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9-24 10:2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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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問題的關鍵不是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回落至7%，而是7%的速度能否持續！這才是當下中國經濟真正面臨的困難。英國《金融時報》的馬丁?沃爾夫在其專欄文章中擔心的是經濟增長的“不可持續難題”，而不是增長本身，境界和視角遠高于國內很多就事論事的專家。當下中國經濟最大的問題的確不是速度本身，而是在舊的引擎逐漸熄火的情況下，經濟缺乏新的拉動力。
數字經濟是一場數字技術推動的經濟革命。這場數字化革命正在以數字技術的不斷創新為推動力，以開放的知識為基礎，從制造領域、管理領域、流通領域的數字化擴展到包括政府宏觀調控的一切經濟領域，逐漸形成一個經濟體系。
一、新自由主義思潮是美國數字經濟繁榮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美國，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為解決凱恩斯主義所遺留的滯脹問題，新自由主義思潮逐漸抬頭并呈現占主導地位的趨勢。美國傳播學者丹·席勒(DanSchiller)指出，以“應該讓市場自己遵循其自然的邏輯”的新自由主義思潮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重新被奉為美國國內的正統理論[1]。80年代的里根時代和90年代的克林頓時代都很大程度上遵循新自由主義思潮的理念。最近幾年，新自由主義思潮成為美國數字經濟繁榮的重要支柱之一。
首先，作為數字經濟重要技術推動力的因特網本身就是自由思想創新的產物。一方面，因特網的設計思想避免了壟斷集中，體現分散自由；另一方面，因特網為數字化的信息提供了自由流動的空間。因此，因特網不僅是流通領域數字化的重要技術支持，更是新自由主義經濟的組成部分。新自由主義思潮在美國的發展提供了因特網生長的土壤，孕育了數字經濟的發展。
其次，新自由主義思潮的自由市場觀點和理念滲透到了美國的經濟發展政策中，特別是以數字技術為基礎的電信和傳媒業發展的政策中，為數字經濟的發展創造了適宜的宏觀經濟環境。20世紀60年代中期起，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通過一系列程序對電子計算機業、電腦業和電信業的界限一再進行重新劃定，將蓬勃發展的網絡業中越來越多的部分劃到放松控制的電腦業一邊，促進電腦業的發展。20世紀80年代后，主張把政府的控制管理降到最低程度、強調充分發揮市場原理的作用的思想，在美國電信和傳媒業決策中逐漸占據優勢，更使有關決策出現放松管制的特點。1980年，在《有關計算機的第二次調查》中，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決定，作為美國電訊基礎設施的核心部分，受政府管理的電訊公司也可以成立分公司，不受制于現有管制措施。這一措施使得被賦予特別市場自由權的專業化網絡行業向整個電信市場擴展[2]。1996年，美國通過了《1996年電訊法》，消除電信行業的壟斷，開放所有的電信市場，放松了對不同種類的電信和媒體公司相互進入業務領域的限制，允許不同的媒體市場相互滲透，促使美國全國范圍內的從電信運營到硬件制造、軟件開發、網絡通信、互聯網服務、廣播電視等各個領域展開新的競爭和重組，從而推動高速“寬帶”網絡的建設[3]。由此可見，新自由主義思潮的廣泛滲透，為數字經濟的發展創造了寬松的市場環境。
二、美國政府的政策支持是數字經濟健康高速發展的重要保障
為了保證數字經濟的健康發展，美國政府不僅投入大量資金用于基礎設施建設和技術研發，而且還通過政策支持保障數字經濟健康高速發展。首先，美國政府增強網絡的安全性，提高消費者對網絡的信任度。美國政府通過《關于信息系統保護的國家計劃》構建聯邦政府的信息安全模式，推動公眾與民營之間的自愿合作，以保護信息基礎設施。美國商務部企業服務局與產業界、消費者代表和政府部門共同合作，開發一種新的電子商務密碼系統，專用于網上消費者的保護。另外，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FTC)采用網上沖浪的方法，對網上的違規行為進行調查。對于網上的欺詐行為，司法機構按刑事犯罪進行審理。其次，美國政府加大知識產權保護力度。1999年10月，美國通過了《域名權保護法案》，規定域名與商標保護統一，不得冒用、非法注冊或使用與他人域名十分相似的域名進行網上商業活動。在域名的管理上，將過去的政府負責注冊登記改為由因特網域名定名公司(ICANN)和網絡解決方案公司(NSI)代表政府負責域名的注冊登記，大大降低了域名的注冊管理費。最后，積極發展電子商務。1996年底，克林頓親自倡導成立美國政府電子商務工作組負責制定有關發展電子商務的政策措施，并協調督促相關部門實施。1997年頒布《全球電子商務框架》為電子商務的發展創造有利環境，并具體提出五項原則：(1)私營部門必須發揮主導作用；(2)政府應避免對電子商務的不當限制；(3)政府必須參與，并致力于支持和創造一種可預測的、受影響最小的、持續簡單的法律環境；(4)政府必須認清因特網的特性；(5)應該在全球范圍內促進因特網上的電子商務。2000年，美國國會通過了《全球和全國商務電子簽名法案》，使在線合同或在線交易的電子簽名與手寫簽名具有同樣的法律效力，進一步方便企業和消費者的電子商務。
三、官—產—學—公眾創新模式是美國數字經濟發展的內在源泉
數字經濟之所以在美國興起和繁榮，最重要的原因是因特網演化處在官、產、學、公眾各類主體組成的創新網絡之中。正是這一網絡機制促成因特網的迅速普及發展，帶動整個美國經濟向數字經濟的轉變。
美國數字經濟是數字化技術在經濟領域創新以及滲透的結果。創新包括了技術、制度和產品服務方面的創新。單單市場需求的存在或者技術機會的存在都不能促成技術革新，單獨看來，這兩者都是技術發生革新的必要條件而不是充分條件。只有他們同時成立的時候，技術革新才成為可能[4]。也就是說，脫離了產品服務創新的市場需求，單純技術創新不會促進數字經濟的蓬勃發展。以美國蘋果電腦為例，就可以清楚地認識這一點。蘋果在PC發展過程中，一直扮演著先行者的角色。過去十年，蘋果獲得了1300項專利，相當于微軟的一半，幾乎相當于戴爾的1．5倍。但是，創新能力并沒有使蘋果公司置身于食物鏈的頂層。1981年，該公司營業利潤率高達20%，而目前僅有0．4%，遠低于行業平均的2%。目前，該公司在全球PC市場的份額僅有2%，無法與戴爾和IBM相匹敵。蘋果公司充分說明業務模式創新比技術創新更為重要。戴爾、亞馬遜、eBay等公司都是以更低的價格銷售商品和服務模式，迎合更多的消費者[5]。因此，美國數字經濟時代的創新是由技術創新需求和產品服務創新的市場需求相互推動。
事實上，傳統的“官—產—學”三線螺旋體創新體系僅僅提供美國數字經濟技術創新的需求。美國科研體系的特點是政府、企業和大學單獨或聯合資助進行研發活動，促成了美國產生大量創新成果，并得以產業化與商業化發展。因特網正是在這種政府、企業和大學創新體系中由國家投入基礎技術開發和基礎設施建設，同時企業積極支持和參與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在這種建設新的創新環境的過程中，機構和國家的界限被打破。相反，原來互不聯系的三類機構，即公共(官)、私人(產)、學術(學)三方面逐步適應共同工作，相互交織作用，進一步在創新進程的各個階段建立了相互聯系，形成了“三線螺旋體”。
但是，“官—產—學”三線螺旋體創新體系忽略了產品服務創新的市場需求，還不能夠完全成為數字經濟的創新源泉。結合蘋果電腦失敗的教訓可以看出產品、服務等業務方面的創新同技術創新同樣重要，而且這些歸根結底取決于對公眾偏好的滿足。公眾的偏好需求驅動企業、大學科研機構的創新方向，引導政府政策與制度的制定。在進一步滿足公眾偏好的基礎上，公眾積極廣泛地參與在線購物、虛擬社區、數字學習、數字娛樂等都構成推動美國數字經濟發展的堅實動力。而且，當前美國的部分研究機構在統計數字經濟發展狀況時，都對公眾的上網比率、上網時間等進行了詳細的統計。蘭德公司在加強美國國家創新體系的建議中同樣認識到設法讓民眾了解創新活動的重要性以及民眾通過什么方式來支持創新。這些都說明公眾是推動美國數字經濟蓬勃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公眾與“官—產—學”三線螺旋體創新體系相互作用，形成“官—產—學—公眾”創新模式，為數字經濟發展提供了所必需的技術創新、產品服務的業務創新，成為美國數字經濟發展的內在源泉。
四、風險資本是美國數字經濟轉型的“革新力量”
美國數字經濟發展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新技術企業與創業資本或風險資本的互動式發展起到了關鍵性作用。所謂風險資本是由職業金融家(即風險投資家)連同管理一道投資到年輕的、快速增長的、并且有潛力發展成經濟重要貢獻者的公司中的資本，風險資本是初創公司重要的資金來源[6]。美國風險資本市場制度是一種增進和分享創新收益為目標的有效率的融資制度安排。風險資本投資的運行特點包括三方面：一是投資面向新興產業(主要是信息產業)中的初創企業；二是風險資本還通過資本經營服務直接參與企業創業；三是風險資本具有良好的退出機制。正是這三個特點使得風險資本能夠通過獨特的創新試錯機制和風險分散機制，把資本、技術和知識聯系起來，賦予美國經濟支持技術型初創公司發展的優越環境。20世紀90年代，風險資本投資在美國發展迅猛(見表1)，相繼培育出DEC(數字設備公司)、Intel(英特爾公司)、Microsoft(微軟公司)、Compaq(康柏電腦公司)、Apple(蘋果電腦公司)等著名的高科技企業。這些高科技公司為美國數字經濟的發展起到巨大的示范效應。
進入新世紀，美國數字經濟遭遇挫折，風險資本投資的絕對數額出現急劇下降的趨勢，但這并沒有削弱其對美國經濟的貢獻。統計表明，2000—2003年期間曾經接受過風險資本投資的企業在就業創造和銷售收益增長方面對美國經濟的貢獻仍然超過其他同行企業。在信息產業部門這一現象更為明顯(見表2)，比如2000—2003年期間，計算軟件整體行業出現裁員8%，銷售額僅增長5%，而風險資本投資企業卻仍然創造了17%的就業機會，銷售額高達31%。因此，風險資本投資正在很大程度上拉動當前美國經濟的復蘇。
總之，無論是在美國經濟繁榮或復蘇階段，風險資本都對美國經濟做出重要貢獻，是美國數字經濟轉型中不可替代的“革新力量”。
參考文獻：
[1][美]丹·席勒．數字資本主義[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3．
[2][美]丹·席勒．數字資本主義[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10．
[3]郭慶光．21世紀美國廣播電視事業新構圖——“1996年電信法”的意義與問題[J]．國際新聞界，1996(6)．
中圖分類號：F112．7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07)03-0183-03
數字經濟是一場數字技術推動的經濟革命。這場數字化革命正在以數字技術的不斷創新為推動力，以開放的知識為基礎，從制造領域、管理領域、流通領域的數字化擴展到包括政府宏觀調控的一切經濟領域，逐漸形成一個經濟體系。
一、新自由主義思潮是美國數字經濟繁榮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美國，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為解決凱恩斯主義所遺留的滯脹問題，新自由主義思潮逐漸抬頭并呈現占主導地位的趨勢。美國傳播學者丹?席勒(Dan Schiller)指出，以“應該讓市場自己遵循其自然的邏輯”的新自由主義思潮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重新被奉為美國國內的正統理論[1]。80年代的里根時代和90年代的克林頓時代都很大程度上遵循新自由主義思潮的理念。最近幾年，新自由主義思潮成為美國數字經濟繁榮的重要支柱之一。
首先，作為數字經濟重要技術推動力的因特網本身就是自由思想創新的產物。一方面，因特網的設計思想避免了壟斷集中，體現分散自由；另一方面，因特網為數字化的信息提供了自由流動的空間。因此，因特網不僅是流通領域數字化的重要技術支持，更是新自由主義經濟的組成部分。新自由主義思潮在美國的發展提供了因特網生長的土壤，孕育了數字經濟的發展。
其次，新自由主義思潮的自由市場觀點和理念滲透到了美國的經濟發展政策中，特別是以數字技術為基礎的電信和傳媒業發展的政策中，為數字經濟的發展創造了適宜的宏觀經濟環境。20世紀60年代中期起，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通過一系列程序對電子計算機業、電腦業和電信業的界限一再進行重新劃定，將蓬勃發展的網絡業中越來越多的部分劃到放松控制的電腦業一邊，促進電腦業的發展。20世紀80年代后，主張把政府的控制管理降到最低程度、強調充分發揮市場原理的作用的思想，在美國電信和傳媒業決策中逐漸占據優勢，更使有關決策出現放松管制的特點。1980年，在《有關計算機的第二次調查》中，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決定，作為美國電訊基礎設施的核心部分，受政府管理的電訊公司也可以成立分公司，不受制于現有管制措施。這一措施使得被賦予特別市場自由權的專業化網絡行業向整個電信市場擴展[2]。1996年，美國通過了《1996年電訊法》，消除電信行業的壟斷，開放所有的電信市場，放松了對不同種類的電信和媒體公司相互進入業務領域的限制，允許不同的媒體市場相互滲透，促使美國全國范圍內的從電信運營到硬件制造、軟件開發、網絡通信、互聯網服務、廣播電視等各個領域展開新的競爭和重組，從而推動高速“寬帶”網絡的建設[3]。由此可見，新自由主義思潮的廣泛滲透，為數字經濟的發展創造了寬松的市場環境。
二、美國政府的政策支持是數字經濟健康高速發展的重要保障
為了保證數字經濟的健康發展，美國政府不僅投入大量資金用于基礎設施建設和技術研發，而且還通過政策支持保障數字經濟健康高速發展。首先，美國政府增強網絡的安全性，提高消費者對網絡的信任度。美國政府通過《關于信息系統保護的國家計劃》構建聯邦政府的信息安全模式，推動公眾與民營之間的自愿合作，以保護信息基礎設施。美國商務部企業服務局與產業界、消費者代表和政府部門共同合作，開發一種新的電子商務密碼系統，專用于網上消費者的保護。另外，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FTC)采用網上沖浪的方法，對網上的違規行為進行調查。對于網上的欺詐行為，司法機構按刑事犯罪進行審理。其次，美國政府加大知識產權保護力度。1999年10月，美國通過了《域名權保護法案》，規定域名與商標保護統一，不得冒用、非法注冊或使用與他人域名十分相似的域名進行網上商業活動。在域名的管理上，將過去的政府負責注冊登記改為由因特網域名定名公司(ICANN)和網絡解決方案公司(NSI)代表政府負責域名的注冊登記，大大降低了域名的注冊管理費。最后，積極發展電子商務。1996年底，克林頓親自倡導成立美國政府電子商務工作組負責制定有關發展電子商務的政策措施，并協調督促相關部門實施。1997年頒布《全球電子商務框架》為電子商務的發展創造有利環境，并具體提出五項原則：(1)私營部門必須發揮主導作用；(2)政府應避免對電子商務的不當限制；(3)政府必須參與，并致力于支持和創造一種可預測的、受影響最小的、持續簡單的法律環境；(4)政府必須認清因特網的特性；(5)應該在全球范圍內促進因特網上的電子商務。2000年，美國國會通過了《全球和全國商務電子簽名法案》，使在線合同或在線交易的電子簽名與手寫簽名具有同樣的法律效力，進一步方便企業和消費者的電子商務。
三、官―產―學―公眾創新模式是美國數字經濟發展的內在源泉
數字經濟之所以在美國興起和繁榮，最重要的原因是因特網演化處在官、產、學、公眾各類主體組成的創新網絡之中。正是這一網絡機制促成因特網的迅速普及發展，帶動整個美國經濟向數字經濟的轉變。
美國數字經濟是數字化技術在經濟領域創新以及滲透的結果。創新包括了技術、制度和產品服務方面的創新。單單市場需求的存在或者技術機會的存在都不能促成技術革新，單獨看來，這兩者都是技術發生革新的必要條件而不是充分條件。只有他們同時成立的時候，技術革新才成為可能[4]。也就是說，脫離了產品服務創新的市場需求，單純技術創新不會促進數字經濟的蓬勃發展。以美國蘋果電腦為例，就可以清楚地認識這一點。蘋果在PC發展過程中，一直扮演著先行者的角色。過去十年，蘋果獲得了1 300項專利，相當于微軟的一半，幾乎相當于戴爾的1．5倍。但是，創新能力并沒有使蘋果公司置身于食物鏈的頂層。1981年，該公司營業利潤率高達20%，而目前僅有0．4%，遠低于行業平均的2%。目前，該公司在全球PC市場的份額僅有2%，無法與戴爾和IBM相匹敵。蘋果公司充分說明業務模式創新比技術創新更為重要。戴爾、亞馬遜、eBay等公司都是以更低的價格銷售商品和服務模式，迎合更多的消費者[5]。因此，美國數字經濟時代的創新是由技術創新需求和產品服務創新的市場需求相互推動。
事實上，傳統的“官―產―學”三線螺旋體創新體系僅僅提供美國數字經濟技術創新的需求。美國科研體系的特點是政府、企業和大學單獨或聯合資助進行研發活動，促成了美國產生大量創新成果，并得以產業化與商業化發展。因特網正是在這種政府、企業和大學創新體系中由國家投入基礎技術開發和基礎設施建設，同時企業積極支持和參與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在這種建設新的創新環境的過程中，機構和國家的界限被打破。相反，原來互不聯系的三類機構，即公共(官)、私人(產)、學術(學)三方面逐步適應共同工作，相互交織作用，進一步在創新進程的各個階段建立了相互聯系，形成了“三線螺旋體”。
但是，“官―產―學”三線螺旋體創新體系忽略了產品服務創新的市場需求，還不能夠完全成為數字經濟的創新源泉。結合蘋果電腦失敗的教訓可以看出產品、服務等業務方面的創新同技術創新同樣重要，而且這些歸根結底取決于對公眾偏好的滿足。公眾的偏好需求驅動企業、大學科研機構的創新方向，引導政府政策與制度的制定。在進一步滿足公眾偏好的基礎上，公眾積極廣泛地參與在線購物、虛擬社區、數字學習、數字娛樂等都構成推動美國數字經濟發展的堅實動力。而且，當前美國的部分研究機構在統計數字經濟發展狀況時，都對公眾的上網比率、上網時間等進行了詳細的統計。蘭德公司在加強美國國家創新體系的建議中同樣認識到設法讓民眾了解創新活動的重要性以及民眾通過什么方式來支持創新。這些都說明公眾是推動美國數字經濟蓬勃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公眾與“官―產―學”三線螺旋體創新體系相互作用，形成“官―產―學―公眾”創新模式，為數字經濟發展提供了所必需的技術創新、產品服務的業務創新，成為美國數字經濟發展的內在源泉。
四、風險資本是美國數字經濟轉型的“革新力量”
美國數字經濟發展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新技術企業與創業資本或風險資本的互動式發展起到了關鍵性作用。所謂風險資本是由職業金融家(即風險投資家)連同管理一道投資到年輕的、快速增長的、并且有潛力發展成經濟重要貢獻者的公司中的資本，風險資本是初創公司重要的資金來源[6]。美國風險資本市場制度是一種增進和分享創新收益為目標的有效率的融資制度安排。風險資本投資的運行特點包括三方面：一是投資面向新興產業(主要是信息產業)中的初創企業；二是風險資本還通過資本經營服務直接參與企業創業；三是風險資本具有良好的退出機制。正是這三個特點使得風險資本能夠通過獨特的創新試錯機制和風險分散機制，把資本、技術和知識聯系起來，賦予美國經濟支持技術型初創公司發展的優越環境。20世紀90年代，風險資本投資在美國發展迅猛(見表1)，相繼培育出DEC(數字設備公司)、Intel(英特爾公司)、Microsoft(微軟公司)、Compaq(康柏電腦公司)、Apple(蘋果電腦公司)等著名的高科技企業。這些高科技公司為美國數字經濟的發展起到巨大的示范效應。
進入新世紀，美國數字經濟遭遇挫折，風險資本投資的絕對數額出現急劇下降的趨勢，但這并沒有削弱其對美國經濟的貢獻。統計表明，2000―2003年期間曾經接受過風險資本投資的企業在就業創造和銷售收益增長方面對美國經濟的貢獻仍然超過其他同行企業。在信息產業部門這一現象更為明顯(見表2)，比如2000―2003年期間，計算軟件整體行業出現裁員8%，銷售額僅增長5%，而風險資本投資企業卻仍然創造了17%的就業機會，銷售額高達31%。因此，風險資本投資正在很大程度上拉動當前美國經濟的復蘇。
總之，無論是在美國經濟繁榮或復蘇階段，風險資本都對美國經濟做出重要貢獻，是美國數字經濟轉型中不可替代的“革新力量”。
參考文獻：
[1] [美]丹?席勒．數字資本主義[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3．
[2] [美]丹?席勒．數字資本主義[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10．
[3] 郭慶光．21世紀美國廣播電視事業新構圖――“1996年電信法”的意義與問題[J]．國際新聞界，1996(6)．
[4] Rosenberg， Nathan． Inside the Black Box[M]．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231-232．
[5] 龔偉同．技術創新毀了蘋果[J]．商務周刊，2004(4)．
[6] 宋玉華．美國新經濟研究――經濟范式轉型與制度演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455．
Institutional Analysis of American Digital Economy
HE Xiao-yin
因此，政客和經濟學家都在思考：生產率增長減速是制約增長的永久性狀況，還是僅僅是過渡現象？這個問題很難回答，主要因為決定這一趨勢的因素范圍甚廣。除了公共部門投資不足，還有貨幣政策――不管貨幣政策成本和收益如何，它促使了公司用現金進行股票回購，同時實際投資依然被抑制。
與此同時，信息技術和數字網絡讓許多白領和藍領的工作實現了自動化。對美國來說，2000年是轉型最關鍵的一年，也許你已經預料到上述轉型會導致失業并伴隨生產率提高。但在2008年危機前的幾年，數據顯示，美國生產率呈下降趨勢，而直到危機前夕，失業率并未大幅上升。對此有一種解釋是，危機前幾年，就業是由信用推動的需求支撐著。直到信用泡沫破裂，數百萬工人突然丟了飯碗。其含義是自動化等于生產率提高這一經濟邏輯并未失效，只是證明的時間延遲了。
但生產率之謎并不止出現在2008年危機時。在該危機前的20年里，美國生產國際可貿易商品和服務（占美國總產出的三分之一）的經濟部門沒有增加任何就業崗位，盡管以價值增加值衡量，該部門的增速高于美國不可貿易部門。可貿易部門的就業崗位減少大部分發生在制造業。盡管部分崗位減少是拜信息技術和數字化所帶來的生產率進步所賜，但也有許多減少是由于美國企業將供應鏈的某些部分轉移到了其他國家和地區，特別是中國。
相反，美國的不可貿易部門（占經濟的三分之二）在2008年前的幾年中增加了大量就業崗位。但這些就業崗位（通常是服務業）所帶來的價值增加值往往低于所減少的制造業崗位。這部分原因在于，可貿易部門日漸向水平技能和教育程度較高的員工傾斜。從這個角度講，可貿易部門生產率有所提高，盡管全球經濟結構性轉變的重要性，不亞于員工做同樣工作的效率提高。
不幸的是，對發達經濟體來說，可貿易部門人均價值增加值的提升，不足以抵消勞動力從制造業崗位轉向不可貿易部門服務業崗位所造成的影響。因此，總體生產率增長緩慢。與此同時，隨著發展中國家日漸富裕，它們也將投資于技術以應對勞動力成本的提高。結果，全球生產率和GDP增長的高峰也許已經出現。
在“二戰”后的大部分時間里，全球供應鏈的組織原則一直是使生產向勞動力成本低廉的國家轉移，因為勞動力不論過去還是現在都是流動性最差的經濟因素。不容易自動化的高增加值服務業未來仍將如此。但對于資本密集型數字技術而言，上述組織原則將發生改變：生產將向最終市場轉移，而最終市場將不僅出現在發達國家，還會出現在中產階級不斷壯大的新興經濟體。
經濟學是一個很大的專業,它可以細分為很多方向,這些方向有偏向實際應用的,也有偏向理論研究的。理論方向主要是做諸如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經濟學、西方經濟學之類的研究。比如那些制定我們國家宏觀經濟政策、預測未來經濟走向的人,他們就是做經濟學理論研究的。如果選擇了理論方向,你就要有心理準備,會有很漫長的路要走,起碼要讀到博士才可能有“出頭之日”。而應用方向有金融、財政(含稅收學)、證券、保險、統計經濟學等不同的模塊,都是適應具體行業需求的。大部分讀經濟學專業的學生都傾向于選擇應用方向,方便畢業以后找工作。事實上,選理論還是選應用,就體現了對機會成本的一種把握。
經濟學不只是“錢經”
在人們的日常觀念里,總是不自覺地把“錢”和“經濟”畫上等號,談到經濟總是大侃“錢經”,其實貨幣只是經濟的一個組成部分。春燕說,學經濟的學生對“錢”有不一樣的理解。比如一般人總是關心手里有100元還是200元,焦點在數字上;而學經濟的人并不太關注數字,而是看重這100元或者200元的購買力,就是說在乎的是錢要怎么花,能買多少東西。
春燕覺得大學四年里比較重要而且實用的課程有營銷學、商業銀行學、證券投資學、西方經濟學等,因為這些課程以后都會在工作當中得到運用。比如春燕馬上就要去銀行工作了,“商業銀行實驗操作”這門課就顯得尤其實用。這門課程基本上涉及了銀行的主要業務,如對私業務里的儲蓄、轉賬,對公業務里的支票、電匯、匯票等。春燕說,學了這門課,她到銀行實習的時候上手就很快,適應期縮短了很多。
現在炒股、投資基金的人很多,看到他們的課程里還有“證券投資”這門課,不禁讓人猜想,是不是經濟學專業的學生個個都是炒股高手呢?春燕說,這門課其實只教大家一些投資的基本知識,并不是教學生怎樣在股市里賺大錢的。投資總是有風險的,只是每個人的風險偏好不同。有些人比較謹小慎微,他們就會選擇穩妥型的投資,收益小,風險也低;而風險愛好者喜歡刺激,偏好激進型的投資,風險高,但收益也大。證券投資課最多也只能教學生在一定程度上規避風險。
前路有風險,選擇需謹慎
經濟危機對經濟學專業最明顯的沖擊就是在就業上了。地球人都知道,今年大學生找工作特別難,雖說受沖擊最大的是國際貿易、金融之類的專業,但是經濟專業畢業生的日子也一樣不好過。春燕說,他們的就業去向范圍較廣,公務員算是一條比較好的出路,其他就視每個人的具體專業方向而定了。比如學證券的可以去做個證券分析師、投資顧問之類的。今年的就業形勢不好,她們班上大部分同學都去了中小企業,從事業務、銷售之類和本專業沒有太大聯系的工作。前幾年,經濟學專業的畢業生還可以去做會計,而現在,更多的公司傾向于聘用會計學專業的畢業生來從事會計工作,經濟學專業的學生就沒什么競爭力了。
萬家基金認為在流動性沖擊過去之后，投資者需要進一步認識“宏觀穩住、微觀放活和社會托底”的意思。由此看來，宏觀政策將以穩為主，如果失業情況未出現明顯惡化，沒有爆發系統性和區域性的金融風險，政策將不會有所改變，經濟將沿著自身的途徑開始緩慢下滑。周期股將繼續趨勢性下降。而與以往不同的是，新的經濟驅動力將在未來的1-2年逐步顯現。下半年影響股市趨勢的關鍵是宏觀經濟的走向，原本地產投資和基建投資就有環比減弱的趨勢，在目前央行重拳治理影子銀行的情況下，估計三季度減弱的程度更大。
匯豐晉信：
震蕩市關注新興產業
匯豐晉信認為，在目前的狀況下，經濟的疲弱形式沒有根本性的改變，央行也多次強調繼續執行穩健的貨幣政策。在經濟疲弱、貨幣中性的情形下，通脹滋長的條件并不具備，數字上的回升僅代表基數較低帶來的計算結果，不足以引起市場過多的憂慮。因此通脹并非市場擔憂的主要因素，經濟的下滑和流動性的情況才是市場關注的核心。
具體到投資領域，匯豐晉信認為，應回避受到經濟影響較大的傳統性行業，持續關注局部對經濟敏感性較低的行業，如以“消費服務”和“新興產業”為代表的成長性行業。
上投摩根：
堅定持有優質成長股
上投摩根表示讓市場在5-6月陷入混亂的兩大因素已在6月底后出現和緩跡象，未來只要美國公債利率的波動率企穩，將有助各類資產波動降低并回歸基本面。
整體而言，夏日炎炎，7月份全球股市可能會進入一段修身養息期間，后續主導大勢的變量因素可以主要觀察美債收益率、新興市場波動率變化以及經濟數據與美聯儲政策。另外，7月中旬后各市場上市公司將陸續公布半年度企業財報，也有望對個股投資機會提供新的指引。不過，堅定持有優質成長股仍將是戰勝市場的不二法則。
數字鴻溝帶來的危害是顯而易見的。著名IT評論家胡泳認為，數字化經濟本身造成一些輸家也造就一些贏家，這種輸贏的差距表現在一個國家之外，就是國與國之間的技術進步與發展方面的鴻溝。如果新技術造就贏家和輸家，發展中國家可能會在新的秩序中輸掉所有的東西。著名IT評論家姜奇平認為，數字化生存我們已到被淘汰邊緣。數字鴻溝的問題非常嚴重，嚴重到百分之九十多比一點多的差距，甚至可以說存在一個“溝籍”的問題，不是球籍，是溝籍。②事實表明，中美之間由于對信息、網絡技術應用程度的不同以及創新能力的差別造成的“信息落差”、“知識分隔”和“貧富分化”現象日趨嚴重。如果我們對此重視不夠，將會使中美之間已經存在的科技、工業、農業之間的差距進一步擴大，中國在21世紀中葉成為中等發達國家的宏偉戰略目標有可能成為水中之月、鏡中之花。
二、中美數字鴻溝探源
在網絡經濟中，中國的起步并不算晚。早在7年前，當美國政 府大力倡導“信息高速公路”計劃的時候，我們就已迅速地跟進。那么，在不到10年的時期內，中美之間為何會產生如此驚人的數字鴻溝？對此，學術界和IT業界眾說紛紜。概括起來，主要有以下幾種觀點：
第一、由國家、社會之間整體實力的差距所形成。
天極網總裁李志高認為，數字鴻溝和數字方面的差距，不僅僅是一個技術問題，或者是信息技術的問題，也是一個社會問題。它牽扯到很多問題，包括整個社會的貧富差距，信息資源不足，和資金、文化，還有就業生活質量等整體社會水平相關的問題。
第二、企業層次的信息化水平太低。
方正公司副總經理宋建東認為，利用網絡技術不是取決于企業的意愿，而是取決于企業的內功，尤其是企業的組織架構、崗位分析和業務流程。在這些問題沒有解決的情況下，不太可能跨越數字鴻溝。
第三、資本市場對于消除或者擴張鴻溝起著重要作用。
方興東認為，目前中國的資本市場對中國互聯網發展的支持還遠遠不夠。 互聯網最需要的是風險投資的支持。美國風險資金投入互聯網的有400多億美元，中國投入互聯網的所有資本加起來估計還不到40億人民幣。中國目前沒有真正的風險投資公司。美國1999年互聯網上市公司的價值是1.3萬億美元。加上風險投資的400億美元，這就是美國推動互聯網發展的根本。中國如果沒有這兩塊投入的話，根本就沒法進行。③
第四、缺少從事電子商務的基本條件。
樊綱認為，在發展網絡經濟上，我們面臨比發達國家更多的制約，從"軟件"上看，我們的信用卡體系還不發達，持卡人還很少，相關的金融服務保障和法律保障還非常欠缺；從" 硬件"上看，我們的批發、零售業本身的現代化程度還不高，郵購、"目錄購物"還非常不發達，因此能在網上交易的種類、規模就會非常有限，如何保證送貨就更是問題。④
第五、制度上的障礙。
周其仁認為，目前我國關于網絡經濟缺乏清楚、明確和簡明的規制框架，這是發展網絡經濟的主要障礙。一些行政部門在沒有法律根據的情況下，任意擴大規制權限，導致混亂、多部門無明確規則的管制，這將使中國失去發展網絡經濟最可貴的時機，在亞洲和全球競爭中落伍。⑤
上述觀點各自從不同角度和不同層面對中美數字鴻溝的產生根源進行了剖析，充分揭示了中美數字鴻溝形勢的嚴峻性。但是，它們沒有解決這樣一個問題：哪一種因素具有統率全局的作用，哪一種因素是消除中美數字鴻溝的最佳突破口？
根據第一種觀點，數字鴻溝的產生，是由于中美兩國在國家之間和社會之間的整體實力存在著巨大差距，而整體實力之間的差距是難以在較短時間內得以縮短的。這是否意味著，中美數字鴻溝將會經歷很長時間才能消除？果真如此的話，現有的數字鴻溝將會進一步擴大兩國的整體差距，形成一種惡性循環。其余幾種觀點，無論是企業的信息化問題、資本市場問題、電子商務的基本條件問題，還是制度性障礙問題，最終都要歸結到這樣一個問題：怎樣才能在最短時間內解決這些問題？是等待呢，還是積極行動起來？是等待條件成熟呢，還是積極創造條件？這些，都與人們的思想觀念有關。網絡經濟是一種革命，是一種新的生產方式。任何一場革命的起點，都是新的思想觀念對傳統思想觀念的沖擊。沒有牛頓的科學思想的流行，就不會有產業革命；沒有“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的大討論，就不會有改革開放。當新的思想觀念逐步取得領導地位時，人民群眾中蘊含著的巨大潛力就會爆發出來，一切障礙和限制就會在人們的積極努力下迅速地被沖跨。
我認為，美國在網絡經濟上的國際領先地位，首先來自觀念上的領先。政府、國會和美國民眾，都對新經濟持歡迎態度，都對其革命性意義予以充分肯定。中國與美國目前的最大差距，其實還是觀念上的差距。如果中國從政府到民眾都對網絡經濟在觀念上有了革命性的突破，由政府牽頭，從制度創新開始，對發展網絡經濟的各種限制條件予以堅決、徹底的消除，中國的網絡經濟就能更快、更健康地發展，中國成為世界強國的目標就能在更短時間內實現。
三、觀念革命
持有什么樣的思想觀念，才能與網絡經濟的革命性要求相適應？中美兩國在思想觀念上主要存在哪些差異？這些，就是我們需要進行深入探討的問題。我認為，數字觀念、時間觀念、創新觀念、風險觀念、動態觀念、人才觀念等六個方面的觀念革命，應是消除中美數字鴻溝的邏輯起點。
1、數字觀念：我們應該充分認識到網絡經濟的革命性意義。對于未來任何一個傳統領域，互聯網都將成為核心競爭力的核心要素。如果我們在網絡經濟上仍然處于被動地位，我們失去的將不僅僅是一個產業，而且是中國未來的命運。
網絡經濟的根本特征是互聯性?；ヂ撔源蟠筇岣吡耸袌龅慕灰仔?，使社會分工水平產生了飛躍，給市場和經濟活動帶來革命性的變化，我們可將之稱作網絡效應。網絡效應將隨著網絡的擴張而日益顯示出更大的威力?；ヂ撔院途W絡效應對網絡經濟的運行產生了深遠影響,使之形成了有別于傳統經濟的一系列基本特征，它們包括快捷性、全球性、對稱性、虛擬性、模糊性、知識性、復雜性、壟斷性和公平性等。我們必須迅速改變自己的思想觀念與思維方式，以適應網絡經濟的發展需要。
2、時間觀念：由于網絡經濟的快捷性特征，使得時間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產品生命周期迅速縮短，一種產品可以在幾個月甚至幾天內變成主流化的產品，又可能在幾個月內消失得無影無蹤。因此，網絡經濟中強調要快速反應、搶占先機。從企業角度來說，不是大企業吃掉小企業，而是反應敏捷的企業吃掉反應遲鈍的企業。從國家角度來說，不是大國吃掉小國、強國吃掉弱國，而是反應敏捷的國家吃掉反應遲鈍的國家。例如，美國政府率先建設“信息高速公路”，使80年代處于競爭劣勢的美國，在90年代一躍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明星。北歐和日本在移動通信上先于美國一步，在未來的移動商務經濟中將占據領導地位。又如，從經濟、社會等各方面的實力上說，印度均不如中國。但由于印度政府搶先一步對網絡經濟采取積極扶持政策，使得印度無論在高速計算機和軟件開發等關鍵領域上都領先于中國。印度已成為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軟件大國，國內軟件業以每年50%的速度增長。印度IT出口已占全國出口總額的35%，占國內生產總值的7。5%?！哆h東經濟評論》甚至暗示，如果中印之間在IT產業上的差距繼續擴大下去，未來亞太地區將不是以中國為中心，而是以印度為中心。⑥
3、創新觀念：在市場變化迅速的情況下，企業要不斷創新、不斷推出新產品，并不斷主動淘汰自己的產品。創新與靈活性成為企業的生命線。有了創新和靈活性，一個小企業可以迅速成長為大企業。失去了創新和靈活性，一個大企業可能會迅速走向衰敗。
在美國，創新觀念早已深入人心。人人以能夠獨樹一幟、充分表現自己而自豪，新思想、新理論、新技術層出不窮。美國在知識產權法規的制訂方面和執行方面的嚴格程度是有目共睹的。政府、企業和大學也積極為激發人們的創新能力營造一個良好的環境。歷屆政府都在科研開發方面給予企業和技術研究部門較多的資助，在制訂經濟政策方面也更多地向那些教育部門和科研機構傾斜。美國巴爾蒂莫大學經濟學家Zoltan Acs一針見血地指出：“什么是我們的比較優勢？是我們的創新能力”。
中國與美國形成鮮明對照?？鬃幼苑Q“述而不作”，表明他重視的是模仿而不是創新。中國在創新方面的阻力較大，特別是長期施行的計劃經濟體制，帶來了穩定的收入、較大的安全感和僵化的管理方式。在這種環境下，人們的創新觀念大為削弱，人們的創新能力不可能被充分激發出來。至今為止，中國的經濟成就主要來自對國外先進技術的引進與模仿，網絡經濟的發展也不例外。有人將中國的互聯網稱作“互抄網”，成千上萬個網站提供的內容大同小異。中國電腦市場國有品牌的占有率在提高，但技術含量并未提高，大多數電腦公司從事的是散件裝配。如果長此下去，中國的網絡經濟如何能繁榮？
4、風險觀念：在網絡經濟中，正反饋起著重要作用。由于互聯性、由于信息傳遞的快捷性，人們之間產生了頻繁、迅速、劇烈的交互作用，從而形成不斷強化的正反饋機制。最初發生的一件偶然事件，會由于正反饋作用而不斷擴大其影響，使細微的差別最終演變成巨大的鴻溝，甚至會導致系統的崩潰。這就是網絡經濟大起大落的主要根源之一，這就使網絡經濟既存在巨大的收益，又存在巨大的風險。
中國網絡經濟興盛時，熱浪鋪天蓋地；網絡經濟低落時，處處寒氣逼人。人們剛剛為巨大的收益而陶醉，隨即就被巨大的風險所擊倒。美國的情況卻完全不同，無論網絡經濟是冷是熱，美國投資者的反應都比較冷靜，沒有出現極度狂熱或極度恐懼的狀態。正是中國在風險觀念上的巨大落差，導致資本市場對互聯網發展的支持程度遠遠落后于美國。
5、人才觀念：如果說以蒸汽機為代表的產業革命，使資本第一次成為生產中的關鍵性要素的話，計算機和互聯網則第一次使信息和知識成為生產中的關鍵性要素。這一點，不僅反映在產品的價值構成上，也反映在企業的資產結構上——無形資產價值的重要性與日俱增。從某種意義上說，無形資產甚至比有形資產更重要。由快捷性帶來的產品生命周期的縮短，使得有形資產迅速貶值，甚至會變得毫無用處。相反，無形資產在越來越多的商務中成為主體，它由品牌、良好的客戶關系、雇員的才能、業務流程與系統的內在經驗等組成，對企業附加價值的生產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因此，無論是對企業還是對國家來說，人才和教育都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要使網絡經濟更好、更快地發展，我們必須全力以赴，為人力資本創造性的發揮建立起必要的組織制度和其他社會文化條件。
6、動態觀念：在美國，網絡經濟已經成為推動經濟增長、改造傳統經濟、提高勞動生產率的重要力量。在中國，很多人以靜止的觀念來看待網絡經濟。他們只看到網絡經濟在發展初期受到的挫折和問題，沒有看到網絡經濟蘊含的巨大潛力和革命性的力量。例如，有人認為，中國的比較優勢是勞動密集型產業，應重點發展勞動密集型等傳統產業，待新經濟發展成熟了再去引進，以減少網絡泡沫帶來的損失。他們沒有想到，發達國家正在加緊用新經濟改造傳統經濟，中國在勞動密集型產業上的比較優勢不可能長久保持下去。更何況長期固守技術含量較低的勞動密集型產業，而放慢了新經濟的發展步伐，將會使中國永遠處于國際分工的較低層次，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將會進一步拉大。反之，如果我們持有動態觀念，重視動態比較優勢，運用計算機與網絡技術在全球范圍內有效配置資源、徹底改造傳統經濟，就能大大降低信息成本和生產經營成本，從根本上改變中國的經濟增長方式、迅速提高中國的國際競爭力。
主要參考資料
① 《青年參考》 2000年11月3日
②《北京青年周刊》 2000年11月9日
③《科學時報》 2000年5月13日
一、緒言
宏觀經濟學是以整個國民經濟活動作為考察對象，它研究的是社會總體經濟問題，以及與之相應的經濟變量的總量和其相互關系的一門學科。宏觀經濟的短期動態穩定性是指社會總需求與社會總供給在總量與結構之間的短期平衡性。這種穩定關系體現在各種宏觀經濟變量上，這些宏觀經濟變量相互作用，并在其他變量的影響下發生變動，反過來，這種變動又對其他變量產生影響。當各種宏觀經濟變量之間的相互作用達到某種平衡、彼此不再變化時，總體經濟就達到了均衡狀態，也就達到了一種相對穩定狀態。也就是說，只要最終的均衡點是最優的，那么其過程并不重要。但是隨著世界經濟一體化的推進，經濟形勢已變得更加復雜化，近幾年世界各地頻發的經濟危機也說明抽象的理性假設很不真實。在金融市場中，其風險是無處不在的，也是難以預料的。尤其是并不十分完備的金融市場，并不是在按部就班地平穩運行，而是像一個喝醉酒的人，在其清醒的狀態下，看不出有什么異樣；但在部分情況下也會出現失常。做為宏觀調控的政府，理應對經濟系統運行的穩定性負責。應是先把醉酒的人使其清醒，然后幫其找到回家的路。因此，按照筆者所接觸的案例來談一下宏觀經濟管理所涉及的一些實用的邏輯思維方法。
二、建立數字概念
數字概念是一個人從小就建立起來對數學的初步了解與認識，從小商小販到金融專家，只要會加減乘除四則運算，都會有自己的小九九，都會對數字有著不同的理解，而我們所談的是一個經濟師所應具備的數字概念。具體講有以下幾點：
（一）大數定律記心中
大數定律又稱弱大數理論，它是概率論歷史上第一個極限定理，也是概率論與數理統計學的基本定律之一，它是指概率論中討論隨機變量序列的算術平均值向常數收斂的定律。大數定律是概率論最重要的理論之一，它廣泛應用于實際工作中。特別是在亞洲金融風暴之后，包括中國在內的東亞國家痛則思變，想通過長期的經常項目順差積累外匯儲備以求自保。于是包括中國在內的很多國家為了儲備起見，又購買美國中長期國債。但是在世界金融市場內，缺乏適用的高流動性資產，因此大規模的美元儲備抬高了美國國債價格，也降低了長期利率。盡管各國央行出于對本國的保護，其做法是理性的。但是由于各國的經濟與政治的差異，使得各國的央行與投資者的邏輯思維也存在著較大的差異。所以說，由于這種差異，大數定律就不成立，各國的央行行為也不能代表全體投資者的偏好。因此對經濟師來講，從邏輯思維上講很簡單，即具體問題具體分析；要想達到理性的預期，就必須按大數定律來做，即必須存有大量的獨立決策的主體。否則將違背經濟規律，會事與愿違。
（二）關注二階變量這一細節
人們常說，細節決定成敗。宏觀經濟管理和工程技術在這方面是互通的。越專業越關注細節，在宏觀經濟管理專業中，二階變量就是關鍵的細節。如船舶工程設計師，除了對船的總長、載重、型深等一階變量熟悉外，還要對吃水、方形系數等二階變量細節的設計十分了解?？梢哉f細節的完美是整體工作的點睛之筆。具體到宏觀經濟管理上來，下面的例子可以看出二階變量的重要性。善于投資的組織和個人都非常明白利率的重要性，因為它的高低會直接影響人們的收益。做為美國第十三任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艾倫·格林斯潘對利率的認知更是毋庸置疑，這位美國國家經濟政策的權威和決定性人物卻在更體現其專業性的二階變量上有所含糊，自始至終聽之任之。從2001年起，美國經濟衰退停止。到2004年6月，利率又從1%調至5%，而當時的十年其國債收益率在5%左右，但格林斯潘對這個二階變量的利率期限并沒有在意，他覺得并不重要，使得美國的房價一直攀升，事過之后，可以看出長短期利率差就是造成房價泡沫的關鍵變量，但美聯儲在這整個過程中的細節并不能讓人恭維，可謂極不專業。
（三）注重奇點效應
奇點是一個數學概念，即分母極限為0的情況，通常來說就是產生無窮大解的表達式，這種情況數學計算實效。在數學教學中，老師一再告知學生們應用除法時除數不可為零。同樣，做為一名經濟師，如果除數小到一定程度，其結果就意味著不可靠。下面通過一個典型的房價估值實例來對奇點作一分析。我們知道，地產價格由未來租金流的凈現值之和的條件數學期望所決定的。其公式如下：
系統是多方面復雜因素的綜合，一個優秀的結構工程師，必須要把握系統思想的重點，即通過確定合理的系統參數防止正反饋回路從而維持系統的動態穩定。同樣，在宏觀經濟或金融市場系統中，也存在著許多可能的惡性正反饋回路。比如在金融市場中，有銀行、證券、保險等投資行為產生的風險，所有這些都會對所在的系統產生重大的影響。根據有效市場假設理論，資產價格與其背后的基本面密不可分，如果基本面呈現隨機游走狀態，那么價格變化會呈現正態分布形式。這種假設理論證實了金融系統存在負反饋回路的自我修復機制，從金融實踐看，價格變化比正態分布的概率大得多，這也確實證明金融市場存在某些正反饋回路。
這種正反饋的產生有其原因：原因一是信息不對稱現象。當金融在市場出現劇烈波動時，金融機構和交易交易對手所掌握的金融信息不對稱，因此金融機構不能全面了解對手財務情況，使得對整個市場的正反饋產生恐慌。其二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不允許參與者通過逐個試錯找到最終均衡。有效的市場假設就是比較正確的猜想，但這一預期是事后估計，如果這個關鍵變量隨時產生變動，造成正反饋回路信息受阻，因此不能隨機試錯。其三是由于市場參與者沒有充分的時間評估所掌握的信息，因而出價過低，影響了收益。因此要想完善和體現金融市場的真實情形，應把有關宏觀經濟短期動態特性的研究提上議事日程。下面就借助系統動力學理論來闡述宏觀經濟管理的系統思想。
系統動力學最初稱為工業動態學，是福瑞斯特教授在分析生產與庫存管理等實際問題時所提出的系統仿真方法。它是一門交叉綜合學科，是專門研究信息反饋系統的學科。從動態系統觀點看，如果調整正反饋回路，系統參數會發生變化，這時的均衡概念已失去了意義。如果認定長期是最重要的，那么短期維穩則是實現長期最優均衡的重要一環。因此說宏觀經濟學者只著眼于系統的邊際意義，忽視系統本身，那么其構成的邏輯則是荒謬的。
四、政府與宏觀經濟管理
根據上面的論述，可以看出：所強調的宏觀經濟管理的工程邏輯不是為政府的干預提供理由，而是指在市場出現問題時，政府可以充當消防員去“救火”。政府的愿望是無為而治，既通過適時恰當的機會給予一定的干預，使其走上正確的軌道。就短期而言，市場主體的預期形成機制以適應性預期為主，這時的政府對這一系統按照一定的規則進行一些微觀上的調整。因為系統本身在遇到正向或負各沖擊時，它會進行自動修復，不需要外界進行干預。
[關鍵詞]
金融化；分配正義；經濟哲學追問
分配是經濟活動健康運行和個人價值實現的基礎。羅爾斯在《作為公平的正義》一書中表達了關于分配與正義之間的真實洞見：經濟分配的不公平會削弱公民的平等自由權的價值[1]（P88-96）?，F代經濟已被金融所統攝，金融顛覆了分配領域中既存的“責、權、利”分配原則，主要表現在：金融在資源配置上存在“馬太效應”，難以保證經濟活動之初的平等；在經濟活動之后，來自金融領域的通貨膨脹和金融危機成本的社會共擔，存在收益與責任分擔的不公平。金融運行的基礎是以財富實力為核心的信用，“嫌貧愛富”的資源配置方式必然導致貧富分化的“馬太效應”，這意味著人們在經濟活動之初，使用資金資源的機會是不平的；由金融所引發的通貨膨脹和金融危機成本的社會共擔，導致收益與責任分攤上的不公平。更須提及的是，金融通過杠桿運作制造了一種財富幻象，通約著政治權力、社會意識和價值準則，使分配正義面臨新的挑戰。這是由于財富幻象遮蔽了分配問題，使得分配正義失去了被反思的社會基礎；金融權力通兌政治權力，“最后貸款人”的政府角色遵從金融邏輯，使分配正義失去了被追問的制度基礎。因此，立足于金融化的經濟現實，對分配正義進行合理性和合目的性的反思與追問，是捍衛人的生命尊嚴，提高人的存在價值，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當務之急。
一、金融化視閾中分配正義面臨的困境
資本經歷了從產業資本到金融資本的嬗變。希法亭曾經在《金融資本》一書中深刻揭示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發生在資本主義世界的新變化———金融資本取代產業資本實現了對經濟的主導與控制。金融資本的出現，在希法亭看來，使“籠罩在資本關系上的謎團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難以捉摸和理解……不了解金融資本的規律和作用，就不可能明察當今的經濟發展趨勢，更不可能對經濟和政策有任何科學的認識”[2]（P1）。列寧在分析帝國主義壟斷特征時，也指出：“帝國主義的特點恰好不是工業資本而是金融資本”，他認為是金融資本加大了世界經濟在發展速度上的差異。20世紀70年代，由于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和隨之而來的黃金非貨幣化，宣告了完全信用貨幣時代的到來。充足的貨幣量和金融監管的放松，為金融創新提供了良好的社會環境。通過創新，金融不斷拓展著資本增殖的邊界。一方面在實體經濟中為產業部門提供融通資金的服務功能；另一方面在虛擬經濟中進行“價值創造”。也即通過“實現價值流通”和“經營活動資本化”兩個渠道，掌控了整個經濟的資金命脈，將社會運行統攝到金融邏輯當中，打造了“金融主導經濟”的圖式，形成了經濟“金融化”的景象。對于“金融化”的定義，簡而言之，是金融活動在經濟領域中的普遍化，西方左翼學者進行了比較詳細的研究。戈拉德•A•愛潑斯坦認為，金融化是指金融動機、金融市場、金融參與者和金融機構在國內及國際經濟運行中的地位不斷提升[3]（P14-21）。他還進一步指出，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金融化的興起是過去30年全球經濟變革的主要特征，其中金融化是關鍵，新自由主義和全球化都是金融資本的霸權實力在世界重新興起的表現。
約翰•貝拉米•福斯特從金融化的表現形式出發，認為資本主義的金融化是指經濟活動的重心從產業部門（甚而從諸多正在擴大中的服務業部門）轉向金融部門，成為當今時代的重大事件之一[4]（P9-13）。邁克爾•赫德森認為資本主義形成了私有化、金融化和全球化的三位一體，通過將在壟斷行業獲得的大量租金流入金融、保險和房地產等泛金融部門，使世界經濟進一步金融化[5]（P6-12）)。大衛•科茨認為將“金融化”取代“金融統治”，能夠準確把握近幾十年來金融在經濟中的地位變化，更好地揭示金融在經濟活動中的擴張性作用[6]（P5-14）。由以上可知，雖然各學者對金融化的定義并沒有一致的認識，但都集中于以下兩個事實：一是從廣度上來看，金融活動已廣泛滲入到經濟體系當中；二是從深度上來看，金融已經取得了對現代經濟的支配權。金融化顛覆了既有的分配秩序，使分配正義面臨新的困境。金融在資金分配上“嫌貧愛富”，因而在經濟活動初始，人們對資金資源的使用機會是不平等的。這源于金融的運行機制建立在以財富實力為尺度的信用之上，這種信用與人的品行沒有直接的關系。也即是說，財富實力越強，則信用越強，越能從金融部門融到更多的資金，而真正缺乏資金的人則由于信用較差，很難得到金融資源。威廉•配第在分析英國銀行業時曾鮮明地指出：“信用在一切地方———特別是在倫敦———都只是一種虛幻的東西，如果對人們擁有的財富或實際資產毫無所知，那就不能了解人們是不是可靠，……我想證明：盡管比較窮困的人一般都比別人勤勉，但如果每個人都能隨時將其資產狀況寫在他的前額上，那我國的產業將會因而大大發展?！盵7]（P90）
因此，由金融主導資金配置，必然導致“馬太效應”，加劇貧富分化。在一個開放性的金融市場中，高回報率決定了金融資源通常會從落后地區流向發達地區，從財富實力弱的人手中轉向實力強的人手中。在金融的分配邏輯中，決定其資源流向的標準有兩個：一是當下的財富實力；二是未來的升值預期。前者是傳統的通行標準，后者主要表現為現代金融的風險投資。從經濟的運行后果來看，源于金融領域的通貨膨脹和經濟危機的成本共擔，導致收益和責任分攤上的不對等。金融資本有其獨特的運行方式，在經濟的金融化語境中，虛擬經濟對整個經濟體系具有強大的導向作用，正是這種經濟運行方式為分配問題帶來新的挑戰。這是因為，金融市場解構了傳統經濟社會中的商業交往模式，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被金融合約所消解。產品交易無需考慮生產過程，因而資產規模的增長速度大大超過實體經濟增長。金融產品是一種無形商品，因而無法在外觀上被感知，也難以在經驗中被檢驗。從本質上看，它是一種純粹的智能設計，財富獲取的高度或然性與賭博類似。金融產品的載體———金融合約在內容上極具復雜性和高深性，投資者和開發者之間存在嚴重的信息不對稱，人們的投資動力只是出于“賺錢”的原始目的。金融市場是人們宣泄財富狂熱的場所，被財富欲望所驅動的人性，使個人主義和利己主義得以高度張揚，每個人所關心的只是自己資產的增殖，而對于金融市場非均衡發展所引發的后果并不知曉。貨幣在實體經濟中的脫域，刺激了虛擬經濟的過快發展，這對產業部門的勞動者是一種不公平。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深刻剖析，在于揭示資產主義財富生產的奧秘是活勞動，不是資本。而作為資本最高級形式的金融資本，其本質內涵并沒有改變。金融的功能主要在于“調劑資金余缺”和“經營活動資本化”，“流通”是其內核，尤其是虛擬經濟中的巨量資產從實質上看只是一種數字符號。也就是說，資本在虛擬市場中的增殖只是一種數字的增殖，在實體中并沒有生產出與之相對應的物質產品。然而，在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之間存在一種轉換機制，即虛擬資產可以兌換實體經濟創造的物質財富。這意味著，金融資產不生產物質財富，卻具有分割物質財富的權力。虛擬資產的總量越大，對社會總產品的分割就越大，這對從事產業部門的勞動者而言，是一種分配權利上的不公平，正如弗格森所言：“世界金融市場的一體化越強，生活在其中的金融知識豐富的人機會越大，而金融文盲趨于貧困的風險更大。要特別強調的是，在整體收入分配方面不再強調‘世界是平等’的，因為相對于非熟練和半熟練勞動力的回報而言，資本回報率一直在飆升。這種回報前所未有的龐大，使那些金融知識匱乏的人受到了強烈的沖擊?！盵8]（P10）
在虛擬經濟領域，金融的運行機理是把未來作為知識推斷的目標，運用數理邏輯的論證和復雜的公式計算，將預期作為一種真實的存在進行交易，由此實現了“未來”與“當下”之間的價值轉換。這種價值是對未來預期的價格估算，建立在信心的主觀性基礎之上，不具有充分的合理性和科學性。這是因為投資者、交易員，甚至經濟學家、政府和媒體，都容易被金融流量中飛速上漲的數字假象所蒙蔽，從而助長投機和市場不公平。金融市場的非理性具有兩面性：對未來經濟形勢的盲目樂觀，會導致虛擬資產規模呈幾何級數增長；而對危機的極度恐懼也可以導致資產規模的迅速縮水。實體經濟永遠是虛擬經濟的基礎，資本回報率的增長速度嚴重背離實體經濟的增長速度，食利者階層增多，會使商業社會背負沉重的負擔。此外，源于虛擬部門的通貨膨脹吞噬了實體部門勞動者創造的物質財富，金融危機在懲罰那些貪婪的金融投機者的同時，也沖擊了眾多無辜的誠實勞動者，危機的成本最終會轉向社會，由全社會承擔。近些年來，經濟危機大多源自金融領域，比如20世紀80年代的拉美債務危機、1997年的東南亞金融危機、2008年的次貸危機、歐洲債務危機等。虛擬經濟不可能完全脫離實體經濟真正做到“自我循環”，當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背離發展到一定限度，必然會導致通貨膨脹，甚或金融危機。最后只能訴諸于政府救助，將成本社會化，讓大多數人承擔少數人因貪婪所犯下的錯誤。這會導致權利與責任的不對等，讓少數人享受權益而社會全體承擔成本。
二、被財富幻象所遮蔽的分配正義問題
在金融化語境中，財富構成具有多元化特征，這使得財富分配領域中的不平等和不公平具有較大的隱蔽性。在馬克思的視閾中，工人與資本家是一對明確的對立主體。而金融化顛覆了這一情形，它打造了一個異質性的混沌世界，模糊了剝削與被剝削的實施主體，并改變了傳統的財富分配規則。金融通過工具創新對社會財富進行再分配，以技術手段的假象掩蓋了金融市場之中的人對實體經濟部門勞動者的財富攫取。在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之間存在一條反饋回路，資產價格上漲會帶動整個經濟體系中的物價上漲，最終引發通貨膨脹。使從事生產制造的勞動者，陷入辛勤勞動實際收入卻在下降、倍感剝削但又不知被誰剝削的茫然境地。
金融市場中沒有生產關系是分配正義被掩蓋的重要原因。金融市場沒有商務談判，不存在雇傭關系，以通訊工具為媒介的交易方式，不需要與人打交道，投資者是真正意義上的原子式個人。他們都被計算機轉化為量的存在，遵循著數量的機械邏輯，因而沒有交往關系。在金融市場中，個人被取消了物質的實體而成為抽象的存在，變成由符號、數字、圖像所組成的程序交易中的質料。持有暴富欲望動機的投資者像一個個做著布朗運動的原子，通過數字的跳動和圖線的波動表達自己的樂觀、恐懼、自信、瘋狂等主觀情緒。在這樣一個連續的、無摩擦的、完全流動的市場中，人們追求財富的無度和無節制不僅是值得提倡的，而且是保持市場繁榮的內在根基。這里所踐行的是霍布斯的“叢林法則”，諸如正義、道德、倫理等社會情感和社會責任，被這樣一個抽掉了質而只有量的運行機制所消解，所否定。金融市場提供了財富獲取量上的無限可能，使得追求高額資本回報率的意圖成為裁決一切的尺度。目的的單一性和機械的數理邏輯，使人們失去了對自身存在方式和存在意義的反思，也忽略了由此所導致的正義問題。金融市場的非理性繁榮會導致投資者“動物精神”的張揚，從而失去了對金融市場飛速上漲的價格是否脫離現實，以及資產價格的飆升吞噬了勞動者的實際財富等社會問題進行反思。賬面資產的上漲數字成為投資者意識的對象化，上漲的行情刺激了投資者的熱情，通過媒體的渲染，使這種高漲的樂觀心理在更大范圍內的人群之間擴散。對未來的普遍看好，誘使更多的投資者加入到推動價格上漲的投機中，而無暇顧及資產的實際價值。當市場泡沫與實體經濟之間的背離突破臨界值，就會引發一輪市場恐慌和價格下跌。當危機產生時，無論是個人投資者還是機構投資者都認為政府出手救市是正當的，而絲毫不會認為由個人的狂熱、失誤所引起的損失，是應該由自己承擔的。在政府救市的過程中，還會出現“價值悖論”———救市的口號喊得最響的往往是數量眾多但資金實力比較小的散戶。他們所考慮的只是自己的資金安全，而不會考慮與個人的微量資本相比，政府救助會產生巨大的社會成本，也損害了那些金融市場之外的人的利益。
邁克爾•沃爾澤在他的“三個分配原則”[9]（P23-25）中曾經提到過，分配正義的實現首先要遵守自由交換的原則。自由體現了人的本質力量，對經濟行為、經濟程序和經濟目的所進行的反思與追問，最終是為了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然而，財富幻象所造就的社會迷思，把“物”的自由等同于“人”的自由，從而將實現正義與否的評判標準交給了“物”———資本，新自由主義和“華盛頓共識”就是代表。在金融上的表現就是金融自由化，世界各國在20世紀80年代以后紛紛放松或放開資本管制，形成全球金融市場一體化的局面。然而，這加大了金融市場的風險。資本的增殖在于流通的無限循環，利率差異和國際貿易在浮動匯率制的背景下，使得各國的貨幣價值經常處于波動當中，誘發資本套利，加劇幣值的不穩定，從而將發展中國家置于不利的境地。這是因為它們金融市場不發達，監管不到位，極易成為金融投機大鱷襲擊的目標，發生于1997年的東南亞金融危機就是案例。此外，資本在全球是可以自由流動的，但勞動力的流動處于相對靜止狀態。反映到實體經濟上來，就是資本要素與勞動力要素的分離導致資本缺乏或過度盈余，從而引發失業率上升或通貨膨脹。因此，從一定程度上來看，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以金融為紐帶的聯系，不是交往互動，而是財富轉移。
“toobigtofail”（太大而不能倒）是對社會財富進行再分配的另一種形式。政府借助金融手段實現自身的政治目的，而金融則借助于政治權力實現對經濟的控制，這是20世紀70年代以后的世界普遍現象?！皌oobigtofail”生動地體現了金融權力與政府權力的博弈。為了防止大型金融機構倒閉所帶來的嚴重后果，訴諸于政府救助似乎是一種被公認的正當手段。然而，政府的救助實質上是將壞賬從私人手中轉向公眾，也即成本的社會化，從而讓這些擁有高額收入的金融從業者從自己所犯的錯誤中解脫出來。雖然這是不公平的，但對財富毀滅的擔憂遮蔽了對這一問題的反思。同時，也削弱了政府的社會權威，使政府實施矯正正義的行為受到鉗制。凱恩斯經濟學中的政府干預理論為政府的“最后貸款人”角色提供了理論上的依據，使得政府救助成為一種義不容辭的職責。他們在一種“如果政府不干預，將會出現經濟蕭條”的看似合理與正義的威脅中，正當地實施了一種非正義行為。政府權力遵從金融邏輯，最終將金融危機的成本轉嫁給全社會，而金融機構的從業者在政府實施救助以后，依然拿著高薪，似乎先前的危機與他們無關。發生在美國的“占領華爾街”運動正是對這一現象的憤怒反抗。
分配正義作為社會正義的重要組成部分，通過對經濟制度和政策安排進行合理性和合目的性的追問與反思，形成一種建立在“公共的善”的基礎上的價值導向，從而使經濟行為符合人的自由全面發展。但金融化世界中的財富幻象打造了一個充滿迷霧的世界，可感知的具體事物被抽象觀點所代替，經濟規則也被如金融合約這樣的抽象因素所決定，追逐個人私利成為人們行為的無意識。抽象觀念對具體事物的代替，使人們對現實中經濟狀況的理解能力失效，從而對壟斷金融資本瘋狂攫取社會財富的行為迷惑不解。金融化模糊了個體價值本位與整體價值取向之間的界限，遮蔽了分配領域中的正義問題。
三、金融化視閾中的分配正義何以可能？
分配中的不正義與經濟的金融化并不存在邏輯上的因果關系，而金融化的社會語境之所以使分配正義面臨新的挑戰，在于金融配置資金的方式和運行機制都具有較強的選擇性，高度的競爭性和排他性將廣大的普通民眾排除在金融的服務范圍之外。金融化已成為當今經濟社會的癥候，金融制度對經濟體制和社會生活發揮著越來越深遠的影響。日常生活的金融化將社會中的個人納入到一種新型的經濟關系中，因此，必須認真審視金融所產生的分配正義問題。金融所導致的不正義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在經濟活動之前，對金融資源的使用機會和支配權利不平等；二是在經濟活動之后，對權益和相關責任的分攤不公平，其表現形式是來源于金融領域的通貨膨脹和經濟危機所產生的社會成本共擔。更為重要的是，由信用擴張所制造的財富幻象遮蔽了存在的問題，從而使對分配正義的探討失去了被反思的社會基礎和被追問的制度基礎。金融化視閾中的分配正義何以可能？這實際上是一個如何解決工具理性與目的理性之間的沖突與悖論的問題，也是一個超越金融學自身的認識論問題，需要從經濟哲學的中觀層面為金融活動尋找世界觀和方法論上的指導。首先，建立更為民主和以人的品性為基礎的金融體系。希勒曾經說過：“創設金融機構時如果真正以人類的品性為核心，那么他們就能更靈活地調整金融創新以適應人類生活的需求，也可以使整個金融體系更加平穩地運轉?！盵10]（P13）
從本質上來看，社會的發展離不開金融，金融的杠桿化賦予經濟主體以超越自身的力量。金融可以將經濟“搞活”：工具創新將不能流動的大額資產實現上市流通；技術創新將未來價值翻轉為當下價值進行流通。然而，金融以財富實力為基礎的信用標準，導致其在資源配置上的“嫌貧愛富”，產生“馬太效應”，尤其是在資金流通不暢的情況下，資本的稀缺使這一現象更為嚴重。建立更為民主和以人的品性為基礎的金融體系，讓金融服從于構建平等社會的終極目標，需要金融的進步和金融創新。發展普惠金融，構建多層次的金融體系，從而實現金融服務的民主化和人性化。衡量金融是否在構建平等社會方面發揮作用的衡量標準，主要是看金融服務是否涵蓋了較低收入階層和小微型企業。這需要改革金融的定價方式，長期以來，金融定價是以財富實力作為判斷依據，探索一條以品性為基礎的信用定價方式，是發展普惠金融的重要創新路向。目前股份制銀行的總分行制在管理上實行統一標準，難以滿足不同層次的人的需要。馬歇爾曾經說過：“一個銀行家若一直與住在其銀行附近的人來往，則常?？梢灾桓鶕€人信用很有把握地發放貸款，而這是那些與其顧客不直接打交道的大股份銀行的分行經理所做不到的。可以想見，如果大銀行的分行取代了所有小銀行，則小農場主和小商人在困難時便無人可以救助，而只有向那些手段毒辣的私人放債者告貸?！盵7]（P85）
發展地方性銀行更加有利于社會的平等。其次，用政府權力監督與制約金融市場的非理性。正義不僅僅屬于道德層面上的社會倫理，正如羅爾斯所說：“它是政治哲學的一個任務，需要政治制度和社會制度的保障，不能被當成一種統合性的道德學說”[11]（P32）。政府權力被金融權力所通兌、所重構，是金融化視閾中的分配正義難以實現的主要原因之一。信用擴張所帶來的通貨膨脹和金融危機的社會成本共擔，帶來了收益與責任分攤上的不公平，這需要用政府權力來監督與制約金融市場的非理性。對金融市場的非理性繁榮，可以從開征資本稅和實施適度的資本管制兩個角度進行：第一，征收資本稅。資本稅是指在金融交易中，對出售金融資產的價格大于買入價格的差價部分進行征稅。在內部一般表現為資產交易稅，在外部表現為外匯交易稅。資本稅有利于減少過度投機，20世紀70年代，經濟學家托賓對于當時巨量的國際流動資金，曾經建議“往飛速運轉的國際金融市場這一車輪中擲些沙子”，以減少純粹的投機易。托馬斯•皮凱蒂在《21世紀資本論》中分析了當今社會不平等的根源，也認為開征全球資本稅是一種理想政策。他認為：“防止貧富差距無限制拉大以及重新實現對財富積累控制的最理想政策就是：全球范圍內的累進資本稅?！盵12]（P532）第二，實施適度的資本管制。
歷史已經證明，全球金融市場一體化加大了金融風險，尤其是對發展中國家，由于金融制度、金融監管、市場主體不成熟，通常會面臨巨大的風險，不利于經濟穩定。金融自由化意味著資金在利潤回報率的導向下自由流動，世界范圍內的資金通過金融渠道，從落后地區流向發達地區，從而使本就資金缺乏的國家或地區面臨資本流失。金融自由化本身就是一個合理的悖論：在促進市場一體化的表象下，具有將市場分裂化的傾向。再次，揭開財富幻象的遮蔽。信息不對稱和財富幻象遮蔽了分配領域中出現的正義問題。信用經濟創設了一個混沌的投資環境，運轉機制的復雜性使市場主體對其運行后果陷入集體無意識，從而使分配正義失去了存在的規定性。透析金融化世界中的分配正義，需要撥開籠罩在財富概念上的迷霧，深入到經濟運行的本質探究財富的真正來源。進入現代社會以來，財富更多的體現在產品可交換的經濟屬性上。古典經濟學家和馬克思都認為是勞動創造了財富，比如亞當•斯密認為，國民財富就是一國生產的商品總量，而勞動則是供給人們一切生活必需品與便利品的源泉。他批判了重商主義關于財富是貨幣或金銀的觀點，“貨幣只是貨物借以流通的輪轂，而和它所流通的貨物大不相同。構成社會收入的只是貨物，而不是流通貨物的輪轂。計算社會總收入或純收入時，必須從每年流通的全部貨幣與全部貨物中，減去貨幣的全部價值，一個銅板也不能算在里面”[13]（P113）。貨幣本身并不是財富，但之所以會產生貨幣拜物教，在于貨幣具有通約一切商品的權力。以貨幣為基礎的金融，在促進流通和價值通約上有了更高層次的表現。但金融與貨幣一樣，功能在于促進財富實現，將流通手段等同于財富本身必將產生嚴重后果。從歷史上看，荷蘭早在17世紀就建立了相對完善的金融體系，但由于沒有將金融資本納入到生產過程，終被英國發動的工業革命所超過。約翰•勞制造的“密西西比泡沫”使法國經濟山窮水盡，并成為大革命的導火索。這充分說明，沒有實體經濟支撐的虛擬財富不過是一種海市蜃樓。金融的實質是“搞活”經濟，金融是與資金流通相關的概念，金融手段可以解決因資金短缺或資金鏈斷裂而造成的暫時性經濟蕭條，但如果經濟增長過多依賴于金融的信用擴張，則是缺乏物質根基的。經濟的快速發展離不開金融的服務功能，但經濟良性健康發展的基礎仍然是實體經濟，如何解決生產過剩仍然是當下經濟社會的重心所在。
四、結束語
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金融對現代經濟的運行與社會制度的完善具有重要的促進作用。金融的資金融通功能和杠桿性會促進經濟的大規模發展，從總體上提高國民收入，實現富裕。羅伯特•希勒曾經在《金融與好的社會》一書中談到：“社會金融化程度越高，不平等程度越低，原因在于金融本身起到管理風險的作用，對風險的有效管理應該帶來降低社會不平等程度的效果?！盵10]（PXXI）這一論斷具有合理性，但它的實現需要一定的前提條件：一是市場信息足夠充分；二是每個人有平等使用金融服務的權力；三是市場監管充分有效，可以及時制止不合理行為。信息不對稱是導致金融服務無法普及的重要原因，因為它使金融定價缺少最優的操作標準。金融作為人類智能設計的產物，目的是為了更好地推動經濟發展，所以金融可以帶來好的社會。但金融的運行遵從市場邏輯，它更為關注“效率”目標。當資金因為流通渠道不暢而顯得稀缺的情況下，必然導致金融在分配資金上的“嫌貧愛富”。發揮金融對構建和諧社會總目標的積極作用，需要將其服務功能涵蓋大多數人，實現金融的民主化，讓更多的普通民眾享受到金融所帶來的益處。這需要金融創新，構建多層次的金融服務體系，走金融深化之路，實現金融領域內的民主，讓每個人都有利用金融資源的權力。最后，金融的良性發展需要有效的監管，金融市場放大了人性的優點和缺點，其非理性往往會帶來嚴重的后果。在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市場一體化的背景中，監管的難度越來越大，甚至成為一種難以實現的目標。這是因為金融市場上資金的流動速度近乎光速，在發現問題時可能已經造成了嚴重的后果。尤其是來自避稅地的資金，常常無法查清其來源和去處。因此，加強金融監管需要世界各國之間的相互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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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9日，國家統計局公布了2015年第三季度GDP增速為6.9%，首次跌破7%的數據。
過去數年，盡管和我一樣的很多人都在普及一個基本常識，那就是中國已經告別了過去的超高增長，經濟正在步入新的周期，但無論是仍然沉浸在過去30多年高增長周期的人，還是刻意看空中國經濟的人，似乎都很難讓他們從固有的邏輯中跳出來，客觀而公正地看待中國經濟。
比破“7”更重要的
事實上，7%左右的經濟增長速度，無論是按照經濟增長理論，還是放到大國經濟的比較中，都是數一數二的增速。在今年國際國內錯綜復雜的環境下，6.9%是一個相當不容易的數字，也是一個很漂亮的數字。說現在的增速差，相當于期待一個人在40歲的時候，身高每年增長的幅度仍然像十多歲一樣荒唐。
分析中國經濟減速的原因，其實并不復雜。除卻國際因素之外，中國經濟2010年以來趨勢性減速的根本原因，就是過去拉動經濟增長的“馬車”，包括制造業、投資、房地產、出口以及人口紅利，都已經到了增速的天花板并開始下滑。它們對中國經濟增長的效應已經發揮到極致。如果沒有新的增長引擎，數據下行就是趨勢。對于中國經濟而言，最擔心的絕非是6.9%的增速，而是應該擔心如何完成增長引擎的轉換。盡管這話絕對屬于“陳詞濫調”，但的確是個重頭問題。
同時，我們看到在新的增長動力，包括創業創新、消費以及新興產業處于培育期的情況下，舊的增長動力趨緩引發的各種風險也在釋放。這也是比6.9%更值得高度關注的事項。最近爆發的“10中鋼債”違約風波，把杠桿和風險都很高的中國企業債再次拉回到人們的視線。特別是從國際因素看，美元加息仍然只是時間問題，對新興市場的威脅并沒有解除，新興市場陷入二次衰退的概率仍然很大。這一系列的風險都不可掉以輕心，任何一個爆發，對于中國經濟的穩定而言都是巨大的威脅。
做正確的事
盡管如此，我依然同意主席對中國經濟周期的基本判斷：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正經歷新舊動能轉化的陣痛，但中國經濟穩定發展的基本面沒有改變。
中國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深入推進，國內市場需求強勁，經濟發展具有巨大潛力、韌性和回旋余地，結構性改革正在深化，中國經濟仍然處在重要的戰略機遇期。我認為，中國經濟絕非像某些人渲染的――到了政策無能為力的地步。只要中國的決策者有耐心，在確保中國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的同時，不忘記改革和升級的戰略目標，做正確的事，那么較低的增長周期，換來的將是為下一個30年奠定一個好的改革、創新和產業基礎。
國際市場動態
東芝宣布將圖像傳感器業務出售給索尼；甲骨文推出云計算租賃業務：挑戰亞馬遜；思科4.53億美元收購安全軟件開發商Lancope；摩根大通推出移動支付服務Chase Pay對標蘋果。
國內市場動態
IDC：聯想華為平板電腦出貨量逆勢增長；烏云曝百度多款App存在漏洞官方已確認。
A股上市公司重要動態信息
南威軟件：獲得900萬元大數據產業化專項補助資金；中科曙光：VMware公司簽訂《非約束性備忘錄》發力云計算；高偉達：擬1.5億元參與發起設立保險公司；銀之杰：定增募資8億元加碼互聯網金融業務；南威軟件：擬出資3000萬元設立互聯網控股子公司；超圖軟件：入選中上協軍工委國防軍工板塊名；賽為智能：中標6900萬元合肥地鐵監控系統項目；數字政通：中標四川省智慧興文城鄉公共信息平臺建設運營PPP項目；延華智能：擬定增募資10億元加碼智慧城市業務。
投資策略
上周，大盤震蕩下行，全周縮量下跌。中小板及創業板同樣出現下跌。計算機行業繼續跑贏大盤，成交量基本與前周持平，硬件板塊表現較好，軟件板塊表現欠佳，個股方面漲跌互現。題材方面，信息安全板塊表現較好，其余板塊則表現較為平穩。上周，十八屆五中全會公報中又一次提及互聯網+，首次提及分享經濟，顯示出國家對互聯網經濟的肯定與認可，也顯示出國家對利用互聯網手段調整經濟結構的決心與信心，未來政府數據的開放，政府資源的共享勢必將是互聯網頂層戰略的核心之一，因此互聯網板塊長期投資邏輯仍未改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