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經濟運行的微觀基礎樣例十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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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必須完善宏觀調控體系。建立規劃、金融、財政之間相互配合和制約的經濟機制，保持社會總需求與總供給的基本平衡，優化投資結構，提高投資效益，實現對國民經濟運行的綜合協調與控制，是完善國家宏觀調控體系的主要內容和基本目標。除此之外，促進國民經濟和社會的協調發展，落實國家規劃提出的各項具體任務，調整經濟結構和調節社會分配，還需要與產業政策相配合，保持國家宏觀經濟管理的穩定性和連續性，深入持久地做好各項微觀規制的基礎工作。

一、總量調控與結構調整

實施宏觀經濟管理是政府的經濟管理職能。其中，對國民經濟進行宏觀總量調控和結構調整是政府經濟管理的兩大基本方面。通常政府實施的宏觀調控主要是指對國民經濟運行總量調控，政府對國民經濟結構進行的調整則屬于宏觀經濟管理中的微觀規制。保持國民經濟運行的良好態勢，即保持社會總需求與總供給基本平衡，需要政府進行宏觀總量調控。宏觀總量調控又稱價值調控或信貸調控，是對社會總供給價值層面的調控，是通過控制貨幣總量而實現的對國民經濟運行的調控，其對宏觀總量的調節是要達到對宏觀供給總量控制的直接目的，并以此間接約束社會總需求。宏觀總量調控的具體控制力表現在對貨幣發行總量、信貸供給總量、證券市場規模等方面價值總量的控制上及對銀行儲蓄和貸款的利率、銀行法定準備金率的直接變動。宏觀總量調控是現代市場經濟中政府經濟管理職能的重要表現，是發揮政府宏觀調控作用的重要方面。政府擁有宏觀總量調控的職責，卻并不需要天天運作這種對宏觀經濟干預的職能。只有在國民經濟運行態勢偏離正常狀態和秩序時，即社會總供求出現明顯失衡時，才需政府發揮宏觀調控作用，對國民經濟總量進行必要的價值調控。宏觀總量調控的重要性和有效性是由現代市場經濟的實踐證實的。根據新古典理論，包括理性預期學派的觀點，政府的宏觀經濟職責只在于維持市場秩序，讓市場的價格機制充分發揮作用，由市場利率和價格的升跌來調節投資、消費、信貸等等，政府不應為減少周期波動、促進經濟增長、增加就業等目的而對市場的價格信號和資源配置進行直接干預。盡管至今在宏觀經濟理論的研究中，還有不少人傳承新古典理論，主張自由市場經濟，反對宏觀調控，但在現代市場經濟的實踐中，排斥政府作用，反對政府宏觀調控的聲音早已銷聲匿跡。

需要明確的是，宏觀總量調控的重要性是不可否認的，而宏觀總量調控的有效性是有局限的。這就是說，在政府發揮宏觀經濟管理作用中，總量調控的作用是顯著的、必要的，但卻不能解決國民經濟運行中出現的所有問題，不能取代政府其他方面的宏觀經濟管理作用。就政府宏觀經濟管理的兩大基本面來說，總量調控只能解決總量問題，即解決經濟的過熱或過冷問題，解決投資總規模的過大或過小問題，解決國民經濟發展已經或可能偏離基本運行軌道的問題，等等，不能用于解決經濟結構調整的問題。因此，不能將經濟結構調整混同于宏觀總量調控，不能期望通過總量調控改變國民經濟結構，總量調控肯定影響經濟結構調整，但經濟結構調整的重要性區別于宏觀總量調控，經濟結構的調整不可用總量調控替代且不同于總量調控的政府宏觀經濟管理內容。

在現代市場經濟中，社會生產的兩大部類包括物質生產，也包括勞務生產。兩大部類的平衡包括國民經濟運行中所有產業供給與市場需求間的結構平衡。這種結構平衡不僅是在價值層面上探討總量平衡關系，而是對實際生產能力的結構的適當要求，并在整個國民經濟運行范圍內要實現結構平衡。這其中，所有的供求結構平衡都源自生活消費品的供求結構平衡要求。正是從滿足生活消費的需求出發，才產生對整個國民經濟運行的結構平衡要求。這就是說，為實現生活消費品的供求結構平衡，其他所有方面的產品供求結構都只是一種邏輯對應關系，即都是在生活消費品生產適當的基礎上一層接一層展開的生產消費品的生產供給與市場需求間的結構對稱要求。由于生產生活消費品是生產的最終目的，生活消費品的供求結構平衡是社會最基礎的供求結構平衡，所以，在調整社會生活消費品需求方面，對整個國民經濟運行結構平衡的影響最為基礎和最有連鎖反應效力。

因此，在現代市場經濟中，政府的宏觀經濟管理應從滿足社會生活消費品需求出發，不斷地對國民經濟的結構進行調整。這種結構調整與總量調控有別，是政府宏觀經濟管理中微觀規制的重要方面。

二、微觀規制的基本特征

對國民經濟進行結構調整屬于微觀規制。微觀規制包含調整結構，卻不只是表現在結構調整方面，還有更多內容。但表現在國民經濟運行多層面上發揮的政府宏觀經濟管理作用，微觀規制不同于宏觀總量調控的特征表現在以下方面。

(一)長期性

宏觀總量調控基本上是短期性的，而進行結構調整的微觀規制具有長期性特征。在實際工作中，不論政府的微觀規制表現在國民經濟運行的哪個層面，都是政府宏觀經濟管理必須長抓不懈的內容。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劉樹成指出：“節能減排，以及把住土地閘門等，本屬于政府的微觀規制職能。我們常說把住兩個閘門：一個是信貸閘門，一個是土地閘門。信貸閘門屬政府的宏觀調控問題，而土地閘門屬政府的微觀規制問題。但由于政府的微觀規制是‘政府’的職能，很多人就將其視為‘宏觀’問題而歸入宏觀調控職能中。這樣一來，不利于節能減排和把住土地閘門的貫徹執行。因為宏觀調控是針對經濟運行的短期波動和變化而采取的措施，根據經濟形勢的‘冷熱’變化，其方向和力度可以時松時緊。但節能減排和把住土地閘門等這些屬于微觀規制方面的長期任務，卻不能時松時緊，而必須‘長’抓不懈?，F在，一些地方由于抓緊了節能減排和土地利用等審批工作，因此經常有人問，什么時候宏觀調控可以轉松。其意思是，什么時候節能減排的審批門檻和土地閘門可以放松。所以，要把節能減排和把住土地閘門等這些政府的微觀規制從宏觀調控中剝離出來，以利于‘長’抓不懈，下大力推進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

(二)針對性

宏觀總量調控對微觀經濟實體的影響具有普遍性或共同性，而不具有局部的針對性；而微觀規制在國民經濟運行各層面的作用都具有約束被規制者的針對性，即其作用不是泛泛地鋪天蓋地，而是針對具體的局部解決具體的規制問題。如，結構調整要解決鋼鐵產能過剩的問題，就要有針對性地對鋼鐵產業進行有效規制，做出具體的減少產能的安排并落到實處，直至達到調整目的。

(三)績效性

宏觀總量調控對國民經濟運行的影響具有時效性，一旦情況發生變化，宏觀總量調控必須極為迅速地隨之變化，而在此之前的調控即失去時效，不再有延續存在的價值和意義。而微觀規制是長期性的政府宏觀經濟管理的具體內容，因此，微觀規制具有政府實際工作成果的績效性，是長期的工作積累，與宏觀總量調控的時效性有所不同。如，政府對土地資源的微觀規制，是長年不斷的工作內容，而控制好土地資源，就是市場經濟體制下政府工作的重要績效。

(四)法制性

宏觀總量調控是對國民經濟運行做出的價值調控，雖然是依法實施的經濟調控，但這種調控并不體現具體的法律規制，而更多的是經濟政策層面上的直接反映。因此，準確地講，宏觀總量調控表現出很強的政策性，是國家主要宏觀經濟政策走勢的集中體現。但對微觀規制來說，不論是哪一方面的工作，都要依據具體的法律法規條款辦事，不可能脫離法律法規的規定對微觀經濟實體進行規制，因此，就這一點而言，與宏觀總量調控具有的政策性表現不同，微觀規制具有鮮明的法制性，表現為任何規制都要嚴格地按相應法律法規的規定執行。如，反壟斷法規定：經營者集中達到國務院規定的申報標準的，經營者應當事先向國務院反壟斷執法機構申報，未申報的不得實施集中。于是，國務院反壟斷執法機構作為具體承辦的政府部門就要依法接受有關經營者集中的申報，嚴格制止未經申報的經營者集中。

(五)基礎性

宏觀總量調控治標不治本，因此，具有時效性和熱點性，而不能在對國民經濟的調控中直接觸及和解決運行基礎的建設問題。凡進行宏觀總量調控，都必定要成為社會關注的熱點，成為一段時間內的經濟熱點問題。但與宏觀總量調控的治標不治本不同，政府承擔的各方面的微觀規制任務，都是既治標也治本，而且重在治本。所以，嚴格的說，政府在宏觀經濟管理中實施微觀規制是為解決國民經濟運行中各方面的基礎問題，具有基礎性特征。如，政府對電力業務許可證的頒發，就是一種基礎性的規制電力行業經營與發展的宏觀管理手段，可以通過這一手段的運用達到有效約束電力行業的發電企業、輸電企業和供電企業的生產規模、技術進步、網點分布等直接的規制目的。

三、微觀規制的多層面表現

政府微觀規制負責對國民經濟運行的多層面進行調整。其職責是市場經濟體制的賦予，是國家法律的規定，是政府經濟管理職能的落實。

(一)調整經濟結構

保持經濟結構平衡是保持國民經濟運行良好態勢的基本面。微觀規制的長期任務之一就是保持經濟結構平衡，因此，政府微觀規制的工作重點就是要不斷地根據經濟運行的情況變化調整經濟結構，基本實現國民經濟運行中經濟結構的動態平衡。通過具體的協調工作，運用適當的產業政策，政府調整經濟結構微觀規制的成效表現為：一方面促進產業結構升級，另一方面保持市場供求結構的基本平衡。

(二)配置自然資源

自然資源屬于國家所有。土地是最重要的自然資源。除土地資源外，國家所有的自然資源還有：石油、煤炭、礦山、河流、風力、海洋、森林、野生動物，等等。耕地是最寶貴的土地資源，保護耕地是全國人民的神圣使命。按照憲法的規定，農村耕地是農民集體的生產資料，歸農民集體支配。但各級政府對農村耕地的保護是義不容辭的，必須落實到實處。無論何時何地，保護耕地都是政府微觀規制的重要任務，是政府經濟管理工作中的重中之重。而城市土地及其他非農民集體所屬土地由各級政府負責支配。政府對土地資源的配置是重要的微觀規制權力，是政府參與國家經濟建設和干預國民經濟運行的重要途徑和手段。只要政府把好土地使用關，就是做好宏觀經濟管理中最基礎的微觀規制工作，就可基本保障國民經濟運行在實體經濟領域不發生大問題。至于其他自然資源的宏觀配置，也是均由政府的各專職部門負責。肩負重任的政府職能部門必須依據國家法律，認真履行微觀規制職責，按國家規劃妥善配置各類自然資源，以滿足國家經濟建設的需要。

(三)創辦政府企業

政府企業亦稱公營企業、公共企業、公企業，是政府財政直接投資設立的企業。歐洲共同體在1980年的法規指南中明確地對各個國家都存在的公營企業，即政府企業，界定為：政府當局可以憑借它對企業的所有權、控股權或管理條例，對其施加直接或間接支配性影響的企業，而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創辦政府企業可直接調整國民經濟結構，穩定和維護市場秩序，滿足居民對某些生活必需品的需求。所以，政府企業屬于規制經濟范疇，是政府實施微觀規制的重要方面，是政府的經濟管理職能的重要表現。在世界各國，幾乎無一例外，都存在由政府企業構成的規制經濟，只是各國之間的規制經濟占國民經濟的比重有些差別。目前，世界各國的發展趨勢是，中央政府企業的數量相對減少，而地方政府企業的數量相對增多。只要直接為民眾服務的責任在地方政府，那么地方政府就有責任設立企業以滿足社會需求。有關國家安全的生產部門，自然壟斷行業及提供重要的公共產品與服務的產業，應是政府設立企業的主要領域。

(四)實施行政管理

政府宏觀經濟管理中的微觀規制對國民經濟運行的服務還表現在需要實施多方面的必要的行政管理。

1工商行政管理。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工商行政管理體現政府部門對微觀經濟實體進入市場經營的基礎服務，為企業辦理營業執照及其他必須辦理的手續。政府的工商行政管理服務是微觀規制，也是對企業資格的確認。在信息技術高度發達的時代，政府要對微觀經濟實體的各方面服務做到周全而細致。

2就業資質管理。在規范的勞動力市場，必定要突出表現政府的微觀規制作用。這就是政府要對勞動力進行社會保障性質的就業培訓，還要對各種就業的資質給予確認。政府的這方面工作亦屬于微觀規制的內容。這是政府宏觀經濟管理中對勞動力市場給予的規制，是政府引導勞動力市場走向規范的重要舉措。

3行政許可證管理。建立行政許可證制度是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宏觀經濟管理的一項重要的微觀規制內容。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許可法》建立的行政許可證制度是我國政府宏觀經濟管理中微觀規制的重要內容。由中央政府授權的各專門機構實施的各類行政許可證管理對規范市場和推動經濟發展具有重要的基礎性作用。

4反壟斷管理。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壟斷法》建立的政府反壟斷組織機構，負責市場經濟體制下的反壟斷管理。政府的此項工作屬于微觀規制，是市場走向成熟時產生的微觀經濟對政府行政管理的特定需求。

5文化市場管理。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文化市場是一個特殊的市場，政府對文化市場的行政管理是一種特殊的市場管理。因此，政府對文化市場的行政管理也屬于政府微觀規制。在這一領域，政府的管理工作含有十分復雜的規制內容。做好文化市場的規制工作，對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6價格管制。在市場經濟體制下，絕大部分商品和服務的價格要市場化，但還要保留一小部分政府管制價格。依據相關法律，政府對這方面管制價格的行政管理，也屬于政府宏觀經濟管理中的微觀規制工作。

(五)保護生態環境

保護生態環境是政府的重要職責。政府的微觀規制職能必須體現在保護生態環境的具體工作中。十一五規劃綱要指出：各地區要切實承擔對所轄地區環境質量的責任，實行嚴格的環?？冃Э己恕h境執法責任制和責任追究制。各級政府要將環保投入作為本級財政支出的重點并逐年增加。健全環境監管體制，提高監管能力，加大環保執法力度。實施排放總量控制、排放許可和環境影響評價制度。實行清潔生產審核、環境標識和環境認證制度，嚴格執行強制淘汰和限期治理制度，建立跨省界河流斷面水質考核制度。實行環境質量公告和企業環保信息公開制度，鼓勵社會公眾參與并監督環保。大力發展環保產業，建立社會化多元化環保投融資機制，運用經濟手段加快污染治理市場化進程。積極參與全球環境與發展事務，認真履行環境國際公約。

(六)保護知識產權

保護知識產權是現代市場經濟中極其重要的政府微觀規制內容。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對各級政府保護知識產權的微觀規制工作，十一五規劃綱要要求做到：加強公民知識產權意識，健全知識產權保護體系，建立知識產權預警機制，依法嚴厲打擊侵犯知識產權行為。加強計量基礎研究，完善國家標準體系，及時淘汰落后標準。優先采用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技術標準，積極參與制定國際標準。發展專利、商標、版權轉讓與、無形資產評估等知識產權服務。新晨

四、微觀規制的放松與改善

在市場經濟體制的政府宏觀經濟管理中，微觀規制是重要的基礎，也是政府工作職責的表現。根據國民經濟運行不斷變化的情況，政府的微觀規制運作也要適應變化的情況及時做出放松規制或改善規制的相應安排。

(一)微觀規制的放松

篇2

    一、確立以企業會計運行為立足點的會計體制

    會計體制最根本性的問題,就是明確不同經濟主體在會計運行過程中的權利、責任關系,對各經濟主體在會計運行過程中職責權限進行劃分,使各經濟主體在社會會計運行過程之中相互配合、相互協調,以實現社會會計運行的協調有序進行。從三大經濟主體理論來說,會計體制的關鍵是明確政府、企業和會計人員在會計運行過程中的權責關系,使政府、企業和企業人員在宏觀會計運行和微觀會計運行過程中各盡其責、各司其職、相互配合、相互促進,實現我國會計運行高效率與高效益,在會計職能發揮作用、會計運行目標實現的同時,促進微觀經濟和宏觀經濟健康有序運行。

    企業作為國民經濟的細胞,是宏觀經濟運行的個體,企業經濟運行情況如何,直接制約著國民經濟宏觀運行狀況。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作為最重要的市場主體,其運行狀況和運行效率直接影響著市場經濟整體的運行狀況和運行效率。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關鍵,就是要著力于使企業成為真正的市場經濟運行主體,成為充滿活力和生機的市場主體。在會計運行方面,企業會計運行狀況和運行效率如何,同樣對企業經濟運行狀況和運行效率具有重要的影響,甚至決定著企業經濟運行狀況和運行效率。同時,企業微觀會計運行狀況和運行效率。也是宏觀會計運行的基礎,制約著宏觀會計運行狀況和運行效率?？梢哉f,沒有企業微觀會計運行的高效率與高效益,沒有企業會計運行的合理有序,就不可能有宏觀會計運行的高效率與高效益,宏觀會計運行也難于達到甚至不可能達到有序運行的最佳狀態。

    企業經濟主體作為聯結個人經濟主體與政府經濟主體的中介,在社會化大生產的情況下,個人經濟主體一般都是借助于企業經濟主體的經濟行為表現其經濟行為的,借助企業經濟運行過程參與宏觀經濟運行過程。也就是說,個人經濟主體處于企業經濟主體的直接管理和管制下進行經濟行為,個人經濟主體的經濟運行決定于其所處的企業經濟主體的經濟行為,由此個人經濟主體在企業管理與控制下所進行的經濟行為直接表現為企業經濟行為的一個組成部分。雖然企業經濟運行過程是由眾多個人經濟主體的經濟行為所構成的,但個人經濟主體的經濟行為總是依附于企業的經濟運行,服務于企業經濟運行目標的實現。在會計運行過程中,市場經濟體制下企業會計運行的微觀性和企業會計人員的企業化,決定著會計人員經濟行為和會計行為對企業經濟運行和會計運行的依附,決定著企業會計人員總是借助于企業這一組織形式,參與宏觀會計運行過程。也就是說,會計人員的會計行為內化于企業會計行為之中,它是通過企業的會計運行和會計行為表現出來的,而會計人員在會計運行過程中與政府的聯系則是通過企業會計行為表現出來的;反過來說,政府與會計人員在會計運行過程中的聯系也是通過企業這一中介進行的。作為企業的會計人員,政府對企業會計運行的要求,最終要形成對會計人員會計行為的要求;對企業會計運行的過程的約束,最終也將形成對會計人員會計行為的約束。但是,政府對會計人員的要求和對會計人員會計行為的約束,最基本的目的是對企業會計運行的要求以及對企業會計運行的約束,對會計人員的要求和對會計人員會計行為的約束只表現為過程中的一個環節。

    會計人員作為企業的一員,總是處于企業的直接管理和控制下進行會計行為。在其他條件既定的情況下,企業對會計人員能夠實施有效的管理與控制,能夠有效地組織其會計運行過程,一般情況下包含著會計人員會計行為的高效率與高效益?？梢哉f,企業會計人員會計行為的高效率與高效益,企業會計人員會計行為的優化,是企業對其會計運行及其會計人員會計行為進行有效管理和控制的結果。因此,沒有企業會計行為和會計運行的合理化,很難實現會計人員會計行為的優化、高效率與高效益。當然,企業會計人員會計行為具有一定的獨立性,其會計行為可能起因于對自身的其他目標的追求,有時可能表現為與企業會計運行優化的非同一性,甚至與企業會計運行目標相偏離,但一般情況下,會計人員的會計行為總是服從和服務于企業會計運行目標,以實現企業會計運行目標,促進企業會計運行高效率與高效益而進行的。因此,會計體制明確會計運行過程中政府、企業和會計人員權責關系的中心環節,在于明確政府與企業的權責關系。

    在市場經濟體制條件下,政府作為社會經濟管理者,承擔著對國民經濟進行宏觀管理調的職能,在宏觀會計運行過程中也同樣承擔著對會計運行過程的調控管理的職能,以促進宏觀會計運行協調、有序。為了實現對會計運行的調控管理職能,政府作為一特殊的會計行為主體,通過經濟的、法律的和行政的手段,將宏觀會計運行方向和目標,以及宏觀經濟運行對微觀會計運行的要求體現于其中,一方面為企業微觀經濟主體的會計運行和會計行為提供基本規范、基本要求及其會計運行的基本發展方向;另一方面對企業會計運行進行約束,對其在會計運行過程中的不當會計行為進行調節,使各微觀經濟主體的會計運行符合宏觀會計運行的要求。

    政府作為宏觀會計主體,其會計運行目標的實現是以企業會計運行目標的實現為基礎和前提的。沒有企業微觀會計運行過程的順利進行及其會計運行目標的實現,就不可能有政府宏觀會計運行目標的實現。政府會計行為的第一個方面,實質上是為企業微觀會計主體的會計運行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第二個方面則是對企業會計運行實施監督,對其會計行為進行調控,目的在于促使企業按照宏觀會計運行的要求組織其會計運行,保證實現其自身的會計運行目標。政府會計行為兩個方面的內容的具體實現,都依賴于企業會計運行和會計行為。政府制定的有關會計法規,如果沒有企業會計運行和會計行為的合理化,則無法發揮正常的約束作用,再好的法規也形同虛設;政府對企業會計運行實施監督和調控,如果企業不對其監督調控信號作出反應,不發生相應的會計行為,也就不可能達到其預期的監督調控目的。

    要實現宏觀會計運行目標,關鍵在于企業會計運行;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會計體制和會計運行機制,關鍵也在于建立良好的和健全的企業會計運行機制。因此,造就良好的企業會計運行機制,實現企業會計運行機制的重塑,就成為構造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的會計體制的基礎。

    二、重塑企業會計運行機制

    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會計運行機制的關鍵,在于企業會計運行機制。要建立和完善會計運行機制,首先就需要對現行企業會計運行機制進行重新塑造。

篇3

所謂秩序，是指一定規范下的社會運行狀況，而規范是由一定法規及社會倫理道德構成的，用以約束人們行為的準則或標準。市場經濟秩序就是為保證社會經濟系統順暢運行，市場參與者之間的社會共同約定，即一種上升為法律、法規的經濟制度安排。因而，市場經濟秩序如何，取決于制度安排是否完善、合理即是否“有法可依，有法能依”；取決于諸如政府、企業、個體等市場參與者的行為是否“有法不依”；取決于執法者是否“違法必究，執法必嚴”。市場經濟秩序是一個系統性概念，具體由其各子系統，如宏觀、微觀經濟運行秩序、財稅及金融市場秩序、商品和要素市場秩序、社會信用秩序、投融資秩序以及各級政府、企業和個體經濟行為秩序等眾多方面表現出來。

市場經濟秩序包含多方面的規范，這些規范及其運行狀況的有機構成，就形成了較完整的市場經濟秩序。市場經濟秩序包括市場準入秩序、市場行為秩序、市場結構秩序、市場退出秩序、影響消費者利益的商品銷售秩序、維護市場經營主體合法權益的交換關系秩序、影響社會公共利益的生產經營秩序、影響涉外經濟關系的規范秩序等。良好的市場經濟秩序的主要作用有五點：一是對經濟利益關系的規范。市場經濟秩序是市場法規的實施狀況，而市場法規是為了有效規范市場主體和市場交易行為，達到規范和調整市場主體經濟利益關系，使市場有序運行的目的。因此， 市場經濟秩序的實質， 就是以規范經濟利益關系為手段，促進市場有序運行為目的。二是對良好法律環境的規范。市場經濟要求平等競爭、等價交換，只有通過市場行為法律制度和行政執法才能使市場主體之間的交換關系和經濟利益關系才能得到合理、穩定的規范。良好的市場經濟秩為各市場主體的市場活動創造共同平等的法律環境。三是對不可控因素的調控。市場經濟運行是動態變化的，其發展狀態常常受到許多因素的制約和影響。商品供求、合同的履行、價格的波動、消費者權益實現、經濟利益關系等，都是影響市場經濟運行的重要因素。對這些因素的控制有效與否，是維持經濟持續、協調、有序發展的重要條件。四是對維護政治穩定的作用。政治秩序和經濟秩序是往往緊密相關，經濟發展是政治穩定的重要基礎。因此，欲求政治環境的穩定，必須首先求得經濟的安定和發展。五是反映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管理工作的有機結合。宏觀經濟管理是：總量控制，經濟協調發展，管而不死。微觀經濟管理是：個量發展，活而有序。對經濟運行的有效管理，必須將這兩方面有機地結合起來，良好的市場經濟秩序，正反映了這種宏觀經濟管理和微觀經濟管理的有機結合。

二、市場制度建設

改革開放以來，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變過程中，中國不斷加強完善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的法律制度，確保市場經濟秩序的有序運行。

（一）民事法律制度

與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中國把財產權的確認、變更、行使、流轉、消滅和保護規則作為民事法律制度的核心?！睹穹ㄍ▌t》、《合同法》、《擔保法》和《物權法》等法律，建立健全了物權制度和債權制度，形成了多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共存、平等競爭、相互促進的新格局。

（二）市場主體的法律制度

中國市場主體法律制度適應了市場經濟對市場主體的基本要求，《公司法》、《個人獨資企業法》、《合伙企業法》等法律，保障各類市場主體公平參與市場競爭，確認其合法地位。《企業破產法》建立了規范市場主體退出的破產制度。中國還建立了法律、財務、信息咨詢等大批市場服務組織，完善了市場中介組織法律制度。

（三）市場管理的法律制度

《反不正當競爭法》、《反壟斷法》規范了市場競爭行為，促進了壟斷行業的改革，加強了社會監督和政府監管?！断M者權益保護法》、《產品質量法》建立了保護消費者利益和保證產品質量的法律制度。

（四）宏觀調控的法律制度

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一大特點就是運用法律手段對經濟進行宏觀調控。為促進國民經濟又好又快地發展，《預算法》、《政府采購法》等法律，對相關領域進行宏觀調控依法作出規定。宏觀調控法律制度建設，有效地發揮了國家發展規劃和產業政策在宏觀調控中的導向作用，提高了宏觀調控水平。

（五）知識產權保護的法律制度

通過制定《商標法》、《專利法》、《著作權法》和《反不正當競爭法》等一系列法律，建立起比較完善的知識產權法律制度。中國采取了司法審判與行政執法“兩條途徑，協調運作”的知識產權執法保護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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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經濟非均衡 二次調節 所有制改革 轉型發展 道德調節

引 言

在中國自七十年代末期以來的以漸進式制度變遷為特征的市場化進程中，歧見紛紜的經濟學家們以其各自的知識背景和社會立場為我們展示了豐富精彩的經濟改革理論，形成了眾多的思想流派，使得經濟學成為中國社會科學中最為繁榮活躍的領域。這些思想，映射著中國的經濟學者在深刻反省傳統經濟體制和理論范式的基礎上所經歷的艱辛而勇敢的探索軌跡，攜帶著鮮明的時代轉折的印記；盡管這些思想家們也許并未形成縝密而成熟的理論體系，然而他們獨特的理論進路和富有創新色彩的思想必將在經濟思想史上留下值得珍視的篇章。事實上，中國經濟學家在經濟發展理論、經濟增長理論、比較經濟體制理論、制度經濟學理論等方面的卓越成就正在受到國際學術界越來越多的關注。

如何對中國從集中計劃經濟體制到市場經濟體制的極具民族特色的變遷路徑進行合乎邏輯的理論闡釋，如何為中國的經濟改革尋求和選擇一種社會成本最低的推進戰略，一直是中國經濟學家們試圖解決的兩大問題。對這兩個問題的不同回答，形成了在理論前提、分析方法和政策主張上迥然相異的思想派別。其中有以強調價格體系的全面改革從而建立競爭性市場機制為理論核心的“協調改革派”，有從中國非均衡的經濟現實出發、強調企業改革優先、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從而重塑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的“所有制改革派”，有把改革宏觀管理體制作為研究重心、把轉換政府職能作為改革中心環節的“宏觀改革優先派”，有以穩健見長的、主張把雙重體制模式的轉換和雙重發展模式的轉換相互銜接有機協調的“寬松學派”，有以所有權和經營權相分離的兩權分離理論為其理論基礎的“經營權主導改革派”，有將如何明晰企業產權作為研究重點、主張通過產權制度變革改造傳統體制、重塑適應社會主義市場機制需要的微觀基礎的“產權改革派”，有借鑒西方制度經濟學的理論分析工具和范疇、從制度變遷和制度創新的視角來研究改革的“制度學派”，不一而足。這些極具政策意味的改革理論經歷了學術上的激烈紛爭和與現實經濟的碰撞摩擦，在大浪淘沙般的甄選和淘汰之后，有些理論被淡忘了，而有些理論卻日漸被中國改革的實踐所證實和接納，從而奠定了它們在經濟改革思想史中的不朽地位。

厲以寧先生是所有制改革理論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西方經濟學、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國民經濟管理學、經濟改革理論、經濟轉型理論、比較經濟制度理論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詣，形成了獨特而系統的思想體系，歷來被論者認為是溝通中西、治學謹嚴、體系恢宏、獨樹一幟的經濟學家，對中國經濟學的學術發展以及中國經濟改革的政策趨向均有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力。厲以寧先生著述宏富，視野開闊，在許多領域都進行了富于獨創性的研究，要對他的經濟思想進行一番科學梳理并進行恰當中肯的評價，殊非易事。本文擬從六個方面評述厲以寧先生的主要經濟思想：（一）非均衡的中國經濟：經濟改革的現實條件和理論起點；（二）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新經濟體制與資源配置方式；（三）所有制改革優先論：重構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四）體制、目標、人：經濟學研究的挑戰與創新；（五）經濟轉型和經濟發展：發展經濟學的中國版本；（六）經濟學的倫理視角：經濟運行和道德調節。

非均衡的中國經濟：經濟改革的現實條件和理論起點

篇5

與20年來的市場化改革進程相伴隨，中國的宏觀調控也先后經歷了總需求大于總供給背景下的抑制需求型和總需求小于總供給背景下的擴大需求型兩個階段。如果說1997年以前，面對總需求大于總供給的情形還能通過強制的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經濟手段壓制總需求來實現宏觀經濟總量均衡的話，那么，1997年以后，面對在市場機制作用不斷擴大基礎上形成的總需求小于總供給的宏觀總量非均衡情形，盡管政府實施了更為市場經濟意義上的一系列積極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但三年來的宏觀調控政策效應與預期結果仍相距甚遠。對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的實證分析和政策的規范研究業已引發出大量的研究成果。然而，目前學術界大多數關于宏觀調控的研究往往因暗含宏觀調控政策能完全解決經濟衰退的假定前提以及由此演繹的邏輯推論而陷入了宏觀調控認識的誤區。本文基于宏觀調控政策也是一種制度安排的觀點，依據現代宏觀經濟學理論，在對市場經濟宏觀調控政策有效性的制度基礎與邊界問題進行深入分析的基礎上，試圖構建一個解釋中國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的理論框架。

作為一種制度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內生與外生的績效

當新制度經濟學家們摒棄制度是外生或中性的新古典假設從而將經濟運行分析由“無摩擦”的新古典框架轉向“新制度”的框架下進行時，市場被描繪成一種為降低交易成本而選擇的制度安排(Coase，1937，1960；North，1981，1990)。在將制度分析引入新古典的生產和交換理論并更深入地分析現實世界的制度問題中，新制度經濟學家同樣給出了各種非市場形式的制度安排理由，這就是，有限理性和機會主義的客觀存在使對市場的使用存在成本，因而，為把有限理性的約束作用降到最小，同時保護交易免于機會主義風險的影響，經濟主體必然會尋求諸如政府安排的制度(Williamson，1975)。任何特定制度的安排與創新無非是特定條件下人們選擇的結果，而有效的制度安排無疑是經濟增長(績效)的必要條件。正是通過對產權、交易成本、路徑依賴等問題的強調，使新制度經濟學得以將經濟增長問題納入制度變遷的框架中作出深刻的解釋。由于制度安排的范圍相當寬泛，這里，筆者并不打算涉及所有正規和非正規的制度問題，而只是運用新制度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和某些術語(這些術語可能并不一定具有相同的內涵)，在闡述宏觀調控政策也是一種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基礎上，就它相對市場基礎而言是內生還是外生的角度來解釋中國宏觀調控政策的有效性問題。

市場經濟中，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的是市場機制，市場經濟運行的基本理論已由標準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給定。盡管市場實現帕累托效率的前提條件過于苛刻而被認為在現實市場中不可能具備，但市場經濟的發展史表明，對市場制度作用的認識不是削弱而是加強了。出于完善市場配置功能的需要，現代市場經濟國家在市場基礎上日益衍生出了其他一些非市場形式的政府制度安排。其中最主要的有：(1)針對市場失靈而由政府進行的微觀規制(管制)；(2)針對市場經濟總量非均衡而由政府運用一定的宏觀經濟政策進行的宏觀調控。作為典型的政府安排，宏觀調控是政府在宏觀經濟領域的經濟職能，是現代市場經濟中國家干預經濟的特定方式，它的內在必然性實際上可由市場經濟運行的本質是均衡約束下的非均衡過程推論出來(吳超林，2001)；而它的作用機理已在標準的凱恩斯主義模型中得到了經典的揭示，并被戰后西方國家長期的實踐所驗證。

眾所周知，宏觀總量是由微觀個量組成，宏觀經濟不可能離開微觀基礎而存在，宏觀調控也必然要依賴于現實的微觀基礎和制度條件。我們可以簡單地從宏觀調控是否具有堅實的微觀基礎和制度條件出發，將宏觀調控區分為內生的制度安排和外生的制度安排兩類。市場經濟內生安排的宏觀調控意指宏觀經濟政策具有與市場制度邏輯一致的傳導條件和能對政策信號作出理性反應的市場化主體。相對而言，如果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宏觀經濟政策是在沒有或不完善的市場基礎和傳導條件下進行的，那么宏觀調控顯然就是一種外生于市場制度的安排。一般地，在有效的邊界范圍內生安排的效應顯著，而外生安排的效應則會受到極大的限制。有基于此，我們可以給出一個分析中國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為何不理想的理論框架。

篇6

關鍵詞：

經濟非均衡 二次調節 所有制改革 轉型發展 道德調節

一． 引 言

在中國自七十年代末期以來的以漸進式制度變遷為特征的市場化進程中，歧見紛紜的經濟學家們以其各自的知識背景和社會立場為我們展示了豐富精彩的經濟改革理論，形成了眾多的思想流派，使得經濟學成為中國社會科學中最為繁榮活躍的領域。這些思想，映射著中國的經濟學者在深刻反省傳統經濟體制和理論范式的基礎上所經歷的艱辛而勇敢的探索軌跡，攜帶著鮮明的時代轉折的印記；盡管這些思想家們也許并未形成縝密而成熟的理論體系，然而他們獨特的理論進路和富有創新色彩的思想必將在經濟思想史上留下值得珍視的篇章。事實上，中國經濟學家在經濟發展理論、經濟增長理論、比較經濟體制理論、制度經濟學理論等方面的卓越成就正在受到國際學術界越來越多的關注。

如何對中國從集中計劃經濟體制到市場經濟體制的極具民族特色的變遷路徑進行合乎邏輯的理論闡釋，如何為中國的經濟改革尋求和選擇一種社會成本最低的推進戰略，一直是中國經濟學家們試圖解決的兩大問題。對這兩個問題的不同回答，形成了在理論前提、分析方法和政策主張上迥然相異的思想派別。其中有以強調價格體系的全面改革從而建立競爭性市場機制為理論核心的“協調改革派”，有從中國非均衡的經濟現實出發、強調企業改革優先、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從而重塑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的“所有制改革派”，有把改革宏觀管理體制作為研究重心、把轉換政府職能作為改革中心環節的“宏觀改革優先派”，有以穩健見長的、主張把雙重體制模式的轉換和雙重發展模式的轉換相互銜接有機協調的“寬松學派”，有以所有權和經營權相分離的兩權分離理論為其理論基礎的“經營權主導改革派”，有將如何明晰企業產權作為研究重點、主張通過產權制度變革改造傳統體制、重塑適應社會主義市場機制需要的微觀基礎的“產權改革派”，有借鑒西方制度經濟學的理論分析工具和范疇、從制度變遷和制度創新的視角來研究改革的“制度學派”，不一而足 。這些極具政策意味的改革理論經歷了學術上的激烈紛爭和與現實經濟的碰撞摩擦，在大浪淘沙般的甄選和淘汰之后，有些理論被淡忘了，而有些理論卻日漸被中國改革的實踐所證實和接納，從而奠定了它們在經濟改革思想史中的不朽地位。

厲以寧先生是所有制改革理論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西方經濟學、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國民經濟管理學、經濟改革理論、經濟轉型理論、比較經濟制度理論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詣，形成了獨特而系統的思想體系，歷來被論者認為是溝通中西、治學謹嚴、體系恢宏、獨樹一幟的經濟學家，對中國經濟學的學術發展以及中國經濟改革的政策趨向均有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力。厲以寧先生著述宏富，視野開闊，在許多領域都進行了富于獨創性的研究，要對他的經濟思想進行一番科學梳理并進行恰當中肯的評價，殊非易事。本文擬從六個方面評述厲以寧先生的主要經濟思想：（一）非均衡的中國經濟：經濟改革的現實條件和理論起點；（二）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新經濟體制與資源配置方式；（三）所有制改革優先論：重構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四）體制、目標、人：經濟學研究的挑戰與創新；（五）經濟轉型和經濟發展：發展經濟學的中國版本；（六）經濟學的倫理視角：經濟運行和道德調節 。

二．非均衡的中國經濟：經濟改革的現實條件和理論起點

一般均衡理論自1874年瓦爾拉《純粹經濟學要義或社會財富理論》發表以來，已經有一個世紀的歷史，到20世紀的50年代，阿羅和德布魯等人完成了一般均衡理論的現代化闡釋工作。一般均衡理論所要回答的，一是經濟均衡的存在及其穩定性，二是經濟系統的帕累托最優狀態以及經濟均衡和帕累托最優狀態的相互關系。一般均衡的哲學基礎是相信自由竟爭的市場機制是一個精巧的裝置，經濟主體的利潤最大化行為和效用最大化行為使得市場自動產生供求的均衡，分散決策的市場行為下面存在著一般均衡結構，均衡價格把市場秩序強加于可能發生的市場紊亂之上。這種以理想主義的完善的市場結構和靈敏的價格體系為基本假設前提的均衡理論是長期以來西方經濟學研究的基本起點。而非均衡理論在1936年凱恩斯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出版以后作為一種新的經濟學假設逐漸得到了主流學派的關注和認同，非充分就業均衡和市場缺欠作為經濟學研究中的常識被人們所接受。60年代后期，克羅沃（Clower）和萊榮霍夫德（Leijonhufvud）有關宏觀經濟學的微觀經濟學基礎的研究開創了現代非均衡理論的新時期，并產生了以帕廷金（Patinkin）、克羅沃、萊榮霍夫德、巴羅（Barro）和格羅斯曼（Grossman）等人為先驅的非均衡學派，此后的經濟學家更是把非均衡理論從單一的市場經濟領域擴大到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領域，貝納西(Banassy)的非瓦爾拉均衡模型和波茨(Portes)的計劃經濟非均衡理論對社會主義經濟研究都有深遠的影響。與西方經濟學中非均衡理論發展演變的軌跡相似，在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研究中，以巴羅內和蘭格為代表的經濟學家從一般均衡理論出發，主張中央計劃當局借助“試錯法”達到模擬市場的目的，形成均衡價格，以保證社會主義國家的資源合理配置，這種烏托邦式的模擬市場的社會主義經濟模式被實踐證明是行不通的。現實運行的社會主義經濟是一種偏離瓦爾拉均衡狀態的非均衡經濟，著名的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內（Kornai）甚至認為，非均衡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經濟體系的共同特征，在其代表作《短缺經濟學》和《反均衡》中，他認為短缺非均衡是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正常狀態，并從這個觀念出發試圖建立以說明現實社會主義經濟機制為基本內容的微觀和宏觀經濟學，他的開創性研究，正如他在《短缺經濟學》的中文版前言中所希望的，對處于深刻變革之中的中國經濟和中國經濟學家的思想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

厲以寧先生是較早對非均衡理論進行系統研究的國內經濟學家，他在借鑒和吸收西方經濟學家的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尤其在汲取科爾內等現代經濟學家關于社會主義非均衡經濟運行的學說的基礎上，對中國經濟的內在本質特征進行了深入獨特的解析，指出中國經濟的非均衡性是研究中國經濟的基本出發點，也是探討經濟體制改革理論的現實起點。早在80年代初期撰寫《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之時，厲以寧先生就提出了社會主義經濟總量失衡和結構失衡的問題，即社會主義經濟中社會總供給和社會總需求的失衡問題，并認識到失衡或者說非均衡是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現實狀態。而社會主義經濟所追求的均衡，是一種相對的動態的均衡，不是一種靜態的絕對的平衡；在此基礎上，他探討了社會經濟的動態相對平衡和社會發展戰略的動態相對平衡 。根據動態相對平衡的觀點，厲以寧先生認為，從我國現階段以及從更長遠的時間來看，需求略大于供給的狀況是發展中社會主義國家的現實，而且為了實現預定的經濟與社會發展目標，為了保證一定的經濟增長率，需求略大于供給的相對動態的失衡是對經濟發展較為有利和現實的狀況。 這就是他提出的“以平衡為分析的出發點，但不以平衡為必然達到和必須達到的境界”的著名命題。這些早期的思想奠定了他以后的“均衡非目標論”的理論基礎。

80年代末期撰寫的《非均衡的中國經濟》被厲以寧先生認為是最能代表自己關于中國經濟的學術觀點的著作，在這部專門論述中國經濟運行的體制特征的著作中，他從中國目前的非均衡經濟現實著手分析，以說明資源配置失調、產業結構扭曲、制度創新的變型等現象的深層次原因，并進而合乎邏輯地提出中國經濟改革必須構建具有充分活力的微觀經濟主體的政策主張。兩類不同的經濟非均衡的提出，是厲以寧先生對于非均衡理論的重要發展和突破，也是他全部所有制改革理論的根基所在。何謂兩類不同的經濟非均衡？西方的非均衡理論所考察的是市場不完善、價格信號不能起到自行調整供求關系的條件下的經濟運行過程，而厲以寧先生觀察中國的經濟現實所看到的情形是，中國固然存在著市場不完善以及價格信號不靈敏的經濟非均衡狀況，但是，中國非均衡經濟運行中隱藏的更為嚴重的非均衡現實是缺乏具有充分活力的、能夠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具有獨立市場決策權利的企業或者廠商。換句話說，經濟的均衡狀態固然以市場的完善和價格的靈活為前提，但是一個更為重要或更為基本的前提是微觀經濟單位的充分活力的存在。由此，厲以寧先生作出了兩類經濟非均衡的區分：第一類非均衡是指，市場不完善，價格不靈活，超額供給或超額需求都是存在的，供給約束或需求約束也都存在著，但是參加市場活動的微觀經濟單位卻是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獨立商品生產者，它們有投資機會和經營方式的自由選擇權，他們自行承擔投資風險和經營風險；第二類非均衡是指，市場不完善，價格不靈活，超額供給或超額需求都是存在的，供給約束或需求約束也都存在著，不僅如此，參加市場活動的微觀經濟單位并非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獨立商品生產者，它們缺乏自由選擇投資機會和經營方式的權利，也不自行承擔投資風險和經營風險，這樣的微觀經濟單位尚未擺脫行政機構附屬物的地位。厲以寧先生認為，發達的成熟的市場經濟所出現的非均衡屬于第一類非均衡，而在傳統的和雙軌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之下，由于企業并沒有擺脫國家行政機構附屬物的地位，所以這種非均衡屬于第二類非均衡。而經濟改革的首要使命，是建立一種新型的經濟運行體制，重新塑造具有充分活力的、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有投資與經營自并相應地承擔投資風險和經營風險的獨立商品生產者，從而由第二類非均衡過渡到第一類非均衡 。

厲以寧先生在我國社會主義經濟改革時期雙軌運行體制的最核心的本質特征上的深刻洞見，澄清了人們在經濟改革路徑選擇的優先次序上的許多模糊認識，中國在舉步維艱的改革初期所遭遇的眾多經濟陷阱，諸如產業結構調整的遲滯，國民經濟的非正常劇烈波動，政府宏觀調控的效果微弱等，都與中國經濟所處的特殊的非均衡狀態有關。正是由于中國經濟處于第二類非均衡狀態，因此雙軌運行時期的經濟改革的首要任務是完成企業運行機制和企業產權關系的改革，培育具有充分自和活力的市場主體，而不是首先進行大規模的價格體系的調整，也就是說，中國經濟改革必須以現階段的經濟非均衡作為出發點，而不應當迷戀完善的市場體系和靈活的價格體系；從我國特殊的非均衡狀態出發所得到的有關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總體構想只能是，企業體制改革是整個經濟體制改革成敗的關鍵所在。正是由于中國經濟處于第二類非均衡，因此雙軌運行時期的資源配置方式就不能只依賴價格調節和市場調節，而應該將數量調節和價格調節、市場調節和政府調節加以有機整合，積極發揮政府在商品市場配額調整和建立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秩序中的主導作用，從而使得商品市場配額均衡的實現對于經濟由第二非均衡向第一類非均衡的過渡產生積極影響?？梢哉f，兩類經濟非均衡的區分，是厲以寧先生全部經濟改革理論的基石，他的所有制改革優先理論和資源配置理論都是非均衡理論的合乎邏輯的延伸和拓展。

三．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新經濟體制和資源配置方式

資源配置是全部經濟學理論的最終指歸，也就是說，由于資源供給的有限性，經濟學研究的最終目的就是要解決如何有效地把經濟中有限的資源配置于各種不同的用途，以便用這些既定的資源達到最大的社會物質產品和勞務的產出。自從古典經濟學時代以來，在資源配置的研究方面大致有兩種不同的趨向：一種趨向認為，市場機制是能夠完善地、合理地在社會有限資源條件下配置各種資源的唯一有效的機制，因此資源配置學說無非是一種市場經濟自發進行調節的學說，其實質是相信競爭性的市場價格機制能夠導致資源配置的帕累托最優。另一種理論趨向認為，從資源配置過程和效果來看，市場機制具有相當大的局限性。這種局限性或者反映于對社會資源的利用不善，從而造成資源閑置或者浪費，或者反映于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之間的不協調。這種理論趨向強調政府調節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主張政府調節應當與市場調節在不同程度上結合起來以克服市場失靈的弊端。古典學派之后的新古典學派、凱恩斯學派、貨幣主義學派、供應學派以及理性預期學派，在資源配置的研究上，無不是這兩條理論進路的發展和演化，他們的理論分歧，實質上是對市場機制作用的估計程度的分歧，或者說對政府調節效應的判斷的分歧。厲以寧認為，盡管西方經濟學關于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資源配置的理論對研究我國資源配置模式有重要的參考價值，但是由于我國在經濟體制轉軌時期的特殊性和復雜性，西方經濟學的現有理論不可能成為適用于解決我國資源配置失調的現實可行的對策 。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一個實質性問題是尋找一種合理的資源配置方式，這種資源配置方式包含宏觀和微觀兩個層次的含義。宏觀層次上的資源配置是指資源如何分配于不同的部門、不同地區、不同生產單位，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使每一種資源能夠有效地配置于最適宜的使用方面。較低的微觀層次的資源配置是指在資源配置為既定的條件下，一個生產單位、一個部門、一個地區如何組織并利用這些資源，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有效地利用它們以達到最大的符合社會需求的產出。厲以寧先生指出，這兩個不同層次的資源配置既有聯系，又有區別，其最關鍵的區別在于，兩個層次的資源配置實現的途徑不同，較低層次的資源配置可以在不轉移生產要素的前提下，通過生產技術措施或組織管理措施來實現資源利用效率的提高；而較高的宏觀層次的資源配置合理化的實現，通常要涉及生產要素的流動、產權關系規范化、固定資產的轉讓、宏觀經濟調節手段的運用、宏觀經濟管理體制的改革等問題 。通過區分較高的宏觀層次的資源配置和較低的微觀層次的資源配置，厲以寧先生認識到，與兩個層次的資源配置方式的合理化相應的是兩個層次的企業體制改革。較低層次的企業體制改革是改革企業的內部經營機制，由此使得企業變得充滿活力，企業在經營過程中將更加關注自身的經濟效益并更好地發揮經營中的主動性和創造性；而較高層次的企業體制改革是改革企業的經濟地位，使企業由過去作為行政機構附屬物的地位轉變為真正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使企業的產權關系明確化，使企業成為承擔投資風險和經營風險的投資主體和利益主體。因此，經由對資源配置理論的研究，厲以寧先生順理成章地得出了他的關于經濟改革順序的基本選擇，即：要使資源配置由不合理趨向于比較合理，經濟管理體制和經濟運行機制的改革是必要的，而在經濟體制改革中，必須以賦予企業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地位作為突破口，明確產權關系，實現政企分離，培育和完善市場，在此基礎上實現市場定價的格局和資源的有效配置，而價格改革既不是唯一重要的改革，更不可能成為改革的突破口。經濟轉軌時期的資源配置合理化的這種路徑特征，是由我國經濟的非均衡性質所決定的，因此，厲以寧先生的資源配置學說的最大特色，或者說他對資源配置研究的最大貢獻，在于他從中國的經濟非均衡的獨特狀態出發，從經濟體制變革的角度，從微觀經濟基礎和宏觀經濟調控相互協調銜接的角度來研究資源配置 。

按照厲以寧先生從資源配置角度所設想的新經濟體制的目標框架，這種體制將是一個企業具有充分活力，生產要素可以自由流動和重新組合的經濟體制，企業的內部經營機制已經完全不同于傳統經濟體制之下的情形，較低層次的資源配置將因企業對自身利益的關注而趨于合理；同時由于產權關系規范化和生產要素有可能在社會范圍內重新組合，資源在社會上不同使用方向之間的合理配置亦將成為事實，于是較高層次的資源配置目標將得以實現。但是這種達到資源合理配置的新經濟體制的正常運作離不開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的有機結合，離不開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的協調。在厲以寧先生關于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的結合以及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的協調方面的一個貫穿始終的基本觀點，可以歸結為一個準則，即：對于經濟運行（包括資源配置）來說，在運行目標上，宏觀目標優于微觀目標，而在運行機制上，市場調節優于政府調節。政府干預經濟的目的在于使微觀經濟和宏觀經濟趨于協調，具體而言，政府調節就是在市場機制保證微觀經濟運行合理性的基礎之上，通過適度科學的政府干預去實現某些單靠市場調節所實現不了的宏觀目標。政府干預經濟的目標是要從資源配置的宏觀經濟視角來考慮資源投入的社會邊際收益，而政府干預經濟的手段或方式是盡力通過市場機制來影響微觀經濟單位的決策，通過微觀經濟單位的資源投入調整和資源轉移來達成資源配置的優化。這就是厲以寧先生著名的“二次調節論”的基本觀點。

對資源配置中政府行為非理想化以及政府行為適度與優化的深入理論解析是厲以寧先生資源配置學說中頗具特色的篇章，他通過對政府調節局限性的剖析劃定了新經濟體制中政府干預的邊界。政府行為的理想化建立在這樣一種假設之上：即假定存在一個理想化的政府，它作為經濟活動的主持者，擁有調節經濟的豐富手段并掌握充分的信息，它能夠通過及時科學的分析對客觀存在的經濟問題和政策實行的后果進行準確的預測和周密的考慮，并能夠針對各種可能發生的情況一一采取適當的對策。這種政府行為理想化的假設是建立在政府有一種非凡的萬能的力量的信念之上的。而厲以寧先生認為，根據非均衡理論，由于經濟中存在的大量不確定性，由于政府所獲得的信息的不完全性，由于政府政策效應的滯后性和不平衡性，政府行為必然是非理想化的，而只有從政府行為的非理想化出發，才能正確估計和有效利用政府干預在非均衡經濟的資源配置中的作用?？紤]到政府行為的非理想化特征，政府在資源配置過程中調節行為的優化應當以限制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消極作用并促進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積極作用為原則，政府調節應當通過對市場的影響而體現出來。

四．所有制改革優先論：重構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

在中國當代經濟學家有關經濟體制改革的優先次序的論戰中，厲以寧先生是一貫強調所有制改革對于傳統體制轉軌的決定性作用并把所有制改革或企業制度改革置于首要位置的代表性人物。所有制改革優先論是厲以寧先生從他的經濟非均衡論和資源配置學說中必然推致的結論，從邏輯上來看，只有徹底改造宏觀經濟的微觀基礎，構建真正具有獨立地位的充滿活力的市場主體，從而使企業成為真正擁有自主經營權利并承擔經營風險的商品生產者，才能真正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達到資源的有效配置和經濟運行機制的真正轉軌。所有制改革派（企業改革派）和協調改革派（價格改革派）之間關于經濟體制改革主線的長期論爭，從不同的思維側面和理論視角豐富和拓展了人們對經濟體制改革的認識，在中國當代經濟思想史上具有深遠的意義。

新古典經濟學將市場機制歸結為價格機制，認為市場配置經濟資源的核心是均衡價格向量的確定；而這種論點的基本前提是，經濟當事人的行為是合乎理性的，經濟當事人的交易界區和產權界定是極其明確的，因此交易行為發生過程中的交易成本為零，不存在交易摩擦，從而資源按照市場經濟原則的配置就只取決于均衡價格。誠然，帕累托最優是市場機制配置資源的最理想境界，但是它的成立條件和理論前提是相當苛刻的，事實上，如果引入市場機制，至少需要三方面的制度前提：（1）經濟生活中的當事者是分散決策的，這種分散決策不僅應當成為整個社會生活的基本形式，而且應當有制度保證其決策的獨立性；（2）決策者之間必須是平等的，相互之間的決策不能發生直接的影響，即不能存在外在性；（3）分散決策的行動結果事先誰也無法掌握，否則便無公平競爭可言。然而這三方面的制度前提又必須以產權界區明確為前提，因此，若要使中國的市場經濟機制真正建立和運轉起來，必須首先創造這樣一種制度條件。在我國特有的經濟非均衡的現實條件之下，經濟當事人尤其是企業由于尚未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獨立商品生產者而使得均衡價格的形成遭遇阻礙，因此試圖以放開價格為先導從而建立一種競爭性市場機制的觀念是不切現實的。實際上，科斯（R.Coase）在30年代《企業的性質》一文中就指出市場機制賴以運轉的微觀基礎是完善的企業制度，只有在企業產權制度確立、企業之間的財產權利界區明晰的基礎上，企業與市場之間以及企業與企業之間的聯系才是明確的，才能夠最大限度地節約交易成本降低交易摩擦，從而市場價格機制才能有效運轉。厲以寧先生從中國在經濟轉軌時期所處的第二類經濟非均衡的現實狀態出發所得出的結論同樣印證了科斯的理論 。

蘭格和哈耶克之間關于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的持久的論戰對于中國經濟改革理論的影響是相當深遠的，五、六十年代的經濟理論界曾經普遍接受蘭格的通過試錯法建立模擬市場的社會主義經濟模式。這種經濟運行模式，不同于經典作家所設想的完全取消商品貨幣關系的產品經濟模式，也不同于蘇聯高度集權的指令性計劃經濟模式，而是一種試圖以計劃模擬市場的經濟運行方式，這一模式以取消消費者為前提，中央計劃當局只是被動地反映消費需求和生產成本的變化，制訂模擬的市場價格，并通過這種價格調節資源的有效配置。青年時代的厲以寧先生同樣認同和服膺蘭格的思想，但是六十年代后的社會經濟現實迫使他重新審視和反省傳統經濟模式在公平和效率上的體制缺欠，他認為，在傳統經濟體制下，由于國有企業在政府行政的強大約束之下喪失獨立自主的商品生產者地位和決策權力，由于存在嚴重的政企不分產權不明晰的體制頑疾，國有企業既不能實現收入的公平分配，更不能實現資源的有效率的配置。這樣，厲以寧先生由對蘭格模式的推崇轉而對蘭格模式的質疑和批判，并從自己的理論框架出發，確立了自己的改革思路，即改革必須從企業改革也就是所有制改革入手，所有制改革是中國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和關鍵環節，在沒有進行企業改革從而企業尚未成為獨立的商品生產者的條件下，在改革并不觸及計劃經濟體制的產權基礎和產權結構的前提下，中國真正的競爭性的市場經濟體制就不可能穩固建立并有效運轉起來 。在1986年4月25日北京大學“五四”科學討論會上，厲以寧先生以非常精彩的富于個性的語言表述了他對于經濟體制改革路徑選擇的基本觀點：“經濟改革的失敗可能是由于價格改革的失敗，但經濟改革的成功卻并不取決于價格改革，而取決于所有制的改革，也就是企業體制的改革” 。這句在理論界被廣為傳播的名言集中體現了厲以寧先生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觀點，可以說，所有制改革是整個經濟體制改革最為核心也是最為艱難的部分，所有制改革主線論由于觸及最為敏感的產權問題的“”而在實踐過程中倍受磨難，厲以寧先生在強大的壓力面前始終以一個誠實謹嚴的學者的姿態闡揚自己的所有制改革理論，充分表現了一個經濟學家巨大的理論勇氣和科學精神。

以厲以寧先生為代表的所有制改革派（企業改革主線派）和以吳敬璉先生為代表的協調改革派（價格改革主線派）的論爭的焦點在于對市場機制的理解的差異。在厲以寧先生看來，市場經濟體制的核心內容是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能夠適應市場經濟的市場主體的存在，在獨立的產權明晰的商品生產者缺位的情況下，以價格為調節資源配置基本信號的市場機制就不會真正起到引導資源有效配置的作用，以企業的靈敏反應為前提的政府宏觀調控也不會達到預期的目標，只有通過所有制改革徹底改造市場經濟的微觀基礎，一個有效率的市場機制才會最終建立并正常運行。在吳敬璉先生看來，市場經濟是一個有機體系，這個有機體系由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企業、競爭性的市場體系、主要通過市場進行調節的宏觀管理體系三個要素組成，三者相互制約缺一不可，但是競爭性的市場機制是以完善的價格機制為基礎的，在價格改革大大滯后、競爭性的市場機制尚未建立起來的條件下，協調改革派更強調價格改革在構建市場經濟體系中的作用，認為只有理順價格建立公平競爭的市場經濟環境，才有可能進一步推進所有制改革從而構建整個市場體系 。所有制改革派和協調改革派之間的長期論爭，從不同的視角為中國經濟改革總體思路的形成提供了寶貴的思想資源，而更加富有象征意義的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歷史進程恰是選擇了一條中庸的路線，在重塑充滿活力的市場主體、構建競爭性的市場機制和完善政府宏觀調控體系三個方向上同時展開全面推進。實際上，價格改革主線論和企業改革主線論只是分別強調了市場機制的兩個不同側面，前者強調經濟運行機制和宏觀環境方面的改革，后者則強調經濟運行主體和微觀基礎方面的改革，而在整個經濟體制改革中，這兩方面的改革都是極為必要的：沒有獨立的產權明晰的企業就不可能有真正競爭性的市場，同樣，企業也無非是市場關系的總和，沒有競爭性的市場也不可能有真正意義上的企業。經濟體制改革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從系統論的觀點來看，無論是企業改革先行還是價格改革先行都是不切實際的，只有將經濟體制改革的諸方面協調推進配套進行，注重多種路徑選擇和目標取向的折中和諧，才能夠實現經濟體制的真正轉軌。

五．體制、目標、人：經濟學研究的挑戰與創新

現代意義上的經濟學往往被視為一種具有嚴格經驗主義和實證主義性質的社會科學，因而在大多數經濟學家看來，經濟學應該處于一種完全超脫的摒棄“價值判斷”的“道德中立”狀態。在馬克斯·韋伯看來，所謂“價值判斷”，即是指研究者“宣稱他接受從某些倫理原則、文化觀念或哲學觀點中所推演出來的實際價值判斷”，而“道德中立”，是指兩種極端的狀態，或是認為“應把純粹從邏輯上可推演的斷定和經驗事實斷定與實際的倫理價值判斷或哲學價值判斷區分開來”，或是“主張即使不能用某種邏輯上的完整方法作出這種區分，但還是有希望把對價值判斷的斷定堅持到最低限度” 。然而每一個經濟學研究者都必然痛苦地感受到區分經驗事實的陳述和價值判斷是如何艱難。這就產生了一個令所有學者都感到尷尬的悖論：一方面：“科學經濟學”的鼓吹者們總是頑固地維護經濟學本身的純潔性和道德中立姿態，認為經濟學的根本宗旨是追求“具有科學意義的在邏輯上和事實上正確的結果”；另一方面，所有經濟學賴以存在的理論預設卻又與“經濟科學不能把主觀性評價作為其分析的主題”這種貌似公允的判斷相左。在厲以寧先生看來，經濟學非但不能摒棄和回避價值判斷，不能完全擺脫或忽視價值觀念在經濟學研究中的作用，相反，作為一門社會設計和社會啟蒙的科學，經濟學應該將規范研究和實證研究緊密地結合起來，將對客觀經濟運行規律的研究與對人的行為的研究緊密地結合起來，將現實社會經濟狀態與經濟學家經由自我的價值判斷而形成的對理想社會的科學設計結合起來，將經濟學的科學目標和道義目標結合起來。作為社會啟蒙的科學，經濟學的最終目標是要通過科學研究告知人們對經濟行為和經濟事實的肯定與否定的客觀標準，從這個意義而言，經濟學不是超越階級的純粹抽象的數理科學和邏輯哲學。作為社會設計的科學，經濟學將告訴人們，如何進行經濟建設，如何制定發展目標并且把目標實現的可能變為現實，如何促進國民經濟的協調，以及如何把人們創造出來的物質財富用于滿足人們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經濟學的社會啟蒙作用和社會設計作用在實質上是統一的。經濟學作為社會設計的科學，如果不能在明確經濟中的是非的前提下進行設計，不能對一種社會設計的經濟運行后果作出恰當的科學的價值判斷和是非辨別，那么經濟學仍然不可能起到促使發展目標實現的作用，其社會設計功能的道義上和科學上的可信任度就要降低。同樣，盡管經濟學作為一種社會啟蒙的科學能夠告訴人們如何評價一個目標和經濟政策，但是如果不發揮經濟學作為一種社會設計的科學應有的作用，不研究如何使目標可能變為現實，那么即使是構想科學并且符合道義標準的目標，它也不會自動實現。厲以寧先生將經濟學的本質界定為社會啟蒙和社會設計的科學，強調價值判斷和規范研究在經濟學中的作用，但是這并不表明他不重視實證研究在經濟學中的地位，相反，他認為實證研究所獲致的成果將會豐富規范研究的內容，使得經濟學中有關社會評價、政策探討的判斷建立在更有實證根據、更有說服力的基礎之上 。

新技術革命在最近幾十年的突飛猛進給經濟學研究帶來了巨大的挑戰，這不但是經濟學研究方法上的創新的挑戰，而且更是經濟學研究的根本內容上的創新的挑戰。以新技術革命為出發點，作為社會啟蒙和社會設計的科學的經濟學，就必然將研究的重心置于科學技術對人類經濟行為和社會經濟運行方式所產生的深刻影響方面，這種影響在三個主題上同時展開：就“體制”而言，什么樣的經濟體制能夠有效地配置資源以促進和適應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科學技術的新發展又對經濟體制提出哪些新的要求？以“目標”的研究為例，考慮到科學技術的發展，在發展目標方面應當如何把經濟上的要求與社會上的要求聯結在一起？微觀經濟單位和宏觀調控主體在制定目標時，應該如何趨于現實化和合理化以適應科學技術發展的形勢？從“人”研究層面來說，在科學技術和社會生產方式發生巨大變化的情況下，人類福利的含義和度量標準發生何種變化？如何使得科學技術的發展真正有利于人的全面發展和總體福利的增進而不會成為科學技術發展的犧牲品？由此，厲以寧先生認為，經濟學研究要在新的時代面前回應挑戰，就必須在三個層次上進行全新的探討：第一個層次是對現行經濟體制以及該種經濟體制條件下的經濟運行的研究，第二個層次是對經濟和社會發展目標的研究，第三個層次是對人的研究，也就是對人在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研究 。三個層次的經濟學研究在邏輯上有相互關聯和相互滲透的關系，但是其內容各有側重：經濟體制的研究主要是一種比較經濟體制研究，即在現存的世界各國的經濟運行體制中，從集權體制和分權體制各自的優劣比較出發，尋找一種既能夠實現較高的經濟效率又能夠有利于宏觀經濟調控的經濟體制，即探求一種將微觀經濟的管理與宏觀經濟的管理有機結合的經濟運行機制；發展目標的研究是基于信息不充分和政府行為非理想化的理論預設，在摒棄最優經濟原則的前提下，將現實原則而不是理想原則作為制定經濟政策的指導原則，在微觀經濟和宏觀經濟決策中使得目標的確立走向現實化、多元化、綜合化，追求多種發展目標之間的均衡和諧的實現方式；對“人”的研究建立在經濟學的終極人文關懷的觀念之上，在這種觀念中，對人的研究被置于經濟學研究的最高層次，對經濟體制和發展目標的研究都是為了人的總體福利的增進和人的全面發展，在經濟學研究的這個層次上，經濟學的視角與倫理學的視角往往產生相互的交叉與認同。

厲以寧先生將“體制、目標、人”作為經濟研究的三個層次，而他所設想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系正是從這三個層次的研究的角度出發去構建的，他的較早期著作《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反映了他試圖以自己獨特的理論框架來對傳統經濟理論進行重新闡述的積極而有意識的努力，即使以現在的眼光來看，我們仍可以明顯覺察這本著作在體系創新方面的開創性貢獻。在他看來，社會主義經濟研究的重點是社會主義經濟的運行，而經濟運行總是在一定的經濟體制條件下實現的，因此，必須將一定的經濟體制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研究的前提。在厲以寧先生的設想中，理想的目標經濟體制應該包含以下特征：（1）這是一個建立在多種所有制形式并存基礎之上的、自覺依據和運用價值規律的、以市場經濟為基本框架的經濟體制；（2）這是一個企業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真正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從而擁有獨立法人的經濟體制；（3）這是一個在資源配置中以市場為主要調節方式的、市場調節和國家宏觀調控有機結合的經濟體制；（4）這是一個有著基本合理的靈活的價格體系從而價格能夠比較靈敏地反映社會勞動生產率和市場供求關系變化的經濟體制；（5）這是一個依據按要素分配和按勞動分配相結合的原則促使社會成員的收入分配走向合理化的經濟體制；（6）這是一個基于政府行為非理想化的基本理念使得政府的行為趨于合理化從而在政府的宏觀調控和戰略指導與微觀經濟主體的自主行為之間尋求協調平衡的經濟體制 。在這樣的經濟體制分析框架的前提下，可以從國民經濟運行、企業經濟活動、個人經濟行為三個層次分別考察，探討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基本規律和經濟改革的基本路徑。在發展目標的研究中，兩個最為關鍵的問題是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即在給定的經濟體制之下研究資源配置的有效性和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兩大社會經濟目標。由給定經濟體制條件下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實證分析轉入有關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合理程度的確定的規范分析，反映了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探討的深化。社會主義發展目標是一個包含社會發展目標和經濟發展目標的綜合體系，這種目標體系的動態相對平衡性要求在制定發展戰略的時候注重多種目標的統一協進，并考慮到在目標的變動中社會承受能力的強度。在對“人”的研究中，厲以寧先生始終以一個關注民生的經濟學家的姿態，主張“對人的關心和培養是社會主義的生產目的”，認為在理想的社會制度中，人應該成為全面發展的人，他們能夠充分發揮自己的創造力，充分拓展自己的潛在能力，不斷深化自身歷史使命的認識，社會生產發展的最終目標與人的全面自由發展達到統一。以這種人文關懷的理念為出發點，厲以寧先生對平等與效率問題、社會福利的基本含義問題、人的地位的社會評價標準問題、社會主義民主問題等進行了廣泛深刻的探討 。

六．經濟轉型和經濟發展：發展經濟學的中國版本

發展經濟學作為經濟學領域一門新興的學科，在最近幾十年中取得了很多學術界公認的成果。但是發生在中國的廣泛而深刻的制度變遷卻給發展經濟學提出了嶄新的挑戰，這種挑戰不是對以往成果的否定，而是對發展經濟學基本研究對象所提出的挑戰：中國制度變遷中面臨的轉型和發展的雙重使命是傳統發展經濟學中所未曾涉及的命題。所謂轉型，是指中國的經濟體制要從初始的傳統計劃經濟體制逐漸過渡到與國際主流社會相一致的現代市場經濟體制；所謂發展，是指中國的經濟發展狀況要從不發達的狀態逐步走向繁榮富強的發達狀態，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在這種轉型發展的雙重背景之下，中國經濟所面臨的許多命題諸如資本形成、人力資本培育、市場化、企業家成長等，都與傳統發展經濟學有著不同的內涵。由于傳統的僵化的經濟運行機制和長期積淀的傳統社會結構的合力影響，強化了中國轉型發展的特有的路徑依賴特征，逼使許多經濟學家在正統發展經濟學的教條之外尋求中國獨特的轉型發展之路。厲以寧先生在他九十年代后期的著作和講演中，一直關注于轉型發展問題的研究，堅持“在轉型中發展，在發展中轉型”的基本觀點：所謂在轉型中發展，就是要在經濟體制改革不斷深化的過程中創造經濟發展的條件，而在這種體制變遷中，最為核心最為關鍵最為艱巨的使命是重新構造宏觀經濟的微觀基礎，塑造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所謂在發展中轉型，是指通過經濟發展增加社會對劇烈的體制轉軌的承受力，增加整個社會力量對改革事業的支持和理解，從而更加深入地推進以市場化為根本指歸的經濟體制變革 。針對中國在轉型發展初期所面臨的特殊社會經濟背景，厲以寧先生提出了中國轉型發展的三個基本命題：以構造市場經濟微觀基礎的產權改革相比于價格改革應居于優先的地位；轉型發展時期的失業問題相比于通貨膨脹問題應居于優先的地位；轉型發展時期經濟增長分析相比于貨幣流量分析更加有用。在這三個命題之外，厲以寧先生還對與轉型發展密切相關的宏觀經濟調節、社會協調和觀念更新等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而在九十年代后半期，他對關系中國轉型發展的重大課題諸如區域經濟發展和反貧困、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等進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關于第一個命題，厲以寧先生認為，以產權改革為中心的改革既是實質性的，又是漸進性的，“實質性”意味著產權改革將徹底改造深受傳統體制束縛的微觀經濟主體，從而實現中國真正的市場化改革，而“漸進性”意味著中國產權改革的路徑選擇將擯棄激進論者的路線而采取較為謹慎的推進戰略，以最小的社會震蕩成本換取最大的改革收益。厲以寧先生在產權改革上的這種立場，一方面將自己與以維護中國經濟的社會主義性質為依據而對所有制的改革采取抵制姿態的保守人士區別開來，另一方面又與那些主張效仿蘇聯東歐的經濟轉軌模式從而對中國實施大規模徹底而迅速的私有化的激進人士劃清了界限。以股份制為新企業體制的目標模式促進中國盡快建立適應市場經濟的現代企業制度，以股份制改造為突破口完善和促進中國企業的管理模式變革和體制創新，是厲以寧先生產權改革的基本政策主張，經過十幾年的改革實踐的檢驗和學術界的長期論爭，股份制已經成為我國企業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 。關于第二個命題，厲以寧先生歷來主張“就業優先兼顧物價基本穩定”的經濟發展戰略，在政府宏觀政策目標體系中將就業目標放在首要的位置加以強調，認為惟有將就業置于突出地位即把發展置于突出地位，才能增強綜合國力提高人民生活福利水準，使社會得以穩定協調發展，除非是在物價急劇上漲而引起社會強烈動蕩的特殊情形之下。而產權改革和就業優先這兩個政策主張在邏輯上是相輔相成的：產權改革的順利進展帶來的企業發展將為就業問題的解決提供寬松的環境，而就業目標的優先策略帶來的良好就業態勢又可以減少產權改革引發的社會震蕩，降低產權改革的社會成本。關于第三個命題，厲以寧先生認為，盡管貨幣流量分析是現代宏觀經濟分析中常用的說明經濟增長與波動的方法，但是由于中國在經濟轉型發展時期經濟分析對象的特殊性，應用貨幣流量分析具有較大的局限性，而經濟增長分析比較適宜于研究轉型發展中的中國經濟。中國不但是一個處于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階段的發展中國家，而且是一個處于非均衡狀態的發展中國家，在這種特殊的轉型發展背景之下，體制的非單一性、市場的不完善、非經濟因素對經濟運行的有力干擾、社會總需求大于社會總供給的狀態長期存在、隱蔽失業和隱蔽通貨膨脹的公開化等，都使得傳統的貨幣流量分析方法無法對困擾中國轉型發展的諸多問題進行有說服力的準確的闡明，而更為嚴重的是，應用貨幣流量分析對中國轉型發展的扭曲解釋會使我們的戰略決策受到相當的誤導，影響中國經濟發展和轉型戰略的制定。具體而言，貨幣流量分析無法說明通貨膨脹、失業和經濟中的短線部門“瓶頸”制約背后真正的體制與結構根源，而由這種分析方法所導致的將治理通貨膨脹置于首位的經濟政策選擇會嚴重忽視就業和經濟增長的重要意義，同時貨幣分析法所推出的理想化的平衡增長戰略在處于特殊轉型發展時期的中國是缺乏現實意義的。

七．經濟學的倫理視角：經濟運行和道德調節

道德問題并非經濟學研究的核心命題，經濟學的核心命題是資源配置和效率增進。然而經濟學并不是不涉及道德問題，相反，在對經濟學的許多命題的最終解答中，價值判斷和道德判斷似乎總是難以回避的。但是經濟學的界限在于，它只是在給定的道德規范和價值體系下進行分析，它把人們的“偏好”、“價值觀”、“生活目標”、“社會公德”等等當作外生的經濟學體系之外決定的變量來看待，當作自己分析的前提條件加以接受。然后在多種給定的道德準則、社會規范范圍內，進行經濟學分析，告訴人們如何行為、如何選擇、如何決策、如何配置資源，才能最大限度地實現自己的目標，增進自己的幸福 。經濟學和道德哲學的這種學術分野并未成為經濟學家關注道德問題的阻礙，事實上，每一個嚴肅的有著人文關懷的經濟學家必然懷有道德憂患意識，在20世紀末中國學術界有關道德問題的饒有興趣的論爭中，許多經濟學家以其精彩的論述和獨特的理論視角引起倫理學家們極大的關注。經濟學家“不務正業”介入道德研究領域，在世紀末的中國似乎具有某種象征含義：在中國由傳統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變遷的進程中，經濟學家對倫理道德問題的普遍的強烈的關注不僅反映出學者的強烈的道德憂患意識和社會使命感，而且折射出整個社會在制度轉型期面臨道德規范的混亂與道德意識的迷茫時對于道德秩序的普遍呼喚與強烈渴求 。

厲以寧先生是國內經濟學界較早關注道德倫理問題的學者之一，從他許多著作中我們可以看到他試圖從倫理學的視角對經濟學的諸多范疇進行規范分析的努力 ，作為一個經濟學家，其理論進路與倫理學家的相異之處在于，他并不將眼光貫注于有關道德的是非判斷與善惡評價，而是將道德置于整個經濟運行體制中去考量，探討道德在經濟發展和經濟轉型中對經濟運行的調節作用。在厲以寧先生看來，由于存在著市場缺陷和政府失靈的情形，因而單純依賴市場調節和政府調節就不能達到預期的經濟運行目標，而市場調節和政府調節所遺漏的空白，應該由習慣和道德調節來填充和彌補，在交易活動中如此，在非交易領域就更是如此。由此，厲以寧先生提出，道德調節和習慣調節是超越市場和超越政府的一種調節，它的社會整合和經濟調節功能介于作為“無形之手”的市場調節和“有形之手”的政府調節之間，作為第三種調節起作用，共同維系和引導著整個經濟的和諧有效的運轉 。習慣和道德調節的力量來自于經濟中的行為主體內部，即來自每一個行為者自身，它表現為各個行為者按照自己的認同所形成的文化傳統、道德信念和道德原則來影響社會生活，使資源使用效率發生變化，使資源配置格局發生變化。因此，習慣和道德調節的約束力和有效性取決于社會成員對群體的價值觀念和傳統信仰的認同程度的高低，取決于社會成員建立在共同價值譜系基礎之上的自律程度的高低。換言之，道德作為維系社會運行的一種手段，是通過各個行為主體自身的道德約束和相互之間的道德約束從而形成一種滲透于社會生活的道德風尚，它使得經濟行為主體對他人的行為和社會前景形成穩定的預期，以此為整個社會經濟運行提供一種道德坐標和道德秩序。

道德力量為我們探討經濟學中的一些規范問題諸如效率與公平等提供了新鮮而有說服力的視角。厲以寧先生認為，效率具有雙重基礎，即效率的物質技術基礎和效率的道德基礎，單純用物質技術因素來闡釋效率是不夠的，事實上，物質技術因素只能產生常規效率，而道德力量才能夠真正挖掘效率增長的潛力從而產生非常規效率，從這個意義上而言，道德力量是效率的真正源泉，這個結論已經被經濟史中無數例證以及管理學的現論所證實。道德視角的引入同樣可以加深我們對于公平的標準的理解。從收入的絕對或相對平均而言的公平并不能為公平的衡量提供一個客觀統一的尺度，類似的，用機會平等來測度公平同樣會遺漏下許多難以解釋的空白點。厲以寧先生認為，公平以對群體的認同為基礎，在一個群體內部，成員對群體的認同程度越高，其公平感就越強，當社會中的成員從其處于超利益的考慮而參與的群體中普遍感到一種受到尊重和和諧的氛圍，其公平感就會增進社會的協調的效率的提高。

厲以寧先生強調道德力量在經濟運行中的作用，但他并非是一個“道德烏托邦主義者”或“道德萬能論者”。第一，他一直強調道德激勵與利益動機的相容性。社會成員的道德的自我激勵使他們激發起為公共利益和公共目標的實現而努力的熱情，自愿地在個人利益和公共目標沖突時將公共目標的實現置于個人利益之上，但是，社會群體對于個人正當利益動機的尊重是社會成員實現自我道德激勵的必要前提，而社會成員的持久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的發揮既來自自我的道德激勵和道德約束，也來自自我的正當的利益動機。第二，他始終重視現代社會運行中法律的作用。從制度經濟學角度來看，習俗或道德傳統屬于非正式制度，而法律屬于正式制度，在現代社會中，社會習俗和道德文化傳統等非正式的制度安排與政府的法律規范等正式的制度安排一起確立著社會成員的行為準則。習慣和道德調節在社會經濟運行中起著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制衡功能和協調功能，但是，習慣和道德調節必須以法律的規定作為邊界，不能違背現行的法律規范。第三，他關注政府的道德自律并主張建立一套嚴密的篩選機制、保障與激勵機制、約束與監督機制，以此規范政府的行為。政府是一種通過自己的立法行為為社會經濟運行提供強制性秩序的組織，政府的成員需要有道德激勵和道德約束，但是更重要的是，政府調節行為必須建立在符合法律規范的基礎上，需要建立一種由公眾實施的監督和約束機制，促進政府行為中的民主程度并防止因政府濫用權力而對社會秩序造成的破壞。

處在制度轉軌關頭的中國既需要經歷經濟體制變遷的洗禮，又必然經受倫理道德體系和文化傳統更新的陣痛，對于一個具有長期集中計劃經濟傳統并擁有豐厚的歷史道德資源的國家來說，這種經濟體制與道德傳統的雙重變遷的使命注定是意義深遠而步履艱辛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道德重整既具有迫切性，同時又具有長期性和漸進性。

八．結束語

我們有一個共同的感覺，那就是，我們有幸生活在一個中國偉大變遷的時代，我們目睹這個曾經飽受患難的國家重新以一種難以置信的勇氣和信心，向著民族復興的夢想靠近。而尤其令我們感到榮幸的是，作為經濟學的研究者，中國在當代經濟發展中所經歷的巨大變遷為我們的研究工作提供了無可比擬的豐富而生動的素材，這是時代賜予經濟學者的寶貴的際遇。而經濟學界諸多學派之間嚴肅的探討、論戰和爭鳴，不但促進了經濟學科的繁榮，也為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提供了可供借鑒的理論視角。厲以寧先生是同時代這些優秀的經濟學家當中的一個，假若以對中國經濟學術界和中國經濟改革決策的影響力作為衡量標準，他又是其中最杰出者之一；他以獨特的理論進路、勇毅的創新精神、堅實敏銳的現實感和嚴密宏大的理論體系，為中國經濟改革思想貢獻了豐富的思想資源，確立了自己在當代中國經濟思想史的位置。但他又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學家，他以深遠的憂患意識對國家命運和民生的關注，使得他的思想浸透著一種強烈的人文精神，充滿終極關懷的意味。當然，如同所有深受傳統經濟體制和傳統經濟學知識結構影響的經濟學家一樣，厲以寧先生的理論體系和論證范式不可避免地帶有時代所遺留的深刻的印記，對此，厲以寧先生亦有清醒的自我估價?！耙淮擞幸淮说臍v史使命”，中國經濟學的繁榮昌明有賴于中國經濟學人一代接一代的持久而不懈的努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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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體制·目標·人 ：經濟學面臨的挑戰》，厲以寧著，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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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觀經濟調控是市場經濟發展的產物，是與建立在高度發達的社會分工和社會化大生產基礎上的現代市場經濟緊密聯系的經濟范疇。國家宏觀調控就其本質和基本內容而言，是對市場經濟運行過程及其結果的干預和引導，它以市場機制自身的存在充分發揮其對社會資源配置的調節功能為前提。宏觀調控是補充市場的不足，而不是取代市場的功能；離開了市場經濟本身，也就無所謂對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這是宏觀調控的基本性質。為了把握住這一基本性質，必須正確認識宏觀調控的內在規定性及其產生和存在的必然性。

所謂宏觀經濟調控，就是指以中央政府為主的國家各級政府，為了保證整個國民經濟持續、協調、健康地發展并取得較好的宏觀效益，主要運用間接手段，對市場經濟的運行從總量與結構上進行調節、控制和引導。在這一概念中，以中央政府為主的國家各級政府是宏觀調控的主體，而市場經濟運行過程及其結果則是宏觀調控的對象和客體；保證整個國民經濟持續、協調、健康地發展并取得較好的宏觀效益是宏觀調控的目的；主要運用間接手段進行引導和調節是宏觀調控所采取的主要方式和發揮的作用。

現代市場經濟無一例外都是國家宏觀調控指導下的市場經濟。在我國，政府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運行實行宏觀經濟調控的客觀必然性在于：

1、從微觀領域看，“市場失靈”是政府介入經濟，實施宏觀調控的深刻原因。市場機制既有積極的一面，也有消極的一面。市場機制的消極作用也就是市場經濟本身存在著“市場失靈”的缺陷，其主要表現是：市場機制不能解決環境污染、失業等社會問題；市場機制不能維護社會效益大、而經濟效益小的公共產品的生產；市場機制不能充分地保護和促進新興產業的發展，也會給風險性投資帶來一定的障礙；市場機制難以調節社會收入分配和協調各階層之間的利益，容易造成收入分配上的過分懸殊；市場機制不能克服規模經濟與壟斷之間的矛盾等。這些缺陷依靠市場機制本身是無法彌補的。為了彌補“市場失靈”，使國民經濟均衡發展，需要國家實行宏觀經濟調控。

2、從宏觀領域看，市場經濟本身還存在著“市場失衡”，從而造成宏觀經濟的不穩定與經濟結構的不平衡，這也是政府實施宏觀調控的另一個重要原因。經濟不穩定，既可能表現在生產過程中，也可能表現在市場交易過程中。微觀經濟的不穩定，必須導致宏觀經濟的不穩定，表現為總供給和總需求的失衡，要么總供給大于總需求，要么總需求大于總供給。造成經濟不穩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市場機制自身的內在缺陷的局限性，是導致經濟失衡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市場調節的局限性主要表現是：

（1）市場調節具有微觀性。市場調節是建立在各微觀經濟主體對自身利益追求之上的。而這些微觀經濟主體，一方面在市場活動中不可能事先就洞察到國民經濟的全局，并根據這一全局來決策自己的生產經營活動；另一方面，它們都從自身微觀經濟利益出發來決定自己的生產經營活動，因而不可能完全符合社會整體經濟運行的需要和宏觀經濟利益的要求，甚至可能與社會宏觀資源配置合理性要求相違背。這樣，市場調節難以實現宏觀總量的平衡和總體結構的合理。

（2）市場調節具有暫時性。市場調節是通過市場各種要素（價格、供求、競爭）相互作用實現的。集中表現是：供給與需求通過競爭形成一定的市場價格，在這里，供給與需求是動態的，價格也是動態的。市場在動態的價格下使供給與需求暫時趨于平衡的狀態。由于市場各種要求都處于經常變化之中，這種平衡狀態是轉瞬即逝的。因此，市場調節只能一次性地，暫時地解決供求矛盾，而不能使這些矛盾得到比較長期的解決。

（3）市場調節具有滯后性。市場調節是在矛盾或問題發生之后進行的一種調節，這種調節具有滯后性，是“馬后炮”式的調節，有一定的時間差，加之企業和個人掌握的經濟信息不充分，因而具有自發性和盲目性。這就不可避免地會導致經濟運行的無序和混亂，造成社會經濟的頻繁波動和資源浪費。如我國彩電、冰箱的生產，時而嚴重供不應求、時而又嚴重積壓等，就是市場調節的自發性和盲目性的反映。

（4）市場調節具有分化性。市場經濟是競爭性經濟，在激烈市場競爭中，必然是優者獲利多，劣者獲利少，甚至虧損被淘汰。這樣，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市場機制作用的發揮，會使個人之間、企業之間、地區之間收入差距擴大，甚至造成貧富懸殊乃至兩極分化。正因為市場經濟存在以上缺陷，不能實現宏觀經濟總量的平衡和經濟結構的優化，所以必須實行國家的宏觀經濟調控。

3、對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也是由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自身發展過程中的特點和內在要求所決定的。這是因為：

（1）市場機制要充分發揮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是需要一系列基本條件的。這些條件包括：企業要真正成為市場經濟的主體，自主經營和自負盈虧；要建立比較完備的市場體系；各種市場信號能夠真實準確地反映市場供求狀況；要形成總供給與總需要大致均衡的市場狀態；要建立比較完善的社會信用體系和法規體系，等等。顯然，在我國經濟體制轉換的過程中，僅靠對市場采取自由放任的態度，這些條件是根本不可能建立起來的，而只會導致市場混亂，使社會經濟運行走向無序。這就需要由國家的宏觀調控來推動這些條件的加快形成。

（2）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與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結合在一起的，它要求市場經濟的發展有助于實現而不是違背某些基本的社會制度目標，如要消除兩極分化，最終實現社會成員的共同富裕，等等。很明顯，單純的市場調節不可能自發地實現這些基本的社會制度目標。所以，由社會主義國家對市場經濟的運行進行宏觀調控，就不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必然的了。

4、宏觀經濟調控是生產社會化和經濟全球化發展的客觀需要。

社會主義生產是社會化的生產，社會化大生產使國民經濟各部門、各地區、各企業，以及社會再生產各環節之間聯系日益緊密，它們協調一致才能保證社會再生產的比例性和平衡性。而這種協調一致的配合僅靠市場無法實現，必須有站在全社會高度和從社會全局的利益出發的政府，進行統一的宏觀調控，才能保證社會再生產的順利進行和國民經濟均衡發展。

隨著社會化大生產的發展，社會分工逐步走出國界而形成了國際分工，出現了商品生產、貿易和資本全球化的趨勢。這種全球化的趨勢，使得國際分工更為復雜，資本、技術、勞動力等生產要素在國際間的流動更加頻繁。各國政府必須加強對國內外經濟的協調，促進本國經濟積極參與國際分工，發揮本國優勢，取得較好的經濟利益。經濟全球化并不意味政府職能的弱化，政府在新的問題和新的挑戰面前必須發揮主導作用。

二、宏觀經濟調控的目標

宏觀經濟調控目標就是宏觀經濟調控所要達到的目的，它是實施和評價宏觀調控工作的主要依據，決定著宏觀調控的內容和重點。宏觀經濟調控的目標是多元的，是由諸多目標構成的目標體系，分為總目標和具體目標，其具體內容如下：

宏觀經濟調控的總目標，就是保持社會總供給和社會總需求的平衡。這一總目標主要包括經濟總量目標和經濟結構目標兩個方面的內容?？偭磕繕耸窃诠┬杵胶饣A上的經濟增長目標?？偣┙o與總需求的平衡是保證國民經濟穩定增長的前提。無論總供給大于總需求，還是總需求大于總供給，都會引起宏觀經濟的波動。因此，必須從全局出發，制訂符合實際的總量增長計劃，避免經濟過冷或過熱，保持國民經濟健康、穩定、持續的發展。結構目標是在總量增長前提下優化經濟結構的目標。經濟結構包括產業結構和地區結構等。調整產業結構就是要調整三大產業之間的比例關系，特別是要加快第三產業的發展，使其更好地為第一、第二產業服務。在調整產業結構的同時，還要進一步調整地區結構，克服地區間條塊分割所造成的盲目投資、重復建設和產業結構趨同的狀況，按照不同地區的經濟特點和資源優勢，根據經濟發展的內在要求形成互補的地區結構，以促進國民經濟的協調發展。

宏觀經濟調控的總目標，即社會總供給與社會總需求的總量和結構上的基本平衡，是通過具體目標體現出來或得以實現的。有關我國現階段宏觀調控具體目標的主要內容，黨的十六大報告作了明確規定，包括“促進經濟增長，增加就業，穩定物價，保持國際收支平衡”四個方面。

1、促進經濟增長。

經濟增長是經濟全面發展的主要指標，是一個寬泛、綜合的概念。它既體現經濟總量的增加，也體現人均收入的增長和生活質量的改善；同時，總量上的增長是建立在比例協調、結構優化和效率提升基礎之上的。國內生產總值的年增長率是衡量經濟增長的主要指標。

2、增加就業。

擴大就業不但能更加充分利用勞動力要素，而且能促使居民收入普遍增長。因此增加就業既是經濟健康發展的標志，也是社會公平和穩定的體現。經濟中總供給大于總需求會造成失業，同時經濟發展中的經濟結構變化和技術進步也會帶來失業。失業會增加社會福利支出，加重財政負擔，失業率過高還會引起社會的不安定。在我國，存在著勞動者充分就業的需求與勞動力總量過大但素質不相適應之間的矛盾，這將是一個長期存在的問題。因此，要慎重掌握宏觀經濟的總量平衡并通過促進投資、促進中小企業發展、開發落后地區、加大基礎設施建設等手段，來增加就業。

3、穩定物價。

實現總供給與總需求的總量平衡與結構平衡，保持物價總水平的大體穩定是經濟健康、平衡發展的保證。企業和個人可以在較為穩定的價格預期下安排生產和消費，促使經濟平衡增長，避免大幅波動。而無論是通貨膨脹還是通貨緊縮，都會帶來價格的紊亂，影響各類經濟行為主體的判斷和信心，扭曲資源配置，對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產生負面影響。因此，應特別注意通過貨幣政策調節貨幣供應量，使之與經濟增長速度相匹配。另外，長期的財政預算不平衡和國際收支逆差也會導致幣值不穩，應注意綜合、協調、平衡采用各項宏觀經濟政策來保持物價和幣值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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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法論上的不同

馬克思的制度經濟理論是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為基本方法論的。首先，馬克思想要回答的問題是資本主義經濟是如何運行的？即回答“是什么”的問題。為了找到問題的答案，也為了提供一條回答問題的有效途徑，與當時的主流經濟學一樣，馬克思采用的是抽象分析法，堅持的是個體主義和整體主義相統一的方法。他把人既看作一個自然的人，同時也是一個社會的人，一個處于社會關系中的人；把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看成是一個自然發展的、不依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客觀過程。既闡明了經濟發展過程中制度的產生、發展及變遷，揭示了制度的動態性、歷史性及其演變規律，又從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角度闡釋了制度創新與技術進步、生產力發展之間的辯證關系。既分析了微觀層次的制度，又分析了宏觀層次的制度及其相互關系，體現了宏觀與微觀、抽象與具體的辯證統一。

新制度經濟學的基本方法論卻是一種簡單的歷史歸納法、進化論和歷史唯心主義。他們對制度的分析所堅持的是個體主義方法。在新制度經濟學者看來，制度只有形式上的演進，沒有質的飛躍，社會的發展變化也無什么規律可尋。他們以“經濟人”的假設為前提，對制度進行成本一收益分析，這使得他們不能對各種制度的本質進行深入的揭示，找不到制度與制度之間的內在聯系，因而也不能找到制度替代、創新和變遷的根本原因，即社會生產方式內部的矛盾運動。新制度經濟學家已經在一定程度上認識到產權、政治法律制度、意識形態與市場交易的聯系，意識到價值、價格等經濟范疇所具有的制度涵義。但是，他們還沒有做到用一整套經濟范疇（即便是西方經濟學的市場經濟范疇）來綜合反映人與人之間的產權關系及政治、文化關系，從而妨礙了他們更為理論化地把握制度變遷與市場經濟演化的動態發展過程。

二、建構理論的目的不同

馬克思制度經濟學是以剖析資本主義制度本身為直接目的的。在資本主義制度的產生和發展時期，制度的本質特征逐漸形成。但由于資本主義經濟借助商品經濟形式運行，特別是剝削性質又掩蓋在商品經濟的平等交換的面紗之下。馬克思制度經濟學就要通過由抽象到具體的邏輯手段，一層層地把面紗揭去，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本來面目。因此馬克思的制度經濟學又是批判性的資本主義制度經濟學。在整個馬克思的經濟學中，經濟制度研究是核心，市場經濟運行規律的研究從屬于制度研究。馬克思經濟學研究的目的不是為了揭示市場運行是如何優化資源配置的，不是為了解答被西方經濟學視為核心問題的生產什么、生產多少和怎樣生產等。在馬克思的資本論中雖然在不同角度和層面上都曾經研究或涉及到這些問題，但這些問題的研究都只是為了揭示資本主義制度本質和制度本質又如何表現在經濟運行過程中的，而并不是以解決這些問題本身為直接目的。這是由馬克思經濟學所擔負的特殊歷史使命所決定的。

與馬克思不同，西方新制度經濟學并非直接以資本主義的制度研究為對象，以建構完整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理論為目的。它是在運用現有的市場經濟理論去解釋現實經濟運行發生矛盾，而這些矛盾的解決不得不關涉到諸如產權等制度問題時，才不得不關注制度研究。這就使得新制度經濟學始終是從經濟運行的角度去研究制度，研究的是經濟運行中的制度問題，因此其使用的基本概念、方法和研究角度，都與市場經濟運行過程直接相關聯。

由此可知，西方新制度經濟學與以新古典主義為代表的市場經濟運行理論是沒有截然界線的，仍是在新古典主義的基礎上，在改變其前提約束條件下，對其理論的重新考察。正因為新制度經濟學不以建立資本主義制度經濟學為直接目的，就使其理論難以達到馬克思制度經濟學所具有的完整性、體系性和邏輯嚴密性。也正因為新制度經濟學是在肯定資本主義產權私有合理性的前提下進行的，其理論目的是為現存的經濟運行過程提供制度說明，因此其經濟制度理論對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是肯定辯護式的，而非批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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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市場經濟體制為主，作為我國現階段生產力和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要求，既反映了我國現階段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心，應該是市場經濟?；蛘哒f，在本質上首先是市場經濟。也在客觀上要求我國當前的市場經濟體制，必須充分體現市場經濟的生產關系和客觀規律的基本特性。（一）確立市場經濟生產關系的主體地位市場經濟對我國經濟發展的巨大促進作用，已充分證明市場經濟生產方式，適應我國現階段生產力發展的主體要求，并且也已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基本生產方式。因此，市場經濟的生產關系，也應當在我國現階段的社會經濟基礎中占據主體地位。明確這一點非常重要，這不僅是我們正確認識我國現階段經濟基礎規定性的基本依據，也是我國在基本經濟制度體制、社會價值觀與意識形態、社會治理方式與法律制度等方面，進一步深化改革與創新的主坐標。第一，構建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所有制關系。市場經濟的基礎是私人經濟，生產資料的私人所有是它的基本特性。與此相聯系的是每一個市場主體，都是自主、自由、理性地追求私人經濟利益最大化的生產經營者。唯有此才能最大限度地激發人們創造和積累財富的熱情，這也是經濟發展動力、活力，以及市場效率的根本所在。因此，市場經濟的所有制關系必須以私人所有為主體，否則就難以成為市場經濟的生產關系。雖然自我國經濟體制改革以來，民營經濟也獲得了極大發展，但始終步履艱難。要從根本上得到改觀，就應當構建以私人所有為主體的生產關系，制定有利于民營經濟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為民營經濟更快、更大發展提供制度支撐。第二，構建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產權關系。一是重在產權明晰，利益主體明確而實在，二是重在產權保護，利益主體的權益不受侵犯，三是重在產權規范，利益主體具有平等的市場地位。我國的產權制度改革，雖然也是沿著這個方向，普遍建立了現代企業制度，但在實施的領域范圍和落實成效方面，都還有著不小的差距。第三，構建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分配關系。市場經濟的初次分配關系，在本質上是生產投入的收益分配關系，也是參與價值創造與實現的各生產要素之間的分配關系。分配權利的決定因素是各生產要素的稀缺性或不可替代性，其公平與否的標準是各生產要素的市場價格。二次和三次分配關系，在本質上是政府和社會運用非市場方式，而建立的財富均衡轉移的再分配關系。其分配權利和公平標準，則是來自于縮小收入差距，促進社會和諧發展的社會要求?？梢哉f，這三個第次相互補充的分配關系，最大限度地兼顧了效率與公平。但是，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分配關系要真正發揮成效，還需要三個前提：一是公平的市場競爭機制，二是完善的政府公共財政職能，三是成熟的民間社會組織機構。雖然我國目前已基本建立起了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分配關系，可收入差距卻又不斷擴大，其實質問題就是這三個前提還沒有真正形成。（二）確立市場配置資源的主體地位由市場配置資源，作為市場經濟體制的內在規定性，是市場經濟配置資源的主體方式，因而也必須具有資源配置的主體地位。這也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方向。但是，這種主體地位的真正確立，并不在于有多少資源是通過市場配置的，甚至也不在于其數量是否在總量中占有絕對多數，而在于資源是否真正由市場機制的作用來配置的，并且是否已成為最主要、最基本、最普遍的配置方式。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在市場經濟體制不完善的條件下，特別是權力在資源配置中占據主導地位時，通過市場運作配置資源，往往會淪為掩蓋權力配置資源的“形式”，甚至淪為“漂白”權錢交易的一種方式。而本文前面所指出的，我國經濟體制目前所存在的各種“失衡”現象，在客觀上也是不斷滋生這些行為的“溫床”。因此，要真正確立市場配置資源的主體地位，就必須破除現存的體制機制障礙，進一步完善我國的市場經濟體制。這不僅要確立市場經濟的生產關系，還要改變目前經濟體制的各種“失衡”現象，構建能讓市場機制真正發揮支配作用的市場經濟體制。第一，構建自由的市場選擇機制，取消行政性投資審批制度。投資作為生產要素資源的配置行為，既是投資者理性的經濟活動，也是投資者對市場機會的選擇。自主和自由是選擇的基礎前提，其收益和風險自有投資者來承擔，其投資是否過熱也自有市場來調節，因此無須政府從微觀層面予以審批。政府在微觀經濟領域的主要責任，應是依據相關制度、政策和標準，一方面引導投資方向、促進產業升級和科技創新，一方面嚴格查處各種危害市場、環境和社會公眾生活的生產經營行為。第二，構建公平的市場競爭機制，確保所有市場主體享有平等的市場地位。市場主體的平等地位是公平競爭的基本保證，主要體現為市場機會、待遇和保護等方面的平等權利。其最大的作用是能形成正向發展激勵，增強各類市場主體競“優”發展的信心和積極性，促進要素資源優化組合，提高市場的資源配置效率和全要素生產率。同時也能在很大程度上減少權力配置資源的機會。而要做到這一點，就要對各類市場主體一視同仁，消除各種壟斷，全面放開市場，實現充分競爭。第三，構建單一的市場定價機制，取消“雙軌制”定價模式。市場發揮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依據的是價格信號，市場的競爭機制，也依據的是價格信號。市場價格既是商品價值的體現，也是市場供求關系的反映，只能由市場來確定。任何非市場的定價行為，都會在不同程度上扭曲市場的價格信號，降低資源的配置效率和利用效率。對于某些關系民生的商品和服務的價格，也應該由市場來定價，政府可用發放專項消費補貼，或提高社會保障的財政補貼標準等方式予以彌補。第四，構建嚴格的市場治理機制，建立法制化的市場管理體制。法制社會之所以是市場經濟賴以存在和發展的社會基礎，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市場競爭的結果，只能是以“優”勝“劣”，絕不允許“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所以，市場的治理機制必須法制化，必須從管理到執法、從方式到程序、從審理到判罪、從監督到問責的各個方面，建立一個完善的法制化管理體制，不給任何憑借權力、勢力、欺詐的不法行為以立足之地。唯如此，才能維系市場經濟的交換關系、契約關系和信用關系，才能顯現市場的功能，提高經濟發展的質量。（三）確立市場調節的主體地位我們知道，由于市場主體作為個體的理性經濟人，在逐利的經濟活動中，都不免帶有一定的自發性和盲目性，易引發經濟運行的波動和無序化現象，因而政府對經濟運行的宏觀調控就顯得非常必要。但必須是在確立市場調節的主體地位，充分尊重市場經濟規律的基礎上，按照以下原則來實施：第一，必要原則。雖然不會有經濟運行的絕對平穩狀態，任何時候的經濟運行都會處于一定的波動中，但只要在適度的范圍內，就不要貿然采取宏觀調控措施。除非出現下列三種情況，一是經濟運行出現明顯的非正常波動或無序的跡象時；二是社會經濟發展能力出現明顯的衰落跡象或瓶頸類困難時；三是國際經濟形勢變化出現影響我國經濟運行或危害全國經濟安全的跡象時。但也要根據實際情況的程度，只能采取必要的、適度的調控措施。第二，有利原則。宏觀調控的目的是為了經濟運行的平穩和有序，但更重要的目的，應是提高經濟體擺脫危機、實現可持續發展的能力。因此其政策和措施在抑制經濟波動時，一是要有利于市場調節作用的發揮，不能違背市場規律；二是要有利于市場機制的完善，不能影響市場機制的正常發揮；三是要有利于促進產業的轉型升級，不能只限于市場供求關系的平衡；四是要有利于產業體系的優化整合，不能影響產業鏈的銜接、配套和組合；五是要有利于民營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的成長和發展，不能影響大眾經濟、消費經濟的正常運行。第三，間接原則。宏觀調控就是間接調控，最忌諱直接干預微觀經濟運行，特別是用行政手段干預正常的市場行為。否則，不僅會影響市場機制作用的發揮，也容易成為計劃經濟的市場，甚至是權力控制的市場。因此，宏觀調控最好通過運用諸如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以及產業政策等政策工具來實施。主要是形成一種市場預期，以引導資源配置的方向，從而達到調整市場波動和提升經濟發展能力的效果。所以，宏觀調控重在它的引導作用。第四，授權原則。宏觀調控一般都需要投入大量的公共資源，并且對經濟運行和社會經濟生活也都會產生重大影響。因此，宏觀調控既有公共資源的使用效益問題，也有社會經濟發展的責任問題，其措施具有顯著的公共經濟性和公共政治性，甚至是公共道德性。這就決定了宏觀調控的決策和具體措施的制定、解釋，都具有著立法的性質，其權利不應歸于政府行政部門，而應歸于國家立法機構。政府部門只有得到國家立法機構的授權，才能實施宏觀調控。這也是防止利用公共資源追求部門利益和權力尋租的有效制度之一。

如何體現社會主義性質的制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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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會計指數研究

1.價值創造會計指數。在現今的市場經濟環境下，企業股價受到企業盈利或企業資產所左右的同時，其他非財務因素，如：品牌、理念、創新、人員等，對企業股價的影響日益增加。然而，非財務因素難以量化，不能為傳統的會計方法所接受，因而導致在實踐中對此類因素管理不夠且報告有限。因此，價值創造指數應運而生，它是一項用來量化企業非財務績效與其他市場估值關系的工具，即通過對企業會計信息的編制以了解企業經營對于宏觀經濟的綜合貢獻，進而判斷宏觀經濟運行狀況的指數。價值創造會計指數從宏觀和微觀兩個方面可細分為價值創造額與價值創造效率兩個指標。根據價值創造額的構成進行分析，可反映公司與政府、員工與公司債權人等不同利益相關者的不同分配關系及其發展趨勢，為國家制定勞動分配政策和稅收政策提供依據。對于價值創造效率進行行業分析，則反映出不同行業對于國家宏觀經濟調控政策的受影響程度的不同，進而了解不同行業分工的經濟運行的特點，為國家在不同的產業領域內制定有針對性的宏觀調控政策提供重要依據。

2.提供會計指數研究平臺。雖然我國的會計指數研究走在世界前端，但是不可否認的是跨級指數的研究仍處于起步狀態，當前的會計指數研究主要停留在對于各個行業的大量會計信息進行集成和處理上，若想順利獲得會計指數研究及其衍生研究的重大突破，則需要依靠專業的研究機構來實現。由此可見，建立完善的研究編制已經迫在眉睫。

在學術領域的發展道路上，研討成果的交流是促進科學研究發展的重要手段。會計指數研究平臺的建立提供給研究人員以發表科研成果的舞臺，保證會計指數成果在研究價值、研究質量和研究速度等方面得到迅速的提高。

3.統籌規劃，實踐檢驗。會計指數的產生源自于實踐的需要，指數的研究是否符合客觀實際，所得到的研究成果是否能夠經過時間的考驗、指數的研究成果是否能夠為宏觀經濟的發展起到指導作用才是會計指數研究的意義所在。因此，中國會計學會與中國財政部應統籌規劃、縝密部署，將研究成果交予相關部門參考驗證，共同促進指數研究的發展。在指數應用中發現問題時，應積極應對、深入研究，以科學的態度和縝密的求證完善會計指數體系。

二、加強會計指數研究對于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

1.促進市場經濟的發展。自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我國的市場經濟迅速發展。在市場經濟下，生產要素中的信息資源已經成為十分珍貴的經濟資源，高質量的會計信息對于政府的宏觀調控決策亦或是企業的微觀經濟管理的加強都具有重要的意義。科學、嚴謹的會計指數對于社會經濟的發展有著巨大的促進作用。會計指數在企業的會計信息的基礎上通過科學的方法編制而來，其具有真實性、客觀性、系統性和全面性，可以充分發掘和利用會計信息資源，提升會計信息的集成度，有助于市場資源的優化配置。

2.加強經濟管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高效有序的發展不能僅靠市場價值規律的自動調整，還需要政府在掌握宏觀經濟發展趨勢下，適當推行經濟政策對市場經濟的平穩發展進行宏觀調控。會計指數是一門處理信息的嚴謹科學，對會計指數的研究分析能夠準確客觀地反映和監督經濟的全面發展，并以此分析出微觀經濟的發展趨勢，為宏觀經濟決策提供重要的參考資料。對于會計指數的變化及其原因進行深入分析，政府能夠及時掌握和監督社會經濟運行狀況，客觀地分析判斷經濟發展中出現問題的關鍵，從而提高國家宏觀調控政策的針對性和有效性，引導生產資料在各個部門的優化配置。

3.提升會計在經濟發展中的影響力。在當前經濟社會中，會計數據更多被使用在分析企業的財務信息和經營狀況方面，在微觀經濟領域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著眼于今后的發展，會計指數體系的建立，拓展了會計數據的應用范圍，以微觀經濟發展方向的分析為基礎，研究推斷出宏觀經濟的運行情況，使會計行業在宏觀經濟的發展方向分析上做出新的貢獻。

4.提升我國國際影響力。近年來我國市場經濟迅速發展，國際經濟地位日趨重要。自2010年8月在大慶召開的七屆六次常務理事會上首次討論會計指數課題后，我國對于會計指數的研究工作愈發重視，動員了會計界的大量精英和力量。同時，我國推動了對會計體系的完善，會計人才的培養得到了社會各界的充分肯定和支持，我國會計行業在國際上的影響力與話語權明顯增強，在會計指數的研究方面，我國更是走在了行業的前端。

三、結束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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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經濟中，以個人、家庭和企業為單位進行的生產、分配、交換、消費活動，便是經濟學意義上的微觀經濟?，F代市場經濟雖然仍以單個微觀經濟主體為基本單位，但隨著市場規模不斷擴大，商品交換日益發展和生產社會化程度越來越高，經濟活動已不再是單純的個體行為，而日益呈現出相互聯系、相互影響的整體特征。

個人財富、家庭福利和企業利潤的增加，已經不再單純地取決于自身的努力，還必然要依賴于整體經濟狀況，整個經濟運行越來越表現出明顯的總量、綜合和全局性特征。所以，積極采取微觀救助，才能確保宏觀經濟在合理區間運行。

沒有有效的微觀救助，便無法避免經濟的宏觀救助而產生的全局性負面影響和代價。如幾年前實施4萬億的宏觀救助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產能過剩，其代價之大，無法估量。假如通過貨幣政策調控方式來實施宏觀經濟救助，也容易導致通貨膨脹和通貨緊縮。

所謂的微觀救助，就是采取相應措施，對處于困境之中的一個個企業或某一地區或行業，區別情況予以必要的救助。而微觀救助對象主要分為兩大類：一類是金融企業，一類是非金融企業。

救助金融企業，

避免風險積累爆發金融危機

金融企業的救助，主要是經常性的不良金融資產剝離與處置，以降低不良率，使金融企業保持健康的狀態，更好地服務于實體經濟。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金融業的發展狀況如何，直接決定著整個國家經濟的運行狀況如何。

在上個世紀末，中央政府采用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方式，也就是人們常說的好銀行與壞銀行的模式，大規模收購和處置四大國有銀行的不良債權資產，使其步入健康發展的軌道，并成功上市，從而也避免了經濟危機的爆發。

目前，中國經濟面臨著增長放緩的壓力，這種壓力首先將反映在金融企業信貸狀態惡化，不良率上升。根據銀監會的監管指標，截至2013年12月末，商業銀行不良貸款余額5921億元，比年初增加993億元，不良貸款率為1.0%，比年初上升0.05個百分點。

雖然不同銀行不良率上升有不同的原因，但主要的大背景是中國經濟增速放緩，經濟下行會帶動銀行業不良率整體上升。不良貸款2014年仍存在小幅上行，再加上銀監會將調整對撥備覆蓋率的要求，未來銀行撥備壓力不減。

在這種情況下，不良金融資產的剝離與處置就顯得十分必要。目前，有四大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可以承擔起收購與處置不良金融資產的特殊使命，銀行隨時可以將不良金融資產投放市場進行交易，盡快化解金融風險，避免金融風險積累而爆發金融危機，從而促進宏觀經濟的健康發展。

但目前這種救助機制還有待于進一步完善，國家有關部門也正在研究新的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條例。相信隨著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新條例的出臺，能夠確保金融微觀救助的常態化，避免因金融危機的積累爆發而引發宏觀經濟的大起大落。

救助非金融企業：

政府出手彌補市場失靈

非金融企業的救助，最根本的是要靠市場機制，但這并不是說政府就沒有責任幫助企業擺脫困境。

美國的通用公司陷入困境之后，美國聯邦政府出手相助，使通用公司避免了倒閉關門的命運。這就是所謂的政府救助，主要是對整個國家經濟有重要影響的企業進行救助。

當然，這也不是要政府直接插手市場和企業經營，而是要通過創造公平的市場環境，使企業處于良性的競爭環境之中，真正實現優勝劣汰。但由于市場的不完全性、不完善性、信息的不對稱性以及外部效應的存在等“市場失靈”問題，單靠市場自身則無法克服。

為了避免市場經濟運行陷入無調節的狀態，需要政府采取公共供給、公共引導和公共管理的方式調節微觀經濟，以彌補“市場失靈”。例如政府通過采取增加購買公共服務產品的方式救助就是一種可行的辦法。

除政府的救助之外，還有最為重要的途徑和方式，便是金融救助。金融救助不是發放貸款，因為企業一旦陷入困境，便已經喪失了獲得信貸資金的能力。

這里所說的金融救助，是指中國四大金融資產管理公司通過收購和處置企業應收賬款的方式來救助陷入困境的企業。目前，中國的企業并不知道有這回事兒。原因是有關監管部門剛剛批準金融資產管理公司開展這類業務。希望更多的企業能夠了解四大資產管理公司的這一業務，必要時可與四大金融資產管理公司開展業務合作，讓企業盡快擺脫困境。

當然，經濟的微觀救助還有其他方式。據了解，商務部已于2012年6月下發通知，同意在天津濱海新區、上海浦東新區開展商業保理試點，探索商業保理發展途徑。截至2013年1月底，我國已注冊的保理公司達85家，其中內資64家，外資21家。這也是一支不可忽視的微觀救助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