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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經濟體制改革是農村經濟持續發展的必要依據??墒牵@幾年來,中國的農村經濟環境和結構有了比較明顯的改變,以往的經濟體制難以充分滿足現代化社會發展的需求。基于該方面的因素,必須要加快改革的速度,突破以往的模式,處理好目前所面臨的多種體制約束性問題,給農村可持續發展提供良好的保障。
一、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問題
(一)農產品市場體系比較落后,其競爭能力很低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針對農產品市場的需求有非常明顯的提升??墒歉鶕斀褶r村經濟發展的實際狀況來看,農產品市場體系和別的經濟發展相比較有非常明顯的不足,造成競爭能力不夠,直接影響著農村經濟的發展。[1]其一般體現在這樣幾個方面:交易方法比較單一化,農產品流通系統不完善;組織化程度很低,制約農產品競爭能力與層次水平;農村基礎設備建設非常落后,直接影響了農產品市場化進程的推進。
(二)城鄉差距明顯,局限了農村經濟發展
城鄉差距一般體現在城鄉二元制結構,二元制結構有非常突出的表現就是城鄉收入的差距大,并且貧富差距拓展增加了社會矛盾。其基本原因就是農產品價格很低,直接影響到了農民的種糧積極性與主動性,這對于農村經濟發展有著較大的威脅。由于城鄉收益差距,嚴重打擊了農民種糧的主動性,這也是我國需要快速解決的核心問題之一,是建設和諧社會的最大阻礙。農村經濟發展的最終目的在于增加產量增加收益,而經濟發展并未增加更多的經濟收益,或者收益增長無法跟上物價增加,這就造成農民收益不增加反而減少。
(三)農業生產經濟組織程度不高
農村經濟發展是構建在的經濟體制之上的,遭受到小農經濟的直接性影響。農業生產經濟面積很小,并且基礎弱,層次與發展水平無法和別的經濟相匹敵。一則,家庭聯產承包責任機制,將農村經濟發展局限性放寬了,提升了農民生產糧食的積極性,這對于農業經濟發展具備很大的促進作用。二則,有一定的弊端,縮減了農業生產經營面積,農業生產集中成熟以及經濟效益比較低,農產品生產效率不夠。在市場經濟體制條件下,農產品沒有一定的競爭優點,造成農產品價格受到制約,農村經濟市場化程度不高。這直接影響了農村經濟結構調節,信息采集與反饋均無法充分滿足農村經濟發展需要。
二、農村經濟體制改革舉措
(一)增加城鄉一體化發展速度,處理余下勞動力
根據當今中國農村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來看,中國農村經濟有著比較嚴重的勞動力剩余問題,這就是因為中國農業人口多導致的。因而處理農業人口過剩是處理農村經濟發展的核心內容,國家需要激勵和支持農民去城市參加工作。要增加城鄉一體化進程的速度,處理農村勞動力剩余的實際狀況,提升農民經濟收益,從根本上處理農村經濟發展的現實性問題。[2]第一應當增加城市化進程,加快城市化建設的腳步,將農村余下勞動力轉移。再者,將農村產權體制改革,在處理農村余下勞動力的時候,也需要深化改革農村土地扭轉,處理農民與土地的關系,提升農村就業能力。
(二)提高農民經濟收益,減少城鄉差距
提高農民收益是減少城鄉差距,降低矛盾出現概率的核心部分。在中國農村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增加產量與增加收益是農村經濟發展的核心體現,農民的收益增加了,才可以實現中國和諧建設。第一,將收益分配關系理清楚,減少農村負擔,從國家農業稅取消到現今的支農惠農策略,沒有體現我國對三農問題的重點。再者,增加農村企業發展,提高農民收益,伴隨著農村企業發展,政府需要積極指導與大力支持農村企業發展,切實提升農民收益水平。農村經濟改革基本是依賴于農業面貌,可提升農村經濟發展速度。
(三)發展市場農業
第一,需要將農業社會化服務建設速度加快,建設完整的管理體系。針對該方面,政府部門需要充分發揮主導作用,制定出相關服務細則。再者,逐步對其運作結果以及管理體制進行改進。根據社會化服務管理工作發展需求,此項工作一定要把管理經濟效益以及效率提高當成是行為準則。第二,農業產業化是農村經濟發展的必要選項,所以,一定要發展農業產業化企業,進而整合農村資源。比如,在中國部分農村地區,地方政府進行積極指導,發展鄉村種植產品,指導農民種植,并且承擔起聯系銷售的工作,提高農民收益。因此,針對政府而言,不單單需要給農村企業發展提供一定的支持,還要依照地方實際情況和發展方向,選取正確的經營模式。
三、結束語
進行農村經濟體制改革需要將定位找準確,找準其方向,才可以促進農村可持續發展,促使農村經濟體制改革正常開展。鑒于此,往后需要推行城鄉配套改革,給農民減輕其負擔,保證農民土地經營權,推進土地流轉,增加對農民的教育工作。與此同時,發揮出信息技術優點,進行網絡銷售,以此推動市場農業發展。
參考文獻
近年來,我國各個方面的實力都在不斷增強,中國已經進入改革發展的關鍵時期,農村社會也急需通過改革,改變經濟落后的現狀。只有改革才能促使農村擺脫貧窮和落后,推動農村經濟社會的發展,但是,目前我國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存在一定的問題,阻礙了農村經濟的發展。針對這一現實情況,有必要對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發展趨勢進行分析與探究,以此切實促進我國農村經濟的進一步發展,進而全面提高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
一、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現狀
(一)農村經濟產業化程度低,集約性差。近年來,我國農村經濟與過去相比,取得了一定的進展,提高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鼓舞了農民,但是,目前我國農村經濟發展方式,還是以傳統人力生產作業的方式為主,農業生產中對現代化機械設備的使用不足,同時,農業生產方式上,仍然以粗放型生產為主,農業生產集約性差。除此以外,農業結構也不合理,種植業所占比例過高,農民單一的從事農產品種植,鮮少涉及農產品的二次加工和銷售,我國農村尚未形成農產品的產銷鏈,一定程度上,制約了農村經濟的發展。(二)農村市場體系有待完善。影響農村經濟發展的重要原因,還包括農村市場的不健全因素,導致這一問題的原因有以下三點:1、農民觀念陳舊,缺乏進組市場的意識,同時,大多數農民參與市場當中都是以個體的形式,沒有形成一定的組織,此外,產品的銷售,主要是賣給政府,或者是其他個人,無法切實保證農民的利益;2、現階段我國農村農產品的交易方式較為落后,現代化水平低,農民從農產品中獲得利益主要依靠對農產品的生產,而農民無法獲得加工和銷售帶來的經濟效益;3、農村經濟落后,也導致了農村市場基礎設施的缺乏和落后,無法充分發揮市場的作用,例如,一些農村地區的道路崎嶇,阻礙了農產品進去市場,導致農產品無法進行流通。(三)農村基礎設施與服務體系不健全?,F階段,政府財政有限,對農村基礎設施的投資也無法滿足農村經濟發展的需求,導致我國大部分農村的基礎設施不夠完善,進而影響了農村的既得利益,最終影響了農村市場作用的充分發揮。自古以來,農民就被成為靠天吃飯的人,這是因為農業生產受自然因素的影響較大,同時,農業生產也會受到其他因素的干擾,若是遇到嚴重的自然災害,則會影響農產品產量,進而影響農民收入,還有病蟲害都會對農民收入產生影響。
二、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發展趨勢
(一)政府要加大對“三農”問題的支持力度。自古以來,我國就是農業大國,為促進農村經濟發展,國家提出了“三農”的概念,可以說三農問題直接影響國民的綜合素質,對國家經濟發展,以及國家社會的和諧穩定,有著重要影響,甚至直接影響著中國民族的興衰。因此,在農村經濟改革的過程中,政府要充分認識到農村經濟發展的重要性和意義,貫徹落實國家的“三農政策”,加大對政策的支持力度,增加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的資金投入,幫助農村盡快完善基礎設施,重要要解決農村的水利問題,以及農村交通問題,幫助農民提高抵御風險的能力,特別是減少自然災害造成的經濟損失。更為重要的是,要對農村市場的秩序進行規范,建立健全市場制度和準則,以此方可保證農村經濟朝著規?;?、產業化方向發展,進而增加農民收益。除上述措施外,政府還應該發揮政府智能,采取有效措施促進農村金融體系的發展,讓有需要的農民能夠順利融資,用于農業生產或是擴大農業生產規模,購買先進的農機設備等等。與此同時,政府還應該加強對農民的教育,通過培訓、講座、標語宣傳等方式,豐富和更新農民的農業知識和農業發展理念,讓農民充分認識和理解現代農業的相關內容與內涵,幫助農民從傳統型農民過渡到具有專業農業知識和生產技能的現代型農民,加快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步伐。(二)農村要積極落實政府的政策,大力發展農民合作經濟。農村經濟發展中的主要問題是農業與生產力兩者之間存在矛盾,想要解決這一現實矛盾,政府就要引導農民發展合作經濟,改變農民個體在市場中的弱勢地位,同時,還要改善農村資源配置,促使農業朝著現代化方向發展。首先,農民要轉變意識,與其他農戶之間進行合作生產合作經營,也就是發展農民合作經濟。在農村經濟體制改革未來的發展過程中,要鼓勵農民合作經濟,讓農民以農民組織的形式進入市場,發揮團結就是力量的精神,讓農民在市場中獲得更多的經濟效益。與此同時,農民自身還應該認識到知識的重要性,加強學習,積極參加政府組織的學習和培訓,提高及自己農業素養,掌握先進的生產技術,用科學、先進的生產技能進行農業生產,以便自己更好的適應現代農村經濟的發展。
三、加快城鄉一體化建設進程,增加農民收入
近年來,我國一直在推進城鄉一體化,這是由于城鄉之間長期的分離,嚴重制約了農村經濟的發展,因此,想要促進農村經濟體制的改革,政府就應該積極推進城鄉一體化,促使城市中先進的生產要素能夠流入農村,提高農村、農民的地位,完善城鄉公共服務設施。首先,政府好做好城鄉一體化的規劃工作,構建促進城鄉一體化的機制,促使城鄉之間實現商品、人才、資源的順利流通。此外,政府還應該擴寬農民的經濟來源渠道,增加農民的經濟收入,例如,對于創業的農民要給予一定的幫助和引導,在稅收和政策方面給予扶持。
綜上所述,實現我國農村經濟體制的改革,不是可以在朝夕之間完成的,需要農民以及政府的長期堅持和努力,想要實現這一目標,就需要政府充分自身的職能,加大對農村經濟發展的支持力度,貫徹落實國家的三農政策。
作者:周敏 單位:湖南省常德市安鄉縣農業局
[中圖分類號]F323.8 [文獻標識碼]A
改革開放以來,為了發展經濟,改變貧窮落后的面貌,我國進行了一系列的經濟體制改革。其中農村的經濟體制改革是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國的農村經濟體制改革開始于農村,即實行以農村家庭為主體的經營方式。這種以農民的家庭為主體的生產經營方式,提高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保障了我國的農業生產,并為農村市場經濟的確立和發展奠定的基礎。但同時隨著農村市場經濟的發展,這種經典的家庭經營的農村經營組織方式也面臨著許多問題,需要建立一些新的農村經營組織方式來來完善農村的經濟體制,以保證我國農村在市場經濟的新形式下,持續穩定的發展。
一、我國農村現行的基本經營組織形式及存在的問題
30多年前,我國農村開始了以為核心農村經營體制改革,實踐證明,以家庭為經營單位的土地承包經營制度是符合我國農村生產力發展現狀,符合我國農村的社會現實的。那么我國農村現行的基本經營組織是什么又存在哪些問題呢?
1.家庭承包經營是我國農村最基本的經營組織形式
我國農村土地分布松散和幾千年封建社會以家庭為單位從事農業生產的社會傳統文化決定了家庭經營成為現代農業經營的基礎單位,也是最基本的農業生產組織形式。是符合我國農村發展需要的農村經濟改革政策,為我國農業經濟體制改革取得舉世矚目成就發揮了重要作用。家庭經營是一種有效率的農業組織形式,以家庭為單位進行農業生產活動,由于利益的一致性,家庭每名組織成員在農業生產勞動過程中往往不需要特別的監督,自覺地就具有很高的積極性。相對于計劃經濟體制下,政社合一的農村體制,它降低了監督管理成本。通過改革,農民取得了農村生產經營的自,作為獨立的市場主體,積極以市場為導向、從事農業生產經營活動以求獲得個人的利益最大化,勞動資源得到到了合理有效的利用,極大提高了農業資源配置效率。
2.農村以家庭為單位的經營組織存在的問題
家庭經營作為我國現代農業最基本的經營組織形式,具有很多的優越性,是必須長期堅持的農村市場經營組織形式。農業生產職能由集體交給了農戶,而農村經濟管理職能則交給了市場,市場調節能為調節農村經濟的主要手段,農民以市場為導向進行農業生產經營活動,面對機遇的同時,也要承擔許多市場風險。但由于農民自身素質相比較低、生產方式落后、受自身條件下限制單獨交易成本較高等原因,決定以家庭為單位的農業經營組織形式不可能成為我國現代農業發展的唯一農業組織形式。
隨著我國農村市場經濟發展,農村市場化不斷的推進,農村市場體系不斷的完善,尤其是加入世貿組織以后,我國農村市場競爭機制越發深化,農村市場體系內的所有經營主體都要面對激烈的市場競爭。而農村家庭的經濟實力大多相對較弱,抵御自然和市場風險的能力有限,生產規模小不利于農業產業結構調整形成規模經濟等,這些都嚴重影響了我國農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農民收入的提高以入我國農產品的競爭力。因此,要想農村市場經濟持續穩定的發展,必須將單個農戶組織起來,建立農業合作經濟組織。在堅持農村家庭組織經營基礎上,實現多種農業經營組織長期共同發展,不斷健全農村經營體系。
二、農村市場合作經營組織的主要作用
自從以農村為核心的農村經濟體制改革推行以來,推動了我國農村市場經濟的發展。但也出現了一些不適應農村市場經濟及阻礙農村生產力發展的問題,我們想要解決這些問題,應該深化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在堅持家庭承包為基礎的分散經營同時,建立多種農村合作經營組織,以健全農村市場體系及農村社會化服務體系。
1.農戶生產的組織化程度提高
農村合作經營組織作為農村的市場組織,將分散的農戶組織起來,并與農村市場建立起緊密地聯系,成為帶領農民適應農村市場體系的農村生產經營組織。發展農村合作經營組織是農村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是以農民自愿入股的形式建立起來,圍繞農業生產經營中的采購、生產、倉儲、運輸、加工、銷售等一系列環節的互農業合作組織,提高了農民生產組織化程度。農業是在整個經濟產業鏈是一個較弱勢的產業,不同于其它產業,它受自然和市場風險的雙重制約,而分散的農戶生產組織化程度的提高,降低了自身在農村市場中經營的成本,提高了應對自然風險和市場風險的能力。
2.農民在市場交易中主體地位提高
農民受教育水平與城市居民相比普遍較低,以及農民家庭經濟實力普遍較弱等原因,使得長期以來農民在市場競爭中大多處在弱勢地位,在采購、銷售、運輸等環節往往受供應方、采購方及物流方的欺壓。農村市場合作組織將農戶分散的經濟力量結合起來,增強了農民在市場中的競爭力,逐漸改變農民在市場競爭中的弱勢地位,農民作為市場交易的主體地位提高。不同的農村市場組織,以各種不同的方式解決農村家庭經營面對市場的難題,例如農村市場組織對完善農村市場流通體系有很強的促進作用,使得農村居民賣難買難的狀況得到解決;原材料的采購和對農業產品保護價收購,降低了農民在市場競爭中的經營風險;并農村市場組織代表分散的農戶面對市場競爭提高了農民平等談判的地位。
3.農業產業結構的調整進程加快
農業結構調整和農村產業化經營是發展農村經濟、提高農民收入的重要途徑。可從近年來農業結構調整的實踐中我們能夠清醒地看出,傳統的農業家庭式的經營組織方式規?;潭鹊?,制約了我國農業結構調整的進程。我國農村的普通情況是農戶分散經營、規模小,農戶在生產、加工、倉儲及運輸等環節均受到自身規模和交易成本的制約,往往沒有能力進入大市場,只能進入小的集貿市場。而農村市場經營組織作為將農民聯合到一起的合作經濟組織,將農民的實力整合到一起,使農民有能力、有機會進入大的流通市場。并且農村市場合作組織與分散的農民相比獲取更多的市場信息,它能夠根據市場需求帶領農民安排生產經營活動,調整農村產業結構和農業生產布局,以提高農業生產的整理效益。
三、目前我國農村市場經營組織的主要形式
1.農民專業合作社為代表的農民互經營合作組織
農村專業合作社是農村市場經營組織的重要形式,是解放農村生產力、實現規模經營、實現現代農業的必由之路。它是在堅持農村的基礎上,在自愿的前提下,將同類農產品的生產經營者聯合起來,以民主的方式進行管理的互經濟合作組織。成員是農民專業合作社主要的服務對象,為其提供農業生產資料采購、農產品銷售、加工、倉儲、運輸以及提供市場相關信息等服務。能過組建農民專業合作社,解決了我國農村土地分散經營的問題,通過將農民土地入股的形式實現農業合作發展以及土地規模經營。土地的集中經營也為現代科學、機械農業的發展提供了前提,因為傳統的農村分散經營形式是沒有足夠的能力承載現代高科技農業的?,F代農業的發展提高的農業生產率,增加的農民的收入、提高的農民的消費能力,客觀上也促進了農業市場流通體系的完善,農村市場的持續發展。
2.隸屬于政府部門的農村市場服務機構
不同于合作社式的農民自愿互的經濟合作組織,農村服務機構隸屬于國家政府機關,是國家為服務于農民、發展農業、在農村設立的農村市場服務組織。例如農村的農業技術推廣站、土肥站、種子站、經營站、獸醫站等,這些機構是農村市場組織的重要力量,是由財政撥款,服務于農民的市場服務機構。這類農村經營組織承擔著政府對農業生產經營的宏觀調控以及監督管理職能,引導農民的農業生產經營活動,將分散的農村家庭經營與市場的需求相掛鉤,提高農民在農村市場的競爭力,維護農業的權益。農村市場服務組織機構是新時期農村經營組織體系中不可或缺的成分,是保護我國農村經濟的重要力量。
[參考文獻]
[1]國魯來.農村基本經營制度的演進軌跡與發展評價[J].改革,2013(2)
二、新型家庭經濟是推進農村經濟發展的有效途徑
1983年趙瑞彰撰文指出:“隨著我國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春風吹拂家庭聯產承包制已成為主要的形式。在此基礎上,一種將承包經濟和自營副業經濟結合在一起的經濟形式——新型的家庭經濟在我國農村大地上確立了”[2]上世紀80年初,新型家庭經濟的提法就出現了,并在學術思想界圍繞建立引起農業生產關系變動的“新型家庭經濟”形態展開過激烈辯論。新型家庭經濟的內涵與特點不是一成不變的。其內涵與特點隨著我國農村改革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農村產業結構調成步伐的加速和當今新農村建設目標的平穩推進而不斷與時俱進。十六大上,中央政府、國務院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宏偉目標,為改善我國農村經濟現和提高廣大農民的生活水平與質量奠定了正確的發展方向。新型家庭經濟要求當前的農村改革要立足我國農村此時此地的需要,能解決農村經濟繼續發展面臨的現實問題,這才是“新型家庭經濟”的本質內涵和根本特點。發展新型家庭經濟,是深化我國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優化農業產業結構、提升農業科技含量和改善農村基礎設施等的必由之路,要從根本上破解當前村經濟繼續發展面臨的諸多難題,就必須發展大力發展新型家庭經濟。其理由如下:(一)新型家庭經濟可以深化農村經濟體制改革,釋放農村經濟發展活力新型家庭經濟推動農村經濟體制改革走向深入,使農村以為主體的經營形式變得更加靈活。土地是農民最重要的生產要素,以往的土地制度過于僵化,無法適應搞活經濟的客觀要求,成為阻礙農村經濟繼續發展的一大障礙。新型家庭經濟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土地的自由流轉,為農村接受城市的過剩產能提供了急需的土地資源,也為農村發展農副產品加工業等其他適合以家庭為單位組織生產的工業形式提供了可靠的土地來源[3]。農民在家庭經營的基礎上可以組織實現多種形式的聯合體,如以家庭入股集體經濟發展村辦企業,以集體經濟入股其他經濟實體利用農村的自然人文生態優勢發展鄉村旅游等。新型家庭經濟允許農民掌握較多的生產資料自和獨立的產業經營權,減少了政府對生產經營的指導干預。農民生產者和經營者的雙重身份成為市場經濟體系中的經營個體,農緊密的和市場聯系在一起,進而賦予農村經濟繼續發展的持續動力,極大釋放了農村經濟進一步發展的活力。(二)新型農村家庭經濟可以優化農村產業結構,促進農村經濟融入市場體系新型家庭經濟中的土地制度變通為農民實現多種經營提供了可能,農民能以家庭、和集體為單位發展農業、工業和第三產業。劉茂松曾指出:“家庭經濟實體跟 企業卻很不一樣,它不僅不排斥自然經濟,而且家庭商品經濟的發展還要以家庭自然經濟為前提條件。因為家庭是建立在自然實體基礎上的經濟實體”[4]。新型家庭經濟靈活的經濟結構搭配也為農村招商引資、引進工業項目、開展鄉村旅游、發展生態農業與房地產開發等提供了制度、資源保障。新型家庭經濟改變了農村過去以糧食種植為主而兼營副業的單一產業結構,形成了農業、工業和服務業有機結合、合理配置的新型產業結構,實現了農村產業結構的優化與升級。農村產業結構的調整基礎能為農村經濟發展提供源源不竭的動力,能實現農民的提效增收,能從根本上破解農村基礎設施落后、農民受教育程度低、農業科技含量不高、農民進城撂荒和農村社會保障水平低的系統性、結構性困局。另一方面,農村新型家庭經濟可以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和價值規律的調解作用,實現農村地區勞動力、土地資源和資金等生產要素的合理配置,從而使農村的產業結構更加優化。靈活的經濟體制與合理的產業結構可以提品質量高、市場適應能力強的產品和優質、高效的服務,將生產、流通、分配和消費等環節有效結合在日漸完善的市場機制下,促進農村經濟健康、快速的融入市場經濟體系。
三、發展新型家庭經濟亟待解決的問題
二、新型家庭經濟是推進農村經濟發展的有效途徑
1983年趙瑞彰撰文指出:“隨著我國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春風吹拂家庭聯產承包制已成為主要的形式。在此基礎上,一種將承包經濟和自營副業經濟結合在一起的經濟形式——新型的家庭經濟在我國農村大地上確立了”[2]上世紀80年初,新型家庭經濟的提法就出現了,并在學術思想界圍繞建立引起農業生產關系變動的“新型家庭經濟”形態展開過激烈辯論。新型家庭經濟的內涵與特點不是一成不變的。其內涵與特點隨著我國農村改革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農村產業結構調成步伐的加速和當今新農村建設目標的平穩推進而不斷與時俱進。十六大上,中央政府、國務院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宏偉目標,為改善我國農村經濟現和提高廣大農民的生活水平與質量奠定了正確的發展方向。新型家庭經濟要求當前的農村改革要立足我國農村此時此地的需要,能解決農村經濟繼續發展面臨的現實問題,這才是“新型家庭經濟”的本質內涵和根本特點。發展新型家庭經濟,是深化我國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優化農業產業結構、提升農業科技含量和改善農村基礎設施等的必由之路,要從根本上破解當前村經濟繼續發展面臨的諸多難題,就必須發展大力發展新型家庭經濟。其理由如下:(一)新型家庭經濟可以深化農村經濟體制改革,釋放農村經濟發展活力新型家庭經濟推動農村經濟體制改革走向深入,使農村以為主體的經營形式變得更加靈活。土地是農民最重要的生產要素,以往的土地制度過于僵化,無法適應搞活經濟的客觀要求,成為阻礙農村經濟繼續發展的一大障礙。新型家庭經濟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土地的自由流轉,為農村接受城市的過剩產能提供了急需的土地資源,也為農村發展農副產品加工業等其他適合以家庭為單位組織生產的工業形式提供了可靠的土地來源[3]。農民在家庭經營的基礎上可以組織實現多種形式的聯合體,如以家庭入股集體經濟發展村辦企業,以集體經濟入股其他經濟實體利用農村的自然人文生態優勢發展鄉村旅游等。新型家庭經濟允許農民掌握較多的生產資料自和獨立的產業經營權,減少了政府對生產經營的指導干預。農民生產者和經營者的雙重身份成為市場經濟體系中的經營個體,農緊密的和市場聯系在一起,進而賦予農村經濟繼續發展的持續動力,極大釋放了農村經濟進一步發展的活力。(二)新型農村家庭經濟可以優化農村產業結構,促進農村經濟融入市場體系新型家庭經濟中的土地制度變通為農民實現多種經營提供了可能,農民能以家庭、和集體為單位發展農業、工業和第三產業。劉茂松曾指出:“家庭經濟實體跟企業卻很不一樣,它不僅不排斥自然經濟,而且家庭商品經濟的發展還要以家庭自然經濟為前提條件。因為家庭是建立在自然實體基礎上的經濟實體”[4]。新型家庭經濟靈活的經濟結構搭配也為農村招商引資、引進工業項目、開展鄉村旅游、發展生態農業與房地產開發等提供了制度、資源保障。新型家庭經濟改變了農村過去以糧食種植為主而兼營副業的單一產業結構,形成了農業、工業和服務業有機結合、合理配置的新型產業結構,實現了農村產業結構的優化與升級。農村產業結構的調整基礎能為農村經濟發展提供源源不竭的動力,能實現農民的提效增收,能從根本上破解農村基礎設施落后、農民受教育程度低、農業科技含量不高、農民進城撂荒和農村社會保障水平低的系統性、結構性困局。另一方面,農村新型家庭經濟可以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和價值規律的調解作用,實現農村地區勞動力、土地資源和資金等生產要素的合理配置,從而使農村的產業結構更加優化。靈活的經濟體制與合理的產業結構可以提品質量高、市場適應能力強的產品和優質、高效的服務,將生產、流通、分配和消費等環節有效結合在日漸完善的市場機制下,促進農村經濟健康、快速的融入市場經濟體系。
三、發展新型家庭經濟亟待解決的問題
新型家庭經濟融合了近年有關農村經濟體制與產業結構變革、調整的各種新思路、新內涵以新的面貌與形式正在成為助推我國農村經濟繼續的新型動力源泉,因而得到中央和各級地方政府與廣大農民的熱情期待和歡迎。但是,新型家庭經濟在各地的推廣與普及中,也出現了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首先,新型家庭經濟是政府服務下的新型農村經營形式。一些地方政府沒有認真領悟自己在新型家庭經濟發展過程中所應承擔的角色和應盡的行政義務。有些地方政府要么放松對新型家庭經濟的有效監管,造成其無序發展,甚至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盲目追求眼前利益,沒有負起科技扶持、政策引導、統籌布局、生態保護和法規宣傳的行政責任;要么仍然沒有改變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政府完全統制農村經濟的計劃經濟思維,對新型家庭經濟管得過嚴,沒有真正賦予農民適當的生產資料自主支配權和生產經營的自。其次,新型家庭經濟還是生態型經濟。一些地方為發展新型家庭經濟盲目引進城市和發達地區帶有污染性的過剩產能,造成農村地區土壤污染、水土流失、水源枯竭、植被破壞的環境危機,對農村的自然人文生態造成了嚴重破壞,甚至造成農村生態系統的功能退化。最后,新型家庭經濟是法治經濟,必須依法保障農民的土地權益。有些地方在土地流轉過程中沒有深刻領會我國的真正內涵,將農民土地以私人財產的形式強行收購,然后以高價轉讓,或者據為己有從事獨立經營,嚴重侵犯了農民的土地承包權及對土地的占有權、經營權和使用權,也違背了國家發展新型家庭經濟搞活社會主義農村經濟的初衷。
1.1提供支付和交易媒介。農村金融對農村經濟發展最大的作用在于其提供了便捷的支付和交易媒介。倘若沒有便捷的支付媒介,生產者和銷售者的成本則會大大增加。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和科學技術的進步,金融市場逐漸衍生出許多新型金融產品,如信用卡、儲蓄卡、支票、電子支付系統等,這些新型金融產品的出現對農村經濟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例如,山東省農村金融系統的發展使貨幣化程度和經濟發展水平得到了較大提高,對農村經濟的發展產生了明顯的推動作用。1.2提高資本的配置效率。農村經濟的增長得益于資本配置效率的提高,高效率的投資能促進經濟的快速增長[1]。由于金融機構在政策和規模上具有較多優勢,而且能為投資者提供良好的風險共擔機制,因此發展農村金融可以促進投資,實現資本配置效率的提高。此外,金融產品的不斷創新能夠為投資者提供多種金融產品的組合和選擇,進而實現資本的優化配置。例如,河北省某村金融機構的發展降低了投資準入標準,帶動了農業、工業等產業的發展,實現了經濟的快速增長。1.3充分發揮儲蓄的功能。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和農村金融市場的完善,儲蓄轉為投資的程度逐漸加深,在較大程度上降低了交易成本,提升了資金的使用效率。良好的農村金融政策不但提高了金融機構運營的自主性,而且提高了金融機構的運行效率,推動了農村經濟的快速發展[2]。例如,山西省某村在發展過程中不斷拓展信貸交易渠道,對企業和社會的債權債務進行整合管理,實現了資源優化配置,拉動了當地經濟的快速增長。
2當前農村金融中存在的問題
經過多年的努力,雖然我國農村的金融事業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績,農村金融機構日漸完善,服務水平也逐漸提高,但總體來看,我國農村的金融發展緩慢,與城市還存在較大的差距,農村金融在與經濟互動發展方面還存在以下兩個方面的問題。2.1農村金融與經濟之間的互動性較差。農村金融同經濟發展之間的互動性較差,兩者還處于獨立的發展階段。多年的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已取得了一定成績,但農村金融體制改革卻沒有同步開展,相對于經濟體制改革還處于獨立狀態,不能發揮對農村經濟的推動作用[3],農村金融市場發展也非常緩慢,沒有構建起完善的金融服務系統,也不能發揮優化資金配置的作用。此外,農村經濟發展也不能發揮出對農村金融的推動作用,加之農村經濟發展較慢,不能實現農村金融同農村經濟之間的良性互動,導致兩者仍處于獨立發展的狀態。2.2農村金融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被弱化。研究證明,完善的金融機構能對經濟發展產生服務和保障等作用,在經濟發展過程中處于領先地位。當前,我國農業信貸的比例仍然較低,這說明我國的農村金融機構不能為農村經濟的發展提供良好的資金支持,無法發揮出優化資金配置的基本功能,農村金融機構在農村經濟發展中的核心作用不能得到有效發揮,更不能為農村經濟的發展貢獻應有的力量。因此,農村金融機構的作用弱化,對農村經濟的健康發展產生了較大的阻礙。
3發展農村金融的對策措施
3.1加大農村金融體制改革力度。長期以來,我國的農村金融體制改革滯后,導致農村金融不能發揮對經濟發展的支撐作用,因此,必須加大農村金融體制改革的力度,充分發揮農村金融對農村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4]。不但要加快對農信社的改革,還要加強對其他金融機構的監管,加強對資金流向的正確引導,使農村的金融市場逐漸趨于完善。還應繼續提高金融服務的水平和金融機構管理水平,實現資金的科學配置,進而推動農村經濟的發展,把新農村建設推向更高的水平。3.2發揮經濟發展對農村金融的帶動作用從本質上看,農村金融仍然是農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農村經濟的發展必然會促進農村金融系統的完善。所以,農村經濟的快速發展是實現農村金融快速發展的重要前提。當前,受人口素質、自然環境和思想狀況等因素的影響,我國的農村經濟還處于較低水平,對農村金融的發展產生了較大的阻礙作用。各農村應從自身條件出發,通過發展農業、工業、旅游業等實現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從根本上增強經濟實力,帶動農村金融的更快發展[5]。3.3促進農村經濟同農村金融的互動發展。農村金融同農村經濟是互相作用的系統,兩者能夠實現互動式發展,如果其中一個因素發展滯后,將會對另外一個因素的發展產生較大的阻礙。因此只有實現農村金融同農村經濟之間的協調發展,才能實現兩者的共同進步[6]。農村經濟的發展能夠帶動金融市場的活躍,而金融服務水平的提高能夠為經濟的發展提供資金支持,進而實現資源的合理配置,農村金融和農村經濟只有在不斷協調發展中才能促進農村地區的發展。
4結語
農村金融的發展能為經濟發展提供支付和交易媒介,并且提高資本的配置效率,而農村經濟的發展也能夠帶動農村金融的發展。但是,當前我國農村的金融發展還存在農村金融與經濟之間的互動性較差、農村金融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被弱化等問題,因此應從加大農村金融體制改革力度、發揮經濟發展對農村金融的帶動作用等方面努力,實現農村經濟同農村金融的互動發展。
作者:張賢錐 單位:福建省閩清縣東橋鎮農業服務中心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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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 F127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9-8631(2011)01-0009-01
一、現狀分析
包頭地區城鄉居民收入水平不斷提高,但與此同時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也在逐年拉大,據調查顯示我市的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兩倍之多,這還是個保守的數據,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仍在繼續擴大,因為城市居民收入中還有一部分沒有納入統計范圍,如各種各樣的隱利、住房、教育、衛生,甚至用電都比農民有更多的優惠。若將城市居民的一些隱利和優惠折算成收入,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將可能高達四比一。
二、城鄉居民分配不合理對我市經濟發展的消極影響
(一)導致消費失衡
隨著居民收入差距的擴大,城鄉呈現出典型的“富者愈富,窮者愈窮”的特征,城鎮中、下及低收入家庭尤其是低收入群體和農村大部分家庭消費升級難以實現,出現明顯的消費斷層,同時收入分配失衡惡化了儲蓄、投資與消費狀況,導致市內消費需求難以啟動。
(二)制約著消費信貸的發展
據城鄉居民家庭收入的調查統計結果顯示,20%的高收入家庭占全部收入的34%,20%的低收入家庭占全部收入的11%,這表明絕大部分收入主要集中在少數人手中。另據統計資料計算,占我市居民家庭10%的高收入家庭,能夠承受10萬元以上的消費信貸,占我市居民家庭30%左右的高收入家庭和中等偏上收入家庭能夠承受5-10萬元的消費信貸,占我市居民家庭20%的中等收入戶只能承受5萬元的消費貸款,還有30%的居民家庭尚不具備消費貸款的承受能力。而農村居民承受消費貸款的能力更低,收入差距的進一步擴大,使我市居民家庭的總體消費信貸承受能力較低,隨著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城鄉居民消費信貸差別更為突出。
(三)低收入者生活壓力加大
2007年之后,糧食肉蛋等的生活品價格持續上漲,主要農業生產資料可能持續上漲,而糧食收購價格卻持續下降,使得農民增收難度繼續加大。同時,政策性原因對農民增收的貢獻也將有所下降,農民人均現金收入增速將有可能減緩。2007年5月份,居住類價格(水電、燃氣、房租等)同比上漲4.5%,其中水電及燃料價格上漲6.1%。下半年居住類價格將繼續上揚,影響居民實際收入水平的提高,城鎮低收入人群生活壓力將加大。
三、城鄉居民差距擴大的原因
(一)經濟發展方面的原因
近些年來,農業結構不合理,結構調整緩慢,工農業發展速度不平衡是城鄉居民收入產生差距的主要原因。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各種市場主體生產要素都要追求自身收益的最大化。而農業的弱質性,決定了其具有很大的風險性。他們往往對市場信息反饋滯后,生產者依據現時生產信息做出的生產決策,待產品產出后,市場供求情況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從而形成了很大的市場風險。自然風險與市場風險相互交織,使得農業在市場經濟下是一個高風險行業,特別是我國農業自然災害頻繁,市場發育不完善,信息不對稱和失真,農產品供給相對過剩,使得從事農業生產具有很高的風險。再次,農產品供給彈性大而需求彈性小,使得農產品市場很薄,價格波動劇烈,從而導致蛛網現象的生成。這些都是導致城鄉居民收入差大的原因。
鄉鎮農業發展缺乏后勁也是制約城鄉收入差距產生的原因,盡管這些年鄉鎮企業發展迅速,但后勁不足,企業員工整體素質比較低,大多數有文化的人都去了城市,而留在鄉鎮企業中的知識分子卻寥寥無幾,因此,對于新機器,新設備的運用操作起來比較困難,需要大量的時間對工人培訓,降低了勞動生產率,而城市中有許多招聘來的大學生,技術人員,對機器設備的技術掌握的很快。這樣提高了勞動生產率,而工人的工資也比鄉鎮企業工人的工資高很多。致使城市人口收入越來越高,而農村人口收入相對減少。
(二)經濟體制改革方面的原因
城鄉經濟體制改革推進的次序不同,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了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策,提出了加快以城市為重點的體制改革的步伐,以共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改革推動了城市經濟的共同發展。另外我市還進行了多方面的經濟體制改革。例如:國有企業改革,稅費改革等,這些都在城市中首先進行。在城市經濟得到快速發展的一階段之后十五屆三中全會,通過了關于農業和農村工作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了按生產要素分配等重大的政策原則。盡管近些年來政府給予農村經濟方面很大的支持,例如取消農業稅,農村,這些經濟體制改革促進了農村經濟的發展,但是農村底子薄、農民素質不高,這些都間接導致農村經濟長期落后于城市經濟。
(三)經濟政策方面的原因
第一,我國將享受WTO現有成員已經享有的好處,改善農產品出口環境。加入WTO后,我國能夠享受到絕大多數國家的無條件最惠國待遇、發展中國家的優惠待遇、減少歧視性待遇,可以利用有關機制解決貿易爭端等,優化我國農產品出口的外部環境。
第二,有利于揚長避短,加速調整國內農業產業結構。過去,我國維持糧食高自給率,是以一定程度的環境破壞為代價的。圍湖、開荒、高化肥及農藥投入等追求產量目標的措施,給我國生態環境帶來的破壞影響已經相當明顯。加入WTO有利于中國進口資源密集型的農產品,比如糧食、棉花以及油料,相當于中國進口一部分耕地和水資源,使國內生態環境得到改善;有利于出口勞動力密集型產品,包括水果、蔬菜、水產品、畜產品等農產品,促進我國的農業結構調整。
第三,加入WTO后,一方面,外資進入中國將會更容易,伴隨這些投資,往往能帶來最先進或較先進的農業技術,提高我國農業的管理水平和生產水平,有利于提升我國農產品質量;另一方面,我國與國外農業教育、科研、技術的交流與合作更為緊密和頻繁,這將加速我國農業科技進步,促進我國農業科技進步貢獻率的提高,因而帶動中國農業生產能力的提高和農業綜合素質的增強。
第四,有利于進一步深化我國農村經濟體制改革。根據WTO的基本原則,參照國際規范,我國農業和農村經濟體制將進一步深化改革,按照市場經濟的基本規則,建立和完善國內農業宏觀調控體系。另外,WTO規則對貿易體制的規范化也有相關要求,對加快農產品外貿體制和國內流通體制改革也會產生積極的推動作用。這對于實現我國農業的兩個根本轉變,增強國內農業綜合素質,提高農業國際競爭力,具有積極的促進作用。
當然,加入WTO后,我國需要在遵守WTO有關規則的基礎上,承諾降低農業貿易保護程度、逐步開放國內農產品市場,這意味著在參與世界農業貿易自由化的進程中,我國農業發展也面臨風險和挑戰。
第一,國內農產品市場面臨開放的壓力,國內農產品生產將面臨國際市場的嚴峻挑戰。加入WTO以后,根據WTO農業協議的規定要求取消非關稅措施,各成員的農產品進口控制只能通過關稅措施。WTO要求的這種進口控制方式的轉變意味著各成員將逐步開放國內農產品市場。因而,加入WTO后,國內農產品市場面臨對外開放的壓力已不可避免。另一方面,隨著我國農產品市場開放程度的不斷加大,國內不具有比較優勢的農產品生產也將面臨世界市場的沖擊。
中圖分類號:F32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2)22-0072-03
隨著我國城市化進程的加速,以及整體經濟水平不斷提高,關于我國農業生產經營發生了一系列重要事件。首先是發展戰略的轉變,由農業支持工業轉變為工業反哺農業,取消了農業稅,逐步增加農業補貼。農村勞動力不斷向城市轉移,各類城市化政策不斷出現。土地流轉成為農業經營中的一個重要現象,出現了專門的土地流轉交易機構。 農業經濟主體出現了非家庭化跡象,資本進入農業使農業開始向資本化運營轉變。這些現象在東部發達地區表現得尤其明顯。隨著我國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原有統分結合的雙層農業經營體制的基礎條件發生變化,相應的經營體制必然也發生變化。那么,勞動力轉移對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農業經營體制的影響是什么?如果農業經營體制內出現了明顯的市場化因素,那么勞動力轉移在此中的作用機制是什么?本文試圖分析這些問題。本文研究的農業經營體制主要是,這也是我國農業經營體制的主要形式。以下部分根據表述的需要,不在專門區分和農業經營體制的概念。
一、的存在條件變化的事實
典型事實是經濟研究的起點,關于本文的典型事實——勞動力逐漸轉移、土地流轉和土地流轉持續進行。這些典型事實的出現反映了原有農業經營體制存在條件發生了變化。隨著經濟體制的整體推進,外資的進入,民營經濟的興起,城市勞動力出現了持續的需求,同時,國家逐漸放開勞動力流動限制,這些導致了農村剩余勞動力持續向城市流動。通過收集其他學者整理的數據和自己的測算,我們得到了表1,具體的計算方法是用后年的城市化率減去前年的城市化率,得到的增量我們用來表示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增量。這個方法算出的結果與現實可能會有出入,但是能夠基本反映勞動力轉移的情況。這個典型的農村人力資本要素向城市的流動在表1中得到了很好的描述。從表1可以看出勞動力轉移率連年增長。更為重要的是這個轉移率的增長類似轉移增長的加速度,有很大的累加效應。這個時間序列反映了我國農村勞動力向城市的流動是加速進行的。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客觀事實。
農村勞動力持續向城市轉移必定對農村土地經營產生重要影響。這個影響直接涉及我國農村土地經營權分散不利于規?;a經營的現實,是這個不利條件發生了積極的轉變,也即土地流轉的出現和持續進行。我國土地流轉情況學者們已多有研究,國家相關部門也及時作出統計描述。結合其他學者如趙德起的數據收集和自己的補充,得到表2。表2反映了我國土地流轉比例逐年增長,從1999年的1.56%上升到了2009年的11%。流轉比例的增長速度也一直保持上升狀態,從1999年的0.37%到2009年的2.30%。土地經營權自古以來就是我國農業生產和農村社會經濟中的重要因素,影響著社會經濟的各個方面。限于我國基本土地制度,我國土地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土地不能私人出賣。但是,由于大量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在城市獲得了遠遠高于農村土地經營的收入,土地的社會保障功能逐漸削弱,農村土地流轉成了必然的選擇。土地流轉的逐漸擴大,已經影響到了農業整體的生產經營體制。這又是個重要的客觀事實。
農村勞動力轉移是土地流轉的根本條件和動力,土地流轉方便了農村勞動力轉移,反過來促進了農村勞動力轉移。這兩個農村經濟重要的客觀事實改變了20世紀80年代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形成的經營體制。農村的存在基本條件是城鄉人口基本不存在流動,土地經營權基本穩定,農業經營主體是家庭。但是現在這些條件發生了變化,農村人口逐漸向城市轉移,農地使用權流轉比例也逐年增加。必然會改變原有的生產經營方式,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影響會逐漸擴大。
二、關于農業經營體制變革的理論評述
對于1980年生的我國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學者多有探討,主要運用新制度經濟學理論,從制度變遷理論、制度績效、產權、激勵角度給予了解釋。例如張五常從交易成本的角度,把制度變革原因歸結為維持制度的費用和變革制度的費用,解釋了我國農村經濟體制發生變革的原因。姚洋運用數理和計量方法研究了我國農業制度績效。周其仁論述了我國農村體制改革后農村市場變化。黃少安從產權的角度運用計量的方法研究了的激勵作用。
但是隨著我國農村社會經濟條件發生變化,特別是農村勞動力持續向城市轉移,以及農地流轉持續增加,農業經營體制出現了新的特點,原來的解釋出現了不適應局面。
制度變革成本理論認為制度變革的主體是政府。制度變革成本大于收益,阻力很大時,制度變革不會發生,當變革成本較少,收益大于成本時,政府才會推動變革發生。但是當前的制度新變化不是政府推動的,而是農民持續向城市流動的條件下,農村自發推動的,這種變化遠遠大于當年小崗村一個地方的私下變化。
產權理論強調農地產權對農民的激勵作用,但是隨著農村勞動力持續向城市轉移,以及非農收入遠遠高于農業收入,單個家庭少量的農地產權的激勵作用逐漸相對弱化。
發生這些理論與現實不適應的變化的根本原因在于農村勞動力大規模地持續向城市轉移。本文抓住這個關鍵變量,試圖從農村勞動力轉移的角度,論述農業經營制度的變化機制和方向。
我國正處于農業轉型時期,在這一時期內,傳統的農業向現代型農業轉型。通過研究我國農戶的供給決策機制行為,研究農戶在市場信號的引導下是怎樣進行的農業生產調整的運作過程,找出影響農戶進行結構調整的因素,對于揭示我國農業結構調整的微觀基礎、把握我國農業結構調整的基本方向和制定有關政策有著重要的意義。事實上,農戶作為是一個微觀決策主體擁有自己決策的權力,任何人都無法控制形成個體偏好的農戶主體,也就是說,試圖去解釋一個個體思想的過程是非常困難的,這是一個“黑匣子”。而外界因素和其他人所能做的就是對經濟主體和決策主體行動自由度的限制。所以,本文作者試圖以農村農戶為代表通過觀察市場結構的變化與農戶選擇結果的變化之間的關系來進行分析,以此來研究農戶的經營決策選擇機制。
一、農戶經營決策選擇機制的調研數據說明
這里的分析主要是依據筆者及學生2004年~2005年對河南駐馬店平輿縣高洋店鄉李莊村和江西波陽響水灘鄉田畈村,以及浙江東陽縣南馬鎮長畈村三地近200個農戶的調查資料而進行的。調查共取得有效問卷189份,這里對農戶決策行為的分析,是在對189戶農戶調查問卷經過計算機處理的基礎上進行的。平輿縣位于河南省東南部,總面積1282平方公里115萬畝耕地,轄18個鄉鎮,268個行政村(居委會),93萬人,其中農業人口86萬人。2OO3年底實現GDP29.3億元,人均約32O0元,一、二、三產業增加值為IO.1億元、12.2億 元、7億元;財政一般預算收入8949萬元;城鄉居民儲蓄 存款余額21.3億元,居駐馬店市第三位;農民人均純收入1675元。波陽縣位于江西省東北部,全縣人口130余萬,面積4215余平方公里。轄38個鄉鎮,鄉鎮人平收入達到了2880多元。東陽市位于浙江中部,地處金衢盆地東緣。土地總面積1739平方公里。2002年末全市耕地面積24065公頃,其中水田19718公頃,旱地4347公頃。東陽經濟持續快速發展,2001年,躋身全國百強縣市,名列全國各縣市第七十一位,2003年前移了22位,列第四十九位。2005年,全市實現地區生產總值159.8億元,同比增長12.2%;財政總收入13.79億元,同比增長13.3%,地方財政收入7.29億元,同比增長14%;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349元;農民人均純收入6903元,同比增長7.5%。平輿和波陽的調查點主要以務農為主,鄉鎮企業并不發達。而東陽則相對發達,產值以工業為主。已進入了高速的工業化發展階段。產業結構的調整必然引起農戶資源的重新配置。平輿屬產糧大縣,戶均耕地10.35畝。波陽戶均耕地16.37畝,但水洼地較多,且比較分散。東陽戶均耕地4.3畝。這里我們問卷采用了農戶上繳稅費多少來表示農業經濟與農村經濟政策,2005年,平輿調查點戶均上交各種雜費158.7元,波陽143.2元,東陽為32元。平輿調查點離中心城鎮15公里,波陽的調查點離中心城鎮20公里,東陽的調查點離中心城鎮5公里,且有部分失地農戶。平輿調查點農業互助組織較少,調查農戶只有12%曾參與。波陽的調查點有32%曾參與,東陽的調查點有45%曾參與。
二、對農戶經營決策選擇機制的結論
農戶作為一個經濟行為主體,與其他經濟行為主體的差別,首先是以其特殊的利益目標為標準的。因此,農戶行為目標的確定是農戶行為研究的首先而又重要的內容。通過對調查所得數據的分析我們發現,處在農村經濟體制改革進程中的中國農戶的行為目標具有如下幾個重要特征:
1.現階段的農戶經營行為的目標分析。在全部189家農戶中,有150家農戶選擇市場風險小、經營相對穩定,作為生產經營的首要目標,占農戶總數的79.37%。從這一統計結果中可以看出,在農村經濟體制改革中,農戶作為一個經濟行為主體,一是尋求收入增長,二是保持收入穩定,爭取收入增長的努力只能在與收入穩定相適應的限度內進行。經過20多年的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特別是農戶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行,中國農戶的經濟行為與改革前相比,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一方面,農戶已成為農村中的基本生產單位,獲得了獨立的經濟利益,農戶實際收入的絕大部分由農戶經營取得,具有了明確的生產經營目標;另一方面,由于農村的市場體系發育還不充分,政府對農產品市場的調控還不健全,生產經營的市場風險轉由農戶承擔,農戶收入增長的愿望不斷被市場波動所打斷。
2.農戶在生產經營從業方式選擇分析。在全部189家農戶中,有145家農戶選擇兼業,占答卷農戶總數的76.72%,僅有23.28%的農戶選擇純務農和非農就業。這些統計結果給出的重要推斷是,目前中國農村的產業結構和市場結構特點,使得農民農戶無法在一個經營項目或一個職業選擇上,同時滿足農戶收入增長和收入穩定的雙重目標。面對這種雙重目標,農戶的基本經營方針只能是將穩定的低收入項目同不穩定的高收入項目結合,形成農戶所謂的“穩一塊”與“活一塊”的雙重決策。同時,我們還可看出,就三地比較而言,地區越發達,選擇務農或務農為主的比例就越低。農戶在決定非農就業時,首先考慮的因素便是預想收入。在全部189家農戶中有181家以預想收入為依據,占農戶總數的95.8%;在給出的6種考慮因素選擇中,位居第一。這一統計事實再次證明了農戶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為取向。這一統計分析數據表明,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已使半數以上的農戶的非農生產經營決策走上合理化。同時政府的指導和親朋的推薦也是農戶在決定非農就業時考慮的主要因素之一。在189家農戶中就有98家以政府的指導、89家以親朋的推薦為依據,分別占農戶總數的51.85%和47.09%,這表明了農戶自主決策權力的不完全性。
3.農戶生產經營決策依據分析。無論是非農就業還是農業投資決策,農戶的決策方式選擇中居前兩位的都是父親一人決定和全家商量決定,分別占答卷農戶總數的48.1%和31.6%;聽從鄉村政府意見決定的方式則位居第三位,占答卷農戶總數的6.4%。這一統計結果表明,一方面,農村經濟體制改革不僅帶來了農戶經濟行為目標的變化,也帶來了農戶行為決策方式的變化。與改革前的情況相比,農戶這個經濟主體的自主決策地位明顯提高。另一方面,農戶生產經營決策的自力還不完全,干部的意見等非農戶的權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約著農戶的生產經營行為。隨著我國市場化進程的推進,看市場價格已成為農戶種植決策的主要依據。與此同時,也可看出農戶種植決策是有限理性的,主觀判斷在其決策中也起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居第三位的是簡單的相應模仿。就三地比較而言,地區越發達,農戶進行種植決策時市場導向就越強。
4.農戶個體特征對農戶決策的影響分析。在調查中我們還發現,農戶的農戶特征包括農戶組成情況(如勞動力人數)、農戶的風險抵御能力、戶主年齡與文化程度等都影響者農戶的決策,農戶勞動力越多農戶越傾向于外出,戶主年齡越小、受教育程度越高農戶越傾向于采納新技術。改革開放以來,農業生產技術效率和農村經濟政策的不斷調整使農戶經營行為決策的積累了較強的競爭力,由上述分析可看出,決定農戶生產經營行為經濟活動的因素,主要還是農戶主要勞動力的生產技能和生產經驗,周圍鄰居的示范效應和市場供求信息;村干部的作用在逐步減弱;綜合調查結果可以看出,現階段我國農戶經營決策是有限理性的,主觀判斷在其決策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當某些人做出新的行動時,其他人都會相應的模仿,最終形成群體性行動。由于傳統的農業和農村經濟的特點,農民一直以來處于相對分散的狀態,也因此導致他們在政治上的弱勢地位,其合法利益無法得到公正的反映和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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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與假設
在“經濟分層次增長邏輯模型與最大化條件”一文中,作者應用了理論研究方法證明了:“在其它要素不變的前提下,經濟層次是影響經濟總量增長的一個的新要素”、“當全局性政策變量的邊際產出率等于分層次政策變量的邊際產出率時,經濟總量GDP達到最大化”,提出了“經濟分層次增長理論”。本文從案例分析角度,論證這一理論的客觀性。
經濟分層次增長理論框架
“經濟分層次增長”理論認為:經濟層次如同資金、土地、勞動力一樣是影響經濟總量增長的一個要素,此要素無時不在影響著投入要素與經濟增長的內在關系,影響著要素發揮產出效能。當要素與經濟層次相容,要素效能與增長呈正向相關;反之,不呈同比例正向相關或反向相關,此時,要素難以正常發揮產出作用,或產生負作用。政策是調節要素投入的主要管理工具,分層次實施經濟政策以及配置要素投入,能優化配置各層次經濟的要素資源及其組合,實現要素更好發揮潛能,最終實現各層次經濟均優發展,總量更多增長。其理論模型如下:
ΔY=Yd-Yt=θn-m[f(xj)-f(xt)] (1)
設Z=ΔY,則經濟總量最大增長的邊際條件是:
ΔY:分層次經濟總量更多增長;Yd表示單層次政策下的區域經濟增長總量;Yt表示多層次政策下的區域經濟增長總量。x:主要政策要素,xt表示單層次政策所采用的主導投入要素,應用于所有的經濟層次;xj表示多層次政策所采用的主導投入要素,不同層次有不同的主導要素。n:經濟系統內存在的經濟層次數;m表示當實施一個總體性的政策時,有m個層次的經濟完全適應且需要這樣的政策。
分層次更多增長案例研究
為證明經濟分層次更多增長的客觀性,以下案例將提供有力的證據。
泰羅“生鐵實驗”與“鐵鍬實驗”
“生鐵實驗”是一個典型的微觀分層次促進增長的個例。1898年,泰羅在伯利恒鋼鐵公司(Bethlehem Steel company)進行了“生鐵實驗”。實驗是在這家公司的五座高爐的產品搬運小組(約有75人)中進行的。要求將廠房附近廣場上每塊重約92磅重的生鐵塊搬到火車車廂里,起初每個工人平均日工作量是12.5噸。泰羅相信經過對工人體力、搬運動作研究進行分類(分層次)研究后,可以找到搬運生鐵的最佳方式,工作量預計能提高到每個工人平均日工作量達到47~48噸的水平。為此,他選擇了不同報酬層次(政策)來激勵工人。即用“每天掙1.85美元”機會替代原先統一的“每天掙1.15美元”的做法,激勵有體力剩余的工人盡力搬運。結果,他的實驗對象施密特實現了日工作量47.5噸的目標,其他工人被挑出來加以訓練后,每人每天都能以47.5噸的速度搬運生鐵,生鐵搬運量提高3倍,工人平均日工作量增加35噸。
“鐵鍬實驗”也于1898年在伯利恒鋼鐵公司進行。起初,不管搬運什么物料,工廠中每個工人使用的都是相同尺寸的鐵鍬(統一工具,總體性物化管理政策)。泰羅研究后發現:統一尺寸的工具,存在生產能力的浪費。于是,他提出了:是否存在一個使不同的工人每天的鐵鍬的運送量達到最大化的可能性?泰羅認為鐵鍬的尺寸是關鍵因素,且面對鏟運不同物料時,不宜固定在同一種尺寸上。在進行了大量的實驗后,泰羅發現重型物料如鐵礦石以小鐵鍬為宜,而輕型物料如煤屑應以大鐵鍬為宜;同時不同體力的工人所用的鐵鏟應該有區別,這樣才能最大限度發揮工人的勞動能力。基于泰羅的實驗,工廠要根據所要搬運的不同原料來選擇恰當尺寸的鐵鍬,并把它分配給不同體力的工人,其結果是非常出色的,工場的勞動力從400-600人減少為140人,每人每天平均工作量從16噸提高到59噸,每人每天平均收入從1.15美元提高到1.88美元。
以上兩個案例證明了,根據人的能力層次,分層次組織他們的生產,能創造出更多的產出。由個人組成了各種組織就是各種形式的經濟體,分層次組織其生產,也能創造出更多的產出。
中國“經濟增長奇跡”實例
從1978年至2003年,中國經濟成就舉世矚目,被譽為“中國奇跡”、“中國模式”、“北京共識”。改革開放25年來,中國GDP年平均增長率達到了9.35%。2003年,在世界經濟復蘇乏力的情況下,增長了9.1%,人均GDP達到1090美元,總量為14090億美元,世界排名從第25位上升到第6位。出口增長34.6%,對外貿易總額達8512.1億美元,25年增長了40倍,世界排名從第26位上升到第4位。實際利用外資535.05億美元。25年來,中國經濟增長實質是分層次、分區域推進發展的結果。
中國農村經濟體制改革例證。從改革進程看,可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1978年到1984年。主要是以集體經濟經營體制改革為中心的農村微觀經濟組織再造階段。這一階段的改革從改革體制開始,一是實行以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二是政社分立。第二階段,1985年到1992年。主要是改革農產品流通體制,發育農產品市場體系,逐步將國家對農產品的統購、派購改為合同定購和市場收購。產品分品種、分地區逐步放開,農產品不再受原來經營分工的限制,實行多渠道直接流通。第三階段,1992年至今,改革進入了一個全面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軌的新時期。在這一時期,隨著宏觀經濟體制改革全面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邁進,農業和農村經濟在改革方面也出臺了許多重大舉措,并取得了較大突破,例如,基本經營制度和產權制度的改革。農村經濟體制改革方式是不斷將集中統一生產經營管理模式細分化,最終形成了不同的經濟發展層次與實力,并根據層次特性,因地適宜發展農村經濟,促進了農村產出的增長。如自1978年至1985年間,每人勞動力平均產量的累計增加量是糧食145公斤,棉花10.7公斤,油料37.4公斤,且其它的農產品都相應增加。
中國國有企業改革實例。1985-2001年,執行了“抓大放小”企業管理政策,國有企業戶數從7.4萬家減少到4.7萬家, 但實現利潤從改革前期的1985年的743億元,增長到2001年的2389億元,全員勞動生產率從每人年1.8萬元增加到5.5萬元 (張曉松,2002)。工業總產值2001年為14240億元(以85年可比價格計算)(價格指數,NBSC,2002,P295),比1985的3448.7億元,增加了10791億元,年均增長7.38%。大小企業都有較好的發展。如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有514家,2001年其銷售收入工業企業銷售收入的41.9%,實現利稅占47.6%(張曉松,2002)。2002年,中小企業已超過了800萬家,占中國企業總數的99%,實現利稅和出口總額分別占全國的60%,40%,60%(沈路濤,2002)。分層次管理是實現SEO改革目標和扭虧為贏基本對策。
中國稅制改革實例。1994年,實施中央稅收和地方稅收雙層次征稅政策,財政收入有了較大幅度的增長。截止2003年12月31日,全國稅收收入共完成 20450億元(不包括關稅和農業稅收),比上年增加3446億元,增長20.3 %,完成年度預算的108.2 %。稅收總收入超過2萬億元,增收額超過3000億元,雙雙實現歷史性突破。中央稅收收人占稅收總額的比重為58.096%,比1993年20.8%上升了37.2個百分點。
實例分析
泰羅“生鐵實驗”與“鐵鍬實驗”是對不同體力工人(經濟體),在不同的環境條件下,通過個體最優化的動作(分層次主要變量),采用分層次的勞動工具,實現“工人―工具―勞動對象”的合理組合,取得更多的產出,帶來更多的增長。實驗結果證明了:分層次改進工具,因人而異組織生產,獲得了更多增長。其本質原因是勞動工具要與勞動者能力相容,最大發揮人的生產能力。經濟增長也是如此,只有當推進經濟增長的政策與經濟層次相容時,經濟才能發揮最大的產出效能。
25年來中國經濟發展歷程證明了“分層次推進經濟增長,實現了更多增長的目標”。中國區域經濟改革與開放從農村改革“一統二公”模式為多層次家庭經營模式、從建設“經濟特區與沿海開放城市”開始,其實質也是從區域角度,分層次制訂了發展政策,引導要素發揮作用,促進經濟更多、更快、更好發展。增長核心在于促進要素在相應經濟層次內發揮更好作用。
農村經濟體制改革,改變了計劃經濟時代的生產隊“單一生產”層次轉向“家庭多層次經營”及“農村雙層經營”機制轉變。農業生產允許按家庭層次的差異性組織,取消傳統“統一上下班”模式,適應了全國各地農村的差異性、農村家庭的差異性,激勵了農業生產者的積極性,合理調配了各個生產者的勞動力和勞動時間資源,結果每個勞動者平均生產量有了較大幅度的增長。
國有企業改革實施“抓大放小”雙層管理體制,以及分稅制財政體制。結果表明“雙層經營”比以往“單層經營”取得了更好的效果,原因在于“大企業”或“小企業”功能發揮需要不同層次的發展政策。而稅制改革中劃分中央稅收和地方稅收,提高了各級政府和財稅部門組織收入的積極性,結果促進了收入的增長。
綜上案例所述,揭示了經濟層次性一直會影響要素發揮作用,證明了“經濟分層次是影響增長的一個重要因素”。經濟分層次增長值得重視,當經濟層次與要素相容,兩者相互滿足,要素發揮效能最佳,產出最優化;當要素不能滿足經濟層次時,會抑制要素作用,出現了“抑制產出”;當要素投入超前于經濟層次,結果是會因不切實際的發展,造成要素浪費。
經濟層次存在是客觀的,真實的。因為人類需要存在層次性,如馬斯洛“需要層次”。人的需要層次性決定了商品供給層次性,決定了生產層次性。而不同層次的商品生產總和,匯集成不同的經濟發展層次。面對于不同層次的需要,假如產商只能供給單一層次的商品,那么,其它層次的需要就得不到滿足,這些層次相應的市場需要就得不到滿足,結果經濟總量不能實現最優增長。顯然,經濟分層次發展起源于人類需要的層次性,要求按不同層次的需要調整相應的政策,指導經濟發展。層次一般是指事物存在的有別于其它事物存在的一種特性,可表現為在數量、質量、等級、規模、尺度上的差異性。本文把不同區域經濟系統的增長出現了顯著的差異性,稱為經濟系統內部的層次性。
結論、建議與討論
綜上案例分析,本文認為:
經濟層次如同資金、土地、勞動力、體制一樣是影響經濟總量增長的一個重要因素。而且,這個要素客觀上一直影響著其它要素的功能與效率發揮。這個要素在過去的經濟學研究中,常常被忽視,往往被經濟的“完整性概念”所掩蓋,不易被單獨識別。
面對不同經濟發展層次,按層次需要調整影響要素投入的政策變量,能提高政策效能,有利于引導按經濟層次需要投入要素,更加有效地配置各個層次經濟體的要素資源,促進其充分發揮作用,優化其產出能力,實現經濟總量的更多增長。
要素投入與經濟層次相容,其功能與效率正常發揮;反之,其功能與效率難以正常發揮,結果造成要素投入的浪費,而且導致經濟增長非優化。具有求同性的“一刀切”政策很難同時滿足各個不同層次的經濟體的實際需要,如果強行執行“一刀切”政策,不能實現不同層次的經濟體的最優增長,結果會造成政策易費用增加和政策性經濟損失。
根據以上結論,為了促進經濟更多增長,建議如下:
樹立經濟分層次增長觀念。因地制宜發展經濟,政策制訂需要進行經濟層次分析,分層次實施經濟政策。另外,決策者和政府經濟管理者要具備更高的經濟層次分析水平,樹立“分層次發展思路”,區域層次劃分及其政策制定要應各地區經濟實際而定。
全國經濟發展要確立“分層次推進,全方位發展”的戰略思路。根據中國經濟分區研究結果,對中國的東部地區、中部地區、西部地區實施分層次發展戰略,即根據各層次經濟體的客觀需要,優選各個層次的影響經濟增長的主導要素,加以政策控制與管理,通過優化配置其資源與投入要素的組合,實現各個層次的經濟均能最大化生產和更快增長。
修訂分層次的經濟政策要成為政府政策研究中心的重點任務之一。因為主導政策變量與發展層次相適應是實現經濟體分層次發展的前提。所以,除了象過去那樣在國家制訂全局性政策的前提下,還要加強經濟體層次性研究,分析其主導影響因素,確定各個層次的經濟體的主導政策變量。
同時,在制訂分層次政策時,又要重視部門與全局的關系,即要處理好國家與地方之間,地區與地區之間的經濟關系,通過科學管理,制度約束,法律保障,保證各層次經濟體的政策相互促進,共同提高,充分發揮不同層次經濟體的最佳功能。從國家角度分析,既要集中力量發展具有全局特性的經濟體,又要充分發揮其它層次的經濟體在市場經濟中拾零補缺的作用,讓各個層次的經濟體均能最優化增長。
在微觀層面上,需要繼續討論層次劃分標準與層次推進程度。中國還有一些“一刀切”政策,依然制約了中國經濟的發展。如農村土地使用權與農戶的生產經營規模問題,國有大中型企業一些管理政策等等,如果科學地推進分層次發展政策,中國經濟還有更多層次發展空間。
在經濟理論研究上,要利用傳統經濟增長研究路徑,結合經濟分層次增長的假設框架,建立更加復雜的多層次的“多多對應”經濟增長模型。
總之,案例分析認為“經濟分層次更多增長”是客觀的,真實的,其理論分析框架是合理的,有解釋能力的。理論框架能解釋中國改革開放的經濟增長與分層次發展框架的關系,促進形成中國經濟發展的理論創新,建立有中國特色經濟增長理論,對指導中國今后經濟發展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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