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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傳統公共品博弈的均衡結果
1944年馮?諾依曼和摩根斯特恩合著了《Theory of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博弈論與經濟行為）[1]，它標志著現代博弈理論的形成，博弈論思想也由此被正式引入到經濟學領域。隨后幾年，納什（Nash）在1950年和1951年提出了納什均衡理論[2][3]，澤爾騰（selten）于1965年發表了關于完全性的研究成果，哈薩尼（Harsanyi）則于1967年展開了對不完全信息的研究，而這些成果都使博弈理論的發展上了一個新臺階。盡管博弈論被引入經濟學界的時間很早，但經濟學家們真正開始重視博弈論卻是在上世紀70年代左右，這時他們的研究重心已逐漸由一般均衡轉向對擁有有限信息的個人行為的分析，而將博弈論應用于公共品問題的論文也是在這之后才大量出現的，且由于公共品非競爭性非排他性的特征，公共品問題一直都是歷代學者試圖解決的難題之一。
傳統的公共品博弈可以描述如下：
假設共有n個人參與到公共品的供給過程之中，每人都有y單位的錢且同時決定投資某個公共產品，gi表示參與人i投資的數額，a表示個體的邊際報酬率（0
πi=y-gi+a∑nj=1gi（陳葉烽，何浩然，2012）[4]
在完全理性人假設的條件下，每個參與人都會選擇搭便車，因為只有這種選擇才能使個人利益最大化，此時gi=0，但若所有人都采取這種選擇，那么必然會導致公共品供給失敗，使集體陷入無人合作的均衡結果中，而這種博弈均衡結果一般被稱為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
囚徒困境是博弈論非零和博弈的經典例子，它反映了個人選擇與集體選擇的差別與矛盾。我國自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才開始引入囚徒困境的概念，那時很多學者都對此產生了濃厚興趣，張維迎（1985）[5]曾在文章中寫到，囚徒困境反映了個人理性與集體理性的矛盾。李子江（1995）[6]也指出，囚徒困境的納什均衡點不是帕累托最優的，當所有人都采取自己的最優策略時，整個系統的收益卻將處于低點。
做為經典博弈理論關于完全理性假設的最經典應用，囚徒困境這種博弈均衡結果排除了任何合作的可能，即每一個理性人在面臨選擇時都會以個人利益最大化為標準從而做出背叛的行為。但在現實生活中，無論是遙遠的歷史還是現在，個體間的合作現象卻是普遍存在的，無關民族無關國家更無關教育程度，沒有契約保障的合作顯然具有普遍性，農村居民可以共同籌資修水渠，城市居民也會達成一致共同購買保潔服務以確保住宅共有部分的干凈衛生，而這顯然與理論上的公共品博弈均衡結果不符。
二、對完全理性假設的質疑
事實上，傳統博弈論中的完全理性假設自誕生時起就不斷遭受質疑，例如，Daniel Kahneman于上世紀六十年表的論文中就詳細研究了人的認知能力[7][8]，并得出人某種情況下會存在認知不足的結論。Fehr與Schmidt（2005）[9]指出，人既有理性自利的一面也有不同程度的利他之意。Cardenas和Carpenter（2008）[10]總結的大量公共品博弈實驗數據更證實了人的行為會偏離完全理性假設。
國內學者陳葉烽（2010，2012）寫到[11][12]，近幾十年來的大量實驗結果表明，現實個體并非都是理性人，而是具有異質社會偏好的個體。蔡晶晶[13]在2010年的文中也介紹過此類研究，并說明那些完全不了解搭便車概念的人，往往能在互信互惠的基礎上形成復雜的合作系統。
現實中的人之所以不是完全理性的經濟人，除了受限于本身的認知能力外，還受到諸如自我形象、社會評價和個人信仰等等因素的影響，人們在乎的不僅僅是物質，還有各種各樣的心理需要。正如馬斯洛對人的需求所進行的分層，人們不僅在乎生理上的需要，安全、愛、他人尊重以及自己的社會實現也都非常重要，而這些需要共同驅使個體的行動，也正是因此，現實中的囚徒困境才不是絕對存在的。姜樹廣與韋倩（2013）[14]曾說，在博弈過程中，參與者的效用不僅取決于最終物質支付，還受參與者的心理狀態影響。唐兵（2009）[15]曾指出，社區內部長期形成的社會機制，諸如聲望、信譽、道德、輿論等，都形成了對其成員的無形約束，而這種約束的存在，使得個體間合作提供公共品成為可能，并在面對搭便車和機會主義等因素的誘惑下，取得集體的共同利益。
三、能解釋公共品博弈合作均衡解的一些理論
目前理論界有很多解釋現實個體間合作行為的理論，這些理論從多個角度闡釋了合作現象出現與維持的原因，其中的群體反復博弈理論（Fudenberg D，Maskin E，1990）、親緣選擇理論（Hamilton W.D，1964）和群體選擇學說（Traulsen.A，Nowak M.A，2006）等都是不錯的理論成就。在我國也涌現出了很多類似理論，其中于顯洋在1991年發表的論文中，就指出了我國城市單位小區的特點，他說在這種單位小區中，個體意識更多地表現為私人關系意識、盲目服從意識和追求身份意識等[16]，而這種顯著的同群意識[17]建立起來后很容易形成合作解，并使個體較順利地提供集體所需的公共品。同樣地，在鄉村社會中，鄉村居民相較城市居民更傾向于長期生活在一個基于血緣、親緣、地緣的熟人社會中，長期重復博弈使個體更看重長期效用，也更看重自己的聲譽，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在公共品供給上的困境[18]。
在諸多對合作現象進行解釋的理論中，基于對未來利益的期望而采取合作選擇的互惠機制最引人矚目，它包括直接互惠、間接互惠[19]和基于獎勵或懲罰的強互惠理論[20]。這種互惠理論并非只停留在理論層面，經濟學界很多學者都對此進行了實證研究，Croson[21]就利用公共品博弈實驗進行了檢驗，認為個體間合作行為中存在著互惠關系，他在2007年的分析結果也表明個人的互惠偏好能得到有力支持[22]。周業安，宋紫峰[23]也曾運用公共品博弈數據進行研究并得出結論，認為互惠理論可以部分解釋顯著存在的公共品供給。
互惠理論中的強互惠概念為，人類之所以能維持合作關系，是因為很多個體在采取合作抉擇后，常常會不吝惜成本而去懲罰不合作者或者獎勵合作者，作為一種具有明顯正外部性的利他行為且懲罰機制較獎勵機制更為普遍，它也被稱為利他懲罰。早在1992年，人類學家就發現懲罰不合作者是早期人類社會維持合作的重要機制[24]。1995年動物學家也證實，懲罰是社會性動物維持合作的重要手段[25]。2004年8月《科學》雜志的研究報告更顯示，人們已經通過正電子斷層掃描（PET）技術發現了利他懲罰的神經基礎[26]。
國內學者也進行過懲罰機制的相關研究，蔡晶晶在2010年[27]的論文就表明，懲罰的作用在可以交流的實驗對象中較之不能交流的對象中更為顯著，這說明人們能通過交流建立有效的懲罰機制。宋紫峰[28]就曾指出，當群體中不同個體獲得不均等公共品單位收益時，會增加個體合作難度，但懲罰對合作的影響仍然明顯。
強互惠較之其它理論具有更高的可操作性，對于任何一個無法形成合作均衡的公共品博弈，似乎都可以通過構建合理的懲罰機制來形成并維持合作，但這種懲罰機制必須尊重個體意愿，且經濟懲罰這種方式顯然并不具備普適性，除了有益物品等被政府認定為必須保證供給的可以強制征稅外，普通公共品并不適用經濟懲罰。但無論是城市集體還是農村集體都可以參考以上諸多理論，將懲罰機制建立在保證反復博弈的長期性、形成熟人社會、形成同群效應或共同信仰等基礎上，在此時，懲罰也將演變為一種心理上的效用，只要人們在意自我形象、他人評價、聲譽或者集體信仰，自然會被他所生活的集體所約束，為了共同利益而自愿參與到公共品的供給過程之中。
其實這種懲罰機制在城市居民社區中已經出現雛形，例如在某些居民互相熟識且沒有物業管理的老舊社區中，業主們往往會共同籌資雇人打掃社區內部共有部分，以保證所有人的衛生健康需求。盡管這種籌資方式不具備強制性，但因為居民間的熟識程度和保潔費用的小額性，使得搭便車成為一種為人不齒的貪小便宜行為，這就造成社區內大部分居民最終都會選擇一起負擔這種公共品。
由以上例子可以看出，懲罰機制維持合作的作用其實是明顯的，政府完全可以建立相應平臺針對不同的社區進行引導和培養，只要發現某個集體擁有共同需要，就可以采取相應引導措施，指導集體自發提供他們所需的且個體自愿并有足夠能力承擔的公共品，只要合理的懲罰機制建立起來，這種自發供給就能在一定程度上補充政府供給公共品的不足，并在更高程度上滿足集體需要。但同時，政府也需要做好對公共品供給狀況的監控工作，懲罰機制雖然能在促進合作方面起到明顯效果，但卻需要政府的管控力才能被束縛在合理的范圍內，一旦懲罰演變成過分譴責或惡意誹謗，就會對公民的名譽權造成侵害甚至造成嚴重的心理創傷，這就違背了公共品供給最開始的自愿原則，因此政府管控也是必需的。（作者單位：蘭州財經大學經濟學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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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李子江.《關于納什均衡點的研究》.《學術研究》，199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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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Nowak.M.A，Sigmund.K，Evolution of indirect reciprocity.Nature，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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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Croson.R，Fatas.E，Neugebauer.T，Reciprocity，Matching and Conditional Coop- eration in Two Public Goods Games[J]，Economics Letters，2005
[23] 周業安，宋紫峰.公共品的自愿供給機制：一項實驗研究.經濟研究，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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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發電企業與煤炭企業之間的關系及兩者的現狀
在電力產業供應鏈上，發電產業與煤炭行業的改革不能同步，使得市場機制失衡，不能有效發揮市場資源配置的優勢。一方面是作為原材料的煤炭，既有政府指導價，又有市場化價格；另一方面下游終端產品的電價仍由政府干預引導，并沒有形成科學的定價機制。
作為供應鏈上游的煤炭產業，由于煤炭是不可再生資源，煤炭是有限的。進口煤炭對國內煤炭企業產生重大沖擊，使得國內煤炭價格偏低，迫使煤炭企業減產、停產甚至關閉。作為供應鏈下游的發電企業，在煤炭市場化條件下，進口煤價格低廉使得發電企業獲得豐厚的收益，然而面對國家對進口煤炭的限制，使得發電企業壟斷利潤實現受到阻礙。
二、博弈策略的納什均衡
在博弈論中，“納什均衡”是最重要的概念。納什均衡指的是一種戰略組合，這種戰略組合是由所有博弈參與者的最優戰略組成。在給定其他參與者的戰略情況下，沒有任何參與者愿意采取其它戰略，從而沒有任何一個參與者有積極性打破這種均衡。博弈論作為經濟方法論中的一種，它突破了傳統意義上完全競爭、完全信息的假定，更強調經濟決策人的個人理性、不對稱信息、不完全競爭條件下，各參與方針對對方參與者的行為采取策略，從而達到自身利益最大化目標。
在政府采取限制進口和政府調控電價的情況下，發電企業作為非競爭市場的參與方，必須與政府、煤炭企業進行價格策略博弈，從而最大限度的實現企業利益最大化的目標。
三、發電企業的價格策略
（一）發電企業與政府之間的策略分析
根據博弈論的經濟學原理，一種制度要發生效力，必須是一種納什均衡的安排。政府現行的電力定價制度安排要發揮效力，就應該是各博弈參與方的納什均衡安排。電力定價制度的基礎是成本，有效力的制度安排制定的前提條件就是獲取真實的成本信息，因此政府做出電力定價制度之前就要對電力企業的真實成本信息進行統計和檢查，從而做出有效的電力定價安排。
針對不完全信息的混合策略靜態博弈，經濟學家海薩尼得出一個結論，完全信息靜態博弈的一個混合策略納什均衡是可以被解釋為一個有少量不完全信息的近似博弈的純策略納什均衡，借助這一理論利用下面發電企業與政府之間的博弈來解釋：
在發電企業與政府的博弈中，針對政府采取檢查和不檢查兩種策略行為，發電企業會根據期望收益來采取虛報發電成本和不虛報發電成本。設政府分別以α和1-α的概率采取對發電企業進行檢查和不檢查兩種策略，發電企業分別以β和1-β的策略采取虛報成本和不虛報成本兩種策略。
設煤炭企業分別以以m和1-m的概率采取漲價和不漲價的策略，發電企業分別以n和1-n的概率采取買煤和不買煤的策略。
四、對發電企業價格博弈的策略分析
由發電企業與政府的博弈分析可知，政府對發電企業成本信息處于劣勢的地位，發電企業此時會利用自己的壟斷勢力虛報自己的發電成本，從而降低對發電用煤的成本，進而減少對電力的供給，迫使政府采取措施鼓勵企業供電，由此發電企業就維持了發電企業的壟斷利潤。
對于發電企業來說，進口煤價格優勢逐漸減少，只要國內煤炭價格保持低價，購買國內煤炭，支持本國煤炭企業的發展，對發電企業自身具有長遠的利益。發電企業在現行的電力定價制度安排下，只有選擇與政府溝通合作才能做出最有利于企業的發展決策。從長期來看，發電企業在與煤炭企業的價格博弈中，只有選擇合作，才能達到對雙方都有利的納什均衡。對于政府來說，創造良好的合作競爭環境是政府的職責，只有減少政府對煤炭市場和發電企業的干預才能從根本上解決近年來發電企業和煤炭企業之間的矛盾。
中圖分類號：F0文獻標識碼：A
收錄日期：2014年3月17日
安東尼?奧古斯丁?古諾（Antoine-Augustin Cournot）是曾經對經濟理論產生過沖擊的最有創造性的思想家之一。熟悉微觀經濟學的人一定知道，在消費者選擇行為理論中有一個概念叫“古諾加總”，在博弈論中有一個經典的模型叫“古諾模型”，這些都反映了他對經濟學理論發展的偉大貢獻。
一、古諾的經濟思想
古諾1801年8月28日出生于法國格雷，1833年獲巴黎大學博士學位，1877年3月31日在巴黎逝世。雖然古諾在今天的名聲主要來自經濟學，但他在數學、科技哲學和歷史哲學方面也很有造詣，尤其是數學。古諾有兩位大名鼎鼎的數學家老師，一位是拉普拉斯（Laplace），另一位是泊松（Poisson）。他的第一本學術著作寫的是概率論，而接下來馬上就將研究對象由數學轉移到了經濟領域，并運用其嫻熟的數學分析方法于1838年寫出了他的第一本經濟類學術專著――《財富理論的數學原理之研究》。因此，古諾也被看作是第一位打入經濟學界的真正數學家。后來古諾又分別于1863年和1877年出版了兩本經濟學著作――《財富理論原理》和《經濟學說概要評論》，但這兩本書都沒有使用數學去處理經濟問題，并且相對于古諾經濟理論的開創性著作（《研究》）而言，它們都沒有增添實質性的新東西，其中《財富理論原理》主要是使用所謂的文字語言專門來解釋他的第一本著作。所以，古諾的經濟思想以及他對經濟理論發展的偉大貢獻主要體現在《財富理論的數學原理之研究》這本研究水平極高的著作里面。盡管古諾對經濟領域的研究還涉及到賦稅轉變、國際貿易等問題，但他最核心的經濟思想主要在于以下幾個方面，接下來我們一一闡述。
第一，古諾是最先力圖用數學方法解決經濟問題的經濟學家。19世紀上半葉，當文字表達還是經濟理論家唯一思路的時候，古諾卻開拓了數學和圖形的研究方法。他認為使用數學是表達復雜經濟思想的便捷工具，倡導在經濟研究中運用數學分析的形式和符號，以探索“不能夠用數字來加以估計的各種量之間的關系，和其規律不能夠用代數符號來表示的各種函數之間的關系?！边@種數學分析不是非導向數學計算不可，它不一定需要精確的數字，只要能更簡明地陳述問題、開辟研究途徑、避免脫離主題，數學就有其有用之處。在古諾的心目中，經濟分析應當建立在經驗觀察和事實的基礎上，理論與模型不是從空想中推引制定出來的，而是從實際觀察到的事實中提升出來，并經過加工得到的。如此推導出來的理論工具，可以在某些假設的基礎上形成推理，更具有用性和普遍性。古諾至今仍被重視的原因正在于他用數學方法分析經濟問題。以后的經濟學家高度評價了他的這種貢獻，認為他對已有的，但形態模糊的經濟概念和經濟命題給予了嚴密的數學表述；他的分析方法強有力地促使經濟學從文字的敘述轉向形式邏輯的和數字的表達。20世紀初的著名英國經濟學家埃奇沃思指出，古諾的論著“是以數學形式把經濟科學里的某些高度概括的命題陳述得最好的?！彪m然古諾并沒有用過“數理經濟學”的名稱，但他在經濟學方法論的創新思想為數量經濟學派的形成和發展奠定了基礎。因此，古諾被公認為是數理經濟學的創始人之一，1838年《財富理論的數學原理之研究》的出版也被視作數理經濟學的開端。數理經濟學派對經濟學發展的貢獻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幾乎所有的理論與實際應用之間都有著不易跨越的鴻溝。一般而言，所有的經濟理論特別是數理經濟學理論，都會設定許多的前提條件，理論與模型都是在這些前提條件之下展開的。不同的前提條件代表著研究者認識事物的不同角度、研究對象的不同側重以及研究方法的不同要求，因而也就會導出不同的結論和結果。而這正是數理經濟學派飽受攻擊的地方，因為有許多理論的前提條件與現實存在著明顯的差別。然而，我們應該看到，經濟學研究正是這樣一點一滴地不斷向前進步，先是假設一些嚴格的條件，得出應用性較差的結論，然后逐一地將條件減弱再得出應用性較好的結論。但我們也應該認識到，數學方法僅僅是經濟研究的工具之一，經濟學畢竟不是數學，經濟學中還存在著一些不能運用數學方法的領域。
第二，古諾對“財富”的理解不同于斯密、薩伊、李嘉圖等早期的經濟學家。古諾把經濟學直接稱為財富理論。在他看來，財富不是亞當?斯密所說的那樣，能賣出去的就是財富，有交換價值的就是財富，財富由交換價值決定，跟勞動含量無關，這世界上沒有什么“真實價值”，只有交換。這樣人們就可以通過市場上成交的商品的價值總量，來決定一個國家的財富總量。什么樣的國家是富國？是市場交易的商品豐富、人均交易額巨大的國家。所以，在古諾眼中，阿富汗的酋長是個窮人，他一分錢也沒有，雖然他可能擁有大量的實物資源，但他沒有實物的交易，因此他是窮人；反之，如果一個國家很小，但它是世界貿易的集散地，交易量巨大，就會變得很富。我們可以看古諾舉的例子，意大利城邦威尼斯就被他稱為是富裕的典型。用交換價值反過來定義財富是古諾的一個天才的創造。什么是交換價值，是一般均衡的價格乘以一般均衡的商品量，這是交換價值總量，可是一般均衡的價格和數量應當依賴于初始的財富分配，而不是反過來。但是，古諾憑借其數學才能將它顛倒了過來，這一顛倒使得很多復雜的研究變得容易了。我們在宏觀經濟學里看到的總供給和總需求曲線的交點決定和度量了這個國家的財富總量，那就是總成交量?？偝山涣烤褪秦敻豢偭浚@是根據古諾的定義導出來的，這樣的“財富”很簡單，可實證、可檢驗。所以，一個國家的富裕程度就由供求曲線的交點所確定了，于是，壟斷就會造成貧困，因為壟斷使得交換的數量小于一般均衡的數量，造成了效率損失。按照古諾的觀點，一國的財富取決于交換價值的價格決定機制以及交換的價值總量。市場的交易總量等于成交價格P乘以總的需求量，也就是PF（P），這樣只要運用經驗的方法，就能實證地導出國民財富的總量。這里F（P）是古諾在研究需求規律時用曲線畫出來的，表示在數學符號里就是總的需求量是價格的函數，即D=F（P）。古諾認為，使一個國家富起來最好的政策就是讓總交易量最大的政策，總交易量最大的國家就最富，就這么簡單。而只有完全競爭才能使財富總量最大，于是，他論證了今天經濟學家普遍認可的一個觀點――鼓勵競爭。
第三，古諾的主要貢獻之一還在于他運用數學方法創建了基于需求曲線的廠商行為的一系列模型。他用一種博大精深的創新的理論概念，為其他許多對經濟學至關重要的觀念諸如不完全競爭以及博弈論奠定了基礎。古諾是第一位提出完全壟斷、雙頭壟斷和完全競爭的精確數學模型的經濟學家。直到今天，壟斷模型和雙頭模型（也稱為古諾模型）仍然是標準教科書中的重要內容。可以說，古諾對于壟斷理論的發展是任何現代教科書作者都難以比擬的，甚至精確地說，現代研究壟斷的學者所闡發的正是古諾的理論。古諾的礦泉水所有者壟斷模型清楚地揭示了“邊際原理”，這一原理是經濟理論中最核心的有機原理之一。然而，古諾發展的最著名的理論也許與他引進了一個追加的礦泉水銷售者有關。古諾模型假定：市場上有A、B兩個廠商生產和銷售相同的產品――礦泉水，它們的生產成本為零；它們共同面臨的市場需求曲線是線性的，A、B兩個廠商都準確地了解市場的需求曲線；A、B兩個廠商都是在已知對方產量的情況下，各自確定能夠給自己帶來最大利潤的產量，即每一個廠商都是消極地以自己的產量去適應對方已確定的產量。雖然古諾模型只是一個只有兩個寡頭廠商的簡單模型，因此也被稱為“雙頭模型”，但是古諾模型的結論可以很容易地推廣到三個或三個以上寡頭廠商的情況中去。在現代經濟學和博弈論經常引述的經典文獻當中，古諾模型無疑是最早包含博弈思想的經典文獻。古諾在1838年關于兩個寡頭通過產量決策進行競爭的模型是早期博弈論研究的起點。可惜的是，古諾并沒有使用“博弈”一詞，并且在后來的研究中也沒有使用博弈的方法研究經濟問題，更沒有從模型中進一步發展出一般的經濟理論。但是，這些都不能掩蓋古諾輝煌的創造性見識，他的簡單的模型曾經是并且仍將是經濟理論中諸多思想的源泉。
二、古諾經濟思想的時代背景解讀
對某一位經濟學家的思想，某一種社會思潮的分析理解都離不開對當時歷史背景的認識。古諾出生于霧月后的第二年，他的一生尤其是前半生所處的時代，是法國歷史上最為動蕩的時代之一。在這樣的年代里，古諾的人生道路并不算坎坷。古諾在他出生當地的學校接受了最初的教育，20歲時進入著名的巴黎高等師范學校學習數學，1823年至1833年他在巴黎大學完成了博士學位，并開始與當時知識界的頂尖人士相接觸，他先后在巴黎大學和里昂大學任教，后來擔任格勒諾布爾學院院長，成為法國勛級會榮譽軍團成員，并被任命為巴黎的教育總巡視員。盡管他視力一直很差，晚年幾近失明，但生活還是安逸的。然而，古諾的經濟思想在當時并沒有多大的影響力，甚至到他1877年去世，也幾乎沒有人知曉他關于經濟理論的著作。后來被證明充滿了新思想的偉大著作《財富理論的數學原理之研究》在出版后的40年里無人問津，直到之后受英國W.S.杰文斯和法國L.瓦爾拉斯的高度推崇，才知名于世。古諾對現代經濟學的貢獻直到其死后80年才被全面地肯定。因此，與他的人生經歷相比，古諾在經濟學領域的思想之路卻充滿了悲劇與失望，可以說他是生不逢時。
現代一些學者對古諾有一個客觀的評價――“超越于他時代的新古典理論家”，那么為什么古諾會超越他的時代？為什么他的經濟思想會被他同時代的人所忽視，而后來又被認為是經濟理論史上最豐碩的成果之一？實際上古諾的經濟思想被人們后知后覺，既有其必然性，也有其偶然性。
從18世紀最后三十年起，西歐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開始了第一次工業革命，隨著工業生產中機器生產逐漸取代手工操作，工廠這種新型的生產組織形式出現了。機器大工業代替工場手工業使各國生產力突飛猛進，很自然引起了生產關系上的變化。包含古諾主要經濟思想的《財富理論的數學原理之研究》出版于1838年，然而19世紀三四十年代，法國已經基本完成了第一次工業革命，進入了自由競爭資本主義階段，當時資本家與工人的對立是社會的主要矛盾，法國學術界關注的是對大革命的爭論以及日益增長的社會主義思潮。圣西門和傅立葉的空想社會主義，蒲魯東對私有制的抨擊，路易?布朗的工人合作思想，這些都是人們關心爭論的話題。但古諾并沒有提及這些話題，他的研究使用了當時經濟理論權威們不熟悉的數學推理，而且研究的重點是與當時資本主義自由競爭的狀態截然不同的“壟斷”。因此，古諾的思想必然不會成為那個時代的主旋律。到古諾晚年和去世之后，也就是19世紀七十年代以后，第二次工業革命開始發生發展。當時，電力和內燃機等的發明和廣泛應用，使社會生產力又有了很大的發展。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因之發生的巨大矛盾，使經濟危機頻繁爆發。這些都促使生產和資本加速地集中，并逐漸使壟斷代替自由競爭在社會經濟生活中居于主導地位。壟斷在一些主要資本主義國家中開始成為全部經濟生活的基礎。資本主義逐漸從自由競爭階段過渡到壟斷階段。這一轉變使不完全競爭、壟斷等問題引起了人們的注意，而古諾的《財富理論的數學原理之研究》早在幾十年前就對壟斷經濟進行了探討，建立了精確的數學模型，并且包含了現代分析壟斷問題最重要的工具之一――博弈論的思想，因此可以說古諾超越了他同時代研究經濟學學者的普遍水平。他的作品在問世之后并沒有受到關注，而是在資本主義進入壟斷階段后，人們才認識到他著作的深遠意義也就不足為奇了。
另一方面，必然性和偶然性是對立統一的，既沒有脫離必然性的純粹偶然性，也沒有脫離偶然性的純粹必然性，必然性總是通過大量的偶然性表現出來，并由此為自己開辟道路的。因此，古諾的經濟思想被人們后知后覺也存在一些偶然性的因素。古諾性情憂郁，性格孤僻，是個內向型的人，他不關心自己的作品是否有吸引力，同時他的作品又是法文版的，要想獲得廣泛的認可還存在一個語言翻譯的問題，所以古諾在有生之年并沒有引起同時代人太多的注意，至死仍然默默無聞。但真金不怕火煉，古諾的著作一經人們發現，便把他帶到了一個在經濟理論史上很少有人達到的成就高峰，他強有力的思想對經濟理論發展的沖擊和影響已經滲入到了現代經濟理論的真正核心。
主要參考文獻：
1 引言
情報之定義眾多，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情報“迷亂”直接導致了情報學研究對象的游移不定，嚴重影響了情報學的健康發展。20世紀90年代以來，“信息”、“信息管理”與“信息學”等術語炙手可熱，“情報”與“情報學”邊緣化的命運似乎難以逆轉。于是，有人懷疑“情報學是否存在”，有人驚呼“信息科學將取代情報學”!盡管“information”既被譯為“情報”，又被譯為“信息”，但“情報”并不等于“信息”，“情報學”并不是“信息管理”或“信息學”。“情報”與“情報學”的黯然失色，受累于人們對“信息”潮流的癡迷與鼓噪，更受累于專家學者對“情報”屬性的失察與誤判?！案偁帯笔乔閳蟮幕緦傩灾?，情報學研究的核心價值在于提升組織與個體的競爭力。
2 情報學“競爭”話語權的旁落
2.1 情報原本是競爭的產物
“優勝劣汰、適者生存”的競爭規律，是整個生物界普遍存在的現象。在人類社會之初，戰爭往往是解決問題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交戰雙方都力圖通過“運籌帷幄”來克敵制勝，將帥們總是千方百計地去獲取敵情。于是，“情報”首先在競爭最為激烈的軍事領域興起?！爸褐耍賾鸩淮?，就是原始情報思想的直白。我國早期的情報定義是“定敵情如何，而報于上官者”，或“戰時關于敵情之報告”。20世紀中期以后，非軍事領域(特別是科學領域)的競爭日益增強。A?H?米哈依洛夫認為：情報是“作為存儲、傳遞和轉換的對象的知識”，情報學“研究科學情報的構成和共同特性以及研究科學交流全過程的規律性”?！翱茖W交流”理論影響深遠，使情報學發展經歷了“科學情報”階段。及至知識經濟時代，競爭擴展到社會的各個領域，知識資源首次成為各種競爭的戰略制高點。顯然，無論是歷史上屢見不鮮的軍事情報，二戰后發展起來的科學情報，還是現在普遍存在的社會情報，它們都是組織或個體參與競爭的產物，都具有鮮明的“競爭”特性。
2.2 信息不具有競爭的含義
情報與信息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情報始終具有“競爭”特性，而信息從來不貼“競爭”標簽。為了準確把握“信息”的含義，我們可以從語言學和信息學兩個方面來考察。印歐語系中“Information”側重于一種陳述、解釋或理解，有“報導”、“通知”、“告知”、“情報”、“資料”、“消息”之意；或作為學科用語“information science”，指“資料學”、“信息學”、“情報學”?，F代漢語中“信息”主要指能夠帶來新內容的消息，常視為“音信”或“消息”的同義詞；也經常作為信息科學的專業術語，如信息論中指用符號傳送的接收者預先不知道的報道。在信息學中，信息一般是指物質的普遍屬性，或者說是物質屬性的一種表征。信息的學術定義成百上千，代表性的說法主要有：①“信息就是信息，不是物質，也不是能量”(N?維納)；②“信息是使不確定性消除的某種東西”(c?E?香農)；③“信息是事物運動的狀態和狀態改變的方式，或是主體所感知的‘事物運動狀態和狀態改變的方式’”(鐘義信)；④“信息是物質系統諸組成元素之間的排列關系，即物質系統的序”(侯金川)。信息不是物質而又反映物質，只要有物質存在就有信息存在。物質世界的表現由信息來演繹，人類社會的認識從信息中提煉。信息與情報的區別之一是：“競爭”主導情報活動的全過程，但并非衡量信息工作的標準。
2.3 情報學發展的重重誤區
情報領域隨著“競爭”擴大逐步拓展，曾經成功地從“軍事情報”進化為“科技情報”。然而，面對全社會的“信息，知識”潮流，情報卻未能站穩腳跟。1992年9月國家科委將“科技情報”改名“科技信息”，“信息”替代“情報”的時髦一發不可收拾。此后，科技信息中心打敗了科技情報所，信息管理系吃掉了圖書情報系。曾幾何時，人們熱烈地歡呼“信息”，似乎“情報”只有伴上“信息”才有出路。喧囂過后，我們發現倘若情報拋棄“競爭”的本質屬性，情報學的消亡就為期不遠了。如果“情報”可美名曰“信息”，那么“情報學”就應該換名為“信息學”。如此一來，在學科體系中就有傳統情報領域的此“信息學”和信息通訊領域的彼“信息學”，這豈不怪哉?實際上，情報不等于信息，情報學不可能搖身一變成“信息學”，盲目改名導致“情報學”在“信息”的壓縮下日益萎縮。在我國的專業學會中，情報學學會和信息學學會就是并列的兩個學會。情報是信息的重要組成部分，信息是情報的上位概念。信息學的研究范疇是整個信息業，它決不可能因為情報學一廂情愿的投靠而等同于情報學。情報學研究范圍擴展到“信息”忽略了情報的“競爭性”，失去了“競爭性”的情報學不再是情報學。1998年教育部頒布了《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專業目錄》，“情報學”被“信息管理與信息系統”吞并。情報學本科專業的消失敲響了情報迷戀信息的警鐘，重樹“競爭”大旗是情報學走出誤區的捷徑。
3 情報學“競爭”話語權的回歸
3.1 情報學發展的迷途知返
面對“情報”的更名和“情報學”的重重危機，諸多專家學者認真反思情報學的研究對象及其研究內容，積極探索“情報”與“信息”、“情報學”與“信息(科)學”的區別與聯系。在爭論中人們逐步認識到：“情報學是信息科學群的一個分支學科”，“情報科學是信息科學群中的一分子”，“信息科學在廣義上是一個學科群，包容范圍很廣，情報學可以認為是其下位類學科”。情報學與信息學的研究對象并不相同，前者的研究層次遠遠高于后者，后者的研究范圍遠遠大于前者。我們不能無限地擴大情報學的外延，去搶占其他信息學科的地盤，甚至誤以為“情報學”就是“信息學”。嚴眙民教授指出：情報學的“單一方向擴大化”研究混淆了情報學與傳播學、認知科學和決策學的界限，它把這些學科的研究對象和研究內容據為己有，因而不是在本質上與核心上深化和發展情報學，而是使情報學離它的本質與核心越來越遠。栗莉女士認為：我國現行情報科學有“真”情報科學(傳統意義上的情報科學)和“假”情報科學(信息科學)兩層含義，目前我們面臨的最大任務就是將“真”情報科學“返璞歸真”，同時還“假”情報科學以“信息科學”的面目。探討“情報學”，我們不妨從“情報”入手?！扒椤迸c“報”是情報構成的兩個基本條件。有情不報，或報而無情，都不能構成情報。在動態的競爭過程中，競爭所需要的知識沒有傳遞就不會影響競爭，傳遞著的非競爭所需要的知識同樣無助于競爭。如
果說“情”的內容是“知識”，那么“報”的價值就是“競爭”。情報工作的目的是滿足競爭決策的需要，競爭性是情報的本質屬性。情報的“決策性”、“傳遞性”與“效用性”，刨根問底也可歸結于情報的“競爭性”。只要我們牢牢抓住情報的“競爭性”，情報學就能與信息科學劃清界線，情報學就會在學科體系中生機勃勃。
3.2 競爭情報研究的方興未艾
在信息給情報造成莫大的沖擊之際，“競爭性”的重新審視為情報找到了一片綠洲；在情報學陷入危機與困境之時，競爭情報的悄然興起為情報學撐起了一片藍天。information的范圍實在太廣，情報不應該也不可能容納所有的信息。不少學者主張“情報”不是泛而無邊的“information”，而是為某種目的從事智力活動的“intelligence”。Intelligence無疑屬于傳統的情報范疇，美中不足在于其局限于軍事、政治等領域。于是，有人認為“情報是一個復合和遷移的概念，它既不是in－formation也不是intelligence能夠全部代表的……‘情報’的概念是順應時代環境不斷演進變化的過程”。intelligence體現了情報的競爭屬性，跟“情報”一樣正向各種社會領域延伸，因而“情報”的英譯更接近于“intelligence”。隨著情報活動在經濟競爭這場沒有硝煙的戰爭中興起，競爭情報(competitiveintelligence)迅速成為情報學研究的熱點。目前，競爭情報主要指企業競爭情報，即企業在經濟活動中為了提高競爭力而開展的“關于企業競爭環境、競爭對手、競爭目標和競爭策略的情報研究”。美國《財富》雜志每年都公布全球500強企業，定期上演蕩氣回腸的企業PK大戲。為了在激烈的商戰中獲勝，企業十分重視利用競爭情報，紛紛建立自己的競爭情報系統。在20世紀80年代，世界500強中有10％建立了競爭情報系統；到20世紀90年代，500強中已有80％以上建立了競爭情報系統；現階段，500強中已經有90％以上的公司建立了競爭情報系統。盡管競爭情報偏重于工商企業，但它又何嘗不是其他行業競爭的關鍵因素呢?競爭情報迅速風靡全球，與其說它是企業參與的結果，不如說它突出了情報的“競爭性”!
3.3 競爭知識管理的初步探索
1994年，侯先生指出：情報是為了滿足競爭中的決策需要而進行的信息獲取與傳遞活動，或者說，情報是為了滿足競爭中的決策需要而獲取傳遞的信息，情報就是競爭所需要的信息，競爭性是情報區別于其他社會信息活動的根本標志；情報學是研究競爭條件下信息活動特殊規律的學科，或者說，是競爭條件下的信息理論；情報學和信息學是個別和一般的關系，它們誰也取代不了誰。后來先生和筆者通力合作，對先前的情報與情報學觀念進行自我修正：情報是一種競爭性和知識性兩者缺一不可的普遍存在的社會現象，它不是information(信息概念過于寬泛)或intelligence(傳統情報概念過于狹窄)，而是competitive knowledge(競爭知識)，是組織和個體在競爭中優化決策所需的特定知識；情報學的研究對象是競爭知識管理活動，其研究范疇包括競爭知識的搜集、生產、組織、傳播和服務以及相關的社會運作機制；情報學就是競爭知識管理學，是一門研究競爭知識管理活動規律的科學?！案偁幥閳蟆蓖怀隽饲閳蟮母偁幪匦?，這是非常難能可貴的。然而，“競爭情報”存在明顯不足，即情報本身就因競爭存在、為競爭服務，競爭情報有“同義反復”的瑕疵。黃振中先生說得女子：“競爭本來就是情報的一個鮮明屬性……情報本來就是指競爭情報”?！案偁幹R”強調情報的知識性――激活了的知識，避免了情報泛信息化問題。同時，“競爭知識”突出情報的競爭性――競爭所需要的知識，區別于圖書館、檔案館等機構／組織的知識。
4 情報學“競爭”話語權的超越
“國家競爭力”是最高形態的“競爭”課題，現有成果對“競爭”的分析往往不夠深入與系統，侯經川先生的原創研究彌補了這一缺陷。2005年6月，他的博士論文《基于博奕論的國家競爭力評價體系研究》在雙盲評審和公開答辯中均獲“全優”，被《信息管理科學博士文庫》收錄與出版。這是一部頗有建樹的超越情報學“競爭”話語權的專著(以下簡稱“侯著”)，以下三個方面尤其值得關注。
4.1 研究內容的超越
侯著考察了國家競爭力評價研究的發展軌跡，其研究視野跨越古今中外，囊括從2500多年前的《孫子兵法》到現代國情國力分析以及從1776年亞當?斯密的《富國論》到現代綜合國力理論的全部優秀成果。綜合國力(或國情國力)理論是國家競爭力的主流理論之一，兩者高度相關又相互區別。它們都涉及一個國家的政治、經濟、科技、文化、教育、外交、資源等諸多要素的綜合作用，前者是后者的發展基礎，后者是前者增強的重要手段；綜合國力更著重于總量(總實力)和人均量(人均實力)，而國家競爭力更著重于總量與人均量的增長速度，即強調一個國家在國際社會中與其他國家競爭所具有的相對位勢。顯然，綜合國力這種國家實力或國際影響力是一個靜態化的結果，國家競爭力改變或決定綜合國力則是一個動態化的過程。此外，比較優勢理論、國際競爭優勢理論、經濟增長理論、國家環境理論、制度創新和變遷理論等，也是備受關注的國家競爭力理論。目前，國家競爭力理論的重大缺陷是“競爭性”不夠，即“沒有用最地道的競爭理論――博弈論――來研究國家競爭力問題，總給人以隔靴搔癢的感覺”。情報學研究各種行為主體如何獲取與利用競爭所需知識，博弈論研究理性的利益局中人怎樣選擇最優的行為策略，經濟學亦研究“在一定的局限條件下爭取最大利益”。這三門科學都與組織競爭力(國家競爭力是組織競爭力的一種特殊形式)密切相關，它們能夠而且應當為組織競爭力的研究與實踐提供理論指導。侯先生眼光敏銳，綜合運用情報學、經濟學與博弈論等學科原理來研究國家競爭力及其評價體系，創造性地開拓了一個多學科交叉的研究領域，為情報學“競爭”話語權的鞏固進行了有益的探索。
4.2 研究方法的超越
我國社會科學研究通常以定性分析為主，善于從宏觀角度推理與判斷，而在定量分析方面往往有所欠缺，沒有形成用數據說話的習慣。牛頓以后西方有一種流行的科學觀：只有運用數學手段研究，科學才能真正的“科學”。馬克思說：“一種科學只有成功地運用數學時，才算真正達到完善的程度”；愛因斯坦曰：“在現代經驗科學中，能否接受數學方法已越來越成為該學科成功與否的主要判別標準”。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指出：“純粹數學與應用數學是理解世界及其發展的一把主要鑰匙”，侯先生即用這樣一把鑰匙開啟了情報學“科學化”的大門。應用經濟學原理和博弈論方法來論證抽象的國家競爭力，是一個繁瑣、枯燥與艱難的過程。侯先生贊同博弈論即對策論的觀點，認為“嚴格地說，博弈論并不是
經濟學的一個分支，而是一種普遍適用于經濟、政治、軍事、外交、法律等廣泛領域的數學方法”。他用翔實的數據資料和簡潔的數學語言表達深奧的競爭(博弈)理論，增強了文章的嚴密性、邏輯性與說服力，這使得“生硬”的國家競爭力評價體系熠熠生輝。諸如“劃拳游戲”中的“零和博弈”和“囚徒困境”中的“納什均衡”，用文字進行闡述晦澀難懂，而利用數學矩陣表示則一目了然。布魯克斯指出：“情報學如果不實現定量化，它將永遠是一堆支離破碎的技藝，而不能成為真正的科學”。布氏《情報學的基礎》開創了情報學定量研究的新局面，侯著則是我國情報學界一部用數學量化“競爭”的典范之作。
4.3 研究觀點的超越
（一）國際會計準則的產生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s Committee， IASC）成立于1973年6月，最初由澳大利亞、加拿大、法國、德國、日本、墨西哥、荷蘭、英國和美國的13個會計職業團體發起成立。IASC在其章程中提出兩大目標：一是制定國際會計準則（IASs），現更名為國際財務報告準則（IFRs），推動其在世界范圍內被接受和遵守；二是改進和協調會計準則（特別是各國國內準則）和程序，努力提高可比性。面對這兩大目標，IASC進行了長期的努力，但是，在很長一段時間里，一些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對國際會計準則的質量都存在疑慮，其認為，IASC制定的國際會計準則為了爭取更多國家和地區的遵守，在會計處理方法上往往進行了妥協和讓步，從而保留的較多的備選方案，這就影響了可比性和透明度。20世紀80年代末，一項關于國際會計準則全球執行情況的調查表明，經濟發達國家，包括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發起成員所在國對國際會計準則的執行程度，普遍較低。經濟實力最強的美國，其準則完全獨立于國際會計準則。（Purivis and Diamond，1991）（轉引自劉峰，2000）
（二）國際會計準則的發展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IASC）改組之前，是一個完全由執業會計師組成的松散的、無穩定資金支持的民間組織，在此期間，其發展經歷了兩個截然不同的階段。1973到1987年間，IASC頒布了一批實質性準則、解釋公告、概念框架及其他指南，并有很多公司直接采用其準則體系以編制財務報表，同時有許多國家的會計準則制定者在制定本國會計準則時予以參照，特別地，IASC制定的準則因適應發展中國家的國情而被其廣泛采用，但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發展中國家大多沒有本國的會計準則。然而，由于制定國際會計準則本身會影響各國現有會計準則制定者的既得利益，因此，那時候的國際會計準則要做到真正的“全球化”還為時過早。劉峰從制度變遷的角度對這一現象進行了解釋。其認為，如果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通過努力，將國際會計準則轉變成一種具有管制力的規則，必然的趨勢是經過一段時期的發展，各國會計準則將會逐漸被國際會計準則取代，各國會計準則制定機構的存在也將顯得沒有必要。因此，在由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發起的、推廣國際會計準則的制度變遷中，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具有正的、較高的利益預期，而各國會計準則制定機構、特別是那些已經存在較長時期并形成相當規模的會計準則制定機構，將成為這一制度變遷的直接受害者：其必須要放棄已取得的各種資源優勢，包括每年金額不菲的辦公經費這一直接資源和因掌握了具有管制權威的準則制定權而帶來的間接資源優勢。很顯然，沒有任何一個機構愿意自動退出。這樣，各國的會計準則機構也必然要進行各種努力，以求自身的生存。（劉峰，2000）從1988年起，IASC從一個國家間的證券協調聯合組織――證券委員會國際組織（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Securities Commissions，簡稱IOSCO）獲得了強有力的支持。為了應對外界對國際會計準則的質疑，也同樣為了實現IASC成立之初的目標，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開始致力于提高其準則的質量。1989年1月，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成立了一個可比性促進委員會，提出一份題為“財務報表可比性”的征求意見稿（E32），其內容主要是刪除大部分可自由選擇的備選方案。此后，美國FASB開始逐步參與IASC制定國際會計準則的工作，特別是IASC改組之后，FASB與IASC的合作更加密切，主要表現在：2001年4月，IASC正式改組為IASB。改組后，美國在IASB及其他機構中處于“主發言人”的地位。2002年9月18日，FASB與IASB在美國諾沃克（Norwalk）舉行聯合會議，商討共同致力于建立高質量、相互兼容的會計準則，以向國內和國際財務信息的使用者提供高質量的財務報告。2002年10月29日，FASB與IASB正式達成協議，共同了一份諒解備忘錄，將美國財務會計準則FAS和國際財務報告準則IFRS的趨同作為雙方的義務。2004年10月，在FASB與IASB召開的聯合會議上，雙方決定將改進并建立共同的財務會計概念框架列合項目的工作日程。2005年，SEC“路線圖”，以增進IFRS與美國GAAP的趨同。2006年，IASB與FASB更新了雙方關于趨同的協議。
實際上，IASC改組之后，國際會計準則的制定權是由以美國為首的少數發達市場經濟國家掌握。這其實也是使其接受國際會計準則的一個必不可少的條件。由表1可知，目前IASB的領導層是以美國為核心的，其人數比例高達43%，掌握了絕對的領導權。而且，從國家組成上來說，是以發達國家為主導的，發展中國家和欠發達地區尚難在IASB中占據席位。（特別從州際組成來說，美洲、歐洲、大洋洲、亞洲均有代表，唯獨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落后的非洲沒有代表。）就目前國際會計準則在全球的發展狀況來看，據2008年德勤（Deloitte & Touche LLP.）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目前全球已經有100多個國家采用國際會計準則（IFRs）進行資本市場的信息披露，此外，還有許多國家在未來幾年內將采用國際會計準則，包括智利（2009）、韓國（2009）、巴西（2010）、印度（2011）和加拿大（2011）。中國和日本目前雖然還沒有完全接受國際會計準則，但是，兩國已經同意與IASB合作。（Deloitte 2008 IFRS Survey: Where are we today， Deloitte & Touche LLP.2008.5）
二、國際會計準則的全球化路徑――博弈分析框架
（一）“最優反應動態”模型國際會計準則（IFRS）的全球推廣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世界各國從最初的“抵制”到目前的“普遍接受”，其間經歷了一個不斷調整的過程。下文擬采用博弈論中的“最優反應動態（Best Response Dynamics）”模型對這一過程進行分析。（該模型參考謝識予，2006）
假設博弈方的博弈內容是圖1所示的得益矩陣表示的兩人對稱靜態博弈，稱其為“協調博弈”（Coordination Games）。博弈雙方分別代表兩個不同的國家，博弈的內容是決定是否采納國際會計準則。通過納什均衡分析，該博弈具有兩個純策略納什均衡（采納，采納）和（不采納，不采納）。這兩個納什均衡中，后者明顯帕累托優于前者。
顯然，如果博弈雙方都是理性的，那么，通常的結果應該是（不采納，不采納），這個協調博弈背后的經濟意義是，在采用國際會計準則問題上，各國都存在明顯的變遷成本，因此，在一次博弈中，博弈雙方都樂于維持現有的準則體系，無論哪一方都不愿意負擔變遷成本，從而表現出一種所謂 “理智的冷漠”。但是，當考慮博弈方對對方理性的信任問題，或者對風險的敏感性等其他因素，（采納，采納）也許就是更好的預測。也就是說，由于該博弈本身是一個有多重納什均衡的博弈，因此在一次性博弈中，即使博弈方都是高度理性的，博弈結果也有不確定性，很難做出完全保險的預測。具體來說，博弈方在初次博弈時可能只關心由會計準則變遷產生的變遷成本問題，而忽視了由不采納國際會計準則產生的巨大交易成本，從機會成本的角度考慮，這實際上是采用國際會計準則，與其他國家實現趨同帶來的一項收益，根據成本效益原則，如果該項交易成本大于變遷成本，就應該采納國際會計準則。這就是博弈方所謂的“有限理性”的實質。
接著，從有限理性的角度分析上述博弈問題。假設博弈方雖然缺乏分析交互動態關系和預見能力，但是能夠馬上對上一階段的博弈結果進行總結，并立即做出策略調整。當然，考慮到對手的策略也在調整，因此博弈方的策略調整針對上一期的對手肯定是正確的，但對當前的對手策略不一定正確，而這正體現了博弈方的有限理性。同時，假定共有5個博弈方分別處于圖2圓周上的5個位置上，每個人都與各自的左鄰右舍反復博弈。
既然博弈方都是有限理性的，因此在初次博弈時，每個位置的博弈方都既可能選擇“不采納”策略，也可能選擇“采納”策略。所以，初次的博弈總共有25=32種可能的結果。這32種情況包括一種全部選擇“不采納”策略和一種全部選擇“采納”策略，其他都是兩種策略都有人采用。將這32種情況中對稱的部分剔除出去，可以得到8種具有實質性差異的情況。對這些博弈方依據最優反應動態進行策略調整的規則進行分析，以觀察通過重復博弈，是否會出現策略的收斂。假設xi（t）為在t時期博弈方i的鄰居中選擇“采納”策略的鄰居的數量，該數量有0，1，2三個可能值。選擇“不采納”策略的鄰居數量相應的為2-xi（t） ，也有0，1，2三個可能值。針對第t期的相關情況xi（t），博弈方i選擇“采納”的得益為xi（t）×50+［2-xi（t）］×49，選擇“不采納”則得益為xi（t）×0+［2-xi（t）］×60。因此根據最優反應動態機制，當xi（t）×50+［2-xi（t）］×49>xi（t）×0+［2-xi（t）］×60，即 xi（t）>22/61時，博弈方i在t+1期會選擇“采納”策略，而當xi（t）×50+［2- xi（t）］×49
由于5個博弈方是完全相似的，因此上述法則對其來說都適用。不難證明，除了初次博弈時所有博弈方都選擇“不采納”策略這一種情況之外，從其他所有的情況出發，經過一定時期的調整，最終都會收斂到所有博弈方都選擇“采納”的穩定狀態。上面列舉的8種情況中，除了所有博弈方都選擇“采納”和都選擇“不采納”這兩種情況之外，還有6種情況選擇“采納”的博弈方的數量和位置有差異。下面討論這6種情況是如何收斂到穩定狀態的。首先，討論初次博弈只有1個博弈方選擇“采納”的情況，根據上述的策略調整法則，給出最優反應動態的全過程。如圖3所示，5個博弈方經過4個時期的反復策略調整，最終收斂到了所有博弈方都選擇“采納”的穩定狀態，此時的最優反應動態就不再要求任何博弈方改變策略，這意味著選擇“采納”不僅是單個博弈方的穩定策略，而且是群體意義上的穩定策略。
此外，圖3也同時包含了兩個不相鄰博弈方選擇“采納”，三個不相鄰博弈方選擇“采納”和四個博弈方選擇“采納”這三種情況。下文僅需分析兩個相鄰博弈方選擇“采納”和三個相鄰博弈方選擇“采納”這兩種情況。這兩種情況的調整，在圖4和圖5中給出。上述分析證明，在總共32種可能的初次博弈情況中，只有一種是穩定于所有博弈方都選擇“不采納”的狀態，其余31種情況都會收斂于選擇“采納”的狀態。雖然都選擇“采納”和都選擇“不采納”均是有限理性博弈方進行上述協調博弈的穩定狀態，但是，前一種穩定狀態顯然更重要一些，因為博弈方的策略調整收斂到這種情況的概率要大大高于后一種情況。進一步推論，在該博弈中，當所有博弈方都選擇“采納”的穩定狀態出現以后，如果有部分博弈方偏離了該狀態，最優反應動態會使博弈方的策略很快返回到都選擇“采納”的狀態中來，而與此相對應，所有博弈方都選擇“不采納”策略就是一種不穩定狀態，某一個博弈方的偏離，最優反應動態都會使博弈方的策略離該狀態越來越遠。綜上所述，證明了“采納”策略是這個博弈的“進化穩定策略”（Evolutionary Stable Strategy ，ESS）。
上述博弈分析告訴人們，在國際會計準則產生初期，參考甚至直接采用該準則體系的國家并不多，而且大多數是尚未建立一套完整準則體系的發展中國家，但事實上，正是這些國家推動了國際會計準則全球化。其中的原因是，當兩個在地緣上接壤或者商業往來頻繁的國家發生貿易往來，進而形成穩定的資本流時，透明的會計信息對雙方來講都是必不可少的。此時，如果兩國之間的會計準則存在明顯的差異，那么，由此產生的交易成本將是巨大的。因此，接受一個被普遍認可的準則體系以實現趨同，將是可行的解決方案。
（二）智豬博弈模型哪些國家會主動采納國際會計準則，并致力于取得國際會計準則的制定權將采用博弈論中的智豬博弈（boxed pigs game）來進行解釋。（該博弈模型參考張維迎，2004）
該博弈的基本框架是，假設豬圈里有兩頭豬，一頭大豬，一頭小豬。豬圈的一頭有一個豬食槽，另一頭安裝一個按鈕，控制著豬食的供應。按一下按鈕會有a單位的豬食進槽，但是誰按按鈕誰就需要支付c單位的成本。（這里，a>c>0）若大豬先到，大豬吃到a-b單位，小豬吃到b單位（a>c>b）；若同時到，大豬吃到a-d單位，小豬吃到d單位（a>d>c）；若小豬先到，大豬吃a-e單位，小豬吃到e單位（a>e>d>c）。圖6中各符號的大小順序為：a>e>d>c>b>0。這樣，在重復剔除嚴格劣戰略過程中，最終的均衡解取決于（a-e-c）的正負。若a-e-c>0，則最終的均衡解為（按，等待）；若a-e-c
將上述分析應用到國際會計準則的制定問題中，就不難理解國際會計準則的制定一直以來都是由少數幾個發達國家主導這一事實了。發達國家在國際經濟活動中處于主導地位，當其從一套全球統一的會計準則得到的收益大于接受該準則付出的變遷成本的時候，就有接受國際會計準則的強烈愿望。而對于其他國家來說，在這一問題上采取“搭便車”策略同樣也是理性的選擇。特別地，就美國而言，其在IASB中的地位可以說十分穩固，并且FASB一直致力于提高國際會計準則的質量，以實現IFRS與美國GAAP的趨同，而事實上，這種“趨同”是為了最大程度地降低美國采用國際會計準則的變遷成本。其清楚地認識到，哪個國家掌握了國際會計準則的制定權，哪個國家就會在國際會計準則趨同的過程中占有絕對優勢。
早在1998年12月，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IASC）就了題為“重塑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的專題報告，其第二章“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面臨的挑戰”將這些具體因素歸結為：國際資本市場、世界貿易、商業規則的國際化、國別會計準則、商業交易的創新、各類新式信息的需求、信息的電子傳輸、過渡與發展中及新近工業化國家。（劉峰，2000）在該專題報告十年后，這些因素依然影響著國際會計準則的發展，既是國際會計準則全球化的面臨的挑戰，同時也是推動國際會計準則不斷發展的動力。任何事物的發展都是由客觀規律決定的，國際會計準則的全球化的進程也不例外?？v觀國際會計準則的發展歷程，其路徑最終是由全球經濟環境的變遷決定的，是經濟全球化的一個縮影。但可以肯定，會計準則全球化將是大勢所趨。我國目前努力實現的會計準則國際趨同也是完全順應時展的，是正確的選擇。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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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博弈論與并購
并購中，主并企業與目標企業之間存在一種博弈關系，雙方既聯合又斗爭，可博弈論來解釋和描述，博弈可分為合作博弈與非合作博弈：前者強調集體理性，強調效率、公正、公平；后者強調個體理性、個體最優決策，結果往往是無效率的。并購雙方在達成一定的并購意向后，雙方實際上進行的是討價還價過程，屬于合作博弈范疇，減少了雙方的選擇空間。
合作博弈可看成是非合作博弈下明確納入談判過程和執行合作協議的強制過程的一種特殊情形的非合作博弈；但如何在聯盟內分配他們的支付則是合作博弈所特有的，合作、雙贏、多贏的思想深入人心，合作博弈是博弈論的趨勢。要滿足人的參與約束或個人理性約束（IR）、激勵相容約束（IC）。并購中，主要應解決逆向選擇，一般目標企業相當于方，主并企業相當于委托方，主并企業應充分認識目標企業進行包裝、以次充好的逆向選擇，對目標企業傳遞來的并購信號，認真進行信息甄別，以免落入并購陷阱。
納什均衡概念是博弈論（包括合作博弈）的核心內容和重要基礎，在給定對方的戰略時，每個參與者的戰略都是最好的，此時，沒有人愿意改變自己的戰略，它是一種“不后悔”均衡、一種理性預期均衡。也只有達到了納什均衡，并購雙方的合作（協議并購）才是穩定的；否則，可能存在毀約。納什（1950）證明了每個有限戰略型博弈至少存在一個納什均衡（純戰略或混合戰略的）；威爾遜（1971）證明了如下的奇數定理：幾乎所有的有限博弈都有奇數個納什均衡。
（二）若干經典例子在并購中的應用
在囚徒困境博弈中，（坦白，坦白）是納什均衡，且是一個占優均衡，即不論對方如何選擇，個人的最優選擇是坦白，個人理性和集體理性產生矛盾，參與人的（不坦白，不坦白）這個帕累托改進無法達到，納什均衡并不一定是帕累托最優，如兩寡頭企業通過并購擴大生產規模；并購中，若雙方不合作，也可能陷入兩敗俱傷的囚徒困境。
在性別戰博弈中有兩個納什均衡和一個混合戰略納什均衡，博弈的最后結果是（足球，）還是（音樂，足球）要看聚點作用、或事先廉價磋商、或相關均衡等能起的作用。該博弈明顯是合作比不合作好的一個典型例子，只是在合作的前提下如何對收益進行分配、誰多誰少的問題，這里，先動的一方具有先動優勢。該博弈案例可對并購行為進行粗略描述：并購是正的變和的合作博弈，雙方需要合作，并購后其各自的支付都要比不并購時大。
智豬博弈中，大豬按、小豬等待是納什均衡。在搜尋并購信息方面，主并企業相當于大豬，目標企業相當于小豬， “按”相當于找到并購信息，它需要成本。目標企業主要是等待主并企業上門來談并購，可以搭便車。
此時，雙方的行為可用上述智豬博弈來描述。
斗雞博弈中，每只公雞有進和退兩種選擇，最好的結果是：自己進，對方退，但可能兩敗俱傷。兩個納什均衡是（進，退）和（退，進），但關鍵是誰進和誰退。
斗雞博弈又叫鷹鴿博弈或膽小鬼博弈，消耗戰博弈類似于反復進行的斗雞博弈。鷹鴿博弈中鷹鴿雙方的得益是不對稱的，但不博弈的結構和均衡結果，?。椷M、鴿退）是納什均衡。兩家主并企業爭搶一家目標企業時就類似于斗雞博弈，若兩家主并企業的實力有些差異，就類似于鷹鴿博弈。并購中，目標企業采取可置信的反并購措施，可迫使主并企業不敢并購自己。
買賣博弈是一個討價還價過程，并購就是一種股權買賣過程，?。ㄙu成，買成）是納什均衡。該博弈可解釋為什么在現實中，討價還價后買賣能做成的原因，因對雙方來說都是最優選擇。并購是一種交易行為，只不過用來交易的產品是目標企業，很多情況下，并購雙方選?。ㄙI成，賣成）這個雙贏的納什均衡，對并購雙方都有好處。但在并購發生的前提下，如何多地獲取合作剩余是任何一方的期望，因此雙方會對選取何種并購方式要進行討價還價。
獵鹿博弈中，兩參與人都希望雙方共同去獵鹿，因獵鹿的效用值比獵兔的效用值大。但每個人都擔心對手不信任自己，從而自己也不信任對方，該博弈不存在納什均衡。要想獲得更好的效用（保證出現帕累托均衡結果），參與人需要進行深入合作以取得皆大歡喜的結果。
并購中，雙方需要達成一定意向，否則會出現獵鹿博弈中的不良結果。其他還有少數者博弈、騎虎難下博弈（即進、退都不是；故王佐斷臂及時退出并購是明智選擇）等經典案例。
（三）從納什均衡的多重性看目標企業策略行為
關于非合作博弈的根本基礎，有兩個重要問題，一個是貝葉斯理性問題，另一個是納什均衡的多重性問題。對于存在多個納什均衡的博弈，究竟哪一個更合理、更可能出現，并沒有一般的結論。實驗證據頗具說服力地否定以下觀點：在簡單的策略相互作用中不會出現協調問題。很多情況下，并購雙方相互作用的得益恰恰來自協調或合作而非沖突，這里，信息和預期是關鍵因素。
并購中，雙方可能使用某些被博弈模型抽象掉的信息來達到一個“聚點均衡”，這些信息可以來源于共同的文化背景、習慣、知識和理解、和參與人過去并購的，也可以是其他比較容易共同向導的事物特征、某些特殊的量、位置關系等。要產生“聚點均衡”，參與人必須要有合作的態度和行為。參與人在并購開始前進行不花多少成本的“廉價磋商”或低成本的“有償磋商”，可能使納什均衡實際出現，故并購雙方的前期接觸非常重要，它有可能導致合作和成功的協調，增加并購雙方的得益。并購中，應先考慮風險占優，然后考慮支付占優。
“相關均衡”是一種參與人選擇戰略之前協調彼此行動的，它適于參與人擁有部分共同的利益，需要設計一種信號機制，參與人可能根據這個信號的出現來選擇自己的行動，這一事實稱為顯示原理，如下面的目標企業的被并購策略所描述的?！斑m度均衡”：對于參與人帶來較大損失的偏離，參與人會格外小心，偏離的可能性很?。欢鴮τ趨⑴c人帶來較小損失的偏離，參與人常因不小心造成偏離，偏離的可能性較大。根據偏離均衡為參與人帶來損失的大小，規定偏離的可能性差異并進行排列，若原均衡對于這些偏離或顫抖仍是穩定的，則此均衡為適度均衡?！昂贤狻保喝绻麉⑴c人的相關戰略滿足個人理性，則所有參與人在合同上簽字是加入合同博弈問題的納什均衡，但實際上，有時形成并簽定合同是困難的，而且簽署合同并不意味著遵守。合同均衡改善了雙方的支付，通過合作達到了雙贏，但這些均衡不是唯一的，合作仍存在多種可能性；若達不成共識，合作仍然無法實現，解決這類合作均衡選擇問題的途徑有仲裁和談判。并購意向書中的鎖定條款具有效力，并購合同是雙方經過討價還價后得到的雙方滿意的最優納什均衡。其他還有進化穩定均衡、強均衡、防聯盟均衡、防聯盟相關均衡等。
以上這些概念和方法分別適于各種不同情況和局部問題，但它們表明，并購雙方在納什均衡多重性的選擇方面進行有效合作是解決問題的關鍵和出路；要想得到有效率且穩定的博弈結果，參與人必須進行深入合作。并購雙方進行合作博弈才能實現雙贏，損人不利己的不穩定均衡往往達不到并購的目的。
二、目標企業的并購應對策略
（一）股權轉讓和增資擴股的區別
股權轉讓和增資本擴股都是并購的一種方式，但二者存在較大區別：
1.增資擴股使企業規模擴大，而股權轉讓僅是股東變化，企業規模不變。
2.從投融資服務的實踐來看，投資方或并購方更愿意采取增資擴股方式進行投資或并購，而項目方一般愿意股權轉讓（至少是部分）套現減少風險。套現是項目方對公司未來信心不足的一種表現，投資者一般較為反感，投資方或并購方不太了解項目的發展情況，并購雙方存在信息不對稱及信任和判斷問題。這里的項目包括實業項目和目標企業產權。
3.從博弈論的角度說，股權轉讓是一次性博弈，增資擴股是多次重復博弈，投資方或并購方和項目方的利益捆在一起，因此，增資擴股方式更能避免項目方套現的短期行為和信息不對稱可能造成的對投資方或并購方的損害，初始的信息不對稱程度將隨著雙方多次重復博弈的進行而逐漸減小。
澤爾騰的連鎖店悖論和實際情況并不符合，我們認為只要參與人認為將來可進行足夠多次博弈（次數不定的有限次，人的一生是有限的，無限次只是純粹的理論概念），就可能形成合作博弈。正如行商容易缺斤少兩，而坐商都號稱童叟無欺一樣。
（圖1 目標企業的并購應對策略，略）
（二）并購雙方的博弈過程
圖1系統地刻畫了目標企業的并購應對策略，目標企業決不是等閑之輩，為了其最大利益，會千方百計地研究對付主并企業的各種策略。協議被并購中，主并企業有并購與不并購兩種選擇，目標企業也有接受被并購與對抗被并購兩種選擇。當主并企業堅決進行并購時，目標企業有假意對抗和堅決對抗兩種策略。博弈進行到哪一步、出現哪種結果，需要各自的收益。并購雙方就能否合作進行如圖1的動態博弈的分析如下：
1.不管目標企業接受與對抗，只要主并企業堅持不并購，看不上目標企業，并購行為就不可能發生，博弈的支付結果都是（0，0），括號中第一個數字表示目標企業的支付結果，第二個數字表示主并企業的支付結果，這里，支付結果都是指雙方獲得的凈收益。
2.當并購雙方愿意進行合作，博弈的支付結果是（T，S），顯然，T>0且S>0，只有雙贏（至少并購時雙方主觀上都預期是合適的，雖然一方或雙方并購后都可能驚呼上當，發現自己掉到了并購陷阱中）才能達成并購交易。目標方面有意隱瞞真實情況或設置并購陷阱的案例不勝枚舉，如阿城鋼鐵請科利華人甕；同樣，主并企業方面存在陷阱的例子也不少，如空殼公司廣東飛龍，冒充有實力的主并企業。2001年1月21日，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公開審理ST聯益公司（001696，現為sT宗動）的40％法人股被廣東飛龍詐騙一案。
3.當主并企業看好目標企業，即使在目標企業對抗時也堅持要進行并購，目標企業可假意對抗以提高自己的身價，支付結果為（T+T，S-S），這里，T+T>T>0且s-S>0，其中T>0，S>0，S是主并企業由于目標企業的假意阻撓而花費的成本或由于目標企業的假意阻撓而在并購中出較高的買價而減少的收益。顯然，目標企業采取假意對抗所獲收益（T+T）要大于直接進行合作的收益T，否則，沒有必要進行假意對抗。
4.當主并企業看好目標企業，即使在目標企業對抗時也堅持要進行并購，目標企業認為并購對自己不利，并購后自己的凈收益O，s1>0.
T1為目標企業的反并購成本，s1為主并企業為獲取目標企業所花的搜尋、調查、談判等相關費用。由于放棄并購，主并企業這些費用成為沉淀成本。
（三）主并企業堅決看好目標企業時的收益
1.設主并企業看好目標企業，目標企業接受被并購的可能性為p，不接受被并購的可能性為（1-p），在不接受被并購的可能性中假意對抗的可能性為ξ，堅決對抗的可能性為（1-ξ），則此時目標企業的預期收益RT>O：
RT=pT+（1-p）[ξ（T+T～（1-ξ） T1
（1）
舉例：當p=l/2，且ξ=1/2時，RT=（3T+T—T1）/4，需要3T+T-T1>O，T>0，只需3T-T1>O即可，若目標企業的反并購成本T1不大（目標企業自己可以確定其大?。?，則上式容易滿足，因而目標企業在和主并企業接觸中應處于主動地位，原因在于其有被并購與否的選擇權。（式1）可以幫助我們理解并購中討論并購的績效時，目標企業的超額收益一般為正，并占據大部分的并購溢價這個事實。
2.主并企業的預期收益Rs>O為：
RS=pS+（1-p）[ξ（S-S）-（1-ξ）S1
（2）
同樣地，當p=1/2，且ξ=1/2時，RT-（3S-S-S1）/4，需要3S-S-S1>0，否則，主并企業將得不償失，這里，S和S1的大小還取決于目標企業的對抗程度和對抗技巧，其大小不好估計，3s-S-S1>0較難滿足。原因在于主并企業看上目標企業后只有并購一種選擇，并購雙方還存在對目標企業信息擁有程度的不對稱。（式2）可以幫助我們理解有關文獻所謂的關于主并企業的超額收益不那么確定，主要有正收益、微弱正收益及負收益三種結論。即使主并企業的超額收益為正，它也只占據小部分的并購溢價。
可見，當主并企業提出并購請求時，目標企業的決策是對自己有利則接受，采取合作態度，或者進行假意對抗，以獲取更大的好處，此時，（假意對抗，并購）是納什均衡；若對自己不利，則采取強硬的反并購措施堅決對抗，以使主并企業放棄并購，此時，（堅決對抗，放棄）是納什均衡。
主并企業有自己的并購戰略；目標企業也有其被并購與否的對策，也可以制定選擇主并企業的標準進行搜尋和篩選，主動要求主并企業并購自己，以實現目標企業的股東價值最大化，如科利華軟件集團在1997—1999如日中天而還沒有借殼上市時，先后有sT中燕（600763）、sT西化機（000838）等數家殼公司主動前來洽談請科利華入主事宜。有時，目標企業也會采用負債比例來顯示自己的質量，Ross（1977）得出越是好的企業，負債率越高。目標企業接受并購或假意對抗，利用信息不對稱設置并購陷阱的案例很多，如阿城鋼鐵（600799）看中了科利華的和軟件概念，非科利華這個“大款”不傍，阿城鋼鐵巧妙利用了科利華急于想成為上市公司的心理，引誘科利華來收購自己，科利華沒有認真對目標企業阿城鋼鐵進行盡職調查，就倉促拍板收購。并購后，目標企業方的內部職工股增值30多倍，可謂大獲全勝；而科利華在借阿城鋼鐵的殼上市后不到三年，就淪為“ST”一族，原因就是借殼上市時背上了沉重的債務負擔。2004年12月7日，其股票的收盤價僅為1.53元，這與2000年初的38元多存在天壤之別。
有關對科利華收購阿城鋼鐵前因后果的詳細，請參見專著《并購投資致勝——目標企業選擇論》。
2001年全球股災難時，網易公司曾請求金山公司收購自己，金山公司沒看到網易公司的前（錢）景拒絕收購；現在的網易卻不可同日而語，隨時可以收購金山，這說明目標企業會積極進行被并購，主并企業有時也會錯過好的目標企業，主并企業和目標企業之間并沒有必然的界線，不同時期是可以換位的?！皫熞拈L技以制夷”，本論文對主并企業了解和消除關于自己和目標企業之間的信息不對稱、避免并購陷阱也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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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D63-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3—0751(2012)05—0017—04
近些年來，隨著長三角經濟圈、京津冀經濟圈、（泛）珠三角經濟圈、成渝經濟帶、遼寧沿海經濟帶、長株潭城市群、中原經濟區、北部灣經濟區等區域經濟發展的“圈”、“帶”、“群”、“區”的紛紛涌現，構建區域政府協調合作機制便逐漸成為我國理論界與實務界關注的熱點，相關研究成果亦不斷涌現。然而，在這些研究成果中還鮮有探討區域政府協調合作機制的概念、內涵和結構要素等問題的。而這些問題的探討對區域政府協調合作機制的構建至關重要。期望本文的探討能彌補現有研究的不足，并對推進區域政府協調合作機制的構建有所俾益。
一、區域政府協調合作機制的概念、內涵區域是指社會經濟、文化聯系緊密和交流頻繁的一個特定空間。在一個區域內會存在著許多的不同主體（如企業、政府、非政府組織、公民等），這些多元主體的利益和區域整體利益之間的關系緊密，相輔相成。多元主體必須相互協調其關系，進行協同合作治理，才能促進區域的持續發展。從區域經濟發展的角度看，由于各地存在較大差異，由于各個主體都是理性經濟人，都會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因而在區域經濟合作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產生區域間的利益沖突和摩擦。這些利益矛盾與沖突如果無法得到及時有效的協調，就會進一步演化成不同地區之間的惡性競爭，損害區域經濟的健康發展。這就需要構建區域協調合作機制來推動和保障區域經濟合作的健康深入發展，其中區域政府協調合作機制是核心。
區域政府協調合作機制，是指通過有目的的制度安排而形成的區域內多元政府主體之間相互聯系和相互作用的模式。這一定義包含以下幾個方面內涵：首先，區域政府協調合作機制具有一定的目的導向。社會領域中的機制一般都是人們有意識、有目的設計的，因而帶有明確的目的導向性。區域政府協調合作機制的建立也具有相應的目的，即是為了實現區域公共利益。其次，區域政府協調合作機制是區域內多元政府主體之間的有機聯結。機制一詞原指機器的構造和工作原理，后被用來借指系統中各構成要素之間較為穩定的相互聯系和相互作用。在任何一個系統中，機制都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如果機制設計良好，那么當外部條件發生不確定變化時，它便會自動迅速地作出反應，調整原定的策略和措施，實現優化的目標。機制是一種聯結，是一種有機聯系，意味著不同主體之間的互動關系。區域政府協調合作機制也是一種有機聯結，可以看做是一種由多個政府主體相互聯結和互動的運作系統，并利用這種互動關系產生新的整體功能作用，即通過協調合作來保障區域經濟的順利運行。再
收稿日期：2012—08—10
*基金項目：廣西壯族自治區科技廳軟科學研究項目《北部灣經濟區開放開發背景下的北部灣區域公共管理研究》（0896003—25）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簡介：褚添有，男，廣西師范大學政治與行政學院教授，管理學博士，碩士生導師（桂林541004）。
馬寅輝，男，廣西師范大學政治與行政學院行政管理專業研究生（桂林541004）。
次，區域政府協調合作機制是一種多元政府主體之間相互聯系和相互作用的模式。相互聯系是指區域內多個政府之間的聯結，其聯結組合方式可以看做是機制的關系結構，這種關系結構不是按照上下層級組成的縱向結構，而是多個主體基于平等基礎上組成的動態的、富有彈性的網狀關系結構。相互作用是指區域內多個政府之間交互作用的方式和過程，主要表現為相互合作、相互制約、相互影響等形態的運作過程。其作用方式主要表現為對話、協商、談判、合作等。最后，區域政府協調合作機制是一種制度安排。
要想使區域內多個政府之間的內在有機聯系穩定下來，成為各地政府所遵循的行為規則和程序，就必須作出相應的制度安排。因此，在外在形式上區域政府協調合作機制就表現為一組具有內在有機聯系的規則或制度。
二、區域政府協調合作機制構建
20世紀70年代以來，金融創新蓬勃發展。由于世界經濟的不斷發展和變化，匯率、利率變動頻繁，國際銀行業競爭加劇，再加上科學技術特別是通訊技術的迅速發展，傳統的金融業務已經不能滿足銀行自身發展的需要和客戶融資的要求，從而推動著金融不斷的創新和發展。金融領域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人們將金融領域的這一系列變化稱之為“金融創新”。當代區域金融創新理論起源于本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至80年代形成，進入90年代如火如荼。
一、國外理論研究現狀
為了從理論上闡述區域金融創新，西方經濟學家陸續提出不少不同的見解，由此產生了許多不同的理論流派，形成了色彩繽紛的當代區域金融創新理論流派。
在20世紀60年代-90年代，歐美國家有大量的學者研究了區域金融問題，根據Sheila C.DOW、Carlos J.Rodriguez-Fuentes(1997)的研究，西方關于區域金融的研究主要是從宏觀貨幣經濟學展開的，研究的主要內容有:貨幣政策的區域效應(貨幣主義模型和凱恩斯主義模型)、公開市場操作的區域影響、區域貨幣乘數、區域金融市場(區域利率差異、區域信貸市場)，此外，一體化金融市場內部區域金融發展差異的影響(LuigiGuiso、Paola Sapienza和LuigiZingales(2002)、Jayaratne和Strahan(1996)也是西方區域金融研究的重要方面。
西爾柏（W.L.Silber）從供給角度來探索金融創新。西爾柏研究金融創新是從尋求利潤最大化的金融公司創新最積極這個表象開始的，由此歸納出金融創新是微觀金融組織為了尋求最大的利潤，減輕外部對其產生的金融壓制而采取的“自衛”行為。西爾柏從金融機構的金融業務和工具創新分析框架中推出的金融創新理論對于從供給角度研究金融創新時具有重大理論意義的。
凱恩（E.J.Kane）提出了“規避”的金融創新理論。所謂“規避”，就是指對各種規章制度的限制性措施實行回避?！耙幈軇撔隆?，則是回避各種金融控制和管理行為。它意味著，當外在市場力量和市場機制與機構內在要求相結合，回避各種金融控制和規章制度時就產生了金融創新行為。
希克斯（J.R.Hicks）和尼漢斯（J.Niehans）提出的金融創新理論的基本命題為“金融創新的支配因素是降低交易成本”。這個命題報考兩層含義：（1）降低交易成本是金融創新的首要動機，交易成本的高低決定金融業務和金融工具是否具有實際意義。（2）金融創新實質上是對科技進步導致交易成本降低的反應。
威廉·L·斯爾帕(William.L.Silber)，美國著名的經濟和金融學家，他在1983年5月發表了《金融創新的發展》一文，在文中他詳細闡述了金融創新的原因，并用直線程序模型加以說明。斯爾帕認為：創新活動是經濟推動力的產物，在金融部門中，不定期的觀察結果表明大多數金融成果都源于經濟刺激。金融創新是微觀經濟的框架，它是約束誘導、技術的進步和立法的結果。
二、國內理論研究現狀
對中國區域金融創新的研究，中國的金融學者們做了較為系統的理論研究。
張軍洲博士在《中國區域金融分析》（1995）中提出了區域金融的概念內涵：區域金融理論是以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的金融發展空間結構變動規律為研究對象的。區域金融是指一個國家金融結構與運行在空間上的分布狀況，在外延上表現為具有不同形態、不同層次、和金融活動相對集中的若干金融區域。他對區域金融概念的內涵要素進行了如下界定：一是空間差異要素。二是金融結構與發展水平要素。三是吸收與輻射功能差異要素。四是環境差異要素。這些要素的差異形成了區域金融概念的豐富內涵。
唐旭博士在《貨幣資金流動與區域經濟發展》（1999）中主要從區域經濟發展的動力、類型出發，討論了區域經濟發展引起的資金流動的原因、途徑、趨勢、效果，以及資金流動引起的經濟效果的實證分析；指出隨著經濟計劃體制的轉型，資金流動管制有了很大的放松，直接導致了區域資金流動的加大；提出了在了解國內資金分布和流動規律的基礎上，制定差別政策，顯得日益重要。
殷得生和肖順喜在《體制轉軌中的區域金融研究》中對體制轉軌中的中國區域金融發展做了較為系統的研究，他們運用實證的方法研究了我國東西部區域金融的差距，運用交換和分工等原理，提出中國區域金融協調發展的一些措施。他們在方法論上有所突破，他們認為區域金融發展與區域金融結構構成了區域金融研究的主題，也是區域經濟學發展的核心。他們強調了中央、地方與企業三方的利益沖突，蘊涵了博弈論的思想。他們的研究較為全面。
劉仁武博士在《區域金融結構和金融發展理論與實證研究》（2002）中通過區域金融結構和進入發展理論框架，運用實證的方法討論了區域金融的均衡、區域金融調控、區域金融風險控制的問題。劉仁武對金融結構和金融發展的概念進行了創新，提出了金融結構健全和金融發展可持續的理論框架。
支大林博士在《中國區域金融研究》(2002)中對區域金融的重要概念和范疇進行了理論界定，認為區域金融反映的是一個國家或地區金融結構與運行在空間上的分布狀態;提出區域金融成長的概念;指出時空性、層次性、吸引與輻射性和環境差異性共同表現為區域金融的屬性;從質和量兩方面對區域金融成長的規定性進行了分析和概括。
三、區域金融創新理論研究的展望
區域金融創新理論的提出，主要是基于全球一體化的金融中心創造出連續24小時連續運轉的金融市場。作為國際經濟發展過程中起著血液循環作用的金融市場，其蓬勃發展的基礎是金融創新。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區域金融創新成為影響經濟發展的關鍵因素，從而區域金融創新理論在區域經濟發展中的作用也日益重要。因此區域金融理論還將面臨更多挑戰，需要我們不斷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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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多學科視角下對國際區域能源合作研究的評述
國內外學者對能源合作的研究由來已久。通過對相關文獻的閱讀和整理，筆者認為總體上對國際區域能源合作的研究歸屬地理學、政治學和經濟學范疇，且不同的視角下的方法論的應用具有較強的學科屬性。
在地理學視角下，研究者們偏重將“區域”作為研究能源合作的前提和關鍵，認為合作的地理范圍是由具有地緣關系的國家或組織所組成的區域空間。就像Melvin A. Conant和Fern Racine Gold認為的那樣，能源合作現象的產生以及合作領域的擴大應當最先在具有地緣關系的國家之間產生。地理學研究者們通過對“區域”范圍內特定資源以及國家間的流動往來進行描述以解釋區域范圍內能源合作的合理性。在政治學視角下研究者們大多站在國際關系的視角分析能源在國家交往中所起到的媒介作用。在研究方法上既有定性的描述又有通過建立模型而實現的定量分析。在經濟學領域內，學者們對國際能源合作的研究較為豐富。無論是國際合作理論、競合理論還是成本收益理論，其實現合作最基本的前提條件是資源要素稟賦的差異，而其所表現出來的形式為自然資源、資本、技術、人才的跨國界流動。在國際區域能源合作問題的研究中，一方面，單個國家總是因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驅使而背離合作軌跡，另一方面合作會因為各國收益函數的相左難以維持或付出成本，其上述行為主體的特質符合博弈論參與者的基本特征。因此，博弈論也是解決經濟學問題最為常見的分析工具。
地理學研究者對特定“區域”的研究既實現了對區域內能源合作國各種復雜關系的分析，又描述了區域外國家以及各種勢力對合作的影響，這與區域能源合作的復雜性與開放性相符?！皡^域”的劃定在地緣上為合作參與主體與外部環境劃清了界線，使合作具有空間上的整體性。但地理學的思維模式側重于對客觀事物特殊性的研究。由于地理差異具有絕對性，因此各地區的水文、地貌、氣象、資源儲量、方位和開發利用程度以及在此基礎之上的國家間的交流方式對區域能源合作的影響差別很大。國際政治的復雜性將敏感的能源合作置身在復雜開放的國際關系系統內，因此站在國際關系學視角，無論是定性描述還是定量分析都對揭示國際能源合作的本質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過多的突出國家“權力”的作用會弱化其他部分對系統功能實現的作用。無論現實主義還是新自由主義，在對能源合作問題上過多糾結于合作達成與否以及現實條件對合作影響的靜態描述，從而忽略了合作系統整體功能與部分功能差異性的比較，無法動態揭示能源合作系統在結構上的相互作用過程。此外，雖然在部分文獻中對復雜國際關系的研究實現了定量化的描述，但在定量模型設立的初始，對假設條件的過多設置以及對原本復雜變量的過度簡化限制了模型功能的發揮。經濟學視角的相關理論和分析工具為學者們研究能源合作相關問題提供了廣泛的思路和空間。但經濟學者們過多的重視在要素稟賦理論、優勢互不理論基礎上通過開展區域間的能源合作所實現的經濟收益。通過成本和收益的比較來設定合作的假設、路徑和機制。這種微觀的分析思路難以解釋宏觀的國際區域能源合作的相關問題。此外，傳統的國際貿易理論將國家間資源稟賦的差異作為開展貿易的條件。在該理論視角下，無論是定量的分析工具還是定性的描述都依賴于完全理性假設條件，從而偏離了能源合作的復雜性與非線性特征。
學者們站在地理學、政治學、經濟學等學科視角對國際區域能源合作問題的研究既有定性的描述，又有定量的分析，為后繼者對該問題的繼續研究提供了廣泛的思路和啟示。但是國際區域能源合作是一個復雜、開放的系統，構成該系統的不僅有區域內的參與國，還包括促進和阻礙合作的各類要素。要素之間的相互作用關系決定了國家的行為選擇。因此，作為宏觀系統的國際區域能源合作，其整體性、結構性、層級性、功能性特征決定了我們應當用系統論的方法對該問題進行分析，以便有助于我們認清區域能源合作的運動規律。
2.系統論視角下的國際區域能源合作
國際區域能源合作是一個復雜開放的系統。從“國際區域”的角度看，地緣位置鄰近或交通便利的國家或經濟體構成的區域空間在地理范疇上為能源合作系統的邊界進行了圈定；從“能源”的角度看，油氣一類不可再生資源集中體現了能源的多重屬性；從“合作”的角度看，“國家之間的合作，是國家為滿足各方實際的或預期的利益而相互調整政策和行為的過程”。因此“國際區域能源合作”可以看成是在地理位置鄰近、交通便利的特定區域內，能源消費國和能源供給國圍繞共同利益而在石油、天然氣能源領域中相互作用的宏觀系統。
與一般系統類似，國際區域能源合作系統也具有整體性和相關性的特征。所謂“整體性”主要由系統的功能表現，正如亞里士多德指出的那樣，“整體功能大于部分功能之和”。在系統內部，整體與部分是相對的。從宏觀層面，國際區域能源合作系統由經濟系統、政治系統、環境系統、外交系統等子系統構成；從微觀層面看，由資源、技術、資本、人員等元素組成。對于總系統而言，各個子系統是部分，對于各子系統而言，組成系統的微觀元素則是部分。各部分有機的連接在一起，為了同一目標而實現某種功能。共同利益是合作系統與外部環境進行物質能量交換的驅動力，而該動力的施力效果則要通過系統的功能，即合作的效果表現出來。
國際區域能源合作的“相關性”是構成能源合作系統的各個子系統之間、系統內部各元素之間以及系統和外部環境之間存在的相互關系，且這種相互關系以因果關系為主。根據上文提到的國際區域能源合作的概念可知，能源合作系統的相互關系表現為地緣關系、參與主體之間的互動、經濟往來、要素流動等。由于地里邊界和能源屬性的影響，國際區域能源合作系統是開放的，其系統結構與環境的因果關系也是系統相關性的重要體現。根據“熱力學第二定律”，在封閉系統內部，即使能量的分布是有序的，那么能量在做功的過程中也是經歷自身消耗的，其熵值會隨能量做功的完成而增加，并且這種熵值增加的過程是系統自發性的。同樣國際區域能源合作系統要實現生命的維持就必須是開放的。外界條件不斷調整變化的閾值，為能源合作系統的能量分層提供動力，像“貝納德流”一樣實現系統與外部環境物質能量交換的循環往復。
根據唯物辯證法，矛盾的主要方面推動事物的變化發展處于主導地位，矛盾的次要方面處于從屬地位。國際區域能源合作系統的不同部分對系統功能實現效果的影響也是不同的，這體現為系統的等級性。資源的逐利性的存在，使得在理想條件下構成能源合作系統的元素能夠在參與主體之間流動。因此具有互補性的資源流動系統對能源合作系統的功能實現具有主要影響。在現實國際社會中，該“理想狀態”并非存在。在涉及國家安全的能源合作問題上，即使具有地緣關系的國家之間也會存在政治、外交、意識形態、固有文化的分歧，并且這種分歧屬于軟層面，在可預見的有限時間內難以改變。軟層面的分歧使資源流動系統對能源合作系統功能的影響效果降低，從而使系統的等級性發生變化。綜上所述，國際區域能源合作是一個復雜開放的系統，具有整體性、相關性特征，因此通過剖析系統的構成、結構、功能可以更準確直觀的揭示能源合作的運動規律。
3.結論
運用系統理論及其方法對國際區域能源合作問題的研究是合理的。首先，系統論學科的研究內容不具有個別性，而是對某一類問題的本質進行揭示。因此，在系統論視角下，對復雜問題的研究思路和分析步驟具有普遍適用性。雖然不同國際區域的能源合作規律存在差異，但是系統論對該類問題的研究為學者們提供了一套完整性的分析思路和方法。其次，系統的構建雖然始于微觀元素的組成，但系統論能夠使研究者們站在宏觀的角度對問題進行研究。最后，通過系統結構上的反饋作用來實現其功能的表征，是動態的研究思路，規避了靜態分析復雜問題的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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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上世紀五十年代末期，心理學家開創了信任研究的先河（Deutsch，1958）。之后社會學、經濟學、管理學等不同領域的學者對信任問題開展了相關研究。本文對不同學科有關信任研究的幾個主要問題綜述如下。
1信任的定義
通過文獻研究發現，不同學科對信任概念的界定大致有以下三種取向：
（1）氖┬歐澆嵌壤純矗認為信任是施信方自愿去相信他人，即信任是施信方對于受信方誠實及善意的信念，相信對方是可靠的，且會履行應盡的交易義務。
（2）從受信方角度來看，強調信任的產生完全取決于受信方的行為能否滿足施信方的需求。施信方會根據受信方的行為表現而對其產生預期。
（3）從信任雙方互動的角度來看，信任會增加施信方的風險；受信方的行為不受施信方的控制；如果雙方互動的結果敝大于利，彼此之間的信任就會消失。
2信任的特點
不同學科總結出信任有以下幾個特點：
（1）信任發生在有風險的情境中。信任就意味著風險，風險的來源主要包括不確定性（uncertainty） 及易受傷害性（vulnerability）（Doney， Cannon & Mullen，1998）。
（2）自愿承受傷害。即使施信方不能獲得受信方完全信息因而有風險的情境下，仍然信任對方。
（3）自愿依賴他人。施信方依賴受信方執行某種特定行為，以得到施信方所期望的結果。
（4）信任是一種態度。信任是施信方對受信方的信心或期望。如果施信方認知受信方有自私企圖，受信方沒有善意，則信任不太可能產生。
3信任的類型
不同學者對信任進行了分類研究，總體而言可分為以下三種類型。
（1）認知型信任。施信方主要依靠認知的信息來判斷受信方是否值得信任，施信方在收集、處理、解釋這些信息的過程，都是一種認知的程序。無論是在信任發展初期還是信任發展進入穩定期之后，這種認知性的程序都會持續，以判斷彼此的信任關系是否值得維持。
（2）情感型信任。人們建立信任關系之后，會逐漸對關系有情感的投入，如果施信方在頻繁互動中充分了解到受信方的善意、慈悲心及可信任性，就會對受信方產生依賴的意愿及情感的依附，一旦雙方產生情感的聯系，彼此的信任關系就會更加穩固。
（3）制度型信任。制度型信任主要是通過制度性的措施來保障交換雙方的權力，但任何設計制度性機制的努力，都會因機會主義行為而失去功能，人們越是依賴制度來規范他們的互動行為，他們對彼此的信任程度就越低。
4影響信任的因素
信任相關文獻指出，施信方特質，受信方特征及環境因素都會影響信任的形成。
（1）施信方因素。社會科學和心理學的相關研究顯示，個人的人格特質會影響個人的信任意愿。Rotter（1967）認為信任與人格特質有關，他開發了一個人際信任量表（ITS），用以測量人們認為他人可依賴程度的一般傾向。
（2）受信方因素。在判斷對方是否值得信任之前，施信方會考慮受信方的各種特質。綜合相關研究發現，主要包括受信方能力、正直、善意三個因素?！澳芰Α卑ú拍?、勝任、稱職、競爭能力、專業能力、動態應變能力?！罢薄卑ㄕ\實、廉正、可信、可信賴、公開?！吧埔狻卑P心、仁慈、善心、善意、響應。
（3）環境因素。人的能力是有限的，通常限于自己的專業領域。因此隨著環境的變化，對同一個人或組織的信任程度也會相應發生變化。這主要是因為人們由于環境的變化，對風險的評估也會發生變化，進而決定是否信任對方。
5不同學科對信任問題研究述評
5.1心理學對信任的研究
美國心理學家Deutsch（1958）對囚徒困境中的人際信任的研究開創了學術界對信任進行理論研究的先河。在社會心理學中，主要從個體心理的角度對信任概念進行界定，把信任看作是個人心理特質（預期、信心和信念）的表現。
實驗社會心理學主要通過實驗的方法研究人們之間的合作行為。這些早期實驗對信任研究的貢獻在于：
（1）他們的開創性研究引起了學術界對信任研究的重視，引發了學術界對信任前因的探討。
（2）強調了環境對信任產生的重要性。但由于在早期的實驗中，環境因素受到實驗者的控制，故研究結論難以推廣。
（3）分析了信任與合作的關系。
不足之處在于：（1）錯誤地將信任等同于合作行為。實際上合作行與信任是不同的概念，因為信任是自愿的，而合作可能與協誘有關，或出于對社會規范（如禮貌）的遵從。（2）實驗結果不能普遍推廣，因為實驗對象彼此陌生，且在實驗環境中的互動是短暫而又不連續的。（3）將信任動機完全基于認知或算計的基礎之上，忽視了信任的情感因素。（4）認為信任是一個靜態現象，要不完全信任，要不完全不信任，沒有認識到信任有不同程度（如高、中、低）之分。
5.2社會學對信任的研究
社會學從社會互動的角度，主要對信任的功能進行了研究，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信任的簡化功能。信任屬于一種系統簡化機制，通過信任可以降低環境復雜性和系統復雜性。信任是以過去推論未來，以熟悉推論不熟悉，人們結合過去和現在，來超越未來的不確定性在他們心理上造成的疑惑。
（2）信任的約束功能。信任的約束功能依賴于聲譽。聲譽的作用表現在兩方面。第一是信息傳遞作用，它使具有正面聲譽的信息接受者更加信任。第二個作用是制裁，負面的聲譽將成為一種制裁機制，懲罰不誠實行為，制裁能促使聲譽所有人講信用。
（3）信任的協調功能。沖突往往發生在相互不信任的環境中，信任是解決此類問題的劑。信任往往不是一個孤立的事件，信任是相互的，因而它是社會關系的一種形式，人們依據是否存在信任關系做出如何往來的決定，進而影響人們的行動選擇。缺少信任，任何社會關系都不可能持久存在。信任的存在有助于增強社會成員的向心力，可以降低社會運行的成本，提高效率。
5.3經濟學對信任的研究
經濟學主要從以下幾個視角對信任進行研究：
（1）交易成本方法：代表人物是Williamson，@種方法將信任與交易成本連接起來。該學派人文，人們普遍認為信任可以減少交易成本，但未明確界定信任的概念。
（2）博弈論方法：該學派把信任的研究定位在人與人之間及組織與組織之間的個體交易上，而且每個不同的行動者都是在獲取的現有信息的基礎上，以利益最大化為準則尋求合作。由于經濟學偏重于計算型信任，故經濟學經常使用囚徒困境博弈模型研究信任。
（3）嵌入方法： 在社會領域，要保持經濟學意義上的完整的個人理性是不現實的，因為個人理性與信任等社會規范是相互沖突的。所以只能將經濟主體嵌入社會進行研究，這種研究分為微觀與宏觀兩類。從微觀上講，是將個人嵌入社會網絡；從宏觀層面講，是嵌入結構。嵌入性的研究顯示了廣泛的適用性，它使市場中的結構納入信任的框架下，增強了信任范式的解釋能力。
經濟學對信任分析的理論缺陷在于：（1）試圖秉承經濟人假設。但是我們知道信任本身并非完全是一個計算的概念，人們只注意了信任的利益面，而忽視了社會及道德對信任的約束，所以經濟學和社會學在對信任的理解上分歧較大。（2）將信任等同于合作，信任與合作之間并非一一對應關系。也就是說，信任并不一定會導致信任行為，行為的發生也不一定說明它是由信任導致的。
5.4管理學對信任的研究
管理學者從員工對領導的信任、組織間信任、戰略聯盟等角度對信任的作用進行了研究，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提高組織績效。例如信任可以增進團隊成員或工作團隊間的合作；增強凝聚力；能促成合適的組織型態，如網絡組織；減少有害沖突、降低組織間的交易成本等。
（2）減少對未來的不確定性。如果組織成員能夠感受到組織對他們的信任與尊重，組織成員就會接受與配合組織所做的決策，增強組織成員的凝聚力，減少組織對未來的不確定性。
（3）降低成本。體現在兩方面：降低事物處理成本；減少組織針對投機行為采取防范措施的成本。
6小結
本文對不同學科對信任的定義、特點、類型、影響因素、研究視角等進行了簡要梳理，這種對“信任”問題的跨學科分析，有助于打破學科“藩籬”，為構建“信任”問題研究模型打下理論基礎。
作者簡介：蔡升桂，貴州財經大學教授，1967年出生，2007年獲南開大學管理學博士，研究領域為客戶關系管理和服務營銷。30多篇，出版專著4部，省部級課題10項。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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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G6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914(2010)10-010-04
一、博弈論的概念及基本要素
博弈論(Game Theory)又稱對策論或游戲論,是研究多人謀略和決策問題的理論。主要可以從以下幾方面理解:(1)一個博弈問題必須至少有兩個或多個參與博弈的主體(可以是個人,也可以是團體),這些主體在博弈過程中都有各自的切身利益。由于利益的驅動,他們在作出自己的決策時,總想選取最優戰略。(2)博弈中的各個主體之間總不可避免地存在著競爭,競爭貫穿博弈的全過程,同時競爭又將博弈的主體緊緊地聯系在一起,相互依存,相互較量。(3)主體之間要進行較量,每一個博弈主體就要盡量掌握博弈中對手的特點和已經采取或可能采取的行動的知識和信息。(4)各個博弈主體都十分關心博弈結果。博弈結果通俗地說就是輸贏大小,博弈論用收益(或效用)來描述博弈結果。
博弈論的基本要素包括:(1)參與者(Players):指的是一個博弈中的決策主體,通常又稱為參與人或局中人。參與者參加博弈的目的是通過合理地選擇自己的行動,以期使自己的收益(或效用)水平最大化。(2)行動(Actions):是指參與人在博弈的某一時刻作出的戰略選擇。(3)信息(Information):指的是參與者在博弈過程中能了解到和觀察到的知識。信息對參與者是至關重要的,因為每一個參與者在每一次進行決策之前,他必須根據觀察到其它參與者的行動和了解到的有關情況作出自己的最佳選擇。(4)戰略(Strategies):是參與者如何對其它參與者的行動作出反應的行動規則,它規定參與者在什么時候應該選擇什么行動。(5)收益(pay):指的是在一個特定的戰略組合下參與者得到的確定的效用或期望效用。效用通常表現為博弈結果中的贏輸、得失、盈虧。效用必須能用數值刻畫其大小。博弈論的一個基本特征是一個參與者的收益不僅取決于自己的戰略選擇,而且取決于所有參與者的戰略選擇?；蛘哒f,收益是所有參與者各選定一個戰略形成的戰略組合的函數。(6)結果(outcome):是博弈分析者最為感興趣的要素的集合,是他認為最有可能的行動或戰略組合。
二、高等教育多元投資主體的利益關系
(一)高等教育產品的經濟屬性
依據公共產品理論,對高等教育產品的經濟屬性分析如下:
一方面,高等教育產品具有私人產品的特征:(1)在一定條件下,高等教育服務在消費上具有競爭性。比如,在既定的高等教育投入下,增加一個人對高等教育服務的消費,會影響其他人消費的數量和質量,其邊際成本為正。(2)高等教育服務在消費上具有一定的非排他性。高等教育提供的一些利益對個人來說是可分的。每個享受了高等教育的受教育者都會從中得到直接利益和間接利益。
另一方面,高等教育產品具有公共產品的特征:高等教育提供的利益有相當大的一部分通過受教育者外溢給了社會。表現在全社會都能從受過良好教育的公民身上獲益,包括全社會制度的創新、科技開發和產品更新能力、民族文化與道德水平的提高。
因此,高等教育既不是純粹的私人產品,也不是純粹的公共產品,而是一個介于兩者之間的混合產品,即準公共產品。
(二)區域高等教育的投資主體構成及其利益關系
高等教育服務所提供的是準公共產品,區域內高等教育多元投資主體具有不同的投資需求。政府投資是為了經濟效益以及社會效益;個人(即學生及家庭)投資的目的是為了獲得預期經濟的和非經濟的收益;企業投資是為了獲得直接的經濟回報;高等學校自身是為了通過教學、科研、社會服務,提升學校的社會地位和競爭力。盡管他們帶著各自不同的預期目的,但當他們投資于同一所高等學校時,就成為多元的投資主體,也是多元的利益主體。
1.政府主體。高等教育作為準公共產品,對社會具有明顯的外部效應,這種外部效應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首先,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其文化素質、專業技能與沒有受過高等教育的人相比有顯著提高,因而他們的社會責任感更強,能更積極主動地參與政治經濟文化活動,配合政府做好工作,更有利于社會穩定,有利于政府的各種社會目標的實現。其次,高校本身也常常成為高新技術的“發源地”,世界幾大高新科技工業區都是依著名大學而建的。而且,隨著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高等學校在科技成果轉化中起著獨特的作用。
因此,高等教育對于社會的外部效應是巨大的,不僅能給社會帶來巨大的經濟利益,而且還能帶來極大的非經濟利益。因而,政府是高等教育的直接和間接受益者,理應成為高等教育的投資者之一。
2.個人(即學生及家庭)主體。受教育者個人――學生是高等教育的最直接受益者。高等教育在總體上可視為是一種收益內在化的“私人產品或服務”,因而高等教育能夠給受教育者帶來較高的收益――即受教育者個人通過接受高等教育增進自身的人力資本獲得預期經濟收益和各種非貨幣性滿足。
從預期經濟收益來看,個人收益與教育程度的高低成正比。這一點我們可以通過個人受教育年限與私人收益與費用坐標(圖1)來清晰地表示。
從非經濟利益來看,高等教育接受者還可獲得其他非貨幣收益。對于學生及家庭來說,高等教育在消費上更具排他性,私人產品的特征更為突出。因此,學生及家庭理應成為高等教育投資主體之一。
3.企業主體。企業對高等教育的投資,是指企業從自身的發展和利益出發,對高等教育所進行的人力、物力和財力投入的貨幣表現。廣義的企業對高等教育的投資有兩種:一是通過國家稅收轉為政府投資的間接投資;二是直接投資和捐贈。狹義的企業對高等教育的投資僅指直接投資和捐贈。其主要形式包括:企業職工在職培訓的教育費用支出,對教育機構的科學研究合同、培訓合同支付的費用,企業對教育機構的無償捐贈、對大學生的“委托培養”和“有償分配”。本文主要探討的是狹義的企業對高等教育的投資。
企業是高等教育成果的主要摘取者和教育投資的主要收益者。首先,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為了在競爭中生存并取勝,都必須提高勞動生產率。實踐證明,勞動生產率的高低與勞動者的受教育程度是成正比的。其次,隨著知識經濟的發展,企業間的競爭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是人才和技術的競爭。企業擁有的勞動力和專門人才的數量、質量是企業能否生存和發展的重要條件。企業通過吸納大量受過高等教育的各類高層次人才,大量利用高校專利成果,實施技術改造和科技創新,不僅可以降低企業生產成本,而且可以提高生產率,從而增加企業利潤,進而增強企業的競爭力。因而,企業也應該成為高等教育投資的主體之一。
4.高等教育機構(高校)主體。高等院校是國家實施高等教育的人,隨著高等教育財政制度的改革,高等教育撥款方式除公式撥款、合同撥款以外, 將更多地出現績效撥款,將辦學質量與年度效能核算相結合,以更好地體現效率原則,促進辦學質量好、水平高的學校及其學科專業的發展。所以,學校充分利用自身的資源,通過經營校辦企業、開展社會服務、促進科技成果轉化等形式來彌補教育投資的不足,以提升學校的競爭實力,并可以獲得較高的政府財政投入支持。因而,高等教育機構也應當成為高等教育的投資主體。
由上文的分析可見,區域高等教育投資主體應該包括區域內政府(即地方政府)、企業、高校及個人(即學生及家庭)。另外,我們如果把區域高等教育作為一個系統來看待,一個區域的高等教育系統應該與其他區域的高等教育系統存在一定的互動聯系,即地方政府之間在高等教育投資方面會發生一定的聯系;同時,區域的高等教育系統也是國家高等教育系統的一個子系統,即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在高等教育投資方面會發生千絲萬縷的互動關系。下文所研究的區域高等教育投資主體僅限于區域內部的政府(即地方政府)、企業、高校及個人(即學生及家庭)。
三、區域高等教育各投資主體的博弈分析
區域高等教育投資主體的博弈關系涉及許多方面。由上文對各投資主體構成及利益關系的分析可知,區域內部的政府、企業、高校及個人可以形成許多兩兩博弈關系、三方博弈關系以及多方博弈關系。在此,僅分析高校與高校之間、高校與政府之間、高校及企業與政府之間的博弈關系。
(一)高校與高校之間
高等教育資源具有共享性,各高校單獨提供高等教育資源的能力有限,如果各高校能夠彼此合作,可使高等教育資源提供不足的現象有所緩解。
1.同質高校之間。這里的“同質高?！敝皋k學條件及學校資源基本相當的兩所高校,可以是兩所重點高校,也可以是兩所普通高校。在此構建一個簡單的博弈支付矩陣如表1所示。
假設某一區域內部存在甲、乙兩所同質高校,二者對某一高等教育資源都沒有獨立提供的能力,需要二者合作提供。設提供該高等教育資源共需投資為C,如果二者選擇合作提供,甲、乙高校各需付出成本為0.5C和0.5C,則甲、乙兩所高校都能獲得收益為R,設C>R>0.5C>0;如果二者選擇不合作提供,不提供的一方得益為R,而提供的一方需獨立支付全部成本C,則提供方的得益為R-C
這是一個典型的“囚徒困境”模型,如果甲、乙兩所高校都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則當甲校選擇合作提供時,乙校的最佳選擇是不提供;當乙校選擇合作提供時,甲校的最佳選擇是不提供。此處的納什均衡解是“不提供,不提供”即(0,0),其結果便是高等教育投資提供的不足,即個體理性和集體理性的偏離,沒有達到社會福利最大化,存在改進的可能。
通過本博弈模型的分析可見,我國目前區域內部同質高校之間高等教育投資不足的原因主要在于:一種可能是高校資源過于貧乏,即使合作也沒有能力提供;另一種可能是當合作有能力提供高等教育資源時,往往會陷入這種“囚徒困境”。為了解決區域內同質高校之間高等教育投資提供不足的困境,需要靠政府的投資引導和激勵誘導,增加同質高校之間提供高等教育資源的動力和約束力,以達到個體理性和集體理性的一致,達到最優均衡。
2.異質高校之間。這里的“異質高?！敝皋k學條件及學校資源相差懸殊的兩所高校,即指一所重點高校和一所普通高校。在此構建博弈支付矩陣模型如表2所示。
假設某一區域內部存在丙(重點)、丁(普通)兩所異質高校,某種高等教育投資活動給重點高校丙帶來的效用改進為R,給普通高校丁帶來的效用改進為r,而丙校獨自提供高等教育投資導致的效用減少為c,丁校獨自提供高等教育投資導致的效用減少為C,丙校和丁校平均分攤高等教育投資成本導致的效用減少分別為0.5c和0.5C。其中R>C>r>0,C>c>0。
這是一種典型的“智豬博弈”模型,在該支付矩陣中,重點高校丙和普通高校丁各自采取“提供”和“不提供”策略的博弈均衡為(提供,不提供)即(R-c,r)。對于“高校丁”而言,“不提供”即為占優策略解,但對于“高校丙”而言,僅存在納什均衡解“提供”,卻不存在占優策略解。
通過本博弈模型的分析可見,如果兩所高校都不提供投資,則會導致區域高等教育水平發展緩慢;如果普通高校丁進行投資而重點高校丙“搭便車”,則會導致普通高校發展滯后且差距進一步拉大,而重點高校丙可能因規模過大出現不經濟現象;重點高校丙和普通高校丁在選擇策略的博弈均衡為(提供,不提供)的情況下,能促使普通高校迅速成長,而重點高校繼續保持增長態勢。因而,區域內重點高校丙和普通高校丁之間,理應重點高校丙獨立提供至少應是多提供高等教育投資才符合教育公平和社會效用最大化原則。
為了使重點高校增強高等教育投資的意愿,政府應實施激勵政策的引導,從而增加區域內高等教育資源的共享收益。
(二)高校與政府之間
政府部門作為高等教育資源的分配主體,同時也是公共利益的代表。政府的行為利益是希望高校通過有效、合理的高等教育資源共享策略選擇,使區域內高等教育資源能夠充分共享。一種情況是政府有作為,即政府加大對高等教育的財政投入,從宏觀上對高等教育共享進行合理引導,促進高等教育資源的共享。另一種情況是政府無作為,即政府在教育資源的分配過程中可能出現對高等教育的財政投入不足,過多地干涉高校內部的事務,阻礙了高等教育資源的共享。
目前我國高校是受政府的監督指導來辦學。而且政府在高等教育資源配置時,往往更傾向于重點高校,以便使重點高校能帶動區域內普通高校共同發展。為了簡化研究,這里把區域內重點高校抽象為一個高校。假定高校有兩種策略可以選擇:積極參與共享和消極參與共享;政府也有兩種可選擇的策略:有作為和無作為。在此構建博弈支付矩陣模型如表3所示。區域高校與政府部門在各自利益的驅動下,在是否積極共享高等教育資源方面進行著混合策略博弈行為。
假設政府部門在有作為時對推動區域高等教育資源共享的投資為Cj,無作為時對推動區域高等教育資源共享的投資為Cx(設Cj>Cx);區域高校積極參與共享時的收益為R,消極參與共享的收益為R+R(在區域總體生源有限的情況下,選擇消極共享在短期內反而有可能增加會提高自身的收益);政府部門對高校消極參與共享的懲罰為Cf。又假定高校以p的概率積極參與共享,以1-p的概率消極參與共享;政府部門以q的概率足額投資和合理引導(有作為),以1-q的概率少量投資和不合理指導(無作為)。再假設區域內高校與政府部門的預期效用分別為U1和U2,則二者的混合策略博弈支付矩陣模型見表3。
根據表3中所列的支付矩陣計算二者預期效用U1和U2如下:
U1=pqR+p(1-q)R+(1-p)q(R+R-Cf)+(1-p)(1-q)(R+R)
U2=pq(-Cj)+p(1-q)(-Cx)+(1-p)q(Cf-Cj)+(1-p)(1-q)(-Cx)
當U1和U2關于p和q的一階偏導數為零時,可使區域高校與政府部門之間的混合策略博弈達到納什均衡,則得到:
U1/?鄣p=qCf-R=0
U2/?鄣q=Cf-Cj-pCf-Cx+qCx=0
所以納什均衡解為:q=R/Cf,p=1-(Cj-Cx)/Cf,且Cj>Cx
于是,區域高校以p=1-(Cj-Cx)/Cf的概率積極參與高等教育資源共享;政府部門以q=R/Cf的概率為推進區域高等教育資源共享足額投資和合理引導。
通過本博弈模型的分析可見:區域高校消極參與共享的額外收益R與政府部門合理引導的概率q成正比;政府部門對消極參與共享的懲罰力度Cf與區域高校積極參與共享的概率p成正比;政府部門有作為與無作為時的投資成本差距(Cj-Cx)越大,政府部門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的,就會越傾向于無作為,區域高校選擇消極參與共享的概率1-p就會越大。
(三)高校、企業與政府之間
亨瑞?埃茨科瓦茨(Henry Etzkowitz)(1997)通過引入生物學中的三螺旋概念,首次提出使用三螺旋模型來分析政府、產業和大學之間關系的動力學,并用以解釋政府、企業和大學三者間在知識經濟時代的新關系。自此,三螺旋理論被認為是一種創新結構理論。勒特?雷德斯道夫(Loet Leydesdorff) (1997)對此概念進行了發展,并提出了該模型的理論系統如圖2所示。其具體結構是政府、大學、產業等三機構在保持各自獨立身份的同時,又都表現出另外兩個機構的一些能力,也就是說政府、大學和產業三機構除了完成他們的傳統功能外,還表現出另外兩機構的作用。由于三重螺旋模型超越了以往的大學―產業、大學―政府、產業―政府的雙螺旋關系模式,克服了以往的產學/產學研合作模式忽略國家層面考慮的不足,自提出以來一直為學界所熱衷。
由三螺旋模型可知,區域內高等教育投資的三個主體政府、高校與企業之間存在著博弈關系。假設在博弈模型中只有一所高校、一家企業和區域地方政府。在此構建區域內高校、企業與政府之間博弈支付矩陣模型如表4所示。
高校和企業在博弈中均有兩種選擇:合作或者不合作;政府也有兩種選擇:有作為或者無作為,且在有作為的情況下可能出現兩種結果,即政府對高校和企業的合作起促進作用或者抑制作用。
設在高校和企業均選擇合作的情況下,高校的收益為Iu,企業的收益為Ic;當政府對高校和企業的合作起促進作用時,高校將得到額外的收益Ru,企業將得到額外的收益Rc,當政府對高校和企業的合作起抑制作用時,高校將損失Lu,企業將損失Lc;政府代表了整個社會公眾的利益,設政府有作為時的成本是-C,相應地,在政府對高校和企業的合作起促進作用時,可以得到-C+Ru+Rc的利益,起抑制作用時,將損失-C-Lu-Lc。
根據博弈矩陣模型來計算混合戰略博弈納什均衡解:
首先,在已知高校和企業進行合作的概率為p的情況下,政府有作為和無作為時的預期收益為U1和U2。
U1=p[qa(-C+Ru+Rc)+(1-qa)(-C-Lu-Lc)]+(1-p)[qa(-C)+(1-qa)(-C)]
U2=-p(-Lu-Lc)
當U1=U2時,可得高校與企業合作時的最優概率為:
p*=C/qa(Ru+Rc+Lu+Lc)。
其次,在已知政府有作為的概率為q的情況下,高校合作和不合作時的預期收益為U3和U4。
U3=q[qa(Iu+Ru)+(1-qa)(Iu-Lu)]+(1-q)Iu
U4=0
當U3=U4時,可得高校在博弈均衡時政府有作為時的最優概率為:
q*=Iu/Lu-qa(Ru+Lu)。
同理,可得企業在博弈均衡時政府有作為時的最優概率為:
q**=Ic/Lc-qa(Rc+Lc)。
由此,可以建立高校、企業與政府之間的博弈模型的混合戰略納什均衡為:
[p*=C/qa(Ru+Rc+Lu+Lc);q*=Iu/Lu-qa(Ru+Lu)]
[p*=C/qa(Ru+Rc+Lu+Lc);q**=Ic/Lc-qa(Rc+Lc)]
由上述混合戰略納什均衡解可知,高校與企業是否選擇合作取決于政府行為是否起促進作用及合作所得到的收益,政府是否選擇有作為取決于其所付出的成本C和整個社會的最終收益。
四、高等教育投資合理化的政策建議
通過上文對區域高等教育投資主體間幾種博弈關系的分析,提出幾點高等教育投資政策建議。
1.在觀念方面,充分認識高等教育準公共產品的特性,既要正視其高等教育的經濟屬性,又要重視高等教育的公益性。在發揮政府在高等教育發展中的作用的同時,充分發揮社會各界及家庭個人的作用。
2.在法制方面,盡快完善高等教育投資多元化的政策法規,采取有效措施推進高等教育投資主體多元化的進程。從目前經濟發展情況看,高等教育投資全靠政府的財政投資是無法實現的,必須對高等教育投資制度進行創新,促進高等教育投資主體多元化,放低私人辦學的門檻,使更多的社會私人資源進入到高等教育部門,擴大高等教育資源。并對私人辦學進行監督,規范其正當有序地發展。
3.在機制方面,建立健全對高校和企業的考核機制和激勵機制。把推動資源共享作為對主要負責人政治考核的一項重要內容,這種考評機制能激發高校和企業的內在積極性,可以產生進行高等教育合作投資的強大動力。
同時,政府應制定激勵相容的利益機制。制定相應的策略,對在校際資源共享和校企合作過程中具有突出貢獻的單位與個人予以獎勵或補貼,降低其共享(或合作)成本或提高其共享(或合作)收益;同時對阻礙推進教育資源共享(或合作)的單位與個人予以告誡或懲罰,引導他們的理。
4.在輿論方面,充分發揮社會各界特別是媒體對高等教育在人才質量培養和高等教育產學研合作方面的監督作用。高等教育是準公共產品,這就決定了政府對高等教育投資應利用市場機制進行間接引導,使區域高等教育投資的多元主體能形成共享的文化氛圍,使輿論監督、行政監督和法律監督產生聯動作用,提高高等教育資源利用的效益。
[基金項目:本文系作者主持的黑龍江省高等教育學會課題項目(115A――069)研究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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