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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G632.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9324（2017）15-0204-03
一、課題背景及界定
1.在高中語文必修、選修教材中，古典詩詞不僅篇目多而且數量大，在語文高考中，古典詩詞鑒賞為必考內容，因此對高中生進行古詩詞賞析方法的指導研究很有現實意義。
2.《普通高中語文課程標準》要求在閱讀與鑒賞活動中不斷充實精神生活，完善自我人格，提升人生境界，發展獨立閱讀能力，努力提高對古詩文語言的感受力，對文本做出自己的分析判斷，努力從不同的角度和層面進行闡發、評價和質疑；能感受形象，品味語言，了解詩歌的基本特征及主要表現手法，了解作品相關的背景材料，分析和理解作品；用現代觀念審視作品，評價其積極意義與歷史局限；從歷史發展的角度理解古代作品的內容價值，從中汲取民族智慧。
3.《西安市普通高中新課程學科教學指導意見?語文》認為，閱讀與鑒賞的根本目的是“立人”，從學生全面發展和終身發展的角度，以“立人”為本提出閱讀鑒賞目標，從教育的本質上來理解閱讀鑒賞活動，側重情感態度與價值觀這一維度。文學作品的教學應是高中語文教學的重點。文學鑒賞的更高要求就是對作品做出探究性的鑒賞和理性思考。重視中國古代文學作品的閱讀鑒賞，把培養學生健康、高尚的審美情趣放在目標的核心位置，強調背誦一定數量的古代詩文名篇，要求學習鑒賞詩歌的基本方法，鑒賞重點在于探索作品的意蘊和藝術魅力。
4.《新課程高考語文考試大綱》明確規定古代詩文閱讀為必考內容，能力層級涉及A識記、B理解、C分析綜合、D鑒賞評價，每年高考試題所選古詩詞不在教材里，而且作者也不一定是名家，在引導學生鑒賞古詩詞時，知人論世，整體把握十分重要。結合學生實際、古詞文本內容及作者經歷，在古詩詞專題復習及日常教學中，有序進行古詩詞方法技巧的指導并扎實訓練，這一定會有效提高高中生的古詩詞鑒賞能力。
（1）古典詩詞賞析方法：結合高考考綱、考點及高中語文課標要求，結合古典詩歌文本，從意象意境、表達技巧、思想感情及語言風格等方面歸納總結詩歌賞析方法。
（2）指導學生：結合新高考及考綱修訂情況、高考真題及訓練題，引導學生利用歸納出的賞析方法，準確有效地讀古典詩歌文本，品味名句，提高學生古典詩歌的鑒賞能力，有效培養、提高學生的詩歌審美能力和閱讀水平。
（3）進行研究：在解讀古典詩歌文本、品味名句的基礎上，利用已經歸納出的賞析方法，適當研究并總結古典詩歌鑒賞的技巧和規律，有效提升學生的古典詩詞鑒賞水平，滋養心靈，升華人格。
二、理論依據及意義
1.理論依據，包括：高中《語文課程標準》，詩歌鑒賞及美學理論，教育部《完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指導綱要》，建構主義理論和多元智力理論。高中語文課標及上述理論都強調學生是學習的主體，最有效的學習方式就是自主、合作和探究學習，而高中語文注重學生的選擇性和個性發展需要，培養學生審美和探究能力，加強文學教育，提高學生的審美情趣，學習中國古代優秀作品，體會其中蘊含的中華民族精神，為形成一定的傳統文化底蘊奠定基礎。最近，教育部也出臺了《完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指導綱要》，強調在中學階段，誦讀古代詩詞，初步了解古詩詞格律，注重積累、感悟和運用，提高欣賞品位，閱讀傳統文化經典作品，提高古典文學和傳統藝術鑒賞能力，引導學生感悟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精神內涵，增強學生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自信心，這樣能促進學生提高語文素養，促進學生全面發展和健康成長。
2.實踐意義。結合我校高三學生的實際，以高中《語文課程標準》和陜西省高考語文考綱對古代詩歌的能力層級要求以及對應的考點為依據，利用陜西省、寶雞市及各地高考模擬題、近五年高考語文真題，強化訓練，引導學生歸納、概括并掌握鑒賞古代詩詞的規律、路徑和方法，有效提高學生古代詩詞鑒賞水平和答題技巧。以學習小組為載體，以古代詩詞佳作為媒介，引導學生學會欣賞、評價、質疑，以批判思維用現代觀念審視古代作品，認識古代作品的現代價值及意義，真正提高學生古詩詞的鑒賞水平，提高學生的語文素養。
三、研究的目標、內容、方法、步驟及過程
本課題研究力求從我校高三學生古詩詞學習狀況出發，結合我校“四步12法”高效課堂有效教學模式推進及高中語文課標和高考考綱對古典詩詞鑒賞的能力要求，有序對學生進行古詩詞鑒賞方法的指導與研究，通過扎實訓練，切實有效提高學生對古詩詞的鑒賞評價能力。課題組計劃分三個階段進行研究，具體如下。
第一階段：準備階段，調研、論證、確定課題，申報課題，成立課題組，制訂課題實施方案，撰寫、提交課題開題報告，開始課題研究。根據課題組成員情況，確定我校高三理科班為主要研究對象，兼顧文科班。在研究時，結合高三復習，引導學生以陜西高中課改前后的新課程高考語文試卷（陜西卷）為主，從古代詩歌閱讀試題中找出古詩詞的考點及具體考查內容。要求學生完成2009―2013年陜西高考試卷中古代詩歌閱讀題，師生總結考點及考查方式、內容，并對陜西課改后高考古詩詞閱讀的考查方向及考點分布有一定的認識和研究。
第二階段：實施研究階段，分解子課題，適當分工，明確任務，確定研究樣本，調查分析，階段推進，有計劃、有目標，形成過程性資料和階段性成果，有初步結論，為結題做準備。對2013年全國高考試題全面解析，結合考點具體指導訓練學生。結合考綱、教材和課標對古詩詞鑒賞的能力層級要求，結合訓練材料，在復習時，我們引導學生從思想感情、形象（意境意象）、語言和表達技巧等方面鑒賞古詩詞，力爭深刻理解詩句蘊含的豐富而深刻的情趣和理趣，著力引導理科生形象化思維、生動化審美，準確詮釋古詩詞的意象意境，規范清楚表達詩詞的意蘊，經過悉心指導和訓練，利用有關文字、視頻、音頻等資源，幫助學生切實提高古詩詞閱讀水平和鑒賞能力。
結合高考考綱要求，全面歸納、梳理古詩詞的考點、知識系統，從思想感情、形象（意象意境）、語言和表達技巧入手，結合模擬題強化訓練，引導學生總結規律，掌握鑒賞古詩詞鑒賞方法和答題技巧，結合訓練實際，制訂指導方案，形成專題性古代詩歌鑒賞指導訓練（一）―（二十二），有效設計課堂，使學生閱讀古詩詞的能力明顯提高。在考試時，對古詩詞閱讀的采分點認識更清楚，答題更規范，得分率有了顯著提高。
結合試卷講評，要求學生不僅要弄清古詩詞的考點，而且對試題所涉及的古詩詞進行鑒賞、評價，并有效積累方法，教師予以針對性指導、訓練、拓展，使學生每次訓練、模擬考試后，有積累、有收獲，鑒賞水平明顯提升，逐步做到閱讀古詩詞不是盲目亂解、隨意發揮，而是有備而來，依照規律、方法，找準路徑，提高賞析水平和答題能力。
經過師生努力，總結的方法、技巧在古詩詞閱讀實踐中的有效運用，理科生對古代詩歌閱讀更有信心了，文科生則穩定發揮。課題研究形成過程性資料和階段性成果，有初步結論：經過強化訓練，主動梳理、歸納出古詩詞的知識和閱讀、鑒賞的方法及技巧，學生閱讀古詩詞的信心大大提高了。
第三階段：總結階段，整理資料，分析研究數據，提交統計分析或調查報告，得出結論，形成最終成果，撰寫結題報告，提出結題申請，驗收、評估、結題。
結合課堂及復習實際及時總結、反饋。對陜西省寶雞市一模、二模、三模和西安高新三中模擬試卷中的古代詩歌閱讀題具體分析，幫助學生真正把握考點，根據古詩詞文本及作者，有效鑒賞詩詞，仔細解讀，用心答題、品味。這些方法、技巧能幫助學生提高古詩詞閱讀水平和鑒賞能力，提高閱讀品位，提升審美情趣和評價能力。這也確實為增強學生的傳統文化底蘊奠定了基礎，使學生古典文學素養有了一定的提高，從內心感悟中華傳統文化的精神內核，依托古詩詞名作、經典作品，豐富人生、健全人格、放飛夢想，讓古詩詞陪伴自己的生命歷程，與大師對話，慰藉心靈，完善自我，快樂成長。
四、研究結果與成效
通過梳理古詩詞知識系統，歸納整理考點及能力層級要求，結合強化訓練，師生合作，學生古詩詞鑒賞水平和答題技巧有了很大進步。在研究過程中，我們先后積累完成了《2014年古詩詞鑒賞高考試題例析》（一）―（三）、《指導鑒賞詩歌的形象（人物形象）教學設計》、《古代詩歌鑒賞指導訓練》（一）―（二十二）、《2015年陜西省高三教學質量檢測語文試題古詩閱讀題鑒賞指導》（一）―（三）、《2015年寶雞市高三語文質量檢測古詩閱讀題鑒賞指導》（一）―（三）、《2015年金太陽陜西專用高三語文試卷古詩閱讀題鑒賞指導》（一）―（三）、《2015年西安高新三中語文高考標準化考試練習古詩閱讀題鑒賞指導》和《2015年西安高新三中高三語文考前適應性考試古詩閱讀題鑒賞指導》等共37件成果，成效顯著。這使我們深信，古詩詞鑒賞不僅有規律、路徑，而且合理利用高考試題、模擬題和詩詞鑒賞資料，強化訓練，恰當指導學生掌握方法、技巧，從而迅速提高學生的古詩詞閱讀水平和評價鑒賞能力，培養學生養成自覺閱讀古詩詞的良好習慣。同時，潛移默化地凈化學生的心靈，有效提高學生的審美情趣和藝術鑒賞能力。
以小課題研究為平臺，與學校教育教學工作有機結合，促進我們專業化成長，促使課題研究成果多樣化，并能盡快轉化為教學效益，在總結的基礎上，及時反饋，得出一些結論，使課題研究順利進入第三階段，按時結題。
五、存在問題及改進
語文課標非常重視古詩詞教學，高考考綱規定古詩文為必考內容，但課改以后，語文選修、必修及模塊化受高中學業水平考試及高考科目的影響，學生在高二就文理分科，理科生往往重理、輕文，導致古詩詞積累不多，閱讀水平和鑒賞能力不高，對詩詞理解不到位。同時，高考古詩詞閱讀文本選自課外，范圍很大，所選詩詞為名家的二三流作品或二三流作家的代表作品，要么作品內容不熟悉，要么作品的作者及所處時代不清楚，導致學生尤其是理科生，對古詩詞閱讀信心不足，這給課題研究帶來了一定的困難，但古詩詞作為我國優秀的傳統文化蘊含了中華民族精神的精華，我們必須傳承并予以發揚光大，因此結合高考實際，我們還是努力引導學生細心品讀古詩詞，掌握b賞的方法、路徑和技巧，經過強化訓練，學生信心大增，對古詩詞的理解能力有了一定的提高。
面對理科生古詩文基礎不扎實這一實際，我們不能回避，也不想回避，而是通過深入摸底，引導學生利用抽象思維方面的優勢，主動閱讀、鑒賞古詩詞，而不是死記鑒賞術語，不投機取巧，而是扎扎實實讀懂古詩詞的字面意思，盡可能理解言外之意，形象化理解詩句中的景、情、事、物和理，在詩句中體味生活的滋味和生命的靈動，從而避免枯燥和乏味，有效提高古詩詞的鑒賞水平和能力。
隨著課題研究的深入，對古詩詞的鑒賞漸入佳境。除了文字資料外，我們還積累了很多繪畫、音頻、視頻素材及資源，置身于中國古詩詞的藝術王國，聆聽妙音美曲，欣賞優美恬靜的畫面，體味“詩中有畫”、“畫中有詩”，頓感詩意的人生真美。可惜，對于博客操作的不熟練，無論我們怎樣插入、粘貼、鏈接，那些美圖、美曲、視頻、音頻也進入不了博客，就只能在博客里保存文字，留下些許遺憾，因此以后應努力學習博客如何操作。
總之，課題研究與語文課堂教學同步，既促進小課題研究，提高課堂教學效率，改進教學效果，又能幫助師生進步、發展和成長。
參考文獻：
[1]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普通高中語文課程標準（實驗稿）[S].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
[2]教育部基礎教育教育司、師范司.語文課程標準研修[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3]西安市教育科學研究所.西安市普通高中新課程學科教學指導意見（語文）[Z].2008.
進入考古學的初步發展期(1867—1919年,自此進入現代考古學的開端),美國人龐皮利(Pempelly,R)等在中亞土耳其斯坦的考察和安努遺址的發掘研究中應用動物考古學方法研究動物骨骼,證明牛、羊、豬尚處于從野生向家養的過渡狀態,豐富了早期農業的珍貴考古學資料。[6]近乎同時期,在美洲的分類描述階段(19世紀40年代—1919年),戴爾(Dall,WH)利用在阿拉斯加貝丘遺址發掘過程中獲得的脊椎動物遺存,結合狩獵工具和容器等考古遺存,按經濟形態和生態環境的差異進行了科學的地層劃分,并在此基礎上建立了年代序列,從而開創了美洲動物考古研究的先河。[7]在考古學的成熟階段(1919年—20世紀40年代,屬于考古學分類與鞏固期的前一階段),文化生態學思想對考古學產生了深刻的影響,部分考古學家擺脫了以遺址為中心的文化—歷史方法的束縛,與生物學家和環境學家合作,借助生態學方法,通過動物考古和植物考古研究來重建史前環境和分析史前人類的食譜,進而了解古代人類對不斷變化的環境的適應過程。[8]20世紀20年代英國科學家約翰?馬歇爾負責對印度河流域青銅時代哈拉帕文明的重要遺址進行考古發掘,并利用動物考古研究成果闡述摩亨佐達羅城市文明的經濟類型。[9]20世紀30年代法國古生物學家德日進(PierreTeilharddeChardin)和我國古生物學家楊鐘健對安陽殷墟的動物遺存進行了鑒定和統計,分析了夏商時期的氣候環境。[10]楊鐘健對章丘城子崖新石器時代遺址動物骨骼進行了屬種鑒定[11]。
進入考古學的轉變期(20世紀40—60年代,屬于考古學分類與鞏固期的后一階段),從以層位學和類型學為研究手段的文化歷史研究轉變為以人類生態學思想指導的、大量結合自然科學方法和技術進行的古代社會重構的研究。西亞新石器時代農業起源研究就充分利用了動物考古的研究成果。[5]這一階段在美洲出現了人類行為的文化功能解釋的趨勢,以環境為背景來復原考古學文化的多學科研究,就充分體現了動物考古學的作用。[12]步入考古學發展新時期的新考古學出現階段(20世紀60—80年代),在傳統考古學重建文化史(主要是考古學文化時空框架的重建)的基礎上,美洲考古學家以復原或重建文化形態(生產力、社會組織和意識形態為主)、解釋文化過程(主要是文化發展的動因,屬于過程考古學范疇)這兩個更高層次的研究為目標,以進化論、系統論和生態學理論為思想指導,通過物質遺存所反映的考古學文化的各個方面及其與環境之間關系的研究,來更全面、系統地解釋文化發展的過程。作為文化生態系統中生物環境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動物資源利用方式和聚落形態研究中有關適應環境的生存戰略(包括食物、供給、聚落和維持戰略)研究,使動物考古研究的重要性進一步突出。[13]西亞的農業起源有關狩獵到飼養經濟發展過程的動態研究也得益于動物考古的微觀研究。[14]在考古學發展新時期的當展新階段(20世紀80年代至今),動物考古對于新學派中社會考古學各種社會形態經濟基礎的研究具有很強的說服力。[15]在探究古代人類精神世界的認知考古學有關肖像象征意義的研究中,動物考古知識的應用也獲得了令人信服的成果。[16]考古學流派將研究重點放在人類的適應性與系統平衡上,提倡生態學、進化論和辯證法相結合,這一過程中美國學者威廉?馬夸特對肯塔基西部貝丘遺址采食者的研究就體現出動物遺存研究所起的重要作用。[17]在社會學中程理論被引入到考古學后,在將其作為連接經驗性考古學材料與高層次文化理論解釋的橋梁的過程中,劉易斯?賓福德(LewisBinford)最有代表性的工作之一就是記錄了許多影響動物組合特征和條件的自然過程,并將這些過程應用到考古記錄的解釋中。在這個成功的中程理論應用研究范例中,動物考古的作用功不可沒①。[18]綜上所述,考古學產生和發展的歷程中,動物考古都不同程度地做出了貢獻,在提高人類對古代人地關系的認識水平上起到了積極作用。
以北美為代表的國際動物考古學發展歷程在梳理了動物考古與考古學淵源關系的前提下,根據理論與實踐的特征將動物考古學發展的階段性特征重新審視一下,有利于正確評價亞洲動物考古在整個世界動物考古領域所處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與考古學發展息息相關,國際上動物考古研究也是以歐美發達國家起步最早,以北美的階段性研究最具有代表性。以北美為代表的國際動物考古發展經歷了三個階段,即形成階段、系統化階段、綜合化階段。第一階段或開始形成時期(19世紀60年代—20世紀初),動物考古工作的貢獻主要在第四紀地質及舊石器時代考古的年代學和地層變化研究方面[19],如揭示人類的古老性,確定早期人類如何生存以及如何獲得食物并重建古環境。這些貢獻主要建立在應用地質學的地層學和古生物學方法的進化論理論基礎之上。這一時期環境決定論、環境可能論以及歷史學方法處于全盛期,而動物材料并未被納入考古學文化范疇當中。第二階段或系統化發展時期(20世紀40—50年代),動物考古工作者致力于兩個相關的目標,即了解動物的生物學及生態學特征以及認識人類行為的時空變化。這就要將理論及方法植根于如物理及生物等大量學科的系統性引入。大量分析性和人類學研究伴隨著如下兩個概念的出現而產生:中程理論和用來檢驗生存對策的經濟和生態學模式。這一時期的一大特點是強調方法的重要性。第三階段或綜合化成熟時期(20世紀60年代以來),隨著文化資源管理的快速發展,在很多方面開展的歷史時期動物考古研究以及大量開發出來的模型和預設對考古學做出了巨大的貢獻。文化生態學和人類學理論特別注重生態學和環境學議題,在動物考古實踐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目的在于研究適應、生存對策以及人與環境之間的功能性關系?？梢赃@樣說,這一時期動物考古充滿了所謂新考古學的思考。[20]這一時期的一大特點是邏輯推理方法由歸納轉變為演繹。
動物考古的理論與方法及其回答考古學問題的研究層次基于達格拉斯?J.布爾(DouglasJBrewer)在《考古學方法與理論》所做的關于動物考古學的理論、方法與目標的論述,我們可以將各種論題按著研究層次劃歸到不同的組分中(見表1)。[21]從表1中可以看到,在生物學、社會學和人類學理論范疇內的各種理論框架下,動物考古學研究所涉及的考古學問題大多處于中等 研究層次,只是生物地層學及古生物學探討的問題處于基礎性研究層次;哲學范疇內,除了方法論里數據搜集處于基礎性研究層次之外,絕大多數理論框架下動物考古研究所涉及的考古學問題處于高等或者極高等研究層次;文化遺產管理范疇的均變論涉及較高等層次的研究;系統論范疇的社會經濟生態理論框架下探討的考古學問題處于極高等研究層次
北京大學動物考古學研究生課程體系的建設現狀在中國高等院校中，北京大學最早設立了考古學教學研究機構。1922年北京大學在國學門下設立了考古學研究室;1952年北京大學歷史系設立考古專業?？脊艑I成立以來，經過幾代學者的艱苦奮斗，勵精圖治，已將自身專業發展壯大成今天的基礎設施完整、學科覆蓋面寬、教研力量雄厚的考古文博學院。2007年，又成立了考古學系，由原考古文博學院考古學與博物館學系中的考古學諸教研室及科技考古教研室整合而成。目前下設舊石器時代考古、新石器商周考古、漢唐宋元考古、外國考古和考古學技術方法等5個教研室。［2］［3］其中，除傳統的各時代考古以及田野考古學等學科是北京大學的傳統強項外，科技考古、動植物考古、古人類考古和外國考古等方向也有長期的積累，并逐漸與其他方向相互滲透，成為考古學系新的學科增長點。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的動物考古學專業是包含在舊石器考古與古人類學專業之中的。尤為重要的是，北京大學文博學院的動物考古學專業具有文理交叉性質，培養學生具有扎實的專業基礎知識和基本技能以及較廣泛的人文科學知識和一定的藝術修養，并能夠進行動物考古學的初步研究。
吉林大學與北京大學動物考古學專業研究生課程體系建設相關方面比較
(一)課程設置及教學理念
動物考古學是指根據考古遺址出土的動物骨骼去探討古代各個地區不同時間存在的動物種類，并根據動物生息特性對古代環境做出推測。西方動物考古研究大約始于19世紀前期的歐洲。［5］作為考古學的重要分支學科，動物考古學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人類學和考古學的理論、方法與實踐的深刻影響。近十多年來，人與動物的各種關系，即人類開發利用動物資源的策略和行為，已經成為西方動物考古學研究的重點。學者往往通過研究人對動物的來源、分配、屠宰、儲藏、消費、廢棄的過程和方式，來認識當時人類的行為模式，探討人類社會的經濟成分、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政治組織結構和意識形態等諸方面的問題。［6］本門課程希望通過動物考古學的基本理論和方法的介紹，以及指導學生參與動物考古的實驗研究，培養學生動物考古學的意識并初步掌握基本研究的步驟和規范。因此，動物考古學專業研究生課程體系的設計直接關系到研究生們能否通過相關課程的學習，做到掌握和靈活運用動物考古學相關理論以及研究方法。根據北京大學與吉林大學動物考古學專業研究生課程設置比較表來看(表1)，與動物考古學相關的課程設置(除去舊石器考古學系列課程)在兩所大學中差別不大，主要課程重合在動物考古學這門課上。在此基礎上，兩所大學各有側重，以北京大學為例，由于其動物考古學專業包含在舊石器考古學及古人類學的方向之內，所以北京大學的動物考古學課程設置幾乎包含了所有的舊石器考古學以及古人類學的相關研究生課程。另外，由于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著重研究晚段考古(主要指新石器時代考古以后的各時間段考古學)及其相關問題，所以在動物考古學的課程設置上又增加了農業起源與動物馴化等課程。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北京大學動物考古學課程體系中，還包括第四紀哺乳動物這門較為基礎性、專門性的課程，這體現了北京大學重視該學科課程體系建設的全面發展以及重視研究生知識體系的合理構建。這不僅是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動物考古學研究生課程體系設置的一大特色，也是我校值得學習借鑒的地方。
近年來，吉林大學考古學系動物考古學學科獲得了長足的進步，尤其是1999年成立的吉林大學考古學實驗教學中心。該中心下設的動物考古實驗室是集本科教學、研究生培養與科學研究功能于一體的綜合性實驗室［4］。實驗室配備體視顯微鏡、電腦、液晶電視等教學設備20余臺以及數十件常規的觀察和測量儀器。實驗室主要承擔動物考古學研究生課程的實驗教學，包括動物骨骼鑒定、骨器模擬制作、動物解剖、現代動物骨骼標本制作、骨骼表面痕跡分析等實驗項目。同時也為研究生的自主創新實驗、專業培養和教師的學術科研等提供平臺。然而，反觀我校動物考古學研究生課程設置雖然在數量、學時、學分上來看，都遠遠高于北京大學，但是在此我們不得不正視仍然缺乏一些基礎性的研究生課程的現實，即第四紀哺乳動物學、脊椎動物進化、第四紀環境學等古生物學、古生態學方面的課程。
從“動物考古學”這個名詞上我們就不難看出，動物考古學的落腳點是考古學。又因為考古學是以考古調查和發掘獲得的古代人類活動遺存為研究對象，以重建古代人類社會面貌為目的，所以屬于社會科學范疇。雖然考古學研究的主要理論和方法源于人類學、歷史學和社會學，但是在達到研究目標的過程中，卻離不開自然科學的技術和手段，而且考古地層學和考古類型學，就分別來源于地質地層學的層序律和生物學的進化思想。尤其是地質學、地理學、生物學、生態學等，在全面而科學地認識古代人類社會的歷史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更具體地講，動物考古學(Zooarchaeology)是指運用古生物學研究的各種技術和方法來進行的考古學研究。從運用自然科學的技術和方法進行的考古學即科學(科技)考古學(ArchaeologicalScience)的概念來理解，動物考古學應涵蓋在科學考古學之中。由于動物考古學主要涉及地學、動物學、植物學等，所以其主要分支學科就分別有:地理考古學(Geoarchaeolo-gy)、環境考古學(EnvironmentalArchaeology)、植物考古學(ArchaeobotanyorPaleoethobotany)等。#p#分頁標題#e#
與動物考古學密切相關的學科有:地質學、地理學、古氣候學、埋藏學、土壤學、生物學、生態學、人類學、民族學、年代學(Chronology)等［7］。因此，值得說明的是吉林大學動物考古學專業研究生課程體系在重視傳統考古學的相關課程之外，還非常重視第四紀地質學、埋藏學以及古環境學相關課程的設置，因此課程體系包含了地貌與第四紀地質、史前考古埋藏學、環境考古文獻導讀以及晚更新世以來史前史等課程。我校動物考古學研究生課程設置的這種教學架構的目的，是使研究生們既能從整體上把握動物考古學的來龍去脈，理解理論原理的核心，又便于在動物考古研究工作中，有的放矢地獲取古環境學、埋藏學等方面的信息以解決具體問題，使得動物考古學研究的內容更全面、更細致。
(二)課程大綱及教學內容
動物考古學研究和教學適應了現代科學大發展的形勢，其作為考古學的分支學科，將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很好地結合起來，從認識時間序列和古環境信息的角度，來解決人類自身及古文化發展的時空問題，以及人類與環境相互作用的問題，從而起到了其他學科無法取代的重要作用。從人才培養的迫切性來看，國外早在20世紀中葉就開始了動物考古相關主干課程的講授，其中以出版的埋藏學和生物考古學的著作最具有代表性。例如Brain，C．K．在1981年出版的《狩獵還是被捕食?———非洲舊石器時代洞穴埋藏學研究》［8］;Klein，R．G．等人1984年出版的《考古遺址的動物骨骼研究》［9］;Lyman，R．L．在1994年出版的《脊椎動物埋藏學》［10］;Reitz，E．J．等人在1999年出版的《動物考古學》［11］，這些著作都成為培養動物考古學相關人才的重要教學參考書。因此，我國的一些高校針對動物考古學研究生課程體系的教學大綱、課程內容、教學要求、教學方式、教學方法、教學目的等方面都進行了很好的規劃和設計。從北京大學與吉林大學動物考古學課程大綱及內容對比表來看(表2)，北京大學動物考古學研究生課程大綱的設置較為格式化、教學化，主要是通過對動物骨骼標本的觀察以及進行相關動物骨骼的模擬實驗，由淺入深地介紹我國動物考古學現狀以及國內國際動物考古學研究的一些前沿熱點問題。這些內容在一定程度上看其來有些松散，不夠系統。而反觀吉林大學的動物考古學研究生課程大綱內容則較為系統、科學，我校主要采用動物解剖學和動物分類學的研究方法，以遺址和墓葬內出土的動物骨骼遺存為研究對象，探討人對動物和動物骨骼資源的開發和利用，以及當時的氣候和環境。
(三)教材建設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根據動物考古學專業發展的方向，在教學內容上做了許多有益的調整，引入了許多與學科發展前沿相關的新內容，同時還從國外購置了大量外文版研究生教科書和相關研究資料，從而有效地推進了教學內容的更新進度。除此之外，其許多課程都加大了在課程講授方面的國際交流和校際合作，例如，采取聘請國內外同行專家授課或長期做一些科研講座的形式。再次，他們還積極編寫并出版了一系列教材，如《石器研究———舊石器時代考古方法初探》、《舊石器考古學》、《中國遠古人類文化的源流》等。相比之下，我校動物考古學學科則缺乏相應的國外大學較為流行的外文版動物考古教材以及相關研究資料，而且目前教學中常用的參考書籍的更新較為緩慢，使用的多是上世紀后半葉出版的一些書籍，例如W．B．塞普提摩斯的《家畜解剖學》1962年版，鄭作新的《脊椎動物分類學》(增訂本)1964年版，馬克勤、鄭光美等人的《脊椎動物比較解剖學》1984年版等。
我國高等院校動物考古學專業研究生課程體系建設對我校的啟示
通過以上對兩所高校動物考古學專業研究生課程體系建設諸方面的對比，可以看出我校的研究生課程體系建設與北京大學相比還存在一定的差距，這也落后于我國目前蓬勃發展起來的動物考古研究工作。因此，我校動物考古學方向研究生課程體系建設未來的發展方向應主要著眼于以下幾個方面:
(一)培訓研究型人才，完善操作方法
國內現今從事動物考古研究的人員數量有限，一些考古發掘工地在發掘時沒有科學地采集動物遺存，不少省、市、自治區的考古遺址出土的動物遺存亟待整理。通過組織田野操作示范和實驗室工作展示，同時舉辦相應的學術交流會等方式，討論和規范動物遺存的提取、鑒定、測量、統計和分析方法，與國際上的動物考古研究方法接軌，為推動動物考古學研究逐步走向深入奠定基礎。
(二)編寫動物考古學相關教材、翻譯相關參考書和工作手冊
我們現在可以利用的中文動物考古研究書籍極其有限，研究人員各自利用的外文資料也不盡統一，且目前國內還沒有一本正式出版的動物考古學教材。希望通過編寫、出版動物考古學教材，翻譯動物考古學相關參考書和工作手冊，從理論再教學的過程中加強動物考古研究領域的建設。
(三)建設完善現代動物對比標本庫
秉承以今證古的原則，鑒定古代動物骨骼需要借助現代動物骨骼作為對比標本，以保證鑒定的科學性和可靠性。因此，我們需要更加努力地收集和制作現代動物骨骼標本，通過實物、照片、三維模型等各種形式，逐步建設和完善一個區域性的現代動物骨骼對比標本庫，供研究生們在整理考古遺址出土動物遺存時進行對照參考。
(四)做好動物遺存的采集和整理工作
鑒于在以往的考古發掘工作中往往僅是采集肉眼能夠看到的動物遺存，而發表的動物遺存研究報告也只能建立在這些資料的基礎之上，甚至還有不少地區連這樣的動物考古研究都沒有做到的現狀;在研究生的野外實踐中，務必要注意全面采集動物遺存，對各個遺址出土的動物遺存開展全方位的整理，寫好各個遺址的動物遺存研究報告，逐步積累各個時期和各個地區的動物遺存資料并填補相關空白。從而不斷積累更加翔實、更加全面、更加系統、更加科學的動物遺存資料。
(五)做好動物埋藏學研究
近年來，隨著數字技術的發展和考古學多學科發展趨勢的加強，信息化、數字化成為學科發展的必然趨勢。以地理信息系統技術、遙感技術、全球定位技術等為主的3S技術，現代測繪技術，三維掃描技術，虛擬現實與重建技術等在考古學與文化遺產保護和研究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在新興技術的引領下，考古學研究突飛猛進，取得了豐碩成果。[1]與此同時，考古學科本身也在經歷著一場深刻轉型。這種轉型突出地表現在研究的內容和研究目的上，之前以物質文化史為主要內容的研究逐漸轉向對古代人和社會的全面研究。不僅如此，考古學田野操作的方式也在不斷變革，發展到今天，田野考古已經成為一門精細化操作的學科。從研究資料、獲取資料的技術和手段、分析和研究方法、闡釋理論和對社會發展規律的總結等不同層面，考古學逐漸從形成了一套完整而系統的科學體系。[2]研究內容、研究目的和操作方式的轉變必然要求數據采集、存儲、分析和展示手段的革新，相應的，在專業教學領域也必須適應這種新形勢發展的需要。在這種思維的主導下，考古學新理論新方法不斷引入，不同區域各具特色的考古學實踐也不斷推陳出新。所有這些，都對新時期考古專業教學提出了新的要求。
一、信息化、數字化是現代考古學發展的必然趨勢
中國現代考古學是一門年輕的學科，自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誕生伊始就與科學技術的發展有著不解之緣。當代田野考古學的兩大基礎地層學與類型學便分別借鑒了自然科學上的地質學和生物分類方法。近年來，考古學與科技緊密結合的趨勢更是突飛猛進，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以來，越來越多的新興科技手段融入到考古學的研究中，如DNA技術，同位素技術等，科技考古實驗室也如雨后春筍般在各個高校紛紛建立，服務于教學和科研的需要。這其中，數字科技的發展，更是為考古學研究和文化遺產保護工作如虎添翼。數字技術應用于考古學最開始興起于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的西方，主要以電子計算機技術、圖形技術和地理信息技術的應用和發展為主要標志。當時推動這一趨勢迅猛發展的主要推動力源自于考古學研究和文化遺產保護的迫切需求。二十世紀以來，隨著現代測繪技術、地理信息系統技術、全球定位技術、數據庫技術、三維掃描技術和虛擬重建技術的深入發展，考古學數字化信息化發展的趨勢不可阻擋，無論在學科研究還是文化遺產保護及虛擬重建和展示領域都有著日益重要的應用。推動現代考古學向信息化數字化發展的另一重要原因便是考古學空間分析技術的進步和聚落形態研究的發展?？臻g分析技術的進展開拓了考古學研究的新視野，為宏觀和微觀視角下的考古學解讀和闡釋提供了重要途徑。聚落形態研究興起于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北美地區，文化生態學、系統理論和空間分析是聚落考古研究同時并進的三個焦點。[3]聚落考古甫一誕生，便帶來了考古學研究上的重要變革。八十年代引入中國之后便迅速普及，得到行業內的廣泛認可?？臻g分析和聚落考古的發展，必然要求中國考古學傳統作業方式的變革，客觀上為考古專業的數字化和信息化發展起了極大的推動作用。
二、傳統考古學作業和教學的主要方式
在很多人眼中，考古學是一門與各式各樣的“古董”打交道的學科，傳統的考古學教學與實習主要以手工操作為主。教學內容主要分為兩個關鍵環節，即課堂教學和田野實習。課堂教學的內容以考古學及相關學科的理論知識講授為主，依據不同的學科定位和區域特色，各個高校在教學內容和設置上各有側重。但總體來看，大都涵蓋考古學通論（考古學專業不同時段的考古概要，包括史前考古與歷史時期考古）、各時段考古、考古學理論方法技術、考古繪圖、考古攝影等內容，另外還開設有各具特色的專門考古?？脊艑嵙暿强脊艑I教學過程中的重要一環，是培養學生的動手能力的和研究能力的基礎和關鍵。早期的田野考古教學基本每學期都有，田野考古教學的內容涵蓋了博物館與考古遺址考察、野外考古調查、田野鉆探、田野發掘、發掘資料整理和考古簡報撰寫等。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后，隨著學科的調整和不斷發展，考古實都固定在大學三年級，有的高校安排在第一學期，有的學校安排在第二學期，基本以一學期的時間為主。在早期的考古學教學實踐中，由于研究的目的主要以物質文化史為主，器物排隊和不同遺址和區域的考古學文化序列成為研究的重要內容。在這樣的思想主導下，特別注重學生動手能力的培養，無論是考古遺跡的發掘、數據的采集還是器物和遺跡的繪圖都特別強調學生的動手能力的培養。這在中國考古學的初創和發展初期培養了大量的專業人才，為學科的發展和文化遺產事業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隨著考古學信息提取手段的加強和研究的轉型，傳統的教學模式逐漸難以適應新時期的發展需要。首先，從研究的目的來看，之前以物質文化研究為主，零星涉及到其他標本的研究方式逐漸無法使用日益廣泛和多元化的研究需要。例如現在已經普遍開展的動物考古研究、植物考古研究等，采集標本的多樣化推動了考古學教學內容和方式的轉變；同時，隨著數據采集手段的進步和發展，傳統的繪圖方式和手法無論在精度還是效率上已無法滿足新時期的需要；再次，考古學空間分析研究的深入和推廣，對遺址和聚落布局的日益重視也促使了考古學操作手段的日益進步。
三、數字條件下考古專業教學
學科的轉型和技術的進步不斷推動教學方式的轉變，同時，考古學科的特點決定了新時期的考古學必須著眼于復合型、創新型人才的培養，在這方面，許多高校和研究單位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推行課堂、田野和實驗室三位一體的教學體系，成立實驗教學中心和教學實踐基地等，近幾年一些單位大力推行的實驗室考古就是這方面的重要舉措。實踐教學是考古專業的重要特色之一，著眼于新時期考古學科的發展，教學觀念、教學方式和教學手段也要進行適當的改變。教學觀念的轉變體現在考古專業教學的各個環節，無論是課堂、實驗室還是時間基地，要將復合型、創新型人才培養的理念貫穿到?？平虒W的整個過程。專業課的教學必須緊緊把握住當前學科發展的趨勢，從課堂教授開始有意識地加入學科發展的新動向和新趨勢，夯實基礎，將學科發展的新應用和新實踐及時引入課堂教學。同時，在教學的同時也要發揮學生的積極性主動性，采用啟發和引導的方式，學生大膽接受和嘗試新興技術和新事物，引導大家動手參與實踐，培養學生的專業興趣。在實驗室教學中，伴隨著考古學和文化遺產事業的迅猛發展，一些單位成立數字考古實驗室或者GIS考古實驗室，將地理信息系統技術、遙感技術、全球定位技術、測繪技術，三維掃描技術，虛擬現實與重建技術等引入實驗室教學，通過動手操作和實景展示來培養學生的興趣，推動專業教學方式的轉變。在傳統的教學中，文科實驗室的發展一直處于比較弱勢的位置，尤其是早期不僅經費缺乏，師資力量也是嚴重不足，這既與學科的設置有關，也跟教學理念密不可分。數字考古實驗室的建立，為專業教學提供了更多的選擇。此外，在數字考古教學的推廣過程中，一些公司與考古文化遺產機構相合作，推出了一系列考古模擬教學軟件，讓學生在娛樂中體驗考古學的魅力，不失為一個重要途徑。實踐教學是考古專業的特色所在，新時期的考古專業教學，除注重基礎能力的培養外，也要大力引進新興技術和手段，將日益精密的考古學研究落到實處。無論是勘探調查、考古發掘還是后期的資料整理，都要將考古學的基本理論方法同新時期的新趨勢結合，普及和推動信息化和數字化發展的趨勢，引導學生在實踐中發現問題，提出自己的解決方案。在數字化發展方面，數字化采集已經發展成為新時期考古學的主流，包括調查、鉆探和發掘信息的集中管理、遺址和遺跡成圖、三維掃描與虛擬重建等技術已經引入到大大小小的工地。但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是，由于新興技術的復雜性和知識儲備的不足，實踐教學中已經出現了部分學生對新興技術不適應、理解和掌握難度大的現象，這既與傳統的學科設置和劃分有關，也同現行的田野工作狀況有關。目前在一些工地新技術的運用上，多數采取了聘請專業公司的方式，學生缺少實踐和操作機會，這也是以后需要關注的一個問題。
參考文獻：
[1]劉建國.考古測繪、遙感與GIS[M].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楊瑞霞.數字環境考古理論與實踐[M].科學出版社，2013.
考古學是通過古代遺存來研究古人的生活和社會發展。與其他人文社會科學相比，考古學與自然科學的聯系最密切，其研究方法，比如考古層位學、考古類型學都是自然科學中借鑒而來的。考古學不僅對研究過去的歷史有重要作用，而且對現代社會也有指導意義。
一、考古學在歷史研究中的意義。
（一）考古學在歷史研究中的作用。
中國的近代古代學起始于20世紀初。在大量古籍和歷史證據的存在下，中國考古學對考古學的發展提出不同意見和批評，但考古學在研究歷史中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可代替的。
考古學可重建和復原中國的古代史。歷史研究者可以從考古學中獲得大量資料，比如出土文獻和大量考古實物，它們包含著很多歷史信息。通過考古學家對文獻和實物的解釋，更有利還原當時的社會和人們的生活，把歷史展現在我們面前。
考古學可以證明文獻的真偽。歷史學家研究歷史，主要通過遺留下的文獻，考古學與遺留文獻的結合，可以解決很多難辨真偽的歷史問題。有的考古發現可與文獻相對照，彌補了文獻的不足或者從根本上彌補了文獻的缺失。
考古學的出現，擴大了歷史研究的領域?？脊艑W還沒有盛行以前，歷史學家只是從文獻中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法。近代考古學出現后，一些史學家將目光轉向考古學，希望從考古中找出歷史問題的答案。
（二）考古學促進了歷史研究的進步。
現代考古技術的發展和大量應用，考古信息的采集方式更加多樣化，這樣從考提取的信息也會大量增加，就不斷的為歷史研究提供新課題。今天來，計算機技術被引入到考古學中，考古材料的管理更加方便和電子化保存考古數據。
考古學家經過多年的努力，考古學文化的編年和譜系在多數地區基本完成?？脊艑W家還應該應積極引入外國考古學理論與方法，提高自己的理論水平，未來考古更加注重材料的綜合理解和解釋。
二、考古學的發展。
（一）萌芽期。文藝復興至19世紀20年代是考古學的萌芽期，其主要特點是搜集和研究古代文物、調查古跡。中國的考古萌芽是從宋代開始的，但只是研究古物，并未涉及古代遺跡的研究。
（二）形成期與初步發展期。19世紀20年代至20世紀20年代是考古的形成期，是北歐學者西蒙森和湯姆森相繼提出的“三期說”，即石器時代、銅器時代和鐵器時代。在這一時期，考古學者開展了一系列考古發掘，如對意大利龐培遺址的發掘。
（三）初步發展期。初步發展期大約處于1867年至1918年前后，考古發掘逐漸科學化。此時，出現了“考古類型學”，就是根據遺物的形狀和紋飾的不同，對其進行分類研究，研究和發現這些遺物之間內在的關系。考古學理論則是運用與考古相關學科的傳播論和進化論。
（四）基本成熟期。20世紀20年代初至50年代末是考古學的基本成熟期，可分為前后兩個階段。前期從20世紀20年代初至30年代末，其主要標志是考古學理論的豐富和創新、考古工作范圍的擴展，在這一時期，重大的考古發現的增多。后期從20世紀40年代至50年代末，其主要標志是考古學理論的改進。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由注重研究遺物的形式向將年代學與遺物的功能研究相聯系的轉變；根據遺跡和遺物研究古人的行為；注重研究文化變化與環境之間關系等。
（五）轉變期。20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是考古學的轉變期，其最主要的特征是新考古學，即“過程考古學”的興起。在這一時期，中國考古學由于與外界缺少聯系，國外的各種流派對中國考古學的影響很小。
（六）全面成熟期。
20世紀80年代至20世紀末，是考古學的全面成熟期。考古界形成了一些新學派和理論，如社會考古學、認知考古學、中程理論等，它們中的大部分也往往被統稱為“后過程考古學”。
在這一時期，自然科學技術手段被用于考古學，如DNA分析、物理探測和化學成分分析等。同時，中國考古學界與國際學術界的聯系增加、交流不斷加強。中國考古學的研究成果增多，中國的考古學在國際影響日益擴大。
（七）繼續發展期。進入21世紀，考古界各學派之間不再彼此排斥，而是呈現相互包容、百花齊放的局面。這一時期，中國考古學體系也逐步完善，自然科學技術手段的應用也越來越多，考古發現層出不窮。
三、計算機在考古學中的應用。
（一）對數據的處理。計算機的出現，為考古信息的管理帶來了極大的方便，還可對發掘的信息進行智能化技術處理，在考古過程中，有些工作僅憑人腦是難以完成的。比如，利用算機綴合卜甲碎片。計算機還可以對各種儀器分析的數據進行綜合處理，以及利用信息進行模擬試驗等。
（二）對遺址的勘探。有考古工作，考古人員不能實地工作的時候，比如對日軍731部隊遺址考古時，發現了在被日軍自毀的地下建筑遺跡里，有些地下通道和人體細菌實驗的罪證物還不知道其用途?？碧饺藛T利用現代地球物理勘測技術進行了先期勘測，然后利用計算機繪圖技術對遺址群進行繪圖，考古人員則根據勘測數據顯示的重點區域進行考古鉆探工作。
（三）數字建模處理。在考古遺址發掘中，所有關于遺跡、遺物的一切信息，是考古學研究的重要基礎。在考古過程中，傳統的繪圖、照相以及文字記錄手段限于某種因素，已無法適應現在考古的發展，也無法準確地記錄遺跡信息和提供完整的資料。隨著計算機技術的發展和在考古工作的應用，如GPS、數字相機等一些新技術手段，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考古遺址信息獲取的能力。
四、結語
隨著考古學的發展，在原有考古經驗的基礎上，新的科學技術會越來越多的被應用。由于考古學受到越來越多的人關注，全世界的考古學家的數量也在迅速地增長，考古討論會的舉行也大量增多。未來的考古學將進一步科學化、規范化和現代化。為實現這些目標，全世界的考古學家要共同努力，也需要人文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學科的積極參與和配合，只有這樣，考古學才能不斷的發展。
參考文獻：
作者在前言和第一章中分別介紹動物考古學的研究對象和研究目的。動物考古學的研究對象包括大型動物和小型動物。大型生物是指哺乳綱、鳥綱、爬行綱、兩棲綱、軟骨魚綱和硬骨魚綱等脊椎動物以及軟體動物和甲殼綱等無脊椎動物。微型動物是指以上各類動物中個體較小的種類，如蝸牛、昆蟲等。動物考古學的研究目標是探討人與環境，特別是人與動物的關系。在人與動物的關系中，人類利用動物是主要內容，如以動物為食;用動物的骨骼做工具，用尸體做肥料和燃料;利用畜力進行勞作和運輸，用狗協助打獵、看守房屋和畜群;把動物融入人類的精神世界中，如祭祀、圖騰等觀念。動物考古學的特點是多學科的交叉性，在研究過程中需要運用生物學、生態學等自然科學和人類學、歷史學、考古學等社會科學的知識。
二、 動物考古學的歷史和理論
作者在第二章簡略回顧動物考古學的發展歷史。19世紀，美國考古學者注重對器物分類和描述，動物遺存的大部分研究由對生物學感興趣的學者完成;之后，研究環境的生物學家開始注意動物遺存，他們研究動物的分布、滅絕的種類、骨骼形態特征和病理學，也有學者推測人類行為并收集、鑒定并測量骨骼。20世紀40年代之后，手工制品受到考古學家的重視，被加工的骨器終于進入他們的視野。但是，沒有人工痕跡的骨骼仍然沒有得到重視。直到泰勒（Taylor）提出全方位地研究人與環境的關系的觀點，動物考古學才有了實質性的發展。隨后，最小個體數等研究方法逐步完善，動物考古學成為一門可認知的學科，在考古學研究中發揮巨大的作用。在發展過程中，動物考古學不斷從生物學、人類學以及考古學中借鑒理論和方法。目前，動物考古學的研究內容主要有三個部分：一是動物考古學的研究方法，如怎樣獲得準確的數據？二是人類學方面的研究，如人類的營養需求、生存策略、社會關系和家畜起源等問題;三是生物學和生態環境方面的研究，如古代動物的生長、自然環境的面貌等。
三、 動物考古學的背景知識
動物考古學研究首先應具備相關學科的基礎知識，作者在第三章對生物學知識進行介紹。在分類學方面，動物考古學借用生物學中的界、門、綱、目、科、屬、種的分類法，力圖將出土骨骼鑒定到種或屬。在解剖學方面，提到動物的骨骼具有不同的功能，分為攝食、運動和保護三種，功能的不同導致骨骼形態的不同。分布地域、季節和人類行為等外因和個體發育、年齡和性別等內因導致個體在骨骼上的差異，動物考古學家利用這些差異區別不同種屬和年齡階段的動物。生物不斷與外界物質發生交換，體內碳、氮等穩定同位素含量有變化，生物自身蘊含遺傳信息，因而碳氮穩定同位素和古DNA分析這類科技方法也被應用于動物考古學研究。
作者在第四章介紹了與動物考古學相關的生態學知識。從生態學的角度來看，每種動物都有特定的生態位和生活史對策。生態位是指生物與其所在的環境發生的所有關系;生活史對策在不同的環境中會有變化，它包括動物的繁殖、生長和發育、性成熟、照顧幼崽和衰老等方面。這對古代人類的狩獵活動很有幫助，可以被動物考古學家用來推測人類當時的行為。在有機物質和無機物質相聯系的生態系統中，生物因素、食物網、生產率、豐度、多樣性和均勻度是群落生態學要研究的問題。關于均勻度，我國有學者對其在動物考古學研究中的應用有過介紹（1），還有學者用分異度和均衡度分析遺址周圍的野生動物資源，進而探討人類的生業模式②。
作者在第五章主要講述動物骨骼在人類使用遺址時、遺址被廢棄后、考古學家發掘及整理時發生的埋藏學變化。骨骼發生的埋藏學改變分為初期變化和后續變化兩種。初期變化發生于動物被捕獲、人類利用動物、骨骼被掩埋的過程中;后續變化是發掘和整理資料時造成的變化。古代人類的某些行為是一級改變的原因，如捕捉動物、宰殺動物、剝皮、肢解、烹飪、燒烤、制作工具等。我國學者曾通過實驗觀察人類吸髓與動物啃咬形成的碎骨具有不同的特征③。古代動物的一些行為，如食肉動物和嚙齒類動物啃咬、大中型動物踩踏等，以及氣候、溫度、土壤ph值等非生物因素也是誘因。除需要注意初期變化，后續變化對動物考古學家進行解釋也有影響。以發掘方法為例，是否采用篩選法或浮選法，對發掘者能否收集到微小骨骼有很大影響，進而影響鑒定結果和結論。
四、 動物考古學的研究方法
作者在第六章和第七章談到怎樣從眾多碎骨中提取到有研究價值的信息、應該提取哪些信息。作者將這些信息分為兩種，一種是通過鑒定骨骼直接獲得的信息，稱為原始資料，原始資料可以被后來的研究者重復觀察;另一種是衍生資料需要在原始資料的基礎上通過分析和計算得到。原始資料包括骨骼的部位、種屬、數量、表面痕跡、病理現象、年齡和性別的解剖學特征、測量數據和重量等。這些內容最后都要輸入電腦，以便進行各種計算。在鑒定和分析之前，需要查看以往的研究資料，準備當地的動物標本。鑒定過程中要持謹慎的態度，使用解剖學語言描述骨骼的具體部位、特征和保存狀況。反映年齡的特征主要有頭骨縫和骨骺的愈合程度、牙齒萌出和磨損的程度，反映性別的特征主要是骨骼的形態?？设b定到種屬的骨骼數量和不可鑒定的骨骼數量都要統計。觀察骨骼表面痕跡要記錄骨骼斷裂的位置、斷裂面方向、斷裂口的形狀。病理方面要注意形態不正常的牙齒或骨骼以及牙齒是否發生釉質發育不全的現象。比較完整的骨骼需要測量。由于原始資料是衍生資料的基礎，所以需要熟練的人員從事鑒定的工作。
如何獲取衍生資料是第七章的主要內容，包括估算個體大小、建立年齡結構和性別比例、計算各種動物的相對比例和骨骼的出現頻率、估算古代人類的食物組成、分析骨骼表面痕跡和病理現象等。
了解動物的個體大小可以反映古代人類喜歡捕獵哪種體型的動物、被捕捉的動物群是否存在狩獵壓，也可以評估肉類在食物中的比重。復原個體大小最簡單的方法是將骨骼與實驗室的現生骨骼標本比較，大小基本一樣的標本可初步提供出土骨骼代表的動物大小。測量值也可為區分動物個體大小提供標尺，還可區分家養動物和野生動物。
在原始資料中記錄的年齡特征可以反映個體大概的死亡年齡，多個個體的死亡年齡可以建立這一種動物的年齡結構曲線。生存曲線可以解釋人類的某些行為：死亡年齡集中于幼年、青年的家羊的生存曲線提示人類飼養它們的目的是為了吃肉。骨骼形態特征和測量數據可以反映動物的性別，成年的雄性個體往往大于雌性個體。同年齡結構一樣，性別比例也提示人類行為的信息，如雌性比例高是人工選擇的一種結果。
通過最小個體數和可鑒定標本數能夠計算遺址內一種動物占所有動物的數量的百分比，可以反映出人類經常利用哪些動物。如果某種動物占的比例極大，那么這種動物就很有可能是家養動物。計算最小個體數的方法在不斷完善的過程中變化，懷特（White）認為可以利用左右兩邊對稱的骨骼來估算最小個體數，即同一部位的骨骼哪邊的數量多，其值就是最小個體數。隨后有學者將年齡、性別、骨骼大小這些因素補充到計算最小個體數的考慮要素中。例如，發現2塊豬左側的下頜（1塊1歲，1塊2歲），1塊右側的下頜（3歲），可見右側的那塊下頜與左側的2塊都非一個個體，因此最小個體數應該是3。此外，可鑒定標本數也是統計數量的方法，它是由計算分別屬于各個種屬的全部動物骨骼數量得來的。與最小個體數不同，可鑒定標本數有時容易受到一塊完整骨骼破碎成多個碎塊的影響，應而在研究遺址出土的各個種屬的動物數量時，應綜合兩者進行分析。
計算骨骼的出現頻率要先將骨骼歸納到不同的骨骼部位中。骨骼部位既包括完整的骨骼，如肱骨、鎖骨;也包括多塊骨骼連在一起形成的解剖學部位，如前肢、腳;還包括人類屠宰動物經常肢解的單元。最小個體數可以得出骨骼部位的數量，最大值就是這個遺址預期收集到的值，每個部位發現的數量除以最大值就得到了發現值與預期值的比例。我國已有學者對遺址內不同部位的骨骼出現的頻率做過研究④。此外，效用指數也是研究骨骼出現頻率的一種方法。
有兩類方法從骨骼的角度估算古代人類的食物組成。第一類方法是估算一個完整個體的肉量。懷特（White）通過文獻并結合具體實例考證鳥類身上的肉量占總重量的70%，哺乳動物的占50%。用每種動物的體重乘以百分比，就可以得到這種動物的肉量。一個個體的肉量乘以最小個體數，可以求得這種動物對古代人類肉食貢獻的總量。第二類方法由里德（Reed）發明，根據出土骨骼的重量復原肉量。我國有學者針對這兩種計算方法做過比較研究，認為它們具有不同的適用范圍⑤。
骨骼表面痕跡的位置和類型以及病理現象可以提供人類行為的信息。出現在關節連接處的砍痕可能是肢解動物時留下的，家畜骨骼上的病理現象可能是勞役造成的，骨骼表面風化程度可以為埋藏學研究提供信息。
以上就是動物考古學常用的研究方法，不難看出每種方法可以解決相對應的研究問題，因此研究方法應與研究目的相匹配。而且，推理過程中還要充分考慮到每種方法的局限性，做出謹慎的、客觀的推斷。
五、 動物考古學研究的幾個問題
作者在第八至十章中分別談了動物考古學中比較重要的三個研究問題，第八章探討如何解釋古代人類狩獵形成的動物遺骸和人類的生存策略。人類在捕獵時需要考慮哪些因素？約基姆（Jochim）模型提到他們需要理性地思考利用哪種動物資源、用多少、什么時候找、到哪找、由誰找等問題。這一模型的本質是古代人類在獲取動物資源時花費的支出和最終的收益之間尋找平衡。古代人類選擇居住點、進行捕獵等生存活動需要考慮是否受限于時間、空間等環境條件。我國膠東半島貝丘遺址的動物考古學研究顯示，由于人類活動受到地域的限制，在小范圍內持續捕撈對貝類的生長造成捕撈壓⑥。當人類狩獵成功后，他們選擇價值高的部分帶回居住區，開始制作食物。這個過程會在骨骼上留下切、砍等痕跡，也會在一些工具和容器上留下脂肪、蛋白質等微小物質。人類還會利用一些骨骼制作工具、裝飾品、建筑材料和玩具。隱藏在可以觀察到的動物遺存的背后，還有當時與人類狩獵活動有關或是因狩獵活動形成的交換系統和社會地位、社會組織、等各種社會關系，動物考古學家試圖用物質遺存來探尋這些背后的聯系。
古代人類馴養家畜的活動也是動物考古學研究的問題。第九章主要講人類馴養家畜、利用家畜的行為以及怎樣初步鑒定家養動物。狗是一種獨特的家養動物，它被馴化的時間很早。12000年以前，家狗的骨骼形態可以與野生祖先相區別，而DNA研究顯示家狗起源的時間可以早到13000至15000年以前。狗的作用有很多，可以提供肉食、守衛居住地、幫助狩獵、陪伴人類，還能幫助人類看守家畜。其它的家養動物可以為人類提供肉、奶和皮毛，大型動物的骨骼是制作骨器和裝飾品的原料，動物的糞便可以做燃料或肥料，有些家畜還可以用作交通工具、動物犧牲等。多數家養動物的體型逐漸變小;身體各部分的比例也發生變化，如豬的鼻子變小。骨骼測量是區分家養動物和野生動物的一種方法。另外，還可以在測量的基礎上計算骨骼的長寬之比。數量比例、年齡結構、性別比例和病理現象也能夠提供人類馴化的信息。羊毛紡織品、家畜和柵欄模型等人工制品是人類成功馴化并利用家養動物的佐證。我國學者依據中國動物考古學的實踐，提出了考古遺址出土家養動物的系列鑒定標準⑦。
用動物遺存重建古代環境是動物考古學中研究歷史相對較長的一個問題，早在動物考古學發展之初，古環境和古生物研究者就開展了這方面研究。用動物遺存復原環境的理論基礎是均變論，即“將今論古”。在了解現代動物的生活習性和分布地域的基礎上，推知古代的動物也具有這樣的特征，就可以利用遺址出土的物種復原當地的自然環境和氣候。例如，竹鼠現在主要分布在長江流域和長江以南，西安半坡新石器時代遺址出土竹鼠的骨骼，這說明當時的氣候比現在溫暖濕潤⑧。這一過程要區分遺址當地的物種和外來的物種，復原遺址周邊環境時應排除外來物種。小型動物對環境變化敏感，提供的生態學信息較多。寄生蟲還可以提供人類生活條件、健康水平的信息。同一物種種群內部若干個體的體形大小和年齡可以判斷當時的環境是否有利于動物生長。古代人類不斷向自然環境索取的同時也在改變著環境，最顯著的行為就是動植物的馴化影響到原來生態系統的平衡，這也是復原環境的一項研究內容。
六、 結 論
第十一章是全書的結論，作者列出埋藏學、營養和飲食、動物資源的利用、技術、交換系統、社會等級、馴化和古環境八項研究中需要用到的原始資料、衍生資料和與之相聯系的理論、觀點，簡明地表示了從骨骼獲取信息與進行考古學解釋之間的關系。作者強調研究者應持謹慎的態度和方法，使用與研究目標匹配的研究方法，通過觀察、實驗和重復的方法，將多學科的研究綜合起來。作者指出，目前動物考古學研究在研究方法、人類對環境的適應和影響、動物的用途和社會含義等方面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同位素分析和基因考古學的應用將在動物考古學研究中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整合這些研究才能從更廣泛的角度研究人類的歷史。
這本教材從動物考古學研究需要具備的相關知識入手，分別講述了動物考古學的理論、方法與研究內容，幫助讀者對動物考古學有一個初步了解。然而，《動物考古學（第二版）》以美國及其附近地區的研究為主，沒有收錄我國動物考古研究的資料，不利于初學者掌握我國的研究歷史和現狀。動物祭祀和隨葬是我國動物考古研究中的一項重要內容，如目前發現的新石器時代使用豬進行隨葬和祭祀的現象⑨，漢水中游地區史前墓葬隨葬豬骨的現象可能與社會分化有關⑩，商代早期和商代晚期高規格遺址祭祀用牲的種類是不同的（11），該書對這些研究涉及有限。但是，作為一本入門指導的教科書，《動物考古學（第二版）》值得初學者精細地研讀，從而掌握這一分支學科的研究思路和方法，為做好我國的動物考古學研究奠定基礎。
我在學習動物考古博士課程的第一年，導師袁靖先生要求我閱讀英文版的《動物考古學（第二版）》，還要求每讀完一段話，要用中文記錄下這段話的大意。經過一個學期，我終于完成了先生的要求。在閱讀和記錄的過程中，我對動物考古的研究背景、方法和思路有了一定認識，在隨后的鑒定和整理工作中，我的這些認識又得到進一步的深化。我十分感謝袁靖先生帶我走進了動物考古學的研究殿堂;也十分感謝《動物考古學（第二版）》的著者編出如此之好的教材。此稿完成于3年之前，但是遲遲沒有發表，現在正好趕上《動物考古學（第二版）》的中譯本即將出版，我相信會有更多的人從閱讀《動物考古學（第二版）》的原著或中譯本的過程中受益！
注釋：
① 胡松梅：《分異度、均衡度在動物考古中的應用》，《考古與文物》1999年第2期。
② 黃蘊平：《動物骨骼數量分析和家畜馴化發展初探》，《動物考古（第1輯）》，文物出版社，2010年。
③ 呂遵諤、黃蘊平：《大型肉食哺乳動物啃咬骨骼和敲骨取髓破碎骨片的特征》，《紀念北京大學考古專業三十周年論文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
④ 馬蕭林：《靈寶西坡遺址的肉食消費模式――骨骼部位發現率、表面痕跡及破碎度》，《華夏考古》2008年第4期。
⑤ a.楊杰：《古代居民肉食結構的復原》，《考古與文物》2007年第6期。b.何錕宇、蔣成、陳劍：《淺論動物考古學中兩種肉量估算方法――以營盤山遺址出土的動物骨骼為例》，《考古與文物》2009年第5期。c.羅運兵：《中國古代豬類馴化、飼養與儀式性使用》，第50頁，科學出版社，2012年。
⑥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膠東半島貝丘遺址環境考古》，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
⑦ 袁靖：《中國古代家養動物的動物考古學研究》，《第四紀研究》2012年第2期。
⑧ 李有恒、韓德芬：《陜西西安半坡新石器時代遺址中之獸類骨骼》，《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1959年第4期。
從以上山東地區史前農業研究的發展狀況可以看出，以往的研究多限于綜合整體敘述分析，而缺乏深入的個案研究，尤其是生產工具的個案研究。區域性的農業研究雖有所涉及，但是研究的領域還有待擴展。總之，山東地區史前農業考古研究基礎比較薄弱，方法還急需改善，因此，其研究的緊迫性較之其他領域更為突出。
二
山東地區史前農業考古雖取得了一定的進展，但是存在的幾個現實問題在一定程度上妨礙了這一研究領域的發展。這些問題既有資料方面的原因，也有研究方法方面的原因。
資料方面，目前山東地區史前考古發掘資料中，多數側重于陶器的統計分析，對石器基本上是粗線條的描述，尤其是在考古調查資料中，鮮有對石器的全面系統描述（指文字、線圖、尺寸描述齊全者）。資料的不足在發掘器物的數量上體現的十分明顯，例如山東龍山文化發表的資料中陶器數以萬計，而石器僅有幾千件，這種數量上的巨大差距說明了學者們以往對石器的重視程度不夠。當然，這可能是時代的原因造成的，因為過去學者們偏重于對文化分期的研究以及文化譜系的建立，而在這方面陶器比石器更具優越性。另外，山東地區史前考古資料還缺少植物、動物鑒定的資料，雖然發表的考古發掘報告和簡報中有些這方面的資料，但是這些資料多是零散的、少量的，不利于綜合系統的研究。
研究方法方面，山東史前農業考古研究過去多從生產工具入手來研究農業的發展狀況。這種方法上的單一化，不利于揭示農業生產發展的本質。在一些具體的研究上則存在以下幾個主要問題：偏重整體敘述分析，缺乏個案深入研究；側重農業發展史的研究，缺乏農業發展動因的合理解釋；農業起源研究略顯不足。
山東地區史前農業考古研究存在上述問題，資料豐富程度不足是一個原因，而要深入研究這些問題，研究方法的改善才是關鍵。農業考古研究是一項綜合的系統研究，多種方法的整體運用是必然趨勢。史前農業考古研究沒有文獻資料可供參考，只能采用考古學資料進行分析。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新考古學的理論不斷傳入，為綜合系統分析提供了有利條件。如今，考古學研究領域中正呈現"理論多元化、方法系統化、技術國際化"的趨勢，農業考古研究亦是如此。國外一些先進的技術方法，大大地提高了資料獲取程度，同時也相應地擴展了研究的領域。農業考古學應該以此為契機，豐富自己的研究理論，改進技術方法。這其中民族學、經濟學、數學統計分析的方法尤為重要、民族學中有關原始民族以及現代晚進民族的資料是進行史前農業考古學研究的"活化石"，這些資料可以為史前農業研究提供參考；經濟學中有關社會經濟發展研究的原理，對史前農業發展進程的分析具有借鑒意義；數學中統計方法對史前農業進行量化研究可以發揮重要作用。
正如上文所講，過去山東地區史前農業考古學研究注重整體敘述分析，缺乏個案深入研究，而個案深入研究中一個重要的研究方式就是量化研究。整體敘述分析可以從整體上把握史前農業的發展進程，但要想深入了解各個時期的農業狀況則必須采取量化分析的方式，因為量化分析能夠更清楚地了解各種因素的比例關系，發現隱藏于實物資料背后的深層次動因。例如，我們過去將目光過多地集中于生產工具的發展變化上，從生產工具的變化角度尋找社會變化發展的原因，但是近年來的研究成果表明春秋以前金屬生產工具在農業生產中并未發揮決定性的作用，因此，農具不是農業生產的唯一"指示器"(11)。如果從量化的角度來分析，就可以更清楚的看到這一點。農業考古研究不僅要復原古代農業發展史，還要對此進行解釋。既然農具不是農業生產的唯一"指示器"，那么就應該找到另外的"指示器"。從山東地區史前遺址的發現情況能夠大致看出這方面的因素。山東地區史前文化譜系比較清楚，從早到晚依次為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和岳石文化，目前已發現的遺址數量中，后李文化為10余處，北辛文化100余處，大汶口文化500余處，龍山文化1300余處，岳石文化近300處。后李文化和北辛文化中打制石器還占一定比例，而到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時期磨制石器已占絕大多數。在農業生產工具沒有質的變化的情況下，社會如何支持大量增加的人口就值得深入分析了。山東龍山文化時期遺址達1300余處，表明此時人口已大量增加，要解釋這一現象還需聯系當時的社會發展情況。龍山文化時期社會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城址大量增加、文字出現、等級分化加劇，這一切又不同于西方的文明模式，只能從中國的歷史實際進行分析。從綜合大型工程，如城址、祭壇的建筑可以獲知社會組織管理職能的加強發揮了重要作用。這種管理職能也會反映在農業生產的分工協作上，從而提高了生產效率，擴大了農業生產。另外，農作物栽培技術的改善也會相應的增加產量，促進農業發展。因此可以說農業的發展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而非單一變量的原因?？梢?，只有在量化研究的基礎上，才能全面而深刻地揭示社會發展的真正動因。
總之，山東地區史前農業考古研究無論是從整體敘述上還是從個案分析上，都要求我們必須采取多種方法并轉換傳統的研究視角，從中國歷史發展的實際出發，在多種因素綜合量化分析的基礎上，揭示中國農業發展的規律，闡釋中國文明的本質動因。
三
山東地區史前農業考古研究雖然存在資料不足的現實情況，但是這并不妨礙農業考古學研究的深化，而且這種情況在不久的將來會逐步得到改善?，F在重要的是能夠使廣大考古工作者特別是發掘者在意識上形成主動收集農業考古學資料的觀念，帶著科研目標去從事考古發掘工作?？脊虐l掘是收集資料的主要方式，而且也是獲得科學資料的關鍵。近年來，有關考古學分支學科的確立使得考古資料的信息量大增，這與發掘者的主觀意識是分不開的。在農業考古學研究中植物考古學、動物考古學等分支學科的確立，讓更多的考古工作者意識到了資料收集工作的重要性，因為研究的深入對考古資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這在傳統考古學資料中有些是無法獲得的。山東地區史前農業考古學中植物硅酸體分析方法的應用以及相關研究的開展(12)，為加強農業考古學資料的收集工作創造了條件。無疑新方法的應用擴大了研究的范圍，也提高了農業考古學資料收集的精細化程度。
在資料不斷豐富的條件下，山東地區史前農業考古學研究有望在以下幾個方面取得突破。首先是農業生產工具的研究，在定量分析的基礎上，能夠了解個別區域乃至整個山東地區生產工具的特點和具體的生產方式，不同地區、不同地域的生產工具是不同的，這與土質以及環境有直接的關系，而只有深化個案研究，才能了解地區間的差異。其次是農業起源的研究，多種理論與方法的綜合分析，是其取得突破的保證。農業是如何起源的問題歷來為學術界所關注，山東地區地理環境較為封閉，其區域的系統研究必將對這一問題的解決提供可資借鑒的經驗。這里民族學、人類學、社會學等的理論與方法在分析過程中的綜合應用，有助于問題的解決。最后是農業與文明的關系研究，在其他研究不斷深化的前題下，能夠取得長足的進展。農業的發展是社會發展的保證，但農業的發展不一定就能導致文明的產生。這里任何單一的因素都無法解釋文明的產生。因此，綜合分析山東地區史前農業發展過程并結合相關領域的研究可以為文明的產生與發展提供合理的解釋。
山東地區史前農業考古研究的問題還相當多，這些問題的解決還有賴于農業考古學理論、方法、技術的改進。國外的一些研究理論、方法、技術是在總結西方實踐的基礎上提出的，對于中國的考古學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但是還需中國實踐的檢驗。因此，山東地區史前農業考古學研究在應用這些方法進行研究的時候，對總結中國自己的農業考古學研究理論與方法具有重要意義。
注釋：
（1）陳文華：《簡論農業考古》，《農業考古》1984年第2期。
（2）吳詩池：《山東新石器時代農業考古概述》，《農業考古》1985年第1期。
（3）吳詩池：《海岱文化區的史前農業》，《農業考古》1985年第1期。
（4）吳詩池：《綜述山東出土的農業生產工具》，《農業考古》1990年第1期。
（5）石敬東：《從出土文物看棗莊地區的史前農業》，《農業考古》2000年第3期。
（6）房道國：《濟南地區古代農業考古概述》，《農業考古》1996年第1期。
（7）陳淑卿：《海岱地區龍山文化生產工具的類型學考察》，《遼海文物刊》1997年第2期。
（8）任相宏：《岳石文化的農具》，《考古》1995年第10期。
（9）這類文章很多，主要有：
何德亮：《論山東地區新石器時代的養豬業》，《農業考古》1986年第1期。
劉俊勇：《試論東夷史前經濟》，《中原文物》1994年第4期。
何德亮：《山東史前時期自然環境的考古學觀察》，《華夏考古》1996年第3期。
（10）佟佩華：《海岱地區原始農業初探》，《慶祝山東大學考古系成立三十周年論文集》（待刊）。
何德亮：《試論山東地區的原始農業》，《慶祝山東大學考古系成立三十周年論文集》（待刊）。
（11）白云翔：《我國青銅時代農業生產工具的考古發現及其考察》，《農業考古》2002年第3期。
（12）有關山東地區史前植物硅酸體及其相關研究的論文主要有：
王克林、吳加安：《尉遲寺遺址硅酸體分析-兼論尉遲寺遺址史前農業經濟特點》，《考古》1998年第4期。
靳桂云：《山東臨淄田旺龍山文化遺址植物硅酸體分析》，《考古》1999年第2期。
近幾十年來，隨著我國經濟的繁榮發展，國家進行了一系列基本建設工程，而考古部門則積極參與了諸如三門峽水利工程、三峽工程、南水北調等基本建設中的考古工作，發現了安陽殷墟、西安大明宮等珍貴的考古遺址，從而使考古發掘和文化保護一體化的趨勢日益明顯。然而，與我國近年來發現的大批珍貴遺址相比，我國考古學科的研究能力、創新能力以及與之相對應的技術力量卻遠遠不能支持和滿足考古發掘與文化遺產保護一體化的發展需求。因此，堅持加強國際合作與交流，與國外同行相互學習、取長補短、共同發展，使中國考古學更快走向世界;堅持把考古發掘同遺址保護與利用結合起來，自覺為文化遺產保護和利用提供學術支撐，已經成為當前中國考古學發展的主流。這兩方面內容近幾十年來都積累了基本經驗，因此在今后的發展中也應予以傳承和弘揚。以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為例，1994年以來，它先后與美國、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亞、英國等國考古研究部門和高校合作開展中國田野考古工作［4］;2000年、2002年還派遣考古發掘隊前往德國、俄羅斯等國參加田野考古活動。目前，該所已與日本、韓國、越南、英國、法國、俄羅斯、德國、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秘魯等國的相關高校及考古機構，簽署了近20個長期友好合作交流框架協議項目。這也體現了田野學校這種交流手段已被國際考古學界接受，并在我國獲得了較大的發展。
“田野學校”在我國考古學專業研究生教育中的應用
(一)“田野學?！痹谖覈脊艑W專業研究生教育中的應用
考古學是文理交叉的邊緣學科。隨著高校教學改革的不斷深化，國際考古學研究的深入開展和國內考古學界的廣泛關注與高度重視，以及在大力提倡素質教育，培養研究生具有創新能力和實踐能力的前提下，如何使得我國高等院?？脊艑W專業研究生教育取得突破性的進展，已經成為考古學研究生教育中無法回避的一個問題。除了應該加大考古學專業研究生課程建設與教學改革實踐的力度，進一步改善教學環境，創建國內一流的考古學專業實驗室和一套完備合理的教學體系，我國一些高等院校及科研院所的考古學者已經認識到參加及舉辦田野學校(FieldSchool)在考古學專業研究生教育中的重要作用。他們同時也進行了一系列有益的嘗試，開創了田野學校這一培養考古學專業研究生創新能力的新途徑，期望能從根本上解決課堂講授的理論知識與實踐相脫節的現象。其所取得的成績，具體如下:1．2004年7月5日至8月18日，吉林大學邊疆考古研究中心師生7人與俄羅斯科學院西伯利亞分院考古與民族研究所在俄羅斯阿穆爾州的伊凡諾夫卡進行了考古發掘［5］。經過40天的野外作業，發掘面積共計250平方米，使用高技術手段測繪了30座靺鞨人古墓的地形圖與平面圖。同時，在此次發掘中，出土了包括陶器、金屬耳環、馬具、武器、青銅帶具、石器等在內的一批對研究靺鞨文化具有重要價值的遺物。針對此次考古田野學校的實踐，吉林大學邊疆考古研究中心主任朱泓教授說:“這是一次全新概念下的田野考古發掘活動?！?．2009年7月15日至9月6日，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考古系的兩位研究生赴羅馬尼亞參加由德國考古研究院歐亞考古研究所與羅馬尼亞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主持的羅馬尼亞皮特雷特遺址的聯合考古項目［6］。1943年，羅馬尼亞國家博物館曾對其進行過小規模的發掘。自2002年始，德國考古研究院歐亞考古研究所與羅馬尼亞科學院瓦西里•帕爾萬考古研究所合作，對其進行了大規模的考古發掘，在此次考古發掘之前已經進行了6個季度(2002、2004、2005、2006、2007、2008)的田野發掘作業。其發掘的目的是復原當地古代居民的生活，并考察當地公元前第五個千年的社會分化進程。此次發掘的領隊為德國考古研究院歐亞考古研究所的漢森教授，田野學校的成員包括來自德國、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土耳其、格魯吉亞、芬蘭、美國、中國的30多位考古學、地理學專業的學者及研究生。田野調查主要由考古學和地理學兩個團隊完成，其中，考古學團隊負責遺址的發掘、土壤的浮選以及地磁探測等;地理學團隊主要負責大面積的鉆探、取樣，以及勘測河道等收集古地貌信息的工作。在田野工作進行的同時，室內工作也有條不紊地進行著，這主要包括陶片的清洗、統計、拼對、繪圖、攝影等，負責室內工作的隊員同時也負責考古隊的后勤事務。另外，特殊的遺物亦有學者專門負責，并進行同步研究，例如對燧石核、石葉的分類，以及微痕分析等。通過參加此次的田野學校活動，使得考古學專業研究生熟悉并掌握了德國、羅馬尼亞等歐洲國家的考古發掘方法和研究理論，并與西方年輕學者建立起了聯系，為促進日后雙方的相互了解和學習搭建了平臺。3．2010年夏季，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考古學系的一位研究生赴洪都拉斯參加由美國哈佛大學皮博迪(Peabody)博物館組織的夏季田野學校(SummerFieldSchool)［7］。皮博迪博物館此次在科潘遺址舉辦的田野學校內容豐富，包括了田野考古發掘與整理、重要遺址參觀、西班牙語和瑪雅文字的專門教學、知名學者講座、閱讀與討論等諸多內容。除了上述活動外，來自不同國家的考古學專業研究生在發掘環節中還和哈佛大學考古學專業的部分研究生合作分組進行探方發掘，并參與了撰寫報告和整理陶片。通過此次田野學校的實習，使學生基本了解了科潘遺址的歷史、發掘現狀以及考古工作的方法。4．2008年夏季，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的兩位研究生參加了由俄羅斯科學院西伯利亞分院考古學與民族學研究所和烏茲別克斯坦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聯合組織的田野學校［8］。此次夏季田野學校發掘的均為舊石器時代遺址，分別為Kulbulak，Kyzyl－AlmaII，Obi－RakhmatandDodekatymII四個遺址。通過此次田野學校的學習活動，使中國的考古學專業研究生不僅學習了中亞地區較為獨特的考古發掘方法，還對中亞地區舊石器時代中期至晚期的遺址文化面貌有了較為直觀的認識，同時也對晚更新世末期石葉技術在歐洲—中亞—東亞地區的傳播有了更為深刻的理解。
(二)“田野學?！钡奶攸c及其在我國考古學專業研究生教育中的作用
根據國際考古學專業田野學校的一些主要活動情況，我們可以對田野學校的特點進行一定程度的歸納:一是在注重研究生基礎訓練的同時，著重培養了研究生的動手能力和研究創新能力;二是注重教學相長;三是與研究生的學習興趣和研究方向相結合，并貼近當前國內外學術界關注的熱點問題?？脊艑W是一門實踐性極強的學科，同時為了適應高等教育的發展以及考慮到未來國家各項事業的發展對人才綜合素質和能力的要求，因此，研究生階段的田野學校應該納入我國考古學科研究生專業的培養計劃之中，最終成為貫徹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教學理念、落實高校固本培源以及著重提高研究生綜合素質和能力之辦學特色的主要途徑?？脊艑W作為一門獨特的學科，其發掘和研究的進展既和其他人文學科一樣，受到歷史、政治和文化因素的影響，同時又在很大程度上為自然科學技術所推動。中外考古研究工作基本狀況的差異盡管有著社會制度、歷史情況和科技水平等多方面的原因，難以通過閱讀相關專業文獻獲得全面的認識，但仍然可以通過采取使考古學專業研究生參加田野學校的形式進行了解，并為今后我國考古學專業研究生的專業研究提供很多借鑒。由此可見，田野學校在我國考古學專業研究生教育中具有較為重要的作用，主要體現在:一是田野學校形式多樣，培養了研究生的學術創新能力;二是提高了研究生的綜合素質，鞏固了其專業興趣;三是搭建了與國外考古青年學者及研究生進行學術交流的平臺，增進了彼此的了解，也為其畢業后可能存在的國際合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教材主要面向：
考古學一級學科內各專業在校本科生
本科階段非考古專業的考古學研究生
地方文博單位的業務人員
一、中國考古學研究的現狀
以1970年代中期為界，之前，中國考古學處在一個波浪式的發展階段。
之后，中國考古學則進入一個持續發展時期。
－田野考古規模不斷擴大，研究水平迅速提升。
－其原因，有外、內之分。
1970年代后期以來，各文化區新石器至早期青銅時代的文化發展序列和譜系的建構，是中國考古學的主軸和中心任務。
蘇秉琦先生的“區系類型”學說，順應和指導了這一階段中國考古學的發展。
這期間，各大區系一系列新的考古學文化得以面世和確立。
以五大區系為例－中原、海岱、環太湖、江漢、燕遼地區。
從1980年代中期以后，在以年代學為重心的文化史研究的過程中，中國考古學研究開始出現一些新的趨勢，如：
1985年，夏鼐先生《中國的文明起源》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1986年，蘇秉琦先生提出“古文化古城古國”的問題。
此后一段時間關于中國文明起源的討論和研究逐漸增多。
稍前，張光直在北大、山大舉辦的系列講座，介紹了“聚落考古”等歐美考古新觀念。
在歐美“新考古學”的影響下，關于國內考古學所處階段、存在問題的討論。
1991年2月，“考古工作涉外管理辦法”正式頒布。
隨后，以區域調查和田野發掘為主的中外合作考古項目得以開展和實施。
到1990年代中期，以黃河、長江和西遼河流域為主的各大區系，考古學文化的發展序列和文化譜系基本建立起來。
此外，中國考古學研究進入一個轉型時期，即從以年代學為中心的文化史研究，向以人為中心、以經濟、社會、思想文化、環境、資源及其互動關系為基本內容的社會考古研究轉移。
要全面研究和揭示古代社會，客觀上需要更多的不同門類的新資料。
于是，采用聚落考古的方法，全面改進田野考古工作，引入各種有用的現代自然科學技術，以求在田野考古和后續的工作中，獲取更多的研究古代社會的信息和資料。
2009年版《田野考古工作規程》的內容，就是上述新發展和新情況的具體體現。
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考古學研究的轉型進展迅速，出現一系列新變化和新進展。
聚落考古－得到越來越多的考古學者的理解、支持和實踐。
區域系統調查，在全國各地迅速普及。并在實踐中結合中國各地的實際情況，因地制宜地予以調整和完善。
考古發掘方面的變化更多，聚落考古方法和社會考古研究，體現在考古發掘的各個階段和層面?？梢垣@取有用信息和資料的所有手段，在田野考古發掘和后期研究中同等重要，所獲資料均為考古學研究之基礎。
一、課程基本情況
該課程重點是中國美術考古范疇，對西方美術考古有部分涉及。自2010年起我院開設美術考古學院選修課已6學期，每學期2個班各20學時，每班近40名學生。從選課人數和開課情況來看，學生對其還是很感興趣的（按院規定選課人數不足不開班）。通過與學生交流，他們選擇這門課大致有3個方面原因：考古學有神秘感，很好奇；對考古故事和傳奇感興趣；受網絡小說（《鬼吹燈》《盜墓筆記》等）影響。根據高職學生特點，教學中需減少枯燥理論，增加課程知識面和趣味性，調動學生興趣。
二、課程建設思路
根據學生現有的認知和興趣點組織課程，讓學生在課上帶著興趣開闊視野、學有所獲、完善知識體系是該課程的基本思路。
學生對美術考古更多是帶著好奇心理，希望了解考古是什么。實際上真正系統地學習美術考古內容對于學生而言是枯燥的，需要掌握大量知識。而教學中不能簡單按照美術考古的內容講知識和理論，需要調動學生積極思考。課程重點應從文化的層面來展開，在對美術遺物和美術遺跡理解的同時培養學生獨立思考的能力，讓學生根據材料表達自己的觀點。
對學生要進行科學引導。比如要讓學生弄懂盜墓和考古的差別，了解正確的考古方法。同時應全面介紹美術考古的范疇。從交叉學科的角度，分別介紹來自于美術和考古學的研究方法、田野考古工作流程，如：踏查、鉆探、探方、整理、報告撰寫等。同時可借助視頻資料增強直觀性，近來紀錄片如《考古中國》《敦煌》《故宮》等都是很好的學習資料。給學生繼續探究的方向是必要的，應列出參考書，指出學科的發展趨勢和方法等。
三、課程組成及內容選取
課程教學設計應遵循降低難度，提高學習興趣的原則，搭建美術考古學知識框架，為學生進一步探究打基礎。課程內容組織為以下的結構：
1.基礎理論
（1）美術考古學知識框架。
美術考古學基本概念；
文化：軍事、飲食、服飾、家居、喪葬；
觀念：薩滿、佛教、道教、生死觀；
制度：等級制、文官制度、禮樂制度、昭穆制度。
（2）美術考古學研究對象。
美術遺跡：壁畫、雕塑；
美術遺物：繪畫、雕塑、碑刻、工藝美術、其他。
（3）美術考古學方法：類型學、地層學、圖像學、文獻研究、科技考古、考古學文化、田野考古工作流程。
2.分類研究
（1）中國古代青銅器：青銅時代、冶鑄工藝、裝飾工藝、裝飾紋樣。
（2）中國古代墓葬藝術：概念、分期、陵寢選址原則。
（3）禮儀美術。畫像石：二桃殺三士、要離、孔子見老子、秋胡妻、孟軻母、泗水撈鼎、荊軻刺秦王。
（4）中國古代典籍。
3.拓展學習
考古發掘簡報解讀。在內容的選取和組織方面盡量通俗易懂，減少過于艱深和枯燥的概念，讓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動腦思考。
四、課程評價
課程評價原則是鼓勵學生獨立思考，在學習知識的基礎上提出自己的看法，引導其形成良好的學習習慣和研究意識。可布置三項作業內容：美術考古個案分析、青銅器型圖、課堂筆記。通過這些項目加深學生印象，培養良好學習習慣，為今后進一步學習作好鋪墊。
所謂“文獻”和“實物遺存”，兩者的區別是顯而易見的。但在有的場合，兩者卻能得到某種程度的統一。這是因為所有的“文獻”總有一定的載體，不管是金文、石刻還是簡牘，都可以看作是一種實物遺存，成為考古學研究的對象。其次，研究對象的不同決定了研究方法的區別。歷史學家往往尋求并研究特定的歷史事件的記錄，然后加以比較和辨偽。將它們置于年代序列中，按照前因后果對事件進行解釋?？脊艑W則以地層學和類型學為基本的研究理論和方法，①通過發現的遺跡和遺物，研究古代人類更廣泛領域的生活方式，力求全方位揭示人類活動發展變化的軌跡?？茖W的考古學的真正要義在于超脫文獻而獨立研究物質遺存。但是考古學現在的主要理論方法地層學和類型學，只是整理材料的分析方法，大量考古發掘報告的器物羅列和描述不能有效地反映歷史信息?？脊殴ぷ髡咴诮庾x考古遺存所蘊含的歷史文化信息能力上的欠缺，直接影響了考古發掘報告的科學性和實用性。比如在描述某一個器物的特征時，常出現“弧腹”、“微弧腹”、“腹稍弧”等詞語，除了報告的撰寫人外，讀者很難領悟到器物的具體形態特征。這也導致許多歷史研究人員無法讀懂考古報告，這種情況下文獻和考古發現難以契合。②
多數人對考古學的作用還局限于“正經補史”的階段，還停留在王國維“二重證據法”的認識上，從而忽視了考古學的本質就是超越歷史文獻，通過實物遺存反饋歷史信息?？脊艑W最大的優勢在于可以從生態環境、生存方式、技術經濟、社會結構乃至意識形態等各個層次來全面分析歷史時期的各種演變，從而探尋影響社會文化的各種因素。③在進行考古工作的過程中，可以參考文獻材料，但是不能被其主導、引導，更要杜絕“先入為主”式的考古發掘，而是讓材料牽著鼻子走，④通過以物論史，透物見人，為中國的歷史與文化的研究作出新的貢獻。因此，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羅泰教授在談論文獻和考古的關系時，認為文獻的甄別和與考古結合的工作不一定是考古學家一定要做的，考古學家的主要任務是要把物質文化研究清楚，然后把結果報告成歷史等學科的專家能夠使用的方式，然后讓文獻學和考古學的研究并立而存在，兩者結合的地方不一定能夠找到，當然兩者是同一個現象的不同側面。⑤這種觀點也是西方考古學界所共有的，也對現階段中國考古學發展有一定的指導意義。
在商品經濟的“唯利是圖”的大背景下，一些專門宣傳考古與文物收藏的欄目出現在大眾的面前，如《探索發現》、《鑒寶》、《尋寶》和《天下收藏》等，平面媒體的宣傳作用不容小視。隨即在全國范圍內，掀起了一股全民的考古以及文物收藏熱潮。中國傳統考古學還沒有完全適應這種快速的發展，從而帶來許多的被動和質疑。但是，中國考古學應該在自身學術規范健全的基礎上，去逐漸適應社會的發展和公眾的需求，并借機宣傳自己，一舉兩得。而如何向大眾展示規范的考古學，讓他們能接受考古的新發現，減少質疑和批評的聲音，這是我們下面討論的重點。首先，在田野考古發掘的過程中，規范考古發掘的流程，嚴格按照國家文物局頒布的《田野考古工作規程》⑥進行，杜絕挖寶式的考古和唯經費至上的搶救性發掘。其次，盡量避免破壞性的發掘，做好發掘后期的善后工作，給公眾留下良好的印象?？脊胚z存是不可再生的資源，保護意識應貫穿著發掘工作的始終過程。發掘的遺跡是現場保護還是遷移保護，是現場展示還是就地掩埋，亦或就地回填等問題，需要妥善處理考古發掘與保護文物原狀的關系，還涉及到可移動文物的現場提取和保護問題，也包括不可移動遺跡的長期保護相關問題。為解決上述保護中存在的問題，考古工作者在發掘的過程中，邀請文物保護和科技相關人員參與到考古發掘中?！犊萍既請蟆诽峒暗摹拔奈锉Ｗo航母”就是在這種形勢下產生的，它是一個跨學科、跨領域、跨行業、跨部門的產物，由敦煌研究院、國家博物館、中國社科院、清華大學等單位共同研發的，是我國首個“文物出土現場保護移動實驗室”。自2009年起，先后多次出現在山西、陜西、山東和湖北等地的考古發掘現場，為考古工作提供比較系統的技術，并且及時地處理和保護了出土文物。⑦這種模式值得在全國范圍內推廣。
中國傳統考古學一直缺少與外界的有效溝通，在曹操高陵的世紀辯論中，甚至有考古人員提出“非專業人士不能質疑”的說法，遭到包括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副院長袁濟喜的強烈反對，他認為考古不僅是一個專業問題，還牽涉到共同的學術規范，而這些學術規范適用于任何一個學科領域。⑩這也就要求相關專家和部分在向公眾公布信息時，一定要做到全面、嚴肅，尤其是考古的結論，應避免學術的浮躁，經多方面考證確認為定論后，才能公布于世。英國考古學家特里格認為，如果把考古材料作為一種宣傳工具為政治和社會服務，其結果對我們是有害而無益的。尤其是曹操高陵的商業價值，有學者估算出每年能為當地帶來至少4.2億元的經濟收入。這就不免產生地方政府之間爭奪名人效應的現象。
通過以上論述，我們可以清楚地認識到，在當今日新月異的社會，中國考古學的學術規范性直接影響了學科的發展，對樹立考古學在大眾心目中的形象極為重要。每一名考古從業人員和研究人員都有義務維護其學術規范，從而促進中國考古學健康快速地發展。誠然，在進行考古學研究的過程中，道德規范是考古研究人員的學術操守，我們反對任何形式的學術抄襲和學術不端行為，并同時尊重不同的學術思想，積極開展健康的學術爭鳴，不為學術研究沾染任何功利性的色彩。在考古學文章成文的過程中，首先要忠于原始材料，引用第一手的材料，如考古報告和簡報等，避免因轉引造成不必要的錯誤和爭端。（本文作者：張倩單位：河南省濟源市濟瀆廟管理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