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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G4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2）09-0102-02
在教育研究中，研究者需要收集的資料有：教材、教學大綱、備忘錄、入學記錄、會議記錄、學生性格記錄、學生和教師手冊、學生的課堂作業、教學計劃、通信記錄、政府文件、教師日記和日志等等。對于人類學來說，從教育研究中收集的資料也是田野民族志的重要組成部分。田野民族志是對完整文化場景和人群的分析性描述或者重構(Spradley & McCurdy,1972)，它描繪某個人群所共有的觀念、實踐、人工產品、民俗和行為。田野民族志研究的設計應有益于文化的重構。首先，調查策略所得到的資料是現象性的，能夠表現調查中的參與者的世界觀。其次，調查策略是經驗性的和自然性的，是在真實世界場景中獲得的第一手資料，是對現象的感覺性描述。第三，田野民族志研究是整體性的，尋求建構整體現象的描述，并從描述中提煉影響人們行為和觀念的主要變量。最后，田野民族志的研究是多模態的，可以使用各種不同的研究技術。因此，人類學田野民族志的方法對于教育研究應是大有裨益的。
一、資料的收集
Pelto(1978)區分了兩類收集田野民族志資料的方法：互動方法（interactive methods）和非互動方法（noninteractive methods）。研究者和調查的參與者之間存在互動，并且互動引發了參與者的反饋，從而對資料收集產生影響的方法稱為互動的方法；研究者和調查的參與者之間只有少量互動、對參與者沒有太多干擾的方法被稱為非互動的方法。
互動方法中討論了四種收集資料的策略：參與觀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記錄，關鍵報道人訪談（Key Informant Interviewing）記錄，職業歷史（Career Histories）記錄和調查（Surveys）記錄。參與觀察的記錄包含著基于研究者自身看法的解釋性評論。研究者在人群中所扮演的社會角色以及這個角色所引起的報道人的反應都會對記錄產生影響。隨著調查的深入，研究者的情感在不斷發生變化，這種移情也導致他的解釋性記錄不斷變化。參與觀察記錄的目的在于獲得報道人對于他們自己所處現實的解釋和他們對自己所處世界的組織性建構。關鍵報道人通常是被挑選出來的，因為他們能夠進入研究者接觸不到的時間和空間、擁有研究者自己觀察和體會不到的視角。職業歷史（career histories）訪談也就是人類學者所說的生活史（life history）訪談，研究者對報道人進行啟發，讓他們講出自己的生活經歷，然后據此確定一個族群（或特定人群）所存在的問題或者推斷出他們的文化。在教育研究中這種方法能夠提供報道人對環境和事件的反饋。
非互動（noninteractive）的資料收集方法是指研究者和報道人之間在沒有或只有很少交流的情況下取得民族志資料，它主要包括三種形式：非參與觀察（non-participant observation）的調查方法檔案收集和人口統計的調查方法、以及實物痕跡收集的調查方法。非參與觀察的調查方法是指研究者觀察進行中的事件并給以記錄，研究者本人并不參與到事件中。
對于互動和非互動的資料收集方法，研究者可以根據自己的項目特點和研究進展的不同階段來選擇某一種方法，也可以將幾種方法結合起來運用。
二、定性和定量研究
由于田野民族志的資料信息是通過直接參與人的活動和在自然進行狀態下進行交流而獲得的，所以從本質上來說是多維度的，對資料的分析就必須考慮它的多元結構。Karl Pearson和Harold Jeffreys提出，所有科學的一致性在于方法，而不在于材料。當人們試圖將事實進行分類、尋找它們的相互關系或者描述它們的序列時，就是在試圖運用一種科學的方法，而材料是無窮無盡的。
雖然從統計學的角度看，很多田野民族志的資料確實是定性的，而心理學的資料是定量的，教育研究中的心理學資料通常是用學生的測試分數來估量教學效果，而教育田野研究者則選擇調查事件在課堂中如何展開以及師生互動如何影響學習過程。雖然統計學的方法比較復雜，但仍然能夠帶來很多啟示，比如：教育人類學的研究需要建立起一個概念模式，它應該能夠通過調查資料和研究結果很好地聯系在一起。當這個模式與調查資料的關聯不十分清晰時，可以通過增大樣本、延長調查時間和采用隨機對照的方法加以改進。資料分析的基本單位既可以是學生，也可以是課堂、學校、體制或者社會文化現象。人類學田野方法的資料信息分析可能既有定性的成分，也有定量的因素，但在總體上應該體現出超越傳統統計方法的優勢，重點通過民族志的描述來展現事件的過程和互動交流的過程，使人看到數字背后的社會場景和文化現象，這是社會學和心理學的資料統計很難做到的。最后，無論是具體的調查，還是概念的模式都需要經過資料的收集和分析才能得以修正。
三、資料的整理
資料整理（Datareduction）是從編輯校訂過的田野筆記中挑選、聚焦、簡化、提煉和轉換原始資料的過程。資料整理并不是與分析過程相分離的，而是分析過程的一部分。
在資料收集之前所進行的資料整理可以稱為預期資料整理（Anticipatory datareduction）。研究者需要首先明確他的理論框架（conceptual framework）是什么。第二步是明確研究問題（research questions）。第三步是抽樣（sampling）。第四步是決定工具（instrumentation）的使用。工具是指訪談、觀察、文件收集、田野筆記和錄音等手段。在挑選這些工具時，要考慮它們是否能保證資料的有效性和普遍概括性，還要考慮所使用的工具應當便于日后資料的整理。在資料收集當中所進行的資料整理可以稱為中期資料整理（Interim data reduction）。中期資料整理是一個最佳的修正環節。研究者通過前后關照來檢查已有的資料，并制訂新的策略來收集新的資料。資料的收集和分析從一開始就是交織在一起的。在資料收集之后所進行的資料整理可以稱為后期資料整理（Post data collection reduction），它主要涉及的是資料展示（data display）。定量的研究可以依靠SPSS或者BMD的電腦軟件來處理資料，但定性研究者只能靠自己做人工處理了。
結語
事實上，教育研究中的田野民族志方法已得到廣泛應用，田野民族志的方法可以用來替代實驗研究的方法，獲取師生互動的整體視角和語言學習的社會文化過程。用人類學的民族志方法進行教育研究通常需要一個完整的學期，研究者要訪談一定數量的學生和他們的任課教師，如果可能的話，還可以觀察學生在其他場景下的行為。田野民族志的方法使研究者能夠在豐富的語境細節中系統地記錄教與學的互動，達到發展實地理論（從資料得到理論）的目的。田野民族志的方法可以替代“自上而下”的研究方法，其長時段的特點和動態視角也獨具優勢。田野民族志的研究方法還使研究者特別注意到第二語言教學中文化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并為處理這一問題提供了途徑。對民族志方法的熟悉能夠使研究者將研究項目融入到教學中，從而取得真實而豐富的第一手資料。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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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4,(3):387-400.
一、文化研究的學科起源
“文化研究”起源于20世紀50年代，是興起于歐美的關于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理論思潮與研究模式，這一研究模式實現了文化的跨階層和各學科交叉研究，它是以工業社會中的文化現象為研究對象，結合了社會學、文學理論、媒體研究、文化人類學等進行交叉研究[1-2]。文化研究的起源、所涉獵的問題和研究方法是多學科視角的交疊，而不是限定于某一學科領域。一方面文化本身受到多個學科的共同關注；另一方面文化研究是探討文化與其他社會活動領域的相互關系，其目的是要對這一系列關系進行合理的詮釋，因此文化研究必須與其他學科研究緊密結合，特別是人文學科和社會學科。
從文化研究所探討的內容與范圍來看，許多方面都與人類學、心理學、傳播學有關，接下來本文將從人類學、心理學與傳播學這三個角度來分析文化研究的方法。
二、多學科的文化研究的方法
（一）人類學的文化研究
1.文化人類學的基本觀點?！拔幕俏覀冴P于我們自身的故事?！盵3]文化人類學研究的目的是解釋人類文化的異同，探求人類文化發展的共同規律，特別是與人類生存密切相關的三種關系：（1）人與自然的關系，尤其是涉及生計、工藝和物質文化的關系。（2）人們之間的關系，尤其涉及社會制度、組織、習俗和社會文化的關系。（3）人與自身心理的關系，特別是涉及知識、思想、信仰、態度、行為和精神文化的關系。
2.文化人類學的方法。文化人類學采用直接來自人際環境的資料，屬于“第一手”的資料，因此與其他社會學科相比，擁有明顯的方法論優勢。文化人類學家通過野外考察，親身融入人們的日常活動，觀察人們在飲食、交流、娛樂等日常行為，真真切切的感受生活并從他們的角度來理解生活。
文化人類學又包括三個學科：考古人類學、語言人類學、社會文化人類學?？脊湃祟悓W是通過發掘人類遺留下來的遺物、遺跡對遠古人類文化進行研究[4]?？脊湃祟悓W家以一種更加廣闊的視野把文化遺跡進行整合性的思考。在考古人類學家看來，文化的演進過程是關注的重點，而并非簡單的對遠古社會進行描述或者分類。語言人類學家主要是對語言的結構以及它的各個部分之間連貫的溝通系統進行研究；此外，不同語言是如何演化發展、如何分布；語言受到什么因素影響，年齡、性別、族群本質及社會階級等因素如何影響語言；人類的思維方式受到語言怎樣的影響，人類的信仰與價值觀對語言表達方式有什么影響等都受到關注。社會文化人類學是從民族學和民族志兩個方面來研究人類社會與文化的傳承問題。民族學主要研究現存文化的種類及其演化過程，是社會文化人類學中最大的分支，系統與比較的方法是民族學中最重要的方法；民族志是以收集各民族的文化資料為基礎，通過對這些資料的整理達到對各個社會的文化及其過程進行描述和記述的目的。在研究過程中，二者密不可分，必須相互結合。
（二）心理學的文化研究
1.心理學文化研究的基本觀點。隨著心理學的發展，“文化”逐漸進入心理學家的視野，受到心理學家的廣泛關注。文化心理或文化行為是心理學的基本概念，表征人在特定的環境下對特定文化的反應，即特定文化中的人內在固有的對刺激的解釋和以此為基礎表現出的行為模式或方式。文化進化和發展中不同的文化有不同進化程度或不同等級，這也是文化進化過程的基本特征，這一過程也是客觀的，文化是一種自變量，行為是因變量。
2.心理學的文化研究的方法。心理學綜合運用多種方法來研究文化。既有實證方法，也有解釋學方法；既有量化方法，也有質化方法[5-6]。
（1）主位與客位研究。主位研究方法是指研究者親自介入研究對象的實際生活來了解其文化行為，客位研究方法是指研究者從一個特定的文化外部去研究其成員的行為[7]。主位研究方法實際上是研究者親身走入研究對象的生活環境，體會他們的習俗、觀念，這強調了調查對象作為信息提供者的作用，研究者使用的描述概念使調查對象更生動、更富有意義，使得研究更為客觀。在客位研究方法中，研究者與對象的交談了解其內心世界，這樣的方法強調了研究者的作用，研究者可以使用對自己有利的概念、捕獲自己需要的信息，并在此基礎上對概念進行整理分類，可以促進研究工作的深入進行。
（2）跨文化研究?？缥幕芯坑袝r也被稱為全文化研究，研究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被試，對與文化相關聯的心理和行為特征做假設檢驗，研究兩種及兩種以上的文化背景因素對心理及行為特征變量的影響[8]?？缥幕容^研究通常假設一種文化背景下的某個心理變量的得分顯著高于另一種文化背景下的心理變量得分。跨文化驗證研究雖不及一般的文化研究應用廣泛，但此研究對于考察在一種文化中發展出的心理測量工具在其他文化背景研究下的適用性、等值性、作用及意義有著重要作用。
（3）解包研究。此研究關注不同文化背景下研究變量的差異，測量變量差異產生的原因變量?！拔幕痹谕ǔＲ饬x下被認為是非具體化變量，而在解包研究中，“文化”將以某些更具體化的變量的形式出現，以便于能在統計意義上解釋文化差異的程度。這些更具體的變量被稱作背景變量，背景變量的統計差異就解釋了文化差異，為了使得所有的文化差異都能得到解釋，研究將會不斷引入新的背景變量。
（4）生態學水平研究。與大多數跨文化研究不同，生態學水平研究將假設檢驗研究的分析單元從個體被試轉向了國家，文化得分則是個體被試的得分總和或均值。在對研究結果進行解釋時，生態水平研究反映的是總體水平的關系，而并不反映個體水平的關系。
（5）人種學研究。人種學研究指研究者從客位角度對一個民族的文化習俗、特性進行研究，此方法包括大量觀察與實地工作，可獲得豐富的研究資料。此方法要求研究者與所研究的群體生活在一起，周密地觀察、記錄、參與“他文化”的日常生活，獲得該文化群體的習俗、傳統、觀念及生活方式，正確地感受、認識“他文化”。在完成田野工作后，細描、說明所觀察和體驗到的“他文化”，并將自己獲得的第一手資料與另一種文化進行對比。
（三）傳播學的文化研究
1.文化傳播學的基本觀點。文化傳播學是研究人類文化傳播現象及其規律的科學，是文學、文化性和傳播學等學科的交叉學科[9]。
2.文化傳播學研究的方法。傳播學主要分為歐洲批判學派和美國經驗學派兩大流派。這兩大流派的主要的差別在于傳播學研究方法上的分歧：歐洲的批判學派認為傳播學的研究應堅持人文主義，而美國經驗學派更傾向于實證主義。人文主義者認為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應該有著不同于自然學科的獨特研究方法。實證主義者則更愿意將自然學科的研究方法應用到社會科學研究領域，運用實證研究的方法對社會現象進行因果性的說明。在社會科學研究領域中，實證研究主要分兩類：質化研究和量化研究。質化研究方法包括民族志研究、田野研究、個體訪談、集體訪談、案例分析等；量化研究方法包括問卷調查法、縱向研究法、實驗研究法等，其中的具體方法與社會學、心理學上運用的方法多有重合。
一、高校人文類選修課程教學方法研究的現狀與分析
教學方法是教育理論的主要組成部分，具有鮮明的針對性、實踐性與可操作性等特點。雖然大家對教學方法持有不同的觀點和見解，然而，課堂教學是實現教育目標最主要的方法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因此，以課堂教學為主，同時輔助其他教學方法仍然是現階段高校教學的主要方式和途徑。怎樣開出讓學生滿意、教師滿意、社會滿意的課程，教學方法的問題就凸現出來。在教學方法研究的問題上，我們注意到目前的研究存在著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一是注重對某種教學方法的研究，但個性化色彩較濃。我們在大量的研究論文中看到，很多的研究成果都是教師在教學實際中不斷實踐探索，不斷充實完善而得出經驗。但是，這種教學方法的實踐總結和研究與教師個體的教學理念、教學風格、業務能力水平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大都表現出濃厚的個性化色彩。同樣的課程內容，同樣的教學方法，不同的教師運用起來卻會有完全不同的教學效果。傳統的研究注重單一教學方法的研究，難以透視其內在教學規律性，所以就出現了對某種教學方法進行了總結研究，或者對某位教師的教學實踐進行了宣傳，卻很難達到普遍性和示范性的效果。
二是重視具體的教學方法的研究而忽略了整體性的研究。目前，多數研究成果是針對某一個教學方法的研究，例如我們非常熟悉的案例教學法、疏導教學法、體驗教學法、實踐教學法等等，這些教學方法經過長期的教學實踐檢驗，已經比較規范，不僅便于教師、特別是青年教師學習操作，而且課堂效果很明顯，所以一直以來受到大家的青睞。具體教學方法的研究通常采用的是“一法一議”的方式，也就是針對某種教學方法進行深入的探討，以小見大。這種研究具體細致，針對性強，也達到了教學法典型化的要求，但是局限性也是一目了然。選修課不同于專業課程和基礎課程，不同的課程教學內容相對獨立，都有特定的教學目標和任務，而且任何一門課程都要根據具體的教學內容，采取不同的方法進行教學。“一法一議”往往是從某一門課程的具體需要出發，突出了某種教學方法的特點，結合了教學實踐得出的結論，因此這種研究所提供的信息是非常有限的，這也導致了教學方法研究水平難以提升。
三是研究思路過于狹窄，缺少對人文類選修課程整體的把握。我們曾經走訪過國內的多所高校，很難看到對人文類選修課程教學方法的系統研究。目前的研究往往是因為某一位教師在教學中運用了某種方法受到了學生歡迎，教學效果好，選修的學生比較多，因此就其教學活動進行經驗性的總結。這就出現了多所高校都在研究一種教學方法的局面，案例教學法研究的普遍性就是最典型的例子。近些年來，由于多媒體等現代化教學設備的普及，為課堂教學的視頻化提供了條件，不論是否符合課程內容和教學規律，板書、案例等都被多媒體所取代。在教學方法研究方面也片面地強調現代化教學手段的運用，似乎沒有了多媒體就沒有了教學方法的“現代化”和時代特點。這種思路必然會嚴重束縛教學方法研究的理論探討和深入發展。
四是研究成果缺少系統性、理論性和科學性的總結。多年來，高校選修課程在學科建設、教材體系、教學手段等方面都作了大量的探索和實踐，取得了一些成果，課程建設也逐漸走上了科學化、規范化、系統化的軌道。但是，在調研中我們看到，多數高校的人文類選修課程在教學方法研究方面并沒有很清晰的思考，沒有形成利研團隊，研究的目標、步驟都不明確，很多選修課都沒有形成教學梯隊，任課教師多是單兵作戰，甚至出現教師生病或外出開會就只能停課的現象。如果是教學效果比較好的教師，學校鼓勵他們多開課多上課，每個課堂學生少則一二百人，多則四五百人，一周數堂課程，教師的壓力可想而知。因此，教師很難有時間對自己的教學體驗進行認真的總結，更缺少對教學方法系統性、理論性的思考。
二、教學方法優化組合的構想與原則
高校人文類選修課程承擔著對大學生進行素質教育的重要任務，旨在教育引導大學生德智體美全面發展，使他們樹立終身學習的理念，為適應不斷發展變化的社會做好政治思想、道德修養、科學思維、健全身心的準備。人文類選修課有別于自然科學類的選修課，這類課程更多的是向學生傳授“使人成為人的學問”，對處在成長成才過程中的大學生們來說，人文類選修課不僅使彌補了應試教育造成的知識缺憾，更重要的是滿足了他們現在與未來不斷發展的需求。我們在選修課程的建設中，為了充分發揮教師的科研資源，給學生提供更多、更專業、更高層次的知識，改變由一個教師講授一門課的方式，按照課程的要求選出一組教師組成教學團隊，一門課由幾位教師以專題的方式進行授課。在教學過程中，我們發現每個教師不僅對教學內容的理解和研究深度不同，而且教學的理念和方式也有很大的區別，很多教師在授課的過程中都會根據教學內容采用多種教學方法引導學生學習，提高教學效果。由此引發了我們對教學方法的關注，進而提出以課程為單位組成教學研究團隊，在授課的同時探索教學方法的改革與實驗。經過幾輪的實驗和研究，我們根據不同選修課教學日的和內容的要求和特點，將教學方法進行優化組合，形成不同的“教學方法群”。這個“方法群”由一個基本方法與若干個輔助方法組成，共同運用于教學過程?！胺椒ㄈ骸钡臉嫿ㄖ荚谝哉n程的教學目的和任務為基本準則，通過教學方法的優化組合，充分發揮教師在教學中的導向作用，引導學生成為教學過程的主體，調動和激發學生認知、情感、意志和行為等內在因素的積極作用，主動自覺地參與教學過程和教學活動，提高教學效果。
教學方法運用得當不僅會提高課堂的教學效果，而且能使授課者和接受者精神愉悅，思想境界得到升華，因此選擇與教學內容相匹配的教學方法是教學中的重要環節。教學方法的優化組合要遵循以下的原則：
一是規范性與選擇性相結合的原則。這個原則主要是指教學方法是多種多樣的，但是，教學方法的選擇不能違背教學規律。在調研中我們發現，有些教師忽視對基本知識，特別是理論知識的系統講授，用大量的影片、視頻或課外活動等方式取代課堂的知識系統講授教學，以削弱知識含量和理論深度為代價而換來的所謂“課堂效果”，雖然表面看起來熱熱鬧鬧，形式多樣，但并不受學生的青睞。不論什么課程，都是向學生傳授理論知識或專業技能，因此，課堂教學的基本方法是不能隨便丟棄的。一門課選擇哪幾種教學方法要根據課程的教學目
標和任務來決定，不論多么好的方法，不能有效完成教學任務的堅決不能用。我們曾經提出了包括團隊公關式、價值澄清式、案例分析式、意義尋求式等十幾種教學方法。由于教學實驗實踐和空間有限，為了保證實驗的效果，最后選定了“基本方法”，即系統講授式方法和“輔助方法”，包括案例分析式、問題研究式、師生問答式、主題論辯式、行為體驗式等，共同構成了一個“教學方法群”，供教師在課堂上選擇使用，實驗證明效果很好。
二是操作性與適度性相結合的原則。教學方法的研究是一個理論與實踐結合得相當緊密的問題。不論哪一種教學方法都要通過教學活動才能夠展示它的全貌，也只有通過教學活動才能判斷它的優劣。教學方法作為教學的手段，是為教師和學生服務的，因此，不論多么好的方法首先必須讓教師和學生能夠接受，愿意運用，并且經過教學活動的檢驗證明其效果，才是我們應該選擇的。有些教師對某些教學方法掌握得比較熟練，習慣使用，對此我們也要進行調整和控制。例如“當代中國政治分析”、“社會學通論”、“心理學”這類理論性比較強的選修課程，仍然以課堂講授的方法為主，同時輔助案例分析、問題研究、師生問答等方法。而像“現代社交禮儀”、“新聞采訪與寫作”這類操作性特點突出的課程，除課堂講授方法外，同時輔助案例分析、實際操作、行為體驗等方法。通過教學方法的優化組合，教師對教學方法有了更深入的理解，能夠自覺地進行實踐探索和研究，提高教學水平。
三是繼承性與創新性相結合的原則。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高校人文類選修課的很多教師在教學方法方面都作了有益的研究和探索，特別是現代化教學手段的運用，豐富和拓展了知識內容和手段。我們的研究首次將基本教學方法與輔助教學方法作為一個整體系統來研究，使選修課教學方法的研究從分散的、單一的方法研究走向系統化、規范化。在研究中我們抓了兩個點，一個是從學生的學習特點和課堂教學實際需要出發，設計基本教學方法與輔助教學方法兩個模塊。二是適應時展需要，運用現代教學手段，豐富教學方法和教學手段。
三、基本教學方法與輔助教學方法的優化組合
學科基礎
學科發展
本土化
作者湯奪先。安徽大學社會與政治學院人類學系副教授；李靜，女，安徽大學社會與政治學院人類學系碩士研究生。地址：合肥市，郵編230601。
政治人類學的出現是以20世紀40年代英國著名人類學家埃文斯一普里查德（Evans—Prichard）和邁耶·福蒂斯（Mayer Fotes）主編的《非洲政治制度》一書出版為標志的，至今才70余年時間。厘清學界對政治人類學的研究狀況，對于推動政治人類學學科發展與完善有著積極的作用。關于政治人類學的研究狀況，國內已有學者進行了某種程度的整理。董建輝從研究對象、方法以及與政治學的關系層面介紹了西方政治人類學，其后續研究以1960年代為界，介紹了西方政治人類學的發展歷程與相關成就。范可的研究回顧了西方政治人類學的發展歷程，重點探討了政治人類學典型研究范式的形成與發展。暨愛民、彭永慶介紹了中國政治人類學的學科發生、發展概況及問題。上述研究對把握政治人類學學術脈絡有一定的參考價值。本文嘗試從政治人類學的學科基礎、當前西方政治人類學的發展狀況，以及政治人類學在中國的本土化進程等層面，對政治人類學研究作進一步的述評和反思。
一、關于政治人類學學科基礎的研究
（一）政治人類學的學科概念
對于何為政治人類學，學界沒有形成規范的定義，在認識上存在一定的差異。法國學者喬治·巴朗迪埃（George BaIandier，學界又譯為喬治·布蘭迪爾）側重從學科定位與研究對象層面界定政治人類學，認為政治人類學的出現既是一項歷史悠久且一直存在的主題，又是晚近出現的人類學專門化的學科。一方面，它企圖超越特定的政治經驗和原則，因而它有望成為一門政治科學，將人視為政治人，并尋求在不同歷史和地域中各政治組織的共同屬性。另一方面，它是社會人類學或民族學的分支。它關注對原初或先前社會政治制度的描述和分析。美國學者F·貝雷（F·Bailey）側重關注政治人類學的研究對象進行定義：“政治活動的出發點是主張人們不要過‘孤獨、貧困、卑俗、粗野和拮據的’生活。它實現這種主張的做法是尋求調節權力競爭的方式，而并不總是要建立一個極權主義國家……總而言之，不同的文化尋求不同的方法來解決如何使人們生活在一起而又沒有過多的權力沖突的問題。政治人類學就是對不同解決方法進行比較研究的一門學問。”
中國學者在引進國外政治人類學理論的同時，根據自己的理解對政治人類學進行界定。張謙認為：“政治人類學是一門以原始社會的種族共同體、傳統國家和現代民族國家的政治系統為對象，建立在參與觀察基礎上，運用一般人類學方法分析政治演化過程的實證科學?！雹坳悋鴱娭骶幍摹逗喢魑幕祟悓W詞典》認為，政治人類學是“以文化人類學理論和方法研究政治現象的文化人類學分支學科，亦可說是人類學與政治學相結合而產生的邊緣學科”。以上界定突出了政治人類學的研究方法與學科性質，研究方法上具有濃郁的人類學色彩。王銘銘認為：“通常把專門致力于對‘非國家’類型的政治組織和社會形態的研究稱為政治人類學?！雹萸f孔韶主編的《人類學通論》提出，這種有別于傳統政治學而是致力于對包括“非國家”、“無政府”的人類學政治組織和政治行為在內的人類學研究被稱為“政治人類學”。他們二位強調政治人類學對人類學傳統的繼承，即對前工業社會的關注。董建輝提出，政治人類學是“運用文化人類學的理論和方法，對各種政治制度和政治行為進行研究，從而總結出政治的本質和政治發展的一般規律的科學。概括地說，政治人類學就是關于政治的人類學”。這個界定進一步明確了政治人類學的學科性質、研究方法、研究對象，兼顧橫向與縱向，兼有動態與靜態研究，是較為全面的定義。然而，把政治人類學簡單理解為是關于政治的人類學，界定較為粗放，相對隨意，忽視了政治人類學學科概念的嚴謹性和研究內容的豐富性。
人類學是人們對與人類起源和人類發展歷史的總結和研究，為了更好地發現人類的秘密。雖然目前人類學博物館在我們身處的時代似乎是一個無需加以追問和論證的正確定義，但在兩百年前的世界人類學研究歷史上，“人類學博物館”一詞是很少見的，“人類學”和“博物館是兩個范疇的定義，其時而交叉，時而分離。而隨著民族志方法的運用，將二者有機的結合在一起，為人類科學研究提供了強有力的保障。
一、人類學博物館歷史
人類學博物館和歷史博物館最大的不同就是對文物參考的角度不同，歷史博物館是對歷史人物和事件的分析，將其關系展現給后人，可謂是雅俗共賞，而人類學博物館是供科研而用，其展出的物品是也是歷史上的一些物品，但較歷史博物館更加深層次和抽象，所以其欣賞人群一般科研素質都是較為高的。從歷時角度來看，人類學博物館的歷史作為就是作為學科的人類學與作為文化展示機構的博物館彼此靠攏相互倚重的歷史。
歐洲大陸的器物收藏機構，其肇端可追溯到文藝復興初期以來的珍寶陳列室，作為貴族和特權階層文化地位的象征，它與劇院、動物園、植物園等機構同為王侯府邸的組成部分，因此，這一時期的還是人類博物館的雛形，由于其開放時間有限，還不能完全稱之為“人類學博物館”。
十九世紀三十年代，萊頓建立了歐洲第一座民族學博物館，主要展出尼德蘭王國及其海外殖民地的物品，其與作為學科的“民族學”彼此依傍，這是人類學形成的標志性事件，其為我們目前人類學博物館的建立奠定了理論和實踐的基礎。
當墨西哥的人類學博物館是當今最為著名的博物館之一，其位于墨西哥城內，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建成。該博物館可謂是集古印第安文物之大成，主要介紹人類學、墨西哥文化起源以及印第安人的民族、藝術、宗教和生活等，并展出了一些歐洲人來此之前墨西哥各族人民文化和生活實物。各種翔實的資料給人類學家們以豐富的資源來研究，其對世界人類學的發展都是具有相當深遠的意義的。
二、人類學博物館民族志類型研究
民族志是一種寫作文本，是人類學獨一無二的研究方法，是建立在在人群中田外野地工作基礎下第一手觀察和參與之上的關于習俗的撰寫，抑或是關于文化的描述，以此來理解和解釋社會并提出理論的見解，是人類學家研究人類學不可或缺的科研方法，是對一個民族研究的最好方法。
1.概念式
現代人類學雛形剛剛確立了幾十年間，進化論和傳播論依次登上歷史的舞臺，理論的不斷發展為人類學中民族志研究方法的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理論基礎，為民族志這種研究方法的發展奠定了基礎。理論的發展仿佛像一只無形的手，在無意識中促進了人類學的發展。
十九世紀中期以來，“進化論”學說一度成為人類學界的核心理論，自哥倫布在里斯本展出其航海戰利品之后，展覽珍品成為歐洲各大宮廷珍寶室中的一時之風。緊隨其后，各國帶有民族志性質的人類學收藏機構紛紛以其藏品來展示欠發展人群的文明程度。例如，1797年，倫敦薩蒂古生物博物館采用蠟像的方式，展出了美洲土著人和遠東中國人的形象，力圖從種族分類學的角度，揭示出“人類大家族中存在的不同類別”。
概念式展覽的一個典型例子是1893年芝加哥的世界哥倫比亞博覽會，其對以前人類學博物館中的民族志研究方法是一個升華，他聚集美洲族群的歷史和現狀，以此詮釋著進化學說，展覽者將全球的民族器物按照地區進行了大致的分類，在特定的區域內，按照歷時原則組織展品。這次展出將人類學博物館的發展推向了，也確立了民族志這種方法在人類學研究中的地位。
2.場景式
一些人類學博物館中，在物品的陳列方面有著嚴重的問題，例如，梅森領導下的美國國家博物館民族部中，西北岸線一代的民族器物零散的分布于不同的展廳中，甚至原屬同一族群的器物也按照各自的功能被拆散，給參觀者帶來了困難，另一方面，有著完全不同文化背景的器物又被強行的組合在一起。管理者希望建立一個適用于任何地方的任何事例、并能解釋它的過去與預見未來的概括性的結論的，但結果去不盡如人意。
將器物按照進化論和傳播論的原則進行陳列，這種方式并不能如人類學家所愿，為人群的移動和種族進化提供令人滿意的解釋。例如，博物館將原始民族的撥弦樂器、打擊樂器和現代的交響樂的代表性樂器人為的并置在一起，而這并不能證明全球的樂器形態都遵循相似發展軌跡。博物館的陳列要根據實際情況和需求進行陳列，讓參觀者達到窺一斑而見全豹。結束語：
人類學博物館是研究人類學的重要基地，而民族志這種方法是人類學中唯一的研究方法，因此，要不斷提高對人類學科和民族志這種科研方法的認識，這樣才能更好地研究歷史，研究人類學，在科研領域不斷取得突破。雖然人類學起源于歐洲，但近年來，隨著我國經濟實力和科研水平的不斷提高，在人類學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一些可觀的成就，因此，只要在我黨的正確領導下，遵循自然發展規律，我國人類學的學科建設一定會成為世界科研領域一顆璀璨的新星。（作者單位：鄭州二七紀念館）
參考文獻：
［1］莊孔韶.人類學經典導讀［C］.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
［2］王建民.中國民族學史:下卷［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8.
[中圖分類號] G64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2095-3437（2015）10-0174-04
現代社會的專業化分工越來越細，對從業人員的專業素質要求也越來越高。隨著全球化的政治、經濟、文化流動加速，跨地區、跨行業、跨領域的合作愈加頻繁，除了對就業者專業知識的預期要求不斷提升之外，如何在內部建立有效的合作機制，也成為現代工商企業所著眼的一項重要發展策略。人類學作為一門研究跨文化和跨領域的學科，近幾年被迅速引入商業教育和實踐中。
本文將闡述人類學的研究方法在工商業領域如何被應用，以及工商企業如何將有人類學訓練背景的人員引進企業內部管理中，解決企業運營效率降低的問題，從而說明引入人類學方法對于現代商業教育發展所產生的新的轉向和影響。
一、現代商業教育的興起
近代工商業的發展使現代商業教育取代了過去學徒式的傳統商業教育實踐模式。19世紀50年代，美國紐約及費城兩地首先出現了商業學校，至1870年時，兩地已有26家商業學校及5800名學生。1881年費城富商約瑟夫?沃頓（Joseph Wharton）在賓夕法尼亞大學成立沃頓管理學院 （The Wharton School of Finance and Economy），這是美國歷史上第一個設于大學內的管理學院。由于企業管理人才市場需求的巨大推動，至1900年，美國的商業學校已多達400家。[1]
中國近代“”的興起，工商企業紛紛建立，中國傳統家族繼承、私塾授課、學徒修業的經商培養教育模式迅速改變，現代的商業教育被提上議事日程。1898年開辦的京師大學堂設分科大學堂，其中商科大學分三門，即銀行及保險學門、貿易及販運學門、關稅學門。商科大學要求設置商業實踐所，使學生得以實習商業，這是中國大學設商學院之始。民國政府時期，商業學校被大力推廣，大學內分文、理、法、教育、農、工、商、醫八個學院，1931年民國政府令各省大力興辦相應的高、初級農、工、商職業學校，以適應商業日益發達的形勢。[2]
隨著改革開放以及中國加入WTO，我國商業教育的規模更是蓬勃發展，從1997年國家批準設立管理學門類和工商管理一級學科，到2000年我國已有963所普通高校開辦了本?？乒芾斫逃ど坦芾韺W科（包括會計學、企業管理、旅游管理和技術經濟及管理）的博士、碩士授權單位分別為37個和211個，共招收學生24萬多人。[3]
二、“經濟人”到“社會人”，人類學方法引入工商管理
早期的商業教育開設課程以培養學生的經濟和管理技能為目的，主要涉及商業道德、商業法律、會計、國內國外貿易、商品學、財政學、統計學等內容。而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商業教育和實踐受到泰勒（Frederick Taylor）提出的“科學管理理論”的權威影響，注重研究如何提高生產效率，實行科學化、標準化的管理。
1924年到1932年，美國西方電氣公司霍桑工廠進行了為期8年的“霍桑實驗”（Hawthorne Effect），研究目的在于尋找影響勞動生產率的決定因素。[4]第一階段的實驗由科學家和工程師主導，他們采用的實驗方法是1915年泰羅管理學理論所確定的：照明度作為一個“易控變量”是使雇傭員工的生產效率最大化所需要的條件。然而，第一階段的車間照明實驗卻失敗了，車間照明條件的改善并沒有提高工人的工作效率。第二階段實驗由哈佛大學的教授梅奧（Elton Mayo）和沃納（W.Warner）等人主持，他們將“人際關系互動”的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引入實驗，研究主要分為關于工作時間和條件的福利實驗、訪談實驗，研究人群中非正式組織力量實驗三個階段。梅奧等人受到了當時的功能主義人類學家馬林諾夫斯基（Bronislaw K.Malinowshi）和拉德克利夫-布朗（Radcliffe-Brrown）的深刻影響。
梅奧從人類學的研究中深受啟發，將“田野工作”搬到了霍桑工廠進行。通過研究者的參與觀察，他們發現了“非正式團體”在工人群體中是如何形成的，管理層所制訂的工作量標準，在實際工作中卻被工人們的非正式標準所取代，并且被工人中的“非正式團體”有效的維持著。這種組織結構成為影響工廠生產效率高低的重要因素。
三、什么是人類學的田野調查方法
人類學作為一門學科的發展不過只有一百多年的歷史。19世紀和20世紀初的早期人類學家被稱為“搖椅上的人類學家”，因為他們只是根據探險家、商人、傳教士、殖民地官員的著述、游記、日記、報告，以及民間神話故事等二手資料來做研究，提出人類學的理論觀點，自己并不做實地調查。但是一些人類學大家，如涂爾干、博厄斯等人還是非常注重對學生實地調查能力的培養，鼓勵他們走出書齋到田野中去，學習調查對象的語言和文化。
人類學的田野工作所采用的參與觀察和深度訪談法屬于社會科學研究中的質性研究方法，即一種將觀察者置于現實世界之中的情景性活動，質性研究者是在事物的自然背景中來研究它們，并試圖根據人們對現象所賦予的意義來理解或解釋現象。田野工作不但要求人類學家長時間的與當地人同吃同住同勞動，了解當地人的風俗文化，同時還要觀察分析調查對象的暗語、肢體語言、儀式過程，通過地圖法了解當地人的文化空間與社會結構之間的關系。[5]
真正使人類學的田野調查方法成為學科規范的是英國人類學家馬林諾夫斯基。1915-1918年間，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戰在歐洲爆發，馬林諾夫斯基被迫在西太平洋的特羅布里恩德群島待了兩年，這為他建立自己的田野調查方法創造了良好的條件。他很快就學會了當地土著人的語言，并深入了解他們的風俗習慣和社會文化。在他后來出版的人類學經典著作《西太平洋的航海者》[6]一書中，他詳細描述了特羅布里恩德島人的“庫拉圈”交易習俗。馬林諾夫斯基的研究開創了人類學對經濟研究的先河。他用“他者”的文化挑戰了西方古典經濟學界關于“經濟人”的固有的觀念。馬林諾夫斯基強調必須長時間地參與觀察調查對象的生活，應該對地方生活的所有方面都進行描述紀錄，要熟練使用當地語言，這樣才能深入訪談了解當地人的觀點。馬林諾夫斯基的田野工作（fieldwork）方法后來也成為人類學家進行民族志調查研究所普遍采用的方法。
四、人類學方法在商業領域的應用
人類學的理論和方法應用于實際問題的解決，促進了應用人類學的廣泛興起。在美國，人類學應用于醫療衛生、教育培訓、生態環境、移民安置、城市規劃、旅游休閑等等，幾乎涵蓋了人類社會生活的所有方面。人類學為解決工商企業生產管理等問題，發展出了企業文化與組織行為、人力資源管理、市場營銷、消費行為、產品設計與開發、商業競爭情報、跨國經營管理等領域的研究和應用。[7]
在企業中從事決策或研究工作的人類學家，常常被冠以“知識聯絡人”、“民族學者”、“評估員”等頭銜，甚至有的學者認為，未來許多企業都將不得不設立一個“首席人類學家”的職位。[8]隨著全球化的發展，跨國企業在海外運作與當地的文化適應問題日益凸顯，人類學家對于文化的本能反應，使得他們在跨國項目運作的前期調查評估，以及實施過程中的協調方面都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例如20世紀80年代，全球知名的復印機制造企業施樂公司，在其設立的研發中心帕拉奧多研究中心PARC（Palo Alto Research Center）聘請了一批人類學家與公司共同完成非常重要的研究工作。PARC的人類學家對整個公司的所有職業和工作方式都進行過研究。[9]
20世紀90年代之后，人類學家們又開始進軍設計領域，他們運用人類學民族志的調查方法記錄和分析消費者的消費行為習慣，與產品設計工程師們一道開發新產品。民族志方法成為了知名設計和咨詢公司中最時髦的研究工具。最近十年來，全球各大知名企業都聘請了人類學家加盟，英特爾（Intel）公司聘請了15名人類學博士，微軟公司（Microsoft）聘請了7名人類學家，施樂公司（Xerox）聘請了9名人類學家。另外，通用（GM）、摩托羅拉（Motorola）、柯達（Kodak）等國際知名跨國企業紛紛與人類學家合作，開發新產品以及研究全球商業市場的運作。[10]
五、商業教育引入人類學方法
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計算機被廣泛應用于商業領域的數據統計、分析決策、流程管理等環節，以數學為基礎的定量研究方法更是被商業研究和教育所重視。商業教育過多地應用了定量方法，使學生只偏重抽象的數據，而忽視了具體鮮活的個案觀察和文化整體性的研究。而人類學的定性分析方法將“人文因素”引入營銷學和消費行為的研究當中，用文化的概念來描述和分析人類的行為、價值觀、選擇、偏好、實踐、利益、態度等。工商人類學家安?喬丹（Ann Jordan）的研究表明，自從19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人類學對美國商學院教學大綱的影響力日益增大，特別是在組織行為、消費行為、市場營銷、商業競爭情報學等課程的教學中，商學院的教授們在其教學實踐中，已經大量引入人類學原理和方法，提高了其教學質量和效果。此外，一些商學院的教授也將人類學田野調查的方法應用到他們的數據收集的研究工作當中。
20世紀90年代以來，國外許多大學的人類學系紛紛開設工商人類學課程，并開始培養工商人類學的碩士和博士，有的學校還授予工商管理學與人類學雙碩士學位。例如美國韋恩州立大學（Wayne State University）、俄勒岡大學（University of Oregon）、北得克薩斯州大學（University of North Texas）、科羅拉多州立大學波爾德分校（University of Colorado at Boulder）、丹麥的哥本哈根大學（University of Copenhagen）等。[10]中國的汕頭大學也在商學院開設了工商人類學課程。在一份對美國大學人類學專業的畢業生工作情況調查報告顯示，616名受訪者中有62%的畢業生在商業部門工作，9%的畢業生在非贏利機構工作，6%的畢業生就職于政府部門，只有16%的人在大學或研究所從事學術研究。[11]81%的人對他們的工作很滿意，74%的人認為他們所學的人類學專業有助于他們的工作。[12]如今的人力資源市場上，市場咨詢和消費行為研究的工作崗位對人類學畢業生需求是增長最快的。
六、工商人類學在中國的發展
在中國從事人類學教育的一些學者，也呼吁將工商人類學引入中國的人類學課程中來，并且在教學實踐中完成相關領域的民族志調查研究。
例如，在位于西北寧夏的中石油油氣基地里，有著來自漢族、回族、維吾爾族等不同族群的員工一起工作。然而，由于企業管理者沒有人類學和民族學知識，因為擔心運營成本的問題，在一些采油廠的食堂沒有設立清真灶。在飲食習慣上，漢族員工認為吃飯只是日常生活中很普通的事情，而信仰伊斯蘭教的回族、維吾爾族員工則有很嚴格的宗教文化儀式，漢族員工對少數民族的文化不理解。這些文化差異和管理上的疏忽造成了員工內部產生矛盾，團隊成員之間溝通出現問題，從而導致了產出效率的下降。人類學者在訪談中發現了這一問題，并通過人類學的分析方法給企業管理者提出了解決的決策建議。[8]
上海作為中國最早商業化的大都市和中國的重要經濟中心，有著進行工商人類學調查研究得天獨厚的條件。復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的潘天舒教授就撰文提出，應該將人類學方法應用到上海迪斯尼主題公園項目的建設及服務上來。他認為，工商業人類學者應該通過以應用為目的的實地調研工作法，以迪斯尼樂園為“田野”，獲得“消費者洞見”（Consumer Insights）。[13]
上海同時又是跨國企業云集的全球商業中心，在這里有來自不同國家、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管理模式的企業文化相互融合碰撞。這樣的文化多樣性的商業生態環境帶來的問題是，人們如何通過自身文化去適應或者回應不同文化的挑戰？全球化與地方化的相互建構，使得作為個體的企業或個人如何在全球的政治、經濟、文化的巨大流動中找到身份認同？2008年10月，復旦大學文化人類學教研團隊與某廣告創意公司合作開展一項應用人類學項目，為麥當勞中國總部市場戰略變革布局進行前期調研。潘天舒教授作為項目顧問指導學生所做的上海“麥工”（McJobs）的田野調查，做出了人類學符號意義的民族志解讀。[14]
項目研究者運用快速研究法（Rapid Research Methods，簡稱RRM），對上海靜安區和黃浦區的幾家麥當勞連鎖店進行參與式觀察和深入訪談。作者通過對麥當勞門店及其從業者的調查研究和分析，將“麥工”從西方精英話語的扁平化職業概念中剝離出來，還原給讀者關于“麥工”的世界是一個卷挾在全球化和本土化過程中，具有豐富符號意義的文化場域。[15]
工商人類學在工商業的應用在西方已經取得了很多成果，而近年來，國內企業或者在中國的跨國企業對于人類學、社會學、心理學等人文社會科學人才的需求也在逐步增加。在許多企業的職位招聘上都標明需要有人類學、社會學、心理學的相關背景。用人企業需要應聘者熟悉了解用戶研究常用方法和工具，例如深入訪談、焦點小組、問卷調查、可用性測試等，并對質性研究的執行及分析有較強的專業知識和技能。
筆者通過網絡搜索引擎用關鍵詞搜索的方法，對國內的幾個招聘網站一年內的招聘信息做了一個小調查，目的在于了解工商業企業對人類學專業畢業生的需求情況。
應用人類學在中國的發展相當晚近，目前還主要應用在農村發展、公共衛生、移民安置、旅游觀光、文化遺產保護等少數領域。工商人類學在中國的發展更是剛剛起步，國內設有人類學、民族學、社會學專業的大專院校鮮有開設工商人類學的課程，以工商人類學為內容的專業教材更是鳳毛麟角。2012年5月汕頭大學商學院田廣教授與中山大學社會學與人類學學院周大鳴教授主編出版了第一本《工商人類學》中文著作，同時，國際工商人類學大會也在中山大學召開。[16]2014年5月，第三屆國際工商人類學大會在湖南吉首大學召開。
一方面，人類學專業的在校學生接受傳統的田野調查訓練時，幾乎都被老師要求到窮鄉僻壤的邊遠地方去“上山下鄉，同吃同住同勞動”，而在繁華大都市里做“田野調查”，似乎被看做是“離經叛道”。另一方面，越來越多的企業意識到人類學田野調查方法的重要性，過去只依靠企業管理和市場營銷的理論來管理企業，開拓市場，設計產品，很容易使企業發展陷入“只見森林不見樹木”的迷茫。特別是互聯網的飛速發展，改變了企業的物流、信息流、資金流的傳統運營模式，如何與互聯網有效對接，如何準確地了解目標客戶的產品服務需求，成為企業當下生存及發展的核心問題。教育與科研相結合，教育與應用相結合，教育與就業相結合，目前也是國內人類學專業教育所面臨的課題。相信工商人類學能在這條道路上走得更寬更廣。
[ 注 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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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G80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3612（2012）10-0010-04
Integration of Positivism and Humanism in the Research of Sports Anthropology
QIU Jun
（PEDept，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China）
Abstract：By using the method of induction and deduction， the paper review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oth nature science and social science in sports anthropolog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ursuing the positivism， it discussed how to participate the investigation by oneself， how to observe and how to explore the research details. Also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ursuing the humanism， it also discusses how to value the theme when selects the research topic， how to reflect human touch in research， and how to express to show human feelings. In the end，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integration of positivism and humanism in the research of sports anthropology
Key words：sports anthropology； research； positivism； humanism； integration； pursue
體育人類學作為社會科學的分支學科，從學科特性上講，和社會科學的其它學科一樣，在研究的方法學上必然要受到實證主義研究范式和思維方式的影響。這是因為在研究的旨趣上，它和自然科學一樣，其目的是力圖揭示研究對象的性質和規律，獲取關于研究對象的盡可能普遍的知識，因此，被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奉為圭臬和法度的實證主義當然是體育人類學研究中的方法論基石。然而，體育人類學在研究的方法學上受到實證主義影響的同時，在具體的研究中，由于學科特性使然，不能不關懷人，不能不關懷人的過去，人的現在，人的未來。因此，它在研究又不可避免地具有人文精神、人文情懷和人文色彩。那么，體育人類學在研究中的實證主義科學精神和人文精神體現在哪些方面呢？本文就這一問題作一番思考。
1 體育人類學研究中實證主義科學精神的追求
西方科學，自培根（Francis Bacon）批判歐洲中世紀經院哲學，主張全面改造人類知識，使整個學術文化從經院哲學中解放出來，強調知識起源于感性世界，感覺經驗是一切知識的源泉，科學就在于用理性的方法整理感性的材料，倡導歸納法，以及牛頓建立古典物理學以后，逐漸形成了科學研究的固定范式——實證主義研究范式。所謂實證主義研究范式就是以研究的經驗事實為起點，通過對事物的感覺經驗觀察后形成研究假設，然后驗證研究假設，經過驗證被證實，形成科學知識。概括地講，實證主義研究范式就是注重事實，注重假設，注重實證。實證主義研究范式在自然科學領域取得了成功，對社會科學產生了極大的影響，社會學的創始人孔德（Auguste Comte）認為“必須用研究自然界的科學方法來研究人類社會”。（科瑟，1990），企圖將自然科學研究中的科學精神和實證方法引入到社會科學研究中，以建立起與自然科學并駕齊驅的真正的“社會科學”。那么，作為社會科學范疇的體育人類學在研究中如何追求實證主義科學精神呢？體育人類學研究中實證主義科學精神，除了重視研究中定量數據的收集、挖掘的客觀性、規范性，使之與定性分析解釋更好的結合起來之外，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1 以親身參與和體驗作為研究的基礎 田野方法被稱為是人類學看家的研究方法，也是人類學區別于其他學科的方法學標志。體育人類學是在人類學的基礎發展起來的分支學科，以人類學作為母學科的體育人類學，在研究的方法學上不能不采用田野方法。那么，體育人類學研究中運用田野方法是否和實證主義科學精神，和實證主義研究范式之間存在著一條截然不可逾越的鴻溝呢？體育人類學研究中田野方法與實證主義科學精神，和實證主義研究范式之間并不存在著不可逾越的鴻溝，相反它在本質上與實證主義科學精神具有內在的一致，這是因為體育人類學和其他所有的科學研究一樣，都要通過對事物的觀察去認識事物，揭示事物的性質和規律。揭示事物的性質和規律，首先需要親身參與和體驗，需要介入和觀察事物的表象。田野方法就是強調研究者必須親身參與并付諸于現場的實踐，以獲得研究問題的第一手資料，這種以親身參與和體驗獲得的第一手資料是展開研究的基礎和基石。人類學家馬林諾夫斯基認為，一個合格的人類學家，要先進行深入考察，才能寫出人類學論著來，強調人類學家要參與當地人的生活，在一個有嚴格定義的空間和時間的范圍內，體驗人們的日常生活與思想境界，通過記錄人的生活的方方面面，來展示不同文化如何滿足人的普遍的基本需求，社會如何構成。馬林諾夫斯基反對老一代人類學家坐在搖椅上玄想人類的歷史，堅持作為一種文化科學的人類學，必須經過親身的觀察，才能有自己的資料基礎，才能避免本民族對他民族的文化上的偏見。體育人類學的研究亦是如此，體育人類學家寒川恒夫研究游戲的歷史民族學；瀨戶口照夫研究印度尼西亞的的賽牛；威廉姆·蓋爾納研究西半球最古老的比賽“波卡波卡”（參加比賽者用橡膠制的球滾進指定的地洞中，比賽者不是用手和腳控制球，而是用膝蓋和臀部來處理球，使球入洞，因而被認為是籃球的起源）所做的田野工作，都是深入到遙遠的現場，進行調查找尋最直接的遺存和遺跡。體育人類學為研究人類體育的遺存所做的田野工作，包括為田野工作而設計的調查方案和問訊的步驟，都是和實證主義的科學精神相吻合的。
12 追求觀察的客觀準確 體育人類學研究的是人的體育活動，以及人的體育活動所體現的文化意義、社會意義、生活意義，因此必須對人的體育活動以及體育活動中的人的觀察，做到客觀準確、深入細致，這種客觀準確的觀察通常從兩個方面反映出來。其一是分離觀察看與被觀察者的文化處境。人類學者的研究都十分關心“別人的世界”，這種“別人的世界”實際上就是與研究者不同的別人的文化處境，就是對“他者”的關注。這種研究者與被研究者之間的文化距離，研究者與他者的空間距離在客觀上為研究者的準確觀察提供了事實上的保證。在追求觀察的客觀準確上，人類學還強調“主位”和“客位”的觀察方法，主位與客位來自于語言學，原來指使用一語言者對于另一語言的細微的語音區分。在人類學中主位的觀點是指觀察者（被研究者）對自身的文化看法；客位的觀點是指觀察者（研究者）對被觀察者的新代表的文化的解釋?？陀^準確的觀察在第二個方面的反映是在觀察中有意識地避免偏見和自身認識的局限性，盡量獲取被研究者全面完整的資料和情況。體育人類學中的人，無論是觀察者（研究者），還是被觀察者（被研究者）都是生活在特定的文化中和特定的社會中，這種文化和社會對具體的人而言是既定的現實的，因而對其影響也是真實的、深刻的、觀念性的。反映在體育人類學的研究上也是如此，在具體的研究中容易發生文化局限性現象，也容易產生“非我族類”的偏見，以及文化等級主義的偏見。體育人類學研究中的實證主義理念的體現，也是要摒棄這些偏見，避免自身認識的局限性，做到像人類學家馬林諾夫斯基所說的那樣：“在任何情況下，人類學家都應該不帶任何偏見地評價現實情況”。
13 追求對細節的關注 體育人類學研究中實證主義科學精神的追求，還體現在對細節的關注上。對細節的關注既是衡量田野工作質量的重要標準，也是人類學研究手徑的重要體現。一個好的人類學研究，不僅需要研究者對研究資料有第一手的充分把握，還需要有對研究資料細節的關注。通過對細節的關注和觀察獲得更有價值的知識和發現。例如：2001年，中國人類學者王銘銘對法國阿爾卑斯地區畢西仰枕市（BrianQon）一個村莊——圣安德烈山村的人類學考察，他從一個法國大學教授退休后在圣安德烈山村買一塊土地，修建了自己的房子，當時這位外地教授的到來，當地村民表現出了反感。通過這一事實進一步觀察當地的村民，發現法國農村的村民與王銘銘研究過的中國農民有很多相近之處，其中最明顯的一點就是“小農意識”。這樣的發現就是對細節的關注進而獲得重要研究發現的范例。在體育人類學研究中也有這樣的范例，威廉姆·埃里斯在對波利尼西亞的三文治群島社會的田野調查中，注意到三文治群島盛行比賽活動，居民對很多比賽活動相當熱心。三文治群島是未開化的社會，正是對這盛行比賽這一細節的關注，為未開化社會也存在閑暇和文明這一觀點的立論提供了有利的佐證。
當然，體育人類學研究中的實證主義科學精神強調對細節的關注，并不是忽視對研究課題的總體把握，而是在圍繞研究主旨的前提下，運用整體的，普遍聯系的觀念，不放過研究中心微小的細節，微小的證據，通過對微小的細節、微小證據的考量，及其它們之間的相互聯系，在研究中做出“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更為深層的探索和考察。
2 體育人類學研究中人文精神的追求
人文精神源自西方，人文精神在西文中對應的一詞是“humanism”，通常譯為人文主義、人本主義，它是西方哲學在兩千多年探索人類未知世界的過程中培育起來的一種文化傳統。人文精神的內涵可以概括為三個方面：一是人性，強調對人的尊嚴和幸福的追求；二是理性，強調對真理的追求；三是超越性，強調對生活意義和生存意義和追求。人文精神，從本質上講是對人類精神價值和生存意義的關懷，是人類文化生活的靈魂，它具體表現為對人的尊嚴、價值、生命的維護和追求，對人類遺留下來的各種文化現象的珍視和關懷。它與科學精神在研究的著眼點、意義與功能、以及表達的方式上有著明顯的區別。就體育人類學而言，檢視其研究中的人文精神，主要體現在選題中的人文價值，研究中的人文關懷和研究表述上的人文情懷方面。
21 重視選題的人文價值 和人類學一樣，體育人類學研究的選題通常會關注人類社會中的個體化，個別化的體育文化現象和文化景觀。選題中關注個別化的體育文化現象，關注獨特的體育文化景觀不是獵奇，而是關注這些個別化的體育文化現象和獨特的體育文化景觀的背后所蘊含的人文價值。所謂人文價值，是指作為一種文化現象，無論是現有的，還是正在發生的，它對人所具有的認識意義和認識價值，它對人所反映的思想意義和思想價值；它對人所具有的生存意義和生存價值，它對人所反映的精神意義和精神價值；它對人所反映的智力意義和智力價值。當然，人文價值的表現和闡發并不是虛無飄渺的，它是具體的實在的，它反映在體育人類學上也是具體的，反映在研究選題上也是具體的。我們知道，人類學的目的在于了解他人的文化，體育人類學作為用人類學的方法研究人類的體育活動，或者說用人類學的方法將人的體育活動作為一種文化現象和社會現象來研究，實際上就是研究體育活動這一獨特的文化現象，研究它對人的認識意義和認識價值；它對人的生存意義和生存價值，它所反映的思想意義和思想價值，它所反映的精神意義和精神價值，它所反應的智力意義和智力價值。
體育活動中有比賽，體育人類學也研究體育活動中的比賽，在一項具體的比賽選題的研究中，體育人類學研究不僅僅是記述和描述具體比賽是如何進行的，它還會注意到具體比賽所蘊含的人文價值，例如：人類學家林耶格在研究阿拉斯加的奈爾森島的茨那克村愛斯基摩的比賽游戲，發現這個島上的競賽活動目的不在于戰勝其他人，而在于發揮自己的最好本領。這些愛斯基摩人特別喜歡不計勝負的彈球游戲，把它當成發揮自己技術的場所。比賽并不看重勝負，為什么阿拉斯加的愛斯基摩人體育比賽不計較勝負？林耶格研究發現，這是因為這里人們長時間在嚴峻的自然環境中為生存而戰斗，已經早就深刻地認識到人要想生存，就必須依靠其他人。因此他們都奉行一種非常根深蒂固的非競爭性的價值觀。作為文化現象和社會現象的比賽活動就是這種價值觀的體現。作為研究者如果不是懷著一種對人的生活關懷和生存關懷的人文情懷，是很難發現也很難解讀這樣一種特殊的體育比賽現象的。
人類學家羅賓·?？怂梗≧oninfox，1961）的《印第安人村莊的棒球：古老巫術的新用途》，在考察棒球傳入新墨西哥科奇提印第安人村莊的過程中，指出棒球這種新的體育競技項目為印第安人提供了新的娛樂形式的同時，還為他們提供了施行古老的巫術用于醫治目的手段。美國一位體育人類學者的《種族、認同、體育：延續的權力》的選題，則著眼于體育對于印第安人維持自身種族獨立性所起的作用，體育有助于與其他種族群體的交流，這種交流有助于其他種族對印第安人的理解，有助于印第安人對自身種族進行意義再造這樣的人文視角。又例如，鄧寧·埃利克得在《文明進程：民族獨立的曲線與現代體育的發展》的研究中將現代體育的發展納入民族獨立發展這樣一個文明進程中去認識它的內在意義和價值，并沒有就現代體育的發展研究體育，選題的人文價值和研究意義一目了然。上述學者所進行的體育人類學研究，無論宏觀的研究還是微觀的研究，也無論是個案的研究還是族群意義上的研究，選題雖有不同，但都著眼于人，著眼于人的意義和人的價值，人的生存意義和人的存在的價值，即選題中的人文價值，這正是體育人類學研究選題中所追求的本質意蘊。
22 追求研究中的人文關懷 所謂人文關懷就是對人的關懷，對人的價值、人的尊嚴、人的個性、人的生存、人的生活、人的命運的關懷。那么在體育人類學的研究中如何體現對人的人文關懷呢？具體地講，就是在研究中不僅要注意到體育人類學研究中的人是一種物質生命的存在，更要注意到體育人類學研究中的人還是一種精神的文化的存在；不僅要注意到人的個體價值，而是還要注意到人的個體價值與人的社會價值的聯系及其相輔相成；不僅要注意到人的物質層面的需要，而且還要注意到人的精神文化層面的需要；不僅要注意到人的生存需要，而且還要注意到人的享受需要。芬蘭學者伊斯圖·洛皮亞（Lsto Ruopplia，1974）“游戲對于認知發展的重要性”研究，把游戲和兒童認知能力以及他們的社會化和情感的發展聯系起來。蘇恩·那格波（Soren Nagbol，1994）的“阿馬戈爾的海爾格蘭島”的研究，側重研究環境與生活在阿馬戈爾的海爾格蘭島上的居民身體經驗之間的互動和影響。就體現出了研究者在具體研究中的人文關懷。阿蘭·麥特卡夫（Alan Metcalfe）在《國際體育社會學評論》上發表的《英國北部的一個個案研究：1850-1914年體育設施的發展》的論文，這樣一個選題乍一看起來是在時間的維度上研究英國北部地區體育設施發展，但實際上作者在研究中將體育設施作為一種物質和社會資源的存在方式，通過這樣一種物質的存在方式，研究不同社會背景的階層，不同族群之間的權力博弈及其互動關系，研究體現出了學者的人文關懷。英國人類學家布羅尼斯拉夫.馬林諾夫斯基在“西太平洋上的航行者”的研究中，研究新幾內亞東部的特羅布里恩土著人社會經濟生活狀態，在考察特羅布里恩土著人節慶中的娛樂舞蹈消遣時，并沒有就娛樂舞蹈消遣而描述娛樂舞蹈消遣，而是注意到在這些活動中土著人酋長將自己在平日里以各種合法名義接受的平民捐獻，又以節慶時的贈禮，在娛樂舞蹈時贈送了出去，從中發現了這些活動背后更深層的生活意義，和維系情感和權威的社會意義。追求研究中的人文關懷是體育人類學研究特征的重要方面。
23 注意表述中的人文情懷 人文情懷本質上是一種人文精神，是人的思想、學識、修養、人格情緒的綜合體現。人文情懷包含三個元素。人性，主要精神就是以人為本，尊重人，將尊重人作為一種精神存在的價值；理性，以科學的視角去思想問題，追求真理；超越性，就是追求天人合一，強調物我交融的境地，追問物我交融的意義。人類學中研究成果的表述，注意人文的筆觸和人文情懷是人類學研究中人文精神的體現，是人文精神的內在訴求。在體育人類學研究中，尤其是在體育人類學研究成果的表述上和論文的撰寫上傾向于以人文的情懷，人文的筆觸描繪對人性的關懷，對人性的敘述。在對相關事實的解剖和解釋上也和實證主義研究范式中以數據說話不一樣，描繪解釋，披文入情，注意與事實相關的人的生命存在，人的品格意義。借助文字描述研究中人類與體育相關的生活；借助文字描繪體育中人類活動的抉擇；借助文字剖析解釋體育中人類生命的意旨和意義；借助文字對體育中的人和物作出精神上的巡視，這一切的敘述都需要研究者傾注于人文情懷。例如，體育人類學研究一個地區或一個村落所特有的比賽，比賽是情緒表現的一種方式，這種比賽的展開往往和當地民間的故事、音樂、戲劇、繪畫緊密相關，對于這些比賽的描寫，體育人類學不可能不以人文的情懷，人文的筆觸去描述。又例如，體育人類學要研究一個地區或一個村落所特有比賽或特有的體育活動所具有的娛樂功能和渲泄情緒的功能，由比賽和體育活動所提供的釋放因生產、婚慶、葬禮等生活中的大事所帶來的各種情緒的機會，體育人類學的研究不可能不披文入情，不可能不投入情感巡視。因此，體育人類學研究成果在表述上所具有的人文情懷，是體育人類學研究中人文精神追求的應有之義，也是體育人類學研究特征的具體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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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歷史人類學是歷史學和人類學發現各自的不足和對方的長處之后產生的，但是時至今日，對它的學科定位方面仍然存在很多爭議。尤其是作為一個舶來品，它在中國現在發展到怎樣的程度，我們對它怎樣界定，也存在很多爭議。因此，我們應該了解它的過去，現在，并且通過對其過去的發展歷史和現在的發展形勢來預測其未來。這便是今天擺在我們面前急需解決的問題。因此，了解它目前在中國的發展軌跡中的優點和不足是很有必要的，這為它在中國被運用的基礎上，補充西方歷史人類學之不足也有很多價值。
關鍵詞：歷史人類學；發展；理論建構；價值
一、歷史人類學的學科發展
近代西方的學科體系發端于文藝復興時代，實證主義是其圭泉，能否直接驗證成為學科性質界定的主要依據。西方傳統歷史學的研究必須依托于文本方面的史料，但是由于這種研究無法直接加以驗證，因而被排斥在科學研究領域之外，歸屬于人文科學。
隨著實證主義思潮的興起，歷史學在西方陷入了困境。如西方史學的研究對象不能直接驗證，這成了歷史學的致命缺陷。因而，要為歷史學正名，就必須奠定它的直接驗證的基礎。一批學者有志于此，于是歷史人類學首先在法國誕生了。
歷史人類學的學科地位的確立是由法國年鑒學派完成的。其初衷便是借助于文化人類學的理論與方法，從而使歷史學研究建立在了可以驗證的基礎上了。呂?費弗爾和馬?布洛克早在1929年時就聯合創辦了《經濟與社會史年鑒》，從而開創了一個與傳統史學截然不同的新史學流派――年鑒學派。
歷史人類學的醞釀期可以追溯至公元1966年。是年，社會人類學會議在愛丁堡召開，主題是“歷史和人類學”。當時，一些社會人類學者提出，在民族志的方法內植入歷史學元素。1968年路易斯為英國社會人類協會寫《歷史學與社會人類學》?？瑢v史引入人類學研究中，強調在地緣性社區研究洪，加入對地方政治權力演變的考慮。[1]
而歷史人類學真正形成的標志是薩林斯的《歷史的隱喻與神話的現實――桑威奇群島王國早期歷史中的結構》一書的出版及其書中隱含的“文化界定歷史”觀念的形成。[2]
所謂“文化界定歷史”，用通俗的話來說，就是每一個人群均有自己的文化，而每一人群的歷史表達均由自己文化的“歷史性”(Historicity)來決定。因而，在各自的歷史性中，時間與記憶各不相同，從而各自的歷史觀不同，對自己歷史的言說亦不一致。
那么歷史人類學的產生的整個過程中，人類學與歷史學兩者之間又發生了哪些變化呢？
人類學家彭兆榮認為，歷史人類學是“當代學術反思的一個成果表現”即為“自覺的學科整合”。[3]
然而，真正使人類學和歷史學兩個學科、兩門學問獲得整合并為學界普遍承認的歷史人類學是以路易士于1968年創刊的《歷史學與社會人類學》（History and Social Anthropology）為標志的。
到了20世紀60-70年代，人類學與歷史學的內部關系被作為邏輯依據在學理上提出來討論，此時，一個較為公認的看法是兩者具有共同的邊界。
眾所周知，在20世紀70年后在世界學術界興起來一種反思過去的社會思潮――后現代主義，且經常被神學家和社會學家使用，其對歷史人類學的發展產生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使歷史人類學也具有對問題反思性的一面。
到20世紀80年代以后，人類學和歷史學更達到“兩個領域成功整合”的境界。
對于歷史學和人類學間的關系問題，著名人類學家列維-斯特勞斯在其名著《結構人類學》的開篇中曾做過這樣的概述：“如果說歷史學家與人類學家在從研究有意識的內容走向研究無意識的形式的理解人類的道路上鎖遵循的方向是背道而馳的，那是不準確的。相反，它們全都走著同一條道路……唯一不同的是它們的朝向。人類學家是朝向前進的……而歷史學卻可以說是朝后行進的……正是這兩門學科的結盟才使人們有可能看到一條完整的道路”。[4]
以上是不同學者對歷史人類從不同側面的描述，但是，我們應該如何界定其學科性質呢?怎樣給它下一個準確的定義呢？
筆者認為就其學科性質而言，歷史人類學（Historal Anthropology）應該是人類學的分支學科，同時也是人類學與歷史學的一個交叉學科。
二、中國的歷史人類學研究
在中國來講，歷史人類學和民族學一樣，是一個舶來品。在中國的歷史學家和人類學家對歷史人類的學科界定方面也有不同的看法。例如，人類學家張小軍批評歷史人類學的“學科性”誤解時，稱歷史人類學是被史學“搶注”的。歷史學家符太浩也明確指出，歷史人類學“只能是文化人類學的分支，而決不是史學的分支”。人類學家彭兆榮認為，“歷史人類學并非學科生存策略上的需求性產物，而是知識與敘事上的優勢互補”。[5]人類學家藍達居認為，歷史人類即人類學的“歷史化”，是從文化的角度考察歷史。歷史人類學強調文化的歷史向度，強調歷史的多元特征、歷史的文化解釋和記憶對于歷史制作的重要性。[6]
中國人類學有著與西方明顯不同的地方，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我們特別注重應用，這主要以先生為代表；第二，我們比較關注歷史。這和中國的傳統有關，因為中國自古以來就很重視文獻資料方面的收集和整理，這正如王銘銘所說：“自中國人類學開始建設學科始，就自始至終都貫穿著歷史關懷，這點不像西方人類學。如，不少前輩一談人類學，就會將學科史上溯到《山海經》”。 因此，中國的人類學在重視田野調查的同時，也很關注歷史方面東西，并試圖以此來追記其田野調查后所寫民族志的歷史背景。那么，歷史人類學在中國的研究又是怎樣的呢？
歷史人類學在中國的實踐既有人類學者，也有歷史學者，其主體是社會史研究者。但耐人尋味的是，中國本土的人類學雖然其學術淵源有所不同，但不論是深受功能主義學派影響的人類學家， 還是接受美國歷史具體主義論的人類學者，他們在其學術研究中都不排斥 “歷史”的視野。例如，中國南派人類學的奠基人、著名的人類學家林惠祥先生早在20 世紀30年代就強調，“歷史的眼光” 在人類學研究中是不可或缺的。因為人類學原是具有歷史性質的（這也是以摩爾根為代表的古典進化論學流派的歷史研究的繼承。），所以人類學所要考慮的原是歷史上的事實，所用的方法也是歷史的方法。因此，“人類歷史的還原也是人類學的目的之一。而歷史學與人類學關系極為密切，兩者原有很多互相交錯、互相借重的地方，有愈進愈近的趨勢”[7]。
在我國除了運用歷史人類學的特殊視角和方法外，還成立了關于歷史人類學方面的專門研究機構，如有南方“北大”之稱的中山大學的機構設置中近年來增設了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與此同時，伴隨該機構的成立而創辦的《歷史人類學學刊》也在不斷面向全國發行。此外，還有一系列的有關歷史人類學方面的研討會在全國各地如期舉辦，如近來（2010年8月20日）在陜西韓城舉辦了由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香港大學香港人文社會研究所、北京大學歷史系、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和廈門大學民間歷史文獻研究中心聯合主辦的第八屆全國歷史人類學高級研修班，期間除了以上名校的大家外，還匯集了來自臺灣交通大學、清華大學，以及美國耶魯大學、英國曼徹斯特大學歷史學系和社會學系等15所國內外著名大學學術研究機構的專家、學者及韓城當地研究歷史文化的有關學者40余人。雖然這次高級研究班主要的研究對象是韓城地區的寺廟、宗族等歷史社會變遷的問題，但是期間也有9場之多的專題講座和研討活動，是圍繞“歷史人類學的理論與方法”、“田野工作與民族志書寫”、“口述傳統與口述歷史”、“民間慣習與鄉村社會”等內容展開的（按：人民網，陜西頻道）。由上可知，自從歷史人類學傳入中國以來，這種以歷史人類學為名而舉辦的研修班已經舉辦了八次之多，其發展的速度是非?？斓模涑煽円彩欠浅ｏ@著的，其前景的非常美好的。
三、歷史人類學研究在中國的意義
中國的歷史人類學有其特有的優勢，即中國的歷史從古至今一直延續，期間留下了大量的歷史文獻資料。這為我們從事人類學研究提供了更為翔實可靠的史料。
關于歷史人類學的意義方面不同的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出發，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例如，人類學家藍達居認為，歷史人類學的意義在于指出一些主流的歷史決定論自身的歷史缺陷。從歷史人類學出發對具體個案進行重新解讀，使他們有可能賦予歷史過程本身一定的反思價值。[8]
學者廖揚也認為，“歷史人類學具有自我反思的作用”。因此，其意義在于：“在于把世界歷史重寫成一種馴化的多元歷史。雖然人類學者在理論上傾向于強調有系統的事物而犧牲無系統的東西，但他們卻仍然發掘出很多世界并非連貫的證據―雖然全球化的過程很明顯―這些非連貫的證據足以讓我們重寫世界的歷史，從而在歷史的重寫過程中實現歷史觀念和思想的解放”[9]。
四、筆者認為歷史人類學研究在中國的意義有如下幾個方面
1.歷史人類學研究在中國有得天獨厚的資源條件（中國自古以來各種史料記載從未間斷過），而中國的歷史學研究是比較傳統的，雖如此，但是隨著學科分化進程的不斷加快，中國的歷史學研究在很多方面顯得力不從心，進而非常需要借鑒歷史人類學獨到的研究視角來彌補自己的不足。因此，歷史人類學在中國的發展前景是非常廣闊的，這為中國的歷史學研究和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與此同時，中國的民族學在不斷發展過程中也暴露出了許多問題，比如，一味地重視田野調查而不同程度地忽視了歷史資料的重要性，造成內容雖新，但是史實不充分的局面，因此，人類學也需要借鑒歷史人類學研究的視角和方法，從而彌補自己在研究過程中的不足，解決田野和史實之間存在的問題。這也進一步說明了在人類學的實踐中，西方近性史觀的“文化霸權”成為過去，非西方的歷史的解放。
2.中國的歷史人類學研究有利于我國民族地區的現代化建設。例如，我國的民族地區資源豐富多彩，但是卻沒有得到充分的開發挖掘，這種現狀進而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的發展繁榮，因而大量的有關民族地區的歷史人類學研究正好彌補了這一缺陷。
3.中國的歷史人類學研究有利于人類學和歷史學這兩門學科的發展和完善。因為，歷史人類學在一定程度上講是歷史學和人類學這門學科整合的結果，所以，它的發展的好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這兩門學科的發展狀況。
最后，中國的歷史人類學研究有利于使其與國際人文學科接軌，進而達到雙方的對話和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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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學關注政治問題，始于19世紀末期。人類學家基于他們對“異域”社會的特殊了解，試圖運用文化進化論，建構國家制度的演化模式。當時，政治人類學還只是作為“整體人類學”的一部分。20世紀40年代，福蒂斯和埃文斯—普里查德等英國功能派人類學家在非洲考察政治組織時發現，傳統的政治學對政治制度的分類僅適用于結構業已高度復雜化的社會，而對于他們在非洲所發現的從群隊到原始國家等形態極不相同的政治制度，根本無法適用。于是，他們在《非洲政治制度》一書中提出了一種新的政治制度的分類法。這種新的政治制度的分類方法，簡單地說，就是把非洲的政治制度分為兩種：一種擁有中央集權的權威和司法體制（原始國家），另一種則沒有這樣的權威和體制（無國家社會）。盡管這種分類過于簡單化，但它奠定了政治人類學的理論和方法論基礎，標志著這門學科的正式誕生。
政治人類研究是從對政治制度的分類入手的。但是，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以及受到其他社會科學尤其是政治學的影響，60年代以后，政治人類學已不再局限于靜態地討論政治制度的類型，而是轉向對政治過程和政治行為的動態分析，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了過程論、行為論等諸多理論流派，呈現出百家爭鳴的局面。與傳統政治學研究相比較，政治人類學研究有兩個主要特征：首先，它試圖超越特定的政治經驗和理論，而建立一種帶有普遍性的政治行為科學，以尋求人類的各種政治行為在不同歷史和地理環境下的共同性；其次，它是文化人類學的一門分支學科，主要致力于描述和分析與原始社會有關的政治制度。（注：參見CeorgesBalandier,PoliticalAnthropology,NewYork:RandomHouse.1970,p.1。）
這兩個特征的概括，只是對20世紀80年代以前的政治人類學的一個粗泛界說。當今的政治人類學研究已不能不考慮這些邊遠的原始社會與我們的現代社會之間日益緊密的相互依存關系，不能不考慮影響傳統政治制度和政治過程的轉型問題。和人類學的其他分支學科一樣，政治人類學也被吸引去探索當代世界的種種政治難題和現代國家框架內權力體制的運作，以及可能引起這種權力體制破裂的危機。（注：參見〔法〕馬克·阿伯勒著、黃語生譯：《政治人類學：新的挑戰、新的目標》，《國際社會科學雜志》1998年第3期。）美國政治人類學家朗納德·科恩（RonaldCohen）提出，政治人類學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1）對政治的定義——其中包括對政治過程和政治行為的定義以及對不同情況下政治行為性質的討論；（2）對政治制度的定義——解釋政治制度的特征；（3）對人類歷史上各種政治制度的產生和發展的研究；（4）對政治制度和政治行為的制約性的研究；（5）探討政治制度對個人和文化的影響；（6）對現代化之前和之后的政治制度的比較及相互影響的研究。
科恩基本上概括了政治人類學研究的主要內容。從中可見，所謂政治人類學就是對政治現象和本質的文化人類學探討。不過，政治人類學所研究的“政治”與政治學家所說的“政治”在含義上并不完全相同。在政治學中，所謂“政治”就是指以政府和國家為模式的政治體制。在這些社會中，有著復雜的文職部門、層疊的官僚機構和森嚴的等級制度。而在政治人類學所側重關注的邊遠社會或“異域”社會中，大多數還沒有形成這樣的政治體系。在這些社會中，內部秩序的維持、領土權的保障、權力的分配、有關團體行動的決策等政治因素無一例外地都存在，但找不到政府，也沒有國家；權力體制的運作是在氏族、部落或酋邦范圍內，通過家族、親屬關系和宗教禮儀等來實現的。換言之，政治人類學家所使用的“政治”概念其含義要比在政治學中的含義廣泛得多。
在政治學研究的現代社會中，政治有其明確的范圍，政治與非政治之間界限分明。而在政治人類學研究的傳統社會中，政治與親屬關系、婚姻策略等交織在一起，人們很難將政治現象與其他社會現實區分開來。所以，人類學家在對“政治”下定義時，所面臨的困難要比政治學家大得多。根據巴朗迪埃（GeorgeBalandier）的歸納，人類學者主要從四個方面給“政治”下定義：（1）從空間方面，把政治與一定的領土結合起來，認為在界限分明和自成一體的空間內的組織系統就是政治的范圍。例如，馬克斯·韋伯。（2）從功能方面，認為政治活動的功能就在于保證社會內部的合作、防止外部侵略和維持社會的穩定。例如，拉德克里夫—布朗。（3）從政治行為方面，主張如果一定的社會行為試圖控制或影響公共事務的決策，那么這個社會就存在政治行為。政治行為體現了團體和個人之間的競爭關系。例如，斯沃茲（Swartz）、特納（Turner）和圖登（Tuden）。（4）從政治制度的特征方面，即根據一定社會中各個不同結構之間的關系來確定政治，提出所謂政治就是在一個統一的社會中，一種結構支配其他結構的權力關系。例如埃文斯—普里查德。在諸多定義中，由斯沃茲、特納和圖登所提出的定義——政治是一個團體的成員為實現公共目的而使用權力的行為過程——最為著名，其原因不僅是因為它清楚地說明了政治所包含的三個要素：權力、決策和公共目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將政治視為一種動態現象，視為一種“過程”，從而把政治從以系統概念為核心的靜態分類方法中擺脫出來。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在現代政治、經濟和文化的沖擊下，世界各個不同地區之間的關系越來越密切。由于技術和經濟間相互依存的日益增強，全球化已成為20世紀后半期最突出的一個趨勢，處在邊遠地區的原始社會發生了急劇變化，現代國家在這些原始社會的文化和結構變遷中扮演著特殊的角色。這種新的變化不僅拓寬了經驗性的研究領域，而且提出了一系列有待解答的問題，從而促使政治人類學開始對傳統政治的變革過程做深入的經驗研究，并引發政治人類學對以往的研究概念和研究方法重新進行思考。另一方面，由于受現代政治、經濟、文化的沖擊，早期人類學家所研究的傳統政治制度正在逐步走向衰亡。在這種形勢下，政治人類學也涉足對現代社會的政治制度的研究。與政治學不同的是，政治人類學比較關注小范圍的政治活動，以及在政治活動中起重要作用的一些社會文化因素方面。具體地說，主要包括兩個方面：首先，在正式的政治組織中起作用的一些非正式的政治團體，這些團體建立在社會階級、經濟利益等基礎之上；其次，政治組織、個人和周圍環境三者之間的關系。（注：參見TedC.Lewellen,PoliticalAnthropology:AnIntroduction,GreenwoodPubishingGroup,Inc.1992,p.189。）由于政治人類學以文化人類學為理論基礎，把政治現象放到社會和文化錯綜交織的復雜環境中進行考察，探討社會文化制度對政治活動的影響，其視野比政治學更為廣闊，同時又有深入細致的參與觀察法保證其研究的相對準確性和客觀性，所以比政治學更適合于進行這方面的研究。
人類學對政治問題的研究，打破了政治學壟斷這一研究領域的局面。雖然人類學研究政治更多關注的是邊緣而非中心，更偏愛的是鄉村社區或城市社會中小規模的政治團體，但是我們可以把它看作是對政治學研究范圍局限性的彌補，看作是研究貫穿于人類社會所有各個發展階段的政治制度和政治過程所作的努力。政治人類學的這種研究，有助于我們探尋政治行為的根源及其在各種社會中的表現，進而在此基礎上總結出政治的本質和政治發展的一般規律。鑒于此，可以將政治人類學界定為：運用文化人類學的理論和方法，對各種政治制度和政治行為進行研究，從而總結出政治的本質和政治發展的一般規律的科學。概括地說，政治人類學就是關于政治的人類學。
二、政治人類學方法論
在政治人類學誕生以前，政治學就已形成了具有顯著特色的研究方法。傳統的政治學主要集中于對政府的正式機構及與此相關的法律和憲法文件的研究，所使用的是國家、政府、、聯邦制和立體等基本概念，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依賴各種文件——憲法、條約、法令、官方備忘錄以及少量的投票統計數據。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由于受心理學、社會學、人類學等學科的影響，政治學廣泛借鑒和采納了其他學科的研究方法，不斷拓展其研究范圍，從而形成了一場聲勢浩大的“行為主義革命”。但無論政治學的研究方法發生什么樣的改變，政治學者始終都只關注政治權力的研究，包括權力的分配、組織、操作及其斗爭等，而忽略了更廣泛的社會文化系統對政治的影響，在政治與非政治之間預先設定了一條涇渭分明的界限。
政治人類學則不同，它反對主要依賴各種文獻材料，而是把根扎在田野調查之中，運用人類學傳統的參與觀察法，揭示各種政治制度之間的本質差異以及政治過程在不同的社會中是如何展開的。另一方面，它反對把政治作為一個孤立的領域來看待，而把它視為以文化為模式的各種社會活動的結晶，放在作為整體的社會文化體系中加以考察。
政治人類學的研究方法，歸根結底就是人類學的參與觀察法，這是政治人類學的立足之本。在其理論分析的過程中，政治人類學除了采用既有的一些人類學研究方法之外，又隨著不同發展階段研究重點的變化，形成了一些獨特的研究方法。綜括起來，主要有以下幾種。
1.起源分析法。這種方法側重于研究原始社會中各種政治關系和政治活動的起源、原始國家的形成過程、血緣社會向政治社會轉變的動因、不平等的起源、約束力的起源、規范的形成等等。早期的人類學者一般都采用這種政治分析方法，但由于缺乏足夠的資料和證據，他們的觀點難免落入臆想和猜測。后來的人類學者如莫頓·弗雷德和馬文·哈里斯等人立足考古學的證據，探討國家社會的演化過程，取得了相當的成果。例如弗雷德關于原生國家和次生國家的區分，就引起了學術界的普遍關注。
2.功能分析法。功能分析法來源于英國的功能學派，創始人是拉德克里夫—布朗和馬林諾夫斯基。這種方法不關心政治的起源和性質，而把社會視作一個有機的整體，研究政治制度和政治活動在社會整體中所起的作用，以及一些社會文化因素在政治制度和政治活動中所起的作用。在政治人類學研究中，功能分析法很少單獨運用，而是被作為進行類型分析的基礎，因為它雖然有助于界定各種政治關系和政治制度，但卻無法說明政治現象的本質。
3.結構分析法。這種方法主要受拉德克里夫—布朗社會結構論的影響，致力于探討原始社會中政治關系和政治活動的結構模型。使用這種分析方法的政治人類學者認為，政治關系和政治活動是表現個人與團體之間權力關系的形式，政治結構和其他一切社會結構一樣是一種抽象體系。這種方法所要作的就是梳理政治體系中各個不同要素及其相互之間的關系，然后建構這個政治體系的結構模式，藉以對這個政治體系作出說明。結構分析法和功能分析法都是政治人類學創立初期通常采用的方法。
4.類型分析法。這種方法建立在功能分析和結構分析的基礎之上，把具有相同的功能或結構的體系歸為一類。政治人類學研究首先就是從類型分析入手的，首倡者是埃文斯—普里查德。該方法側重于確定原始社會制度的類別，并對各種政治形式、政治關系和政治活動進行分類。例如，將各種原始社會分為有政治體系的和無政治體系的兩類，或者將政治體系分為中央集權和非中央集權兩類，或者分為政治充分分化和政治不分化兩類。各種分類的標準不同，有的屬于描述性分類，有的屬于演繹性分類。他們想通過分類來確定各種不同原始社會之間的關系，以及原始社會與現代社會之間的關系。
5.術語分析法。這種方法是政治人類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而形成的一種方法，它側重于對政治人類所使用的一些專門概念進行界定。政治人類學在研究中遇到許多現代國家社會所沒有的特殊范疇，因而必須確立一些專門的術語來表述這些范疇，以說明原始社會中政治活動和政治關系的性質，同時為政治人類學研究提供一套概念工具。政治人類學所界定的術語包括武力、權力、權威、競爭、合法、支持、行政等等。此外，這項研究還包括怎樣用合適的語言來翻譯和表述異域社會所特有的政治概念。
6.過程分析法。這種方法是由斯沃茲、特納和圖登首先提出來的。該方法反對對政治體系作靜態的結構—功能分析，主張對政治活動的過程包括對政治變遷、政治黨派和政治策略等作動態的歷時性分析，認為只有在動態的過程中才能真正揭示和說明原始社會的政治關系和政治活動。過程分析方法的引入，導致政治人類學研究發生一個極為重要的變化，即從對政治制度和政治活動的結構—功能分析，轉向對政治過程和政治行為的動態分析。
7.行為分析法。這種方法是過程分析法的深化，它側重研究原始社會中的個人或小團體是如何操作文化特別是象征體系來獲得權力、保持權力和作出決策的。最早運用行為分析法的是特納，他在《一個非洲社會分裂和延續》（1957）一書中，通過對一個特定的個案的分析，揭示出政治競技場中的個人是如何通過操作社會的規范和價值體系來競爭政治權力的。與過程分析法相比較，行為分析法更為深入、具體，所關注的政治活動范圍更為狹小。
此外，當代政治學采用的一些新方法也被政治人類學所借鑒，系統論、博弈論在政治人類學領域中也得到廣泛的運用。熵、信息、正反饋、負反饋、系統的自我發展和自我維持等概念在一些政治人類學著作中比比皆是。例如喬利（Jolly）和普洛克（Plog）在對墨西哥的原始民族社會所作的系統論研究中提出，在特定的情況下，人口增長可以成為原始的刺激，向均衡的系統施加壓力，從而引起系統的變化。面對來自人口增長的壓力，系統可以有多種選擇：通過殺嬰或其他文化手段來減少人口，一部分人向新的地區移民，或者提高生產力等等。在這些選擇中，只有最后一種選擇會導致國家的形成。系統要作出這一選擇，還需要多方面的外部條件，如耕地、氣候、心理、文化等因素。作出選擇之后，其結果就會向系統作出反饋，導致系統的分層、分化和中央集權化，等等。（注：參見CliffordJ.JollyandFredPlog,PhysicalAnthropologyandArcheology,2ded.NewYork:Knopf.1976。）
三、開展中國政治人類學研究的構想
盡管政治人類學的研究領域接近政治學，但它的發展超出了政治學的范圍而形成一個特殊的研究領域。它把注意力主要集中于原始社會的政治制度和政治行為，運用文化人類學的理論和方法，發展出一種比政治學更為廣泛的比較研究。可以說，政治人類學的研究范圍涵蓋了人類社會所有各個階段的政治關系和政治活動。在我國，政治人類學研究尚屬空白，這就要求我們積極開展對政治制度和政治行為的人類學研究。一方面，從文化人類學的角度研究政治現象，可以在政治學研究的基礎上，豐富我們對政治的理解，幫助我們深入了解政治現象的復雜性、政治制度的差異以及政治的本質特征；另一方面，政治人類學研究可以加深我們對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舉措的理解，從而進一步促進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建設。
筆者認為，我國在開展政治人類學研究的過程中，應當注意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第一，要正確對待西方政治人類學的各種流派和理論。對于西方的這些流派，我們既不能全盤接受，也不能一概否定，而是要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方法，結合我國國情，認真地加以研究、分析，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為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人類學體系服務。事實上，西方的政治人類學理論流派為我們提供了一些極富啟發性的思想方法，如功能分析法、結構分析法、過程分析法和行為分析法等等。只要我們將其置于的總體指導下，就可以充分吸收其合理因素，正確地加以運用，從而豐富我國的人類學研究。
第二，要立足本國文化傳統的研究。西方政治人類學的發展，同樣經歷了一個從他國、他民族政治制度和政治活動的研究轉向本國、本民族政治制度和政治活動研究的過程。我國由于受多方面條件的限制，不可能全面地開展對他國、他民族政治的研究，這就要求我們把目光集中在國內，開展對本國各民族傳統政治制度和政治活動的研究。在我國，地方政治是一項極有價值的研究內容。在地方政治尤其是村落政治中，基于血緣關系的權力構成至今仍然在我國很多農村地區的權力結構中居于主導地位。家族性構成了傳統村落政治的最顯著特點。宗族作為一種世系群組織，在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統治中起著獨特的作用，而我國從政治角度對以宗族為核心的地方政治的研究只是在十多年前才開始，而且還十分薄弱。研究中國的地方政治特別是村落政治，可以充分發揮政治人類學的長處，彌補政治學研究的某些不足。
第三，要把田野調查和文獻資料的研究結合起來。西方文化人類學自誕生以來，所研究的主要是沒有文字的歷史或僅有很少文獻資料的亞、非、大洋洲與拉丁美洲的原始社會，所以由此發展出來的一些理論和研究方法，很多都缺乏歷史深度。而在我國，自古就有歷史記載的傳統，各種史籍汗牛充棟。如果我們照搬西方的研究方法，而忽視文獻資料的利用，不顧及歷史的研究，中國的政治人類學研究就會步入歧途。我們應該在深入細致的田野調查的基礎上，掌握第一手材料，并結合文獻，開展自己的研究，真正建構有中國特色的政治人類學體系。
第四，應該和政治學者攜起手來，合作進行研究。我國的政治學者在開展對中國傳統政治制度的研究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另外，政治人類學發展的經驗告訴我們，政治人類學與政治學這兩門學科是相互影響、相互促進的，許多政治學者同時又是政治人類學者，他們對政治學涉及的但又不屬于自己研究范圍的方面諸如禮儀、象征等產生了越來越大的興趣。政治人類學者和政治學者攜手合作，相互借鑒對方的研究成果，取長補短，必將大大促進這兩門學科的發展。
一、大會主旨發言
六位國內外著名人類學家作了主旨發言。
美國華盛頓大學人類學系史蒂文?郝瑞教授作了題為“中國近現代歷史上的集約化脆弱性與災難”的發言，郝瑞教授通過中國近現代歷史上災害實例，闡述了
人口不斷增長，人民生活穩定，人類從自然中提取物質與能源來提高自身生活水平的過程往往導致生產或產能的集約化、緩沖的消除、恢復能力的損失和脆弱性的增加。他在發言中強調：盡管人們的環境意識在增強，但要減少災害發生的頻率仍然十分困難。
美國佛羅里達大學人類學系安東尼?奧尼爾-史密斯教授作了題為“21世紀的風險、脆弱性與災難：人類學的視角”的發言，他在發言中強調：脆弱性和風險挑戰我們去處理那些可識別的社會功能，導致因特殊危害造成的損害和死亡，但它也讓我們遭遇到了人類與環境關系的整個體系的基本矛盾的困境，其中經濟體系是最為突出的方面。
日本關西學院大學社會學系主任狄野昌弘教授作了題為“關于災害的比較社會學”的發言，他從災害與社會科學、災害與社會變動、社會的網絡關系與重建、對社會認識的差異、與自然的共生等方面進行了論述，并以阪神大地震和東日本大地震為例論述了震后避難趨向及社會認識。
美國原加州大學教授，現為獨立研究者蘇珊娜?赫夫曼教授作了題為“人類學視野下的災難與核心文化概念”的發言，赫夫曼教授認為：盡管人民經歷了災難的發生甚至結束，但由于社會和文化的影響，長期積累，環境每況愈下，災難就在眼前。她堅信：一旦人類的文化被深入理解和充分運用，減災和恢復重建的能力將會加強。
云南省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災難研究中心李永祥研究員作了題為“災害人類學的研究方法”的發言，他從災害人類學研究方法中的基本問題、災害人類學研究中的田野調查、災害人類學的跨文化比較視角、災害人類學研究的民族志敘事和災害人類學研究方法的基本特征五個方面論述了災害人類學的研究方法。
西南民族大學民族研究院副院長楊正文教授作了題為“巨災風險分擔路徑探討――以‘5?12汶川大地震災后重建為例’”的發言，他強調：“5?12”重災區在較短時間內不僅能夠恢復重建，而且獲得顯著的跨越式發展，完全得益于“對口援建”的災害風險和災害損失的跨區域分擔機制效率的發揮。因此，檢視和探討“對口援建”模式，對創新災害風險管理意義重大。
二、專題研討交流
二、跨學科的研究
筆者在本次調查中了解到，日本在該領域使用著人類學、民族學、體質人類學、文化人類學、社會人類學等多種名稱，究其內涵和外延，既有相似之處，又有相異之點。對日本學術界而言，民族學或人類學是舶來文化，其主要學派如英美學派、歐洲大陸學派的各種用語都曾相繼傳人。二戰前，受德國、奧地利的影響，日本所說的人類學(anthropology)僅指體質(或自然)人類學，而對人類社會的文化生活方面的研究則稱為民族學(ethnology)。二戰后，文化人類學(cultural anthropology)的新概念給人們提供了觀察、研究人類的新視角，這一詞語開始在日本流行并逐漸得以普及，從而出現了人類學、文化人類學、民族學諸詞并用的狀況。
日本各大學對民族學課程的稱呼各不相同，這與各大學的學科傳統密切相關。例如，南山大學深受德國、奧地利的影響，沿襲歐洲的傳統名稱而稱為“民族學”。東京大學先是在研究生院生物系設置了人類學課程，分別為文化人類學、自然人類學和先史人類學；后又在教養學系教養學專業設置了文化人類學的課程；從1965年開始，又把研究生院的文化人類學課程從生物系中分離出來，與社會學一起設置為社會研究科的專門課程?？傊?，各所大學中該門課程的名稱各異，有人類學、文化人類學、社會人類學、民族學、民族志學、自然人類學等。但無論是作為本科的課程還是研究生院的課程，多被稱為人類學或文化人類學，極少被稱為民族學。
近10年來，傳統的民族文化和生活方式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日本的民族學或人類學研究在學術觀點、理論方法和研究重點方面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學科內部的發展和分化十分明顯，與相關諸學科之間的交叉十分活躍。對此，日本一些大學創立了與各自所設的本科和研究生的學科特點相適應的獨特的民族學或人類學課程，一般在法學系設置“法學人類學”課程，在經濟系設置“經濟人類學”課程，在教育系設置“教育人類學”課程。例如，九州大學教育系的“教育人類學”、一橋大學社會學系的“社會人類學”、大阪大學人類科學系的“文化人類學”、廣島大學綜合科學系以地域文化研究為中心的“文化人類學”課程都頗具特色，力圖在開設的課程里體現民族學或人類學與相關學科的有機結合。這樣一來，在日本的一些大學里，既有民族學或人類學的專門課程，又有與相關學科交叉的新型的民族學或人類學的相關課程，兩類課程并存亦是日本大學中有關民族學或人類學的教學和研究發展的新動向之一。從日本全國范圍來看，目前，民族學或人類學已演化出了20多個分支學科，包括藝術人類學、認識人類學、宗教人類學、經濟人類學、教育人類學、法律人類學等。這些分支學科所涉及的領域可謂無所不及，分別從不同的視角和立場豐富了民族學或人類學的內涵，同時也反映出日本學術界對民族學或人類學的極大關注。
三、研究的新動向
1934年成立的日本民族學會(現稱日本文化人類學會)是日本民族學或人類學的全國性學術研究機構，初創時僅有322名會員，如今會員已增至1500名。該學會從1937年開始與建立于1884年的日本人類學會聯席開會。該學會的主要活動是出版《民族學研究》季刊和召集年會，同時鼓勵九州、京都、名古屋、東京、札幌等地方的分會定期開會。該學會的地方分會以及大學附屬的研究機構都有自己創辦的雜志。許多大學的相關機構(如早稻田大學文化人類學會、立教大學人類學研究會)圍繞日本文化人類學會積極地開展學術活動，定期召開例會，探討人類學的各種問題。值得一提的是，到目前為止，日本文化人類學會已分別在靜岡大學(第30屆研究大會)、九州大學(第32屆研究大會)、金澤大學(第36屆研究大會)、北海道大學(第39屆研究大會)、東京大學(第40屆研究大會)、佐賀醫科大學(第50屆日本人類學會與日本民族學會聯合大會)等分布在日本各地的多所大學里舉辦了50屆人類學研究大會，形式多樣的學術活動極大地推動了全日本的人類學研究熱潮。
日本政府對民族學或人類學研究極為重視，投入了大量經費，每年僅撥給大阪的國立民族學博物館的經費就高達30億日元(折合人民幣約2億元)以上。日本社會的各種基金會和財團對民族學或人類學研究的贊助也不計其數。日本民族學或人類學研究的特點是：研究方法多樣化，國外田野研究日益廣泛，選擇民族學或人類學專業的學生日益增多，民族學家或人類學家提供的異文化信息逐漸增多。在研究中，歷史文獻研究和實地調查研究并舉，常使用戶籍統計和經濟統計的手段。過去，日本的民族學或人類學研究主要局限于東亞及周邊民族，現在其研究觸角逐漸向全世界擴展，呈現出一些新動向。
1．民族學或人類學理論研究方法的多樣性及與相關學科的關系。為適應全球化的發展趨勢，民族學或人類學必須綜合研究世界各地從史前時代至今的多樣化的人類社會和文化；而相關的學科如社會學、心理學、教育學、政治學、醫學等亦都進行民族學研究，它們的研究方法亦不同于以往單純的民族學研究方法。努力把其他學科的知識和理論引入民族學或人類學研究，通過跨學科的對話創造一種新的理論視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