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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對外貿易快速增長，去年我國對外貿易總量超過14000億美元，同比增長超過23.2%。其中，出口7620億美元，增長28.4%，實現貿易順差110.1億美元。目前，中國已經超過日本，成為繼美、德之后的第三大貿易國。平穩而且快速增長的出口貿易，為我國經濟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一、我國出口貿易結構的主要特點
1.從出口商品結構上看，我國工業制成品在出口中的比例不斷上升，但高技術產品的比重仍然偏低。改革開放后，工業制成品在我國出口中的比例逐步上升，技術含量較高的高新技術產品一直是拉動中國對外貿易出口快速增長的主要商品。2005年我國工業制成品出口總額達7,129.6億美元，同比增長29.0％，占出口總額的93.6％，成為我國出口的主導產品。高技術產品出口額為2,182.5億美元，同比增長31.8％，僅占出口總額的比重的28.6％。據世貿組織（WTO）統計，早在2000年，世界前十大出口國和地區的產品平均高新科技含量已達40％。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高新技術產品在工業制成品中所占比重偏低。
2.從貿易方式上看，加工貿易仍然是我國產品出口的主要貿易方式，但出口效益不高。我國出口效益不高，這種低效益是由于我國出口大部分為加工貿易出口。近年來，加工貿易一直占我國出口總額的一半以上。2005年加工貿易額為4,164.8億美元，占出口總額的54.7％。我國出口規模的擴大主要是靠大量低附加值的初級加工制成品的出口，出口商品中技術含量高和附加值高的產品的比重偏低，特別是機電產品出口額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有很大差距。
3.從出口貿易國別結構來看，出口市場過于集中。2005年,我國前四位出口市場是美國、歐盟、中國香港地區和日本，其總和達到了出口總值的67.6％。其中，美國占21.4%，歐盟占18.9%，中國香港地區占16.3%,日本占11%。由于香港主要以轉口貿易為主，其中又以轉口到美國、歐盟和日本為主，因此，我國的主要出口市場集中在美國、歐盟和日本。
4.從出口主體類型來看，私營企業上升較快，外資企業仍占主體。2005年，我國私營企業的出口激增，同比增加62.1％，但只占出口總額14.7%；外資企業同比增加31.2%，占出口總額的58.3%。從高新技術產品的出口來看，外資企業占88%，部分行業的核心技術和產品被外資企業所壟斷，我國高新技術產品的出口對外資企業的依賴程度相當高。
二、我國出口貿易結構的問題
1.出口商品結構還是比較低級，沒有擺脫依靠低成本競爭的老路。雖然工業制成品出口的比例已占有絕對的優勢，但是高技術產品的比例仍然偏低。我國工業制成品主要依靠大量的資源投入和低廉的價格優勢來擴大市場。這不但會導致能源浪費、環境破壞、不利于可持續發展等問題，同時隨著我國勞動力等成本的上升，低級的產品結構將在國際貿易中處于不利的地位。中國-2.加工貿易仍以初級形式為主，高技術高附加值的產品比重偏低。加工的多為勞動密集型產品，產品的加工過程短，加工深度不高，產業關聯性偏低，產品附加值偏低。這表明，我國承擔的只是這種高技術產品增值鏈條中附加價值較低的加工組裝環節，我國在高技術產業的國際分工體系中還處于較低層次。
3.出口市場過于集中，貿易風險較大。出口市場主要集中在美國、歐盟和日本三大地區。出口市場過于集中，將帶來東道國貿易失衡、加大國內就業壓力等問題，是引發貿易摩擦的重要原因。
4.外資企業的出口份額占主體，一定程度上擠占了我國民族企業的發展空間。外商直接投資帶來了技術進步，但主要是一般技術進步，而不是先進技術進步。外資企業壟斷核心技術，主導了我國高技術產品的出口。跨國企業到我國投資辦廠，主要是利用我國的成本優勢和巨大的市場，憑借著品牌優勢和技術優勢，擠占了我國民族企業的利潤和生存空間。
三、優化我國出口貿易結構的對策
1.充分發揮我國的勞動力優勢，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有助于解決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的資金缺乏問題和勞動力過剩的問題。同時，加快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提高產品的附加值和高技術含量，增強我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
2.實施產業結構調整，促進加工貿易的轉型升級。吸引跨國公司把高技術水平、更大增值含量的加工制造環節轉移到我國，提高管理水平，引導加工貿易企業加強企業配套，逐步從代加工向設計和自創品牌發展；引導加工企業根多采用國產料件，延伸產業鏈條；加強對加工貿易的產業指導政策，嚴格控制高耗能、高污染產品的加工貿易。
3.實施“市場多元化戰略”，保護和鞏固已有市場，積極開辟新的海外市場。我國與東南亞、非洲、南美、中亞等地的國家經濟互補性較強，具有了技術、資源方面一定的比較優勢，而我國現代化所需的能源、原材料等正式這些國家的優勢所在。因此在這些國家實施有效的海外投資帶動戰略，既有利于擴大我國的出口市場，減低外貿風險，實現“邊際產業”的國外轉移，又有利于利用海外資源滿足國內生產需要。
4.合理引進FDI，提高民族企業的技術水平。引導FDI從勞動密集型產業向技術型、知識含量高和資本密集型領域轉變。從注重數量轉向注重使用的質量，并合理制定優惠政策引導外商投資在地區結構、行業結構和單位面積投資密度的優化。通過FDI的“溢出”效應，提高行業技術水平，帶動民族企業的發展。
參考文獻: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對外貿易快速增長，去年我國對外貿易總量超過14000億美元，同比增長超過23.2%。其中，出口7620億美元，增長28.4%，實現貿易順差110.1億美元。目前，中國已經超過日本，成為繼美、德之后的第三大貿易國。平穩而且快速增長的出口貿易，為我國經濟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一、我國出口貿易結構的主要特點
1.從出口商品結構上看，我國工業制成品在出口中的比例不斷上升，但高技術產品的比重仍然偏低。改革開放后，工業制成品在我國出口中的比例逐步上升，技術含量較高的高新技術產品一直是拉動中國對外貿易出口快速增長的主要商品。2005年我國工業制成品出口總額達7,129.6億美元，同比增長29.0％，占出口總額的93.6％，成為我國出口的主導產品。 高技術產品出口額為2,182.5億美元，同比增長31.8％，僅占出口總額的比重的28.6％。據世貿組織（WTO）統計，早在2000年，世界前十大出口國和地區的產品平均高新科技含量已達40％。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高新技術產品在工業制成品中所占比重偏低。
2.從貿易方式上看，加工貿易仍然是我國產品出口的主要貿易方式，但出口效益不高。我國出口效益不高，這種低效益是由于我國出口大部分為加工貿易出口。近年來，加工貿易一直占我國出口總額的一半以上。2005年加工貿易額為4,164.8億美元，占出口總額的54.7％。我國出口規模的擴大主要是靠大量低附加值的初級加工制成品的出口，出口商品中技術含量高和附加值高的產品的比重偏低，特別是機電產品出口額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有很大差距。
3.從出口貿易國別結構來看，出口市場過于集中。2005年,我國前四位出口市場是美國、歐盟、中國香港地區和日本，其總和達到了出口總值的67.6％。其中，美國占21.4%，歐盟占18.9%，中國香港地區占16.3%,日本占11%。由于香港主要以轉口貿易為主，其中又以轉口到美國、歐盟和日本為主，因此，我國的主要出口市場集中在美國、歐盟和日本。
4.從出口主體類型來看，私營企業上升較快，外資企業仍占主體。2005年，我國私營企業的出口激增，同比增加62.1％，但只占出口總額14.7%；外資企業同比增加31.2%，占出口總額的58.3%。從高新技術產品的出口來看，外資企業占88%，部分行業的核心技術和產品被外資企業所壟斷，我國高新技術產品的出口對外資企業的依賴程度相當高。
二、我國出口貿易結構的問題
1.出口商品結構還是比較低級，沒有擺脫依靠低成本競爭的老路。雖然工業制成品出口的比例已占有絕對的優勢，但是高技術產品的比例仍然偏低。我國工業制成品主要依靠大量的資源投入和低廉的價格優勢來擴大市場。這不但會導致能源浪費、環境破壞、不利于可持續發展等問題，同時隨著我國勞動力等成本的上升，低級的產品結構將在國際貿易中處于不利的地位。 2.加工貿易仍以初級形式為主，高技術高附加值的產品比重偏低。加工的多為勞動密集型產品，產品的加工過程短，加工深度不高，產業關聯性偏低，產品附加值偏低。這表明，我國承擔的只是這種高技術產品增值鏈條中附加價值較低的加工組裝環節，我國在高技術產業的國際分工體系中還處于較低層次。
3.出口市場過于集中，貿易風險較大。出口市場主要集中在美國、歐盟和日本三大地區。出口市場過于集中，將帶來東道國貿易失衡、加大國內就業壓力等問題，是引發貿易摩擦的重要原因。
4.外資企業的出口份額占主體，一定程度上擠占了我國民族企業的發展空間。外商直接投資帶來了技術進步，但主要是一般技術進步，而不是先進技術進步。外資企業壟斷核心技術，主導了我國高技術產品的出口?？鐕髽I到我國投資辦廠，主要是利用我國的成本優勢和巨大的市場，憑借著品牌優勢和技術優勢，擠占了我國民族企業的利潤和生存空間。
三、優化我國出口貿易結構的對策
1.充分發揮我國的勞動力優勢，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有助于解決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的資金缺乏問題和勞動力過剩的問題。同時，加快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提高產品的附加值和高技術含量，增強我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
2.實施產業結構調整，促進加工貿易的轉型升級。吸引跨國公司把高技術水平、更大增值含量的加工制造環節轉移到我國，提高管理水平，引導加工貿易企業加強企業配套，逐步從代加工向設計和自創品牌發展；引導加工企業根多采用國產料件，延伸產業鏈條；加強對加工貿易的產業指導政策，嚴格控制高耗能、高污染產品的加工貿易。
3.實施“市場多元化戰略”，保護和鞏固已有市場，積極開辟新的海外市場。我國與東南亞、非洲、南美、中亞等地的國家經濟互補性較強，具有了技術、資源方面一定的比較優勢，而我國現代化所需的能源、原材料等正式這些國家的優勢所在。因此在這些國家實施有效的海外投資帶動戰略，既有利于擴大我國的出口市場，減低外貿風險，實現“邊際產業”的國外轉移，又有利于利用海外資源滿足國內生產需要。
4.合理引進FDI，提高民族企業的技術水平。引導FDI從勞動密集型產業向技術型、知識含量高和資本密集型領域轉變。從注重數量轉向注重使用的質量，并合理制定優惠政策引導外商投資在地區結構、行業結構和單位面積投資密度的優化。通過FDI的“溢出”效應，提高行業技術水平，帶動民族企業的發展。
參考文獻: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對外貿易快速增長，去年我國對外貿易總量超過14000億美元，同比增長超過23.2%。其中，出口7620億美元，增長28.4%，實現貿易順差110.1億美元。目前，中國已經超過日本，成為繼美、德之后的第三大貿易國。平穩而且快速增長的出口貿易，為我國經濟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一、我國出口貿易結構的主要特點
1.從出口商品結構上看，我國工業制成品在出口中的比例不斷上升，但高技術產品的比重仍然偏低。改革開放后，工業制成品在我國出口中的比例逐步上升，技術含量較高的高新技術產品一直是拉動中國對外貿易出口快速增長的主要商品。2005年我國工業制成品出口總額達7,129.6億美元，同比增長29.0％，占出口總額的93.6％，成為我國出口的主導產品。高技術產品出口額為2,182.5億美元，同比增長31.8％，僅占出口總額的比重的28.6％。據世貿組織（WTO）統計，早在2000年，世界前十大出口國和地區的產品平均高新科技含量已達40％。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高新技術產品在工業制成品中所占比重偏低。
2.從貿易方式上看，加工貿易仍然是我國產品出口的主要貿易方式，但出口效益不高。我國出口效益不高，這種低效益是由于我國出口大部分為加工貿易出口。近年來，加工貿易一直占我國出口總額的一半以上。2005年加工貿易額為4,164.8億美元，占出口總額的54.7％。我國出口規模的擴大主要是靠大量低附加值的初級加工制成品的出口，出口商品中技術含量高和附加值高的產品的比重偏低，特別是機電產品出口額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有很大差距。
3.從出口貿易國別結構來看，出口市場過于集中。2005年,我國前四位出口市場是美國、歐盟、中國香港地區和日本，其總和達到了出口總值的67.6％。其中，美國占21.4%，歐盟占18.9%，中國香港地區占16.3%,日本占11%。由于香港主要以轉口貿易為主，其中又以轉口到美國、歐盟和日本為主，因此，我國的主要出口市場集中在美國、歐盟和日本。
4.從出口主體類型來看，私營企業上升較快，外資企業仍占主體。2005年，我國私營企業的出口激增，同比增加62.1％，但只占出口總額14.7%；外資企業同比增加31.2%，占出口總額的58.3%。從高新技術產品的出口來看，外資企業占88%，部分行業的核心技術和產品被外資企業所壟斷，我國高新技術產品的出口對外資企業的依賴程度相當高。
二、我國出口貿易結構的問題
1.出口商品結構還是比較低級，沒有擺脫依靠低成本競爭的老路。雖然工業制成品出口的比例已占有絕對的優勢，但是高技術產品的比例仍然偏低。我國工業制成品主要依靠大量的資源投入和低廉的價格優勢來擴大市場。這不但會導致能源浪費、環境破壞、不利于可持續發展等問題，同時隨著我國勞動力等成本的上升，低級的產品結構將在國際貿易中處于不利的地位。
2.加工貿易仍以初級形式為主，高技術高附加值的產品比重偏低。加工的多為勞動密集型產品，產品的加工過程短，加工深度不高，產業關聯性偏低，產品附加值偏低。這表明，我國承擔的只是這種高技術產品增值鏈條中附加價值較低的加工組裝環節，我國在高技術產業的國際分工體系中還處于較低層次。
3.出口市場過于集中，貿易風險較大。出口市場主要集中在美國、歐盟和日本三大地區。出口市場過于集中，將帶來東道國貿易失衡、加大國內就業壓力等問題，是引發貿易摩擦的重要原因。
4.外資企業的出口份額占主體，一定程度上擠占了我國民族企業的發展空間。外商直接投資帶來了技術進步，但主要是一般技術進步，而不是先進技術進步。外資企業壟斷核心技術，主導了我國高技術產品的出口。跨國企業到我國投資辦廠，主要是利用我國的成本優勢和巨大的市場，憑借著品牌優勢和技術優勢，擠占了我國民族企業的利潤和生存空間。
三、優化我國出口貿易結構的對策
1.充分發揮我國的勞動力優勢，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有助于解決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的資金缺乏問題和勞動力過剩的問題。同時，加快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提高產品的附加值和高技術含量，增強我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
2.實施產業結構調整，促進加工貿易的轉型升級。吸引跨國公司把高技術水平、更大增值含量的加工制造環節轉移到我國，提高管理水平，引導加工貿易企業加強企業配套，逐步從代加工向設計和自創品牌發展；引導加工企業根多采用國產料件，延伸產業鏈條；加強對加工貿易的產業指導政策，嚴格控制高耗能、高污染產品的加工貿易。
3.實施“市場多元化戰略”，保護和鞏固已有市場，積極開辟新的海外市場。我國與東南亞、非洲、南美、中亞等地的國家經濟互補性較強，具有了技術、資源方面一定的比較優勢，而我國現代化所需的能源、原材料等正式這些國家的優勢所在。因此在這些國家實施有效的海外投資帶動戰略，既有利于擴大我國的出口市場，減低外貿風險，實現“邊際產業”的國外轉移，又有利于利用海外資源滿足國內生產需要。
4.合理引進FDI，提高民族企業的技術水平。引導FDI從勞動密集型產業向技術型、知識含量高和資本密集型領域轉變。從注重數量轉向注重使用的質量，并合理制定優惠政策引導外商投資在地區結構、行業結構和單位面積投資密度的優化。通過FDI的“溢出”效應，提高行業技術水平，帶動民族企業的發展。
參考文獻:
中圖分類號：F830.9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428(2007)09－0004－06
一、我國國際收支的現狀
(一)國際收支總量快速增長，持續處于較大規模的“雙順差”狀態
近年來，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和對外開放程度的不斷擴大，我國國際收支的狀況發生了很大改變。20世紀90年代以前，我國國際收支較多表現為經常項目、資本和金融項目逆差順差不同方向組合的態勢。進入90年代中后期，我國國際收支不僅總量規?？焖僭鲩L，而且開始出現了以“雙順差”為特征的結構性轉變。從1999年到2006年，經常項目、資本和金融項目連續八年“雙順差”，經常項目特別是商品貿易成為國際收支順差的主要構成部分。同期我國外匯儲備也得到迅速增長，我國國際收支順差總規模由1999年的233億美元增長到2006年的2599億美元。年均增幅接近40％。截至2006年底，我國的外匯儲備已達到10663億美元。
(二)國際收支尚未體現出向平衡狀態收斂的趨勢
運行態勢是判斷國際收支狀況的重要依據。從我國國際收支運行態勢看，不僅國際收支順差的絕對規模逐年攀升，而且由于國際收支順差增速大大高于GDP增速，國際收支順差占同期GDP的比重也越來越高，到2006年這一比重已達到9.9％。國際收支不僅連年體現為單向順差，而且與平衡狀態偏離的程度逐步擴大。因此，無論從絕對規模看，還是從運行趨勢看，我國國際收支都已處于需要非常關注的不平衡狀態。自2005年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以來，截至2007年6月底人民幣對美元匯率比匯改前已累計升值超過8％，但匯率升值并未有效緩解國際收支順差的局面。由于相對穩定的經常項目順差在國際收支順差中占有較大比重，從我國對外經濟和國際收支運行態勢看，目前國際收支順差的格局仍將在今后相當一段時期內延續。
(三)國際收支不平衡與國內經濟均衡發展的矛盾日益突出
國際收支從本質上是國內經濟狀況的對外反映，同時又反作用于國內經濟的運行。目前我國國際收支大額順差也體現了國內經濟不均衡、經濟結構不合理。如果持續大額的順差規模和以貨物貿易、直接投資為主的順差結構繼續存在，將進一步加劇國內經濟發展的不均衡。就我國貿易結構而言，貨物貿易以發展資源密集型和勞動密集型的加工貿易為主。但片面追求出口也造成了資源消耗浪費、產業結構落后、生態環境破壞等諸多問題，不利于我國經濟結構的調整和經濟長期可持續的發展。由于國際收支大幅順差帶來的資金流入缺乏有效的流出渠道，形成對國內資本品和一般商品的需求，順差的資產價格效應和通貨膨脹效應逐步顯現，如推升證券市場價格和房產市場價格，對宏觀經濟穩定形成潛在風險。國際收支持續大額順差導致的資金流動性過高，進一步壓縮中央銀行實施貨幣政策的空間，也成為貨幣政策操作的一大難題。
二、我國國際收支現狀形成的根源
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產品內分工的興起，促進了國際產業梯度轉移以及產業鏈條跨境延伸，使得發展中國家能夠參與其中并發揮自身的比較優勢。20世紀90年代以來，外商直接投資大規模流入我國，形成我國國際收支資本和金融項目順差。在優惠產業政策的引導下，外資的流入促進了我國加工貿易的迅速發展。這在國內需求不足的情況下形成了巨大的出口壓力，從而造成了我國經常項目的持續順差。因此，近年來我國國際收支持續大額“雙順差”是經濟全球化背景下我國經濟與社會發展的階段性現象。
(一)全球經濟發展的不平衡
1、全球低利率時代的到來以及產品內分工的興起為我國成為“世界工廠”提供了可能。
1985年9月“廣場會議”后，西方主要工業國家貨幣對美元的匯率開始上升，由此造成除美國以外各國凈出口的下降或增長勢頭減弱。為了抵消凈出口減少對經濟增長的不利影響，“廣場會議”后各國紛紛降低利率以刺激國內需求。西方主要工業國家低利率以及美元資產的貶值使得逐利資金在全球范圍內尋找高回報的投資。
從國際分工形態演變角度看，當代經濟全球化一個重要的特點，是產品內分工的迅速興起并在國際分工領域扮演越來越重要角色。產品內分工生產方式的興起，對經濟落后國家選擇發展戰略具有重要意義，為探索外向型發展模式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條件。亞洲“四小龍”的發展經驗顯示，早期通過參與承接組裝等相對簡單的工序切入全球分工體系，隨后通過在產品內分工系統內部學習和提升能力，有可能向較高增加值工序和環節攀升，進而構成經濟持續增長的關鍵推動因素。
正是在此背景之下，我國才有可能利用自身的比較優勢，承接來自發達國家轉移出來的低端勞動密集型的產業和資源消耗型的產業，從而才有可能成為“世界工廠”。
2、經濟結構和分工的不同加劇了全球貿易發展的不平衡，導致逐利資本的全球流動。
伴隨著全球產業分工的日益深入，全球貿易發展的不平衡問題凸現，其中表現為美國巨額貿易和預算赤字、石油生產國和以中國為代表的亞洲國家的巨額貿易盈余。按商品結構劃分，美國總體貿易逆差可大體歸為三類：一是石油類資源性產品；二是與美國產業結構形成互補性的產品，主要是勞動密集型產品，如紡織品、輕工和低技術含量的機電產品等；三是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品，主要是汽車及零部件、半導體、計算機等。其中，沙特等石油生產國對美國貿易構成順差的產品主要是第一類，我國主要是第二和第三類產品。
美國巨額貿易逆差原因來自多方面。其中就經濟結構而言，在全球興起的產品內分工中，美國國內大部分低附加值和勞動密集型產業向海外轉移，其中也包括向我國轉移。而同時，由于美國長期以來實行限制高新技術出口的貿易政策，這使得美國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產業領域無法得到充分的發展，因而也就無法承接由傳統產業轉移帶來的就業和資本，使得逐利資本流出美國本土。
在成為“世界工廠”的過程中，我國把來自亞洲其他國家的原材料和零部件經過加工或組裝后銷往歐洲和北美，于是形成了對亞洲主要貿易伙伴的大額貿易赤字，對北美和歐洲的大額貿易順差。在這過程中，我國也吸引了大量的逐利資本的流入，并通過生產具有價格競爭優勢的產品導致國內持續大額的貿易項目順差。
(二)國內生產要素配置不合理
理論上，戰后流行的發展經濟學標準模型通常假
定發展中國家面臨兩重缺口約束：一是實現目標經濟增長率所需投資與國內儲蓄之間差距構成儲蓄缺口；二是經濟增長所需進口與出口能力之間差距形成貿易缺口，兩重缺口是經濟發展必要條件(chenery andstvout，1966)。發展中國家需要通過資本流入利用外部儲蓄以彌補國內儲蓄不足，并為貿易缺口提供融資，故而國際收支結構應具有經常項目逆差和資本項目順差的“逆順差組合”特點。
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各地火力發展以“三來一補”為主要形式的加工貿易和吸引外商直接投資并舉的外向型經濟。長期被低估的各類經濟生產要素形成了我國的比較優勢，激發了我國的經濟活力。但隨著我國國際收支形勢的轉變，經濟發展中面臨的問題開始顯現出來。
1、非健全的社會保障體系下廉價人力資源的利用
擁有豐富的人力資源是我國在發展外向型經濟中最大的比較優勢。從人口結構上來看，我國的人口中56％2居住于農村。在這些地方社會保障體系缺乏，醫療衛生、教育等基礎設施薄弱。也就是說，我國占主導地位的人力資源是缺乏社會保障的非熟練工。這形成了我國出口產品低廉的勞動力成本，也是我國目前大部分出口產品的國際競爭力之所在。這也造成了我國出口以低附加值產品為主，缺乏自主創新能力。此外，缺乏社會保障體系的低廉的人力資源也會造成貧富懸殊、社會兩級分化，從而帶來社會不安定，根據索洛增長模型，人口的增長能夠解釋總產出的增長，但人均產出以及生活水平的改善則最終取決于技術進步。因此，來源于低廉勞動力成本的我國國際收支經常項目順差具有小可持續性。
2、伴隨著內需不足的高儲蓄率導致資金的低效率使用。
醫療、教育等基礎設施投入等政府支出的不足，增加了政府儲蓄(即政府稅收收入減政府支出)。不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上使得微觀主體未來醫療、教育成本預期的上升，進而減少即期消費，增加了私人儲蓄。與美國等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的儲蓄率偏高，2006年我國的儲蓄率近乎50％。高儲蓄率增加了可貸資金，壓低了資金成本。另一方面，為了確保國內經濟的快速增長，20世紀90年代我國剔除通脹后的實際貸款利率偏低。在國家的產業政策的引導下，低成本的資金被用于生產低附加值的出口產品，表現為資金的低效率使用、此外，由于國內高儲蓄率是由內需不足引起的，商儲蓄率并沒有像傳統的經濟學理論描述的那樣促進產出的高效增長。
3，高社會成本下定價偏低的自然資源(包括礦產、土地)的過度開發。
當微觀主體的生產經營行為影響到其他主體行為時，經濟學中所稱的外部性便產生了。當產權沒有很好的界定的情況下，外部性無法通過產品價格反映出來。也就是說，當這一影響為負面時，社會成本高于私人成本。此時，部分產品按照私人成本收益計算還在繼續生產，而按照社會成本收益計算則應該被停產。在我國，這表現為生產活動所引起的污染、工人生產環境的惡化以及資源的枯竭對后代的影響。這些也都沒有被市場化地反映在產品價格中。
經常項目國際收支狀況體現了一國勞動力生產效率以及產品出口競爭力等比較優勢。我國來源于低估的勞動力成本、自然資源以及資金成本的順差，也帶來社會的不穩定、污染以及資金使用的低效率，從而具有不可維持性。
(三)國內有關政策導向
1、長期以來的國家產業政策引導。
國際收支小平衡的經濟根源與國家長期以來發展加工貿易為主的出口導向型的產業政策不無關系這一政策出臺初期有效地解決了我國經濟發展所需的外部資金，充分利用了我國的比較優勢并在一定程度上增強了經濟的活力。加工貿易所具有“兩頭在外”的特性，決定了該模式下在國內增加值的部分必然是正的，也就是最終產生貿易盈余。20世紀90年代以后，我國的國際收支狀況出現轉變，此時正好也是我國加工貿易出現累計順差的時候。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加工貿易累計順差約8550億美元，非加工貿易累計逆差約3200多億美元，可見加工貿易順差在我國經常項目累計順差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資累計總額為6870億美元，電是支持資本項目順差的最重要因素。“雙順差”的這兩方面的推動力也主要發生在近十余年。
此外，外商直接投資與加工貿易之間存在密切聯系。全國約80％加工貿易由外資企業承擔或參與，說明我國現階段在全球加工生產體系中的比較優勢是吸引外商來華投資的關鍵動因之一，外資企業對推動加工貿易增長和“雙順差”結構發展也發揮了關鍵的作用。
2、片面追求經濟效益的政績評估體制下的地方政府投資主導作用。
長期以來，各地政府為了追求當地的經濟效益，往往把GDP的增長作為評估其政績的主要指標。出口創匯、招商引資成為重要的手段，最終以“雙順差”反映于國際收支平衡表中。地方政府在各地的投資活動中發揮了主導作用。通過建立各類特殊經濟區域，包括出口加工區、保稅區等，以優惠的政策吸引外商直接投資。
3、政府的優惠稅收政策的導向作用。
作為產業政策的配套政策，優惠的稅收政策也同樣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這些優惠的稅收政策包括：出口退稅政策、針對外商直接投資的“兩免三減半”的所得稅政策以及技術進口稅收減免政策。其中，前兩項稅收減讓程度最為直接。大型跨國公司將我國作為其全球的利潤中心，以充分享受優惠的所得稅政策。這些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國際收支“雙順差”格局的形成近年來，出口退稅政策歷經多次調整，內外資所得稅政策也將統一。
外資帶來資金的同時也帶來了先進的生產技術和管理理念。我國借助于技術進口稅收減讓希望能夠加快國內生產技術的更新。但技術進口稅收減讓政策的實施效果與政策出臺的初衷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偏離，甚至成為跨國公司的又一避稅點。
(四)國內大金融市場發展滯后
國內金融市場欠發達、融資渠道單一也是造成日前國際收支狀況的原因之一。從金融市場發展來看，目前我國資本市場仍不發達，融資渠道以銀行體系為主，證券市場、外匯市場等金融市場在資源配置和資金融通中的作用難以充分發揮出來。一方面，這種融資結構造成融資渠道不夠暢通，國內儲蓄難以有效轉化為投資。雖然銀行累積了大量存款，但我國銀行貸存比僅為60％左右，由于國內儲蓄高于國內投資，國內的剩余儲蓄就要通過經常賬日順差的方式，把商品與勞務輸出去。因此，過高的儲蓄率不僅造成國內流動性過高的問題，也導致了經常項目下大規模順差。另一方面，這種融資結構也導致部分有資金需求的企業和金融機構只能轉向境外融資。由于股票上市需要嚴格審批、資本市場容量有限、外匯市場交易不夠活躍，國內企業和金融機構難以通過國內證券市場和外匯市場獲取資金，只好通過境外上市或借款的方式融資。據《2006年中國國際收支報告》，
2006年，我國境內機構以境外股本證券方式凈融資429億美元，較上年增長一倍；外資金融機構、外商投資企業和中資金融機構外債的增加額分別較上年增長21.63％、20.45％和15.21％?？梢钥吹?，盡管國內積累了大量資金，但由于儲蓄轉化為投資的渠道不暢通，形成了國內資金流動性、外匯儲備、境外融資規?！叭摺辈⒋娴木置?。
三、國際收支不平衡的調節
針對我國國際收支不平衡的形成根源，根本上必須從調整經濟增長方式、促進經濟內外部均衡發展的角度出發制定相關政策。而解決政策性和體制性問題不僅是促進國際收支平衡的必要途徑，也能夠產生較好的政策效果。因此，我們認為解決政策性和體制性問題應成為近期調節我國國際收支不平衡的政策著力點。
(一)經濟結構層面的調節措施
1、進一步落實科學的地方政府政績評估體系，適時調整相關稅收政策。
進一步落實科學發展觀，改變地方政府過于追求當期經濟效益的短視行為。進一步優化地方政府政績評估體系，大力貫徹落實以綠色GDP以及節能降耗等多項指標在內的綜合評估體系。更為科學的標準還應用于符地對吸收外資以及加工貿易政策方面，以提高外資流入的質量并優化。
適時調整相關稅收政策，進一步降低、取消“兩高一資”出口退稅，必要時對部分稀缺性資源征收出口關稅。此外，進一步發揮技術進口稅收減免政策在引進核心技術方面的作用，鼓勵國內企業進行在增加自主研發投入的同時盡可能引進國際現成的先進技術。
2、增加戰略性、資源性商品儲備，換匯為物。
我國于2004年正式規劃建設國家石油戰略儲備基地。2006年8月開始向浙江鎮海戰略石油儲備庫注油。根據相關信息，目前國內的戰略石油儲備主要是石油企業的商業儲備，數量較為有限。建議增加戰略性、資源性商品的儲備，一方面有利于緩解國內能源緊張問題，另一方向也有利于各地更為科學地開采各類礦產。
日本、德國儲備石油主要通過發行長期國債、財政撥款、建立儲備金以及設計新稅種等方法解決。針對我國的實際情況，可以考慮由國家外匯投資公司通過直接購買成品油或是收購境外礦產股權投資等形式增加戰略性、資源性儲備，換匯為物。
3、進一步理順資源價格體系，征收資源費、排污費，提高高能耗、高污染企業成本。
通過征收資源費(稅)、排污費(稅)，將廠商生產的負的外部效應成本化，也就是將社會成本反映在廠商的產品生產成本中。當前我國價格體系尤其是資源類價格體系未能充分反映資源的稀缺程度。這一方面使得企業喪失了技術創新、設備更新或強化管理以降低消耗、減少污染排放的外在壓力和內在動力，另一方面在巨大利益的驅動下，也使得一些企業在執行現有標準和政策時弄虛作假、頂風違規。
4、進一步增加財政的轉移支付，提高勞動力最低工資標準。
現階段，需要進一步發揮財政政策的積極作用，擴大財政的轉移支付，增加對科教文衛等基礎設施的投入力度。擴大社會保障體系的覆蓋面，尤其是向農村地區的覆蓋面。通過提高教育、醫療以及就業培訓等領域的各項投入，提高我國勞動力素質，增加熟練工。進一步提高勞動力最低工資，重估我國勞動力成本并提高勞動力、工資的市場化程度。在短期內，這一措施增加了企業的生產成本，有可能削弱我國的對外貿易的比較優勢，但在中長期內可以增強我國出口產品的競爭力和國際收支順差的可維持性。
(二)金融市場層面的調節措施
1、建立多層次的金融市場，滿足境內外機構的資金需求。
目前我國企業融資結構仍存在過于單一的問題，企業融資依然倚重銀行貸款，直接融資比重過低，在我國壓縮信貸規模的宏觀調控背景下，一些國內企業只能轉向境外市場融資，進一步加劇了國際收支不平衡。因此，需要繼續優化金融市場結構，推動債券、股票等市場的平衡協調發展，并建立多層次的金融市場，完成各市場間的無縫對接。近期可采取以下措施：允許更多的企業包括外資企業通過發行債券的方式在境內融資，減少境內企業的外債規模；控制境內企業海外上市節奏，鼓勵已在境外上市的境內企業回歸A股市場；允許部分符合條件的境外企業通過國內A股上市融資，并可將募股資金購匯匯出。
2、大力發展銀行間外匯市場，減少境內銀行對境外資金的依賴。
境內銀行間外匯市場應該成為境內金融機構外匯融資的主要來源，特別是境內外資銀行外債規模壓縮后，境內銀行間外匯市場發展的重要性更為突出。針對制約銀行間外匯市場發展的市場流動性不足和銀行間授信制度不健全等問題，建議：取消金融企業境外融資與境內融資的稅收差異，金融企業境外融資與境內融資的稅收差異不僅與縮減外債余額的管理發展方向有矛盾，一定程度上也阻礙了境內外匯市場的發展，取消這一差異將極大促進境內外資銀行的資金需求轉向境內市場；中央銀行可更多地與外匯做市商直接進行人民幣對外幣的掉期交易，在釋放外幣流動性的同時，回收銀行體系中過剩的人民幣流動性；參考已有的國際專業評級機構對境內金融機構的信用評級及其評估制度，制定適合中國國情的信用評估制度，完善金融機構間的授信制度；可考慮建立境內外幣中央清算所，以降低市場交易成員間的清算風險，為境內銀行間外匯市場的進一步發展奠定基礎。
(三)外匯管理政策層面的調節措施
現階段外匯管理工作需要進一步強化資金流出入均衡管理的理念，采取疏堵并舉的政策，完善管理法規，創新管理手段。面對當前順差規模過大的情況，對流出資金采取疏導政策的同時，也要注重非法資金的流出入管理。若是一味地放松流出管理，會減少非法資金的“后顧之憂”，反而不利于流入管理。
1、經常項目外匯管理政策措施。
一是簡化審核手續，改進監管系統，進一步促進貿易便利化。具體包括：進一步簡化貨到匯款項下的付匯管理；改進進口付匯核報系統功能，實行進口付匯名錄的全國集中管理；改進電子口岸系統功能，實現外匯局對所轄企業進口貨物報關單電子數據的總量管理；取消特殊經濟區企業的購匯限制，對其購匯額實行年度總量控制。
二是加強對出口收匯和轉口貿易收匯的管理，加大對異常交易的打擊力度。首先，完善對出口收匯數據的真實性監管機制，改進出口核報系統功能，將出口收匯未核銷納入外匯局的日常監管，嚴格杜絕企業不法資金假借貿易出口形式流入境內；加強對預收貨款的管理，對一些預收貨款比例較高或者金額較大的企業，加大現場核查力度，發現異常情況如收匯情況與報關情況差異較大、預收貨款大額頻繁結匯后滯留賬戶，沒有明確的資金用途等采取強制措施，適當限制預收貨款結匯。其次，加強對轉口貿易的收匯管理，將提單作為轉口貿易核銷的必備材料，以確認轉口貿易的真實性，將轉口貿易收付匯納入日常監測。
三是建立服務貿易項下的資金流出入均衡管理機制。服務貿易監管的總體思路是在進一步便利資金流出的同時，加大對資金流人的規范化管理。近期可以采取的措施有：簡化或取消服務貿易購付匯審核憑證或審核手續，取消逐筆審核機制，建立主體總量監測機制；建立服務貿易收支狀況的電子化監測體系，對一些大額收匯或頻繁收匯等異常情況加強現場核查力度。
2、資本項目外匯管理政策措施。
一是構建完整的“走出去”外匯管理支持體系。完整的“走出去”外匯管理促進體系主要包括：放寬境外貸款的資格條件，對國家鼓勵的重點項目，只要其境外子公司確有資金需求的，即可允許母公司境外放款；允許跨國公司以人民幣購匯從事境外放款，并進行該境外放款項下的遠期結售匯和人民幣與外匯掉期交易；簡化非重點項目境外放款的審批權限，提高審批效率，待條件具備后取消審批制；改革對外擔保管理方式，改審批制為登記備案制，對符合條件的中資跨國公司采取資產負債比例管理方式，在外匯局登記備案后，企業即可自行為其境外投資企業提供擔保；取消內資企業對外擔保的比例限制，允許中資企業為其境外控股企業提供全額擔保；在大型的海外并購活動中，允許境內銀行為境外虧損企業提供擔保。進一步強化金融市場的避險功能，為金融資本和產業資本的“走出去”提供有力支持。
二是加強短期外債的管理，將隱性外債納入外債管理體系。隱性外債主要有以下三種形式：進出口貿易項下的延期付款和預收貨款，非貿易項下的應付款和預收款；滯留在境內的外商投資收益，包括外資企業“應付股利”和“未分配利潤”。對于貿易項下的延期付款和預收貨款，建議將一定期限、一定金額的預收貨款也納入外債登記管理，并根據年度出口收匯額核定相應的額度。對于“未分配利潤”，可作為企業的或有負債進行登記，明確規定其不分配的最長期限，超過期限的，中介機構在審計報告中必須如實披露，并及時調整賬目，重新登記。
[中圖分類號]F752.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5349（2014）01-0118-01
一、低碳經濟的含義
低碳經濟，就是指在可持續發展理念指導下，通過技術創新、制度創新、產業轉型和新能源開發等多種手段，使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消耗達到最小化，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達到經濟社會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雙贏的一種經濟發展形態。它是人類社會面對全球變暖壓力下提出的新的經濟發展理念。
二、天津外貿發展的現狀
天津作為重要港口，對外貿易的增長成為天津乃至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撐。特別是天津濱海新區的發展已經成為了區域發展的標志之一，不斷吸引外商前來投資。天津港逐漸成為我國北方最大的國際貿易集散地，通過國家戰略安排和全面考慮，天津港將重點放在發展國際中轉、國際配送、國際采購、國際轉口貿易等業務，以出口導向性為主，同時也配合進口貿易共同發展。同時，濱海新區作為京津冀、環渤海的經濟龍頭，正在掀起新一期的開發狂潮，各項經濟指標全面提升，包括口岸進出口總值三年翻番、經濟總量快速增長、引進外資成就突出、港口吞吐量不斷躍上新臺階。這都要求提升濱海新區的發展速度，實現外貿出口總值較快增長，保持較強的外資吸引能力。
三、低碳經濟對天津外貿發展的影響
（一）低碳經濟對天津外貿發展的積極影響
1.促進跨越式發展和節能減排目標的實現。在低碳經濟這一前提下，天津不僅要致力于改善民眾生活、改進生活品質，同時也面臨著嚴峻的能源和資源短缺問題。在發展的過程中，只能選擇跨越式發展，來確保經濟穩定增長和環境保護的實現，不斷向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模式發展。
2.有助于天津推進技術創新、突破技術難題。未來低碳技術將成為國家核心競爭力的一個標志。天津企業在新一輪的競爭中，通過激勵低碳經濟實踐，加上長期的研發、積累和沉淀，來推進技術創新，不斷增強自身的核心競爭力。
（二）低碳經濟對天津外貿發展的消極影響
天津市作為北方的老工業基地，加快推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和低耗能產業是必由之路。然而在對外貿易發展的過程中也有種種因素制約著天津的發展。
1.發展低碳經濟的戰略框架和規劃體系不完善。目前，天津發展低碳經濟工作仍然是以行政手段為主，缺乏低碳發展的戰略規劃。主要是依靠各部門和企業來實現節能減排指標，環境執法效果一般、而且環保狀況沒有得到根本改善。
2.產業結構不合理，尤其第三產業發展滯后。盡管近年來，天津在第三產業的比重逐漸上升，但是和一線城市如北京、上海、廣州相比還是有一定的差距，由于技術問題，目前天津低耗能產業比重相對其他產業來說較低，導致低耗能產業發展受到限制，而高耗能行業在經濟發展中又占有重要位置，致使不利于擴大消費者需求和就業，最終影響到天津市低碳經濟發展。
四、對外貿易向低碳發展模式轉型的對策建議
（一）著力調整優化結構，推動外貿低碳化轉型
在天津市低碳經濟發展良好、貿易總量持續增長的趨勢下，應以合理調整出口產業結構和提升產業技術水平為突破口，降低資源消耗和污染排放，逐步向資源環境要素高效配置和使用的低碳發展模式轉型。如調整出口產品結構，實施綠色貿易增長戰略。積極開拓海外新興市場，將產品創造出更多的附加值，獲得更高的利潤。鼓勵部分外貿企業實行走出去的策略，擴大國外市場占有率，投資境外工業區建設，加入到合作發展之中。逐漸對外轉移產業鏈的制造環節。
（二）深化要素資源市場化配置改革，促使外貿低碳化轉型
加快推進環境有償使用制度改革。在天津發展低碳經濟的過程中，應該將企業排污權有償使用這一點考慮其中，能夠制約一些企業隨意排放污染物的行為，排污量少的企業可以通過交易的方式來將排污使用權轉售給其他排污量大的企業，促使企業形成低碳經濟發展模式。同時，對于企業有償用水也應該制定相應的制度，實行水權交易制度改革。對于過度排放污水、垃圾的企業征收一定的罰款，從而不斷完善生態環境。
天津要想謀求更好更快的發展，就要不斷創新、研發，利用有限的資源獲得多倍的回報，落實到實際行動上。通過政府、企業，乃至個人的努力來實現經濟發展模式的轉型、能源利用率的提高，使天津在這一領域的發展不斷擴大，成為低碳經濟下的“領頭羊”。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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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國樑.低碳經濟——中國用行動告訴哥本哈根[M].北京：石油工業出版社，2010.
中圖分類號：F830.7 文獻標識碼： B 文章編號：1674-2265（2013）07-0033-03
雖然目前我國尚未正式公布人民幣國際化方案，但作為國際化先導的跨境人民幣業務發展方興未艾。在我國綜合國力日趨強盛和國際經濟金融一體化背景下，黨的十明確提出了“逐步實現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的目標，人民幣國際化成為未來人民幣發展的必然選擇。因此，如何把握好當前的黃金戰略機遇，穩步快速地發展跨境人民幣業務，做好應對未來形勢變化挑戰的策略準備，是我國面臨的戰略性、前瞻性任務。
一、跨境人民幣業務發展現狀
當前，我國跨境人民幣業務之所以快速發展，取決于以下因素：一是基于我國經濟社會穩步健康發展；二是基于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即適應強勢人民幣在國際貿易和投資中的正常需求；三是基于作為新生事物的跨境人民幣原來所受抑制的集中爆發，跨境人民幣業務呈現井噴式發展；四是基于全球經濟金融危機后，歐美等主要經濟體為刺激經濟發展普遍實行相對寬松的財政金融政策，該政策雖然有助于平衡國際收支和增加就業，但造成了本幣競相貶值的國際大環境。在以上因素的綜合作用下，人民幣在特定時期內保持較強的升值預期，且目前仍處于相對強勢的穩定整固階段，等待下一個突破機會。
從跨境人民幣政策框架來看，目前跨境人民幣具體業務已涵蓋貿易結算、直接投資、項目融資、跨境擔保、證券投資、清算和非居民賬戶管理等多個領域，人民幣正逐步成為各國企業全球貿易和投資活動的新選擇。
至2012年末，與我國發生人民幣實際收付業務的境外企業所在國家和地區已達206個，全國已累計辦理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5.5萬億。2012年結算2.94萬億元，其中貨物貿易項下2.06萬億元，占同期海關貨物進出口總額的8.4%，在國內貿易總量中占比逐步攀升。根據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SWIFT）最新數據顯示，2012年1月至2013年1月期間人民幣支付額增加171%。其中，2013年1月份當所有貨幣上升13%時，人民幣獲得24%的增長，其市場份額升至0.63%的歷史新高。人民幣正在逐步成為國際性支付貨幣，目前已是全球第十三大支付貨幣。
國際化的首要前提是人民幣的先期輸出。目前人民幣輸出的主要途徑如下：一是貿易及其他經常項下對外支付；二是境內機構以人民幣進行對外直接投資（ODI）；三是境外項目人民幣貸款。由于人民幣ODI規模較小、境外項目人民幣貸款增長緩慢，人民幣輸出目前仍主要依靠跨境貿易。2011年下半年以來，隨著外商直接投資（FDI）人民幣結算、三類機構投資銀行間債券市場、RQFII等回流渠道的逐漸暢通，人民幣凈輸出規模有下降趨勢，呈現“經常項下人民幣輸出、資本項下人民幣回流，輸出規模仍大幅高于回流規?！钡碾A段性特點。
二、當前跨境人民幣業務特點
雖然跨境人民幣初期業務發展迅速且成效顯著，但受經常項下有效需求過快開發、資本項下流出入渠道不對稱、人民幣國際認知和接受程度尚待深化等因素影響，目前正面臨新的瓶頸。
（一）跨境貿易人民幣收付比收窄明顯
試點至2012年末，我國銀行累計辦理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業務5.5萬億元（其中2012年為2.94萬億元），呈逐年快速增長態勢。近三年實收與實付比分別為1：5.5、1：1.7和1：1.2，呈逐年收窄趨勢，收付平衡狀況逐年顯著改善?？缇迟Q易人民幣結算已從前兩年的以進口為主逐步向進出口基本趨于平衡方向轉變，結算量由爆發式增長轉為小幅穩步增長。
（二）資本項下跨境業務快速發展但總量偏小
投融資方面，至2012年末，人民幣ODI和FDI累計金額分別約506億元和3443億元，前者僅為后者金額的15%。境外項目人民幣融資已批項目貸款余額僅438億元，投融資業務發展迅速，人民幣輸出業務發展潛力發掘嚴重不足。市場準入方面，至2012年末共有100家境外機構獲準進入銀行間債券市場，總批復額度為4747億元，市場潛力巨大。
（三）對外凈輸出人民幣規模擴張速度慢
試點前兩年貿易項下人民幣凈輸出保持在4000億元左右，但2012年下降到不足3000億元；投資項下保持高幅增長凈流入格局，2012年達到2231億元；融資項下雖為凈流出，但余額僅400余億元。另外，由于三類機構投資銀行間債券市場、境內機構在中國香港地區發行人民幣債券、人民幣購售業務以及RQFII等資本項下人民幣回流渠道拓寬，加上經常項下人民幣輸出放緩，人民幣對外凈輸出總規模顯著不足。
（四）中國香港離岸市場人民幣存款余額增長趨緩
目前我國約80%的跨境人民幣收支與香港有關，香港業務發展對跨境人民幣進程至關重要，但該地區人民幣存款余額2012年末僅為6030億元，同比增長2.46%，而存款余額占香港金融機構總存款比例亦有所下降。
（五）人民幣購售業務規模小且以凈買入為主
近年來境內銀行辦理人民幣跨境購售業務逐年增長，2012年達到2231億元。近兩年均為凈買入，金額在600億元到800億元之間，購售業務規模明顯偏小，業務發展空間巨大。
（六）人民幣同業往來賬戶戶均余額增長仍有較大空間
至2012年末，境內銀行為境外參加銀行累計開立人民幣同業往來賬戶1592個，賬戶余額和戶均余額均逐年增長，分別為2852億元和1.8億元。在賬戶戶數和賬戶余額增加較快的形勢下，戶均余額增長卻有所趨緩。
（七）非居民企業人民幣賬戶戶均余額下降明顯
至2012年末，境外企業開立人民幣結算賬戶達到6197個，三年賬戶余額分別為474億元、861億元和500億元，戶均余額分別為2590萬元、2043萬元和807萬元?？梢姡蔷用衿髽I人民幣賬戶數逐年快速增加，但戶均余額明顯下降。這種情況究竟是受業務規模限制還是持幣意愿變化影響，應時刻關注。
（八）中國香港清算行人民幣業務發展與跨境人民幣結算量不相匹配
三年間，中銀香港分別在全國銀行間同業拆借市場拆出人民幣200億元、1160億元和392億元，累計平盤凈買入分別為2703億元、2515億元和2528億元。凈拆出波動較大但平盤凈買入相對平穩，這與同期跨境結算業務迅速發展，香港跨境結算量占比近8成的情況明顯不相匹配。
三、加快人民幣國際化步伐的建議
從上文分析可知，人民幣跨境收支格局在目前的政策框架下已發生結構性變化，凈支出規模逐步下降，輸出趨緩。如果仍長期依賴跨境貿易和ODI渠道輸出人民幣，則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勢必會受到嚴重制約。因此，在人民幣匯率雙向波動、微幅升值預期猶存、國內利率高位徘徊和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日趨均衡條件下，應深入研究、積極拓展人民幣輸出的新途徑和新渠道。為此建議：
（一）加快人民幣跨境輸出業務步伐
在國際化初級階段，人民幣適當規模的對外輸出是推進人民幣跨境使用的必要條件和基本前提。在人民幣資本項目未完全開放的條件下，以跨境貿易為主的輸出方式，最終會遇到瓶頸。因此，應順勢而為，著力拓寬人民幣對外輸出渠道；因勢利導，增加人民幣跨境使用途徑；循序漸進，提高境外主體使用人民幣意愿；加快推進資本項目及其他方式的人民幣輸出步伐，滿足境外對人民幣的多元化需求。
1. 拓寬經常項下人民幣對外輸出渠道。一是簡化跨境人民幣結算手續和審核流程，縮短業務辦理時限，便利企業貨物貿易、服務貿易、投資收益等經常項下對外支付，服務實體經濟。二是允許居民個人使用人民幣對外支付旅游、留學等費用，推動使用銀行卡進行人民幣跨境清算。三是擴大企業出口和投資收益收入人民幣境外存放，允許外匯收入境外結匯后境外使用。四是大力發展境外轉口貿易和補償貿易。
2. 鼓勵投融資領域人民幣對外輸出。一是大力推動人民幣對外直接投資。積極探索對外投資合作新模式，扶持和鼓勵企業通過跨國并購、設立境外產業園區等形式“走出去”，擴大人民幣結算和融資占比。不斷擴大對外直接投資主體范圍，開放個人境外投資，構建個人境外投資管理框架，引導民間對外投資有序、規范發展。二是大力發展境外項目人民幣貸款業務。融資成本高是目前制約境外項目人民幣貸款業務發展的瓶頸，應加強境內外市場調查，做好境外項目人民幣貸款業務前瞻性研究和相關優惠政策頂層設計，推進利率市場化進程，鼓勵符合條件的境外項目進行人民幣融資。三是推動人民幣國際經濟合作基金發展。借鑒日元國際化過程中的“黑字還流”運作經驗，充分利用國內銀行、企業的經營資源和比較優勢，推動專營海外貸款和投資的人民幣國際經濟合作基金的設立。
3. 拓展人民幣證券輸出渠道。一是適時推出人民幣國際板。允許境外企業在國內A股市場進行人民幣IPO，打通境外非居民直接融資人民幣的渠道，增加人民幣的全球影響力。二是有序推進QDII發展。要拓展主體范圍、穩妥有序推進試點、適度擴大規模，允許符合條件的境內機構投資者擇機投資境外資本市場，拓寬人民幣輸出渠道。三是加速發展熊貓債。在發行對象已由國際開發性金融機構放寬到非金融外資公司的前提下，創新和擴大債券品種，調整發行規模，降低發行門檻，簡化審批流程，引領、鼓勵市場自由競爭，吸引更多境外合格機構發債。
4. 適時開辟人民幣輸出新渠道。一是深化貨幣互換合作。進一步擴大我國與各國家和地區間人民幣互換規模，重點加強與歐美等發達國家的合作，與已建立央行貨幣互換關系的國家深入開展本幣業務合作，選擇部分協議進入實質動用階段試點和探索。二是擴大人民幣對外援助。將對外援助作為一項重大戰略納入人民幣國際化整體框架規劃，在政府貸款和國際援助中盡可能多地使用人民幣，引導更多的國家和地區使用人民幣結算。三是提升境外人民幣派生能力。針對包括中國香港在內的海外人民幣存量資金存貸款比率嚴重失衡、人民幣信用創造和貨幣乘數效應發揮不足的現狀，大力推進香港與深圳前海、珠海橫琴實驗區雙向貸款試點，進一步完善貸款制度，加大推廣力度，提升人民幣海外派生能力。四是促進人民幣境外循環使用。支持境外市場人民幣業務發展，豐富人民幣投融資產品，拓寬人民幣境外使用渠道，引導境外市場主體使用人民幣開展貿易和投資業務，鼓勵各金融中心在人民幣業務發展方面開展相互合作，形成人民幣境外良性循環。
（二）未雨綢繆，做好人民幣國際化的配套工作
根據《2012年中國跨境資金流動監測報告》預測，發達經濟體爆發債務危機的根源尚未得到根治，全球經濟和金融市場還存在較大的不確定性，未來一旦風險再次積聚和爆發，新興市場經濟體將再次被動承受資本流出和本幣貶值的壓力。因此，應未雨綢繆，加快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的相關配套機制建設和政策儲備。
1. 盡快明確人民幣計價的法律地位。按照“本幣優先”的原則，推動人民幣在涉外經濟交易、統計和管理中履行計價職能，夯實人民幣國際化的起點和基石，幫助企業規避匯率風險、緩解我國國際收支失衡壓力、提高人民幣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一是引導國內更多企業在對外貿易中以人民幣計價；二是構建以人民幣計價的涉外經濟統計體系，完善以人民幣計價的進出口貿易統計體系，逐步擴大以人民幣計價的海關統計數據范圍；三是推動政府部門涉外經濟活動管理以人民幣計價；四是推進大宗商品對外交易使用人民幣計價。
【中圖分類號】K29 【文獻標識碼】A
海岱地區是陸上絲綢之路東漸的重要地區
海岱地區是以泰沂山系為中心，主要包括黃河和淮河下游部分地區及山東半島。它東臨黃渤海，西接中原，南北分別與太湖、燕遼兩大文化區相鄰，地處中國的東方。30萬年前的沂源猿人生活在這一地區，一直到新石器時代中期，泰沂山脈北側山前地帶出現了若干群落。一部分南下成為馬家浜文化的淵源之一；另一部分北上，繁衍生息于泰沂山北側東段山前地帶，留下后李、彭家莊、前埠下等3處遺址；北上的一部分進入山東半島地區，形成典型海洋特征的白石文化，在6000年前就與遼東半島進行過文化交流，對今天的朝鮮半島和日本列島也有影響①。到北辛文化、貝丘文化、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岳石文化和珍珠門文化的時候，海岱地區的文化區系問題已相當清晰、環環相扣了。由此發現的大量考古遺址基本沿泰沂山脈邊緣的南北兩側向四周呈放射狀擴展，覆蓋山東全境（除黃泛區）。
海岱地區發現的史前城址約15座，其中13座分布在山東境內泰、沂山北麓的山前沖積平原到黃泛區之間的狹長地段、沿古濟水走向呈東西一線分布、一直到達今天山東半島的黃渤海邊，如果把這些史前遺址用一根紅線串起來，會看到一條蜿蜒曲折的長廊―“海岱廊道”把海岱地區和中原地區連接起來，使海岱文化與河洛文化及其他文化區在史前的交流成為可能并保持文化上的大致同步性②。這說明，一方面當時中華文明各系之間的交通相對通暢、區域疊加比較明顯；另一方面中華文明各系之間的相互聯系和相互影響也較為密切。這就為后期絲綢之路的繁榮和暢通奠定基礎。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女執懿筐”、“爰求柔?！薄ｊP于絲綢的始祖―嫘祖還是嫫母？學術界雖有爭議，但她們都是黃帝的妻子，或來自海岱地區的東夷族或來自中原的華夏族，這里都是野蠶最初發育的黃河中下游地區。③荀況的《蠶賦》和晉代的《搜神記》都將桑蠶故事定位在東方的海岱地區，考古中發現的山東青州蘇埠屯商代墓葬和濟陽劉臺西周墓葬中大量精美玉蠶也是最好力證。齊濤先生在《絲綢之路探源》一書中多次提到“黃河流域是中國蠶桑的最早發祥地”，“古代山東（古青州）是蠶桑業的重要起源地這一點已成定論，法國學者布爾努瓦、日本學者吉成武美、布目順朗以及中國的相當一部分學者都持這一觀點”。臺灣學者鄒景衡先生也認為中國蠶業的發源地是山東省。還有多元論的代表蔣猷龍先生把山東這一源頭放在重要的地位，都說明海岱地區是古代絲綢的起源地。
大量文獻表明：春秋戰國時的齊國，已是我國桑蠶絲綢生產和服裝時尚的中心?！肮数R冠帶衣履天下，海帶之間斂袂而往朝焉?！保ā妒酚?貨殖列傳》）到秦漢時期，齊地的絲織業繼續輝煌。其中漢朝在山東臨淄設立的“三服官”，每年花費數億錢（《漢書?惠帝紀》），遠超其他兩地三服官花費之和。山東生產的綺繡、羅紈、素綈、冰錦等絲綢品種，沿“海岱廊道”一路西行運往京城長安，除漢皇室自己消費一部分外，其余作為高貴禮品分賜功臣和各地來華使者、或西出長安走上絲綢之路遠銷西亞和歐洲。如漢武帝在山東河北等地出巡一次，“所過賞賜，用帛百余萬匹，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大農”（《史記?平準書》）。按就地取材原則，這些絲綢應出自黃河下游的山東河北一帶，出巡一次賞賜帛百余萬匹，相當于當時全國人均要生產絲織品約0.4平方米④?！肮?1年，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賞錦繡綺b雜帛8000匹，絮6000斤”；“前50年，呼韓邪再次入朝，賞衣110襲，錦帛9000匹，絮8000斤”；“前25年，匈奴伊莫邪單于來朝，賞錦、繡、繒、帛20000匹，絮20000斤”；公元前1年，單于來朝“加賜衣三百七十襲，錦繡帛三萬匹，絮三萬斤”。（《漢書?匈奴傳》）這些對匈奴的賞賜并非特例，對其他來朝的國家亦是如此。如“公元前65年，龜茲使團來朝，賞綺、繡、雜繒數千萬匹”。到西漢末年，海岱地區的濟陰、川、東平、高密、魯國、北海、齊郡等地人口密度居全國前十位⑤，絲綢的生產規模和產量更是大得驚人且質量上乘。齊地的絲綢、鹽糧、鐵器等沿“海岱廊道”運到長安，在這里集散并西出陽關走上絲綢之路。上世紀初在敦煌出土的西漢時期“任國亢父V”，就是山東地區漢代絲織品的重要代表，說明海岱地區已成為絲綢之路上的重要物質供應地。
“陸、海絲綢之路”在海岱地區交匯和發展
“海上絲綢之路”北線的開辟?！昂Ｉ辖z綢之路”北線是春秋戰國時期齊國開辟的、主要面向朝鮮半島和日本群島的循海岸水行的海上貿易通道。
齊國強盛時疆土包括整個山東半島（海）和泰山（岱）以東的泰沂丘陵地區，是海岱地區的主要代表。齊國充分利用丘陵和海洋優勢，“勸女工”“通魚鹽”，不僅絲綢生產質高量大，而且航海能力和造船技術在當時也遙遙領先。公元前485年的齊吳大海戰時，吳水軍已有了三翼，“大翼廣（寬）一丈五尺，長十丈（可載士卒90多人）”、“大翼者當陵軍之重車，小翼者當陵軍之輕車”（《越絕書?逸文》）。這些狹而長的多帆戰船，如遇順風順水，可以船行如風的⑥?！妒酚洝份d：吳“乃從海上攻齊，齊人敗吳”。如果沒有巨型而堅韌的戰船、嫻熟的航海技術，自然是做不到在海上航行并進行大海戰的。雖然種種原因現在還找不到齊的造船廠遺址，但能敗吳的齊國造船水平至少不會低于吳。所以，齊被冠以“海王之國”一定是有其航海技術支撐的。
齊曾一度是我國海上航行的霸主，控制了環山東半島及渤海航線，開辟了“循海岸水行”直通遼東半島、朝鮮半島、日本列島的“海上絲綢之路”北航線；向南控制了遠達東海和錢塘江的航線⑦，與海絲南航線接通，使南方的貨物、甚至南亞、西亞、地中海地區的奇石異物也能轉運北上來到中國腹地。如山東青州戰國西辛齊王墓和臨淄西漢齊王墓內都發現了近東風格的列瓣紋銀豆，與伊朗考古發現的前9～前6世紀的埃蘭銀器，藝術造型如出一轍，這說明海岱地區與前6～前3世紀的西亞已經有了一定的聯系。參考廣州漢代南越王墓中發現的13件香薰爐、波斯銀盒以及非洲象牙等物品，說明先秦時期吳越貴族和齊國貴族是通過南北航海貿易獲得南亞、西亞甚至非洲和地中海地區貨物的可能性較大⑧。而分布全國各地戰國墓中的蜻蜓眼玻璃珠（前6～前3世紀地中海東岸產品），也應該是以同樣海運方式來到齊國，再沿“海岱廊道”往西流往河南、陜西、四川等地。因為連接南海與西南地區的“靈渠”一直到秦始皇時期才開鑿，之前南洋來的貨物不太可能從陸地經西南來到中原。
“海上絲綢之路”北線到秦漢時期，因秦始皇兩次派徐福東渡尋仙藥、漢武帝七次從山東半島出海巡游、并于前109年“從齊浮渤海，兵五萬”北擊朝鮮說明：這條“海上絲綢之路”北航線已被官方作為與朝日交流的干線了。
海岱廊道連接陸海“絲綢之路”在唐宋時期達到。與南北朝大致相同時間的是公元四世紀西方拜占庭帝國的興起，“公元301年，運到亞歷山大的絲綢，幾乎與黃金等價。國王下詔把每磅生絲的價格定位274個金法郎。到查士丁尼（527年～565年）時代，……每盎司普通絲綢的價格提高到340.56克黃金，絲綢的價格要比黃金高出十幾倍。所以有許多人爭相逐利，包括平民與國王”⑨。這時期的波斯使節與商人一直源源不斷地與統治黃河中下游的朝廷進行溝通，來做絲綢貿易。因此，雖然這一時期社會動蕩、朝代更替頻繁，但每個朝廷都十分重視絲綢業的發展。
山東青州出土的9塊北齊線刻畫像石，形象地再現了古青州與高鼻卷發的西方人進行絲綢貿易的場景；青州博物館一件南北朝時期的佛像，其腳上穿的一雙鎏金方口履鞋，與新疆民豐出土的織錦履鞋，形制上也極為相似，被專家認定是山東與新疆和西亞密切商貿的力證。
東晉高僧法顯于公元399年從西安出發，沿絲綢之路西行印度取經，413年從海上絲綢之路東歸青島嶗山，第一次將陸海絲綢之路交匯于海岱地區。當然，法顯大師沿海岱廊道“來青州一冬一夏”，又西行到徐州，卻因戰亂而沒能最終到達長安而遺憾終身。這說明連接陸海絲綢之路的海岱廊道順暢與否，與國家的和平安定休戚相關。
隋朝結束了南北朝對峙分裂的局面，并派人遠征西域，東征高麗和流球，將絲綢之路向西跨越咸海，伸延到里海沿岸；向東將絲綢之路經海岱廊道與通往朝日的海上絲綢之路緊密連接。
到盛唐時期，陸、海絲綢之路的交匯出現了北線、南線等多條線路，中外交流達到歷史高峰，中朝、中日之間的交往是最大亮點。據史料記載，從公元七世紀初至九世紀末，日本通過“海上絲綢之路”北線向唐朝正式派出十九次每次約400人的遣唐使團來華學習、交流；新羅國作為唐朝的近鄰，關系更為密切，新羅國以“各種名義向唐派出使節126次”，唐“向新羅國派使節34次，雙方共160次”⑩。他們大多借助成熟的海上絲綢之路北航線經膠東半島的萊州、板橋鎮到達中國，然后再轉陸路“經青州―兗州―曹州―汴州（開封）―洛陽，最后到達長安”。當然，這一時期南方的揚州、寧波等港口也開辟了穿越東海直達日本的航線，但由于造船技術和對季風規律認識的局限，從南方各港口穿越東海直達日本還是經常發生船毀人亡的事件。如《鑒真東渡日本》載“然東海風驟浪高，或船覆，或糧匱，或失向，歷十二載，五渡未成”。所以，南方大批去高麗和日本的商船更多還是北上取道成熟的“海上絲綢之路”北線，循海岸水行經遼寧半島到朝鮮和日本。
為更好管理貨物和對外貿易，宋元v三年（公元1088年）在膠州板橋鎮設置市舶司（海關）。這是北方唯一設置過的市舶司，其進出口貨物量“必倍于杭、明二州”（《宋史?食貨志下?互市舶法》）。2014年版的《膠州古板橋鎮遺址出土文物圖集》再現了古板橋坊的繁榮，來板橋鎮港的不僅有韓日商人、也有東南亞、西亞的商人，他們從海外帶來貨物在這里銷售或中轉，然后再裝上他們需要的中國絲綢、陶瓷等產品回國。直至南宋末年，板橋鎮還保持著海上物資集散中心和海外轉口貿易兩大傳統優勢。而海、陸絲綢之路在海岱地區的交匯發展也達到鼎盛。
元明清時期海岱地區的絲路交匯發展開始衰退
蒙元時代疆域遼闊，與各國外交往來頻繁，各地派遣的使節、傳教士、商人等往來于陸、?！敖z綢之路”。通往西域的“絲綢之路”被成吉思汗及其子孫的三次西征“摧毀了橫亙于東西方傳統貿易之路上的種種障礙，為蒙元時期絲路貿易提供了比較有利的社會環境”。在東方，元順帝通過“立膠東行中書省及行樞密院，總制東方事”（《元史?卷四十六?本紀第四十六》），加強對東北亞朝日的貿易、軍事管理。
元之后中國已形成南方是經濟中心、北方是政治中心的格局。南方的絲綢生產也超過黃河中下游地區，山東地區的絲綢業開始走向衰退成為絲綢生產的二類地區。但是，隨著元朝海運漕糧逐漸取代傳統運河漕運成為南糧北運的主要方式，山東半島因海運而地位上升。
連接山東半島和中原的海岱廊道被元明清繼承，并隨時局的變化而略做調整：一是隨著京城從開封轉移到燕京（今北京），徐州―濟南―德州―燕京的南北干道取代了宋代以前東西主干道的位置；二是隨著海運漕糧重要性的提升，三條海路航線都必須經過山東半島轉到燕京，或者從膠州板橋鎮（或萊州）轉陸路―青州（或諸城）―濟南―德州―燕京，或者直接從山東半島到天津港再轉陸路直達燕京。所以，無論是南北交通大動脈還是東西交通大通道，它們都要經過海岱地區，并在此進行交匯、融合，展現出與其他時期不同的文化特色。而海岱地區沿途也因此形成一系列著名的商貿核心城市，對全國經濟產生重要影響。如淄博的“周村”，晉代還只是個鑄錢的小鎮，到元明清時成為北方絲綢產品的重要轉運城市，居山東四大商業重鎮之首。唐宋時期的板橋鎮市舶司，到元明時期因膠萊運河從這里通過，使海河陸貿易交匯于此，膠州因此而繁榮富足，被稱為“金膠州”。這些海岱廊道上的重點城市，都是“陸海絲綢之路”上閃亮的珍珠，一直到今天依然發揮著“一帶一路”雙向橋頭堡的重要作用。
結語
當然，由于清王朝整體奉行的重農抑商和閉關鎖國政策，所以無論是陸上絲綢之路還是海上絲綢之路都處于歷史低潮。的炮火使得海上絲綢之路彌漫著腥風血雨，千年古航道輝煌不再。海岱地區絲綢之路的交匯發展也遭到空前破壞。
總之，從史前開始萌芽的海岱廊道到秦漢時期完全成熟，它與絲綢之路西部的天山廊道東西呼應，成為山東絲綢生產重地向西安匯聚的重要東方廊道；也是中國傳統文化向東與海上絲綢之路連接、廣泛傳播至日韓、最終形成亞洲儒家文化圈的重要通道。梳理海岱廊道的形成與發展可以為我們今天“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提供歷史上的借鑒，因為認識歷史也就是認識我們自己、認識我們的未來。
（作者分別為青島理工大學副教授，青島理工大學教授；本文系2015年山東省人文社會科學課題“絲綢之路在山東的交匯衍生與發展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15-ZZ-SH-01）
【注釋】
①煙臺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山東煙臺白石村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簡報”，《考古》，1992年第7期。
②戚松安：“試論河洛與海岱地區史前文明交流的格局、途徑與歷史背景”，《中州學刊》，2010年第3期。
③王云鵬，莊明軍：“青州西辛戰國墓出土金銀器對草原絲綢之路的佐證”，《濰坊學院學報》，2012年第3期。
④姜穎：《山東絲綢史》，濟南：齊魯書社，2013年，第81頁，第243～244頁。
⑤葛劍雄：《中國人口史》（第1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第333～340頁。
⑥⑦王崇煥：《中國古代交通》，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年，第88～89頁，第133頁。
⑧程愛勤：《古代中印交往與東南亞文化》，鄭州：大象出版社，2009年，第234頁。
⑨孫玉琴：《中國對外貿易史》（第1冊），北京：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04年。
⑩楊昭全：“唐與新羅之關系”，《中朝關系史論文集》，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88年，第11頁。
一、結構升級視角下“走出去”的產業選擇基準
對外直接投資產業的選擇是一個動態的發展過程?，F階段我國“走出去”產業選擇，既要遵循當代國際直接投資的一般規律，又必須從我國產業成長的階段性特征以及國內經濟發展的需要出發。按照這一思路，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產業選擇應考慮以下五個基準：
邊際產業基準。根據日本經濟學家小島清的邊際產業擴張論，一國應將本國已處于或即將處于劣勢地位的產業轉移至該產業正處于優勢地位或具有潛在比較優勢的國家，這樣雙方都可以獲取比較利益。邊際產業擴張論對我國“走出去”產業選擇具有一定的指導意義。我國在紡織、食品、輕工等行業擁有過剩的加工能力和技術，這些勞動密集型行業在國內市場上已經飽和，屬于“邊際產業”，把這些產業轉移到國際分工中處于更低階梯的國家，將有助于國內產業結構的提升。
產業相對優勢基準。產業相對優勢的構成因素是多方面的，既可能來自于企業內部，如企業的“壟斷優勢”和“內部化優勢”等，也可能來自于企業外部，如行業優勢、規模優勢、組織優勢等（裴長洪，2011）。有關理論研究表明，一國或地區的企業，可以依托企業外部優勢實施“走出去”戰略，因為外部優勢可以構成企業開展對外直接投資優勢的重要外部來源。根據拉奧的技術地方化理論，發展中國家小規模技術和經過吸收及創新的引進技術都可以構成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相對優勢。事實上，我國不少行業至少已經初步具備這種外部優勢，這種優勢是基于整個產業所有企業經濟優勢的互相聯合，只要把企業的單個分散優勢化解成為整個產業的整體優勢，就能不斷擴展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空間，使企業獲得在海外投資成功的優勢。
產業結構高度化同質性基準。產業結構高度化同質性基準是指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選擇，應該以促進國內產業結構高度化為目標，促進國內產業的不斷升級，提高技術含量。由于與發達國家建立在國內產業結構高度化率先實現基礎上開展的對外直接投資不同，我國現階段還不具備產業結構高級化的先決條件或優勢，因此，我國企業“走出去”不可能遵循與發達國家完全相同的發展路徑。換言之，發達國家企業“走出去”更多是以國內產業結構高度化為“因”，而我國企業“走出去”則更多應該考慮如何將國內產業結構高度化變為“果”。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產業選擇顯然應該與國內產業高度化趨勢相一致，通過對外直接投資推動國內產業高度化發展。
技術學習基準?？蔡赝柡屯袀愄柚Z的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理論是從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態角度說明了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技術進步的原理。發展中國家可以通過國內有較強實力的產業對發達國家進行逆向投資，設立研發中心、開辦科技型企業以及收購或兼并當地科技型企業，獲取最新的技術和管理經驗形成自己的核心競爭力。發達國家跨國公司在華直接投資的外溢效應并不顯著，研發中心規模小、層次低，并不進行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而是只進行試驗開發研究，與本土的研究機構也極少有前后相關聯。與引進外國直接投資相比，鼓勵我國企業“走出去”，發展學習型對外投資是獲得國外先進技術更為有效的途徑。
資源獲取基準。隨著我國經濟的持續高速成長，許多重要自然資源的短缺現象日趨嚴重，供求缺口不斷擴大，尤其是石油、天然氣等關系國計民生的戰略資源，進口依存度迅速增大。為避免國內的資源枯竭和國外的受制于人，利用其他國家和地區的資源優勢，以重要資源開發為導向的對外投資是解決我國發展資源“瓶頸”的現實需要。
二、江蘇企業“走出去”重點產業的選擇
1.選擇指標
投資潛力指數。發展潛力是決定產業對外投資發展的重要因素，體現了產業對外投資向上發展的空間。潛力系數高的產業對外投資增長速度快于其他部門的增長速度，從而具有較強的增長潛力。這里用該產業對外投資增長率得到潛力系數。如果該系數大于1，表明該產業部門相較其他產業發展迅速，處于產業對外投資的攀升階段。
區位熵指數。區位熵是反映不同區域各產業相對規模優勢的重要指標，其計算公式為： 業等）；eij為j區域i產業的總產值或增加值；emj為j區域所有產業的總產值或增加值；Ein為整個區域i產業的總產值或增加值；Emn為整個區域總的總產值或增加值。當某一產業的區位熵大于1，則表明該產業專業化程度比較高，專業化率較高也就意味著該產業生產較為集中、具有相對規模優勢、發展較快，在整個區域中具有一定的比較優勢，否則該產業的專業化率比較低。
出口顯示性優勢指數。它是衡量各個產業相對出口的表現，通過RCA指數判定哪些產業更具出口競爭力，從而揭示一國或地區在國際貿易中的比較優勢。公式為：
其中，Xij表示j區i產業的出口值，表示j區域所有產業的總出口值；表示i產業全國的出口值，表示全國總出口值。一般而言，RCA 值接近1表示中性的相對比較利益，無所謂相對優勢或劣勢可言；RCA值大于1，表示該產業在江蘇出口比重大于在全國出口比重，則該產業在國際市場上具有比較優勢，具有一定的國際競爭力；RCA值小于1，則表示在國際市場上不具有比較優勢，國際競爭力相對較弱。
2.選擇結果
企業是否“走出去”最終取決于自身的投資意愿和決策，與政府的目標與意圖無關，但不意味著政府無所作為，政府是產業發展最主要的引導者和推動者。我們認為，只要不是我國和東道國法律禁止出口和禁止投資的產業，不是違反國際條約和投資對象國環境保護要求的產業，我們就應該鼓勵所有產業的企業“走出去”，從全球一體化生產和一體化市場的角度安排自己的生產經營活動，通過國際化經營來構建和融入國際生產網絡，提升自身產業競爭力。從目前江蘇產業的現實條件和現實需求出發，我們根據上述指標測算，遴選出以下20個具體行業作為江蘇省企業“走出去”優先鼓勵的對象：
資源獲取型行業：采礦業是江蘇省投資潛力較大的行業，近年來對外投資的增長速度一直快于全國和其他行業平均水平。江蘇礦產資源種類較多，但人均儲量較少、礦床規模較小。根據中國礦業聯合會對國內現有45種礦產資源在2020年對經濟建設保障程度論證結果的研究表明，石油、鈾、鐵、錳、鋁、錫、鉛等10種礦產資源屬不能保障，鉻、銅、鋅、鈷等9種礦產資源屬資源短缺。目前，國內鐵、銅、鋁等重要礦產資源礦的對外依存度已高達55%、75%、45%。國家陸續出臺一系列指導境外投資的政策措施，其中境外投資礦產資源是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2006年，國家發展改革委等7部委聯合了《境外投資產業指導政策》和《境外投資產業指導目錄》，明確將采礦業（共9條）列為鼓勵類條目。2007年，商務部、外交部、國家發展改革委公布了《對外投資國別產業導向目錄（三）》，在目錄所列的32個國家（地區）中，科威特、卡塔爾、阿曼、摩洛哥、利比亞等12個國家的石油、天然氣、鐵礦、銅礦、鉻礦、銅鎳礦、鉛鋅礦投資被重點提到。在礦產種類的選擇上，應根據江蘇產業結構特點，重點開發富鐵礦石、銅、鋁等大宗支持性稀缺礦產和金、鋅、鈷、鈾等高盈利性礦產。
產能過剩行業：主要包括紡織業、紡織服裝、鞋、帽制造業、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業、造紙及紙制品業、化學原料及化學制品制造業、化學纖維制造業、黑色金融冶煉及壓延加工業。這些行業區位熵指數和出口顯示性優勢指數都比較高，意味著不管是規模還是出口都是江蘇省的傳統優勢產業。但這些行業經過多年的發展，已普遍出現了生產能力過剩、產品積壓、技術設備閑置等問題，這些行業要獲得進一步的發展，就必須尋找新的市場，通過對外投資變商品輸出為資本輸出，在國外投資建廠。我們發現，這些行業依靠“走出去”解決過剩產能效果明顯，區位熵指數和出口顯示性優勢指數都出現了逐年下降，通過建立銷售網絡和售后服務網點有效地拓展國際市場。
技術學習型行業：包括醫藥制造業、通用設備制造業、專用設備制造業、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儀器儀表及文化、辦公用機械制造業。這些行業是一般意義上的高新技術產業，同時也是江蘇具有規模優勢和組織優勢的行業。在政府推動、市場引導、外資積累以及本地配套企業參與等發展思路下，經過多年的努力，江蘇已經形成了較大規模和一定數量的特定產業集群。但總體而言，這些行業在國際分工中仍處于“微笑曲線”的中間位置，需要通過對外投資于發達國家的科研機構和營銷網絡，并購具有較高科技水平的公司，使得企業在技術、管理知識等方面能更直接、快捷地與發達國家進行交融、溝通和相互反饋；利用交叉轉讓、聯合研究開發項目等形式，獲取最新的高科技；再通過企業內部流動性要素流回國內，從而極大地提高國內技術研發能力和管理水平。計算結果表明，這些行業近年來區位熵指數和出口顯示性優勢指數都出現逐年上升，表明通過“走出去”有效地促進國內產業競爭力的提升，產業升級效果明顯。
此外，就制造業尤其是高端制造業與服務業的關系而言，生產者服務業FDI具有明顯追隨下游制造業FDI的傾向，另外，當代世界經濟中，服務業是增長速度最快的領域，已成為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推動“中國制造”向“中國服務”轉變，實現服務產業結構從傳統服務業向現代服務業轉變是我國產業結構升級的方向。因此，無論是從制造業與服務業的互動關系來看，或者說更好地推動制造業走出去角度來看，還是從產業結構高度化同質性基準來看，諸如物流業、批發和零售業、租賃和商務服務業以及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文化、體育和娛樂業等都應成為江蘇鼓勵“走出去”的重要對象。對于實現我省制造業與服務業走出去的互動發展、開拓國際營銷網絡、提升我省現代服務業競爭力，都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
三、鼓勵和扶持重點產業“走出去”的對策選擇
1.完善扶持境外礦產資源開發的政策體系
加快實施境外資源開發戰略。在投資戰略地區的選擇上，應重點放在與我國政治友好、經濟聯系密切，目標礦產資源豐富、勘探開發潛力大，投資環境良好的國家或地區。當前，應重點推進在澳大利亞、俄羅斯、加拿大、納米比亞、蒙古以及非洲等國家和地區的礦產資源開發，逐步建立江蘇在境外穩定的資源基地。在“走出去”的組織形式上，應不斷提高“走出去”的組織化、集約化程度。嘗試籌組境外礦產資源投資聯合體，按照政府引導、企業運作、市場化經營的原則，聯合有關政府部門、金融機構、需求企業和技術支持單位籌組成立境外礦產資源投資聯合體，實施重點突破。鼓勵具有資產經營能力、實業投資能力、勘探開發能力、工程承包能力的省內企業組建境外投資聯合體，實施集成“走出去”。鼓勵、支持實力較強的股份制企業和民營企業聯合國內大型資源型企業實施有利于資源行業健康發展的境外項目。鼓勵和支持有條件的國內企業赴境外投資建設境外經貿合作區和生產基地，充分利用國外能源礦產資源，減輕國內能源資源和環保壓力。在境外投資礦產資源的方式上，支持和鼓勵企業開展礦產資源勘探與礦山開發、收購礦權、收購擁有礦權的境外上市公司、參股礦業公司等項目。
進一步完善扶持境外礦產資源開發的政策體系。一是在融資方面，加大對境外投資礦產資源的企業的信貸支持。由國家進出口銀行、國家開發銀行等政策性金融機構提供優惠的資金支持，專門提供給到境外勘探開發國內短缺性和大宗支柱性礦產的企業。根據境外礦產勘探開發的礦產資源種類和資源稀缺程度，在貸款比例、貸款利率、還款期限等方面給予不同程度的優惠，特別是加大對民營企業的支持力度。二是在財稅方面，建立境外投資礦產資源開發項目的配套扶持政策。一方面對企業提供境外礦產資源開發的前期費用補貼，建立境外礦產資源勘探開發投資風險基金，通過財政支持整合行業資源推動跨行業、跨地區的企業聯合，提高境外開發競爭力。另一方面，借鑒日本的海外探礦備用金制度［將海外的與礦產銷售收入有關的50%開采所得作為公積金使用（3年用完），無需納稅］，對企業投資境外礦產資源勘探開發的資金，以及企業從境外礦產資源勘探開發投資中獲得的利潤給予一定的所得稅優惠。建立對企業海外勘探開發發生費用的特別扣除制度、海外投資等的虧損準備金制度等。
2.完善境外經貿合作區（工業園）建設的服務配套體系
充分發揮工業門類齊全的優勢，在東盟、非洲等國家的適當區位設立專屬經濟園區或工業園，建立冶金、機械、電子、家電、紡織、機械、設備等零配件組裝、農副產品加工、來料加工、加工轉口貿易等合作基地。發揮企業組團優勢，整合資源和技術，發展面向東道國的外向型經濟，形成產業對接走廊。建立過剩產能境外轉移補償基金，用于補足過剩產能轉移東盟的企業風險補償，或者用于激勵金融機構擴大優惠貸款和貸款貼息的規模與范圍，對境外資源開發性投資、可帶動省內產業升級的資產性投資的企業給以特殊補貼或獎勵。擴大稅收支持力度。對鼓勵性轉移投資的行業、企業和項目給予一定年限的稅收減免；對作為實物投資的出境物資和通過境外投資帶動的機器設備、中間產品的出口給予稅收補貼；完善地方稅收抵免制度和間接抵免的具體操作方法，建立加速折舊、延期納稅、設立虧損準備金等間接鼓勵措施用于補償過剩產能轉移境外的企業。
大力宣傳推廣，營造企業集群式“走出去”發展氛圍。通過投資貿易洽談會等各種平臺和各種媒體多形式、多途徑加大境外商城、貿易中心、境外經貿合作區（工業園）等的宣傳和推廣，重點推介境外商城、境外園區的區位、政策、環境和服務優勢，加快招商進程。廣泛發動，引導企業結合自身過去的出口市場范圍和產品特性，密切關注境外商城、境外經貿合作區建設取得的進展和開發企業的招商活動，并有針對性地選擇部分有實力、有意向的企業上門輔導。不斷激發企業抱團出擊海外市場的熱情，營造集群式“走出去”的發展氛圍。
建立雙邊工作機制，建立穩定、安全和優惠的投資環境。堅持互利共贏發展原則，與境外園區所在國當地政府建立雙邊經貿合作機制或者建立外交友好關系。針對境外經貿合作區（工業園）多集中于發展中國家的實際，可通過在發展中國家舉辦開發區（園區）建設的援外培訓班或在有經濟條件的國家舉辦專題研討會，解決觀念問題，傳播開發區（園區）建設的成功經驗，致力于形成雙方共同發展的愿景，爭取東道國政府在土地使用、稅收優惠、審批等多方面的支持，不斷加大協調解決問題的力度，使我省境外園區發展有一個更為穩定、安全和優惠的政治和經濟環境。
3.完善高科技產業跨境并購服務體系
針對高科技產業在跨境并購中具有即時性的特點，嘗試在對外投資專門管理機構下設立主管部門，統一審批項目，簡化程序，方便高科技企業對外投資。成立專門針對高科技產業的海外并購領導協調小組，明確“走出去”工作的統籌協調機構，成立類似日本國家海外投資委員會的機構，對高技術產業內的具有實力的跨國公司發展進行宏觀管理和統一規劃。研究制定有關江蘇省海外投資的法律規范和政策，總結海外投資和跨國經營的經驗和問題等。針對高科技企業跨境并購中由于信息不對稱所造成的高風險性，建議政府在高科技企業跨境并購的信息服務體系方面，設立相關的海外投資信息服務機構。成立專門針對高科技行業的海外并購信息咨詢服務機構，建立權威的信息情報中心，完善信息情報網絡，強化信息情報搜集工作，形成高效、靈敏的信息情報機制，為高科技企業開展海外并購提供各種信息和咨詢服務，提高企業海外并購的應變能力和決策能力。
加強對高科技企業海外投資的金融信貸支持，制定專門針對高科技企業的海外投資金融政策，鼓勵各種金融機構參與其中，提供各種服務。一是設立專門針對高科技企業海外并購的“海外并購基金”，加大融資支持力度。基金可通過社會募集、政府相關部門出資等方式設立，委托專業投資機構管理，對“走出去”并購的高科技企業給予相應的資金支持，使產融結合有一個穩定的支點。二是銀行要加大對高科技企業跨國投資并購的資金支持。商業銀行可以在銀監會關于并購貸款風險指引的原則下，發放海外并購貸款，鼓勵更多有條件的企業加入到“走出去”的行列中。要為高科技企業跨境并購提供保險支持，如借鑒日本等發達國家的經驗，建立海外投資保險制度，擴大國家雙邊投資保護協定的覆蓋面，促進對外投資企業加強與風險投資公司、保險公司的聯系，進一步完善相關的風險評估與保障體系，鼓勵相關保險機構加大對海外并購的高技術企業提供風險保障的力度。建立風險共擔機制，幫助高技術企業防范和化解跨境并購風險。
加快建立和完善海外并購的中介服務體系，為企業走出去做好智囊與參謀。目前我國企業海外并購多依賴于收費高昂的國外中介服務機構，這大大增加了企業海外并購的成本。為此，在構建跨境并購服務體系中，要著重培育大型投資銀行，擴大涉外律師隊伍。對已具投資銀行雛形的規模較大的證券公司重點扶持，鼓勵證券商之間的并購，并從政策上鼓勵投資銀行業務的開展，進而形成一批集團化的專業投資銀行，這些投資銀行應在擴大規模、積累經驗的基礎上不失時機地走出國門，有計劃、有選擇地在國外設立分支機構，重點開展與企業跨境并購有關的業務，真正擔負起為企業跨境并購提供全方位、高質量服務的職責。應積極培育金融、法律、會計、咨詢等市場中介組織，為企業的海外并購提供規范的中介服務；要在國內加速培育和建立熟悉國外相關法律、會計準則的律師、會計師及專業事務所，為我國企業的海外并購提供全方位的幫助。另一方面要吸引在國外獲得法律學位的留學人員回國，組建專門服務機構，提高跨境并購法律服務的質量。積極引導中介組織參與到高科技產業跨境并購中來，努力打造法律咨詢、信息情報咨詢、會計服務、項目評估、人才培養、企業管理培訓等“一條龍”中介服務支持體系，形成合力。
4.完善服務企業國際化經營的政策支持體系
一、泰國房地產市場發生逆轉的歷程
泰國房地產大幅下跌的外因是亞洲金融危機，泰國貨幣受到國際炒家的沖擊，但其中，也有泰國本身發展的內因，導致國際炒家對泰國的沖擊，泰銖大幅貶值，給泰國造成巨大損失。引發的內因有：
1．經濟結構不合理，資產泡沫性大。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包括泰國在內的東盟各國積極推行出口導向的工業化戰略，經濟發展非常迅速。但工業化過程中主要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缺乏科技和生產效率的支持，使出口難以長期保持強勁的競爭力。當泰國的經濟處于上升階段時，銀行信貸急劇擴張，但大量資金不是流向有效率和高附加值的生產部門，而是流向高風險的房地產和股市。在金融風暴前夕，泰國房地產積壓的資金為300億美元，積壓的住房有85萬套，需7年時間才能消化，寫字樓和商鋪空置率高達20％以上。信貸過度擴張和房地產熱造成通脹事急升，經濟泡沫越來越濃。這為貨幣、銀行及金融危機留下了隱患。
2．國際收支惡化，對外負債嚴重。泰國推行經濟國際化以及實行金融開放的政策，但其國際收支情況并不理想。泰國在危機前兩年經常項目收支逆差每年都在100億美元以上。為了彌補經常項目逆差，也為了擴大國內投資，不惜借人巨額外債，泰國的國家短期外債占77％。由于泰國資本市場開放度比較大，流人大量短期資本進行套息或者投資到股市(泰國75％的外資流入股市)，然而一旦泰國國內的經濟有所變化，它們很快就會撤走。多年以來，泰國財政盈余穩健，但進入1996年，情況發生了變化，由于美元對日元在1995年、1996年持續上升，已經嚴重的削弱了泰國出口競爭力。1996年第四季度由于收入短缺而出現財政赤字，相當于1．1％的GDP。財政收支短缺使泰國不再有盈余彌補日益擴大的經常賬目逆差。泰國的外債總額1991年只有300億美元，但到1996年底已經增加到800億美元。
3．金融體系不健全，高風險貸款過于集中。泰國的金融體系不健全，風險意識差，當經濟升溫時，金融體系大量資產流入房地產，造成房地產價格猛升，形成地產泡沫。當房地產價格上升到與實際購買力脫節的地步，地產市場出現供過于求，發展商失去支付高利率的能力，金融體系涌現了大量的呆壞賬。在1997年5月，泰國91家財務公司的呆帳就達到640億美元，其中大多數是房地產貸款呆帳，使其經營陷入困境。而泰國的金融貸款集中房地產業，房地產業的貸款占到總貸款額的40％以上。銀行對單一行業的貸款過于集中，承受著巨大風險。
盡管從1985年開始，泰銖開始實行以美元為主的一籃子掛鉤制，使匯宰相對穩定，但泰國的經濟結構畸形不合理，旅游及相關產業占國民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他們借助于東亞投資熱潮，大量引進外資，借入外債，在房地產、零售及娛樂等第三產業等非生產領域，投入大量的資金，造成經濟泡沫，虛假繁榮；此外，金融體系、特別是金融監管體系不完善，過早開放金融市場，輕易實行金融自由化和國際化政策，使得外匯市場受到強烈的沖擊。
總之，貿易赤字、經常項目逆差、財政收支不平衡、外債激增(特別是短期外債)、物業市場的不振以及信貸評級下降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使泰國成為亞洲危機的引爆點。導致泰國經濟崩潰，貨幣急劇貶值，經濟陷入衰退，很長時間難以復原。這直接導致了房地產市場價格的暴跌。
二、香港房地產市場發生逆轉的歷程
1997年的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經濟基礎雄厚，擁有近90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和龐大的財政盈余。香港經濟基礎健全，經濟平穩增長，1996年增長率達4．5％，1997年前3季度分別取得5．4％、6．4％。和5.8％的強勁增長；特區政府幾乎沒有任何經常賬目赤字，反而擁有預算盈余。當時，香港市場氣氛高昂，投資者信心充足。并且外資銀行(主要是美國投資銀行)預測，恒生指數跨越2萬點高峰指日可待，將來有望會沖上28000點的新高。
然而，香港的經濟并不是如此樂觀，經濟隱憂在幾年前就已經存在，并不斷積累，在特定條件下，經濟危機有可能爆發。那就是多年來過度膨脹的資產價格，特別是房地產的價格，以及香港貨幣制度存在的隱憂。
香港的資產價格，主要是樓價在1997年前10年里上升了逾10倍，物業市場一直暢旺炙熱，經久不衰。香港人多地少，土地供應有限，并且香港嚴格限制土地和不動產的供應，為發展商壟斷物業價格提供了條件。房地產市場供不應求，然而銀行長期的實質負利率及投機炒賣活動，導致房地產飆升。據統計，1984年1月至1997年7月，大單位及豪宅價格上升了12．3倍，僅1997年上半年，住宅價格，特別是豪宅市場價格上漲了將近1倍。據報道，1997年夏秋，香港某些地點的物業價格，無論是住宅還是商用樓宇，都已經趕上和超過了東京，高居全球第一。
與此同時，由于經濟增長強勁，薪金連年上升，貨幣收入節節增長；股票市場也增長強勁，1997年上半年恒指由12000多點一路上揚，直升到16800點。一方面，薪金收入增長加上因股市和樓市上漲而帶動資產組合膨脹，使實際收入大幅增加，導致市場需求亢奮。另一方面，由于不動產市場價格上揚，造成經濟環境惡化，營銷成本增加，在消費需求激升的刺激下，香港整體物價高昂，相比臨近地區，香港的物價顯得過于昂貴。特別是1997年下半年后，東盟各國貨幣以及韓元、臺幣相繼貶值；反觀香港，港元幣值堅挺，資產價格不僅未降，反而持續上升，使得相對競爭力減弱，訪港游客驟減，出口萎縮。很明顯，香港資產市場過于膨脹，幣值高估，資產價格必須大幅下調，或港元大幅貶值。
在金融風暴之后，香港的房地產價格大幅下跌，有20萬人淪為“負資產階級”，在香港島東北邊由船塢造鎮而成、為中產階級居住社區的“太古城”是最能體現香港中產階級財富慘況的區域之一。其房地產價格從1997年以前約1．3萬港元／平方英尺的最高峰，以后逐年下降，到2001年跌落至四五千元。
香港房地產市場發生逆轉的原因主要有：
第一，亞洲金融危機，打擊了香港的宏觀經濟，經濟增長明顯放慢，經濟增長甚至出現負增長。
第二，1997年下半年以后，東盟各國貨幣以及韓元、臺幣相繼貶值；而香港，幣值堅挺，房地產價格昂貴，造成經濟環境惡化，營銷成本增加，使得相對競爭力減弱，訪港游客驟減，出口萎縮，失業率上升。
第三，美國以及全球經濟不景氣，再加上“9．11事件”，令香港經濟更加疲弱不振。由于美國經濟下滑，歐元區低迷不振，日本積重難返，世界經濟環境持續惡化，國際市場
需求下滑。作為一個高度開放的香港經濟體，受到很大沖擊。以2001年為例，2001年1月至10月，香港出口總值又比2000同期下跌4．8％?！?．11事件”之后，國際市場狀況進一步惡化。在2001年10月份，香港的轉口貿易和港產品出口，分比2000年同期銳減13．5％和18．1％。很多廠商已遭海外買家要求減少貨物付運量，推遲交貨期，甚至取消定單。裁員、凍薪、減薪(或變相減薪)便成為不可避免的手段。再加上股票價格猛跌(跌幅高達50％)，股民損失慘重，市民普遍缺乏購樓欲望，這導致房地產價格難以復蘇。
第四，近幾年來，香港樓宇的供給量有了較大幅度的增長。1997年后，香港特區政府的房地產政策與港英時代有很大的不同。在港英時代，土地供應量受到嚴格的限制，而對樓宇的需求量又與日俱增，使得建成可供出售的樓宇價格，因供求矛盾尖銳而被迅速抬高。后，特區政府規劃在2007年時，香港有七成家庭可以擁有自己的物業。為達到這一施政目標，特區政府提供足夠的土地，讓公營及私營機構大量建屋以及出售公營房屋。因此，房地產市場供給充足，有大量現房以及短期將落成的期房，房地產價格的下跌是不可避免的。
第五，隨著粵港兩地人流、物流交往的加快，以及交通條件的改善，也會削弱香港居民對樓宇的需求欲望。因為深圳房地產價格遠遠低于香港房地產價格，加上香港制造業大規模北遷(近20年香港制造業已有75％遷往內地)，不少人會搬遷到深圳或國內其他地區住。據香港某地產公司的估計，在2001年，香港人在深圳置業購房的單位突破一萬個。有的經濟學家根據此消彼長的邏輯，測未來香港的樓價不僅不可能上揚，還會繼續下調。由于香港市民樓宇的需求呈減弱趨勢，樓宇價格自1998年以來持續多年呈下滑態勢，2001年12月住房綜合消費物價指數又較2000年12下降8．7％。
第六，目前香港的樓價已降到1989年前后的水平。但是，在這12年間，香港人的薪金升幅，絕大多數超過一倍，為何樓市還處于持續低迷的狀態。這是不能完全用購買力因素來說明的。而只能從香港人對房地產價格的預期，即絕大多數香港人都看淡樓市前景，即便有各種優惠也吸引不了買家的興趣。不否認香港樓價還有上升的可能，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即香港樓市的基本格局已經逆轉。因為香港特區政府確定的長遠發展目標，是與高樓價、高地價不相容的。
三、日本房地產市場發生逆轉歷程分析
1．1985年～1990年間日本房地產價格暴漲原因分析。
(1)長期低貼現率的作用。導致地價暴漲的直接原因就是長期低貼現率。在1985年，日本和其他西方發達國家一起簽訂了“廣場協議”。在該協議中，西方五國一致認為美元被嚴重高估，同意以聯合干預外匯市場的方式促使美元貶值。協議簽署后，美元兌日元匯率迅速下降，由240日元／1美元跌至1986年的160日元/1美元，最終維持在130日元／1美元～140日元／1美元的水平上。“廣場協議”簽訂之后，日本經濟因日元升值而受挫，日本銀行不得不下調貼現率，設法子抑日元對美元的升值，以擴大和提高本國的經濟競爭力。1986年，日本銀行連續四次降低貼現率，到1987年2月已經降至2．5％。日本的貨幣供應量在1985年～1989年期間增長極為迅速，大量的剩余資金紛紛流向股市和房地產市場，從而導致其價格的上漲，股票異常的收益率使企業的生產資金和金融機構的信貸資金通過各種渠道流入股票市場，高漲的地產價格又擴大了以地產作為抵押資產的金融機構的信貸規模，如此循環往復，泡沫不斷膨脹。(2)大量信貸資金投資于土地資產。據統計，1984年房地產抵押貸款在日本全國銀行的貸款總額中所占的比例為17％，以后比例逐年增加，至1987年已達到20％，到192年3月末達到150萬億日元，占全國銀行貸款余額的35．5％。除了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外，一些由日本財政部支持的住房貸款機構也在土地投機中大量發放信貸資金給開發企業，進一步降低了融資成本，導致土地價格更加上揚。房地產的升值和信貸規模的不斷擴大形成惡性循環，推動了房地產泡沫的形成和膨脹。在泡沫的最高峰時期，東京和周圍3個地區理論上的地價甚至超過了當時所有美國領土的價值加上所有在紐約股市上市公司的凈資產總值。(3)大量企業資金參與土地投機。在1985年至1989年期間，由于當時日本經濟增長速度下降，企業實物投資積極性不高，因而很多企業就把通過權益融資的方式籌集到的大量資金運用于土地資產和金融資產的投機上，從中獲取巨額利潤，企業的這種投機活動大大推動了地價的上漲。
2．日本房地產價格暴漲價對日本經濟的影響。地租過高會影響社會經濟的發展，減弱國際競爭力。其危害性表現在：(1)加劇了社會分配的嚴重不均。在20世紀80年代后半期，由于家庭擁有宅地資產的差距擴大，日本社會的基尼系數平均為0．56至0．65之間，而基尼系數一旦超過0．4，則被視為超過了臨界度，它對社會經濟的穩定發展極為不利。(2)高地價嚴重阻礙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例如日本在開設的新企業中，購入不動產費用占75％，其中絕大部分是地價。所以，地價愈高，新企業的開工率愈低。每一個企業的開業資金，1982年度平均為500萬日元，1991年度則平均上升到1900萬日元。(3)地價上漲是泡沫經濟的總根源。20世紀80年代后半期，地價上漲也引起日本股票價格的上漲。因為各大企業都擁有大量的房地產，構成其企業的固定資產。此種資產的價格一旦膨脹，其利潤隨之而漲，股票價格也望風而漲，于是使泡沫經濟有了惡性發展。
由于房地產價格的暴漲，按日本官方公布的材料計算，日本城市的地價遠高于歐美諸國。按每平方米計算，東京比紐約高7．9倍，比倫敦高4．2倍，比巴黎高4．5倍，比法蘭克福高3．1倍。由于地價高，房租必隨之而高。一些外國公司的經營稍有不善，就會撤離日本。在1995年的8月間，原國際上十幾家大銀行的亞洲銀行總部，均已搬出了東京。
同樣，由于日本的地價昂貴，使外國公司很難進入日本從事直接投資，從截止1993年底的情況看，外國公司在日本的直接投資只有161億美元，而同時期日本在國外的直接投資已達到4225．5億美元。
另據統計，僅日本制造業海外直接投資額，1989年度按大藏省統計的數字為163億美元，約相當于1985年度24億美元的7倍。由于日本國內企業大量向海外轉移，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失業率節節上升，1999年為2．1％，1994年為2．9％，1996年上升為3．3％，這是戰后以來的空前紀錄。總之，日本的房地產價格與日元升值一起加速了日本產業的空洞化，造成了日本經濟的衰退。
3．日本房地產價格逆轉歷程。從1989年3月到1990年8月，日本銀行連續五次提高貼現率，過于急劇的貨幣
緊縮加快了資產市場崩潰：股票和房地產市場先后在1990年和1991年價格崩盤。1991年，日本經濟進入衰退，政府不得不再次實施擴張性政策，但是金融機構巨額不良資產帶來的資產貶值以及經濟嚴重衰退已經不可避免。
為抑制泡沫經濟的后遺癥，1992年日本政府出臺了“地價稅”。其主要內容是，凡持有土地者，每年必須交一定比例的地價稅。納稅人是在日本國內擁有土地所有權和借用權的法人和個人，稅率為千分之三?！暗貎r稅”出臺后，土地持有者紛紛出售土地，導致地價的5年連續下降。地價下降必然使企業經常利潤下降，股票價格下跌，從而使日本國民經濟停滯或延長蕭條期。
四、結論
從泰國、香港、日本房地產市場發生逆轉可以看出，“樓市崩盤”主要是以下幾個因素：
其一，樓價過高，導致人力成本和投資成本過高，經濟不堪重負，例如日本和香港等地，房地產價格過高，已經嚴重的削弱了這些地區的競爭力，房地產資金流入，產業流出，造成了經濟發展的停滯，高漲的房地產價格已經使這些地區和周圍的地區無法競爭，價格下跌或許是經濟發展的唯一選擇。泰國在房地產價格降價之前，經濟已經陷入困境，資金外撤，收入下降，房地產下降是必然的趨勢。
其二，房地產實際需求有限，房地產交易相當程度上處于資本運作狀態。也就是說，某一區域的居民安居問題早就解決，但是，本地剩余資本和外來游動資本仍然不斷投入房地產交易，使房價高漲并演變為資本交易。
其三，匯率的變動。匯率的變動使得泰國競爭力下降，短期資本大幅外撤，導致泰國經濟崩潰，房地產價格下跌。而匯率的變動使得日本的投資外流，其后的經濟政策進一步推動了房地產價格的上漲，經濟競爭力下降。降低日本房地產的價格，以降低成本，增強競爭力，刺激經濟，也是日本政府的必然選擇。也正是由于匯率的變動，使得香港物價過高，成本的增加，使得香港的制造業、商業以及旅游業的成本過高，出口銳減，經濟出現負增長，最終，導致了房地產市場的價格的下跌。
參考文獻：
1．黃少明．對沖基金透視．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2001．
2．張曉丹．香港房地產“泡沫”回首。新財經，200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