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9-08 09:2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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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區域與區域行政
區域，是一個客觀存在的，又是抽象的觀念上的空間概念，但不純粹是一個空洞的概念，它往往沒有嚴格的范疇和邊界以及確切的方位，地球表面上的任何一部分，一個地區，一個國家或幾個國家都可以被看作是一個區域。對區域的含義不同的學科有不同的理解：地理學把區域定義為地球表面的地域單元，這種地域單元一般按其自然地理特征，即內部組成物質的連續性特征與均質性特征來劃分的；政治學把區域看成是國家管理的行政單元，與國界或一國內的省界、縣界重合；社會學把區域看作為相同語言、相同信仰和民族特征的人類社會聚落。區域經濟學對區域沒有完全統一的認識，有學者認為要對經濟區域下一個比較確切的、同時人們普遍接受的定義是比較困難的，可以概括出其所包含的基本的內涵：首先，區域是一個有限的空間概念；其次，經濟區域必須有相應的公共管理層級以提供公共服務；第三，區域在經濟上盡可能是一個完整的地區；第四，任一區域在全國或更高一級的區域系統中擔當某種專業化分工的職能。區域劃分，常采取兩種基本的方法，由此可以把區域分成不同的兩種類型，一是同質區域，二是極化區域（也叫集聚區域、結節區域、功能區域）。
區域發展的行政學科研究途徑是基于其它學科對區域發展已有成果之上的新興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內容，對區域的界定應該借鑒其它學科的研究，但行政學科作為一門獨立的科學有自己研究的側重和偏向，因而我們在吸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還必須界定一個適合行政學科研究的區域概念。美國區域經濟學家胡佛把區域定義為“是基于描述、分析、管理、計劃或制定政策等目的而作為一個應用性整體加以考慮的一片地區”對我們有很好的啟示。區域本身并不是目的，它更多的是一種載體，體現各種關系和利益。在區域發展的行政學科研究途徑中，中山大學的兩位學者“從地理學或經濟學的研究中受到啟發，認為區域是按照一定的標準劃分的連續的有限空間范圍，是具有自然、經濟或社會特征的某一個方面或幾個方面的同質性的地域單元”。本文支持這樣的界定，但筆者以為，既然區域是按照一定的標準劃分的，而這一定的標準可能是自然、經濟或社會特征的一個或多個方面，那對區域的理解我們必須突破從地理學或行政區劃研究出發的關注角度，從對其范圍的關注轉向對其內部實質內涵的關注。如果我們將區域內的主體按照較普遍的三分法劃分為國家、市民社會和私人領域的話，可以發現，區域內各主體在不同的利益領域內形成各種交錯重疊的復雜關系。區域作為區域發展中行政學科研究途徑的基礎性的概念，它更實質的東西在于它所蘊涵的多元主體和多領域利益之間復雜的關系，這是由行政學科的學科性質決定的。
基于對區域的認識，中山大學的兩位學者認為區域行政就是在一定的區域內的政府（兩個或兩個以上），為了促進區域的發展而相互間協調關系，尋求合作，對公共事務進行綜合治理，以便實現社會資源的合理配置與利用，提供更優質的公共服務。根據這一理解，區域行政的行為主體應該是政府，強調的是政府間（同級政府之間與上下級政府之間）的相互關系，并通過對政府的協調來達致區域內優質公共服務的提供。這是區域行政的基本內涵，那么區域行政與區域公共管理是否有差別？如果有，什么是區域公共管理？區域行政為什么向區域公共管理發展？
三、區域公共管理
二、區域與區域行政
區域，是一個客觀存在的，又是抽象的觀念上的空間概念，但不純粹是一個空洞的概念，它往往沒有嚴格的范疇和邊界以及確切的方位，地球表面上的任何一部分，一個地區，一個國家或幾個國家都可以被看作是一個區域。對區域的含義不同的學科有不同的理解：地理學把區域定義為地球表面的地域單元，這種地域單元一般按其自然地理特征，即內部組成物質的連續性特征與均質性特征來劃分的；政治學把區域看成是國家管理的行政單元，與國界或一國內的省界、縣界重合；社會學把區域看作為相同語言、相同信仰和民族特征的人類社會聚落。區域經濟學對區域沒有完全統一的認識，有學者認為要對經濟區域下一個比較確切的、同時人們普遍接受的定義是比較困難的，可以概括出其所包含的基本的內涵：首先，區域是一個有限的空間概念；其次，經濟區域必須有相應的公共管理層級以提供公共服務；第三，區域在經濟上盡可能是一個完整的地區；第四，任一區域在全國或更高一級的區域系統中擔當某種專業化分工的職能。區域劃分，常采取兩種基本的方法，由此可以把區域分成不同的兩種類型，一是同質區域，二是極化區域（也叫集聚區域、結節區域、功能區域）。
區域發展的行政學科研究途徑是基于其它學科對區域發展已有成果之上的新興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內容，對區域的界定應該借鑒其它學科的研究，但行政學科作為一門獨立的科學有自己研究的側重和偏向，因而我們在吸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還必須界定一個適合行政學科研究的區域概念。美國區域經濟學家胡佛把區域定義為“是基于描述、分析、管理、計劃或制定政策等目的而作為一個應用性整體加以考慮的一片地區”對我們有很好的啟示。區域本身并不是目的，它更多的是一種載體，體現各種關系和利益。在區域發展的行政學科研究途徑中，中山大學的兩位學者“從地理學或經濟學的研究中受到啟發，認為區域是按照一定的標準劃分的連續的有限空間范圍，是具有自然、經濟或社會特征的某一個方面或幾個方面的同質性的地域單元”。本文支持這樣的界定，但筆者以為，既然區域是按照一定的標準劃分的，而這一定的標準可能是自然、經濟或社會特征的一個或多個方面，那對區域的理解我們必須突破從地理學或行政區劃研究出發的關注角度，從對其范圍的關注轉向對其內部實質內涵的關注。如果我們將區域內的主體按照較普遍的三分法劃分為國家、市民社會和私人領域的話，可以發現，區域內各主體在不同的利益領域內形成各種交錯重疊的復雜關系。區域作為區域發展中行政學科研究途徑的基礎性的概念，它更實質的東西在于它所蘊涵的多元主體和多領域利益之間復雜的關系，這是由行政學科的學科性質決定的。
基于對區域的認識，中山大學的兩位學者認為區域行政就是在一定的區域內的政府（兩個或兩個以上），為了促進區域的發展而相互間協調關系，尋求合作，對公共事務進行綜合治理，以便實現社會資源的合理配置與利用，提供更優質的公共服務。根據這一理解，區域行政的行為主體應該是政府，強調的是政府間（同級政府之間與上下級政府之間）的相互關系，并通過對政府的協調來達致區域內優質公共服務的提供。這是區域行政的基本內涵，那么區域行政與區域公共管理是否有差別？如果有，什么是區域公共管理？區域行政為什么向區域公共管理發展？
三、區域公共管理
（一）發展型地方政府與空氣污染治理的困境一般認為，中國現今環境問題的一個重要體制性根源在于地方政府的發展主義特性。由于地方政府在推動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的重要作用，環境問題的產生和環境治理兩者在空間尺度上具有較大不一致性。正如白雪梅分析城市地方政府環境治理的困境一樣（BaiXuemei，2007：15－29），把類似空氣污染的環境問題整合進地方政治面臨著兩個基本困境：首先，在緊迫度方面，發展中的地方面臨著更加緊迫的地方經濟發展問題；其次，在尺度方面，環境議題超出了地方政府的關注范圍，地方政府處理環境問題在空間、時間和制度三個維度都是困難的?？臻g維度的困難是指，地方政府一般會認為環境問題超出了其管轄范圍，應該交由全國性政府去完成；時間維度的困難是，地方政府一般會認為處理環境問題超出了其任期范圍。環境問題的出現不是一朝一夕的，其治理更是需要一個較長的時段，因此，政府官員并沒有強烈的動機去在自己有限的任期內應對環境問題；制度維度的困難是，由于地方政府在縱向上要受到更高層級政府的約束，在橫向上要面對地方經濟社會組織的壓力，因此環境治理對于它們而言已經超出了自身的職責范圍。地方政府的發展主義和其在治理污染問題上的激勵缺乏當然也反應在空氣污染上。如果瀏覽中國近30年空氣污染治理的歷程，就會發現，空氣污染的防控和治理總是在“疲憊地追趕”高速發展和變遷的經濟狀況。20世紀70年代，空氣污染治理的主要對象是煙塵；到了80年代，中國大氣污染防治進入以酸雨治理為核心的第二階段，重點轉移為對硫等污染物進行集中控制。從20世紀初開始，中國溫室氣體排放成為全世界聚焦的一個中心，溫室氣體的減排使得中國如何在能源消費方面采取節能措施、提高能源效率、調整工業結構成為新的問題。最近10年左右，中國大氣污染的復合型特征日益增強，高濃度的一次污染和二次污染同時存在，城市灰霾天氣不斷增多。這種新的空氣污染引發了公眾的強烈關注，特別是從近兩三年起，二次污染、復合污染、區域污染等這些名詞開始進入公眾的視野，對政府和環保部門的環境績效構成了較大的社會壓力。但二次污染物在很長一段時期內，未被列入空氣污染物指標體系，因為一旦列入則意味著中國七成城市的空氣質量不達標，環保部門近30年來的空氣污染治理又將面臨一份“滿紙黯然的成績單”?？傮w而言，不同階段經濟發展所造成的空氣污染使得污染的控制策略不得不相應地發生變化，但是這種“倒逼”機制始終太過滯后和低效。因此，要從目前的總量控制真正轉向質量改善，真正從環境和資源的可持續發展以及公眾的健康出發進行污染治理，把空氣污染的議題維持在公共議程中，就需要把空氣污染從一個地方性的議題變成國家性的議題，在這個過程中，國家需要發揮首要作用。
（二）復合型區域型空氣污染形態和治理體制的困境中國近30年快速的工業化和城市化使得多種空氣污染問題在30年內集中出現。這些污染問題并不是國外上百年工業化和城市化過程中出現的污染問題的簡單疊加，而是一種更加復雜的污染狀況。因此，中國目前的空氣污染呈現出“復合型”和“區域性”①兩種特征。首先在“復合型”特征方面，中國現今的空氣污染是發達國家各個污染階段的濃縮體，快速工業化和城市化發展使得一次污染和二次污染同時集中出現。其次在“區域性”特征方面，關于空氣污染這個議題到底更具有地方性特征還是更具區域型特征，其實在國外就早有爭論（Switzer，1998：191－192）。空氣污染在其源頭上可能更多地來自固定點源污染，具有很強的地方性，但是空氣污染物會隨著氣象條件而長距離傳輸，因而經常呈現出跨行政轄區界限的區域性特征。然而，相較于復合型和區域型的污染形勢，中國現行的大氣污染控制策略和管理體制卻暴露出嚴重的弊端。首先，現行的空氣污染控制是一種量化控制。在現行官員考核制度和激勵機制下，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考核一般采用、同時也被認為最便捷高效的辦法就是量化考核，抽象的、難以測度的指標往往無法被采用②。在這種指揮棒下，地方官員的目標是對上負責，完成指標、做足數字。就空氣污染而言，政府關注的始終是“排放量”而不是“空氣質量”。這也就是說，目前的空氣污染控制和管理只是需要各級政府對現下有明確規定的某種污染物進行排放量的控制，完成其減排量。而這些污染物的選取并未見得反映空氣污染的真實狀況，真正的空氣質量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是無人負責的。這種單一總量的考核機制很難用以應對復雜的污染現狀，因此空氣污染治理的實際效果非常有限；其次，中國的空氣污染管理模式是行政轄區區隔的管理模式，以行政區劃為基本單位進行考核和管理，各地之間難以進行真正的協調治理?？諝馕廴颈O測數據表明，高速發展的城市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使得中國地區空氣污染一體化現象日趨明顯，各城市的大氣污染正逐漸從局地污染向區域污染演變。盡管大氣污染越來越呈現出明顯的區域特征，但是現行的環境管理還是沒有太多突破行政轄區區隔化管理的窠臼。近幾年，雖然中國也出現了一些區域性大氣污染的試驗，比如中國的四大城市在近幾年的大型事件中，都不同程度地采取了“聯防聯控”，通過聯合相鄰城市采取共同措施控制城市的空氣質量。但是，這種區域性空氣污染治理目前還遠遠沒能形成一種長效的機制。目前，面對空氣污染的區域性特征，中國現有的制度架構和政府體制中還沒有一種相對常態和成熟的制度安排以解決這一問題。復合型、區域型空氣污染時代的來臨意味著治理尺度怎樣的變化？它們對于現行空氣污染治理體制，乃至整個治理體制會產生什么樣的沖擊呢？首先，復合性的空氣污染形態意味著以“指標”為核心的考核和激勵機制將面臨“失敗”的局面。諸如PM2．5這種二次污染指標無法用單一污染物排放量限定的方法來控制，如果說原來的污染治理尚可以“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現在的情況則是連這一點都難以為繼了。也就是說，傳統的通過指標、配額方式進行治理的方式已經越來越低效；其次，區域性的空氣污染也意味著以行政轄區為區隔的治理體系在很大程度上將不得不被打破。值得注意的是，我們看到中央政府仍然試圖在現有的考核體制下去解決轄區間的交互影響問題③，但是這種努力可以期待的績效和適用性是值得懷疑的。在遭遇更復雜議題的情況下，這種區隔化的管理方式不可避免地走到盡頭?？諝馕廴揪褪沁@樣一個議題：一個轄區的污染源可能對諸多其他地方帶來污染，同時，任何地方也不可能視其他地區的污染為于己無關。各地之間互相污染、交叉污染，并且這種交互影響的不確定性和不可控性要強過水污染等其他跨域環境問題。
（三）風險社會及其民主意涵空氣污染是一種典型的生態風險。風險不僅是一種客觀存在，更是一個社會和集體建構的過程。雖然風險必定部分地來自于事實，但其更重要的部分在于大眾通過社會的公共交流對風險進行闡釋、界定和認知的過程（Strydom，2002：84）。也正因為如此，空氣污染對思考當今中國國家和社會之間的關系形態也提供了很好的一個切入點?，F階段的中國，在空氣污染控制和防治方面，出現了一種“民意已過河，政策摸石頭”的現象，民眾在很大程度上已經走在了政府的前列。以PM2．5為例，民眾是促使政府將這項污染物納入污染評估指標體系的直接推動力。早在政府作出反應之前，民間就已經開始了各種形式的空氣質量調查，公眾、環保NGO和媒體持續關注PM2．5數值變動，甚至走上街頭自主去監測PM2．5數據；一些活躍的民間環保人士通過社會媒體引導公民參與空氣污染的測量，推動政府的污染數據公開以及空氣污染立法進程。環保人士潘石屹等人在微博上發起關于空氣質量立法的動議，倡議應該對清潔空氣立法。社會的壓力最終促使環保部拿出了空氣污染治理的時間表，擬定在2016年前分階段地將PM2．5納入空氣質量體系。為什么空氣污染這個議題突出地展現了這一點？傳統上，政府可以利用其對科學技術的掌握及其對話語的壟斷，來阻止污染等風險事實進入公眾的視野。對于政府而言，總是希望很好地去“管理風險”，對民眾的風險意識進行引導，通過專家壟斷技術知識的定義和解釋，進行“安全敘述”（郭巍青、陳曉運，2011：95－122）。但是，在面對空氣污染這樣的新型治理問題時，民眾卻并不會一味受制于國家對風險的管理，民眾作為環境風險的直接感受者，能夠用自身的日常性知識，也就是“社會文化理性”（Fischer，2000：40－44），來對抗國家對于科學和技術理性的壟斷。國家與公民社會的這種新的力量格局，再加上長期以來國家對于公民表達的行政壓制、體制運作中的協商不足等等，都更進一步地導致了公民對政府不信任的累積和發酵。從這個角度講，我們看到了現代國家治理尺度的下移，更重要的是，類似空氣污染這樣環境風險議題的出現賦予了人們加深和拓展民主的機會，推動人們去更加積極地進行政治參與、公開討論和民主協商，理性面對危及公民切身利益和社會安全的風險，增強作為一個普通公民對于自然問題以及人與自然關系問題的發言權，爭取公共決策者、技術專家以及普通公民之間更加平衡的權力－責任的關系。
二、保障型國家———國家角色再認識
治理的尺度是一個描述性概念，但它同時也存在著一定的價值意涵。通過尺度的討論，這一概念將治理的跨域化、在地化以及協力治理等多種治理的趨勢整合起來。同時，這一概念也促使人們去思考：在面臨諸如空氣污染這類新的議題時，怎樣在新的治理實踐中對尺度和空間進行新的定義，治理的邊界怎樣被實體地和社會性地重構？而這些又為我們改進公共政策提供了怎樣的啟示？更重要的是，面對現代國家治理尺度的變遷，國家需要在治理的實踐中怎樣做出回應和應變？這一問題沒有一個簡單的答案，但是，本文認為，事實上吉登斯所提出的“保障型國家（EnsuringState）”（吉登斯，2009：9）概念已經為我們思考這個問題提出了一定的框架?！氨Ｕ闲蛧摇蹦依丝諝馕廴局卫磉^程中我們所需要面臨的最重要的三個維度的思考，即：國家獨立于利益集團來倡導環境政策的自主性、中央政府對于環境政策的貫徹力以及在環境議題上國家與社會的有序互動問題?！氨Ｕ闲蛧摇笔羌撬乖凇稓夂蜃兓恼巍芬粫刑岢龅母拍睿皻夂蜃兣膯栴}很多人都在談，但很少有人愿意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把自己的行為與氣候變暖的問題聯系起來”———吉登斯將這種現象命名為“吉登斯悖論（GiddensParadox）”（吉登斯，2009：2）。為了解決這一困境，吉登斯提出了“氣候變化的政治”的概念框架。這個概念框架主要由兩個概念構成：“政治斂合（politicalconvergence）”和“經濟斂合（economicconvergence）”。吉登斯認為，如果政治斂合和經濟斂合兩者之間形成一種良好的互動，就會系統性地推動氣候問題的解決。為此，吉登斯提出了一種更為積極的國家的概念———“保障型國家”。他認為，國家應該在應對環境問題時扮演“催化劑”、“協調員”的角色，鼓勵和支持多元的社會團體共同推動好的政策，同時確保環境治理的切實成效。為此，國家需要在以下幾個方面做出努力：一是，要全力去提高政治和經濟斂合度，比如氣候變化和能源安全就是兩個具有高度關聯性的公共議題，是尋求政治經濟斂合的一個典型例子；二是要讓氣候變化的關切深入到民眾的日常生活當中；三是要避免讓政治資本流出這個政策領域。因為對抗氣候變化需要長期的政策，那么就需要把這些政策一直置于政治關切的最前端，把它牢固地鎖定在政治議程中。
保障型國家對于我們討論中國的空氣污染治理有著很重要的借鑒意義。首先，中國環境治理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的矛盾問題，這個問題在本質上是吉登斯悖論的一種表現。保障型國家應該在這種矛盾中擔當起環境議題倡導者的角色，致力于克服經濟發展的盲目性。事實上，空氣污染從一個地方性議題變成國家性議題也的確經歷了一個過程。吉登斯在其語境下思考保障型國家的出發點是希望國家改變“去監管化”的態度，加強實質性的國家調節。對于中國而言，保障型國家首先是確保國家公共政策相對于地方保護主義利益、產業部門以及能源行業的自主性。其次，正如吉登斯特別提到的，中國治理氣候變化的政策遇到的最大障礙就是中央政府試圖加強“政治斂合”和“經濟斂合”的各項政策在上令下達的過程中，往往經過層層官僚制的過濾，再次被簡化為GDP崇拜。這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環境政策的貫徹執行問題，是中國環境治理中關鍵的一環。在中國，量化考核和目標責任制是國家能力建設的一個重要路徑，國家希望藉此控制地方官員的晉升機會，從而確保國家的重大政策在地方的執行以及地方官員對上級政府的忠誠。但事實上，現有方式并不能適應環境治理中的諸多問題。一方面，環境指標很多時候是復雜的、不可量化的；另一方面，地方官員為了達到考核目標往往操縱和扭曲真實的環境信息，在缺乏公民參與以矯正這些信息扭曲的情況下，重大的治理問題往往得不到有效的處理。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講，量化管理和目標責任制等管理方式事實上是削弱了而不是加強了國家的能力（Gao，2009：21－31）。這也正是“保障型國家”的第二個意義向度。以空氣污染為代表的環境議題為我們重新檢視國家治理能力，加強國家能力建設提供了一個場域。環境治理需要政府努力尋求環境政策的政治和經濟斂合，使得環境意識和環境政策能很好地與國家其他政治經濟政策結合起來，保障環境政策的實現。
最后，保障型國家區別于早期環境主義以及環保運動中“對抗國家”的思想，認為應該從現有的體制中尋求解決問題的途徑，這對在中國現有的政治體制下思考空氣污染等環境治理問題有著很重要的啟示意義。雖然社會運動、抗爭政治似乎是一個古老的政治話題，現有學術研究也有很多集中于關注環境抗爭，但是這并不一定能反映問題的全貌，尤其在諸如空氣污染這類的環境問題上，公民的相關行動很多時候并不是高度政治指向的。公民所訴求的并不是挑戰現有政治制度的權威和合法性，而是希望幫助國家、也從國家那里尋求幫助，以改善自身基本的生活環境。從這個意義上講，公民社會和國家在這類議題上的關系更接近于合作主義或者協同治理。因此，在保障型國家的框架下，國家尋求與公民社會的互動和互強，通過理性的協商和審議以共同推動高效的環境政策的產出和執行是解決環境治理問題的應然路徑。這也是現有政治體制之下中國環境治理的應然方向。
“復合行政”是本土理念，最早由我國學者王健、鮑靜等人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對政府管理范式從統治走向治理的認識中，受到“復合共和制”理念的啟發并結合奧斯特羅姆夫婦的多中心理論而最終提出來的。所謂復合行政，就是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為了促進區域經濟一體化，實現跨行政區公共服務、跨行政區劃、跨行政層級的不同政府之間，吸納非政府組織參與，經交疊、嵌套而形成的多中心、自主治理的合作機制（王健、鮑靜等，2004）。
當代中國區域經濟一體化與行政區劃的沖突，典型地表現為：因行政區劃分割而形成的行政壁壘對區域經濟i形成了一種剛性約束，產生了一種與區域經濟一體化相悖的“行政區經濟”現象（劉君德，2002）。但隨著改革的深入和研究的深化，“行政區經濟”概念，逐漸暴露出界定模糊的缺陷，這影響了行政區經濟研究的進一步發展（劉小康，2010）。
其次，行政區劃是在既定政治目的與行政管理需要指導下，參考歷史淵源、人文地理基礎、經濟文化條件、民族成分等因素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所以行政區劃一經確立便具有法律效力和相對穩定性。行政區劃的頻繁調整不僅造成大量社會財富浪費，而且會降低行政效率，還會對社會、經濟、政治發展產生許多不良影響（張緊跟，2006），更容易陷入“行政區劃調整――新的行政區經濟――新的區域經濟一體化和行政區劃的沖突――行政區劃再調整”的惡性循環怪圈（王健、鮑靜等，2004）。這樣看來，通過調整行政區劃以達到協調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的思路不可實現。
正是在行政區劃方案受到質疑的情況下，學者們提出在不改變現有行政區劃基礎上，通過跨行政區域協調發展以及政府間權力的重新分割來適應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的要求（黎鵬、王培賢等，2003）。也有學者提出建立區域城市聯合政府的思路，主要包括高度集權的城市群政府、松散的非政府城市協調機構、城市聯盟三種可供選擇的方案（汪宇明、劉君德等，2000）。但目前區域城市發展的不平衡以及城市群內部城市發展不平衡將制約協調發展的程度，同時聯合政府的管理權限如何與省級行政區協調也成為該思路實現的障礙。王健、鮑靜等認為其癥結并不在于行政區劃，而是政府職能未能適應我國市場經濟的發展轉變到位，不能使生產要素得以跨行政區自由流動和優化配置，即實現區域經濟一體化。為此他們提出“復合行政”理念，希望為跨行政區公共服務的實現提供一種政府體制創新的新思路。
隨后，有學者認為復合行政只是指出了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問題所在，提供了一種可能的政府管理體制創新思路，還缺乏系統的制度支持條件，尤其是制度，而這些條件在短期內是無法實現的。因此，復合行政囿于現行制度而舉步維艱（何顯明，2004）。但事實上任何新事物皆脫胎于舊事物、超越于舊事物乃至最后取代舊事物。復合行政的建立與完善也存在這樣一個有策略的漸進過程（劉生、鄧春玲，2006）。
其理念也正逐漸得到國內學者的極力推崇。殷坤（2004）認為復合行政是促進長三角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良好途徑；王佃利（2005）認為復合行政通過創新地方政府之間的良性合作機制，將極大地促進地方政府間和諧關系的構建；張玉（2005）認為復合行政是限權、授權與分權的和諧統一；何顯明（2004）指出，“復合行政”概念所體現出來的對當下中國行政體制弊端的思考是符合實際的，其理性化的思考給那種熱衷于行政區劃調整，以為只要推行了省管縣體制，市管縣體制所存在的問題就可迎刃而解的政策主張，提供了一副“清醒劑”。同時，陳稽、薛海（2005）基于法國、日本政府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經驗，提出了必須將行政區劃調整、權力的重新分割以及復合行政結合起來的對策思路；劉生、鄧春玲（2006）提出了在現行框架下構造復合行政的三個漸進策略，即獲得黨和政府的支持、培育社會組織和公民的自主治理能力；傅永超、徐曉林（2006）則基于復合行政理論，提出了長株潭三市政府合作的網狀合作模式并系統地介紹了其構成體系和指導思路。
雖然“復合治理”理念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區域經濟一體化和行政區經濟的矛盾沖突，但其仍存在較大條件缺失和操作性缺陷（范巧、郭愛君，2009）。為此學界極有必要對其概念進一步補充詮釋和延伸，而為區域經濟一體化與行政區經濟的矛盾解決找到一個新的突破口。
基于此“復合治理”的理念應運而生。復合治理（楊雪冬，2007）提出的依據在于公共的擴展使得任何單個治理機制都無法應對全球化時代的風險；其具有多個治理主體、多維度、合作互補、個人是最基本的單位、及時解決問題的目標性等特征。但是，楊雪冬并未對“復合治理”的概念做出準確界定，也未對復合治理中的政治結構、角色定位、和諧關系的達到等等問題進行分析。之后，有學者認為“復合治理”是指在小政府的善政和大市場的自由化基礎上，將政府公共服務等職能通過轉包、招標等形式讓渡給公民社會組織，通過公民社會的良好運行彌補政府失靈、市場失靈，從而達到政府、公民社會、市場的和諧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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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行政學者理查德?J?斯蒂爾曼二世說：“研究公共行政必須研究它的生態問題。按照韋伯斯特詞典的解釋，‘生態學是各種有機體與其環境之間的各種相互關系?！疛?W?別斯指出‘生態學這個詞源于希臘語oikos，意為房子或家，經濟和經濟學也有相同的詞根，經濟學和生態學有許多共同點，但生態學的含義更廣泛。它涉及有機體與其環境之間的全部相互關系?！盵1]美國著名學者利格斯（FredW?Riggs）1961年就提出了“融合型、棱柱型、衍射型”行政模式，開創行政學研究的一個新途徑。我國現階段的行政環境是制約和影響行政管理的重要因素，同時又是行政管理的改造對象，并為行政管理的實施提供條件。故此，我們應努力使行政管理和行政環境保持一種動態的平衡。從20世紀50年代以來，隨著社會生態環境的變遷，傳統行政學歷經了向現代公共管理學范式的重大轉變。邁入21世紀，區域行政面對的是一種全新的行政生態環境，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區域公共管理這種嶄新的制度安排應運而生。這種轉變很重要，“從某種意義上說，21世紀中國公共管理面對的最大挑戰莫過于區域公共管理的挑戰，處理好和解決好了系列區域公共性問題，和諧社會的發展愿景就不再遙遠。”[2]區域公共管理是社會需要和時代呼喚的產物。作為一個新的理論和實踐課題，陳瑞蓮認為，在我國有關區域公共管理（行政）研究的著述尚較為零散，區域公共管理研究的學者社群尚未成形。但是，在當前一個不爭的事實：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關注并研究區域公共管理的相關內容。無疑，加強區域公共管理研究具有重要理論意義和實踐價值。有學者說，“研究任何一種理論，都必須首先弄懂它所使用的基本術語。對于了解一種新的學術理論，弄清楚它所使用的新名詞的正確含義，就尤為重要了”。[3]區域公共管理是個復合概念，其中“區域”和“公共管理”是其兩個核心概念。
一、“區域”概念眾說紛紜及其公共管理視角的界分
區域（region）是一個多側面、多層次且相對性極強的概念。人們可以從多個角度來觀察、分析和理解各種不同的區域。研究視角和內容不同，對于區域的界定就有所不同。在社會科學叢林中，最早研究區域的學科是地理學，地理學把區域定義為地球表面的地域單元，這種地域單元一般按其自然地理特征，即內部組成物質的連續性特征與均質性特征來劃分?！杜＝虻乩韺W詞典》中，“區域是指地球表面的任何一個單元，它以自然或人文特征而有別于周圍的地區”。[4]經濟學將區域視為由人的經濟活動造成的、具有特定地域特征的經濟社會綜合體。埃德加?M.胡佛說，“所有的定義都把區域概括為一個整體的地理范疇，因而可以從整體上對其進行分析”，“把區域作為一個集合體，……這一集合體對于管理、計劃和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實施都是必須的。最實用的區域劃分應當符合行政區劃的疆界?！盵5]政治學把區域看成是國家管理的行政單元，與國界或一國內的省界、縣界重合；國際政治和國際關系的研究者對區域的解讀，往往側重從一種更為宏觀視角來討論區域的內涵和外延。米特爾曼提出三個不同層面“新區域主義”分類法：宏觀區域主義、次區域主義和微觀區域主義。在“區域”的多種釋義中，可以看出：區域有多種分類，系統性或整體性是區域的共同特征；區域的概念是相對的，可以依據不同視角有多種劃分；區域是變化的，應以動態的眼光來觀察它。實際上區域是一個很寬泛的概念，很難給出一個公認的定義。本文是從公共管理學科角度來進行研究，基于此視角，區域應如何界定？有學者認為：區域是“一個基于行政區劃又超越于國家和行政區劃的綜合性概念”。[6]另外，從四個緯度對區域公共管理要研究的“區域”做類型學上的分析：公共管理意義上的經濟區域、行政區域、自然地理區域和公共管理中的“問題區域”和“邊緣區域”。[7]筆者以為，不論對“區域”進行怎樣的界分，從公共管理學科角度看，區域實際上是按照公共物品為標準劃分的有限空間范圍，是擁有相同一領域或多領域公共物品的域場。在這里區域不是一個地理范疇而是一個以公共物品（或者公共事務、公共問題、公共利益）為標準形成的同質性域場，并不絕對與行政區劃相一致。
二、公共管理研究的新視角：區域行政向區域公共管理范式的轉變
一、跨域治理以及地方政府合作的概念
區域是一個含義比較多的概念，不同的學科對其有著不同的定義，比如在地理中我們就把它定義為地球表面的一個地理單元，而在政治中我們又給它了另一個概念――國家實施行政管理的特定行政單元。在研究跨域治理中，我們將區域定義為個政府層級所管轄的行政土地范圍。與區域相類似，治理也是一個涉及多學科多方面并且不斷發展的概念，它是行動體系其中包含著多個主體，包括一系列來自政府，但是又不局限于政府的社會公共機構和行動者。近年來對跨域治理的研究也是越來越多，將區域與治理兩個獨立并具有自己特征的概念相聯系，可以給跨域治理下一個這樣的定義：是指政府、非營利組織、社會公眾、私人部門等不同的治理主體為解決跨區域、跨部門、跨領域的社會公共事務和公共問題，建立合作關系，并且利用公共政策、法律規章、對話協商、行業規范等手段，一起發揮治理作用的一個持續性過程。
地方政府合作是指跨越行政區的兩個或兩個以上地區的政府為了追求共同的利益，從而簽訂某種協議或契約，通過協議或契約聯合起來并建立起長期穩定的伙伴關系，共同致力于該區域內的一系列政治、經濟以及社會等問題的治理，同時為區域內的民眾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
二、跨域治理中，地方政府合作機制形成的原因
（一）為協調區域經濟發展。
區域經濟是指在某一地域空間內所有的經濟活動的總和，并且依托這一特定的行政區劃或經濟區域。區域經濟要求區際之間的橫向聯合，要求不同區際內資源和要素的自由流動和優化配置，它的目標是實現區域經濟的利益最大化。
現如今，全球經濟一體化已經成為時代的大背景，這就使得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地位更加突出，市場本身就存在缺陷，需要政府發揮作用彌補市場的不足之處。因此為了保障區域經濟的長期平穩發展，各地方政府需要通過協商來制定共同發展的戰略規劃，在區域內進行合理分工，共享資源，實現共同發展的目標。地方政府之間加強合作可以推動區域經濟的整體發展，欠發達地區可以在發達地區的帶動下提高經濟發展水平，這樣可以實現整體的均衡發展。因此，地方政府間應主動合作，減少地方保護主義，實現資源共享同時提高利用效率，實現利益共贏，從而提高整個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相反，如果地方政府之間相互惡性競爭沒有合作，就難以實現各自最大利益，最終也利于經濟的發展。因此地方政府之間應該建立長期有效的合作機制，保障區域經濟的協調穩定發展。
（二）為地方政府協作處理社會公共問題提供有效途徑
地方政府是整個行政管理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必須向提供社會和民眾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務，以滿足不同階層的公共需求。地方政府直接與民眾接觸，能夠及時了解和滿足他們的需求并為他們提供其所需要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務。但是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變化，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務變得更加多樣化也更加復雜，與此同時民眾對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務的要求也越來越高，這兩方面的因素都對地方政府所提供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務提出了新的要求。然而地方政府在財政、人才、技術等方面存在著弊端，使得其在處理一些跨域性的公共問題上力不從心，導致民眾對政府逐漸失去信心，政府與公眾之間的矛盾更加突出。因此，地方政府之間應該加強合作，共同處理跨域性質的公共問題，實現互利共贏。
（三）建設服務型政府的需要
與傳統的政府不同，服務型政府更加強調社會權利而不是國家權力，強調民本位而不是官本位，強調社會本位而不是政府本位。服務型政府要求政府部門之間加強橫向的溝通與合作，并且將多元化的競爭合作機制引入進來，這種機制強調的是橫向與縱向的政府之間的良性競爭性合作，而不是惡性競爭。在當前，跨域治理逐步發展壯大，但是地方惡性競爭、地方保護主義依然橫行，并且在現階段已存在的合作機制中，地方政府依然作為獨立的主體都在追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在沒有經濟利益驅動之時，都不會在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務方面進行合作的，因此，應加快服務型政府的建設，轉變政府職能，構建較為高效合理的地方政府合作機制，對跨域性公共問題進行治理。
三、在跨域治理中，我國地方政府合作機制所面臨的困境
（一）沒有行之有效的制度以保障合作的長久穩定
第一，缺乏法律制度的保障，在我國并沒有專門的法律法規來保障地方政府之間的合作，沒有制定有效的法律法規來約束橫向政府間的合作。第二，地方政府績效評估制度的缺失也導致地方政府間不能進行有效合作，地方官員為了追求自身的經濟發展，忽視長遠利益，出現地方保護主義，因此應改革這種政府評估制度，建立科學的評估體系，使地方政府跨域治理的合作機制得以有效建立。
（二）行政分割加劇了地方保護主義
我國的行政體制是分割的，這就導致資源也被分割，經常發生市場封鎖的現象，出現地方保護主義。這種保護主義有其自身的優點：提高該地企業的生存力與競爭力、增加該地的財政收入等。但從長遠來看，它的危害是巨大的，它并不利于該地經濟的長遠發展，地方政府的這種過度保護會使企業逐漸喪失競爭精神和競爭力，使其難以在競爭中爭得一席之地。因此，行政體制分割導致的地方保護主義只會增加區域間貿易往來的成本，不利于地區經濟的快速發展，不利于區域經濟一體化，不利于提升整個區域甚至是國家整體的經濟實力。
（三）缺乏與之相匹配的合作組織，致使合作水平低下
在我國，實行的是縱向的行政運行體制，地方政府在橫向之間的合作較少，但是必須明確的是跨域治理要求的就是地方政府之間的橫向合作。但是就目前而言，我國政府在橫向間的合作還存在不少弊端：一是會議是目前合作的主要形式，導致權威性不足，雖然會議能夠達成一些統一的共識和決議，但是其并沒有法律上的約束力，不能保證地方政府對其執行；二是較為松散的合作組織形式，組織機構的功能不完整，決策機制與監督機制不健全。
（四）區域內產業結構趨同使合作難以持續
加強地方政府間的合作，就是為了使各地方能夠發揮自身的特點和優勢，發展適合自身的產業，同時兼顧區域整體利益，實現區域內各地經濟發展的共贏。但是大多數政府為了追求眼前的經濟利益，競相發展熱門產業，不顧本地區的自身條件，使得區域內產業日趨相同，使得合作的地區優勢逐漸喪失，也失去了合作的互補性，同時基礎設施的重復建設也造成了浪費。
四、構建我國跨域治理中地方政府合作機制的措施
（一）轉變原有獨立利益個體的觀念，形成利益共同體觀念
想要形成一套有效的合作機制，就必須打破行政區劃，使其不能受地域的約束，因為這種區劃所帶有的分割性使合作不能有效進行，因此，應形成共同治理、利益共同體的觀念?？梢詮囊韵路矫嬷郑阂皇菍Φ胤秸賳T進行意識培訓，使他們的頭腦中形成跨域合作共贏的觀念，讓他們意識到本地區的發展與其他成員之間具有密切聯系，想要實現自身的發展就必須使整個區域的收益最大化；二是將公民個人、私營企業、非營利性組織以及一些民間機構等收入其中，鼓勵其參與合作。
（二）不斷建立健全地方政府間的合作制度
第一，完善法律制度。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講求法制，良好的市場秩序需要法律來維護，同樣為了促進市場經濟長效發展的地方政府合作機制的構建也是需要法律的。但是，我國在這方面的法律法規還比較欠缺，因此，為了使區域政策得到有效地實施，應該建立一部有關這方面的法律，為地方政府之間的合作提供保障和依據。
第二，完善對地方政府及其官員的考核制度。在對地方政府和其官員進行考核時，經濟指標和財政收益等因素占重要比重，所以地方官員們只是追求短期效應，使得長期的發展目標得不到實現。這種做法使得該區域的市場經濟得不到長效穩定的發展。所以，應制定出臺科學合理的對地方政府及其官員的政績考核制度。
第三，加強地方政府之間的合作信用，以制度的形式進行評估。在地方政府的合作過程中，信用問題是一個重要的因素，如果沒有信用就不能達成合作，地方政府本身就是“經濟人”，具有逐利的本能，因此為了追求自身經濟的發展會出現信息的不對稱的問題，導致在合作的過程中出現不誠信的問題。因此，應加強地方政府之間的合作信用，以制度的形式進行評估，使地方政府間的合作更加規范。
三、建立一套科學的地方政府間合作體制
創建行之有效的組織機構對跨區域合作進行管理。地方政府合作雖然能夠解決跨區域治理中出現的問題，但是想要使得這些問題得徹底解決，還需要制度化的協調組織，有了制度的保障，這些合作組織才能在政府的合作中發揮積極的作用。同時，為了保障地方政府合作能夠順利地進行，還要建立一套與之相適應的監管機構，保障地方政府之間的合作能夠順利開展。
四、建立一套有效的地方政府間合作機制
第一，建立與之相適應的激勵與行為約束機制。為了加強地方政府之間的合作，應根據跨域治理的目標，建立一套激勵機制，為地方政府之間的合作提供動力。使用合理的政策支持、鼓勵跨域治理中的地方政府合作，通過構建激勵評價機制不斷推動地方政府間的合作。同時，要建立一套行為約束機制，使機會主義行為難以發生，同時避免發生惡性競爭，以此保障合作順利的開展。
第二，建立完善的信息交流機制。在跨區域合作與治理中存在著地方保護主義，要想消除地方保護主義就要實現信息的共享，所以要建立一套完善的信息交流機制，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建立動態信息系統，及時公布以及公開信息；建立合作信息庫，有利于及時交流信息；建立政府新聞發言人制度，召開會，公開信息等。
五、結論
在經濟全球化以及區域一體化不斷發展的今天，新的問題層出不窮，尤其是跨區域性的公共問題日益突出，因此跨區域治理將成為未來政府治理的主要方式，作為一種新的治理形式，它規避了地方主義所帶來的一系列問題，通過鼓勵地方政府之間加強橫向合作，為實現區域經濟持續快速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作用。我國地方政府之間應該摒棄以往獨立利益個體的這種狹隘觀念，樹立利益共同體的觀念，加強合作，促進整個區域的共同發展，實現共贏。雖然在跨域治理中，我國地方政府合作依然存在著各種問題，應該看到其前途是光明的，其將成為治理跨區域問題的主要方式，應該在借鑒和總結經驗的基礎上，不斷完善地方政府的合作機制，為區域的長效發展提供保障。
[參考文獻]
洛杉磯是美國第二大城市，位于加利福尼亞州西南部、太平洋東側的圣佩德羅灣和圣莫尼卡灣沿岸，其西臨太平洋，北、東、南三面環山。洛杉磯大都市區由奧蘭治（Orange）、洛杉磯（Los Angeles）、文圖拉（Ventura）、圣勃拉迪奴（San Bernardino）、里佛薩得（Riverside）五縣的部分或全部共80余個大小城鎮組成，總面積10567平方公里，其中核心市區面積1204.4平方公里，人口382.3萬（2000年）。
洛杉磯原為印第安人牧區村落，1781年西班牙殖民者在此建鎮，1822年起由墨西哥管轄，1846年美、墨戰爭后歸屬美國，1850年設市，城市在美國向西部移民開發過程中逐步發展。洛杉磯城市化的快速發展始于20世紀初，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城市化進入加速發展階段，現代工業崛起，商業、金融業和旅游業繁榮，移民激增，城區不斷向四周擴展，使其成為美國新興的特大城市。
一、基本概念
（一）治理
本文研究的治理，主要指政府，尤其是狹義的政府，即負責公共事務的行政機構和體系，其涉及政府的所有公共活動，并包括對特定區域內部和外部的經濟、社會的管理。治理主要研究的是“治理”模式，主要指政府對公共事務進行治理，其行為并不直接進入公共事務，而只介于負責統治的政治和負責具體事務的管理之間。
（二）大都市區
早在1910年，美國就提出了大都市地區的概念。1920年，美國人口普查局曾經對大都市區這樣定義:人口在20萬以上的市及其周圍人口密度每平方英里超過150人的地區。1940年，美國人口普查局又調整了統計口徑，將大都市區規定為中心地區人口達到50萬以上，并由郊區環繞的人口密集區。據當年統計，全美有140個這樣的大都市區，占總人口的47.8%。1949年以后，美國又對大都市區作了更加具體的規定以用于國情普查，并確定了標準大都市區（MSA）和1959年的標準大都市統計區（SMSA）的概念等。上述定義基本相似，都規定了一個大都市統計區必須包括一個或兩個具有一定聚集人口規模的中心城市，以及與中心地區有密切通勤往來的地區。
在中國，大都市區是近年來才引進的新概念。按照區域經濟和社會發展狀況，中國目前的大都市區主要是一種具有整合行政體制的特大城市，如北京、天津、上海和重慶等直轄市，它們在城市政區中層次最高、規模最大，直接隸屬于中央，在國家的政治、經濟生活中處于舉足輕重的地位。
（三）大都市區治理
目前學術界在探討大都市區治理問題上，根據具體案例不同，治理研究的側重點也略有不同。概括起來，主要有以下幾種:
1、大都市區就是一個巨大的城市，大都市區治理主要立足點為已經發展成相當規模的特大城市，這些城市曾經或己經形成一個大都市區的整合政府，如倫敦、多倫多、曼徹斯特等。
2、大都市區，主要體現為以大都市為中心的整個區域里中心城市與郊區之間的分合問題，以及其間的政治、服務、規劃、居住等各方面的空間分異和協調關系。持此類觀點的學者，主要將大都市區治理的探討置于研究如何協調地方政府間松散的（不一定要在行政上整合成一個統一的政府）關系等問題上。此類研究者在西方居多。
3、大都市區，是一個擴大的城市，所有的問題多是因為范圍擴大而導致，所以由于城市地域擴大引發的城市問題，也是大都市區的問題。該類研究主要針對整個大都市區域比較顯著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問題，以美國國家研究委員會負責的“以大都市區治理改善美國城市未來發展促進會”的研究最為典型。
4、大都市區，就是從地域概念上理解的大都市，一切存在于這個區域之內的問題都是大都市區的問題。此類研究主要將大都市區作為一種必然的現象來看待。所以，凡是有關社區、公眾、企業和政府，以及規劃、服務、社會矛盾等方面的所有問題，只要發生在一個范圍廣大的都市區域內，都屬于治理的研究范圍。這類界定沒有局限，許多學術會議和研討會的論文集，多以此作為范疇，內容包羅萬象。
大都市區是城市發展的一個較為高級的階段，從這一點出發，筆者較為贊同第三種觀點，即大都市區就是擴大的城市；另外，由于治理主要涉及公共事務管理之類的問題，大都市區治理，就必然是一個研究在大都市區域內如何進行公共事務協調的問題，因而，政府行為和管理程序、大都市區內地方政府之間的關系，以及相關的各種政治過程，都可以作為主要研究內容，因此，第二種觀點也給本文一定啟示。
這樣，大都市區治理，就是發現和采用一種機制，建立一種整合的政府或專門的機構和委員會，運用和動員社會及非政府組織的力量，在充分尊重并鼓勵公眾參與下進行的一種解決大都市宏觀和微觀區域問題的政治過程。
二、國際大都市區治理模式概述
工業革命以后，西方國家出現了日益突出的大都市問題：大城市人口和地域迅速擴展，城市需要新的發展空間；各地方政府由于規模較小，實力有限，關系到整個都市地區的一些公共事務，如交通、住宅建設、供水與排水等問題，各地方政府無力解決，這種狀況客觀上要求在大都市區域實行統一的規劃、建設和管理；城市之間各自為政，市鎮之間存在許多矛盾，尤其是跨州或郡的大都市區內的市鎮問題更為復雜；城郊矛盾日益突出。由于郊區城市人口劇增，郊區城市化不斷推進，郊區的地位迅速提高，直接動搖了都市區中心城市長期占據的壟斷地位，城郊矛盾不斷激化。
為解決上述矛盾，近一個世紀以來，各國相繼成立了形式多樣的大都市政府。同時，對大都市區政府行政管理結構進行了多次調整和改革，逐漸形成了不同的治理模式，其中又以“單中心”和“多中心”兩種模式為主。單中心模式即大都市區具有統一的、高度集權的都市區政府。大都市政府是惟一的決策中心，享有高度權威性。它可以是若干小城市相互包容或相互平行的政府體系，但更多地是雙層結構體系，即一個大都市地區政府組織和大量地方政府并存，相互間有較為明確的職能分工。這一模式的長處在于有利于都市化地區的統一規劃，尤其是在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中能充分實現規模經濟效益，大大減少內部競爭和沖突，使資源流動更為暢通。但此模式不能滿足人們日益多樣化的需求和偏好，易陷入等級化的官僚結構危機，導致行政機構膨脹，行政效率低下。東京、巴黎、莫斯科等屬于此類。多中心模式即二個大都市區具有多個決策中心，沒有統一的大都市政府組織。大都市地區內的各個地方政府地位平等，相互獨立。其中有一個中心城市在規模上或重要性上占優勢。為解決都市區各市鎮之間的矛盾，在大都區范圍內建立了一些非政府性質的聯合組織。這一模式的優點是靈活，有彈性，能滿足居民的需求和偏好，也順應了人們向往參與政府管理的民主化潮流，但很難實現都市地區內跨行政界線的大空間公共服務合作，容易導致各自為政，浪費各城市的資源和財力。這一模式往往因權威性不足而影響其功能發揮。紐約、舊金山、洛杉磯等為多中心模式的典型。公共選擇理論學者的研究發現：“與由相對少的大規模政府控制的大都市相比較，數量較多的小政府彼此緊密地運作，并不必然會妨礙有效性和效率，反而常?？梢源龠M效率和效能?！?/p>
三、洛杉磯大都市區治理模式分析
洛杉磯大都市區是由81個不同的地方政府組成的，驅車在洛杉磯大都市不到1小時的路程，就要經過若干個大小不等的人口在10萬左右的地方政府，從而形成了多中心治理模式。洛杉磯大都市區盡管存在大量的區域性問題，但形成強大的大都市區政府是非常困難的，其主要原因是：
第一，政治上高度分化。洛杉磯大都市區一直是一個非中心化的城市地區。洛杉磯市盡管毫無疑問是區域的中心城市，但卻沒有突出的地位和影響。集中的人口增長分散在市中心、郊區及其鄰縣。事實上，自1920年以來，郊區人口增長率一直高于市中心。該區大多數城市化地區被合并為200多個城市。這些城市規模差別很大，洛杉磯市人口超過300萬，而一些小城市人口不足1000人，但自治的權力很大。
第二，經濟上劇烈變動。過去20多年是洛杉磯地區經濟的轉型期。和其他大都市區一樣，制造業增長很慢。自1970年代以來已失去了和防務有關產業的就業崗位15000個，而增長主要發生在服務業、旅游業和娛樂業上。經濟結構轉型對各地區影響不一，洛杉磯地區中部和一些邊緣縣失業特別明顯，如圣伯納迪諾（San Bernardino）縣；而就業增長主要發生在奧林奇（Orange）縣，發展不平衡使大都市區內部矛盾重重。
第三，種族矛盾日益突出。少數民族向洛杉磯市集中，盎格魯人比例下降。不同種族有不同的文化傳統、信仰和價值觀念，很難進行有效的區域合作。盡管區域合作的難度很大，洛杉磯大都市區在解決區域公共服務方面卻存在著獨到之處。按照約翰?弗里德曼的看法，洛杉磯是一個由州介入到大都市區組成的聯合專門機構中進行公共服務管理的成功典范。他提到洛杉磯這些專門機構在空氣質量管理、運輸系統、給排水系統運營和管理等方面的積極貢獻。這個新舉措用下述案例來分析比較容易理解。
這是一個美國加州南海岸空氣質量管制區兩個組織在空氣質量管理上的合作案例。AQMD （Air Quality Management District）是美國加州洛杉磯大都市區空氣質量管理區的縮寫，而同時，南加州還有另外一個區域性的組織SCAG （Southern California Association of Governments），也就是“南加州地方政府協會”。
南加州處在一個空氣盆地的地形里，相對于美國其它幾個著名的大都市區，如紐約、芝加哥、費城、華盛頓特區和休斯敦，污染要嚴重得多?？諝赓|量管理區采取的策略是：查清各種污染源及程度；進行政策仿真和評估，制定一定的標準，并嚴格排放制度，監督遵守情況，推動新的環保科技，對污染較嚴重的企業征收罰金和重稅，制定嚴格的土地使用管制法令，做好損益比分析，給一些受污染影響比較嚴重的企業以適當的保障等等。在管理中，AQMD充分利用SCAG的組織特點，由于后者成員以洛杉磯為多，所以，利用洛杉磯地方政府施加影響，工作便很順利地開展了。比較來看，兩者正是一般意義上的大都市區綜合機構和州屬專門機構的各自代表，在職能上各有分工（見表1）。州政府通過人員安排、政策法規制定和信息服務巧妙地介入到大都市區的管理中，形成政治與技術和管理與引導相結合的州、地方政府協力制衡、齊抓共管的局面。
總而言之，洛杉磯大都市區高度分化的政治、經濟結構的劇烈轉型和日益突出的種族問題決定了該區很難形成統一的大都市區政府。然而，大都市協調的某種形式還是存在的，如AQMD、SCAG。特別是在聯邦和州立法的干預下，大都市治理組織所發揮的作用還是相當突出的。
四、對我國大都市區治理的啟示
洛杉磯大都市區政府或聯合組織提供的是地方政府無法提供的跨區域服務，它與地方政府和特別區之間有明確的職能分工，它的存在并沒有剝奪地方政府自治的權利，也沒有削弱特別區的作用。這對當前我國政府機構的改革、形成上級政府和下級政府之間的合理分工有很大的借鑒意義。
在美國，當地方政府高度分化，難以開展有效的區域合作時，自上而下的干預往往可以發揮一定積極的作用。例如，通過聯邦環境立法迫使地方政府加入大都市區聯合組織，或者將環境整治、交通運輸等的資金分配給大都市區聯合組織來吸引地方政府的加入。這對我國的大都市區管治有很大的借鑒意義。當前，我國的地方政府擁有很大的權力，重復投資、重復建設的現象較為普遍。我們完全可以借鑒美國的成功經驗，發揮上級政府的宏觀調控職能，通過支持大都市區聯合組織，強迫或吸引地方政府加入，改變地方政府各自為政的行為，以保證區域的最大利益。
洛杉磯大都市區治理模式既有成功之處，也存在著不足，是處在不斷探索和不斷完善的過程中的。我國的大都市區治理模式，也應與時俱進，在動態中不斷修正和完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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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299.22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400/ki.kjdks.2016.07.077
Abstract Based on the "field" theory proposed by Pierre Bourdieu， a French sociologist， the concept of "urban community governance domain" is a system which contains many aspects. On this basis， the separation of urban community governance innovation， "the four major areas of power"， namely： the grass-roots government， community enterprises， community residents，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such as the four main body. The four main body has its own specific role and function， but it is not absolutely independent of each other， but interrelated and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urban community governance domain domain dynamic function， need to build four domain dynamic of innovation of urban community governance action and influence the synthesis mechanism to realize benign operation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community governance.
Key words urban community governance； domain dynamics； synthesis
社區是城市的細胞，是社會管理系統中最基層的構成部分。而社區治理，是指一定的社區內部各種機構、團體或組織，為維持社區正常秩序，滿足社區居民物質、文化需要，促進社區發展，而進行的一系列管理活動。面對社會發展的新形勢，社區治理需要尤其注重社區治理創新，以促進社會管理體制創新與和諧社區構建。
1 “城市社區治理域”的內涵界定
“城市社區治理域”的概念是基于法國社會學家皮埃爾?布迪厄的“場域”理論提出的。布迪厄將以各種社會關系聯系起來的社會領域作為場域，場域是由社會成員按照特定的邏輯與規則共同建構的，由依據特定位置所產生的力量所組成，并包含著各種力量的比較與運動而存在。雖然場域中存在社會成員、組織和規則等因素，但其本質是這些構成要素之間的關系，是“社會網絡”。這個社會“網”的每個結點就是組織和社會成員在這個網絡中所占據的“位置”，誰占據“位置”誰就擁有社會資源及權力。場域具有能動性，它不僅為社會成員及組織提供了社會互動的空間，也通過調整各種要素的功能而使自身獲得特定的結構與秩序。而在多元管理主體構建的合作網絡下，社會成員的參與式管理，加之城市社區治理中的組織和規則等因素則共同建構了“城市社區治理域”?！俺鞘猩鐓^治理域”是由社區成員按照特定邏輯要求共同構建的，是社區個體參與社區治理活動的主要場所，是集中著符號競爭和個人策略的場所。在“城市社區治理域”中的符號競爭是圍繞著各主體的利益而展開的，各主體從自身利益出發而采取不同的策略，如一項措施能使社區居民受益，那他們會采取擁護和支持的策略，反之，如若利益受損，則會表現出反抗的態度和行為。場域是一種具有相對獨立性的社會空間，在“城市社區治理域”這個特殊的社會空間中，社區治理圍繞著特定的邏輯與規則開展，繼而由社區治理行動者和社區治理組織采取具體的社區治理行動。
2 “城市社區治理域”的動力構成
在“城市社區治理域”中，不同的行動者或組織占據著不同的位置，占據這些位置的行動者或組織為控制在這一場域有的合法形式的權威而相互競爭，從而形成種種關系，即特定的客觀關系結構。依據各主體占據不同的位置和資源，可分離出城市社區治理創新的“四大域動力”，即基層政府、駐社區企業、社區居民、社區社會組織四大主體。
2.1 基層政府
基層政府由于其所處的獨特位置，使其在宏觀調控方面具有優勢。在“城市社區治理域”中基層政府扮演著領導者、決策者、協調者、教育者等多重角色，各個角色之間彼此交錯，構成了基層政府在“城市社區治理域”中的角色集，其多重角色中，最主要的作用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首先，規劃社區發展?；鶎诱畱{借其對社區信息和資源的掌握，可以較客觀、全面地評估社區的環境與社會的形勢，從而確定社區發展的使命與目標。社區不僅有社會目標，同時也有社區自身的特有目標，因而在社區治理的過程中，一則遵循社會總目標的指導，二則挖掘社區自身的特性和獨特的目標追求，結合本社區自身的特色來完善城市社區治理。其次，協調社區平等。政府擁有著宏觀調控的能力，運用這種調控優勢可以有效調節社區資源?！俺鞘猩鐓^治理域”內各成員因為歷史積累緣故，在城市社區治理過程中彼此間存在著一種起點的不平等，對此，我們需要在過程和結果平等方面著手，以實現社區資源滿足社區成員需要的目標?；鶎诱畱谏鐓^基本生活保障資源、社區公共資源的分配等方面，做好政策上的規定以及實施上的落實。
2.2 駐社區企業
駐社區企業是處于社區地理區域外，但處于“城市社區治理域”的企業，在這些企業中包含著一定數量的社區成員，而數量的比例情況無法確定。由于企業具有運用各種生產要素的特性，因而駐社區企業內部擁有一定的資源，以及對這些資源的調控能力。借助駐社區企業的力量，可以使得社區內部資源得到發揮與延展，如將社區內部的特色資源借助駐社區企業這一平臺向外推廣。
駐社區企業與社區之間是相互依存的關系。社區的居民在駐社區企業中工作，實現自我需求的滿足，在社區內生活，滿足自身安全、尊重的需求。而當社區居民暫時無法在工作中獲得自我實現需求的滿足時，社區會對失業人員等弱勢群體提供相應的幫助，減少“集群事件”的發生，從而減輕企業壓力。此外，當社區居民在駐社區企業中實現自我價值，則會激發其生活熱情，有更多的動力和精力去參與社區事務，促進社區的穩定與和諧，為社區創造價值。
2.3 社區居民
在社區治理中，社區居民的自我評估是社區治理需求分析的重要信息源。由于社區居民親身經歷社區生活的緣故，他們對社區的生活環境、文化環境以及社區中存在的問題等具有較深入的了解。此外，社區居民還可以通過社區居民委員會等平臺表達自己的意愿與訴求。
社區居民由不同的年齡、職業的人群組成，日益呈現多元化的態勢。多元化帶來的是多元的需求，這便加大了社區治理的難度，對此，可將社區居民依據某種特性進行分類，并發揮各群體的特性來滿足某群體的需求。如，按職業進行分類，將社區內的老師組織在一起，對社區內的在讀學生群體在周末開展相應的課業輔導，或由社區內的醫務工作人員定期為社區居民開展志愿體檢活動等，這樣既能充分利用社區內的現有資源，又能加深社區居民間的互動，增強共同意識。
2.4 社區社會組織
伴隨著社區建設的縱深發展，我國的社區社會組織也開始步入前行的快車道，不斷實現著“量”的擴展和“質”的提升。所謂的社區社會組織，特指的是城市社區社會組織，是以社區居民為主要成員，以滿足社區居民的多元、多樣需求為目的，由居民自發成立并自覺參與、以公益或共益為目的的社會組織形態。在組織形式上，大約可以分為社區文體科教類、社區環境物業類、社區服務福利類、社區醫療計生類、社區治安民調類、社區共建發展類等六大類。社區社會組織為實現政府行政管理與居民自治的有效銜接和互動，提供了組織平臺，對鍛煉居民基層政治參與和有序公民社會的形成具有重要意義。
3 “城市社區治理域”的動力合成
正如力學的合力一樣，“城市社區治理域”動力的合成也是多個力的共同作用的結果，各個力的方向的一致與背離則決定了合力的大小。因而，要想達成合力最大化，需要設定“城市社區治理域”的發展主線，在此基礎上，明確四大主體的職責，進而達到合力最大化的效果。在發展主線的設定上，一方面，需要保證符合社會發展目標的基本要求，這是主線設定的基礎；另一方面，需要充分考慮城市社區作為獨立個體的自身發展需求。依據四大主體自身存在的資源優勢，以及其對社區特定部分慣習的影響作用，四大主體在域動力合成中，基層政府在社區治理是引導、協調動力，駐社區企業是支持動力，社區居民是內驅動力，社區社會組織是整合動力，如圖1。
具體表現為，基層政府從宏觀方面著手于規劃社區的發展，為社區指引方向，并且運用宏觀調控的力量來緩和與協調由于多重原因造成的社區不平等；駐社區企業憑借其獨特的資源優勢，借助市場發展的平臺擴展社區的發展，并通過企業與社區的良性互動促進社區的穩定；社區居民作為社區需求的信息源和社區慣習的傳承者，以自身的多元來包容和滿足社區的多元需求；社區社會組織作為一種特殊組織，可以更廣范圍地擴大社區資本的作用。四大主體之間既相互獨立，又彼此關聯，彼此間相互作用。例如，基層政府在社區政策方面發生轉變，那么駐社區企業等其他三個主體則需要做出相應的調整，以達到相互關系的動態平衡。此外，由于變化的永恒性與絕對性，域動力的合成并不存在最佳值，只存在相對最優值。基層政府、駐社區企業、社區居民、社區社會組織各司其職，各盡其責，相互協同，再加之信息技術的整合，為“城市社區治理域”的各方面輸入動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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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區域公共管理的發展歷程
作為一門新興理論和研究領域，區域公共管理產生于20世紀70年代的變革浪潮。為求得政府組織的有效運轉和社會良好的治理狀態，傳統的公共管理模式開始變為新公共管理模式或“管理主義”。
區域作為一個有機整體，政治和經濟等各方面都需要完美的配合才能達到其建立的最終目的。歐美學者對于區域公共管理的研究已經形成了比較成熟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角度。我國的區域公共管理研究還處于起步階段。區域主義的出現時在民族國家產生之后出現的，在經濟全球化浪潮的推動下，區域主義成為20世紀下半葉國際社會中的重要現象。20世紀50年代，G?繆爾達爾指出“市場的力量傾向于增加，而不是減少區域不平等”，A，赫希曼進一步補充“區域間增長的不平衡性，是增長本身不可避免的伴隨情況和條件”。D，諾思在其一系列的論著中證明“共同體和政區間的競爭是如何引導較有益于公民和企業的規則不斷演化，這些規則包括受約束的政府、財產權利、約定的程序、法治等”。此后針對區域帶內部的政府關系情況，古典經濟經濟學的代表A
斯密認為，在自由市場經濟發展之際，政區間的競爭是客觀的不可避免的。根據上述可以發現，無論是國家間的中央政府，區域間的地方政府還是政區間的競爭都是不可避免的。在我國建立的大量的區域經濟帶之后，府際間的競爭也在所難免。如何趨利避害，完善區域公共管理成為了重要的問題。
現代區域公共管理不僅為社會提供高效優質服務，而且更應當強調區域經濟帶內部的社會公平，因為區域公共管理的主體不再只限于政府和組織。從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區域公共管理就作為獨立的學科在中國出現。實踐證明，中國區域公共管理科學的發展展示了其蓬勃的生命力。
二、我國區域公共管理制度研究的基本內容
中國進入市場導向的改革開放后，中央向地方著手行政分權。區域經濟帶的建立為我國的經濟帶來了蓬勃的新希望，但是受傳統的體制和行政區經濟的影響，市場經濟體制和全國統一大市場的建設過程中，出現了行政區的競爭和政府問競爭雙軌并存的扭曲競爭局面。隨著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唐等大型的區域經濟帶的建立，區域公共管理問題更加凸現出來。區域經濟帶的建立突破了行政區劃的局限性，但是受傳統公共管理的影響，區域經濟良性發展受到剛性束縛現象開始增加。微觀區域間和區域內部的惡性競爭事件頻頻發生。由此我國政府和廣大的學者針對國內的區域建立實際情況研究區域公共管理體制，研究主要包括：
首先，概念的界定。明確的定義是研究問題基礎。針對國內的實際情況，政府和廣大的學者定義了區域公共管理的主客體、區域公共管理方式和機制、區域公共管理的內涵等等。以現代公共管理的全新概念重新認識我國的區域公共管理主體多元化的問題。
其次，主體問關系的研究。在此方面主要是研究區域政府間競爭和合作。政府間的競爭是客觀存在的，這種競爭向其他形態的社會競爭一樣有利有弊。如何掌控政府間的競爭使其達到利益最大化，如何加強政府間的溝通時研究的主要目的。同時，對于府際間惡性競爭的另一個導火索――區域公共物品的提供和分配也是研究的主要方面。
最后，行政區劃的現實意義研究。這方面包括的內容很多，也是區域公共管理研究的重中之重，主要包括區域劃分的理論研究，區域公共管理的比較研究以及區域公共管理的案例研究。通過這些調查研究，可以科學的化分區域帶，有針對性的提出公共管理體制創新建議，通過比較區域帶的不同，制定較好的公共管理方法和體制。實現區域公共管理的創新，以體制的建立和完善促進區域經濟和社會的和諧發展。
三、我國區域公共管理制度創新研究
從現實社會的發展來看，經濟全球化、區域一體化、社會信息化以及地方政府分權化的新形勢下，區域發展中的矛盾和沖突不斷增加，日趨復雜，這就給區域政府為主體的區域公共管理體制提出了新的挑戰。對于區域公共管理理論的系統研究，不僅能夠指導區域公共管理問題，提出有效地政策建議和方案咨詢，還能夠有效地規劃區域公共管理體制，建立有效地政府制度，完善政府機制，使經濟和社會的發展能夠更好更快的進行。
通過對本單元教學內容的組織看出，生態工程的概念和原理是該單元的主干知識，揭示原理和生成概念必須以事實性知識為例證，在例證分析中促使學生接受科學思維訓練和體驗生物學價值。因此，通過本單元的教學活動，學生應該達到的預期目標是：
1知識性目標描述什剎海水體治理前后的生態景觀；以什剎海水域恢復和重建工程為例，簡述生態工程遵循的基本原理；在例證分析的基礎上，說出生態工程的特征，從而生成生態工程的概念。
2技能性目標通過搜集和整理當地生態工程建設的有關資料，增強信息處理的能力；通過對相關例證的系統分析，揭示生態工程原理和生成生態工程概念，增強科學思維能力；用生態工程原理有關社會、經濟和生態環境協調發展的實際問題做出嘗試性解釋，提高自我的綜合應用能力。
3情感、態度、價值觀關注當地生態工程對當地經濟與環境的影響，關注我國重大生態工程的發展趨勢和應用前景，樹立環境保護意識，增強人與生物圈和諧發展的生態學觀念。
教學過程的組織
本單元教學內容的重點是生態工程的基本原理，因此，教學過程的組織應凸顯重要概念。依據教學內容及目標和我校學生的學習情況，對教學基本環節的安排、教學過程的推進、教學模式的選擇大體如圖2。
1用情境材料導入本單元教學課題教學起始，向學生展示太空中俯瞰地球的壯麗景觀與地球上被污染破壞的某些生態景觀的一組圖片，鮮明的對比引發學生思考：人類社會和經濟的發展給生態環境帶來哪些負面影響，如溫室效應、赤潮或水華現象、大氣污染、水土流失、土壤沙化、沙塵暴等諸多問題，已經威脅到社會、經濟和生態環境的協調發展，從而啟發學生認識到環境保護和治理已是當今刻不容緩的一件大事。保護環境和治理污染涉及一整套的科學原理和技術體系，即生態工程的原理和技術,由此導入生態工程原理的教學過程。
2呈示什剎海水域治理的相關資料什剎海距離我校很近，優雅的水域生態景觀對游人很有吸引力，但是學生不了解治理前的什剎海生態狀況，因此，教學時教師先向學生展示什剎海治理前后的生態景觀圖片資料。20世紀90年代什剎海發生的嚴重水華現象，激發起學生強烈的探索欲望，為了促使學生積極思考和主動探究水華現象的發生原因，進一步向學生提供有關污染水體富營養化的調查資料（圖3），通過資料分析學生明確水質污染是發生水華現象的直接原因，治理水域污染是恢復和重建什剎海水域良性生態景觀的關鍵。學生對防治水華現象會提出一系列措施，充分顯示他們參與社會決策的主人翁意識，如提高城市居民的科學素養，加大控制環境污染宣傳的力度，加強攔截藍藻的水上作業活動等。教師在肯定學生提出具體措施的同時，進一步引導學生思考和討論：如何在減少人力、物力的情況下降低浮游植物的密度？水體中藻類生長需要的營養物質能否為我所用？在問題的啟發下，部分學生又提出養殖以浮游植物為食的水生動物，種植人類可以利用的水生植物等方法。在學生集思廣路和暢所欲言的基礎上，教師展示矩陣水體凈化系統的景觀圖片（圖4），學生初見此圖感到新鮮和振奮，也激發他們進一步探究的求知欲，迫切期望介紹矩陣水體凈化系統的全部內容，從而為引導學生理解教材打下必要的基礎。
3分析資料，揭示生態工程原理揭示生態工程的基本原理是本單元教學的重點之一。當學生欣賞矩陣水體凈化系統的水面景觀時，要啟發學生思考：矩陣水體凈化系統的設計、建造和操作過程，主要是遵循哪些學科的思想和應用那些工程技術呢？這樣，促使學生初步領會生態工程是以生態學為基礎，應用多種自然科學、技術科學、社會科學，并相互交叉滲透的一門科學。為了幫助學生逐步理解生態工程設計遵循的基本原理，教師依次展示矩陣水體凈化系統的立體示意圖、平面俯視示意圖（圖5）和生態種植區模式圖（圖6）。一方面鼓勵學生識圖說出圖3～圖6之間的關系，意識到生態工程設計方案中滲透著生態學原理和系統工程學原理，另一方面教師結合圖解向學生闡明該項生態工程設計的亮點：一是生態種植區的設計，遵循著物種多樣共生原理、生物與環境協調平衡原理，食物鏈既是一條物質傳遞鏈、能量轉化鏈，也是一條價值增值鏈。二是該系統的工程學設計十分合理，圖中的“生態種植區”設有蔬菜花卉種植的盆基，以及微生物培養的富養基?！八h系統”有效地促進水體流動，“造浪增氧系統”能促進有益微生物代謝，將污染物分解成小分子化合物返回無機環境，既做到節能少排、防治污染，又實現了區域良性循環。三是將社會效益、經濟效益和生態效益融為一體，將生態系統自我調節與人工調控有機結合，從而實現效益穩定增長和持續發展。
教師的講解有所側重，學生在觀察和分析相關設計資料之后，提出一些疑問：例如，種植蔬菜是供人類食用嗎？微生物富養基是液態還是固態？圖中2盞燈的作用是什么？等等，這些問題的提出和討論，有助于學生理解通過工程技術將相互本不聯系的環或亞系統組分橫向復合，形成食物網絡，促進資源共享，分層多級利用物質和能量。例如，夜間燈光引誘蛾類落入水體，可供肉食性魚類捕食。在師生共同剖析什剎海水域治理資料的基礎上，督促學生閱讀課文，找出陳述生態工程原理的重要概念，或者引導學生用命題句式將生態工程遵循的基本原理加以歸納，并填寫在表格中
4引領學生生成生態工程的概念所謂生成概念，就是用表達判斷的句式給生態工程下定義。至今，生態學家尚未給出生態工程的統一定義，我國生態學家、生態工程先驅馬世駿先生（1984）給生態工程下的定義為：“生態工程是應用生態系統中物種共生與物質循環再生原理，結構與功能協調原則，結合系統工程最優化方法，設計的促進分層多級利用物質和能量的生產工藝系統”。此后進一步闡明：“生態工程的目標就是在促進自然界良性循環的前提下，充分發揮資源的生產潛力，防治環境污染，達到經濟效益與生態效益同步發展”（1987）。
讓學生嘗試給生態工程下定義是困難的。教學時，先鼓勵學生通過議論明確生態工程概念的內涵應包含遵循的基本原理和目標，確認生態學和系統工程學的基本原理，梳理生態工程的主要目標。然后，展示馬世駿先生給出的生態工程定義，促使學生通過比較深入理解生態工程概念的內涵。
1.簡介
本文延續“ASLA歷年獲獎作品淺談學生組獲獎要點分析1”中的分析，對更多案例進行分析和解讀，從而得出了更深層次的總結與體會。
2.分析
通過對比獲獎組成員的背景和綜合考慮，本文著重分析綜合設計類和住宅設計類這兩個類別的獲獎作品，分析圖表如下：
獲獎組背景與挑戰
（切入）場地
選擇策略與對策關鍵字實際意義方案性質
The flux city1、過度開發造成生態退化
2、地塊無污水處理系統皇后區，紐約1、地塊分割成四塊，產生四種不同的處理結構
2、給出不同建筑的組合模型
3、整個場地的排水系統布置
4、鹽盤概念的引入1利用建筑組合模型，解決生態退化
2鹽盤的應用為過度開發造成的生態退化及雨水、污水亂排問題區域規劃及景觀改造
Collective strategies for a Regenerative Waterfront
南美大部分城市危機背景：暴力、社會階層隔離、教育缺失。
發覺：公眾教育和孩子才是改變的希望所在COLON，巴拿馬
南美洲1.將場地整合入街區文脈。
2.緊密聯系交通樞紐
3.為緩解經濟和社會危機提供范例
4.提高青少年閑暇時間利用率
5.凸顯場所感
6.場地多功能化
感化民眾背景危
機引人
關注（類似戰亂中的圣地）強調一種精神（傳統意義的濱海公園設計）
通過契合場地和文脈的LA手段來影響社會建設和社交網絡，為孩子和市民提供教育機會
Operative platform（適應性平臺&城市構架新貌）學科交叉應用的科研大趨勢下，將LA與UD同時應用于設計。意圖建立一種動態的生產性城市發展模式，并同時為降低植物栽培成本做出貢獻皇后區，紐約1、海岸的特定處理方式可以控制水的方向并減輕潮汐沖力。
2、運河和積水洼地均為場地內污水治理、洪水監控及灌溉等水管理服務。
3、不同的植物生產單元均在場地中因地制宜的有序編織
4、綠色的公共空間與公建重新組織了場地的城市肌理以綠地網絡為主干延伸出的帶有生產功能的城市新構架未來城市
發展的新可能將原有城市模式完全推倒重建的概念性方案。
建立一種具有生產性質的動態城市建設構架;并將綠化用植物的生產與城市綠景本身結合在一起，從而可以降低運輸。
Landscape of Accretion希望以融入實際功能的形式進行港口改造舊金山海灣在港口原有設施基礎上做加減法功能性景觀融入實際功能的景觀環境甚至可以輔助社區發展港口改造
The digital evolution of warfare：protocol for landscape Manipulation軍事用地與鳥類棲地造成雙重污染某處軍演基地提出一種從時間和空間上進行演變的方式治理污染及場地改造的問題數字化戰爭改變地貌運用景觀手法解決環境問題，改變地貌區域景觀化治理
Desert farming moisturizer希望建造一種有機的城鎮農莊格局新墨西哥州新型住宅和改造后的耕作方式有機結合的新城鎮風貌營造1.農業景觀與雨洪管理結合
2.尊重文化習慣的改善居住條件（可持續）通過三種體系相結合，創造了符合當地生活模式的可持續現代化住區方式可持續農莊
體系設計
Rewilding city park公園連接不同的區域，服務半徑不夠Baton Rouge
中心區域希望通過細節改造和新功能加入，發揮公園紐帶作用并擴大其服務半徑非常具體的改造方法通過一些細節的改變，實現更生態使用更高效的目的公園改造
Asylum Air Pupa in the Landscape為居住在高架橋下貧窮上訪者建立臨時居所北京永定高架提出豌豆莢（外遮蔽景觀構架）和豌豆（臨時性蛹式住宅）的概念解決生活的矛盾（社會底層人民的暫棲地）關注弱勢群體臨時居住與現實問題臨時居住裝置
概念設計
The Horizontal Dike廢棄場所的簡陋設計，在預知最終結果前出于本能的設計美.奧克蘭某海濱火車站場地開放做休閑地，種植降低污染，污水與雨水的管理，殘留建筑的簡單利用，當地藝術場所搭建低成本景觀的時間適應性（100年內動態變化直至消失）為所預言的海平面上升所帶來的后果通過生態的工程裝置以解決廢棄火車站改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