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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生具有強烈的關注現實問題的意愿，對社會熱點問題表現出極高的興趣，尤其在理解焦點問題時具有很強的可塑性和認知共性。因而應牢牢抓住這一共性，迎合學生在知識需求上的實用化和功利化的特點，從當前豐富的信息資源中尋找承載博弈論知識的現實問題，以期收到事半功倍的教學效果。在教學實踐中，筆者把豐田汽車賠償、西南五省大旱、相親類節目《非誠勿擾》、2008股市大跌等現實熱點都搬上了講臺。下面，筆者就通過教學實例進行說明。
在講授200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托馬斯?謝林（Thomas C. Schelling）的博弈承諾及其可信性概念時，筆者以制定《反國家分裂法》為典型案例進行分析。由于祖國統一問題是所有國人關心的國家大事，大學生也不例外，所以講授過程非常順利，以致學生在課后反饋中把這一案例列為講授最成功的部分。接著，為了講解如何應用可信承諾處理現實問題，筆者選擇了電視連續劇《老大的幸福》第四集中的一個視頻片段，進一步強化了知識點。實踐證明，人物生動的形象在給課堂增添活躍氣氛的同時，也很好地承載了傳遞知識的作用，以縮影的形式把可信承諾的概念和應用可信承諾策略的方法植入了學生的頭腦中。最后，筆者以拆遷補償合同簽訂中的一種可信承諾策略為例，對本節課進行了總結，并請學生加以點評。由于拆遷問題是當前社會的焦點問題，所以學生對點評表現出極大的興趣。這樣，通過抓住學生的認知共性，展示了可信承諾策略在焦點問題上能夠將劣勢變為優勢的強大作用，成功地引導學生了解并掌握了博弈承諾及其可信性概念。
二、增強主題的典型性和知識模塊的簡潔性
以經典博弈問題為主題有利于組織素材、選擇教學內容，簡潔地安排知識模塊、弱化知識的層次性有利于照顧各類學生在知識面、綜合能力和認知水平上的差異，少而精地選擇課程內容有利于突出重點，多角度地反復講解有利于降低知識門檻，提高學習的效率。
例如：在主題選擇上，筆者以多數學生熟知的“囚徒困境”作為第一主題，以試驗性強、易于展開的“理性基礎和有限理性”作為第二主題，以現實性突出的“重復動態博弈”作為第三主題。由于“囚徒困境”與經濟學中的“理性人假設”密不可分，所以第一主題既能讓學生感受到博弈問題的趣味性和深刻性，又能激發他們對該主題的進一步思考，使他們逐漸認識到“理性人假設”所具有的超越現實、過于理想的特性，從而部分地為第二和第三主題做好鋪墊。另外，有大量關于“囚徒困境”和理性問題的課外資料易于獲得，這為學生在課程初期進行興趣驅動的導讀創造了條件。
在知識模塊設置上，筆者采取“自成模塊、減少關聯”的策略。例如：針對非常重要的“信息不對稱”主題，我們選擇以二手車市場為核心，構建包含藥品市場、電腦市場和就業市場等典型主題的知識模塊。一方面，這些市場為學生所熟知，易于接受，另一方面，這些市場中包含著非常典型的“信息不對稱”因素，因而通過對市場現象的自然描述完全可以弱化學生對經濟學市場知識的依賴。為了弱化知識的層次性，突出重點內容，筆者舍棄了理論體系中的某些知識模塊，如“海薩尼轉換”“斯賓塞信號傳遞模型”和“斯蒂格利茨信息甄別模型”。
三、重視案例應用，尤其應重視與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有關的案例
博弈論有一個顯著特點，那就是它“聲名顯赫”，并且與諾貝爾經濟學獎的關系密切。許多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都曾涉足博弈論領域，在博弈論的建立和發展中直接或間接作出過貢獻?！懊曉谕狻睘椴┺恼摰脑幱嫻x課的開設提供了有利條件，也為課程的講授提供了獨特的視角和豐富的素材。
納什是博弈理論發展的劃時代人物，納什均衡是博弈論的核心概念，兩者都是公選課中必須包含的內容。為此，筆者設計以下三個環節:（1）借助“囚徒困境”和“情侶博弈”講授納什均衡及其不唯一性；（2）播放電影《美麗心靈》，并進行討論和點評；（3）布置以納什為主題的案例設計作業，讓學生在課堂上演講。
第一部分是講解的重點，講好納什均衡意味養博弈論課程成功了一半。第二部分可以把人格培養和素質教育有效融合起來，《美麗心靈》不僅能讓人體會到學生心靈中因愛而生的溫暖，還能給出人生原本就是一場博弈的警示，體現出“大人物小故事”的精髓?？v然納什這樣的天才也有無法擺脫的困境，何況他人?所以，在人生的博弈中，既要承認能力的差異，又要找尋屬于自己的色彩。同時還應看到，縱然如納什般為頑疾所纏都可以逐漸康復，何況其他挫折?所以，要以積極、樂觀、健康的心態對待人生，終身學習而不輕言放棄。第三部分是對學生的啟發環節。該環節不僅要培養學生對本課程的興趣，加深學生對知識的理解，還要通過為其提供上臺演講、展示成果的機會，鍛煉他們的邏輯思維能力和表達能力。值得一提的是，很多學生在設計案例時自學了有名的“智豬博弈”和“戀愛博弈”等經典模型，鞏固了納什均衡概念，還有學生甚至對納什曾經設計過的一種“六連棋”博弈游戲進行了分析。
四、重視學科交叉，尤其應重視學科交叉視閾下的學術前沿成果
博弈論己逐漸成為一門為諸多學科提供思維方法和分析技巧的學問，可以說，所有與生命有關的學科都蘊藏著博弈論的應用空間。在公選課中，應重視從學科交叉的視角供給知識，廣泛培養各專業學生對課程的興趣。例如：筆者選擇生物演化理論和博弈論交叉所產生的演化博弈論作為知識模塊，以人類社會的同性戀演化作為典型主題，挑選最前沿的學術研究案例作為教學的主要內容，為學生進行講解，擴展了學生的知識面。
在演化博弈論的開創性著作《演化與博弈論》一書中，作者約翰?梅納德?史密斯（John Mavnard Smith）用精妙的語言、深入淺出的分析和豐富有趣的案例把博弈論的思想融入到生物演化中，推動了對“動物為什么如此”這一問題的深入研究，揭示了動物群體行為演變的動力學機制。筆者首先以“哺乳動物一雄多雌”案例作為引導，簡單介紹演化博弈論在性選擇和性別比問題上的研究視角以及邏輯結構，然后立刻引出了人類面臨的一個有關性的問題――同性戀演化主題下的性問題：從進化論的角度來看，男男同性戀的存在完全沒有任何意義，這是因為同性戀相比于異性戀而言成功繁殖后代的可能性太小，那么為什么同性戀的基因沒有被淘汰?顯然，這一問題接近現實熱點，對學生極具誘惑力，而且還具有很強的學術延伸性。為了講解同性戀基因延續的演化博弈機制，筆者借助2010年2月24日美國心理科學雜志上發表的關于薩摩亞島上男男同性戀的最新研究成果，利用最前沿的學術案例詳細分析了“親族選擇”假說下的演化博弈機制。教學實踐表明，通過這樣的內容設計，來自不同專業學生的學習興趣都被調動起來，加深了他們對博弈論的理解，順利實現了教學的目標。
五、重視開放性，尤其應重視教學信息交流反饋的開放性
信息交流有利于幫助學生鞏固所學內容，讓有興趣的學生通過查閱相關資料，獲得知識上的感悟和能力上的提升，并逐步脫穎而出。信息反饋有助于教師突出教學的亮點，發現教學中存在的不足，以便在今后的教學中加以改進。
教學實踐中，筆者讓學生通過電子郵件的形式反饋“課堂心得”，并要求他們同答以下三個問題:（1）這次課對你影響最深或最成功的是哪部分?（2）最失敗或可有可無的又是哪部分?（3）對本次課你有什么意見和建議?
這三個問題一方而可以督促學生對課堂內容加以回顧、梳理，另一方而又可以從中發現自己在教學中存在的不足之處。事實上，在交流和反饋中，許多學生都針對課程的內容、進程和教師的教學習慣、技能等提出中肯的批評和建議，幫助教師提高教學水平。這些批評和建議包括講課的速度有點偏快、思考時間較少、有些理論過于深奧、希望針對時事展開分析、希望多些互動、理論是需要加強的等，當絕大多數學生贊成“少一點數學知識”并希望“講得詳細點”時，筆者采納了這一建議，并列出了幾本偏重數學工具的參考書，讓那些“吃不飽”的學生自學。
教學探索與實踐的過程是循序漸進的過程，學生在這一過程中所起到的作用是巨大的。只要教師能夠及時、充分地了解學生的需求，不斷總結、深化課程教學改革的經驗，就一定能取得更大的成效。
在缺少合適的教材這一問題上，筆者設想，可以采取靈活性較強的活頁方式（如當前許多大學英語教材中都有活頁內容）改變這一現狀?；铐摲绞郊瓤梢酝怀鲋黝}的典型性，又可以涵蓋即時事件，滿足學生的需要。同時，教材活頁的積累還能為課程建設尤其是優質博弈論公選課教材的編著奠定基礎。
只要教師能夠了解學生的需求，選擇恰當的教學方式、方法，不斷加以分析、總結，進一步完善教學環節，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就一定能順應高等教育教學改革的趨勢，在確保教學質量的基礎上，逐漸把博弈論的詭計公選課建設好。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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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弈論的原始思想萌芽于2000多年前，中國春秋戰國時代的典籍如《孫子兵法》、《孫臏兵法》中都充滿了博弈的案例?！疤锛膳c齊王賽馬”就是我國耳熟能詳的博弈實例之一，但這不過是博弈思想的雛形，現代意義上的博弈論則是20世紀的貢獻了。一般認為，1944年同馮·諾伊曼(Von Neumann)和摩根斯坦恩(Morgenstern)合作發表的《博弈論與經濟行為》(The Theory of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提出合作博弈的基本模型，標志著現代博弈論的開始。50年代，博弈論巨匠輩出，納什(Nash)提出了非合作博弈論，塔科爾(Tucker)定義了“囚徒困境”，從而奠定了現代非合作博弈的理論基石。60后代，澤爾騰(Selten)將納什均衡引入動態分析，創立了“精煉納什均衡”的概念；海薩尼(Harsanyi)則把不完全信息引入博弈論研究，隨后出現了不完全信息博弈論。至此，博弈論的理論構架基本完成。
博弈論可以劃分為合作博弈(cooperative game)和非合作博弈(non-cooperative game)。二者的區別主要在于參與人能否在行為時達成有約束力的協議，達成則是合作博弈；反之，不能強制他方遵守協議，各參與人只能選擇自己的最優戰略，則是非合作博弈。合作博弈強調團體理性、效率、公平和公正；非合作博弈則強調個人理性、個人最優決策。我們談到的博弈多指非合作博弈。
博弈有兩種劃分：從參與人出場的先后順序來看，博弈分為靜態博弈(static game)和動態博弈(dynamic game)。靜態博弈指博弈參與人同時選擇行動或非同時行動但對前者行動一無所知；動態博弈指參與人行動有先后順序，且后行動者能夠觀察到先行動者的選擇。從參與人對其他參與人的知識來分析，博弈分為完全信息博弈和不完全信息博弈，前者指每一個參與人對其他參與人的特征、戰略和支付函數有確切的了解；后者則恰好相反。將兩種分析結合起來，我們就有四種類型的博弈：完全信息靜態博弈，完全信息動態博弈，不完全信息靜態博弈，不完全信息動態博弈。
1.完全信息靜態博弈：納什均衡
完全信息靜態博弈講的是，假設博弈中所有參與人事先達成一項協議，規定每個人的行為規則，那么，在沒有外在強制性約束時，參與人是否會自覺遵守協議。如果參與人自覺遵守該協議，則構成一個納什均衡：給定其他參與人遵守協議的情況下，沒有人積極偏離協議規則。換言之，如果一個協議不構成納什均衡，它就不可能自動實施，因為至少有一個參與人會違背這個協議，不滿足納什均衡要求的協議是沒有意義的。“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和“性別戰”(Battle of theSexes)是任何一本博弈論著作都會提到的納什均衡特例。
2.完全信息動態博弈：子博弈精煉納什均衡
動態是世間萬物的基本特征。完全信息靜態博弈只是一種獨特的理想狀態。在現實中，當后一個參與人行動時，自然會根據前者的選擇而調整自己的選擇，而前者也會理性地預期到這一點，所以不可能不考慮自己的選擇對他人的影響。1965年，澤爾騰通過對動態博弈的分析，提出了“子博弈精煉納什均衡”的概念，它要求任何參與人在任何時間、地點的決策都是最優的，決策者應該隨機應變，而不是固守前謀。這就推導出子博弈的概念。當參與人的戰略在每一個子博弈中都構成納什均衡時，則形成“子博弈精煉納什均衡”。也就是說，組成“子博弈精煉納什均衡”的戰略必須在每一個子博弈中都是最優的。
3.不完全信息靜態博弈：貝葉斯納什均衡
不完全信息靜態博弈指的是，參與人共同行動，沒有機會觀察他人的選擇。每個參與人的最優戰略只能是在給定自己的類型和他人類型依從戰略的情況下，最大化自己的期望效用。在項目投標中各承包者的標價高低之爭就是一個應用例證。
4.不完全信息動態博弈：精煉貝葉斯納什均衡
在不完全信息動態博弈中，后行動者觀察前者的選擇并獲得其偏好、戰略空間等信息，修正自己的判斷；而先行為者也知道自己行為的效用，會有意識地選擇某種行動掩蓋或揭示自己的真實目的?！扒H技窮”就是一個不完全信息動態博弈的例證。
國際機制理論的理性主義流派概述
當前，國際機制的研究在理論與實踐層面都對國際關系理論學者形成沖擊，引起他們持續的濃厚興趣，并表現出非凡的整合能力，對國際機制研究的不同思路和方法加以整理和批評已經成為學者們重視的工作。德國著名國際機制理論家沃科爾·利特伯格認為，國際機制理論有兩種理性主義流派：新現實主義國際機制理論和新自由主義國際機制理論。（注：Andreas Hasenclever，Peter Mayer and Volker Rittberger，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gimes(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1997)，pp.1-2.）
新現實主義國際機制理論的基本出發點是行為體之間的權力資源分配極大地影響著機制的出現、某問題領域機制的存在及其性質，特別是合作中的利益分配；國家會考慮無政府狀態下的相對權力，對國際機制的效率形成制約。這些觀點都體現在霸權穩定理論中。利特伯格認為，霸權穩定理論是“基于權力的國際機制理論的經典理論模式”，（注：Andreas Hasenclever，Peter Mayer and Volker Rittberger，Theoriesof International
Regimes(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pp.86.）而克勞福德認為，霸權穩定理論是新現實主義對機制產生最權威、最普遍認同的解釋。（注：Robert Crawford，Regime Theory inthe Post-Cold War World:Rethingking Neoliberal Approaches toInternational Relations(Dartmouth:Darmouth Publishing Company，1996)，p.57.）霸權穩定理論的基本機制理論主張是：霸權國家建立了自己的霸權體系，并制定該體系的基本原則、規則、規范和決策程序，霸權國的實力與威望是其他國家接受這些國際機制的重要前提；霸權國利用這些機制維持霸權體系，最大限度地獲得自己的利益；同時，為了維持該體系，它愿意向體系內的其他國家提供“公共商品”(Public Goods)，容忍“搭便車行為”(Free-rider)；霸權國的衰落或急劇變化，則該體系的國際機制發生相應變化。
新自由主義機制理論在過去10多年影響巨大，成為分析國際機制的主流理論。其基本機制理論主張是：國家是追求絕對收益的理性自我主義者，只關心自己的得失；承認權力在國際機制中的作用，但認為國際機制是國際關系中的獨立變量(independent variable)，強調國際機制在幫助國家實現共同利益中的重大作用；活躍在特定問題領域的國家擁有只能通過合作才能實現的共同利益；不確定性是國際機制形成理論的核心，世界政治存在廣泛的不確定性。國際機制幫助達成政府之間意愿的契合。行為體相信這種安排會幫助達成互利的安排。換言之，沒有國際機制，則協議無法達成。國際機制正是通過降低不確定性來促進國際合作的。新自由主義機制理論是國際機制理論的主流學派，其影響也最大。該派理論用相互依賴的概念將現實主義和自由主義結合起來，具有重要的理論整合意義。
博弈論與國際機制理論
在過去十多年里，國際機制理論在國際合作的分析中獨占翹楚，而博弈論在分析社會、經濟和政治現象中應用最為廣泛。兩種理論都以探討無政府狀態下的競爭與合作問題為核心命題。這種平行并非巧合，因為機制理論從博弈論中借取了許多知識能量。理解促進合作的戰略邏輯是解釋無政府狀態下國際機制起作用的關鍵。在討論霸權、問題聯系、相對收益和相互依賴時，博弈論的解釋力有目共睹。這些恰恰是國際機制理論討論的重心問題。（注：Andrew Kydd and Duncan Snidal，"Progress in Game-Theoritical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Regimes"，in Regime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ed.Volker Rittberger(Oxford:Clarendon Press，1993)，pp.112.）
中圖分類號：G633.95；G633.96
引言
近幾年，隨著我國高等教育向著大眾化方向發展，人們對高職教育開始重視起來，高職教育也得到了迅猛的發展，全國相繼成立了許多公辦或者私立的高職院校，高職學生也就變得越來越多。因此正確分析和了解當前高職學生的特點，選擇適合這些學生的教學方法和內容，努力做好課堂的教學和管理工作就顯得尤為重要。
體育教學有三項任務：一是增強體質；二是掌握體育知識、技術、技能；三是進行思想品德教育[3]。因此，如何更好的開展體育教學，實現這些教學任務顯得很重要。本文通過應用博弈理論來研究高職院校體育課堂中學生的心理活動和行為，教師可以選擇合適的教學方法和內容來實施教學，從而提高體育課程的教學效果，達到教師學生都受益的效果。
一、體育課堂中的博弈理論
博弈論考慮游戲中的個體的預測行為和實際行為，并研究它們的優化策略。博弈中應該包括博弈主體，策略集以及收益函數。而在體育課堂中就存在博弈雙方：教師和學生。教師上課所采用的教學方法和考評方法就是教師的策略集，而學生上課采取的學習興趣和態度就是學生的策略集。教師和學生在課堂結束后都會獲得相應的收益（教師的收益包括課時收入、情感收入，而學生的收益就是課程成績和身體的鍛煉）。在這個教學過程中，教師和學生都追求最大收益：教師希望學生有興趣學習運動技能，在學會技能的同時鍛煉身體，順利完成課堂教學；而學生希望在體育課堂上，玩得好，還學會教師所教的體育技能，取得好的體育成績的同時讓身體得到鍛煉。
二、體育課堂中的博弈模型
由前面的分析可以知道教師和學生都希望自己的收益最大化，下面給出教師和學生的收益矩陣。
首先我們做如下假設：
表示教師上課的工資收入， 表示教師上課的情感收入（教會學生運動技能有成就感）， 表示教師認真上課的成本投入（包括備課，體力消耗等）， 表示就是不認真上課的成本投入； 表示學生認真上課取得的好成績， 表示學生不認真上課取得的成績， 表示學生認真鍛煉的身體收益， 表示學生不認真鍛煉的身體收益， 表示學生認真鍛煉需要付出的成本（包括體力消耗等）， 表示學生不認真鍛煉需要付出的成本（包括體力消耗，課堂懲罰和掛科后補考需要付出的精力消耗和金錢消耗）。
從以上收益矩陣可以看出，要想得到該博弈的均衡，必須確定 和 的大小關系，以及 和 的大小關系。而考慮現實情況我們可以得出 > ，
> 。因此，這個博弈的均衡解為（認真，認真）。此均衡表示，在體育教學過程中教師認真上課，學生有興趣上體育課，并且認真的學習運動技能，這樣教師和學生都能得到最大收益。
三、體育教學方法研究
根據我們上面分析的體育課堂教學中教師學學生的博弈模型結論看以出，要想達到理想的教學效果，
需要教師和學生共同努力，而教師的付出占主要位置。因此，體育教師就需要多研究課堂教學方法，然后根據學生特點采取合適的教學方式。
（一）分組教學法[1]
教學過程中進行合理分組，可以使課堂教學生動活潑，充滿競爭和歡笑，并能充分發揮學生的主體作用，激發學生學習潛能，擺脫過去那種生硬呆板的行政分組，簡單而籠統的分組輪換所帶來的沉悶消極的心理空間和課堂氛圍。而分組教學的目的是追求高效益，優化課堂教學結構。因而，分組教學必須從教材內容、場地器材等客觀條件出發，尤其要切合學生實際進行分組，過多或者過于頻繁的分組輪換反而有害教學。其次，分組教學應該注意靈活性。在明確教師主導地位的前提下，分組教學應該充分發揮學生的主體作用，讓學生有選擇分組形式的較大的自主權，以激發學習興趣，將原來的“要我學”改變成“我要學”。分組方式可以采取以下幾種：性別分組法、行政分組法、體能分組法、興趣分組法、友伴分組法、隨機分組法、補償分組法、健康分組法[2]。
（二）游戲教學法
游戲教學具有很強的趣味性、娛樂性、綜合性、教化性的特點，也具有鍛煉身體的價值，它能夠把我們的教育目標潛移默化地融入到其中。體育課堂教學以游戲開始往往可以激發學生的興趣，而每個學生都希望自己的能力得到表現，讓別人了解自己的長處，從而得到別人的贊同、認可和尊重。在體育游戲愉快的競爭和對抗中，他們能夠很自然地表現出自己的體力、技能與智慧，從而得到快樂的體驗，品味到成功的喜悅。這樣開始的教學，不但有利于培養學生良好的道德品質，而且能夠發展學生智力，培養學生的身體基本活動能力運動技術和技能。但是在教學中必須選擇合適的游戲，讓它發揮正向作用，選擇原則包括：鍛煉性原則、教育性原則、趣味性原則、安全性原則。
（三）聯系實際法
體育課不應該只是教授學生運動技能，還應該滲透各個方面的教育。所以體育教師可以在教學中給學生講解體育與就業的關系?，F在許多企業和單位都注重體育活動，經常參加體育競賽，或者舉行內部競賽，這樣企業和單位在招聘員工時便傾向于那些既專業對口又有體育特長的人員。因此，學生如果學好專業課的同時，能在體育課堂上積極認真的學習運動技能，比如籃球、排球、羽毛球、乒乓球等，并在平時多加練習，便可在這些企業招聘中脫穎而出，走向理想的崗位。
（四）激勵教學法
體育教師在課堂常規教學中，可以多鼓勵學生，當學生做練習的時候，多給與評價。做的好就表揚，或者給與物質獎勵。做的不好也不要批評，而是指出錯誤，再親身示范，讓學習更好的學習技能。
在社會發展過程中，水資源已成為影響區域發展的重要資源，流域范圍內水資源利用的沖突，歸根就是各利益主體的水資源開發利用和水環境保護合作問題。解決流域環境問題沖突時，排污權分配是一個重要問題，一般以多目標優化模型為技術手段，以達到流域全局最優策略；但各個主體的既得利益也不能忽視，如何通過談判達到多贏效果也是一個重要問題。因此，博弈論也被廣泛應用于流域內的排放、分配問題的研究。污水處理廠作為我國常見的排污個體，由于種種原因仍處粗放式管理，同一流域的污水處理廠，可能存在地域性的不公平，未能達到整體的最優化。本研究從這個角度切入，通過建立最優化-合作博弈模型，研究了同一流域內不同污水處理廠的排污量分配及利益分配方案，實現區域整體最優化，并通過利潤再分配減少了各參與主體的成本。
1 文獻綜述
目前我國在控制改善環境質量方面，污染物總量控制制度發揮著重要作用。基于總量控制下的河流排污權分配，我國學者利用優化模型進行研究，如陳陽[1]等研究了一種基于相互補償的協商分配模型。劉首文[2]等、黃國如[3]等以基本遺傳算法求解多個排放口的最優化處理問題。王艷[4]運用最優控制原理與博弈論，研究了流域水環境管理的區域間自愿合作協商促進機制。劉紅剛[5]等采用合作博弈論方法，建立了在給定污染物總削減比例條件下各區域環境合作的博弈模型。在國外方面，Deininger[6]使用線性規劃方法研究了在保證預設水質要求的條件下污染負荷的最優分布。Liebman和Lynn[7]、Shih[8]使用動態規劃識別了污染負荷沿著一條河流的最優分布。Loucks等[9]建議對于同一類問題推廣線性規劃方法。Ecker[10]提出了一個幾何規劃模型，并用于在維持現狀溶解氧水平的基礎上優化河流污染負荷分配，以達到處理費用最小化。CardweIJ和Ellis[11]提出了一種最優化模型，用于在考慮參數不確定性和模型不確定性的清況下，進行多個點源的污染負荷分配?？傮w來說，國外對環境沖突問題的研究日漸深入，博弈論在國外環境科學領域的研究成果非常豐富，提出過包括流域污染微分博弈的旁支付方法、流域污染多階段超級博弈模型等方法，幾乎博弈論的每一個最新成果，在環境問題中都能找到應用實例。
2 區域污染物排放量最優化分配模型
2.1 問題提出
假設某一流域存在n個排污口，如n個污水處理廠。將每個排污口作為整個博弈系統的一個參與者，則所有的參與者形成一個集合I 。在給定集合I排放總量情況下，如何分配集合內部各參與者（排污口）之間污染物排放量，并盡可能使其節約成本。其中，不同的參與者用i（i =1， 2， ...， n）表示，其排放量用s表示，各排污口的處理率為η。
由于η為各排污口的處理率，因此可將ηi稱為各個參與者（排污口）i的處理策略，將I=（n1，n2，...，nn）稱為參與者的策略集。
通常，各污水處理廠的污水處理費用，也就是參與者i的成本可以用下式來表達：
區域內總排污成本為：
其中，M表示處理成本，η表示污水廠的處理率，q表示流量，a、b、c分別為參數，具體由于各地區不同工藝設備、成本控制、排污流量等因素而產生差異，需通過具體調查確定。對于同一污水處理廠，若當地管理者要求污染物削減量越大時，則要更大幅度地提高污染物的處理率，以達到更高的治理要求，則處理成本Mi越高。
一般來說，在形成合作聯盟之前，各個參與者間無好的信息交流或合作協議，較為公正的排污分配方案是統一采用平均分攤法，例如，每個排污口都采取相同處理率。此時則有：
其中，上標N代表為非合作狀態。式2-4即為采用平均分攤方案情況下的總成本。
平均分攤對于每個參加者來說或許是公平的，但這其實是因各參與者間缺乏信息共享、沒有形成統一聯盟，而形成一個整體高成本的Nash均衡的博弈結果，即所謂的“囚徒困境”。根據合作博弈理論，其結果必定符合Pareto最優，通過形成協議聯盟進行合作，降低總體成本，獲得額外利益，并進一步將收益公平合理分配，從而使各個參與者合作后的成本都低于合作前的成本，這種做法是完全可以實現的。
當采取合作時，則總體成本存在最優化模型：
其中，約束條件（2-6）表示進行區域合作后的排污量必須到達規定排污量削減指標。約束條件（2-7）表示處理率的范圍在0-1之間。
此外，根據合作博弈的定義，該聯盟合作后的成本必須小于合作前各成員單干的成本，否則該聯盟的形成就沒有意義。因此還有下式成立：
2.2 優化模型解析解
3 合作博弈分配模型
3.1 優化模型存在問題
經過優化模型分配后的排放量，雖然在整體經濟效益上最優的，但對于參與的各個成員來說，則未必最優。最優化的結果通常為大部分參與成員成本下降，某些參與成員反而成本上漲。因此對這些成員來說，他們沒有真正參與合作的動機，聯盟也就不能成立。因此，要保證聯盟成立，統一優化過程可行，還需進一步對聯盟得到的利潤進行科學合理的分配，使每個參與成員的成本在參與聯盟后都比參與前有所降低，確保聯盟合作的可行性。
在這個聯盟中，Z（I）是所有參與者都參與的大聯盟，同時，任意參與者都可能會形成一個子聯盟，該子聯盟是大聯盟集合I的真子集。因此，若存在n個參與者，則共可以形成2n個子聯盟。設某個參與者的子集合K形成的博弈聯盟為Z（K）。
定義V為聯盟所獲得的收益，則V（I）為大聯盟所獲得的收益，V（K）為子聯盟所獲得的收益。用pi表示參與成員i從聯盟最大收益值中V（I）應獲得的利潤，集合P=（p1，p2，…pi）稱為該合作博弈的分配策略。根據合作博弈的定義，pi應同時滿足以下兩個條件：
（1）整體合理性：
即每個參與者所分配到的額外收益，等于整個合作聯盟比合作前增加的額外收益的總和。
（2）個體合理性：
即每個參與者參與聯盟后得到的收益，應當高于他未參加合作時（即單干時）所獲得的收益，否則該成員沒有參與聯盟的動機。
3.2 博弈模型的求解
因此，要對合作聯盟得到的利潤進行合理分配，就是要求解滿足上述條件的pi的過程。合作博弈模型的求解方法比較多，本文主要選擇Shapley值法與核心法，分別進行求解。
對于一個聯盟來說滿足式（3-1）及式（3-2）的分配方案有很多種，在一般情況下，或在強有力的約束協議下，只要滿足上述兩式條件的分配方案都可以被參與成員接受。但是如果聯盟協議的約束力并不強，并假設所有參與者都追逐最大利益的情況下，則還要考慮子聯盟的情況。若有數個參與者發現當他們組成一個小聯盟后，獲得的收益比參與大聯盟時要更高，這樣他們就不會參與大聯盟，而形成收益更高的小聯盟了，而大聯盟也就隨之不能成立。因此，在這種情況下，大聯盟的分配必須保證每個成員的的收益都高于他任何可能參與的小聯盟的收益，才能保證大聯盟的穩定性。
由于核心是滿足以上所有條件的解集，因此理論上來說核心內的解才是最符合聯盟收益最大化的。從滿足整體合理性及個人合理性的角度來說，以核心作為分配策略才最為合理。但遺憾的是，由于要求過高，核心的解集往往是空集，從而大大限制了核心法的運用，因此只能尋求其他的妥協方法進行求解，從而求得到相對公平的分配策略。
Shapley值法是一個重要的求解方法之一，其可確保得到合作博弈的唯一解。其結果可能在核心集合內，也可能在核心集合外，但能保證存在唯一解。事實上，Shapley值法是對于該博弈聯盟的每個參與者，考察其對所有可能存在的子聯盟的貢獻率及其概率大小，按照該貢獻率給出參與者在聯盟博弈中的一個分配方式。Shapley值由特征函數V確定，特征函數V即該聯盟合作后獲得的額外利潤。由于當聯盟中僅存在一人時，即相當于該參與者單干，因此他采取的策略仍為平均分攤法時的策略，即η。由此可知，當聯盟K為單參與者i時，V（i）= 0。
綜上所述，根據最優化結果得到的分配方案建立的博弈模型，是以求解分配方案P=（p1，p2，…pi）為目標。首先必須求得聯盟的特征函數V，包括大聯盟I的特征函數，以及所有子聯盟K的特征函數。隨后根據式（3-3）（3-4）（3-5），尋找該博弈模型的核心，看是否為空集。
一般情況下都采用Shapley值法進行求解博弈模型，因其是根據成員貢獻來進行收益分配，且一定有解，解可能在核心集合內。Shapley值法可根據以下公式進行求解：
上式中，Pi即為Shapley值。|K|為博弈聯盟K所含的元素個數，V（K）表示包含參與者i的聯盟K的博弈特征函數，V（K＼i）表示在聯盟K中，若將參與者i除去后，剩余參與者組成的博弈聯盟的特征函數。
4 研究案例
4.1 案例現狀及參數選取
本研究選用粵西陽春市漠陽江流域。參考《粵西水質保護規劃》，根據不同規劃年限城鎮生活污水處理率的要求，綜合考慮水污染源預測結果、污水處理廠建設規劃現狀、削減量，提出的漠陽江流域城鎮污水處理工程建設方案中的重點規劃項目，漠陽江上游的春灣污水處理廠于2010年新建，處理規模1.0萬t/d，2020年將擴建至2.5萬t/d；合水污水處理廠于2010年新建，處理規模1.0萬t/d，2020年將擴建至1.5萬t/d；春城污水處理廠與2010年擴建至規模4萬t/d，2020年將擴建至8.0萬t/d。本研究將采用以上污水處理廠2020年數據。
根據上級單位分配給陽春市的“十一五”COD排放總量，規劃提出近年內COD目標總量控制方案，見下表。
表4-1 漠陽江陽春市流域COD總量控制目標
本研究采用2020年COD允許排放量數據進行計算。
此外，由2.1節可知，污水處理廠的處理率參數a、b、c，具體由于各地區不同工藝設備、成本控制、排污流量等因素而產生差異。根據文獻調查，式（2-5）中的污水處理參數a=200，b=1000，c=0.8，污水處理廠進水COD濃度為650mg/L。
4.2 最優化方法求解排污量分配
根據上節，至2020年時三個污水處理廠運行規模，可以算出每個污水處理廠的平均排污流量（春灣污水處理廠為1，合水污水處理廠為2，春城污水處理廠為3，下同）及COD產生量。又根據表3-2，由于2020年該流域內COD允許排放量為6686t，因此總的COD處理率應至少達到0.77。在形成合作之前，為公平起見，每個污水處理廠都采取相同的處理效率，即都采取77%的削減率，這能達到管理者的要求。在這種情況下，根據式（2-1），各廠的成本分別為：
即，1號參與者采用0.56的處理率，2號參與者采用0.52的處理率，3號參與者采用0.88的處理率時，可以使總成本達到最小。相比起采用平均分攤法的策略，總體成本共節省了45.45萬元。
但是如果直接采用這種方法的話，會使1號、2號參與者的成本有較大的降低，而使3號參與者的成本有較大的提升，這樣3號參與者必定不會同意這種聯盟的實現。因此，為了使得合作順利實現，必須對合作帶來的收益（即經集體規劃后節省下來的資金）用合作博弈模型重新進行分配，使各個參與者在參加聯盟后都有所收益，才能保證聯盟的順利進行，保證最優化分配的可行性。
4.3 合作博弈模型求解分配方案
5 結語
本論文對在同一流域的不同排污口之間的排污量最優化分配模型及成本分配的合作博弈模型上進行了研究。以同一流域內的不同排污口為基礎，為改變平均分攤法導致成本較高的弊端，在達到管理者要求的處理率的前提下，以總體成本最小為目標，建立了排污口處理率分配優化模型，并通過數學方法，求得了該二次規劃問題的解析解。由于最優化的結果通常為大部分參與成員成本下降，而某些參與成員反而出現成本上漲，因此這些成員沒有真正參與合作的動機，聯盟也就不能成立。為保證聯盟成立使得統一優化過程可行，通過建立合作博弈的模型，并使用核心解法及Shapley值法，進一步對聯盟得到的額外收益進行科學合理的分配，使得每個參與聯盟成員的成本都比參與前降低。根據粵西漠陽江流域陽春市范圍內的春灣、合水、春城三家污水處理廠，以當地管理者提出的COD排放總量控制要求，用合作實例用模型進行了驗證分析。在滿足COD最大允許排放量的情況下，通過組成統一聯盟，進行處理率最優化，以及采用合作博弈進行收益分配后，春灣、合水、春城三家污水處理廠分別采用56%、52%及88%的處理率，取代之前的平均分攤法，使得處理成本分別比合作前降低了11.79、10.69及22.97萬，分別占總成本比例的4.01%、5.56%和3.86%?？梢?，通過合作降低成本的做法是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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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波普爾 證偽主義 經濟學方法論
一、波普爾證偽主義主要內容
（一）劃界問題
劃界問題是波普爾學術生涯的起點，是他全部科學哲學的基石。1919年發生了廣義相對論“推翻”了牛頓引力論這一震驚世界的科學事件，此次事件給他帶來巨大的震動。促使其開始思考，如果像經典力學這等經受了長達兩百余年的億萬次檢驗的理論尚有錯誤，那么什么樣的科學理論才能真正稱之為正確科學的呢？由此，他認為科學之所以為科學，不是因為它可以找到支持自己的例證。宗教、玄學等都可以找到這種成功的例證，但并不代表其就是科學。
科學之所以為科學，是因為它與一切非科學不同，要接受經驗的檢驗，要在經驗事實的發展中不斷發現自己的錯誤，否定或證偽自己，以便過渡到更新的理論。也就是說，科學并不在于它的可證實性，正好相反，恰恰在于其可證偽性?？勺C偽性和不可證偽性，就是一切科學與非科學的根本界限。
進一步的，如果連科學這種人類迄今為止最可靠的認識形式都是一些暫時的猜想或假說，都有錯誤，都可以或必將被否定，那還有什么思想觀念有權充當絕對權威或永恒真理呢？由此可見，波普爾科學的可證偽性思想也決定了其反權威主義、反教條主義等的堅決態度。
（二）歸納問題
歸納問題是劃界問題的必然發展，波普爾認為可證實性的工具即歸納法是無效的，任何一種具體的科學理論都隱含著可能的錯誤，這也就向傳統的歸納主義提出了挑戰。因為按照歸納主義，科學理論是從觀察事實中概括出來的，或至少是已經得到了相當數量的經驗材料的證實。因此，由歸納而得來的科學真理是可靠的真理，即使不是絕對的正確，也是具有一定概率的真理。波普爾對歸納法的否定主要針對其經驗和理論即觀察和假說的關系上，他根據科學實際的發展歷程反駁了歸納主義的假說來自于觀察的觀點，認為觀察是來自于假說的。例如哥白尼地動說、牛頓引力論等理論最初的形成都只是一種假說，進而促使人們對其給予關注，形成一定的觀察。因此，他認為不僅假說先于觀察、理論先于經驗，甚至觀察來源于假說，假說創造了觀察。
進一步的，他認為觀察來自于“自由創造”、“自由猜測”，而這種猜測、創造并不是憑空得來的，它來自“問題”，也就是科學發展過程中已有的理論與新的經驗或新的理論之間的矛盾。問題就是矛盾，正是經驗世界中的這些實際矛盾才激發了人們的創造。他強調，只有人的創造精神，人們把他們對大自然的永無窮盡的好奇心像探照燈一樣不斷地把光線聚焦到一個照明圈內，才能推動科學不斷的發現新的現象，提出新問題，發現新的假說與理論。
（三）猜想-反駁方法論
波普爾突破了把知識看做靜態的積累的理論束縛，認為科學知識增長是一個動態的過程，進而提出著名的四段圖式：“問題嘗試性解決排除錯誤新的問題”。其中，嘗試性解決就是所作出的科學發現，它們往往有許多個，需要通過排除錯誤來做選擇。他認為，這時才需要經驗發揮作用，即接受那些較好的經受住經驗檢驗的理論。還引入確認度這一說法，把較好的經受證偽的理論稱為確認度高的理論。根據這個知識增長圖式建立了它的“猜想-反駁方法論”。
他提出，科學發現包括猜想和反駁兩大環節?？茖W家根據問題大膽進行假設，努力按照可證偽度高的要求提出假說，這樣的假說具有較多的真性內容。嘗試性的理論即假說提出來后，就進入反駁階段，這時要根據經驗，按確認度高的要求進行排除錯誤，從而保證所接受的理論假性內容減少或不增加。這樣，通過猜想-反駁，科學發現便獲致逼真度高的理論。
他還分別為猜想和反駁制定了具體的方法論原理。猜想的原理包括四點：理論不是始于觀察，觀察中滲透著理論；形而上學起重要作用；科學發現的心理學；猜想應該滿足簡單性、可獨立檢驗性和不會很快就被證偽這三個要求。反駁的原理可歸結為三點：批判；排除錯誤；判決性實驗。
二、波普爾證偽主義在經濟學中的運用
波普爾是一位在經濟學家中有巨大影響的科學哲學家，其證偽主義方法被西方經濟學界視為19和20世紀經濟學方法論新舊觀點的分水嶺。波普爾偽證主義更對20世紀50年代以后的經濟學方法研究產生了深遠影響。
馬克·布勞格在《經濟學方法論》一書中就把波普爾置于經濟學方法論討論的核心地位，將其中一章的標題定為“證偽主義者，20世紀的全部經歷”以此來評價波普爾對經濟學的影響。漢茲也如此評價20世紀70-80年代的經濟學方法論的發展，“過去十年間，經濟學方法論已發展成為一個小的產業，這在很大程度上與卡爾·波普爾聯系在一起。波普爾傳統比任何其他傳統更能代表現代方法論話語中的優勢聲音?！辈ㄆ諣栕C偽主義在經濟學中的運用、發展歷程主要可分為三個階段：引入、發展以及最后的批判與革新。
（一）引入階段
特倫斯·哈奇森在1983年出版的《經濟理論的意義和基本原理》中第一次把波普爾的證偽主義方法論引入經濟學領域，這是一部把科學哲學觀點尤其是波普爾證偽主義引入到經濟學方法論的開創性著作。他將科學家的活動表述為：對前人的工具、結論以及其方法的使用與檢驗，如果有必要的話，當對它們的改進與發展成為可能時，按照公認的標準拒絕這些工具、結論及其方法，并且從事又輪到他傳遞給后繼者的問題。他認為，如果一門科學的最終命題必須包括經驗內容，那么這些命題一定可以進行經驗檢驗，或可以通過邏輯或數學的演繹導出這種可以檢驗的命題。因此，追求“科學”地位的經濟學命題就需要經得起經驗的檢驗，只有波普爾的“可檢驗性”能規定經濟學命題的科學性。
他提出的用波普爾的科學劃界標準，主旨是要否定當時經濟學界盛行的先驗主義方法論，否定先驗和內省的方法，強調經驗的作用。雖在剛提出時，該理論并沒遭到太多非議，但不久就受到了奧地利學派重要代表人物馬克盧普的批評，稱哈奇森為極端經驗主義者。但從1983年的《經濟理論的意義和基本假設》到1992年的《變化中的經濟學目標》他都一直強調和支持證偽主義原則，稱自己為一名堅定的證偽主義者。繼哈奇森之后，馬克·布勞格、克蘭特、博蘭德等人也加入了哈奇森的隊伍中，成為了專攻經濟學方法論的學者，使經濟學方法論的研究更加被人重視，并成為經濟學的一門分支學科。
（二）發展
真正把波普爾證偽主義在經濟學中的地位推向高點的當屬20世紀50年代著名的“假定之戰”，而引起“假定之戰”的導火線就是弗里德曼1953年的《實證經濟學方法論》論文中的論點。文中提出一個主要觀點，也被稱為“F論點”，其大致內容是：檢驗一個理論或假說是否有效的唯一標準是其對現實的預測與實際數據的比較，理論假定的實在性與理論的檢驗毫不相關。他反對當時主張的要對假說自身的假定與現實二者之間進行檢驗的觀點，他批判說：“這一為人們廣泛持有的觀點是根本錯誤的，它是許多謬誤產生的淵源?！盕論點遭到了強烈的攻擊，也獲得了許多有力的支持，“假定之戰”成為了一場著名的經濟學方法論爭論，并一直持續到了20世紀90年代。
在“F論點”中，弗里德曼對理論或假說檢驗所采取的正是證偽主義標準，他認為如果一個假說或理論的預測與經驗相抵觸，而且這種抵觸并非只發生了一次，而是發生得很頻繁，那么該假說就該遭到拒絕；相反，如果一個假說或理論的預測沒有與經驗相抵觸，它就被接受了。而這正是同波普爾所主張的“我們永遠也無法證明一個理論，只能說理論沒有受到反駁”的觀點是一致的。且在《實證經濟學方法論》一文中弗里德曼還十分強調預測在檢驗理論中的作用，這也類似于波普爾檢驗理論路線中的一種，弗里德曼在方法上對證偽主義的運用還體現在許多方面。
方法論之爭使得經濟學家們更加重視證偽主義思想，對其運用也愈加廣泛和普遍，薩繆爾森、哈耶克等人都是經濟學中波普爾證偽主義的跟隨者。在持續近四十年的經濟學方法論爭論中不僅使經濟學者更加重視了對方法的探討與研究，促進了經濟學方法論的發展，使這一時期的經濟學方法論取得了較為完備的形式。更使經濟理論本身得到了發展和完善，眾多經濟理論蓬勃發展。
（三）批判與革新
波普爾的影響是空前的，一度被經濟學家熱情接受。但波普爾證偽主義本身的缺陷以及在經濟學中踐行證偽主義存在一定的困難等問題使得其在經濟學中并沒有受到足夠的運用，以至于在馬克·布勞格的《經濟學方法論》中被評為“現代經濟學家常常鼓吹證偽主義，但他們很少付出實踐：他們所使用的科學哲學可以恰當的稱之為‘無關痛癢的證偽主義’”。
西方經濟學家也認識到了波普爾證偽主義的過于嚴苛，于是經濟學方法論上也出現了放棄證偽主義的傾向，一些經濟學家開始轉向了拉卡托斯的精致證偽主義。如理查德·利普西在1963年出版的《實證經濟學導論》第一版中就坦率的支持了波普爾的證偽主義，認為科學理論能夠被單獨一項決定性檢驗挑出差錯，而又在第二版的出版時轉向了拉卡托斯的精致證偽主義。放棄了波普爾關于駁斥的觀點，轉向關于檢驗的統計學觀點，即承認駁斥或確認都決不會是最終的，并認為我們只能數量有限的不完全知識，發現兩種互相抗衡的假說之間的概率關系，而不能判定假說的真偽。
同時，也有如西德尼·舍夫勒在《經濟學的失敗》中闡述的否認經濟學是一門科學的這類的觀點誕生，他認為經濟理論化的整個假設—演繹傳統是死胡同，經濟學家必須研究整個社會結構，放棄其妄稱經濟學能自行服從規律的說法；科學預測只在有不受環境限制的普遍規律是才屬可能，既然經濟體系總是受到非經濟力量和機緣作用的影響，那就決不可能有經濟預測這樣的東西。
由此可見，波普爾的證偽主義方法論經歷了一個從受到熱情歡迎到冷靜的批評到最后的放棄的歷史過程。盡管在波普爾證偽主義之后又出現了諸如精致證偽主義、歷史主義等作為經濟學方法論的新方向，但證偽主義對經濟學及其經濟學方法論的發展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與作用。
三、哲學思想對經濟學方法論的啟示
（一）重視哲學對經濟學方法論的指導
科學哲學是對一般方法論的研究，是經濟學方法論的必要前提，而經濟學方法論的研究又有助于充實和發展科學哲學。經濟學方法論相對于哲學來說是具有特殊性的，作為特殊應該重視和關注哲學作為一般性的理論與方法及其哲學思想。
從波普爾哲學思想對經濟學產生廣泛影響來看，促進哲學與經濟學的合作會為經濟學方法論的完善產生推動作用。哲學立場是思想的基礎，同時也是各種經濟學方法論的基礎。因此，經濟學家不僅要有方法論意識，更要有哲學意識，學習用哲學指導經濟學方法論。例如，在西方經濟學界無論是流行的教科書還是專業學術論文都會廣泛的融合現代科學哲學的眾多內容。對于諸如庫恩的常規科學、革命與危機的關系、拉卡托斯的科學研究綱領以及波普爾的證偽主義等哲學的術語相當熟悉，也善于從科學哲學的角度入手分析現實。相比較來說，我國有很多學者就沒能意識到這一點，對于尚有的科學哲學知識了解的不夠，就更難以吸收其優秀成果來充實經濟學方法論，深化經濟理論的分析。
對于科學哲學的學習，不僅要了解和學習其基本內容，還要學習其科學懷疑與批判的精神。波普爾能夠在當時邏輯實證主義盛行的情況下，毅然的提出反歸納的證偽主義，表明其不拘泥于傳統，敢于突破傳統的懷疑與批判精神。而這一科學批判態度也正是我國當下經濟研究所缺少的，大部分經濟學者人云亦云，缺乏獨立的思考。由此，學習科學哲學中大膽預測、反對權威的懷疑態度也將對我國經濟學的研究具有重要意義。
（二）理性對待哲學在經濟學中的作用
經濟學研究中的哲學意識不僅有助于提高我們陳述問題的能力、分析的角度，而且有助于我們運用經濟學進行政策問題分析。但要注意，經濟學家對哲學的關注與運用并不意味著是毫無意義的接受指令，例如當有哲學觀念反對經濟學方法時，不能立即放棄這種經濟學方法也不能漠視這種觀點，而是要適當的對待哲學及其方法，了解其反對的原因，以不斷的修正自己的經濟學方法。
同時，雖然波普爾的方法論曾受到強烈的追捧與歡迎，但用一個獨立的哲學原則去指導一切科學研究是必然不會成功的。無論經濟學家們如何的修正波普爾的證偽主義方法，其本身固有的缺陷及實踐中存在的問題難以得到改善，不能夠獨自完整的指導經濟學理論。因此，我們在進行經濟學研究時要注意將科學哲學中有積極作用的部分利用起來，剔除不合理因素，對其進行改造并內化，直至可以為我所用的地步。了解不同的方法論中的可學習借鑒的因素與不完善的方面，以不斷完善自身方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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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無雙》說的是唐朝建元年間，一個叫王仙客的年輕人去長安市宣陽坊尋找表妹無雙要娶她做老婆的故事。無雙的模樣他記不清了，王仙客和無雙曾在宣陽坊一座用作道觀的空房子住過，宣陽坊官吏王安、孫老板、侯老板、羅老板這些當年的鄰居忘記了他也忘記了無雙。羅老板等人說到二十年前魚玄機在這里住過，不過魚玄機早已死了。王仙客住在宣陽坊一家客棧里，弄個望遠鏡觀察那個空院子。他對魚玄機入了迷，找劊子手打聽魚玄機死時為啥罵，還到監獄廚房買了一份囚糧，忽又想起無雙，做夢卻夢見魚玄機。他想起來魚的使女叫彩萍，而無雙的使女也叫彩萍，便找彩萍。長安市有六千個彩萍，找了一百多個都不是。人們的傳言讓王仙客懷疑是自己在牢里了魚玄機過后又忘了。王仙客被攆走，去了宣陽坊，以拉皮條為生，遇一，擺好姿勢他卻無動于衷，忽然想她就是彩萍?；貞洰斈隉o雙聽說他家伙太大，逼使女彩萍先與他試水。便與彩萍回宣陽坊尋找無雙。彩萍似乎就是無雙，比較，宣陽坊的人既喜歡又反感。羅老板等人想揭發這個假無雙。羅老板回想三年前政府車裂附逆分子，無雙被捆在木樁上拍賣。又說無雙病死了。王仙客請客討無雙消息，拿出大刀要割羅老板小腦袋，羅老板這才想起無雙“去了掖庭宮”，是個宮女習禮的地方。他從身上扯出當年無雙托他贈送給王仙客的汗巾。王仙客繼續尋找無雙。這已成為他的終身事業。小說最后一句話是：“我估計王仙客找不到無雙?！?/p>
李銀河認為《尋找無雙》寫的是人們選擇性記憶病，人們只愿意記住他們愿意記住的，遺忘了不愿意記住的。王小波說他寫這篇小說是懷疑每個人都熱愛智慧。其實王小波的小說較為混沌，非單一主題，《尋找無雙》就寫了人們骯臟的心理、卑下的人格、豬狗般的生活，寫了人與人之間的無情和敵意，寫了人們非同黨即奸黨的思維方式，也寫到了皇權的專制、殘酷和腐敗。如果說王小波小說有中心意圖的話，他的小說是對權力和欲望的嘲弄，嘲弄中還有點兒自得其樂。
王小波的人物皆取俯視角度。作者俯視筆下所有人物包括小說敘述者“我”。他的人物是所謂的愚偶，一個個愣愣怔怔二二乎乎，似乎是精神癡呆癥患者，有的簡直是瘋子。王小波更在意人物卑劣的一面，動物性的一面，吃喝拉撒性這些東西?這些人物渾渾噩噩，荒唐，窩囊，卑俗，丑陋，令人惡心。王仙客尋找無雙要與之結婚，這種行為無可厚非，但他的所作所為一點兒也不令人感動和尊重?！都t拂夜奔》中李靖設計長安城，求證畢達哥拉斯定理和費馬大定理，將費馬大定理寫進春宮畫小人書里，發明開平方機器，做出了很多轟轟烈烈的事，但他似乎是個無情的人，他與皇帝是利用與被利用的關系，談不上忠與奸，對紅拂和情人李二娘也是一種利用與被利用關系，談不上愛。魚玄機殺死使女主動投案自首，坐牢里長了陰虱，受刑時計較于自己的美麗與舒適，最后罵了一句操，也不會讓讀者同情。讀者的感情立場既不會站在劊子手一邊，也不會站在魚玄機一邊。作者一點兒也不煽情。李靖而死，紅拂說她也不想活了，便辦理殉夫手續。申請非正常死亡指標，需刑部衙門批準，刑部權衡之后給了一個上吊指標。然后是禮部手續，禮部認為這季度殉夫的不少，社會風氣趨于悲觀，讓紅拂起碼要等到下一季度。在禮部填表時，紅拂在殉節動機一欄填上“覺得活著太麻煩”，顯然不夠進步，在人們的一再啟發下改為“思念衛公”。其實紅拂要求自殺的真正原因是李靖死后皇帝即任命她為貴婦聯主任委員，她要主持會議，還要做大報告，覺得煩不勝煩，因此馬上提出殉節申請。按照規矩，紅拂上吊前還要注銷各種注冊、戶籍、會員等等，還需絕食，凈身，搭臺子，受賜御宴等等，一系列程式之后，紅拂登上絞刑架，儀態萬方，看客如云。但宮中監督她_的魏老婆子讓其命懸一線，一直在死，但老死不了。最后還沒斷氣魏老婆子就剝下她的褻衣賣錢去了，紅拂的尸體也不見了。
王小波的人物在人格傾向上與王朔、塞利納、熱內筆下的人物有些近似，在精神結梅上與堂吉訶德、阿Q、卡爾唯諾的樹上的男爵柯西莫有些相近，在生存狀態上與卡夫卡、貝克特筆下的人物相近，但又不是他們。王朔的人物還是正常的，無非有點冷嘲熱諷罷了，堂吉訶德是一個理想主義者，阿Q、樹上的子爵還是有感情的，還是想干些有意義的事情來，卡夫卡的人物比較干凈，而且理性，貝克特的小說人物與王小波同樣粘稠、滯重，但沒有王小波人物的癡呆和癲狂。
其故事沒有中心矛盾沖突，且有意截斷時間流向，將故事肢解成碎片，像是中國畫的散點透視，寫哪在哪。次要人物也可以濃墨重彩，如魚玄機之死耗費了大量筆墨。其敘述推進十分緩慢，幾乎原地踏步，或者說是不斷回到原點，重新出發。一個細節可以多次提及，反復描摹，可稱之為細節化碎片化敘述。如第一段第一句：“建元年間，王仙客到長安城里找無雙。”第二段第一句：“王仙客到宣陽坊找無雙?！焙髞碛钟泻枚啻祟惖拈_頭：“王仙客到長安城去找無雙那一年”，“王仙客找無雙”，“王仙客去找無雙時”，“王仙客到長安城里找無雙”。“王仙客初來長安時”。“王仙客到長安城宣陽坊里 找無雙”，“王仙客到宣陽坊里來時”，“王仙客到長安城里是要找無雙的”，“我們知道，王仙客第一次到宣陽坊來找無雙是一無所獲”，“我們現在知道，王仙客在宣陽坊里找無雙時，那里有各種各樣的傳聞”，等等。每一次重述都有所變化，上一次簡單提及的，這一次有可能詳細描摹，這樣的敘述形成了變奏和回旋效果。這種方法顯然是受到了杜拉斯《情人》的影響，也可以看出貝克特、格里葉、馬爾克斯的影響，但比他們更極端了。
小說的敘述方向，可以是單向的，也可以是雙向的多向的分岔的，幾個方向在中間或最后交織起來，也可以是循環的，最后返回到原點。小說的敘述速度可以是快板，沖突激烈，懸念重重，故事向著最后的目標快速推進，也可以是慢板，故事緩慢推進，錄像帶慢放般的，甚至原地踏步?！秾ふ覠o雙》屬于后者。它似乎有一個最終目的，那就是找到無雙，但這個目標總是被擱置起來，不能說它有明確的敘述方向，那就是找到無雙，也不能說他的敘述方向是找不到無雙。因為尋找無雙只是一個幌子，一個虛假的敘述目的?？ǚ蚩ǖ腒進不了城堡，格非的《青黃》里青黃空缺，余華的《鮮血梅花》里找不到仇人，都暗含著一個存在主義式的哲學性命題，王小波似乎沒有這樣的追求。
大量的閑話也延宕著小說的敘述速度。與作品主線、作品主要人物有關或者無關的甚至與作品毫不相干的閑言碎語是作者敘述自由的表現。如王仙客列問題表，王仙客為解決困惑，“打算開一個平方根證明一下，偏巧選擇了二來開平方，結果發現開起來無窮無盡，不但把手頭的紙全做了算草，還把地板墻壁天花板全寫滿了?！薄巴跸煽捅粩f出客棧之前，正手持一根竹竿，竹竿頭上拴了一只毛筆，在天花板上寫算式呢。據我所知，他是用麥克勞林級數開平方，已經算到了五千項。這一點現在看起來沒有什么，用一臺PC機就能做到，但是在當時可是一項了不得的科學成就。但是開客棧的孫老板不懂這些，只是破口大罵，說王仙客這瘋子，把他的房子寫臟了。其實王仙客并沒金瘋，思想還有邏輯：他想開盡了這個平方，驗證了自己有運算能力，然后再演算先天妙數，算出自己是誰。這兩件事做好之后，再決定是去找無雙，還是找別的人，或者誰也不找了?！薄皳宜嗽趫坦P演算時，可能有兩種不同的目的。其一是想要解決某個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可能有結果，就是沒算出來，害處也不大，因為可以下回再算，另一種是要證明自己聰明，這樣演算永無結果，故而害處非常之大，在這種情況下，你不如找人來拍你馬屁，說你很聰明，是個天才。人執筆寫作也有兩種目的，一種是告訴別人一些事，另一種讓別人以為你非常甜蜜，非常乖。我個人寫作總是前一種情形。假如遇到后一種情況，我絕不會浪費紙筆，而是找到那些需要馬屁的人，當面去拍，這樣效率比較高。王仙客就是因為犯了演算不當的錯誤，故而總算不出個頭緒。因為本書在談智慧的遭遇，所以提到這些不算題外之語?！边@就是昆德拉所說的小說的智慧。昆德拉寫接吻大大議論了一番，甲與乙接吻，乙與丙丙與丁丁再與甲接吻，甲嘴里的唾液和氣味最后又回到了自己嘴里?！毒奕藗鳌分邪团盏教幭蛉擞懡淘摬辉摻Y婚，大家講了大段大段結婚與不結婚的道理，閑話的瘋狂增殖在某種程度上改變了敘述的本來面目，使文本變質。這種議論不同于日常的那些乏味的理論、教條，是一種與小說或生活有緊密聯系的想象性或反諷性的智慧的揭示和演繹。王小波在后記里說自己的小說是嚴肅文學，而嚴肅文學必須公平，作品可以艱澀，可以荒誕古怪，但在這些毛病背后必須隱藏了什么，以保證有誠意的讀者最終會有所得。重要的是作者不能太笨，讀者也不能太笨。中國的作者偏笨了些，我絕不至于太笨?！毙≌f里這些怪異的閑話當然也證明著作者的智慧。
《尋找無雙》不是純正的第三人稱也不是純正的第一人稱，是第三人稱和第一人稱混合起來的混合型人稱敘述。小說的主體用第三人稱，但敘述人“我”時不時出場，他似乎一直在場，即使不在場讀者也能強烈地感覺到他。這個我是一個強勢的我，他總要順便抖摟出一點私貨，甚至一堆私貨。作者點明他叫王二，四十五歲，是一個醫院的電氣工程師，年輕時在山西插過隊，現與一位姓孫的婦科大夫結了婚，結婚之初患過陽萎引起的精神病。上四中時單戀一個女教師，每晚將其作為對象。有時候他在小說里還直接拿人稱說事。如《革命時期的愛情》第七節：“在這部小說開始的時候，我把自己稱為王二，不動聲色地開始講述，講到一個地方，不免就要改變口吻，用第一人稱來講述。”后面又說，“講到了這里，我就不能把自己稱做王二，這是因為當時有一種感覺，不用第一人稱就不足以表述?！毙≌f里這個王二時不時站出來說事。導引出許多現代觀念和詞語穿梭其中，如“上級讓你被勒了幾道以后死掉，你就得做那種打算，自己有別的打算都不對頭?！比缧柗痪游瘯魅瓮醢矄柾跸煽陀凶C明文件嗎，“王仙客就拿出山東博山府開的路引雙手呈上，據說當年日本皇軍檢查中國人的良民證時，中國人就這樣?！蓖跸煽蛿r一個陌生人打聽無雙，“那人一言不發，臉上露出僨怒不滿的神色，就像我前幾天乘四十四路公共汽車到雅寶路碰到的一樣。”還有魚玄機每天晚上要開PARTY，皇帝派空降兵鎮壓群眾等等。再如：“有個善良的人發明了用上等小牛皮制的，但是誰也不肯戴。因為當時熟皮子工藝不過關，所以那東西干癟癟像個風干了的小絲瓜。用時還要用帶子拴在身上，不然就會掉下來?！且鹊桨l明硫化橡膠，制出柔軟的，起碼要一千年，實在等不及?！庇腥さ氖?，這些無厘頭語言行為破壞著作者建立起來的古代場景，但這古代場景仍覺可信。這樣做的好處是打通了古代與現代的歷史時空，歷史與現實互相說明互相闡釋，小說的空間更為宏闊，作者的表達可以天馬行空，似乎有無限的自由。
中圖分類號：TM9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791（2017）03（a）-0090-03
所謂波輪式洗衣機，其實就是在洗滌過程中，洗滌水中浸沒被洗滌織物，通過波輪連續轉動的方式展開洗滌的一種洗衣機。相關數據顯示，國內波輪式洗衣機在2016年的市場占有率為60%，而在農村市場與二三線城市具有更高的普及率。洗衣機洗凈性能是對洗衣機質量優劣進行評估的一個關鍵指標，而且和日常實際使用相關性非常密切。在測試洗衣機洗凈比方面，必須根據標準規定在洗衣機內部加入對日常進行模擬的相關負載織物。
1 波輪式洗衣機的洗滌原理
機桶底部是波輪式洗衣機波輪所在區域，波輪表面有很多形狀各異的凸筋，其主要洗滌原理包括：（1）波輪在洗衣機工作過程中會高速旋轉，而凸筋可以將作用力施加在洗衣機內洗滌液中，依照凸筋不同形狀，會出現來自四面八方的旋渦式水流，這樣就能夠對被洗滌織物翻滾、旋轉形成帶動作用，持續和波輪與桶壁產生摩擦，就像是人工揉搓；（2）被洗滌織物和水流在洗衣機內部會出現速度差，這樣兩者就會出現相對運動，并形成摩擦，該摩擦力對污物與被洗滌織物相脫離極為有利；（3）基于洗衣桶形狀本身存在不規則性，而洗衣機的桶壁接觸旋轉中的水流之后，其運行速度、方向等都會隨之改變，這樣就會產生湍流的情況，而被洗滌物的運動軌跡是不規則的，纖維在被洗滌過程中呈現彎曲或者拉伸的狀態，而且被洗滌物之間持續摩擦，使洗滌面積得到不斷提升。在這種情況下，不考慮重點波輪，波輪洗衣機機桶結構也會在翻滾的被洗滌織物間發生重要作用，而且機桶開孔方式與紋路結構同樣會影響水流。市場中比較常見的雙缸洗衣機與豎立機桶全自動洗衣機均為波輪式洗衣機。
2 波輪式洗衣機洗滌織物放置現行標準和問題分析
洗衣機洗凈性能的具體測試標準為GB/T4288-2008，該文通過洗凈比來具體衡量洗衣機的綜合性能。被測樣機與參比洗衣機洗凈率比值為洗凈比，而織物洗凈率則為測定被洗滌物內部釘縫污染布的實際反射率，并采用相關標準所明確規定的公式得出來，通過公式表示是：
Dr=（Rw-Rs）/（ Ro-Rs）×100%
在該式中，Rw為污染布清洗后反射率，Dr為洗凈率，Rs為污染布洗凈前的反射率，Ro為原布反射率。
專業機構根據標準規定制作污染布，通常而言，污染布在洗凈之前具有比較穩定、均勻的反射率。所以，污染布在洗凈后的反射率均勻程度與穩定性對洗凈率測試結果穩定與否有著直接性影響。測試洗凈性能過程中，國標對標準洗滌物不同位置中釘縫污染布，以及對標準織物的放入順序做了明確規定，這里就不再詳細說明了。
依照標準明確規定，測試滾筒式洗衣機過程中，標準IEC60456所規定的洗衣機洗滌物的要求通常相對較為細致，檢測人員操作規范也具有一致性，由此對滾筒式洗衣機實際工作結晶率進行測試的結果具有穩定性。而該研究對波輪式洗衣機應用性能進行測試，所提出的測試標準僅對放置被洗滌物的具體順序做出了明確規定，但是沒有要求具體放置位置，也沒有規定投放洗滌物的折疊方式，檢測人員會根據自身理解操作，不能夠實現統一，由此就導致檢測結果具有較差再現性與穩定性。
3 技術原因分析
依照波輪式洗衣機運行原理，在洗滌過程中對被洗滌物形成去污功效的因素有3個，即：洗滌物和機桶摩擦、織物相互摩擦與織物拉伸絞扭摩擦、機桶內水流沖刷洗滌物。相對機桶洗滌物來說，位置不同，所受物理力也存在很大差異性。對于初始放置位置在機桶中心或者靠近機桶中心的相關被洗滌物來說，其和機桶旋轉中心之間距離相對來說比較近，所以不能夠實現理想摩擦。測試洗衣機洗凈性能過程中，根據標準要求應該將容量定額洗滌物放置進去，說明洗滌物已經塞滿洗衣機空間，這樣機桶所發射的渦旋水流就會能夠有效沖刷機桶中心洗滌物。而初始放置位置與機桶桶壁相靠近的洗滌物與旋轉中心距離比較遠，具有較大線速度與慣量，所以會導致比較顯著的相對摩擦力。在機桶邊緣位置的洗滌物，具有較大線速度，和內桶桶壁摩擦的過程中，也會受到洗衣機水流的沖刷，這樣就能夠形成較強的去污能力。
所以，在測試洗凈性能過程中，如果放置釘縫存在污染布的織物與機桶邊緣相靠近，那么就具有較強的去污能力，這樣測試結果就會顯示有較高洗凈率。如果放置過程中污染布與內桶桶壁相貼近，那么會提升織物洗凈率。由此可以看出，即使相關檢測人員嚴格遵循順序標準對被洗滌物進行放置，通過被洗滌物放置位置進行調整的手段對檢測結果產生影響。
4 分析和驗證洗滌物放置方法的規范性
4.1 洗滌物的折疊方式
對洗滌物放置方法，標準GB/T4288所提出的要求是：確保有污染布區域保持向上的狀態，緊抓洗滌物中心位置，向洗滌桶內部均勻投入，而IEC60456標準對抓取洗滌物要求也是如此，這一標準采用圖示的方式顯示折疊與抓取洗滌物，很容易作人員所采納。該實驗方法根據IEC60456標準展開。
4.2 放置洗滌物的位置
根據投放數量的不同，每隔一定角度在洗衣機中投放折疊后的洗滌物，比方說，放置5塊無污染布餐巾，餐巾1塊，72°角的距離后開始放置第二塊餐巾，盡可能確保洗滌物放置均勻性，具體見圖1，襯衫和床單放置位置如圖2所示。
以配重為用途的餐巾和手帕，基于數量每隔一定距離在洗衣機內部放置。但是，在洗滌物層次放置環節，每層餐巾必須不能多于8塊，而手帕必須不能多于12塊。
4.3 擺放污染布
在波輪式洗衣機污染布擺放方面，必須平面向上，避免污染布直接接觸內桶的桶壁，圖3為污染布擺放位置。
4.4 洗滌物放置方法驗證測試
該研究選擇4臺送檢樣品，試驗步驟由2名檢測工作者展開：選擇2種洗滌物的放置方法，即：沒有按照研究法放置被洗滌物、按照研究法放置洗滌物。2名測試人員對同一臺樣機根據2種方法展開5次，保證參比機洗凈率值處于固定狀態，從而消除不必要的影響，采用5次洗凈比方差對數據離散型進行驗證，以此將測試結果優劣體現出來，表1為試驗測試結果。
試驗結果顯示，按照研究法放置洗滌物的洗凈比方差均值為0.000 207，沒有按照研究法放置洗滌物的洗凈比方差均值為0.001 793，根據該研究法對洗滌物放置的檢測方差均值是沒有按照該方法放置結果比例的11.5%，對于每臺洗衣機來說，不同方法的試驗結果有著一個數量級的方差。從而可見，對洗滌物進行規范性放置對提升洗凈性能測試再現性與穩定性非常有利。
5 結語
總而言之，試驗表明，波輪式洗衣機被洗滌物的規范性放置能夠在很大程度上提升洗衣機洗凈測試結果穩定性、再現性。檢測實驗室必須根據標準要求，應該對嚴謹、科學以及操作性良好的一套測試指導書進行制定，還要特別要求實驗測試員工在測試過程中，嚴格根據測試指導書進行操作，不要將含有污染布的洗滌物，往靠近脫水桶位置放置，從而得到較高的洗凈性能數值，從而導致與其他檢測機構測試的洗凈性能的數據差異性比較大。
參考文獻
[1] 倪斌，全王榫，成誠，等.洗滌物放置方法對波輪式洗衣機洗凈性能測試結果的影響[J].檢驗檢疫學刊，2014（5）：32-36.
中圖分類號：F062.6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8131（2013）01-0059-11一、引言
十報告指出：“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統籌各方面利益關系，充分調動各方面積極性，努力形成全體人民各盡所能、各得其所和諧相處的局面?！币獦嫿ê椭C社會，形成和諧相處的局面，核心是妥善協調好各方利益。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我國在經濟高速發展、城鄉居民生活極大改善、綜合國力大大增強的同時，諸如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加劇、城鄉差別擴大、區域發展不平衡等一些深層次的矛盾也逐漸暴露。在現階段，我國社會成員利益多元化，如何協調不同階層、不同群體間的利益，如何促使不同階層、不同群體相互合作，使整個社會資源達到合理配置，是一個很值得研究的問題。
我國不同地區或群體間存在共同的利益，但又有本地區或群體自身的利益，有時候這種共同利益和自身利益是相互沖突的，因此如何協調各方利益是一個重要的問題。群體成員的合作行為才最符合群體利益，是群體最優行為；但個體傾向于選擇“搭便車”的行為。例如所謂的“公共地悲劇”，若按新古典經濟學的“經濟人假設”，所有農民都只考慮自身的利益來決定放牧數量，這將會將導致草地資源被過度使用，最終所有農民的利益都將受損。這種以經濟主體暫時得利，但造成整個社會資源枯竭的“社會兩難”現象在社會沖突中比比皆是，如團隊生產活動、污水排放、公共品供給等。如果我們能夠提高這些社會兩難中決策者的合作水平，那么對于提高團隊競爭力、減少污水排放、增加公共品的供給，對于構建和諧社會都具有重要的意義。
在經濟學實驗研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諾斯認為，現代經濟學的研究方法有三種：歷史的思辨的方法、實證的方法和實驗的方法。實驗經濟學是在可控條件下應用實驗方法研究經濟學問題的經濟學新分支，在某些情況下，實驗方法有前兩種方法不可替代的作用?！≈?，主要是采用公共品博弈實驗來分析這些社會兩難中的合作問題。一個簡單、典型、基準的公共品博弈實驗的內容是：n個被試可以在私人賬戶和公共賬戶中分配E元的實驗貨幣稱為初始稟賦，其數值由實驗主持者設定，多數實驗的初始稟賦為20、40或100?！?。如果貢獻給公共賬戶X元，產生的收益為n名被試貢獻給公共賬戶的錢加總乘以k，再平均分給每個人k/n稱為邊際資本收益（marginal per capita return，MPCR），由實驗主持者設定，多數實驗該值為0.3、0.5或0.75?！ Ｍ顿Y私人賬戶的錢為E-X元，產生E-X元的收益。這樣，每個被試的總收益為公共賬戶收益與私人賬戶收益之和。根據新古典經濟學的觀點，實驗環境提供了良好的搭便車的機會。公共品博弈實驗早期的研究主要包括Bohm（1972，1983）、Dawes（1980）、Dawes等（1977，1986）、Orbell 等（1990）、Marwell等（1979，1980）以及Isaac等（1988a，1988b）等文獻，這一系列的實驗發現：（1）在單回合博弈中組內成員平均捐贈介于初始稟賦的40%到60%之間，遠遠超過博弈理論中納什均衡的預測。個體捐贈水平則有很大的差異，有的捐贈了100%，有的不捐贈。（2）如果重復博弈，平均捐贈水平逐步下降，越來越多的局中人選擇搭便車。
劉建華：社會合作與利益協調：國外公共品博弈實驗綜述Ledyard（1995）對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前的一系列PG博弈實驗進行了綜述，并識別了一些提高合作水平的因素，包括交流、捐贈的門限值、MPCR的數值；他也討論了其他因素，這些因素看起來可能起作用但實際上總體效果不佳，比如性別和組的規模。此后，國外的公共品博弈實驗基本上是沿著兩條線路展開的：一條是探求促使被試自愿合作行為的原因；另一條則關注于如何提高與維持重復公共品博弈中的合作水平，主要包括貨幣性懲罰和非貨幣性懲罰及非懲罰機制。鑒于篇幅限制，本文將主要對第二條線路的國外實驗研究進行綜述。
二、條件合作
國外許多實驗研究發現，在公共品博弈實驗中存在著不同類型的被試，其中條件合作者（condition cooperator）是最為普遍的類型（Brandts et al，2001；Keser et al，2000；Kurzban et al，2005；Brandts et al，2000，2009），他們對公共品的捐贈水平與他們對組內成員捐贈水平的信念是正相關的。
Fischbacher等（2001）首先對這種條件合作行為進行了直接的實驗檢驗，發現50%的被試是條件合作者。他們的捐贈曲線位于45度線的下方，意味著雖然這些被試的捐贈水平與他們預期組內其他成員的捐贈水平相關，但不是預期他人捐贈多少自己就捐贈多少，而是顯現出略微的自私偏向（self-serving bias）。Fischbacher等認為被試類型的異質性可以合理地解釋為什么捐贈水平隨時間遞減：在實驗中每個組包含著條件合作者和搭便車者，對同伴的捐贈水平抱有樂觀信念的條件合作者將向公共賬戶捐贈，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發現了被試類型的異質性，特別是他們發現組內存在搭便車者，于是他們逐漸減少捐贈，導致捐贈水平的遞減。
其他大量研究也探討這種條件合作行為，這些研究發表時間都比較接近。Sonnemans 等（1999）第一次使用“條件合作”這一術語。他們的實驗在3～12個回合內保持組員不變，隨后組員逐漸變更，每次有一個被試離開，換另一個被試加入；被試離開的時間是共同知識；一個被試離開之后不會再與其他組員有任何關聯，因此在他離開的最后一個回合里沒有動機去采用策略，而在其他回合里則有可能采用策略。研究發現，在離開的最后一回合捐贈水平存在明顯的下降。他們還發現組內存在著期望他人捐贈的被試自己也捐贈的條件合作行為。
Keser 等（2000）發現被試的行為并不是要么搭便車，要么利他，而是一種固有的條件行合作為。被試使用組平均捐贈的信息來鎖定他們自己未來的捐贈，大約80%的參加者采用條件合作行為，在一個回合中高于（低于）平均捐贈的人在下一個回合里會降低（增加）他們的捐贈。
Fischbacher等（2009，2010）拓展了Sonnemans 等（1999）的研究，他們使用兩種不同的實驗設置分析被試的類型。在P實驗里，被試首先進行單個回合的公共品博弈，然后填寫問卷，回答他們基于其他組內成員的平均捐贈愿意捐贈多少。在C實驗里，被試重新隨機配對進行10個回合的線性公共品博弈，在每個回合結束后，要求估計其他組內成員的平均捐贈。在一半的實驗局里，被試先進行P實驗，緊接著進行C實驗（P-C設置），另一半的實驗局的實驗順序則相反（C-P設置）。實驗發現，55%的參加者是條件合作者，23%的被試是搭便車者。在C和P實驗里，條件合作者的信念與捐贈水平顯示出穩定的正相關關系。在P實驗里，用問卷方式被歸類為條件合作者的被試的行為，與接下來他們進行的10回合的C實驗中的行為相同。P-C設置和C-P設置中被試的信念的分布無顯著差異，表明在被試參加了公共品博弈實驗之后誘導出的信念并不影響他們的偏好。
Burlando等（2005）用四種不同的方法來檢驗被試條件合作的穩定性：（1）采用Sonnemans 等（1999）使用的“策略性方法”，（2）Offerman等（1996）使用的“分解博弈技術”，（3）在重復PG博弈實驗中往公共賬戶捐贈，（4）問卷調查。總體而言，四種方法的結果是一致的，35%的被試是條件合作者，18%的是無條件合作者，32%是搭便車者，剩余的15%不知歸為何類。
近年來一些實驗考察了地區和文化差異對條件合作的影響。Kocher 等（2008）對美國北卡羅來納州、奧地利因斯布魯克和日本東京三個地區的被試進行研究，發現多數人是條件合作者，美國的被試中條件合作者較多，達81%，奧地利和日本則分別為44%和42%。Hermann 等（2008）在俄羅斯四個不同的大學招募了160個被試，研究發現總體上有56%的被試是條件合作者，只有6%是搭便車者，且農村和城市的被試的偏好分布無顯著差異，社會經濟條件似乎并不影響被試條件合作的偏好。Brandts等（2004）對日本、荷蘭、西班牙和美國進行跨文化的研究，也發現了條件合作行為。
鑒于在這些研究中條件合作者處于多數，一個有趣的問題是當條件合作者了解到組內存在其他條件合作者時情況會如何？Chaudhuri 等（2006）發現當向被試提供組內存在條件合作者的信息時，條件合作者的捐贈額度顯著增加了。
討論社會科學研究的方法論問題，韋伯是個繞不過的名字?！皟r值無涉”已經被我們念得耳熟能詳，但是韋伯意義上的“價值無涉”究竟應該如何理解？在學術界卻依然晦暗不明。當今中國社會發展與危機并重，思想界因此存在嚴重分歧，學術與政治的關系也變得云譎波詭，有學者提出應該用“去道德”和價值“無立場”的方法來應對這樣的局面[1]。但是，“去道德”與“無立場”究竟在什么意義下才是可能的和有效的？政治與學術在韋伯的語境下究竟意味著什么？今年，正值韋伯逝世九十周年，韋伯的著作再次在漢語世界中被大量出版。重新閱讀韋伯，并借此整理中國知識界關于學術與政治、立場與價值等問題的糾葛，已經又一次成為具有重大理論與現實意義的議題。
（一）“價值無涉”的雙重含義
《社會科學認識和社會政策認識的“客觀性”》是1904年韋伯接手主辦《社會科學和社會政策文庫》雜志時，闡釋其辦刊宗旨的綱領性文獻。從中我們可以看到韋伯是如何把社會科學方法論與學術倫理以及學術共同體的思考結合在一起的，這也是韋伯集中討論和總結其社會科學方法論的重要文獻。但是，自八十年代中文學術界“發現”韋伯以來，這也是被誤讀最嚴重的部分。所以，回到文本自身，應該是重讀韋伯最重要的方法。
韋伯開宗明義地指出，《文庫》的宗旨一是擴展對社會生活的事實的認識，另一是訓練人們對社會生活的實際問題作出判斷。那么，判斷的有效性是什么？或者，在什么意義上可以說，社會科學研究存在著“客觀有效的真理”呢？韋伯整篇文稿正是建立在這個問題意識上的。
韋伯反對兩種歷史觀，一是道德進化論，一是歷史相對主義，正是這兩者的結合在社會科學領域取得了支配性地位。韋伯以國民經濟學為主要批評對象，指出：通過把文化價值總體引入道德領域而在內容上規定道德領域，并由此把國民經濟學提高到“倫理”科學的地位，這其實是把所有可能的文化理想在總體上貼了“道德”的標簽，既抹殺了道德律令的特有地位，也沒有對理想的“客觀性”有什么貢獻?！段膸臁沸枰獜母旧嫌枰跃艹獾牧餍杏^點，正是：國民經濟學是從一種特殊的“經濟世界觀”得出的，并且應當由此得出價值判斷。因為經驗科學的任務決不是提出約束性的規范和理想，以便從中得出實踐的處方。《文庫》需要拒斥的另一種觀點是：價值判斷因為立足于某種理想，從而具有主觀起源，就可以擺脫“科學”的討論。這正是“價值無涉”的兩重含義，不可偏廢任何一方，而目前國內學界就韋伯觀點圍繞著經濟學是否應該有道德的討論，其實都沒有抓住韋伯的關鍵。
韋伯說，《文庫》關心的問題其實是：對理想和價值判斷所作的“科學”批判的意義和目的是什么？科學的“技術性批判”最根本的功能就是使在追求目的過程中的代價，能夠被充分評估和權衡，也唯有在這樣的時候，最需要貫徹“價值無涉”的邏輯方法。在這之后，權衡上升為決策，就不再是“科學”的任務，決策者根據自己的良知和世界觀在各種有關的價值之間進行權衡選擇，但正是“科學能夠使他意識到，一切行動，當然根據具體情況還有不行動，在其結果中都意味著吸收了某些價值，從而常常意味著——這一點目前特別容易被人忽視——放棄另一些價值。做出選擇是他自己的事情?！笨茖W的任務正是揭示并且在邏輯上闡明“目的”建立之上的“觀念”基礎，“對價值判斷的科學探討如今不僅要使人進一步理解和體驗所希求的目的和作為其基礎的理想，而且首先還要教人批判地‘判斷’它們?！币簿褪钦f，作為“科學”本身不擔任價值評判的任務，但是它卻是價值評判的基礎。這是因為，在一個世界觀存在嚴重沖突的時代，“以普遍有效的終極理想的方式創造解決我們的問題的實際公分母，這都毫無疑問既不能是我們這份雜志的任務，也絕不能是任何一門經驗科學的任務：這樣一種任務不僅在實際上是無法解決的，而且自身也是不合情理的?！?這決定了在方法論上的“價值無涉”作為邏輯意義的地位。
一個飽餐了知識之樹的文化時代，其命運是必須知道，無論對世界事件研究的結果多么完善，都不可能從中獲知世界事件的意義，而是必須能夠自己去創造這種意義本身，世界觀決不可能是經驗知識進步的產物，因此，最強有力地推動著我們的那些最高的理想，在任何時代都只能是在與其他理想的斗爭中實現的，這些其他理想對于其他人來說，正如我們的理想對于我們來說一樣，都是神圣的。
因此，可以看出，韋伯所說的“價值無涉”的第一個含義，正是要徹底破除所謂“普世價值”的神話，一個諸神爭斗的時代，決定了社會科學領域不可能，也不應當存在普遍有效的終極價值。在這個意義上，廉價的相對主義和樂觀的折中主義，要么在理論上無視其嚴峻，要末是在實踐上回避其結果。這些都與科學的“客觀性”沒有絲毫關系，“中間道路”絲毫不具有
任何文化科學的先驗前提都不是我們認為某一種或者任何一種文化有價值，而是我們就是文化人，賦有自覺地對世界表示態度并賦予它一種意義的能力和意志。無論這種意義是什么東西，它都將導致我們在生活中從它出發來判斷人類共同存在的某些現象，把它們視為重要的（積極的或者消極的）而表明態度。
對世界表明態度并賦予其意義的能力與意志，這其實正是學術倫理存在的基礎。韋伯對以色列先知的描述中，著重的正是他們為文化和宗教共同體建構意義的“天職”。[16]在這里，我們再次看到的是韋伯世界中知識分子的學術倫理與先知的宗教倫理的疊印。正是在這個基礎上，韋伯強調學者的“個人”因素對于學術研究的重要性。因為沒有什么觀點是從材料里自然得出的，所謂讓事實自己說話，不是自欺，就是欺人。真正具有意義的是作為“個人”的學者“靈魂之鏡”，只有這樣的鏡子才能折射出現實與文化的價值和涵義
在隨時隨地自覺或不自覺地對事物的個別特殊方面所做的這種選擇中，起支配作用的是科學工作那種作為時有所聞的主張——一項科學工作的“個人因素”才是其真正有價值的因素；此外，任何工作如果存在是有價值的，就必須表現出“個性”——之基礎的因素。毋庸置疑，如果沒有研究者的價值理念，就不會有選擇材料的原則，就不會有對個體性現實的有意義認識，就像如果沒有研究者對某些文化內容之意義的信念，認識個體性的現實方面的任何工作都是絕對沒有意義的一樣，他的個人觀念的傾向，他的靈魂之鏡中的價值反射，規定著他的工作的方向。而科學的天才把自己研究的對象與之聯系起來的那些價值，卻能夠規定整個時代的“觀點”，即是決定性的：不僅對于現象中被視為“有價值”的東西而言，而且對于現象中被視為有意義的或者無意義的、“重要的”或者“不重要的”東西而言都是如此。[17]
韋伯這里清理的正是知識分子在當代確立學術倫理價值的基礎，知識分子的內在志向即對學術為世界建構意義的確認和信念，這是推動文明本身和文化本身發展的動力。至此，我們可以明白韋伯的社會科學方法論的核心所在，那就是在一個諸神的時代里，社會科學不是尋求普遍而終極的規律或目的，而是認識、確立和創建文化的價值意義，這才是學術和知識分子確立安身立命的倫理基石。因為對人類文明尋求價值意義的確信，內在于文明自身，也內在于任何時代的知識共同體和民族共同體之中，它們正是知識分子應該予以承接的“天命”。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知識分子的“天命”是一種倫理的誡命，是外在使命和內在志向的結合。
（三）“理想類型”與社會科學的“客觀性”
——對“國民經濟學”的批判
這里，韋伯是以對“國民經濟學”的“自然主義一元論”為批評對象，展開其對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具體討論。
國民經濟學開始的時候是一種討論國民“財富”增長的“技術”性現象，但是它從一開始就不僅僅是技術的，因為它被納入到18世紀自然法的、理性主義的世界觀的巨大統一體中。自然科學的方法：用根據規律性聯系對經驗事實做出一般的抽象和分析，以一種形而上學的有效性和具有數學形式的概念體系，達到對現實的一種純“客觀”的，擺脫一切價值的，同時也是絕對理性的，也就是擺脫一切個體性的“偶然性”的一元論認識。在這樣的科學思維的模式中，除了發現事物的“規律”外，科學工作的其他意義都是不可想象的。只有“合規律”性才是科學本質性的東西，“個體性”的事件只有作為“典型”，即作為規律的解說才有意義，而這些事件本身則并不是“科學的”興趣。因此，在歷史領域，抽象的理論方法和經驗的歷史方法處于對立之中。抽象的經濟理論為我們提供了一幅關于經濟組織、自由競爭和嚴格的理性行為在商品市場上發生的各種事件的理想畫卷?！斑@一理想畫卷把歷史生活的某些聯系和事件統一成為設想出來的聯系得天衣無縫的體系。在內容上，構思具有一個通過思想上提高現實的某些要素而獲得自在烏托邦的性質。它與生活的經驗給定事實的關系僅僅在于，在那種構思中被抽象地描述的那類聯系，從而也就依賴于‘市場’的事件，在現實中被發現或者被猜測為在某種程度上起作用的地方，我們都能夠利用一個理想典型（Idealtypus）實際地說明和解釋這種聯系的特性?！盵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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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理想典型”（國內更多翻譯為“理想類型”，下文采用這種譯法）的概念是為了歸屬判斷，它不是假設，也不是對現實的描述，它是歷史給定的現代交換經濟社會組織的“理念”。韋伯指出西方經濟學中的“市場”與作為發生學概念上西方中世紀的“城市經濟”理念，這兩者是根據“完全相同的邏輯原則展開的”。而“城市經濟”概念也并不是所有被考察的城市中實際存在的經濟原則的“平均值”，而是單方面提高一個或者一些觀點，把散亂的個別的現象綜合成一個自身統一的理想畫卷而獲得的。就此而言，即“理想類型”是從經驗事實中選取不同的元素加以邏輯整理而言，它的確具有“客觀性”，這正是“價值無涉”的第三個含義，即“理想類型”作為一種邏輯的分析工具本身是“價值無涉”的。但另一方面，“就其概念上的純粹性而言，這一理想畫卷不能經驗地在現實中的任何地方發現，它是一個烏托邦。而對于歷史工作來說就產生了一個任務，即在任何具體場合都要確認現實離那個理想畫卷有多近或者多遠，某個城市的關系的經濟特性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在概念的意義是哪個被說成是‘城市經濟的’”。[19]因此，理想類型并不是對“客觀”現實的無條件的“反映”，而是“整理”。因此，韋伯強烈地反對把理想類型的概念圖像當成是歷史現實的“真正”內容，當成“本質”。理想類型絕不是古希臘神話中的強盜普羅克拉斯特之床，歷史不應該在此被削足適履，也不應該被當成是歷史中起作用的“實在”力量，——韋伯強調特別需要警惕后一種危險。對于中國的經濟學來說，西方的以中世紀“城市經濟”為模式發展出來的經濟學“原理”，究竟能夠在多大程度上解釋中國和解決中國的城鄉問題呢？這值得今天更深刻地追問和反思。
韋伯告訴我們的恰恰是：沒有建立概念與具體的歷史語境的聯系，就簡單套用西方的諸如“市場”這樣的經濟學概念來橫掃一切是極其危險的，因為正是這樣的做法違背了“價值無涉”的社會科學方法，違背了現實的“客觀性”原則。這對于我們今天形形的市場原教旨主義來說，應該是當頭棒喝。韋伯明確地指出，經濟學理論是一種“教理學”，它特別假定純粹經濟利益的支配作用，而排除行為的政治取向和其他非經濟取向的影響，因此它只能是一種“理想類型”，而絕不是歷史的“自然”發展，更不能成為“應當”如此的普世道路
那種在此意義上“無國家”、“無道德”、“個人主義的”純粹理論，作為方法上的輔助手段是并且總是必不可少的，而極端的自由貿易學派則把它理解為“自然的”，即未被人愚蠢的歪曲的現實的一種詳盡無遺的寫照，并進一步據此把它理解為一種“應當”，理解為一個在價值領域有效的理想，而不是理解為一個可以用來經驗地研究存在的理想典型。[20]
所以，“理想類型”的功能，不是作為目的，而是作為社會科學的“手段”來發揮作用的，因為社會科學必須借助通常只有在“理想類型”中才能清楚明白的規定概念來工作。其工作原理在于歸納、衡量與對比，是以確立概念的“界限”為前提的，這正是一種專業主義的訓練
它是一種理想畫卷，但并不是歷史現實，也根本不是“真正的”現實，它也根本不適宜于把現實作為樣本歸入其中的圖式，而是指具有純理想的界限概念的意義。為了廓清現實的經驗內容的某些重要的成分，人們借助這一概念對現實作出衡量。把它與現實作出對比。這樣的概念是思想的產物，我們借助它們，通過運用客觀可能性的范疇，來構思各種聯系，我們依據現實定向的、受過訓練的想象力對它們作出判斷，認為它們是適合的。[21]
但是混淆總是很容易產生，歷史相對主義者總是讓理想類型意義上的“理念”生成為理想意義上的“理念”需求，讓其變成價值判斷。因此，科學自我監控的基本義務和避免受騙的唯一手段，就是嚴格區分這兩種方式。以比較的方式把現實與邏輯意義上的理想類型聯系起來，與從理想出發對現實做出評價性判斷，這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方法。這正是韋伯強調作為方法論的理想類型是“價值無涉”的，即不能用它作為價值判斷的標準。因為理想類型“是某種對評價性的判斷完全不感興趣的東西，除了純邏輯的完善之外，它與其他任何一種完善都毫不相干?！盵22]也就是說，在韋伯的理論中，理想類型其實是一種邏輯工具，并不具有價值判斷的意義，這才是“價值無涉”最核心的意義，否則，就會有淪為自然主義或道德主義“目的論”的極大危險。
韋伯更進一步指出：雖然“理想類型”在形成過程中要排除“偶然性”的東西，但是其本身仍然是“個體性”的，不是平均值的典型。因為理想類型的概念形成的目的，“就是在任何地方都使人清晰地意識到的，它不是合乎類的東西，而恰恰相反，是文化現象的特性”[23]，是文化個體性的表達，因此“理想類型”絕不是普遍“規律”的體現，而是有著明確的使用界限的。至此，我們已經可以理解，韋伯對“價值無涉”的強調，其批判的對象正是用“理想類型”來代替價值評判，這樣一種會在現實中帶來極大危險的思想混亂，其主要代表正是西方經濟學。
針對自然主義的歷史觀，即社會科學的目的必須是將現實還原為“規律”，韋伯的批評正是針對其把“理想類型”與現實相互混淆的危險。韋伯告誡道，必須清醒地意識到“理想類型的發展狀況和歷史是兩件必須有效區分開來的事情，構思在這里僅僅是有計劃地將一個歷史事件有效地歸屬于根據我們認識的現狀而可能的原因范圍中的現實原因的手段?！盵24]正是在這里，韋伯對馬克思，——這位他所尊敬的也是最主要的理論對手作了這樣的評價：所有的“規律”和歷史發展的構思，在理論上都具有“理想類型”的特征，“凡是使用過的概念的人都知道，如果把現實與這些理想典型進行比較，它們就具有巨大的，甚至是獨一無二的啟迪意義；同樣，一旦把它們設想為經驗有效的，或者甚至設想為實在的（事實上也就是形而上學的）的‘作用力’、‘趨勢’等等，它們就具有危險性?！盵25]這一評價值得重視，也值得今天作為一個重要視角來重新理解在中國的命運。
韋伯充分肯定“理想類型”的邏輯作用，但是他強調所有“理想類型”的構思都具有暫時性，“文化科學工作的結果就是不斷改造我們力圖把握現實所用的那些概念的過程。因此，關于社會生活的各門科學的歷史就是并且依然是借助概念的過程。因此，關于社會生活的各門科學的歷史就是并且依然是借助概念的形成而嘗試在思想上整理現實，由于科學視野的擴展和更移而廢除已經獲得的思想圖像，以及在如此改變了的基礎上形成新概念之間的不斷變換?！盵26]這是因為，概念的形成取決于問題的提出，而問題的提出是隨著文化自身的內容發生變化的，概念與被概念化的東西之間包含著一種綜合的暫時性。因此，概念的價值正在于它們揭示了作為其基礎的觀念意義的有效性界限，而不是目標?！袄硐腩愋汀敝饬x正在于它的暫時性，和無可避免的被超越性，是手段和工具，服務于建立價值聯系的目的，因此決不能混同于具體的實在，后者才是第一性的目的。概念的目的被假定為對“客觀”現實的觀念的“反映”，這可以追溯到康德的現代認識論，這里的概念與歷史工作之間的關系被頭足倒置了。而社會科學的偉大進步正是與實際的文化問題的變更密切相關的，并采取了對概念的形成進行批判的反思形式。韋伯宣布，《文庫》最重要的任務就是為這種批判與進一步的綜合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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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經驗知識的客觀有效性，都是并且僅僅是按照范疇整理給定的現實，而這些范疇在特殊的意義上是主觀的，即表現我們認識的先決條件的，受到唯有經驗知識才能給予我們的那些真理的價值的前提條件的制約。[27]
社會科學的“客觀性”正在于此，即它來自于對經驗現實的邏輯綜合和整理，也因此具有明確的使用邊界，因此不能據此作為“本質”或者“規律”證明特定的經驗事實，也不能因此取得判斷現實的價值特權，因為價值尺度只能來自于特定的文化自身。社會科學的任務并不是不斷去追逐新的觀點和概念，而是相反，對于具體歷史聯系的文化意義的認識，才是所有的概念和概念批判為之服務的終極目的?！安牧蠈I戶”和“意義專業戶”都不能把已知的事實與已知的觀點結合起來，從而創造出新的東西。
在韋伯看來，價值意義是“理想類型”獲得邏輯意義的前提，否認作為特定的文化產物的價值真理性，就沒有社會科學，就只剩下用普遍的概念與判斷去取代科學。一旦社會科學把它的方法論原則建立在把加工材料看成目的本身，而不是自覺地根據最終的價值觀念來檢查和反思個別材料的認識價值，不能意識到認識價值是植根于具體的實際的文化作為最終價值，道路就會迷失，這時，就需要從文化的價值意義上進行范式突破。這時，
未加反思地使用的觀點的意義變得不可靠，道路迷失在黃昏中。重大的文化問題的光芒依然存在。于是，科學就武裝起來，改變自己的立足點和概念體系，從思想的高度俯視事情之流。[28]
推動社會科學發展的動力，不是科學的內在邏輯，而是一個特定社會的文化價值的重大問題。我們需要在這個意義上理解韋伯這句似乎駭世驚俗的話：政治經濟學是政治的仆人！因為，作為現實的、具體的德國的文化價值才是真正的政治性問題，學術的目的正在于是否能夠落實于具體的文化語境中，——它既是社會科學問題意識的來源，也是作為學術研究的社會科學最后的旨歸。只有在這里，在責任倫理高于信念倫理的情況下，兩種倫理才可以尋求互相支持的契合點，我們也需要從今天中國的歷史語境中重新確立和理解韋伯的意義。
最后，讓我們再來讀一點讀韋伯自己的論述
我們最終必須竭盡全力反對的是一種并不少見的觀念，它認為通過權衡各種彼此對立的價值判斷和他們之間的“政治家式的”折衷，就可以踏上通往科學“客觀性”的大道。“中間路線”不僅恰好與“最極端”的價值判斷一樣，不能以經驗學科的方法得到科學的證明，而且，在價值判斷的范圍內，它正是在“規范的”意義上最晦曖不清。它不屬于講壇，——而是屬于政治綱領，官僚機構和議會?？茖W，無論是規范的還是經驗的，都能為政治活動家和對立的黨派提供無可估量的幫助。它告訴他們，（1），對于這個世紀問題，某些不同的“最終”立場是可以考慮的；——（2）在你就這些立場作出抉擇時，存在著這樣那樣你必須考慮的事實。[29]
韋伯指明的是，真正的有責任的“政治”行為應該建立在學術的“科學性”的基礎上，即有價值的政治行為必然充分估計三個方面：1，不可避免的手段；2，不可避免的附帶后果；3，由此制約的在其實踐結果中眾多可能的評價相互之間的競爭，這正是經驗科學以自己的手段能夠揭示的東西。[30]只有在此基礎之上的“政治”行為才可以與現實中黨派利益紛爭的政治活動劃清界限。社會科學的“客觀性”絕非折中的中間路線，因為妥協和折中并不是以價值的澄明為前提的，因此需要反對各種“偽”客觀性（以及在此基礎上的各種偽“政治”性，即建立在黨派利益紛爭基礎上的“政治”）
認為從要求經驗地討論“價值無涉”的立場出發，價值判斷的討論就是無結果和毫無意義的觀點，是與我們完全不相干的，因為關于價值判斷意義的認識恰是所有這類討論的前提。這種討論的先決條件是理解各種原則上不可逾越的和大相徑庭的最終價值判斷的可能性。然而，“理解一切”并不意味著“原諒一切”，單是對他人觀點本身的理解也不導致同意它們。另一方面，這至少可以使人同樣容易并且通常極其可能認識到妨礙人們達成一致的原因和問題。但是，這種認識恰恰是真理性的認識，而“價值判斷討論”正好有助于這中認識。[31]
至此，韋伯對于社會科學的“客觀性”和“價值無涉”的思想已經清楚了。這里試從以上三個互相關聯的層面上做一個分梳和歸納
首先，韋伯所說的“價值無涉”是社會科學的歷史觀，它反對把歷史納入任何道德主義或自然主義的目的論體系中，因此，它本身不屬于也反對任何“宏大敘事”。其方法論上的體現是劃清“理想類型”的有效性邊界，不能把“理想類型”或者任何概念性的邏輯思維的產物上升為價值判斷。任何意義上的“理想類型”作為對經驗事實的邏輯整理，都不是對現實的“反映”，而是歸納和總結，歸根結底是“個體性”的，因此不能把“個別”上升為“普遍”的規律，并成為“應當”如此的歷史力量。因此，韋伯反對從歷史的“發展趨勢”中引申出對實踐的評價，因為這意味著把“變遷”視為目的論的，并成為對現實政策毫無反思的美化
無論如何，我們都無法看出，為什么經驗科學的代言人應當感到有必要支持這種做法，使自己成為某個時候的“發展趨勢”的喝彩者，使對這些“發展趨勢”的“適應”從一個終極的、只能由具體的人在具體場合解決的、因而也只能取決于具體的人的良知的評價問題變成一個據說由一門“科學”的權威庇護的原則。[32]
第二，韋伯所說的“價值無涉”指的是建構學術公共領域的原則，即不同的立場和觀點都具有平等準入的地位與權利，而且在這個意義上接受最嚴格的反思與批判。知識共同體不能以某種預設的絕對價值作為規范，或者以“普世價值”來壓抑和取消歧見，這是作為經驗科學的社會科學能夠生產“有效”知識的前提。但是，作為個體的學者，卻正是以自己的立場，以及以此立場出發的知識建構進入學術公共領域，“正是‘個人’的最內在的因素，規定我們的行動、賦予我們的生活以意義的最高的和最終的價值判斷，才是某種我們感到有‘客觀’價值的東西?！盵33]這個意義上，韋伯的“價值無涉”決不是取消價值立場，而是相反，不同的價值判斷必須接受自己以及對手的反思和挑戰，方有可能有真正意義上的社會科學的發展。
第三，韋伯所說的“價值無涉”指的是在學術共同體內部建立理解的方法。在各種不同的、甚至歧見嚴重的觀點之間，“價值無涉”要求的是對他者觀點的理解，它建立在以經驗的方式，從概念的邏輯意義上，去考察他人的行為和動機，以發現真正的不同的立場，這是一切有意義的學術辯論的前提。這樣的以建立理解為前提的“價值無涉”的工具性，是學術對話和論辯的基礎。它可以使人從邏輯和事實的角度認識到妨礙達成一致的原因和問題
人們可以是不一致的，以及為什么不一致，在什么地方不一致。恰恰這種認識是一種真理認識，而且“價值討論”也就是為它服務的。與此相反，人們以這種方法肯定不能獲得——因為它在一個截然相反的方向上——的東西，是某種規范的倫理學，或者就是某種“律令”的約束力。[34]
這才是為什么“價值無涉”需要發揮作用的地方，也正是社會科學“客觀性”的體現。
但是，遺憾的是，在過去的韋伯研究中，我們恰恰是在很大程度上是把韋伯極力批評和反對的方法強加給韋伯自己了，對“理想類型”盲目而混亂的運用就是最鮮明的例證。
轉貼于 [注釋]
[1]關于此一問題的爭論，可參見羅衛東：《社會科學從業人員的理性回歸：重返韋伯》，載《浙江社會科學》2006年第5期；馮鋼：《“客觀性”、“理想類型”與“偽道德中立”——評羅衛東的“重返韋伯”》，載《浙江社會科學》2006年第6期，其討論的核心問題是如何看待經濟學與道德的關系。本文在此的討論，與上述兩位作者的觀點都有重大不同。另，趙汀陽提出的“無立場”分析方法以及相關討論也包含了這樣的意愿。
限于篇幅，此處發表的文稿屬于筆者《學術與政治：重讀韋伯》長文的第三部分，前兩部分是： 一 ，“先知”與知識分子——學術的倫理與天職；二，何為政治？——政治的倫理及其悖論；待發。
韋伯：《社會科學認識和社會政策認識的“客觀性”》，見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李秋零、田薇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3-4頁。韋伯的《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另一中譯本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年出版，譯者韓水法、莫茜。本文中的引用參照這兩個譯本，具體見注釋。
同上。
同上，第6頁。
同上，第6頁。
韋伯：《社會科學認識和社會政策認識中的“客觀性”》，見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韓水法、莫茜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年，第10-11頁。
韋伯：《社會科學認識和社會政策認識的“客觀性”》，見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李秋零、田薇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9頁。
同上，第10頁。
[10]同上，第14-15頁。
[11]同上，第16頁。
[12]同上，第18頁。
[13]同上，第21-22頁。
[14]同上，第22頁。
[15]同上，第24頁。
[16]此部分的詳述見本人《學術與政治：重讀韋伯》長文的第一部分，即 一 ，“先知”與知識分子——學術的倫理與天職，待發表。
[17]韋伯：《社會科學認識和社會政策認識的“客觀性”》，見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李秋零、田薇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25-26頁。
[18]同上，第31-32頁。
[19]同上，第32頁。
[20]韋伯：《社會學與經濟學的“價值闕如”的意義》，見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李秋零、田薇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146頁。
[21]同上，第34頁。
[22]同上，第28-29頁。
[23]同上，第40頁。
[24]同上，第41頁。
[25]同上，第42頁。
[26]同上，第43頁。
[27]同上，第47頁。
[28]同上，第49頁。
[29]韋伯：《社會科學和經濟科學“價值無涉”的意義》，見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韓水法、莫茜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年，第145頁。
[30]韋伯：《社會學與經濟學的“價值闕如”的意義》，見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李秋零、田薇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124頁。
[31]韋伯：《社會科學和經濟科學“價值無涉”的意義》，見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韓水法、莫茜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年，第149頁。
[32]韋伯：《社會學與經濟學的“價值闕如”的意義》，見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李秋零、田薇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129頁。
[33]韋伯：《社會科學認識和社會政策認識中的“客觀性”》，見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韓水法、莫茜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年，第6頁。
[34]韋伯：《社會學與經濟學的“價值闕如”的意義》，見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李秋零、田薇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120頁。
[35]見Hanno Hardt：Social Theories of the Press: Early German & American Perspectives，pp174-182， London：SAGE Publications， 1979. 感謝南洋理工大學郭振羽教授和耶魯大學博士生王穎曜同學提供線索和材料。該書在2002年再版，補充了卡爾馬克思論新聞自由的章節。
[36]瑪麗安妮韋伯：《馬克斯韋伯傳》，閻克文、王利平、姚中秋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81頁。
[37]同上，第182頁。但是在瑪麗安妮的《馬克思韋伯傳》中，并沒有直接提到這個原因，而是更多地提及同行和董事會對該項目和社會學學會的影響和干擾。見瑪麗安妮韋伯：《馬克斯韋伯傳》，閻克文、王利平、姚中秋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78-481頁。
[38]同上，第488頁。
[39]同上，第494頁。
[40]同上，第496頁。
[41]同上，第507-508頁。
[42]瑪麗安妮韋伯：《馬克斯韋伯傳》，閻克文、王利平、姚中秋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86頁。
一、博弈論的概述
1.1概念
博弈論（game theory）是研究決策主體的行為發生直接相互作用時候的決策以及這種決策的均衡問題的理論[20]。也就是說，博弈論研究當一個主體，譬如說一個人或一個企業的選擇受到其他人（其他企業）的選擇的影響，而且反過來影響到其他人（其他企業）選擇時的決策問題和均衡問題。所以在這個意義上說，博弈論又稱為“對策論”。博弈論是一種使用嚴謹數學模型來解決現實中利害沖突的理論，由于沖突、合作、競爭等行為是現實中常見的現象，因此很多領域都能應用博弈論，如軍事領域、經濟領域、政治外交等。
1.2博弈論模型簡介
博弈論自產生到發展至今已形成了較成熟的理論體系，它并不是經濟學的一個分支，它是一種方法，應用范圍不僅包括經濟學，政治學、軍事、外交、國際關系、公共選擇，還有犯罪學等都涉及到博弈論。不過博弈論也具有自身的基本模型，可以對一個博弈過程用5個方面來描述，G={P，A，O，I，U}
① P（player）：博弈的參與方。
② A（action）：博弈方可選擇的全部行為或策略的集合
③ O（orders）：博弈的次序。
④ I（information）：博弈的信息。
⑤ U（utility）：博弈方的收益。
以上五個方面是定義一個博弈時必須首先設定的，確定了上述五個方面就是確定了一個博弈。博弈論就是系統研究用上述方法定義的各種各樣的博弈問題，尋求各博弈方合理選擇策略的情況下博弈的解，也既是均衡。
1.3博弈論的分類
現實中各種博弈可以按照不同的辦法進行分類。根據參與人的多少，可以將博弈分為兩人博弈和多人博弈；根據參與人是否合作，可以將博弈分為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根據博弈結果的不同，又可以將博弈分為零和博弈、常和博弈和變和博弈。
1.4納什均衡
1.4.1納什均衡的定義
納什均衡（Nash Equilibrium）[20]是一種策略組合，它能夠使得每個參與者的策略都是對其他參與者策略的最優反應?！白顑灧磻敝傅氖窃摬呗詭Ыo采用它的博弈方的利益或期望利益，大于或至少不小于其它任何策略能帶來的利益。博弈的目的，就是為了尋求這樣的一個最佳的策略組合。
1.5 一些特殊的博弈模型
1.5.1重復博弈模型
重復博弈是目前人們了解的最為透徹的一類動態博弈，參與人每一期都面對同樣的“階段博弈”或“選民博弈”，而且參與人的全部收益是每階段所得收益的加權平均。參與者基于對博弈過程的認知，例如對過去行為的了解，對未來的預期和對當前情況的觀察，在每一個階段的博弈中選擇自身的策略。這些策略可以是固定的，也可以隨其它參與者行動的改變而變化，甚至可以是自適應的。
1.5.2潛在博弈模型
潛在博弈是一般形式博弈中的一種特殊類型，存在函數u：SR當單方面的背離發生時，u的變化Δu將被反映到單方面背離博弈者的效用上。
二、在無線通信系統資源分配問題中應用博弈論的可行性分析
隨著無線通信系統的飛速發展，許多概念和技術與現有系統相比都有很大的變化。通信系統將具有智能的資源管理，采用大量動態的、分布式的、自適應式的資源管理方式。
三、基于博弈論的動態頻譜接入方法
如何利用博弈論方法對認知無線電技術的研究進行分析，其中的關鍵是如何將博弈論引入到相應算法的設計和分析中，找到算法的納什均衡點。在開始具體的算法研究之前，需要將所研究的問題抽象成博弈論問題模型。
3.1 分布式自適應頻譜接入方法
1、博弈理論的早期研究。一般認為，對于博弈理論的最早研究可以追溯到18世紀初。瓦德格拉夫（Waldegrave）在1713年提出了兩人博弈的極小化極大混合策略解。古諾（Cournot）和伯特蘭德(Bertrand)分別在1838年和1883年提出了博弈論最經典的模型，兩位學者分別從產量決策和價格決策分析壟斷的雙寡頭競爭模型，確定了在競爭之下各自的最優反映函數。這些都是關于博弈問題的早期的零星研究。
2、博弈論發展的不同階段。一般認為博弈論萌芽于20世紀20年代初。博弈論創立的標志是馮?諾伊曼和奧?摩根斯坦（Morgenstern）在1944年的《博弈論與經濟行為》這部著作，他們的貢獻現在看來主要是創立了博弈論研究的基本概念、二人零和博弈的完全解決和對合作博弈的貢獻。現在應用更為普遍的非合作博弈理論的創立，則是以納什（John Nash）1950年的博士論文《非合作博弈》為標志，該文的主要貢獻是提出了納什均衡的概念。此后(20世紀70年代)，美國海薩尼（Harsanyi）和德國塞爾頓（Selten）的不完全信息博弈理論工作進一步完善了非合作博弈理論。當20世紀70年代經濟學家開始將注意力由價格制度轉向非價格制度時，博弈論逐漸成為經濟學的基石。
1944年，馮?諾伊曼（Von Neumann）和奧?摩根斯坦（Morgenstern）合著的《博弈論與經濟行為》被認為是博弈理論初步形成的標志。該書在總結以往關于博弈的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提出了博弈論的概念術語、一般框架和表述方法，提出了較系統的博弈理論。而且，在該書以前，博弈論主要是數學家們研究的課題，主要是一種數學理論而不是經濟學理論?！恫┺恼撆c經濟行為》極大地促進了博弈論和經濟學研究的聯系。從此，博弈論開始被經濟學家們所接受，對博弈論的發展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雖然《博弈論與經濟行為》的出版標志著博弈論的初步形成，但是這個時候的博弈論還是比較幼稚的，研究的范圍也較小，總體影響也很小。研究的主要對象是少數類型的合作博弈和零和博弈。
20世紀的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是博弈論的發展史上一個重要階段。越來越多的學者進行了博弈理論的研究。1950年，納什（John Nash）在他的博士論文《非合作博弈》中，將博弈論擴展到了非零和博弈，最終形成了非合作博弈理論的思想源泉，納什均衡概念的提出以及納什均衡存在性的納什定理的證明，發展了以納什均衡概念為核心的非合作博弈理論。納什均衡是對古諾模型和伯特蘭德模型中均衡概念的一般化，納什均衡的概念是有關均衡概念的最基本的概念，后來的子博弈精煉納什均衡，貝葉斯納什均衡、精煉貝葉斯納什均衡等概念的提出都是以納什均衡為研究出發點的。
20世紀50年代中后期一直到70年代也是博弈論發展歷史上較為重要的一個時期。“微分均衡”、“強均衡”、“重復博弈”以及在此基礎上的完全信息動態博弈等概念就是在這一時期提出來的，而且在60年代初開始了博弈論在進化生物學中的應用的研究。這個時期產生的里程碑式的成果是海薩尼（Harsanyi）關于不完全信息博弈理論，他在1967-1968年的三篇關于不完全信息博弈理論的論文中，提出了關于不完全信息靜態博弈的“貝葉斯納什均衡”的概念，此外還在1973年提出了關于“混合策略”的不完全信息解釋，以及關于不完全信息動態博弈的嚴格“納什均衡”概念。同時這個時期也是進化博弈論發展的重要階段，提出了“進化穩定策略”等概念。當然，這個時期產生的博弈論成果還有很多，博弈論更多地應用到經濟學理論的研究當中，為80-90年代博弈論的成熟以及經濟學理論的博弈論革命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20世紀80-90年代到現在是博弈論走向成熟的時期，期間產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和文獻,表明博弈論已經作為一種一般的分析方法逐漸走進了政治學、軍事學、生物學、統計學等多門學科中。尤其是在經濟學中，博弈論占據了核心地位。這個時期，是對非合作博弈理論的進一步深化，產生了博弈論基礎上的經濟學分支，如信息經濟學，以及一些關于特殊問題的理論，如拍賣理論、激勵理論。早在1983年，因一般均衡理論而得到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德布魯(J?Debreu)表明，如果沒有博弈論中納什均衡的重要概念，也就沒有他對一般均衡的存在性的證明。到了90年代，克萊普斯(D?Kreps)、克魯格曼(P?Krugman)和格羅斯曼(S?Grossman)都是因為在博弈論上的貢獻而獲得了美國的克拉克獎(Clark Prize)，這是美國對40歲以下經濟學家的最高獎。之后，博弈論兩度奪得諾貝爾經濟學獎，1994年頒給納什(Nash)、海薩尼(John Harsanyi)和塞爾頓(Reinhard Selten)三位博弈論專家；2005年頒給羅伯特?奧曼(Robert J?Aumann)和托馬斯?謝林(Thomas C?Schelling )。
二、博弈的類型及其均衡概念
博弈理論有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之分。合作博弈強調團體理性，強調效率、公平和公正，非合作博弈更強調個體理性、個體的最優決策。按照參與人行動的先后順序，博弈可以分為靜態博弈和動態博弈。完全信息博弈是指每個參與者對所有其他參與者的特征、策略空間和支付函數有準確的知識；否則，就是不完全信息博弈。下圖是基于上述分類方法的博弈類型以及各自的均衡概念。
三、博弈論的研究趨勢及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