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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四川師范大學中文系1978屆的本科生，1983屆的古典文學與文獻整理專業碩士生。當時我們碩士研究生指導小組以湯炳正和屈守元領銜的6位教授都是國內名師，每屆研究生畢業都請北京的王利器先生和南京大學的汴孝教授等著名學者主持答辯，還給我們作專題報告，這對開闊我們的視野和胸襟都很重要。
1986年，我考取了中國社本文由收集整理會科學院研究生院首屆明清小說專業的博士生，1989年底畢業并去了中國藝術研究院工作。我覺得自己在法國能夠繼續懷有濃厚的興趣在人文學科的諸多領域深入學習，與我先前在國內的讀博與工作經歷有著直接的關聯，所以想先談一下這段經歷。
我在國內讀博期間受到2個重要影響，一是來自我的導師陳毓羆教授，二是來自我的不同專業的博士生同學。
陳毓羆教授20世紀50年代初畢業于北京大學中文系，既后考取留蘇研究生，在莫斯科大學學習4年，師從蘇聯著名文藝理論權威專家，畢業歸國后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工作，以研究中國古典小說特別是《紅樓夢》著稱。陳教授在國內外所接受的學術訓練使他在研究方面顯示出與同行不一樣的開闊視野，對我不乏潛移默化的影響。
1978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組建研究生院，剛開始只招收碩士研究生，1983年開始招收博士生，專業覆蓋文史哲、經濟學、法學、語言學、民族學等各個領域。記得我就讀的1986屆所接觸的上下3屆各學科各領域的博士生導師都是國內各學科的一流學者，可以舉出一長串在社會學科領域為人熟知的名字。那時社科院研究生院學生不多，可以一同在食堂飯桌上吃飯，這也正是不同學科的同學交流的最好機會。這種交流使我的視野和關注已不局限于自己的古典小說專業，對社會學科領域的不同專業都有了一些了解和興趣。
在中國藝術研究院的工作也是一段影響我日后在法國對藝術產生興趣的重要經歷。當時中國藝術研究院位于北京柳蔭街恭王府內，是中國藝術門類的最高殿堂，在戲曲、美術、音樂、文藝理論、話劇、電影、曲藝等學科都匯集了各領域的的著名老學者與中青年佼佼者。我在那兒工作的時間雖僅4年（工作關系保留至1997年），但也頗有收獲。在工作及與同事的交往中，我受到了藝術學科與文化的濡染和影響，其間，我曾應邀到香港中文大學英文系做訪問學者。
負笈海外：
漫長而艱辛的求索之路
1994年初我接受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cnrs）的邀請去了巴黎，在東方研究小組參與完成1項包括中國古典小說在內的東方研究計劃。從北京到巴黎，我經歷了一個新的轉折。
在巴黎工作期間，我與法國漢學家多有接觸，法國豐富的文化藝術也吸引著我，因此工作結束之后我決定留在巴黎繼續學點東西。我先是在巴黎第七大學東亞系讀東亞文明研究博士生，到第三年時，我決定轉而從頭學一些中國需要的西方學科，將來歸國才能發揮作用。那時正值我丈夫要去法國東部名城斯特拉斯堡工作，因此我也去了斯特拉斯堡繼續修讀。
斯特拉斯堡第二大學馬克·布洛克大學（2008年與該市另2所大學合并為斯特拉斯堡大學）以人文學科馳名，上世紀30年代以來一直是法國歷史學與社會學的重鎮。進入該大學以后，我先是集中修讀了藝術史、社會學、人類學等專業的碩士課程。學習中我的興趣與目的都集中在對將來歸國服務有用的領域，如在藝術史專業中我側重博物館學、考古學以及西方現代繪畫流派；在社會學專業中，我注重都市社會學與發展中國家的政治經濟問題，并撰寫了學位論文《中國民本思想之根源及其在中國現代社會的影響》，用社會學理論和觀點梳理中國從古到今的民本思想傳統；人類學專業使我的目光投向了非洲大陸、中南美洲以及太平洋諸島的原始民族，我注重了解原始藝術、原始宗教與原始民族的社會組織形式。通過對這幾門學科碩士課程的修讀，我感覺自己一方面學到了西方現代人文學科領域的一些專業知識，同時也對西方社會與西方文化有了真正的接觸和更深刻的了解。
進入21世紀，我在法國感覺到世界在飛躍發展，中國也在飛躍。我因此想更進一步從全球范圍來探索人類歷史以及人類文明的演進歷程，同時我也獲悉國內一些大學正在開設或準備開設人類學專業，于是，我決定去巴黎第十大學的博士學院修讀人類學博士學位。
巴黎第十大學博士學院集中了法國在考古學、民族學和人類學領域的諸多著名學者。我師從人類學教授b.貝桂菊（b.baptandier）夫人，她同時也是漢學家。選博士論文研究專題時，正值法國著名漢學家a.列維（andré lévi）翻譯的《聊齋志異》法文版全集出版，《聊齋志異》是在西方國家廣受歡迎的中國文言優秀傳統小說。
20世紀90年代的法國文學人類學研究興起，一些古典名著被應用于人類學研究。因此我決定用人類學的視野和觀點去嘗試對中國文言小說的研究，以《聊齋志異》為突破口。但在論文資料的搜集與撰寫中，我深感在專業素養的學術訓練中，自已還需要了解更多的人類學理論和觀點，因此博士第三年我轉學到斯特拉斯堡馬克·布洛克大學人類學系d.莫納爾（d.monoris）教授門下繼續做我的博士論文《聊齋志異人類學研究——中國17世紀》。
論文的撰寫非常艱苦，d.莫納爾教授從論點到資料的使用都給予我悉心指導。最后我的論文答辯獲得博士論文優秀等級，并于2009年由法國博士文庫出版。
感悟中西方人文學科的差異
既后，我又用半年時間在工作之余修讀了宗教學課程，我感覺要了解西方文化，根源是西方宗教。
在上述專業的研讀與論文寫作中，我對中國人文學科和法國人文學科有一些個人感悟。法國的人文學科在歐洲國家具有代表性，法國在大革命前是貴族分封社會，與中國周朝的分封制度類似。但法國的傳統社會是政教合一，它的傳統文化就是宗教文化。法國在大革命后的200多年間，發展民主共和制度，同時也是科技發展與工業化、都市化時代，這個社會變革是巨大的，對人類生活與心靈的沖擊也是巨大的。面對與宗教文化傳統相背離的新制度、新時代所出現的新的社會問題需要解決，因此西方19世紀中葉到20世紀初出現了政治學、社會學、人類學、語言學以及考古學等新型人文學科，每一門學科又有不同的學派，大家都在面對新時代新問題探索尋找解決的辦法，所以不同的學科與學派才如此活躍。
要真正認識中國與西方社會的區別，需要抓住西方是宗教文化傳統，中國是儒家世俗文化傳統這個關鍵的分野。西方的現代人文學科都是從宗教文化傳統面對現代社會發展，直至產生現代化生發出來的。中國的傳統文化是世俗的儒家文化，以仁治與民本為核心價值，因此能建立穩定的社會秩序?，F代社會變革與現代科技并不產生于中國社會的內部，而是來自西方的影響，現代人文學科也是傳自西方。我認為，一個有志于服務祖國的學習人文學科的海外留學生，既要學習如何運用西方現代人文學科的理論和方法來觀照中國的現代社會，同時也要注意中國文化傳統自身的特點。
民 族： 漢族
政治面貌： 團員
出生日期： 1985年11月
戶 口： 蘭州
婚姻狀況： 未婚
學 歷： 本科
畢業院校： 蘭州大學
畢業時間： 2008年07月
所學專業： 社會學
外語水平： 英語 (CET-4)
電腦水平： 熟練
聯系方式： 求職意向 工作類型： 全職
單位性質： 不限
期望行業： 批發、零售（商場、專賣店、百貨、超市）、紡織品業（服飾鞋帽、家紡用品、皮具）、市場、廣告、公關
期望職位： 業務拓展專員/助理、客戶服務專員/助理、市場專員/助理、市場調研與分析、業務跟單
工作地點： 杭州市
期望月薪： 2000-4000 教育經歷 [2004年9月至2008年6月] 蘭州大學社會政治類社會學專業：培養社會學理論體系、科學方法和實證研究三大領域有機結合的應用型專門人才。主要課程有：社會學概論、西方社會學原理、社會調查方法、經濟社會學、發展社會學、環境社會學、網絡社會學等。就業方向：適合在企業從事人事管理、市場營銷、策劃等工作。 培訓經歷 2008/7--2008/8：在浙江錦陽人力資源發展有限公司接受人力資源相關業務的專業培訓。 工作經驗 2008/7---2008/11:在浙江錦陽人力資源發展有限公司上班，先后擔任項目部專員職務,熟悉相關業務流程，能獨立操作相關業務。 2007/6--2007/9： 畢業實習 | 組織實施了蘭州大學2004級畢業生社會學專業畢業實習項目《社會學視角下的西北地區高中生家庭陪讀現象研究》
2007/5--2007/6： 市場調研 | 策劃并組織了《蘭州大學學生收入與消費狀況調查》項目
2006/6--2006/8： 暑期實踐 | 申請策劃并具體負責實施了蘭州大學大學生創新創業項目計劃《西北鄉村家庭中子代夫妻關系對老年人生活質量影響的研究》 專業技能 熟悉spss社會統計分析軟件的操作
能熟練操作word.wps.ppt等專業辦公文件
熟練掌握了office.excel等專業辦公軟件 工作業績 2006/6--2006/10 申請策劃并具體負責實施了蘭州大學大學生創新創業項目計劃《西北鄉村家庭中子代夫妻關系對老年人生活質量影響的研究》，獨立完成了該項目的調查報告，獲得了學校2000元的資助獎勵金，而后撰寫的調查論文被收入學院的優秀學術論文集
中圖分類號：G642 文獻標識碼：A DOI：10.3969/j.issn.1672-8181.2013.19.041
專業課的學習，最難的內容是相關理論的學習。沒有理論的構架和積淀，相應的專業實踐就成了無本之木、無源之水。系統的理論學習課程，是大學中每個專業課程安排中的重中之重。社會學學科成立以來，出現了很多的理論流派，大師級人物的閃耀的思想不僅照亮了社會學前進的道路，也成為整個文科的發展的重要基石。因此，如何使學生通過系統的學習，在腦海中構建起社會學專業的理論框架，對其之后的具體專業學習和實踐來說，是至關重要的。
但是，理論學習的困境在于，由于理論講授內容的枯燥乏味性、缺乏靈活性，理論課的學習內容一直是學生認為最枯燥的、最容易產生抵觸心理的。學生上課沒有積極性、老師講授沒有動力，成為理論學習現狀的真實寫照。
1 社會學專業理論課程安排的現狀
現階段，社會學專業的理論課，大致有社會學原理、中（西方）社會思想史、西方社會學理論和社會學名著選讀等課程，其中課程的具體命名會有所差異。
社會學原理（或稱社會學概論）是社會學專業課程中的重要課程，它作為社會學的入門課程，是對整個專業知識的系統梳理，內容涉及廣泛但是相對淺顯，涉及到社會學研究領域的方方面面，對整個社會學的專業知識框架起到了提綱挈領的作用。因此，能否學好這門課程對以后的專業知識的學習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一般來說，這門課程安排在大一期間。
其他幾門課程，分別涉及到專業知識的歷史發展的沿革、理論流派的傳承以及相應經典專著的閱讀，對社會學專業理論知識的系統學習和進一步的深化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掌握了這些知識，就能較為全面掌握社會學理論知識，為后面的實際的專業運用起到具體的指導作用。沒有理論知識的掌握，就沒有社會學專業的實際田野調查和應用。對專業知識的學習需要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在學習了概論之后，需要系統梳理社會學理論流派的發展，進而了解整個學科理論的歷史發展過程，其中輔以相關大師級人物經典著作的研讀，才能到達對社會學專業理論知識的學習要求。因此，現階段這幾門理論課程的安排，參差不齊，基本上處于大二至大三這四個學期之中。
此外，理論知識的講授并不是僅僅出現在上述幾門單純的理論課程，在各個具體的專業課程的教學計劃中，會有一些和本課程相關的理論知識的提及和具體應用，因此，專業課程會以“知識點”的形式零星地體現理論課程的“知識面”，在具體的講授內容上會有理論“點”重復的現象，這是在具體的教學中常見的現象。
2 大學生各學年的心理特點
大學四年，能夠真正讓大學生安心學習、學到實用的知識的具體時間并不多。
2.1 大一：新奇與適應
大一剛入校，新生往往是好奇和適應的心理。一方面，要適應從高中階段向大學階段的學習方式的過渡，適應遠離家鄉獨自住校的生活過渡；另一方面，是對新的相對自由的大學學習、生活的好奇和自身的重新調整。這需要大學生拿出一定的時間來完成，大一的第一學期甚至整個大一就首當其沖。
這一時期，大學生剛從高中的填鴨式教育中走出來，在學習上還保留著高中的學習方法，血液中還有高考奮斗的激情，在大學的學習中自然地會將過去的學習激情和學習方法帶入。學習激情與好奇結合，是新生顯著的心理特點，容易使大學生對自己的專業產生學習興趣，也能促使其對高中的學習方法的反思。學習氛圍，過去是“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緊張艱苦，現在轉變成為很寬松、充分自由的；課堂上，不用再預習、復習，不再是“分分分，學生的命根”，而是“60分萬歲”。高中的學習方法已經不能適應大學的學習。
這個時期，大學生的重心從學習轉移到了各種的大學社團活動與集體活動，容易造成對專業課程的輕視，但是憑借學習激情的慣性，有些新生已經開始反思具體學習方法的改變。
2.2 大二：迷惘
大二這一學年，大學生進入了一個充滿迷惘和困惑的階段：對大學學習的迷惘、對課外活動的重新反思、對自己未來的迷惘……
這一時期，學習目的不明確。過去是一切只為高考的明確的目標，有家庭、社會交付給他們的明確的學習目的?，F在考上大學的階段目標已經完成，那進入大學之后的學習目的又該是什么吶？
學習方式有待變化。過去是被動學習、填鴨式的高考教育，現在大學中一切寬松的學習環境為大學生提供了主動學習的良好氛圍，如何才能轉變成為主動的學習，這就需要找到和過去不同的學習方式和學習定位。
2.3 大三：自我定位
經過了前兩年的新奇和迷惘，大學生進入大三之后，對于大學生活和學習已經較為適應，基本上有了自己的學習方法和生活方式，自己對于社會和未來開始有了一些認識和看法。相對來說，這個時期的大學生的思維較為成熟一些了。但是，面對社會日益激烈的就業形式，“畢業就失業”、“學的好不如嫁得好”等輿論甚囂塵上，在校大學生開始明顯感受到外界的巨大壓力。
這個時期，大學生開始對未來的職業有了一定的規劃，開始利用課余時間甚至翹課來進行自己的規劃，對專業課程的重視度明顯下降。同時，運用還不怎么成熟的學習方法去自學其他的知識，顯然是事倍功半，達到的效果不佳。
3 有針對性地課程設置與教學
3.1 課程設置
專業課程的整體安排。大四學年，是大學生四年大學生活的最后一年，也是四年生活的總結，大學生的主要任務就是找工作、撰寫畢業論文，是對之前三年專業課程學習效果的一次實戰檢驗。畢業論文的撰寫，除了要應用社會學中的統計方法，還需要有相應的具體理論和研究方法與實例的相結合。因此，這一學年一般不用安排專業課程的學習，充其量有幾門關于就業技巧的課程可以安排在大四第一個學期。
理論課程的安排。鑒于從大三開始，大學生需要使用在前兩年習得的新的學習方法來規劃自己的未來職業，難以有太大的精力和熱情來學習枯燥的理論知識，因此大三學年的主要教學目標在于社會學各個分科社會學的學習。這些社會學分科課程（比如家庭社會學、人口社會學、農村社會學等等），內容比較貼近生活，教學形式和考核形式也可以多樣化，以靈活的方式引起學生對專業課程學習的興趣，也是社會學具體理論和實際相結合的最好運用。
社會學主要理論的學習應該集中于大一大二兩年。這兩年是大學生進入高校之后、建立自己的新的有效的學習方式的主要時間。在保持高中學習的激情的同時，探索如何由被動學習轉向主動的學習，提高學習的效率，增強理論修養，為之后專業學科上認知的進一步發展打好堅實的基礎。
3.2 教師的講授策略
社會學的整體課程，雖然由不同的教師來承擔不同課程的講授，但是應該遵循社會學學科的教學目標，在教學中有效地進行溝通和相互借鑒，將專業知識的傳授融合成一個有機的有效整體。
社會學概論的課程作為整個社會學專業的入門課程，要給學生一個清晰的學科內容和發展的框架脈絡。在此基礎上，將中西方的思潮、主要理論學派按照時間的順序將框架中相應部分充實起來。大學的課堂教育一直崇尚學生主動自主的學習，雖然現有的中國教育資源不能達到西方教育那種寬松的課堂形式，但是教師可以通過各種形式來達到課堂的活躍。理論知識的內容很是枯燥，可以將學派人物的一些軼事、趣事作為引起學生興趣的調味品來活躍氣氛，在分析人物的特定性格的基礎上引出其闡述的特定理論，這樣可以適當的增加趣味性。同時，理論課程的講授要注意理論演進的歷史發展和傳承關系，注重其理論的整體性和全面性，并重點突出其對實地調查的應用性，借以擴大理論知識的“面”。
其他專業課程，在講授具體的理論知識“點”的時候，由于之前的理論教學已經涉及到了這部分內容，就可以采用較為靈活的不同形式來教學：比如學生主講、教師評價的鞏固以往知識的方法；比如采用分組討論的方式，鼓勵學生在已有的知識的基礎之上能夠闡發出自己的想法和思想。在考核方式上，引入多種的考核形式，多方面地督促學生對已有知識的活學活用。比如采用小型的論文答辯的形式，就能有效地遏制學生在課程論文上的抄襲行為；比如采用舞臺劇的形式，讓學生將社會工作的調解行為通過實際的案例表演出來，不僅使學生運用了相關理論，而且為之后的工作進行了提前的演練。
3.3 學生的學習
大學生通過幾年的大學學習，主要是為了建立適合自己的有效的學習方式，這是會終身受益的。如何達到學生主動的、有針對性的高效學習，需要大學生有意識進行自我培養。
專業知識不是一成不變的，不是照本宣科的，大學生要用發展的、創新的眼光來看待理論知識的發展。社會學是一門實證為基本取向的社會科學。離開了對學生的實際操作能力的培養，就不可能達到社會學專業的教學任務。
理論知識的掌握程度直接影響著學生對社會學專業知識的吸收。面對內容龐大卻瑣碎的理論知識，學生需要主動地去理解并吸收相關的知識，而不是略帶無奈地為了學分而學。教師改進教學方式的同時，學生也要發揮積極性，課下研讀經典專著，用新時代的新眼光發展地了解這些理論的現實意義，賦予更多的新時代的氣息，用相關理論、視角分析各種當今的熱點問題、社會現象。一旦找到了理論與現實的契合點，就更容易找到大學生學習興趣的切入點。
隨著經濟體制的改革，20世紀60-70年代開始，各單位職工在個單位的體育需求受到限制，出現了自發性的以街道辦事處牽頭組織的體育活動，成立了街道聯合體協。于是在天津出現了社區體育這個概念。進入20世紀90年代，政府開始重視社區體育的發展，出臺了一系列的法制法規，主要有《體育法》、《全民健身計劃綱要》和《關于加強城市社區體育工作的意見》。1997年后，社區體育發展迅速，隨著國家對社區體育的重視，全國各個城市社區體育開展的轟轟烈烈，并在@一階段以“全國城市體育先進社區評定”為標志，推動了城市社區體育的蓬勃發展。
（二）我國社區體育研究的現狀
我國社區體育研究始于20世紀80年代中期，由江蘇省體育科學學會體育社會學分會為代表的學術團體進行的體育研究。20世紀80年代后期，中科院社會學研究所對城市發展戰略進行研究，社區體育作為城市文化的研究對象，這時揭開了社區體育研究的序幕。真正深入開展社區體育研究的是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在1991年國家體委在天津召開了“全國部分城市社區體育工作研討會”，主要討論社區體育的概念問題；在1993年全國職工體育論文報告會上，共7篇涉及社區體育的論文；到1995年《體育法》和《全民健身計劃綱要》的出臺，完善了社區體育的性質、功能問題；1996年舉行首屆全國社區體育工作會議，整個推動了我國社區體育研究的發展。在第五屆體育科學大會全民健身專題論文報告會上、第二屆全國社區體育工作會議上以及第六屆體育科學大會群眾體育專題報告會上，有關社區體育研究的論文達50%，標志著我國社區體育研究已上升到一定階段。
到了21世紀初，國家體育總局2000年在《2001-2010年體育改革與發展綱要》中明確提出了新時期我國“城市體育以社區為重點”的構想與計劃；2003年12月30日國家體育總局下發《關于創建社區體育健身俱樂部試點的通知》。這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出臺加速推進了我國城市社區體育的研究和建設。
（三）國內各學者在社區體育研究中的表述
1. 李建國把社區體育當作群眾體育的一種特殊形式，其主要特點為：活動范圍的區域性特點，活動設施的公共性特點，活動組織的民間性特點，活動方法的服務性特點，活動指導的平等性特點；
2. 肖叔倫認為社區體育主要具有體育組織的民間性，體育活動的區域性，更加廣泛的群眾性和體育設施的共享性等4個基本特征；
3. 李明認為經濟轉型期社區體育有指向性、社會性、有償性、經營性和經濟性等基本特點；
4. 周曉東對福建省城市社區體育做了調查，內容包括組織管理模式，體育人才的培養，社區體育活動的類型，活動經費和場地設施到等等，同時提出了相應對策；
5. 劉明生在上海市社區體育組織現狀調查中，發現目前社區體育組織中，以居民自愿參加、自發組成的組織最具有活性。
通過以上資料分析，可以看出目前我國社區體育存在著某些問題，具體可以總結為：社區體育發展不平衡、組織管理存在缺陷、發展社區體育的資源緊缺。
法社會學通常是指研究法律與社會之間的聯系的學科,這是在最普遍意義上的概括。當我們更進一步研究其背后的學術發展脈絡和學科分歧的時候,會發現事實遠非如此簡單。由于對法社會學定位的千差萬別,所以當我們論述其研究對象的時候,自然也就需顧及這些不同的言說方式?？墒浅苏瞻崞溲哉f之外,自然大家都再清楚不過:真正的學問就隱藏在此后,只是需要我們前去挖掘。
下面就從法社會學的學科源起和發展以及中西兩個進路上來給以論述。
一、西方法社會學的學術起源和發展脈絡
法社會學的學科起源,首先要介紹的是西方法學學科的出現,這是16至17世紀的事情。此前漫長的中世紀法學并沒有成為獨立學科,它只是附庸于西方教會法傳統神學的一部分。文藝復興之后,歐洲興起了研究古希臘羅馬文明的浪潮,其中尤以對亞里士多德的研究為甚,亞式的學科分類逐漸為今人所承受。而當宗教改革風聲日近時,西方各界對于教會壟斷一切學術的傳統進行了一系列的反抗。法學遂逐漸脫離神學,成為現代科學的主要學科。
在文藝復興運動中,法國的孟德斯鳩出版了他的巨著《論法的精神》,其中就對有關法律與地理環境、生活方式、風俗習慣、經濟日用等因素的關系作了初步但精辟的論述。雖然在此時還沒有“法社會學”的說法和概念,但孟式的研究方法卻在無意間給后人提供了一條隱沒于文明大潮之下的大道。這種對于法與社會之關系的研究遂成為后來法社會學的雛形,也在此時給予了法社會學的研究對象最初步的概括:亦即“法與社會之間的關系”。
隨后的歐洲,隨著法學獨立學科地位日益穩固,也出于其學科地位的初建,所以作為學術熱點,跟隨而來的研究論述如雨后春筍般涌現。作為相互區別的兩大有關法社會學的研究進路,便是英國的梅因和德國的薩維尼。
梅因的研究是在長期實證考察基礎上進行的。他通過對英國的法律審判的實踐考察,最后總結出其后的背景因素和相關性,從而得出這樣的結論:法律審判的實踐深刻地反映著當時的社會發展背景,并且受到其決定性的影響。梅因先生在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上都體現著明顯的實證傾向。在他的論述中,法社會學的研究對象也體現為:法律及其實踐的社會背景。
而相近時期的德國歷史法學派大家薩維尼則從民族確信與文化傳統角度出發,研究其對法律制度設計與變遷的影響,從而探索了法律制度對于民族文化和傳統的表彰作用以及法制的社會根源。在他的研究里,法社會學的研究對象體現在:民族確信與文化傳統和法律的關系問題。
當然,僅從此看此二者實質上是在我們后人的角度上進行了所謂的法社會學研究,因為那個時候法社會學還沒有被作為一個學科分類或研究方法被明確提出。前人的研究也往往只是偏于一隅。
此后馬克思的研究可謂是西方法社會學發展道路上的獨辟蹊徑者。馬氏根據物資資料生產方式決定論的觀點,在經濟基礎的研究上探討了法律制度的起源以及社會效果和功能等問題。他的論述主要著重于對法律的功能性價值及其經濟基礎的研究。這種研究方式和前二者均不同。
因此由上述三種研究方式來看,在西方19世紀末期,法社會學的研究還處于初始階段,有諸多不成熟的地方。學界對于法社會學研究對象的論述總結起來可以表述為:用社會科學的方法研究法律與法律的社會效應的研究總和。這還是一個很寬泛的表述,但日后的法社會學發展卻無意的印證了這種觀點。
上述階段仍是法社會學的雛形?，F在我們正式進入其學科建立以及分類融合大發展階段。
1913年奧地利法學家埃利希出版了他的著作《法社會學的基礎理論》,著重提出了“活法”觀念,亦即在社會中實際發生效用的法律。全書分九章,依次是:法的概念、規范、法的事實、國家與法、法條、正義、法學派、法的變遷、方法等。從此中可以看出埃利希在研究中逐漸偏向法律制度之外更廣范圍的制度和因素研究的方法。他的著作從此確立了法社會學在西方的獨立學科地位,其被稱為現代法社會學的創始人。而他的研究進路則是一條偏重于社會學言說方式的法學學術。這也讓我們不得不同時提起另一位西方大師:19世紀法國的實證主義哲學家,西方社會學創始人孔德。從他起,繼法學之后,社會學也實現了其獨立學科地位,并開始長期“攻城略地”,研究范圍和研究方法同時擴展,不斷涉及諸多傳統學科,法學也不能“獨善其身”。
與埃利希同時期對法社會學研究作出重大貢獻的還有當代西方社會學三大家之一的德國社會學家韋伯。他的著作《法律社會學》就對作為國家制度的法律進行了多方面研究:實體法制度、主觀權利、客觀法律、制定法、法的類型、法律的形式性質等。體現了一種忠于法律制度本身的研究方式,并確立了西方法社會學研究的另一條路徑:著重法律制度本身研究,以及與之相關作為邊緣現象出現的社會因素考察。
綜上所述,學術界逐漸顯現法社會學研究對象問題上兩個彼此互異的觀點或研究方式:一則側重法的進路,即研究與法律規范有關的邊緣現象,從法律職業者的角色出發看問題,重視法律的功能效用。我們也可稱之為“基于社會學的法學”。這種研究方式在歐洲很普遍。在美國則是另一番情形:這里的法社會學研究學者中社會學者占到60%之多,研究方式也著重從廣闊背景和多樣脈絡中考察法律現象與本質。作為一種觀察者角度出現的美國法社會學所進行的研究被人們總結為一種“基于法律的社會學”。我們從二者的名義差別對二者研究方法和學科的定位差異也可以略知一二。
在二戰結束后,全世界都開始反思以往的文明和制度,學科融合的研究方式倍受青睞,法社會學獲得長足發展。其發展趨勢就是:強調互動關系和涵義甚于強調恒久制度和功能。法律現實主義的興起更是推動了這一過程。法社會學研究開始摒除孤立的法制觀念,探討社會與個人對審判司法的影響,立意取消恣意,維持司法客觀與中立。德國社會學家哈貝馬斯的溝通理論就是把法治運行放在整個社會所有參與者的交涉論爭與溝通合意場景之下探討的。這種后期逐漸成為西方法社會學研究主流的觀點,最終實現了對埃利希與韋伯譜系的相反相成和另辟蹊徑,是集故往之大成。
英國學者羅杰·科特威爾就曾在其著作《法律社會學導論》中表達了“法律社會學”作為一種研究方法勝于學科分類的觀點。這種觀點與當前西方法社會學的研究至今未能形成內在一致的理論結構的現實是有關系的。從長期學術實踐出發,把法社會學著眼于作為研究方法而非拘泥于學術分科對于做好實際的學術研究,其好處是不言自明的。法學和社會學都是地位頗為堅固而研究范圍廣泛、方法眾多的學科,法社會學作為交叉學科實際上在現實研究中走的一直是一條“兼而有之”的道路。
在洪鐮德先生的《法律社會學》中,對于過去那種太過專注法律制度內部邏輯自足和自我循環論證的弊病也有精彩的論述。從此之中,把法律與社會互動的實然面作為法社會學的研究對象才是比較中肯的觀點,而且也是為實踐所證明了的。
在法社會學的創始之后,跟隨埃利希的足跡,眾多的西方哲學家、社會學家和法學家都對其研究對象表達了與上述論述類似的觀點。比如以霍姆斯和龐德為代表的目的性法理學就對于以往法學的形式主義和概念主義提出了批評;以詹姆斯和杜威為代表的法律現實主義則在宣揚排除死守法律邏輯推演之不足的工具主義;涂爾干提出的法律和社會連帶關系說,把法律看做社會的一個組成部分,更多的從功能角度去看待法律的價值,從而把法律從神壇之上請到了人間。
所以當西方法社會學發展幾個世紀后,其學說也越來越偏向從更廣視角的研究,即從韋伯視角走向了埃利希的視角。但在這里我們不能下結論說韋伯的研究方式出了問題。而是應該同時看到,其實只是在《法律社會學》這本書里,他站在了一個更加“法學家”的立場,但是他卻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社會學大家,甚至還有過所謂的“社會學決定論”的觀點。所以可以知道韋伯也不是沒有認識到社會學對于法學研究的重要性。同時埃利希則是一位正統的法學家,他的學說著重于對于法律之外的社會因素研究,我們由此知道:只有真正的學術大師才可以走出自我身份和學識的局囿。這無疑是更加科學的研究方法所在。
到此我們可以達成一個共識,即法社會學更多的是作為一種交叉學科研究方法,其研究對象應定位于廣闊社會背景之上的法律現象與本質以及相互關系。
二、法社會學在我國的學術起始和發展
從國外的研究看,據筆者掌握的材料,西方學者對休閑生活的研究起步較早。隨著工業化的深入,包括休閑生活在內的社會生活各領域的轉型性變化十分明顯。與此同時,萌芽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西方新史學,經過20世紀上半葉的成長壯大并與傳統史學抗衡,最終贏得了主流史學的統治地位,開始進入到了迅猛發展的時期。其間,研究領域、研究對象、研究視角、研究方法和表達研究成果的方式等均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這便成為對休閑生活的關注與研究應運而生的重要因素。其中對英國休閑生活的研究大致始于20世紀五六十年代。
較早對英國休閑生活進行系統研究的當為B.S.朗特利和G.R.拉夫爾合著的《英國人的生活與休閑·社會研究》一書。同時,皮特·昆萊爾主編的《英國生活》叢書、E.P.湯普遜的《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3]和布賴耶·哈里森等學者的相關著述等。大致看來,20世紀五六十年代西方學者對該領域的研究,既有側重于英國各個歷史時期的娛樂、消遣和游戲等休閑生活的簡單描述;也有在研究方法方面積極引進其他學科研究方法進行交叉研究的初步探索。
到了20世紀七八十年代,與同期西方新史學關注處于社會底層普通大眾日常生活的傾向基本一致,西方學者對休閑生活的研究明顯呈現出側重于經濟一社會史和民眾休閑史研究的開展和深入。有探討19世紀30-80年代清教主義對休閑生活影響的皮特·伯利‘引;有對休閑生活商業化進行研究的J.H.普拉姆勃;有對運動休閑研究的H.A.哈里森;有對民眾休閑生活問題的研究;還出現了一些零星的關于工業化進程對休閑生活影響的分析,如阿薩·勃里格斯、R.W.馬爾克姆森等人的表述。
在上述研究中,最為突出的是關于休閑理念變化的研究。隨著工業化的推進,一方面是物質財富的增加和物質生活的豐富,但另一方面人們的生活壓力日益增加,自我釋放的休閑理念應運而生。于是人們在注重創造財富的能力的同時,也把休閑視為釋放壓力、交往、溝通乃至創造財富的一種方式而予以重視。
20世紀90年代以來,西方學者對英國休閑生活的研究出現了深入與角度多樣的趨勢。有影響的著作包括蒂姆·哈利斯主編的《英格蘭的民眾文化,1500-1850》、阿里森·西蒙的著作《都鐸王朝時期英格蘭的娛樂與休閑》和德國學者里夏德·范迪爾門所著的《歐洲近代生活》(三卷本)等等。研究涉及:近代以來休閑時間、休閑方式和休閑觀念的變化;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啟蒙運動等重大事件對休閑生活的影響;近代以來休閑的商業化程度、原因、影響和趨勢;工業革命、技術進步對休閑的影響;近代以來不同行業、不同群體的休閑生活;不同休閑形式的發展與變遷;各種休閑生活的職業化;政府在休閑生活轉變中的地位和角色;非法休閑娛樂等等。上個世紀90年代末,西方學者對休閑史的研究還呈現出了西方新史學或后現代史學的一些特征。如,主張放棄對歷史變化做“概括性的敘述”“把高質量的學術研究與普通讀者可接受的形式相結合”等。
可見,西方學者起步于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對英國休閑生活的研究,經過三四十年的發展,不僅已成為一個不可忽視的研究領域,而且其地位也逐漸為學術界主流所認可,向深度和廣度擴展,研究成果日益豐富。
從國內的研究看,筆者以為休閑生活真正進入學者們的視野是在20世紀90年代[12]。
九十年代中期以來，藝術研究領域出現一些新的趨向，改革開放之初非常之盛行的、在“方法熱”和“文化熱”時期都曾經頗受關注的宏觀研究，漸漸失去了至高無上的學術地位，社會學和人類學研究方法則日益受到學界重視。其重要標志之一，就是一批針對個案的田野考察成果問世并且得到學界廣泛認同，在某種意義上說，它可以視為藝術學研究的社會學和人類學轉向。社會學和人類學研究方法介入藝術學研究領域，使得相當一部分學者開始嘗試著運用社會學和人類學研究領域極受重視的田野研究方法考察藝術現象，這一方法層面的變化對于中國目前的藝術學研究具有非常深遠的意義。
二戰以來，文化批評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是令人矚目的學術熱點，文化人類學和社會學諸多重要的跨文化研究成果的出版，更令此前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視角受到普遍質疑。人類學和社會學方法對中國藝術學研究的影響，也必然導致藝術學研究出現學術與文化視角的轉換。這個可能出現的最有理論價值的變化，我將在下一部分論述，這里首先想討論的是，現代社會學和人類學研究方法的介入，其意義不止于文化層面上研究視角的轉換，它還可能給中國藝術學研究領域帶來另外兩個方面可能形成的變化乃至沖擊。
其一，是有可能導致目前的中國藝術學研究領域研究重點和研究成果價值評價體系的根本改變。
學術研究的價值取向受到教育制度和由教育體系決定的研究者知識譜系的影響。由于歷史的原因，中國現代形態的藝術研究一直比較重視理論層面的探討。經由蘇俄引入的、從德國古典哲學這一思想路徑衍生發展產生的，以及作為其知識和思維方法背景的德國古典哲學本身，長期在包括藝術研究在內的整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領域占據特殊的主導位置，因而，和這一理論背景相吻合的藝術本體論研究，以概念和范疇為核心的抽象的理論探討與分析，長期以來都是藝術學研究領域最受關注的研究方法。英美經驗主義傳統一直受到排斥甚至批判，對具體對象的個案的、經驗的研究被置于次要的地位。這樣的研究取向，不僅僅是出于對西方學術發展不同趨勢的選擇，同時也蘊含了中國傳統思維方法對當代藝術研究的影響，在中國學術傳統中占據主導地位的整體性的、玄學研究路向，恰與德國古典哲學形成有趣的呼應——所謂“小學”在中國的學術傳統中，顯然一直受遏制，清代成就卓著的“樸學”也被后世的學術史家解讀成是由明入清的漢代知識分子對嚴酷現實的逃避，以及對清代統治者的消極抵抗。
改革開放以來，蘇俄引進的僵化理論教條漸漸喪失了獨斷地位。但是整個教育體系以及學術研究群體的知識體系的轉變并不能同時完成，因而學術研究基本趨勢的轉變，會表現出明顯的滯后現象；更重要的是，正由于改革開放之初理論界需要新的思想資源用以突破舊的蘇俄教條的禁錮，觀念和理論層面的創新顯得特別重要，因之出現一大批偏重于觀念與理論探討的研究文獻，也是時代的要求。可惜新的藝術觀念與理論缺乏實證研究的支撐，也就不能真正完成觀念與理論拓展的歷史任務，整個國家的藝術科學研究水平，并不會僅僅因為觀念與理論的更新而有明顯的提高。
以1999至今這三年里的戲劇學研究為例，按照我的不完全統計，最近三年戲劇學研究文獻里，基礎理論與范疇、規律的研究不可思議地占據了相當大的份量，它在所有公開發表的研究性論文里占到1/3左右。對戲劇基本特征、基礎理論和普遍規律的探討并不是不重要，但是學術界將如此大的精力用于這類純粹理論性的探討，卻不能算是正常現象；其中更耐人尋味的現象是，從事這類基礎研究的學者，多數身處并不擁有掌握研究資料與信息方面優勢的中小城市或非專門研究單位。誠然，戲劇研究領域史的研究以及具體的作家作品研究并不缺少，但是，撇開史的考證，這類研究也主要是對戲劇整體時代特征或藝術特征的討論，當然也包括一些群體研究或類型研究，其中“論”的部分比“述”的部分受到更多的關注。在戲劇史研究領域，元雜劇尤其是關漢卿研究較受重視，中國現代戲劇和外國戲劇研究領域，最主要的個案研究是對和莎士比亞的研究，對這兩位劇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幾乎是其它同一領域劇作家及其作品研究的總和，然而對這些重要劇作家的研究，包括關漢卿研究在內，有關劇作主題、作品性質、人物形象和作品風格的辨析與討論占有最大的份量。有關這些重要劇作家的研究，并不排除包含一定程度上的個人獨特見解的優秀論文論?歡桓鑫薹ɑ乇艿氖率凳牽渲兄遼?0%以上的論文和論著并不能提供任何新的材料，尤其是不能提供現有文獻以外的材料，我們可以毫不夸張地說，這樣的研究從“知識的增長”這一學術發展角度上看，貢獻幾乎等于零。通過提交給國際性學術會議的論文的分析，也可以得出同樣的結論，國內學者的論文選題與境外學者之間的巨大差異，清晰可見。
我不敢斷定戲劇學研究領域存在的這種現象可以毫無保留地推之于整個藝術學研究領域，但是我相信從整體上看，要說中國目前的藝術學研究仍然流行重視抽象、宏觀的理論研究，輕視經驗的、個案的實證研究的學風，恐怕并非妄言。如果事實確實如此，那么社會學與人類學研究方法在近代的興起，就給我們一個重要啟示，那就是個案的、經驗性的實證研究，應該得到更多的重視，應該成為藝術學研究的主體。只有戲劇學乃至整個藝術學研究的重心轉向實證的、個案的研究，理論與觀念上的突破才有真正的意義。在這個意義上說，現代社會學和人類學方法對田野方法的重視，完全可能使國內藝術學研究轉向更注重個案研究和經驗性研究，同時給予這一類研究成果更公允的評價。這樣的轉變無疑將逐漸引導整個研究風氣的轉換。
其次，現代人類學和社會學方法的引入，對于強化國內藝術學研究的學術規范，將有可能產生直接影響。
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強調個案研究與研究者直接經驗的價值，但同時更強調研究過程的規范、成果表述的規范，其中也包括經驗描述的規范。這種規范不僅僅是學術積累的需要，也是使學術成果更可信，因而更具科學價值的需要。換言之，在某種意義上說，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是在通過規范自身而使自己更接近于自然科學。這樣的研究取向對于中國目前的藝術學研究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視的。
中國的藝術學研究分為兩個重要群體，除了一批身居高等院校的學者以外，還有更大的一個群體身居文化部門所屬的藝術研究機構。以戲劇學研究為例，后一個群體的規模顯然要超過前一個群體，而且由于與戲劇創作演出的實際接觸較多，在經驗性的實證研究方面具有明顯優勢。然而無可諱言，這個被習稱為“前海學派”的學術群體長期以來偏重于戲劇藝術實踐，雖然相對而言具有比較注重經驗研究的優勢，也擁有許多第一手的珍貴的學術資源，重視藝術的當下性，但是由于不夠注重學術規范，因此很難得到學術界應有的承認。多年來，境外數以百計的人類學和社會學領域知名的或尚未知名的學者相繼來到國內，他們在與這個群體的接觸交流過程中獲益匪淺，文化部門所屬的許多學者多年的研究心得，反而要通過境外學者的轉述，才為外部世界和主流學術界所知，究其原因，正緣于“前海學派”在研究的以及成果表述的規范化方面存在明顯的缺陷。換言之，經驗性的研究以及對經驗的感性描述本身，只有通過規范化的、理性的方法呈現出來，才擁有足夠的學術意義，才會得到主流學術界的認可，才可能充分顯現其學術價值。
因此，借鑒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的田野方法，尤其是借鑒和汲取人類學和社會學家從事田野研究時遵循的學術規范，將會有效地彌補“前海學派”學者們在學術研究方面的弱項，使這個學術研究群體掌握的大量感性資料與經驗性材料，通過更多途徑進入當代主流學術界的視域，藉此改變藝術學的研究重心。因此，對于中國藝術學研究而言，進一步注重學術規范，使被稱之為“前海學派”的這個研究群體迅速提高研究成果水平，將給中國的藝術學研究帶來深遠影響。
二研究視角的轉變
當然，現代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對中國當代藝術研究最具學術意義的影響，還是要首推它可能帶來的文化層面上的研究視角的改變。
中國現代形態的藝術學研究大致始于20世紀初，就像其它人文科學研究一樣，它之受到西方學術的刺激與影響是無可諱言的。在這一影響過程中，西方學術思想不可避免地在中國藝術學研究領域打下了鮮明的烙印，其中西方人的研究視角，就是一個重要的方面。簡言之，由于西方人文科學主要是在歐洲的文化傳統和解決歐洲社會遇到的問題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而且隨著西方在世界各地的迅速擴展，自覺不自覺地呈現出歐洲中心的世界觀，這種具有鮮明西方色彩的歐洲中心的人文科學思想，也就不能不在中國藝術學研究領域留下它的痕跡。在研究與品評中國本土藝術時，人們往往只是照搬西方人習慣運用的藝術標準，比如說以西方音樂體系評價中國本土音樂，以西方戲劇理論解釋中國戲劇并且試圖以之改造“落后”的中國本土戲劇，把油畫的教學體系搬用到中國畫的教學中，等等。這樣的現象存在于藝術學的多個領域，換言之，西方比較成熟的人文社會科學體系的整體植入，確實在中國藝術學研究的現代轉型過程中起到了關鍵作用，但是這種整體植入的結果與中國本土藝術以及中國人的情感經驗之間的距離，始終是一個無法回避的癥結。
現代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方法的引進，卻給我們一條走出這一癥結的路徑。
現代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給我們帶來的不僅僅是單純的田野方法，而且還包含了至關重要的文化多元觀念。雖然人類學和社會學的起源都帶有強烈的歐洲中心主義色彩，但是二戰以后，尤其是20世紀60年代以后，文化多元觀逐漸成為現代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的主導思想，在某種意義上說，這兩個原來受到歐洲中心主義文化觀影響最深的研究領域，現在則相反成了對歐洲中心文化觀形成最猛烈沖擊的領域，成為最堅決地推動文化多元觀和消解歐洲中心論的學術領域。這一思想方法的變化對田野研究的影響非常之深遠，而這種非常之符合當代世界潮流的學術方法的引進，對于后發達國家尤其重要，因為越是后發達國家越是需要通過文化多元觀念以消除文化自卑感，正視本土文化傳統的價值。因此，現代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領域，田野研究工作者不再像摩爾根時代的學者那樣，抱著了解人類童年的文化優越感，把非西方社會視為人類文明發展的早期階段，因而能夠更客觀地認識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傳統與現實的差異，在解釋它們的歷史與現實時，也能有更多的互相理解以及在此基礎上的互相尊重。而這樣的研究方法，在跨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除了西方中心視角以外，多年來中國藝術學研究領域還存在一個尚未得到學術界重視的研究視角，那就是一種過于貴族化的藝術觀仍然占據著核心位置。
文化多元觀念不僅僅意味著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藝術活動不能以同一種標準來衡量和評價，同時也暗含了另一種更平民化的文化思想，即不能以研究者們的個人興趣，以及他們所接受的教育作為衡量所有文化行為的唯一標準。
當人類學家和社會學家們將他們的考察對象，從長期以來擁有文化特權的上流社會轉向更廣闊的草根階層時，還伴隨著思維模式的改變。事實使人們更清晰地意識到，不同地域的人們在長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價值觀念體系雖然會有很大的差異，卻各有其合理性；他們各具特色的生活方式，只有通過其自身的價值系統，才有可能獲得真正有意義的解釋。在藝術領域更是如此，藝術在本質上意味著人們用以情感交流與表達的特殊方式，不同民族和不同階層的人們各自的情感交流與表達方式，在這一生活與文化圈內部往往是最有效的。所以，對民間草根階層的藝術、趣味與審美活動的歧視和改造，強行推行一小部分精神貴族自以為是的藝術觀與審美趣味，正是現代人類學與社會學研究的禁忌。
在中國藝術學領域，這種文化貴族心態隨處可見，比如我們完全有理由對人們長期以來習焉不察的“采風”這樣的辭匯產生強烈的質疑。確實，如果說最近一個世紀以來中國的藝術學創作與研究對于那些地域色彩鮮明的民間藝術活動并不是毫不關心，那么很難否認，創作與研究者們經常是以“采風”的態度去關注和研究民間藝術活動的。人們慣于使用“采風”這樣的辭匯而，它本身就清晰地透露出兩個方面的信息。從歷史上看，“采風”的制度早在秦漢時代就已經基本形成，它隱含了官方與民間二元且以官方為主導的文化價值觀；從現實的情況看，“采風”意味著藝術家和藝術研究只關注民間藝術活動作為創作素材的價值。因此，“采風”的實質，正是站在官方或文化貴族的立場上對民間藝術活動非常功利化的利用，事實也正是如此，尤其是近幾十年里，地域色彩鮮明的和非主流的藝術樣式和優秀藝術作品，經常被主流藝術用以為創作的材料，回顧近幾十年的藝術史，我們會發現許多有世界影響的優秀作品都是用西化和文人化的手法處理本土民間藝術元素的產品。然而，在民間藝術活動被大量地用以為創作材料而遭到掠奪性開采的同時，它們本身卻仍然被視為落后的、原始的、粗糙的，被視為必須以精英文化的模式加以改造才能擁有藝術價值的對象。
以“采風”的心態從事本土與民間藝術研究的學者，自覺不自覺地忽視了對象自身的獨立存在以及內在文化價值。因此，研究者變成了專事獵奇的旅游者，對于民間藝術對象的關注只限于與“我們的”藝術活動的差異，而并不真正關心這樣的藝術對于生活于其中的創造了它們的人們究竟具有何種價值和意義。從現代人類學和社會學的角度看，我們應該更多地致力于探究多種藝術樣式、多種生活方式以及各地各具差異的倫理道德和習俗對于它們的主體自身的價值與意義，致力于在這些獨特的藝術與生活的原生環境中，還原它們的內涵。這樣的研究才能超越“采風”式的官方和貴族文化心態，才能獲得對民間藝術真正具有文化價值的研究成果。
因此，中國目前的藝術學研究亟需借鑒現代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的田野方法，摒棄西方中心與貴族趣味對民間話語空間的擠壓。
三一個實例：路頭戲
如果我們的藝術學研究能夠更多地注重對現代人類學與社會學方法的借鑒與引進，尤其是徹底改變歐洲中心主義與貴族主義文化觀，那么對諸多藝術現象的研究與評價，都有可能出現根本性的改變。在我的研究領域，有一個極具代表性的例子，完全可以用以說明研究視角的改變所產生的影響，那就是對臺州戲班大量演出的路頭戲（或曰提綱戲、幕表戲）的研究與評價。
近幾十年戲劇研究領域幾乎完全沒有對路頭戲的研究，然而在20世紀50年代以前，路頭戲卻可以說是中國戲劇最主要的演出形式，它的歷史，也許可以追溯到戲劇起源的年代。路頭戲之所以長期被戲劇研究人員們忽視，是由于它在20世紀50年代初就遭到批判，成為從上而下的“戲改”的主要對象之一。而對路頭戲的批判，其理論背景很值得今人深思。
對路頭戲的批判與其說出自藝術的原因，還不如說出自趣味的原因。它一直被看成是粗糙、原始和簡單的演劇方法，然而它并沒有像同時代其它那些更為粗糙、原始與簡單的民間藝術那樣獲得尊重，它從一開始就被看成是創作的素材以及改造對象，直到現在，在多數當代戲劇史家們的眼里，路頭戲之受到批判乃至遺棄，仍然被看成是一種歷史的必然。
然而，當我們通過現代人類學和社會學的研究思路重新探討路頭戲的存在以及它的意義，就會清楚地看到，像路頭戲這樣一種有著千百年悠久傳統的演劇方法，它之所以會受到眾口一辭的批判以及遭致普遍遺棄，正由于長期以來西化的和貴族的文化視角在藝術學領域占據著統治地位。
路頭戲之所以在1950年代初受到大范圍的批判，首先是由于主持“戲改”工作的政府官員，主要是一批西化程度比較高的、經常接觸甚至直接參與話劇創作與研究的知識分子，排除意識形態的因素，在某種意義上，“戲改”簡直可以說就是在用西方的、話劇的戲劇觀，居高臨下地改造中國本土戲劇。像路頭戲這種本土色彩濃厚的傳統演劇方法，與這些知識分子所接受的戲劇學模式完全不相吻合，它之受到排斥也就是可想而知的。其次，路頭戲的演劇方法被后來的國辦或準國辦的戲劇表演團體遺棄，還有另一層因素，那就是長期以來衡量藝術的標準是由傳統詩學基礎上培養的文人決定的，雖然傳統文人最終接受了元雜劇和明清傳奇，卻始終未能充分受容昆曲以外的各種“花部”戲劇劇種，同時也難于充分認同民間極富創造性的口傳文學的價值。文人趣味在中國戲劇領域占據統治地位的現象，并沒有因為1950年代的社會急劇變動而真正有所變化，反而因為劇團國家化而在制度層面得到普遍肯定，因此，在文學性和音樂性方面很難以完全符合文人趣味的路頭戲，也就不能不受到排斥。
由此我們看到，如果說晚近一個世紀的藝術學研究受到歐化的和貴族的這兩種文化偏見的左右，那么路頭戲的遭遇具有作為樣本的罕見的深刻性，路頭戲之所以遭受自上而下的批判與遺棄，正是由于同時受到這兩個方面的夾擊。更值得思考的是，如同我在《草根的力量》書中所敘述的那樣，路頭戲至今仍然是臺州戲班最主要的演劇方式，但這種承繼了本土文化傳統的演劇方式它之所以能延續至今，并不是因為路頭戲演出過程中大量的即興創造在戲劇學層面上所可能提供的非凡活力，給定情境與表演者個人創造之間巧妙和平衡，以及潛藏在它的即興表演模式之中的演員之間、演員與樂隊之間的互動與內在張力，而竟然是因為在本土的戲劇市場里，戲班最適合以這樣的演劇方式營業；并且，由于在晚近幾十年里路頭戲一直受到抑制，在那些受主流意識形態影響較為明顯的民間戲班，路頭戲的演劇方式也正在被棄用。
有關路頭戲的藝術魅力，我已經在書中做了初步的探討，將來還會做進一步的研究。這里我只想通過它的遭遇說明，擺脫歐洲中心的和文化貴族的偏見對于中國當前的藝術發展以及藝術學研究有多么重要。只有徹底轉變研究視角，路頭戲的藝術價值才能得到公正的評價；進而，也許還有更多的藝術現象，需要以多元文化的視角加以重新審視，給予重新評價。
四需要注意的問題
田野研究只是一種方法，雖然在田野研究的背后，包含了現代人類學與社會學特有的研究路徑，但是方法并不能完全替代研究。按照我個人的研究體會，即使接受了田野研究方法，藝術學領域的田野研究，也仍然存在諸多需要注意的問題。
藝術學研究的田野方法的研究目標之一，就是考察藝術活動在特定文化環境中自然生成、發展的性狀。當然，對象的性狀總是會在與外界的不斷互動過程中經常變化，然而這樣的變化，仍然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的演化，它與受巨大的、不可抗拒的外力影響而發生的變化，有質的區別。仍然以戲劇在晚近五十年的變化為例，雖然歷史上中國的本土戲劇始終在民眾審美趣味變化的背景下持續發生著各種各樣的變化，但是正由于這樣的變化是在戲劇創作表演的主體與觀眾的互動之中緩慢而自然地發生的，因此無論如何變化都不足以出現背離它所生成的文化土壤的結果；然而1950年代戲改的情況則完全不同，在令本土戲劇經歷了劇烈變化的這一改造過程中，觀眾甚至是劇團內部的創作和表演者本身，都沒有話語的權力。因此，中國戲劇的自然狀態之必然受到破壞，就是可想而知的。在這里我們看到一種外來的文化價值觀是如何被強行植入的，以及它最終會產生臬的結果。它不僅給我們留下了值得好好記取的教訓，同時還給從事藝術學田野研究工作者留下了特殊的困難。
這就是我們今天從事藝術學的田野研究時面臨的特定境遇，就像一個多世紀以來在幾乎所有藝術領域那樣，本土藝術在外來的文化價值觀面前出可怕的自卑。而這一文化現實，使得從事藝術學田野研究的研究者必須非常小心翼翼。藝術學的田野研究面對的研究對象不
是無感覺的作品而是具體的人的行為，研究者與被研究者在社會身份、知識背景與生活環境等多方面的差異、尤其是趣味的差異，很容易被處于弱勢地位的民間藝人理解為知識與藝術見解的優劣，研究者在從事田野工作時，很容易被研究對象視為強勢文化的代表，因此，研究者的言行和趣味，很容易對被研究者產生不可預計的影響，而這樣的影響，足以改變研究對象的原生態。
需要指出的是，在藝術學的田野研究過程中，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是個入侵者，極易對脆弱的、缺乏自信的民間藝術本體造成損害?，F代人類學家喜歡說“我們的身體就是人類學研究的工具”，強調田野考察過程中研究者應該融入研究對象，在與對象的互動中體察對象及其可能發生的變化，但是在中國藝術學研究這個特殊的領域，我認為研究者應該盡可能做一個客觀和外在的觀察者，盡可能克制影響對象的沖動，因為保持本土藝術的原生態的意義，可能比改變它要重要一百倍。當然，研究者對研究對象的影響是無可避免的，只不過清醒地意識到這種影響可能導致的負面效果，自覺地將自己的影響盡可能減少到最低限度，無疑是從事藝術學的田野研究時必須遵守的職業操守。
其次，我希望強調藝術學的田野研究作為一項藝術學研究的價值，盡管我們可以借鑒人類學與社會學的田野研究方法，但是這樣的研究指向應該是藝術學的而不能僅僅是人類學或社會學的。更直接地說，用人類學和社會學方法從事藝術學研究，應該是研究的重點。
每門學科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圍和研究目標，不同學科的關注重點并不相同，因此，當人類學與社會學的田野方法被引進到藝術學研究領域時，人類學與社會學所關注的那些問題，也很容易同時被帶入藝術研究過程中；或者說，研究者的關注重點可能會發生偏移，也許那些從藝術學角度看非常之重要的問題反而被忽視了，這樣一來，研究很容易演變成對于藝術、藝術活動的人類學或社會學研究，而不再是藝術學研究。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當然仍有其價值與意義，然而它的價值與意義是人類學與社會學的，坦率地說，這類研究即使再有價值和意義，也不是藝術學研究。它不能代替藝術學研究，也不能幫助我們解決藝術領域最值得關心的問題。
九十年代中期以來，藝術研究領域出現一些新的趨向，改革開放之初非常之盛行的、在“方法熱”和“文化熱”時期都曾經頗受關注的宏觀研究，漸漸失去了至高無上的學術地位，社會學和人類學研究方法則日益受到學界重視。其重要標志之一，就是一批針對個案的田野考察成果問世并且得到學界廣泛認同，在某種意義上說，它可以視為藝術學研究的社會學和人類學轉向。社會學和人類學研究方法介入藝術學研究領域，使得相當一部分學者開始嘗試著運用社會學和人類學研究領域極受重視的田野研究方法考察藝術現象，這一方法層面的變化對于中國目前的藝術學研究具有非常深遠的意義。
二戰以來，文化批評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是令人矚目的學術熱點，文化人類學和社會學諸多重要的跨文化研究成果的出版，更令此前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視角受到普遍質疑。人類學和社會學方法對中國藝術學研究的影響，也必然導致藝術學研究出現學術與文化視角的轉換。這個可能出現的最有理論價值的變化，我將在下一部分論述，這里首先想討論的是，現代社會學和人類學研究方法的介入，其意義不止于文化層面上研究視角的轉換，它還可能給中國藝術學研究領域帶來另外兩個方面可能形成的變化乃至沖擊。
其一，是有可能導致目前的中國藝術學研究領域研究重點和研究成果價值評價體系的根本改變。
學術研究的價值取向受到教育制度和由教育體系決定的研究者知識譜系的影響。由于歷史的原因，中國現代形態的藝術研究一直比較重視理論層面的探討。經由蘇俄引入的、從德國古典哲學這一思想路徑衍生發展產生的，以及作為其知識和思維方法背景的德國古典哲學本身，長期在包括藝術研究在內的整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領域占據特殊的主導位置，因而，和這一理論背景相吻合的藝術本體論研究，以概念和范疇為核心的抽象的理論探討與分析，長期以來都是藝術學研究領域最受關注的研究方法。英美經驗主義傳統一直受到排斥甚至批判，對具體對象的個案的、經驗的研究被置于次要的地位。這樣的研究取向，不僅僅是出于對西方學術發展不同趨勢的選擇，同時也蘊含了中國傳統思維方法對當代藝術研究的影響，在中國學術傳統中占據主導地位的整體性的、玄學研究路向，恰與德國古典哲學形成有趣的呼應——所謂“小學”在中國的學術傳統中，顯然一直受遏制，清代成就卓著的“樸學”也被后世的學術史家解讀成是由明入清的漢代知識分子對嚴酷現實的逃避，以及對清代統治者的消極抵抗。
改革開放以來，蘇俄引進的僵化理論教條漸漸喪失了獨斷地位。但是整個教育體系以及學術研究群體的知識體系的轉變并不能同時完成，因而學術研究基本趨勢的轉變，會表現出明顯的滯后現象；更重要的是，正由于改革開放之初理論界需要新的思想資源用以突破舊的蘇俄教條的禁錮，觀念和理論層面的創新顯得特別重要，因之出現一大批偏重于觀念與理論探討的研究文獻，也是時代的要求?？上碌乃囆g觀念與理論缺乏實證研究的支撐，也就不能真正完成觀念與理論拓展的歷史任務，整個國家的藝術科學研究水平，并不會僅僅因為觀念與理論的更新而有明顯的提高。
以1999至今這三年里的戲劇學研究為例，按照我的不完全統計，最近三年戲劇學研究文獻里，基礎理論與范疇、規律的研究不可思議地占據了相當大的份量，它在所有公開發表的研究性論文里占到1/3左右。對戲劇基本特征、基礎理論和普遍規律的探討并不是不重要，但是學術界將如此大的精力用于這類純粹理論性的探討，卻不能算是正?，F象；其中更耐人尋味的現象是，從事這類基礎研究的學者，多數身處并不擁有掌握研究資料與信息方面優勢的中小城市或非專門研究單位。誠然，戲劇研究領域史的研究以及具體的作家作品研究并不缺少，但是，撇開史的考證，這類研究也主要是對戲劇整體時代特征或藝術特征的討論，當然也包括一些群體研究或類型研究，其中“論”的部分比“述”的部分受到更多的關注。在戲劇史研究領域，元雜劇尤其是關漢卿研究較受重視，中國現代戲劇和外國戲劇研究領域，最主要的個案研究是對和莎士比亞的研究，對這兩位劇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幾乎是其它同一領域劇作家及其作品研究的總和，然而對這些重要劇作家的研究，包括關漢卿研究在內，有關劇作主題、作品性質、人物形象和作品風格的辨析與討論占有最大的份量。有關這些重要劇作家的研究，并不排除包含一定程度上的個人獨特見解的優秀論文論?歡桓鑫薹ɑ乇艿氖率凳牽渲兄遼?0%以上的論文和論著并不能提供任何新的材料，尤其是不能提供現有文獻以外的材料，我們可以毫不夸張地說，這樣的研究從“知識的增長”這一學術發展角度上看，貢獻幾乎等于零。通過提交給國際性學術會議的論文的分析，也可以得出同樣的結論，國內學者的論文選題與境外學者之間的巨大差異，清晰可見。
我不敢斷定戲劇學研究領域存在的這種現象可以毫無保留地推之于整個藝術學研究領域，但是我相信從整體上看，要說中國目前的藝術學研究仍然流行重視抽象、宏觀的理論研究，輕視經驗的、個案的實證研究的學風，恐怕并非妄言。如果事實確實如此，那么社會學與人類學研究方法在近代的興起，就給我們一個重要啟示，那就是個案的、經驗性的實證研究，應該得到更多的重視，應該成為藝術學研究的主體。只有戲劇學乃至整個藝術學研究的重心轉向實證的、個案的研究，理論與觀念上的突破才有真正的意義。在這個意義上說，現代社會學和人類學方法對田野方法的重視，完全可能使國內藝術學研究轉向更注重個案研究和經驗性研究，同時給予這一類研究成果更公允的評價。這樣的轉變無疑將逐漸引導整個研究風氣的轉換。
其次，現代人類學和社會學方法的引入，對于強化國內藝術學研究的學術規范，將有可能產生直接影響。
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強調個案研究與研究者直接經驗的價值，但同時更強調研究過程的規范、成果表述的規范，其中也包括經驗描述的規范。這種規范不僅僅是學術積累的需要，也是使學術成果更可信，因而更具科學價值的需要。換言之，在某種意義上說，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是在通過規范自身而使自己更接近于自然科學。這樣的研究取向對于中國目前的藝術學研究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視的。
中國的藝術學研究分為兩個重要群體，除了一批身居高等院校的學者以外，還有更大的一個群體身居文化部門所屬的藝術研究機構。以戲劇學研究為例，后一個群體的規模顯然要超過前一個群體，而且由于與戲劇創作演出的實際接觸較多，在經驗性的實證研究方面具有明顯優勢。然而無可諱言，這個被習稱為“前海學派”的學術群體長期以來偏重于戲劇藝術實踐，雖然相對而言具有比較注重經驗研究的優勢，也擁有許多第一手的珍貴的學術資源，重視藝術的當下性，但是由于不夠注重學術規范，因此很難得到學術界應有的承認。多年來，境外數以百計的人類學和社會學領域知名的或尚未知名的學者相繼來到國內，他們在與這個群體的接觸交流過程中獲益匪淺，文化部門所屬的許多學者多年的研究心得，反而要通過境外學者的轉述，才為外部世界和主流學術界所知，究其原因，正緣于“前海學派”在研究的以及成果表述的規范化方面存在明顯的缺陷。換言之，經驗性的研究以及對經驗的感性描述本身，只有通過規范化的、理性的方法呈現出來，才擁有足夠的學術意義，才會得到主流學術界的認可，才可能充分顯現其學術價值。
因此，借鑒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的田野方法，尤其是借鑒和汲取人類學和社會學家從事田野研究時遵循的學術規范，將會有效地彌補“前海學派”學者們在學術研究方面的弱項，使這個學術研究群體掌握的大量感性資料與經驗性材料，通過更多途徑進入當代主流學術界的視域，藉此改變藝術學的研究重心。因此，對于中國藝術學研究而言，進一步注重學術規范，使被稱之為“前海學派”的這個研究群體迅速提高研究成果水平，將給中國的藝術學研究帶來深遠影響。
二研究視角的轉變
當然，現代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對中國當代藝術研究最具學術意義的影響，還是要首推它可能帶來的文化層面上的研究視角的改變。
中國現代形態的藝術學研究大致始于20世紀初，就像其它人文科學研究一樣，它之受到西方學術的刺激與影響是無可諱言的。在這一影響過程中，西方學術思想不可避免地在中國藝術學研究領域打下了鮮明的烙印，其中西方人的研究視角，就是一個重要的方面。簡言之，由于西方人文科學主要是在歐洲的文化傳統和解決歐洲社會遇到的問題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而且隨著西方在世界各地的迅速擴展，自覺不自覺地呈現出歐洲中心的世界觀，這種具有鮮明西方色彩的歐洲中心的人文科學思想，也就不能不在中國藝術學研究領域留下它的痕跡。在研究與品評中國本土藝術時，人們往往只是照搬西方人習慣運用的藝術標準，比如說以西方音樂體系評價中國本土音樂，以西方戲劇理論解釋中國戲劇并且試圖以之改造“落后”的中國本土戲劇，把油畫的教學體系搬用到中國畫的教學中，等等。這樣的現象存在于藝術學的多個領域，換言之，西方比較成熟的人文社會科學體系的整體植入，確實在中國藝術學研究的現代轉型過程中起到了關鍵作用，但是這種整體植入的結果與中國本土藝術以及中國人的情感經驗之間的距離，始終是一個無法回避的癥結。
現代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方法的引進，卻給我們一條走出這一癥結的路徑。
現代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給我們帶來的不僅僅是單純的田野方法，而且還包含了至關重要的文化多元觀念。雖然人類學和社會學的起源都帶有強烈的歐洲中心主義色彩，但是二戰以后，尤其是20世紀60年代以后，文化多元觀逐漸成為現代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的主導思想，在某種意義上說，這兩個原來受到歐洲中心主義文化觀影響最深的研究領域，現在則相反成了對歐洲中心文化觀形成最猛烈沖擊的領域，成為最堅決地推動文化多元觀和消解歐洲中心論的學術領域。這一思想方法的變化對田野研究的影響非常之深遠，而這種非常之符合當代世界潮流的學術方法的引進，對于后發達國家尤其重要，因為越是后發達國家越是需要通過文化多元觀念以消除文化自卑感，正視本土文化傳統的價值。因此，現代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領域，田野研究工作者不再像摩爾根時代的學者那樣，抱著了解人類童年的文化優越感，把非西方社會視為人類文明發展的早期階段，因而能夠更客觀地認識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傳統與現實的差異，在解釋它們的歷史與現實時，也能有更多的互相理解以及在此基礎上的互相尊重。而這樣的研究方法，在跨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除了西方中心視角以外，多年來中國藝術學研究領域還存在一個尚未得到學術界重視的研究視角，那就是一種過于貴族化的藝術觀仍然占據著核心位置。
文化多元觀念不僅僅意味著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藝術活動不能以同一種標準來衡量和評價，同時也暗含了另一種更平民化的文化思想，即不能以研究者們的個人興趣，以及他們所接受的教育作為衡量所有文化行為的唯一標準。
當人類學家和社會學家們將他們的考察對象，從長期以來擁有文化特權的上流社會轉向更廣闊的草根階層時，還伴隨著思維模式的改變。事實使人們更清晰地意識到，不同地域的人們在長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價值觀念體系雖然會有很大的差異，卻各有其合理性；他們各具特色的生活方式，只有通過其自身的價值系統，才有可能獲得真正有意義的解釋。在藝術領域更是如此，藝術在本質上意味著人們用以情感交流與表達的特殊方式，不同民族和不同階層的人們各自的情感交流與表達方式，在這一生活與文化圈內部往往是最有效的。所以，對民間草根階層的藝術、趣味與審美活動的歧視和改造，強行推行一小部分精神貴族自以為是的藝術觀與審美趣味，正是現代人類學與社會學研究的禁忌。
在中國藝術學領域，這種文化貴族心態隨處可見，比如我們完全有理由對人們長期以來習焉不察的“采風”這樣的辭匯產生強烈的質疑。確實，如果說最近一個世紀以來中國的藝術學創作與研究對于那些地域色彩鮮明的民間藝術活動并不是毫不關心，那么很難否認，創作與研究者們經常是以“采風”的態度去關注和研究民間藝術活動的。人們慣于使用“采風”這樣的辭匯而，它本身就清晰地透露出兩個方面的信息。從歷史上看，“采風”的制度早在秦漢時代就已經基本形成，它隱含了官方與民間二元且以官方為主導的文化價值觀；從現實的情況看，“采風”意味著藝術家和藝術研究只關注民間藝術活動作為創作素材的價值。因此，“采風”的實質，正是站在官方或文化貴族的立場上對民間藝術活動非常功利化的利用，事實也正是如此，尤其是近幾十年里，地域色彩鮮明的和非主流的藝術樣式和優秀藝術作品，經常被主流藝術用以為創作的材料，回顧近幾十年的藝術史，我們會發現許多有世界影響的優秀作品都是用西化和文人化的手法處理本土民間藝術元素的產品。然而，在民間藝術活動被大量地用以為創作材料而遭到掠奪性開采的同時，它們本身卻仍然被視為落后的、原始的、粗糙的，被視為必須以精英文化的模式加以改造才能擁有藝術價值的對象。
以“采風”的心態從事本土與民間藝術研究的學者，自覺不自覺地忽視了對象自身的獨立存在以及內在文化價值。因此，研究者變成了專事獵奇的旅游者，對于民間藝術對象的關注只限于與“我們的”藝術活動的差異，而并不真正關心這樣的藝術對于生活于其中的創造了它們的人們究竟具有何種價值和意義。從現代人類學和社會學的角度看，我們應該更多地致力于探究多種藝術樣式、多種生活方式以及各地各具差異的倫理道德和習俗對于它們的主體自身的價值與意義，致力于在這些獨特的藝術與生活的原生環境中，還原它們的內涵。這樣的研究才能超越“采風”式的官方和貴族文化心態，才能獲得對民間藝術真正具有文化價值的研究成果。
因此，中國目前的藝術學研究亟需借鑒現代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的田野方法，摒棄西方中心與貴族趣味對民間話語空間的擠壓。
三一個實例：路頭戲
如果我們的藝術學研究能夠更多地注重對現代人類學與社會學方法的借鑒與引進，尤其是徹底改變歐洲中心主義與貴族主義文化觀，那么對諸多藝術現象的研究與評價，都有可能出現根本性的改變。在我的研究領域，有一個極具代表性的例子，完全可以用以說明研究視角的改變所產生的影響，那就是對臺州戲班大量演出的路頭戲（或曰提綱戲、幕表戲）的研究與評價。
近幾十年戲劇研究領域幾乎完全沒有對路頭戲的研究，然而在20世紀50年代以前，路頭戲卻可以說是中國戲劇最主要的演出形式，它的歷史，也許可以追溯到戲劇起源的年代。路頭戲之所以長期被戲劇研究人員們忽視，是由于它在20世紀50年代初就遭到批判，成為從上而下的“戲改”的主要對象之一。而對路頭戲的批判，其理論背景很值得今人深思。
對路頭戲的批判與其說出自藝術的原因，還不如說出自趣味的原因。它一直被看成是粗糙、原始和簡單的演劇方法，然而它并沒有像同時代其它那些更為粗糙、原始與簡單的民間藝術那樣獲得尊重，它從一開始就被看成是創作的素材以及改造對象，直到現在，在多數當代戲劇史家們的眼里，路頭戲之受到批判乃至遺棄，仍然被看成是一種歷史的必然。
然而，當我們通過現代人類學和社會學的研究思路重新探討路頭戲的存在以及它的意義，就會清楚地看到，像路頭戲這樣一種有著千百年悠久傳統的演劇方法，它之所以會受到眾口一辭的批判以及遭致普遍遺棄，正由于長期以來西化的和貴族的文化視角在藝術學領域占據著統治地位。
路頭戲之所以在1950年代初受到大范圍的批判，首先是由于主持“戲改”工作的政府官員，主要是一批西化程度比較高的、經常接觸甚至直接參與話劇創作與研究的知識分子，排除意識形態的因素，在某種意義上，“戲改”簡直可以說就是在用西方的、話劇的戲劇觀，居高臨下地改造中國本土戲劇。像路頭戲這種本土色彩濃厚的傳統演劇方法，與這些知識分子所接受的戲劇學模式完全不相吻合，它之受到排斥也就是可想而知的。其次，路頭戲的演劇方法被后來的國辦或準國辦的戲劇表演團體遺棄，還有另一層因素，那就是長期以來衡量藝術的標準是由傳統詩學基礎上培養的文人決定的，雖然傳統文人最終接受了元雜劇和明清傳奇，卻始終未能充分受容昆曲以外的各種“花部”戲劇劇種，同時也難于充分認同民間極富創造性的口傳文學的價值。文人趣味在中國戲劇領域占據統治地位的現象，并沒有因為1950年代的社會急劇變動而真正有所變化，反而因為劇團國家化而在制度層面得到普遍肯定，因此，在文學性和音樂性方面很難以完全符合文人趣味的路頭戲，也就不能不受到排斥。
由此我們看到，如果說晚近一個世紀的藝術學研究受到歐化的和貴族的這兩種文化偏見的左右，那么路頭戲的遭遇具有作為樣本的罕見的深刻性，路頭戲之所以遭受自上而下的批判與遺棄，正是由于同時受到這兩個方面的夾擊。更值得思考的是，如同我在《草根的力量》書中所敘述的那樣，路頭戲至今仍然是臺州戲班最主要的演劇方式，但這種承繼了本土文化傳統的演劇方式它之所以能延續至今，并不是因為路頭戲演出過程中大量的即興創造在戲劇學層面上所可能提供的非凡活力，給定情境與表演者個人創造之間巧妙和平衡，以及潛藏在它的即興表演模式之中的演員之間、演員與樂隊之間的互動與內在張力，而竟然是因為在本土的戲劇市場里，戲班最適合以這樣的演劇方式營業；并且，由于在晚近幾十年里路頭戲一直受到抑制，在那些受主流意識形態影響較為明顯的民間戲班，路頭戲的演劇方式也正在被棄用。
有關路頭戲的藝術魅力，我已經在書中做了初步的探討，將來還會做進一步的研究。這里我只想通過它的遭遇說明，擺脫歐洲中心的和文化貴族的偏見對于中國當前的藝術發展以及藝術學研究有多么重要。只有徹底轉變研究視角，路頭戲的藝術價值才能得到公正的評價；進而，也許還有更多的藝術現象，需要以多元文化的視角加以重新審視，給予重新評價。
四需要注意的問題
田野研究只是一種方法，雖然在田野研究的背后，包含了現代人類學與社會學特有的研究路徑，但是方法并不能完全替代研究。按照我個人的研究體會，即使接受了田野研究方法，藝術學領域的田野研究，也仍然存在諸多需要注意的問題。
藝術學研究的田野方法的研究目標之一，就是考察藝術活動在特定文化環境中自然生成、發展的性狀。當然，對象的性狀總是會在與外界的不斷互動過程中經常變化，然而這樣的變化，仍然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的演化，它與受巨大的、不可抗拒的外力影響而發生的變化，有質的區別。仍然以戲劇在晚近五十年的變化為例，雖然歷史上中國的本土戲劇始終在民眾審美趣味變化的背景下持續發生著各種各樣的變化，但是正由于這樣的變化是在戲劇創作表演的主體與觀眾的互動之中緩慢而自然地發生的，因此無論如何變化都不足以出現背離它所生成的文化土壤的結果；然而1950年代戲改的情況則完全不同，在令本土戲劇經歷了劇烈變化的這一改造過程中，觀眾甚至是劇團內部的創作和表演者本身，都沒有話語的權力。因此，中國戲劇的自然狀態之必然受到破壞，就是可想而知的。在這里我們看到一種外來的文化價值觀是如何被強行植入的，以及它最終會產生臬的結果。它不僅給我們留下了值得好好記取的教訓，同時還給從事藝術學田野研究工作者留下了特殊的困難。
這就是我們今天從事藝術學的田野研究時面臨的特定境遇，就像一個多世紀以來在幾乎所有藝術領域那樣，本土藝術在外來的文化價值觀面前出可怕的自卑。而這一文化現實，使得從事藝術學田野研究的研究者必須非常小心翼翼。藝術學的田野研究面對的研究對象不是無感覺的作品而是具體的人的行為，研究者與被研究者在社會身份、知識背景與生活環境等多方面的差異、尤其是趣味的差異，很容易被處于弱勢地位的民間藝人理解為知識與藝術見解的優劣，研究者在從事田野工作時，很容易被研究對象視為強勢文化的代表，因此，研究者的言行和趣味，很容易對被研究者產生不可預計的影響，而這樣的影響，足以改變研究對象的原生態。
需要指出的是，在藝術學的田野研究過程中，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是個入侵者，極易對脆弱的、缺乏自信的民間藝術本體造成損害?，F代人類學家喜歡說“我們的身體就是人類學研究的工具”，強調田野考察過程中研究者應該融入研究對象，在與對象的互動中體察對象及其可能發生的變化，但是在中國藝術學研究這個特殊的領域，我認為研究者應該盡可能做一個客觀和外在的觀察者，盡可能克制影響對象的沖動，因為保持本土藝術的原生態的意義，可能比改變它要重要一百倍。當然，研究者對研究對象的影響是無可避免的，只不過清醒地意識到這種影響可能導致的負面效果，自覺地將自己的影響盡可能減少到最低限度，無疑是從事藝術學的田野研究時必須遵守的職業操守。
其次，我希望強調藝術學的田野研究作為一項藝術學研究的價值，盡管我們可以借鑒人類學與社會學的田野研究方法，但是這樣的研究指向應該是藝術學的而不能僅僅是人類學或社會學的。更直接地說，用人類學和社會學方法從事藝術學研究，應該是研究的重點。
每門學科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圍和研究目標，不同學科的關注重點并不相同，因此，當人類學與社會學的田野方法被引進到藝術學研究領域時，人類學與社會學所關注的那些問題，也很容易同時被帶入藝術研究過程中；或者說，研究者的關注重點可能會發生偏移，也許那些從藝術學角度看非常之重要的問題反而被忽視了，這樣一來，研究很容易演變成對于藝術、藝術活動的人類學或社會學研究，而不再是藝術學研究。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當然仍有其價值與意義，然而它的價值與意義是人類學與社會學的，坦率地說，這類研究即使再有價值和意義，也不是藝術學研究。它不能代替藝術學研究，也不能幫助我們解決藝術領域最值得關心的問題。
九十年代中期以來，藝術研究領域出現一些新的趨向，改革開放之初非常之盛行的、在“方法熱”和“文化熱”時期都曾經頗受關注的宏觀研究，漸漸失去了至高無上的學術地位，社會學和人類學研究方法則日益受到學界重視。其重要標志之一，就是一批針對個案的田野考察成果問世并且得到學界廣泛認同，在某種意義上說，它可以視為藝術學研究的社會學和人類學轉向。社會學和人類學研究方法介入藝術學研究領域，使得相當一部分學者開始嘗試著運用社會學和人類學研究領域極受重視的田野研究方法考察藝術現象，這一方法層面的變化對于中國目前的藝術學研究具有非常深遠的意義。
二戰以來，文化批評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是令人矚目的學術熱點，文化人類學和社會學諸多重要的跨文化研究成果的出版，更令此前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視角受到普遍質疑。人類學和社會學方法對中國藝術學研究的影響，也必然導致藝術學研究出現學術與文化視角的轉換。這個可能出現的最有理論價值的變化，我將在下一部分論述，這里首先想討論的是，現代社會學和人類學研究方法的介入，其意義不止于文化層面上研究視角的轉換，它還可能給中國藝術學研究領域帶來另外兩個方面可能形成的變化乃至沖擊。
其一，是有可能導致目前的中國藝術學研究領域研究重點和研究成果價值評價體系的根本改變。
學術研究的價值取向受到教育制度和由教育體系決定的研究者知識譜系的影響。由于歷史的原因，中國現代形態的藝術研究一直比較重視理論層面的探討。經由蘇俄引入的、從德國古典哲學這一思想路徑衍生發展產生的，以及作為其知識和思維方法背景的德國古典哲學本身，長期在包括藝術研究在內的整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領域占據特殊的主導位置，因而，和這一理論背景相吻合的藝術本體論研究，以概念和范疇為核心的抽象的理論探討與分析，長期以來都是藝術學研究領域最受關注的研究方法。英美經驗主義傳統一直受到排斥甚至批判，對具體對象的個案的、經驗的研究被置于次要的地位。這樣的研究取向，不僅僅是出于對西方學術發展不同趨勢的選擇，同時也蘊含了中國傳統思維方法對當代藝術研究的影響，在中國學術傳統中占據主導地位的整體性的、玄學研究路向，恰與德國古典哲學形成有趣的呼應——所謂“小學”在中國的學術傳統中，顯然一直受遏制，清代成就卓著的“樸學”也被后世的學術史家解讀成是由明入清的漢代知識分子對嚴酷現實的逃避，以及對清代統治者的消極抵抗。
改革開放以來，蘇俄引進的僵化理論教條漸漸喪失了獨斷地位。但是整個教育體系以及學術研究群體的知識體系的轉變并不能同時完成，因而學術研究基本趨勢的轉變，會表現出明顯的滯后現象；更重要的是，正由于改革開放之初理論界需要新的思想資源用以突破舊的蘇俄教條的禁錮，觀念和理論層面的創新顯得特別重要，因之出現一大批偏重于觀念與理論探討的研究文獻，也是時代的要求。可惜新的藝術觀念與理論缺乏實證研究的支撐，也就不能真正完成觀念與理論拓展的歷史任務，整個國家的藝術科學研究水平，并不會僅僅因為觀念與理論的更新而有明顯的提高。
以1999至今這三年里的戲劇學研究為例，按照我的不完全統計，最近三年戲劇學研究文獻里，基礎理論與范疇、規律的研究不可思議地占據了相當大的份量，它在所有公開發表的研究性論文里占到1/3左右。對戲劇基本特征、基礎理論和普遍規律的探討并不是不重要，但是學術界將如此大的精力用于這類純粹理論性的探討，卻不能算是正?，F象；其中更耐人尋味的現象是，從事這類基礎研究的學者，多數身處并不擁有掌握研究資料與信息方面優勢的中小城市或非專門研究單位。誠然，戲劇研究領域史的研究以及具體的作家作品研究并不缺少，但是，撇開史的考證，這類研究也主要是對戲劇整體時代特征或藝術特征的討論，當然也包括一些群體研究或類型研究，其中“論”的部分比“述”的部分受到更多的關注。在戲劇史研究領域，元雜劇尤其是關漢卿研究較受重視，中國現代戲劇和外國戲劇研究領域，最主要的個案研究是對和莎士比亞的研究，對這兩位劇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幾乎是其它同一領域劇作家及其作品研究的總和，然而對這些重要劇作家的研究，包括關漢卿研究在內，有關劇作主題、作品性質、人物形象和作品風格的辨析與討論占有最大的份量。有關這些重要劇作家的研究，并不排除包含一定程度上的個人獨特見解的優秀論文論??，葰g桓鑫薹ɑ乇艿氖率凳牽渲兄遼?0%以上的論文和論著并不能提供任何新的材料，尤其是不能提供現有文獻以外的材料，我們可以毫不夸張地說，這樣的研究從“知識的增長”這一學術發展角度上看，貢獻幾乎等于零。通過提交給國際性學術會議的論文的分析，也可以得出同樣的結論，國內學者的論文選題與境外學者之間的巨大差異，清晰可見。
我不敢斷定戲劇學研究領域存在的這種現象可以毫無保留地推之于整個藝術學研究領域，但是我相信從整體上看，要說中國目前的藝術學研究仍然流行重視抽象、宏觀的理論研究，輕視經驗的、個案的實證研究的學風，恐怕并非妄言。如果事實確實如此，那么社會學與人類學研究方法在近代的興起，就給我們一個重要啟示，那就是個案的、經驗性的實證研究，應該得到更多的重視，應該成為藝術學研究的主體。只有戲劇學乃至整個藝術學研究的重心轉向實證的、個案的研究，理論與觀念上的突破才有真正的意義。在這個意義上說，現代社會學和人類學方法對田野方法的重視，完全可能使國內藝術學研究轉向更注重個案研究和經驗性研究，同時給予這一類研究成果更公允的評價。這樣的轉變無疑將逐漸引導整個研究風氣的轉換。
其次，現代人類學和社會學方法的引入，對于強化國內藝術學研究的學術規范，將有可能產生直接影響。
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強調個案研究與研究者直接經驗的價值，但同時更強調研究過程的規范、成果表述的規范，其中也包括經驗描述的規范。這種規范不僅僅是學術積累的需要，也是使學術成果更可信，因而更具科學價值的需要。換言之，在某種意義上說，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是在通過規范自身而使自己更接近于自然科學。這樣的研究取向對于中國目前的藝術學研究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視的。
中國的藝術學研究分為兩個重要群體，除了一批身居高等院校的學者以外，還有更大的一個群體身居文化部門所屬的藝術研究機構。以戲劇學研究為例，后一個群體的規模顯然要超過前一個群體，而且由于與戲劇創作演出的實際接觸較多，在經驗性的實證研究方面具有明顯優勢。然而無可諱言，這個被習稱為“前海學派”的學術群體長期以來偏重于戲劇藝術實踐，雖然相對而言具有比較注重經驗研究的優勢，也擁有許多第一手的珍貴的學術資源，重視藝術的當下性，但是由于不夠注重學術規范，因此很難得到學術界應有的承認。多年來，境外數以百計的人類學和社會學領域知名的或尚未知名的學者相繼來到國內，他們在與這個群體的接觸交流過程中獲益匪淺，文化部門所屬的許多學者多年的研究心得，反而要通過境外學者的轉述，才為外部世界和主流學術界所知，究其原因，正緣于“前海學派”在研究的以及成果表述的規范化方面存在明顯的缺陷。換言之，經驗性的研究以及對經驗的感性描述本身，只有通過規范化的、理性的方法呈現出來，才擁有足夠的學術意義，才會得到主流學術界的認可，才可能充分顯現其學術價值。
因此，借鑒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的田野方法，尤其是借鑒和汲取人類學和社會學家從事田野研究時遵循的學術規范，將會有效地彌補“前海學派”學者們在學術研究方面的弱項，使這個學術研究群體掌握的大量感性資料與經驗性材料，通過更多途徑進入當代主流學術界的視域，藉此改變藝術學的研究重心。因此，對于中國藝術學研究而言，進一步注重學術規范，使被稱之為“前海學派”的這個研究群體迅速提高研究成果水平，將給中國的藝術學研究帶來深遠影響。
二研究視角的轉變
當然，現代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對中國當代藝術研究最具學術意義的影響，還是要首推它可能帶來的文化層面上的研究視角的改變。
中國現代形態的藝術學研究大致始于20世紀初，就像其它人文科學研究一樣，它之受到西方學術的刺激與影響是無可諱言的。在這一影響過程中，西方學術思想不可避免地在中國藝術學研究領域打下了鮮明的烙印，其中西方人的研究視角，就是一個重要的方面。簡言之，由于西方人文科學主要是在歐洲的文化傳統和解決歐洲社會遇到的問題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而且隨著西方在世界各地的迅速擴展，自覺不自覺地呈現出歐洲中心的世界觀，這種具有鮮明西方色彩的歐洲中心的人文科學思想，也就不能不在中國藝術學研究領域留下它的痕跡。在研究與品評中國本土藝術時，人們往往只是照搬西方人習慣運用的藝術標準，比如說以西方音樂體系評價中國本土音樂，以西方戲劇理論解釋中國戲劇并且試圖以之改造“落后”的中國本土戲劇，把油畫的教學體系搬用到中國畫的教學中，等等。這樣的現象存在于藝術學的多個領域，換言之，西方比較成熟的人文社會科學體系的整體植入，確實在中國藝術學研究的現代轉型過程中起到了關鍵作用，但是這種整體植入的結果與中國本土藝術以及中國人的情感經驗之間的距離，始終是一個無法回避的癥結。
現代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方法的引進，卻給我們一條走出這一癥結的路徑。
現代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給我們帶來的不僅僅是單純的田野方法，而且還包含了至關重要的文化多元觀念。雖然人類學和社會學的起源都帶有強烈的歐洲中心主義色彩，但是二戰以后，尤其是20世紀60年代以后，文化多元觀逐漸成為現代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的主導思想，在某種意義上說，這兩個原來受到歐洲中心主義文化觀影響最深的研究領域，現在則相反成了對歐洲中心文化觀形成最猛烈沖擊的領域，成為最堅決地推動文化多元觀和消解歐洲中心論的學術領域。這一思想方法的變化對田野研究的影響非常之深遠，而這種非常之符合當代世界潮流的學術方法的引進，對于后發達國家尤其重要，因為越是后發達國家越是需要通過文化多元觀念以消除文化自卑感，正視本土文化傳統的價值。因此，現代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領域，田野研究工作者不再像摩爾根時代的學者那樣，抱著了解人類童年的文化優越感，把非西方社會視為人類文明發展的早期階段，因而能夠更客觀地認識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傳統與現實的差異，在解釋它們的歷史與現實時，也能有更多的互相理解以及在此基礎上的互相尊重。而這樣的研究方法，在跨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除了西方中心視角以外，多年來中國藝術學研究領域還存在一個尚未得到學術界重視的研究視角，那就是一種過于貴族化的藝術觀仍然占據著核心位置。
文化多元觀念不僅僅意味著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藝術活動不能以同一種標準來衡量和評價，同時也暗含了另一種更平民化的文化思想，即不能以研究者們的個人興趣，以及他們所接受的教育作為衡量所有文化行為的唯一標準。
當人類學家和社會學家們將他們的考察對象，從長期以來擁有文化特權的上流社會轉向更廣闊的草根階層時，還伴隨著思維模式的改變。事實使人們更清晰地意識到，不同地域的人們在長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價值觀念體系雖然會有很大的差異，卻各有其合理性；他們各具特色的生活方式，只有通過其自身的價值系統，才有可能獲得真正有意義的解釋。在藝術領域更是如此，藝術在本質上意味著人們用以情感交流與表達的特殊方式，不同民族和不同階層的人們各自的情感交流與表達方式，在這一生活與文化圈內部往往是最有效的。所以，對民間草根階層的藝術、趣味與審美活動的歧視和改造，強行推行一小部分精神貴族自以為是的藝術觀與審美趣味，正是現代人類學與社會學研究的禁忌。
在中國藝術學領域，這種文化貴族心態隨處可見，比如我們完全有理由對人們長期以來習焉不察的“采風”這樣的辭匯產生強烈的質疑。確實，如果說最近一個世紀以來中國的藝術學創作與研究對于那些地域色彩鮮明的民間藝術活動并不是毫不關心，那么很難否認，創作與研究者們經常是以“采風”的態度去關注和研究民間藝術活動的。人們慣于使用“采風”這樣的辭匯而，它本身就清晰地透露出兩個方面的信息。從歷史上看，“采風”的制度早在秦漢時代就已經基本形成，它隱含了官方與民間二元且以官方為主導的文化價值觀；從現實的情況看，“采風”意味著藝術家和藝術研究只關注民間藝術活動作為創作素材的價值。因此，“采風”的實質，正是站在官方或文化貴族的立場上對民間藝術活動非常功利化的利用，事實也正是如此，尤其是近幾十年里，地域色彩鮮明的和非主流的藝術樣式和優秀藝術作品，經常被主流藝術用以為創作的材料，回顧近幾十年的藝術史，我們會發現許多有世界影響的優秀作品都是用西化和文人化的手法處理本土民間藝術元素的產品。然而，在民間藝術活動被大量地用以為創作材料而遭到掠奪性開采的同時，它們本身卻仍然被視為落后的、原始的、粗糙的，被視為必須以精英文化的模式加以改造才能擁有藝術價值的對象。
以“采風”的心態從事本土與民間藝術研究的學者，自覺不自覺地忽視了對象自身的獨立存在以及內在文化價值。因此，研究者變成了專事獵奇的旅游者，對于民間藝術對象的關注只限于與“我們的”藝術活動的差異，而并不真正關心這樣的藝術對于生活于其中的創造了它們的人們究竟具有何種價值和意義。從現代人類學和社會學的角度看，我們應該更多地致力于探究多種藝術樣式、多種生活方式以及各地各具差異的倫理道德和習俗對于它們的主體自身的價值與意義，致力于在這些獨特的藝術與生活的原生環境中，還原它們的內涵。這樣的研究才能超越“采風”式的官方和貴族文化心態，才能獲得對民間藝術真正具有文化價值的研究成果。
因此，中國目前的藝術學研究亟需借鑒現代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的田野方法，摒棄西方中心與貴族趣味對民間話語空間的擠壓。
三一個實例：路頭戲
如果我們的藝術學研究能夠更多地注重對現代人類學與社會學方法的借鑒與引進，尤其是徹底改變歐洲中心主義與貴族主義文化觀，那么對諸多藝術現象的研究與評價，都有可能出現根本性的改變。在我的研究領域，有一個極具代表性的例子，完全可以用以說明研究視角的改變所產生的影響，那就是對臺州戲班大量演出的路頭戲（或曰提綱戲、幕表戲）的研究與評價。
近幾十年戲劇研究領域幾乎完全沒有對路頭戲的研究，然而在20世紀50年代以前，路頭戲卻可以說是中國戲劇最主要的演出形式，它的歷史，也許可以追溯到戲劇起源的年代。路頭戲之所以長期被戲劇研究人員們忽視，是由于它在20世紀50年代初就遭到批判，成為從上而下的“戲改”的主要對象之一。而對路頭戲的批判，其理論背景很值得今人深思。
對路頭戲的批判與其說出自藝術的原因，還不如說出自趣味的原因。它一直被看成是粗糙、原始和簡單的演劇方法，然而它并沒有像同時代其它那些更為粗糙、原始與簡單的民間藝術那樣獲得尊重，它從一開始就被看成是創作的素材以及改造對象，直到現在，在多數當代戲劇史家們的眼里，路頭戲之受到批判乃至遺棄，仍然被看成是一種歷史的必然。
然而，當我們通過現代人類學和社會學的研究思路重新探討路頭戲的存在以及它的意義，就會清楚地看到，像路頭戲這樣一種有著千百年悠久傳統的演劇方法，它之所以會受到眾口一辭的批判以及遭致普遍遺棄，正由于長期以來西化的和貴族的文化視角在藝術學領域占據著統治地位。
路頭戲之所以在1950年代初受到大范圍的批判，首先是由于主持“戲改”工作的政府官員，主要是一批西化程度比較高的、經常接觸甚至直接參與話劇創作與研究的知識分子，排除意識形態的因素，在某種意義上，“戲改”簡直可以說就是在用西方的、話劇的戲劇觀，居高臨下地改造中國本土戲劇。像路頭戲這種本土色彩濃厚的傳統演劇方法，與這些知識分子所接受的戲劇學模式完全不相吻合，它之受到排斥也就是可想而知的。其次，路頭戲的演劇方法被后來的國辦或準國辦的戲劇表演團體遺棄，還有另一層因素，那就是長期以來衡量藝術的標準是由傳統詩學基礎上培養的文人決定的，雖然傳統文人最終接受了元雜劇和明清傳奇，卻始終未能充分受容昆曲以外的各種“花部”戲劇劇種，同時也難于充分認同民間極富創造性的口傳文學的價值。文人趣味在中國戲劇領域占據統治地位的現象，并沒有因為1950年代的社會急劇變動而真正有所變化，反而因為劇團國家化而在制度層面得到普遍肯定，因此，在文學性和音樂性方面很難以完全符合文人趣味的路頭戲，也就不能不受到排斥。
由此我們看到，如果說晚近一個世紀的藝術學研究受到歐化的和貴族的這兩種文化偏見的左右，那么路頭戲的遭遇具有作為樣本的罕見的深刻性，路頭戲之所以遭受自上而下的批判與遺棄，正是由于同時受到這兩個方面的夾擊。更值得思考的是，如同我在《草根的力量》書中所敘述的那樣，路頭戲至今仍然是臺州戲班最主要的演劇方式，但這種承繼了本土文化傳統的演劇方式它之所以能延續至今，并不是因為路頭戲演出過程中大量的即興創造在戲劇學層面上所可能提供的非凡活力，給定情境與表演者個人創造之間巧妙和平衡，以及潛藏在它的即興表演模式之中的演員之間、演員與樂隊之間的互動與內在張力，而竟然是因為在本土的戲劇市場里，戲班最適合以這樣的演劇方式營業；并且，由于在晚近幾十年里路頭戲一直受到抑制，在那些受主流意識形態影響較為明顯的民間戲班，路頭戲的演劇方式也正在被棄用。
有關路頭戲的藝術魅力，我已經在書中做了初步的探討，將來還會做進一步的研究。這里我只想通過它的遭遇說明，擺脫歐洲中心的和文化貴族的偏見對于中國當前的藝術發展以及藝術學研究有多么重要。只有徹底轉變研究視角，路頭戲的藝術價值才能得到公正的評價；進而，也許還有更多的藝術現象，需要以多元文化的視角加以重新審視，給予重新評價。
四需要注意的問題
田野研究只是一種方法，雖然在田野研究的背后，包含了現代人類學與社會學特有的研究路徑，但是方法并不能完全替代研究。按照我個人的研究體會，即使接受了田野研究方法，藝術學領域的田野研究，也仍然存在諸多需要注意的問題。
藝術學研究的田野方法的研究目標之一，就是考察藝術活動在特定文化環境中自然生成、發展的性狀。當然，對象的性狀總是會在與外界的不斷互動過程中經常變化，然而這樣的變化，仍然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的演化，它與受巨大的、不可抗拒的外力影響而發生的變化，有質的區別。仍然以戲劇在晚近五十年的變化為例，雖然歷史上中國的本土戲劇始終在民眾審美趣味變化的背景下持續發生著各種各樣的變化，但是正由于這樣的變化是在戲劇創作表演的主體與觀眾的互動之中緩慢而自然地發生的，因此無論如何變化都不足以出現背離它所生成的文化土壤的結果；然而1950年代戲改的情況則完全不同，在令本土戲劇經歷了劇烈變化的這一改造過程中，觀眾甚至是劇團內部的創作和表演者本身，都沒有話語的權力。因此，中國戲劇的自然狀態之必然受到破壞，就是可想而知的。在這里我們看到一種外來的文化價值觀是如何被強行植入的，以及它最終會產生臬的結果。它不僅給我們留下了值得好好記取的教訓，同時還給從事藝術學田野研究工作者留下了特殊的困難。
這就是我們今天從事藝術學的田野研究時面臨的特定境遇，就像一個多世紀以來在幾乎所有藝術領域那樣，本土藝術在外來的文化價值觀面前出可怕的自卑。而這一文化現實，使得從事藝術學田野研究的研究者必須非常小心翼翼。藝術學的田野研究面對的研究對象不是無感覺的作品而是具體的人的行為，研究者與被研究者在社會身份、知識背景與生活環境等多方面的差異、尤其是趣味的差異，很容易被處于弱勢地位的民間藝人理解為知識與藝術見解的優劣，研究者在從事田野工作時，很容易被研究對象視為強勢文化的代表，因此，研究者的言行和趣味，很容易對被研究者產生不可預計的影響，而這樣的影響，足以改變研究對象的原生態。
需要指出的是，在藝術學的田野研究過程中，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是個入侵者，極易對脆弱的、缺乏自信的民間藝術本體造成損害?，F代人類學家喜歡說“我們的身體就是人類學研究的工具”，強調田野考察過程中研究者應該融入研究對象，在與對象的互動中體察對象及其可能發生的變化，但是在中國藝術學研究這個特殊的領域，我認為研究者應該盡可能做一個客觀和外在的觀察者，盡可能克制影響對象的沖動，因為保持本土藝術的原生態的意義，可能比改變它要重要一百倍。當然，研究者對研究對象的影響是無可避免的，只不過清醒地意識到這種影響可能導致的負面效果，自覺地將自己的影響盡可能減少到最低限度，無疑是從事藝術學的田野研究時必須遵守的職業操守。
其次，我希望強調藝術學的田野研究作為一項藝術學研究的價值，盡管我們可以借鑒人類學與社會學的田野研究方法，但是這樣的研究指向應該是藝術學的而不能僅僅是人類學或社會學的。更直接地說，用人類學和社會學方法從事藝術學研究，應該是研究的重點。
每門學科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圍和研究目標，不同學科的關注重點并不相同，因此，當人類學與社會學的田野方法被引進到藝術學研究領域時，人類學與社會學所關注的那些問題，也很容易同時被帶入藝術研究過程中；或者說，研究者的關注重點可能會發生偏移，也許那些從藝術學角度看非常之重要的問題反而被忽視了，這樣一來，研究很容易演變成對于藝術、藝術活動的人類學或社會學研究，而不再是藝術學研究。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當然仍有其價值與意義，然而它的價值與意義是人類學與社會學的，坦率地說，這類研究即使再有價值和意義，也不是藝術學研究。它不能代替藝術學研究，也不能幫助我們解決藝術領域最值得關心的問題。
本文以1990年徐隆瑞、梁向陽的《體育社會學》(下文簡稱1990版),1999年顧淵彥主編的《體育社會學》(下文簡稱1999版)、盧元鎮主編的《體育社會學》(下文簡稱2003版)為研究對象，從學科性質、研究對象、研究內容和框架結構四個方面來探討其學科內容和體系;同時在比較國外相關研究及參閱國內同類文章的基礎上，進一步闡述我國《體育社會學》研究中的優勢和存在的不足。
1、研究方法
1. 1文獻資料法:查閱(體育社會學》專著和教材近10部，并通過計算機檢索相關文章數篇，這為本文的進一步分析莫定了資料基礎。
1.2專家訪談法:對我國體育社會學研究領域中的10余名教授進行訪談，訪談包括《體育社會學》的學科發展及研究內容等。
2、研究結果與分析
2. 1學科性質。關于(體育社會學》的學科性質，我們來比較三個版本的觀點。1990版認為，“體育社會學是一門新興的社會學分支學科”;2003版認為，“其學科性質是社會學下的一門應用社會學，具有綜合研究的性質，具體來說，體育社會學是介于體育科學和社會學之間的一門綜合性學科，它既是社會學的分支學科，又是體育科學中的一門基礎學科。"1999版的觀點是“體育社會學是在社會學的理論基礎上產生的?！本C上可看出，《體育社會學》是社會學的一門分支學科，這一說法得到一致的認可。
就國內有關《體育社會學》學科性質的相關文章及資料顯示，主要存在以下幾種觀點:①是社會學的一個分支學科;②是體育科學的一門基礎學科;③既是社會學的一個分支學科，又是體育科學的一門基礎學科。
由上論述我們可以看出，關于《體育社會學》學科性質比較一致的看法認為它是社會學的分支學科。而關于它與體育科學的關系是分支，還是基礎，還存在一定的差異，著名學者盧元鎮先生認為《體育社會學》是體育科學的基礎學科。
2. 2研究對象。關于《體育社會學》的研究對象，有不同的觀點。1990版認為“體育社會學是從社會學的理論出發，研究體育的社會性或社會過程的學科，或者說，體育社會學是研究體育與社會之間關系的學科?！贝颂幍纳鐣^程和社會性不僅表現在體育活動系統內部，而且還體現在體育活動與其他社會活動及社會總體的關系上。1999版引用《中國體育社會學》中的觀點，認為體育社會學是一門把體育這種文化現象作為一個不斷變化的整體，具體可分為宏觀、中觀和微觀三個層面。2003版《體育社會學》中清晰地闡述:“體育社會現象，是體育社會學研究的基本對象?！?/p>
綜上可以看出，研究者對《體育社會學》研究對象的不同觀點，與其對學科性質的不同看法有密切關系。對不同學科性質的看法，決定了不同研究對象的觀點。
2. 3研究內容。我們對3個版本《體育社會學》研究內容進行了比較分析。在1990版、2003版本中清楚的介紹了研究內容，其中有3個共性的方面，①體育的社會結構、特點及與社會的相互關系。其中包括整個體育結構及其組織形式的研究;體育與社會現象(包括經濟、政治、宗教、教育、文化等)之間的關系等。②體育社會學的理論和體育社會問題。這既包括創建體育社會學理論體系，也包括解決體育中的具體社會問題。研究者通常是把兩者結合起來研究，促進理論和實踐的雙向和諧發展。③不同體育形態的研究(大眾體育、學校體育、競技體育)。據目前的資料來看，對大眾體育與競技體育的研究較多。大眾體育包括大眾體育的群體與組織、閑暇與體育、生活方式與體育、影響大眾參與體育活動的因素、各種群體的體育等等方面。
由于近來關于社會化的定性研究已經為理解社會體育界和體育參與提供新的、很有洞察力的見解，所以對社會化問題的研究也很關鍵。體育運動與社會分層的研究，包含的內容也較多，如體育運動中的階層差異是什么、不同項目之間是否存在活動者的階層差別及其程度如何等。
西方有關體育社會學的研究內容，與我國有相似的地方，同時也存在一些時空及文化差異。隨著進一步廣泛的交流和發展，體育社會學的研究內容將更加具有多元化、包容性和普適性。
2. 4框架結構。3個版本《體育社會學》分別有13、 15,20章組成，呈逐漸增加的趨勢。我們對其章節的進行了比較分析，發現《體育社會學》有一些共同之處:體育社會學研究方法、體育社會學學科發展及性質，體育與政治、經濟、文化的關系，體育與人的社會化，體育群體與體育組織。隨著10多年的社會及體育學科發展，《體育社會學》自身也不斷增加新的內容，社區體育、婦女體育、老年人體育、殘疾人體育及體育社會問題逐漸受到研究者關注，被納人到《體育社會學》體系中來。
應該來說，《體育社會學》的框架結構是在學科性質、研究對象的基礎上受其指導而建構形成的。隨著時代的發展，學科自身也不斷的增加新質，特別是與社會密切相關的體育現象和問題領域。此外，《體育社會學》的框架結構也受特定社會環境、社會制度及不同文化土壤的影響和制約，這一切就決定了《體育社會學》目前的多元化發展。但從相關研究來看，我們仍可發現其中的類似內容，如體育社會學研究方法、體育社會學學科發展及性質、體育的社會問題等方面。
3、結論與建議
3. 1本文通過比較國內3版本(體育社會學》，一方面反映了我國體育社會學的發展變化;另一方面找出有關學科發展中的相同及相異觀點。
學術規范是一個以學術界和學術共同體的大致認同和確認為前提的，具有歷史繼承性和動態性的系統，是在長期的科研學術活動中形成的多維度、多層次的道德公約和行為準則，是一個具有普適性的指示系統，要求學術界和學術共同體必須嚴格遵守。其內涵豐富，絕非僅僅指學術研究的道德規范和學術論文的格式規范。
1897年法國社會學家迪爾卡姆（EmileDurkheim）將“失范”一詞引入社會學，描述的社會規范和社會價值出現不協調時的一種混亂無序的社會狀態，他將失范注釋為：“一種準規范缺乏、含混或者社會規范變化多端，以致不能為社會成員提供指導的社會情境“失范只是暫時的規則匱乏狀態，社會習俗仍舊可以規定和協調的社會器官和功能及其相互關系。（社會分工論，1893）“能夠限制個體欲望的特殊規范類型的缺席狀態”（自殺論，1897）?？梢?，失范是一種制度性，文化價值和道德倫理性的規則缺席或弱化的狀態。借用社會學“失范”理論“學術失范”表現為特定時期發生在學術領域的、學術規范的弱化甚至喪失的一種無序狀態。學術失范的表現各式各樣，作為學術研究成果之一的學位論文失范也屬于其范疇。
二、行政管理專業本科學位論文學術失范的主要表現
行政管理專業本科學位論文的學術失范的主要表現為四類：
（一）學術道德層面的失范
學術道德規范是指學界或學術共同體在進行學術研究時，應該具備的學術理想和核心價值觀念以及從事科學研究應遵守的學術倫理準則，強調的是一種嚴于律己的境界。行政管理專業本科生學術道德失范突出表現為不尊重他人勞動成果，截取拼湊和大篇幅抄襲剽竊的現象；或采取改頭換面篡改、編造、杜撰科研數據或參考文獻的現象。如此往復，大量低水平重復和學術垃圾導致了學術泡沬的產生，其危害不言而喻。
（二）學術研究程序層面失范
學術研究程序規范包括選題要求、文獻調研、形成假說或觀點的要求、術語界定的要求、制定研究計劃的要求、收集和篩選資料的要求、擬定大綱的要求、格式行文的要求。程序性的失范其實是論文寫作過程中的操作技術性的失范。行政管理專業學位論文多數是對已學理論的梳理或重組，缺乏實證性、創新性；對文獻的檢索搜集不夠，積累不夠充分，對相關領域、相關研究的前沿和動態了解不足，選題缺乏新意和深度；學科的強應用性決定了部分選題開展須建立在社會調查的基礎上，而多數學生懶于調查實踐、閉門造車，甚至編造數據，主觀臆造論文結論；參考文獻數量較少和質量不高，外文資料的搜集不足，對文獻缺乏批判性和整體性的把握，所選文獻的信度沒有基本的判斷，文獻綜述不到位等。
（三）學術研究方法層面失范
“科學研究方法論探討科學研究的發生、形成、檢驗以及評價的方法論問題，以期在理論和實踐之間架起一座方法論的橋梁。不同的研究方法都有其自身的研究價值和學科特性，行政管理學在其學科發展過程中形成了三種研究取向，分別為解釋性研究、詮釋性研究和批判性研究。研究方法上以概念演繹和理論分析為主，缺乏科學主義的實證思維方式，缺乏方法論和研究方法的訓練，尤其是實證研究方法的訓練。行政管理專業本科生學位論文的研究和寫作過程中，幾乎沒有涉及研究方論的運用，有部分同學文章中提到研究方法的應用，但是顯然不懂研究方法論和研究方法的關系。
（四）學術制度層面失范
制度規范是學術規范制度化的產物，是保證學術研究的價值得以實現的明文規定，具有約束性和強制性。主要包括程序規范，管理規范、評審規范和處罰規范等。目前，行政管理專業本科學位論文存在的制度性失范，主要是日常論文管理工作的統籌不夠科學，在相對較短的時間內，安排學生實習、有指導論文進展、另外兼顧學生就業；評審規范設置相對科學合理，但是評審制度落實有待改進，使得評審不夠嚴格，有效的監控流于形式，對違規者的處罰力度不夠，起不到防范的作用。
三、行政管理專業本科生學位論文失范原因探究
（一）生態因素：先天的規范缺失和后天能量釋放不足
從行政管理學學科建設和學科教育發展歷程以及我國學術規范建設的歷程來看，該學科學術規范先天不足，后天功能萎縮。我國行政管理學科教育和學科建設以及學術規范建設歷程二者在時間上錯位，學術規范建設晚于學科教育和學科建設，以致起步的符合中國實際的行政管理學術活動在十多年的進行中無章可循、無范可模；在行政管理學科發展中，忽視了行政管理專業學科特色的學術規范建設，而且長時間的討論和爭鳴，沒有明確權威的規范加以規制行政管理學的學術研究。行政管理學學術規范的功能發揮不夠充分，基本規范的實操內容沒有很好的得到普及，本來具有的正能量沒有得到很好的釋放，功能趨于萎縮。
（二）價值因素：價值觀偏離和規范內化的失敗
在社會轉型期，受到西方功利主義價值觀的負面影響和學術規范價值內化失敗，導致功利主義和實用主義作祟，使學生越來越重視實用價值和實際利益，價值觀偏離了學術研究的核心價值觀。這是因為行政管理學科課程體系設置不夠合理，直接導致學生科研基礎能力的知識欠缺；教學方式傳統，學生的探索創新能力、社會實踐能力不足；寬松的學生管理和評價制度缺乏有力的外在監督，使學生順利畢業，但是難以就業，求職時“萬金油”專業顯得毫無競爭力、加上外在就業環境的嚴峻沖擊，學生浮躁的心變得躁動，部分學生疏于學業參加沒有任何挑戰的社會鍛煉，部分學生致力于死記硬背備戰考研，努力提高自己的敲門磚，各屆學生如此往復地為現實利益奮斗著，現實利益的實現成了學生的核心價值觀，由學術規范內化的學術求真意識、學術創新精神從未和他們有過任何交集。
（三）能力因素：學生自身科研積累和科研能力不足
基于我國高等教育法的要求，本科生應具有從事本專業實際工作和研究工作的“初步能力。但本科生的關注重點則是通過順利畢業，迅速找到心儀的工作，普遍對如何提高學術素養和學術能力不感興趣。本科生普遍缺乏問題意識和質疑精神，習慣人云亦云；資料檢索和文獻鑒別、文獻批判、文獻整合綜述能力不足，通過分析、鑒別社會現象與其關鍵影響因素之間的關系，構建研究假設、模型能力欠缺，選擇適宜測量指標，設計調查問卷和抽樣方案的能力有待提高；力、和學術話語表達能力需加強；極為重要的是論文的科技創新能力和方法論理論和實踐訓練的極度欠缺。
四、行政管理專業學位論文失范的矯正對策
（一）注重過程監督和管理
本科畢業論文工作不是一般的等同于學科課程的教學工作，而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須長期規劃的動態師生互動和學生成長過程。要樹立大論文觀念，即把本科生畢業論文作為凝聚其基本科研能力的體現，對本科生科研能力的培養貫穿大學四年全過程，時間長、方面多、環節多，做好過程控制和管理非常重要。在總體培養思路不變的前提下，進一步，把上述過程分解為若干階段，明確每個階段的任務，實施路徑和應達到標準，真正形成前呼后應的遞進關系。要根據培養要求，細化具體內容，制定相應措施，做到培養過程有布置、有檢查、有督促、有評價、有激勵，不斷促進學生科研能力的提升。
（二）加強學術道德教育，培養嚴謹的科研作風和態度
治理行政管理學術學位論文失范要從大學入學開始抓起。針對行政管理專業本科生的教育，學術界和高校要結合我國轉型時期新的時代特點不斷促進學科的自身建設和發展，引領行政管理學界逐漸形成“求真、創新”的良好學術風氣，建設專門的行政管理學學科特點學術研究規范，通過多種手段，切實落實在新一屆行政管理本科生的教育管理過程中，使這種規范通過長時間的約束逐漸內化為學生的一種自覺行為和科學基本素養。另外，以本科生導師制為先導，從大學一年級開始，在重視基礎知識教育的同時，要有意識地開展專業化的研究方向的引導工作，讓學生了解導師的研究取向，最好能參與學術課題的相關活動，體驗和模擬科研的操作，激發學生的科研興趣和熱情。
（三）建立相應課程及考評體系，奠定論文寫作基礎
遵循因材施教和循序漸進的規律，科學規劃和統籌本科生教育的培養階段和教學管理計劃。各高校要根據自身學校的類別、培養目標等，建立科學的行政管理學課程評估體系，合理評估現有的課程設置，根據不同需求合理設置公共基礎及通識類課程模塊、專業核心課程模塊、專業基礎課程模塊、專業方法與技能課程等模塊的權重，加強學生基礎知識的積累，為學術研究提供基礎支撐。重點要協調理論課程和實踐課程之間的比例關系，均衡定性課程和定量課程的比例。加強過程性評價的考核方式，將學年論文、社會實踐調查報告與畢業論文融為一體，在研究生入學考試時凸顯本科學術研究成果的重要性，實際考察學生的基礎科研積累和科研訓練狀況。
（四）遵循科研訓練漸進原則，提升科研素養
在本科生教育階段就應該科學規劃，將畢業論文撰寫要求的基本素養融入到整個學科教育和培養過程中，以必修學分的形式要求學生積累基本的科研素養，有了這種平時的積累并將平時的學術積累滲透到畢業論文中，就可以一定程度上減少論文撰寫環節的孤立和滯后，而且也可減輕指導教師的工作強度，以提高論文的指導質量，進而提升論文水平。具體來講，就是要樹立大論文觀念，科學規劃，建立本科畢業論文工作的一般范式，將整個本科教育階段分為有機聯系的整體，把本科一、二年級作為專業基礎理論知識的儲備階段，奠定論文開展的知識性功底；在三年級開始以畢業論文寫作的流程為模擬，完成課程論文的考核，進而將基本學術規范內化到學生的科研行動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