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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今世界，信息技術革命日新月異，互聯網已經融入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深刻改變了整個社會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消費方式以及治理方式。
“把握潮流才能贏得未來，”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何毅亭在論壇開幕式講話中指出，“面對這場前所未有的經濟社會大變革，我們不但應該主動適應它，而且必須勇于站在這個潮流之上主動駕馭它，為實現‘中國夢’提供新的動力和支撐。”
國家行政學院信息技術部主任丁文鋒認為，信息化是當代現代化的核心樞紐和平臺，應該給信息化、信息社會、信息文明一個應用的認識和定位，只有這樣我們才能遵循信息化的規律，把握信息化的機遇，贏取信息化的紅利。
工信部電子信息產品司副司長安筱鵬在主題發言時說，我們已經進入一個叫做“萬物互聯”的時代，要看看有哪些新的產品，新的業態，以及有什么新的戰略。因為“新的智能產品的到來，將會帶來新的業態，需要新的戰略應對”。
與會專家學者普遍表示出對“互聯網+”及信息經濟的極大興趣與關注。他們認為，在新的浪潮之下，一定要轉變思維方式，積極應對，乘勢而上，彎道超車，走在信息經濟的前列。
阿里巴巴集團副總裁梁春曉在發言中表示，中國之所以能在互聯網領域實現一種跨越式的發展，從更大范圍來看，可能是互聯網帶來的很多新因素開始爆發出來發揮作用，“比如移動互聯網，比如云計算、比如說大數據，這些東西共同構成對未來影響很大的因素?！?/p>
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副所長周天勇認為，這一輪的“互聯網+”信息經濟浪潮和機遇以及中央提出的創業和創新的“雙創”，非常重要，是思想的解放。
互聯網無處不在，應用無所不及
“互聯網+”是一個聚合概念，“+”什么，“+”在哪兒，“+”完后等于什么？與會專家學者進行了熱烈探討。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認為，互聯網有可能造成七個“無所不在”――無所不在的網絡，無所不在的計算，無所不在的軟件，無所不在的數據，無所不在的知識及其便捷獲取的方式，無所不在的創新，無處不在的“互聯網+”。
江西省副省長朱虹在講話中提出了實施以“互聯網+”為核心內容的三大具體措施：一是要強化頂層設計，把“互聯網+”行動計劃具體落實到經濟發展戰略規劃和政策措施上，促進發展轉型升級;二是要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打造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和增加公共產品、公共服務的“雙引擎”;三是要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從地方政府層面探索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實現途徑。
中國社會科學院信息化研究中心主任汪向東側重實踐，以局部談整體，介紹了“電商扶貧”的相關情況。汪向東認為，“互聯網+”給精準扶貧提供了新的模式，給貧困地區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機遇，帶來了新的可能，讓這些貧困地區“一開始就可以突破本地市場的局限，一開始就可以對接到廣義大市場”。
甘肅省隴南市委書記孫雪濤介紹了隴南利用互聯網加快發展的具體情況，尤其是通過發展電子商務解決賣難的問題?！拔覀円粋€大學生村官賣一只雞，賣到了160塊錢一只，現在互聯網用戶需求跟你的價錢問題不大，跟你的特色有很大關系?！睂O雪濤說。
梁春曉認為，“互聯網+”很重要，但是把互聯網“+”在什么地方更重要。十年前，把互聯網“+”在旁邊，當成一個工具;五六年前，把互聯網“+”在前面，當成一個渠道;而我們真正應該做的，是把互聯網“+”在下面，推動未來整個商業和經濟活動整個基礎設施的全面變革。“僅僅是工具化的看待互聯網，乃至渠道化的看待互聯網，這是對互聯網價值的一種極大的漠視?！绷捍簳员硎?。
國家信息中心研究部主任張新紅則認為，“互聯網+”最好是加在血液里，加到細胞里。
中央黨校報刊社總編輯鐘國興在論壇閉幕講話中表示，我們談的“互聯網+”，需要各個層次、各個方面的主題來做，政府、企業、學校、媒體包括每一個人，都有自己要加的事情，小的加法變成整個社會的加法，就能實現一種不斷的升級。
如何應對“最好時代”的
風險與挑戰
經過20多年一層一層的發展，互聯網迎來了“最好的時代”?！盎ヂ摼W+”概念的提出，從技術、經營、倫理、社會治理、文化等各個方面，為各行各業、各色人群提供了很多機遇。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把握好這個機遇？
“未必?！蓖粝驏|給潑了一盆冷水，“這個里面還是有風險，還是有可能走彎路?！彼J為，能不能抓住“互聯網+”的機遇，取決于政策安排是否符合互聯網規律，制度創新是否合適。梁春曉也表示，中國正處于從工業經濟向信息經濟加速演變的百年一遇的歷史轉折點，必須樹立正確的“互聯網+”時空觀，不能把新的創新安到老的框架里去。
阿里巴巴集團總裁金建杭在主題演講別指出，“互聯網‘+’什么都可以，但是絕對不能‘+’傳統思維，絕對不能‘+’既得利益?！睓嗔C關千萬不要給那些“互聯網+”的企業設置百米欄，不能自縛手腳。他提供了一個政策方面的“3+2”建議――3就是3張清單，權力清單、負面清單、責任清單，“+”就是“互聯網+”，2就是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呼吁給年輕人一個機會，給未來一個夢想。
中圖分類號：F276.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8-2670(2012)01-0059-06
收稿日期：2011-09-26
基金項目：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基金青年項目“中國頻繁遭遇反傾銷的政治經濟學研究”（11YJC790217）；山東省自然科學基金項目“中國頻繁遭遇貿易摩擦與爭端的形成機理與對策研究”（ZR2011GQ005）；中國人民大學新教師啟動金項目“中國遭遇國際貿易摩擦的新動向：特點、成因及應對”（10XNF062）
作者簡介：謝申祥（1978-），男，湖北荊州人，中國社會科學院數量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博士后，山東財經大學國際經貿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國際貿易理論與政策；王孝松（1983-），男，天津人，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講師，經濟學博士，研究方向：國際貿易理論與政策；商龍燕（1976-），女，山東齊河人，中國重汽集團設計研究院會計師，研究方向：貿易與會計關系。
①根據歷年《中國統計年鑒》公布的數據計算而得。
②鳳凰網，“江西地稅官員稱正向國務院申請環境稅開征試點”， finance.省略/news/20100810/2493614.shtml。
一、引言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GDP以年均近10%的速度快速增長。與此同時環境問題也日趨嚴重，1995年我國工業廢氣的排放量約為12萬億標立方米，而到了2008年，我國工業廢氣的排放總量超過40萬億標立方米①。協調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之間的矛盾就顯得尤為迫切。正因為如此，開征環境稅的呼聲日益高漲，根據媒體報道，江西省正向國家申請開征環境稅，而湖北、湖南、江西、甘肅四省則有望成為首批開征環境稅的試點地區②。可以預見，我國開征環境稅指日可待。
由于國有企業承載著部分政府的職能，許多國有企業經營效益較差，常被大眾所詬病。而以股份制改造為核心內容的國有企業經營目標轉換改革在中國正如火如荼地進行著，希望借助股份制改造，轉變國有企業的經營目標，進而提高經營效益。不過，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革對環境質量的影響似乎很少引起人們的注意。本文試圖討論在一國開征環境稅的背景下，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革進程對污染物排放和社會福利，以及環境稅可能造成的影響。因此，就我國而言，本文的研究既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又具有很強的現實性。
一般來說，企業在生產產品的過程中，會排出廢水，排放廢氣，同時還會產生固體污染物，生產的產品越多，排出的污染物也會越多。經典的產業組織理論認為，當國有企業從以社會福利為目標的取向轉向以企業自身利潤為目標的取向時，國有企業的產量將會下降，污染物的排放量也將降低，因而環境質量會得到改善。但是，這種情況可能只在一定條件下成立。Beladi和Chao［1］的研究表明了這種可能性的存在。在只有一個國有企業的經濟里，如果社會的需求函數很凸（需求曲線十分凹向原點），盡管開征的環境稅隨著國有企業私有化程度的提高而降低，但是較低的環境稅導致污染物的排放量增加量超過國有企業由產量降低而減少的污染物排放量，最終導致污染物排放量的增加。因此，文獻［1］從需求的角度論證了國有企業的私有化并不一定會導致環境質量的提升。
而Wang L和Wang J［2］則在一個混合雙寡頭模型下，引入產品差異因素，通過比較國有企業和私營企業競爭的兩種極端情況，即國有企業百分之百為國有時和私營企業的競爭以及國有企業百分之百私有化為私營企業時與私營企業的競爭，研究結果表明，當產品的差異化程度較高時，國有企業完全私有化時的環境污染會超出國有企業完全為國有時的環境污染。因此，文獻［2］的研究側重的是產品質量差異，同時也發現產品質量差異這一因素會導致國有企業私有化時污染物的排放增加。
國內學者就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革與環境污染之間的關系研究似乎并不多見。徐有俊等［3］在一般均衡框架下，分析了發展中國家的國有工業企業在部分私有化后，政府征收環境稅對企業產量、勞動力就業以及社會福利水平的影響。其研究表明，當政府能夠決定環境稅稅率和國有控股比例的情況下，部分私有化和環境稅將通過資本租金和工資率的變化來影響企業的產出量。工業企業產量的變化會進一步引起城市就業水平的變化，從而對社會福利水平以及農業企業中工人工資水平的變化產生影響。
山東財政學院學報2012年
第1期謝申祥，王孝松，商龍燕：混合寡頭競爭、污染物排放與環境稅
本文沿襲文獻［2］的混合雙寡頭競爭框架，在相對更加現實的設定國有企業目標函數的基礎上，發現國有企業最初的私有化水平確定了污染物排放量和社會福利與國有企業私有化方向的關系。因為國有企業不僅關注自身的利潤，同時也關注社會中其它微觀經濟主體的經濟利益，因此國有企業最初的私有化程度影響了國有企業繼續私有化時的產量，進而影響污染物的排放量，同時政府為平衡微觀經濟主體的經濟利益和污染物排放量，致使其在國有企業私有化進程中降低環境稅。這樣環境稅的下降又會反過來對國有企業和私營企業的污染物排放產生影響，由于這些影響不是單調的，因此決定了國有企業的私有化對環境和社會福利的影響也不是單調的關系。因此，本文的研究從另一個視角論證了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革并不一定導致環境質量的改善。這也正是本文的創新所在。
二、理論模型與分析結果
假定本國市場有兩個企業1和2，其中，企業1為國有企業（public firm），企業2為私營企業（private firm）。兩個企業生產同質產品。代表性消費者的效用函數為：
U(q1,q2)=(q1+q2)-12(q1+q2)2（1）
qi為企業i的產量。因而，消費者剩余可以表示為：CS=U-∑2i=1pqi，其中p表示產品的價格。由消費者剩余最大化的一階條件，我們得到市場的需求函數為：
p=1-q1-q2（2）
兩個企業的生產成本函數相同，均設定為：
C(qi)=F+cq2i
為分析和計算的簡便，不失一般性，我們限定F=0，c=1。需要說明的是企業成本函數通常設定為關于產量的線性或二次函數形式。盡管更為常見的是采用遞增的線性形式［4-7］，然而為了與文獻［2］進行比較，我們將成本函數同樣設定為二次形式。
無論是國有企業還是私營企業，它們在生產過程中均排出污染物，假定其污染物的排放和產量之間的關系為ei=qi-ai，其中ai為企業自身的減排量，ei為企業的最終排放量。企業的減排成本為a2i/2。污染排放物對環境造成的損害和其排放量有關，按照通常的設定方式為：D(ei)=m•(∑iei)2/2，m為損害的技術參數，同樣為便于計算，我們設定m=1。另外，政府為保護環境，限制企業的污染物排放，特征收環境稅，其標準為每排放單位污染物征收t元稅。
因此，兩個企業的利潤表達式為：
πi=pqi-q2i-tei-a2i2, i=1,2（3）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國有企業已具有高度自，其所要實現的目標已和計劃經濟時的國有企業發生了很大變化。盡管在許多方面仍會和國家保持高度一致，但是畢竟作為企業，它有追逐利潤的本性，同時對一些負的外部性問題不會像計劃經濟時試圖去內部化，典型的如企業的環境污染問題。根據2010年中國國家環境保護部公布的《關于限期完成上市環保核查整改承諾的通知》，寶山鋼鐵股份有限公司冷軋薄板廠因“周邊富浩小區居民對寶鋼薄板廠的異味問題仍投訴不斷，新的酸洗機組工程尚未建設完成，無組織排放擾民問題尚未徹底解決”，再次被要求限期整改。與此同時，還有大型的國有控股企業，諸如青島啤酒、中國石油、和江西銅業等業內知名企業騰訊網，“寶鋼陷排放門 環保部發通牒”，finance.省略/a/20100601/000631.htm。。正因為如此，我們參考文獻［1］，將國有企業的目標函數設定為：
V=kπ1+(1-k)Wp（4）
其中：Wp=p1+p2+CS，表示國家所關注的微觀經濟主體利益，Beladi、Chao稱之為私人經濟部門利益（private welfare），k（0≤k≤1）表示國有企業被私人持有的份額。當k=0時，企業1為百分之百的國有企業，而當k=1時，企業1則為百分之百的私營企業，因而此時稱企業1仍為國有企業似乎不合適，不過，為了表述方便，我們仍然稱企業1為國有企業，只不過此時的份額全部為私人所用。
本國的社會福利表達式為：
W=π1+π2+CS+t(e1+e2)-(e1+e2)22（5）
本文的博弈時序如下：在博弈的第一階段，政府為控制污染物排放，特制定征收標準為t的環境稅率；在博弈的第二階段，國有企業和私營企業進行產量競爭，同時確定產量和污染物減排量。根據處理這類問題的常規做法，我們采取倒推法進行求解。
首先，我們分析產量競爭階段的情況。在這一階段，國有企業1和私營企業2共同決定各自的產量和污染物減排量。由國有企業目標函數的一階條件，我們有：
Vq1=1-2q1-kq2-t=0, Va1=t-a1=0（6）
由私營企業目標函數的一階條件，我們有：
π2q2=1-q1-3q2-t=0, π2a1=t-a2=0（7）
聯立（6）、（7），我們求得：
a1=a2=t, q1=2(1-t)5+3k, q2=(1+k)(1-t)5+3k（8）
由（8）可知，企業的邊際減排成本正好等于政府征收的環境稅率。
回到政府制定環境稅階段，在這一階段，政府根據社會福利最大化原則確定環境稅。將（8）代入（5），我們得到：
W=7+76t-233t2+k(14+56t-250t2)+k2(3+12t-69t2)2(5+3k)2（9）
由（9）的一階條件，容易求得：
t=38+28k+6k2233+250k+69k2（10）
進一步由（10），得到：
tk=-48(62+51k+9k2)(233+250k+69k2)2
命題1：在混合雙寡頭競爭條件下，政府的最優環境稅隨國有企業的私有化程度增加而減少。
命題1的直觀經濟學解釋是：因為隨著國有企業的私有化程度提高，國有企業關注企業的利潤程度增加，其產量相應降低，企業的減排量下降，邊際減排成本下降，因而環境稅率也相應降低。
將（10）代入（8）、（9），我們求得：
q1=78+42k233+250k+69k2， q2=3(1+k)(13+7k)233+250k+69k2（11）
進一步，可以求出：
π1=2(1882+5212k+4027k2+966k3+9k4)(233+250k+69k2)2
π2=6007+16168k+16954k+7896k3+1359k42(233+250k+69k2)2（12）
CS=9(39+34k+7k2)22(233+250k+69k2)2
兩個企業最終污染物的排放總量E：
E=e1+e2=41+46k+9k2233+250k+69k2（13）
對（13）求一階導數，有：
dEdk=-12(77k2+122k-39)(233+250k+69k2)2，也就是說當k0；當k>k*時，dEdk
命題2：在混合雙寡頭競爭條件下，社會的污染物排放量與國有企業的私有化程度呈倒U形關系。
直覺上企業的私有化程度越高，其產量越低，因而污染物的排放量越少，從而整個社會的污染物排放也將越少。然而命題2顯示，僅當國有企業的私有化程度達到一定水平以后，整個社會的污染物排放量方才隨企業的私有化程度上升而下降，相反，當國有企業在私有化程度很低時，整個社會污染物的排放量反而會隨企業的私有化程度增加而增加。
圖1E和k的關系圖
事實上，在雙寡頭市場結構下，盡管國有企業會隨其私有化程度的上升，產量會降低，因而自身的污染物排放量會下降，但是由于國有企業生產的產品和私營企業生產的產品間的替代關系，在國有企業產量下降的同時，私營企業的產量會上升①，因而私營企業的排放量會增加。當國有企業私有化程度很低時，國有企業的
①因為：dq2dk=6(705+734k+185k2)(233+250k+69k2)2>0
產量降低較小，而私營企業產量增加較多，因此，所引致的污染物的凈排放量反而增加，而當國有企業的私有化水平達到一定程度之后，隨著國有企業私有化程度的繼續提高，國有企業的產量將降低的較多，污染物排放量也將減少的較多，而私營企業污染物排放的增加幅度將低于國有企業的污染物排放的降低幅度，因而污染物的凈排放量將下降。
盡管Beladi和Chao在壟斷市場結構下，發現較凸的市場的需求函數會導致私有化的提高反而會增加污染物排放量的結論，不過，在雙寡頭市場結構下，由于國有企業初始的私有化程度較低，國有企業的進一步私有化也會導致污染物排放量反而增加的情形。
我們可以進一步求得本國的社會福利為：
W=3(41+46k+8k2)466+500k+138k2（14）
將（14）對k求一階導數，我們得到：
dWdk=-18(77k2+122k-39)(233+250k+69k2)2，同樣，我們發現當k0；當k>k*時，dWdk
于是，我們得到下述命題：
命題3：在混合雙寡頭競爭條件下，本國的社會福利與國有企業的私有化程度也呈倒U形關系。
本國的社會福利由五部分構成，即國有企業的利潤、私營企業的利潤、消費者剩余、環境稅收入以及環境損害，前四項對社會福利的影響為正，最后一項對社會福利的影響為負。因為國有企業的產量隨企業的私有化程度增加而降低，引致產品的價格增加，不過在國有企業的私有化程度不太高的情況下，國有企業的產量較高，市場對國有企業的產品需求彈性較低，因而國有企業的利潤反而隨企業的私有化程度增加而上升，而當國有企業的私有化程度較高時，國有企業的產量較低，此時，市場上國有企業的產品需求彈性較高，因而國有企業隨企業私有化程度的進一步提高，利潤反而下降。這樣從整體上看，國有企業的利潤隨企業的私有化程度提高而呈現倒U形。對于私營企業來說，由于價格提高和產量增加，私營企業的利潤增加。因為國有企業的產量在私有化進程中下降的幅度要超過私有企業產量增加的幅度，因而消費者剩余是逐步下降的。而就征收環境稅而形成的稅收而言，在國有企業私有化程度較低的情況下，盡管污染物排放量隨企業私有化程度的提高而增加，不過這種增加的幅度要遠遠低于環境稅率的下降幅度，因此，從整體看環境稅隨著國有企業的私有化程度是下降的。對于環境損害來說，因為污染物的排放量是先增加而后下降，因此環境損害也是隨國有企業的私有化程度提高而先增高后降低。上述五部分對社會福利的綜合影響就是隨國有企業私有化程度的提高而呈現倒U形。
從命題3我們很容易推知，一味地將國有企業私有化可能并不會提升一國的整體社會福利。
三、結論性評述
在文獻［2］的研究中，他們將國有企業的目標函數設定為國有企業的利潤和國有企業利潤與消費者剩余之和的加權函數，然而，由于國有企業作為代表政府的經濟行為主體，除了關注消費者的利益以及自身的利益以外，還會關注其他經濟主體的經濟利益，因此，將其他微觀經濟主體的利益排除在國有企業的目標函數之外，顯然并不能反應國有企業的本質。因此，盡管本文和文獻［2］研究所使用的理論框架基本一致，但是由于我們基于國有企業在各國經濟運行中所承載的作用，采取了更接近現實的設定，進而我們發現了私有化影響污染物排放的又一重要因素。
自巨變后，一些轉型經濟體紛紛掀起了國有企業的私有化浪潮。同時，環境問題的日益嚴峻使得我們更加清醒的意識到，在保持經濟健康發展的過程中，必須注重環境保護。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告訴我們國有企業的私有化會通過降低國有企業的產量，從而可能達到降低國有企業污染物排放的目的。
然而，本文的研究結果顯示，在多種所有制成分共存的經濟體中，國有企業的私有化可能會通過替代效應，致使私營企業的污染物排放增加，進而使得整個社會的污染物排放量上升，惡化環境。因此，借助將國有企業私有化的途徑達到控制污染排放的目的可能并不可行。同時，本文的研究也表明國有企業的私有化在一定條件下會惡化一國的社會福利，所以，我們必須更加審慎的對待期望借助將國有企業私有化以提高社會福利的策略。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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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xed Duopoly Competition, Pollutant Emission and Environmental Taxes
XIE Shenxiang1，2, WANG Xiaosong3, SHANG Longyan4
（1.Institute of Quantitative &Technical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2.Schoo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Trade, Shan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Jinan 250014, China;
3.School of Economic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4.Institute of Design and Research, China National Heavy Duty Truck Group Corp. Ltd, Jinan 250100, China
隨著社會的不斷進步以及高校教育水平的逐步提高，有機會接受高等教育的學生也越來越多。據2015年中國大學生就業壓力調查報告顯示繼2014年高校畢業生人數突破700萬之后，2015年的畢業生人數持續突破700萬，并超過去年的727萬達到749萬之多！畢業生人數在年年遞增，就業之難也似乎成了常態。連續幾年的“史上最難就業季”給人的感覺就是：對于就業，“沒有最難，只有更難”！不僅如此，由于高等教育的迅猛發展，接受碩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教育的大學生日趨增加，本科畢業生原本有限的就業資源將會進一步減少，碩士生、博士生原本高學歷的就業優勢也將被大大削弱，因此如在大學期間何培養能力和培養何種能力將成為大學生在畢業后尋找一份令人滿意的工作的兩大決定性“元”命題。
一、“青年夢”―大學生能力培養的立足點
為尋找畢業生與企業（用人單位）雙向共贏點，解決上述提到的兩大決定性“元命題”，三峽大學土木與建筑學院2016年暑期社會實踐公益隊利用暑假時段進行調查，從實地調研、實可行的大學生生涯規劃，助力大學生成長成才。在社會實踐過程中，團隊制定并發放了畢業生網上問卷500余份，采訪了10余位在校讀研學生以及已經畢業參與實習的學生，走訪了三峽大學設計院、中建三局等幾家企業，向中鐵二十五局集團有限公司、中鐵十一局集團有限公司等國內著名企業發放了企業問卷。在精心整理實踐資料，并利用專業的心理軟件研究分析后發現企業對學生的需求主要分兩大類，一是專業技能的掌握程度，二是學習能力以及溝通能力。
（1）走出學術殿堂，深入專業“十字路口”。
以建筑行業來說，大學生畢業后的前5年是發展的黃金時光，關于專業技能的掌握程度方面，團隊在三峽大學設計院實地調研時，經張院長介紹，現如今畢業生普遍存在專業技能過于偏向理論化、缺乏實踐經驗等問題，他還提到在5到10年前高校教育模式與現如今也有較大偏差，在以前畢業生能在進入半年后獨立處理一個項目，而現在的畢業生卻需要2年。但現如今的大學生由于大學象牙塔式的教育無法為學生提供充足深入到建筑行業“十字路口”的機會，大學生的能力與建筑行業的實際需求存在巨大落差，因此當下大學生應在大學期間抓住每一個實踐機會，掙脫高等教育“象牙塔”的束縛。
（2）提高自身綜合素質，自覺培養學習能力。
以土建類專業為例，大學期間學生應多深入到施工單位、設計院等企業盡早接觸到實際項目，以實際項目為航向標明確大學期間能力培養方向，以便于在踏入社會的那一刻起能夠迅速適應環境，為自己爭取更大的發展空間；關于學習能力以及溝通能力方面，團隊在分析各個公司的調查問卷并采訪公司負責人后發現，學習能力和溝通能力是公司在除開專業能力之外最為看重的兩項能力。對于施工單位來說，員工在施工現場不僅需要負責建筑建造過程的一切事項，還需要在甲方乙方之間進行溝通、交換意見，并將雙方意見進行分析實施，因此溝通能力是畢業生在校期間必須培養的能力。學習能力對于畢業生在公司快速發展來說尤為關鍵，社會的快速發展已經成為時代的主旋律，無論是專業技能還是公司發展方向每一天都在更新、調整，畢業生需要良好的自學能力和習慣才能保證自身不被淘汰，甚至是逆流而上。
二、“高校夢”―大學生能力的著力點
當今高校教育模式下培養出的學生存在基礎技能不扎實、理論脫離實際、頂層設計不明確等問題，這些問題也一定程度上導致了大學生畢業面臨失業的局面。高校本應作為社會的人才動力“心臟”，應當向社會的各行各業供血，但現如今高校教育模式處于“病態”，即便各高校采取了一定措施，也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病態”擴大化，但只是治標不治本。若想根治高校教育模式的病態，高校應當在重視學生基礎教育、幫助學生將理論落實實際項目、加強專業頂層設計，使學生在畢業步入社會之際“可上九天攬月，可下五洋捉鱉”。
（1）注重夯實基礎，扎實推進教育進程。
高校教育對于每一位學生來說可謂是幫助引導他們制造屬于他們自己的“飯碗”，若是“飯碗”做工粗糙、牢固性不夠，那么學生畢業后便在專業技能方面無法與其他學校的學生硬碰硬，在競爭時處于劣勢地位，面臨無“飯”可吃的境地。打鐵仍需自身硬，因此高校需加強自身基礎教育的扎實程度，保證學生在步入社會時擁有足夠的專業競爭力。
（2）理論落實實際，切實掌握專業技能。
當下大學生專業技能過于理論化，還處在高等教育的“象牙塔”之中，未曾把專業技能落實到社會的“十字路口”中。在學生接觸實際工作時頻繁存在自身能力未達到工作要求的情況，導致工作無法正常進行，因此高校應多創造讓學生直面社會、接觸實際項目的機會，加強高校與企業、政府之間的聯系，爭取讓學生在大學期間能夠熟練掌握專業技能，在步入社會接觸實際項目時能夠迅速承擔責任。同時高校應嘗試進行一定程度的開放式教學：““請進來”――聘請更多有實踐經驗的社會人士為客座教授；“走出去”――加大大學生實踐基地建設。
（3）加強頂層設計，培養高端水平人才。
高校不僅是為社會輸送大眾型人才，還需要承擔培養“尖子生”的責任和義務，高端型人才是我國各行各業的精英人士和領頭人，是“中國夢”偉大事業的主要奉獻者。高校各專業教授、學科帶頭人須挑選一批有志青年踐行艱苦奮斗的精神向著高端科研技術發起沖擊，在攻堅工程對這批有志青年進行培養，將我國科研先輩的精神傳承下去。
三、“企業夢”―大學生能力的拔高點
當今社會企業也面臨著“產能過?！钡葐栴}，對于人才的需求從多而泛變為少而精，甚至是精而專。然而現如今高校教育模式下的人才輸出在企業高要求前頻現乏力，同時在校大學生由于缺少對社會的清晰認識，無法針對企業需求培養專項能力，甚至無法“精通”自身專業。因此當下企業若想吸納符合企業需求的高素質人才，需要從高校以及在校大學生這兩點破局。
加強企業與高校的雙向聯系，構建校企“直通車”。企業與高校兩者之間的關系應是相互依存、雙向共贏，企業對于高校優勢在于企業與整個社會的聯系更加密切，能夠更加直接、迅速地獲得市場信息的第一手資料；高校對于企業優勢在于擁有巨大的人才儲備庫、綜合實力強大的師資隊伍以及擁有國內領先水平甚至是國際領先水平的科研團隊和科研基地。團隊在走訪中建三局時調研發現許多畢業大學生在工地上擔任駐地建筑師或者工程師無法明確自身責任或者不知道如何將工作落實到位，在進一步調查中發現大部分駐地工作的大學生在本科甚至是研究生期間不曾有工地實習經歷，因此缺乏與工地工人溝通能力以及對工地事項的了解程度不足。同時據中建3局負責人介紹，剛進公司的畢業生對市場認識也不足，需要經歷長時間的歷練后才能獨當一面。因此若想做到校企雙向共贏必須做到兩點。
（1）化整為零，增加雙方資源共享度。
企業與高校擁有各自的優勢資源，企業應多進行市場反饋、政策分析等調研活動，將市場轉變以及政策扶持的最新鮮的資料與高校進行分享，加快推進高校教育模式改革，以便于院校兩級對人才培養方案進行調整。同時由各專業老師對市場、政策兩方面進行判斷決策，引導大學生培養專項能力，補齊學生自身能力短板，是大學生在步入社會踏上工作崗位之際時能夠迅速適應新環境，減短企業工作適應期，提供企業員工的整體戰斗力；
（2）擰好“總開關”，提供在校學生實訓機會。
企業作為高校的“隱性”實訓基地，應加強與高校的溝通交流，與其一同建立在校大學生特殊實訓基地，實行“雙導師”制度，由企業工程師以及在校教授兩方共同教學。建立實訓基地目的在于引導在校大學生走出高校教育的“象牙塔”，走到社會與“知識殿堂”的十字路口，既培養學生專業研究能力，又培養學生專業技能實踐能力。設立“雙導師”制度旨在對學生因材施教，充分激發學生的各方面潛在能力，有目的地對學生進行專項培養；
（3）構筑“校企直通車”，吸納高素質人才。
高校一直擔任著整個社會人才培養的重擔，在“中國夢”這艘航母的后備能源，同時企業作為“中國夢”這艘航母的動力裝置，應盡快與高校之間構筑能源通道，與高校達成合作意向，與高校協調建立高素質篩選方案，每年由高校推薦部分高素質人才直接進入企業，確保高校每年能夠為企業輸送足夠的專項人才，保障動力裝置的持續發力，助力航母“蹄急而步穩”。
結語：青年是社會的脊梁，大學生又是青年中的佼佼砥柱，然而不可否認的是，存在部分大學生對自己的發展前景以及社會人才需求缺乏一定清晰、正確的認識，甚至是迷失了奮斗的方向，長期處于迷?；煦鐮顟B，從而不能制定明確的大學規劃，以至于與社會人才需求存在能力上的巨大落差，從而影響自身價值的實現和社會發展所需人才的緊缺等問題，導致社會發展動力嚴重不足等后果。因此本次土木與建筑學院社會實踐旨在探索企業對于學生各項能力的具體要求以及以企業的角度去發現當下大學生缺乏的重要精神品質，并結合學校成功校友的教誨、學生父母的殷切期望對在校大學生實行“雙導”政策，即指導學生、引導學生制定切實可行的大學規劃是為當下的高校教育提供了切實可行的政策路線。
參考文獻：
[1]孟東方，中國夢的內涵、結構與路徑優化[J]，重慶社會科學，2013-05-15.
本文為河北行政學院二類課題《河北發展低碳經濟的途經分析-基于中外比較視角》（課題編號：2010XYKT014）的研究成果
中圖分類號：F127文獻標識碼：A
一、引言
近年來，能源短缺和環境污染成為世界關注的焦點問題，發展以低能耗、低排放為標志的“低碳經濟”，實現可持續發展，已成為世界各國的共識。河北在經歷了過去若干年的長期經濟高速增長后，面臨著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迫切任務。近年來，中央強調“以人為本”走科學發展之路，建設和諧社會和兩型社會，其實是在中國強勁增長動力之上增加一個平衡器。對于過分依賴煤炭、工業偏重、環境容量有限、環繞京津的河北而言，要在新一輪競爭中占據有利位置，就必須把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和改變唯GDP論的驅動模式作為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重要目標和戰略舉措來抓。發展低碳經濟，正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根本路徑和必然選擇。
二、國外發展低碳經濟的政策與實踐
（一）英國。低碳經濟的先驅英國早在2003年就率先提出了低碳經濟的概念。2005年英國建立了3，500萬英鎊的小型示范基金。2008年英國頒布了《氣候變化法案》，承諾到2050年將實現溫室氣體排放量降低60%的長期目標。2009年4月布朗政府宣布將“碳預算”納入政府預算框架，使之應用于經濟社會的各個方面，并在與低碳經濟相關的產業追加了104億英鎊的投資，英國也因此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公布“碳預算”的國家。2009年7月15日，英國政府公布了發展低碳經濟的國家戰略。
（二）歐盟。歐盟在低碳經濟發展方面整體水平較高。歐盟碳市場（EU ETS）是目前全球最先進的交易體系，該市場目前不同類別的碳價已經成為全球范圍內最具參考價值的碳交易市場價格。歐盟通過碳交易實現兩個目標：一是促進私營經濟參與低碳轉型；二是借由交易盈利為歐盟發展世界領先的碳技術籌措資金。歐盟還實施經濟與技術援助在內的項目目標式戰略，如積極支持清潔能源項目建設。2010年11月10日歐盟委員會出臺一份新的能源戰略――《能源2020》，擬在重點能源領域實施更加細化的行動計劃。
（三）美國。美國在低碳經濟發展方面也一直在暗自發力。美國政府的舉措可分為節能增效、開發新能源、應對氣候變化等多個方面，其中新能源是核心。2009年《美國復興和再投資計劃》、《美國復蘇與再投資法案》、《2009年美國綠色能源與安全保障法案》和《美國清潔能源和安全法案》的均旨在加大新能源的開發和利用。美國在新能源、低碳技術等方面的大力投入，世人有目共睹。
（四）日本。日本作為亞洲低碳經濟的倡導者，也在不斷堅定著低碳發展的步伐。2007年6月，日本內閣會議制定《21世紀環境立國戰略》，確定了綜合推進低碳社會、循環型社會和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社會建設目標。2008年5月，日本環境省全球環境研究基金項目組了《面向低碳社會的12大行動》，其中對住宅、工業、交通、能源轉換等都提出了預期減排目標，并提出了相應的技術和制度支持。同年6月，日本首相福田康夫提出了防止全球氣候變暖的政策，即著名的“福田藍圖”，這是日本低碳戰略形成的正式標志。2009年4月，《綠色經濟與社會變革》的政策草案出臺，旨在通過實行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等措施，強化日本的低碳經濟。
（五）韓國。韓國2008年9月制定了《低碳綠色增長的國家戰略》，明確了2009～2050年的低碳綠色增長總目標。以此為主軸，立法機構負責描繪法律框架，2010年4月14日公布了《低碳綠色增長基本法》；行政部門制定了階段計劃，韓國環境部新設“溫室氣體綜合信息中心”，推行一項旨在到2012年前達到年均能耗下降1%～6%的計劃；科研部門發展綠色技術及其產業，外匯部門發展“旅游”等貨幣資產項目。
（六）印度。印度是CDM項目大國。印度在《京都議定書》還未生效的時候，就看好并著手CDM項目，還專門成立了一個管理CDM項目開發的部門，出臺了一系列鼓勵、支持企業和中介服務機構發展CDM項目的政策。目前，印度在利用CDM機制方面走在了發展中國家的前列。此外，印度還通過各種途徑致力于國內的減排行動，包括對煤炭征收碳稅為清潔能源提供資金支持。
（七）巴西。巴西政府以保護和合理開發利用熱帶雨林為出發點，結合農業和能源產業發展新能源替代產業。如，成立了一個跨部門委員會，該委員會由總統府牽頭、14個政府部門參加，負責研究和制定有關生物柴油生產與推廣的政策與措施。目前，全巴西境內27個州，有23個州建立了研發生物柴油的技術網絡。金融支持政策是巴西政府出手的另一項拳頭措施。國家銀行推出各種信貸優惠政策，為生物柴油企業提供融資；央行設立專項信貸資金，鼓勵農戶種植甘蔗、大豆等作物，滿足原料需求。除此之外，巴西政府還大力號召和推動國民的低碳生活方式。
三、河北低碳經濟發展現狀
河北發展低碳經濟具有明顯的優勢：
（一）地理位置優越。河北省處于我國第三經濟增長極“京津冀環渤海經濟圈”的核心腹地，同北京、天津構成了聞名遐邇的“金三角”。借勢京津輻射優勢，構建河北低碳經濟區，具有獲得國家戰略支持的良好前景。
（二）資源稟賦良好。河北省蘊藏著豐富的風能、太陽能、生物質能等清潔可再生能源資源，是改善能源結構，發展低碳經濟的重要資源基礎。
（三）前期基礎堅實。為緩解經濟發展與資源環境的矛盾，努力構建資源節約和環境友好型社會，河北自2007年開始實施“雙三十”工程以來，積極推進節能減排，大力發展循環經濟，不斷取得新突破。在發展新能源方面，河北已經投產的風電裝機規模居內蒙古和吉林之后，排名全國第三；在光伏發電領域，河北省也走在了全國前列；保定新能源產業發展迅速，并已形成了完整的產業集群，構成了建設低碳城市的良好基礎，2010年7月國家發改委確定保定市為首批開展低碳工作的城市試點之一；以“生態科技”、“創新”為理念的曹妃甸國際生態城，目前已經進入全面開發建設階段，作為當今世界四種類型的低碳生態城市之一，曹妃甸國際生態城的建設同樣有助于低碳經濟在全省范圍內的崛起；河北在建筑節能方面也取得了積極進展，全省大部分城市新建建筑80%達標，唐山市新建建筑100%達到節能標準；在“節能減排”方面，河北也取得了階段性成果，基本實現了“十一五”規劃目標；2009年河北省經濟工作會議把加快建設唐山新能源汽車、張承千萬千瓦級風電、保定中國電谷、寧晉晶龍等新能源產業基地作為2010年重要經濟工作之一，為河北省的經濟低碳化發展確定了方向。
但是，發展低碳經濟是一項動態的、長期的系統工程，當前受到眾多因素的影響，仍面臨許多現實挑戰。一是缺乏有效激勵機制，政策支持體系還不完善，尚未形成穩定的政府投入機制和金融系統支持機制；二是正處于工業化和城市化加速發展的重要階段，對能源需求呈快速增長態勢，碳增長是剛性的，短期內跨越資源、能源瓶頸約束是主要難題；三是以煤炭等化石燃料為主的能源結構短期內難以根本改變，將是長期制約因素；四是整體科技水平落后，低碳技術研發能力有限是最大制約；五是河北工業特別是鋼鐵、裝備制造和石油化工等重化工業比重偏高，“高碳”產業特征明顯，低能耗的第三產業和服務業發展相對滯后，比重偏低；六是低效企業眾多，單位能耗偏高，要徹底淘汰這些落后產能，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尚需時日；七是高耗能的基礎設施、機器設備以及個人大件耐用消費品在河北占有大比重，短期內改造很難，從而導致高碳排放鎖定，構成潛在風險；八是人們低碳消費意識尚未普遍形成。
四、發展河北低碳經濟的設想
借鑒與參照發達和發展中國家發展低碳經濟的政策與實踐，立足河北現狀，積極尋找適合自身的發展路徑，對河北今后實現可持續發展意義重大。
第一，明確低碳發展戰略。戰略是行動的指南，是未來很長一段時間行動的總體安排。將低碳經濟發展作為重點納入全省總體發展規劃，制定低碳經濟的全面方案和行動路線，形成一個可操作性強的低碳經濟發展藍圖。同時，將二氧化碳減排作為約束性指標列入“十二五”規劃中，以制度形式來限制溫室氣體的排放，努力促進地方經濟發展模式的低碳轉型。
第二，細化低碳支持政策。細化政策支持是落實戰略目標的關鍵所在，有助于形成低碳經濟發展的長效機制。因此，需要省人大專門委員會、省有關經濟、環境保護和稅務等部門密切協作，探索建立適應河北省發展低碳經濟的政策制度體系，進一步加大支持力度，為低碳經濟的快速發展提供科學合理的制度支撐。
第三，開發低碳居住空間。加強建筑節能技術和標準的推廣，開發低碳住宅已勢在必行。建議引入能效標準和標識制度；提高建筑節能標準，加大標準的檢查、執行力度；鼓勵能源服務公司對既有高耗能建筑進行節能改造；推進建筑節能材料的產業化發展。
第四，構建低碳城市公共交通系統。城鎮應該大力發展公共交通系統，提高公共交通分擔率，控制私人轎車無節制增長；加快發展城市軌道交通和城際高速鐵路，形成立體化交通體系；不斷提高強制性的汽車燃油效率標準，促進汽車改善燃油效率；同時，大力發展混合燃料汽車、電動汽車等低碳排放的交通工具。
第五，積極倡導低碳生活方式，培養居民“碳中和”理念。通過對“碳中和”這一理念在日常生活中的具體分解和對低碳生活方式的大力提倡，可以使人們深刻了解到生活中習慣和細節的改變可以起到減少碳排放、促進碳中和的作用，擁有越來越重要的環保意義。每一件生活用品，大至家電小到玩具、書籍和擺設，都有無窮的改進空間，投入智慧就意味著減少每一個環節的碳排放。個人的積極行動聚沙成塔、集腋成裘，就可匯聚為行為減碳的威力，對減緩全球氣候變暖意義重大。
第六，先行試點示范，總結經驗逐步推廣。在低碳轉型的方向下，為了改革過程不可逆轉，同時使改革不確定性所引起的風險是可承擔的，應當堅持漸進式改革的路徑，采取“先試點，后推廣”的路徑?？梢赃x擇一個或者幾個特定的地區或行業來先期試點，先在局部取得經驗，再逐步擴大，最后在全省范圍內推廣改革經驗。
五、結語
沒有人會反對增長，因為這是繁榮和福祉的基石，需要調整的是增長方式。置身在一個有限的世界，告別“竭澤而漁”的野蠻增長，倡導低碳轉型，發展低碳經濟，不僅是對我們過往所保持的唯經濟發展單一維度評價體系的深刻反思，也是為了邁向更為人道和可持續的增長軌道，必將成為影響未來若干年河北增長后勁的重要因素。
（作者單位：河北行政學院）
主要參考文獻：
一、引言
近年來，能源短缺和環境污染成為世界關注的焦點問題，發展以低能耗、低排放為標志的“低碳經濟”，實現可持續發展，已成為世界各國的共識。河北在經歷了過去若干年的長期經濟高速增長后，面臨著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迫切任務。近年來，中央強調“以人為本”走科學發展之路，建設和諧社會和兩型社會，其實是在中國強勁增長動力之上增加一個平衡器。對于過分依賴煤炭、工業偏重、環境容量有限、環繞京津的河北而言，要在新一輪競爭中占據有利位置，就必須把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和改變唯GDP論的驅動模式作為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重要目標和戰略舉措來抓。發展低碳經濟，正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根本路徑和必然選擇。
二、國外發展低碳經濟的政策與實踐
（一）英國。低碳經濟的先驅英國早在2003年就率先提出了低碳經濟的概念。2005年英國建立了3，500萬英鎊的小型示范基金。2008年英國頒布了《氣候變化法案》，承諾到2050年將實現溫室氣體排放量降低60%的長期目標。2009年4月布朗政府宣布將“碳預算”納入政府預算框架，使之應用于經濟社會的各個方面，并在與低碳經濟相關的產業追加了104億英鎊的投資，英國也因此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公布“碳預算”的國家。2009年7月15日，英國政府公布了發展低碳經濟的國家戰略。
（二）歐盟。歐盟在低碳經濟發展方面整體水平較高。歐盟碳市場（EU ETS）是目前全球最先進的交易體系，該市場目前不同類別的碳價已經成為全球范圍內最具價值的碳交易市場價格。歐盟通過碳交易實現兩個目標：一是促進私營經濟參與低碳轉型；二是借由交易盈利為歐盟發展世界領先的碳技術籌措資金。歐盟還實施經濟與技術援助在內的項目目標式戰略，如積極支持清潔能源項目建設。2010年11月10日歐盟委員會出臺一份新的能源戰略——《能源2020》，擬在重點能源領域實施更加細化的行動計劃。
（三）美國。美國在低碳經濟發展方面也一直在暗自發力。美國政府的舉措可分為節能增效、開發新能源、應對氣候變化等多個方面，其中新能源是核心。2009年《美國復興和再投資計劃》、《美國復蘇與再投資法案》、《2009年美國綠色能源與安全保障法案》和《美國清潔能源和安全法案》的均旨在加大新能源的開發和利用。美國在新能源、低碳技術等方面的大力投入，世人有目共睹。
（四）日本。日本作為亞洲低碳經濟的倡導者，也在不斷堅定著低碳發展的步伐。2007年6月，日本內閣會議制定《21世紀環境立國戰略》，確定了綜合推進低碳社會、循環型社會和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社會建設目標。2008年5月，日本環境省全球環境研究基金項目組了《面向低碳社會的12大行動》，其中對住宅、工業、交通、能源轉換等都提出了預期減排目標，并提出了相應的技術和制度支持。同年6月，日本首相福田康夫提出了防止全球氣候變暖的政策，即著名的“福田藍圖”，這是日本低碳戰略形成的正式標志。2009年4月，《綠色經濟與社會變革》的政策草案出臺，旨在通過實行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等措施，強化日本的低碳經濟。
（五）韓國。韓國2008年9月制定了《低碳綠色增長的國家戰略》，明確了2009～2050年的低碳綠色增長總目標。以此為主軸，立法機構負責描繪法律框架，2010年4月14日公布了《低碳綠色增長基本法》；行政部門制定了階段計劃，韓國環境部新設“溫室氣體綜合信息中心”，推行一項旨在到2012年前達到年均能耗下降1%～6%的計劃；科研部門發展綠色技術及其產業，外匯部門發展“旅游”等貨幣資產項目。
（六）印度。印度是CDM項目大國。印度在《京都議定書》還未生效的時候，就看好并著手CDM項目，還專門成立了一個管理CDM項目開發的部門，出臺了一系列鼓勵、支持企業和中介服務機構發展CDM項目的政策。目前，印度在利用CDM機制方面走在了發展中國家的前列。此外，印度還通過各種途徑致力于國內的減排行動，包括對煤炭征收碳稅為清潔能源提供資金支持。
（七）巴西。巴西政府以保護和合理開發利用熱帶雨林為出發點，結合農業和能源產業發展新能源替代產業。如，成立了一個跨部門委員會，該委員會由總統府牽頭、14個政府部門參加，負責研究和制定有關生物柴油生產與推廣的政策與措施。目前，全巴西境內27個州，有23個州建立了研發生物柴油的技術網絡。金融支持政策是巴西政府出手的另一項拳頭措施。國家銀行推出各種信貸優惠政策，為生物柴油企業提供融資；央行設立專項信貸資金，鼓勵農戶種植甘蔗、大豆等作物，滿足原料需求。除此之外，巴西政府還大力號召和推動國民的低碳生活方式。
三、河北低碳經濟發展現狀
河北發展低碳經濟具有明顯的優勢：
（一）地理位置優越。河北省處于我國第三經濟增長極“京津冀環渤海經濟圈”的核心腹地，同北京、天津構成了聞名遐邇的“金三角”。借勢京津輻射優勢，構建河北低碳經濟區，具有獲得國家戰略支持的良好前景。
（二）資源稟賦良好。河北省蘊藏著豐富的風能、太陽能、生物質能等清潔可再生能源資源，是改善能源結構，發展低碳經濟的重要資源基礎。
（三）前期基礎堅實。為緩解經濟發展與資源環境的矛盾，努力構建資源節約和環境友好型社會，河北自2007年開始實施“雙三十”工程以來，積極推進節能減排，大力發展循環經濟，不斷取得新突破。在發展新能源方面，河北已經投產的風電裝機規模居內蒙古和吉林之后，排名全國第三；在光伏發電領域，河北省也走在了全國前列；保定新能源產業發展迅速，并已形成了完整的產業集群，構成了建設低碳城市的良好基礎，2010年7月國家發改委確定保定市為首批開展低碳工作的城市試點之一；以“生態科技”、“創新”為理念的曹妃甸國際生態城，目前已經進入全面開發建設階段，作為當今世界四種類型的低碳生態城市之一，曹妃甸國際生態城的建設同樣有助于低碳經濟在全省范圍內的崛起；河北在建筑節能方面也取得了積極進展，全省大部分城市新建建筑80%達標，唐山市新建建筑100%達到節能標準；在“節能減排”方面，河北也取得了階段性成果，基本實現了“十一五”規劃目標；2009年河北省經濟工作會議把加快建設唐山新能源汽車、張承千萬千瓦級風電、保定中國電谷、寧晉晶龍等新能源產業基地作為2010年重要經濟工作之一，為河北省的經濟低碳化發展確定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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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發展低碳經濟是一項動態的、長期的系統工程，當前受到眾多因素的影響，仍面臨許多現實挑戰。一是缺乏有效激勵機制，政策支持體系還不完善，尚未形成穩定的政府投入機制和金融系統支持機制；二是正處于工業化和城市化加速發展的重要階段，對能源需求呈快速增長態勢，碳增長是剛性的，短期內跨越資源、能源瓶頸約束是主要難題；三是以煤炭等化石燃料為主的能源結構短期內難以根本改變，將是長期制約因素；四是整體科技水平落后，低碳技術研發能力有限是最大制約；五是河北工業特別是鋼鐵、裝備制造和石油化工等重化工業比重偏高，“高碳”產業特征明顯，低能耗的第三產業和服務業發展相對滯后，比重偏低；六是低效企業眾多，單位能耗偏高，要徹底淘汰這些落后產能，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尚需時日；七是高耗能的基礎設施、機器設備以及個人大件耐用消費品在河北占有大比重，短期內改造很難，從而導致高碳排放鎖定，構成潛在風險；八是人們低碳消費意識尚未普遍形成。
四、發展河北低碳經濟的設想
借鑒與參照發達和發展中國家發展低碳經濟的政策與實踐，立足河北現狀，積極尋找適合自身的發展路徑，對河北今后實現可持續發展意義重大。
第一，明確低碳發展戰略。戰略是行動的指南，是未來很長一段時間行動的總體安排。將低碳經濟發展作為重點納入全省總體發展規劃，制定低碳經濟的全面方案和行動路線，形成一個可操作性強的低碳經濟發展藍圖。同時，將二氧化碳減排作為約束性指標列入“十二五”規劃中，以制度形式來限制溫室氣體的排放，努力促進地方經濟發展模式的低碳轉型。
第二，細化低碳支持政策。細化政策支持是落實戰略目標的關鍵所在，有助于形成低碳經濟發展的長效機制。因此，需要省人大專門委員會、省有關經濟、環境保護和稅務等部門密切協作，探索建立適應河北省發展低碳經濟的政策制度體系，進一步加大支持力度，為低碳經濟的快速發展提供科學合理的制度支撐。
第三，開發低碳居住空間。加強建筑節能技術和標準的推廣，開發低碳住宅已勢在必行。建議引入能效標準和標識制度；提高建筑節能標準，加大標準的檢查、執行力度；鼓勵能源服務公司對既有高耗能建筑進行節能改造；推進建筑節能材料的產業化發展。
第四，構建低碳城市公共交通系統。城鎮應該大力發展公共交通系統，提高公共交通分擔率，控制私人轎車無節制增長；加快發展城市軌道交通和城際高速鐵路，形成立體化交通體系；不斷提高強制性的汽車燃油效率標準，促進汽車改善燃油效率；同時，大力發展混合燃料汽車、電動汽車等低碳排放的交通工具。
第五，積極倡導低碳生活方式，培養居民“碳中和”理念。通過對“碳中和”這一理念在日常生活中的具體分解和對低碳生活方式的大力提倡，可以使人們深刻了解到生活中習慣和細節的改變可以起到減少碳排放、促進碳中和的作用，擁有越來越重要的環保意義。每一件生活用品，大至家電小到玩具、書籍和擺設，都有無窮的改進空間，投入智慧就意味著減少每一個環節的碳排放。個人的積極行動聚沙成塔、集腋成裘，就可匯聚為行為減碳的威力，對減緩全球氣候變暖意義重大。
第六，先行試點示范，總結經驗逐步推廣。在低碳轉型的方向下，為了改革過程不可逆轉，同時使改革不確定性所引起的風險是可承擔的，應當堅持漸進式改革的路徑，采取“先試點，后推廣”的路徑?？梢赃x擇一個或者幾個特定的地區或行業來先期試點，先在局部取得經驗，再逐步擴大，最后在全省范圍內推廣改革經驗。
五、結語
沒有人會反對增長，因為這是繁榮和福祉的基石，需要調整的是增長方式。置身在一個有限的世界，告別“竭澤而漁”的野蠻增長，倡導低碳轉型，發展低碳經濟，不僅是對我們過往所保持的唯經濟發展單一維度評價體系的深刻反思，也是為了邁向更為人道和可持續的增長軌道，必將成為影響未來若干年河北增長后勁的重要因素。
主要：
職業壓力是指由于工作環境的特點或工作中某些使人煩惱的事件導致從業人員的身心緊張狀態。而教師的職業壓力是指教師個體與教師職業活動中產生的身心負荷作用。學校的一些個別因素給教師造成了高強度的心理壓力,這不僅影響了正常的教育教學工作,而且對教師的身心健康造成了一定的威脅。根據當前中職教師職業壓力的狀況和特點分析:我國中職教師的職業壓力高于國外教師,究其原因,我們認為主要是:首先,我國正處于社會變革期,社會大氣候對教師的生活和工作沖擊很大。其次,隨著社會發展,來自學生的壓力(如學生厭學;基礎差;課堂難管理;有太多不良習慣與問題行為如吸煙、喝酒、泡網吧、夜不歸宿等;付出得不到學生理解等)、教師自我發展的壓力都增加(如拿學歷;評職稱;提干等),除此之外,近年來,“雙師型”的教師專業化的呼聲在教育中普遍流傳,中等職業教育概莫能外。我們認為中職教師壓力的嚴重程度已到了必須要治療干預的時候。倘若不及時、有效地減壓,他們如此負重將難以前行,即使前行,也將行之不遠。綜合近年來的研究成果,造成教師職業壓力的因素主要有三方面的因素。
一、社會因素
1.中職教師的社會評價具有片面性
中職的教育對象文化基礎薄弱,職業技術學校的教師無法在教學過程中產生成就感,而社會對學校的評價容易拿普通重點高中的學生與中職學生相比,兩者文化基礎的懸殊,社會認識就簡單地形成了好差學校之分,致使社會上產生一種錯誤的認識,認為中職學校不是正規學校,由于中職學校的社會評價具有片面性,社會對中職教師的認可度就會降低,教師獲得的主觀支持就越少,體驗到的壓力就會越高。
2.中職教師的社會對比缺乏價值因素
由于社會分工的不同,社會提供給教師的工資待遇低、社會地位不高、工作條件較差等使教師產生一種潛在壓力。中職教師在與同行或者是與其他行業之間經常會形成一種潛意識的對比,在對比中他們往往看不到自己對社會的價值。1984年美國的一項研究指出,教師壓力工作節奏過快和物質條件差距等10個壓力來源,報酬低就是壓力來源之一。因為缺乏自身職業價值的認識,常常帶來一定程度上的心理障礙。
3.中職教師的社會交往自信度不夠
中職學校的教師不僅承擔著教學的任務還受到社會各界多種壓力。目前中職學校面臨著就業難、生源減少的問題,嚴重威脅著學校的生存。中職學校在學生、家長眼里一向被認為是三流學校,即使上了職校也是無奈的選擇,所以職校在社會各界的眼里地位極低,學校一旦招不來學生就將面臨倒閉的危機,致使中職教師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常常被現實挫傷,自我強度低,心理素質較差,加上長期的校園文化生活的影響,他們走向社會感到力不從心,相較于普通中小學的老師們,他們更容易自我否定,自我認可度較低,外部承受巨大的精神壓力,內部又缺乏足夠的抗壓能力。長此以往導致中職教師的社會交往自信度不夠往往會選擇逃避。
二、學校因素
1.工作超負荷
隨著社會的發展和現實的需要,教師的工作量正在逐年增長。教師的工作對象是具有獨立思維的學生,這就是教師職業不同其他職業的一點――沒有八小時工作制。中職學校的學生不良行為多,教師的教育教學工作異常繁重,不僅從事傳統的教育教學工作,還要從事教導育人的工作,工作時間遠遠超出從事其他行業的人員。加之,科技的快速發展多媒體的利用,使得教師不得不花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去學習新的科技理論知識,才能使自己跟上時代的步伐。所以說,不論從那種方面來看,教師的負擔有增無減。
2.人際關系日益緊張
學校是一個組織管理系統,成員間的肯定認可、正確的評價和支持并不容易。研究表明,對教師而言,學校的人際關系主要是同事、領導的關系。而隨著學校內部的競爭,如評優、晉升、學生學習情況的評比,加上部分領導武斷的領導方式和不公正的的處事方法,使學校教師內部人際關系緊張;現在的孩子大部分都是獨生子女,家長對子女的期望值越高對教師的要求也會相應的增高,一旦成績下降則懷疑教師的教學能力和水平,這在相當程度上導致教師威信大減,使得教師與學生家長的關系日益緊張,從而使教師產生壓力感。
三、教師個人因素
1.不切實際的過高自我期望
追求“完美主義”的這種心態很容易使教師忽視自身條件的限制,如“個性、能力、機遇等”,一旦過高的自我期望不能實現就會有很強的挫敗感。“學高為師,身正為范”的職業操守把教師潛移默化成一個“完美”高大的形象,一旦出現差錯,教師就會干自責內疚,焦慮不安,長久以往,就會產生失落、自我否定和背上沉重的思想包袱。
（一）公共財政投融資力度不足
低碳經濟的投融資模式是一種雙體系，涉及投資與融資兩方面問題?？v觀發達國家的低碳投融資模式，其融資渠道通暢完善，方式靈活多樣，擁有著高度發達的金融市場。作為低碳經濟立法先行者的英國，其主要的資金來源于政府普遍開征的氣候變化稅（CCL）。在2004~2010年間，英國GDP從22208億美元上漲3.36%至22955億美元，而人均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在7年間的下降幅度高達12.22%。碳稅作為一種刺激性經濟政策，已在丹麥、荷蘭、挪威、德國等全球范圍內推廣實施，實現了低碳經濟工作的規范化和系統化。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顯示，諸如英國、美國等發達國家對發展低碳經濟的財政投入力度大，其環境污染治理投資總額占GDP的比重大都超2%，而我國直接用于發展低碳經濟投融資的資金卻遠遠不足，雖然全國環境污染治理投資總額在逐年增加，從2008年的4937.03億元到2012年投資總額的8253.46億元，同比增長16.02%，是2004年的4倍之多，但是其所占GDP的比重低，僅為1.59%，只能夠達到控制環境惡化的目的。同時，我國政府的重視程度不足，法律力度不夠強化，缺乏碳減排的激勵機制，目前尚未形成成熟穩定的投融資體制和強制性的減排約束。據統計，我國每年在節能環保市場上的投資不到1000億元，低碳經濟存在嚴重的投融資缺口，大約在2000億元左右。國家發展改革委能源所2009年的《2050中國能源和碳排放報告》預測，照目前的投資增長速度，到2020年，節能、新能源行業和其他環保行業至少有2萬億資金缺口需要彌補。
（二）商業銀行參與度不高
技術與資金是發展低碳經濟投融資的最關鍵的兩個要素，而技術的進步與發展也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這就要求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對低碳經濟投融資體系的資金投入不僅要在量上得到改善，更要追求質的提高。以節能減排、保護環境為目的的綠色信貸，利用金融杠桿，推動了世界經濟由“高碳”向“低碳”的成功轉型。在支持綠色信貸投融資方面，美國、英國、德國等發達國家紛紛實踐了赤道原則。赤道銀行提供了環境保護和風險評估框架，第一次確立了項目融資的環境與社會的最低金融行業標準，目前采用赤道銀行的機構以擴大至27個國家的67家機構，其業務總量占全球項目融資的85%以上份額，業務覆蓋100多個國家。而中國的第一家本土赤道銀行———興業銀行，雖逐步與國際標準相接軌，為企業節能減排提供了良好的環境，但其綠色信貸總額與總資產的比例僅有3.46%?！吨袊吞冀鹑诎l展2014年度報告》稱絕大多數銀行這一比例低于2%，資金缺口高達現有融資的20倍之多，遠遠不能滿足實際需要。目前，中國工商銀行、國家開發機構等金融機構都已研制出符合自身需求的投融資方案。但不能否認的是我國商業銀行對低碳項目的服務與信貸剛剛起步，融資渠道單一，融資工具創新不足，實施綠色信貸的內在動力不足，執行效果并不明顯。
（三）資本市場融資支撐不夠
資本市場是調整產業結構、拓寬融資渠道、優化資源配置的重要平臺。低碳經濟周期長、技術新、投入大的特點使得碳基金、碳保險、碳證券等融資工具應運而生。目前，國際上已設立約50家的碳基金用于節能減排和清潔能源發展，不僅提高了能源的利用效率，而且為低碳發展籌措了大量的資金。以英國為代表的碳信托基金，自成立以來已實現了1700萬噸二氧化碳的減排任務，節省了超過10億英鎊的能源支出。我國的碳基金始于2005年，剛起步不久，規模較小。具有低碳環保性質的上市公司數量少，低碳企業在主板和創業板上市困難，比例僅為10%左右。技術轉化資金不足，缺乏相關扶持政策，資本市場參與低碳經濟的融資程度不高。
（四）金融衍生工具缺乏
1997年12月，聯合國氣候大會在日本京都通過《京都議定書》，由此推動了全球碳交易市場的迅速增長。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顯示，2005年全球的碳交易額為108.6億美元，2008年迅速上升到1263.5億美元，增長了126.6%，2011年更是創下了1760億美元的新高。與此同時，碳交易量從2004年的0.94億噸爆炸式地增長到2012年的105.266億噸，漲幅高達110.99%，2020年的碳交易量有望達到440億噸。《全球碳預算》顯示，中國是碳排放量總量最大的國家，約占27%；其次是美國，占14%；歐盟占10%以及印度占6%。目前，中國擁有全球最大的碳排放資源，是世界第一大二氧化碳排放國。英國、美國、澳大利亞等發達國家目前正在積極探索有關碳交易的衍生工具市場，歐盟氣候交易所（ECX）的排放貿易制度體系占到全球碳交易市場的68%，美國芝加哥交易所（CME）已成為全球自愿碳減排市場的典范。各種金融衍生品如碳期貨、碳期權等層出不窮，對資金的擴張起到了強烈的刺激作用，碳交易市場儼然已發展成為全球最具潛力的商品交易市場。目前，上海、北京環境交易所和天津排污權交易所已啟動交易，但是從總體上來看，我國碳市場機制尚未成熟，碳金融衍生工具缺乏創新力度，買賣碳商品的定價權無法掌控，我國仍處于全球碳交易市場價值鏈的低端位置，尚未形成信息透明、統一標準化的碳交易市場。
二、低碳經濟投融資發展的作用方式
（一）作用機制
影響低碳經濟投融資發展的制約因素眾多，主要包括能源效益、供應安全、風險預警、運營機制和實施力度這5個方面。通過研究制約因素的作用機制，有利于趨利避害，通過采取合適的方案，不斷發展和完善我國的低碳經濟投融資體系。該研究問題分為3個相互聯系的層次，同一層次的因素既受上一層次因素的制約，同時又對下一層次因素起著制約作用。其中，最上層為最終目標層，即促進低碳經濟投融資發展；中間層為制約因素層，包含能源效益、供應安全、風險預警、運營機制和實施力度5個制約因素；最下層為作用對象層，即分別從社會、經濟、生態3方面探討對制約因素的影響。3個層次之間交互制約，形成如圖1的促進低碳經濟投融資發展的遞階層次結構。低碳能源、供應安全、風險規避、運營機制和實施力度是是維持社會健康運轉、促進經濟快速增長以及生態可持續化發展的“血脈”。能源結構的合理優化以及利用效率的提高有利于探索挖掘節能環保的新能源，減少傳統化石能源的耗用，增加對風能、太陽能、地熱能等無碳能源的選擇與預測；近年來能源戰爭的爆發以及“煤荒、油荒、氣荒”的出現使得傳統化石能源不可再生的弊端日益顯現，人們更多地傾向于尋找清潔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以此確保有充足穩定的可再生能源的供給；信用風險、金融風險、市場風險的合理規避，能夠最小化對社會生活、經濟增長和生態優化的威脅，權衡好風險和收益的關系，保證低碳經濟投融資發展的“三性”平衡；節能減排政策、稅收優惠等保障機制與激勵機制的運用，如政府強制性對高碳產業采取減排措施，對低碳產業實施稅收減免、財政補貼等優惠政策，保障法律權利和福利權利等進一步地刺激了產業的低碳化和投融資的發展；創新與重視力度的加大，能夠活躍我國的低碳經濟市場，為我國低碳投融資的發展注入新生的活力與迸發力?？梢钥闯?，這三個層次構成了一種交互相織的網狀關系。人們對社會的要求、經濟技術發展水平以及對環境預期等因素的影響，都會使能源效益、供應安全、風險預警、運營機制和實施力度發生相應的變化，進而影響低碳經濟的投融資發展。研究層次結構的作用機制，可以得到制約因素對低碳經濟投融資發展的影響強弱，更加明確其在社會、經濟和生態在發展低碳經濟投融資過程中的重要性，并根據實際情況，因地制宜地采取措施，不斷構建和完善我國的低碳經濟的投融資體系。
（二）促進作用
隨著溫室氣體的大量排放，全球氣候變暖問題亟待解決，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重視低碳經濟的規?；l展。雖然我國的低碳經濟起步較晚，而且面臨著多種問題，但不能否認的是，發展低碳經濟投融資促進了我國的社會穩定、經濟增長和生態環境的可持續發展。同時，低碳經濟投融資發展也雙向地對公共財政、綠色信貸、資本市場和碳交易產生了重要的作用。如圖模型所示，發展低碳經濟投融資體系的影響是相互的。投資低碳經濟能反向地加大公共財政的投入，構建和完善綠色稅收體制；實現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與國際社會的雙贏局面；促進多種融資工具的創新，增強資本市場的活力與競爭力；逐步提高我國在全球碳交易市場中的話語權，提升我國的碳金融衍生工具市場的國際化水平。與此同時，公共財政投入力度的加大為發展低碳經濟提供了強有力的保障，綠色信貸和赤道銀行的規范促進了我國經濟結構逐步向低碳經濟轉型的步伐，資本市場規模的擴大拓寬了低碳產業的融資渠道，日益活躍的碳交易和推層出新的碳金融衍生工具也共同推動了和諧共生的低碳經濟投融資機制的發展與創新。
三、主要結論與建議
構建低碳時代并非一朝一夕能夠完成，我國低碳投融資模式的轉型已經到了關鍵時刻。針對我國低碳經濟投融資的發展現狀，分別從公共財政、綠色信貸、資本市場和碳交易四個方面提出了如下政策建議：
（一）政府不僅應制定好低碳制度，更應加大監督與管理力度
運用宏觀手段激勵金融機構的融資和直接的資金供給，微觀上配套風險補償和稅收優惠等財政政策，積極發揮稅收杠桿作用，引導社會資金投向低碳領域。宏觀與微觀層面雙管齊下，投融互動，適時選擇不同的碳稅政策，適地實施差別稅率，實現低碳經濟增長方式在量與質上的雙向提高，統籌建立起有中國特色的低碳經濟投融資發展體系。
（二）商業銀行應繼續完善綠色信貸體系
主動接納并演變為赤道銀行，有效發揮資金優化配置的功能，為低碳耗能企業上市建立綠色通道，加快同國際市場相接軌的步伐，為我國在“十二五”期間在低碳經濟的投融資方面提供至少80000億元的資金準備，力求實現金融機構的自身效益和我國低碳經濟持續繁榮的共贏局面。
（三）我國應繼續發展和完善順符合中國機制的碳基金
在資本市場上促進碳金融與碳市場的發育，在制度層面上運營政策工具促進國際協調，增加低碳上市公司在主板市場的數量，鼓勵和扶持高科技中小企業進入創業板市場，多渠道籌措資金，支持低碳經濟結構轉型與升級，使我國的碳基金項目更好地融入到國際的資本市場中去。
財政公共性作為財政的基本屬性，凸顯了政府的公共服務與社會管理職能，表現為政府實現維護社會經濟秩序穩定、提供社會公眾所不愿提供、無力提供或不能有效提供的公共產品的活動的相應財政支出，要求政府政策考慮國民利益，提高公共服務水平。我國“服務型政府”的構建正是強調了加強政府公共服務水平建設的重要性，客觀上要求政府在公共服務領域有更大的作為；與此同時“大部制”的實行彰顯了政府機構精簡的決心，追求政府規模的控制。政府規模怎樣影響財政公共性？怎樣更有利于和諧社會的構建、科學發展觀的貫徹落實？本文嘗試通過對20年統計數據構建計量模型分析得出結論，并提出相應政策建議。
二、文獻綜述
國內學者對財政公共性的研究較早，也較深入，近年來，隨著建設“服務型政府”和建立公共財政體制目標的提出，財政公共性的研究再次成為理論熱點。李一花（2000）[1]通過對財政階級性與公共性的分析認為，應在承認財政是兩者對立統一的基礎上，淡化財政的階級性，強調財政的公共性，并指出應解決好財政支出的“缺/越位”問題，以有利于公共財政基本框架的建立。崔潮(2009)[2]在分析了財政公共性公共指向、時空依賴、整體性下的層次性等特征的基礎上，指出財政支出“越/缺位”現象是財政公共性不適應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表現，主張推進財政公共性與市場經濟有效結合。張映芹（2009）[3]指出財政公共性的最終目標是提高國民的生活質量與國民的生活滿意度和幸福指數，促進中國公民社會的建立。主張完善政府的公共服務職能,認為全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就是財政公共性的基本價值理念.
對于政府規模的數量方面衡量指標的選取,國內學者的大多意見統一,王波(2009)[4]認為有政府財政開支占GDP比重、行政機構數量和公務人員占總人口或就業人口比重三個基本指標，認為在市場經濟下，不能盲目提倡小政府，應找到使市場與政府作用得到最大發揮的平衡點。呂煒，單雙（2009）[5]則構建了人員規模和資金規模兩種新指標，運用1997-2006年21個代表省市數據運用CLS計量方法進行實證分析，得出政府規模與公共服務水平正相關的結論。
目前對于政府規模對財政公共性的實現及變動的影響的分析較少，本文想以全國各級政府作為一個整體，進行實證分析，希望得到有效結論。
三、模型構建
由于財政公共性概念的抽象性，目前并無一致認可的衡量指標，考慮到政府的公共服務水平是財政公共性的實際表現，而前者的獲得又是通過財政支出中相應項目形成，因而本文采用將每年政府（各級政府，包括中央和地方在內）財政支出中用于國防、科教文衛、社會保障等方面的支出加總作為一個指標來衡量公共支出水平，用公共服務支出表示，該統計指標取自《中國統計年鑒》中國家財政主要支出項目中社會文教費（具體包括文教、科學、衛生事業費，教育費附加支出，撫恤和社會福利救濟費和社會保障補助支出）、國防費和行政管理費這三個指標值的總和。同時考慮為避免價格因素對數據造成不必要擾動，把以1978年價格為基期水平，對其余年份進行平減后的數據作為模型數據；對于政府規模，在數量指標的衡量上可以采用行政機構數量、政府就業人員占總就業人口比重和政府財政開支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等標準。本文采用政府（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加總）消費支出占當年GDP的比例衡量，并免于受價格水平影響，用消費支出/GDP表示。其中政府消費支出這一統計指標取自《中國統計年鑒》，是指政府部門為全社會提供的公共服務的消費支出和免費或以較低的價格向居民住戶提供的貨物和服務的凈支出，前者等于政府服務的產出價值減去政府單位所獲得的經營收入的價值，后者等于政府部門免費或以較低價格向居民住戶提供的貨物和服務的市場價值減去向住戶收取的價值。
表一公共服務支出及政府消費支出比重（單位：億元）
年份
公共服務支出
價格指數
平減后公共服務支出
gdp
消費支出
消費支出/gdp%
1978
359.64
100
359.64
3645.2
480
13.17
1980
554.91
109.5
506.77
4545.6
659
14.5
1985
931.75
131.1
710.72
9040.7
1184
13.1
1990
1646.54
216.4
760.88
18718.3
2252
12.03
1991
1823
223.8
814.57
21826.2
2830
12.97
1992
1983.49
238.1
833.05
26937.3
3492.3
12.96
1993
2293.91
273.1
839.95
35260
4499.7
12.76
1994
2967.93
339
875.5
48108.5
5986.2
12.44
1995
3456.81
396.9
870.95
59810.5
6690.5
11.19
1996
4101.7
429.9
954.11
70142.5
7583
10.81
1997
4733.7
441.9
1071.22
78060.8
9007.32
11.54
1998
5723.6
438.4
1305.57
83024.3
10041.42
12.09
1999
6905.22
432.2
1597.69
88479.2
11263.46
12.73
2000
8291.85
434
1910.56
98000.5
13375.82
13.65
2001
9729.49
437
2226.43
108068.2
16154.77
14.95
2002
11947.57
433.5
2756.07
119095.7
18218.72
15.3
2003
13124.25
438.7
2991.62
135174
20971.82
15.51
2004
15315.45
455.8
3360.13
159586.7
24358.69
15.26
2005
18111.9
464
3903.43
184088.6
27092.29
14.72
2006
21793.71
471
4627.11
213131.7
31930.41
14.98
數據來源：根據《中國統計年鑒2007》《中國統計年鑒2006》收集整理，由于文中公共服務支出這一統計指標是新構建的，現有數據資料不能提供相適應的價格指數，暫使用居民消費價格指數代替
四、結論及政策建議
本文利用20年全國時間序列數據運用OLS法進行回歸分析。實證分析得到公共服務支出與政府消費占GDP比重成正比，表明財政公共性水平在相當程度上依賴于當期政府規模。同時我們注意到，該模型不能用政府消費支出占GDP比重解釋公共服務支出的全部變動，這說明不能一味靠增加政府消費、擴大政府規模來提高財政的公共性水平，這就為當前的政府機構改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具體建議可以闡述為以下幾點：
1.加大對目前財政支出“缺位”領域的公共服務支出。所謂“缺位”，是指按照財政公共性的要求，應該但尚未發揮應有作用的財政支出項目。雖然自1990年以來我國財政支出以平均每年約為17%的速度增長，但基礎性科研、基礎教育，社會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等投資比重仍不足，這就要求政府在這些公共服務領域擴大消費規模，以實現財政支出結構的優化合理，同時也將提高財政的公共性水平，有助于關注民生的“服務型政府”的建立。
2.逐步消滅財政支出的“越位”現象。與“缺位”相反，在某些領域財政支出干預市場起到了負面作用，即對競爭性領域有較多參與，政企不分的現象仍然存在，對于這些領域，財政支出應有所限制，以免干擾我國市場經濟的資源配置職能的順利實現。
3.政府機構改革“精簡”的基礎上更要“增效”。誠然冗員的機構導致行政管理費的無謂擴張，造成資金使用的低效率?！按蟛恐啤钡母母镒詫嵭幸詠?，已取得很好的反響，但改革僅停留在精簡機構、裁撤人員上遠遠不夠，盲目追求政府規模的減小更不可取。由以上模型分析我們得知，財政公共性水平的提高有賴于政府規模，盲目“減員”不但不能“增效”，反而會與建設“服務型政府”的目標背道而馳。所以明智的政府機構改革需要在把人員編制控制在合理水平的基礎上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
4.合理利用政策滯后效應，提高財政支出資金利用效率。單純根據目前經濟社會發展情況而忽略以往政策的滯后影響制定的政策，可能會在政策實際執行中產生偏差，達不到預期效果或者“過猶不及”。通過對政策滯后效應的研究，掌握其規律，更恰當的安排財政支出，不但可以優化財政支出結構還能實現資金使用效率的提高，這對于“服務型政府”的建設和財政支出的績效提升都將起到積極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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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力工業在國民經濟發展中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是國民經濟的第一基礎產業，為國民經濟各個行業發展提供能源供給和動力支持。隨著中國經濟的迅速發展，對電的需求量在不斷擴大，電力需求市場的擴大又進一步拉動了電力工業的發展。而電力工業的適度超前發展又反過來為國民經濟乃至整個社會的穩定發展提供了有效的保障。
一、改革開放以來，電力與我國經濟發展基本實現良性互動
回顧過去30年，我國宏觀經濟的加速增長造成全社會用電需求也呈加速增長趨勢。從2003年開始，全國GDP連續五年保持10%以上增速,且呈加速態勢。全國經濟的加速增長,帶動了電力需求的加速增長。并且自2000年以來,電力需求增速持續大于GDP增速。
高速增長的電力需求不斷的給電力工業的發展提出了新的要求。改革開放以后，尤其是20世紀80年代末以后，我國在大力提高一次能源產品生產能力的同時，將能源工業建設的重點放在了電力工業上。過去30年是我國電力工業高速發展的30年。1978年，我國發電量僅2566億千瓦時。經過20多年的持續發展，到2001年，我國的發電量已達到14819億千瓦時，年均增長7.9%；其中80年代及以前，年均增長7.8%，90年代以來，年均增長達到8.1%。
與此同時，我國的電源結構在過去30年里也得到了明顯的優化。以各時期累計的新增機組容量計算，1978年～1989年，火電新增機組容量占全部新增機組容量的比重為77.6%，而1990年～2001年，這一比重已降低到71.1%。與此同時，清潔能源──水電、核電、風能發電等的新增機組容量的比重得到了提高。電源結構的優化對我國因能源消費而引起的環境污染問題的不斷解決，帶來了積極的影響。
二、電力需求繼續高增長的經濟淵源
我國長期以來是以工業為主導的經濟結構，而且重工業產值在逐年增加。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工業在我國國民經濟結構中所占比重始終維持在高位，其中重化工業特征顯著，其在我國GDP占比和第二產業占比均表現為持續增加態勢。2007年10月，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17.9%，重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19.4%。從重點能耗行業的固定投資增度來看，2007年除電力行業固定投資較2006年有所降低外，其余高耗能行業固定投資較2006年均有所抬升。這是2007年電力消費彈性系數維持1.31的主要原因。隨著宏觀調控力度不斷的加大，這些高耗能行業的固定資產投資規模將得到遏制，但為保持宏觀經濟的平穩過渡，筆者認為在今后幾年，我國高耗能行業在經濟中仍處于重要的地位，電力消費彈性系數仍將高于1。
與此同時，中國的城鎮化進程繼續保持高速增長勢頭。2006年城鎮化率達43.9%，比2000年提高7.68個百分點。至2007年末，全國共有城鎮人口5.94億，城鎮化水平44.9%。隨著城鎮化水平的提高，我國城鎮居民家庭平均百戶耐用家電擁有量與更新換代速度也在逐年上升。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我國的重化工和城鎮化將構成我國電力在新時期繼續保持高增長的重要動力淵源，在二者的助推下我國將迎來電力發展與社會進步良性互動的新階段。
三、經濟發展新思路指引下，電力投資出現新亮點
為建設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促進我國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我國狠抓節能減排工作，明確了“十一五”能源消耗和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控制目標。電力行業作為節能降耗和污染物減排的重點領域，2007年積極推動實施上大壓小、差別電價、節能調度、發電權交易等多種措施，節能減排工作取得了顯著的成效。據粗略估算，2007年電力行業僅通過提高能效（包括降低線損率和供電煤耗）、發展可再生能源發電和加強需求側管理三項措施，即相當于節約一次能源6492萬噸標煤，減少二氧化硫排放約103萬噸（約占2006年電力二氧化硫排放的7.65%，全國二氧化硫排放的3.99%），減少二氧化碳排放約1.8億噸。
水電是重要的清潔型能源，可再生、無污染、運行費用也比較低，還便于進行電力調峰，有利于提高資源利用率和經濟社會的綜合效益。根據”積極開發水電、優化發展火電、推進核電建設、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的能源開發政策，到2010年，全國水電裝機容量將達到1.9億千瓦，其中大中型水電1.4億千瓦，小水電5000萬千瓦；到2020年，全國水電裝機容量達到3億千瓦，其中大中型水電2.25億千瓦，小水電7500萬千瓦。
在清潔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利用中，核電和風電將是我國今后電源建設的重點，但由于兩者在我國發電裝機中所占比重很小，所以即便是根據中長期規劃，到2020年核電和風電裝機容量分別到4000萬千瓦和3000萬千瓦，屆時，核電和風電占全國發電總裝機容量也不到5%。所以，核電和風電在今后我國的清潔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發展規劃中將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二者的投資發展空間是無可限量的。
四、結束語
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我國社會的整體面貌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我們要把經過不懈努力換來的電力供需相對寬松、良好的環境，看成是電力工業加快結構調整、實現電力工業適度超前發展的重要歷史機遇。在新時期進一步促進電力與社會的和諧發展。
參考文獻:
截止2011年1月13日，1美元可兌換人民幣6.5997人民幣，相比于2007年1：7.78左右，人民幣升值速度較快。其中，2008年初開始的金融危機對匯率影響不可忽視，這是人民幣對美元升值的外部原因;而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則是人民幣升值的內部原因。人民幣的升值對中國經濟有何影響，以及我們應對不利影響時應采取何種政策，都是值得我們深入探討的問題。
一、人民幣升值的外部壓力
人民幣升值的外部壓力主要來自于美國與日本在國際輿論上的施壓。
1.美國方面
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后，美國經濟遭受了嚴重打擊，人民幣升值從短期來看對美國經濟有利，美國基于以下原因要求人民幣升值。
遏制對中國商品和勞務進口，擴大出口。我國出口多為勞動密集型產品，科技含量較低，人民幣升值將直接導致我國出口商品價格升高，這將使我國商品的價格優勢縮減，商品在海外市場占有率下降；同時，人民幣升值將使美國商品在我國市場價格下降，有利于其擴大出口，緩解國內高失業率，并對其扭轉貿易逆差有所幫助。
使中國外匯儲備縮水。中國所持有的美元外匯儲備量全球第一，到2010年9月份共持26483.03億美元①。美國通過大量發行美元，造成美元貶值，人民幣升值，從而使我國美元外匯儲備縮水。例如：人民幣對美元升值百分之一，即美元貶值百分之一，我國外匯儲備就將縮水260億美元。一定的外匯儲備是一國進行經濟調節、實現內外平衡的重要手段。人民幣兌美元的升值將對我國國有資產造成巨大損失，對我國經濟穩不利。
使中國持有的美國國債大幅縮水。7月份我國增持美國國債30億美元。截至7月末，我國持有美國國債余額為8467億美元，仍為美國國債的最大海外持有國②。因此，美國若持續增加美元供給，將使美元大幅貶值，是中國所持有的美國國債大幅縮水，使中國資產外流。 日本方面
日本經濟長期發展遲緩，內部需求不足，是此次輿論產生的主要原因。自90年代起，日本國內一直通貨緊縮。政府為治理通貨緊縮，推出包括經濟搞活戰略、處理不良債權等一系列經濟改革對策，但短期內企業破產加劇，失業增加，通貨緊縮趨勢有增無減。在日本政府解決長期通貨緊縮效果有限情況下，日本經濟領導高層開始將目光轉向日元國際匯率平衡問題，希望通過誘導日元貶值，增加貨幣供應量，提高進口產品價格，抑制國內物價下降勢頭。從政策層面來看，這是日本政府改革措施乏力，難以找到經濟復蘇出路的一種表現。
二、人民幣升值的內部動力
國際收支雙順差。國際收支雙順差是指經常項目順差和資本項目順差，在理論上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是互補的，所以不可能同時出現順差，但在我國卻出現了雙順差的現象：經常項目順差，指進出口貿易、出口大于進口。 資本項目順差，指入出境投資、外資流入大于本國資本輸出。
1.雙順差（貿易順差與資本順差）是人民幣升值的重要源頭。若一國收入大于支出,即國際收支出現順差,這意味著該國外匯市場上外匯供給大于需求,因此外幣將貶值,而本幣必將升值。2010年上半年，我國國際收支總順差2165億美元，較上年同期增長11％。其中經常項目順差1265億美元，同比下降6％，上年同期為下降30％；資本和金融項目順差900億美元，同比增長48％，上年同期為下降15％。③我國在經常性項目與資本金融項目的雙順差都意味著在外匯市場上人民幣的需求大于供給，從而促使人民幣升值。 購買力平價理論。購買力平價指一定時期內兩種貨幣的匯率是由兩種貨幣在本國國內所能購買的商品與勞務的數量來決定的。也就是說本國貨幣與外國貨幣的交換,實質上是本國貨幣和外國貨幣購買力的交換,長期均衡匯率是由本國貨幣與外國貨幣的購買力對比決定的④。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的《人類發展報告》顯示,2005年中國人均gdp按名人民幣升值名義匯率計算為1352美元,但若按購買力平價方法折算則為5791美元,即名義匯率比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的人民幣匯率低估4.06倍。一般來說,購買力平價的計算僅涉及到可貿易商品,并且沒有考慮產品和服務質量的差異,因而容易高估發展中國家的幣值。但是,人民幣幣值即使沒有undp估算的那樣高,也不至于像現行的幣值那樣低。 中國經濟快速發展。一般認為，在經濟高速增長時期，生產率的較快提高和經常項目出超往往會引起本國貨幣升值；同時，在經濟快速發展期間出現外國資本的持續流入也會引起貨幣升值。中國gdp在2010年超過日本，成為僅次于美國的gdp世界第二大國，經濟的發展為人民幣幣值的提高奠定了經濟基礎。
三、人民幣升值對我國經濟影響
人民幣匯率的變動主要影響我國進出口貿易、外匯儲備、外資引進、金融穩定，同時對老百姓生活也會造成一定的影響。
1.進口。人民幣匯率的升值一方面將促進我們以相同的價格進口更多的原材料、外國商品，引進更先進的科學技術，有利于促進國民經濟的快速增長；另一方面，人民幣升值將使國外商品價格下降，可能對國內某些落后產業造成一定沖擊，但長遠來看，有利于國內落后產業的技術革新。因此，總的來說，人民幣匯率上升對我國進口貿易有利。 出口?？偟膩碚f，人民幣升值對我國出口貿易將帶來比較大的損害。降低出口企業利潤率，降低對外資的吸引力，減少外商直接投資，加大社會就業壓力，并增加財政赤字，造成通貨緊縮等，但是具體到各個行業則需作進一步的分析。
人民幣升值直接導致我國出口商品價格的提高，這將大大降低我國出口商品的市場競爭力，因為價格便宜正是中國制造的生命力所在，并且，出口廠商無法從商品價格的提高中獲益，因為人民幣升值后，等額的美元無法兌換人民幣升值前所能兌換的人民幣數量。而且,人民幣升值會導致人工費用等生產成本增長,故對出口貿易依存度大的行業的短期沖擊將難以避免,尤其將嚴重影響那些以低價格取勝、科技含量較低的產品出口。
由于出口價格彈性（出口量的變化對商品價格變化的反應程度）的不同，人民幣升值對不同行業出口所帶來的不同影響也有所差異。我國的出口型行業主要有紡織、服裝、化工、電子機械制造業等,其中紡織服裝業是受影響最大的行業。中國紡織服裝業出口依存度達50%左右,且附加值低、主要以價格為競爭手段,出口價格彈性較低,降價空間很小。因此,人民幣升值后,將大大削弱我國紡織服裝產品在國際市場的價格競爭力。根據有關研究,人民幣每升值1%,棉紡織、毛紡織、服裝行業的利潤率將下降3.19%、2.27%和6.18%⑤。如果人民幣升值3%,可能會抹平國內紡織服裝業的平均利潤水平。我國紡織品出口額占出口商品總額的20%左右,在對外貿易中的地位非常重要。 外匯儲備與持有美國國債。人民幣升值將造成我國外匯儲備及所持美國國債大幅縮水。 引進外資。人民幣升值不利于我國引進境外直接投資。我國是世界上引進境外直接投資最多的國家，目前外資企業在我國工業、農業、服務業等各個領域發揮著日益明顯的作用，對促進技術進步、增加勞動就業、擴大出口，從而對促進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產生著不可忽視的影響。人民幣升值后，雖然對已在中國投資的外商不會產生實質性影響，但是對即將前來中國投資的外商會產生不利影響，因為這會使他們的投資成本上升。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可能會將投資轉向其他發展中國家。
5.影響金融市場的穩定。人民幣如果升值，大量境外短期投機資金就會乘機而入，大肆炒作人民幣匯率。在中國金融市場發育還很不健全的情況下，這很容易引發金融貨幣危機。另外，人民幣升值會使以美元衡量的銀行現有不良資產的實際金額進一步上升，不利于整個銀行業的改革和負債結構調整。
6.對老百姓而言，通過人民幣升值可以購買到更多的商品及服務，出國旅游、留學的成本將大幅下降。
總的來說，人民幣升值對國家經濟可能造成巨大的沖擊，然而人民幣升值已成定勢，我們如何應對挑戰才是我們應重點研究的課題。
四、應對人民幣升值的措施
政府應通過各種手段努力將人民幣升值速度在控制一個可控制的范圍之內，減緩升值的速度。
政府應通過財政、技術等方面的扶持，促進產業升級，優化貿易結構，通過提高對外貿易產品的科技含量增強產品競爭力，抵御外國產品對國內市場的沖擊，并使國內產品提高在海外市場的競爭力。
建立一系列的金融監督體系和抵御措施，例如：降低人民幣存款利率或提高貸款利率。存款利率應下調到使人民幣的收益率低于其他國家貨幣如美元的收益率，從而有助于避免大量“熱錢”流入我國，降低人民幣來自資本項目盈余的升值壓力。
轉變我國發展戰略，由外向型經濟向內需型經濟轉變，開發國內市場，國家可通過各種財政手段，比如降稅、調整個稅征收點、減費、增支等提高民眾消費能力。
適度控制、合理利用我國的外匯儲備。合理利用我國充足的外匯儲備，提高企業出口競爭力，這是應對人民幣升值貿易沖擊的關鍵。由于人民幣升值壓力很大程度來源于大量外匯儲備,所以利用我國目前大量外匯儲備來進口石油、糧食、礦砂和技術設備等我國緊缺資源和急需技術，不單可以緩解大量外匯儲備所累積的人民幣升值壓力，而且可以提高我國企業生產能力和整體素質，最終有利于對外國的產品出口?？梢钥紤]的具體使用途徑有:可以在國際金融市場上建立和完善我國重要戰略資源的期貨儲備機制,諸如石油、銅、鐵礦砂等我國稀缺資源,為保障國家安全作必須的準備；放寬外匯管制,提高優秀企業的用匯比例,鼓勵國內優秀企業向外直接投資,提高外匯使用效率；購買國內緊缺商品，平衡國內物價，利用人民幣升值減輕部分行業、部分產品物價上升過快的壓力，對我國可能出現的通貨膨脹也會起到一定的抵消作用。
隨著中國經濟不斷發展，來自外部社會的壓力將不斷增加，各種各樣的矛盾將層出不斷，而解決這些矛盾，甚至將矛盾轉換為機遇的關鍵在于自強。只有中國經濟結構的不斷完善，貿易結構的不斷升級，國內經濟環境的不斷穩定與優化，中國經濟才能更加穩定與快速的發展。
注釋：
①國家外匯管理局 中國外匯儲備——2010年.
②美國財政部.
中圖分類號：S157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前言
當前，我國水土流失問題十分嚴重，在范圍上呈現廣闊，在種類上呈現多樣，在程度上呈現嚴重等特點，水土流失已經成為制約社會發展，影響人民生產生活，妨礙生態重建的根本性問題，是創建全面小康社會中主要的阻礙和制約。當前水土流失在水資源和水環境上有幾種的表現，水體水質惡化、非點源污染嚴重、水資源綜合利用效率低等問題在我國廣泛存在，這些危害不但對當前社會進步不利，更會對國家的長遠發展帶來負面的影響。因此，需要對水土保持工作進行深入研究，要將水資源和水環境作為水土保持工作的重點考慮因素和環節，突出水土保持的科學性和長期性，為當前經濟和社會發展提供可靠的資源和環境，更為長期的進步提供基礎和保障。
1水土保持對水資源和水環境的影響
1.1水土保持對水資源的影響
水土保持工作中應該考慮水資源的效應，通常在行業內建成水量效應，主要是指水土保持措施對設計和工作區域內流域徑流和地下水資源變化的影響。一般地看，水土保持工作能夠有效降低流域內徑流的大小，減緩徑流產生的沙化趨勢，削減流量在雨季洪峰的流量，使徑流含沙量得到有效控制。在特殊時期，例如多年不遇的洪水過程中，水土保持可以滯緩洪峰出現的時間，預防流域內不同徑流洪峰的疊加效應，同時有利于降低洪水過程中產砂量和徑流。總之水土保持會對區域內的流域水循環造成影響，會對水資源的數量、時間和質量有比較大的改變。
研究
1.2水土保持的水環境的影響
水土保持對水環境的影響集中體現在對非點源污染的控制上，非點源污染來自農業生產、水土流失、居民生活、城市徑流、大氣污染物沉降，非點源污染具有隱蔽性強、隨機性大、分布廣泛、種類眾多、來源復雜、形成機理多樣、發生落后等特點，這會大大提高治理和控制的難度。水土保持工作要利用水環境的生態和綜合效應，實現對非點源污染的過濾、吸收、遷移和轉化。在水土保持工作中要積極考慮水環境的因素，同時水土保持也會對水環境產生巨大的長期影響，這是進行水土保持工作時必須重點考慮的關鍵環節。
2水土保持措施的研究重點
2.1水文分析的措施研究
水文分析是水土保持措施中最為基礎的部分，進行水文分析應該立足于水文泥沙觀測的資料，建立有一定精度的治理前流域產流產沙模型，然后將治理后的降雨條件代入，還原計算得到相當于治理前的產流產沙量，再與治理后的實測水沙量比較，從而求得水土保持措施對水沙的影響量。水分分析可以根據經驗公式法、雙累積曲線法、不同系列對比法、單位毫米有效降雨產流產沙量對比分析法和徑流系數還原法等方法進行，這些方法具有模型直觀、計算簡單、效率高等優點，是水文分析的常見方法。但是水文分析法對汛期有著特殊的規定，因此，需要重點加以區分和明確。
2.2成因分析的措施研究
成因分析措施是根據各項水土保持措施減水減沙作用實測成果，并考慮產沙在河道中的輸移及沖淤變化，以及人類活動新增水土流失數量等，計算水土保持減水減沙效益的一種方法。其關鍵是水土保持措施數量的統計和蓄水保土定額的確定。該方法的主要優點包括：一是能直觀了解在實施各項措施的土地上土壤侵蝕減輕的程度；二是能在一定范圍內檢驗水文法計算結果的合理性;三是不僅能分析計算現狀治理措施的蓄水攔沙效益，而且能預測規劃治理措施的蓄水攔沙效益。它是計算水保效益、分析當前治理現狀、預測未來水沙變化的一種重要分析方法。
2.3非點源污染物計算的措施研究
水土保持工作中對非點源污染的負荷計算分為兩個部分組成：一是，溶解態物質，即在降雨徑流的過程中污染物溶解在水中并隨地表徑流匯入水體；二是，吸附態物質，即侵蝕土壤吸附的固態污染物，它與侵蝕土壤一起被輸送到水體中。非點源污染大多是在土壤侵蝕運移基礎上產生的，它的主要過程是以侵蝕過程為基礎。流域下游水環境污染主要就是由于降雨產沙過程中所攜帶出的污染物造成的。通過流域地表徑流和地下水水質分析是研究水土保持水環境效應最直接和最有說服力的工作。但是非點源污染發生的不確定性、影響因素的復雜性及監測研究方法的局限性給流域非點源模擬、監測與控制造成一定的困難；而分布式水文模型又對基礎數據的要求十分嚴格，稍有缺失或誤差將會影響模擬結果，因在成因分析法計算泥沙輸移流失量的基礎上采用吸附態非點源污染負荷模型水土保持措施對氮、磷、有機質的影響進行定量計算。其中吸附態非點源污染物負荷模型描述如下：吸附態污染物以土壤侵蝕過程為輸送載體，其流失負荷受到污染物在土壤顆粒中的富集比例的影響，其計算模型數學表達式為：Ca=A×Qa×η
從目前研究的現狀來看，通過成因分析法計算水土保持的措施過程中還存在對氮、磷等土壤營養物攔截效應的成果較少的缺陷。
結語
綜上所述，在我國產生水土流失的原因復雜、多樣，因此，治理水土流失的過長將會是一個長期、艱巨的過程，特別是我國水土保持的理論研究還存在著系統性和基礎性的不足，這導致水土保持工作任重而道遠。當前水土保持工作要與水資源和水環境的治理相結合，要形成水土保持工作中對水資源和水壞境的影響和評估體系，以政策性規范和決策強調的方式強化水資源的保持和開發，為社會的長期進步和發展營造優良的空間和環境支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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