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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面建成小康的決勝階段，提升農村社會治理水平，是補短板、促協調、實現全民共享發展成果的關鍵之舉。當前我國農村社會治理正在發生深刻變化，新型農村社區成為服務管理的基本單元。創新社區治理，構建全體農民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有利于增強農村社區自治和服務功能，為農民幸福安康、農業可持續發展、農村和諧穩定奠定堅實基礎。近年來，協商民主在鄉村社會治理中發揮了積極作用，成為農村社區建設中公民參與、議政決策、依法治理的重要形式。
一、協商民主的內涵
協商民主理論起源于西方學者對美國設計的反思與剖析， 2002國內學術界開始了解協商民主，2003年俞可平在《當代西方政治的熱點問題》中提出：“面對面的對話與討論是政治民主最基本的要素之一?！绷稚辛ⅰ⒕败S進、陳家剛、陳剩勇等學者都積極推動協商民主的研究。我們認為，中國的協商民主就是在我國基本制度的框架下，所有受到決策影響的行為主體，圍繞著政治社會生活中的議題，通過咨詢、商議、討論和交流乃至妥協的方式達成共識的一種民主形式。它既強調協商程序的合理性，更強調結果的共識性。
二、協商民主在我國農村社區治理中的意義與實踐模式
在農村社區的日常生活中，客觀存在的公共議題激勵著也要求著社區成員的參與。要想真正使得農村社區形成生活共同體，實現從管理到治理的轉變，公民的有序參與不可或缺，協商民主在農村社區建設中意義重大。
（一）協商民主在我國農村社區建設中的意義
協商民主的意義在于能夠在農村社區建設中充分發揮溝通、協商的作用，積極促進共識、化解沖突、推動發展。
第一，協商民主能夠提升成員的社區主體意識。協商民主鼓勵全體成員參與，發表觀點，傾聽聲音，增進了解和信任。在協商中，通過交流、辯論甚至妥協，不僅了解公共問題，而且對集體利益有了更深的認識， 從而凝聚人心，使村民更傾向于站在社區整體或者他人的立場看問題，提升共同體成員的社區主體意識。
第二，協商民主能促進決策科學合理。協商民主能使不同的觀點相互碰撞交流，可以展現出不同的立場和價值取向，可以對各種決策的利弊得失進行分析。這樣，全體成員都成為決策者的外腦，就能對各種情況進行綜合分析，形成科學的決策。
（二）協商民主在我國農村社區建設中的實踐模式
在當前我國農村社區建設實踐中，根據參與方式及功能不同，可大體分為決策式協商和溝通式協商兩種模式。
第一、決策式的協商民主，以形成決策為目標。通過村民會議、村民議事會等形式，對社區公共事務經過充分的討論、協商、從而達成共識，最后形成決策。比如江蘇淮安市的“黨群議事會”、河南鄧州的“4+2”工作法等。這些模式使得決策權和執行權分離，村民能夠廣泛的參與政治， 最大程度吸納了民意，為社區黨支部和村委會的決策提供了合法性來源，實現了黨的領導與村民自治的有效接軌。
第二、溝通式的協商民主，以公共參與價值為主。在這一天，全村的黨員干部與群眾代表聚在一起，集體學習、共同討論村里的大小事務。溝通式協商，主要是將信息公開，將不同的意見進行整合、歸納，從而消除矛盾和沖突，實現共識，注重的是信息的溝通與交流。
三、提升協商民主效果的途徑
（一）加強頂層設計，創新農村社區治理模式，規范協商民主程序
公共決策必須依照規范的程序操作才會合法有效。所以要加強農村社區建設的頂層設計，總結各地創新經驗，注重治理模式的規范化、法治化，建立協商民主的核心機制，各級黨委政府在進行農村社區建設時根據本地實際進行選擇，將協商民主制度很好地與農村社區制度框架契合，為社區居民參政議政理順渠道，構建適合當地發展的新型農村社區協商民主模式。
（二）拓展農村社區治理的協商民主載體，擴大協商民主范圍
村民參與社區治理的程度是協商民主的基礎。要創新載體，采取多種形式，就社區發展的公共問題協商，讓村民能夠參與評論，反映意見建議和訴求，暢通村民利益訴求渠道，拓展協商民主載體與路徑。要本著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發展的思路，把村民能干、想干、該干的事放手給村民協商解決，擴大協商民主范圍。
（三）加強f商民主文化培育，提升村民積極參與意識
協商民主的效果與村民積極、主動的參與互為因果。積極的參與可以提升村民的個人參與能力，增強集體責任感，推動農村社區治理中協商民主的發展。通過宣傳引導村民參與社區治理，通過社區自治組織培育和村民的自我服務，又能激發居民參與社區建設的積極性，培育協商民主文化氛圍。
社區義工是指公民自愿貢獻個人時間和精力,在不為物質報酬的前提下,為推動人類發展、社會進步和社會福利事業,在社區等公共場所或相關社會福利機構中提供自愿服務的活動。社區義工起源于19世紀西方國家宗教性的慈善服務,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社區義工逐漸制度化、專業化、系統化。并把社區義工與公民的成才就業掛鉤,以滿足社會發展的需求為切入點,形成一套比較完整的運作機制和國際慣例,成為西方國家加強對公民的道德教育和維護社會穩定的有效形式,成為西方公民自覺的行動指標。
社區義工的理念、形式、評價方式對于思想政治理論課社會實踐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鑒意義,是提高思想政治理論課社會實踐效果的有效途徑。社區義工了解社會、體驗社會、服務社會、培養道德品格的理念與思想政治理論課社會實踐的理念具有一致性;社區義工的形式對于思想政治理論課社會實踐形式具有創新性,有利于解決思想政治理論課社會實踐的參與主體覆蓋面問題;社區義工的評價方式符合思想政治理論課社會實踐的本體意義,能夠突顯思想政治理論課社會實踐的效果。
(一)社區義工符合思想政治理論課社會實踐的理念要求
思想政治理論課社會實踐的目的是通過了解社會、服務社會,引導大學生走出校門、深入基層、深入群眾、深入實際,在實踐中受教育、長才干、做貢獻,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提高學生思想政治素質和觀察分析社會現象的能力,努力成長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合格建設者和可靠接班人。社區義工的理念也是要求公民在自愿貢獻個人時間和精力,在不為物質報酬的前提下,了解社會、體驗社會、服務社會、培養公民的道德品格。如以義工精神聞名于世的美國,美國把社區義工當成是一種文化現象,美國大學大力提倡社區義工,把是否參加社區義工作為大學錄取的重要參考指標,社區義工成為是否接受過高等教育的標志。美國大學強調通過實踐經驗來刺激學生的學術成長,鼓勵大學生走出校門,看看自己究竟能為社會提供什么服務,或者面對社會的需求和挑戰,自己還缺少什么本事和素質。甚至于美國大學把是否參與社區義工看成是衡量精英分子的準則,看其在多大程度上能夠參與基層社會的生活,有多大的現實感和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大學生通過社區義工發現社會,培養使命感,強化大學生的政治參與意識。正如美國耶魯大學在解釋耶魯為什么能培養出許多總統和政治家時說的:“這里有最高水平的精英的教育,又有一個最貧困破落的城市,美國的一切社會問題都展現在學生眼前,這是一般的象牙塔所無法相比的。”[1]因此社區義工與思想政治理論課社會實踐在理念上是相同的,社區義工能夠成為思想政治理論課社會實踐的有效途徑。
(二)社區義工的形式對于思想政治理論課社會實踐形式具有創新性,有利于解決思想政治理論課社會實踐參與主體的覆蓋面問題
社區義工是西方國家社會服務的主要形式,是西方國家社會服務的文化象征,在西方國家擁有廣泛的影響力。以美國的大學為例,在2006年,有330萬16~24歲的在校美國大學生參與了義工活動,相當于美國適齡大學生的30.2%,在25歲以上的人口中,受過大學教育的美國青年參與義工的占了46%,而同年齡層未受過大學教育的美國青年參與義工的僅有21%,還不到受大學教育的美國青年參與義工活動的一半。[2]因此社區義工在美國大學有著廣泛的參與性,學生參與的覆蓋面相當廣泛,這對我國思想政治理論課社會實踐的參與主體的覆蓋面有著極強的借鑒意義,有利于解決我國思想政治理論課社會實踐過程中學生參與覆蓋面不夠廣泛的問題。同時社區義工的形式也具有很強的創新性,也可以對思想政治理論課社會實踐提供可供借鑒的方式。西方國家的社區義工服務范圍廣泛,涵蓋了教育、環保、心理咨詢、養老、宣傳、社區教化等各個方面,產生了極大的社會影響力。如英國的社區服務志愿人員(CSV)計劃,該計劃專門為16~35歲的志愿服務者參加活動,要求所有的志愿人員都要直接為需要幫助的人服務,幫助無家可歸者、年老體弱者、犯罪的青少年以及精神和生理不健全者。工作場所包括學校、醫院、監獄等社區。再如加拿大的“卡蒂馬維克”計劃,其宗旨是幫助17~20歲的加拿大青年的個人成長;為加拿大社區提供各種服務;加強大眾的環境意識;以及讓加拿大青年更深人地了解自己的國家。活動形式包括旅行和服務、過集體家庭生活并承擔家庭社會義務、學習實際工作技能等。以及通過在他們為社區提供服務時與各種不同的人一起工作,最后實現上述目標。[3]西方國家這種寬范圍、有計劃的社區義工服務不僅在參與覆蓋面上提供了保證,而且還產生了非常明顯的社會效應,對思想政治理論課社會實踐具有很強的借鑒性。
(三)社區義工的評價方式符合思想政治理論課社會實踐的本體意義,突顯思想政治理論課社會實踐的效果
思想政治理論課社會實踐的目的是通過有計劃地組織和引導大學生積極主動地參與社會實踐活動,讓大學生了解社會、了解國情,增長才干、奉獻社會,鍛煉毅力、培養品格,增強社會責任感,從而提高大學生的思想道德素質、理論水平和運用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來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能力。因此從本體意義的角度理解,思想政治理論課社會實踐的教學評價標準應該堅持“人的內在尺度、物的尺度、歷史尺度、美的尺度的統一,是主體性與客觀性的統一,是政治性與倫理性的統一,是歷史性和現實性的統一,也是多樣性與一致性的統一。”[4]在評價原則上應堅持發展性評價、綜合性評價、質性評價、參與互動性評價、過程性評價的原則,實現定性評價與定量評價、過程評價與結果評價的結合。社區義工在評價方式上符合了思想政治理論課社會實踐的本體意義,能夠突顯思想政治理論課社會實踐的效果。西方國家在社區義工的評價上充分堅持了定性評價與定量評價、過程評價與結果評價的結合,社區義工注重人的價值尺度的定性評價和過程評價,把有沒有對社會的奉獻精神作為衡量精英人才的準則,因為西方國家認為有無償奉獻精神的人往往社會責任感會更強,更能與他人合作。同時又注重了定量評價和結果評價,美國大學在其入學考試時就充分考慮了學生在中學階段是否參加了社區義工作為重要參考指標,美國一些大學把參與社區義工到一定時間給予折合成學分。對于特別突出的大學生則授予美國最高的社區服務獎“總統義工獎”,以此來鼓勵大學生參與社區義工。
二
社區義工的理念、形式、評價以及社會效應都對思想政治理論課社會實踐有很強的借鑒意義,它有利于增強思想政治理論課社會實踐的針對性、實效性和吸引力、感染力,是思想政治理論課社會實踐的有效途徑。筆者以所在單位思想政治理論課教研部開展思想政治理論課社會實踐為典型個案,就社區義工作為思想政治理論課社會實踐的機制建設提出具體的實施方案。
(一)轉變觀念,全員動員,營造大學生積極參與社區義工的氛圍
社區義工是國外主要的志愿服務形式,在國內也有不斷普及的趨勢。但整體而言,社區義工在國內尚處于起步階段,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社會實踐的過程中也沒有把社區義工作為主要的社會實踐教學方式,需要進一步轉變觀念,全員動員,營造大學生積極參與社區義工的氛圍。筆者所在的教學單位高度重視社區義工的思想政治理論課社會實踐形式,通過校報宣傳介紹國外社區義工發展情況引導大學生參與社區義工。每年在大學新生中定期召開大學生社區義工啟動儀式,通過全員動員的方式鼓勵大學生參與社區義工。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部門領導和教師主動參與社區義工,通過教師的率先榜樣帶動大學生參與社區義工。從而在全院營造大學生積極參與社區義工的氛圍。
(二)重視制度建設,強化組織領導,建立社區義工保障體系
重視社區義工的制度建設,為規范大學生社區義工管理,學院相繼制定了《大學生社區義工管理條例》和《大學生社區義工實施方案及學分評定辦法》,明確社區義工作為思想政治理論課社會實踐形式的總體要求、工作原則、組織實施和基本管理模式,確定大學生社區義工的內容、申報程序、學分評定和工作要求。強化組織領導,建立以主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的學院黨委副書記為組長,以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部門負責人為主要責任人,學工部、教務部、后勤部、各二級教學部門學工負責人組成的大學生社區義工組織領導機構,統籌全院的社區義工工作,建立了高效的大學生社區義工保障體系。
(三)明確主題,合理分類,確立與思想政治理論課相適應的社區義工活動內容
社區義工是一個涉及范圍比較廣泛的志愿服務項目,內容涵蓋社區工作的方方面面,假如組織不當,極易造成管理的失范。筆者所在的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部門針對大學生的實際情況,緊緊圍繞思想政治理論課理論教學的要求,有目的地確認社區義工的服務內容,以明確社區義工的實踐主題,建立與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內容相適應的社區義工活動內容。具體把社區義工分為校內社區服務項目和校外社區服務項目。校內社區服務以培養大學生的勞動品質為主題,通過理論教育與勞動相結合,實現對大學生的思想政治教育,馬克思認為“生產勞動同智育和體育相結合,它不僅是提高社會生產的一種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發展人的唯一方法?！盵5]其服務內容包括公寓小區公共場所清潔衛生、校園包干區清潔衛生、機房圖書館等公共服務區域清潔衛生、各類文化活動后勤服務、相關比賽后勤服務、相關接待前期準備工作、校園日常保衛巡邏助理、校園秩序維護等。校外社區服務以了解社會、奉獻社會為主題,實現理論教育與專業實踐、服務社會相結合。服務內容包括作為外語院校配合相關部門進行義務外語教育教學服務、配合相關部門參加大型活動的演出及后勤服務、校外社區環保、心理咨詢、養老、宣傳、社區教化等。
(四)注重教學評價,構建社區義工教學評價體系
教學評價是思想政治理論課社會實踐的重要環節,是實現教學目標、保證教學效果的內在要求。教學評價對課程的實施起著重要的導向和質量監控的作用,評價的目的功能、評價的目標體系和評價的方式方法等各方面都直接影響著課程培養目標的實現,影響著課程功能的轉向與落實。學院注重社區義工的教學評價,把定性評價與定量評價、過程評價和結果評價結合起來,構建社區義工教學評價體系。確認社區義工的學分,大學期間完成40小時以上的社區義工,給予思想政治理論課社會實踐1個學分,完不成規定學分的,該門課程將不能結業,根據教學安排,在學籍有效期內進行重修。明確社區義工的認可審核程序,參加社區義工服務的學生向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部門提出申請,社區義工結束后,學生填寫《大學生社區義工服務記錄卡》,獲得相關服務部門的鑒定,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部門根據學生的社區義工服務記錄卡計算學分。確立社區義工作為評選各類先進的重要依據。學院把社區義工服務學時作為學生評選各類先進、獎學金、助學金、黨員發展的重要依據,作為評定集體榮譽的重要指標。
參 考 文 獻
[1][2]培養精英要從做義工開始[N].新京報,2006-10-29.
關鍵詞:轉型社區治理公民參與
Key word:Reforming The community governs the citizen to participation
一、概念及背景
在現代中國的社會生活中,社區治理和社區公民參與已經成為非常流行的話語。那么它們的概念和定位是什么呢?廣義的“社區治理”是指社區與國家和市場相結合而形成的一種社會互動方式。①而對于社區參與這一概念的理解,目前多內大多數研究者有著較為一致的看法,即認為它是指社區成員自覺自愿地參加社區各種公共活動或公共事務的決策、管理和運作,影響社區權力運作,分享社區建設成果的行為和過程。在我國的城市社區發展建設中,實現社區自治式的社區治理已經成為一個重要的目標,而社區自治的主體就是社區公民,社區自治的實現需要真正地實現社區公民參與。城市社區公民參與的興起和提倡與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的市場化和城市化是緊密聯系的。
從宏觀角度來看,在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過程中,我國城市的“單位制”社區開始瓦解,逐漸開始向社區制轉變,社區就像一個小型的“社會”,逐漸成為介于政府和家庭之間的一個公共空間,而社區緩和現代化進程中的矛盾和問題的作用也逐漸凸顯出來。從微觀的角度看,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社區居民不僅在物質生活和生活質量上的要求提高,同時對精神文化生活和政治參與的要求也在日益增長。
二、發展中呈現的問題淺析
盡管公民參與在社區中興起并成為社區發展中的一個重要方面,但是由于我國社會處在這樣一個轉型期,各種類型的社區內的公民參與發展程度事實上是參差不齊的。一般說來,在單位型社區和處在城鄉結合部的社區的居民參與度較低,而在一些新型的商品房小區里的社區居民參與度則相對較高。這是由多方面因素導致的,單位型小區的居民由于習慣了傳統的縱向管理,因此,人們對于社區治理和社區參與的理解更多地帶有自上而下的參與取向。而處在城鄉結合部的社區居民通常來說是由郊區農民、進城務工人員等組成,這類社區由于社區的發育程度較低,社區居民的受教育水平較低,因此,人們在社區治理中的參與意識并不強烈。而在新型社區里的居民由于有較好的收入,參與意識較強,且具備參與的能力,因此社區居民參與社區治理的程度較前兩者高。但是隨著“單位型”社區的功能的逐漸弱化、越來越多的人由“單位人”轉向“社會人”,以及現代化的發展,單位型社區和處在城鄉結合部的社區的公民參與程度會逐漸地提高,而目前社區參與的不同發展程度正是中國從傳統到現代轉型過程中的必經之路。
從城市社區組織來看,在社區內通常存在著縱向組織和橫向組織兩種參與取向的組織。盡管在許多城市社區中,業主委員會、中介服務組織和非政府組織等橫向組織進入社區大大地推動了社區公民參與社區治理的發展,但是居委會、街道辦事處等縱向組織作為政府在社區的代言人,在很多社區中仍然在發揮主導作用。這種社區的居民參與依然表現出一種自上而下的參與取向,所謂的“參與”只是一種政府動員、推動下的被動的參與,并沒有發揮居民參與社區事務、實現自治的真正作用。
三、小結
本文作者：焦俊峰作者單位：中南財經政法大學
治安治理資源整合的社會基礎考察
治安治理作為國家政治的一部分，其過程必然涉及權力在國家和社會中的具體分配。治安治理決策的制定、實施、評估、調整等環節，反映了國家和社會的結構性關系。同時，國家和社會的結構性關系反過來也影響治安治理的效果。因此，本文主要從市民社會理論層面理解和使用“社會基礎”一詞，即與國家相對并部分獨立于國家，不能與國家相混淆或不能為國家所淹沒的社會生活領域［7］。前述以國家和社會為載體的治安治理資源的整合，需要考察市民社會基礎。作為有威權統治傳統的中國，整合社會治安資源應注意中國社會的發育程度，即中國基層社會是否擁有維護社會治安的力量、能力、方法和制度資源等。市民社會的發育程度對治安治理資源的整合有重要影響，其核心在于基層社會和公眾參與治安治理的深度和廣度。除了公眾參與，社會結構、社會信任、社會關聯類型等也會影響社會治安治理的運行過程。具體而言，可以從三個層面分析基層社會對治安治理資源整合的影響：一是在基層社區范圍內，從微觀層面考察基層社會和公眾在治安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二是在縣域范圍內，從中觀層面分析社會力量對治安治理的影響；三是在國家范圍內，從國家與社會的結構性關系宏觀層面分析市民社會在治安治理中的地位和功能。從當前中國基層社會的政治現狀考量，治安治理資源整合面臨的困境在于：社會資本存量的匱乏和市民社會發育狀況不理想。①首先，雖然中國的社會力量在改革開放后獲得了較大的發展空間，但建國后高度發達的行政體系以及改革開放后社會流動性對基層社會結構的建設性破壞導致市民社會尚未構建起來，國家力圖培育的基層民主與預期目標之間仍有較大差距，村民自治和居民自治尚不成熟，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治安治理在基層社區的運行，社區警務、社區矯正以及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等實踐中遇到的困難即是例證；其次，市民社會的不成熟往往伴隨著社會資本的匱乏，社會結構的調整也在一定程度削減了靜態社會結構下遺留下來的社會資本存量，導致當前中國的社會資本總量比較匱乏，社會參與的熱情、廣度、深度均不夠，缺乏制度化的手段和途徑。由于社會的轉型，我國缺乏長效的制度和機制調動社會力量、整合社會資源開展治安治理工作，這是社會參與的實踐困境。在國家治理理論中，發達的公共精神是良好社會治理的決定性因素，但傳統中國的治理模式無法孕育發達的公共精神，而公共精神的缺乏又導致傳統中國無法實現更好的社會治理。在當今中國，治理模式的轉變為公共精神的培育提供了有利條件，同時也對發達的公共精神有了更為迫切的需求［8］。對于治安治理而言，社會參與的貧弱也就意味著治安治理效果的下降。解決這一問題，必須以社區為依托，從培養社區的“公共精神”著手。治安治理能夠取得成效的基礎和關鍵不在于政府及其警察，而在于社區及社區公眾。一方面，社區公眾對安全的訴求是警察開展工作的動力和方向，社區公眾是公共安全的直接受益者，對日常生活中存在的治安問題有最為直接的感受，他們的意見和建議是警務決策重要的信息源；另一方面，社區公眾參與是治安治理的重要內容，不僅僅是提供建議和意見，更重要的是直接參與到治安治理中來，社區公眾能否參與、參與的范圍與程度是否合理、參與方式是否科學是治安治理能否取得效益的關鍵所在。由于力量的分散和組織能力的相對缺乏，公眾的參與并非順理成章，而必須依靠政府及其警察的組織、協調，以整合社區公眾的力量，發揮社區公眾的作用。因此，必須有意識地培養“公共精神”。公眾參與治安治理必須使其意識到：作為社區成員，社區治安事關自己切身利益，諸多治安問題僅僅依靠政府及其警察難以解決，自己有義務參與治安問題的解決。參與治安治理不是代替政府及警察，也不是簡單的協助，而是作為主體之一共同解決治安問題。所以，公眾在配合警察搞好治安管理和犯罪控制中除了能給自己帶來更大的社區安全系數和心理滿足外，亦能提升自己的公民觀念［9］。與西方相比，我國社區公眾參與公共事務的熱情普遍不高。社區公眾的參與分為兩類：一是動員性參與；二是自覺性參與。在我國，動員性參與一直是主要的參與方式，但這種參與方式的持久力不夠，隨意性較強，難以保持長久的效力。據托馬斯•海貝勒2003年至2004年在中國沈陽、重慶和深圳的一項調查（調查對象為38名市、區、街道辦事處、居民委員會的各級地方官員和140名經篩選出來的社區居民），社區參與程度普遍不高。比較而言，沈陽的社區參與程度最高，其中大部分人是大型國有企業的員工，鄰居之間相互認識，人們對國家的期望很高，黨員在社會參與中占有較高比例；重慶的社區參與程度處于中等水平，人們對國家的期望明顯小很多，黨員在社會參與中的比例也較低；深圳的社區參與程度最低，原因是移民城市內部缺乏地域性聯系，人們相互不認識，而且由于收入和文化素質相對較高，作為社會中間階層的群體具有較強自我意識的生活態度［10］。雖然該項調查不能說明整個中國的社區參與狀況，但具有重要的參考意義。由于傳統中國是一種威權統治，在這種統治模式下，民眾習慣于服從而不是參與，造成當前培養“公共精神”存在一定的困難。實際上，即便是在以鄰里守望為主要方式推行社區警務的英國、澳大利亞等國家，隨著時間的推移，社區公眾對鄰里守望的參與熱情也在下降。這說明，即使在社區參與程度較高的西方發達國家，治安治理中的社會參與也是一個棘手的問題。在我國，必須通過制度創新解決官僚體制下國家力量效率低下和社會力量發育不足的現實難題，通過各種政治活動、文化活動、社區自我管理活動等，培養社區公眾的參與精神，并使傳統的動員式參與逐漸轉化為自覺性參與。只有社區發育成熟了，自我管理和自我組織才能作為制度固定下來并得以自覺自發地長期實施。
治安治理資源的整合路徑設計
在治安治理實踐中，我國一貫重視對治安治理社會資源的挖掘，注重發揮群眾在治安治理中的作用。但從具體實踐看，這種做法存在兩個問題。其一，社會參與治安治理在某些情況下意味著安全責任的轉移，即本應由政府完成的維護治安的職責被轉移到基層社區，這種做法從政治上和法律上受到質疑。從理論上看，政府在將治安治理的某些責任轉移給市場化的組織后，可以集中精力于必須由政府完成的工作。但是，公共安全供給的市場化與私人化一方面缺乏相應的政治合法性，另一方面則使原本由政府提供的公共產品具有私人產品所固有的差異性和不平等性，有公共安全富人化的嫌疑。因此，在社會轉型中，市場組織和社會組織作為輔助力量，與政府協作提供公共安全可以彌補國家治理資源貧弱的結構性缺陷，但政府必須牢牢掌控治安服務的質量標準和監督權，以彌補和遏制治安服務市場化與私營化的消極后果。其二，由于制度創新的缺失以及分散化的改革導致社會資源的整合效果比較有限。從全國來看，不少地方根據地方治理經驗創造出了適合本地實際的整合機制，但作為常態化的制度并未系統性地確立下來，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社會治安治理資源的運用。的確，由于性質、權力內容的不同以及具體方法的區別，治安治理國家資源和社會資源發揮的空間和效果存在一些差異，這就需要用具有實踐操作性的制度進行整合，優勢互補，以取得良好的治安治理效果。治安治理資源的整合分兩個方面：一是國家力量和基層社區之間以警察為紐帶，建立長期的協商溝通機制，將雙方的力量有機整合；二是國家力量與市場化組織、基層社會與市場化組織之間以契約方式由市場化組織完成對公共安全產品的生產供給，為治安治理提供市場化的補充。通過制度創新和市場化手段，在新的社會形勢下發動基層社區的力量開展治安治理。首先，這種模式堅持依靠國家現有的制度資源，充分發揮基層自治組織的協調作用，使警務工作圍繞著基層自治活動展開，避免了公安機關直接指揮帶來的抵觸和對抗情緒，也使居委會的凝聚作用有了充分的發揮。其次，這種模式根據不同情況通過方法創新充分挖掘基層社區的力量，即一方面充分利用市場化的保安組織，將公安機關的工作與小區物業、大型商貿城、娛樂場所、金融單位和重點企業等區域的保安工作聯系起來，有效整合利用這些區域的治安治理資源；另一方面則通過有償服務以及動員方式發動下崗職工、低保人員、退休人員、治安積極分子組成專門的安防隊、義務巡防隊，整合社區的人力資源。再次，這種模式堅持立足社區，根據社區的具體問題提出對策，將社會矛盾與社區問題解決在社區，以保證社區的穩定和諧，從根源上解決犯罪誘因，增強社區的凝聚力及其對抗犯罪的能力。具體思路是：在社區外的公共空間，國家力量利用法律賦予的權力資源和方法資源，繼續提供公共安全產品，通過日常巡邏和案件查處，維護社會治安。但這種方法提供的是無差別的安全服務，僅僅靠政府及警察的服務難以滿足社會公眾日益層次化的安全需求。對此，可以通過自治化和市場化兩種方式予以彌補。自治化是在政府及警察的指導下，基層社區組建自己的力量開展治安防范。但這種傳統方式在市場經濟比較發達的地方實施起來有一定的難度，需要融入一定的市場化手段。如湖北省荊州市沙市區治安治理資源整合機制的創新中，通過宣傳、發動群眾重組了324支共計1614人參與的義務巡防隊負責社區白天的門棟（店）關照和義務治安巡邏。并在對傳統的義務性群防組織人員結構進行調整的基礎上，著力加強安防隊、保安隊、義務巡防隊的建設。以每月由社區統一籌資發給適當報酬的運作方式，從社區下崗職工、享受低保的群眾中挑選了520名年富力強者組成260支安防隊。①更為普遍和可行的做法是，根據“誰出資誰受益”的原則，通過市場化的機制推行保安有償承包安防責任制，即以契約的形式將局部區域的治安治理活動交給保安服務公司。當然，這種方式下，國家力量并非不再參與治安治理，而是通過定期的治安聯席會議方式與社區代表、保安組織溝通協商，共同參與治安治理。事實上，在這種模式中，警察組織和社會力量無法割裂，社會力量參與治安治理必然需要借助于警察組織的各種資源，否則其合法性以及治理效果都將存在問題。這種模式涉及國家資源、自治資源和市場資源三個主體和指導協商、市場契約兩種合作機制，其性質各不相同。政府及警察和社區之間是協商指導關系，而社區和市場化的保安組織之間是契約關系，為了確保機制的有效性，必須明確各方的權利義務。從目前來看，上述模式運行較好的社區代表有武漢市民意街社區，其具體做法是經費由社區收取、管理和監督，安保隊的組建也由社區自己負責，派出所只對具體的技術進行業務指導，并對具體的責權利分配進行監督［11］。這種做法既避免了公安機關重復收費的嫌疑，又充分發揮了基層社會的積極性和能動性?；鶎由鐓^存在差異，具體的治安問題也有其獨特性，作為國家力量的警察組織由于其工作的普遍性難以深入了解和充分考慮這種差異，作為社會力量的基層社區又缺乏警察組織所擁有的權威性治理資源，無法充分利用官方資源去解決所在社區的治安問題。合理的解決途徑是，在充分協商的基礎上進行資源整合，雙方通過對公共利益的考量、對自我利益偏好的修正、對具體目標方法手段的選取最終形成共識，充分利用各自的優勢資源實現治安治理目標。從筆者掌握的資料看，基層治安狀況較好的社區，警察組織與社區往往有比較好的互動，這些社區可能沒有正式的協商制度，但非正式的溝通與交流同樣可以起到協商的作用。通過有效的協商溝通，代表國家權力的派出所與基層社區達成共識，以此為基礎建立長效合作機制。在“群防群治”理念的指導下，有效整合治安治理資源，形成科學的治安治理資源結構。這種資源整合機制運行的結果使得多元主體在治安治理中的關系出現多樣化，凸顯了治安治理主體之間的互動過程，具體表現為由警察組織主導并以平等的地位與社區進行交流與協商，根據各自的價值需求達成治安治理目標上的一致。在目標的指引下，雙方利用各自的資源優勢通過具體的方法手段實現既定的治安治理目標，以維護社區良好的治安秩序，滿足警察組織的職能要求和社區公眾的安全需求。
社區公民參與的廣度由參與的人數和范圍來確定，即參與的普遍性。一個社區內少數人完全而有效的參與，不能構成民主。廣度是第一位的。在此基礎上更要關注參與時是否充分、有效，即參與深度。在轉型社會中，要更新社區參與理念，將衡量社區參與水平的標準由居民參與的廣度調整到參與的深度?？贫鲝娬{：所謂參與的廣度是指公民參與政治生活的普遍性，而參與的深度則是指公民參與政治生活的有效性。美國學者亨廷頓和納爾遜認為參與廣度即指從事參與的人的比例，即有多少人參與，又有多少人置身于其外；深度即該種參與活動影響整個決策系統的程度和持續性，以及它對決策系統的重要性。因此說，社區治理中公民參與的深度是指公眾參與的層次，包括參與議題、參與決策、參與執行、參與監督、參與反饋等環節，以及參與過程中產生的影響力、有效性和持續性。
公民參與的廣度，是衡量公民參與量的緯度；參與的深度則是衡量公民參與質的緯度。二者是矛盾統一體。社區公民參與的深度和廣度在整體上呈現負相關的矛盾關系，參與的范圍越大、人數越多，參與者感覺到的有效性反而越低；要想社區公民參與達到一定的深度，在參與廣度上又難以鋪開，參與規模受到局限。
二、影響社區公民參與深度的因素
首先，社區性質決定了社區公民參與的深度。不同的社區治理模式社區性質不同。社區治理模式可分為四種類型：第一類行政型社區。以行政型社會資本為主，公民參與受到行政方面的嚴格限制，參與意識和參與行為嚴重缺乏。第二類共治型社區和第三類自治型社區。參與型社會資本豐富，公民參與意識強烈，參與行為積極，參與條件成熟，參與能力較強。自治型社區徹底撇清了行政力量的介入，憑借公民自治力量承擔起社區的一切公共事務。第四類自然型社區。居民往往以個人利益為中心，無心社區的公共事務，這類社區的公民參與水平非常低。
其次，托馬斯認為社區公共政策屬性對于公民參與深度具有決定性意義。公共政策屬性包括公民參與的公共政策的性質及執行目標、政策本身涉及的公共問題的性質及解決方案。公民參與的深度取決于公共政策本身的一些性質和內在要求，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公共政策本身具有的本質或性質約束，如技術性約束、安全性約束、規制性約束、預算約束等，它們影響著公民進入公共政策制定和執行過程的可能性，決定著公民參與面對的各種規制與限制。公民參與的深度與公共政策制定的專業性程度、技術含量、保密程度、規制限制程度成反比，與預算成正比。二是公眾對公共政策的接受度和認同度越高，與政策利益關系越緊密，則參與熱情越高，參與方式越積極，參與深度就越高；反之則參與程度較低。
第三，居民的參與素養是影響社區公民參與深度的關鍵因素?，F代社區公民以關心社區事務、參與社區建設、承擔社區責任為基本標志，沒有現代社區公民就不會有真正意義上的社區參與，更不會實現真正意義上的社區善治。社區公民影響其公共參與的主要素質有：一是參與意識。應培養積極主動地參與社區公共事務的意識，應該將參與作為公民身份和公民資格的必然要義。二是參與熱情。公民沒有付諸實踐的熱情、興趣，積極性不高，能動性不強，也不能產生深度的參與行為。三是參與能力。公民參與的能力主要是指參與的方法和技巧，其中包括討論和溝通、對話和協商、妥協和達成共識等參與手段的掌握和運用。有參與意識和參與熱情，而沒有參與能力，最終不能付諸實際，參與也只能成為空談。
三、社區公民參與的適度深度
社區主體法律地位不明。社區各個組織之間不僅缺乏有效的配合和聯系，而且各個組織沒有明確的法律定位。社區自治組織在社區管理中的的核心地位并不突出?！毒游瘯M織法》中的居委會的自治地位也只是籠統的規定，少有涉及居委會的性質、職責、任務、產生程序、運行機制等配套規定，這樣一來，居委會只是服從上級的行政命令，自治權無從體現。除居委會外，社區業主委員會（業主大會）的法律地位也不確定，與社區居委會的關系也缺乏明文規定。自治主體在實踐運行中依然被作為政府的執行者，重塑自治組織并沒有得到法律的有效支持。
社區自治機構不完善。第一，社區自治組織主要有居委會和業主大會，居委會主要負責社區事務的監督，而業主大會作為社區民意機構主要以會議形式決定社區重大事務的決定，但實踐中這些機構設置的隨意性比較大，功能錯亂，直接影響到治理結構的穩定。第二，行政主體參與形式不明。由于行政體制改革相對滯后，街道辦事處定位不清晰，政府服務職能與方式尚不能適應社區治理結構。第三，社區黨建組織缺乏法律化和制度化。執政黨的地位在社區重大事務決定上體現不出來。
社區自治缺少物力、財力的支撐。我國居委會一級沒有財政收入，日常工作經費全部由國家財政支出，依賴街道撥付。財政不獨立導致事權不獨立。居委會人員年齡偏高，文化水平偏低，不能適應新的時展的要求。
立法及法治理念滯后。社區中的“居民”有別于戶籍概念下的居民和居地概念下的居民，其公共領域如何形成，需要法律和理念上進一步明確。辦理區域內公共事務和公益事業，調節糾紛，維護治安，協助政府及其派駐機構做好公共衛生、計劃生育、優撫救濟、青少年教育等工作，在傳統理念和體制下難以兼顧。而且，社區服務處于社會管理一線基層，機構不健全、機制不完善、責任不明確、工作條件差、待遇無保證、措施不得力等問題，嚴重影響社區法治進程。
社區治理的改革與完善
（1）服務型政府的轉變。政府向服務性政府的轉變主要是在公共服務職能上，政府的公共服務職能必須隨著全社會的發展變化而變化。政府只是單純的作為掌舵人，注重大方向的把握而不是事無巨細的參與社區的具體行政事物。政府服務職能的實現，并不要求政府充當生產者和提供者的角色，政府完全可以購買服務而不是親自提供，也不能包辦一切福利。政府提供的服務只在社區福利與秩序方面，包括社區基礎設施建設，醫療和教育服務。政府行政職能的轉變，是政府內部自身職能的改革與完善，改革的程度也取決于政府的自身，這就需要通過立法，在制度上進一步明確各級政府服務職能、程序、編制及責任。對地方政府的制度創新，符合上位法和政策的提升為地方法規。街道辦事處作為基層政府的派出機關，一方面連接著政府，是政府權力的末梢，另一方面聯系著基層社會，是一個在基層社會中起關鍵作用的社會主體，所以要理順行政關系，建立健全工作機制，明確政府監督、指導、統籌、協調、考核街道辦事處工作，以及街道辦事處與有關政府職能部門及其派出機關的協作、配合的工作機制。②社區行政事務經費統一由政府財政統一撥劃。明確社區居委會和公共組織專職提供社區公共服務、居民事務管理方面的職能，做好居民教育、醫療救濟和維持秩序工作。進一步明確社區居委會和社區自治組織的關系，通過立法讓二者有權、有責、有分工，避免事權交叉。
尋求利益相關者治理有進步
被廣泛關注的“蘋果有毒”事件的主角是蘋果產品上游供應商勝華科技蘇州工廠，即聯建科技。事件的主要內容是聯建科技在生產蘋果產品的過程中使用有毒的正己烷，但是未使用有效的防護措施，工人的健康受到危害，部分出現不良癥狀。從這些情況看，事件存在的問題還是比較清楚的，聯建科技對工人的勞動保護不夠，應該受到譴責。但是，環保組織和媒體卻“劍指蘋果”，要求蘋果公司對其供應商犯下的錯誤負責。隨后，蘋果公司的《供應商責任進展報告》對處理供應商使用正己烷事件進行了公開披露。而聯建科技的工人也與工廠方面協商解決辦法，尋求正常合理的健康和利益保護。從整個事件的進展情況分析，各界已經有意識地在尋求利益相關者參與公司治理，應該說有所進步。
利益相關者參與公司治理的主動意識明顯增強。首先是環保組織，自然之友、公眾環境研究中心、達爾問三家環保機構于2011年1月20日聯合了《蘋果的另一面》報告，將“蘋果有毒”事件集中呈現出來?！短O果的另一面》是一期專門針對蘋果公司的關于IT行業重金屬污染的?？瑘蟾鎻墓溌殬I安全、供應鏈環境保護、供應鏈勞工權益和尊嚴三個方面列舉了十余個案例，披露蘋果產品供應商存在的問題（其中包括轟動一時的“富士康十幾連跳”事件），并指責蘋果公司的《供應商行為準則》形同虛設，其在供應鏈管理上沒有盡到應盡的社會責任。其次是媒體，重點披露報道聯建科技使用對人體有危害的正己烷擦拭蘋果公司產品，導致工人的身體健康受到傷害，從輿論上對蘋果公司進行監督。再次是聯建科技的工人，他們通過正常的法律手段進行維權，對造成的身體傷害問題明確提出相關要求并積極與廠方協商解決辦法，對廠方不合理的回應予以強烈抗議，并堅持自己正當合理的利益訴求。
利益相關者參與公司治理須找“受力點”。按常理來說，只要蘋果公司未強制要求聯建科技在蘋果產品生產過程中使用正己烷等不利于身體健康的輔助材料或工藝流程，蘋果公司就不應該成為“蘋果有毒”事件的主要責任人。但是，不論環保組織還是媒體，都將主要矛頭對準了蘋果公司，這并不是說環保組織和媒體不分青紅皂白，而恰恰反映了環保組織和媒體在治理“蘋果有毒”事件上的邏輯思維。作為一家OEM代工廠商，按照波特五力模型來分析聯建科技的“受力點”。OEM代工行業是一個不存在替代品市場的行業，競爭十分激烈，行業利潤率已經降到了很低的水平，幾乎沒有潛在進入者，上游供應商也不存在寡頭壟斷或壟斷競爭的格局。因此，替代品行業廠商、競爭對手、潛在進入者以及上游供應商對聯建科技都不具有強勢的議價能力，更不具備超產權控制實力，均不是聯建科技的“受力點”，除了聯建科技的客戶――蘋果公司。蘋果公司產品訂單的流向對代工廠商有十分重大的影響，甚至能關乎其生死存亡。因此，環保組織和媒體針對蘋果產品供應商存在的問題“劍指蘋果”不是無的放矢，而是找準了聯建科技等代工廠商的“七寸”，假蘋果公司之手來治理“蘋果有毒”問題。
利益相關者參與治理的困境
雖然利益相關者治理已經逐漸被社會各界意識到，在公司治理過程中引入利益相關者治理也取得了一定的進步，但總體來看，利益相關者治理還處在一種尷尬的境地。
利益相關者治理還處于事后治理的階段。一般情況下，利益相關者治理是“出了事”以后才會出現的治理。在公司治理問題上，事后治理是最差的選擇。然而，事后治理的沉淀成本非常高，一方面已經造成了傷害或者損失，大部分是不可逆的，另一方面治理的成本相當高，有的甚至超過了獲取的收益，算起來應該是得不償失。
根據有關資料報道，聯建科技有137名工人遭受不同程度的健康危害，如果按照正常的賠償，聯建科技將無利可圖甚至賠本，工人的收入和賠償金也不足以支付恢復身體健康的費用，聯建科技和工人都是“賠了夫人又折兵”。這些年，除了“蘋果有毒”事件，還有紫金礦業污染事件、富士康“十幾連跳”事件、張海超開胸驗肺事件、三鹿奶粉三聚氰胺事件、中石油漏油事件等，利益相關者都是在“出了事”之后才參與治理的。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著眼于維護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諧因素、增強社會發展活力，提出了創新社會治理體制的新觀點新要求新部署。近年來，重慶團組織為積極探索新時期社會治理有效模式，充分發揮樞紐型社會組織的職能作用，在全市創辦了1.2萬余所城鄉社區市民學校。
一、城鄉社區市民學校建設的意義
1.城鄉社區市民學校建設的概念。重慶城鄉社區市民學校，簡稱社區市民學校，是重慶共青團引導和服務青少年參與社會治理創新、促進民生改善、推動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社會和諧穩定的基層綜合服務平臺，培育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基層工作陣地，助推五大功能區域發展戰略的重要工作載體；是在深化群團改革試點中，由團市委牽頭，工青婦科四家群團組織聯手打造的重要工作品牌；是全國加強“青年之家”綜合服務平臺建設在重慶的生動體現和成功實踐。
2.城鄉社區市民學校建設的意義。加強城鄉社區市民學校建設是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載體，是新形勢下深化精神文明建設的有力抓手，是創新社會治理的有效途徑，是加強基層服務型黨團組織建設的實踐平臺，是推進志愿服務制度化的綜合平臺。社區是社會的基本構成單位，在構建和諧社會中起著重要的基礎性作用，城鄉社區市民學校創新了社區居民組織、凝聚和服務方式，通過大力弘揚“奉獻、友愛、互助、進步”的志愿服務精神，在全社會形成向上向善的力量，為助推五大功能區域建設、實現“科學發展、富民興渝”目標、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廣泛匯聚正能量。
二、城鄉社區市民學校建設的途徑
1.增強工作力量。增強工作力量是推進城鄉社區市民學校建設的關鍵。要充分挖掘、整合和利用各種社會力量，調動各方積極參與，不斷夯實城鄉社區市民學校建設的辦?；A。加大共建力度，依托社區大黨委，充分整合社會資源，加強與轄區內的機關、企事業單位、社會機構聯系對接，開展結對共建，建立“共建+接力”長效機制。發揮社區原動力，讓社區群眾參與社區管理和建設，發揮主人翁精神，實現自我管理、自我服務，努力實現“志愿者從社區來”的工作格局，保持城鄉社區市民學校的持久生命力。推行“社工+志愿者”模式，充分發揮社^社會工作室的作用，鼓勵有條件的區縣，為城鄉社區市民學校配備專業社工。開展項目規劃設計和專業化個案服務，在志愿服務的組織、管理、培訓和志愿者隊伍的建設等方面進行業務督導，實現資源整合，優勢互補，共同服務社區群眾，提高城鄉社區市民學校專業化服務水平。
2.豐富活動內容。豐富活動內容是推進城鄉社區市民學校建設的重點。要以“黨政高度關注、居民普遍需求、具有實施條件、志愿者樂于參與”為著眼點，注重項目整合，不斷豐富活動內容，努力使城鄉社區市民學校保持旺盛生命力。開展政策宣傳，深入社區群眾之中，用群眾喜聞樂見的方式，廣泛開展政策宣講，使社區群眾熟悉了解黨委、政府的路線、方針、政策和重大戰略部署，匯聚起改革發展的合力。收集社情民意，廣泛開展走訪調研，收集社區群眾關注的熱點、難點社會問題，收集社情民意，做好下情上達、上情下達。 開展文明素養提升活動，以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核心，著力提升廣大社區群眾的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和個人品德教育。開展群眾性文化活動，積極開展社區群眾喜聞樂見的文體藝術活動，豐富社區群眾精神文化生活，促進鄰里和睦，拉近鄰里親情。開展知識技能培訓，幫助社區群眾增強就業創業技能，促進就業創業。圍繞社區群眾需求，開辦城鄉社區市民學校移動課堂，使城鄉社區市民學校成為社區教育的重要平臺。 開展幫扶便民服務，大力開展結對幫扶、困難救助、雙擁慰問、節日送溫暖等活動。
3.整合各方資源。辦校陣地是推進城鄉社區市民學校建設的基礎。要從實際出發，按照共建共用、一室多用的思路，拓展辦校陣地。在城鄉社區，主要依托社區居委會辦公室、會議室、圖書室、科普室、廣場、基層文化站、公共服務站和轄區單位現有陣地等，建立城鄉社區市民學校辦公場地、活動場所。在公租房社區，協調公租房管理局提供公租房社區市民學校辦公用房，依托社區公共事務用房、社區公共服務設施、社區廣場等開辟活動場所。在有條件的小區，主要依托物業管理辦公室、業委會辦公室、會議室、小區廣場、小區會所等，建立小區市民學校辦公場地、活動場所。在美麗鄉村建設試點村、高山生態扶貧搬遷移民安置點和有條件的農村，依托農村公共服務中心、基層文化站（室）、黨員活動室、農家書屋等現有場地，建立鄉村市民學校辦公場地、活動場所。
4.強化組織保障。加強統籌協調，強化組織保障，努力構建分工協作、各司其責、齊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形成共同推進城鄉社區市民學校建設的強大合力。 加強工作指導，建立工作聯系制度，引導青年志愿者走進社區，培育志愿者組織，廣泛開展志愿服務。加大經費投入，充分發揮政府投入的引導作用，建立多渠道的籌資機制，加大對城鄉社區市民學校建設的資金投入。營造良好氛圍，注重典型選樹，建立城鄉社區市民學校激勵機制，發揮好示范帶動效應。進一步用好新媒體，城鄉社區市民學校建立針對不同受眾群體的微信群、QQ群，開設微博，開展各類新媒體主題活動，建立新媒體平臺的互動傳播。通過與專業機構合作、向社會征集創意設計、開展評選和推薦作品等方式，創作推出一批城鄉社區市民學校的文化產品，努力營造良好的社會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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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報；2009年02期
中圖分類號：C9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98（2012）03-0052-02
上世紀90年代初，國家民政部借鑒國外社區發展的理論和實踐，提出了“社區建設”的口號和思路，我國的社區建設隨著城市經濟發展不斷深入，在當前我國的城市化進程中，肩負著促進社會結構轉型的重要歷史使命。社區發展具有明顯的階段性特征，其發展過程包括由政府啟動、主導階段；政府推動和社區參與并存，實現社區的自我管理階段；社區自治、自理等三個階段發展。二十多年來，在政府的積極推動支持下，我國的社區建設正逐步由第一階段的政府主導向政府推動與社區參與并存的階段過渡。目前在社區建設理論研究中，居民參與模式正成為研究熱點。
1 社區治理的涵義和社區參與理論
1.1 社區治理的涵義
“治理”一詞源于古希臘語，原意是控制、引導和操縱。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西方政治學家賦予“治理”以新的含義。治理理論的主要創始人羅西緇認為，“治理是一種由共同的目標支持的活動，這些管理活動的主體未必是政府，也無須國家的強制力來實現”。庫伊曼也認為，“治理所要創造的結構或秩序不能由外部來強加，它之所以要發揮作用，是要依靠多種進行統治的以及互相發生影響的行為者互動”。1995 年，全球治理委員會發表了一份題為《我們的全伙伴關系》的研究報告，說明治理的四大特征：治理是一個過程；治理的過程是協調；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門，也包括私人部門；治理是一種持續的互動”。由此可以看出治理的核心理念是突破單純強調政府管理的理念，主張政府、公民以及其他組織共同來參與對社會的管理，強調參與主體間的協調、溝通與交流，治理的本質在于公民參與。社區治理是指以地域為基礎，政府與社區組織、社區居民共同管理社區公共事務的活動。社區治理的四個特點包括：主體多元化、機制扁平化、過程互動化、資源內生化。所謂主體多元化是強調要整合社會資源，要與利益相關方合作；機制扁平就是原來縱向的自上而下的管理向橫向的網絡化管理轉變；過程互動和資源內生是將社區居民視為社區建設的主體并參與到各項社區建設服務。
1.2 社區參與
“參與”的基本含義是指人們參與了對某一領域發展計劃的制定與實施或直接參加了這一領域的整個發展過程，以及發展成果的分享。社區參與是指“政府及非政府組織介入社區發展的過程、方式和手段；是指社區居民參加社區發展計劃、項目等各類公共事務與公益活動的行為和過程，以及對社區發展成果的分享”。社區參與是社區居民作為社區管理的客體與主體，自覺自愿地參加社區各種活動或事務的決策、管理和運作的過程和行為。社區參與主體指的是在社區發展運動的宏觀背景之下，居民群眾、政府組織、單位組織和中介組織都作為主體參與社區的發展和建設。
我們在社區建設研究中發現，中國城市社區建設過程中存在幾個普遍的問題：一是在當前的社區建設中政府往往占主導地位。二是社區居民參與率不高，缺乏相應的表達機制和參與渠道。三是從社區公共參與的類別來看，居民的社區參與內容多為非政治事務參與，如文體健身活動、環境整治活動、治安巡邏活動等，而對社區選舉等政治性事務很少參與。四是社區居民參與以被動的、執行性參與為主要形式。這種社區管理模式使得居民的需求與社區治理組織的供給之間存在著巨大差距，社區治理的事情居民漠不關心，而居民上心的事卻得不到很好的解決，社區治組織沒有很好發揮其自身的功能與職能導致居民參與熱情低、參與實效性差、社會效益低下。因此我們需要在實踐中尋找出一種有效的社區參與機制和組織形式，推進社區建設和基層民主的順利運行。本文以成都市Q社區的參與式治理為研究實例，重點考察這一社區建設模式的居民參與形式、組織機構和運作模式，進而對我國在城鄉一體化進程中新型社區的建設及治理提供一些理論支持和啟示。
2 Q社區參與式治理的模式分析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城市化快速推進，城市空間不斷擴張，人口、產業和要素資源不斷向城市集聚。許多大城市逐漸向周邊鄉村地區拓展，出現了許多城鄉一體化的社區，這些社區保留原著居民，同時也增加了大量的外來打工者和城市新移民。地域和文化上的差異，增加了社區治理的復雜性。成都市Q社區正是這樣的一個新型城鄉一體化社區。
2.1 Q社區簡介
Q社區位于成都市青羊區西北部，占地面積1.84 平方公里，共有居民1萬多戶，3萬余人。社區交通便捷，設施齊全，環境優美，區位優勢十分明顯，原來是典型的農村社區，由于城市擴展，現在屬于城鄉統籌新型社區，是青羊區三個新型的城鄉一體化過渡社區之一。該社區人口聚居密度較高、異質性程度高，社區居民教育程度參差不齊。社區成員主要由本地拆遷戶農民，外社區安置農民，商業樓盤居民和外來的打工人員構成。成都市青羊區是2009年國家民政部命名的全國和諧社區建設示范區之一，而Q社區是青羊區在探索實踐居民社區參與模式的實驗田。盡管該社區的居民在生活方式和生活需求具有相當的復雜性和多元化，但近兩年來，Q社區堅持以人為本，改進管理方式，注重居民參與，創導自愿互助，探索出了一種新型的參與式社區治理模式，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效應。
2.2 Q社區的參與式治理模式
Q社區在建設過程中為了改善居民的參與積極性，采用了兩個重要辦法：一是對公共空間的讓渡和社會賦權；二是公眾對公共空間的爭取和公民精神的培養。經過這幾年的社區治理建設，社區工作方方面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其社區建設治理主要包括以下幾方面：
（1）建立完善的社區組織體系。
好的社區組織體系是社區參與治理的保障。Q社區統一構建了完善社區居民大會、居民議事會、民主監事會、社區公共事務所等社區自治組織和服務組織。同時，2007年10月，社區與省總工會家屬區等小區物管公司、靈通汽修公司、省工會、中鐵八局等8家單位，探索組建了全市首個“社區共建理事會”，建立了完善的社區建設組織體系。
（2）注重人才隊伍建設。
社區黨委和社區居委會成員，通過“公推直選”的辦法產生。社區公共事務所人員實行公開招聘，鼓勵社區“兩委”兼職。社區直接實施的特殊服務項目所需專業人才，由居民議事會通過向社會公開招聘。每年年終，由街道組織社區居民代表、黨員代表、社區企事業單位對社區公共服務人員進行民主評議和績效考核，并將考核結果與績效獎金掛鉤。社區治理主體參與民主評議和績效考核進一步轉變了政府職能、轉變工作作風，提升社區自治功能、發揮自治組織的作用。同時測評活動對政府工作隊伍考核體系進行了重大變革，把過去由部門單位考評為主，變為以社區居民考核為主，使得社區管理工作人員不僅要對部門負責，同時也要對廣大民眾負責，“兩個負責”的結合，促進了社區管理工作與人才隊伍的建設。
（3）搭建議事平臺，拓展參與空間。
Q社區努力改變政府包辦社區建設的局面，在改革社區組織上有新突破。社區成立社區議事會，監事會，物管共建理事會等，發揮社會各界人士、社區居民參與社區事務協商、監督、評議等，拓展社區各類力量參與社區建設的空間。
Q社區在社區服務中心成立了議事廳，在體制上和程序上體現了居民參與社區治理的主導地位。居民按一戶一票的原則，采取無記名投票的方式選舉21位議事會代表，成立了社區議事會，議事會成員每兩年進行換屆選舉。議事會成員代表社區所有居民行駛管理社區公共事務，商討社區內的所有治理問題。同樣由居民代表選舉組成社區民主理財組，負責社區的財政運營。社區同時成立了由各個階層居民21名代表組成的監事會，負責監督議事會的一切工作和社區財務狀況。議事廳設置以來，為居民自治搭建了良好平臺，它緊緊抓住社區群眾關心的熱點難點問題，深入調查研究，廣泛建言獻策，積極協商討論，充分集思廣益，極大程度地拓展了社區建設的參與空間。
（4）搭建溝通平臺，拓寬參與渠道。
為了溝通社區信息，拓寬參與的信息雙向反饋渠道。在社區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事務中，按照合法、公開、民主、便民、實效的原則，實行民主咨詢、民主決策、民主監督和民主評議。通過問卷調查、上門走訪、召開會以及“兩上兩下三公示”的方式完成項目初選、項目修訂、項目確定以及實施情況的監督。社區除了使用傳統在院落粘貼公示的方法，還利用了方便快捷的網絡技術――手機民情信使。將社區將要商討的議題，會議時間等信息發送到每個居民的手機上，讓居民第一時間了解，確保他們的知情權和參與權。
（5）發展社區集體經濟，提高社區經費保障。
Q社區是一個城鄉過渡社區，這里城鄉統籌規劃后，部分土地被化作城市規劃地，社區保有集體用地108畝。社區的發展經費主要包括20萬元/年的財政專項補助及社區自籌經費。如何利用本地資源優勢來搞活經濟，增加創收，同時解決居民就業是社區工作的一件大事。社區利用農產品資源優勢，聯合青羊區建設投資有限公司共同將部分集體用地打造了“Q社區菜園”，為成都市區提供物美價廉的時令蔬菜。同時社區大力發展“農家樂”等特色餐飲娛樂項目，在壯大集體經濟的同時又合理利用了閑置流轉土地。Q社區還成立了自己的物管服務公司，將社區內的車位租金，物管費，門面租賃費等收入列入社區集體經濟，這些社區配套項目為失地農民創造了就業崗位，同時發展了社區集體經濟。
（6）豐富社區精神文化生活，增強社區居民歸屬感。
引導和支持社區建立多種多樣的興趣娛樂組織：如舞蹈隊、合唱團、讀書會、書法繪畫俱樂部、運動俱樂部等，這些自愿組織或團體為社區成員提供了溝通的媒介和互惠環境，有利于豐富人們的業余精神生活，促進社區成員間的了解和交流，增強社區成員的歸屬感，從而激發社區成員參與社區活動的熱情。2009年以來，社區每年都要開展豐富的社區文娛活動。2009年的活動主題是社區的和諧與幸福。該活動通過議事會的提議討論，由社區公共服務人員在社區內發起，組織了包括黨支部成員，社區物管公司，學校師生，社區機構人員，新老居民共同參與的文娛節目。這種活動加強了社區各團體、居民的融合，提升了他們的社區意識與歸宿感。
3 參與式治理社區建設的啟示
幾年來，Q社區的參與式治理，從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方面均取得了很大的成效。Q社區居民參與式社區治理模式對我國城鄉一體化進程中的新型社區的建設具有重要啟示及指導意義。參與式治理的前提是社區居民的積極參與，它要求社區建設中需構建完善的社區組織體系，提高社區管理隊伍素質，拓寬、拓展廣大居民參與渠道與參與空間。充足的社區運營經費，是進行社區治理和豐富居民精神文化生活的保障。只有堅持“以社區居民為本”的原則，立足于提高社區服務能力與服務質量，提升居民的凝聚力與歸宿感，才能激發社區成員參與社區建設的積極性，達到共建共榮的良好社會效應。
總之，在我國城鄉一體化進程中，社區的良好建設與治理是和諧社會的重要體現之一。新型社區建設必需開拓思維，理順“參”與“治”之間的關系，加強人才培養，完善管理制度，積極探索適宜的參與方法與途徑，提升居民的凝聚力與歸宿感，才能有效構建一種可持續發展的和諧社區。
一、呼倫街道微信公眾平臺的基本情況
2013年呼倫街道率先創建了“呼倫街道微信公眾平臺”，打開了黨群、干群溝通的新途徑，榮獲了“第三屆全國基層黨建創新案例優秀獎”。目前，呼倫街道微信公眾平臺由兩部分組成，訂閱號提供組織、技術支撐，微網提供應用信息和服務支撐。
二、呼倫街道微信公眾平臺實際中發揮的作用
（一）充分發揮了政務公開的職能。平臺在實際工作中就是堅持向群眾“講實情、說真話、辦實事”，保障了公眾的知情權、參與權，也避免了虛假信息所產生的負面影響，方便了居民，提升了民主意識和民眾參與熱情，確保公眾有效監督。
（二）充分發揮了匯聚民意的職能。呼倫街道利用平臺試圖探索創新社區居民參與社區治理的新機制。如微信平臺收到居民群眾咨詢、反映問題的意見及時回復，變“單向灌輸”為“雙向溝通”。針對轄區企事業單位及居民個人存在的一些常見問題，利用平臺的自動回復系統，及時地、細致地給予解答，搭建了匯集民智新平臺。
（三）充分發揮了便民的職能。平臺在實際工作中將一些社會謠言及時澄清，對居民關心的國家普惠惠民政策及時，起到了一定的正面效果，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謠言的擴散傳播，避免群眾產生心理恐慌而導致的社會秩序混亂，做到了未雨綢繆，防患于未然。
三、呼倫街道微信公眾平臺社區治理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及原因分析
（一）存在問題
1.傳統治理方式的思維慣性。筆者曾在街道等基層單位工作，經過對公眾平臺的實際運營及創建過程中，明顯可以看出，新媒體在社區治理中的應用還薄弱。微信作為一個獨特的公共空間建構了一種新的社會生活模式，對新媒體的應用重視程度還有待進一步增強。
2.推廣應用滯后?；鶎痈刹渴巧鐣卫淼闹匾黧w，他們還不能完全掌握和運用新媒體，還不能成為新媒體參與社會治理的支持者和推動者，制約了新媒體在基層政務上的運用和發展。
3.運營人才缺乏。雖然以微信等為代表的新媒體平臺在基層政府社會治理中的角色越來越重要，但是懂得新媒體運營的人才缺乏，運營人員缺少必備的知識體系和專業素質，沒有開發能力，只能被動應用，不能適應形勢和民眾需求，成為制約新媒體發展的關鍵。
（二）原因分析
1.新媒體的覆蓋小。新媒體在社區治理中還是一個新鮮事物，而微信正是新媒體產品代表，它的應用在社區居民的認同感上還是問題重重，社區活動、交流方式、情感歸屬、科技自身的問題影響其應用。
2.新媒體的投入不夠。在深化改革時期，對社會建設尤其是對基層社區治理還沒有納到重要位置，使得基層不能適應社會轉型的社區治理方式，對于創新社區治理方式等方面投入也很欠缺，缺乏人、財、物等的投入。
四、完善新媒體在社區治理中應用的對策建議
（一）新媒體在社區治理中要搭建平等交流的開放平臺，推動不同主體間實現合作共治。公眾權利的高效有序運行，需要建立公眾利益表達機制，搭建訴求互動表達平臺，通過各方表達自己的利益需求和認真考慮他人的利益訴求，在平等協商和彼此妥協的基礎上達成對公共利益、公共政策的共識①。所以，在社區治理過程中要充分利用新媒體搭建交流自治的開放平臺，保證信息的真實和完整，提升決策的可行性，實現共治與善治。
（二）新媒體在社區治理中要建立雙向權利運行模式，加強對權利的監督制約。利用新媒體建設的互動、監督平臺能夠較為充分地實現在均等條件下對所有人的開放，使所有利益相關者自由自愿參與進來，并不受任何歧視與阻礙，全天候、全過程、全方位實現有效監督，并通過新媒體傳播的放大效應，形成有效的互相制約機制。
（三）新媒體在社區治理中要協調社會利益關系，形成多元沖突、矛盾激化的緩沖地帶。目前社會轉型期，需要健全和蓬勃發展的社會，增強社會的構建需要公共領域的培育，國家和社會之間存在極大的張力，而“公共領域”充當了這種張力的緩沖地帶②。新媒體參與社區治理對于緩解錯綜復雜的社會矛盾，不同階層和利益主體之間找到一個平等平臺，運用新媒體表達對社會的態度、觀點與立場，政府通過新媒體利用大數據云計劃，進行處理分析，搜集社情民意。
（四）新媒體在社區治理中要不斷開發新媒體推送便民服務功能，創新社區治理服務路徑。群眾希望獲得“一站式”且無間斷24小時、零距離的服務，新媒體為這些期待提供了可能。在社區治理中，互聯網思維與“網絡化基層管理”已經成為了一個新的發展趨勢③。利用新媒體高效、便捷、傳播網狀等特點，打造為民服務平臺，社區各項業務工作及服務流程，提供各類民生服務。新媒體可以通過一系列專門的、有針對性、細分群眾的服務，對服務對象實現興趣愛好、職業年齡等專業化細分，滿足各類公眾群體的個性化需求，實現政府與公眾之間的互動溝通，凝聚共識。
五、結語
本文對呼倫街道運用新媒體參與社區治理過程中發揮的作用、所遇到的問題和解決辦法，以治理理論和調查研究為視角，進行了認真的梳理和總結，為推進社會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提供了參考。
注釋：
①金世斌：《公共權力運行中的公共利益悖論及其消解》，《上海城市管理》，2014年第05期，第11-13頁。
②宋瑞霞：《公共領域：國家與社會之間張力的緩沖地帶》，《法制與社會》，2014年第02期，第9頁。
③楊敏、楊玉宏：《“服務D治理D管理”新型P系與社區治理新探索》，《思想戰線》，2013年第3期，第23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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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X32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914X（2017）09-0231-01
隨著我國現代化與城市化進程的加快，社會經濟和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顯著的提高，整體生存環境質量也隨之得到有效的改善。但與此同時，社區層面的環境污染問題和矛盾糾紛逐漸出現并顯現出復雜、多樣化的特點。探討社區環境污染問題及提出適宜的解決方法，已成為社區環保的首要任務。
1 社區主要環境污染問題
1.1 廢棄物污染
社區固體廢棄物主要包括建筑垃圾和居民生活垃圾。隨著城市化的迅速推進，社區垃圾數量越來越多，廢棄物種類也日趨多樣化，除一般生活性垃圾外，房屋裝修垃圾、餐廚垃圾、有毒有害垃圾等大量產生。此外，生活垃圾分類處置率不高已經成為制約社區垃圾集中有效處理和節約處理成本的重要因素。在環境衛生方面，垃圾處理不及時會導致蚊蟲孽生，影響社區環境質量，在運輸收集過程還會產生臭氣、噪聲等擾民問題。在社區污染矛盾中，由于居民垃圾處理不當影響鄰里的矛盾糾紛逐漸增多。由于垃圾的產生和每個社區居民息息相關，已成為評價社區管理水平和環境文明程度的重要因素，社區垃圾是否得到及時妥善收集、處理成為目前社區居民普遍關注的社區環境問題。
1.2 廢氣污染
隨著城市第三產業的迅速發展，城市中餐飲、浴場、美容院、干洗店等形式的服務產業隨即大量出現，伴隨而來的餐飲單位油煙氣、鍋爐燃油廢氣、洗滌液氣味、空調熱氣等一系列局部空氣污染情況逐漸增多，由于此類服務業大多與社區居民住宅毗鄰，因此污染矛盾也日益突出。在居民區內，居民生活垃圾傾倒不及時產生的臭氣影響，住宅區內商店、居民等房屋裝修期間油漆廢氣擾民等等一系列影響鄰里生活的污染矛盾形式也不斷增多。
1.3 噪聲污染
城區噪聲污染已經成為目前城區環境污染的主要方面。在影響城市環境的各種噪聲源中，商業企業固定源噪聲（如排風機、空調等設備噪聲）、建筑施工噪聲、社會生活噪聲和交通噪聲是主要方面，噪聲源呈現出多元化的特點。由于噪聲傳播在一定的空間范圍內具有廣泛的散播性，已經成為社區污染的主要方面。值得一提的是，其中社會生活噪聲和建筑施工噪聲污染問題呈現逐年增加的趨勢。這方面的主要原因是由于隨著近年來城市改造、公共設施施工等建設施工噪聲干擾附近居民生活的情況愈加突出，矛盾投訴數量激增；此外，商業活動、日常的室內外娛樂活動、房屋裝修、空調使用等噪聲干擾也日益成為鄰里糾紛的重要引發因素。
1.4 輻射污染
隨著人們環境認識的提高，對自身環境安全的意識和要求也逐漸增高，其中以往并不為人們所重視的電子輻射問題也成為目前社區居民投訴的熱點問題之一。其中無線通訊基站和電力變電站的設置成為社區居民關注的要點，雖然對無線通訊服務和電力供應服務的需求與日俱增，但市居民們對周邊上述設備位置的設置十分敏感，紛紛采取了避而遠之的態度，造成了大量矛盾糾紛。
1.5 社區新建項目引發的環境問題
隨著社區居民環境權益保護意識的提高，公眾參與的熱情日益高漲，居民對于周邊尤其是社區內部的環境問題總是予以特別的關注，新建項目選址引發的矛盾糾紛也逐漸成為城市環境問題的一種突出表現形式。除了部分確實會對周邊環境造成較大影響的項目外，也包括一些對周邊環境產生的負面影響較少（甚至沒有影響）的項目的設立，這是由于不同層次居民對于自身居住環境的要求不甚相同，愿景與現實的差距也使這類問題成為環境矛盾的焦點。作為項目審批決策的政府部門由此被再次推向“風頭浪尖”。如小區內會所、周邊商家的招商引資過程，公交樞紐的設置等常會引發周邊居民的反對，從而引發矛盾。除上述突出矛盾外，光污染問題，由于違章搭建、亂設攤等低端甚至違法經營活動引發的公共環境問題也日益成為影響社區環境質量的因素。
2 治理社區污染主要措施
從污染治理的方式看，以政府主導的行政治理方式是最為傳統的方式，但以市民環境維權為主要目的的其他治理途徑也同時并存，構成了目前社區污染治理的總體結構，概括如下。
2.1 行政治理方式
行政治理手段是政府通過各類環境法規與環境標準的制定與強制執行達到一定的環境控制目標，以達到消除污染，解決矛盾糾紛的目的，政府是實施行政治理的主體。目前各類環境污染防治法律、法規和環境標準都為行政環境執法提供了制度標準。從整個城市區域污染的層面看，由于社區污染影響范圍相對較小，對某個城區區域環境質量的影響有限，在缺乏有效激勵的情況下，難以引起政府部門的重視而主動采取治理行動。從這個意義而言，環境則是推動社區污染行政治理的主要動因。由于長期以來的環境保護的“政府主導型”模式，使人們在遭受環境污染侵害時，首先想到的方式便是環境。
2.2 直接交涉途徑
指污染受害居民直接同污染者進行交涉，要求停止污染行為和進行賠償的單方面維權行為。這一過程實際上是雙方直接博弈的過程，博弈者的個人因素對博弈的結果有直接的影響，因而治理的效果有很大的不確定性。一般而言，由于污染受害居民相對處于劣勢地位，且受到個人知識水平、信息獲取、能力水平等方面的限制，因此治理效果較為有限。
2.3 司法訴訟方式
主要指污染受害居民通過民事訴訟的途徑，要求污染者停止污染侵權和進行賠償的方式。由于訴訟途徑一般需要當事人較多的資金和精力投人，加之目前社^污染方面環保法律法規及環境標準的不盡完善，以及客觀污染取證方面的困難，訴訟成本較高。同時，由于社區污染危害程度相對不大，在現實生活中，因為污染糾紛直接向法院的情況并不常見。雖然從國外的實踐經驗看，通過訴訟途徑解決污染矛盾是較為有效的治理途徑，但在目前我國的環保法律、制度環境和市民的意識習慣下，環境訴訟難以成為社區污染糾紛治理的主流途徑。
2.4 第三方調解方式
指通過第三方出面主持下，以自愿為原則，通過說服教育等方法，促使雙方當事人友好協商、達成協議，消除污染、化解矛盾糾紛的方式。目前污染糾紛調解的第三方主體主要為司法部門或社區人民調解委員會。在實踐中，調解方式多發生在居民之間的污染糾紛上，以自愿為原則，在調解過程和調解協議缺乏相應制度保障的情況下，治理效果難以得到有效保障。行政治理、直接交涉、司法訴訟、第三方調解方式構成了目前社區污染治理方式的總體框架。
3 結語
總之，解決社區環境污染問題，一方面要強化社區管理，充分發揮社區在控制生活污染方面的作用；另一方面要發展民間環保組織、培育和壯大民間環保力量。在社會轉型加速期，只有這兩者雙管齊下，共同發揮作用，才能逐漸緩解社區生活污染問題，并最終在社會發展中徹底解決生活污染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