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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列主義經典作家指出自然經濟是封建經濟的主要特征之一，這一理論原則一直為中國經濟史研究者所尊奉。人們對什么是自然經濟什么是商品經濟似乎也沒有深究。但中國戰國以后商業較發達，各類市場較活躍，是明顯的事實。這豈非與上述理論原則相左？新時期經濟史研究者對這一問題進行了較多的探討，提出各種各樣不同的看法，依其解決問題的不同思路大體可以分為三類。
第一種是試圖對原來的理論原則進行修正，認為封建經濟不一定都是自然經濟。代表人是經君健。他把自然經濟解釋為使用價值的自給自足，并根據馬克思對西歐中世紀莊園的論述，提出“自然經濟平衡律”，即一個單位內生產品和消費品品種和數量的一致，是為自然經濟的前提。中國地主制經濟下無論地主經濟或農民經濟，都存在使用價值形態收入的單一性和需求的多樣性的矛盾，不能滿足“自然經濟平衡律”的要求，而必須與外單位進行商品交換。他的結論是中國地主制經濟與商品經濟有本質的聯系，實際上是把地主制經濟納入商品經濟的范疇。[1]
這與上述趙岡關于中國戰國以后已有市場經濟的觀點有某種相似之處，但前者認為當時的商品經濟尚處于簡單商品經濟階段，是為地主制經濟服務的；后者否認戰國以后社會封建地主制的性質。在三十年代關于中國社會性質的論戰中，有人主張戰國以后是商業資本主義社會。七十年代末傅筑夫提出“變態封建制”說，認為戰國西漢商品貨幣經濟的突出發展已產生了資本主義經濟成分，把各地區聯結成一個整體，形成“國民經濟體系”。這樣看來，傅氏實際上把封建地主制經濟看作商品經濟或市場經濟，故有人認為從中可以看到商業資本主義說的影子。但傅氏自己撰文否定這種說法，認為中國封建地主制經濟仍屬自然經濟。……
第二種，是對自然經濟作比較寬泛的理解，承認地主制經濟仍屬自然經濟范疇，但可包容較多的商品經濟成分。其中又有各種不同的側重和表述。吳承明對“自然經濟”作了“引申”，把農民家庭的自給性生產、為剝削者直接消費的生產、在地方小市場上的余缺調劑性的交換，廣而言之，凡以使用價值為目的的生產和交換，都包括在自然經濟的范疇中。在此思路指導下，他算出前糧食商品率為10%上下，未脫離自然經濟范疇。他又指出，馬克思和西方經濟學都談到歷史上市場體制轉變的時期，只有這個轉變完成了，才能稱之為市場經濟。中國十六世紀已有市場轉變的端倪，但起伏跌宕，至民國尚未完成轉變，或不能把中國歷史上的商業繁榮等同于市場經濟。[2] 李根蟠指出自然經濟有不同的歷史類型，并非西歐莊園經濟的單一模式。中國地主制經濟是一種“不完全的自然經濟”，其中包含了商品生產的成分，流通已成為物質資料再生產和生產關系再生產的必要環節，但仍未控制整個流通過程，價值規律作用有限，商品生產仍以自給生產為基礎和依托，仍受制于自然經濟的原則和機制。這是自然經濟中的一種類型，而不是意味著自然經濟的解體[3] 。林甘泉認為自然經濟的本質特征是自給性生產，而不是“自給自足”。中國封建地主制經濟雖包含一些商品經濟成分但對各類經濟單位的分析表明，它在總體上仍屬自然經濟范疇。[4] 方行認為我國封建經濟是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的結合，從總體看自然經濟仍占主要地位[5] 。信從這種觀點的學者不乏其人。持這類主張的學者，都認為封建地主制的形成發展以商品經濟的一定發展為前提，都重視對封建社會商品經濟的研究。如李埏把地主階級和地主制的形成看作商品經濟沖毀了古老村社制的結果他認為封建地主制時代商品經濟經歷了戰國漢初和宋這兩個高峰而?i?i高漲，是推動社會進步的因素[6] 。
第三種，認為中國封建社會的商品經濟屬“偽商品經濟”，自然經濟其實很強固。這以秦暉為代表。在他看來，自然經濟與其說是“自給自足”經濟，勿寧說是不自由的“自然人”經濟，就運行機制而言，則是“命令經濟”。中國封建時代的“商品經濟”，實際上不受或很少受價值規律的支配和調節，而只受或主要受人身依附關系中權力意志的支配與調節，這就是“偽商品經濟”?？偟恼f，我國封建社會決不是商品經濟發達早于或興盛于西歐，而是相反，自然經濟、包括“命令經濟”及披著商業外衣的變種比西歐中世紀典型時期頑固得多[7] 。
秦氏的觀點未必能為學界所普遍接受，但中國封建時代的商品經濟中，價值規律并未能充分發揮作用，政治權力嚴重地干預以至遏制商品經濟的發展，則是不容否認的事實。不少學者從不同角度對此有所分析。例如郭正忠通過對唐宋茶葉商品經濟的發展和專賣對茶商資本的遏制的分析指出，在我國傳統社會中，類似“市場經濟”的某些因素只是在自由通商政策下出現，但這是局部的、短期的、表象的、偶然的。而基于專制政體強大和民間私有權發展不充分的專賣政策的推行則是全局的、本質的、絕對的。它構成中國傳統社會經濟結構的主要特色，而使市場經濟體系不可能有真正的發展[8] 。
關于傳統市場
與對封建社會商品經濟、自然經濟的不同認識相聯系，人們對中國傳統市場性質、特點和發展程度也有不同的估計。
吳承明考察了中國封建社會各級市場的基礎和內涵，提出了自己的市場史理論。他指出，經典作家以分工為市場的前提，質之歷史，卻不盡然。如地方小市場，即?村集市，是小生產者之間的品種調劑和余缺調劑，屬自然經濟范疇的交換；城市市場是貴族地主以其剝削收入換取消費品，是農村農副產品流入城市的“單向貿易”；區域市場則可視為自然經濟的延伸，真正有意義的是跨地區的長途販運，但宋以前主要是土特產品和奢侈品的貿易，仍然不是基于社會分工之上的市場。他認為馬克思所說的作為市場基礎的分工，實際上是指“表現為交換價值的分工”。從這個意義上講，無論有多大市場，只要沒有專業戶，即沒有生產交換價值的分工，就不算本來意義上的商品經濟。他又指出，總的來說是生產決定經濟，但不能低估交換的作用，交換的積累也能引起分工和專業化，市場理論應建立在生產和交換這兩極上。根據這一理論，吳承明指出中國明中葉以后長途販運貿易才轉以民生日用品為主，即在一定程度上建立在地區生產分工基礎上。但直到前，我國國內市場仍然是一種以糧食為基礎以布和鹽為主要對象的小生產者之間交換的市場結構[9] 。關于中國國內統一市場何時形成，學術界有西漢說、唐宋說、明清說等不同認識，有的學者甚至認為這種市場直到近代尚未形成。論者多著重商品流通自身規模，而吳承明則從生產的社會分工和與此相聯系的長途販運的內容進行考察，提供了一個嶄新的思路。吳氏這一理論頗有影響，如包偉民即以這一理論分析宋代的糧食貿易和區域市場。方行在這基礎上以明清為例分析了中國傳統市場的基本特征，指出傳統市場是商品經濟與自然經濟相互制約、相互補充的市場；封建社會發達的商品市場是一種以民生日用品為主要對象的小生產者之間交換的市場模式；要素市場，包括土地市場、勞動力市場和資金市場，也有某種程度的發育；農業中的土地勞力等資源的配置并不取決于市場，但市場對資源的配置仍有一定作用，其作用大小視不同地區商品經濟發展程度而異[10] 。
有些學者對此持不同看法，如經君健不同意把地方小市場的交換歸入自然經濟范疇。他認為地方小市場是中國封建社會基本經濟細胞（地主經濟、佃農經濟、自耕農經濟）的生存需要（解決小生產產品單一性和需求多樣性矛盾）所產生的，個體小農在市場上以小商品生產者身份出現，生產關系性質、生產目的性以及購買者目的性均不能改變商品交換的性質。地方小市場及在其基礎上形成的區域市場、區域間經濟聯系及城鎮商業形成不可分割的體系，這是以自然經濟為基本經濟單位的西歐看不到的現象[11] 。
對中國傳統市場發展的一些具體問題，認識也有歧異。如農村集市，許多學者追溯到唐宋或南朝的“草市”，也有學者提出，戰國時代已存在農村集市[12] 。明清時期農村集市的發育程度，有的認為它雖有從地方小市場向初級市場轉化的趨勢，但基本上仍是在狹小范圍內彼此獨立的一種市場；另一些人則認為它已經轉化為初級市場，成為整個市場網絡的一部分。還有的學者把以市鎮貿易和墟集貿易為主體的農村市場劃分為保障供給市場、商品集散市場和多功能全面發展市場等不同層次（類型）[13] 。
對宋以后特別是明清興起的市鎮，學者多強調它在促進城鄉、工農業交流、鄉村城市化和培育資本主義萌芽的作用。趙岡則認為是人口快速增加、人地比例變化、人均占有糧食數和余糧率下降所導致的城市人口向農村靠攏的?果是城市化的非正常道路[14] 。
注釋
[1] 經君?。涸囌摰刂髦平洕c商品經濟的本質的聯系，中國經濟史研究1987年第2期。
[2] 吳承明：《中國資本主義與國內市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市場·近代化·經濟史理論》，云南大學出版社1996年
[3] 李根蟠：《自然經濟、商品經濟與封建地主制》，中國經濟史研究1988年第3期。
[4] 林甘泉：《秦漢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中國經濟史研究1997年第1期。
[5] 方行：《封建社會的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中國經濟史研究1988年第1期。
[6] 李埏：《經濟史研究中的商品經濟問題》，經濟問題探索1988年第3期。
[7] 秦暉：《田園詩與狂想曲》，中央編譯出版社1996年。
[8] 郭正忠：《從飛錢預購到納榷請引》，中國經濟史研究1995年第2期。
[9] 吳承明：《中國資本主義與國內市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市場·近代化·經濟史理論》，云南大學出版社1996年。
[10] 方行：《中國傳統市場的特點》，中國經濟史研究1995年第2期。
[11] 經君健：試論地主制經濟與商品經濟的本質的聯系，中國經濟史研究1987年第2期。
一、主要經濟形態及演進
從世界歷史發展進程來看，經濟形態主要經歷了自然經濟、商品經濟與市場經濟。而以中國為代表的一些國家在商品經濟向市場經濟發展的過程中還經過了計劃經濟。
從原始社會開始到現代社會，從自然經濟過渡到商品經濟是大勢所趨，但世界各國經濟形式的演進形式又不盡相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從自然經濟到商品經濟再到市場經濟的過渡是基于其社會發展的內生需求，從早期的貿易形態和工業革命的相繼爆發可見一斑。而中國則是以外來強制輸入--侵略的形式被動地過渡到商品經濟。由于建國初期政治、經濟形勢的不穩定和經驗匱乏，中國經濟不能避免地先邁進了計劃經濟。崎嶇探索之后才開始由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
二、經濟形態對保險業的影響分析
（一）自然經濟到商品經濟的過渡是保險產生的必要條件
貿易的刺激。在自然經濟時期，人們的生產勞動是基于自給自足的需求，主要存在的風險無外乎自然災害和生老病死，這種風險被認為是不可抗的，人們沒有產生風險轉移和分散的意識；自從有了商品和交換，貿易的出現，給人們的生活帶來新的風險，而這些風險更多的是基于人類自身活動產生的，這也就刺激了對風險分散的需求。13-14世紀，西方經濟以自由經濟制度為主，當時西方的商品經濟已經比較發達，產生了世界范圍內的貿易活動。貿易頻率的升高和貿易范圍的擴大使得貿易風險的暴露越來越明顯。正是由于商品經濟尤其是貿易發展的需要，保險業應運而生。
產權意識。商品經濟下有了買賣方，產品的供、需主體開始分明，促進了人們對財產歸屬意識的強化。產權的歸屬是商品經濟發展的核心，保險業實質上是對產權進行保障的一種措施，它通過分配財產權利保障個人或企業的產權不至于因為風險的發生而完全喪失。人們對“屬于自己”的東西會更有保護傾向，不論是自己的財產，權利還是身體因此，基于產權而得保護又引發了對保險的需求。
等價交換原則。商品經濟包含了等價交換原則，既保證保險合同關系成立，又是保險之中一些計算的基礎。在當時的歐洲國家形成了不同于封建法律的城市法、商法和海商法。法律上的規定使得保險合同需要更加完善才能保證等價交換的原則。意大利17世紀的“冬蒂”法案最初是政府帶著財政目的強制實施的，由于商品經濟等價交換原則的存在，人們對公平合理的要求使得更多人開始研究保險計算問題特別是人身保險的計算問題。
社會分工。商品經濟下的社會分工除了提高生產效率，也使得保險能分化為一個單獨的行業，有更大的成長空間，并使得保險能夠向專業化方向發展。
（二）商品經濟到市場經濟的邁進是促進保險進一步發展的重要因素
契約關系。市場經濟下，社會出現普遍契約關系，它從意識和法律兩個角度影響保險。首先，契約是建立在相互意見一致的合意基礎之上的，每個人對自己的行為負責。這意味著風險轉為損失時可能會承擔必須的責任，而責任超出主觀承受能力時便是人們主動尋找風險分散機制的開始，這樣，對保險的需求進一步加強。同時，契約讓人們對“合同”這一形存在式更加熟悉，而合同是保險約定的形式和重要內容，保險以合同形式的呈現方式使得其更有法律支持，也易于人們主觀上的接受。
產權市場化使得風險自擔機制增強。產權市場化使得資源或財產更加明晰地歸屬于微觀主體，經濟人的利益最大化傾向使得人們對自我利益可能的損失會積極地尋求補償方式，而保險成為事前預防的合法手段之一。在商品經濟下的西方國家風險自擔意識本已存在，隨著向市場經濟的轉化，產權市場化使得這種機制和意識更為顯性，保險的內生性需求也隨之持續。
勞動力與雇傭關系。市場經濟下，勞動力是一種商品，人力資本成為一種生產要素，以此為基礎產生的雇傭關系刺激了人身保險的發展。首先，人身意外險起源于黑人奴隸的販賣，奴隸販子將奴隸作為貨物投?！昂Ｉ媳ｋU”，后來又發展到為航海旅客投保被海盜綁架而須支付的贖金。人力資本成為生產要素，市場經濟下的雇傭關系開始普遍，人的身體也成為一種保險標的，這種意識讓人身保險有了發展的源頭。
市場經濟加深金融業的發展，促進保險業創新和改進。從現實情況來看，市場經濟發展程度高的國家其金融市場也相對發達，不論是從定價技術、費率、產品開發還是資金運用方面，保險業都可受益于整個金融市場的發達。首先，越來越多的數理模型等為風險識別、量化和核算提供支持，加上信息技術的發展，一些不可保風險轉化為可保風險，催生新險種的出現。其次，金融市場的發展特別是衍生品市場的發展讓保險人有了一種新的轉嫁風險的方式―證券化。
三、結語
經過上述分析，經濟形態對保險業發展的影響是綜合性的。結合實際情況來看，中國正處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轉型階段，除了要充分認識加快保險業改革發展的重要意義，更要注重完善多層次社會保障體系，發展城鄉商業養老保險和健康保險，并注重提高資金的運用效率。從監管來說，一方面要注意監管力度的適度性，完善法律法規，同時要加強國民風險和保險意識。中國在市場化的關鍵時期，也是保險業面臨機遇和挑戰的時期，當下要做好迎接利率市場化對保險業影響的準備，逐步推進保險費率市場化和做好其風險控制等，讓保險業在市場逐漸放開的過程中穩健地發展。
參考文獻：
[5]孫祁祥，鄭偉，鎖凌燕，何小偉.市場經濟對保險業發展的影響――理論分析與經驗證據[J].金融研究，2012.
正如馬克思所說，在一切社會形式中都有一定的生產支配著其他一切生產的地位和，因而它的關系也支配著其他一切關系的地位和影響。在封建社會中起這種作用的生產是農業，它的關系則是地主制生產關系。地主通過出租占有的土地收取地租剝削佃農，是這種經濟關系運動的軸心。在這種關系中，地主和佃農矛盾對立，相互依賴，各自成為相對獨立的經濟。地主經濟、佃農經濟以及與之并存的自耕農經濟和各種小生產經濟的總和，構成中國封建社會的主要經濟體制，我稱之為“地主制經濟”。
地主制經濟是人類歷史上多種封建經濟類型之一。這種類型的封建經濟是否也象領主制經濟那樣，其本質屬性是經濟的，或者說它也是以自然經濟占統治地位為基礎的，并可由此進而認為，凡封建社會必然是以自然經濟占統治地位為基礎呢？這個既不應該教條式地肯定，也不可根據一些表面現象簡單回答，最好考察它的基本經濟單位——地主經濟、佃農經濟和自耕農經濟——的運轉過程，它的帶有普遍典型意義的經營方式，以導找適當的答案。
先看地主經濟。所謂地主經濟是指地主自身的經濟，它是地主制經濟中占主導地位的經濟，它制約著并存的其他經濟，影響它們的。地主經濟的主要特征是非生產者——地主占有土地經營農業，其經營形式大體分為兩大類，即地主經營制和地主租佃制。
所謂地主經營制是地主在自己擁有的地產上進行農業經營；一般以使用雇傭勞動為主，有的使用奴婢勞動或僮仆勞動；產品往往是出售的，當其種植經濟作物時尤其如此。所以地主經營大多不是自然經濟。實行地主經營制的地主是經營地主，這類地主到明清才逐漸增多；但即使這時，他們在地主中也是少數。因此本文在對地主經濟進行質的剖析時以租佃制地主為主要對象。因為租佃制地主才是地主經濟成熟了的形態。就讓我們用解剖人體去理解猿體那樣，通過對租佃地主的分析去認識地主經濟一般吧。
地主租佃制就是地主將占有的土地分散出租給佃戶經營；自己坐收地租。中國封建社會中絕大多數地主采取租佃制方式進行剝削。除一般民田外，族田、學田乃至王府莊田、官田屯田等等土地占有形式的經營方式的實質也都是地主租佃制，盡管它們的形式或有小異。所以說，租佃制是中國經濟中大量的、有代表性的土地經營制度，中國封建社會的地主制經濟主要是租佃制的地主經濟及與之相適應的、相伴隨的農業經營制度。
租佃地主占有土地的面積大小不等。絕大多數地主占有土地量不是很大，而且往往沒有草地、牧場、森林等多種類型的地產。有較少的地主土地占有量相當之大，特別是皇室、王府及縉紳。不論土地占有多少，他們把全部土地分割成小塊招佃出租。有的地主留下部分土地自營。自營地的耕作不是采取令租佃土地的佃戶提供勞役耕種，而是依靠僮奴、奴仆或雇傭長工和短工耕作。是為租佃地主兼經營地主。地主出租土地的目的是收取地租。有的地主要求佃農勞役，如為之看家護院，家庭服役等，但這是次要的；地主主要是從佃農那里收取實物地租。實物地租的是谷物。通常的地租量是佃地產量的百分之五十；或于年節之際索些雞鴨之貢，不占主要地位。地主一般不干預佃農的種植耕耘。當其為佃農提供耕牛、農具或種籽時，或對佃農生產施加某種程序的干預。這是因為提供生產資料帶有租憑、借貸性質，干預生產以便于秋后獲得滿意數量的谷物，并非監督種植計劃以滿足地主的多方面需要。大地主設總管或管家，其主要任務是催租，是單純的索取，不是去干涉佃農的生產活動。可見，沒有自營 地的地主的經濟活動內容不包括農業生產環節。這樣的地主是不少的。
再看佃農經濟。租地佃農是中國封建社會的另一種基層經濟實體。他與租佃地主相依，無此無彼。這種經濟實體主要以夫妻子女（有時包括雙親）組成的小家庭為單位，依靠佃入土地，自備其它生產資料，依靠家庭勞動力主要從事農業勞動。佃入土地的數量在很大程度上受家中勞動力數量的制約。他們從確定種植品種直到收獲的全部生產活動都獨立進行。收獲時把租地上收獲的農產品的二分之一左右無償地繳給地主作為地租。其余二分之一自留，用作籽種、農具等經濟條件的補償、擴大再生產的追加和全家生活消費。有的佃家家庭兼營副業、手作為補充。租種同一地主的各家佃戶自行決定所從事的副業、手工業的種類和規模，地主不作統一安排。出賣勞動力，充當短工，往往也是佃農收入來源之一；再不敷時，借貸則是不可避免的了。佃農自負盈虧，跟地主只發生佃地償租、借債還錢的關系，其經濟條件的補償和再生產不在地主考慮之內。另有一部分佃農自己占有少量土地，同時租入部分土地，都由自家耕種，是為半佃農，其經營方式接近自耕農，屬于自有的那塊土地上的收獲物與地主無涉。
還有自耕農經濟。與地主、佃農時存在的相當大量的自耕農，也是由小家庭組成的經濟實體。他們的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堵陽自有的。土地占有量大體是家中勞動力所能耕種的，或者雇傭少數短工協助即可耕種的。一般地說，自耕農的經濟比佃農優越，家中的勞動力也比佃農較多、較強。他們兼營副業、手工業的規?？赡鼙鹊柁r的大。自耕農自負盈虧，在分配方面不與地主發生直接關系；但需向國家繳納賦稅，承擔差徭。與自耕農經濟地位相仿的是小手工業者、小手工業作坊主，也可包括在自耕農經濟這個范疇之內，不另敘。
在講座自然經濟的條件問題時，我們曾經提到，嚴格的人身依附關系往往既是強制本經濟單位內生產者為土地所有者提供勞役地租的有力保證，也是使勞動者按照土地所有者的需要進行分工的保證。這在領主制經濟中表現得相當明顯。中國封建社會中佃宵和地主的關系是因土地租佃關系才形成的。封建王朝也曾給予地主階級某些特權，使之擁有對佃戶的超經濟強制力。例如，為保證社會治安穩定而將佃戶的戶籍編入地主戶籍，為維護等級秩序而將佃戶的地位置于地主之下，在人口稀少地區制止佃客離開租地他往，以保證勞動人手不致外流，規定佃戶不交租應受刑法懲治，等等。這種超經濟強制力使主佃關系帶有等級特征。不過，由于我國封建政權歷來實行中央集權制，朝廷賦予地主的權力，最大也沒有達到準許地主擁有獨立的司法權的程度。在生產方面，地主一般并不利用這些特權強制佃永按照他的意志進行分工。又由于土地買賣和其他原因，地主與佃戶的關系并不長期固定，因此同一地主的各個佃戶難以形成固定的內部分工。地主索來的地租只是清一色的谷物。沒有其他收入來源的租佃地主家庭是不進行生產活動的全寄考消費經濟單位。他們的需求卻是復雜多樣的。谷物地租的價值量足夠支付地主一世所需物品的價格而有余，但從使用價值來看，單純的谷物只能直接供給食物中的主食所需，遠不能代其他食品、衣著、住房、車馬以及精神方面的各種必需物品，也不能用以繳納須以貨幣繳納的賦稅。實物收入的單一性和需求多樣性的矛盾靠地主經濟單位自身無法解決。唯有和其他經濟單位彼此發生商品貨幣關系，問題方能迎刃而解。他們只要出售租谷，就可得到貨幣，也可以得到一切。他們完全有條件做到這一點，因而沒有必要強制佃戶按照他們的需要分工生產各種實物。單一的實物地租絲毫不妨礙地主經濟的發展，所以這種地租形態得以久存。概括為一句話，就是：單一實物地租形態不具備自然經濟平衡律的實現條件，租佃地主經濟單位不能以自然經濟為基礎。有一種論點認為，對地主制經濟而言，實物地租是自然經濟占統治地位的條件下的地租形式，或者說，實物地租長期占統治地位反過來又鞏固了自然經濟。這種看法是值的商榷的，因為這里忽略了單一實物地租和多種實物地租產生的后果是不一樣的。
租佃制使佃農相對獨立于地主經濟之外，佃農既不被強制提供勞役地租，又不按統一要求提供多種實物地租，地主經濟要想實現使用價值形態自給是不可能的；那么，地主占有土地和擁有其他資源的數量多少，對于是否自然經濟已經沒有意義了。盡管中國封建社會中有的地主集中占有的土地量很大，在資源方面為實現自然經濟提供了可能，租佃制下佃農分散獨立經營和繳納單一的實物地租，使這種可能性再也不能變為現實。
佃農和自耕農有許多共同之外，其基本點是：兩者都是以小家庭為單位的小生產，都是小農經濟。他們耕種的土地面積大小，一般都與家庭勞動力（或加少量雇工）的負擔能力相適應；他們的收獲物都以農產品為主。作為一個生產型的經濟單位，需要是多方面的。除去食鹽、陶瓷器皿等生活資料外，要有鍬、鎬、鋤、鐮、犁等金屬農具，磨、碾、碌碡等石器，乃至車、船等運輸工具和耕牛、挽馬等大牲畜；有些手工業更需另外一些工具，如織機等。這些都不是小農經濟個體能夠自給的。
地主和小宵有一點是共同的，即各自都有使用價值形態的收入單一（少樣）性和需求多樣性的矛盾，并且這個矛盾都不能在本經濟單位內自行解決。地主制經濟總產品中相當的一部分須經過如下的轉化：使用價值形態（谷物及副業、手工業產品）賣 價值形態（貨幣）買 使用價值形態（各種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不經過這形態的轉化，生產循環必將發生危機?？梢?，中國封建社會中的地主制經濟不具備實現自然經濟的五個基本條件，不能滿足自然經濟平衡律的要求。商品買賣活動對于地主制絕不是可有可無的環節，而是由地主制經濟各個經濟單位的經營方式所決定的。所以說，地主制經濟的發展是以商品交換關系為條件的，商品經濟在地主制經濟的運轉中不是附加的，不是外在的。地主制經濟和商品經濟有著本質的聯系。
在分析中，人們有時認為，為了換了 本經濟單位使用價值的需要而生產部分產品出售，這不是商品生產，不屬商品經濟范疇。這個提法可以商榷。說為買而生產不是資本主義經濟，當然是對的，但說它不屬于商品經濟范疇，值得重新。因為這實際是，為了論證某種經濟單位的非資本主義性質，而簡單地根據是否以使用價值為目的來確定經濟單位的經濟類型。
經濟單位生產活動的目的性可有三種不同情況，即（1）為了獲得直接消費需要的使用價值，簡稱為“為用生產”，（2）為了換得本單位需要而又不能生產的使用價值，簡稱為“為買生產”和（3）為了價值增殖，簡稱為“為利潤生產”或“為賣生產”。經濟單位的生產目的性跟它的生產關系性質、經濟類型的關系可表示如下：
生產關系性質 生產目的 經濟類型
非資本主義生產 （1）為用生產 自然經濟
（2）為買生產 商品經濟
資本主義生產 （3）為賣生產
從表中可以看出，（1）為用生產和（2）為買生產的經濟單位，它們的經濟類型不同但生產關系性質相同；（2）為買生產和（3）（為賣生產的經濟單位。它們的生產關系性質不同但經濟類型相同。（2）為買生產的經濟單位雖是非資本主義性質，經濟類型卻是商品經濟。經濟單位的生產關系性質和它的經濟類型，概括的不是同一層次的問題，兩者雖有密切聯系，但無必然的統一關系。這是因為商品經濟并不專門存在于某種性質的生產關系之中，非資本主義經濟并不必然是自然經濟。因此，分辨生產關系性質時，考慮其生產目的是為了使用價值還是為了價值，分辨經濟類型時考慮的卻是達到目的的方式，即是否通過外部的貨幣交換關系。不要因為（2）為買生產是非資本主義經濟就認定它不屬于商品經濟類型；也不必因為它是商品經濟類型而認定它必是資本主義經濟。人們為了說明（2）為買生產的非資本主義性質而只看到其生產的目的和（1）一樣都是為了使用價值，就認為（2）也是自然經濟。這種看法忽視了使用價值的獲得是否通過貨幣交換；而通過貨幣交換與否，卻代表著看不同的經濟類型。把（20為買生產看成自然經濟，在上是把商品交換納入到自然經濟范疇之中；而商品交換恰恰是自然經濟范疇所要排斥的主要內容，否定為買生產是屬商品經濟范疇，實質也就否定了小商品生產的存在。
我們還應注意最重要的生產資料——土地的買賣問題。地主兼并土地成為大地主，或破產而出售土地，自耕農出賣土地淪為佃農，或買進土地變為地主，佃農購入土地成為自耕農乃至上升為小地主等等現象，在中國地主制經濟發展的全過程中是經常發生的?！扒晏锇税僦鳌钡闹V語，生動地反映土地易手之頻率。既然土地是商品，土地買賣當然是商品貨幣關系。在正常情況下，想買土地就得先積攢貨幣，出賣土地得到的也是貨幣。小農是存在購進土地的可能性的。經濟上升的欲望總在刺激他們擴大土地占有面積。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們盡量擴大（2）為買生產，以便得到多一點貨幣。由此他們與商品經濟的聯系更多了，而不是保持或發展自然經濟。
如前所述，有與農業相結合和與之并存的多種手工業是自然經濟的重要條件。地主制經濟中的佃農和自耕農確有不少是經營家庭手工業的。為了增加產品、擴大收入，他們有必要這樣做；在農業收入不足維持生計的情況下尤其如此。他們也有可能這樣做，因為家庭是由男女老幼不同的勞動力搭配組成的，便于內部協調分工；還因為農業生產有明顯的季節性，從事農業生產的勞動力在一年內有許多閑暇，佃農和自耕農都可以自由支配勞動時間，一個小農個體同時從事的手工業項目畢竟是很少的，不可能經營多種手工業。他們選擇哪種手工業，要考慮勞動力數量，原料來源、技術傳統，更需考慮的是產品能否賣出支。通常的做法是致力于自家能夠進行的手工業，盡可能多生產一些拿到市場出售。這也就談不上家庭手工業是為了自給自足了。為了家用而制造一些手工制品，比如為掃地而自做兩把掃帚，與其稱之為家庭手工業，倒不如把這算做家務勞動更為貼切。自然經濟必須有家庭手工業，但有家庭手工業不一定是自然經濟。不能把有關家庭手工業的史料不加分析地統統用來證明自然經濟，其中很多只是反映價值形態的自給自足而已。
許多著作認為男耕女織的耕織結合是自然經濟的典型表現。乍看起來，小農自種糧食以果腹，自織布匹而暖身，衣食具備，無復有求于他人，也就與商品經濟無涉了。其實未必。如前所述，自然經濟是有特定含義的，首要的是經濟條件的自足。很顯然，衣食兩項是很重要的，但遠非全部經濟條件。單一的家庭手工紡織，并不能使經濟單位得到使用價值形態的全部自足。不可否認，家庭手工織品中會有一部分是自給性生產，但不能僅僅看到這一部分因而否定出售部分的商品性。再者，如果說“織”是自給，就意味著該戶農民自己植棉，自己紡紗，自已織布，最后自己縫制給夠全家所需的衣服。可是，種、紡、織、縫中任何一個環節都有可能是自家不愿解決或根本解決不了的；如果進而想到這一系列勞動所需工具的來源，就更復雜了。其實耕種這類經濟作物以及從事一系列手工業生產的農戶的產品，大都遠遠超過自己家庭的需要量。一般地說，桑、麻、棉等經濟作物總是作為商品作物種植的。農村中出售棉花、紗線、布匹，以及買棉紡紗，買紗織布成衣的，從來大有人在。麻亦類似，絲織尤其明顯。在這里，買賣雙方盡管都是為了滿足本經濟單位所需的經濟條件，但都是通過貨幣運動進行的，商人活動其間尚暫不論?！澳懈绾巍鞭r戶的產品從價值形態說可能收支相符，但這不意味著滿足了自然經濟平衡律的要求。產品的使用價值形態對本經濟單位來說，不論是自給不足還是自給有余，都將與商品經濟發生聯系；前者買進，后者賣出?？梢?，為了獲得再生產必需的全部經濟條件，耕織結合的小農也得藉助于商品交換。事實上，我國直到明清時期植棉織布的農戶也從未達到總農戶的一半以上，面織麻，織綢的更少，在考慮到大量農戶的穿衣問題并不能依靠家庭自產解決時，可以設想其間普遍存在的商品貨幣關系。何況小農之家機杼之聲達旦，無非是為了明晨拿到市場上的布匹稍多一些。這種耕織結合越發展，市場上的商品量就越大，是不說自明的。男耕女織現象只能反映地主制經濟下男婦勞動力的充分作用，說明小農經濟的經營方式，而不能證明農戶個體或更大的范圍內必然是自然經濟。
總之，對于地主制經濟來說，與農業相結合的單一的家庭手工業除去可能滿足本經濟單位某一種物質需求面外，它的重要意義在于補充家庭經濟收入，而不在于因之實現自然經濟；它不象在領主制經濟單位中的多種手工業那樣，是多品種實物地租的前提。農業與家庭手工業的結合是自然經濟的必要條件之一，但不是充分條件。在考察地主制經濟時，不要看到哪里有農業與家庭手工業的結合就認定那里必然是自然經濟；事情可能相反，恰恰那種結合正是商品經濟的表現，它跟商品經濟的發展成正比，甚至可以說，中國封建社會的大商品量的主要依據之一就是小農一和家庭手工業的結合。
說地主制經濟與商品經濟有本質聯系，并不排除中國封建社會歷史可能存在自然經濟的經濟單位。如前所述，凡具備平衡律實現條件的經濟單位都可是自然經濟的。魏、晉、南北朝、隋、唐都有大型的莊田，它們包括大片地產，擁有相當豐富的自然資源和足夠的人身隸屬于主人的勞動力，具備自然經濟平衡律要求的條件。如果這類莊田是統計表的經濟單位，很可能就是自然經濟的個體。不過迄今對它們的組織、經營情況不甚了了，其中主人和勞動者間是否租傭關系，內部如何分工，所屬店鋪、店舍是什么狀況，如此等等，史料語焉不詳。我們姑且把它們看作是類似歐洲領主莊園那樣的自然經濟單位。不過這類莊田是中國封建農村經濟的組織形式之一，一般來說，是不用它做中國地主制經濟的典型代表的。
說地主制經濟與商品經濟發展水平也有很大差異。自北而南沿海堵省，黃河中下游，長江流域及長江、珠江兩個三角洲等地，經濟水平提高，那里的區域間以及經濟單位間的商品經濟都比較發達。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是很明顯的。南方是北方、沿海和內地、中部和邊疆、平原和山區、漢族和少數民族、近郊和遠效、經濟作物區和大田作物區，經濟水平差別很大。有的地區生產水平極低，特別是地理條件決定的困難地區，與外界的經濟聯系極少，呈相對閉鎖狀態。那里有的農民家庭自己生產所需的幾乎一切物品，從而不依賴于市場和它以外那部分社會的生產運動和歷史運動，雖然那里也是地主制經濟。即使在一般地區，地主制經濟各類經濟單位產品的商品率也大不相同，他們之中有的絕大多數產品留自用或大部分自用。
是否可以由此認為自然經濟是地主制經濟的必然呢？不能。經濟單位把部分產品留作自用，這和經濟條件的自我滿足是兩碼事，前者只是部分生產具有自給性，不能稱之為自然經濟。自給程度較高的現象并不是地主制經濟運動方式內在決定的，而是生產力水平低下的結果。與商品經濟聯系很少的農民家庭往往是由于缺乏足夠的勞動力，不掌握較高的生產技能，缺乏原料，因循守舊，或者還有其他原因，他們只得以最壞的經濟條件從事最供銷水平的生產。他們的產品僅夠維持起碼的生存條件，沒有多少產品能向市場提供，從而也極少右能從市場上獲得較多的經濟條件。這種經濟單位再生產的經濟條件低得和勞動力的生存條件極差而外，交通條件惡劣，運輸工具落后，這是農民突破相對隔絕狀態的重要障礙。這些都是生產力水平決定的。誠然，由于中國封建社會生產力一般地說是較低的，因而地主制經濟的經濟單位往往帶有不同程度的自給性。但應注意的是，這種現象基至可能在比封建主義先進得多的生產方式中仍不同程度地存在。若就地主制經濟的各種經濟單位的經營方式看，它不但不排斥商品經濟，而且以商品經濟為自身繁榮的條件。在一定條件下呈基本自給狀態的地主制經濟的經濟單位，一量生產條件改善，產品有所嗇加，商品經嚌運動就會展開。生產力水平越高，商品經濟就越發達，地主制經濟也越繁榮。商品經濟的發展不但沒有破壞地主制經濟，沒有改變它的本質，反而使之繁榮；相反，地主制經濟并不以生產的自給性為條件。誰也不會認為，地主制經濟越發展，生產的自給性定然起高。可見，中國封建社會中有些經濟單位呈自給現象，并非由于它是地主制經濟。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說以自然經濟占統治（或主要）地位是以莊園制為主要內容的西歐中世紀早期領主制經濟的主要特點，是可以的；稱它是以地主制經濟為主要內容的中國封建經濟制度的主要特點，是不妥當的。
再有，所謂基礎是指事物發展的根本。A是B的基礎，意味著B離開A就不復存在，或者改變本質。自然經濟和地主制經濟全然不是A與B的關系。即使佃戶完全進行商品性生產，只要和佃關系不變，它仍然屬于封建的地主制經濟范疇。既然地主制經濟是中中國這樣的大國中躡在了兩、三千年的封建經濟制度，那么在研究整個人類社會封建歷史階段特征時，當然不能無視它的存在。不加區別地統稱封建社會經濟制度以自然經濟占統治地位為基礎的提法，也是不妥當的。
三
現在討論一些有關的
先談地方小市場的性質問題，我以為，地主制，也要把商品流通放在封建經濟的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整個經濟運動過程之中考察。不能只看上農的商品率較低，便斷言商品經濟僅僅是地主制經濟與之略有聯系的身外之物。而應注意到商品流通是地主制經濟的交換形式，沒有它，分配所得與消費（包括生產消費）所需對不上號，經濟運動難以繼續。地主制經濟依賴商品經濟的根本原則，是私有制下小生產形成的產品單一性和需求多樣性的矛盾不能在本經濟單位內自行解決，這個矛盾是由地主制經濟的經營方式決定的。
地主制經濟的三類經濟實體，地主經濟、佃農經濟和自耕農經濟（含小手者經濟）是我國封建經濟的基本細胞。出于細胞生存的需要產生了地方小市場，在地方小市場的基礎上形成了區域性市場，區域間經濟聯系以及域鎮商業（這里暫時舍象對外貿易）。這種情況，在以經濟為基本經濟單位特征的社會，例如歐洲中世紀早期建立在領土莊制基礎上的封建社會里，是看不到的。
有同志認為，在地方小市場上進行的品種調劑，互相取得原料或成品完成再生產的交換是使用價值的交換，乃是勞動的直接交換，雖然往往也經過商人，但應屬于自然經濟的范疇。這個看法似可商榷。
市場是屬于商品經濟范疇的概念。自從人類社會出現商業以來，市場也和商人，商人資本、貸幣、價值、價格等一系列關系一樣，早已存在。價值也是十分古老的規律，在一切通過貨幣進行的交換關系中，不同程度地發生作用。在不同的社會形態下，市場為不同的生產關系服務，它的范圍和性質隨生產關系的變化而有所不同。如果商品生產的目的是 通過購買勞動力進行價值增殖，那就是資本主義商品生產；這種生產關系占統治地位時，商業資本從屬于產業資本，市場就是資本主義市場，其規模擴展到空前的程度，勞動力普遍成為商品。這標志著商品經濟的高度，進入新的階段。不過，不能認為僅只這種市場才屬于商品經濟范疇。
封建社會的國內商品流通曾經相當發達。城鎮中的商品經濟固不必說，地方的、區域性的乃至區域間的商品商場都早已存在。各類市場各有其主要的功能。其中地方集市墟場是整個商品流通的基層環節，它起著為大范圍市場集中商品的作用，更重要提，通過它才解決了基本經濟單位固有的產品單一性和需求多樣性的矛盾。生產循環得以順利繼續。
市場，總是反映個人之間、經濟單位之間的商品貨幣關系的概念；大小市場都是一樣的。地方小市場的貿易有許多是商人的活動。也有許多是生產者出售自己的勞動產品。生產者主要是小農和小手工業者，他們的產品有一部分留作自己消費，蓁部分進入市場出售，就成為商品。不是為了出售的，即不是作為商品生產的物品，是不會作為商品進入漢通的。這就是恩格斯所說的，物品生產出來不僅是為了供生產者使用，而且也是為了交換的目的。自發的社會分工使得產品具有商品的形式，商品的相互交換，即買和賣，就使個體生產者有可能滿足各式各樣的需要，既不應以小農產品中出售部分的性質決定自用部分的性質，否定這部分生產是自給生產。也不該以自用部分的性質決定出售部分的性質，否定這種生產是商品生產。盡管在一些情況下，個體小農的產品中進入市場的部分可能不是主要的，但在市場上，他仍以小商品生產者的身份出現。在生產過程中，小農根本無法分清哪一件是為了自消費，哪一件是為了出售而勞動。中交換中，生產關系性質、生產目的性以及購買者目的性都不問題的性質，都被商品這一共性掩蓋了。
馬克思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商品資本轉化為貨幣資本時說，產業資本是和各種不同的社會生產方式的商品流通交錯在一起的，只要這些生產方式同是是商品生產，不論是建立在奴隸制基礎上生產的產品，還是中國農民的，印度農奴的、荷隸東印度的公社的、俄羅斯農奴制國家的或者半開化的狩獵民族的產品，它們總是作為商品和貨幣同表現產業資本的體貨幣和商品相對立，作為它們來源的生產過程的性質如何是沒有關系的。我們在分析封建社會市場進可以運用同樣的。自耕農的產品也罷，佃農交租后自用有余的產品也罷 ，封建主利用奴婢勞動生產的產品也罷，地主收來的地租也罷。當它們作為商品出現時，共同構成市場客體，與貨幣相對立。地方小市場也不例外。
在中國封建社會的地方小市場上，確有許多生產者之間的交易是以物易物的。但不能把這看作是使用價值的直接交換、勞動力的直接交換。從所周知，我國很早就有貨幣，至少到秦朝已經統一了貨幣單位，通行啟蒙 及城鄉了。我國封建社會中包括地方小市場在內的各級的以物易物只中表象，它不是直接的勞動交換，而是以貨幣價格為背景的。使用價值交換是不能離開交換價值。這里已不是一般等價物出現以前的以物易物，而是省略了貨幣轉換過程的商品交換。這就意味著交換的產品不但有使用價值，而且也是交換價值的相當者，就是說，它是商品。
總之，中國封建社會中產品交換過程表現為商品流通過程，前者與后者相一致。地方小市場也和更大范圍的市場一樣，是流通的場所，不屬于自然經濟范疇。小市場不但和更大范圍的商品流通市場是在同一體系之中，而且前者是后者的基礎，不應把它們從性質上分開對待。
再談談經濟單位的劃分問題。所謂自然經濟，是指一個經濟單位的經濟條件通過內部的再生產補償，而不通過與其他經濟單位進行商品交換。因此，與地方小市場是否屬于自然經濟范疇密切相關的一個問題是怎樣確定經濟單位范圍。
有同志認為，在中國地主制經濟中，單一的經濟單位個當于一個鄉或邑縣，包括這一地區的地主、農民、各種工匠、手藝人，還有小商人，一家一戶，包括手藝人戶，只是一個“生產單位”而不是“經濟單位”，他們聯合起來才成為一個經濟單位。邊個意見也可商榷。“經濟單位”范圍的確定，可因研究的目的面異。例如：研究國際經濟時可以國家或跨國公司算做經濟單位；研究區域經濟時可以經濟區或行政區為經濟單位。現在我們研究的是自然經濟和商品經濟問題，經濟單位劃分的原則宜以是否能夠發生商品交換行為為據。所以，所謂經濟單位，應指經濟活動中最基本的自負盈虧的獨立體，也是最基本的經濟組織。本文有時也稱之為經濟實體。它有經常性的比較固定的收入來源，能夠自行決定本單位范圍內生產、分配和消費的和規模，在交換中是買賣的一方。其內，有決定全部經濟活動的實際上的權威；這個權威是生產資料所有者，或者是主要勞動力，在封建家長制下，往往就是家長本人。其收入如果是來源于農業、畜牧業、手工業等生產活動，它就表現為一個生產單位；如果是經營商業，則表現為一個商業店鋪；如果是出租土地或放高利貸，則表現為一個地主或高利貸者家庭。經濟單位可以是一個消費單位，不一定是一個生產單位，而生產單位總是一個經濟單位。所以，經濁單位實際只表現它在經濟上的獨立性而不反映其性質如何。中世紀早期西歐領主莊園中領主的自營地靠農媽的勞役地租經營，靠農奴繳納多種實物地租滿足經濟條件。農奴雖有相對獨立經濟，他的生產卻在相當程度上決定于領主的需求，農奴之間有勞動交換而不形成商品貨幣關系。領主和他的農奴們共同成為一個不可分的經濟實體。他們之間的經濟關系和地主佃農的經嚌關系相比全然不同。因此，領主莊園作為一個整體是經濟條件自我補償和再生產的經濟單位。中國地主制經濟中的小農家庭（包括佃農、自耕農以及小手工業家庭）和地主家庭，則分別是獨立的社會經濟組織。一個地主即使占有大量土地，也是分租給許多佃戶。佃戶們用承擔繳納地租的義務換取土地使用權。地主如有自營地，并不靠佃戶勞役耕種。佃戶所繳實物地租是地主的經濟來源，但不是再生產的物質條件。地主對佃農經濟的盈虧不承擔義務。佃戶和自耕農一樣自行決定生產內容，他們的經濟條件補償和再生產過程并不包括地主的活動。地主既不是自己的佃戶們的生產計劃者、組織者，更不是一個村、邑縣的經濟級織者。因此，地主和他的佃戶們只相互依存，而不是統一為一個經濟單位；村、縣就更加不成其為統一的經濟單位了，如果把許多自負盈虧的獨立個體，臂如說一個縣范圍內所有的地主、農民、各種工匠、手藝人和商人等都放在一起稱之為一個經濟單位，無異于把肌體說成是細胞。那當然會認為地方小商場是經濟單位內部的事，那些經過商人的貨幣交換活動，也都被劃為自然經濟范疇了，把商品流通活動歸納在排斥商品流通的自然經濟概念之中，這在理論上是費解的。
最后談談地主制經濟下商品經濟的特征及其它。資本主義關系的產生是以商品經濟的發展為條件的。我認為，地主制經濟的發展也是以商品經濟的發展為條件的。中國商品經濟很早就有相當程度的發展，但一直未能促進資本主義關系產生、發展，就是因為這里的商品經濟與地主制經濟相適應。
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是以生資料私有制和雇傭勞動為基礎的大生產。勞動力成為商品；資本家使用雇傭勞動進行價值增殖。為了價值和剩余價值得以實現，的產品必須全部出售，經過轉化為貨幣這樣一個產品運動階段，否則，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都不得補償，再生產循環中止，利潤也不能實現。機器、原材料等不變資本也是貨幣資本通過流通五一節實現的。因此，商品流通是資本主義經濟運轉中的必要環節。流通從屬于生產；商業資本從屬于產業資本。
地主制經濟也以商品經濟為條件，同樣是在一定水平基礎上的再生產過程的要求。商品經濟的發展促進各經濟單位的生產循環過程，使生產進一步發展。不過，這里的商品經濟是建立在小商品生產即簡單商品生產基礎之上的。佃農、自耕農、小手工業者等都是小商品生產者。他們是依靠家庭個體勞動的小規模個體所有者經濟。商人資本獨立于生產過程之外。所以小商品生產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商品流通（它的公式是W-G-W1）顯然不是資本主義的商品流通（它的公式是：
G-W …P…W′－G′）；以小商品生產為特征的地主制經濟，也完全不同于以雇傭勞動為特征的資本主義大經濟。盡管地主制經濟以商品經濟為條件，但商品生產總是停留在簡單商品生產階段，商品流通也總是人屬于地主制經濟，為地主制經濟服務。這樣的商品經濟，其發展程度無法和資本主義的相比，其結果也只能是促進地主制經濟繁榮。
小商品經濟是十字路口的經濟，它時刻在向兩極分化。它本身沒有導向性，其上升的方向明顯地受當時主導經濟形態的制約，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它主要上升為資本主義企業，是謂小商品經濟第時每刻產生資本主義。在封建地主制經濟為主導的社會中，小商品經濟雖然有的也向剝削雇傭勞動式轉化，從而產生具有不同程度的資本主義性質的經濟單位，但它難以壯大為新的占主導地位的生產方式，其中絕大多數走向購買土地進行地租剝削的道路，向地主經嚌蛻化。所以當小商品經濟處于地主制經濟的寬容度范圍以內的時候，它的發展起不了瓦解地主制經濟的作用。而地主制經濟對商品經濟的寬容度之大，可能大大超出了過去的理論設想的程度。因為實際上地主制度經濟對商品經濟的發展不是寬容的問題，而是自身繁榮的必要條件。
在地主制經濟中，土地自由買賣和諸子均分繼承的制度使得大的地主經濟單位往往會分為小的，又或瓦解地主制經濟的作用。而地主制經濟對商品經濟的寬容度之在，可能大大超出了過去的理論設想的程度。因為實際上地主制經濟對商品經濟的發展不時寬容的問題，而是自身繁榮的必要條件。
在地主制經濟中，土地自由買賣和諸子均分繼承的制度使得大的地主經濟單位往往會分為小的，又或瓦解為自耕農或佃農。但地主經濟卻同時有不斷再生的能力。由于遺留或力量強制形成的帶奴隸主義性質的經濟單位，最終也被地主經濟“同化”。如下圖(按，圖略)所示，
地主制經濟就是在這樣的循環中發展的。如果這個示意圖是三維的、全息的，就可以是看出圖中的大圈隨歷史前進越來越大，其中諸半徑形成的夾角在不同時期是有變化的，但它的結構將基本不變。圖中的雙線箭頭（）表示的道路不被堵死，地主制經濟的這個圈圈就難有重大的突破，建立其上的封建社會就當然地屹立不動。
由此而順便談及，解決中國封建社會何以特長的問題，我以為最重要的是要弄清地主制為什么能長存，而這一問題的契機，則在于找到地主經濟具有強大吸引力的原因。地主經濟受到上層建筑全力保護和意識形態的全面支持，出租土地坐食地租成為合理、合法、省心、安全的剝削方式。購買土地的欲望成為這個社會的主導投資意識，它對以各種方式積累起來的財富的投向起著極為重要的作用。地主經濟是中國封建社會的太陽，整個封建經濟在圍繞著它旋轉。對解決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延續問題來說，這里就是“羅陀斯”。
小商品經濟和地主制經濟的協調統一是因為，一則小商品經濟和小規模經營相適應，二則小商品經濟和適合分散操作的技術及低效能的工具相適應。小農、小手工業者都是依靠歸個人所有的、只供個人使用的、小的、簡陋的和數量有限的勞動資料進行個體生產。在那些小農能夠買得起并且能使用的高效能機器工具和相應的技術出現、從而突破分散的小經營形式以前，小商品經濟只能是小商品經濟。中國封建社會的歷史證明這一點。歸根結底，是生產力狀況決定了生產關系形式及整個社會經濟結構。至于生產力之所以長期處在一個較低的水平上，有其經濟的、上層建設的意識形態的多方面原因，不能企望用任何單一的因素解釋清楚，而這超出了本文討論的范圍。
在看到商品經濟發展促進地主制經濟繁榮的同時，還應看到它對小農的另一面的影響。地主得到的實物地租，一部分直接消費掉，一部分進行糧食投機，其余部分將投放市場換成貨幣，用于其化消費、繳納捐稅、購買土地、從事商業、開張典當，放高利貸以及入柜窖藏。商人和高利貸者用一部分資金購買土地兼行地租剝削，更多的部分用于通過商業渠道或放債、抵押、典當等活動剝削廣大農民。商人資本和高利貸資本是地租的轉化形態，也是地租的派生形態。地主、商人、高利貸者彼此相通，形成三位一體的結合。
小農生產的糧食自留部分中，除去一部分為了生產需要必須投入市場出售外，留作食用的部分，有時為了以細換粗品種調劑，也要通過市場。一些貧困農民則往往陷入如下的惡性循環：春耕時借貸，秋收后賣谷還債，春荒再次借錢買糧度日；自有糧食全得通過市場環節。這就出現了谷賤傷農、谷貴也傷的怪現象。農民明知兩頭吃虧，還不得不投入這種買賣關系之中；他們被卷入商品經濟的程度不但很深，而且無力自拔。
由此可見，我國封建社會商品經濟發展一方面是地主制經濟生產循環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地主、商人、高利貸者三位一體的層層剝削活動的前提；而三結合的剝削反過來又促進商品經濟的發展。從這個角度看，我國封建社會中商品經濟某些方面的發展，并不一定意味著生產水平有所提高，不一定反映農民經濟十分興旺發達，也不預示生產關系方面將有什么重大變化或突破。但我們卻可以商品經濟的發展中看到了地主、商人和高利貸者三位一體結合的依據。商人資本和高利貸資本是地租的轉化形態，同有商品經濟也就沒有這種轉化。正是從這個特定的意義上說，在中國的封建經濟中，商品經濟是地主、商人和高利貸者聯合對方大農業勞動者進行剝削活動的工具。不同范圍的市場網與三結合剝削網基本上是協調一致的，或者說，前者是后者的表現。上面只是糧食為例說明這個問題，其他所有經濟作物和手工業品的生產又何嘗不是大同小異。如果認為小農純屬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基本無關，實際上也就是把他們排除于商人和高利貸者剝削對象名單之外了，那么，三位一體的剝削又從何談起呢。
商品經濟的本質是物物交換，不同商品之間以貨幣為中介而產生了交換關系，在滿足人們日常商品購買活動的同時，也為企業提供了更多的盈利機會。新經濟體制下，企業之間的商品交換范圍更加廣泛，除了實質性的商品貨物外，也可以用商品生產技術、勞動力、資金等同等交換。面對這種新型的經濟模式，各個行業必須調整市場營銷的戰略決策，這樣才能保持原有的經濟收益水平。
一、商品經濟的必然性
經濟學家提出，商品經濟是與商品相關的一系列活動綜合，其涉及到了生產、交換、出售等核心環節。我國社會主義經濟事業經歷了漫長的變革歷程，傳統經濟逐漸被新型經濟產業模式所取代，商品經濟是社會現代化發展的必然產物。早期我國一直保持著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模式，雖然滿足了人們日常生活必需品的要求，但無法為生產者創造實質性的收益，這與社會主義經濟發展是不相符合的[1]。商品經濟是針對不同商品提出的新方式，通過商品生產、商品交換等流程，不僅把生產出來的商品銷售給使用者，也能為企業創造豐厚的經濟收益。因此，商品經濟是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更是社會主義現代化產業結構調整的必然要求。
二、新經濟時代下企業經營的特點
結合我國經濟發展的歷史，商品經濟是從原始自然經濟轉變而來的新環境，標志著中國社會經濟進入了另一個轉變階段。商品經濟并非某個時期內的經濟體制，而是社會主義經濟在很長時間內積累的一種應用方式，這決定了商品經濟時代下企業經營呈現了多種特點。主要包括：
1、市場性。市場是任何商品交易的主要平臺，缺少市場為支撐的經商品經濟不存在。商品生產者個人或經濟單位之間的經濟聯系，只能通過把它們的產品拿到市場上去交換才能得到實現；并且商品生產者個人或經濟單位只有使自己的產品在市場上交換成功，才能取得相應的經濟利益。
2、自發性。生產者根據市場需要、經營利益，自動地獨立地進行生產和經營活動，從而使商品經濟的運行過程表現為一個由內在利益機制推動的自行運行的經濟過程[2]。這是由于商品制造者與購買者之間形成的供需關系，為了更好地推動產品生產與銷售，市場主體之間必須形成自發性的合作關系。
3、競爭性。商品價值的確定和實現過程，也就是商品生產者個人或經濟單位之間相互競爭的過程。商品經濟時代出現競爭的根源，一是由于企業之間的營銷利益沖突，各個企業都想賺得更多的經濟利潤；二是經濟體制開放式改革后，外來進口商品對本國商品造成的沖擊，使企業之間的經營更具競爭特點。
三、商品時代市場營銷的戰略性決策分析
商品經濟時代是社會經濟變革的必然趨勢，企業要想維持穩定的經營模式則必須要適應商品時代的市場營銷規則，這是創造理想經濟收益的基礎。市場營銷是指個人或集體通過交易其創造的產品或價值，以獲得所需之物，實現雙贏或多贏的過程。筆者認為，隨著國家政策的宏觀調控，我國商品經濟也開始朝著多元化方向經營，這就要求企業必須調整過去的市場營銷小站，以適應新經濟時期的產業發展需求。
1、產品策略。不同產品參與市場營銷都有其特定的方式，只有選對產品策略才能保證銷售活動的正常進行。商品時代市場營銷戰略調整，必須先對產品策略實施新的改革。主要研究新產品開發、產品生命周期、品牌策略等，也包括了價格策略、促銷策略和分銷策略的基礎。例如，新產品研發分析中，要顧及研發項目的成本、收益等情況。
2、價格策略。從消費者角度分析，其購買某一種商品之前，更多的是考慮商品價格，價格高低是決定其是否購買的關鍵要素。企業制定市場營銷方案時要堅持以價格因素為中心，主要目標有維持生存、利潤最大化、市場占有率最大化、產品質量最優化。以消費者心理價位為指導，提供切實可行的價格策略，這是帶動商品銷售的有效措施。
3、促銷策略。人類社會是不斷變革發展的，經濟事業也是隨著時間不斷地改革變動，這樣才能符合我國現代化建設的要求。商品時代市場營銷戰略要注重銷售方式的調整，適當地應用促銷政策推動商品的銷售，其主要目的是：傳遞信息、強化認知、突出特點、擴大銷售[3]。例如，商家推出打折、贈送等促銷方式，往往會取得良好的營銷收益。
4、渠道策略。不斷拓寬銷售取代是營銷戰略決策的重要步驟，這是指為了達到產品分銷目的而起用的銷售管道。發展商品經濟是時代的必然需求，其帶有深刻的時代意義，標志著國家經濟產業創新時期的到來。企業必須快速地拓寬銷售渠道，挖掘一切可利用的銷售資源，以實現產品銷售數量及營銷收益水平的增長。
四、結論
回顧過去，若我國依舊堅持自然經濟方式，則很難滿足國內市場商品購買的需求，企業參與社會化大生產的積極性也會受到影響。商品經濟帶動了產業收益的增長，這是時代經濟結構調整的必然趨勢。
參考文獻：
首先從自然經濟說起。
什么是自然經濟，并沒有統一的定義。人們對它有各種各樣的理解和表述。是從人與自然、人與人關系所反映的個別勞動與社會勞動的關系出發，從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的對立出發，來考察自然經濟的。凡生產是直接用于滿足生產者個人或經濟單位的需要，而不是用于交換的經濟，不論它在人類歷史上以何種形式存在，都可以認為它是自然經濟。物質生產的自給自足，就是這種經濟的本質特征。我國學術界通行的這種理解和表述，體現著自然經濟一般。
自然經濟是一個歷史范疇。由于它本身并不具有特定的社會性質，因而可以同不同性質的社會經濟相聯系，曾經在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中存在。在這幾個不同的社會形態中，自然經濟具有一系列的部分質變。探討自然經濟在封建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首先要探討這個經濟范疇在封建社會具體的歷史內涵。
在封建社會中，封建國家、封建地主、個體農民以至個體手工業者，都經營有自然經濟性質的生產。如在中國，封建國家經營有滿足自己需要的官手工業，封建地主經營有“閉門而為生之具以足”，“以贍衣食”的自給性生產等等。然而個體農民(包括自耕農和佃農)是社會的主要生產者，農民家庭是社會基本生產單位，小農經濟是社會經濟的主體。自然經濟在封建社會的發展變化，都集中通過小農經濟的發展變化而表現出來。
當時的社會經濟中，自然經濟已是與商品經濟相聯系而存在。從農民來看，由于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農民足以把農業、手工業和其他副業結合于家庭內部。農民為了直接取得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特別是衣食等基本生活資料，就要進行自給性生產。他們既從事農業，又從事手工業，并形成通常所說的“男耕女織”的自然經濟結構。
隨著社會生產力和社會分工的發展，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日益多樣化。由家庭經營和個體勞動所局限，任何一個農民家庭都不可能滿足自己全部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需要。小農的這種特點，就迫使他們卷入市場交換，從事商品性生產，與其他農民和手工業者交換產品，取得自己不能生產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以持續自己的生產，維持一家的溫飽。生產使用價值的自給性生產，與生產交換價值的商品性生產，就相輔相成地結合在同一個主體之上，也就是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結合在同一個主體之上。
當時，自然經濟又與封建剝削制度相聯系。農民不但要養活自己，還要通過繳納封建賦稅或封建地租，養活封建主階級。繳納封建租賦，是農民獲得小塊土地進行生產的先決條件，因此，他們必須把封建租賦同自己直接消費的產品一樣，擺在自給性生產范圍之內，當作使用價值生產出來。自然經濟成為農民既為自己消費需要，又為封建地主消費需要而生產的經濟，就體現著自然經濟與封建經濟的本質聯系。
盡管封建社會自然經濟的內涵和外延都不等同于個體農民的自給性生產，但是，由于個體農民的自給性生產具有極大的廣泛性，整個農民的自給性生產，具有封建國家、封建地主和手工業者所經營的自給性生產所不可比擬的巨大規模，自然經濟就以個體農民的自給性生產為主要內容存在于封建社會之中。
在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相結合而存在的條件下，自然經濟作為一種經濟形式，仍然會同其他任何經濟形式一樣，具有體現自己經濟關系的經濟實體。我曾經在《論清代前期農民商品生產的發展》[1]一文中提出，在封建社會中，由于自然條件和農民自身生產條件的差異，農民啟給性生產與商品性生產的結合程度，是會各不相同的。在整個小農經濟中會形成一個多層次的商品生產結構。這個結構從另一個角度來考察，也就是自給性生產的多層次結構，即農民自然經濟保持程度的多層次結構，其具體構成如下。
第一，自給型生產。這種農民總產品的絕大部分供自己消費和繳納封建租賦，只把自用有余的小部分產品投入交換，以換取其他生產和生活必需品。這里所說的總產品，是指農民所生產的包括農產品、手工業品和其他副業產品在內的全部產品。自用有余的產品，可能是屬于其中的這種或那種產品。
這種農民的生產，不但自給性生產占有顯然的優勢，而且其出售的產品，本來是為了自用而生產的，即不是以社會分工為基礎，以交換為目的而生產的。只是由于投入交換，才具有商品的性質。這是一種具有自然經濟痕跡的、在流通領域里形成的商品，還不是完全意義的商品。
這種農民少量產品的出售，只能補償少量的生產資料或生活資料，不可能更新生產過程的各種要素，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主要還是自己生產的，即經濟條件的“絕大部分，還是在本經濟單位中生產的，并直接從本經濟單位的總產品中得到補償和再生產”[2]。盡管已經有了商品交換，但生產循環仍然是一種自我完成的再生產。所以馬克思把這種農民直接消費其產品的絕大部分，只有少部分進入流通過程的生產，叫做“真正的自然經濟”[3]。
第二，半自給型生產。這種農民總產品的大部分供自己消費和繳納封建租賦，同時又根據社會需要生產一部分商品，用以交換其他生產和生活必需品。在封建社會中，特別是在封建社會前期，這部分商品還會包括一些是自然生產物的土特產品和奢侈品。盡管它們的再生產過程主要是在自然界實現的，但一經由“任土作貢”的方物，轉化為商人販運貿易的商品，農民的狩獵，采集、捕撈等活動，也就帶有商品生產的性質；這種農民出售的產品，都是以交換為目的而生產的。這是他們與上廣種農民的區別所在。
這種農民已經有了部分商品性生產，他們的生產也就開始納入整個社會生產分工的體系之中。但是，由于自給性生產比重大，商品性生產比重小，其生產要素通過市場實現價值補償和實物替換的部分，并沒有超過自己生產的部分。因此，從整體來看，這種農民的生產，還基本上不是以流通為媒介的再生產，而仍然基本上是自我完成的再生產。所以恩格斯說，這是商品生產“還只是在形成中”[4]。
第三，交換型生產。這又可分為兩類。一類是有些農民，其總產品除了繳納封建租賦之外，少部分供自己消費，大部分用于交換，以換取其他生產和生活用品。他們從事商品生產，是為了獲取使用價值，以維持一家的溫飽。這是一種在交換價值形式下的使用價值生產，還沒有脫離自給的內核，因此，其商品流通是“為買而賣”。由于商品性生產已居于主要地位，自給性生產已退居次要地位。這類農民已成為或基本上成為小商品生產者。
交換型生產的另一類是，農民商品性生產的比重更大，自給性生產比重更小，甚至已無足輕重。他們從事商品生產，已不僅是為了獲取使用價值，而主要是追求利潤，即交換價值增值，以發財致富。其商品流通是“為賣而買”。這種農民已屬于從小商品生產者向資本主義商品生產者的過渡形態。
上述這四種類型的生產，以具有部分質的差異相區別，存在于整個封建社會階段。按照辯證唯物主義原理，任何事物不僅有質的規定性，而且有量的規定性。事物又常常是包含著多種運動形態和多種矛盾的統一體，使它具有多方面的質。在這種情況下，事物的性質就是由其主要的質所規定的。當其次要的質的量變沒有達到一定的數量界限，它仍然會保持自己的原有性質，而不會轉化為另一事物。自給型農戶和半自給型農戶的自給性生產，超過或大大超過其商品性生產，自然經濟就仍然是其主要的質，商品經濟僅是其次要的質。因此，它們就應當屬于或基本屬于自然經濟范疇，成為封建社會中體現自然經濟關系，即自給自足經濟關系的經濟實體，是自然經濟單位在封建社會中存在的具體形式。
自給自足是對自然經濟本質的一種通俗概括?，F象總是以豐富多變的形式表現本質，特別是在事物具有多種質的條件下，現象與本質之間更會出現差別和矛盾。所以完全意義的自給自足，只是存在于原始社會的初期，此后它只是相對地存在于社會經濟生活之中。在事物質變和量變錯綜復雜的運動過程中，如果不區分主要的質和次要的質，如果不把握住決定事物性質的數量界限，而是機械地把完全意義的自給自足作為衡量小農家庭是否是自然經濟的絕對尺度，必將導致對自然經濟過多過早的否定，這無疑是不適當的。
封建社會的農民，已是使用鐵制農具和牛馬畜力，并具有自有經濟和一定獨立性的生產者，他們比原始社會和奴隸社會的生產者，具有更高的生產積極性，具有更優越的生產條件，和更高的勞動生產率。封建社會與原始社會、奴隸社會相比較，生產者產品自給的品種、數量和質量，都是大不相同的。
綜上所述，以個體農民的自給性生產為主要內容，以自給型農戶和半自給型農戶為主要存在形式，以使用鐵制農具和牛馬畜力的小生產方式為生產條件，這就是自然經濟在封建社會具體的歷史內涵。它體現著自然經濟在封建社會的發展變化。二
在封建社會中，自然經濟具有強大的地位。但隨著社會生產力和商品經濟的發展，自然經濟會逐漸削弱，并隨著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過渡，會最終為資本主義商品經濟所代替。在封建社會中，封建國家和封建主都經營有使用徭役勞動、奴婢勞動或雇傭勞動的商品生產，還有資本主義萌芽性質的商品生產，但是，最普遍大量的是農業和手工業中，以生產資料個體私有制和個體勞動為基礎的小商品生產。因此，封建社會的商品經濟，可以說主要是小商品經濟。列寧指出，“在資本主義的歷史發展中有兩個重要關鍵：（1）直接生產者的自然經濟轉化為商品經濟，（2）商品經濟轉化為資本主義經濟。”[5]封建社會商品經濟的發展過程，主要是農民的自然經濟轉化為商品經濟的過程。這既是商品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關鍵，也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
在封建社會初期，生產力水平和勞動生產率低下，作為一切生產首要條件的糧食生產，還不能在農民滿足自己消費之后，有更多的剩余，從而為從事農業的人和從事手工業的人，為從事食物生產的農民和從事原料生產的農民，提供實行較大分工的可能，因而，自給型農戶這時就必然占有大多數，半自給型、交換型農戶還只是居于少數。
這時在市場上，特別是在農村市場上交換的產品，既有半自給型、交換型農戶和手工業者商品性生產的產品，又有自給型農戶自用有余的產品。這時自給型農戶自用有余的產品，已不是偶然的、間或存在的剩余品，而已是普遍的、不斷反復出現的剩余品。廣大自給型農戶把這種剩余品投入交換，就會使它在整個市場交易量中占有巨大的比重。前面已經說過，自給型農戶自用有余的產品，不是基于社會分工而生產的。生產的社會分工是商品經濟的基礎。因此，這時的商品經濟還不具有完備的社會分工的基礎。
歐洲的封建社會就有過這樣的階段，馬克思說過，“曾經有這樣一個時期，例如中世紀，當時交換的只是剩余品，即生產超過消費的過剩品”[6]，（馬克思所說的中世紀，一般是指歐洲的9-14世紀）在中國，《孟子》所說的，農民“男有余粟，女有余布”、“紛紛然與百工交易”的階段，是否屬于這樣的時期，有待于經濟史學者的考證。
盡管剩余品的生產還不是交換價值的生產，但是，農民出售剩余品，就已“具有一種以流通、以設定交換價值為目的的趨勢”[7]，經常有大量剩余品投入交換，就會促進農業和手工業的發展，并且促使它們朝著交換價值生產的方向發展，推動自給型農戶逐漸轉化為半自給型農戶和交換型農戶，從而使整個市場逐步從以使用價值生產為基礎，轉向以交換價值生產為基礎。這是封建社會經濟發展的一個長期趨勢。
半自給型農戶由于根據社會需要生產一部分商品，它們的生產就開始納入整個社會分工體系之中。在封建社會的某一個階段中，如果半自給型農戶在整個農戶中占有多數，它們投入交換的商品，在整個市場交易中占很大的比重，這時商品經濟的社會分工的基礎，也就是交換價值生產的基礎，就會進一步完備。
在封建社會中，各種生產力因素經過長期積累，會出現一系列發展變化。勞動人口和耕地面積的不斷增加，擴大了農業的生產規模；生產工具的改進和系列化，提高了農業勞動的效率；水利設施、陸路和水路交通的發展，改善了農業生產的勞動條件；自然資源的開發，豐富了農業生產的勞動對象；耕作技術和生產經驗的積累，提高了農業勞動者的素質。到封建社會后期的一定階段，農業生產、特別是糧食生產會加快自己的發展步伐，為商品生產的發展，提供比較充分的農業基礎。
在上述條件之下，商品生產就會得到較快的發展。通過自給型、半自給型農戶逐漸向交換型農戶轉化，會出現大量主要生產糧食和其他食物的農民，主要生產原料作物的農民，和“以種地為副業，而以工業勞動為主業”[8]的農民。通過農民家庭手工業以一定規模與農業分離，會使許多農民轉化為手工業者，并逐漸形成從事各種原料加工的獨立手工業部門。
這種交換型農戶和農村手工業者，與自給型、半自給型農戶不同，他們要出售自己的大部分以至全部產品，必須在市場上補償他們的大部分以至全部生產要素，甚至包括種子和口糧。他們的生產已經是完全或基本上建立在流通的基礎之上，成為“以流通為媒介的再生產，也就是，以產品的出售，以產品轉化為貨幣和再由貨幣轉化為產品的生產要素為媒介的再生產?！盵9]他們的這種商品經濟性質的生產循環，與自給型、半自給型農戶自然經濟性質的生產循環，就具有質的差異。
封建社會的農民和手工業者，都有可能在封建租賦之外，還能“生產出一個超過必要生活資料的余額”[10]，也就是在封建租賦以外的剩余產品。這是一個變量，在封建租賦既定的條件下，就決定于農民和手工業者生產成果的大小。交換型農戶和獨立手工業者是最有能力生產這種剩余產品的個體生產者。這種剩余產品都是要投入交換的，因此，這種農民和手工業者又是具有最大市場量的個體生產者。
交換型農戶和農村手工業者如果不從事自給性生產，“生產專業化即社會分工的完成”[11]，他們就已經成為典型的小商品生產者。列寧在討論農民的自然經濟轉化為商品經濟的時候，就是以這種小商品生產者為準繩的。他說，“單獨的個別的生產者專門從事一種生產部門的生產”，“是商品經濟的必備條件”[12]。這種典型的小商品生產者確實是存在的，如城市獨立手工業者。列寧在此加以強調，是理論徹底性的需要。但是，“概念和現象的統一是一個本質上無止境的過程”[13]，在封建社會的實際經濟生活中，特別是在商品經濟剛在發展的時候，大量出現的不是典型的小商品生產者，而是不完全脫離自給性生產的交換型農戶和農村手工業者，即具有一定程度專業分工的小商品生產者。
出現這種情況，有各種各樣的具體原因。在封建社會中，最大量的是生產糧食的農民。他們的商品性生產不論如何發展，也不會脫離糧食的自給性生產，這是毫無疑義的。
農民的商品性生產從一開始出現，就“已經包含著社會生產無政府狀態的萌芽”[14]。在交換型農戶中，商品性生產已占主要地位，如果市場條件發生變動，它的產品的價值不能實現，其生產和生活就會出現危機。保留一定的自給性生產，特別是糧食的自給性生產，就可以緩解危機，就可以多一分生存保障。所以不論是生產原料的交換型農戶，還是生產其他食物的交換型農戶，都可能保持一部分糧食或其他食物的自給性生產。
特別值得提出的農村手工業者。在封建社會后期，由于農業生產和農民商品生產的發展，廣大農民的需求增多，會引起農村手工業一定程度的發展。西方學者把西歐各國出現的這種發展叫做前工業化階段。這種農村手工業產品的銷售對象，主要不是封建剝削者，而主要是廣大勞動群眾，就必然要求成本低，價格廉，生產就必須接近原料產地。這種大眾化的產品，質量不必精細，生產技術容易掌握，因之這種手工業必然首先從農村中發展起來。農民從農業轉向手工業只能是逐步進行的，在這個轉軌過程中，必然有許多農民保持著一定的糧食和原料作物的生產。就是在經過一段時間的發展之后，基于上述應付市場變動的原因，農村手工業者也會自然地保有一定糧食或者原料的自給性生產。當然最根本的原因還是農業生產力的不夠發展，沒有充足的穩定的糧食供應，農民和農村手工業者也無法切斷自己的自然經濟臍帶。
這種保留有一定自給性生產的交換型農戶和農村手工業戶，同獨立的小商品生產者一樣，都已屬于商品經濟范疇，都同樣是封建社會中體現商品經濟關系的經濟實體，與屬于自然經濟范疇的自給型、半自給型農戶是不相同的。所以馬克思把“以種地為副業，而以工業勞動為主業”的農民，叫做“新的小農階級”[15]。根據這一原則，那些生產糧食、原料和其他食物的交換型農戶，也同樣可以視為新的小農階級。
自然經濟既是歷史范疇，又是地域范疇。在封建社會的一定歷史階段，自然經濟不會在全國各個地區以同一水平存在，商品經濟也不會在各地以相同水平同步發展。它們的發展變化，同任何社會經濟的發展變化一樣，總是在不平衡的運動中實現的。各個地區由于氣候、交通、土壤和資源等自然條件的差異，經過人們長期開發，又會出現社會分工發展程度的差異，即出現各種類型農戶的不同比例配置，從而自然地形成自然經濟強大、比較強大和比較薄弱的各類地區，也就是商品經濟不發達、比較發達和發達的各類地區。在商品經濟發達的地區中，還會形成具有不同專業分工的地區，有的是農業中的商品性生產超過自給性生產，成為糧食作物或原料作物的專業性生產地區；或者是手工業中的商品性生產超過農業中的商品性生產，成為手工業品專業生產地區。因此，在封建社會后期的一定階段，由于交換型農戶和農村手工業者的大量出現，由于各種專業分工地區的形成，商品經濟就會具有更為完備的社會分工的基礎。
總之，任何封建國家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內，都會通過各種類型農戶的不同比例配置，通過地區間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形式，保持著不同的自然經濟水平，也就是具有不同的商品經濟水平。在任何一個封建國家中，我們都不可能獲得各種類型農戶比例配置的數據，也不可能獲得自給性生產產值和商品性生產產值的精確數據，但是，我們仍然可以推斷，在封建社會一定的歷史時期中，自給性生產具有強大的地位，商品經濟發達地區，商品性生產的產值則可能大于自給性生產的產值。但是，就是在封建社會后期，以至封建社會后期的商品經濟發達地區，交換型農戶和農村手工業者無論多么發展，也不會導致自然經濟的消失。這種歷史連續性甚至可以延至資本主義機器大工業已經興起的時代。在十九世紀后半期，德國的機器大工業已經興起。許多雇傭工人或者是自己擁有土地和菜園，或者是通過租佃擁有土地和菜園，以從事自給性生產。他們的這種“園藝業和耕作業相結合”的自然經濟，“曾經是保證工人階級物質狀況可以過得去而且有些地方是過得相當不錯的基礎”[16]。
為生產力發展水平所決定，終封建社會之世，自然經濟還會始終存在，商品經濟也不能得到充分地普遍化發展。這都有待于資本主義，特別是資本主義機器大工業的發展。只有資本主義，才能“把一切以生產者本人勞動為基礎或只把多余產品當作商品出售的商品生產形式盡行破壞。它首先使商品生產普遍化，然后使一切商品生產逐步轉化為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17]。因為“只有當雇傭勞動成為商品生產的基礎時，商品生產才強加于整個社會?！盵18]這是馬克思總結西歐歷史發展所得到的結論。人類社會從原始社會相對純粹的自然經濟，經過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在對立統一中消長，然后轉變為資本主義社會相對純粹的商品經濟，這正是歷史辯證法的生動體現。三
商品經濟同自然經濟一樣，它本身并不具有特定的社會性質，因而可以同不同性質的社會經濟相聯系。封建社會的商品經濟，資本主義社會的商品經濟，以至社會主義社會的商品經濟，其性質都是各不相同的。就是在封建社會，商品經濟在總的量變過程中，也會出現階斷性的部分質變。
在封建社會的各個歷史階段。隨著社會生產力的不斷發展，由各種類型農戶不同比例配置所形成的商品經濟，既會具有不同的社會分工發展水平，又會保留有不同程度的自然經濟痕跡，因而呈現出部分質的差異。試以封建社會前期的商品經濟與封建社會后期的商品經濟作點粗略比較。
首先，從農村市場看。在封建社會前期，由于農民生產的自給性水平還很高，農民和農民之間、農民和手工業者之間的商品交易量一般不是很大。那種生產者自用有余產品余缺調劑的交換，那種生產者必要產品同特殊需要發生關系時品種調劑的交換，會占有一定的以至很大的比重。這兩種交換都具有使用價值生產的自然經濟痕跡。因之，農村市場主要是農民與農民之間、農民與手工業者之間的直接交換，假手于商人的情況不是很多。加以有限的市場交易量要分散在廣大農村，市場因之是狹小的，一般不能擺脫小范圍的地域局限，只能在廣大農村形成以墟集貿易為主體，以市鎮貿易為補充的“地方小市場的網”。[19]這種農村市場一般只有保證供給與需求的經濟功能。對于農民來說，就是能滿足他們購買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銷售農副產品和家庭手工業品的需要。
通過商品交換，實現供給與需求的平衡，不但是個體農民再生產的必要條件，也是社會再生產的必要條件。一定地區，如一縣一州，必需有自己的產品，能與其他地區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實現供給與需求的平衡，才能使社會再生產得以順利進行。這就會形成一定的地區間的販運貿易。因此，某些農村市鎮，特別是商品生產比較發達地區的農村市鎮，除了具有保證供給與需求的經濟功能之外，又會具有集散商品的經濟功能，使它成為農村外銷商品販運貿易的起點，農村輸入商品販運貿易的終點。在這種農村市場上，農民之間、農民和手工業者之間互通有無的直接交換就會縮小，而以商人為媒介的商品流通就會擴大。
到封建社會后期，在商品經濟不發達的地區，大體還會保持封建社會前期農村市場的那種狀況。但在其他地區，由于糧食作物、原料作物和手工業品的商品生產有了較大的發展，農村市場就會發生變化。如果說在封建社會前期，商業資本主要是以自己的運動，使農民的產品發展為商品；在封建社會后期商品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特別是在商品經濟發達地區，卻是農民和手工業者已經生產出來的商品以自己的運動形成商業。農民和手工業者已無法自己在當地銷售全部產品，也無法互相提供足夠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只能要求商業資本為他們的產品實現價值，并為他們的再生產實現各種生產要素的補償。因之，這里的農村市場已由主要是生產者之間的直接交換，轉變為主要以商人為媒介的交換。并且會突破地方小市場的格局，形成一系列商業市鎮和手工業市鎮，建立起長途運轉的商品流通渠道，形成跨越地區以至跨越國界的市場網絡。在商品經濟發達地區，還會在生活資料市場之外，形成各種生產要素市場。在生產分工發展的基礎上，形成雇工市場；在農民和手工業者生產借貸增多的基礎上，從傳統的高利貸資本中出現金融市場，從而構成以商品市場為主體的農村市場體系[20]。這種具有多功能（包括保證供求和集散商品的經濟功能）的、以市鎮貿易為主體、以墟集貿易為補充的農村市場，就為農民擴大再生產、發展商品生產提供更有利的條件。
但是，生產者之間余缺調劑、品種調劑的交換仍然會存在，甚至會有一個較大的絕對值。只是在商品成交總量中，其比重已大大縮小了。
其次，從販運貿易看。在封建社會中，通常存在著從農村流向城市，供封建剝削階級和其他城市人口消費的，以農副土特產品和奢侈品為主要內容的販運貿易。同時，由于農民和手工業者需求的多樣性，他們也必需與外地區的農民和手工業者互通有無，也會形成一定規模的販運貿易。因此，販運貿易就成為當時的重要商業活動。
在封建社會前期，販運貿易的商品，除了手工業者的產品之外，主要是由自給型、半自給型農戶所提供的。它們每家每戶投入交換的商品固然有限，但千家萬戶的投入，也會成為龐大的商品堆積，可以形成繁榮的販運貿易。它們出售一些農產品或者家庭手工業品，雖然標志著農業和手工業結合的自然經濟結構開始分解，但它們還主要從事農業，它們的手工業和其他副業還從屬于農業，基本上沒有專業分工。沒有生產的專業分工，也就不能有充分的地區分工。自然條件的差異性和由它所帶來的自然產品的多樣性，是形成社會分工的自然基礎。這種地區的販運貿易，更多地是建立在這種具有自然分工性質的基礎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專業分工的基礎之上。比如糧食這種重要的販運貿易的商品，它所形成的主要是“以年之豐歉，或糴之使來，或糶之使去”的地區間豐歉調劑市場。這種地區間糴來糶出的市場，就不是由地區分工所引起的。自然經濟正是這樣的販運貿易中保留著自己的痕跡。
在封建社會后期，農產品和農村手工業品流向城市的販運貿易，在繼續發展的同時，地區間特別是糧食作物區、原料作物區與手工業品產區之間的販運貿易，會有明顯的發展。如果說，前者是地區間的一種縱向聯系，后者則是地區間的一種橫向聯系。前者主要是體現農民、手工業者和封建剝削階級之間的交換關系，販運貿易的商品主要是生活資料，后者則主要體現農民與農民之間、農民與手工業者之間的交換關系，販運貿易的商品既有生活資料，又有生產資料，說明它已大體是建立在一定的專業分工的基礎之上。糧食作物區、原料作物區和手工業品產區之間出現大規模、長距離的販運貿易，正是封建社會后期商品經濟的重要發展。
再次，從城市市場看，在封建社會中，城市市場主要是封建官吏、封建地主及其仆從、軍隊等以自己的收入，與農民和手工業者的產品相交換。他們的收入都是封建租賦的轉化形態，即農民和手工業者的剩余產品。數量巨大的剩余產品集中在數量有限的城市中投入交換，就會出現繁榮的城市市場。封建賦稅和封建地租主要是采取實物形式。它們是由農民和手工業者作為使用價值生產出來的，只是因為投入交換才成為商品。這種商品可以說只有商品的流通方式，而沒有商品的生產方式。這就使城市市場既建立在交換價值生產之上，又建立在使用價值生產之上。因之城市市場并不具備完全的商品生產的基礎，也就不是完全意義的商品經濟。盡管實物租賦會逐漸向貨幣租賦轉化，使城市市場的商品生產的基礎有所發展，但這種轉變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因此，商品生產基礎的不夠完全，是封建社會城市市場的共同特征。
在封建社會前期，由于城鄉商品生產不夠發展，城鄉生產者之間的商品交換就不夠發達。盡管城市中有比較發達的手工業，但其產品主要供城市人口消費，并不流向農村，與農民的產品相交換。因此，城市市場規模的大小，主要決定于投入市場的封建租賦價值量的大小。封建租賦在城市市場形成上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就使城市市場保有較多的自然經濟痕跡。
到封建社會后期，由于地區間販運貿易的發展，有些上述那種消費性城市可能發展為具有販運貿易的中轉市場，或者形成新的中轉貿易城市。由于有些手工業在發展中逐漸向城市轉移，有些上述那種消費性城市可能發展為手工業基地，或者形成新的手工業城市。有的城市甚至可以三者兼而有之。隨著城市經濟功能的發展，在這些城市市場的商品成交總量中，封建剝削者以封建租賦與農民和手工業者的產品相交換所形成的交易量，其比重必然會縮小。農民之間、農民和手工業者之間商品交換所形成交易量（包括體現在販運貿易中中轉的部分），其比重必然會擴大，后者甚至可以超過前者。封建租賦在城市市場形成上的作用，無疑已大大下降。當然，封建租賦投入這種城市市場還會有一定的數量，加以還會有許多消費性城市存在，就是在封建社會后期，封建租賦在城市市場形成上的作用仍然是不可忽視的?？傊?，在城市市場，以至在整個國內市場上，封建租賦所形成的市場交易量，在封建社會前期和后期，是會各不相同的。它在整個市場交易中所占比重較大，市場促進生產和分解自然經濟的作用就越小，反之就越大。
在封建社會中，由于各個時期的各個地區、各個部門商品經濟發展水平不同，許多經濟現象總是交錯地存在，難以劃一。上述分析只是一種很粗略的概括。但大致可以看出，封建社會前期的商品經濟，與封建社會后期的商品經濟相比較，已具有不同的生產基礎，不同的流通方式（包括不同的市場結構），不同的流通規模（包括不同的商品結構），不同的社會作用。特別是商品經濟發達地區的形成，不但會為本地區經濟的進一步發展開辟道路，而且會通過與其他地區的經濟聯系，擴大和深化社會分工，推動其他地區商品經濟的發展，為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發生發展提供歷史前提。封建社會的商品經濟正是通過這種不同層次的發展，即部分質的變化，逐步排除自然經濟的制約和痕跡，逐步趨向完善。
封建社會經濟發展的進程表明，封建經濟是自然經濟和商品經濟的結合。它們以怎樣的廣度和深度相結合，會反映出自然經濟歷史地位變化的階段性，會反映出商品經濟發展的階段性，也會反映出封建經濟的成熟和發展。生產對于任何社會經濟都具有基礎的作用。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的發展變化，都是基于其生產基礎的具體變動而來，考察封建社會的自然經濟及其歷史地位，考察封建社會的商品經濟及其發展水平，首先應當對它們生產基礎的發展變化，作出正確的估量。不論在什么生產基礎上生產出來的商品，一經在市場上出現，都不會改變它作為商品的性質，這無疑是正確的。但是，決不能因此而忽視對它們不同的生產基礎作具體的分析。否則，就容易夸大商品經濟的發展水平，把封建社會前期的商品經濟與封建社會后期的商品經濟同等起來，把發達地區的商品經濟與不發達地區的商品經濟等同起來，從而模糊對自然經濟歷史地位的認識。這就不能在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的研究中，更好地貫徹辯證唯物主義的方法論。四
商品經濟所以能適應生產力的不同發展水平，在各種社會經濟形態中存在，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它產生的基礎是社會分工。一切分工都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結果，而分工的發展又會促進社會生產力的提高和生產的社會化、專業化。在封建社會中，社會生產力總是在不斷發展的。商品經濟既是封建經濟（包括領主制經濟和地主制經濟）存在和發展的前提條件，而封建經濟又可以容納小商品經濟有較高程度的發展，甚至可以容納以工場手工業為代表的商品經濟有一定程度的發展。因之，在封建社會中，商品經濟的一定發展是不可避免的。在封建地主制下比在封建領主制下，在統一的封建國家中比在分裂的封建國家中，還會得到更多的發展。
廣大農民商品性生產的發展，就把市場機制引入千家萬戶的生產領域，擴大價值規律發生作用的范圍，推動他們改善工具，提高技術，較好地發揮人力、物力和土地資源的經濟效益，這對于發揮各個地區自然條件的優勢，擴大農業基礎，調整農業結構，增加社會積累，都會起良好的作用。
在商品經濟發展的條件下，不但農民商品經濟的個體比自然經濟的個體，具有較高的發展生產的活力和能量，也會使整個社會經濟含有市場機制，可以較靈活地較有效率地進行，從而有利于滿足消費，促進生產，加強地區間、民族間的經濟聯系，推動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對于封建大國說來，也會為封建國家處理集中的政治與分散的經濟的矛盾，為征收賦稅、加強國民經濟管理，提供有利的條件。在封建社會中，只要有商品經濟的發展，就會有社會經濟的發展，也會有社會生活水平的相對提高?？傊?，封建生產方式如果能允許商品經濟發展，就說明它還具有生命力，還沒有達到它的歷史終點。這是判斷封建生產方式價值的一個重要標志。
在封建社會中，對立統一的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是互相制約、互相排斥的。自然經濟天然地排斥社會分工，排斥商品經濟，從而限制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同時，不管自然經濟多么強大，商品經濟卻具有導向性，具有主導作用，它總是通過不斷分解自然經濟，引導社會經濟向前發展。這都是人所共知的道理，無庸贅述。但是，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在一定的生產力水平下，它們又是相輔相成，互相補充的。對立物相互補充的這種深刻的辯證關系，充分地體現在社會經濟過程之中。
在封建社會中，個體農民既與商品經濟相聯系，又與自然經濟相聯系。他們總是通過二者的相互補充，使自己的生產得以完全。在自給型農戶和半自給型農戶中，是商品交換對于自給性生產起補充作用；在交換型農戶中，是自給性生產對于商品性生產起補充作用。二者相互補充，就使小農家庭的再生產得以順利地運行，使小農家庭生產與消費的平衡得以順利地實現。
在封建社會中，個體農民和手工業者既都是互相分離、互相獨立的，各自通過自身的循環持續自己的生產。但是，他們又是互相聯系，互相依存的，因為他們需要別的農民和手工業者供給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又需要別的農民和手工業者購買他們的產品。地主家庭有的是生產單位，而更多的是消費單位。作為生產單位，它必須與農民和手工業者交換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就是作為消費單位，也必須以封建租賦與農民和手工業者交換消費品。因此，在封建社會中，就必須以商品交換為紐帶，把農民、手工業者和地主家庭聯系起來，才能形成整個社會再生產過程，使整個封建經濟成為一種一定程度的以流通為媒介的再生產。
要使這種復雜的社會再生產過程得以順利實現，社會生產兩大部類和各個生產部門之間就必須保持一定的比例關系。在封建社會，社會生產的技術構成低，不論是進行簡單再生產還是擴大再生產，主要是靠投入勞動力，而不是主要靠追加生產資料。而且農民不但要養活自己，還要不經過交換無償地養活封建剝削者，因此，第二部類生活資料的生產必然要大于第一部類生產資料的生產，而擴大再生產更需要生活資料特別是糧食的優先增長。生活資料特別是糧食的這種比例關系，主要是由農民的自然經濟來保證的。
封建社會的自然經濟，如前所述，是農民既要為自己的消費需要，又要為封建地主的消費需要而生產的經濟，因而農民在生產過程中，必然要把生活資料、特別是糧食與衣著等基本生活資料的生產，擺在優先的地位，以安排好農業、手工業和其他副業的關系；以至要在自己的小塊土地上，種植各種食物，以便在一些作物遭受自然災害時，好指靠另一些作物，即所謂“種谷必雜五種，以備災害”。在糧食總供給不足與總需求發生矛盾時，農民就會去開墾荒地，開發山區，以至圍湖圍海造田，以解決自己生活的需要。所以在封建社會中，糧食盡管是具有最大市場量的商品，卻又總是商品率最低的重要農作物。
農民的這種遵循自給自足目標運行的經濟活動，就會使全社會勞動力與土地這兩種最重要的資源的分配，首先保證了糧食與衣著等基本生活資料的生產，從而保證了封建經濟順利運行所必需的最基本的比例關系。如果說，封建經濟因為有了商品經濟，可以更靈活地運轉，更具有生命力；而又因為有了自然經濟，才能保證它順利進行，保證它可以穩定地發展。
自然經濟這種基于人類生存本能需要的經濟，在封建社會的發展，保證了廣大農民和手工業者的繁衍，保證了管理者與被管理者、腦力勞動者與體力勞動者的分工，從而促進了封建國家、法律和文化藝術的發展。盡管在封建社會后期，由于生產力的發展，農民和手工業者在封建租賦之外，還可以生產出另外的剩余產品，擴大了封建政治和封建文化藝術發展的物質基礎，但是，從整個封建社會來看，強大的封建國家和繁榮的文化藝術，始終主要是建立在作為使用價值生產的封建租賦基礎之上的。
但是，自然經濟的這種基本歷史作用，又必須依靠商品經濟才能得以充分實現。在封建社會中，封建皇室和封建地主在獲取大量實物封建租賦之后，除了直接消費一部分之外，他們的生活和享受也依賴于出售這種剩余產品。同時，他們又必須把大量的封建租賦，通過商業渠道轉化為商品，轉化為各級官吏，文人學士、仆役和軍隊的收入，并且進一步轉化為多種多樣的消費品和奢侈品，通過市場以實現社會總產品的最終分配，從而保證封建政治和文化藝術事業的發展。
總之，封建經濟是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的結合。它們既互相排斥，又互相補充。如果我們只強調其中的一面，把封建經濟簡單地看成是自然經濟，就是一種片面性；如果只強調其中的另一面，把封建經濟簡單地看成是商品經濟，就會是另一種片面性。這都是不可取的。
[1]《中國經濟史研究》1986年，第1期。
[2]《資本論》第3卷，第896頁。
[3]《資本論》第3卷，第886頁。
[4]《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313頁。
[5]《列寧全集》第1卷，第77頁。
[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79頁。
[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210頁。
[8]《資本論》第1卷，第816-817頁。
[9]《資本論》第2卷，第226頁。
[10]《資本論》第3卷，第893頁。
[11]《列寧全集》第1卷，第83、77頁。
[12]《列寧全集》第1卷，第83、77頁。
[1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517頁。
[14]《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441頁。
[15]《資本論》第1卷，第816-817頁。
[16]《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464頁。
[17]《資本論》第2卷，第43-44頁。
【摘 要 題】古代經濟史研究
【英文摘要】In the Song Dynasty，the progress in agriculture promotedthe development of the town，and the town was connection of the urban with rural economy.It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process of the rural economy development.Meantimes it was thefoundation of the urban market too.Through town the urbanmarket made contact with the rural market.The rural market，the town and the urban market formed the net of commercialcirculation.The town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commercialeconomy.
【關 鍵 詞】小城鎮/農村市場/城市市場/商品經濟
town/rural market/urban market/commercial economy
【 正 文】
宋代在社會經濟方面的一個重大變化就是商品經濟的發展和繁榮，并以此在中國古代經濟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同時，小城鎮在這一時期也迅速崛起，逐漸成為聯系農村與城市經濟的紐帶，在宋代的商品經濟發展中發揮著十分重要的作用。本文試圖從小城鎮分別對農村市場、城市市場所起的作用兩方面來展開論述。
一
作為具有經濟職能的小城鎮，是在宋代商品經濟發展的情況下，為滿足農民的貿易需求而出現的，因此可以說，小城鎮本身就是農村商品經濟發展的結果。這樣的小城鎮形成之初，農民在這里互通有無，進行簡單的商品交換，但農村商品經濟的擴張很快沖破了原有的限制，不僅有四鄉農民遷入小城鎮成為專業的工商業戶，促進其商業發展，而且小城鎮的經濟也迅速向城市輻射，形成了一個由農村市場（草市或稱墟市）、小城鎮市場和城市市場組成的市場體系。很明顯，在這一體系中，小城鎮起著至關重要的聯結作用。
小城鎮經濟的形成，改變了舊有的商品貿易渠道和交易方式，極大地促進了農村商品化經濟的發展，它服務于農村，不僅深化了農村的專業化生產，提高了農產品的商品化程度，而且也促使人們在思想觀念方面發生著前所未有的變化。
第一，由于小城鎮市場的出現，為非糧食生產人口需求糧食提供了渠道，所以宋代農村的專業化生產發展迅速，而小城鎮市場本身也能吸納部分專業化生產的產品。
宋朝政府實行了一系列有利于農業生產發展的措施，諸如獎勵墾荒、保證農業勞動力、重視發展水利灌溉事業等，因而宋代的農業生產力有了很大提高。據估算，宋代墾田的最高數額是7億2千萬畝，“這一數額不僅是前代未曾達到的，即使是后來的元明兩代也未超過此數額”[1]，同時宋代的農業生產率也有顯著增長，在生產工具改進、生產技術提高的基礎上，農業產量增加迅速，就單位面積產量而言，宋代的畝產量一般是2石，最高可達5、6石，史籍也有記載：“上田一畝收五、六石。”[2]已遠遠超過了唐代的最高畝產量2石[1]，顯然，糧食生產已遠非唐代能比。糧食產量增加，農民向市場投放的糧食數量也必然增多，“民計每歲種食之外，余米盡以貿易”[3]，這就為小城鎮經濟的發展奠定了基礎。有了商品糧的供應，才能使小城鎮中非農業人口的生活有了保障，市場就在這樣的情況之下迅速發展起來。反過來，小城鎮市場對商品的需求和農村中糧食生產的增長，也促進了專業化生產的發展，不僅有專門的專業化生產區域，還有專門從事專業化生產的農戶。
宋代作為專業化生產的經濟作物品種很多，主要有茶葉、桑蠶、果樹、甘蔗、花卉等，這些作物的種植已經發展成為某些地區專門經營的產業，并帶動了商品經濟的發展。茶葉生產的專業化趨勢比較突出。宋代從事茶葉生產的茶農被稱為“茶戶”、“園戶”，他們基本上不種糧食，專事茶業，“今川蜀茶園，本是百姓兩稅田地，不出五谷，只是種茶”[4]，然后通過市場進行商品交換以換取生活必需品。再如宋時遂寧所產之糖因質佳而聞名全國，需求量很大，因此遂寧很多地方“山前后為蔗田者十之四，糖霜戶十之三”[5]，這些農戶均以種植甘蔗為業。桑蠶業的專業化生產也很明顯，兩浙路的嚴州是一個重要的桑蠶產區，這里的農民“惟蠶桑是務”[6]?？梢?，宋代的專業化生產均是由家庭副業轉化而來，并取代糧食生產成為農民的主要生活來源，而專業化生產的發展，又極大地提高了農副產品的商品化程度，使農民與市場的聯系越來越緊密。從這里可以看出，宋代的農村正在發生著巨大的變化，在糧食生產獲得前所未有的發展的基礎上，某些經濟較為發達的地區開始形成脫離糧食生產的專業生產區域，促進了經濟作物的種植；小城鎮市場的形成和發展，又為經濟作物產品提供了交易場所，刺激了農村的商品化生產。
第二，小城鎮市場對農村生活產生了很大影響，農民開始意識到市場的重要性，從而形成一種新型的城鄉經濟關系。
農村商品經濟的擴張沖擊了地方村市的限制，從而使村市轉化為鎮市，即小城鎮，四鄉居民紛紛到鎮市上進行交易，并且很多人遷入成為專業工商業者。宋代小城鎮應農村商品經濟的發展而卓然崛起，這種“城市化”的模式與基于政治、軍事需要而產生的傳統城市迥然不同。中國傳統城市作為政治統治的中心，其經濟職能相當微弱，但其內部又有龐大的消費人口，故而城市商業畸形發展。而宋代的小城鎮，卻是以農村的商品性生產和自身的經濟發展為依托，其經濟職能是十分明顯的。因此，它對附近農民的生活和思想均產生很大影響。
小城鎮的出現標志著原有農村集市的擴張，它首先是農村農副產品的集散中心，包括糧食在內的幾乎所有的農產品均在這里進行交易，鎮市之繁榮可以想見：作為市場，小城鎮也對農村經濟生活起著支配、調節的作用，農民與市場發生著越來越緊密的聯系。最先在市場上進行交易的就是糧食，“田家自給之外，余悉糶去”[7]，糧食交易的發展是整個小城鎮市場存在的最基本條件。此外，農民的消費需求隨著市場的發展而增長，一些生活必需品，如鹽、茶、醋等等是政府實行禁榷的商品，農民必須通過市場才能獲取，這姑且不論，單是農民其他的消費需求也使宋代的小城鎮市場與從前大不一樣?！安伎|菽粟，雞豚狗彘，百物皆售”[8]，農戶必須通過向市場出售產品的經濟活動才能獲取貨幣，使自己具有購買能力，然后再購置所需物品，這樣來滿足各種各樣的消費需求。如在每年青黃不接的時候，“土將生而或無種也，耒將執而或無食也，于是乎取之于市”[9]，農民由于與市場發生了密切聯系，所以能夠在自己的糧食接濟不上之時，通過在市場進行交易的方式購得生活必須品。不僅如此，很多農戶的生產資料也是通過與市場發生關系而獲得，“傾困計口賣余粟，買箔還家待種生。不惟箱篚供婦女，亦有鉏鎛資男耕”[7]?？梢姡r民是通過各種各樣與市場相聯系的方式來實現消費需求的，那些看起來似乎微不足道的農家產品，匯集在一起形成了繁榮的小城鎮市場。古人方回對宋代秀州類似的市場描繪得最為清楚：“予見佃戶攜米或一斗，或五七三四升至其肆，易香燭、紙馬、油鹽、醬醢、漿粉、麩面、椒姜、藥餌之屬，不一皆以米準之?！盵10]農民就是這樣通過市場調劑產品，互通有無，雖然其交換還是屬于自然經濟的范疇，但其中所孕育的一種結構性的變化已十分明顯。
同時，很多農民還直接進入市場，或為商賈，或為販夫，其經營活動更加造就了市場的繁榮。岳州農民“自來兼作商販”[11]，農忙時從事農業生產，農閑則外出經商，在市場中“為工、為匠、為刀鑷、為負販”[12]，與從前封閉的生活方式相比，發生很大變化，農民開始走出家門，從事與農業生產不同的商品經營，這本身就是商品經濟的發展對農民產生的影響，而小城鎮則為農民提供了暫時脫離農村、進行產品交換和商業貿易的場所。甚至還有農民以出賣勞動力為生，“邛州村民，日趨成都府小東郭橋上賣工，凡有錢可雇，其充使分擔負也”[13]，這樣很多農戶在農忙搶種搶收之時，不再采取親戚、鄰里之間互相換工的方式，而是雇傭勞力為其所用，“田家夏耘秋收，人各自力，不給則多方召顧”[11]，以市場交換這種更高一級的形式來補充農忙時勞力的不足，它比傳統的血緣、地緣關系的互助形式當然是進了一大步。
隨著小城鎮市場的發展和農民從事商品貿易的增多，農村自然經濟結構受到較大沖擊，農民在市場的推動下，或出售更多的產品，或更多地卷入市場活動，乃至從事為市場的商品生產，所有這些均使農民的思想發生很大變化，他們開始接受市場作為他們生活的一個重要部分，并在有機會時通過各種方式從市場中獲取貨幣，原有封閉式的自然經濟生活受到商品經濟的滲透后，悄然發生著變化。當然，我們對宋代的小城鎮市場也不能估計過高，它畢竟是在傳統的自然經濟之下產生的，這種經濟結構限制了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的發展，商品量有限，市場范圍狹小，仍主要是農民與農民之間、農民與手工業者之間的直接交換。但假手于商人的交換現象逐漸增多，特別是在商品經濟發達地區更是如此。
總之，以經濟職能為主的小城鎮帶動了農村經濟形態的逐步轉變，對農村產生深刻影響，如農業生產的商品化、非農業人口的出現等，使小城鎮市場成為農產品的集中、加工和外運地，成為農村的生產中心和產品集散中心，從而促使農村商品經濟更加活躍。
二
宋代小城鎮作為一種新型的商品交換場所，與數量眾多的農村草市、墟市和城市市場構成一個多層次的市場網絡，而小城鎮在聯系農村與城市的紐帶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小城鎮市場在向下作用于農村的同時，也與城市市場發生著密切的聯系，作為城市市場的基礎，它不僅為其提供大量商品，而且還是城市市場的延伸和發展。
在宋代的各級市場中，城市市場最為發達，它居于中心地位，發揮著十分重要的主導作用，城市市場的繁榮是整個社會的經濟和生產力發展水平的重要標志。但如果少了小城鎮市場的支撐，城市市場就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其發展和繁榮都無從談起。
小城鎮市場為了滿足城市人口的生活需求、享樂需求和其他各種需求，為城市市場提供大量物資，其中最重要、也是最多的就是糧食。糧食是人們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它在商品構成中的比例越大，越說明脫離農業生產的非農業人口越多。在宋代，除了一些地區是因為地少人多、主要種植經濟作物、依靠商品糧供應以外，在城市中商品糧供應的增多，正是城市商品經濟發展的重要表現。由于城市人口大增，它的糧食和副食品供應成為重大問題，“杭城除有米之家，仰糴而食凡十六七萬人，人以二升計之，非三四千石不可以支一日之用，而南北外二廂不與焉，客旅之往來又不與焉”[14]，顯然，城市人口對糧食的需求是巨大的。為了滿足這種需求，各地農村的糧食就是通過小城鎮市場，再轉運至城市市場的。如方回所描繪的，商人在秀州魏塘鎮“整日得米數十石，每一百石運至杭、至秀、至南潯、至姑蘇，糶錢復買貨物歸售”[9]，在這里，小城鎮市場起了很重要的中轉作用，商人先是在小城鎮市場收購農民出售的零散的糧食，集中以后運至城市，供應城市市場，然后再將城市生產的產品運至小城鎮，滿足農村人口的生產、生活需求。農村各地的糧食就是這樣通過小城鎮市場流向各個城市，支持著城市的正常運轉，促進著商品經濟的發展。
此外，城市市場中的其他大量商品也基本上是從小城鎮中轉而來的。宋代的城市市場是各地商品流通的終極市場，由于人口眾多，消費需求也呈多樣化的發展趨勢，再加這些城市一般都在交通比較發達的地區，便于商品流通。如宋京城開封，在五代時就是“車馬輻輳，水陸會通，時向隆平，日增繁盛?！ど掏庵?，億兆無窮”[15]，宋王朝在此建都后，漕運暢通，糧食和其他商品就是通過便利的水上交通由各地市場運至開封，汴水“歲漕江淮湖浙米數百萬，及至東南之產，百物眾寶，不可勝計”、“漕引江湖，利盡南海，半天下之財賦，并山澤之百貨，悉由此路而進”[16]。而臨安的市場上也積聚著全國各地的商品，“珠玉珍異及花果時新、海鮮、野味、奇器，天下所無者，悉集于此”[17]。這些通過小城鎮市場轉運來的物資，極大地豐富了城市市場，使整個社會的商品經濟呈現繁榮景象。
同時，也有一批專業性的小城鎮開始興起，它們為城市市場源源不斷地提供大量的專業性產品。以制瓷為例，宋代的制瓷業發展很快，而制瓷中心一般都在小城鎮上，如景德鎮窯、磁州窯、龍泉窯等，它們的產品很大一部分是滿足城市普通居民的生活需要，因此，每年從小城鎮運至城市的這類商品不計其數。此外還有專門制鹽、產糖、從事礦冶業的小城鎮的出現，所有這些專業性生產的小城鎮，不僅顯示了宋代手工業生產的專業化水平，而且還標志著小城鎮由單一的商業性向生產、加工、流通多功能的綜合性發展，進而更加密切了小城鎮與城市市場的聯系。
宋代的小城鎮一般均是在城市周圍發展起來的，作為城市的衛星城鎮，既為城市人口提供生活、生產、享樂用品，而且還極大地刺激了城市商業的發展，其商業繁榮程度不亞于城市。如蘇州華亭縣的青龍鎮，“居松江之陰，海商輻輳之所”[18]，再如南宋臨安所屬兩縣有十五個市鎮，諸鎮“戶口蕃盛，商賈買賣者十倍于昔，往來輻輳，非他郡比也”[19]，這些鎮市基本上都是在商品經濟的刺激下發展起來的，有的小城鎮市場繁盛，商品交易頻繁，商業規模很大，其商稅額甚至超過所屬的縣城，如京東路萊州的海倉鎮商稅額為12921貫，是同屬萊州膠水縣商稅額的兩倍以上[11]，密州所屬諸縣中，以安丘縣城商稅額最高，為6474貫，但同屬密州的信陽鎮商稅額為10576貫[11]，遠遠超過安丘縣城。這說明很多小城鎮經營中轉貿易的數額十分龐大，而這些中轉商品基本上都是供應城市市場的，由于中國城市均是消費型而非生產型的城市，其居民所需用品絕大部分是從小城鎮而來，有更多的商品集中到小城鎮，再轉運至城市市場，也有更多的非農業人口進入城市，共同促進了城市、以至整個社會商品經濟的發展。
三
綜上所述，正是由于宋代農業生產的進步、農業經營的商品化、商業性農業的發展，促使農村市場、小城鎮市場、城市市場這樣的市場體系的形成，這三級市場是北宋坊市制度瓦解以后中國城市商業長足發展的標志，其所具有互動效應刺激了當時商品經濟的迅速發展。
在宋代，作為初級市場的農村墟市、草市，是中國古代農村普遍的交易形式，雖然很多不定期，規模也不大，但由于這些市場一般都位于交通便利之處，其發展潛力很大，也刺激農村生活的商品化越來越高。商品經濟的進一步擴大，使農村市場已不能滿足人們的需求，于是，中轉集散市場——小城鎮市場應運而生，它以周圍農村的生產為依托，有可靠的物質基礎，因此得以生存并發展；同時，它又反過來作用于農村的經濟生活，農民們不僅在鎮市上互通有無、調劑商品，而且根據市場行情不斷調整產業結構，促進了農村商品性生產的進一步發展。而小城鎮本身也在集散農副產品的過程中逐步建立起自身的商業、市場體系，使得這一中轉市場與商品經濟互為鼓動，大致呈同步發展之勢。在小城鎮市場之上就是最終銷售市場——城市市場，宋代的城市人口密集，商業繁盛，其周圍開始形成衛星市鎮，這些市鎮既是城市經濟的地域擴張，同時它們也積極推動著城市經濟的進步。從小城鎮進入城市市場的商品已經突破了奢侈品和土特產品之限，更多地普及為日常的生產、生活用品，促進了城市經濟生活的商品化，在城市經濟的壯大中起著不可低估的作用。
小城鎮市場作為市場體系的中轉環節，因其以廣大農村商品性的農副生產為依托，經濟發展比較穩定，它的形成，最初緣自本地中小商人資本的活動，但小城鎮市場的擴大與繁榮卻依賴外地商人資本的進入，并由它們溝通各地方市場之間的聯系，從而使全國的市場成為一個整體。在宋代，雖然全國性的市場還沒有形成，但在由農村市場、小城鎮市場和城市市場而構成的網絡狀的地方市場發展的刺激下，區域性市場已經形成，這標志著當時商品經濟的發展已經達到了一個較高的水平。
宋代小城鎮經濟的發展，以新的商品流通渠道、新的商品交易方式代替了傳統的農村集市，并通過促成新的市場網絡的形成來作用于宋代的商品經濟發展。宋代的小城鎮就是這樣通過向下對農村、向上對城市的吸納力和擴散力，促進著整個社會的物資交流和商品交換，在商品經濟的發展中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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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主義經濟是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有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必然就會有競爭.因此，在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運行中，必須創造有效競爭的環境，以便企業在市場上直接接受廣大消費者的評判和檢驗，實現優勝劣汰，促進企業不斷改進技術設備和經營管理水平，提高產品質量，降低成本，提高經濟效益，開拓進取，爭取打入國際市場，不僅在國內，而且要在國際竟爭中獲得勝利，為社會創造更多的財富，為國家創造更多的外匯。社會主義條件下的競爭也會出現一些消極現象和違法行為。如套購國家計劃商品，倒賣重要生產資料，走私販私，制售假冒偽劣商品，等等。為了維護正常的競爭，保證社會主義經濟的健康發展，必須反對不正常競爭，打擊違法行為，使所有的商品生產經營者都能奉公守法，通過誠實勞動開展社會主義競爭。
2.監督管理與搞活的關系
“活”是指商品生產經營者的經營行為和市場交易活動在政策、法規允許的范圍內正常進行，達到市場縈榮活躍，實現國民經濟的良性循環?！皝y”是破壞了國家政策、法規，制造和販賣偽劣商品，投機倒把，欺行精市，走私販私，造成了生產經營運行的紊亂。有亂就要管，管就是治亂。搞活與治亂兩者雖然不同，但目標是一致的，是辯證的統一。只抓管理，不求搞活，與進一步改革開放和發展有計劃商品經濟方針相悖。沒有整個市場的繁榮和活躍，社會主義的商品經濟就發展不起來，最終會導致經濟活動的停滯不前，阻礙社會進步與人民生活的改善。如果只求搞活，不抓管理，就不能規范參與商品經濟活動的行動主體—商品生產經營者的經營行為，導致經濟活動的混亂無序。經濟越繁榮活躍，社會化大生產程度越高，越需要維護正常的經濟秩序，越離不開監督管理，這是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發展規律的內在需求。工商行政管理作為政府的一個職能部門，既有促進經濟搞活的任務，又有監督管理的責任，使經濟搞活與監督管理互相結合，相互促進，在搞活中維護正常的經濟秩序，又通過維護秩序，搞活經濟。長期以來，工商管理工作在管理與搞活的關系上，考慮行政干預、監督管理多，研究疏導服務、促進搞活少，不適應商品經濟發展的新形勢。在企業登記方面，適應經濟體制改革的需要，放寬政策，允許企業擴大經營范圍;允許在國家政策范圍內一業為主兼營他業;允許工業系統門市部兼營省內外同行業自銷產品;允許個別企業使用兩個牌子;縮小特種行業的管理范圍;簡化申請審批手續，一般登記不超過半個月.在市場管理方面，支持鼓勵販運，撤銷農副產品檢查關卡，對計劃產品在完成國家計劃和履行合同的前提下，允許邊出售、邊上市、邊販運。對計劃外產品，稱重價值規律，發揮市場調節作用，允許多渠道經營，搞活商品流通.在市場建設上按照“政府決策，統一規劃，多方興建，工商統一管理”的辦法，走多渠道籌集資金、多元化建設市場的路子，調動社會各方面的力量，加快城鄉市場建設。
3.監督管理與搞好服務的關系
工商行政管理屬于上層建筑的范疇，要為經濟基礎服務，為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發展服務。它不僅要監督管理，而且要通過搞好服務來正確引導和影響工商企業經營人員，促進有計劃商品經濟的發展。為此，必須堅持管理與服務相結合的原則，把加強管理與搞好服務結合起來?；谶@種認識，改變以往管理就是行政干預的觀念，把管理工作看成包括宣傳教育、疏導服務、經濟監督、促進發展、增強活力這樣一個綜合的、完整的、系統的過程。實行“疏導—服務—搞活”的管理方式，糾正單純“管理—查扣—處罰”的管理方法，實現“活—管—活”的目標，通過工商行政管理，把各種經濟活動和經濟關系納入國家政策的軌道上健康發展。幾年來，工商行政管理部門認真做好為企業服務的工作。例如:協助工商企業經營人員搞好市場調查、預測和引導他們堅持社會主義經營方向，改善經營管理，以取得良好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
社會主義經濟是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有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必然就會有競爭.因此，在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運行中，必須創造有效競爭的環境，以便企業在市場上直接接受廣大消費者的評判和檢驗，實現優勝劣汰，促進企業不斷改進技術設備和經營管理水平，提高產品質量，降低成本，提高經濟效益，開拓進取，爭取打入國際市場，不僅在國內，而且要在國際竟爭中獲得勝利，為社會創造更多的財富，為國家創造更多的外匯。社會主義條件下的競爭也會出現一些消極現象和違法行為。如套購國家計劃商品，倒賣重要生產資料，走私販私，制售假冒偽劣商品，等等。為了維護正常的競爭，保證社會主義經濟的健康發展，必須反對不正常競爭，打擊違法行為，使所有的商品生產經營者都能奉公守法，通過誠實勞動開展社會主義競爭。
2.監督管理與搞活的關系
“活”是指商品生產經營者的經營行為和市場交易活動在政策、法規允許的范圍內正常進行，達到市場縈榮活躍，實現國民經濟的良性循環。“亂”是破壞了國家政策、法規，制造和販賣偽劣商品，投機倒把，欺行精市，走私販私，造成了生產經營運行的紊亂。有亂就要管，管就是治亂。搞活與治亂兩者雖然不同，但目標是一致的，是辯證的統一。只抓管理，不求搞活，與進一步改革開放和發展有計劃商品經濟方針相悖。沒有整個市場的繁榮和活躍，社會主義的商品經濟就發展不起來，最終會導致經濟活動的停滯不前，阻礙社會進步與人民生活的改善。如果只求搞活，不抓管理，就不能規范參與商品經濟活動的行動主體—商品生產經營者的經營行為，導致經濟活動的混亂無序。經濟越繁榮活躍，社會化大生產程度越高，越需要維護正常的經濟秩序，越離不開監督管理，這是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發展規律的內在需求。工商行政管理作為政府的一個職能部門，既有促進經濟搞活的任務，又有監督管理的責任，使經濟搞活與監督管理互相結合，相互促進，在搞活中維護正常的經濟秩序，又通過維護秩序，搞活經濟。長期以來，工商管理工作在管理與搞活的關系上，考慮行政干預、監督管理多，研究疏導服務、促進搞活少，不適應商品經濟發展的新形勢。在企業登記方面，適應經濟體制改革的需要，放寬政策，允許企業擴大經營范圍;允許在國家政策范圍內一業為主兼營他業;允許工業系統門市部兼營省內外同行業自銷產品;允許個別企業使用兩個牌子;縮小特種行業的管理范圍;簡化申請審批手續，一般登記不超過半個月.在市場管理方面，支持鼓勵販運，撤銷農副產品檢查關卡，對計劃產品在完成國家計劃和履行合同的前提下，允許邊出售、邊上市、邊販運。對計劃外產品，稱重價值規律，發揮市場調節作用，允許多渠道經營，搞活商品流通.在市場建設上按照“政府決策，統一規劃，多方興建，工商統一管理”的辦法，走多渠道籌集資金、多元化建設市場的路子，調動社會各方面的力量，加快城鄉市場建設。
3.監督管理與搞好服務的關系
社會主義經濟是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有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必然就會有競爭.因此,在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運行中,必須創造有效競爭的環境,以便企業在市場上直接接受廣大消費者的評判和檢驗,實現優勝劣汰,促進企業不斷改進技術設備和經營管理水平,提高產品質量,降低成本,提高經濟效益,開拓進取,爭取打入國際市場,不僅在國內,而且要在國際竟爭中獲得勝利,為社會創造更多的財富,為國家創造更多的外匯。社會主義條件下的競爭也會出現一些消極現象和違法行為。如套購國家計劃商品,倒賣重要生產資料,走私販私,制售假冒偽劣商品,等等。為了維護正常的競爭,保證社會主義經濟的健康發展,必須反對不正常競爭,打擊違法行為,使所有的商品生產經營者都能奉公守法,通過誠實勞動開展社會主義競爭。在工作中,我們從福建的實際情況出發,重點打擊走私卷煙、家電,倒賣黃金和進口汽車,制售假冒偽劣商品等違法活動,認真處理商標侵權、虛假廣告案件。這些監督管理工作創造了有利于商品生產經營者開展有效競爭的外部環境,推動了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有序運行和健康發展。
二、監,管理與搞活的關系
“活”是指商品生產經營者的經營行為和市場交易活動在政策、法規允許的范圍內正常進行,達到市場縈榮活躍,實現國民經濟的良性循環。“亂”是破壞了國家政策、法規,制造和販賣偽劣商品,投機倒把,欺行精市,走私販私,造成了生產經營運行的紊亂。有亂就要管,管就是治亂。搞活與治亂兩者雖然不同,但目標是一致的,是辯證的統一。只抓管理,不求搞活,與進一步改革開放和發展有計劃商品經濟方針相悖。沒有整個市場的繁榮和活躍,社會主義的商品經濟就發展不起來,最終會導致經濟活動的停滯不前,阻礙社會進步與人民生活的改善。如果只求搞活,不抓管理,就不能規范參與商品經濟活動的行動主體—商品生產經營者的經營行為,導致經濟活動的混亂無序。經濟越繁榮活躍,社會化大生產程度越高,越需要維護正常的經濟秩序,越離不開監督管理,這是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發展規律的內在需求。工商行政管理作為政府的一個職能部門,既有促進經濟搞活的任務,又有監督管理的責任,使經濟搞活與監督管理互相結合,相互促進,在搞活中維護正常的經濟秩序,又通過維護秩序,搞活經濟。
三、監督管理與搞好服務的關系
幾千年來，在不同的社會形態下城市經歷了漫長的過程，這與城市的發展是不可分的。城市由簡單形態發展到極其復雜的現代形態，本質上是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而變化的。因此，城市志要從歷史的范疇內考察和記述商品經濟的發展和變化，以反映它的規律性，為當展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提供歷史與現狀的可靠依據。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形態下的商品經濟是逐漸發展的，它屬于資本主義性質，屬于半殖民地的買辦性質，是建立在農民與工人、破產與貧困基礎之上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上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和產品分配體制，不但消滅了剝削，而且避免了資本主義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和周期性危機。從而大大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發展，顯示了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的優越性，這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優越于資本主義經濟的根本標志之一。但是，長期以來，經濟體制缺乏應有的靈活性，特別是忽視商品經濟和價值規律的運用，各種管理體制的僵化，限制和束縛了商品經濟的發展。這是制約我國經濟現代化和人民消費水平提高的主要因素。由此得出一個結論：商品經濟的充分發展，是社會經濟發展的不可逾越的階段，是實現我國經濟現代化的必要條件。因此，城市志的功能之一，就是要記述和反映在各個不同的歷史時期，商品經濟發展的狀況，商品在生產、流通、分配和消費的各個領域內的運動狀況，以及城市作為集散地和紐帶中的地位作用。
二、城市志要反映城市開放的曲折道路。開放是發揮城市功能的前提條件，是發展商品經濟的內在要求，城市志應側重于記述城市開放內容上。幾千年來，封閉、分割，是自然經濟的自給自足封建城堡特征，但被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大炮轟開后，我國沿海沿江的城市經濟就同國際市場聯系起來，城市就成了開放型的。作為一個城市，從行政建制說，按法律規定它有自己的行政區域，但從商品經濟的要求說，它是沒有界限的，應該是對內對外開放的，它的商品可以打入任何一個地區和國家。這是城市的主要功能，也是商品交換的地方，這種功能決定了它不能封閉，只能對內對外開放。例如：我國沿海城市與青海經濟發展對比相差50年。所以，開放才有竟爭、才有進步、才有發展。封閉只能使城市桎梏、窒息。
長期以來的僵化體制違反商品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內在要求，形成了“條條”和“塊塊”的分割，“點”（城市）與“面”（區域）的分割，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的分割，使城市變成了一個相對封閉的，又是高度集中的狹隘的小系統，因而阻礙了社會的進步。改革則做到了條塊結合、點面結合、內外結合，充分發揮城市開放性的功能。因此，我們應當抓住改革開放這個千載難逢的好機會，解放思想，拓寬眼界，解決城市改革中出現的新問題，把我們的城市改變為開放型的、多功能的、現代化的經濟中心。
城市志應以記述本市區域為主，同時突破它的局限性，以充分反映中心城市對內對外開放的功能。從點看面，既看城市反映輻射面的大小和吸引力的強弱，又從商業、交通、科學技術、文化教育等各方面來反映同廣大城鄉的聯系，還要看對經濟區的輻射力、吸引力的影響深遠。從內看外，即從國內資源、國內市場同國外資源、國外市場的聯系上，從國內科學文化和國外科學文化的交流上，反映城市在對外開放中的功能。
三、城市的功能是多方面的、復雜的，綜合性的，因此，社會化的要求越高，城市志所記述的社會化程度的變化過程應越全面。城市功能是多方面的，它不僅是工業生產的基礎，而且應當是貿易中心、金融中心、交通樞紐、信息中心，有些城市還是科學、教育中心。所以城市改革的重要任務，就是要把城市的多種功能發揮出來，從而推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發展。
各種類型的城市都有自己的特點和優勢，因而也具有獨特的功能。例如：北京是全國政治中心，廣州是海港城市，西安是古都，就如青海省海西州的格爾木市已成為青海省西部的經濟中心、交通樞紐、物資集散地及鹽化、石油工業為主的高原城市，上述比較結果顯示出它們都各具特色。因此，城市志應充分反映這種特色和優勢。但是，由于它們之間都具有共性，決定了商品經濟的發展，生產力水平的提高和社會勞動分工越細，城市社會生活的內容就越復雜，城市功能也逐漸由比較簡單趨向復雜化，由單一功能向多功能發展。而勞動分工越細，對專業化和社會化的要求程度就越高。各個城市在各自的發展中，都面對著由于忽視城市的專業分工和社會化所帶來的種種矛盾，各種比例關系不協調，包袱沉重，條塊分割、城鄉分割、內外分割。城市這個塊塊內部又為若干條條所分割，企業和事業單位形成“小而全”、“大而全”，各自自成體系。這是歷史上沒有解決，而且各方面的發展還受其制約的現實弊端。城市志記述時不僅要突破區域的界限，而且應突破行業和部門的界限，著眼于記述城市專業化和社會化的發展過程結果。
城市社會化和商品經濟是同步發展的，改革促使現代商品經濟的進一步發展，也促使專業化、社會化的進程加快，城市越來越成為高度分工、又密切協作的經濟和社會的大系統。所以，城市志在內容上應從城市的這一特點出發記述，反映出它的現代性和科學性。主要表現在：一是社會專業分工越細，新興產業和新技術的開發都有單獨條目。如保險業、旅游業；生活資料、商品、金融、技術、運輸、勞務市場等；各種所有制成份、多種經營方式的并行發展，產業結構的變化；電子計算機、光導纖維通訊等新技術的開發與應用；經濟技術開發區的建設；對外開放口岸和城市基礎設施的增設等等。二是在專業化分工基礎上的協作和聯合是形成新的生產力的必由之路，應充分記述。這種協作和聯合的發展是由點到線、到面，由近及遠、由市內到跨省、市，由簡單到復雜，由單個行業到跨行業，由單一經濟成份到多種經濟成份，由松散到緊密，互相滲透、互相交叉發展的。這種以橫向聯合為主的新型實體現已大批興起，方興未艾，這個大趨勢標志著社會化向高程度發展。如：工農貿結合、技工貿結合，教學、科研、設計、生產、經營結合的聯合體；企業群體，以龍頭產品為主的跨行業、跨城鄉、跨城市的聯合體、企業集團；城市群體，中心城市和周圍城鎮的聯合體，大流域的城市聯合；國際間的聯合，在資金、技術、人才上的聯合，三資企業和外商獨資業的開設等等。三是城市各產業、各部門、各行業既是各有細密的專業分工，又是在為協作而互相聯系、影響和制約，并互相服務。因此，城市志在記述每個部門和行業時，都必須考慮到它自身的功能、目標，及同相關行業和整個社會的影響：是促進還是制約，是利于生產力和社會的發展，還是限制和束縛了它的發展。
首先，考察小農的市場角色。
地主制經濟體系下的主要產業部門是農業，基本生產單位是小農家庭。封建地主制下的小農和封建領主制下的農奴都是以家庭為單位的規模狹小的個體小生產，生產目的主要是為了自給。但前者較之后者，人身依附關系減輕，經濟獨立性增強，在個體家庭生產單位之上沒有一個具有內部生產分工和共同經濟生活的封閉的經濟共同體，其再生產所不能完全自我滿足的部分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需要直接從市場上獲得補充。所以，地主制經濟下農民與市場發生較為密切的聯系，流通成為小農經濟再生產過程中的必要環節。戰國時代非常突出的兩種現象——集市的興起和商人插足小農再生產過程，就是在這樣的條件下出現的。地主制經濟下的小農的這種經濟地位決定它必然是自給性生產與商品性生產的結合、農業與家庭手的結合。這是戰國以后商品經濟比較發達的最深層的根源，考察中國封建地主制下的商品經濟，不能離開這樣一個基本的事實。
在地主制經濟下，不同時代、不同地區、不同階層的小農，其經濟中商品生產的成分或多或少，但一般而論這種商品生產都是以自給生產為基礎和依托的，其生產的主要目的是謀生，是取得使用價值。因此，小農的經濟行為并不完全按照價值行事，甚至主要不是按照價值規律行事。例如，農民種什么，不種什么，首先是根據自身消費和交納租賦的需要；他們經營的家庭副業往往視糧食生產的豐嗇為盈縮，而且是“不計工本”的；他們出售農產品的價格也往往低于其價值，等等。關于這個，學界已有較多的論述。
地主制經濟下小農的市場行為還有一些十分重要的特點，例如，小農一方面向市場提供農產品和手工業品，另一方面向市場購買商品，在他們向市場購買的商品中，不但有他們所不能生產的手工業產品（如鐵農具、食鹽等），而且有它們能夠生產的農產品（如糧食、種子等），這就是說，他們既是農產品的供應者，又是農產品的需求者；小農經濟再生產的產品進入市場流通的部分，往往遠遠超過其按勞動生產率自給有余的部分或商品生產的部分?！豆茏印吩浾f過，農民的生產是“年有余而月不足”。這是因為農業生產的基礎是再生產，它是以年為周期的。收獲季節有富余，播種季節和青黃不接時緊缺。這就導致在同一生產年度的不同生產季節中，農民與市場存在著不同的供求關系。中國又是一個自然災害發生比較頻繁的國家，豐歉無常，因此，在不同地區和不同年份中，農民與市場也存在不同的供求關系。同時，農民不但是生產者，而且是備受地主、商人和國家租賦、債利剝削的被壓迫者，這種情況大大加劇了農民與市場供求關系的不平衡。在收獲季節或豐收年份，農民為了完納租賦、清償債務，往往不得不賤價出售包括部分必要產品的糧食和其他農產品（這也和儲藏手段不足有關），在播種、青黃不接季節或歉收年份又不得不高價買進必須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為此，他們又要賤價出售其手工業產品，以至高息舉債。在這一進一出中，進入流通領域的商品量大為增加，但它卻不能反映勞動生產率商品生產率的真實水平。這就是說，在地主制經濟下以小農經濟為基礎的商品經濟，商品流通和商品生產并不是完全對應的，在某種意義上說，甚至是脫節的。我們說封建地主制下的商品經濟包含某種虛假的成分，主要就是指商品流通和商品生產在某種程度的脫節。這種脫節導致一些“悖論”現象的發生：農業生產的發展，農民的相對富足有時并沒有導致農民市場行為的增加，而是相反；貧苦農民比之富裕農民對市場的依賴程度似乎更大些；在一些封建王朝的后期，一方面是農業生產的萎縮，另一方面卻出現商業的畸形繁榮，等等。學術界對中國封建地主制時期農業商品率有不同的估計，有的高達50—60%，有的只有10—20%左右，重要原因之一是口徑和不同：前者一般是按農戶實際買進賣出在農戶總收支中所占的比例計算的，后者則往往是按農業生產能供養多少非糧食生產人口計算的。兩者都有根據的，后者更符合按勞動生產率計算的商品經濟發展的實際水平，而它們的差額正可視為商品經濟中的虛假成分所占的比重。
其次，考察地主的市場角色。
小農生產規模狹小，他們對商品的需求有限，難以單獨創造出大的市場。事實上，在封建地主制下，除了市場基本上是為農民的再生產服務以外，其他的各級市場基本上是為地主階級的消費服務的。封建地主制下的“大市場”或“大流通”是以地主階級的消費需求和消費欲望為基礎和動力的。因此，需要考察封建下地主的消費需求和消費欲望與封建領主制下的貴族領主有什么不同。
封建領主制下實行勞役地租，農民不但要在領主的“公田”上耕作，而且要提供其他各種勞役服務?！肮铩焙汀八教铩庇泄潭ǖ谋壤?，各級領主貴族擁有“公田”（祿田）的數量由他所處等級所決定。這樣，各級領主的收入是相對固定的，由此決定的消費也是相對固定的，并且受到“禮”的種種制約；有人稱之為“凝固性”的消費制度。領主的領地是自給自足的封閉的共同體，一般的消費可以自身獲得滿足。較高級的領主也豢養一些為他們服務的商人，主要是遠途販運一些當地不能生產的珍奇物品，所謂“奇怪時來，珍異物聚”（《管子小匡》語）。
封建地主制下情況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地主主要收取實物地租，實物地租主要是谷物，這就產生了經君健先生所說的“使用價值形態收入的單一（少樣）性和需求多樣性的矛盾”，需要出售部分租谷來換取其他物資。在封建地主制下，不但貴族官僚可以占有土地，庶民也可以占有土地，占有土地的數量并沒有嚴格的等級限制，與此相應的地主階級的消費實際上也是不受限制的，起碼是沒有嚴格限制的?！尔}鐵論散不足》突出反映了封建地主制下各階層，尤其是富人消費水平的提高和消費欲望的膨脹，完全突破了領主制等級消費的限制。在實行比較單一的實物地租的條件下，地主階級的消費資料，相當大一部分要從市場上取得。《史記貨殖列傳》描繪了一幅商品熙熙攘攘的繁榮圖景，他把欲望（主要是消費欲望）視作經濟的根本動力，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正是地主階級的消費欲望促進了戰國秦漢市場的繁榮。
在封建地主制下，地主是市場活動的積極參與者，不但一般要出售部分租谷，以換取所需的其他物資，而且往往直接從事的贏利活動。這種市場活動是建立在對農民剝削的基礎之上的。地主在市場上出售的租谷是農民為地主的需要而生產的，本質上是一種自給性生產；地主出售它實際上是把自給性產品轉化為商品。地主賤買貴賣的對象是個體小農，是地租剝削以外的商業剝削。
地主的市場角色還表現在它與商人的關系上。封建地主制打破了領主制下“工商食官”、商人完全依附于貴族領主的格局，出現了私人工商業者。不過商人與地主實際上是“通家”。新興地主階級的基礎是庶民地主，庶民地主是土地已經私有化、作為國家編戶齊民的自耕農分化的產物，首先是從商人兼并自耕農土地中產生的。商人地主是漢代豪民地主的主體。從戰國秦漢的材料看，工商業者往往經營土地，地主也熱衷于商業活動，庶民地主是這樣（仲長統有典型的描述），身份性地主也不例外（晉代江統的話可以作證）。甚至可以說，地主、商人、官僚早就三位一體了。把秦漢封建政權稱之為“商人地主政權”，是有一定道理的。
秦漢時代農村集市已經普遍存在，城市市場十分繁榮，區域內和區域間的商業粗具規模，在一定意義上說，區域性市場和全國性市場亦已形成。但我同意唐文基的說法，這是一種“非統一的全國市場”。重要的一點是各地區的物價（尤其是糧價）相差懸殊，反映了各地區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和地區之間經濟聯系水平的低下。在戰國秦漢的封建市場中，糧食和其他農產品是最重要的商品之一。由于糧食在商品市場上的重要性，對年成豐歉的預測成為當時商人進行商情預測的基礎；而政府亦有以平抑糧價為中心的“平糶”政策的出臺。不過由于運輸成本太高，戰國秦漢糧食還很少進入長途販運。長途販運的商品以各地的土特產品為主；其中既有供統治階級奢侈消費的珍異之物，也有作為“養生送死之具”的民生日用品，這和封建領主制時期的長途販運商業是有所不同的。
封建地主制下的商業是為封建統治者和地主階級服務的，帶有嚴重的封建性。這種商業雖然也有維持小農再生產的一定功能，但同時又利用小農的弱點和農業再生產的特點買賤賣貴，無情吮吸小農的膏血，獲取幾乎不受限制的高額利潤，從而加速了農民的貧困破產和“棄本逐末”。這就是說，在封建地主制下，商人與農民、商業與農業，自始就存在著矛盾，這種矛盾，是地主階級與農民階級矛盾的一種表現。
復次，考察國家的市場角色。
封建國家直接經營某些生產事業、直接參預市場活動，并負擔著某種經濟職能，這是封建地主制經濟的重要特點之一。以前我們對國家管理和干預經濟的活動，對國家的市場行為和市場角色，對國家財政政策對市場和流通的等不夠，近來一些學者著重在這方面進行了很有意義的論述，也提出了一些值得探討的問題。
有的學者認為，中國戰國以后的流通是由市場的流通和全國性物資流通組成的，而后者則是由統一國家的財政所組織的物資流通及由此誘發的遠距離流通中形成的，因而可稱之為“財政性物資流通”。這一觀點十分新穎，它提醒我們應該主意國家財政在封建商品經濟中的作用，不過似乎把國家財政的作用夸大了。因為第一，中央集權的統一封建國家的建立雖然對全國性流通的發展有著重大的促進作用，但從根本上說，不是中央集權統一封建國家創造了全國性的流通，而是某種程度上打破了地區局限的“全國性流通”的一定程度的發展為中央集權統一封建國家的建立創造了必要的條件。例如，在荀子時代，由于商品經濟的發展，“北海”、“南?！薄ⅰ皷|?！?、“西海”的土特產品，中原地區“可得而有之”。又如由于各地區之間商品流通的發展，各地區的金屬鑄幣已經出現“相通”或“趨同”的趨勢，秦始皇統一貨幣只是順應了這種趨勢。第二，在統一國家的財政收入中，直接進入流通領域的部分是很小的，它拉動流通的作用也是有限的。
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是賦稅，賦稅的主要負擔者是農民，它是地租的再分配，農民所交的賦稅本質上是農民為了國家的需要而生產的自給性產品。國家的賦稅收入主要是滿足統治者的直接消費，支付皇室消費、官俸、軍餉和其它各項開支。貢賦進入流通領域的只是一小部分。例如實行“平糶”法或“常平”法時，以部分租谷為底本，視市場上糧食或其他商品的豐嗇而拋售或購進，用以平抑物價。又如實行均輸法時，將各郡國運往京師的貢物的一部分折合為當地土特產品就地交給均輸官，再由均輸官運到價高地區出售，實際上是把部分貢納轉化為官營商業經營的物資。不過這部分在貢賦中所占的比例是有限的，貢賦的絕大部分是直接消費而不進入市場。貢賦對市場的作用還表現在它迫使農民為了完納貢賦而把更多的產品投放市場，西漢貢賦中貨幣稅占的比重很大，這種情形就更為明顯，甚至可以說西漢商品經濟相當大程度上是賦稅拉動的。不過，西漢賦稅貨幣化的政策雖然在一定時期內增加了商品經濟表面繁榮的程度，但由于它超出了以自給性生產為主的小農經濟的負荷能力，到東漢中期以后就難以為繼了。 因此，從總體上看，我們不能說中央政府的財政創造了一個全國性的流通或全國性的市場。中央政府的財政確實促進了全國性的物資流動，如各地貢賦和漕糧向中央的調運，京都或各地的糧食和其他物資向邊防地區或受災地區的調運等，但這些都是依靠行政調撥，基本上不通過市場進行。一些日本學者喜歡用“物流”這個詞，如果用它來表示封建社會中不同于市場流通的物資流動，這倒是一個比較貼切和有用的概念?！拔锪鳌睂ι唐妨魍〞兴鶐?，但作用不宜夸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