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11-14 10:1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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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高端裝備制造業以高新技術為引領，處于價值鏈高端和產業鏈核心環節，是決定整個產業鏈綜合競爭力的戰略性新興產業，是推動工業轉型升級的引擎。而我國與世界先進水平有著較大差距，北京在數控機床、機器人、3D打印等領域，居于國內技術領先行列［1］，具備分析的典型性。技術交易在產業發展中起著正向促進作用［2］，本文將從技術交易的兩個細分視角來分析北京高端裝備制造產業情況，一個是技術領域，另一個是知識產權，這兩個視角是技術交易市場細分的兩個典型視角，可以對產業及技術交易狀況進行技術和知識產權兩個關鍵方面的分析。此外，本文對技術交易現狀進行分析，為產業發展以及技術交易市場的運營提供對策與建議，有助于提升北京高端裝備制造業技術創新水平及競爭力，促進產業發展。本文依托高端裝備制造業近五年相關的產業技術交易數據和訪談調研北京高端裝備制造業內典型企業，對北京高端裝備制造業及技術交易進行分析解釋。
二、基于技術領域的北京高端裝備制造業技術交易現狀及問題
北京高端裝備制造業的技術領域構成主要有：現代設計、先進制造工藝、自動化、系統管理和其他。自動化領域是北京的傳統領域,由圖1可知，自動化的技術交易額每年都達到十億元以上，而現代設計、先進工藝制造、系統管理都是2013年以來才在技術市場上出現，其中現代制造和先進制造工藝增長勢頭迅猛，尤其是先進制造工藝，迅速登上了技術交易合同的技術領域中交易額第一位，而系統管理則顯得微乎其微。隨著2013年以來，現代設計、先進工藝制造、系統管理在技術市場合同中出現，“其他”領域則逐漸被稀釋，到2015年變成了零，這一點也是技術市場越來越專業化，對合同的技術領域構成細分更加規范的表現。1.自動化作為傳統強項，持續發揮作用從圖1可以看出，自動化領域是北京的傳統領域，2015年自動化領域技術合同項數為396項，占當年總合同項數的22.01%，技術交易額為14.6億元，占當年總交易額的20.83%，平均單項技術交易額為0.03689284億元，排在新生力量：現代設計和先進工藝制造之后，但是作為傳統領域的重要性沒有發生大的變化。自動化領域是一個比較寬泛的統計口徑，包括控制理論與控制工程、系統工程、模式識別與智能控制、導航制導與控制、檢測技術與自動化裝置等，通訊、電子、計算機、控制等，而北京在這方面的有著豐富的院所機構和技術積累，在數控機床、機器人、3D打印等領域的發展也比較強勢[3]，從技術交易的數據可以看出這一傳統領域的優勢得到了延續的。2.先進制造工藝起步晚，但增長勢頭迅猛2015年北京高端裝備制造業先進制造工藝領域的合同交易項數為1015項，占當年總合同交易項數的56.42%，為當年合同交易項數最多的一個，技術交易額為42億元，也是當年交易額中最高的一個，占當年總交易額的59.91%，平均單項技術交易額為0.041362819億元，僅次于現代設計?？傮w來看，先進制造工藝技術領域的合同類型與現代設計一樣，也是從2013年開始出現，主要是由于國家政策傾斜。在制造業面臨轉型升級的情況下，在政策呼吁和支持下，這一領域迅速活躍，并且體現在技術交易上。另外，2013-2015年，從合同項數上看，先進制造工藝領域沒有明顯規律變化，總體上是上升趨勢，而從合同交易額上看，呈現出了明顯的連年遞增的趨勢，增長幅度也很大，可見這一領域在政策支持下得到重視之后，在企業的實際運作中也收到了良好的經濟效益和反響，因此持續得到開發與發展。3.現代設計與系統管理領域發展水平有待提升2015年北京高端裝備制造業現代設計領域的合同交易項數為291項，占當年總合同交易項數的16.18%，技術交易額為12.8億元，占當年總交易額的18.26%，平均單項技術交易額為0.043930423億元，在當年的平均單項交易額中是最高的一個?，F代設計的合同交易項數變化并未呈現出規律，但是合同交易額從2013-2015年呈現了較大幅度的連續下降。而現代設計這一技術領域細分，是從2013年才開始出現的，這也順應了國家政策層面越來越重視工業設計的趨勢。工業設計水平的高低，可以用來衡量一個國家的工業發展水平，工業設計搞得好，工業才能夠向著更高的梯隊發展［4］。我國工業設計領域起步晚，當前的發展水平也有待提升。系統管理是指管理企業的信息技術系統。2015年北京高端裝備制造業系統管理領域的合同交易項數為97項，占當年總合同交易項數的5.39%，為當年合同交易項數最少的一個，技術交易額為0.7億元，也是當年交易額中最小的一個，占當年總交易額的1%，平均單項技術交易額為0.007026517億元。企業的信息技術系統搭建工作，需要建立在諸如工廠自動化、智能化以及先進的制造工藝流程等之上，在這些設施和功能沒有配備好之前，系統管理領域還難以迎來爆發的春天，所以，北京高端裝備制造業系統管理的技術交易項數及交易額的低迷，從側面反映了北京高端裝備制造業在基礎配套方面有待進一步升級。
三、基于知識產權的北京高端裝備制造業技術交易現狀及問題
北京市高端裝備制造產業技術交易領域的知識產權主要構成為：技術秘密、專利、計算機軟件、動植物新品種、集成電路布圖設計、生物醫藥新品種、涉及著作權，以及其他未涉及知識產權的部分。近年來，國家對知識產權的保護越來越重視，這方面的工作也在做得更好，而知識產權的保護是一把雙刃劍，“度”的把控很重要，適度保護知識產權才能夠一如初衷地推動產業發展，而缺乏保護力度以及“過度”保護都會阻礙產業的技術創新與發展［5］。從圖2可以看出，在技術交易領域，北京高端裝備產業中比較活躍的領域是技術秘密、專利、計算機軟件，單從2015年的合同交易額看，這三項的比例達到三成多一點，而更大的比例來自未涉及知識產權的合同，單從2015年合同交易額數據來看，比例1.技術秘密領先專利，在合同項數與總交易額中排名第一如圖2，2015年北京高端裝備制造業系統管理領域的合同交易項數為403項，占當年總合同交易項數的22.4%，為當年合同交易項數除了未涉及知識產權部分外最多的一個，技術交易額為18.6億元，也是當年交易額中除了未涉及知識產權部分外最多的一個，占當年總交易額的26.53%，平均單項技術交易額為0.046203795億元，僅次于專利。技術秘密在技術交易項數和技術交易額方面占比較大，可能與北京高端裝備產業中一些企業的屬性相關，在對典型企業進行訪談時發現，對接航空航天領域的一些國企在某些核心技術上面會選擇技術秘密，相對于專利來說，在涉及的技術范圍、公開程度、保護期限、法律地位等方面不同。綜合來看，在涉及一些重大核心技術時，企業還是會選擇技術秘密［6］。2.專利領域受技術的市場成熟度影響，知識產權保護工作待加強2015年北京高端裝備制造業系統管理領域的合同交易項數為41項，占當年總合同交易項數的2.28%，在當年合同交易項數除了未涉及知識產權部分外僅次于技術秘密和計算機軟件，技術交易額為2.1億元，在當年合同交易額除了未涉及知識產權部分外也是僅次于技術秘密和計算機軟件，占當年總交易額的3%，平均單項技術交易額為0.051051122億元，是當年平均單項技術交易額中最高的。在對典型企業進行訪談時發現，當前比較熱門的領域，如智能服務機器人等，其發展方向并不是特別明確，企業當下的策略是對市場的各個細分領域進行布局，防止錯過會爆發出來的領域，而相對應的，技術研發方面，當前難以確定哪一塊技術能夠得到市場的認可，因此申請專利積極性不太高，這從技術交易市場的專利合同數據上也呈現這種現象，從2011-2015年，專利類別的合同年交易項數和年交易額都不是特別高。而平均單項合同交易額還是很高的，因為既然技術研發者認為某一技術值得申請專利，而且技術購買者認為其值得購買，那么這一技術在各種類別中便是在市場上得到了一定的驗證和認可，其市場成熟度決定性地影響著一項技術能夠為企業帶去超額利潤，也就影響著技術的價格水平[7]。同時也有企業表示知識產權保護力度不足，希望政府及相關單位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工作力度。而技術秘密之所以比專利有優勢之處，在知識產權保護這一點上也是原因之一。3.計算機軟件與動植物新品種等在行業中處于補充角色2015年北京高端裝備制造業系統管理領域的合同交易項數為88項，占當年總合同交易項數的4.89%，在當年合同交易項數除了未涉及知識產權部分外僅次于技術秘密，技術交易額為4.0億元，在當年合同交易額除了未涉及知識產權部分外也是僅次于技術秘密，占當年總交易額的5.7%，平均單項技術交易額為0.045009614億元，僅次于專利、技術秘密。計算機軟件領域的技術交易數據不是很高，雖然在各項指標中多排第二位，但是與第一位技術秘密的數據絕對值相差很大。這一現象與技術領域構成中系統管理的技術交易數據對應，畢竟這是在北京的高端裝備制造業領域，與此領域相關的計算機軟件技術交易可能并不顯眼。
四.對策與建議
1.提升北京高端裝備制造產業的技術創新能力從圖1可以看出，北京高端裝備制造業整體上平均單項合同交易額較平穩，主要包含了傳統強項自動化領域，及后發強項先進制造工藝領域，同樣從現代設計與系統管理領域的發展水平來看，北京高端裝備制造業產業交易技術的創新性有待提升。在調研中發現，一些科研實力較強的單位，如中航工業北京航空制造工程研究所，認為國內缺乏基礎研究，高校的教育，如自動化等領域也是“短平快”的方式，所以當前要注重基礎研究，才能更好地進行自主創新。要完善市場導向的科技創新機制，強化市場配置資源的作用及企業在技術創新中的主體地位。利用“互聯網+”，建立完善產業聯盟、研究體系，推動工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圍繞重點機構與龍頭企業，完善高端裝備制造業金融服務體系，優化區域創新機制。2.統籌并均衡發展北京高端裝備產業技術領域自動化領域是北京的傳統領域，技術交易額每年都達到十億元以上，2015年自動化領域技術合同項數為396項，占當年總合同項數的22.01%，現代設計領域的合同交易項數為291項，占當年總合同交易項數的16.18%，先進制造工藝領域的合同交易項數為1015項，占當年總合同交易項數的56.42%，現代設計、先進工藝制造、系統管理在2013年出現在技術市場上之后，勢頭迅猛，但是系統管理則顯得微乎其微，2015年系統管理領域的合同交易項數為97項，占當年總合同交易項數的5.39%，為當年合同交易項數最少的一個。從以上數據可以看出北京高端裝備產業技術領域發展不均衡。無論是自動化、現代設計、先進工藝制造，還是系統管理，每一個技術領域對于高端裝備制造產業的發展都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而根據當前的數據分析，北京高端裝備制造產業的技術領域發展不夠均衡，尤其在系統管理領域，系統管理技術的重要性毋庸置疑，而企業在任何一個關鍵技術領域存在短板都會造成整個鏈條被拖后，所以，需要政府層面、產業層面、企業層面共同努力，統籌技術領域規劃，加大弱勢領域的研發經費、研發人員等投入，加強技術創新，實現產業技術領域均衡發展。3.結合市場狀況，強化北京市場知識產權保護力度知識產權構成數據中，從專利的技術交易數據看，2015年系統管理領域合同的交易項數為41項，占當年總合同交易項數的2.28%，僅次于當年技術秘密和計算機軟件，技術交易額為2.1億元，在當年合同交易額除了未涉及知識產權部分外也是僅次于技術秘密和計算機軟件，占當年總交易額的3%，平均單項技術交易額為0.051051122億元，是當年平均單項技術交易額中最高。技術秘密在合同項數和交易額中都領先，這除了專利申請受其市場成熟度影響之外，知識產權保護狀況也是很大的一塊原因。在調研中發現，一些技術領先企業，如北京精雕科技集團有限公司，常受到市場上侵犯知識產權行為的困擾，這說明當前申請專利起到的保護作用尚不夠完善，行業內競爭對手模仿很容易，不過數控系統，CAM軟件抄襲等核心技術優勢抄襲難度高，只能在外形上模仿，但這會對企業的知識產權和市場表現造成一些不良影響。所以，從企業的角度看，除了加強專利申請和保護措施之外，還需要著力提升自主創新這一核心能力。另外，政府也要著力從法律和市場規范等不同層面進行統籌規劃與安排，提升市場對知識產權的重視意識，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力度。4.加強北京技術交易市場政策普及在調研中發現，關于政策上鼓勵技術交易登記的一些條款產業領域企業并沒有全面了解和熟知，所以導致了一些數據不充分的問題，當前的數據不一定完整反映北京市高端裝備制造業的全貌。如中航工業北京航空制造工程研究所相關負責人在調研中表示，對技術交易市場這方面的登記政策并不是很了解。這方面需要技術交易市場相關部門加強政策培訓或者宣傳，以便于更好地做好登記工作，開展產業研究，推動相關問題的解決，能夠更好地為決策提供參考，促進產業發展。同時政策宣傳對企業也受益，比如稅收減免等。
關鍵詞 先富帶動后富 智能化 制造型企業
一、背景
（一）工業4.0
工業4.0是由德國率先提出的強力打造智能工廠的發展戰略，并且成為了以物聯網為基礎，以制造業智能化發展為目標的第四次工業革命的先鋒戰略。簡單來說，工業4.0就是從產品研發、生產、物流及客戶四個方面著手，通過網絡工具形成數字聯系，從而實現企業高效率、短周期、個性化的追求。工業4.0是以制造智能化、工廠智能化及物流智能化三大特征[1]為方向，利用云計算、大數據、移動終端等技術，創建一種靈活高效的產業模式。工業4.0成為推動世界各國智能化工廠建立的助推器。
（二）“中國制造2025”戰略
在德國推出“工業4.0”戰略后，中國政府相繼提出了“中國制造2025”戰略，是中國政府實施制造強國戰略第一步。在過去30年，中國更多被認為是全球制造工廠?！爸袊圃?025戰略”對制造業發展提出智能轉型要求，主要有四大轉變，從要素驅動轉為創新驅動，從資源消耗大、污染排放多的粗放制造轉為綠色制造，從低成本競爭轉為質量效益競爭，從生產型制造轉為服務型制造，從而提高生產效率。同時強調了“信息化”與“工業化”相結合，利用數字技術及物聯網發展，實現我國工業智能化生產。“中國制造2025戰略”的提出為中國的制造業轉型升級給出指導方向。
二、國內制造產業“先富帶動后富”發展模式
“先富帶動后富”的制造業發展模式，簡單來說，就是讓率先實現智能化的大型制造企業帶動發展落后的中小型企業加快信息化速度，同時讓高端領域的產業的智能創新帶動傳統的基礎產業加快智能轉型。其中“先富”指制造業中大型企業及高端制造產業領頭發展，帶動“后富”則是，利用“先富”的發展條件，加速帶動中小企業及傳統制造業智能發展。
（一）國內制造業發展現狀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制造業憑借傳統的勞動力成本低以及資源豐富等優勢，成為了世界制造業大國之一，被稱為世界工廠。但是我國的智能化制造業，與發達國家相比，仍有較大的差距。金融危機后，隨著劉易斯拐點的到來，我國制造業傳統的比較優勢正在減弱[2]。目前國內面臨著勞動成本提高，資源消耗過大，環境污染等問題，迫使傳統的制造型產業轉型，同時國外的智能化、信息化、數字化發展改革，迫使我國制造業加快智能化進程。
（二）大型制造企業帶動中小型制造企業發展
中小型企業與大型企業無論是在生產規模、企業管理、及人才資金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差距。國內制造企業的發展水平良莠不齊，大多數大型企業率先完成制造產業轉型，同時選擇ERP企業管理系統，來完善企業內部信息化建設，及生產智能化建設，從而提高效率。而中小型企業在意識到“修內”的重要性時，由于資金、環境等制約因素，跟不上智能化工廠建設的步伐。
1.大中小型制造企業的現狀。大型制造企業擁有雄厚的資金，率先與SAP合作，引進了先進的ERP企業管理系統，成為制造型企業智能化的領頭人。大多數大型制造企業目前已經完成將ERP系統與企業內部管理結構的融合。大型企業在產業鏈上擁有完整系統的生產模式，從研發到對接客戶，已經形成了數字化的管理。再者，大型制造企業擁有科學的管理模式和大量的優秀人才。但是，大型制造企業面臨的是思維模式的束縛與數字創新的瓶頸問題。
中小型企業目前在實行ERP企業管理，面臨諸多問題。首先，中小型企業資金問題是限制信息化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SAP的ERP系統是諸多企業渴望引進的系統，但是信息化過程需要長期投入大量的資金，而短期的回報若無法滿足資金投入，則可能造成資金短缺的危機。其次，中小型企業是處于不斷改革發展的不穩定階段，那么對ERP系統的要求會隨變化而變動，需要系統不斷滿足企業的內部管理變化及時改進。再者，中小型企業的管理模式不夠先進，管理人才稀缺。但是，中小型企業在數量上，超過全國企業總數的99%，中小型制造業的轉型也成為了制造業發展的集中要求。其地域分布上擁有一定的優勢，易于與客戶聯系，了解客戶需求。中小型企業對當地經濟環境等因素的要求較小，面對環境影響，應變措施靈活，易于適應并生存。同時，中小型制造企業倚靠特色技術，活躍于整個產業市場當中，在整個制造產業中，中小型企業想要立足于之企業之林，必須擁有自己的產業特色。
2.大型制造企業帶動中小型企業發展建議。第一，生產鏈合作。大型制造企業在產業鏈與技術鏈中的某些環節與中小型企業合作，如中小型企業比較擅長的傳統制造環節等。在生產過程中，進行明確的分工，由大型企業ERP系統進行數字化統一管理，確保中小企業提供的產品質量及服務質量。同時，大型企業利用中小型企業的地域分散與經營靈活的優勢，發展零部件生產、分散客戶聯系、運輸等生產部分，利于成為智能化系統中新鮮血液，于此同時，中小型企業的生產得以進一步發展。
第二，創新項目合作。大企業帶動一批小企業發展的重要前提條件是互惠互利。大型制造企業在產品研發或服務改革方面都面臨著創新動力不足問題，可通過尋找與其互補的中小型企業為合作伙伴。中小型企業擁有快而新的生產特點，擁有企業本身的核心技術與專利，相對的，在合作中，獲得大型企業的資金，學習管理方式，提高企業素質。企業從而實現互利共贏，加速產品服務創新與智能化工廠相結合，帶動產業整體水平。
（三）高端領域的跨越式發展帶動傳統產業的轉型升級
國內高端制造業領域目標走向世界前列，而傳統的制造產業依舊面臨產業轉型壓力，形成了國內當前制造型行業內部的“先富”與“后富”的矛盾。那么在高端制造業接受挑戰的同時，帶動傳統產業的轉型升級，對我國制造業整體水平的提高起到了巨大的促進作用。
1.我國高端制造業與傳統制造業現狀。我國的高端制造業主要包括建立在機器人技術、物聯網技術、3D打印技術及新材料技術等七大新興技術產業[3]。而工業4.0背景下，許多國家相應地提出了制造業發展戰略，這對中國的高端制造業的智能化發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時也為我國高端制造業提供了學習并改革方向。但是我國傳統制造業，規模優勢與低成本優勢在不斷減弱，國外企業實現在產業鏈的上下游企業實現了數字一體化，不需要將產業鏈分割成單獨模塊外部生產，這對我國的制造產業造成了很大的影響，所以傳統制造業的轉型迫在眉睫。
2.國內高端制造業發展帶動傳統產業轉型建議。第一，高端制造業智能化創新，帶動傳統產業穩固轉型實力。我國與其他發達國家的制造業競爭主要在高端制造業的創新技術上，而國外的產業鏈智能化使我國傳統制造業受到了不小的影響。那么，在我國高端制造業的創新發展過程中，結合市場情況，在原有產業鏈結構的基礎上，實現一定程度上吸收傳統產業，從而實現高端產業與傳統產業的技術融合，推動數字化、信息化、智能化向傳統產業發展，同時為高端制造業帶來了生產資料的補充與勞動力成本低的優勢。高端產業與他國合作，學習高新技術的同時，也為傳統產業帶來了市場機遇。
第二，高端制造業開拓市場，帶動傳統產業智能化轉型。高端制造業在新技術與新產品的研發中，不斷完善企業智能化技術，充分利用資源，開拓市場，而傳統產業為適應市場的新興智能力量變化，會更加積極地投身于技術創新的隊伍中，引進高端的管理技術，實現數字化的轉型。這種市場導向型的方式，在國內制造業內部競爭過程中，使得整體制造業水平得以提升。
三、結語
工業4.0背景下，國內國外的制造業發展壓力，不僅為我國的制造業發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樣也為我國制造業進步帶來更多的機遇。“先富帶動后富”的發展模式，充分發揮了我國大型制造企業與高端制造產業的智能化優勢，從企業與產業層次兩個角度分析，以大中小制造型企業的合作共贏推動企業智能化為目標，以我國高端制造產業到我國傳統產業實現產業智能化為追求，為加快實現我國信息化、智能化、數字化生產提供了發展模式建議。
參考文獻：
國際金融危機以及歐債危機使西方國家重新認識到實體經濟的重要性，在檢討“去工業化”（Deindustrialization）政策的同時，紛紛提出“再工業化”（Reindustrialization）戰略。所謂“去工業化”可以理解為近20年來，歐美國家工業（或制造業）占整體經濟的比重不斷下降的趨勢，這一趨勢除了體現產業結構演變的一般規律外，還受到20世紀90年代所謂“知識經濟”興起的影響。歐美國家認為，國家競爭力主要依賴于服務業、金融等非制造產業，歐美發達國家紛紛出現了“制造業空心化”的趨勢。
20世紀初以來，美國曾長期占有世界制造業最大份額，20世紀50年代前后，美國制造業產值占全球制造業的比重曾高達50%左右。然而，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伴隨著全球產業轉移的發展，美、歐開始了去工業化進程。進入20世紀80年代，生產“外包”成為大趨勢，美國轉向了以服務業為主的產業結構，其制造業產業空心化現象日益凸顯，美國制造業在全球制造業總產值中的份額日趨下降，1990年下降至21.5% ，到2009年跌破20%，2010年所占份額為19.4%，略低于中國的19.8%，喪失了百年來世界制造業產值頭號大國的地位。
歐洲亦是如此，上世紀90年代，德法等西歐國家人口結構出現老齡化趨勢，實體經濟逐步進入后工業化階段，資產報酬率降低，國內需求不足，這導致大量廉價資本源源不斷地涌向希臘等南歐國家，催生了這些國家的資產泡沫，也導致國家產業競爭力下降，并出現“空心化”趨勢，經濟產出大幅下滑以至于難以覆蓋高企的債務，直至導致債務危機的爆發。因此，深陷債務泥潭的歐盟同樣認識到再工業化的戰略意義，歐盟正在通過加速低碳產業、信息產業等產業發展，加強歐盟工業的研發創新投入，積極推出各類促進工業企業發展政策三大方面重塑實體經濟。可見，無論是美國還是歐洲，未來的重心都是“制造業回歸”，并通過政府力推“再工業化”戰略，重塑競爭優勢。
西方國家“再工業化”的實質
其實，“再工業化”并非是一個新概念，它最早由美國社會學家阿爾泰·埃茲厄尼提出。詹姆斯·米勒在回顧美國產業演進和1973年產業衰退的基礎上指出，“再工業化”作為一種積極的產業政策選擇，是通過市場機制來推動產業的調整和升級，以提升美國產業的國際競爭力。20世紀80年代，鑒于日美制造業競爭格局逆轉，美國里根政府提出了恢復制造業地位的主張。羅伊·羅斯維爾和威特·杰格維爾德把“再工業化”定義為產業結構的轉型，主要是加速固定資產更新換代，提升產業附加價值。
但從性質來看，當前奧巴馬政府提出的“再工業化”戰略絕不是簡單的回歸，而是超出了“再工業化”的范疇，向新的產業革命邁進。2008年的金融危機幾乎摧毀了美國幾十年來的發展模式，以透支消費、信貸擴張和房地產市場繁榮為支點的美國經濟增長方式難以為繼。危機后的美國經濟何去何從？這是奧巴馬政府必須解答的難題。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United Nation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UNIDO）的統計數字顯示，近10年來，在全球制造業總量中，美國所占份額不低于1/5，但美國制造業占GDP的比重卻在逐年下降。美國需要改變過去那種“債務推動型”增長模式，建立新的“后危機時代經濟增長模式”，即出口推動型增長和制造業增長。
為此，奧巴馬提出了“出口倍增計劃”，預計美國出口將以年均15%的速度增長，5年后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總出口額將超過3萬億美元。然而15%的增長似乎遙不可及，因為上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低端制造業已經大部分從國內轉移出去，而其高端制造業的成本相對較高，歐洲、日本和韓國都是美國強有力的競爭對手。2001年至2009年，美國出口額的平均增長率是4.1%，這與15%的增長率相差懸殊。從勞動力成本和勞動生產率的比較優勢來看，相對于許多新興市場國家，美國制造業在勞動力成本等方面并不具備優勢。因此，美國深知只有通過新能源、新材料、新技術才能帶動新一輪產業周期，奧巴馬不僅將發展新能源產業作為轉型手段，更是作為應對經濟危機、拉動國內就業、促進“節能減排”的重要途徑。
此外，奧巴馬政府還積極發展高附加值的制造業，如先進制造技術、智能制造、新能源、生物技術、信息等新興產業，從而重新擁有具有強大競爭力的新工業體系。美國不惜重金確保這一競爭優勢的實現，雖然美國財政捉襟見肘，經濟基本面難有大起色，但政府研發預算并未減少，2011年美國研發投入占全球份額的33%左右。2012年財政年度，美國再次增加了國家科學基金、國家標準和技術研究院實驗室等重要科學部門的預算，開發先進的制造技術，并啟動了先進制造技術公會項目，該項目旨在采用公私合作伙伴方式來增加制造業研發投資，縮短從創新到投放市場的周期，以盡快搶占新一輪全球經濟增長過程中的高端產業和價值鏈中的高端環節。目前，美國已經正式啟動高端制造計劃，積極在納米技術、高端電池、能源材料、生物制造、新一代微電子研發、高端機器人等領域加強攻關，這將推動美國高端人才、高端要素和高端創新集群發展，并保持在高端制造領域的研發領先、技術領先和制造領先。
“再工業化”戰略對中國的影響
目前，發達國家在新材料、新能源、生物技術和新一代信息技術方面占據顯著優勢，例如美國在頁巖氣開采技術、快速成型制造技術、復雜觸摸屏技術等領域明顯處于領先地位。發達國家的“再工業化”主要是對制造業產業鏈的重構，重點是對高附加值環節的再造。隨著推動新工業革命先導技術的產業化進入快速發展期，高成本國家通過更靈活、更經濟的新制造裝備生產更具個性化的、更高附加值的產品，未來在制造領域的實力對比將重新向發達國家傾斜。而發展中國家在制造業產出方面追趕發達國家的速度將較第一個十年顯著放慢。這會影響到全球產業的地域布局，進而導致全球產業格局出現大重組。
國際產業可能出現“逆轉移”對“中國制造”造成沖擊和不利影響。所謂“逆轉移”，是指由于美國制造業回流可能導致中國承接國外高端制造業轉移出現逆轉?？鐕究赡軐⒉季衷谥袊母叨酥圃鞓I產能重新遷回美國。受其影響，它將會對中國工業經濟增長和制造業就業造成沖擊，延緩中國成為制造業強國的時間。目前，中國制造業產能以低端、高能耗為主，在技術含量、產品附加值等方面不具有優勢，一旦美國制造業回流引發高端制造業出現“逆轉移”，很可能使中國產業結構失衡的狀況更為嚴重。
美國商務部數據顯示，過去兩年美國制造業開始出現積極的發展勢頭，制造業就業崗位增加了40萬，這是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制造業部門首次出現持續性就業增長。美國波士頓咨詢集團最新研究結果顯示，隨著“美國制造”成本優勢日益顯現，美國本土制造業將迎來一次新的發展機遇。大約10年前，美國開始外包器械、計算機等占美國制造業相當比例的諸多產品，現在這種情況正在改變。例如2011年美國著名的戶外運動品牌Coleman停止將其便攜式冷藏箱外包給中國企業生產，轉而在美國堪薩斯州建廠；美國銀行柜員機（ATM）巨頭NCR公司將部分ATM的生產從中國轉移到美國；福特汽車在與工會達成新的用工協議后宣布將在美國生產某些汽車零部件；全球最大設備租賃公司美國聯合租賃公司計劃今年投入支出增加約1/3，增至10億美元，以應對越來越多的建筑以及工業企業以租代買的需求，主要機型為堆高機或挖鏟兩用機等重型機械；美國卡車、重機引擎制造巨擘康明斯今年資本投入增幅也擬提高至兩年前的兩倍以上。輪胎和食品供應集團（CarlisleCompanies）計劃在美國建立2座新廠房，以便將輪胎產能由中國大陸移回美國。
美國曾是世界上最大的產業資本輸出地，但隨著美國“再工業化”戰略的有序推進，美國的資本和技術流出將逐漸逆轉，可能由海外直接投資凈輸出國轉變為凈輸入國，這不僅會導致美國資本回流，而且其種種優勢和巨大的市場還會吸引全球資本，使得中國吸引全球制造業資本趨緩。
美國再工業化的目標是增加出口、平衡貿易，恢復制造業的競爭力。奧巴馬政府提出“出口推動型”增長，所制定的一系列增強出口競爭力的舉措，勢必會對中國制造業出口競爭產生重大挑戰，一些曾經對美出口的中高端制造業產品對美出口將受到嚴重影響。波士頓顧問公司估計，美國制造業回流將使美國除石油之外的商品貿易逆差大幅縮減，由2010年的3600億美元縮減至2600億美元左右。在歐美貿易保護策略下，中國電子信息、裝備制造、汽車、精細化工、生物醫藥等領域的貿易摩擦會繼續加劇。
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以來，中國日益成為跨國公司搶灘海外研發的熱土，并漸漸躋身于跨國公司全球研發網絡的重要節點。據不完全統計，在中國近千家外資研發機構中，由世界500強跨國公司建立的就有300家左右，近1/3的世界500強跨國公司均已在華設立了研發機構，微軟、摩托羅拉、諾基亞等許多著名跨國公司在華布局了多家機構。技術轉讓是中國與跨國企業合作的重要方式，促進了知識擴散和技術溢出，從而達到獲取先進技術的溢出效應。美歐實施再工業化戰略后，憑借技術、標準、專利、知識產權的先發優勢和領先地位，可能對中國形成所謂的“技術封鎖”，對中國產業升級形成遲滯作用。
競爭力的關鍵
毋庸置疑，中國已經成為全球第一制造業大國，制造業占全球比重上升到19.8%，但制造業研發投入僅占世界制造業研發投入不到3%。整體上看，中國工業生產技術水平和創新能力還較低，技術與知識密集型產業的國際競爭力還較弱，工業勞動率與國際先進水平差距還較大，工業企業平均規模還較小，可持續發展能力還較差，許多傳統產業還存在著“貧困化”增長的現象：2008年到2010年，中國年均GDP增速為9.9%，經濟增長總量中2/3以上為資本積累的貢獻。如此大規模的投資帶來的卻是資本效率的下降。20世紀90年代，中國資本產出率為3.79，到了2000年至2007年已增加到4.25，再到2008年至2009年則上升到4.89，資本的擴大對生產率增長產生了“擠出”效應。
“制造業大國”是未來相當長時期內中國在全球產業分工系統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觀察美國、德國和日本等制造業強國如何促進制造業發展和自主創新的良性互動，對于反思和理解中國作為一個制造業大國如何推進自主創新具有重要的意義。
金融危機以后，美國推出了一系列旨在重新構筑其制造業核心優勢的戰略措施。雖然制造業僅占到美國國民經濟的比重不到20%，但制造業的研發支出卻占到美國總體研發支出的約2/3。沒有制造，就沒有研發和創新。金融危機促使美國重新思考先進制造和科技創新的關系，重振制造業和實體經濟逐漸成為金融危機以后美國社會的共識。
再來看長期堅持工業強國戰略的日本和德國，他們積極利用發展先進工廠、加強工程化方面的技術能力來保持其全球制造業強國地位。
以日本為例，“母工廠”實踐是日本企業全球制造業戰略中最核心的內容之一?？梢哉f，在日本的制造業體系中，“母工廠”不僅是精細制造車間，更是其先進制造技術的實驗室。
在“第三次工業革命”和新的國際貿易投資秩序形成的背景下，近年來，“母工廠”在日本制造業體系中的功能和作用又在發生深刻的變化。例如，依托“母工廠”加快先進制造技術的開發和應用、加強“母工廠”和產品研發部門的協同創新，以及從全球視角構建“母工廠”體系，等等。
正是由于德國和日本在先進制造方面具有獨特的競爭優勢，因而常?？梢栽诟咝录夹g產業化方面領先于作為高新技術策源地的美國。
無論是金融危機以后美國的產業和科技戰略調整，還是日本、德國長期保持制造業強國的經驗，都表明，高端制造業和先進制造業是高新技術的土壤。
因此，要從高端制造業和現代制造能夠催生和孕育高技術的角度，而不是從制造業自身規模和對國民經濟直接貢獻的角度，來認識發展高端制造業和現代制造的重要性，要通過優化創業、投資、金融、土地等各種政策，來優化制造業、特別是高端制造業的發展環境，保證足夠的資金和優秀的人才愿意進入制造業，為科技創新提供土壤。
另一方面，要主要從有利于形成中國制造業競爭優勢、而不是占領多少科技制高點的角度布局中國的科技資源。
目前各級管理部門設立的各類科技扶持項目具有明顯的“重產品、輕工藝”的傾向，這是導致我國新技術產業化能力弱、科技資金使用效率低下的一個重要原因。
作為一個具有龐大的工業規模、但仍缺乏核心技術優勢的制造業大國，必須協同推進中國的產品技術和工藝技術創新。通過大力推進先進制造技術的創新和應用，在提升我國“實驗室”研發能力的同時，大幅提升我國高技術產業化能力和精細制造能力，大幅提升我國在“工廠”層面的競爭能力。
“自主創新”與科技政策思路調整
自主創新是大學、企業、政府等各類創新主體的行為模式和激勵結構的深刻調整，科技政策和產業政策應當隨著及時調整。
首先，要讓大學和科研院所“歸位”，為產業技術創新提供強有力的基礎研究和共性技術支撐。
“企業是創新主體”提出的一個重要背景，是過去我國創新體系長期存在“科學”和“技術”兩張皮的問題。應該注意到的是，我國創新能力不足的問題，確實有科技成果轉化不力的問題，但更有科學和共性技術本身創新能力弱即兩張皮自身質量都不高的問題。
近年來，各類主管部門和各級政府為加強科技成果轉化，有針對性地出臺實施了一系列政策，這些政策雖然對促進產業化起到一定作用，但同時也對我國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科研環境和科研人員的行為造成比較嚴重的扭曲，基礎性研究追求“短平快”、研究人員“走穴”的現象日益嚴重。
加強產學研合作，必須是以公共研究機構提供高質量的科技成果為前提的合作。
美國、日本以及歐洲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都是在已經建立了完善的研究型大學制度和公共科研制度的前提下再討論如何加強科技成果轉化的，即便如此，這些國家在加強產學研合作的同時，仍然會出臺、跟進一系列的避免公共研究人員過度參與商業化活動的政策安排，這一點對于中國今天的科技體制改革非常重要。
因此，完善國家創新體系，首先要完善公共科研結構的激勵機制，保證大學和科研院所踏踏實實做研究，為產業發展提供基礎科學和共性技術支撐。
其次，在注重資金扶持、提高企業創新激勵的同時，更要加強科技基礎設施建設和科技服務，切實提高企業的創新能力。
企業成為創新主體不是要將創新資源向各個行業的一兩家企業集中，在主導技術不明確的前沿技術和戰略性新興技術領域，這種“一兩家”企業思維尤其危險。
集中資源辦大事是后發國家技術趕超的普遍做法，是社會主義經濟技術發展的優勢，但集中資源不能違背科技自身發展的規律。
前沿技術和新興技術創新最大的特點是，技術路線是不確定性的，能否成功是不確定的。發展前沿技術和新興技術，當然要依靠大企業，但同時要注意依賴不同技術路線的、不同規模層次的企業間的競爭和多樣化的探索。
此外，鼓勵企業進行技術創新，并不等于科技扶持資金一給了之。
提高企業研發投入的動力，除了增加資金方面的扶持，更要通過加強知識產權保護、通過完善市場競爭秩序，讓企業形成內在的、持續的創新動力和壓力。
政府的科技資金可以更多地應用于科技基礎設施和促進企業合作創新等市場不能完全解決的領域。
例如，加快國家高效能運算中心，在加快高效能運算前沿技術突破的同時，重點加強針對中國企業現實需求的高效能運算公共服務；加快工程數據庫的建設，為發展精細制造提供數據支撐。
最后，要在加強研發能力的同時，加強產業部署，形成研發、工程化、商業化良性互動的局面。
完整的創新過程不僅包含新技術的突破，還包含新技術的工程化（將技術轉化為產品）和商業化（將產品轉化為商品）等創新環節。
核心技術缺乏，80%的高端技術依賴國外進口
目前中國制造業以勞動密集型產業居多，以技術密集型為主的高端裝備制造業嚴重不足。在很多制造行業上，中國制造商占領的只是低端市場，而盈利豐厚的高端市場卻被國外廠商所壟斷。例如制造芯片的光刻機、工程機械的液壓系統、平板顯示器的壓縮芯片等，我們每制出一個產品，就要給外資拿去一塊相當豐厚的利潤。據統計，光纖制造裝備的100%，集成電路芯片制造裝備的85%，大型成套石油化工裝備的80%，轎車工業裝備、數控機床、紡織機械和膠印設備的70%均被進口產品占領。
我們制造出了產品，但利潤的大部分卻被外資拿去，所以中國雖然是全球制造業第一大國，但實際上不過是世界低端產品及零部件的廉價供應商。
目前的中國制造企業還停留在仿制的低層次階段，企業技術開發能力和創新能力薄弱。原創性技術和產品甚少，能夠參與國際主流渠道競爭的產品就更少。
產品附加值不高，利潤低下
正因為中國制造企業核心技術缺失，所以中國產品的附加值往往不高，同質化現象非常嚴重。制造企業大多靠打價格戰贏得訂單，企業經常在競爭中自相殘殺，相互壓價，導致制造企業利潤水平低下。比如機床，我們賣十臺還不及人家賣一臺。
進口機床平均單價是我們出口機床的400多倍，這差距簡直令人不敢相信。
勞動生產率偏低
我國制造業發展狀況的特點被概括為“兩高一低”：即制造業增長速度高，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高；人均制造業增加值低。
勞動生產率及附加值偏低是高速成長下的中國制造業無法掩飾的核心問題之一。此前中國科學院曾多份報告認為，中國勞動生產率相比發達國家嚴重滯后，中國的勞動生產率只相當于美國的1/12，日本的1/11，甚至不如印度。
產業結構不合理，傳統產業仍占主導地位
目前我國制造業產業和產品結構不合理，一方面，造船、鋼鐵、水泥、煤炭等傳統產業出現產能嚴重過剩的情況，而另一方面，大型數控裝備、衛星航天、智能設備等高科技產業的產品卻普遍不足依靠進口。這就形成了我國制造業普通產品總量過剩，而體現競爭力的重大技術裝備卻不能滿足要求的矛盾局面。
目前中國制造業企業500強仍然是傳統產業占較大比重，而世界500強更多以現代制造為主，這也是我國制造業跟德美制造業很大的區別。
企業規模相對不大
雖然我國工業增加值在世界上名列第一，但我國制造業主要靠拼企業數量眾多取勝。以單個企業衡量，我國大部分制造業企業規模仍然較小，許多企業都沒有達到行業對規模經濟的最低要求。尤其是與世界500強相比，中國制造企業與世界級制造企業在規模上的差距仍然十分顯著。
高耗能與高污染現象嚴重
我國制造業向來存在“高耗能、高排放、高污染”的“三高”現象，而這種高耗能，高污染，低效率，低產出的工業模式嚴重阻礙了可持續發展。歐美等發達國家就是意識到了環境保護的重要性，所以將高污染的工業移向發展中國家，而中國制造業則以犧牲資源和環境為代價，換來了第一制造業大國的稱號，
光是電機（俗稱“馬達”），國內能效消耗就比國外高出大約15%～20%。因為目前發達國家使用的多為節能環保的高效電機，其高效電機效率已達到91%以上，而中國高效電機使用率僅為5%，其余大部分是低于標準規定的3級能效電機，平均效率為87%。
品牌意識缺失
中圖分類號：F20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914X（2016）15-0244-02
在知識經濟時代，在激烈的市場競爭環境下，專利已經作為一種市場策略發揮著其價值。裝備制造企業通過專利戰略，能夠建立現代企業管理制度，優化資源配置，防止無形資產流失，充分發揮知識產權在企業發展中的重要作用。國內外成功企業的大量經驗證明，企業實施專利戰略是其獲取先進技術，打造核心競爭力，搶占市場高地的法寶，也是我國裝備制造業創新升級發展、贏得國際市場的關鍵。
一、我國高端裝備制造業專利發展趨勢
自改革開放后，我國裝備制造業的設計制造水平不斷提高，掌握了一批重大裝備的設計制造技術，為國民經濟各行業提供大型、成套裝備的能力日益增強，并已發展成為世界裝備制造業大國之一。近十年來，我國高端裝備制造業的專利申請量也呈逐年大幅遞增之勢，2006年的專利申請量是2005年的兩倍多，此后專利申請量持續增長，2008年開始超過美國、日本的年申請量，此后歷年申請量明顯高于其他國家/地區，發展至2013年，年申請量遠遠領先于其他國家/地區。如圖，主要國家/地區高端裝備制造產業專利申請份額趨勢圖。
由此看出，在2008年之前，美國、日本的高端裝備制造業專利申請量一直位居前兩位。2008年后，中國的專利申請份額呈“喇叭形”擴張，“此消彼長”，其他國家/地區的份額則相對在減少?？梢?，我國高端裝備制造產業與發達國家相比，發展的相對滯后而又猛烈。
2004年，我國首次提出實施國家知識產權戰略，2007年，總書記在十七大報告中明確提出“實施國家知識產權戰略”，一系列的國家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我國專利年申請量的快速增長。自國家“十二五”規劃綱要中將高端裝備制造業列為戰略性新興產業之一，政策扶持的力度和作用日益凸顯，我國裝備制造企業對專利的關注程度大大增強，逐漸認識到專利對于自身發展的重要性，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強專利申報工作，創新能力得到持續提高。如下圖，中國高端裝備制造產業專利申請量趨勢表。發明、實用新型專利年申請量處于增長趨勢，其中2013年達最高點，整體上反映出高端裝備制造產業在我國一直處于研發熱點，發明專利年申請量與總量遠高于實用新型專利，表明高端裝備制造企業更趨向采用發明專利對其技術進行長久、穩定布局。
二、裝備制造企業及H公司專利發展現狀及分析
立于國際視角來看，我國裝備制造業的專利發展情況并不十分樂觀，總體上還處于規?？偭看蟮夹g含量和附加價值低、制造能力強但自主研發設計能力弱、引進裝備多但消化吸收再創新能力不足、單機制造能力強但成套制造和工程總承包能力薄弱的不均衡發展狀態。裝備制造業很多領域還停留在國際分工的低端，大部分產品是依靠低廉勞動力成本和以資源浪費、環境污染為代價而形成國際比較優勢，大部分關鍵技術沒有自主知識產權，主導產品特別是大型成套設備主要靠從國外引進，作為裝備制造業“心臟”的關鍵和核心技術大多被控制在跨國公司手中。同時，雖然越來越多公司開始將專利納入企業經營計劃中，但絕大多數企業仍然缺乏專利意識，更未實施專利戰略，專利“有量無質”的現象普遍存在。
（一）H公司專利現狀
以H公司為例（見下圖），2008年為打造國家級高新技術企業申請實用新型專利6項，自2011年開始建立專利申請規范與計劃。2011年申請實用新型專利2件，發明專利3件；2012年申請實用新型專利7件，發明專利1件；2013年申請實用新型專利13件，發明專利3件；2014年申請實用新型專利4件，發明專利1件，外觀專利1件；2015年申請實用新型專利9件，發明專利5件，外觀專利1件。目前H公司專利總申請量為56件，實用新型專利占專利總申請量的73%，發明專利占23%，外觀專利占4%。
由此可見，一方面，從數量上看，H公司申請的專利總量較少，每年專利申請量平均不超過10件。2015年全市專利申請總量32364件，？所在區（縣）申請專利6749件，H公司僅15件。另一方面，從質量上看，H公司并未擺脫技術引進、模仿創新的模式，知識產權質量不高，在核心技術、關鍵技術掌握方面較為薄弱。新申請的專利絕大多數為實用新型，在現有的全部專利中， 發明專利申請量僅占23%，這說明H公司自主開發、技術創新的能力不足，技術成果主要體現在對產品結構功能的改進而非方法的創造方面，公司還停留在傳統工業的發展模式和水平上。
（二）H公司專利工作存在的問題及分析
1、專利戰略意識薄弱。H公司整體缺乏知識產權戰略意識，未能充分認識到專利戰略在企業長遠發展中的重要作用。專利工作缺乏總體規劃，對專利的運用局限于消極防御上，并沒有將專利作為一種無形的財產，在總體上思考如何規劃和運作，沒有將專利與企業的績效考核、人力資源管理置于同一位置加以認識和思考。
2、專利成果的市場運營缺失?！爸R產權創造循環”的理念是精工愛普生的創新。在這套循環體系中，精工愛普生提出了“研發―創造―保護―市場”這樣4個環節。其中，在研發環節，企業應盡可能加強其技術研發實力；在創造環節，企業應在不侵犯他人專利權的前提下，運用研發獲得的技術，創造出自己獨特的產品；在保護環節，企業要結合自身的發展戰略，為自己的研發成果申請大量專利，構建堅固的專利防護網；在市場環節，企業可以通過知識產權許可授權、產品的獨占性銷售等，獲得大量的利潤。而當企業把一部分利潤重新投入到研發環節后，又可以進一步促進企業技術實力的發展，從而形成一個良性循環，最終形成強大的競爭力。而H公司僅僅在最低層面和最低效率上運用專利，即自己開發專利，自己利用專利成果，極少考慮知識產權的市場化運作，如專利的合作開發、質押融資、轉讓許可以及侵權保護等，實現專利的最大化利用。
3、經費投入不足。近年來，各級政府雖然出臺了諸多鼓勵裝備制造企業自主創新的優惠扶持政策，公司得到了一定資金支持，但是由于專利維護費用的累加，H公司研發經費依然緊張，公司將巨大的人力、物力、財力資源用于產品的研發上，對技術創新成果保護的投入稍顯不足。
4、高素質的技術和管理人才匱乏。在科技創新活動中，企業家是主角， 中高級工程技術人才是主力。尤其是在國家大力倡導科技創新、技術創新、管理創新的大潮下， 既懂技術又懂知識產權的復合型人才尤為稀缺。H公司在人才儲備上雖具有一定基礎， 但在吸納人才的條件、留住人才的平臺、專利技術與管理人才的績效考核機制建設上還存在一些問題。
三、關于H公司專利工作開展的合理化建議
1、加大宣傳力度，構筑專利企業文化。有計劃、有目的地開展專利法律知識的學習和宣傳，通過培訓等方式切實增強各級領導和技術主管專利檢索、分析、運用的能力。通過給員工開設講座、發放宣傳資料、進行知識競賽等方式宣傳專利知識，提高全體員工的專利意識。
2、建立知識產權職能部門，健全專利規章制度。由知識產權部門制定專利戰略，通過主管部門網站、行業協會等獲取信息，分析專利現狀及發展趨勢，為H公司在引入新技術和進行研發時提供參考資料。建立健全針對知識產權的規章制度，加強專利規范管理。一是通過加薪升職等薪酬績效考核手段鼓勵科技人員進行技術創新；二是建立專利預警機制，防止知識產權被他人非法利用，必要時采取法律的手段保護自己；三是加強專利的市場運營，為公司創造更大的利潤空間。
3、組建產業創新聯盟，提高科技創新能力。按照當今科研活動的規律和發展趨勢，H公司要善于與高校、科研院所建立戰略聯盟，整合內外資源，協同配套，大力提高科技創新能力。以自主研發、聯合攻關或引進、消化、吸收的模式，力爭形成更多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專利技術，實現跨越式發展。
4、引進和培養專利人才，優化專利創新現有條件。首先，H公司必須高度重視人才引進，要完善統一的人才引進機制，利用多種渠道積極引進各類創新人才，形成一支包括專業技術人才和管理人才在內的專利人才隊伍。其次，H公司要加大專利高層次人才的培養力度，搭建人才培養平臺，為持續開展技術創新和專利管理活動提供人力資源保障。最后，H公司要在全公司范圍內營造鼓勵創新、敢于嘗試和寬容試錯的良好氛圍，對于敢于創新、勇于創新、善于創新的科技人才給予表彰和獎勵。同時，還要不斷完善技術創新和專利管理活動的軟硬件條件，為專利創新人才提供良好的發展環境和發揮空間。
參考文獻：
在人們冀望消費能夠更好拉動經濟增長的時刻，這種需求的外流讓人感到格外可惜。如何把高端需求留在國內，如何提升高科技和高附加值消費產品和服務的國產化率，將成為構造中國經濟新動能的重中之重。
此前中國制造如何抓住消費升級的契機，實現產業升級和轉型，進而推動中國經濟邁上新臺階的故事值得重溫與借鑒。
與人們以為中國經濟發展過度依賴投資和出口的成見相反，消費及其升級在中國經濟發展中一直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1990年夏天空調的熱銷對疲軟的內需的拉動作用，是那幾年人們津津樂道的話題。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人們對電視、冰箱、洗衣機等消費品的追捧，以及上述產品在世紀之交從以合資品牌為主到國產品牌異軍突起的嬗變，見證了中國經濟的火紅年代。
通過合資引進技術，并與中國相對廉價而成熟的勞動力相結合，生產出適銷對路的產品實現進口替代，是當年中國制造能夠抓住機遇，將消費者對洋家電的需求轉化為內需的制勝法寶。此外，來自國企內部的相對先進的研發能力，也通過國企工程師利用周末去鄉鎮企業指導的“星期天工程師”模式以及國企改制等方式實現了技術外溢效應。
如今上述路徑面臨新的挑戰。發達市場經濟國家引領產業和消費升級，中國隨之跟進的模式還在繼續發揮作用。但一方面由于技術和產品迭代加快，導致跟進不易；另一方面發達經濟體的引領更多以高端制造和研發為主，跟進空間不大。
高端制造業向發達經濟體回流，中國制造業成本上升，全球化深化導致的全球制造鏈條和消費市場重組等等，令此前風行20年的以中國巨大市場加廉價勞動力及成龍配套能力換取外部技術的既有模式也不復當年效力。
與此同時，骨干國企在裝備制造業等領域的崛起，在促進中國出口產品升級換代同時，在向民用消費品方向轉化的力度和渠道還存在一些問題，不同所有制之間和軍民之間尚缺乏分工協同合作發力的技術、體制平臺和利益分享機制。
如何克服上述挑戰，使中國制造的供給能力能夠盡快滿足消費者的新需求，已成為一個迫在眉睫的挑戰。
中國制造升級顯然需要新一輪內引外聯。對國外先進技術、產品和服務的引進、復制、消化和替代還有空間，但需要探求新的有效路徑。與以前著重于招商引資相比，中國企業應更多通過“走出去”來實現技術引進。而且為了避免整體收購中涉及的員工包袱和相關審查等問題，應在著眼于品牌和渠道的公司購買之外，更多采取互相參股和共建研發中心等以技術為重點的合作方式。
中國的資本輸出，也應更多圍繞技術投資發力，通過風險投資、天使投資等方式對全球先進科技進行有效跟蹤和培育。
而隨著混合所有制的進一步深入，軍民融合發展的進一步推進，其所產生的技術外溢和協同效應對中國制造的升級換代及對新消費需求的滿足能力也有相當可期待的空間。
過去，“中國制造”意味著分包與代加工。中國人靠出口8億件襯衫才能買回一架飛機，這簡直讓人心碎。而今天，因為技術的革新，經濟的轉型和經濟水平的提高，中國也可以出口高鐵，核電站和智能手機了。消費者逐漸被“中國智造”吸引而非“中國制造”。面對當今經濟增長減慢，“中國制造”可以達到價值鏈的頂端嗎？如何創立更多的品牌呢？十三五規劃為中國未來幾年的工業發展，技術轉型與中國制造水平的提高指出了一條明路。
以創新為動力與導向
中國智能手機制造商聯想集團收購了摩托羅拉品牌，2016年生產了1000萬件手機，成為印度第二大制造商。另外一家智能手機制造商華為公司也已成為世界第三大手機制造商，僅次于三星公司和蘋果公司。當今，依靠降低成本來增加產量已經成為企業的瓶頸，聯想公司的CEO楊元慶表示，以前，聯想集團是別人的分包商，沒有辦法控制生產技術，而現在公司每年投入100億到產品研發。2015年，聯想集團僅在印度就投入了25億美金，而這個數據是前40名印度當地企業投資額的總和。中國企業必須依靠技術創新和品牌實力增強自身產品的爭力。
在十二五規劃期間，高鐵和無線寬帶技術帶來的成果超出了預期。然而高端數字化機床，高端集成芯片，主要的電子元件和轉基因生物技術卻發展滯后。前工信部部長李毅中表示重要技術不能通過市場購買和交換獲得。現任工信部部長苗偉也表示，作為制造業大國，雖然中國生產了世界上80%的空調，70%的智能手機和60%的皮鞋，但是中國仍然缺乏關鍵技術，這對中國的制造業無非是個障礙。
十三五規劃中公布了未來5年執行的100個重大工程及項目。大部分項目都需要依靠科技與技術創新，并且涉及到全新的工業戰略的重大技術。在十三五規劃中，信息技術產業被放在基礎設施建設的前面，占據了創新產業的優勢地位。我們可以利用網絡的現代化，智能終端，大數據和服務平臺來完善智能手機運用。至于信息化產業的潛在市場，未來約3000萬臺個人電腦，20億臺智能手機和100億個智能終端。在人工智能的時代，我們必須開闊視野、激活思維，尋找新的契機。
中國制造2.02.5.
雖然中國不缺國際訂單，許多專家仍表示擔憂。中國的工業仍然面臨產品的質量以及產品生產過剩兩方面的問題，中國還沒有準備好與東南亞國家展開市場競爭的準備。從高端產品的角度看，盡管我們進步迅速，卻不及發達國家的水平。
我們可以運用德國工業4.0的模式提高中國制造業的水平，但在規劃工業4.0的同時，也應該繼續發展工業3.0并且提升工業2.0。
顯然，中國的制造業仍處于低水平，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刻不容緩。2015年，中國制定了中國制造2025的戰略行動計劃。中國應該進一步利用創新和智能制造帶來的變化，集中精力發展智能化運作，使中國成為制造業強國。2025年，中國的整體指數應該接近德國和日本當時完成工業化的水平。那時，中國將完成工業化并且進入世界制造業第二強國。在十三五期間，中國制造2025，互聯網+，信息化，智能化運作仍然處于中國制造業的重要地位。
自從政府工作報告正式提出互聯網+的行動計劃，這個戰略性觀點深入影響了所有領域。一些專家們推測，中國將在某些互聯網的發展領域超過美國，特別是阿里巴巴，利用互聯網將消費與零售業緊密聯系起來，微信也在社交軟件中拔得頭籌。但是我們仍應該像美國和德國學習如何利用互聯網連接工業和制造業的領域?；ヂ摼W技術在中國的營銷服務行業中得到了很好的運用。如果互聯網能夠與工業聯合，中國將快速提高其工業化進程和水平。
供給側改革
如何生產高品質的產品，樹立品牌形象并且讓人深入人心呢？對于中國企業，其職責是承擔更多更大的義務保證產品和服務的質量。內需的增長首先要提高產品的質量并且出口更多高端和高附加值的產品，這意味著要在供給側方面進行改革。這項改革將會提高制造業的質量并且增加經濟收入。從供給和生產的角度看，此項改革旨在將“中國制造”轉變為“中國創造”。
日積月累的產品生產過剩嚴重束縛了技術的轉型和制造業的發展。中國必須制造出更好質量的產品。中國企業應該運用高端的生產系統，降低某些產品的產能。這個目標一旦實現，產品的競爭力將明顯提高。中國游客癡迷國外商品，那是因為消費者的需求不僅僅是對產品本身的需求，而更多是對產品質量和品牌的需求。通過提高產品質量和建立品牌，中國企業應該從營銷產品過渡到營銷服務，而國內過剩的產能應該出口到國外。以前，中國企業在工業領域40%的投入都在技術轉型上，但是產能增長的投入卻低于27%，這遠遠低于美國等發達國家50%的產能投入。以前，我們關注需求，現在我們更加關注供給，但首要前提是我們必須保證穩定和更好的產品質量，而提供質量高的產品又首先要求全面實現信息化，自動化和智能化。
2015年10月德國總理安格拉?默克爾訪華。借此機會兩國簽署了《德國工業4.0》與《中國制造2025》之間的相關合作。中德工業之間有明顯的差距，德國在完成工業化、城市化和農業的現代化后，開始致力于實現信息化，而中國還沒有完成工業化。德國進程緩慢，但是中國也不會同時完成四個現代化。這就是中德之間最大的差異，中國還將應對更大的挑戰。
如何有效地提高中國制造的水平呢？中國必須依靠節能減排，綠色發展和中國制造2025的綱要，堅定不移地實現工業化和信息化，堅持技術轉型和大規模的產業革新。
創業精神
德國和日本的國民對本國產品情有獨鐘，盡管中國也是一個制造大國，中國人卻偏好國外品牌的汽車、家用電器產品、食品和生活用品。中國的工業化水平還處于中等水平。中國希望用30年的時間完成改革開放，而發達國家完成此項改革花了300年的時間。在這條改革路上，我們遇到許多問題。
質量，并非數量，這是新經濟時代下的首要目標。總理在闡述十三五規劃的主要目標時，一再強調質量與制造業對于強國的重要性?？偫硪补膭钪袊髽I擁有創業精神，使產品多樣化，提高產品質量和創立自己的品牌。這讓企業家們備受鼓舞和激勵，鼓勵企業擁有創業精神，堅決反對完全復制產品，這應該成為此項改革的導向。
如果生產與出口被看作是一個國家的外部力量，那么我們現在應該著手思考如何培養我們的內部力量。我們應該創立像樣的，受人喜歡的品牌，通過技術轉型和提高制造水平來促進經濟增長。日本人和德國人對待生產精益求精，我們應該向他們學習，在工業化的進程中，首先具備創業者精神，始終堅持更好的質量和更好的流程，制造和設計出完美的產品。
西方國家的工業化是慢慢實現的，羅馬非一日建成。中國應該借鑒發達國家的經驗，但絕非照搬他國的模式。我們應該堅持“創新驅動、質量為先、綠色發展、結構優化、人才為本”的基本方針，應該堅持“市場主導、政府引導，立足當前、著眼長遠，整體推進、重點突破，自主發展、開放合作”的基本原則，通過“三步走”實現制造強國的戰略目標。
“技術變革可以催化制度變遷，但制度本身，也是一種超越技術的‘超級技術’。”這個具有哲學色彩的論斷，出自新銳經濟學家、哥倫比亞大學中國企業研究中心研究員江知巖。在他看來，比單純的技術創新更為重要的是“基于制度創新的管理創新”，無論微觀經濟視角的企業管理，還是宏觀經濟視角的公共管理，都需要制度意義上永不停息地創新。
通常來說，和商業模式創新一樣，管理創新這個詞往往用于企業內部，而公共管理領域則習慣用體制機制創新。但顯然，江知巖正在將企業管理與公共管理從學理上打通，并試圖找到一條路徑，通過主動的“管理創新”將制度變革與技術變革聯接起來，促其互動，尤其是為技術變革推動由微觀向宏觀的制度變遷充當加速器。
如今，微妙而重大的技術融合，引爆管理創新。談起創新與變革，最近媒體熱炒、業界熱議、政府力推的話題，非“第三次工業革命”莫屬。盡管對究竟是第三次工業革命，還是第四次產業革命，抑或第六次科技革命目前尚無定論，而且在新一輪工業革命本質的認識上，里夫金與《經濟學人》也有分歧——前者是基于減少生產成本考慮認為需要編織“能源互聯網”，而后者則基于生產方式變革提出了“智能化制造”。
面對江河日下的全球經濟，在決策者尚未發現更好的良策之時，我們只能姑且“寧可信其有”。正如里夫金所言，“第三次工業革命不是可以鏟除社會病毒的靈丹妙藥，也不是能帶我們進入極樂世界的鴉片，它不是一個虛無的概念，它是一個可能帶領我們進入可持續發展的后碳時代的實用經濟計劃?！倍?，江知巖所謂“超越技術的‘超級技術’”料將在此倒逼之下有所進步。
誰將成為引領者？
誠如我們所知，發生在18世紀晚期的第一次工業革命，實現了英國的崛起；發生在20世紀早期第二次工業革命，帶來了美國、德國的制造業繁榮；那么在第三次工業革命時期，誰將受益？這項革命成果恐非單個國家（經濟體）所能獨享，盡管大家希望成為引領者。
依據能源互聯網的路徑，里夫金堅定地認為，歐盟或最有潛力成為領軍者。“歐盟是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實驗區。根據歐盟的計劃，到2020年歐洲獲得的電力中將有20%來自可再生能源，到2030年這一比例將達到30%。在德國，這場革命已經開始發生。德國已經確立目標，到2020年可再生能源將占其能源總需求的35%?！比缃?，包括德國總理默克爾，德國大、中、小企業，在這方面的態度已經達成一致?！半S著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演進，洲際經濟和政治聯盟將加速形成，作為樣本的歐盟不會因為當前的債務危機和緊縮困局放慢腳步?！?/p>
在里夫金看來，世界上其他地區也在追隨歐盟的腳步，“亞洲未來有可能成為第三次工業革命的重要突破口?！北M管他還是更看好歐洲，但并沒有保持絕對的肯定?！霸诘谌喂I革命中，歐洲比美國、日本、中國及其他國家走得更遠。盡管商界、政界、公民都逐漸對歐洲的新道路產生興趣，但并不是每個人都準備好或已經踏上征途。不過至少人們已經有了意向，變革正在醞釀。當然，誰都不能保證歐盟會堅定方向，很可能變革最終不能推行或是退回原點。如果那樣的話，我就不能確定哪個國家將會站在機遇之門前，帶領世界進入新紀元?！?/p>
而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世界經濟研究室副研究員張茉楠則傾向認為，美國不容小覷，因為美國對重奪制造優勢有更大的欲望。她指出，從“去工業化”到“再工業化”，美國正借第三次工業革命初露端倪的契機，試圖引領全球產業分工新的布局。
20世紀初以來，美國曾經長期占有世界制造業的最大份額，但進入20世紀80年代，生產外包成為大趨勢，美國轉向了以服務業為主的產業結構，其制造業產業空心化現象日益凸顯。受此影響，美國制造業在全球制造業總產值中的份額日趨下降，從而喪失了百年來世界制造業產值頭號大國的地位。
在張茉楠看來，重奪美國競爭優勢，重振制造業就成為美國長期戰略的“軸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美國政府力推“再工業化”戰略，試圖重塑美國新的競爭優勢。但美國所提的“再工業化”絕不是簡單的“實業回歸”，而是對以往傳統工業化的揚棄，其實質是以高新技術為依托，發展高附加值的制造業，比如，先進制造技術、智能制造、新能源、生物技術，信息等新興產業，從而重新擁有強大競爭力的新工業體系。
為此，美國不惜重金確保這一競爭優勢的實現。雖然美國財政捉襟見肘，經濟基本面難有大起色，但政府研發預算并未減少，2011年美國研發投入甚至占到了全球份額的33%左右。2012年財政年度美國再次增加了國家科學基金、國家標準和技術研究院實驗室等重要科學部門預算，開發先進制造技術，并啟動先進制造技術公會項目。該項目旨在采用公私合作伙伴方式來增加制造業研發投資，縮短從創新到投放市場的周期，以盡快搶占新一輪全球經濟增長過程中的高端產業和價值鏈中的高端環節。
目前，美國已經正式啟動高端制造計劃，積極在納米技術、高端電池、能源材料、生物制造、新一代微電子研發、高端機器人等領域加強攻關，這將推動美國高端人才、高端要素和高端創新集群發展，并保持在高端制造領域的研發領先、技術領先和制造領先。
對中國的影響
中國還有沒有機會？無視中國目前兩大既有比較優勢：綜合成本較低與超大規模國家的市場優勢，外媒充斥著第三次工業革命將終結“中國崛起”的論調。對此，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產業經濟研究部部長馮飛不敢茍同。但他在與同事王忠宏共同執筆的《對第三次工業革命的認識》一文中指出，面對第三次工業革命，中國的機遇與挑戰并存，近期挑戰大于機遇。
挑戰之一：在中國競爭優勢亟待轉換升級的關鍵時期，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因素將加大調整的壓力和難度，數字化制造將使勞動力成本影響產業競爭力的重要性下降。當前，中國勞動力成本上漲的速度已明顯快于勞動生產率提高的幅度，數字化制造的影響有可能加速削弱中國的既有比較優勢。另一方面，數字化制造并不是簡單的機器替代勞動，數字制造技術、知識產權、設計、軟件、品牌對產業競爭力的影響程度提高，這些非物質要素成為推動經濟增長的關鍵，而這些方面恰恰是中國的短板。
第三次工業革命對不同產業的影響有差異。數字化制造的優勢體現在對市場需求的快速反應和提供個性化產品，因此對那些貼近市場最終需求的產業影響較大，而中國許多產業是大量進口原材料和關鍵零部件進行加工組裝生產最終消費品，其受影響的范圍和深度要大于其它國家。此外，發達國家與中國在新能源、互聯網等新興產業的競爭更加激烈，不可能像傳統產業一樣出現新一輪大規?？鐕g產業轉移，面臨的貿易和知識產權糾紛更加多發。
挑戰之二：第三次工業革命當地化、分散化的生產方式，將對中國依賴大規模出口的產業體系形成挑戰。數字化制造將使得某些行業（特別是生產生活資料的行業）規模經濟變得不明顯，個性化定制、分散生產成為新特點。為更貼近市場，更快響應市場需求，企業會更多選擇在消費地進行本地化制造，從而，將對全球產業分工格局和全球生產體系產生重大影響。產業分工體系有可能沿著兩個方向發展：一是延續產業鏈分工，主要體現在原材料、零部件等生產資料領域；另一是靠近市場需求的就地生產，主要集中在個性化需求突出的生活資料領域。后一種趨勢將使全球化呈現新的發展方向，對地區產業格局逐步產生深刻影響。
就外商直接投資而言，一方面，外資企業將更加看重中國龐大的市場需求，為更加貼近消費需求，會加大在中國設立研發、設計等機構的力度。另一方面，部分外資企業考慮貼近消費者、規避市場風險、享受發達國家再制造業化政策以及中國成本上升等因素，會將已在中國的部分外資回流到發達國家。此外，也促使國內企業加快“走出去”步伐，并且更多地采取在國外投資設立生產企業的方式。
挑戰之三：第三次工業革命合作、分散、開放的特征，提出了體制機制適應性的新要求。第三次工業革命的組織模式與以往有很大不同，扁平化結構、分散合作式商業模式更為普遍，創新型中小企業的作用更為突出，生產者與消費者的互動關系更為緊密，對市場需求的快速反應能力更為重要。
這些變化對體制機制的適應性提出了新要求。目前，政府對企業微觀活動的直接干預多，不利于創新的行政性審批多，缺乏針對性的集中決策多；此外，在信息和能源等領域市場壟斷、行政性壟斷問題突出，促進創新的體制機制環境仍不完善。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到來，意味著需要進一步理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更大力度地推進經濟體制改革。
總體而言，以技術為引領的第三次工業革命，也進一步凸顯了市場規模、需求多樣性的重要性，內需擴大還將提高中國超大規模國家的市場優勢。就此意義上說，第三次工業革命不僅不會終結中國的崛起，如果把握住機會反而成為推動經濟轉型的機遇，但近期將面臨較大的挑戰。
我們怎么辦？
有評論指出，“對科技大趨勢的研判，是國家發展和當下世界經濟能否走出低迷狀態的重大戰略性選擇。如不能鎖定正確的方向，而將更多精力和時間浪費在無關痛癢華而不實的項目上，必將喪失重大的歷史機遇。中國目前把新一代信息技術、節能環保、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術、電動車、高端裝備制造這7個領域，作為未來工業革命的重點方向，不可謂不全面，但恐怕還應從中選取更精準的突破口，下大力氣、投大資金，真正干出點名堂來?！?/p>
那么，中國如何迎接第三次工業革命？馮飛從宏觀層面提出建議：第一，從其引發全球性結構大調整的高度，加強國家層面的戰略規劃研究，強化工業和實體經濟的戰略定位，大力推進以數字化制造為重點的工業化與信息化深度融合，采取有效措施糾正因行業間利潤失衡造成對實體經濟的侵蝕，注重將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與升級傳統產業有機結合起來。
第二，大力支持核心技術攻關。進一步聚焦重要產業、重點技術，對3D打印、人工智能、機器人、新能源、智能電網、移動互聯網、新材料等第三次產業革命中處于核心地位的技術，加大研發投入力度，加強產學研合作，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支持在一些經濟、科技基礎發達地區整合國內外創新資源，加強原始創新，形成一批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策源地和創新型產業集群。
第三，加快人才培養。數字化制造意味著技能勞動力、科研設施、專門技術知識等高級生產要素的作用將日益重要。需制定有針對性的人才培養規劃，特別是重視技術工人的培養，形成一大批可熟練駕馭數字制造設備的技術工人隊伍，改革人才培養和投入機制，鼓勵社會力量興辦技術人才培育機構，政府應對社會培育機構購置數字制造設備等給予財政補貼，營造全社會尊重產業技術工人的氛圍。
第四，加快推進體制機制改革。以改革市場準入制度為突破口，加快政府經濟職能轉變，大幅度減少前置性行政審批事項，促進平等進入、公平競爭，鼓勵創新、創業，強化反壟斷執法，深化電力等壟斷行業改革，健全知識產權保護機制，為各類企業提供更加寬松的發展環境。
相關人士認為，當前出現了第三次工業革命的端倪，但要經歷較長時間才能對經濟發展產生逐步深刻的影響，對其認識也是一個動態深化的過程。但由于其蘊含的一系列革命性變化，將有可能對不同國家的競爭力產生深遠影響，對此應給以高度重視和動態跟蹤。
更有專家發現，目前中國的工業數字化生產還沒有見到雛形，但制造業領域對最新一次工業革命可能掀起變革的危機感已經開始了。在微觀層面，諸多企業家已經感到革命來襲的緊迫性，海爾集團董事局主席張瑞敏就是其中之一。張瑞敏直言，第三次工業革命帶來的數字化制造會大大降低產品成本，中國規?；a、廉價勞動力的優勢將隨著消失。
看來，中國企業更應該樹立危機意識。張瑞敏相信，至少在目前，全世界所有企業的生死存亡都取決于書中所描述的第三次工業革命。“如果跟不上或者被第三次工業革命所拋棄，”張瑞敏對媒體說：“我覺得可能不是‘?！膯栴}，那是萬劫不復?！?/p>
改革開放近30年來，我國積極擴大制造業領域的對外開放，抓住第三次國際制造業跨國轉移的重大機遇，大力發展貨物貿易，使我國貨物貿易總額從1978年的206億美元上升到2006年的1.76萬億美元，增長了近70倍，從位居世界第32位躍居世界第3位，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貨物貿易大國。但在對外貿易快速增長的過程中，我們既過度支付了能源原材料消耗的成本、過度支付了生態和環境的代價和過度壓低了勞動者福利，還容易引發國際貿易摩擦。我國對外貿易增長，總體上看是規模的擴張、速度的擴張、外延的擴張和數量的擴張，是粗放型的對外貿易增長方式，難以支撐我國對外貿易的持續增長。
發達國家致力于發展服務貿易，以少消耗和占用資源能源卻能獲得產業高端附加值的服務品，在全球產業鏈、價值鏈分工中攫取了極大的利益。歐美等經濟發達國家利用其服務貿易發展水平領先的優勢，通過各種多雙邊談判要求世界各國開放服務貿易市場，以此來擴大服務貿易的出口，也推動了世界服務貿易持續快速增長。1980年至2005年間，世界服務貿易出口額增長了5.7倍，占世界貿易出口的比重從1/7增長到近1/5。全球服務貿易出口與貨物貿易出口的比例從1982年不足20％提高到2005年的近25％。在世界服務貿易出口中，美國、英國等發達國家占據了主導地位。1980年以來，美國、英國、德國、法國和日本一直居服務貿易出口前5名。2005年，這5個國家服務貿易出口額合計占全球服務貿易出口總額的37.2％。英國、美國服務貿易出口與貨物貿易出口的比例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分別從1982年的29.7％、23.5％增長到2005年的48.5％、39％。2000年至2006年間，世界服務貿易進出口年均增長10％，2006年世界服務貿易出口達2.71萬億美元，服務貿易進口達2.62萬億美元，分別比上年增長11％和10％，世界服務貿易額與貨物貿易額之比達到1:4.5。這預示著在全球經濟轉向服務經濟的過程中，服務貿易的發達程度，標志著一個國家對外貿易增長的協調性和持續性，也標志著一個國家貿易增長方式的科學性和合理性。
我國服務貿易規模也不斷擴大，服務貿易進出口總額從1982年到2005年增長了35.5倍，占全球的比重不斷上升。其中，服務貿易出口增長近29倍，年均增長15.9％，是同期世界服務貿易平均出口增速的2倍。1982―2005年，中國服務貿易出口占全球服務貿易出口總額的比重從0.7％提高到3.1％，提高了2.4個百分點。我國服務貿易出口世界排名從1982年的第28位上升到2005的第8位，進口排名也從第40位上升到第7位。但是，我國服務貿易仍處于初級發展階段，服務貿易的發展水平落后于貨物貿易的發展水平，長期處于逆差狀態，服務貿易出口與貨物貿易出口的比例為1:9，遠低于世界平均1:4.2的水平(美國這一比例為1:2.6)，僅為全球平均水平的50％左右。
隨著世界新一輪產業結構的調整和貿易自由化進程的推進，服務貿易在各國貿易中的比重還將不斷上升，服務貿易成為各國在國際貿易中獲得實際利益多寡的表現。因此，加快發展服務貿易、增強服務貿易競爭力已經成為各國長期關注的焦點，世界各國紛紛制定加快發展服務貿易的發展戰略，在世界WTO新一輪談判以及區域性經濟合作的談判中，服務貿易都是主要議題。加快發展服務貿易，調整和改善對外貿易結構，不僅是提高我國參與國際分工和競爭能力的新舉措，也是轉變對外貿易增長方式的重要任務。我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綱要》提出，到2010年服務貿易進出口總額達到4000億美元，“十一五”期間服務貿易進出口額年均增長達到20％以上，屆時服務貿易規模將比2006年翻一番。這意味著我國將努力通過發展服務貿易，來獲得和貨物貿易高速增長帶來的同等好處，促進中國經濟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
二、大力發展服務貿易，可以抓住新一輪服務業跨國轉移的重大機遇，提高我國承接世界服務外包的能力和競爭力
美國著名的管理學者杜洛克曾預言：在未來十年至十五年之內，任何企業中僅做后臺支持而不創造營業額的工作都將外包出去。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服務外包以其有效降低成本、增強企業核心競爭力等特性成為越來越多企業采取的一項重要的商業措施。由外國直接投資產生并通過境外商業存在形式、即服務外包形式實現的國際服務貿易規模迅速擴大，在一些發達國家已經超過了跨境方式的服務貿易。境外服務外包也叫服務離岸外包，已經成為服務業全球化的重要表現。按照服務內容劃分，服務外包分為信息技術外包(TTO)和國際商務流程外包(BPO)，其中信息技術外包占全球服務外包市場的60％。按照服務提供商的地理分布狀況劃分，服務外包分為境內外包和離岸外包，境內外包更強調核心業務戰略、技術、專門知識和規模經濟，重視將固定成本轉為可變成本即現金流，重視價值增殖。境外離岸外包則主要著眼于節省成本，利用技術熟練勞動力的通用性和可用性，用較低的服務成本替代較高的服務成本，其中成本是決定性的因素，技術能力、服務質量和服務供應商信用等也是重要因素。
隨著跨國公司基本競爭戰略調整以及系統、網絡、存儲等信息技術的迅猛發展，很多跨國公司不斷擴大服務外包業務范圍，非核心業務的離岸外包已經成為一種趨勢。由業務流程外包(BPO)和信息技術外包(TTO)組成的服務外包，正逐步成為服務貿易的重要形式。2005年全球服務外包市場規模為6000多億美元，2006年達到8600億美元，2007年預計達到1.2萬億美元。聯合國貿發會議預測，未來幾年將繼續保持30％至40％的增長速度。美國通用電氣(GE)曾提出，公司業務的70％將采用離岸服務外包的模式，在世界最大的1000家公司中，還有約70％的企業目前尚未向低成本國家外包任何商務流程，但也準備和美國通用電氣(GE)一樣，進行離岸服務外包。可見，全球服務外包市場潛力巨大。
在全球外包支出中，美國占了約2/3，歐盟和日本占近1/3，世界發達國家和地區是主要服務外包輸出地。據《華爾街日報》稱，IBM準備把美國本土
4730個編程工作崗位轉移到印度、中國等國家，將編程服務外包到成本更低的地方，同時將高薪職位大量輸往海外?；萜?、甲骨文、埃森哲、美國在線、英國諾維奇保險公司等大型跨國公司都計劃將部分服務業務轉移到印度或中國。美國著名調研公司國際數據公司預測：到2007年，美國整個IT行業23％的職位都將設在海外。發展中國家是服務外包業務的主要承接地，亞洲是承接服務外包最多的地區，約占全球服務外包業務的45％。印度是亞洲的服務外包中心，墨西哥是北美的服務外包中心，東歐和愛爾蘭是歐洲的服務外包中心，中國、菲律賓、俄羅斯等國家正在成為承接外包較多的國家。根據McKinsey調查，印度是迄今為止最受離岸外包業務青睞的地區，目前是IT離岸外包市場的中心，據稱至少80％的全球外包業務都去了印度。到2008年，印度軟件產業產值將達到850億美元，其中承接服務外包出口將達到500億美元。
從中國目前的承接能力看，與印度等國家還有相當大的差距。美國、日本和歐洲作為世界三大軟件外包發包方，在2005年分別向國外發包176億美元、106億美元和60億美元的服務，中國只分別承接了其中的2.38億美元、5.68億美元和0.15億美元，獲得的市場份額極小。比如，Oracle公司在印度有2萬人為其做外包服務，在中國僅有1000人；EDS公司在印度和菲律賓有幾萬人，在中國剛剛開始；簡百特公司全球有28000人，在中國也只有2000人。
據分析，服務外包對國內增加值的貢獻是來料加工的20倍，印度500億美元軟件的出口額，給國內創造的增加值相當于中國制造業1萬億美元創造的價值。兩種貿易形態，創造了完全不同的價值量，但資源能源和生態環境的代價卻很小。從2006年開始，商務部組織實施了“千百十工程”，主要目標是：在“十一五”期間，在全國建設10個具有一定國際競爭力的服務外包基地城市，推動100家世界著名跨國公司將其一定規模的服務外包業務轉移到中國，培育1000家取得國際資質的大中型服務外包企業，創造有利條件，全方位承接國際(離岸)服務外包業務，并不斷提升服務價值，實現2010年服務外包出口額在2005年基礎上翻兩番。商務部、信息產業部和科技部已共同認定大連、西安、成都、深圳、上海、北京、天津、南京、濟南、武漢、杭州等11個城市作為“中國服務外包基地城市”。在上一輪全球制造業轉移中，中國是最大的受益國之一。我們必須充分認識承接服務業國際轉移的重要性，抓住全球興起的離岸服務外包的歷史機遇，采取綜合的、配套的措施提高承接服務業國際轉移的能力，以贏得這一場新的國際競爭。
三、大力發展服務貿易，可以加快推進工業化發展進程，提升我國制造業在國際產業分工和價值鏈中的層次和地位
一個國家的貿易結構、貿易方式和貿易政策，是這個國家經濟發展水平、產業水平和比較優勢在貿易上的真實反映。改革開放至今，我們走過了近30年歷程，我國的貿易結構之所以以獲得附加值較少的加工貿易為主，就是因為我們的工業化程度低、產業化程度低、組織化程度低和現代化程度低，制造業發展主要是采用了加工組裝型、生產主導型模仿型和粗放型的模式。那時候我們缺資本、缺技術、缺人才、缺管理經驗、缺產業運營模式，不得不走這樣的道路。在一定意義上，模仿也是進步，但到了一定階段，只靠模仿就一定無法進步。過去我國主要是世界的加工廠、世界的組裝車間，將來應該是世界的現代化“大工業制造基地”，應該是世界“辦公室”和世界的“創造基地”，成為資本密集、技術密集和人才密集的區域。過去我國制造業在國際產業鏈和價值鏈中處于低端，今后主要是向高端發展。過去制造業在“微笑曲線”的底部，將來要向“微笑曲線”的兩端發展。而“微笑曲線”的兩端，就是國際產業鏈分工和價值鏈分配的高端，就是蘊涵在高水平服務能力中服務品轉化為貿易品的能力。
提升我國制造業發展水平，應該特別注重生產貿易的發展，促進現代制造業與現代服務業高度融合，細化深化專業分工，把生產過程中的服務流程部分分離出去，通過服務流程的再造，提高制造業資源整和和利用的水平。生產貿易在服務貿易的比重，直接反映了一個國家制造業的工業化程度和現代化程度。我國服務貿易不發達，就在于我國制造業中的高端服務環節尚未形成，高端服務無法分離出來成為可貿易的服務產品。如我國的工業設計服務能力很低，難以創造出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專利、品牌等價值量高的服務品。據國家統計局和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的數據，目前在我國制造技術領域，發明專利數只有美國、日本的1/30，只有韓國的1/40。我國高新技術產業用于技術引進與消化吸收的收支比僅為1:0.1，作為計算機制造的IT核心企業，只有1:0.01，而國外多數工業國家引進消化創新的經費是引進項目總經費的3倍左右，日本在經濟振興期達到10倍。因此，我國生產的產品長期以低端為主，附加價值不高，我國制造業增加值率僅為26.3％，比美國、日本及德國分別低22％、22％和11％。據中國國際名牌協會資料，我國目前只有不足20％的國內企業擁有自主品牌，自主品牌的出口額占總出口額不到10％，服裝出口中，自主品牌不到1％。再比如，我國制造業的生產還不發達，2006年，全國工業品物流總額51.7萬億元，占社會物流總額的比重為86.7％。工業品物流支付的成本高昂，導致全社會物流總費用很大，2006年，我國社會物流總費用超過3.8萬億元。
我國制造業發展到了一個重要的轉型時期，到了需要進行設計研發創造、品牌價值創造和營銷渠道創造等高端服務環節創造利潤、創造附加值的階段了。服務貿易的發展對提升我國的產業層次和地位具有重要的作用。住國際資本向服務業和高技術產業轉移的歷史契機，積極吸引優質高效的跨國公司，形成跨國公司在我國的先進服務業基地、先進制造業基地、研發中心和地區總部，通過服務外包的“溢出效應”，有助于我國進入全球產業鏈的高端，在利潤創造、效率提高和創新方面趕上世界水平。制造業流程管理和生產業的專業化、精細化、系列化經營，使制造業中的服務環節可以象制造環節一樣離岸經營，可以將服務環節在全球外包布局并高效配置資源，可以把制造業中的工業設計服務、現場安裝服務、技術支持、生產流程控制咨詢、物流服務等原先隸屬于制造業的輔助業務，從制造業中獨立出來并形成專業化的服務公司。必須抓住國際資本向服務業和高技術產業轉移的歷史契機，加快我國制造業從生產加工環節向自主研發、品牌營銷等服務環節延伸，降低資源消耗，提高產品的附加值。同時，積極吸引具有國際一流制造水平和服務水平的跨國公司，形成跨國公司在我國的先進服務業基地、先進制造業基地、研發中心和地區總部，通過服務外
包特別是服務貿易的“溢出效應”，促進我國制造業實現規?；a和社會生產組織方式的變革。特別要注重發展面向制造業的生產貿易，使我國制造業盡快進入全球產業鏈的高端，在利潤創造、效率提高和創新方面趕上和超過世界水平。
四、大力發展服務貿易，可以提升我國現代服務業發展水平，開辟嶄新的財富創造方式
當前國際產業轉移和要素重組的重心開始從制造業向服務業轉移，因為服務可以創造更多的價值和財富。20世紀90年代以來，全球海外直接投資總額的一半以上流向了服務業。1990年，服務業對外直接投資流入量超過第一、二產業的總和，比重達到50.1％；2005年服務業對外直接投資流入量占世界對外直接投資總流量比重達67.7％以上，主要發達國家達到70％以上。在服務業吸收勞動力就業方面，發達國家比重普遍在70％左右，少數國家達80％以上。不遠的將來，服務業將代替制造業成為推動世界經濟發展的主要力量，與服務業的發展相對應的，必然是服務貿易的迅速發展，世界貿易關系將更多地體現在服務貿易的競爭上。在新形勢下，中國必須借助國際服務業加快轉移的有利時機，加快發展壯大服務業，大力發展服務貿易，抓住世界經濟的“接力棒”，這是實現中國經濟跨越式發展的重要一環，是我國服務業全面實施開放帶動戰略的有效路徑。
世界各國產業結構變動的一般規律，是農業在國民經濟中所占份額持續下降，工業份額在工業化階段迅速增長，服務業份額在工業化中后期持續上升，勞動力從農業先轉移到制造業，既而轉移到服務業，最終形成服務業在國民經濟增長中占據主要份額的局面。一個國家或地區向國際市場提供服務的能力，直接受國內服務業發展水平的影響。服務區別于貨物的一個顯著特點，在于生產者與消費者有很大程度的互動，在于現代服務業是附加值和知識含量最高的產業，在于服務與貨物相比，具有無形性、生產與消費的同時性、不可儲存性及異質性，服務品轉化為可貿易產品的難度很高。服務業發展水平高的國家或地區積累了豐富的服務生產經驗，能夠高效率地提供顧客滿意的服務，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也比較強。20世紀70年代后，發達國家服務業加速發展，制造業隨著在全球配置資源而在本國市場比重相對降低，日益興起現代服務業，在發達國家經濟增長中成為新動力。服務業發展水平成為衡量一個國家現代化程度和一個國家社會經濟發達程度的重要標志，也成為發展服務貿易的基礎和支撐。
我國經濟已經發展到必須由現代服務業來引領經濟增長的階段，服務貿易可以推動加快實現這一轉變。我們可以也應該把國內一些尖端的、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能形成強大創新能力的產業和服務繼續留在國內，延長產業鏈，建立服務鏈；把一些傳統的、較為低端的制造業輸出到國外，把國內作為其設計研發基地和管理服務基地，為其提供強大的現代服務業支撐；我們也要注重實施服務業開放帶動戰略，防止我國尚未形成服務業優勢的情況下，制造業優勢減弱，東南沿海和大城市出現嚴重的產業空心化問題。當務之急是加快我國服務業的發展，采取一切可能措施，使我國成為一個服務大國，形成較為完備的服務業體系。國家“十一五”規劃綱要指出，“十一五”時期我國服務業發展的主要目標是：到2010年，服務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比2005年提高3個百分點，服務業從業人員占全社會從業人員的比重比2005年提高4個百分點，服務貿易總額達到4000億美元；有條件的大中城市形成以服務經濟為主的產業結構，服務業增加值增長速度超過國內生產總值和第二產業增長速度。到2020年，基本實現經濟結構向以服務經濟為主的轉變，服務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超過50％。國家統計局新修訂的中國國內生產總值數據表明，服務業在我國經濟中所占的比例已經提高到41％，略低于制造業的46％，已經遠遠超過了第一產業。中國服務業的發展規模，大致相當于韓國等國家在經濟起飛階段的規模，并且還在不斷擴大，發展潛力巨大。我國服務業正面臨與我國當初制造業發展相類似的機遇，大力發展服務貿易，成為發揮現代流通對經濟運行先導性作用的高端和前端，也成為通過服務貿易帶動和提升現代服務能力，形成在國際市場交易和交換、創造增殖價值的財富實現方式。盡快使服務業成為國民經濟的主導產業，是提高我國服務貿易水平的根本措施，是推進經濟結構調整、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必由之路，是有效緩解能源資源短缺的瓶頸制約、提高資源利用效率的迫切需要，是適應對外開放新形勢、實現綜合國力整體躍升的有效途徑。
五、大力發展服務貿易，可以解決大量高素質人才的就業問題，把高端勞動力轉變為創造力最強的人力資本
服務貿易特別是離岸外包轉移的工作崗位主要集中在知識密集型和服務技術密集型行業，發展服務貿易，關鍵是把高端勞動力變為有競爭力的人才，變為人力資本的有效途徑。據麥肯錫調查，美國的科研、法律、藝術、管理、產業經營、計算機服務、建筑行業和商業零售服務領域，到2015年將有1360億美元的工資轉移到發展中國家。2003年美國呼叫中心數據輸入服務外包金額高達773.8億美元，這些業務主要轉移到印度，為印度創造了大批高素質人才就業崗位。目前日本從呼叫中心到EPO(軟件服務外包)有8000億美元的市場，這些軟件大量委托給中國公司，也創造了大量就業崗位，中國60％軟件服務外包來自日本。
現代服務業是人力資本密集型產業，越來越多的精通英語、掌握世界前沿科技、與海外市場聯系廣泛的人才脫穎而出，將為中國發展服務貿易的高端奠定重要基礎。中國技術勞動力成本僅是美國技術勞動力成本的20％，具有相當的競爭優勢。目前在印度進行服務外包的美國公司，由于印度的薪資水平越來越高，跨國公司開始尋找替代的場所。適合作服務外包的替代場所包括中國、菲律賓、俄羅斯、波蘭和以色列，而中國最具優勢。在聯合國貿發會議所作的一項調查顯示，2005年至2009年期間，參與調查的世界主要大公司中，有61.8％希望擴大在中國的研發活動投資，在世界排名第一。據芝加哥管理顧問公司Diamond Cluster調查，2004年希望在3～5年內與中國建立服務外包合作關系的公司只有8％，到2005年就增長到了40％。相比之下，印度的外包活動在三到五年內不太可能有這種規模的增長。許多跨國公司向中國轉移服務環節，已經不單滿足是從一般勞動者身上獲取剩余價值，他們更看好的，是能夠創造更多價值的高素質人才，是中國能夠源源不斷地提供他們現在和將來需要的人力資本。中國要素價格的比較優勢明顯，特別是勞動力價格，不僅普通產業工人的勞動力價格具有明顯優勢，高級設計師和高端人才的勞動力價格同樣具有比較優勢。
承接外包服務可以拓展更多的現代服務業發展，創造更多的高端人才就業崗位，把我國的高端勞
經過五年的努力，美國制造業已經展現出良好的發展勢頭。一大批美國的跨國公司或將海外的生產基地遷回美國，或在國內開設新廠。美國制造業就業崗位有了較大幅度增加，出現了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首次持續性就業增長的勢頭。美國的出口額也有顯著增長，近年來年均增長率將近達到16%，高于15%的目標。在這種形勢下，歐洲等發達國家也紛紛仿效美國，先后拋出自己的“再工業化”戰略。
但是，美國的“制造業回歸”并不是簡單的傳統制造業回歸，而是向高生產效率和低經濟成本的現代制造業的躍遷。有全球最出色的高新技術產業和現代服務業的底氣，美國現代制造業將是擁有全球最具競爭優勢的高端制造業、智能制造業和先進制造業。毫無疑問，美國“制造業回歸”的矛頭對準的就是現在制造業第一大國的中國，奧巴馬雖然沒有明說，但他的骨子里明明白白地刻印著“決不允許超越美國的優勢”。美國的“制造業回歸”勢必影響世界制造業的現有格局，對中國制造業的影響也不言而喻，我們不可不察，不可不防，不可不備。
我國雖是世界第一制造業大國，但并不是制造業強國，這是因為我國的制造業在世界產業鏈條中仍然處于低端。美國的“制造業回歸”對我國來講，無疑是前所未有的威脅和挑戰。如果說在這之前我國制造業的優勢是低成本（人口紅利的優勢），那么現在這個優勢正在逐漸喪失。我們怎樣才能保住制造業第一大國的位子，進而成為制造業強國呢？僅靠人口紅利是保不住的，必須另辟新徑，必須有充分的心理準備和有效的應對策略。黨的十報告要求，堅持走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信息化道路，推動信息化和工業化深度融合；“推動戰略性新興產業、先進制造業健康發展，加快傳統產業轉型升級”；十八屆三中全會決議又要求，“進一步放開一般制造業”。這些信號明確無誤地告訴我們，現在已經到了加大改革開放力度、轉變發展方式、調整經濟結構的關鍵時刻，要把成本優勢變成創新優勢，把人口紅利變成人才紅利，確保我國制造業科學發展和跨越發展。經過10到20年的努力，要將我國制造業建成高端人才、高端要素、高端創新三集群發展和研發、技術、制造、服務四領先的具有全球競爭優勢的國際化、現代化、信息化的高端產業。
二、加快中國制造業人才隊伍建設
為確保我國制造業能夠科學發展和跨越發展，制造業人才大發展是必備的前提條件。我國制造業人才大發展的聚焦點主要在高層次創新型科技人才、工程師與技師人才、經營管理人才和生產人才四支核心人才隊伍的建設上。
（一）高層次創新型科技人才隊伍建設
高層次創新型科技人才是現代制造業的引擎，對現代制造業的發展起到引領和驅動的作用。高層次創新型科技人才隊伍建設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一是瞄準世界高端產業水平，快速集聚高端產業研發人才，打造“中國創造”品牌，引領我國制造業升級換代。二是在世界范圍內加大創新創業人才和創新科研團隊的引進力度，優先引進和培養一批擁有國際發明專利、掌握核心技術的世界一流的科技領軍人才和團隊，加大創新創業人才培養支持力度。三是精心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領軍人才，尤其要重視培養具有國際視野、精通技術、熟諳經營的戰略性新興產業企業家。
（二）工程師與技師人才隊伍建設
工程師與技師人才是現代制造業的中堅，在生產制造流程中起到技術實現和再造的作用。工程師與技師人才隊伍建設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一是對工程師人才隊伍進行戰略性結構調整，在大力提升工程師人才能力素質的基礎上不斷擴大工程師人才隊伍的規模，造就世界一流的工程師人才隊伍，推動先進制造業健康發展，加快產業升級換代。二是以技師和高級技師為重點，培養大批擁有系統專業知識的能夠滿足先進制造業需要的門類齊全、技藝精湛的高技能人才。三是大力培養熟諳國內外產業技術前沿和市場行情的綜合素質高、服務意識強、能夠有效解決客戶疑難問題并凝聚客戶群的客戶服務人才，尤其是要培養一大批能夠走向世界的集售前服務、售中服務和售后服務為一體的高級技術服務專家。
（三）經營管理人才隊伍建設
經營管理人才是現代制造業的核心和靈魂，對現代制造企業各種生產要素起到組合、運作和放大的作用。經營管理人才隊伍建設，要以企業家和職業經理人為重點，加快培養造就一大批職業化、市場化、專業化和國際化的高水平的企業經營管理人才。根據十八屆三中全會決議的精神，建立職業經理人制度，更好發揮企業家作用。
（四）生產人才隊伍建設
生產業本身并不是一個單獨的制造業行業，而是為制造業提供保障服務的服務行業。生產人才通過生產企業的服務活動為現代制造業提供保障服務。生產人才隊伍建設要緊緊圍繞現代制造業的發展，加快培養大批的交通運輸、物流倉儲、金融保險、信息服務、科技服務、商貿服務、法律服務等服務型經濟人才，同時要在世界范圍內引進一批高水平高效率的生產企業或機構和引進一大批專業拔尖、視野開闊、能夠提高我國現代制造業綜合競爭力的高層次生產人才。
三、中國制造業人才發展的對策
為推動我國現代制造業發展和建設世界一流制造業強國，對未來一段時期內我國制造業人才發展提出六個方面的對策建議。
（一）轉變發展方式
加快發展方式轉變，大力發展世界一流的先進制造業、現代生產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引領我國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推進產業升級換代。堅持人才優先發展，培養壯大四支核心人才隊伍，健全人才引進和激勵機制，營造良好的用人環境，形成創新型人才集聚效應，不斷優化制造業人才發展的產業環境。
堅持把“創新驅動發展”作為制造業發展的核心戰略，舉全國之力、集全產業之智，進一步加大科技創新聚焦力度，以掌握核心技術、發展自主知識產權為宗旨，著力建設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政產學研緊密結合的科技創新體系和市場機制，在全國建成“國家創新型科技園區”體系。牢固樹立人才資源是第一資源、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意識，優先完善制造業人才軟環境，優先創新人才體制機制，促進制造業發展方式向主要依靠科技進步、人才資源能力素質提高和管理創新轉變。實施人才引領戰略，以高端人才引領科技創新，引領現代制造業發展；以創新型經濟、服務型經濟引領產業轉型升級；以產業轉型升級推動制造業二次創業和經濟社會發展。開創依靠人才促進產業發展，依靠產業發展吸引人才，形成制造業人才聚集高地，以人才優勢贏得我國制造業創新優勢、競爭優勢和發展優勢的良好局面。
（二）深化體制改革
要把深化改革作為推動我國制造業人才發展的根本動力，構建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有利于制造業人才隊伍建設的體制機制。深化改革就是要堅持市場化取向，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制造業人才資源配置中真正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通過深化改革，進一步打通人才、科技和經濟社會發展之間的通道。建立更為靈活的人才管理機制，破除人才流動、使用、發揮作用中的思想觀念和體制機制障礙，充分激發制造業人才的創造活力，最大限度支持和幫助產業集聚人才、企業用好人才、人才創新創業。
積極穩妥地從廣度和深度上推進市場化改革，大幅度減少政府對人才資源的直接配置，推動制造業人才資源配置依據市場規則、市場價格、市場競爭實現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優化。著力解決政府對市場干預過多和監管不到位，將政府的職責和作用轉化到主要保持宏觀人才運行穩定、加強和優化公共服務、保障公平競爭、加強市場監管、維護市場秩序和彌補市場失靈上來。深化人才體制改革，形成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人才制度優勢，讓市場供給主體人才、市場需求主體用人單位和市場服務主體人才服務組織的活力競相迸發，讓企業和各類社會組織等主體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大力發展現代人才服務業，推動各種形式的高端人才服務產業化。鼓勵和規范人才、企業以及各種社會力量承擔和開發人才中介服務，形成融公共服務、市場服務、金融服務和社會服務為一體的高端人才服務體系。鼓勵各類主體建立多元化的人才集聚創新創業新載體，鼓勵支持企業、大學、科研院所興辦各種類型的人才園區和孵化器。積極引進和發展人才中介服務機構，鼓勵和支持著名國際獵頭公司、國際人才中介服務機構到我國設立合資或分支機構，推動本土人才中介服務機構的產業化發展。
（三）加大開放力度
充分發揮各地經濟開發區和工業園區作為國家級海外高層次人才創新創業基地功能，進一步引進和鼓勵海外高層次人才聚集創新創業。推動對內對外開放相互促進、引進來和走出去更好結合，充分開發利用國內國際人才資源，積極引進和用好海外人才，促進國際國內人才資源有序自由流動、人才資源高效配置、市場深度融合，加大人才國際交流力度，加快培育參與和引領國際人才合作競爭新優勢，形成全方位開放人才新格局。
大規模地吸引外國（境外）制造業人才來華工作、學習和定居，尤其要大力引進高層次國際化人才，提高存量人才國際化水平，打造國際化人才集聚地。完善海外高層次人才聯絡體系，健全完善海外高層次人才信息庫。加大與外國政府、企業、學術團體、中介組織等各類機構的交流與合作，加快人才工作海外合作組織建設。
改革試行技術移民管理辦法，簡化技術移民審批程序，吸引大批杰出外國制造業人才永久居留我國。建立海外華人綠卡發放制度，降低綠卡門檻，擴大發放范圍，吸引海外華裔制造業人才來華創新創業和工作。
（四）完善人才政策體系
充分整合利用現有國家、省、市各方面政策資源，借鑒國內外先進經驗，優化現有政策內容，加大政策創新力度和宣傳力度，形成立體化、全方位、廣覆蓋，更有針對性、操作性、實效性，更具吸引力、影響力、競爭力的人才政策體系。有條件的地區或園區積極實行或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著力在稅收優惠、股權激勵、進口稅收、居留與出入境、職業認證、國際化教育審批、人才政策負面清單等方面取得重點突破，大膽先行先試，不斷優化制造業人才發展的政策環境。
要進一步加大人才政策創新和突破力度，按照國家和省、市已經出臺的重大人才政策著重破解一些熱點難點問題。廣泛聽取各方面意見特別是一線制造業人才的心聲，梳理各類人才的政策需求，及早廢除不利于創新創業和人才發展的政策規定，革除那些陳舊過時的用人制度。
（五）扶持雙創人才和企業
圍繞提升自主創新能力，重點支持一批具有自主創新成果的高層次創新創業人才，著力培育一批科技領軍型企業。瞄準戰略性新興產業重點培育一批國內知名、業內領軍的旗艦型高新技術企業，形成一批引導產業發展的核心專利和重要技術標準，搶占新興產業技術制高點和價值鏈高端環節。重點支持一批科技創新創業領軍人才，引進一大批創新團隊，重點資助若干具有國際影響、能夠突破核心技術、實現產業技術跨越的科技創新團隊。扶持科技人才創新創業，一要規范創新創業項目評審方式和流程，二要優化項目資助政策，三要加大科技人才成果產業化扶持力度，四要加大政府采購力度。
企業是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中堅力量，也是科技人才聚集和優勢轉化的重要載體，要通過深化改革，發揮企業在打通人才、科技和經濟社會發展之間通道的作用，使企業真正成為用好用活人才和技術創新的主體。推動企業改革用人制度，鼓勵企業適應市場化、國際化新形勢，增強自主創新能力和人才競爭能力，培養造就大批科技領軍人才，加快人才優勢向科技優勢和產業優勢轉化。支持企業發揮自身優勢，大膽實驗創新，形成特色鮮明富有實效的人才吸引使用制度，在世界范圍內吸引和培養一流的高層次科技創新人才。鼓勵中小制造企業培養造就大批科技人才，壯大中小制造企業科技人才隊伍，激發中小制造企業自主創新的活力。
（六）規制健全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