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12-28 11:4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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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cognition）是人最基本的心理活動，指通過心理活動（如形成概念、知覺、判斷或想象）獲取知識的過程。認知建構主義的學習觀首先是對環境的重視，即情境性：知識并不是脫離活動情境抽象地存在，知識只有通過實際情境中的應用活動才能真正被人理解；其次注重人與人之間的交互，即互動性：學習任務是通過各成員在學習過程中的溝通交流、共同分享學習資源完成的。同時建構主義學習觀強調對學生原有經驗的重視。學生并不是空著腦袋走進教室的，他們在日常生活、學習中，已經形成了豐富的經驗。所以，教學不能無視學生的這些經驗。
發現式教學的萌芽最早出現于19世紀中葉，當時德國著名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教育家，被譽為“德國教師的教師”的阿道爾夫·第斯多惠提出：“科學知識是不應該傳授給學生的，而應當引導學生去發現它們，獨立地掌握它們?！逼浜蟮挠逃宜官e塞也有相同論斷，認為：“在教育中應該盡量鼓勵個人發展的過程，應該引導學生進行探討，自己去推論，給他們講的應該盡量少些，而引導他們去發現的應該盡量多些?！睆睦碚摻嵌仍忈專l現式教學的思想指導基于認知建構主義理論的發展。主動建構自身的學習和自身知識體系的過程，就是學習者以自身為主體，以自己原有的認知為基礎去探索外界知識，并伴隨著對原有知識體系的豐富和修正。而發現式教學模式從根本上就是強調的以學生為主，指引其積極主動“發現”新知識，感悟新理論。本文將從認知建構主義的視角下對新聞傳播專業發現式教學模式進行研究。
2 新聞傳播專業發現式教學模式探析
2.1 “情境”在發現式教學中的應用。認知建構主義教學觀認為認知行為都是在一定活動情境中進行的，無法脫離特定的學習環境和社會環境。發現式教學要求學生有充沛的主動性和積極性，那么，作為學習的引導者和指導者的學校和教師就要創造和學習有關的盡可能真實的學習情境，激發學生正確的探索性思想活動。
無論是實物、模型、音樂還是語言描述等情境模式，首要的是情境的輕松愉悅可接受性和真實性。這里的真實性并不一定指客觀實在，其真正內涵在于基于建構主義“圖示”概念，教育者所提供的“情境”能夠和受教育者已有的對事物的知覺理解和思維方式較為完美的契合，以助于學生對新知識、新刺激的同化，達到理解上的真實，而非左耳入右耳出。
新聞傳播專業教學中的“情境”，一種是存在于實踐性教學中，如新聞攝影中的實踐操作，報刊媒體和具體新聞的分析，自己動手撰寫新聞稿、編撰刊物等等。這些是從屬于新聞實務方面，但在提升學生的新聞傳播專業主義的理論素養方面，“情境”應用并不理想，仍存在“灌堂式”的行為主義學習。新聞傳播理論性課程并不枯燥，枯燥的只是教師營造出的并被學生所感觸的學習情境枯燥。一方面，教師要加強課前準備，借用超媒體、多媒體等手段營造直觀的情境，如用歷史事件的影音資料和解釋新聞理念的典型案例實物圖片加深思維刺激、加深印象、引發思考；用新聞理論的組織結構圖，給學生以思維的正確方向。另一方面，情境從來都是直觀手段和語言描繪相結合的，教師良好、恰當的語言描述能夠提升感知的效應。情境的好處在于形象、生動、便于理解，更在于知識的不僅僅存在于白紙黑字上面，而存在于鮮活的情境、事例上，讓學生自己于情境中總結經驗。這樣總結出來的傳播理念在舊有圖示的同化過程中更容易達到建構主義所描述的平衡狀態。
2.2 “互動”在發現式教學中的應用。
互動式教學，就是通過營造多邊互動的教學環境，在教學雙方平等交流探討的過程中，達到不同觀點碰撞交融，進而激發教學雙方的主動性和探索性，達成提高教學效果的一種教學方式。在新聞傳播發現式教學中，互動式教學可以采用換位的方法進行，即首先由學生根據已有的知識和方法（即建構主義中的舊有圖示），自己進行新知識、新理念的融合、同化，這個同化的時間不能過長，在學生已有大概新知識印象的前提下，在課堂上開展互動交流，讓不同的理解和理解方式進行碰撞，讓學生發現碰撞的異同點、優劣點并產生趨同一致的理念圖示。此過程要有教師的引導，避免誤入歧途。最終導向正確的課堂知識。
2.3 充分利用信息化社會中學生故有的新聞傳播經驗。在信息化高速發展的中國，學生，尤其是高等學府的學生對于網絡、媒體等傳播媒介具有豐富的社會經驗，潛移默化中就具有了自己在新聞傳播領域的圖示。僅以08年南京師范大學高山冰對江蘇數所高校大學生媒介現狀的調查結果顯示，大學生的媒介接觸行為：“每天花在報紙雜志上的時間為42分鐘、廣播30分鐘、電視95分鐘、互聯網131分鐘。”這表明，一方面，高校新聞傳播專業的大學生在課程前就已經有了自己的豐富的媒介傳播經驗，甚至可以說通過網絡、手機等方式已經親身參與到了信息傳播過程當中。這在教學當中，其優勢是學生很容易聯系自己的經驗圖示和書本上的知識內容，更好的進行知識的發現之旅。
3 重視發現式教學中教師的作用
發現式教學強調以學生為主體進行自發式的知識探索。但我們要清醒的認識到，“自發”帶來的另一個定義，“盲目”。一千個觀眾眼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從認知理論上說，它反映了客觀的差異性。認知建構主義所揭示的學生在傳播學上的舊有圖示則加劇了這種差異性，因此，發現式教學中不能忽視教師的角色。根據建構主義觀點，師生之間是一種交往和共同創造意義的關系，是一種“你——我”關系。教師要積極創建平等、民主、和諧的課堂氛圍，并且作為學生的指導者、交流者和合作者，與學生共同探討問題，分享自己的感情和想法，啟迪學生的思維。在學習的初始階段加以引導，在學習的階段性時期加以解釋和拓展，在學習終了加以總結與評價。這是一個循環往復的過程。
綜上所述，認知建構主義視角下的發現式教學是要以學生已有的知識經驗為前提，努力做好新舊經驗融合，建構新的傳播經驗的過程。這一過程要在恰當的、易于接受的學習情境中，通過開展獨立探討、知識的互助交流、互動式教學，產生知識的碰撞、融合，在教師角色的指引下，由學生自己建立起新的傳播經驗圖示，實現由抽象知識到科學概念的轉變。（說明：本論文為衡水學院教改課題成果論文之一，課題編號jg2010012）
參考文獻
1 姚勤華．溫特建構主義哲學觀解析.世界經濟與政治論壇，2010 （5）
2 溫彭年等．建構主義理論與教學改革.教育理論與實踐，2002（5）
隨著我國教育的不斷發展，在教育學科方面，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完善。我國高校的新聞傳播教育也不例外，在學科、層次、領域等方面進行了深入的探究，促進了新聞傳播教育體系的優化?，F今我國的新聞傳播教育擁有很多方向以及門類，學生的選擇增加了。與此同時，對于新聞傳播知識的深入學習，廣大高校也為學生提供了更多的優勢條件。
（二）學生新聞素養提高
在新時期，我國在教育中投入了更多的精力，促進了教育的發展進步。我國高校的新聞傳播教育，由于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并且更新了教育思想，學生在理論知識的掌握以及實際能力方面，都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此外，學生對于自身的職業道德與擇業精神，也有了更好的把握。總體來講，當今新聞傳播教育中，學生的綜合素養有了較大的提高。
（三）重理論、輕實踐
我國高校的新聞傳播教育已經跨入了發展的新時期，傳統教育思想對現代新聞傳播教育的影響也在逐漸減少。但是我們必須認識到一個嚴重的問題，那就是當代新聞傳播教育仍然無法擺脫重理論、輕實踐的教學思想，這是一種不科學的教學思想，不利于學生的長遠健康發展。如果高校繼續保持這種教育思想，將會對今后的教育工作帶來巨大的不良影響。
二、新聞傳播實踐教學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一）新聞教學實踐不足
新聞傳播教育實踐性很強，要想提高學生的實際能力，就需要通過加強實踐教育，提高學生的綜合素養。但是，在目前我國高校的新聞傳播教育中，仍然存在重理論、輕實踐的教學問題，導致學生難以提高自身的新聞實際能力。我國對優秀的新聞傳播人才還處于急需的狀態，迫切需要培養一批優秀的新聞傳播人才，但是目前高校新聞傳播教育水平的不足難以滿足我國對優秀人才的需求。
（二）提高學生的實踐能力
新聞傳播教育對學生的實踐能力要求很高，如果只具備過硬的專業知識，那么將難以在實踐中靈活運用自身所掌握的新聞傳播知識。加強新聞傳播實踐教學，是我國教育跟上時展步伐的必要途徑，也是提高學生新聞傳播實踐能力的重要方式。因此，我國廣大高校在今后的新聞傳播教育中，就要加強對實踐教學的重視，并且切實落實新聞傳播教育中的實踐工作。
（三）教育進步的要求所在
一直以來，我國在提高教育發展質量方面做出了許多工作，不僅更新了教育思想，而且還改革了教學模式。在我國新聞傳播教育中，為了解決實踐教學不足的問題，在理論教學之外，加入了新聞傳播的實踐教學，不斷完善了我國新聞傳播教育的體系，改善了新聞傳播教育的不良狀況。重視實踐教學，是促進我國新聞傳播教育水平提高的重要方式。為了我國教育發展的長遠利益，必須將新聞傳播教育的實踐工作做到更好。
三、新聞傳播實踐教學人才培養的措施
（一）更新教育理念
要加強新聞傳播實踐教學，首先就要通過更新教育理念，促進廣大教師與學生重新看待新聞傳播教學。更新教育理念，就要明確教學指導思想，根據新聞傳播教學的特征，立足于我國新聞傳播教育的發展需要，為了促進新聞傳播教育水平的提高，確立有特色的新聞傳播教育理念。首先，最重要的是確立理論與實踐于一體的教學理念。其次，為了幫助學生打下堅實的基礎，要注重劃分教學步驟，先抓基礎，后抓專業教育。最后，為了檢驗學生的學習情況，提高學生的實踐能力，建立科學的實習體制，在實踐的過程中開發每一個學生的潛力，促進學生能力的不斷提高。
（二）加強實踐教學改革
中國分類號G206 文獻標識碼A
一、新聞翻譯的研究現狀
隨著經濟全球化和信息產業的不斷發展，大眾傳播媒介都需要翻譯大量國際新聞來滿足大眾的信息需求。正是出于對新聞翻譯重要性的認識，一些院校開始重視新聞翻譯課程，在專業中設置新聞翻譯方向。目前，我國僅有中國傳媒大學、廈門大學、暨南大學等為數不多的幾所高校開設了該專業。新聞翻譯是一門交叉學科，而國內對新聞翻譯領域的研究絕大多數是從語言學和翻譯學的角度出發的，如有學者曾對發表于1979-2006年間的有關新聞翻譯研究的論文進行了收集分類，發現我國在此期間新聞翻譯研究的主題中有關新聞文體特點和翻譯方法的文章占61％。但是新聞翻譯作為一種信息傳播活動，除了語言學和翻譯學的知識外，傳播學的相關理論對新聞翻譯實踐也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本文強調新聞翻譯的傳播本質，試圖從傳播學的角度出發，對新聞翻譯實踐加以分析研究。
二、翻譯的傳播本質
翻譯是一種跨文化的信息交換活動，具有傳播的一般性質。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翻譯學研究者開始提出一種新的理論，即翻譯傳播理論，它將翻譯學納入傳播學的一個分支進行研究，認為翻譯本身就是一種傳播行為。沃爾夫拉姆?威爾斯在《翻譯學：問題與方法》中提出“翻譯是與語言行為和抉擇密切相關的一種語際信息傳遞的特殊方式?！?。這一定義對翻譯進行動態的過程分析，逐漸明晰了翻譯的傳播本質。呂俊教授是國內翻譯傳播理論的先驅研究者，對翻譯傳播的本體、載體、客體、環境和效果等進行跨學科研究，他認為翻譯的本質是傳播，是一種跨文化跨語際的特殊的傳播活動。。翻譯同樣具有傳播學的一般性質，即是一種社會信息的傳遞，表現為傳播者、傳播渠道、受信者之間一系列關系；是一個由傳播關系組成的動態的有結構的信息傳遞過程；是一種社會活動，其關系反映社會關系的特點。與普通傳播過程不同的是，翻譯是在跨文化間進行的，操縱者所選擇的符號也不再是原來的符號系統，而是產生了文化換碼，但其原理卻是與普通傳播相同的。正是由于翻譯的這種傳播本質，譯者必須清楚地認識到翻譯的傳播目的，才能使翻譯活動順利地發揮信息傳播的功能。
三、傳播學模式下的新聞翻譯
傳播學作為一門新興學科于19世紀40年代興起于美國，韋伯?香農是其創始人。韋伯發現了構成傳播過程的五種基本要素，形成了傳播學上的“五w模式”：WhosaysWhatin What channeltO Whomwith What effects，即：傳者信息渠道受者效果。這一模式包括了傳播主體、傳播內容、傳播渠道、傳播對象和傳播效果等五個方面的內容。針對這五種要素拉斯韋爾又提出五種與之相對應的傳播研究：對應傳播主體的“控制分析”，對應傳播內容的“內容分析”，對應渠道研究的“媒介分析”，對應傳播對象的“受眾分析”，以及與傳播效果對應的“效果分析”。按照這一模式，新聞翻譯的傳播模式可解讀為在兩種語言環境下的兩個傳播過程，即原新聞的首次傳播：原新聞作者原新聞媒體原新聞讀者效果；譯文新聞的再次傳播：新聞翻譯者譯文新聞媒體譯文讀者效果。因此，要使新聞在目標語境中取得最好的傳播效果，就必須對新聞翻譯的傳播過程加以分析研究，使每個傳播環節都順利地發揮作用。
1 新聞翻譯的控制分析
新聞翻譯作為一種傳播活動，是在特定的社會制度條件下，也就是特定的生態環境下進行的。新聞翻譯者具有譯者和傳播者雙重身份，應承擔言論出版者所應承擔的責任和義務，遵守相應的傳播制度。因此，譯者在翻譯前首先應了解特定社會制度和傳播制度下的媒介控制問題，主要包括以下三個方面：國家和政府的政治控制、利益群體和經濟勢力的經濟控制、思想文化和社會監督的文化控制。新聞翻譯是兩種語言間的傳播活動，新聞翻譯者除需精通雙語外，還必須具備淵博的背景知識，對法律政治、經濟、科技、軍事、體育等專門領域也要有基本的認識，才足以應對包羅萬象的新聞題材。
2 新聞翻譯的內容分析
美國社會心理學家、傳播學的奠基人之一庫爾特?盧因提出了新聞選擇的“把關人”理論，形象地說明了大眾傳播是如何報道新聞的。他認為在群體傳播過程中存在著一些把關人，只有符合群體規范或把關人價值標準的信息內容才能擠入傳播的渠道。記者是把關人，決定著那些素材應該寫成新聞稿；編輯是把關人，決定著那些新聞稿應該刊播；編審和總編是把把關人，決定著那些內容應該成為重要新聞等等。而新聞翻譯中，翻譯者也是把關人，決定著哪些新聞應該翻譯以及如何翻譯。新聞翻譯者對新聞價值和新聞要素的研究深刻影響著對翻譯內容的選擇。新聞翻譯具有重要的國際通訊功能，對國家社會有重大影響，因此新聞翻譯者面對全球排山倒海的外電報道，必須有能力篩選重要事件，從本地的角度，加以消化重組，同時兼顧新聞的完整性以及讀者的興趣。
國際新聞的翻譯非常注重綜合翻譯改寫，尤其在遇到突發事件時，常常采用先綜合整理后翻譯改寫的報道方式以滿足讀者的閱讀需求。新聞翻譯中的翻譯改寫技巧相當于翻譯領域研究的“變譯”。所謂“變譯”，指譯者據特定條件下特定讀者的特殊需求采用增、減、編、述、縮、并、改等變通手段攝取原作有關內容的翻譯活動。具體而言，變譯可以是摘譯、編譯、改譯、縮譯、譯寫、譯述、譯評等等方式。新聞翻譯者的任務是根據新聞的不同語體，讀者的立場視角，以及兩種語言所處環境的不同傳播環境(即政治、經濟、文化制度)，采用變譯的方式，對原新聞的內容進行有選擇有目的的編排整理，進而翻譯改寫，向讀者傳遞其最需要的信息。
3 新聞翻譯的媒介分析
媒介作為信息傳遞、交流的工具和手段，在人類傳播中起著極為重要的作用。認識和研究翻譯與不同形式的媒介之間的關系，非常有利于研究翻譯的效率、速度、質量、翻譯量的大小與翻譯傳播媒介發展水平的關系。如果在這方面認識不清，不注意研究，就會制約翻譯傳播事業的發展。相反，加強對媒介的研究，增強其可靠性、效果性，就會極大的促進翻譯事業的發展。對媒介的認識與研究對新聞翻譯者尤為重要。只有了解各種媒介的類型和特點，新聞翻譯者才能通過媒介更好地把信息傳遞給讀者。只有對新聞傳播媒介有系統的認識，才能在跨媒介類型的翻譯任務中順利地將原媒介的新聞翻譯成更適合目標媒介的新聞。如今，隨著多媒體和網絡技術的發展，新型的媒介不斷出現對新聞翻譯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4 新聞翻譯的受眾分析
受眾，簡單地講就是傳播活動的目的地，是傳播內容的
歸宿，同時它又是傳播活動的積極參與者，沒有受眾的參與，傳播活動是不完整的。大眾傳播的受眾主要包括報紙雜志的讀者以及廣播電視等聽眾與觀眾。由于文化、語言、政治及生活環境的差異，受眾對新聞內容有著不同的興趣及需求。各國不同的歷史文化、傳統習慣、思維方式、經濟發展狀況等等給信息傳播造成了必然的障礙。作為信息的傳播者，新聞翻譯者必須對譯文的受眾有所了解，確定受眾的社會階層、經濟文化政治背景、教育程度、年齡層次、職業差異、價值取向等等隨著資信革命和互聯網時代的降臨，如何為讀者提供他們所需要和喜歡閱讀的信息，是新聞翻譯工作者面對的巨大挑戰。
5 新聞翻譯的效果分析
新聞翻譯作為信息傳播活動，其傳播效果是評價新聞翻譯的重要標準，因此，傳播活動的效果如何也是新聞翻譯者應當關注的問題。在傳播學的研究領域，傳播效果指帶有說服動機的傳播行為在受傳者身上引起的心理、態度和行為的變化，還指傳播活動尤其是報刊、廣播、電視等大眾傳播媒介的活動對受傳者和社會所產生的一切影響和結果的總體，不管這些影響是有意的還是無意的、直接的還是間接的、顯在的還是潛在的。在大眾傳播效果研究中，尤以大眾傳播的活動對社會的運行、變化和發展所產生的宏觀效果為主要參考對象。傳播效果是檢驗傳播活動成敗得失的重要尺度，如果傳播者發出的信息不被受眾接受，效果不佳或者甚至適得其反，那就失去了傳播意義。新聞翻譯的成功與否，同樣也取決于新聞翻譯。新聞中新詞新語的翻譯對傳播效果的影響尤其顯著。大量的研究證明，傳播效果不僅受傳播主體。傳播內容和技巧的影響，受眾自身的屬性，也就是他們的閱讀興趣、政治態度、價值觀等差異，也制約著傳播的效果。
新聞傳播學在我國的引入共發生兩次。第一次是上世紀 50 年代，代表人物為鄭北渭等教授，他們在其教學與研究中，都曾運用新聞傳播學的相關知識。此外，復旦新聞系的《世界新聞譯叢》，還曾較系統對該學科作過介紹。但在當時政治背景下，它剛剛露頭很快便被中斷了。
第二次引入，已過二十多年。70 年代末，復旦大學新聞系內部刊物《外國新聞事業資料》對傳播學作了一些介紹。1983 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編出了一本《傳播學》，由人民出版社出版。隨后，西方傳播學著作相繼在我國出現，如《報刊的四種理論》、《傳播學概論》、《傳播學的起源、研究與應用》、《傳播概論: 傳媒、信息與人》等，這構成了我國新聞傳播學研究的初始起步。
作為新生兒和外來戶，新聞傳播學要在我國扎根成長，必須融入社會實踐。因此，新聞傳播學研究者們開始關注我國的新聞傳播實踐。這時期，人們用新聞媒介、傳播媒介、大眾傳播媒介名詞等來稱謂新聞機構，突出了媒介本身的特點; 所引用受眾、傳播渠道、傳播效果、雙向傳播等概念，給學界帶來強大沖擊波，新聞傳播學逐漸取代了新聞學，傳播信息工具取代了階級斗爭工具，受眾理論促使傳者本位向受者本位轉變，人們開始重視與傳播效果有關的各個因素和信息本身的研究，受眾調查遂成為媒介改革之重要依據。
此時期，研究工作開始向縱深發展，新聞傳播學的中國化和本土化已更多被人們所關注。香港中文大學傳播研究中心主任余也魯教授 1978 年 3 月在中國傳播研討會上，發表了《中國文化與傳統中傳的理論與實際的探索》的演講; 1982 年首次全國傳播學研討會提出了“系統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創新”的方針; 1986 年的第二次研討會又明確提出“建立有中國特色的傳播學”。傳播學研究者們開始運用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來匯集、梳理、分析、運用西方傳播學理論，并從我國國情和實際出發，開展一系列影響頗為廣泛的大規模專題調查。
但盡管如此，這些傳播學者們所研究的，主要還是西方傳播學的基本理論與方法，傳播學的中國化和本土化還遠未成熟，并與傳播實踐存在較大距離，還缺乏一種深厚的傳統文化根基。
進入新世紀前后，我國新聞傳播學開始呈現出起飛之勢。其主要表現，是研究方向開始多元，研究內容亦日益深化。方向的多元也導致了研究方法出現多元，文化學、后現代哲學、文本分析、意識形態分析等方法，都已開始應用，因而使該學科的研究更為科學化和精確化。
二、新聞傳播學在我國本土化的基本特色
經過學者們的共同努力，我國新聞傳播學已開始趨向本土化，其基本特色，主要可從以下幾方面來審視。
一是研究過程表現為學科由窄而寬; 論題由淺而深; 范圍由小而大; 溝通由難而易; 研究方法由封閉而開放; 由單一而多元; 由非正式而為正式。
二是研究內容表現為縱向的中國傳播現象和傳播思想研究取得了較顯著的成果; 橫向的中國傳播理論和傳播問題的研究亦獲得了長足的發展; 對有中國特色的新聞傳播學的研究成果亦很豐富。
三是研究學者由少而多，一大批年輕學者已活躍于學科的最前沿。
三、我國新聞傳播學發展的主要亮點
三十多年的引進與發展，使我國新聞傳播學呈現了很多亮點。
亮點之一，是一些早期譯作的適時出現。復旦大學新聞系內部刊物《外國新聞事業資料》1978 年 7 月刊出《公共傳播學的研究》和《美國資產階級新聞學:公眾傳播學》兩篇介紹性文章，在當時國內新聞界掀起了不小的波瀾，此后整個 80 年代，人們都在應用這些譯作，它們恍若璀璨之星，映亮了我國傳播學的空曠夜空。
亮點之二，體現于幾次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研討會。1982 年，第一次全國性傳播學學術研討召開會，參加者只 20 余人，所提交論文亦無多。但會議首次提出的16 字方針，則確定了我國新聞傳播學發展的基本方向，對后來相關工作的開展起到不小的推動作用。第二次全國研討會，召開在 1986 年，已有人提出建立有中國特色傳播學之主張。1993 年的第三次會議，誕生一批與我國傳媒實踐相結合的研究成果。1995 年第四次會議，研究話題開始向傳播學學術定位及本土化問題集中。1997 年第五次會議，香港、臺灣、大陸學者首次坐在一起作學術探討。1999 年第六次年會，開始與國際接軌，議題、規模與質量都有相當的拓伸。以上這些研討會，都不同程度對新聞傳播學在我國的發展起到了某種助推之益。
亮點之三，是受眾調查在我國的興起。早在 1979年，復旦大學一批學生就用剛學到的方法，嘗試進行當今很流行的“受眾研究”，盡管其調查規模尚小，但也產生了相當的影響。1982 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和首都新聞學會聯合發起北京地區讀者、觀眾、聽眾調查，則是我國首次開展的大規模受眾調查，它對我國大眾傳播發展的影響至為深遠。
亮點之四，是人們的學術界思想不斷解放。過去，新聞傳播學曾被冠以“資產階級新聞學”之名。1983年還曾將其視為精神污染，指責其否定階級斗爭。直到 1992 年思想解放運動興起，新聞傳播學的命運才徹底轉變。1995 年國務院學科目錄將新聞學和傳播學并列為二級學科; 1997 年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又將傳播學正式列入博士、碩士專業目錄，并將其列為一級學科，這是新聞傳播學作為一門學科正式被國家承認的重要標志。
四、我國新聞傳播學研究的幾點困擾與問題
新聞傳播學雖在我國又較大的發展，但也存在一些需要正視和解決的困擾和問題。
困擾和問題之一，是學術界對新聞傳播學研究本土化的理解尚不一致。港臺學者多從我國傳統文化中探討傳播原理，資料以古為主; 大陸學者則多從傳播實際來探討傳播理論，材料以今為主。近來也有人提出了上下聯通、古今并用的折衷之見，這主張尚未得到絕大多數學者的認同。
困擾和問題之二，是新聞傳播學者對語意的認知及對名詞的翻譯，都不盡相同，這常造成理解上的障礙，影響正常的學術交流。
困擾和問題之三，是那些得到政府和企業贊助的行政型、實用型傳播研究，明顯處于有利地位。而本土化研究則尚嫌冷淡。這是本學科尚未成熟的一種表現。
困擾和問題之四，是從事新聞傳播學本土研究的學者尚少，頗需其他各學科的研究者加入。同時，研究新聞傳播學的中國化，須具有深入細致地獨自探求的精神，尤須仔細閱讀大量文言書籍，這對年輕研究者們來說，無疑是一較大障礙。
五、對我國新聞傳播學研究前景的展望
雖存在這些困擾和問題，但新聞傳播學研究的前景，畢竟還很光明，我們已清晰看到了如下一些令人欣喜的學術發展趨勢。
一是本土化研究者正日漸增多。雖然我國的研究尚未完全消除對西方的模仿之痕，但對本土化問題的認識，已逐漸加深，并且也已形成了某種氣候。
二是對西方化的指責正漸其少，西方化和本土化之爭，已難再引起研究者們興趣，人們都再將忙于建構各自的理論，研究環境愈加寬松。
一、國際傳播研究的現實狀況
國際傳播是一個年輕的、正在發展的、充滿活力而又具有迫切現實性的新興學科。
從國際方面看：國際傳播的最初研究起源于美國。60年代末，國際傳播作為一個學科在美國開始得到了承認。1971年，位于華盛頓的美利堅大學國際關系學院率先開設了國際傳播的碩士學位課程。70年代，國際傳播研究走向國際化。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推動下，成立于1957年的聯合國下屬的教科文組織國際大眾傳播協會，于1978年設立了國際傳播分會，作為其12個分會之一。隨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又先后組織出版3本報告：《多種聲音，一個世界》（1981）、《世界交流報告》（1989）和《世界傳播概覽——媒體與新技術的挑戰》（1997）。1994年，國際傳播分會開始出版自己的會刊《國際傳播》，每半年出版一期。在每年召開一次的國際大眾傳播協會的近幾次會議上，國際傳播成為最熱門的論題之一。
與此同時，民間的研究自80年代以來方興未艾。在我們不完全的資料收集中，80年代涉及國際傳播的書目就有十數種。如：《組織中的國際傳播》、《國外新聞和世界信息新秩序》、《全球信息與世界傳播：國際關系的新領域》、《二十世紀的國際新聞播報》、《傳播的國際百科全書》等。90年代以后的研究著作更多。例如：《國際傳播中的現實議題》、《全球新聞業：國際傳播的歷程》、《資本主義與傳播：全球文化和信息經濟》、《超越國家：90年代的國際傳播》、《國際傳播與全球化：批判導論》等（以上見中國國家圖書館的館藏書目）。①筆者發現，國際傳播的研究以美國領先，大部分的著作也多出自美國。這一點顯然與美國是一個國際傳播大國，掌握了世界傳播信息量中相當大的比重有關。在目前世界排名前10位的媒體集團中，美國就占了5家。②
從國內方面看：在我國，國際傳播的研究可以說剛剛處于起步階段。1982年傳播學才通過著名傳播學者施拉姆介紹到中國。同年年底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新聞研究所召開了第1次全國傳播學研討會。1985年復旦大學成立了高校第1個傳播學研究機構“文化與傳播研究中心”。1986年，在黃山召開了第2次全國傳播學研討會。1988年，在北京，人民大學輿論研究所進行了第一次社會輿論調查。經過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低潮，1993年在廈門召開的第3次全國傳播學研討會確定了傳播學本土化的方針，1995年在成都召開的第4次全國傳播學研討會拓開了傳播學更廣闊的研究領域，1997年中國國務院學術委員會對傳統學科體系進行調整，傳播學開始被并入原來的一級學科新聞學，稱新聞傳播學，下設新聞學和傳播學兩個二級學科。在傳播學20年的引進、介紹、研究和本土化、實用化過程中，國際傳播是發展最晚的一個分支領域，直到90年代末，才在各個高校和研究所成立專門的教學與研究機構。目前在北京初步形成了以北京廣播學院國際傳播學院、清華大學國際傳播研究所、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國際傳播研究所等幾家為主的格局。在國內傳播學一百多本著作上千篇文章中，有關國際傳播方面的論著只占很少的一部分。目前，我們查到的國內以國際傳播為題的中文書只有3本，一是北京廣播學院院長劉繼南教授主編的《國際傳播論文集》（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0年），二是北京廣播學院國際傳播學院院長蔡幗芬教授主編的《國際傳播與對外宣傳》（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0年），三是譯著，即美國羅伯特·福特納的《國際傳播：全球都市的歷史、沖突及控制》（華夏出版社2000年）。有關的文章也不是很多。經初步分析，我們發現，這其中，從大的方面講，北京廣播學院國際傳播學院的研究集中在國際關系與大眾傳播、對外宣傳與國際關系及對傳播學的譯介方面，清華大學國際傳播研究中心的研究則集中在對策論、國外輿情分析、焦點問題報道等實用化內容方面。該研究中心出版了60期輿情分析報告并成立了陽光論壇，建立了自己的網站。
筆者認為，剛剛起步的中國國際傳播學研究還存在許多弱點，大致說來就是研究的玄化、泛化、空化和術化。所謂玄化是指在傳播學的介紹、引進過程中偏重引經據典、直譯許多國外名詞而缺乏對文本的中介轉換，造成概念混亂，這種做法顯然不利于這門學科的清晰化和本土化。泛化則表現在研究的平面化，不界定學科邊界，不限定學科內容；而是把一切現象都往傳播學里面裝，似乎一切人類文化現象都是傳播現象，一切跨越了國界的信息交流都是國際傳播，結果使研究目標無法鎖定和深入?？栈俏覀冞^去政治化研究傳統的延續，在缺乏實證研究、量化研究、具體研究、微觀研究的基礎上空發議論，有的只是生拉硬套某種哲學理論，結果背離了研究的科學精神。術化則集中于對策研究，一切以實用化為目的。當然，如果的的確確搞“術化”，那應該是先基礎（術）、再理論（學）再運用（學術），但實際上這個過程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
從樂觀一面看，盡管存在許多弱點并且剛剛起步，但國際傳播學仍然是一個充滿希望和前途的新興學科。恩格斯告誡我們，“歷史過程中決定性因素歸根到底是現實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③一旦社會上產生了某種需要，那將會比10所大學都更能推進研究的深入。國際傳播發展的兩大背景是人類社會的全球化和民族國家化、以及大眾傳播的興起和傳播分化。這決定了國際傳播在這個歷史過程中已經而且必將繼續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所以對國際傳播學進行深入研究是時代的任務和需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二、國際傳播學的學科來源
國際傳播并非無本之木。其學科來源，大約有3個方面。
國際傳播來源之一是傳播學。傳播學是一門起源于40、50年代，成熟于60、70年代，并在80年代以后得到了巨大發展的新興學科。在中國國家圖書館的館藏目錄中，有關傳播學的英文著作就達4000多種。從體系上看，傳播學研究包括傳播定義，人類傳播史，傳播符號、過程、結構，傳播方式和媒介，傳播受眾和效果，傳播制度與控制，國際傳播和全球傳播，傳播學流派等內容。傳播學本身就是來源于政治學、社會學、心理學、新聞學等多種學科的一門新學科，在發展的過程中又加入了控制論和信息論等新元素。從理論上看，現在形成了注重研究過程、以實證為特點的美國學派和注重研究后果、以理論批判為重點的歐洲學派。傳播學與國際傳播的契合點主要在政治方面。日本學者鶴木真曾把國際傳播定義為“以國家社會為基本單位，以大眾傳播為支柱的國與國之間的傳播”。④另一個日本學者生田正輝更是直截了當地指出“國際傳播的首要特征，是它與政治有著極為密切的關系，它是一種由政治所規定的跨國界傳播”。⑤由此而來，國際傳播研究的重點在于國際傳播內容的價值問題、信息與問題、文化霸權問題、信息全球化及國際信息秩序問題等方面。這些課題對國際傳播中的宏觀問題和理論問題賦予了較大的注意。
新聞學是國際傳播的來源之二。它發韌于報刊出現后的18世紀，在19世紀末新式新聞的崛起中初步形成。20世紀上半期出現了種種有巨大影響的新聞學理論，20世紀50年代以后又開始融入了大眾傳播學，形成了新聞傳播學。新聞學包括新聞學理論、業務和新聞傳播史三部分。作為應用學科，新聞學的業務部分是一個更龐大的學科分支，大大多于、強于其理論部分。新聞學與國際傳播的結合在于新聞的業務實踐從一開始就包括國際新聞部分。
然而，筆者所見，國內學者包括新聞界對國際新聞的認識存在模糊不清、界限不明的現象。國際新聞似乎是指與國內新聞相對的那部分內容，即屬于“國際方面的消息”那一類。同時，面向國外的新聞報道及其他傳播活動則被看作是對外宣傳。其實，從國際傳播的角度來看，國際新聞應該指跨越了國界的新聞，并不僅僅是來自國外的新聞，也不僅僅是對外宣傳，而是雙向互動的新聞。
從歷史上看，在新聞報道的內容中，國際新聞從一開始就占據了較大的比重。大眾報刊興起后，國內新聞、地方新聞逐漸奪走了國際新聞的地盤。但是即使在新式新聞到達頂峰的19世紀末的美國，國際新聞仍然穩定地占據著相當大的新聞比重。隨著20世紀初世界體系的形成，國際新聞所占的比重一直保持穩定，當然隨著國際局勢的變化有時稍有增減。⑥按照傳播學的觀點，國際新聞，實際上屬于國際傳播范疇；而且可以說，國際新聞是國際傳播的主要組成部分。對國際新聞的認識，是國際傳播學出現的基礎。在新聞史中曾出現過政黨報刊、言論紙向大眾報刊、新聞紙轉變的過程，在國際新聞傳播的歷程中也同樣遵循這樣一條軌跡。在新聞史早期，國外新聞報道主要發生在民間（即傳播者主要為民營辦報人）。進入20世紀后，隨著國際社會的形成與競爭的激化，國家開始成為國際新聞的重要傳播者，國際新聞開始明顯地表露出其政治性和實用性。這時國際新聞的首要特征就是宣傳。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各國主動認識并開始運用國際新聞進行宣傳的重要時期。一戰以后特別是二戰之中，這種認識和運用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冷戰時期，這一傳統得到了延續。到了20世紀末，國際新聞的宣傳特征才在表面上有所減弱。
總之，國際新聞是新聞學與國際傳播的結合點，其重要特征表現為政治性和實用性。英國新聞界泰斗北巖勛爵曾任英國一戰時期對德宣傳總監。傳播學的創始人拉斯韋爾早在1927年就出版了《世界大戰中的宣傳技巧》一書。早在1931年出版的關于國際傳播的兩本書《國際傳播：美國的態度（Calrk,Keith,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theAmericanAttitude,NY1931）、《國際傳播：語言問題論文集》（HerbertNShelton,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ASymposiumontheLanguageProblem,London1931），也都涉及對外宣傳問題。于1984年出版了第一部中文《國際傳播》專著的臺灣學者李瞻本人也是一個新聞史學家。由于國際新聞只是新聞中的一個現象，對外宣傳是一個實際操作問題，加之新聞學本身又是一個實用性的學科，所以在新聞學的論著中，鮮有詳論國際傳播者，有的也只是強調其宣傳功能。所以從新聞學演化而來的國際傳播研究，其側重點主要在“術”的研究，即宣傳技巧、效果以及對策研究。但是按現在我國的學科分類，國際傳播要在新聞學和大眾文化事業中去查找，這雖能表明國際傳播與新聞學的淵源關系，但嚴格說來這種學科界定并不科學，也不太符合現實需要。
國際傳播的來源之三是國際關系學。國際關系學最早就是國際政治學。一戰以后政治學由傳統的歷史比較分析轉向現實主義政治，于是國際政治學逐步轉化為國際關系學。20年代后，現實主義政治學占據了主流。二戰后，行為主義政治學開始濫觴，國際關系學也在這個過程中發展起來了。國際關系學包括國際關系史、國際關系現狀及控制、國際關系理論等幾個方面。國際關系學是一門“能夠幫助人們理解、預見、評價乃至控制國家間關系和國際現狀”的學科。⑦它包含兩個研究層面，一是雙邊和多邊層面的國際關系，二是宏觀國際關系體系。國際關系學關注的主要內容包括：國家作為國際基本行為體的利益、力量、外交戰略，國際間的競爭與合作，國際關系的體系與結構、動力與控制及演變和預測等。國際傳播在國際關系的微觀和宏觀層面都是重要因素。西方國際關系學者是在60、70年代開始從國際關系角度進入國際傳播領域的。這一時期行為主義在國際關系學中占據了主流地位。行為主義試圖從可觀測、可控制的國家行為出發，建立一種“精確”和“科學”的國際關系學。創造了國際關系學分析模型的美國學者卡爾·多伊奇，在60年代出版的一系列著作中，建立了國家外交決策系統和國際一體化的控制系統，其中大眾傳媒和民間輿論傳播的通訊交換和控制在這一模型中占據重要地位。羅伯特·諾斯則在國家間信息傳遞的媒介模型之上建立了內容分析和決策心理分析理論（ContemporaryPoliticalAnalysis,1967）。所謂內容分析是總體分析，就是通過對大量的國際信息進行數據化處理和分析，直觀地把握國際體系；所謂決策心理分析則是個體分析。理查德·梅里特著重在國際傳播的過程和內容方面做文章，建立了包括政府行為體、非政府行為體和文化交流在內的國際傳播三元交叉模型（CommunicationinInternationalPolitics,1972）。⑧后來，一些學者進行了不少媒體與外交、輿論與對外關系的專題研究，創立了“公共外交”（PublicDiplomacy）研究領域。當然還有一些學者試圖從大眾傳播和國際關系這兩個不同的學科角度來搭建相互關系（如臺灣學者周莉音《國際關系中國際傳播之角色》，黎明文化公司1985），但總有些缺乏深度、缺乏理論貫通性的感覺。在近年來從國際關系學角度進行的國際傳播的研究中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在國家行為個體、國家力量及力量顯示方面，有人認為傳統的國家力量研究，其定量分析僅僅集中在基本實體、經濟能力、軍事實力和貫徹目標的意志力幾個方面是不夠的；應該而且必須加上國家的信息能力，包括信息的收集、整理、擴散及控制，因為信息能力也是一種重要的國家力量。二是在國際關系整體及全球化問題方面，有人認為必須加入國際傳播因素。在當代的國際關系體系中，如果缺乏國際傳播體系，那是非常不完整的，因為國際傳播體系也是國際關系體系中重要的組成部分。從國際關系角度出發研究國際傳播，能為我們從理論和實際、微觀和宏觀兩個層面理解國際傳播提供不少有益的幫助。
從以上國際傳播的3個學科來源看，國際傳播是一個交叉性的學科，它與上述3個學科都有淵源關系，又不完全直屬于其中任何一個。其多學科性、交叉性恰恰符合當代社會科學綜合化與學科分化的一般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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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深化國際傳播研究的思考
對于深入推進國際傳播學的研究，我們認為至少有4個方面的工作要做：國際傳播的本體論研究、國際傳播史的研究、國際傳播“術”（技巧）的研究及國際傳播學科體系的理論研究。
國際傳播本體論要解決國際傳播是什么的問題，也就是國際傳播的定義問題。我們可以說傳播學研究“社會信息的傳遞和信息系統的運行”，但是我們是不是可以簡單地說國際傳播研究“國際間社會信息的傳遞和系統運行”?我們可以說新聞學研究“對新近變動事實的傳播”，但是我們是不是可以簡單地說，國際傳播是“對新近變動的國際事實的傳播”，或者說是“對新近變動的事實的跨國傳播”?我們可以說國際關系學是研究“國際關系體系的運行和演變規律”，但是我們是不是可以簡單地說國際傳播是研究“國際傳播體系的運行和演變規律”?應該說上述說法都有道理，但未必全面準確地反映了現實。
在傳播學的體系建立過程中，美國學者拉斯韋爾提出的5個W的體系模式很有創建性，為傳播學界所廣泛接受。但實際上國際傳播在每個W的具體定位上都存在分歧。如在傳播者方面，有人認為應該主要是指國家或國家的組織，有人認為還應包括國際組織、跨國公司和有影響力的個人，還有像梅里特，則提出了三元模式。在傳播內容方面，有人認為主要是指國際新聞的傳播，有人提出政治、經濟和文化信息的三分法，還有人則認為應該包括一切信息。在傳播工具或渠道方面，有人認為主要是指大眾媒介，而且重點是電子媒介；有人則認為應包括人際交流的一切方式。在傳播受眾方面與在傳播者方面存在的問題一樣，有人認為應該有特定的傳播對象；有人則認為凡是面向國際社會的傳播都是國際傳播；而所謂國際社會，就是沒有國界的社會。與上述諸方面相比，可以說國際傳播在效果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最多，而且效果研究也是最引人注目的。但是，同樣在這一方面，“公共領域”理論、制碼解碼理論、“議程”設置理論、“文化霸權”理論都在大行其道。很明顯，只有對上述的分歧和爭論進行梳理和明確化，才能建立對國際傳播的本體論認識。
國際傳播史是對國際傳播進行深入研究的重要基礎。史學的最大特點就是其綜合性。恩格斯說過，我們只知道一門科學，這就是歷史學。一切現代社會科學都是從歷史學中分離出來的，一切現代學科的建立都離不開對該學科所探討的社會現象的歷史考察。對國際傳播的歷史考察也是我們必須做的工作。而這方面的研究也存在明顯的缺陷。例如關于國際傳播的起源，有人從國際關系學角度出發，認為國際傳播始于16、17世紀近代國家的出現和國際關系的起源，這種說法忽略了傳播業的內在發展。有人從媒介發展的角度看，認為國際傳播源于1835年哈瓦斯通訊社的成立和電報的出現（李瞻《國際傳播》1984，福特納《國際傳播：全球都市的歷史、沖突與控制》2000），這種說法又忽略了在此之前報刊的作用。還有人則從國際政治角度考察，認為國際傳播發軔于第一次世界大戰各國的戰時宣傳，這種看法顯然比較狹窄。在眾多新聞史著作中，有關國際新聞史和國際傳播史的研究不受重視，往往被擠在對外宣傳的角落。實際上，考查國際傳播史的起源與發展應考慮其本身內在的規律，并應綜合社會相關因素進行綜合研究。
國際傳播技巧主要研究國際傳播現狀和對策論方面的問題，也是國際傳播學深入研究的重要內容，應該包括世界傳播體系的框架及運行機制、國外重要媒體介紹、媒體信息的分類及量化、輿情分析模式、媒介事件與報道技巧、傳播者形象與傳播效果、國際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內容。需要說明的是，在這一方面更需要重視的是觀念的變化，應從政治宣傳的角度轉換到報道和經營的角度，注重對象研究，收聽率、收視率的研究。再好的宣傳沒有聽眾和觀眾只能是空談。目前世界信息秩序不均等是一個嚴重的問題，對發展中國家來說，除了經濟技術原因外，經營方式和觀念的落后恐后也是一個不容忽視的重要因素。
最后，建立國際傳播學的理論框架是一項不斷帶有總結性意味的工作，也是國際傳播能否作為一個綜合性的分支學科或問題研究而生存發展的關鍵。它所包括的內容至少有對國際傳播的本體認識、研究對象和目的、帶有理論抽象性的國際傳播史和現狀分析、國際傳播各種理論介紹、國際傳播體系的運行及控制、國際傳播技巧概述以及國際傳播的未來發展等等。只有搭建起科學的理論框架，國際傳播學才能真正建立起自己的研究平臺，從而在眾多的分支學科中有自己的立足之地。
注釋：
①80年代涉及國際傳播的書目原文：
1）Baskin,OtisW,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inOrganizations,Calif1980
2）Stevenson,Robert,ForeignNewsandNewWorldInformationOrderlowaStateUnivPr1984
3）（Mowlana,Hamid,GlobalinformationandWorldCommunication:NewFrontiersinInternationalRelationsNY1986）
4）Fenby,Tonathan,TheIntermationalNewsServices:aTwentiethCentury,NY1986
5）Bamouw,Erik,InternationalEncyclopediaofCommunicationsNY1989
90年代以后研究著作原文：
1）Matin,LesieJohn,CurrentLssuesin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NY1990
2）Merrill,JohnCalhoun,GlobalJoumalism:Journeyof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NY1991
3）GarnhamNicholas,CapitalismandCommunication:GlobalCultureandtheEconomicsofInformationLondon1990
4）HerbertISchiller,BeyondNationalSovereignty: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inthe1990sNJ1993
5）AliMohammadi,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andGlobalization:AcriticalIntroduction,London1997
②洛特非·馬赫茲：《世界傳播概覽—媒體與新技術的挑戰》，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1999年，第97頁。
③《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卷，第477頁。
④⑤轉引自郭慶光：《傳播學教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237頁，第238頁。
⑥國際新聞在新聞中的比重問題，是一個需要進行實證性研究的問題。在早期的報刊中，其比例無疑是很高的，例如英國第一份日報《每日新聞》，其創刊號的聲明就明確指出該報是以翻譯荷文、法文消息為主，“迅速、正確而公正地報道國外新聞”（見鄭超然等《外國新聞傳播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63頁）。中國最早的報刊也是以國際新聞為主，有的就以《各國消息》為報名（見白潤生《中國新聞通史綱要》，新華出版社1998年，第26-30頁）。
人才培養――寬基礎、厚理論、重實踐
記者：我們知道浙江大學新增了新聞傳播學博士點，成為為數不多的具有博士授予權的新聞傳播院校之一。您能否給我們簡單介紹一下浙江大學新聞、傳播學科的歷史與發展？
吳飛：浙江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前身系1958年創辦的杭州大學新聞系，是國內較早建立的新聞與傳播專業，1998年浙江大學四校合并，在管理體制上采取系所并行，目前浙江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下設一系三所一中心：新聞與傳播學系、傳播研究所、新聞傳媒與社會發展研究所、廣播電影電視研究所以及視觀學與新媒體研究中心。其中系下轄新聞學、廣播電視新聞學和廣告學三個專業，主要從事本科教育；各研究所負責相關專業的研究生培養。
記者：據統計，中國目前有數百所高校開設新聞傳播專業，與其他學校相比，浙江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的優勢和特色是什么？
吳飛：一是在人才培養目標方面有一定的差異。傳統的新聞學教育重在為新聞單位培養新聞職業人才，但我們近幾年已經將這一培養目標轉向為社會培養高素質的新聞傳播人才方面。浙江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在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培養方面，追求的是“寬基礎、厚理論、重實踐”的方針，主要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其一，提高本科生和研究生對基本問題和基礎理論的掌握程度，要求學生具有相應扎實的專業理論功底和基本技能；自2000年起，我們本科生一二年級就需要學量的其他學科的課程，如物理、高等數學、生物學、化學與人類文明、軍事基礎、法學概論、現代西方人文思潮等等都是學生的專業必修課。其二，強化學生的問題意識和分析能力，提高科研水準，充分體現研究型特征；其三，追蹤學科前沿，把專業學習與解決現實問題相聯系，適應傳媒產業發展的新形勢。根據以上發展思路，浙江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已經對課程設置、專業方向、教學方法等進行了一系列調整，這些正是為了適應傳媒業發展趨勢的要求。
二是與業界的聯系方面，我們起步比較早。浙江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早在1997年就與浙江日報、新華社浙江分社以及浙江省廣播電視廳等單位一起，確立了社會聯合辦學模式，受到了教育部的肯定。從歷年就業情況來看，浙江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畢業生在就業去向上，除了傳統新聞專業仍舊以去各大媒體就業為主之外，其他專業尤其是具有市場化特色的專業則已經完全擺脫了單一媒體去向，而即便是在傳統媒介就業的學生，也超越了以往單純的采編寫工作職崗，介入到了媒介經營管理、媒體策劃等工作領域。研究生畢業則主要進入高等院校、科研機構以及少數著名企業和跨國公司。
三是從傳播學這一學科講，我們在傳播與社會、傳播法、文化產業、動漫傳播、媒介經營管理、整合營銷傳播方面都有顯著的特色。在這幾個研究領域，我們可以說處于國內前沿水平。近幾年，我們學院的老師，每年都有一到兩項研究課題得到國家社科基金的資助，出版著作和發表文章的質和量也有顯著的提高。
記者：教育部把傳播學同新聞學一樣列入博士和碩士專業目錄，這會對傳播學的發展有什么影響，您如何看待傳播學和新聞學的關系？
吳飛：這對于提升傳播學的學科地位和培養相關的研究人才，當然會有極大的促進作用。關于新聞學與傳播學的關系問題，我沒有什么新的見解，與大多數學者的觀念相同，即新聞學與傳播學是兩個有密切聯系但又有各自獨立的運行規律的學科。不過相比較而言，傳播學的范圍似乎更寬更廣一些，因此諸如內傳播、人際傳播、組織傳播、大眾傳播等等都是其研究對象。但新聞學側重研究的是大眾傳播活動中的新聞與宣傳傳播活動。
新聞涉及人類最重要的交往現象
記者： 您曾經獲中國青年社會優秀成果專著類最高獎、浙江省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浙江大學優秀教學成果一等獎等獎項。據我了解，您之前并不是新聞系出身，是后來才轉向對新聞業務的研究，現在在傳播經營管理方面也有了很高的成就。是什么因素促使您在專業方面有這樣的轉變？
吳飛：從事新聞傳播方面的研究對我來說，既偶然又必然。必然是我從小就喜歡新聞職業，希望自己也能從事“鐵肩擔道義，辣手著文章”的工作。偶然的是我當年報考杭州大學的研究生時，新聞專業正式從中文系中獨立出來，這使我有機會成為杭州大學新聞學方向第一批研究生。
應該說，我的研究還剛剛起步，雖然有一些成績，但遠非我自己的期望，也遠不如許多同行們的成績。我目前的研究重點是“傳播與社會變遷”以及“傳播法”。之所以從事這一方面的研究主要是自己喜歡，另外也覺得是社會需要。在經營管理方面，我談不上什么成就，只不過學校剛好需要人上這方面的課而已，現在我已經不做這方面的研究和教學了，因為我們學院有比我更合適的老師從事這方面的工作。
記者：很多人認為學新聞的卻并不一定能干好新聞，反之有很多搞經濟、學政治的到最后更能在新聞這個領域有所建樹。而且我們經常會聽到新聞無學、新聞博學，您對此怎么看？
吳飛：在我看來，要做好新聞工作一要有新聞敏感力、二要能吃苦、三要有較好的溝通能力、四要有較好的表達能力。無論你是學新聞的，還是學經濟、政治或者理工科方面的什么專業，只要你具有這些能力，你就有了一個新聞工作者的潛力?！皩W新聞的卻并不一定能干好新聞”這并沒有什么不可以理解，就像學經濟的不一定成為優秀的經濟學家、學管理的不一定是管理企業的能手、甚至學法學的不一定是能干好律師或者法官工作一樣。如果一個人沒有新聞敏感、沒有悟性，而且甚至可能根本不喜歡他自己的專業，那做不好新聞工作是很正常的。
我從來不認為新聞無學，因為新聞涉及的是人類最重要的交往現象，這一現象至今還有許多規律未被發現。如果我們讀幾本新聞學方面的教科書或者文章，但感覺從中沒有多少“學”的感覺，那是現有的研究氛圍、研究能力和研究積累等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就像早年我們不能因為煉金術沒有什么“學”的感覺，而不承認有“化學”和“物理學”一樣。
關于新聞學核心價值觀
記者：有一種這樣的說法或趨勢，現今的高校、新聞研究機構在日益重視各種理論的同時，對于新聞學核心價值觀的認識卻逐漸淡薄。這是否是對新聞傳播學發展的一種誤區？對于當前新聞教育中的學術化傾向，您是怎么看待的？
吳飛：我不認為“高校、新聞研究機構在日益重視各種理論的同時，對于新聞學核心價值觀的認識卻逐漸淡薄?！睉撜f，新聞學的核心價值在學界還是有不少人在追尋，反倒是業界因為屈從于意識形態與商業利潤的雙重壓力，而表現得多少有點無所適從。雖然也有一部分學者（可能也包括我自己）因為各種的利益之誘而顯得目光短淺、迷失方向甚至忘記知識分子應盡的責任，但我相信大多數學者是清醒的，也是很努力的。只不過因為各種原因他們不可能暢快地說出自己想說的，表達自己想表達的思想罷了。
博士生教育是當代國際上公認的正規高等教育的最高層次。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和數量是衡量一個國家高等教育發達程度和文化科學發展水平及其潛力的一個重要標志;它不僅關涉一個國家人才培養的整體質量,而且影響到一個國家科學創新能力的儲備與民族文化的傳承,以及與之相關的學術聲譽與民族形象。
我國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該年,中國人民大學、復旦大學開始招收第一批新聞學博士生。直到上個世紀末,我國先后有人民大學、復旦大學、中國傳媒大學、武漢大學等四所高校和中國社科院擁有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學位授予權,共設置了新聞學博士學位授予點5個、傳播學博士學位授予點3個。在這15年間,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穩步發展,培養了一批活躍在新聞傳播學術界的出色人才,產生了一批優秀的學術成果,同時也積累了一定的新聞傳播頂尖人才的培養經驗。進入新世紀后,在全國高校新聞傳播教育快速發展、且重點建設研究型新聞傳播學教育體系的要求在許多高校日益高漲的形勢下,經過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新聞傳播學科評議組的兩次評審,又先后有清華大學、華中科技大學、北京大學、四川大學、南京師范大學、暨南大學、浙江大學、上海大學、廈門大學和政治學院等十所高校獲得了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學位授予權,新增設新聞學博士學位授予點6個,傳播學博士學位授予點7個。應該說,經過這兩次評審,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體規模的推進,打造了一個更寬廣的高層次新聞傳播人才的培養平臺,形成了競爭與合作的整體態勢;對于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來說,這可謂是一次大的“躍進”。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長、規模的擴大并不必然帶來新聞傳播博士生教育質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國高校新聞傳播教育整體規模迅速擴張的背景下,更應該冷靜地對其最高階段博士生教育進行審慎規劃、科學布局和系統建構,將其作為一個關系新聞傳播學長遠發展的大計,進行具有戰略性和基于科學發展觀的探討。
一、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問題
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20來年歷史與其他學科相比時間并不長,因此,一直是處于摸索和嘗試階段;加之近些年來,隨著教育環境的急劇變化以及教育目標及體系的不斷調整,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在發展的同時,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現了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
首先,對博士生教育的目標定位不夠明確。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規高校教育的最高層次。這一層次的教育是將一個學科的知識體系與學科方法進行綜合性地傳授和深入地積淀,并培養學生站在學科前沿和尖端,通過具有創新性和開拓性的研究以產生具有學術性和實踐性的成果的過程。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導原則,應用于不同學科,就需要針對本學科發展的要求和現狀,對自身的目標定位作出準確而清晰的界定。眾所周知,相對于其他人文社會科學,新聞傳播學科有著自身的“獨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類對新聞傳播業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學科的知識和理論,又與實踐有著十分緊密的聯系。也正因為這一“獨特性”,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在開創時,還曾一度被認為沒有必要,也被質疑到底要培養什么樣的人才。這正說明了中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面臨的定位問題。傳統上認為,博士學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學位,是為從事學術工作或一些領域的應用研究工作做準備的。然而多年來,有為數不少的新聞傳播學博士實際上主要從事一般的教學工作和新聞傳播實務工作,而在自己的專業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別是近些年來,隨著眾多業界人士紛紛攻讀博士學位,博士學位的傳統目的(為研究進行訓練)和實際用途日漸分離,已是不爭的事實。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究竟應該培養什么樣的人才?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專業化究竟如何體現?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社會美譽度怎樣?如何將博士生教育與新聞傳播界的整體發展相聯系?對這些問題,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理應作出系統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夠清晰和穩定。與博士生培養目標定位的不確定相應的是,新聞傳播學的博士生的培養模式還缺乏科學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聞傳播院校的博士生培養方案基本上沿襲其他學科的模式,缺少對新聞傳播學科特點,以及學科需要掌握的知識及方法的全面探討,因此難以制定出針對自己學科特點的人才培養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學門檻應該如何設定,是重在考察其學識和科研能力,還是重在考察其一般專業知識和外語水準?博士生學習期間應該掌握什么樣的知識體系和方法論,應該開設哪些必需的課程?博士生的課程學習與學位論文怎樣銜接?博士生教育應該采取歐洲式的教授與學生一對一式的傳授方式,還是采取像美國博士生培養中的集體培養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學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實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模式時,對這些問題必須作出科學的回應。但遺憾的是,由于經驗的不足,認識上的錯位,加之我國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著比較嚴重的隨意性和不規范的現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養和潛質的考生,僅僅因為“英語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選人門外。再如,有的院校對博士生教育規定課程的學習重視不夠,課程如何設置、教師如何教、學生如何學,都無“一定之規”,結果課程學習往往未能達到幫助學生獲得從事研究工作、準備學位論文所必需的寬廣深厚的學科知識基礎的效果。還有,博士學位論文開題之前的資格考試或綜合性考試應該如何“把好關”,有的院校也無明確的要求和規則,結果造成在培養過程中對博士生的學習效果和質量缺乏“剛性”的制約和監督機制,博士生只要進了“門”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學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風對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響。這一方面表現在近些年隨著招生規模急劇擴張,師生比例失調,師少生多,導師投入到每個學生身上的時間和精力減少,學術互動和交流受到影響,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呈現出下滑之趨。另一方面表現在培養目標上,不是注重鼓勵博士生具有扎實深厚的理論功底、寬廣的學術視野和熟練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數量等硬指標為指針,使得學生在學習期間將湊足文章的發表數當作主要學習內容。再一方面還表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把關上不嚴,由于每年畢業生數量增加,在開題、答辯等環節,對博士學位論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學風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虛作假,剽竊等現象在博士學位論文中也時有發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學術創新性和創造性。博士生教育的價值在于培養具有創造性的人才,產生具有創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檢驗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標準,應該體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水平上。學位論文是博士生教育計劃的核心要素,必須是進行創造性的研究,以對學科的建設與發展有獨特的貢獻。然而,實事求是地說,目前有些高校對此還缺乏足夠的認識和高度的重視。其具體表現是:一些博士論文的選題或過于陳舊,或過于空泛,或流于瑣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當前學術前沿,參與學術對話;一些博士論文的前期資料積累不夠扎實,因此不能針對最具價值的切入點進行廣泛而深入地探討,論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對所需了解的相關領域的知識涉獵不廣,基礎不牢,因此在論文撰寫過程中常常捉襟見肘,理論和方法運用不能做到嫻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創造性等方面的訓練不夠,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對相關問題的挖掘和解決不力。這些都造成了一些論文成為資料的簡單梳理,即使有的選題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無法創造出具有創新性和學術價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幾點建議
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問題,有的是由于新聞傳播學科發展歷史較短,對學科規律和博士生教育規律相結合的一些根本性問題缺乏系統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設計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會和教育所面臨的大環境的沖擊所導致。因此,筆者認為,要解決這些問題,要使得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續發展,為社會輸送真正優秀的高層次人才,新聞傳播學教育自身應積極借鑒國內外博士生教育的經驗,針對新聞傳播學的學科特點和中國新聞傳播學教育的特殊規律,結合人才需求與社會實際,整合教育資源,走出一條真正合乎科學的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學界定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內涵。大學的“教育理念是人們對大學精神、性質、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認識,是對大學與外部世界諸元素之間關系的規定;它是大學內容管理及運轉的理性認識基礎”。[2]大學的新聞傳播教育作為一項專業性的教育,理應如臺灣著名新聞傳播教育家鄭貞銘所言,“在技術學習之外,更要探討理論、從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嚴謹的理論體系,才能在高等學術殿堂中樹立起應有的地位”。[3]為此,對于新聞傳播學科高層次人才的培養,既要注重對其學術視野寬廣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較強的專業性;既要使其具有較深厚的學養造詣,又要讓其關注學科前沿和現實的新聞傳播實踐,注意研究解決理論與實踐問題,具有很強的科學研究能力。這種人才應是其他學科培養不出來的,在學術素養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專長。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目標與方向,理應瑣定在培養這樣的專業人才上,即著力為高校和科研機構造就優秀學者。
為了提高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學術素養與科研能力,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必須科學規劃博士生的課程學習,并加強對其在閱讀、讀書筆記、專題討論、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訓練和提高。近些年來,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專業基礎課程的學習。該院的博士生課程一般分為兩類,即知識類課程與研究類課程。前者以專業知識的系統掌握和融會貫通為目的,既有廣度,又有深度,并有相關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課上還提供詳細的閱讀書目,要求博士生寫讀書報告,培養其欣賞和批判專業學術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過邊學邊做(研究),以培養和訓練博士生從事研究和寫作的綜合能力;在課上,博士生們圍繞一個專題進行思考、討論、做研究。這樣,不僅訓練、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寫作能力,更重要的是營造了一個現實的專業研究者的工作環境,教會博士生如何進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學術規范,如何使用各種研究資源,如何設計研究題目,如何解讀原始資料,如何回應他人的批評和建議。這種訓練實際上是一個鑄造學術文化或學術習性的過程。
此外,為了提高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學術素養與科研能力,還應制定相應的培養模式,對思想道德教育、課程設置、綜合考試內容和方式、論文開題時間和形式、博士論文的學術規范等,制定出切實可行的、符合自身特點的方案,并嚴格實施。
第二,控制規模,嚴進嚴出,打造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應。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平臺隨著多家高校新聞傳播院系的加入而變得更加寬廣了,這同時也意味著博士生的數量和規模必將比以前有較大的增加。在這種情況下,更應該注重維護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共同為提高教育成效、培養頂尖人才而努力。針對目前社會上對新聞傳播學博士生還缺乏廣泛的認可和美譽,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整體效應發揮尚未達到理想的程度,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養、資格考核、學位論文答辯以及學位授予上,比較注意通過制度建設,嚴把質量關。一是控制招生規模。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現有博士生導師15人,每年報考博士生人數達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數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導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選人門檻。這主要是借助資格考核(綜合考試)和學位論文的開題報告兩個環節,實施篩選、淘汰,以保證德才兼備的合格人才進入到博士候選人行列。三是嚴格規范學位論文的答辯和學位授予。
這主要通過學位論文雙盲評審、校內外專家的集體評審以及學位公示等舉措,保證每個博士學位獲得者都是符合標準的優秀人才。近些年來,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獲得博士學位,占當年招生人數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視博士生導師及指導團隊的綜合素質要求和能力考核,確保博士生教育師資隊伍的素質及其指導教育真正發揮應有的作用。博士生導師及其指導團隊在招生、培養學生及博士論文答辯等方面較其他層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權限,因此要重視博士生導師人選的遴選,重視其“人格”塑造和“師德垂范”;同時要引導、促進博士生導師在博士生課程教學、科學研究、論文把關等方面加大指導力度,鼓勵導師與學生經常交流、溝通。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對博士生導師所進行的遴選和考核,就包括著學術水平、道德素養、敬業態度、組織能力以及待人處事等方面的內容。與此同時,還十分注重將學生的成才與導師的責任感、信譽、綜合素養聯系起來,注重維護導師職責的神圣性和榮譽感。
第四,實行差異化競爭與合作,實現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備批判精神、創新能力和實踐能力的整體素質要求下,各院校新聞傳播學博士學位授權點應彰顯自己的特色,根據自己的學科優勢和特色側重培養博士生,使其成為該領域和方向的頂尖人才,從而促進人才與學科前沿接軌。這不僅要體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選題和創新性上,而且應系統地體現在博士生培養的各個環節上。目前與其他人文社會學科相比,新聞傳播學的整體發展水平并不高,高質量學術研究成果、學養深厚的優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應成為促進新聞傳播學科發展和高層次專業化人才輩出的舞臺。
第五,確保博士生教育的經費投入,開拓多元化經費籌措渠道。要發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經費投入,尤其是在學術研究上以及優秀人才與成果的獎勵上,更應有足夠的經費支撐。隨著高等教育大眾化的實現,高等教育的資助渠道必將越來越多樣化,對此,我們要注意積極爭取,大力開拓、吸納。近年來,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除了通過課題申報,爭取政府和學校撥款外,還十分注意與相關傳媒、產業合作,拓展經費來源。目前,全院博導的科研經費年均人平在8萬元以上。
總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會科學革命和大眾化高等教育的時代,為了使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發展成為一種培養有創造力的優秀學者的有效途徑,應著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結構,擴展其必需的學科知識,力求教學質量優秀和研究設施、成果先進,從而便于其在規模增加的基礎上盡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樣化、高質量的學術體系。
參考文獻:
[1]單波.反思新聞教育[J].新聞與傳播研究,1998(4).
博士生教育是當代國際上公認的正規高等教育的最高層次。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和數量是衡量一個國家高等教育發達程度和文化科學發展水平及其潛力的一個重要標志;它不僅關涉一個國家人才培養的整體質量,而且影響到一個國家科學創新能力的儲備與民族文化的傳承,以及與之相關的學術聲譽與民族形象。
我國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該年,中國人民大學、復旦大學開始招收第一批新聞學博士生。直到上個世紀末,我國先后有人民大學、復旦大學、中國傳媒大學、武漢大學等四所高校和中國社科院擁有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學位授予權,共設置了新聞學博士學位授予點5個、傳播學博士學位授予點3個。在這15年間,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穩步發展,培養了一批活躍在新聞傳播學術界的出色人才,產生了一批優秀的學術成果,同時也積累了一定的新聞傳播頂尖人才的培養經驗。進入新世紀后,在全國高校新聞傳播教育快速發展、且重點建設研究型新聞傳播學教育體系的要求在許多高校日益高漲的形勢下,經過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新聞傳播學科評議組的兩次評審,又先后有清華大學、華中科技大學、北京大學、四川大學、南京師范大學、暨南大學、浙江大學、上海大學、廈門大學和政治學院等十所高校獲得了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學位授予權,新增設新聞學博士學位授予點6個,傳播學博士學位授予點7個。應該說,經過這兩次評審,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體規模的推進,打造了一個更寬廣的高層次新聞傳播人才的培養平臺,形成了競爭與合作的整體態勢;對于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來說,這可謂是一次大的“躍進”。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長、規模的擴大并不必然帶來新聞傳播博士生教育質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國高校新聞傳播教育整體規模迅速擴張的背景下,更應該冷靜地對其最高階段博士生教育進行審慎規劃、科學布局和系統建構,將其作為一個關系新聞傳播學長遠發展的大計,進行具有戰略性和基于科學發展觀的探討。
一、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問題
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20來年歷史與其他學科相比時間并不長,因此,一直是處于摸索和嘗試階段;加之近些年來,隨著教育環境的急劇變化以及教育目標及體系的不斷調整,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在發展的同時,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現了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
首先,對博士生教育的目標定位不夠明確。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規高校教育的最高層次。這一層次的教育是將一個學科的知識體系與學科方法進行綜合性地傳授和深入地積淀,并培養學生站在學科前沿和尖端,通過具有創新性和開拓性的研究以產生具有學術性和實踐性的成果的過程。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導原則,應用于不同學科,就需要針對本學科發展的要求和現狀,對自身的目標定位作出準確而清晰的界定。眾所周知,相對于其他人文社會科學,新聞傳播學科有著自身的“獨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類對新聞傳播業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學科的知識和理論,又與實踐有著十分緊密的聯系。也正因為這一“獨特性”,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在開創時,還曾一度被認為沒有必要,也被質疑到底要培養什么樣的人才。這正說明了中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面臨的定位問題。傳統上認為,博士學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學位,是為從事學術工作或一些領域的應用研究工作做準備的。然而多年來,有為數不少的新聞傳播學博士實際上主要從事一般的教學工作和新聞傳播實務工作,而在自己的專業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別是近些年來,隨著眾多業界人士紛紛攻讀博士學位,博士學位的傳統目的(為研究進行訓練)和實際用途日漸分離,已是不爭的事實。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究竟應該培養什么樣的人才?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專業化究竟如何體現?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社會美譽度怎樣?如何將博士生教育與新聞傳播界的整體發展相聯系?對這些問題,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理應作出系統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夠清晰和穩定。與博士生培養目標定位的不確定相應的是,新聞傳播學的博士生的培養模式還缺乏科學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聞傳播院校的博士生培養方案基本上沿襲其他學科的模式,缺少對新聞傳播學科特點,以及學科需要掌握的知識及方法的全面探討,因此難以制定出針對自己學科特點的人才培養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學門檻應該如何設定,是重在考察其學識和科研能力,還是重在考察其一般專業知識和外語水準?博士生學習期間應該掌握什么樣的知識體系和方法論,應該開設哪些必需的課程?博士生的課程學習與學位論文怎樣銜接?博士生教育應該采取歐洲式的教授與學生一對一式的傳授方式,還是采取像美國博士生培養中的集體培養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學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實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模式時,對這些問題必須作出科學的回應。但遺憾的是,由于經驗的不足,認識上的錯位,加之我國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著比較嚴重的隨意性和不規范的現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養和潛質的考生,僅僅因為“英語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選人門外。再如,有的院校對博士生教育規定課程的學習重視不夠,課程如何設置、教師如何教、學生如何學,都無“一定之規”,結果課程學習往往未能達到幫助學生獲得從事研究工作、準備學位論文所必需的寬廣深厚的學科知識基礎的效果。還有,博士學位論文開題之前的資格考試或綜合性考試應該如何“把好關”,有的院校也無明確的要求和規則,結果造成在培養過程中對博士生的學習效果和質量缺乏“剛性”的制約和監督機制,博士生只要進了“門”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學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風對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響。這一方面表現在近些年隨著招生規模急劇擴張,師生比例失調,師少生多,導師投入到每個學生身上的時間和精力減少,學術互動和交流受到影響,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呈現出下滑之趨。另一方面表現在培養目標上,不是注重鼓勵博士生具有扎實深厚的理論功底、寬廣的學術視野和熟練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數量等硬指標為指針,使得學生在學習期間將湊足文章的發表數當作主要學習內容。再一方面還表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把關上不嚴,由于每年畢業生數量增加,在開題、答辯等環節,對博士學位論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學風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虛作假,剽竊等現象在博士學位論文中也時有發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學術創新性和創造性。博士生教育的價值在于培養具有創造性的人才,產生具有創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檢驗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標準,應該體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水平上。學位論文是博士生教育計劃的核心要素,必須是進行創造性的研究,以對學科的建設與發展有獨特的貢獻。然而,實事求是地說,目前有些高校對此還缺乏足夠的認識和高度的重視。其具體表現是:一些博士論文的選題或過于陳舊,或過于空泛,或流于瑣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當前學術前沿,參與學術對話;一些博士論文的前期資料積累不夠扎實,因此不能針對最具價值的切入點進行廣泛而深入地探討,論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對所需了解的相關領域的知識涉獵不廣,基礎不牢,因此在論文撰寫過程中常常捉襟見肘,理論和方法運用不能做到嫻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創造性等方面的訓練不夠,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對相關問題的挖掘和解決不力。這些都造成了一些論文成為資料的簡單梳理,即使有的選題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無法創造出具有創新性和學術價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幾點建議
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問題,有的是由于新聞傳播學科發展歷史較短,對學科規律和博士生教育規律相結合的一些根本性問題缺乏系統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設計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會和教育所面臨的大環境的沖擊所導致。因此,筆者認為,要解決這些問題,要使得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續發展,為社會輸送真正優秀的高層次人才,新聞傳播學教育自身應積極借鑒國內外博士生教育的經驗,針對新聞傳播學的學科特點和中國新聞傳播學教育的特殊規律,結合人才需求與社會實際,整合教育資源,走出一條真正合乎科學的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學界定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內涵。大學的“教育理念是人們對大學精神、性質、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認識,是對大學與外部世界諸元素之間關系的規定;它是大學內容管理及運轉的理性認識基礎”。[2]大學的新聞傳播教育作為一項專業性的教育,理應如臺灣著名新聞傳播教育家鄭貞銘所言,“在技術學習之外,更要探討理論、從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嚴謹的理論體系,才能在高等學術殿堂中樹立起應有的地位”。[3]為此,對于新聞傳播學科高層次人才的培養,既要注重對其學術視野寬廣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較強的專業性;既要使其具有較深厚的學養造詣,又要讓其關注學科前沿和現實的新聞傳播實踐,注意研究解決理論與實踐問題,具有很強的科學研究能力。這種人才應是其他學科培養不出來的,在學術素養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專長。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目標與方向,理應瑣定在培養這樣的專業人才上,即著力為高校和科研機構造就優秀學者。
為了提高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學術素養與科研能力,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必須科學規劃博士生的課程學習,并加強對其在閱讀、讀書筆記、專題討論、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訓練和提高。近些年來,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專業基礎課程的學習。該院的博士生課程一般分為兩類,即知識類課程與研究類課程。前者以專業知識的系統掌握和融會貫通為目的,既有廣度,又有深度,并有相關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課上還提供詳細的閱讀書目,要求博士生寫讀書報告,培養其欣賞和批判專業學術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過邊學邊做(研究),以培養和訓練博士生從事研究和寫作的綜合能力;在課上,博士生們圍繞一個專題進行思考、討論、做研究。這樣,不僅訓練、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寫作能力,更重要的是營造了一個現實的專業研究者的工作環境,教會博士生如何進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學術規范,如何使用各種研究資源,如何設計研究題目,如何解讀原始資料,如何回應他人的批評和建議。這種訓練實際上是一個鑄造學術文化或學術習性的過程。
此外,為了提高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學術素養與科研能力,還應制定相應的培養模式,對思想道德教育、課程設置、綜合考試內容和方式、論文開題時間和形式、博士論文的學術規范等,制定出切實可行的、符合自身特點的方案,并嚴格實施。
第二,控制規模,嚴進嚴出,打造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應。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平臺隨著多家高校新聞傳播院系的加入而變得更加寬廣了,這同時也意味著博士生的數量和規模必將比以前有較大的增加。在這種情況下,更應該注重維護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共同為提高教育成效、培養頂尖人才而努力。針對目前社會上對新聞傳播學博士生還缺乏廣泛的認可和美譽,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整體效應發揮尚未達到理想的程度,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養、資格考核、學位論文答辯以及學位授予上,比較注意通過制度建設,嚴把質量關。一是控制招生規模。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現有博士生導師15人,每年報考博士生人數達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數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導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選人門檻。這主要是借助資格考核(綜合考試)和學位論文的開題報告兩個環節,實施篩選、淘汰,以保證德才兼備的合格人才進入到博士候選人行列。三是嚴格規范學位論文的答辯和學位授予。
這主要通過學位論文雙盲評審、校內外專家的集體評審以及學位公示等舉措,保證每個博士學位獲得者都是符合標準的優秀人才。近些年來,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獲得博士學位,占當年招生人數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視博士生導師及指導團隊的綜合素質要求和能力考核,確保博士生教育師資隊伍的素質及其指導教育真正發揮應有的作用。博士生導師及其指導團隊在招生、培養學生及博士論文答辯等方面較其他層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權限,因此要重視博士生導師人選的遴選,重視其“人格”塑造和“師德垂范”;同時要引導、促進博士生導師在博士生課程教學、科學研究、論文把關等方面加大指導力度,鼓勵導師與學生經常交流、溝通。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對博士生導師所進行的遴選和考核,就包括著學術水平、道德素養、敬業態度、組織能力以及待人處事等方面的內容。與此同時,還十分注重將學生的成才與導師的責任感、信譽、綜合素養聯系起來,注重維護導師職責的神圣性和榮譽感。
第四,實行差異化競爭與合作,實現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備批判精神、創新能力和實踐能力的整體素質要求下,各院校新聞傳播學博士學位授權點應彰顯自己的特色,根據自己的學科優勢和特色側重培養博士生,使其成為該領域和方向的頂尖人才,從而促進人才與學科前沿接軌。這不僅要體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選題和創新性上,而且應系統地體現在博士生培養的各個環節上。目前與其他人文社會學科相比,新聞傳播學的整體發展水平并不高,高質量學術研究成果、學養深厚的優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應成為促進新聞傳播學科發展和高層次專業化人才輩出的舞臺。超級秘書網
第五,確保博士生教育的經費投入,開拓多元化經費籌措渠道。要發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經費投入,尤其是在學術研究上以及優秀人才與成果的獎勵上,更應有足夠的經費支撐。隨著高等教育大眾化的實現,高等教育的資助渠道必將越來越多樣化,對此,我們要注意積極爭取,大力開拓、吸納。近年來,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除了通過課題申報,爭取政府和學校撥款外,還十分注意與相關傳媒、產業合作,拓展經費來源。目前,全院博導的科研經費年均人平在8萬元以上。
總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會科學革命和大眾化高等教育的時代,為了使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發展成為一種培養有創造力的優秀學者的有效途徑,應著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結構,擴展其必需的學科知識,力求教學質量優秀和研究設施、成果先進,從而便于其在規模增加的基礎上盡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樣化、高質量的學術體系。
參考文獻:
博士生教育是當代國際上公認的正規高等教育的最高層次。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和數量是衡量一個國家高等教育發達程度和文化科學發展水平及其潛力的一個重要標志;它不僅關涉一個國家人才培養的整體質量,而且影響到一個國家科學創新能力的儲備與民族文化的傳承,以及與之相關的學術聲譽與民族形象。
我國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該年,中國人民大學、復旦大學開始招收第一批新聞學博士生。直到上個世紀末,我國先后有人民大學、復旦大學、中國傳媒大學、武漢大學等四所高校和中國社科院擁有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學位授予權,共設置了新聞學博士學位授予點5個、傳播學博士學位授予點3個。在這15年間,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穩步發展,培養了一批活躍在新聞傳播學術界的出色人才,產生了一批優秀的學術成果,同時也積累了一定的新聞傳播頂尖人才的培養經驗。進入新世紀后,在全國高校新聞傳播教育快速發展、且重點建設研究型新聞傳播學教育體系的要求在許多高校日益高漲的形勢下,經過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新聞傳播學科評議組的兩次評審,又先后有清華大學、華中科技大學、北京大學、四川大學、南京師范大學、暨南大學、浙江大學、上海大學、廈門大學和政治學院等十所高校獲得了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學位授予權,新增設新聞學博士學位授予點6個,傳播學博士學位授予點7個。應該說,經過這兩次評審,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體規模的推進,打造了一個更寬廣的高層次新聞傳播人才的培養平臺,形成了競爭與合作的整體態勢;對于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來說,這可謂是一次大的“躍進”。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長、規模的擴大并不必然帶來新聞傳播博士生教育質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國高校新聞傳播教育整體規模迅速擴張的背景下,更應該冷靜地對其最高階段博士生教育進行審慎規劃、科學布局和系統建構,將其作為一個關系新聞傳播學長遠發展的大計,進行具有戰略性和基于科學發展觀的探討。
一、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問題
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20來年歷史與其他學科相比時間并不長,因此,一直是處于摸索和嘗試階段;加之近些年來,隨著教育環境的急劇變化以及教育目標及體系的不斷調整,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在發展的同時,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現了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
首先,對博士生教育的目標定位不夠明確。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規高校教育的最高層次。這一層次的教育是將一個學科的知識體系與學科方法進行綜合性地傳授和深入地積淀,并培養學生站在學科前沿和尖端,通過具有創新性和開拓性的研究以產生具有學術性和實踐性的成果的過程。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導原則,應用于不同學科,就需要針對本學科發展的要求和現狀,對自身的目標定位作出準確而清晰的界定。眾所周知,相對于其他人文社會科學,新聞傳播學科有著自身的“獨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類對新聞傳播業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學科的知識和理論,又與實踐有著十分緊密的聯系。也正因為這一“獨特性”,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在開創時,還曾一度被認為沒有必要,也被質疑到底要培養什么樣的人才。這正說明了中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面臨的定位問題。傳統上認為,博士學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學位,是為從事學術工作或一些領域的應用研究工作做準備的。然而多年來,有為數不少的新聞傳播學博士實際上主要從事一般的教學工作和新聞傳播實務工作,而在自己的專業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別是近些年來,隨著眾多業界人士紛紛攻讀博士學位,博士學位的傳統目的(為研究進行訓練)和實際用途日漸分離,已是不爭的事實。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究竟應該培養什么樣的人才?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專業化究竟如何體現?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社會美譽度怎樣?如何將博士生教育與新聞傳播界的整體發展相聯系?對這些問題,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理應作出系統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夠清晰和穩定。與博士生培養目標定位的不確定相應的是,新聞傳播學的博士生的培養模式還缺乏科學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聞傳播院校的博士生培養方案基本上沿襲其他學科的模式,缺少對新聞傳播學科特點,以及學科需要掌握的知識及方法的全面探討,因此難以制定出針對自己學科特點的人才培養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學門檻應該如何設定,是重在考察其學識和科研能力,還是重在考察其一般專業知識和外語水準?博士生學習期間應該掌握什么樣的知識體系和方法論,應該開設哪些必需的課程?博士生的課程學習與學位論文怎樣銜接?博士生教育應該采取歐洲式的教授與學生一對一式的傳授方式,還是采取像美國博士生培養中的集體培養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學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實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模式時,對這些問題必須作出科學的回應。但遺憾的是,由于經驗的不足,認識上的錯位,加之我國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著比較嚴重的隨意性和不規范的現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養和潛質的考生,僅僅因為“英語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選人門外。再如,有的院校對博士生教育規定課程的學習重視不夠,課程如何設置、教師如何教、學生如何學,都無“一定之規”,結果課程學習往往未能達到幫助學生獲得從事研究工作、準備學位論文所必需的寬廣深厚的學科知識基礎的效果。還有,博士學位論文開題之前的資格考試或綜合性考試應該如何“把好關”,有的院校也無明確的要求和規則,結果造成在培養過程中對博士生的學習效果和質量缺乏“剛性”的制約和監督機制,博士生只要進了“門”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學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風對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響。這一方面表現在近些年隨著招生規模急劇擴張,師生比例失調,師少生多,導師投入到每個學生身上的時間和精力減少,學術互動和交流受到影響,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呈現出下滑之趨。另一方面表現在培養目標上,不是注重鼓勵博士生具有扎實深厚的理論功底、寬廣的學術視野和熟練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數量等硬指標為指針,使得學生在學習期間將湊足文章的發表數當作主要學習內容。再一方面還表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把關上不嚴,由于每年畢業生數量增加,在開題、答辯等環節,對博士學位論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學風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虛作假,剽竊等現象在博士學位論文中也時有發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學術創新性和創造性。博士生教育的價值在于培養具有創造性的人才,產生具有創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檢驗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標準,應該體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水平上。學位論文是博士生教育計劃的核心要素,必須是進行創造性的研究,以對學科的建設與發展有獨特的貢獻。然而,實事求是地說,目前有些高校對此還缺乏足夠的認識和高度的重視。其具體表現是:一些博士論文的選題或過于陳舊,或過于空泛,或流于瑣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當前學術前沿,參與學術對話;一些博士論文的前期資料積累不夠扎實,因此不能針對最具價值的切入點進行廣泛而深入地探討,論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對所需了解的相關領域的知識涉獵不廣,基礎不牢,因此在論文撰寫過程中常常捉襟見肘,理論和方法運用不能做到嫻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創造性等方面的訓練不夠,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對相關問題的挖掘和解決不力。這些都造成了一些論文成為資料的簡單梳理,即使有的選題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無法創造出具有創新性和學術價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幾點建議
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問題,有的是由于新聞傳播學科發展歷史較短,對學科規律和博士生教育規律相結合的一些根本性問題缺乏系統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設計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會和教育所面臨的大環境的沖擊所導致。因此,筆者認為,要解決這些問題,要使得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續發展,為社會輸送真正優秀的高層次人才,新聞傳播學教育自身應積極借鑒國內外博士生教育的經驗,針對新聞傳播學的學科特點和中國新聞傳播學教育的特殊規律,結合人才需求與社會實際,整合教育資源,走出一條真正合乎科學的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學界定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內涵。大學的“教育理念是人們對大學精神、性質、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認識,是對大學與外部世界諸元素之間關系的規定;它是大學內容管理及運轉的理性認識基礎”。[2]大學的新聞傳播教育作為一項專業性的教育,理應如臺灣著名新聞傳播教育家鄭貞銘所言,“在技術學習之外,更要探討理論、從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嚴謹的理論體系,才能在高等學術殿堂中樹立起應有的地位”。[3]為此,對于新聞傳播學科高層次人才的培養,既要注重對其學術視野寬廣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較強的專業性;既要使其具有較深厚的學養造詣,又要讓其關注學科前沿和現實的新聞傳播實踐,注意研究解決理論與實踐問題,具有很強的科學研究能力。這種人才應是其他學科培養不出來的,在學術素養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專長。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目標與方向,理應瑣定在培養這樣的專業人才上,即著力為高校和科研機構造就優秀學者。
為了提高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學術素養與科研能力,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必須科學規劃博士生的課程學習,并加強對其在閱讀、讀書筆記、專題討論、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訓練和提高。近些年來,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專業基礎課程的學習。該院的博士生課程一般分為兩類,即知識類課程與研究類課程。前者以專業知識的系統掌握和融會貫通為目的,既有廣度,又有深度,并有相關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課上還提供詳細的閱讀書目,要求博士生寫讀書報告,培養其欣賞和批判專業學術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過邊學邊做(研究),以培養和訓練博士生從事研究和寫作的綜合能力;在課上,博士生們圍繞一個專題進行思考、討論、做研究。這樣,不僅訓練、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寫作能力,更重要的是營造了一個現實的專業研究者的工作環境,教會博士生如何進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學術規范,如何使用各種研究資源,如何設計研究題目,如何解讀原始資料,如何回應他人的批評和建議。這種訓練實際上是一個鑄造學術文化或學術習性的過程。
此外,為了提高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學術素養與科研能力,還應制定相應的培養模式,對思想道德教育、課程設置、綜合考試內容和方式、論文開題時間和形式、博士論文的學術規范等,制定出切實可行的、符合自身特點的方案,并嚴格實施。
第二,控制規模,嚴進嚴出,打造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應。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平臺隨著多家高校新聞傳播院系的加入而變得更加寬廣了,這同時也意味著博士生的數量和規模必將比以前有較大的增加。在這種情況下,更應該注重維護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共同為提高教育成效、培養頂尖人才而努力。針對目前社會上對新聞傳播學博士生還缺乏廣泛的認可和美譽,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整體效應發揮尚未達到理想的程度,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養、資格考核、學位論文答辯以及學位授予上,比較注意通過制度建設,嚴把質量關。一是控制招生規模。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現有博士生導師15人,每年報考博士生人數達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數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導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選人門檻。這主要是借助資格考核(綜合考試)和學位論文的開題報告兩個環節,實施篩選、淘汰,以保證德才兼備的合格人才進入到博士候選人行列。三是嚴格規范學位論文的答辯和學位授予。
這主要通過學位論文雙盲評審、校內外專家的集體評審以及學位公示等舉措,保證每個博士學位獲得者都是符合標準的優秀人才。近些年來,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獲得博士學位,占當年招生人數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視博士生導師及指導團隊的綜合素質要求和能力考核,確保博士生教育師資隊伍的素質及其指導教育真正發揮應有的作用。博士生導師及其指導團隊在招生、培養學生及博士論文答辯等方面較其他層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權限,因此要重視博士生導師人選的遴選,重視其“人格”塑造和“師德垂范”;同時要引導、促進博士生導師在博士生課程教學、科學研究、論文把關等方面加大指導力度,鼓勵導師與學生經常交流、溝通。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對博士生導師所進行的遴選和考核,就包括著學術水平、道德素養、敬業態度、組織能力以及待人處事等方面的內容。與此同時,還十分注重將學生的成才與導師的責任感、信譽、綜合素養聯系起來,注重維護導師職責的神圣性和榮譽感。
第四,實行差異化競爭與合作,實現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備批判精神、創新能力和實踐能力的整體素質要求下,各院校新聞傳播學博士學位授權點應彰顯自己的特色,根據自己的學科優勢和特色側重培養博士生,使其成為該領域和方向的頂尖人才,從而促進人才與學科前沿接軌。這不僅要體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選題和創新性上,而且應系統地體現在博士生培養的各個環節上。目前與其他人文社會學科相比,新聞傳播學的整體發展水平并不高,高質量學術研究成果、學養深厚的優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應成為促進新聞傳播學科發展和高層次專業化人才輩出的舞臺。
第五,確保博士生教育的經費投入,開拓多元化經費籌措渠道。要發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經費投入,尤其是在學術研究上以及優秀人才與成果的獎勵上,更應有足夠的經費支撐。隨著高等教育大眾化的實現,高等教育的資助渠道必將越來越多樣化,對此,我們要注意積極爭取,大力開拓、吸納。近年來,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除了通過課題申報,爭取政府和學校撥款外,還十分注意與相關傳媒、產業合作,拓展經費來源。目前,全院博導的科研經費年均人平在8萬元以上。
總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會科學革命和大眾化高等教育的時代,為了使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發展成為一種培養有創造力的優秀學者的有效途徑,應著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結構,擴展其必需的學科知識,力求教學質量優秀和研究設施、成果先進,從而便于其在規模增加的基礎上盡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樣化、高質量的學術體系。
參考文獻:
2010年我國新聞傳播學界頗為關注新傳播技術的發展，學者們試圖從科學技術的宏觀角度，重新打量陪伴人類的傳播媒介。傳播媒介不是中性的、透明的和無價值標準的渠道，它的功能不僅是把信息從一個地方傳到另一個地方。傳播科技是有偏向的，某一種媒介形態往往與特定的文化聯系在一起。理解媒介形態所代表的科學技術，不能局限于科技本身。在新媒體發展、媒介形態融合背景下，新聞傳播學獲得了超越單一媒介形態的研究視野。
因而，2010年我國新聞傳播學界討論了一個新話題，即“媒介即控制”。媒介的控制表現為一種理性的控制，形成無所不在的意識操縱。討論中所要揭示的問題是：理性的控制是如何嵌入媒介的偏向和媒介環境之中的？體現為怎樣的歷史過程？如何成就了尼爾?波茲曼所說的“技術壟斷”？人對媒介的控制與技術壟斷的內在關聯表現了怎樣的權力運作方式？我們在何種層面上可以消解這種理性的控制，進而消解媒介的控制，形成平衡的、自由的媒介環境？無論如何，媒介即控制蘊涵的是技術理性的統治，這是一種反人性的統治。對此，真實的人文問題應當是：媒介在多大程度上能放給人類自由精神一條生路，能展現人與人的溝通與理解，能鋪開通向道德自由的道路。
就具體的對于新媒體的使用而言，這年復旦大學《新聞大學》發表上海市民使用傳播新技術的六項調查報告，顯示了四方面的發現。第一，網絡和手機的使用雖然相當普及,但采納和利用的程度在市民當中分布不均,呈現出社會經濟地位、性別、年齡組之間的“數字鴻溝”。第二，把新媒體作為一種交往中介或理財、娛樂的形態，顯現與之相應的社會關聯、社會活動的較多。第三，新媒體和傳統媒體的使用，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方式影響著人們的認同和對社會整合機制的看法，以及對社會階層歸屬的感知；第四，上海市民的意見表達并不踴躍，但關注公共議題、具有表達意向的人，表達意見相對頻繁，網民比非網民意見表達頻繁，網絡的使用強化了人們已有意見表達的傾向。
這些結果給學界提出了進一步研究的理論思路。它們包括：第一，媒體作為資源或“資本”具有與社會分層相對應的結構分布；第二，媒體在這個結構場景中，通過人們對其的使用，成為感知人的社會向心和離心力、感知自己所屬社會階層歸屬的重要手段；第三，新媒體與傳統媒體在其共同構成的傳播生態中，通過使用者的行為，相互補充但也相互抵觸，滲入人們使用―滿足的心理和社會需求的活動中。中介化成為新媒體技術環境下社會形塑過程的核心特征。因此，對于媒體公共性的衡量，最終得落實在媒體資源分布和媒體使用的結構上，是否實際體現公正、開放，以及個人和群體利益得到清晰認知和充分表達。
我國新聞傳播學界面臨的挑戰
不僅過去的“新聞實務”得轉變為“新聞與傳播實務”（包含各種非新聞類信息的傳播實務），而且以往以報紙實務為背景的采、寫、編、評等，必須得適應新媒體的環境，整合為能夠適用于各種媒介形態的新聞與非新聞類信息傳播的實務。
在傳播科技五光十色的變化面前，我國新聞傳播學界把握住了“向前看”的視野?；ヂ摼W和web2.0興盛之際，已經把眼光投向未來的“物聯網”和web3.0甚至N.0了。物聯網即通過射頻識別、紅外感應器、全球定位系統、激光掃描器等信息傳感設備，按約定的協議，把任何物品與互聯網連接起來，進行信息交換和通訊。Web3.0的技術特征是：萬物感知―智慧控制；物質世界與人類社會的全方位信息交互；人與物質世界的聯接。一位研究者就此提問：
當客觀世界自身具有了自我表達能力，而公眾能夠更為直接地感知客觀世界的情態展現的時候，以新聞記者個人觀察及新聞機構觀察構成的公共傳播的信息單元，是否將顯露出巨大局限？當信息獲取功能和信息分析功能更為強大的個人信息終端更加普及的時候，人們對于大眾媒體的依賴會發生什么變化？公眾還會像今天這樣局限于對孤立事件有限形態的了解和在信息傳播過程中所處的被動位置嗎？”
曾經讓新聞學擁有了更堅實的理論基礎的傳播學理論體系在今天也面臨著信息通訊技術應用帶來的震蕩。經典傳播學理論研究的是人與人之間的信息傳播活動，各個學派已經從各個方面對它的理論體系進行著日益精美的建造。但是，面對信息通訊技術的突飛猛進，經典傳播學研究本身已經直接面對突破自身局限的挑戰：首先，人與人之間的信息傳播活動僅僅是與人類相關的浩瀚的信息傳播活動的組成部分之一，人與物質世界之間的信息交流無疑是深刻影響人類命運的更為豐富的信息傳播活動。其次，即使是人與人之間的信息傳播活動，在其形態、結構、渠道、手段、目標各個方面也都受到物質世界、客觀環境的深刻影響與制約。
我國一些關于新聞學的研究話題，正在被“整合”為傳播學的話題，最為典型的是傳播真實問題。在新媒體及數字化的條件下，原來的真實與虛擬的理解與界說，已經缺乏解釋力了。這種情形要求新聞傳播學者思考虛擬世界與真實世界的關系：現在的人總是生活在現實與虛擬兩種世界之中。然而網絡等新媒體顛覆了這種認識，虛擬≠0，網上的聊天和信息傳遞，雖然不是物理符號的在場，但就信息與情感的交流而言，并不比現實生活缺少實在與真實。虛擬與現實越來越交織在一起，已經構成了互為因果的真實關系。它改變著傳統的真實理念，而且改變著對真實的理解。
于是，“虛擬真實”的概念得以挑戰傳統的現實真實。在虛擬真實中人們可以與儲存數據和消息的環境互動，所有的信息都被“真實”地呈現。在虛擬技術的幫助下，可以創造全新的信息環境，并在其中獲得新的體驗與能力。在這種情形下，網絡傳播時代的信息、信息環境真實問題，需要得到理論上的重新闡發。
也正是新媒體的環境，帶來了新的問題，促使我國新聞傳播學界得以跳出傳統的研究范式，綜合傳播學經驗―功能主義學派、結構主義―權力學派的觀點，以人文的思路來質疑這個新環境。2010年11月6日，在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院慶55周年的研討會上，有學者借用尼爾?波茲曼的思路提出了如下的四個問題：
“一種媒介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理性思維的應用和發展? 媒介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民主進程的發展? 新媒體在多大程度上能夠使人獲得更多有意義的信息？新媒體在多大程度上提高或減弱了人類的道義感，提高或減弱了我們向善的能力？其中波茲曼對于第三個問題的回答是，在過去的一百多年里，人類執著地追求快速提供信息的機器，結果，我們被淹沒在信息的大海里，新媒體讓我們的國家成為信息垃圾堆放場。”①
一些新聞傳播學界人士已經認識到，在討論新媒體的眾聲喧嘩中，需要批判的視野。對于媒體融合等媒介科技的變革，學術研究關注點不宜僅僅集中于媒介內部以及技術本身，而要將這種變化放在一個寬闊的社會文化歷史背景中去考察、闡發?！凹夹g壟斷文化，文化向技術投降”，這種可能的結果需要學界向社會發出警告。技術與人類的關系具有兩面性，亦敵亦友，如果僅僅從技術，從傳媒業的角度去理解媒介科技的變革，新聞傳播學的學術視野以及研究水平將會有極大的局限性。正是在新聞傳播學從分化到整合過程中，我國學者獲得了這種較為清醒的認識。
對我國新聞傳播學研究方法論的思考
當前中國媒介技術的迅猛變革，以及由此激發出的民眾、社會的巨大能量，是世界其他國家罕見的；關于媒介技術、媒體融合，我國從來不缺乏中國經驗，在新媒體實踐和研究方面，我國的學界與世界同行基本處于同一起跑線上。豐富的中國經驗可能催生出中國新聞傳播學者的創新能力。
2010年內，一些傳統的新聞學研究話題與傳播學研究的方法相結合，得出了較新的論點，例如中國人民大學《國際新聞界》的特稿文章《媒介接觸時間考察的新范式：研究框架的建構邏輯》，便是典型。該文深化了“媒介接觸時間”這個新聞學的話題，作者們同時著眼于量和質兩個層面，立足于以人為本的分析路線，并在全媒體生態的大背景下，以時鐘時間和社會時間相結合的方式來描摹受眾的媒介接觸圖景，通過日記法來同步展現人在時間序列上的行為空間、物理空間和心理空間，并通過問卷調查法在社會階層、生活方式、媒介素養、媒介印象四個維度上對受眾特征進行深度把握。
傳媒學研究在中國已經發展到了進行微觀的認知神經傳播的研究（使用眼動儀來觀察測量人在接受信息瞬間的變化）。2010年，由中國人民大學傳播與認知科學實驗室完成的論文《媒介即信息：一項基于MMN的實證研究》，采用的便是這種方法。該文通過眼動儀，證實紙質報紙和電紙書報紙在腦認知機制上的差異及不同特點。這是我國新聞傳播學界采用其他學科研究方法的一次嘗試。這項實驗表明，紙質報紙需要調動更多的人腦機制參與；而電紙書報紙調動人腦的程度相對小些。實驗同時證實，人們利用紙質報紙和利用電紙書報紙閱讀內容時存在認知方式上的明顯差異，電紙書報紙的認知發生更加全面均衡。
這在方法論上是一種創新，也是一種對人文―歷史―哲學思維的技術挑戰。換一種角度看，人的精神活動能這樣被機械地研究嗎？唯一會思想的高級動物，在自己創造的技術設備下變成了可以被精確測量的物，但人不是無機的物。
目前我國新聞傳播學界對于科學方法論興趣盎然，這是一種學術發展的好現象。時刻需要提醒的是：防止單純使用源于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而忽略了人文―歷史―哲學的理性思維。我國的新聞學研究由于歷史的原因，缺乏人文―哲學―歷史思維的傳統，在經歷了長期政治化浸潤之后，很快轉入傳播學“科學方法論”的窠臼，相對原來的政治化思維來說，是一種進步。但是，目前工科思維對人文―社科（包括新聞傳播學）形成了壓倒性的強大影響，已經顯露出學術研究的機械和無深度。因而要具備這樣的基本認識：無論“科學方法論”名下的各種方法如何新穎并在實證方面顯得有效，人文―歷史―哲學的邏輯分析比單純的量化分析更顯示人的思維特性。
在這方面，新聞傳播學科內已有一些論文指出了這類問題。一位作者寫道：“多數研究者考慮得更多地是用最容易操作的實證研究方法這一支付手段來獲得更多的課題經費、社會地位、學術地位而不是自己的學術責任―理論創新?！还苡袥]有必要，幾乎所有的課題論證都要寫上那么一點實證研究方法的設計；也正是因為如此，研究者們拿出來的大量課題成果大都可以看作是社會調查加對策報告，這些在方法論上有嚴重缺陷的報告不但對于理論沒有貢獻，而且對于實踐也沒有指導作用?！薄半S著科學理性壓倒性的勝利，在與傳播學術有關的各種社會力量之間，數據成了社會稀缺資源，似乎誰都需要數據，似乎只有數據才能代表科學……我們的學術期刊也需要實證研究，因為它不僅能夠看上去符合學科發展的主流，也意味著期刊的影響因子會得到保障等等。這些社會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實證研究的交換功能日漸顯著，在中國迅速完成了貨幣化的歷史進程?！雹?/p>
鑒于此，新聞傳播學在研究方法上的整合方向，除了證實研究的量化分析與質化分析的結合外，更為長遠的整合，應該是人文―歷史―哲學的思維方式與“科學方法論”的思維方式的結合。我國新聞傳播學的研究，在方法論上需要適當回歸人文―歷史―哲學的思維方式。（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新聞與社會發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導）
作為一個相對獨立的語匯或權利概念，新聞自由是在20世紀中后期明確提出來的。而在自由主義思想文化發展的歷史之鏈上，洛克的歷史地位已為學界所公認。馬克思､恩格斯在談到法國的自由思想時指出，法國革命時的“自由思想正是從英國輸入法國的，洛克是這種自由思想的始祖”。洛克也因為其自由主義思想始祖的地位而載入史冊。
洛克在其政治哲學著作《政府論》中的自由思想有兩個鮮明的特點:一是把自由放到至高的地位。自由在洛克看來具有至上的價值，無論是在自然狀態下還是在政治社會中，自由都是不容侵犯的。洛克認為，自由權是人們享有的不可剝奪的自然權利，是自然權利中最本質的內容，是人類追求的首要價值，保護和擴大自由是法律的目的。自由權利的提出為日后悄然崛起的新聞業注入活力，同時也為其艱難的步履增添了前進的勇氣。自二十世紀新聞自由被鮮明地提出以來，世界新聞傳播界為新聞自由的振臂高呼､搖旗吶喊一直在進行中。二是強調自由必須以守法為前提。洛克認為，人雖然生而享有自由的天然權利，但是，這種權利很不穩定，必須以國家的名譽制定法律，把自然的自由變為社會的自由，把自然權利變為有明文規定的法律權利。
透過新聞自由發展的階段可以看到，新聞媒介､公民和政府三方共同需要新聞自由，但新聞自由是相對的而非絕對的，現實中可能由于種種原因危害新聞自由，因此，只有通過法律的制約和協調，才能使新聞自由得以實現。那么，洛克這個觀點對之后新聞自由立法做了理論支撐。伴隨新聞業發展進程的不斷加快和深入，新聞自由概念的含混和不規范操作引發了諸多爭論和弊端，為避免扼殺新聞自由和濫用自由兩者間的惡性循環，世界各國普遍開始重視新聞自由的立法問題。
二､“交流”――人際間的傳播
傳播學中所使用的“傳播”一詞，是英語“communication”的對譯詞?，F代英語“communication”新的含義，主要是在17世紀興起的。洛克成為我們現在所理解的“交流”一詞的首創者，他用這個詞來描繪人們思想的共享。這是他的創新。洛克宣告，“語詞”必須“服從交流的目的……這是話語和語言的目的”。在這里，他發明了“交流”一詞，這是表達許多詞義的一個新詞。他的“交流”思想即使并非總是后繼者的源泉，至少也成為許多后繼者觀念的典范。在他之后，貝克萊､休謨､梅斯梅爾､黑格爾､馬克思等人對交流的思想進行了不同程度的理解和發展。
洛克的“交流”的觀念融入了傳播思想的歷史中，經過300多年的發展，傳播學的主要類型多達人內傳播､人際傳播､群體傳播､組織傳播和大眾傳播等五種，在這些傳播類型中，無不滲透著“交流”的觀點，而這個觀點是所有傳播發生的主要條件和目的。在傳播學空前繁榮的今天，每當我們準備思考或談論“交流”這個觀念時，我們總會想起并提到洛克，因為他是“交流”一詞的首創者。
三､語言符號――人類傳播的工具
人類傳播是一種交流和交換信息的行為，信息是符號和意義的統一體，符號是信息的外在形式或物質載體，而意義則是信息的精神內容。在社會傳播中，任何信息都攜帶著意義，而任何信息也都必須通過符號才能得到表達和傳遞。從廣義上講，語言､姿勢､表情､服飾､表演和舞蹈等都可以被視為傳播的媒介，因為是一種媒介都通過一條信道或各種信道傳送符碼。
從17世紀哲學的發展與轉向來看，哲學之所以越來越關注語言問題，是因為任何思想都要用語言來表達，能否讓語言有效地服務于認識論，是洛克這一時期的哲學家關注的重要問題。這一時期，對語言作出系統分析的哲學家當首推洛克。
1.語言――“知識的外殼”
洛克在其《人類理解論》中探求明白的､確定的知識，依靠對理性或觀念的考察是不能獲得的，還要轉向對思想的外殼――語言的探討。洛克把語言問題提高到了哲學高度，并與認識論的研究自覺地結合起來，為哲學認識論開辟了新的領域。在洛克看來，語詞代表賦予其意義的觀念，而不是世界上的事物。他認為知識受到含混的､無意義的語言形式的妨礙，這些詞語給深入研究和高層思辨帶來錯誤?？梢?，洛克認識到含糊混淆的語言是知識一大障礙。
在今天的信息傳播中，語言作為人類最基本的符號體系，是信息的外在形式或物質載體，是信息表達和傳播中不可或缺的一種基本要素，在整個社會傳播系統中起著工具､橋梁的作用。尤其是大眾傳播時代，包括聲音､語言和文字在內的語言符號體系，是傳播媒介――報刊､電視､書籍､網絡等的實質形式。通過語言符號，大眾傳播的信息才能像空氣一樣彌漫在我們社會生活的各個角落，達到社會信息的共享，推動整個社會向前發展。
2.“偉大的渠道”――語言的功能
語言功能觀在語言研究中非常重要，在傳播學中的意義同樣重大，因為我們可將語言基本上當做一種表達真假陳述的方法，即所指功能;或是作為一種用于傳播思想的工具､傳達信息的手段，即語言的觀念功能。這兩個功能在新聞報道､科學寫作､法庭作證等方面非常重要。
語言不是誘惑的藝術，而是傳送觀念的手段。洛克強調，語言的認知功能比詩意功能和寒暄功能重要。成功的傳送是洛克衡量語言功能的標準。“一個人說話時，他可能會讓人聽懂;說話的目的是讓那些作為符號的聲音把他的觀念說清楚，讓聽話人聽懂他的意思?！边@個觀點把語詞當做意義的容器，就像身體是靈魂的容器一樣，它使傳播成為一個運輸精神貨物的渠道。實際上，洛克把語言叫做“偉大的渠道”。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在洛克時代，他已經認識到語言的功能，認為語言是使人類這種自然的社會動物之間的交流變得便利的一種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