主體間性的內涵
“主體”是西方哲學的基本概念，是西方文化的中心范疇和重要發展線索，主體性問題在西方哲學中經歷了一個從主體性到主體間性的發展演變過程。從主體性到主體間性的轉變是西方哲學在主體性理論上發展變化的基本線索，主體間性哲學是從批判主體性哲學中發展起來的，以主體間性代替主體性是當代西方哲學在主體性問題上的根本取向。
主體間性(Intersubjeetivity)是德國哲學家、現象學大師胡塞爾晚年哲學思想中的一個重要概念，通常譯作“主體間性”，又譯為主體際性、交互主體性、交互主觀性等。A·萊西在《哲學辭典》中將“主體間性”定義為：“一個事物是主體間的，如果對于它有達于一致的途徑，縱使這途徑不可能獨立于人類意識。……主體間性通常是與主觀性而不是客觀性相對比，它可以包括在客觀性的范圍中。”主體間性理論的關鍵在于如何對待自我（笛卡爾的我思）。將主體間性在詮釋學本體論上發揚光大的是海德格爾，為了克服“主客二分”哲學觀的缺陷，海德格爾提出了“人是此在”的重要論斷，構建了“主客共融”的詮釋觀。海德格爾認為一個對存在更可信的分析是查探促成存在物如實地展現的背后基礎。但是過去的哲學家都忽略了這個更本源的（或主客分化之前的）存在，終于混淆了存在及存在者之間的關系。海德格爾的哲學就是探詢存在的真義，以及我們如何走向存在。一方面，作為“此在”的人通過理解作為“彼”的世界而理解自己的存在；另一方面，世界因人的理解而獲得存在的意義。主體間性的根據在于生存本身，生存不是在主客二分的基礎上進行的主體構造和客體征服，而是主體間的共在，是自我主體與對象主體間的交往、對話。在現實存在中，主體與客體間的關系不是直接的，而是間接的；它要以主體間的關系為中介，包括文化、語言、社會關系的中介。因此，主體間性比主體性更根本。主體間性既包含著社會性，也包含著個體性。主體間性既否定原子式的孤立個體觀念，也反對社會性對個體性的吞沒。主體間性反映了主體與主體間的共在，是個性間的共在。主體間性概念的提出，使得社會科學在認識論方面出現了重大的轉向：即從關注主體性和認知上的主客體關系轉向關注主體與主體之間的關系，進而把人類認知的對象世界不再看作客體，而是看作主體。主體間性作為本體論的規定是對主客對立的現實的超越。當代哲學詮釋學以獨有的方式考察了主體間性，認為胡塞爾等人之所以困擾于先驗主體，是由于他們持有一種本體論方面的偏見，即把“他人首先理解為知覺對象”，而沒有揭示生活概念的潛在根源。當代詮釋學旨在闡明“適于表達作為一種交往過程的理解”的最本質的內容，而理解只能在語言中完成。因此，掌握一種語言、參與一種交談，本質上就是接受一種生活方式。通過富有成效的對話，人們得以形成普遍的尺度和共同視野，進而形成一種制度。主體彼此在互動行為中，服從于維持和擴展主體間的相互理解和可能行動的一般性規則，在這個過程中形成了制度。
三、制度的形成和演化——合作機制的形成
制度是約束人的一種行為規則，這種規則是如何形成的呢？當前關于制度生成有兩種認識論，即演化生成論和制度設計論。演化生成論認為制度的生成是社會個體在社會交往過程中相互之間長期博弈而逐步形成的用于約束彼此行為的共同規則或規范，是自然演化的結果；而制度設計論認為由于人的有限理性和信息不對稱等因素的必然存在，制度的生成是難以自然演化的，而是人們在長期多重博弈的過程中有意識的明確設計的結果。社會是處于分工中人的結合。制度可以理解成是關于如何協調分工中的人們的知識的載體。由于制度所物化的知識為同一制度中分工與協調的人們所共享，每個人就會知道其他人對他的行為的反應，這就大大減少了個人決策中的不確定性?？得⑺拐J為制度是限制解放和擴張個人行動的集體行為，如果我們要找出一種普遍的原則，適用于一切所謂屬于制度的行為，我們可以把制度解釋為集體行動控制個體行動。
演化思想最初來源于生物學類比，也就是我們通常所知的達爾文帶給我們的“物競天擇，優勝劣汰”的思想。與達爾文主義的演化思想相比，人類在社會中的生活是生存的競爭，因此是博弈主體間的一種淘汰適應過程。制度的多重性和參與人的有限理性及環境的復雜性和不確定性等因素決定了個體行為主體根據技術、稟賦和偏好進行主觀決策，其結果就可能出現多個對個體行為人都是可以接受的新規則，從而可能導致兩個問題的產生，一是這種多樣性的再創生可能會導致了個體之間已有的協調制度被打亂，從而使個體之間出現了混亂摩擦的局面。二是新規則與舊規則的協調問題，舊規則既可以為新規則提供豐厚的支持土壤，也可以表現為舊規則對新規則的糾纏，從而可能導致制度在演化過程中新規則在引入過程中與舊規則的抗衡。因此，在這一過程中人們能否形成有效的合作機制是至關重要的。這種合作機制實際上就是制度和規則。
制度生成和演化的兩種觀點表明，制度的生成和演化可以是一個動態的自發演化過程，也可以是有意識的人為設計的，不管是一個動態的自發演化過程，還是有意識的人為設計的，都離不開主體間的互動。
四、主體間性對制度分析的啟發
第一，主體間性是人們交互行為的基礎，沒有主體間性就沒有制度。人們的行為是從選擇集合中挑選行為戰略，以滿足效用最大化的產物。而無論是選擇集合的形成還是效用函數的產生，都是一個主觀的過程，都要周圍環境和其他主題為基礎。很多研究發現，人們常常按照習慣決策，而不是精確計算，習慣是一種非正式規則，為參與人共同遵守，如果參與人決策時不考慮這些規則，那么不確定性所帶來的成本就很高，使得交易無法進行。而參與人在不確定性環境下，甚至連成本計算都無法準確完成，此時按習慣決策就是各參與人最現實的選擇。進一步看，習慣作為共同知識不僅有助于參與人應對不確定性，而且可能通過一種共同語言能夠促進交易，在這種情況下，習慣就具備了生產功能。同時，由于人們的行為產生于一個共同的社會背景，其行為還要受到別的經濟主體行為的影響，因此對別人行為以及結果的觀察和認識也占據了主體行為決策很大的權重。從這個意義上說，主體間性是形成對利益驅動機制產生反應的基礎。制度不僅有效反映了個體行為與集體維系的內在機制，也提供了個體互動從而保持集體存續的行為規則結構。
第二，從博弈論的角度看，博弈是在主體共同的知識背景中展開的。而共同知識即是指人們對事物的一致的看法和理解。顯然，這種一致的看法和理解不是先天就具有的，而必須經過主體間互動過程而形成統一的理解，這一過程實際上就是所謂的主體互動過程。在主體行為與知識傳統之間，能夠充當橋梁的介質，恰好就是規約人類互動行為的規則和制度。青木昌彥承繼了諾思關于制度的看法，把制度視為博弈規則。按照重復博弈論方法即使在不完全信息的情況下只要博弈的次數足夠多，不一定是無限次，人們就會在博弈中出現合作行為，如果博弈重復的次數足夠地多，采取合作態度可能帶來未來長期收益，將大于因對方背叛而給自己帶來的短期損失，因此在博弈的大多數階段參與人都愿意樹立一個合作者的形象保持合作者的聲譽從而采取合作的策略和行為。制度作為共有信念的自我維系系統，其實質是對博弈均衡的概要表征。主體間在反復博弈中，也可以了解有關其他主體在行動決策時可能采用的規則。主體相互之間通過共有信念進行持續博弈，制度在這種預期穩定和共有信念形成過程中產生，并作為均衡的概要表征協調著參與人的信念。參與主體基于共有信念決定隨后的策略選擇，導致均衡的再生，均衡的再生反過來又強化了關于它的概要表征。經過這樣一個反復過程，制度不僅內生出來，而且穩定下來，并作為客觀之物呈現在主體的意識中，被主體認為是理所當然的，制度本身也獲得了自我維持功能。因此，我們可以認為，正是主體間性的關系場和認識論前提才引致了制度的產生。因此，從主體間性出發的研究，是對以博弈論為框架的制度演化分析的必要的和有力的補充。
第三，制度是在“交往理性”的前提下形成的。哈貝馬斯提出了“交往理性”的概念，并對規則的形成做出了詳細的解釋。他指出，沒有主體間性就無從談論規則和制度的產生。在主體間性和交往行為的視角下對規則的型構給予了新的解釋。哈貝馬斯的規則觀涉及三個問題：即遵守規則的條件、規則意識的產生和規則正當性的辯護。哈貝馬斯把主體間性看作是解決這三個問題的關鍵：離開了主體間性，就無法知道某人是不是在遵守一條規則：離開了主體間性，就既不能形成“規則意識”，也不能從“規則意識”中發展出“原則意識”、進而分化出“價值意識”。離開了主體間性，更無法為規則的正當性提供辯護。哈貝馬斯把行動的“意向性”和行動的“遵守規則性”聯系起來，他認為這種聯系的關鍵在于行為的意向性取決于“意義的同一性”，而意義的同一性則依賴于規則在主體間的有效性。行動作為一種意向表達所具有的意義，是無法僅僅依靠客觀的觀察來把握的。因為從觀察者的視角，我們只能看到符號的“意義的持續性”，但這種意義的持續性不等于“意義的同一性”。行為的相同意義不能僅僅是客觀觀察者自身所強加的，它也應該是為行動者自己對某種類型的行動及其具體情境的理解。這就需要我們為這種共識意義的來源提供說明。人們不可能獨自地遵守規則。規則在其多樣的實現之中的同一性，并不依賴于可觀察的不變性，而依賴于它的有效性和主體間性。
這給我們提出了網絡時代青少年道德教育的新問題：我們通常把守規則看作是道德成長的一種表現，但與之伴隨的大量規則外的不文明現象卻說明這種教育可能是在培養“守規則的道德侏儒”。
一、“守規則”在道德上的不完備狀態
規則是一定群體成員共同遵守的一系列規范、守則，它制約人們的行動，維系群體生活的秩序。因而，守規則往往也成為一種個體應然的行為方式。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制度倫理的倡導者往往強調規則本身對道德人及道德社會建設的重要作用。但是，規則終究不同于道德，在道德性上存在著兩個無法克服的局限，從而使得過于倚重守規則的道德教育，只可能培養出“守規則的道德侏儒”。
（一）規則外放縱的無度
人類生活如此豐富復雜，規則無法做到事無巨細一概予以規定。因此，就有了諸多“鉆空子”的事情發生，這表明規則的作用范圍始終是有限的。一些人，在有明確規則制約的地方謹守規則，一旦出離到規則范圍之外，失去了既有的行為依據，自然產生出脫離監管的自由感，往往會將守規則時的內心壓制更加夸張地表現出來，完全依照自己的主觀愿望和欲望行事，導致言行的過度放縱，成為不折不扣的“守規則的道德侏儒”。
在現代性的背景下，制度倫理嘗試通過規則自身的完善來達成人的完善，實際最多可能如?？略凇兑幱柵c懲罰》里所描述的，將人性囚禁在規訓的牢籠里。后現代則走向另一個極端，主張徹底打破規則，如鮑曼所說，逃避限制是后現代生活的中心。[1]規則體系的解除、規訓的消失，的確可以使行動的決定權回歸到個人的手中。但自由了的人，是否可以在無規則狀態下自然實現人的完善呢？我們看到，習慣了規則與規訓的人，在規則之外往往會表現出過度追求個人化的主觀感受、體驗、情感的放縱“狂歡”。事實上，當個人主觀經驗成為行動的唯一依據，往往造成價值的虛無和欲望的放縱。因此，后現代背景下已經有很多思想者呼喚理性的回歸，以改變人的自我放縱局面。
在柏拉圖的《美諾篇》中，蘇格拉底指出，個人的主觀意見并不可靠，即便是正確的意見，如果沒有被理性捆住，也是沒什么價值的。[2]在《斐德若篇》中，蘇格拉底講出了著名的馬車故事：人的靈魂就像是由兩匹馬駕馭的馬車，其中的一匹馬頑劣放縱，如果駕車人稍有控制不好，這匹馬就會將整架馬車帶入傾覆的險境當中。[3]他用頑劣放縱的馬來比喻人的欲望，以駕車人比喻人的理性，用這個故事來說明欲望對完善的人的巨大影響：只要理性稍有放松，人就會被欲望控制。這兩篇對話恰好可以用來描述“守規則道德侏儒”的危險：在規則覆蓋的范圍之外，缺少理性的道德侏儒，要么僅僅由不可靠的“意見”支配，要么由放縱的欲望支配。
日益普及的網絡生活還沒有建立起非常完備的規則體系，這樣的網絡生活就像是現代性與后現代的雜糅：有規則與無規則并存，規則內外各有空間。成長中的青少年，一方面，在那些有規則可循的地方，愿意按規則行事；另一方面，在規則覆蓋之外的空間則可以粗言暴行。網絡生活如一面鏡子，映照出現實生活中青少年的道德狀況：無論規則如何完備，日常生活終究存在無顯性規則之空間；規則內外的文明反差，學校中的好孩子與家庭中的小霸王，也正說明著青少年教育中對規則過度依賴的不足。
（二）規則內做惡的可能
一味強調守規則，把守規則當作是好孩子標準的另一個問題，在于規則本身在道德上的不完備性。
首先，常見的規則往往表達一種普遍性要求，是抽離現實生活情境的行為期待。因而，規則與現實生活情境總是因為隔著具體化的距離而顯得空洞，也往往無法適用于具體生活情境。諸多現實情境中的道德兩難，有一部分是普遍規則與現實情境的沖突，這時，我們會發現規則本身的蒼白，發現規則對于完滿的人性所在的復雜生活的不完備性。
其次，從生產的過程看，規則多數是為了滿足群體共同生活的需要，為了保證群體內成員和諧共處而進行的集體約定，是以達到群體利益最大化為目的的。因而，規則往往帶有局限性的地域色彩，是為了解決當前問題的權宜之計。帶有深刻群體烙印的規則永遠只是為了“這個”群體服務的，因而很難超越這個群體之外去考慮全人類的普遍利益?！叭后w精神既有關愛、協作等光明的一面，也有自私、排斥、敵對其他群體等陰暗的一面?！盵4]群體對內顯示出關愛的一面，以一系列規則協調成員間的關系；同樣是為了群體內的利益，群體對外則顯露出截然相反的自私面目。
可見，不顧規則及其要求下的行為本身的道德性如何，一味遵守規則行事，有可能是在作惡；與此同時，守規則又成為作惡者自我辯護的依據，試圖以規則來開脫罪責。
二、“守規則”的道德本質及其產生的教育原因
（一）“守規則”的實質是他律型人格
由以上對守規則可能導致的兩種道德后果的分析，可以看到，守規則之所以無法與完滿人性這一目的相通達，實際在于對規則本身的過度依賴與強調。對于人而言，“規范是必需的而且應該遵守，但卻不值得尊重，因為道德價值落實在規范之外而不是規范之中”。[5]守規則只是一種他律性人格特征，真正的道德人格是強調“慎獨”和內在道德自覺的。
“他律”是皮亞杰在《兒童的道德判斷》一書里提出的概念，意指服從于外在規則而行動。守規則的他律性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對規則的遵守不一定是自覺遵守，而很可能是出于服從的遵守；第二，所遵守的規則內容是外部給定的，不一定經過其自身理性的審查；這也就導致了第三，守規則而并沒有獲得規則背后所蘊含的道德精神，因而在缺少規則的情境中無法做到自我治理。處于他律情形中的人，雖然其言行看上去是合道德的言行，但那只是看上去或者外表上如此，其內心或者在精神上，可能與道德之間存在著巨大的距離，甚至可以說是與道德本身內在自覺的完滿追求相悖的。因而，其實際上可能是一種“道德侏儒”。
強調守規則的他律人格的道德意義十分有限。規則只表達應該如此，卻不能澄清為什么應該如此；規則指出行動的標準，卻無法承載行動的意義；規則范導下的好人是群體秩序要求下的好人，卻未必是自身人性卓越、人格完善的好人。規則本身無法承載生活意義，生活意義只能到規則之外更為根本的道德價值當中去尋找。這就需要“檢視現實生活以追求美好價值”[6]的理性力量，達到使人能夠在自我治理當中實現卓越人性的目的。蘇格拉底的“馬車”比喻已經揭示了這種理性自治的重要性，在這種理性自治狀態中，可以看到一種迥異于規則訓導下一片服從景象的秩序：“當理性占統治地位時，一種極其不同的秩序在靈魂中起支配作用。” [7]這樣一種理性的秩序，是欲望得到節制、德性支配行動，因而能夠在德性的實現活動中歷練人格、追求美好生活的狀態。這是與守規則的道德侏儒的他律人格截然相反的人格狀態。他律的道德人格始終只能讓人成為服從外在規則的好人，并且如前文所述這種好人還潛藏著作惡的危險。而要實現人性的卓越和人格的完善，則必須超越他律型人格的有限性，訴諸充分的理性自我治理，經由德性的自我教化之路實現生活的意義。
（二）“守紀律的好學生”是他律型人格的教育土壤
為什么當代青少年會出現“守規則的道德侏儒”這樣的人格傾向呢？學校教育中一個熟悉的說法可以與此相聯系就是“守紀律的好學生”。學校生活是青少年制度化生活的第一模版，學校生活中的價值引導與評價本身，即是道德教育的過程。學校作為共同生活的場所，是要有紀律的，要求學生守紀律本身并不是一件壞事。但是，作為規則的一種具體形式，紀律同樣存在上文分析的規則的有限性。面對紀律的要求，不鼓勵與引導學生思考、判斷其深層的道德理由，而是通過各種評價機制強制學生無條件服從，導致真正的道德價值因此闕如，被重視的僅僅是規則的執行。
將守紀律作為好學生的重要標準，嚴重窄化了學生豐富個性的活動空間，壓抑了其人性的活力，使學生在嚴密的規約當中成為順從紀律要求亦步亦趨的“乖孩子”。魯潔教授指出，“相當長一段時期以來，道德教育全部落實為具體的規范教育，聽話、順從歷來是，當今仍是中國好孩子的標準”。這樣的教育窄化了豐富的人性，“不是真正意義上自由自覺活動的人”。[8]學校教育中對紀律和規則的過度強調，是對道德及道德教育的偏離，誤導了成長中的學生對好人的理解，將好人窄化為“守規則”的人，誤將這種“道德侏儒”當作是好人的標準與全部要求。
三、養成能自治的道德人
“守規則的道德侏儒”與時代對青少年的要求及完滿人性都相去甚遠。當今時代，網絡生活已成為學生生活的一個重要部分，這給道德教育帶來了新的挑戰，同時也是一個新的機遇：一方面，網絡生活較高的自由度放大了規則外的放縱行為的可能；另一方面，網絡生活中規則的相對缺失則可以為理性自治的教育提供一個試練的空間。當然，道德教育應當是整全的，不管是在虛擬網絡生活中，還是在現實生活中，道德教育都應該引導學生在遵守規則的同時審視規則，通過培養能夠理性自治的道德人來實現道德人格的健全成長，從而擺脫“守規則的道德侏儒”形象，走向能自治的健全道德人。
（一）養成理性的品質是核心
如何能夠理性自治？康德說，“必須永遠有公開運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唯有它才能帶來人類的啟蒙?！盵9]理性必須經常運用才能得到啟蒙，意味著理性的啟蒙需要后天發展的過程，這就要求學校教育的過程要成為一個尊重理性，而非只重規則的生活。學校教育要培養人的規則意識，但這個規則意識，不是一味的遵守規則的意識，還包括對規則的產生過程、規則的合法程序、規則的道德有限性與現實必要性的認識和了解，引導學生懂得，規則是生活的必須，但一味守規則卻并非人性的完善。這意味著徹底改變“守紀律的好孩子”的教育觀念，在學校生活中，給成長中的青少年充分運用理性的自由空間和機會，讓他們通過理性的運用去制定合理的規則，通過理性來反思現存規則的不合理性，改進生活中的不合理的規則。與此同時，理性在這種運用中得到不斷完善與提升。
（二）以追求人性完善為目的
守規則的人，追求的是“無過錯生活”。把規則當作戒律，當作幸福生活的邊界，認為幸福是囚禁在規則的牢籠中的。這顯然是對規則與幸福關系的一種誤解。什么是幸福呢？亞里士多德說：“我們把那些始終因其自身而從不因它物而值得欲求的東西稱為最完善的?！盵10]這種屬于人的最完善的東西，是德性的實現活動，亦即人性自身的完善與卓越。不違反規則意義上的“無過錯生活”，顯然是無法達到這種卓越的人性狀態的。與人性相比，一切規則、規范、紀律都微不足道，重要的是人性自身的價值，而不是規則。完滿的人性與規則不是對立與避讓的關系，而是超越與“為自己立法”的關系。因而，完滿人性不是不守規則，更不是不要規則，而是超越現實性的有形的紀律與規則，但以人性的完善為最終法則，指導自己的行為與生活。以完滿人性為法則的人，不管現實中是否存在有形的紀律和規則，都不會放縱自己的行為，因為放縱是人性的不完滿狀態。
（三）從節制做起
不管是網絡還是現實生活，都繽紛多彩卻又泥沙俱下，充滿了各種各樣的不良誘惑。青少年如果沉迷其中，不但耗費自身的時間和精力，而且容易受到負面的影響。這就需要引導他們從節制做起，抵拒誘惑，自覺克制不合理的欲望，做到“約身勝欲”“克己復禮”。節制，不是資源匱乏時不得已的權宜之計，不是為了遵守節約儉省的規則，而是人性追求完滿的高貴之義，是人對生命的明智把握。富足而能甘于樸素，遠離奢華；規則內不違規則，規則外不自我放縱；成功時不傲人鄙物，失意時不輕言放棄；對顯達于己的人不趨附，對卑微于己的人不鄙視；寵辱不驚，去留無意，才顯人性的高貴。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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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
我覺得不應該給孩子建立規則，這也是我親身的體會。我們家菁菁對色彩特別敏感，只要有畫筆在，她總忍不住大肆創作一番，因此我們家的沙發、墻壁到處都能見到菁菁涂鴉的杰作，光是給她擦洗這些涂鴉的痕跡就費了我不少時間。為此，我給菁菁下了規則：畫畫只能在白紙上!但奇怪的是，自設定規則后，菁菁反而不喜歡涂鴉了。為她準備的白紙也沒見她好好利用。問她原因，小家伙說：“這張紙太小了?！宾畷r，我明白自己犯了一個很大的錯誤。我用規則遏制了孩子智能的發育。我提供給菁菁的紙就這么大，她的畫也只能這么大，紙的大小限制了菁菁想象的空間，我用無聊的規則硬是把孩子原本可以無限擴大的探索世界局限得只有白紙這么大，這是多么愚蠢的行為呀!――菁菁媽
同意派
我覺得應該給孩子設立一些必要的規則。我家豆豆很淘氣，總是動個不停，這個年紀的好奇心又驅使他去探索每一樣東西，也不管這樣東西是不是有危險。一次意外燙傷后，我鄭重地告誡孩子：不準進入廚房。當然這個規則不是永久性的，只要孩子有了一些安全意識，學會自我保護之后，我允許他踏入未曾踏入的領域，探索新的知識，但現在還不行。在可以的情況下，作為家長應該保護孩子的安全。而規則就是安全法則。――豆豆媽
結論：
建立規則的利弊在上述兩個案例中都體現出來了，規則可以保護孩子，但也會限制孩子的發展，因此給寶寶建立規則，重在度，貴在巧，適度規則，巧妙建立，這樣寶貝才能心服口服。
我們在設立規則前，首先要考慮的是建立規則的目標：保障寶寶充分探索自由的前提下保護他的安全。這才是建立規則的意義。
我們提倡孩子到大自然中去探索，但是外面的世界也充滿未知的危險，這個時候規則就可以發揮它的作用。
“寶貝，你可以到花圃里面玩，但是不能接近那邊的小水池，寶貝還不會游泳，很危險?！?/p>
“寶寶你可以去小公園玩，但是沒有媽媽的陪同，你不可以一個人穿馬路?！?/p>
“寶寶，媽媽可以陪你一起玩，但是吃飯的時候就要好好吃飯，吃好飯，媽媽可以給你講故事?！?/p>
在給寶寶建立規則的同時，也應該考慮到寶寶的心理需求。這個年齡段的寶寶好奇心相當強烈，你在否定他一種行為的同時，他的內心世界也會產生疑問“為什么?”為什么媽媽不讓我這么做。因此在制定規則的時候要跟寶寶講清楚你這么做的原因，如果是因為寶寶的年齡而不能做這件事時，你要給寶寶一個期限，在什么樣的情況下，什么樣的時間段，這個規則失效，寶寶可以自己去探索。不要硬生生地阻斷孩子對外界的好奇探索，這是他成長的部分。父母建立的規則是要幫助孩子去完成他對周圍世界的探索，而不是去阻止他。
制定規則的技巧
1－2歲的孩子認知能力的發展有著驚人的飛躍，但他們的理解能力卻仍然處于幾乎沒有任何發展的狀態。寶寶對于家長設定的各種規則，以及規則背后的用心都不甚了解。在缺少理解的情況下，給寶寶設定規則需要一定的技巧。
技巧1：父母的榜樣
不要小看寶寶的觀察能力，在你不防備的情況下，寶寶的小眼睛時刻處在觀察的狀態。觀察過后，他便會模仿。因此，如果寶寶有什么不好的習慣，父母不妨先從自身找原因，你們是寶寶身邊的鏡子，言行都潛移默化地影響著孩子的行為習慣。他們通過觀察成年人的行為舉止，得到了一些信息；從父母對人、事和物的反應懂得哪些是正確的，哪些是錯誤的，哪些是好的，哪些是壞的。所以，要讓孩子順利接受規則，父母首先自己要遵從規則，給寶寶做個好榜樣。
技巧2：明確的態度反應
單靠語言給寶寶設立并講解規則，未必能被孩子所理解。父母還需要用面部表情、語調來教導孩子。如果我們想告訴孩子“不要碰燃氣灶”，一個是語調平淡，一個是語調堅決，而且面部帶有嚴厲的表情，那么后者的威力肯定遠遠大于前者。因此，生活中，當孩子給自己制造危險或者做出無禮動作的時候，父母與其沒完沒了地指責他，還不如做出既強烈又明確的態度反應，讓寶寶明白你的態度和決定。
技巧3：體現規則的保護意義
中圖分類號：G808 文獻標識碼：A
0 前言
籃球運動之法我們統稱為籃球規則，它規定了籃球的動作標準和行為規范，它促進籃球運動的發展，同時籃球規則的完善也受籃球運動中所產生問題的影響而進行的及時糾正。對籃球規則演變的方向及新世紀籃球發展的趨勢進行研究，以及研究和梳理籃球規則演變狀況，旨在讓教練員理解、掌握規則，進而更好地、合理地進行教學訓練和布置技戰術提供理論依據。
1 近20年籃球規則修改的內容
1.1 時間方面的修改
一次進攻時間由原來的30秒改為了24秒；改動24秒規則，以往，對在前場的任何犯規被判罰后，進攻時間又重新啟動為24秒。現在，在相同條件下，如果進攻時間不少于14秒則不變，如果少于14秒則調至14秒；比賽時間由4節組成，每節10分鐘；三秒規則（球前場才開始計算3秒，球在后場不計算3秒）；5秒規則，進攻球員背對籃筐進入罰球區后必須要在5秒內投籃或傳球，否則犯規；進攻隊必須在10秒內使球進入前場改為8秒。
1.2 空間方面的修改
使用1.8m？.05m的籃板；擴大規定限制區為一個5.8m？.9m的矩形；擴大三分線為6.75m；2008年，不再允許26m？4m的比賽場地。場地只允許用白線，增加無撞人的半圓區域，2003年，國際籃聯對2000年的規則進行了修改，新規則取消了罰球線前虛線的半圓圈，把跳球改為了“交替擁有”，即除了以跳球開始第一節的比賽之外，其他所有的情況不再執行跳球，而是以擲界外球的形式開始比賽。
1.3 犯規規則的變動
2000年， 刪除“從理論上講籃球是一項沒有接觸的競賽”增加進攻圓柱體原則；1994年，將“故意犯規”的概念演變為“違反體育道德的犯規”，實行“兩罰一擲”； 技術犯規增設一條“倒下以偽造一次犯規”，即“假摔”是技術犯規。并且技術犯規的罰則由“一罰一擲”修訂為“兩罰一擲”。
1.4 暫停次數的變動
每支隊擁有暫停次數，上半時2次，下半時3次，共5次，每個決勝期有一次暫停。
2 籃球規則演變的方向及新世紀籃球發展的趨勢
籃球規則演變的方向主要是圍繞著保持球賽的觀賞性，保持競爭性平衡。比賽中，讓精湛的籃球技術和豐富的戰術發揮得淋漓盡致。例如FIBA規則和NBA規則對暫停和替換條款的修改，其目的就是給予教練員布置進攻和防守戰術更大的空間和自由度。新世紀籃球規則演變一個突出的重點是對技術犯規、違反體育道德的犯規等條款的修改，強調球員規范的行為以及球隊的管理和控制。為了保持比賽的觀賞性吸引更多的觀眾，為了確保競爭性平衡，籃球規則的修改還從鼓勵合理的身體對抗、倡導激情、球員個性與全隊技戰術的有機融合；全場比賽的攻防時間將在一定的時機與條件下繼續縮短；犯規判罰的規則將有新的修正。
當今籃球運動在世界的200多個國家已經十分普及，技戰術的發展促進籃球規則的完善，然而規則的完善也促進了籃球技戰術發展，籃球運動社會、經濟、政治價值將百尺竿頭更進一步，達到一個新的層次。這些功能也被大眾所認可接受。當今籃球身體對抗越來越激烈，攻守轉換的速度越來越快，比賽的觀賞性更高，運動員的技藝更高超，比賽的運作更為商業化的趨勢發展。
3 教學訓練中籃球規則演變的實際意義
在對規則演變的論述和總結的基礎上，將其與教學訓練實踐相結合，能夠讓教學訓練的目的性和實戰性得到升華，促進籃球運動的發展。
3.1 教學訓練中空間規則演變的實際意義
在教學訓練中，籃球場地是什么？對于這個概念學生或運動員必須明晰。就如同在比賽中，攻防的路線、自己和隊友的位置以及球場上各個區域的界限這些是場上隊員必須了解的。
例如：在平時教學訓練中，什么是限制區、限制區的來源和形狀尺寸發展變化的原因教練必須給學生介紹，這樣學員就可以明確限制區的實際意義。戰術教學中，可以與3秒鐘違例相結合，因為攻防戰術都是圍繞球員在限制區的落位展開進攻與防守。有助于教練員清楚地講解戰術配合隊員跑動的移動路線和站位，隊員們對戰術目的將有更深刻的認識和理解，更不會因違例進攻機會。防守時亦是如此，為減輕籃球下容易的分區域的防守壓力，要有“家”的概念即限制區就是我們家，積極搶占有利位置，充分利用3秒鐘違例規則，把對方阻擋在限制區外面。
3.2 教學訓練中時間規則演變的實際意義
籃球運動發展到今天，比賽的攻防速度加快，大大地提高了比賽的觀賞性。攻防節奏的加快對球員的技戰術能力要求更高。在日常的教學訓練中，教練員透徹地講解時間規則的演變，讓球員明晰時間規則演變的內涵。訓練中運用時間規則設計教學訓練內容，這樣隊員在比賽中才能良好地把握運用技戰術的時機，實現練為戰，突顯訓練的效果。舉個例子：
某隊開后場邊線球時，必須在規定的5秒鐘內將球發入場內。不讓擲界外球5秒違例發生，喪失一次進攻機會。球發入場內之后，先觀察前場，看是否能形成打快攻，努力把握出現快攻的機會，快速將球推進或者傳到前場，利用人數或能力上的優勢完成一次反擊。當對方采取全場緊迫盯人壓迫性的防守，就要考慮開始計算8秒鐘了。將球推進到前場必須采取合理的進攻全場緊逼戰術。球推進到前場后，如果已經形成落好位防守，就要考慮24秒鐘違例，必須在24秒鐘之內完成進攻，不然則會喪失進攻機會，失掉球權；時間規則在防守教學訓練中運用也很重要，它使得場上球員的防守目的性、積極性、侵略性更強。技術是基礎，戰術是技術的表現形式。時間規則的演變提高了球員的技藝豐富了戰術體系，那么在教學中應該將時間規則與比賽出現的情境有機地結合在日常的訓練內容當中。
3.3 教學訓練中違犯規則演變的實際意義
違例通常是與球員在球場上所完成的技術動作的情況相關聯。在日常教學訓練講解技術時，教練要弄清楚規則規定對技術動作的要求是什么，并且明確地灌輸給運動員，訓練時正確規范地掌握技術動作，在比賽中要求規范地完成技術動作，避免因為不規范的技術動作造成違例，喪失進攻機會。運動訓練學中的向群理論把籃球歸納為技能主導類同場對抗性項目，在身體接觸頻繁的籃球比賽中，侵人犯規必不可免，但是可以控制和減少個人犯規和累計全隊犯規數。在規則允許的范圍內，避免盲目的犯規，即使犯規了，也要讓犯規有價值，發揮犯規的作用，克制對手，使比賽的主動權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以至奪取比賽最后的勝利。為了使運動員了解犯規戰術的實際意義，教練員首先必須明確掌握規則里所有犯規條款的內涵，在日常教學訓練中進行相關的場景模擬再現，這樣就能從攻、守兩個方面將犯規戰術真正融匯貫通熟練運用。同時還應加強罰球的訓練，以遏制對方使用犯規戰術的功效。
3.4 教學訓練中其他方面規則演變的實際意義
2003年規則新增訂的交替擁有程序是較難理解的部分，對教練員和運動員有著很高的要求。但如果對這一項理解不透徹的話，就會對裁判的一些正確判罰產生異議，從而影響比賽的進程甚至結果。而一名教練員在換人和暫停方面的運籌帷幄更是彰顯其智慧，在臨陣指揮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一次關鍵的換人和暫停往往能扭轉場上的不利局面，從膠著走向勝利。
4 小結
籃球規則的演變主要是為了適應當代籃球身體對抗激烈、高強度，高速度的發展趨勢，保持比賽的競爭性平衡，促使比賽表演的精彩程度，從而吸引更多的觀眾，籃球規則的演變勢在必行。從規則在場地的空間線條、時間、犯規的演變看，應當給我們廣大教練一些啟示：（1）為了避免比賽中出現違例，在訓練中規范技術動作教學，并逐漸把身體對抗運用到技術教學中以提高隊員在對抗中能夠運用技術的能力；（2）根據比賽可能出現的情境結合規則規定時間、犯規的條款，把他們有機地結合在戰術的教學訓練中，實現練為戰，彰顯訓練的效果。（3）教練員要向隊員講授籃球規則，規則為何演變，演變的原因，演變的意圖，這對運動員起到啟智的作用，有助于運動員深入的理解教練員戰術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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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質教育順應了經濟和社會的發展，也是教育改革的方向，規則教育作為素質教育的重要內容發揮著自身的優勢。同樣，作為學校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體育教學的開展也不能離開規則教育，在體育教學中，很多的運動項目都要按規則進行，教師要起到帶頭作用，帶領學生遵守運動規范，尤其是對于具有競技性質的運動必須按規則進行。只有這樣，才能讓學生理解什么是公平公正，同時，端正態度，用正確的手段獲得自己所需，此外，有利于培養學生良好的心理素質，增強正義感。
一、在體育教育中規則教育的兩點要求
（一）從學生角度出發
在體育教學中，提到規則教育并不是要對學生活動的自由發揮進行限制。就好像法律和自由的關系一樣，人們只有在遵守法律基礎上獲得的自由才是真正意義上的自由。運用規則教育是根據具體的教學內容，以學生為中心，在尊重學生主體地位的基礎上對體育教學活動進行一定的規范，合理地安排，畢竟很多的體育項目都有自己的規范動作，只有合理遵守才能學得更快，真正對身體健康有益。此外，在遵守一定規則的同時，體育老師應該激發學生學習的主動性，使學生養成適應體育教學中規則的習慣，保證其主體地位，更好地開展教學。
（二）正確處理體育教育中規則和開放的關系
規則教育并不是說不重視學生個人的興趣和愛好，而是要處理好規則與開放的關系。只有將兩者合理地結合在一起，基于學生的興趣，為體育課堂教學營造良好的、輕松的氛圍。尤其是對于高等院校的學生來說，每個學生都有自己獨特的個性，對問題會有獨立的見解及觀點，如果此時體育教師單純地按照確定的規則開展教學，限制他們思維的開放性，必定會造成學生的叛逆心理，不利于教學活動的順利開展。因此，教師在體育教學中融入規則教育的同時還應該重視學生的身心發展規律，運用恰當的教學手段，使學生潛移默化地接受規則教育。
二、在體育教育中規則教育的重要意義
規則教育是學校教育的重要部分，學校教育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希望教育對象能夠通過各項技術規則的訓練，與制度化的教育規范相吻合。進行體育鍛煉的人都知道，體育教育最獨特的優勢就是操作性強。學校中任何其他科目的教學基本就是讓學生掌握前人總結的文化內涵或者技能，再進行強化。而體育教學可以在不同的階段和環境下，在操練中掌握活動的技能，主要以鍛煉身體為主。體育教育也為規則教育的施行提供了相應的動態資源及場所等。體育課程一般很受學生歡迎，這就給在體育課堂中開展規則教學提供了優勢條件。規則教育并不是只在口頭上表達，其重在規范學生的動作，潛移默化地讓學生掌握操練的規則。對于體育教育，從根本上說，操作本身的特性就是活躍、善變的，所以需要教師進行規則約束。在體育教學過程中，教師需要引導學生樹立規則意識，必須按照體育運動項目的標準進行，通過獎懲的形式，讓學生在受到規則教育的同時，形成符合社會要求的品德與素質。這是比較困難的，并不只是通過遵守體育運動中的規則就能瞬間實現的，而是需要在教師的引導下，一步一步地養成把效仿轉變為自己在運動過程中的習慣，即將一些強制性的行為法則逐漸變成自身的行為習慣及標準，這樣有利于學生在體育教育中形成標準認知，為在社會的最初階段的生存打下良好的基礎。
三、在體育教育中如何實施規則教育
（一）幫助學生在體育教育中感受規則的力量
在體育課堂中進行體育活動及操練是很常見的，大部分體育課的開展場所都是操場，所以有必要將體育活動和規則教育相結合，在活動中培養學生遵守運動規則的良好習慣。體育老師可以依據學生不同的個性特征，設定一些小游戲，當然游戲時必須要求學生遵守一定的規則，這樣可以讓學生在游戲中獲得樂趣的同時，也能感受到遵守規則的自由和快樂，不斷地感悟、反思，最后將規則內化為自己的習慣，那么學生在以后的體育課堂中也會自覺地遵守運動規則。
（二）體育老師需要合理地安排教學活動
由于規則教育在體育教學中的應用對學生的道德培養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及價值，所以，為了使學生逐漸掌握規則教育體系，體育老師需要合理安排教學活動，使體育教學在遵守規則的基礎上順利開展，發揮好規則教育的價值，幫助學生養成良好的習慣。老師需要根據不同年級學生及不同學生的個性特征隨時調整自己的授課內容，對教學計劃進行詳細部署，不斷更新，使體育教學更有針對性。此外，教師在設計體育教育時，還應該合理科學地安排課堂實踐，在有效的授課時間內最大限度地發揮規則教育的作用，為社會培養遵守規則的人才。
（三）充分發揮教師的模范作用
體育老師在進行體育教育的時候，自身就是很好的授課例子，學生都是以教師為榜樣進行模仿，所以教師必須起到模范作用。在體育教學中，教師作為領頭人，各項操練動作是否標準直接影響學生對此動作的第一印象，所以，教師一定要首先規范好自己的運動動作，以身作則。然后再通過不斷地示范講解規則的具體內容，進而幫助學生更好地理解，最終實現體育教育的目的。
（四）在具體的體育活動中加強規則教育
在體育課堂中，根據各種各樣的活動內容，有時學生需要進行不同的角色扮演，例如，在開展體育活動中，學生需要扮演裁判、隊員或者觀眾等，不同的角色都要遵守一定的規則，這樣能使學生在遵守規則的基礎上體會到角色扮演的快樂，意識到需要履行的責任，理解遵守規則的必要性。此外，體育老師還可以讓學生根據不同的活動自己制定規則以及角色扮演的具體職責，然后讓學生遵守自己制定的規則，長此以往，能夠幫助學生逐漸養成良好的習慣。
（五）要求學生遵守基本的課堂紀律
體育課堂教學計劃的進行必須有良好的課堂紀律作保證，米歇爾?？抡f過：“紀律可以讓人們精確控制個體的力量?！奔o律與規則相輔相成，它正是具體化的規則，在體育教育中使用規則教育主要是培養學生遵紀守法的意識。因此，遵守課堂紀律是最根本的規則教育方式。反之，如果學生違反紀律就可能存在危險，比如，穿運動鞋上課，體育課前的準備動作等都是必須遵守的，這些能確保體育教育的順利進行，如果學生違背就應該受到懲罰，讓他們明白規則的不可抗拒。
（六）體育老師合理評價學生所完成的任務
在體育課即將結束的時候，老師應該進行相應的點評及總結。對于體育課堂來說，教師的評價有著積極的意義。根據心理學調查研究，教師正確合理的評價能夠激勵學生，激發學生學習的激情。實際上，學生也很在意老師的評價，也想知道自己的優點和不足，即使是一句鼓勵的話語都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學生。所以教師需要根據學生的具體表現進行相應的批評或者表揚，當然評價的標準也可以進行分層，畢竟學生的水平也有所不同，這樣在對學生進行規則教育的同時，也能提高他們的自信心。
四、結語
在學校，學生一般都比較喜歡體育課，而規則教育又是體育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所以體育教育應該把握這一機會，積極地對學生進行規則教育，幫助學生養成遵守規則的良好習慣。規則教育還有利于體育課教學效率的提高，當然在進行規則教育的同時還應該尊重學生的個性要求及興趣，不斷對教學計劃進行調整，根據不同學生的具體情況合理安排授課任務。在規則教育中，教師要規范自己的行為，給學生樹立榜樣。在體育教育中開展規則教育可以幫助學生潛移默化地掌握規則的重要性，把遵守規則內化為自己的行為習慣。希望筆者的探索能夠對規則教育產生一定的借鑒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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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足球的技戰術
足球的技戰術對于足球比賽的勝負起著決定性作用，是雙方技術、戰術以及體能的較量，因此，高中體育足球課程中應該著重訓練學生的技術、戰術和體能，使學生獲得良好的身體素質和競技能力，對于提高足球隊的整體實力有著重要的作用。從運動訓練學的角度來講，技術、戰術和體能訓練是運動訓練的主要內容，這在足球運動中顯得尤其重要，只有學生對技戰術的運用比較熟練，才能以集體為背景，發揮各自的優勢，不斷切換攻、防隊員的位置，戰勝對方隊員。合作精神和個體素質雙重保證下科學地運用技戰術，能夠提高整支球隊的作戰水平。在高中體育課足球教學中，對技戰術的訓練方法比較多樣，包括：模式訓練法、程序訓練法、微機訓練法等，足球比賽的賽程較長，為了保證整體的作戰水平，需要把這幾種訓練方法相結合，針對性地根據不同隊員的位置和職責進行訓練和提高。另外，由于足球運動的人數較多，隊員之間的互相配合尤其重要，隊員之間必須配合默契，攻防兼備。因此，訓練的內容和結構一定要豐富而充實。
三、規則精神與技戰術的相互關系
高中體育課程中的足球教學不能僅僅只抓規則教育和技戰術教育的任何一種，要學會將兩者相互結合，在實際的足球訓練中，規則精神和技戰術是彼此相互依存的，技戰術中對規則的運用比較普遍，而規則對技戰術的發揮則有著前提保證的作用。如何將規則精神和技戰術相互結合是高中足球教學的關鍵。想要整體提高高中足球隊的水平，僅僅有規則理論或者僅僅有技戰術都不能達到目的，只有將理論和具體實踐相結合，才能使學生全面了解足球比賽的含義，提高足球競技水平。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教學對高中體育教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為了能夠更好地結合規則精神和技戰術，我在教學的時候，首先會給學生講解規則精神的重要性以及容易犯規的地方，以便在基本技術的聯系中糅合運用，比如，在教學“二過一”戰術一課時，我首先講解了“二過一”戰術運用的基本目的以及如何進行快速傳球和避免越位需要注意的地方，其次，教導學生進行練習，在練習中指導學生的不足。只有及時糾正，才能夠使學生在學習之初就形成正確的觀念和習慣。再比如：在練習“側面搶截球”的技術時，學生往往會不自覺地用手去推對方而造成犯規，這時，就非常有必要提醒學生沖撞的部位，“用自己的肩部以下肘部以上去沖撞對方的同樣部位”。同時提醒學生不能濫用規則，沖撞必須保證在雙方都有可能搶到球的前提下運用適當的力量，即所謂的“合理沖撞”。規則精神理論和足球技戰術實踐相結合的教學方式，不僅能夠提高學生的足球紀律精神，而且能夠指導學生在遵守規則的前提下更好地發揮自己的能力以及整支隊伍的技戰術，獲得了良好的教學效果。
隨著企業運營發展中對于工會職能部門的建設以及對于工會維權作用意識的越來越重視，近年來，我國政府各部門以及企業運營建設中，工會對于職工民益和勞動經濟合法權益的保護力度也越來越大，但是，結合我國當前工會部門在進行職工合法權益維護中的實際情況，基層工會職工合法權益維護困難問題仍然比較突出，對于工會職能的發揮作用影響仍然比較大。根據這一情況可以看出，國家在進行管理制度的設計過程中，雖然對于工會進行企業內部勞動關系平衡的職能作用有一定的考慮，在進行勞動關系運行的制約規范與要求制定中，也給予了工會在企業內部運行中職能發揮的相應保障和空間，使得工會在企業內部運營發展中的作用影響得到了一定的提升和保障，但是，結合現實中企業內部制度的制定運行以及工會作用影響實際情況，企業內部勞動者權益受侵害的現象仍然十分突出，其中，以勞動關系為例，企業內部勞資關系失衡就直接體現在企業內部的勞動方與投資方之間權力的不平衡和不對等。針對這一情況，工會要想實現充分的維權以及在企業勞動關系博弈中起到平衡作用，就需要對于這一不平衡現象與問題進行打破，這也是工會在企業內部關系博弈中的重要前提。
一、企業勞動關系運行規則及單決制形成分析
1.1 企業勞動關系運行規則及其作用意義分析
在企業內部的運營管理中，企業勞動關系運行規則既關系到企業內部的勞動方以及投資方之間的權利和利益關系，同時還關系到企業內部運營管理中，勞動方與投資方之間出現利益或者是權利矛盾時，應當如何處理的具體方法和措施?？傊?，企業勞動關系運行規則對于企業內部勞動關系的建立以及運行、調整等所有過程具有制約與規范的作用，它主要是指用人單位和勞動者之間發生關系以及形成關系、勞動關系運行過程中的規則，實質上就是進行兩者利益關系約制的規則。在實際管理應用中，從宏觀方面來講，企業勞動關系運行規則主要表現為國家的法律形式，是對于兩者之間權利關系的規定，同時也是進行兩者關系調整的一般原則；而從微觀方面來講，企業勞動關系運行規則是企業內部勞動關系建立以及運行、調整等處理的規則，它在企業運營管理中具體表現為，與勞動關系運行有關的各項企業規章制度，主要是進行企業內部勞動關系主體之間具體利益關系的約制。根據勞動關系運行規則的兩層面含義，盡管企業內部的勞動關系運行規則是相對微觀并且具體的，但是它對于宏觀層面勞動關系運行規則的規劃制定具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和意義，同時不僅制約宏觀層面勞動關系運行規則在企業中的滲透情況，還對于勞動關系的運行有著直接的影響作用。
1.2 單決制的形成原因以及影響分析
結合我國社會經濟的發展及其體制結構的轉變，在市場經濟的發展體制與環境要求下，國家在進行勞動關系運行規則的制定與設計中，從微觀層面減弱了對于企業內部運營與發展的控制作用，期望借助于宏觀的法律、政策對于企業內部權力進行規范，通過企業工會介入到企業內部的利益安排中，通過有效博弈，實現企業內部勞動關系的平衡。但是，結合現階段企業內部勞動關系運行規則的制定情況，對于制定權的模糊與軟性規定，導致了企業規章制度建立中的單決制情況出現，也制約著工會在企業內部利益關系平衡中的博弈行為，加劇了企業內部勞動關系運行不平衡情況。企業內部規章制度中單決制的形成，首先，導致企業分配領域中分配權的規則也是單決制的情況，使企業勞動者與投資者之間不僅存在工資收入與管理權力方面的差別，同時還存在有獲得不同產權權益的等級差別。其次，單決制的形成，對于工會在企業內部的活動空間也具有極大的局限作用，使得工會在職能發揮中具有較大的困難性，更加影響工會在企業內部的博弈制衡作用。最后，單決制的形成，還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企業利用不合理制度避免法律制裁的行為發生。
二、單決制形勢下工會博弈空間分析
結合上述單決制形成的原因與影響分析，單決制形式不僅影響著工會職能作用的發揮，更造成了工會在企業內部活動中的空間受到限制，失去通過有效博弈行為實現企業內部利益關系制衡的作用。在市場經濟體制下，由于受到非完全共同利益群體特征的影響，企業內部的勞動方以及投資方之間，作為一個非完全共同利益的群體必然會存在有合作與博弈的雙重關系，因此，在這種形勢下，國家進行制度的設計中應注意通過工會的博弈制衡來實現企業內部平衡穩定勞動關系的建立和構成實現。而結合現階段企業內部勞動關系現狀，要實現工會博弈制衡作用的充分發揮，需要打破單決制形式，形成勞動方與投資方的共同決定制度形式，而由單決向共決轉變，關鍵是要在進行國家法律制度的設計中，對于勞動者在企業內部設計勞動關系運行規則的共決權進行明確和加強保障，同時資產所有者主動進行有利于自身規則的單決改變，此外，處于博弈主體的工會積極進行打破單決制形式的方法途徑尋求，也是單決向共決轉變的重要因素。
三、結束語
總之，企業勞動關系運行規則單決制是我國當前企業內部勞動關系的重要特征，對于企業內部勞資雙方權益平衡十分不利，只有通過由單決向共決轉變，才能夠充分發揮工會在企業內部勞動關系中的博弈制衡作用，擴大工會博弈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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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隨機整群抽樣的方法，在長治市隨機抽取11所小學，并在每所小學的4～6年級各隨機抽取一個班，被抽取班級的全部學生作為調查對象。
1．2調查方法
參照青少年危險行為因素調查表，制作統一的道路交通安全問題調查表對學生進行調查。
1．3調查內容
調查內容共分為五部分，第1部分是對學生交通安全知識的測試。第2部分是對學生道路交通行為的測試［7］。第3部分對小學生學習交通安全知識態度進行調查。第4部分通過對學生設置調查問卷，了解學生父母自身交通行為、學歷及教授學生交通知識3方面的情況。第5部分調查小學生車禍發生狀況。
1．4統計分析
將有效問卷按照編號整理后，將所有數據用EpiData30軟件進行雙份錄入，用SPSS130統計軟件進行統計處理。采用百分位數、構成比等對數據進行描述，用KruskalWallis2檢驗進行差異性檢驗，并作多因素非條件Logistic回歸分析。檢驗水準α＝005。
2結果
2．1基本情況
本次調查共發放問卷1298份，回收問卷共1272份，應答率為980％，去除不合格問卷5份，剩下有效問卷1267份。調查表有效率達976％。本次調查四年級431人，五年級390人，六年級446人；其中男生633人（500％），女生634人（500％）。
2．2小學生道路交通安全知識得分情況
小學生道路交通安全知識得分P50為80分，年級之間得分差異有統計學意義（2＝2360，P＜0001），見表1。男女生知識得分差異也有統計學意義（2＝2235，P＜0001），且女生成績高于男生，見表2。
2．3小學生道路交通安全行為得分
小學生道路交通安全行為得分P50為94分，3個年級之間行為得分差異有統計意義（2＝1882，P＜0001），見表1。男女之間差異有統計學意義（2＝1668，P＜0001），見表2。
2．4小學生對學習交通安全知識的態度
在所有調查對象中，愿意接受學習和遵守交通規則的占971％，發放交通安全知識宣傳手冊，自己會認真看的占90％，而能主動提醒他人違反交通規則的僅占871％。
2．5父母對小學生相關知識及行為的影響
父母的學歷與學生交通安全知識得分高低無關。但家長平日里是否教學生安全知識與學生交通安全知識得分有關，家長經常教育的學生交通安全知識平均分為777分，家長偶爾教育的學生平均分為760分，家長從不教育的學生平均分為705分；家長告知學生的越多，學生的得分越高，差異有統計學意義（2＝1553，P＜0001）。同時發現家長經常違反交通規則的學生交通安全行為P50為843分，家長偶爾違反交通規則的學生交通安全行為得分P50為889分，家長從不違反交通規則的學生交通安全行為得分P50為925分，可見家長遵守交通規則的意識越高，學生道路交通行為得分越高（2＝2747，P＜0001）。
2．6小學生車禍發生情況及影響因素分析
在調查的1267名學生中有134名學生發生過不同程度的車禍傷害，車禍發生率為105％。將可能對車禍發生有影響的八個因素：性別、年級、父母學歷、父母教授學生知識、父母交通行為、學生交通安全知識得分、學生交通行為得分、學生學習交通知識，作為自變量進行Logistic回歸分析，賦值情況見表3。結果發現，只有性別、年級、學生交通知識得分、學生行為得分、父母的交通行為這5個因素對小學生車禍發生有影響（均有P＜005），其余變量均無統計學意義（均有P＜005），見表4。性別、年級、父母是否違反交通規則這3個影響因素的OR＜1，說明性別女，年級升高，父母自身不違反交通規則是發生車禍的保護因素。而學生的交通知識和行為得分這兩個影響因素的OR＞1，說明學生交通知識、行為得分低是發生車禍的危險因素。在這5個因素中，其中學生行為得分對發生車禍的影響最為顯著（OR＝2046，95％CI：1518～2759，P＜0001），其次為父母自身的交通行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