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8-30 09:1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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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國當前社會科學中方法論的主要發展趨勢
從歷史的角度可以看出，我國的自然學科以及社會學科等一些學科都從哲學當中分離出來，而之后又不斷的進行分化，如今出現了各個學科之間的界限不斷遭受打破，使得邊界的劃分成為學科交叉及融合成為一種大趨勢，在某種意義上，其為大科學時代中的一個基本特征。隨著該趨勢的出現，有著非常深刻的研究背景，其主要來自于社會科學問題不斷的復雜化，為此，今后將需要更為豐富的學科研究思路、工具以及方法。還有就是某種社會學科中的一些基本知識體系和其他學科進行交叉或者融合時，有可能會產生一些新的基本原理以及基本概念，進而使其形成社會科學領域中的新分支。因此，可以看出，科學方法中的跨學科使用將是一種必然。
二、社會科學面臨的挑戰及研究方法的創新
對于當代的社會科學研究而言，其社會系統是具有開放性特色的復雜性系統，面臨著以下一些挑戰：其一，社會科學研究的對象是未知的領域；其二，社會科學研究的對象，不再是人類社會以及自然環境，而是由自然、社會以及人類所形成的復雜性系統；其三，社會科學研究的組織變得越來越復雜，其分工也將變得越來越細，同時專業化的程度也將會變得更高；其四，社會科學研究的問題所關聯的領域將變得越來越廣泛。社會科學在這一研究背景之下，通過采用單一的某種學科是不能夠很好的解決當前較為復雜的問題。然而，學科交叉及融合，它們之間有著非常緊密的關聯，但概念側重點又存在一定的區別。交叉主要是指匯集，體現的是集成系統科學的思想；融合更加強調的是相互滲透及合為一體，大多數是在生命的層次、質變的層次以及化學的層次進行結合，其體現的是一種綜合系統科學思想。學科的融合與交叉潛在規律為普遍性哲學問題，也就是世界萬物之間均是相互作用和相互融合的。在當前的科學組織管理、科學價值以及科學目標高度統一的信息科學時代，學科融合及交叉可以實現當前社會科學研究在應用層次與理論層次之間的相互融合，突破了傳統學科之間的劃分，讓社會科研人員具有更為廣闊的視野，進而使其在方法研究之上進行創新。
在對社會科學研究過程中引進學科交叉及融合，不僅僅是權宜之計，也不僅僅是單純的一種研究技巧，而是因為當前只有通過采用學科的融合與交叉，才可以形成一種新的認識，并提升對復雜社會問題進行分析的能力，加強對社會研究問題的準確度以及精細化，進而使其能夠對復雜性的社會問題進行駕馭。為此，可見學科的融合與交叉是當前社會科學獲取創新性研究成果的必然途徑。
三、加快我國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創新的一些建議
在近幾年的時間里，我國境內社會科學研究人員已漸漸的將復雜系統作為基本理論，統計分析、運籌學以及綜合博弈論等一些數學方法，行為科學、多主體的系統、人工社會以及元胞自動機等一些多學科進行交叉的實驗計算方法，對我國復雜的社會系統中的宏微觀層次以及多要素行為之間有著非常緊密的影響，其研究的領域涉及到了經濟系統的演變、環境的綜合管理、公共建設管理以及重大工程的管理等，均取得了一些具有創新性的成果。通過自己多年對社會科學跨學科的研究，筆者對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創新提出了以下一些建議：
其一，應從當前的大科學角度來看學科的交叉與融合，并加強對社會科研方法創新的認識，認識到學科的融合及交叉在社會科研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地位。
其二，應對綜合集成的思想進行深刻的認識，并大力開展一些社會科研方法的創新，進而實現當前社會科研方法的體制。
其三，應進一步對當前的社會科學研究復雜性系統中的問題進行更為深刻的認識，由于這種復雜性的系統，使得當前的社會科學研究問題不但有了結構性，而且還有半結構性以及無結構性，很好的揭示了當前社會科學研究問題的一些規律。
其四，通過采用多種學科的融合與交叉的方法研究，它的社會科學研究問題不再是個別的研究問題，而是當前社會科學研究的主要趨勢，為此，應在宏觀上對其進行推動，推動該趨勢當中的戰略安排以及戰略思考，進而使其形成鼓勵學科融合及交叉的一種大文化。
其五，應進一步對社會科學研究人員進行調整及優化，并對其進行知識體系的培養。通過采用多種學科的融合與交叉對社會科學研究問題進行分析并對其進行解決。
其六，構建以學科融合及交叉社會科學研究的基地。
其七，營造良好的跨學科社會研究文化學術氛圍。
四、結束語
在當前，隨著我國科學學術不斷的進步，我國社會科學研究的事業得到了極大的進步與發展，同時還可以看到的是在社會科研方法中，采用了多學科的融合及交叉的方式手段，對社會科學研究問題的廣度以及深度進行研究，以多學科作為研究的基礎，創建出當前大科學社會科研時代的體系，而在人才數量以及能力方面，相比國外水平還有很好的差距。為此，我們應在中央方針的指引下，艱苦奮斗，努力創新，為我國社會科學研究事業打開新的局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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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喬翔.馬克思關于無產階級政治解放思想探析[J]. 唯實. 2012（02）
2復雜性研究的幾個基本理論思想
復雜性研究有非常廣泛的理論范圍，其中包含系統論、耗散結構分析、協同學、分形學、混沌理論、元細胞自動機理論等等。這些理論都是在其他學科的研究中建立的，以下是幾種社會科學研究可以借鑒的理論思想。
1）整體論。整體論可以分為兩類，系統整體和非系統整體。系統整體的特征是具有加和性，將各部分的特性加在一起就能得到整體特性。非系統整體的特征為整體大于各部分的簡單之和，各部分的特征相互關聯形成的系統具備整體沒有的特征。其中，各部分的連接整合方式會影響整體的效用特征；且整體具有各部分之和不具有的特征，一旦連接消失這一特征也會消失。
2）自適應論。系統中的各部分具有自身的能動性，它們具有自己的適應環境、改變自身結構和行為的能力。不管是系統本身還是其中的各個部分，它們對環境都用一種積極適應的能力，并且可以將自身結構與行為作出調整以轉換為對自身有利的條件。系統的涌現特性就是通過這樣的適應行為才建立起來的。
3）涌現論。社會科學研究對象的本身具有復雜性，對于系統的自然產生的一些性質我們是無法預知的，也不能夠進行還原，而且可能是眾多原因造成的。這就是說一個現象背后會有復雜的、多層次的原因。同時，不同的原因也會指向不同的現象，其中并不是單一的線性關系。復雜的、高層次的事物的性質不能直接線性地還原到低層次事物上，低層次事物的規律也不能應用到高層次事物上。
4）自組織理論。這種理論認為，各種獨立的因子相互作用，使表面上混亂的系統向著有序、穩定發展。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往往存在著極其復雜的結構，其中各部分之間都存在相互作用關系，但是系統內部本身存在著一種自我調節的功能，它可以維護系統從無序走向有序和穩定。
3復雜性研究應用于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中的思路
1）將各學科的知識融匯在一起，在社會科學的整體理論范圍內進行交叉和整合。之前在社會科學發展之初，各學科是以細化為主，將各學科的特點表現出來，與其他學科進行區分，各學科的研究領域越來越細化與明晰。但也同時造成了各學科間缺乏溝通的問題。之后隨著社會科學的深入發展，尤其是自然科學的發展，使得學界對于學科的認識有了新的理解，出現了大量綜合性學科、邊緣性學科的出現。人文社會科學開始呈現融合、貫通的趨勢，多學科結合起來整體性、系統性地對問題進行綜合性的分析與解決。
分類號 G353.1
1 網絡鏈接研究概述
Web已成為眾多學科領域學者們關注的對象。從圖論的角度可將web抽象理解為由節點(網頁、WORD、PDF、PPT、多媒體文件等)和連線(鏈接)形成的網絡圖。情報學領域學者借助情報學研究方法――引文分析法研究Web中的鏈接，以此形成了情報學新的研究方向――情報學視角的鏈接分析(ISLAA)。
在情報學領域之外，還有其他多個領域的學者從事著網絡鏈接研究。計算機科學領域與理論物理學領域學者借助網絡鏈接研究網絡拓撲模型與網絡增長模型，如Shi Zhou等人發現了網絡中的Rich―Club現象，Barabasi和Albert提出了網絡中的BA模型。數學領域學者借助鏈接研究網絡結構與復雜性。社會科學領域學者對鏈接的研究存在一個明顯特征――將本學科傳統的理論方法移植到Web中。例如，將情報學領域的引文分析法移植于Web中，形成鏈接分析法(Link Analysis)，以研究學術網絡中組織、個人的科研績效與被鏈接數之間的相關關系，篩選核心網站等；將社會學領域的社會網絡分析法移植于Web中，形成超鏈接網絡分析法(Hyperlink Network Analysis)，以研究Web環境的社會特征；將傳播學的方法移植于Web中，形成網絡空間分析法(Web Sphere Analysis)，以研究鏈接中的信息交流行為；將人類學領域的民族志法移植于Web中，形成虛擬民族志法(Virtual Ethnogra―phy)，以研究鏈接行為的社會角色。
2 社會科學方法在網絡鏈接研究中的應用
從社會科學視角研究鏈接時，與計算機科學、理論物理學、數學等學科的視角不同，它將鏈接置于一個特殊的社會環境中，鏈接不再是中心角色，但研究結果通常能深化我們對鏈接的認識。此外，不同的方法可以為情報學領域從事網絡鏈接研究的學者提供不同的研究視角。
2．1 社會網絡分析在鏈接網絡結構特征研究中的應用
2．1．1 方法介紹 社會網絡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SNA)是用于描述和測量行動者之間關系或通過這些關系流動的各種有形或無形東西(如信息、資源等)的一種方法。其研究的“節點”可以是單個人，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就是節點間的連線，這樣就形成一個數學上的網絡結構或圖表，如網頁和鏈接形成的網絡。社會網絡分析應用于網絡鏈接研究旨在用鏈接網絡替換人際網絡，借助已有的社會網絡分析指標(平均最短路徑、聚類系數、網絡直徑、人度與出度的分布、中介度、Freeman中心度、小集團、K－核心等)研究鏈接網絡的特征，由此已引伸出一個新的研究方向――超鏈接網絡分析(Hyperlink Network Analysis，HNA)。
2．1．2 應用實例――Lennart Bjfirneborn在2004年對英國學術網絡的結構特征分析
2004年，LennartBjirneborn選擇了英國109所大學網站的7 669個子站相互之間的48 902個鏈接形成的鏈接網絡為研究對象，詳細分析了這個網絡的聚類系數、特征路徑長度、直徑、人度與出度分布等特征例，如圖1所示：
圖1顯示最大的最短路徑長度為10，即網絡直徑為10。平均路徑長度為3.46，按照“六度分離”的含義可解釋為：這7 669個子站中，從任意一個子站到達另一個子站平均需要經過大約4個站點。LennartBjoneborn借助Pajek軟件計算出7 559個節點的平均聚類系數為0.09038，即如果節點v1分別與節點v2、v3相連，那么節點v2、v3相連的可能性約為9.0％。
Watts和Stogatz提出小世界圖包含以下兩個特性：①聚類系數遠大于隨機圖(與小世界圖相比，節點數相同，平均每個節點的邊數相同)的聚類系數；②平均路徑長度與隨機圖的平均路徑長度同樣小。Len-nart Bjoneborn算出7669個節點和48902條邊形成的隨機圖的平均最短路徑為5.04；聚類系數為0.00084。比較而言，Lennart Bjiimebom認為所研究的英國學術網絡具有小世界特性。
此外，Lennart Bj8meborn還分析了所研究的英國學術網絡中各站點入鏈(Inlinks)與出鏈(Outlinks)的分布特征，如圖2和圖3所示：
圖2和圖3都是對數尺度圖，圖中入鏈與出鏈的數量(縱軸)和子站的數量(橫軸)之間近似呈線性關系，表明兩者之積為常數，即入鏈與出鏈的分布近似符合冪定律。
2．1．3 啟示 社會網絡分析法可用于Web網絡分析，有助于揭示Web網絡的結構特征，但該方法并不是在任何類型的Web網絡中都適用。Mike Thelwall認為：SNA是一個定量與定性相結合的領域，但是定性理論不會應用到Web網絡中，因為Web網絡與社會網絡特征不同；這些定量方法也應謹慎使用，因為在很多情況下，它們的意義取決于被分析的網絡(學術網絡、商業網站、新聞網絡等各有不同)。
2．2 網絡空間分析在鏈接習性研究中的應用
2．2．1 方法介紹 “網絡空間(Web Sphere)”作為分析單元，是指一組動態的數字資源(網站)集合，這些數字資源通常與特定事件、概念、主題相關，并且通過超鏈接互連。鏈接的作用便是將孤立的網站連接成一個網絡空間。此處的“空間”是指三維空間，其范圍通常受時間和對象的限制。“網絡空間分析(WebSphere Analysis，WSA)”最早由Foot等人在2002年提出，是研究關于某個特定主題的在線行為的框架(方法、策略)，框架中主要包含網絡資源生產者與用戶之間的關系，這種關系通過網站的結構與特征要素、超文本、超鏈接等得以建立與加強；這種框架有助于分析網絡生產者與終端用戶跨時間的交流行為與關系以及鏈接習性的動態性。
按照空間的三維概念，Schneider，S.M.將網絡空間的三個維度概括為：①網絡空間主題可預見性，可用于預見網絡空間的出現；②網絡空間成員可預見性，是指研究者預見網絡空間成員類型的能力，如政府機構、慈善組織、新聞媒體、市民等；③網絡空間資源的穩定性，這種穩定性的三個決定因素分別是：網絡空間成員增減的頻度、網站增添鏈接的數量與頻度、網站內容變化的幅度與頻度。
2．2．2 應用實例――Kirsten A.Foot等對2002年美
國大選候選人網站的網絡空間分析網絡空間分析過程中，首先需要確定網絡空間。Kimten A.Foot等將該實例中的網絡空間確定為“所有競選參議院辦公室職務的候選人的網站(共535個)”。而在數據獲取與研究方法上，Kirsten A.Foot等則兼顧了橫向性與縱向性兩個方面：①在三個月的競選期間，從候選人網站上收集三個有代表性的獨立樣本數據，匯總得到一個更具代表性的大樣本，該樣本能充分體現出各候選人的鏈接策略；②在競選期間，先后三次分析這組候選人的網站鏈接類型，以評估鏈接策略隨時間的變化。
以2002年11月大選之前的三個月為時間段，對網絡空間的數據統計結果如表1所示。表中行標題是候選人的基本信息(政黨類型、競選職位、任職狀態、競爭力)，列標題是候選人網站的基本信息(出鏈頻率、出鏈比例、出鏈習慣的變化)。
各候選人網站的鏈接目標共有4種類型：市民／擁護團體、政黨、新聞媒體、政府機構。從出鏈頻率角度看，25％的候選人網站有3種或4種類型的出鏈，35％的候選人網站有1種類型的出鏈，平均出鏈類型數為1.67。從出鏈比例角度看，政府機構是最受候選人網站歡迎的鏈接目標占51％，其次分別是政黨(43％)、市民／擁護團體(38％)、新聞媒體(32％)。邏輯回歸分析表明：“競選職位”統計意義不顯著；第三黨、競選眾議院職位的、競爭力低的候選人更傾向于鏈向市民／擁護團體。從出鏈習慣的變化的角度看，三個月時間里，鏈接習性發生變化(即增加或刪除鏈接)的網站占10.4％。
最終，依據統計數據，作者認同“鏈接代表認可，未被鏈接則代表未被認可”這一觀點，并認為“添加鏈接代表從不認同到認同，而刪除鏈接則代表從認同到不認同”，這種鏈接習性代表著各候選人的政治策略。
2．2．3 啟示 從實例中看，網絡空間分析方法與情報學領域的鏈接分析方法相似，都是通過統計鏈接數量揭示研究對象的特征，但與鏈接分析方法有兩個方面的不同：①網絡空間分析方法包含了濃厚的信息傳播色彩，即將鏈接視為一種信息傳遞，而不僅僅是用數量反映質量；②網絡空間分析方法特別適用于快速變化的網站，如新聞媒體網站、個人博客等，而鏈接分析方法則更適用于相對靜態的網站，如學術網站等。
2．3 虛擬民族志(Virtual Ethnography)在鏈接動機研究中的應用
2．3．1 方法介紹 民族志(Ethnography)是20世紀初期由文化人類學家所創立的一種研究方法，主要指人類學家對其研究的文化對象或目的做田野調查，深入到其特殊的社區生活中去，從其內部著手，通過觀察和認知，提供相關意義和行為客觀的民族學描寫而形成民族志，然后再對這些民族志描述進行分析、比較，以期得到對此文化的基本概念。
Hine提出的虛擬民族志的研究目標是與在線活動相關的用戶行為，網絡出版是一種潛在的在線行為，創建鏈接也是如此。該方法可以全面的展現創建鏈接這一行為在社會中的角色。
2．3．2 應用實例實例一：英國保姆Louise Woodward在美國的審判事件。Hine調查研究了對特殊媒體事件感興趣的人是如何使用網絡的。她在審判的主要環節中進行調查，對象包括網頁、新聞組公告以及與英特網用戶間直接來往的郵件。雖然Hine的虛擬民族志研究的主要目的不是分析鏈接動機，但在研究過程中發現一些與鏈接動機相關的結論：①被研究網站的管理員都在有意識地推銷其站點，如在搜索引擎上注冊URL、在線散布URL、將URL附在郵件中等；②缺乏經驗的網站管理員主要將新聞鏈接指向非官方網站，這導致了大量訪問者流失。因為從鏈接動機的角度來看，鏈接旨在向訪問者表達來源站點的真實意圖，并告知訪問者目標站點包含有用信息。
實例二：日本同性戀文化。Mark J.McLelland通過對同性戀網絡社區的虛擬民族志研究證實了Appa－durai的觀點：網絡為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同性戀者提供了建立關系的良好契機。
實例三：網絡空間的性(Cybersex)。R.Coomber對販子進行虛擬民族志研究(網絡問卷調查方式)發現：無論出于“職業道德”還是商業利益的考慮，販子很少在中摻假或缺斤少兩。
2．3．3 啟示 從實例中可以看出，虛擬民族志方法是民族志方法在網絡中的延伸，其主要目的并不是研究鏈接動機，但Mike Thelwall認為虛擬民族志將是一種能有效地、深入地分析鏈接動機(尤其是學術鏈接動機)的方法。鏈接動機研究是鏈接分析的基礎，只有明確了鏈接動機才能進行有效的鏈接分析研究。當前，國內外的鏈接動機研究主要從鏈接分類的角度人手，而鏈接分類研究存在兩個方面的不足：①分類體系雜亂；②僅從來源頁面與目標頁面的內容判斷鏈接類型的方法不夠準確，需要考慮鏈接所處的整體環境。相比而言，從虛擬民族志的角度人手，深入到鏈接所在的整體環境中，通過觀察與認知判斷得出的鏈接動機將更準確、更有效。
1890年德國保羅?果赫（Paul Gohre）以學徒身份在議價工廠中工作，并且在那兒生活了三個月，每天晚上回到家都要做非常詳細的筆記，憑借這種方式來研究工廠的生活。他的著作深深地影響了大學校園內的學者，包括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1]
20世紀20年代，英國人類學家布朗尼斯諾?馬林諾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ski）把密集田野工作當成一個新方法介紹，并主張“在直接觀察與當地人的陳述以及觀察者推論”之間做出區別。他認為社會研究應該直接與當地人互動并且與他們生活在一起，學習當地人的風俗習慣、信仰和社會交往過程。[2]
20世紀中期，美國的威廉?富特?懷特對紐約的意大利社區進行了長達三年半的深入研究，將其稱為“參與觀察法”。
20世紀40年代到60年代末，芝加哥學派把參與觀察發展成為一種獨特的技術，擴大應用人類學模型來探究研究者自己社會內的團體與情境，于是便出現了三個原則：（1）研究自然狀況或情境下的人群；（2）通過直接與人互動的方式來研究他們；（3）獲得對社會世界的了解，并且對成員的觀點提出理論陳述。[3]
二、參與觀察法的特點
（一）優點
參與觀察使得研究者在“沒有先入之見”的情況下開展觀察互動，很少將自己的看法和觀點強加于自身試圖理解的那個社會世界，是為了獲得有關社會的真實生活的最好方法。
區別于一般觀察，參與觀察法給研究者提供了一個連續的動畫，讓研究者得以清晰了解研究群體在某個時期的發展、變化和消亡的過程。例如，懷特對于科納維爾的街角青年、意大利人社交和體育俱樂部、科納維爾的非法團伙、科納維爾的政界要人等等進行了長期持久的觀察，使懷特得以關注各類團體和組織的發展的動態過程，以及其內部人際關系的發展、變化狀況。
（二）缺點
參與觀察法的缺點是指其得到的資料往往缺乏信度。作為一種研究方法，它的觀察是無系統的，資料難以用數量去衡量，研究結果也是無法重復的。同時，參與觀察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觀察者的敏感性、領悟能力和解釋技巧。當研究者在參與觀察中參與得越深，體驗得越深，其主觀情感、看問題的角度、思考的方式等方面受到的影響也就越大，這個時候就很難保持比較客觀的標準。懷特在書中曾這樣描述：“開始時我是一名非參與性的觀察者，但是，當漸漸為這個群體所接納時，我發現自己幾乎成了一名非參與觀察者?！边@樣就出現了一個新的危險：觀察者因陷得太深而失去其觀察的超然性和敏銳性，并變得過于想當然。
假若研究者不主動參與研究群體的活動，不積極與對方閑聊，則自身永遠被看作外來者，永遠不可能知曉他人的秘密。然而，若研究者表現得太積極，個人行為有可能影響研究群體的發展軌跡，影響研究群體的真實面目，從而無法說明自身使用研究方法的科學性。因此，參與觀察法的研究者的角色問題顯然比一般觀察要復雜得多。
三、參與觀察者的角色
在實際的社會研究中，當研究者采用參與觀察法收集資料時，對于研究者在參與觀察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的選擇，要根據研究的目的、方法、技術、人力和物力等因素來進行衡量。
林德曼（Lindemann）將觀察者分為兩類：一類是客觀的觀察者，指觀察者透過訪談，從外部研究文化；另一類是參與觀察者，指觀察者透過實地觀察，從內部研究文化。[4]
喬根森（Jorgensen）則主張，凡具有下列特質者都可稱為參與觀察，例如，內部者的觀點、開放式求知的過程、一種深度個案研究方法、研究者直接參與研究對象的生活，以及將直接觀察作為收集資料的方法。參與觀察的最終目的是“從扎根在人類每天的生活事實中發掘實踐的和理論的真理”。[5]
四、參與觀察的步驟
（一）決定研究場域
根據研究主題，決定采用參與觀察法進行收集資料后，要解決的首要問題就是選擇研究場域。以懷特的《街角社會》為例，當他決定研究貧民窟的主題時，他立即從波士頓這個研究場域的大背景出發，根據他個人對貧民窟的印象，例如“斷壁殘垣”、“破爛的建筑”、“擁擠不堪”的概念，選擇波士頓的北端地區為實地觀察的研究場域。
（二）進入研究場域
對于研究者來說，應該注意以下兩點：（1）不論自己研究的議題有多棒，自身多有能力，都必須得到場域負責人的同意才能開始研究。所以，應該事先演練如何回答對方提出的問題。（2）利用好自己的人際關系網絡。比如懷特在進入波士頓北區大街時，經歷了好幾次失敗，后來他得到一位社會工作者的幫助，這個社會工作者安排他與當地青年幫伙的一個頭目多克會面，經過坦率的交談，多克同意給懷特做“擔保人”――即允許懷特作為“多克的朋友”去參與和觀察各種活動。
（三）建立良好關系
觀察者需要明確自身擔任哪種角色，然后根據角色的要求建立與被觀察者的關系。觀察者應尊重當地風俗習慣，學習他們的語言，參與他們的活動，與之建立相互信任的關系。胡幼慧認為建立關系應該注意五個訣竅[6]：（1）謹慎的；（2）誠實的；（3）不作預設；（4）當一個反思的聽眾；（5）愿意表露自己。
（四）實地觀察工作概要
包括誰（who）、什么（what）、何時（when）、何地（where）、為什么（why）以及如何（how）六大要素。參與觀察者應有意識地、詳細記錄發生的事情，以便于從事件中去了解團體意識是如何建構的？
（五）實地筆記和深度訪談的記錄過程
討論社會科學研究的方法論問題，韋伯是個繞不過的名字?！皟r值無涉”已經被我們念得耳熟能詳，但是韋伯意義上的“價值無涉”究竟應該如何理解？在學術界卻依然晦暗不明。當今中國社會發展與危機并重，思想界因此存在嚴重分歧，學術與政治的關系也變得云譎波詭，有學者提出應該用“去道德”和價值“無立場”的方法來應對這樣的局面[1]。但是，“去道德”與“無立場”究竟在什么意義下才是可能的和有效的？政治與學術在韋伯的語境下究竟意味著什么？今年，正值韋伯逝世九十周年，韋伯的著作再次在漢語世界中被大量出版。重新閱讀韋伯，并借此整理中國知識界關于學術與政治、立場與價值等問題的糾葛，已經又一次成為具有重大理論與現實意義的議題。[2]
（一）“價值無涉”的雙重含義
《社會科學認識和社會政策認識的“客觀性”》是1904年韋伯接手主辦《社會科學和社會政策文庫》雜志時，闡釋其辦刊宗旨的綱領性文獻。從中我們可以看到韋伯是如何把社會科學方法論與學術倫理以及學術共同體的思考結合在一起的，這也是韋伯集中討論和總結其社會科學方法論的重要文獻。但是，自八十年代中文學術界“發現”韋伯以來，這也是被誤讀最嚴重的部分。所以，回到文本自身，應該是重讀韋伯最重要的方法。
韋伯開宗明義地指出，《文庫》的宗旨一是擴展對社會生活的事實的認識，另一是訓練人們對社會生活的實際問題作出判斷。那么，判斷的有效性是什么？或者，在什么意義上可以說，社會科學研究存在著“客觀有效的真理”呢？韋伯整篇文稿正是建立在這個問題意識上的。
韋伯反對兩種歷史觀，一是道德進化論，一是歷史相對主義，正是這兩者的結合在社會科學領域取得了支配性地位。韋伯以國民經濟學為主要批評對象，指出：通過把文化價值總體引入道德領域而在內容上規定道德領域，并由此把國民經濟學提高到“倫理”科學的地位，這其實是把所有可能的文化理想在總體上貼了“道德”的標簽，既抹殺了道德律令的特有地位，也沒有對理想的“客觀性”有什么貢獻。《文庫》需要從根本上予以拒斥的流行觀點，正是：國民經濟學是從一種特殊的“經濟世界觀”得出的，并且應當由此得出價值判斷。因為經驗科學的任務決不是提出約束性的規范和理想，以便從中得出實踐的處方?！段膸臁沸枰艹獾牧硪环N觀點是：價值判斷因為立足于某種理想，從而具有主觀起源，就可以擺脫“科學”的討論。這正是“價值無涉”的兩重含義，不可偏廢任何一方，而目前國內學界就韋伯觀點圍繞著經濟學是否應該有道德的討論，其實都沒有抓住韋伯的關鍵。
韋伯說，《文庫》關心的問題其實是：對理想和價值判斷所作的“科學”批判的意義和目的是什么？科學的“技術性批判”最根本的功能就是使在追求目的過程中的代價，能夠被充分評估和權衡，也唯有在這樣的時候，最需要貫徹“價值無涉”的邏輯方法。在這之后，權衡上升為決策，就不再是“科學”的任務，決策者根據自己的良知和世界觀在各種有關的價值之間進行權衡選擇，但正是“科學能夠使他意識到，一切行動，當然根據具體情況還有不行動，在其結果中都意味著吸收了某些價值，從而常常意味著——這一點目前特別容易被人忽視——放棄另一些價值。做出選擇是他自己的事情?！盵3]科學的任務正是揭示并且在邏輯上闡明“目的”建立之上的“觀念”基礎，“對價值判斷的科學探討如今不僅要使人進一步理解和體驗所希求的目的和作為其基礎的理想，而且首先還要教人批判地‘判斷’它們。”[4]也就是說，作為“科學”本身不擔任價值評判的任務，但是它卻是價值評判的基礎。這是因為，在一個世界觀存在嚴重沖突的時代，“以普遍有效的終極理想的方式創造解決我們的問題的實際公分母，這都毫無疑問既不能是我們這份雜志的任務，也絕不能是任何一門經驗科學的任務：這樣一種任務不僅在實際上是無法解決的，而且自身也是不合情理的?！盵5] 這決定了在方法論上的“價值無涉”作為邏輯意義的地位。
一個飽餐了知識之樹的文化時代，其命運是必須知道，無論對世界事件研究的結果多么完善，都不可能從中獲知世界事件的意義，而是必須能夠自己去創造這種意義本身，世界觀決不可能是經驗知識進步的產物，因此，最強有力地推動著我們的那些最高的理想，在任何時代都只能是在與其他理想的斗爭中實現的，這些其他理想對于其他人來說，正如我們的理想對于我們來說一樣，都是神圣的。[6]
因此，可以看出，韋伯所說的“價值無涉”的第一個含義，正是要徹底破除所謂“普世價值”的神話，一個諸神爭斗的時代，決定了社會科學領域不可能，也不應當存在普遍有效的終極價值。在這個意義上，廉價的相對主義和樂觀的折中主義，要么在理論上無視其嚴峻，要末是在實踐上回避其結果。這些都與科學的“客觀性”沒有絲毫關系，“中間道路”絲毫不具有更多的科學真理。由此可見，作為方法論的“價值無涉”正是為了廓清“科學”有效性的界限，它要解決的問題是“存在”的問題，而不是“有效”的問題。對“存在”的思維整理，涉及到“客觀性”問題，而“有效”與否則與價值所處的文化特性有關，必須在科學的“客觀”操作和價值判斷之間劃出界限。
因此，對這份雜志尋求科學真理的功能，以及科學作為對經驗現實進行思維整理的有效性，韋伯提出兩種重要責任：
首先，是要讓讀者和作者自己清楚地意識到用來度量現實，并從中推導出價值判斷的標準和尺度是什么，而不是把不同類別的價值混同在一起。只有通過確立的價值標準與其他價值標準，最好是與自己的價值標準相對抗，——任何有意義的評價都只能是從自己的世界觀出發的批判，而不是通過在不同的價值之間和理想的沖突之間的挪移和權衡來欺騙自己。不同的價值尺度之間需要進行反思性的對比、澄清和揭示，一切對于別人有意義的評價都只是出自對自己“世界觀”的批判，是以自己的理想為根據與別人的理想作斗爭的結果。
第二， 要使得讀者、編輯和撰稿人都明了，什么地方科學研究者開始沉默，而作為“有意欲”的人開始說話，什么地方論證求助于理解，什么地方則求助于感情。必須反對科學討論和評價性推論之間的混淆，但是“決不反對申明自己的理想”。無信念和科學的“客觀性”之間沒有任何內在的近似性。這里“價值無涉”的第二個含義，就體現為作為學術雜志的《文庫》所具有的學術共同體的性質，它不是從事反對政治或者社會政策派別的論爭場所，也不是招徠贊成或反對政治理想或社會政策派別的場所[7]，而是一個“學術”的公共領域。韋伯如此描述道：
雜志的特性一開始就在于，并且只要它聽憑于編者們今后就也應當在于，尖銳的政治對手都可以在雜志中為了科學工作而和平共處。它迄今為止不是“社會主義的”刊物，今后也不會是“資產階級的”刊物。它不會把愿意置身于科學討論基地之上的人排除在作者的范圍之外。它不能是一個“回應”、辯駁、再辯駁的游戲場地，但它也不袒護任何人，無論是它的作者還是他的編者，都應在其欄目中經受可想見的最嚴厲的客觀而又科學的批判。不能忍受這一點的人，或者不愿與那些和自己理想不同的人在科學認識領域合作的人的，都可以不參加它。[8]
但是，韋伯也承認，無偏見地與政治上的敵對者同處于一個中立的學術場所，在當時的德國并不容易，對那種“作為黨派狂熱的局限性和不發達的政治文化的標志，應予以無條件的反對?！痹谶@個意義上，“價值無涉”反對的是學術的泛政治化傾向，因為這必然嚴重傷害學術的“科學性”。但是，這并不意味著這個雜志不能有自己的“特性”，因為《文庫》要探討的問題與最高的、起決定作用的價值觀念密切相關，因而成為它的最穩定的作者的人，“恰恰因此又成為一種受到那些價值觀念相同的或者類似的影響的文化觀的代表。”這些作者的觀點各有不同，但是“他們都把保護勞動群眾的身體健康以及盡可能增加勞動群眾對我們文化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分享作為目標，但把國家對物質利益領域的干預與現存政治秩序和法律秩序的自由發展相結合作為手段?！盵9]這些人無論對未來的社會秩序持什么樣的觀點，就當代而言卻肯定“資本主義”的發展，這并不是因為它與更早的社會制度相比是更好的形式，而是因為它在實踐上已經是不可避免，這是學術面對現實政治的態度。
《文庫》主要關心的是社會經濟問題。作為社會經濟現象的事件，它的性質并不是自身“客觀”地具有的，而是以人們認識的“興趣”傾向為條件的?！耙粋€現象只是就我們的興趣專注于它對于為生存而進行的物質斗爭所具有的意義而言，或者說只有在這個時候，才獲得一個‘經濟’現象的性質?！彪s志的任務就是：研究人類共同生活的社會經濟結構的普遍文化意義及其歷史上的組織形式。
不是“事實”的“實在”聯系，而是問題的思想聯系，構成了各門科學的工作領域的基礎：在用新的方法探索一個新的問題并由此發現開辟新的重要觀點的真理的地方，就會出現一門新的“科學”。[10]
不同與馬克思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理論，更不同于形形的文化決定論，——韋伯決不是一個文化決定論者，他強調的是經濟與文化互相制約的關系。韋伯認為：按照經濟上的受制約性和影響范圍的特殊觀點來對社會現象和文化事件進行分析，依然是一個具有創造性成果的科學原則。但是，這恰恰需要區別以下兩種傾向：人們要么把歷史現實中不能從經濟動機演繹出來的一切都當作在科學上毫無意義的“偶然性”，或者“剩余物”，要么把經濟事務的概念擴展到不可知的領域，以致所有以某種方式與外在手段相結合的人類利益都被納入到那個概念之中。[11]這正是韋伯竭力反對的以經濟學價值來主宰社會價值和社會科學判斷的方式，這也是韋伯提出“價值無涉”所具有的現實與歷史的針對性。
（二）經驗事實、文化價值與學術倫理
在韋伯看來，社會科學作為一門現實的科學，是要理解我們被置入其中的、包圍著我們的現實特性，即它的文化意義：它為什么在歷史上是這個樣子。而“有限的人類精神對無限的現實的思維認識就建立在這一隱匿的前提條件上，即每次都只有現實的一個有限部分構成科學理解的對象，只有它才在‘值得認識’的意義上是‘根本’的?！盵12]韋伯明確指出，經驗事實只有在與文化價值的關聯中，才是研究者接近“實在”的途徑。社會科學不是建立合目的性的規律性，而是建立“個別”與“價值”之間的因果聯系。規律所適用的現實是個別的，而個體并不能從規律中演繹出來。清晰概念的存在以及假定的規律，僅僅是認識現實的前提和手段，而真正的有意義的分析和整體性描述，卻是嶄新的和“獨立”的。一個文化現象形成的意義，以及形成這種意義的理由，都無法從任何規律性概念和體系出發去推導、論證或闡明，因為它們是以文化現象與價值理念的關系為前提條件的，文化概念就是價值概念。個體性的現實之所以對我們有意義，是因為它表現出對于我們來說與價值理念的聯系因而重要的關系，僅僅是因為這一點，它的個體性的特性才是值得我們認識的。也就是說，價值理念是確認研究對象的前提，卻不是結論，因為：
重要的東西自身當然不與任何規律自身相等同，而且規律越是普遍有效，就越是不與它自身相同。因為一個現實的成分對我們來說所具有的特殊意義，當然恰恰不在于它與極其眾多的其他成分所分享的那些關系。把現實與賦予其重要性的價值理念聯系起來，以及根據其文化的重要性的觀點突出和整理由此渲染而出的現實成分，與根據規律對現實進行分析和在一般概念中對它進行整理相比，是一個異質的、不同類的觀點。思維整理現實的兩種方式相互之間沒有任何必然的邏輯關系。在個別的情況下，它們能夠相互一致，但是，如果這種偶爾的一致掩蓋了它們原則上的分歧的話，就會導致極具災難性的后果。[13]
這些對于經濟學來說，并不例外，事實上韋伯更多地正是針對它而來的。正因此，韋伯對于“規律”崇拜，特別是對經濟學的“市場”規律崇拜所具有的災難性后果的警告，是特別值得今天的中國學界汲取的。我們也可以從中明確地看到，韋伯的立場是歐洲的，但是這并不意味著他是一個所謂的“西方中心主義”者；而是相反，他一再告誡的正是對“普世價值”的警惕。對于韋伯這至關重要的核心觀點，我們理解得并不充分，而這卻正是韋伯強調“價值無涉”的主要出發點。
韋伯特別針對貨幣交換經濟指出：對交換的普遍本質和市場交往的“技術”性研究是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但是這只是前期工作，它不能回答交換如何歷史地獲得它今日的基本意義，歷史事實需要在文化意義里得到澄清，正是貨幣經濟的文化意義，——因為它，我們才會對交往技術感興趣?！爸挥性跓o限多樣的現象中僅有一個有限的部分是有意義的這一前提條件下，認識個體性的現象的思想才在邏輯上是有意義的?！盵14]對具體的現實進行詳盡無遺的因果推演不僅在實踐上是不可能的，而且在理論上也是荒謬的。在涉及“個體性”的地方，“因果問題并不是一個規律的問題，而是具體的因果聯系的問題，不是什么公式把現象當作樣本加以歸類的問題：它是一個歸屬的問題?！粋€‘歷史個體’——的因果說明得到考慮，對因果規律的認識就不可能是研究的目的，而只能是研究的手段”。韋伯再三強調，規律越普遍，就越抽象，它們對在因果上歸屬個體性現象的貢獻就越少，從而間接地對理解文化事件的意義也就越小。就歷史現象來說，最普遍的規律由于是內容最空洞的，通常也是最沒有價值的。一個類概念的有效性越廣泛，就越使得我們離開現實的豐富性，因為它為了包含近可能多的共性現象，就必須是盡可能地抽象，而共相的認識對于歷史研究而言并沒有價值。因此，把經驗還原為“普遍”或者“客觀”，對于社會科學工作并沒有意義。這并不是說“規律”不存在，而是因為對社會規律的認識并不等同對社會現實的認識，僅僅是我們的思維為了這一目的所使用的各種輔助手段。文化只是個別，是由其文化所采用的價值理念決定的，而任何“規律”都無法揭示這些價值理念的不同?！啊幕菑氖澜邕M程無意義的無限性產生的一個從人的觀點出發用意義和重要性來思考的有限斷面”[15]。以下韋伯的這一段話特別值得關注：
任何文化科學的先驗前提都不是我們認為某一種或者任何一種文化有價值，而是我們就是文化人，賦有自覺地對世界表示態度并賦予它一種意義的能力和意志。無論這種意義是什么東西，它都將導致我們在生活中從它出發來判斷人類共同存在的某些現象，把它們視為重要的（積極的或者消極的）而表明態度。
對世界表明態度并賦予其意義的能力與意志，這其實正是學術倫理存在的基礎。韋伯對以色列先知的描述中，著重的正是他們為文化和宗教共同體建構意義的“天職”。[16]在這里，我們再次看到的是韋伯世界中知識分子的學術倫理與先知的宗教倫理的疊印。正是在這個基礎上，韋伯強調學者的“個人”因素對于學術研究的重要性。因為沒有什么觀點是從材料里自然得出的，所謂讓事實自己說話，不是自欺，就是欺人。真正具有意義的是作為“個人”的學者“靈魂之鏡”，只有這樣的鏡子才能折射出現實與文化的價值和涵義：
在隨時隨地自覺或不自覺地對事物的個別特殊方面所做的這種選擇中，起支配作用的是科學工作那種作為時有所聞的主張——一項科學工作的“個人因素”才是其真正有價值的因素；此外，任何工作如果存在是有價值的，就必須表現出“個性”——之基礎的因素。毋庸置疑，如果沒有研究者的價值理念，就不會有選擇材料的原則，就不會有對個體性現實的有意義認識，就像如果沒有研究者對某些文化內容之意義的信念，認識個體性的現實方面的任何工作都是絕對沒有意義的一樣，他的個人觀念的傾向，他的靈魂之鏡中的價值反射，規定著他的工作的方向。而科學的天才把自己研究的對象與之聯系起來的那些價值，卻能夠規定整個時代的“觀點”，即是決定性的：不僅對于現象中被視為“有價值”的東西而言，而且對于現象中被視為有意義的或者無意義的、“重要的”或者“不重要的”東西而言都是如此。[17]
韋伯這里清理的正是知識分子在當代確立學術倫理價值的基礎，知識分子的內在志向即對學術為世界建構意義的確認和信念，這是推動文明本身和文化本身發展的動力。至此，我們可以明白韋伯的社會科學方法論的核心所在，那就是在一個諸神的時代里，社會科學不是尋求普遍而終極的規律或目的，而是認識、確立和創建文化的價值意義，這才是學術和知識分子確立安身立命的倫理基石。因為對人類文明尋求價值意義的確信，內在于文明自身，也內在于任何時代的知識共同體和民族共同體之中，它們正是知識分子應該予以承接的“天命”。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知識分子的“天命”是一種倫理的誡命，是外在使命和內在志向的結合。
（三）“理想類型”與社會科學的“客觀性”
——對“國民經濟學”的批判
這里，韋伯是以對“國民經濟學”的“自然主義一元論”為批評對象，展開其對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具體討論。
國民經濟學開始的時候是一種討論國民“財富”增長的“技術”性現象，但是它從一開始就不僅僅是技術的，因為它被納入到18世紀自然法的、理性主義的世界觀的巨大統一體中。自然科學的方法：用根據規律性聯系對經驗事實做出一般的抽象和分析，以一種形而上學的有效性和具有數學形式的概念體系，達到對現實的一種純“客觀”的，擺脫一切價值的，同時也是絕對理性的，也就是擺脫一切個體性的“偶然性”的一元論認識。在這樣的科學思維的模式中，除了發現事物的“規律”外，科學工作的其他意義都是不可想象的。只有“合規律”性才是科學本質性的東西，“個體性”的事件只有作為“典型”，即作為規律的解說才有意義，而這些事件本身則并不是“科學的”興趣。因此，在歷史領域，抽象的理論方法和經驗的歷史方法處于對立之中。抽象的經濟理論為我們提供了一幅關于經濟組織、自由競爭和嚴格的理性行為在商品市場上發生的各種事件的理想畫卷?！斑@一理想畫卷把歷史生活的某些聯系和事件統一成為設想出來的聯系得天衣無縫的體系。在內容上，構思具有一個通過思想上提高現實的某些要素而獲得自在烏托邦的性質。它與生活的經驗給定事實的關系僅僅在于，在那種構思中被抽象地描述的那類聯系，從而也就依賴于‘市場’的事件，在現實中被發現或者被猜測為在某種程度上起作用的地方，我們都能夠利用一個理想典型（idealtypus）實際地說明和解釋這種聯系的特性?！盵18]
但是“理想典型”（國內更多翻譯為“理想類型”，下文采用這種譯法）的概念是為了歸屬判斷，它不是假設，也不是對現實的描述，它是歷史給定的現代交換經濟社會組織的“理念”。韋伯指出西方經濟學中的“市場”與作為發生學概念上西方中世紀的“城市經濟”理念，這兩者是根據“完全相同的邏輯原則展開的”。而“城市經濟”概念也并不是所有被考察的城市中實際存在的經濟原則的“平均值”，而是單方面提高一個或者一些觀點，把散亂的個別的現象綜合成一個自身統一的理想畫卷而獲得的。就此而言，即“理想類型”是從經驗事實中選取不同的元素加以邏輯整理而言，它的確具有“客觀性”，這正是“價值無涉”的第三個含義，即“理想類型”作為一種邏輯的分析工具本身是“價值無涉”的。但另一方面，“就其概念上的純粹性而言，這一理想畫卷不能經驗地在現實中的任何地方發現，它是一個烏托邦。而對于歷史工作來說就產生了一個任務，即在任何具體場合都要確認現實離那個理想畫卷有多近或者多遠，某個城市的關系的經濟特性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在概念的意義是哪個被說成是‘城市經濟的’”。[19]因此，理想類型并不是對“客觀”現實的無條件的“反映”，而是“整理”。因此，韋伯強烈地反對把理想類型的概念圖像當成是歷史現實的“真正”內容，當成“本質”。理想類型絕不是古希臘神話中的強盜普羅克拉斯特之床，歷史不應該在此被削足適履，也不應該被當成是歷史中起作用的“實在”力量，——韋伯強調特別需要警惕后一種危險。對于中國的經濟學來說，西方的以中世紀“城市經濟”為模式發展出來的經濟學“原理”，究竟能夠在多大程度上解釋中國和解決中國的城鄉問題呢？這值得今天更深刻地追問和反思。
韋伯告訴我們的恰恰是：沒有建立概念與具體的歷史語境的聯系，就簡單套用西方的諸如“市場”這樣的經濟學概念來橫掃一切是極其危險的，因為正是這樣的做法違背了“價值無涉”的社會科學方法，違背了現實的“客觀性”原則。這對于我們今天形形的市場原教旨主義來說，應該是當頭棒喝。韋伯明確地指出，經濟學理論是一種“教理學”，它特別假定純粹經濟利益的支配作用，而排除行為的政治取向和其他非經濟取向的影響，因此它只能是一種“理想類型”，而絕不是歷史的“自然”發展，更不能成為“應當”如此的普世道路：
那種在此意義上“無國家”、“無道德”、“個人主義的”純粹理論，作為方法上的輔助手段是并且總是必不可少的，而極端的自由貿易學派則把它理解為“自然的”，即未被人愚蠢的歪曲的現實的一種詳盡無遺的寫照，并進一步據此把它理解為一種“應當”，理解為一個在價值領域有效的理想，而不是理解為一個可以用來經驗地研究存在的理想典型。[20]
所以，“理想類型”的功能，不是作為目的，而是作為社會科學的“手段”來發揮作用的，因為社會科學必須借助通常只有在“理想類型”中才能清楚明白的規定概念來工作。其工作原理在于歸納、衡量與對比，是以確立概念的“界限”為前提的，這正是一種專業主義的訓練：
它是一種理想畫卷，但并不是歷史現實，也根本不是“真正的”現實，它也根本不適宜于把現實作為樣本歸入其中的圖式，而是指具有純理想的界限概念的意義。為了廓清現實的經驗內容的某些重要的成分，人們借助這一概念對現實作出衡量。把它與現實作出對比。這樣的概念是思想的產物，我們借助它們，通過運用客觀可能性的范疇，來構思各種聯系，我們依據現實定向的、受過訓練的想象力對它們作出判斷，認為它們是適合的。[21]
但是混淆總是很容易產生，歷史相對主義者總是讓理想類型意義上的“理念”生成為理想意義上的“理念”需求，讓其變成價值判斷。因此，科學自我監控的基本義務和避免受騙的唯一手段，就是嚴格區分這兩種方式。以比較的方式把現實與邏輯意義上的理想類型聯系起來，與從理想出發對現實做出評價性判斷，這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方法。這正是韋伯強調作為方法論的理想類型是“價值無涉”的，即不能用它作為價值判斷的標準。因為理想類型“是某種對評價性的判斷完全不感興趣的東西，除了純邏輯的完善之外，它與其他任何一種完善都毫不相干?！盵22]也就是說，在韋伯的理論中，理想類型其實是一種邏輯工具，并不具有價值判斷的意義，這才是“價值無涉”最核心的意義，否則，就會有淪為自然主義或道德主義“目的論”的極大危險。
韋伯更進一步指出：雖然“理想類型”在形成過程中要排除“偶然性”的東西，但是其本身仍然是“個體性”的，不是平均值的典型。因為理想類型的概念形成的目的，“就是在任何地方都使人清晰地意識到的，它不是合乎類的東西，而恰恰相反，是文化現象的特性”[23]，是文化個體性的表達，因此“理想類型”絕不是普遍“規律”的體現，而是有著明確的使用界限的。至此，我們已經可以理解，韋伯對“價值無涉”的強調，其批判的對象正是用“理想類型”來代替價值評判，這樣一種會在現實中帶來極大危險的思想混亂，其主要代表正是西方經濟學。
針對自然主義的歷史觀，即社會科學的目的必須是將現實還原為“規律”，韋伯的批評正是針對其把“理想類型”與現實相互混淆的危險。韋伯告誡道，必須清醒地意識到“理想類型的發展狀況和歷史是兩件必須有效區分開來的事情，構思在這里僅僅是有計劃地將一個歷史事件有效地歸屬于根據我們認識的現狀而可能的原因范圍中的現實原因的手段?！盵24]正是在這里，韋伯對馬克思，——這位他所尊敬的也是最主要的理論對手作了這樣的評價：所有的“規律”和歷史發展的構思，在理論上都具有“理想類型”的特征，“凡是使用過的概念的人都知道，如果把現實與這些理想典型進行比較，它們就具有巨大的，甚至是獨一無二的啟迪意義；同樣，一旦把它們設想為經驗有效的，或者甚至設想為實在的（事實上也就是形而上學的）的‘作用力’、‘趨勢’等等，它們就具有危險性?！盵25]這一評價值得重視，也值得今天作為一個重要視角來重新理解在中國的命運。
韋伯充分肯定“理想類型”的邏輯作用，但是他強調所有“理想類型”的構思都具有暫時性，“文化科學工作的結果就是不斷改造我們力圖把握現實所用的那些概念的過程。因此，關于社會生活的各門科學的歷史就是并且依然是借助概念的過程。因此，關于社會生活的各門科學的歷史就是并且依然是借助概念的形成而嘗試在思想上整理現實，由于科學視野的擴展和更移而廢除已經獲得的思想圖像，以及在如此改變了的基礎上形成新概念之間的不斷變換?！盵26]這是因為，概念的形成取決于問題的提出，而問題的提出是隨著文化自身的內容發生變化的，概念與被概念化的東西之間包含著一種綜合的暫時性。因此，概念的價值正在于它們揭示了作為其基礎的觀念意義的有效性界限，而不是目標。“理想類型”之意義正在于它的暫時性，和無可避免的被超越性，是手段和工具，服務于建立價值聯系的目的，因此決不能混同于具體的實在，后者才是第一性的目的。概念的目的被假定為對“客觀”現實的觀念的“反映”，這可以追溯到康德的現代認識論，這里的概念與歷史工作之間的關系被頭足倒置了。而社會科學的偉大進步正是與實際的文化問題的變更密切相關的，并采取了對概念的形成進行批判的反思形式。韋伯宣布，《文庫》最重要的任務就是為這種批判與進一步的綜合服務：
一切經驗知識的客觀有效性，都是并且僅僅是按照范疇整理給定的現實，而這些范疇在特殊的意義上是主觀的，即表現我們認識的先決條件的，受到唯有經驗知識才能給予我們的那些真理的價值的前提條件的制約。[27]
社會科學的“客觀性”正在于此，即它來自于對經驗現實的邏輯綜合和整理，也因此具有明確的使用邊界，因此不能據此作為“本質”或者“規律”證明特定的經驗事實，也不能因此取得判斷現實的價值特權，因為價值尺度只能來自于特定的文化自身。社會科學的任務并不是不斷去追逐新的觀點和概念，而是相反，對于具體歷史聯系的文化意義的認識，才是所有的概念和概念批判為之服務的終極目的。“材料專業戶”和“意義專業戶”都不能把已知的事實與已知的觀點結合起來，從而創造出新的東西。
在韋伯看來，價值意義是“理想類型”獲得邏輯意義的前提，否認作為特定的文化產物的價值真理性，就沒有社會科學，就只剩下用普遍的概念與判斷去取代科學。一旦社會科學把它的方法論原則建立在把加工材料看成目的本身，而不是自覺地根據最終的價值觀念來檢查和反思個別材料的認識價值，不能意識到認識價值是植根于具體的實際的文化作為最終價值，道路就會迷失，這時，就需要從文化的價值意義上進行范式突破。這時，
未加反思地使用的觀點的意義變得不可靠，道路迷失在黃昏中。重大的文化問題的光芒依然存在。于是，科學就武裝起來，改變自己的立足點和概念體系，從思想的高度俯視事情之流。[28]
推動社會科學發展的動力，不是科學的內在邏輯，而是一個特定社會的文化價值的重大問題。我們需要在這個意義上理解韋伯這句似乎駭世驚俗的話：政治經濟學是政治的仆人！因為，作為現實的、具體的德國的文化價值才是真正的政治性問題，學術的目的正在于是否能夠落實于具體的文化語境中，——它既是社會科學問題意識的來源，也是作為學術研究的社會科學最后的旨歸。只有在這里，在責任倫理高于信念倫理的情況下，兩種倫理才可以尋求互相支持的契合點，我們也需要從今天中國的歷史語境中重新確立和理解韋伯的意義。
最后，讓我們再來讀一點讀韋伯自己的論述：
我們最終必須竭盡全力反對的是一種并不少見的觀念，它認為通過權衡各種彼此對立的價值判斷和他們之間的“政治家式的”折衷，就可以踏上通往科學“客觀性”的大道?！爸虚g路線”不僅恰好與“最極端”的價值判斷一樣，不能以經驗學科的方法得到科學的證明，而且，在價值判斷的范圍內，它正是在“規范的”意義上最晦曖不清。它不屬于講壇，——而是屬于政治綱領，官僚機構和議會。科學，無論是規范的還是經驗的，都能為政治活動家和對立的黨派提供無可估量的幫助。它告訴他們，（1），對于這個世紀問題，某些不同的“最終”立場是可以考慮的；——（2）在你就這些立場作出抉擇時，存在著這樣那樣你必須考慮的事實。[29]
韋伯指明的是，真正的有責任的“政治”行為應該建立在學術的“科學性”的基礎上，即有價值的政治行為必然充分估計三個方面：1，不可避免的手段；2，不可避免的附帶后果；3，由此制約的在其實踐結果中眾多可能的評價相互之間的競爭，這正是經驗科學以自己的手段能夠揭示的東西。[30]只有在此基礎之上的“政治”行為才可以與現實中黨派利益紛爭的政治活動劃清界限。社會科學的“客觀性”絕非折中的中間路線，因為妥協和折中并不是以價值的澄明為前提的，因此需要反對各種“偽”客觀性（以及在此基礎上的各種偽“政治”性，即建立在黨派利益紛爭基礎上的“政治”）：
認為從要求經驗地討論“價值無涉”的立場出發，價值判斷的討論就是無結果和毫無意義的觀點，是與我們完全不相干的，因為關于價值判斷意義的認識恰是所有這類討論的前提。這種討論的先決條件是理解各種原則上不可逾越的和大相徑庭的最終價值判斷的可能性。然而，“理解一切”并不意味著“原諒一切”，單是對他人觀點本身的理解也不導致同意它們。另一方面，這至少可以使人同樣容易并且通常極其可能認識到妨礙人們達成一致的原因和問題。但是，這種認識恰恰是真理性的認識，而“價值判斷討論”正好有助于這中認識。[31]
至此，韋伯對于社會科學的“客觀性”和“價值無涉”的思想已經清楚了。這里試從以上三個互相關聯的層面上做一個分梳和歸納：
首先，韋伯所說的“價值無涉”是社會科學的歷史觀，它反對把歷史納入任何道德主義或自然主義的目的論體系中,因此，它本身不屬于也反對任何“宏大敘事”。其方法論上的體現是劃清“理想類型”的有效性邊界，不能把“理想類型”或者任何概念性的邏輯思維的產物上升為價值判斷。任何意義上的“理想類型”作為對經驗事實的邏輯整理，都不是對現實的“反映”，而是歸納和總結，歸根結底是“個體性”的，因此不能把“個別”上升為“普遍”的規律，并成為“應當”如此的歷史力量。因此，韋伯反對從歷史的“發展趨勢”中引申出對實踐的評價，因為這意味著把“變遷”視為目的論的，并成為對現實政策毫無反思的美化：
無論如何，我們都無法看出，為什么經驗科學的代言人應當感到有必要支持這種做法，使自己成為某個時候的“發展趨勢”的喝彩者，使對這些“發展趨勢”的“適應”從一個終極的、只能由具體的人在具體場合解決的、因而也只能取決于具體的人的良知的評價問題變成一個據說由一門“科學”的權威庇護的原則。[32]
第二，韋伯所說的“價值無涉”指的是建構學術公共領域的原則，即不同的立場和觀點都具有平等準入的地位與權利，而且在這個意義上接受最嚴格的反思與批判。知識共同體不能以某種預設的絕對價值作為規范，或者以“普世價值”來壓抑和取消歧見，這是作為經驗科學的社會科學能夠生產“有效”知識的前提。但是，作為個體的學者，卻正是以自己的立場，以及以此立場出發的知識建構進入學術公共領域，“正是‘個人’的最內在的因素，規定我們的行動、賦予我們的生活以意義的最高的和最終的價值判斷，才是某種我們感到有‘客觀’價值的東西。”[33]這個意義上，韋伯的“價值無涉”決不是取消價值立場，而是相反，不同的價值判斷必須接受自己以及對手的反思和挑戰，方有可能有真正意義上的社會科學的發展。
第三，韋伯所說的“價值無涉”指的是在學術共同體內部建立理解的方法。在各種不同的、甚至歧見嚴重的觀點之間，“價值無涉”要求的是對他者觀點的理解，它建立在以經驗的方式，從概念的邏輯意義上，去考察他人的行為和動機，以發現真正的不同的立場，這是一切有意義的學術辯論的前提。這樣的以建立理解為前提的“價值無涉”的工具性，是學術對話和論辯的基礎。它可以使人從邏輯和事實的角度認識到妨礙達成一致的原因和問題：
人們可以是不一致的，以及為什么不一致，在什么地方不一致。恰恰這種認識是一種真理認識，而且“價值討論”也就是為它服務的。與此相反，人們以這種方法肯定不能獲得——因為它在一個截然相反的方向上——的東西，是某種規范的倫理學，或者就是某種“律令”的約束力。[34]
這才是為什么“價值無涉”需要發揮作用的地方，也正是社會科學“客觀性”的體現。
但是，遺憾的是，在過去的韋伯研究中，我們恰恰是在很大程度上是把韋伯極力批評和反對的方法強加給韋伯自己了，對“理想類型”盲目而混亂的運用就是最鮮明的例證。
[注釋]
[1]關于此一問題的爭論，可參見羅衛東：《社會科學從業人員的理性回歸：重返韋伯》，載《浙江社會科學》2006年第5期；馮鋼：《“客觀性”、“理想類型”與“偽道德中立”——評羅衛東的“重返韋伯”》，載《浙江社會科學》2006年第6期，其討論的核心問題是如何看待經濟學與道德的關系。本文在此的討論，與上述兩位作者的觀點都有重大不同。另，趙汀陽提出的“無立場”分析方法以及相關討論也包含了這樣的意愿。
[2]限于篇幅，此處發表的文稿屬于筆者《學術與政治：重讀韋伯》長文的第三部分，前兩部分是： 一 ，“先知”與知識分子——學術的倫理與天職；二，何為政治？——政治的倫理及其悖論；待發。
[3]韋伯：《社會科學認識和社會政策認識的“客觀性”》，見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李秋零、田薇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3-4頁。韋伯的《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另一中譯本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年出版，譯者韓水法、莫茜。本文中的引用參照這兩個譯本，具體見注釋。
[4]同上，第4頁。
[5]同上，第6頁。
[6]同上，第6頁。
[7]韋伯：《社會科學認識和社會政策認識中的“客觀性”》，見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韓水法、莫茜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年，第10-11頁。
[8]韋伯：《社會科學認識和社會政策認識的“客觀性”》，見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李秋零、田薇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9頁。
[9]同上，第10頁。
[10]同上，第14-15頁。
[11]同上，第16頁。
[12]同上，第18頁。
[13]同上，第21-22頁。
[14]同上，第22頁。
[15]同上，第24頁。
[16]此部分的詳述見本人《學術與政治：重讀韋伯》長文的第一部分，即 一 ，“先知”與知識分子——學術的倫理與天職，待發表。
[17]韋伯：《社會科學認識和社會政策認識的“客觀性”》，見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李秋零、田薇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25-26頁。
[18]同上，第31-32頁。
[19]同上，第32頁。
[20]韋伯：《社會學與經濟學的“價值闕如”的意義》，見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李秋零、田薇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146頁。
[21]同上，第34頁。
[22]同上，第28-29頁。
[23]同上，第40頁。
[24]同上，第41頁。
[25]同上，第42頁。
[26]同上，第43頁。
[27]同上，第47頁。
[28]同上，第49頁。
[29]韋伯：《社會科學和經濟科學“價值無涉”的意義》，見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韓水法、莫茜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年，第145頁。
[30]韋伯：《社會學與經濟學的“價值闕如”的意義》，見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李秋零、田薇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124頁。
[31]韋伯：《社會科學和經濟科學“價值無涉”的意義》，見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韓水法、莫茜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年，第149頁。
[32]韋伯：《社會學與經濟學的“價值闕如”的意義》，見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李秋零、田薇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129頁。
[33]韋伯：《社會科學認識和社會政策認識中的“客觀性”》，見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韓水法、莫茜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年，第6頁。
[34]韋伯：《社會學與經濟學的“價值闕如”的意義》，見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李秋零、田薇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120頁。
[35]見hanno hardt：social theories of the press: early german & american perspectives，pp174-182, london：sage publications, 1979. 感謝南洋理工大學郭振羽教授和耶魯大學博士生王穎曜同學提供線索和材料。該書在2002年再版，補充了卡爾•馬克思論新聞自由的章節。
[36]瑪麗安妮•韋伯：《馬克斯•韋伯傳》，閻克文、王利平、姚中秋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81頁。
[37]同上，第182頁。但是在瑪麗安妮的《馬克思•韋伯傳》中，并沒有直接提到這個原因，而是更多地提及同行和董事會對該項目和社會學學會的影響和干擾。見瑪麗安妮•韋伯：《馬克斯•韋伯傳》，閻克文、王利平、姚中秋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78-481頁。
[38]同上，第488頁。
[39]同上，第494頁。
[40]同上，第496頁。
[41]同上，第507-508頁。
[42]瑪麗安妮•韋伯：《馬克斯•韋伯傳》，閻克文、王利平、姚中秋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86頁。
中圖分類號：C0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1-864X（2016）11-0102-01
一、社會科學方法論
從學科性質角度出發，社會科學是指：以人類在社會中的行為及由此行為產生的社會現象為研究對象的學科，它以探討社會現象的本質與規律為主要任務，因此具有追求統一性、一致性、簡單性、必然性等特征。社會科學包括經濟學、政治學、法學、社會學、文化人類學、社會心理學、經濟地理學、教育學等。而方法論是關于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方法論同世界觀是統一的，用世界觀去指導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即方法論。
（一）社會科學方法論研究現狀。
如何認識和把握哲學社會科學的地位、作用及其發展規律，是一個重要、復雜的方法論問題，而這個問題遠沒有引起學術界足夠的重視。一個重要的表現就是有關社會科學的綜合性研究，如社會科學史、社會科學方法論、社會科學學，仍然不被看作專門的學術領域，至少可以說，遠不如自然科學史、科學技術哲學、科學技術社會學或科學知識社會學等學科那樣引起廣泛的重視。
（二）社會科學方法論研究意義。
社會科學也是科學文化中的重要組成部分，社會科學的方法論或哲學研究，不僅對于社會科學研究規范的建立，對于社會科學的規劃、組織和管理有積極的作用，而且對于加強理論的宣傳、加強社會科學知識的普及，提高全民族的哲學社會科學素質，推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都有重要的意義。
二、社會科學方法論用于翻譯學習研究的路徑和方法
社會科學方法論作為社會科學的反思性前提，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因此，社會科學方法論研究要重視社會科學史；要把分科研究和綜合研究結合起來，運用歷史比較分析的方法來把握社會科學的性質和規律；要立足于社會科學總體結構，來探索和使用社會科學的具體方法和研究程序；同時還要重視社會技術的研究。
（一）哲學思辨與社會實際相結合。
第一，必須從社會科學史入手展開社會科學的綜合性和方法論研究，探討現代社會科學與現代社會之間的關系，在近現代，社會變革中來探索和把握社會科學這一研究方式和知識體系的性質和作用，避免作簡單的哲學思辨。
從社會科學方法論看翻譯學習研究，首先要克服定向思維，避免將方法論與學科研究脫軌。
（二）分科研究與綜合研究相結合。
第二，在學科史研究的基礎上，把分科研究和綜合研究結合起來，運用歷史比較分析的方法來把握社會科學的性質、功能和方法，揭示社會科學的發展趨勢。應該重點把握社會科學的現代性背景，研究社會科學與現代社會的互動關系。研究社會科學對現代社會的發育、發展的貢獻，以及現代社會的結構和特性對現代社會科學這種知識形式的影響和結構化的作用，在這種互動中來把握社會科學的功能及其發展方向。
從社會科學方法論看翻譯學習研究，就要把基本學科與分支學科結合起來，翻譯學包含很多分支：應用翻譯、文學翻譯、經濟翻譯等等，分支學科與綜合學科有共性也有個性，運用特殊問題特殊分析的方法，可以使學者更好地把握綜合學科的統籌作用和分支學科的具體作用、更好地指導實踐。
（三）立足全局研究。
第三，立足于對社會科學的總體結構和關系的理解，探索社會科學的具體方法和研究程序。只有有了對社會科學的學術和文化地位的全局的理解，才有可能對具體的研究方法、研究程序的特性和要求形成內在的認識，從而在具體的研究實踐中找到適合具體研究對象和具體條件的研究方法。
從社會科學方法論看翻譯學習研究，要求學者著手于總體構架，多維分析具體的研究方法和程序。
（四）開發有效技術。
第四，探討社會科學理論的技術化的可能性和途徑，把握社會科學與社會現實溝通的橋梁。社會科學的理論研究終究是為了社會實踐，技術這個概念不僅適應于自然科學，也適應于社會科學，開發有效的社會技術，提高社會規劃和管理的能力，也是社會科學方法論研究的課題。
從社會科學方法論看翻譯學習研究，當然也離不開社會技術的發展與普及。翻譯這門學科也是如此，翻譯理論加之翻譯的先進技術，就如同先進的知識與先進技術相結合，定會產生先進的研究成果，用以實現學科研究的真正意義。
三、結論
本文通過對社會科學方法論內涵、現狀、意義的分析，多角度、多層次、深刻地分析了社會科學方法論。認識并掌握科學合理的方法論會在我們認識和改造客觀世界，思考和解決實際問題具有積極地推動作用。在實踐過程中，我們倡導把與社會科學方法論相結合，旨在培養人們在而對和處理理論思維的能力，進而幫助我們掌握學習和研究哲學社會科學的科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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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項目：《從<紅樓夢>在國外的傳播與接受看中國文學走向世界問題研究》，項目編號：ycjj2015126；四川省人民政府學位委員會、四川省教育廳研究生教育改革創新項目：西華大學翻譯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實踐基地建設（川學位[2014]1號）成果之一；西華大學學科平臺項目：外國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研究中心成果之一。
中圖分類號：F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98（2014）02004902
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統一問題一直是一個爭論不休的問題。那么何謂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統一？簡單地說，統一就是兩者一致或者兩者構成一個整體。從后者來看，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一起顯然構成了人類對整個世界的一個完整的互補的認識體系。于是，我們通常所說的統一應該更多的是指兩者的一致性問題。那么兩者應該在什么基礎上或什么意義上一致呢？人們主要從本體論、認識論、方法論和價值觀等方面去判斷它們是否一致。由于人們選擇統一的基礎和角度不同，因而在一致性問題上存在著很多爭議。不過，如果我們愿意調整統一的視角和基礎，那么兩者的統一問題就會容易得多。
1影響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統一的主要因素
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能否統一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統一，受多種復雜因素的影響，其中最主要的有研究對象、研究方法和人們的價值觀等。首先，從研究對象看，自然界與人類社會既有相似性，又有差異性。對象的共性使得它們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容易具有共性，研究對象的差異性又決定了它們在研究方法上的差異性。從自然界和人類社會來看，一般認為這兩者有很大的區別，即自然界是無意識無目的、沒有自覺能動性，而人類社會則是有意識有目的的、具有自覺能動性的特征。相應地，人們認為自然科學可以進行數學化和邏輯化的研究，因而其可預測性和規律性強。而社會科學的可預測性和規律性則要差得多，甚至有人認為它們不具有可預測性和可重復性。如果把社會科學再劃分為人文科學和狹義的社會科學兩部分，那么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的區別就更大了，而這個區別根源于人與自然的所謂本質上的區別，而狹義的社會科學已經較多地采用了數學和實證等自然科學常用的方法，這種方法的相似性源于人類社會和自然界某些方面的相似性。簡而言之，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兩大部類的區分實質上來自于自然界和人類社會兩大部分的區分，而人文科學和狹義的社會科學的進一步區分則反映了自然界和人類社會既有共性又有個性。
其次，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統一，還與人們的價值觀有關。這表現在：一方面，自然界內部的各個組成部分之間也不是完全一致，有的甚至存在著很大的差別，比如，自然界內部的動物界、植物界和無機界之間就不同，但是我們并沒有因此而去說研究自然界的各個學科之間有什么不一致。另一方面，自然界，特別是動物界與人類在許多方面具有相似性，然而由于人類的自我中心主義，包括動物界在內的自然界卻被人類認為是低等級的，從而與人類分隔開，相應地，在研究方法上也有分別。比如，生物學、醫學和獸醫學之間本應該存在很多相同點，而我們總是人為地分開它們。相反，現在由于生態環境日益惡化，生物種類日益減少，這將直接威脅人類的生存環境和資源，于是導致了所謂生態倫理和環境倫理等學科的出現。而這些交叉性新學科的出現不僅說明了人類與自然的一致性，而且說明了學科本身的創立也是基于人類的需要和某種價值觀。所以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能否統一在許多方面是由人類自身的價值觀或需要決定的。
第三、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統一還與方法論有關系。對相同的對象根據不同的研究方法往往會得出不同的結論，甚至會形成不同的學科，如西醫和中醫、理論心理學和實驗心理學。西醫和中醫雖然同屬于醫學，但是至今還時有相互排斥的情況，這也許是由于不同的范式所導致的。而人文科學和狹義的社會科學雖然它們的研究對象都是人，但是它們研究的是人的不同方面，因而具體的研究對象實際上是不一樣的。而因對象的不同而導致的方法論的不同那就另當別論了。
2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統一應建立在多層次多角度的基礎上
在某種意義上說，兩者統一的難度實質是統一標準嚴重不一致，有的主張以方法論為標準，有的主張以科學語言為標準，有的主張以可預測為標準等等，但是無論以哪一種為標準，都難以統一兩大科學。因為這種統一往往或者以自然科學單方面的特點為標準片面地評判社會科學，或者以社會科學的標準去片面地評判自然科學。實際上，兩者在這些方面確實存在著各自的特點，而且都有各自的理由。因此，我們應該尊重而不是回避或者無視它們各自的特點。那么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應該在什么基礎上進行統一呢？筆者認為兩大學科的統一應該是一個多層次的多視角的統一，是一個多樣性的統一。下面筆者將主要從本體論、方法論和價值觀等三個方面進行說明。（本體論層次包括人與自然的和諧、科學理論層次即方法論、科學語言等、還有應用層次）
（1）在本體論層次上主張弱自然主義。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之所以難以統一，從根本上講，是因為人們認為自然界與人類社會存在根本的區別。筆者認為，自然界與人類社會固然存在區別，但是這個區別不能被無限夸大，以至影響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統一。如前文所說，大多數的意見認為自然界是無意識無目的，而人類社會是有意識有目的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這是人自己單方面的看法，我們并沒有征求動物界的看法。常言道，“狗眼看人低?！钡钦l能保證不會出現“人眼看狗低”的現象呢？事實上，至少在高等動物中，少數動物的社會化水平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而人類卻單方面地貶低它們為群體性。這種人類種族優越論的預設實際上是傳統哲學的主客二分思想的一種表現。人類把本來渾然一體的世界人為地分割成兩個決然對立的部分，并以此為基礎把人類的認識也相應地劃分為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兩大部分。如果人類出于認識的需要，對世界進行分門別類的研究，這本來是人的認識活動的一個必要條件，但是不能把認識中的二分反過來當作本體論的二分。我國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以及馬克思認為自然界和人是一個有機體的思想，水而更高超，它們可以為兩大科學的統一提供堅強的本體論基礎。
如果我們愿意調整自己的本體論的看法，那么相應地在認識論中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二分法就只有相對的意義，而且所謂對自然界應該采取說明的方法，而對人類活動的意義必須采取解釋或理解的方法，這看法的基礎也就不再牢固。
（2）從科學方法論來看，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區分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它們各自內部的特征也不是完全一致或一成不變的，這既為兩大科學的潛在統一提供了有利條件，又說明這種統一只能是多樣性基礎上的歷史的動態的統一。首先，從歷史上看，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只是到一定發展階段后才分開，而在分開之前它們已混在一起已有相當長的時間了，特別是我國古代天人合一的辯證哲學思想至今仍然是中醫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這說明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方法論是可以一致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區分主要是19世紀以后的事情。而現在不僅社會科學越來越多地運用所謂自然科學的方法，而且出現了越來越多的交叉性學科，這更是它們直接統一的例證。隨著時間的延續，這種相互滲透性也許會更多。其次，自然界內部的各個組成部分的特征也有不太一致的方面，因而才有有機物和無機物、動物和植物、生物和非生物、人類和非人類等的區分。相應地，物理學和生物學存在著很多不一致的特征。但是我們并沒有因此否定自然科學內部的統一。同理，我們也不應該否定物理學、生物學和社會科學三者之間具有統一性，但是這是一個有差別的多樣性的統一，而且這種統一不需要把人類社會完全還原為生物的強自然主義。
（3）從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現實需要來看，也需要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統一。雖然自然科學、人文科學和狹義的社會科學自分開以來，各自得到了飛速的發展，但是人類發展科學的最高目的是為了服務于人類自身。當前，人類的生存和發展與自然產生著日益嚴重的沖突，這固然是人類實踐的結果，但是也與片面的自然科學觀有一定的關系。而生態倫理學、醫學倫理學和科學發展觀等學科和思想的出現說明了人類已經開始在思想觀念和實踐活動層面上對兩大科學進行整合。如果說近代工業革命促進了自然科學的分門別類地迅速發展及其與傳統社會科學的分野，那么如今工業發展及其被濫用的惡果又促進了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融合。
中圖分類號：B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3）08-0025-05
一、社會科學中的定性研究
所謂定性就是要對研究對象進行“質”的方面的理論思辨研究，一事物與另一事物之所以有所區別，就在于他們內在的本質不同，“質”所表征的是一種內在的規定性。定性研究方法強調研究者要深入社會現象之中，通過身臨其境的親身體驗，建基于對原始研究資料的收集，對研究對象進行“情景化”、“主體間性”的意義解釋。社會科學之中的定性研究，主要具有如下幾個特色。
（一）自然主義式的探究
從自然主義的研究傳統來看，定性研究應當在一種自然情景之下進行，社會科學所面對的，是人類的社會生活世界，在人類的社會生活世界之中的個人及其行動都是包含動機、包含意義的，對社會中的個人及其行為所進行的研究，離不開其所在的社會文化情境。要想對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有一個準確的理解，社會科學的研究者就需要與之進行接觸、交往，對各種社會事件、社會事實進行觀察和描述，與研究對象進行交談，了解其所處的社會文化、環境、背景，在研究對象所處的“自然背景”之下，對其“本來面目”進行研究，從而才能對社會生活世界中的對象的思想、行為、動機、意義形成準確的理解?！白匀惶骄康膫鹘y還要求研究者注重社會現象的整體性和相關性，對所發生的事情進行整體的、關聯的考察。在對一個事件進行考察時，不僅要了解該事件本身，而且要了解該事件發生和變化時的社會文化背景以及該事件與其他事件之間的關系?！盵1]在定性研究之中，對任何事件的理解都不能脫離開其所處的環境，定性研究之中的理解要涉及構成社會整體之中的各個部分之間的互動關系。
（二）對“意義”的理解
社會整體是由充滿個體性、主觀意識的個體組成的，所以要想把握社會現實、進行社會科學研究，就必須注重對社會個體的行動及其主觀意識、個人經驗和意義等進行理解、領會。在韋伯的理解社會學之中，他就十分強調“理解”在社會學的研究之中所占據的重要地位，認為“社會學指的就是一門試圖說明性地理解社會行為，并由此而對這一行為的過程和作用做出因果解釋的科學?！盵2]
在社會科學的研究之中，對那些富于個性色彩的主觀意識、個人經驗和意義進行研究的時候，社會科學研究工作者會發現，難于找到一個像自然科學研究中的那種普遍適用的統一研究模式對復雜多變，充滿個性化、特殊性的社會生活世界進行研究，所以他們會更傾向于采用親身體驗的研究方法進行觀察、描述，從而達到對研究對象的準確理解，通過這種理解來準確把握人類社會生活之中的意義。在對研究對象的“意義”進行理解的時候，必須要刨除研究者自身的先見、偏見，以免使理解產生偏差。這種拋棄先見、偏見的主張，在胡塞爾的現象學思想當中也是有所體現的。
胡塞爾的現象學，強調“本質直觀”，主張人類要面向事實本身，挖掘現象背后的本質所在，現象學所要研究的現象，已經不再是那種感官知覺意義之上的現象，不是那種實證主義中所指的經驗層面之上的現象?！艾F象學所反對的是‘自然態度（natural attitude）’式的假說，即在習慣上相信實在的本質先于研究之前的假說?；谶@種原則，現象學在方法論上提出了一個最基本的要求，即‘中止判斷’。其含義是，研究者在研究現象時，不要以任何假設或信仰為前提，而要‘中止’一切有關‘生活世界’的‘自然態度’?！盵3]45所有的先見、偏見等都要被刨除出去，再對研究對象進行描述，對其進行準確定性，從而發現人類生活世界之中的本質所在。定性研究方法，強調對質的規定性方面的考察，強調對事物整體性質方面的斷定、把握，要想達到對研究對象真實本質含義的領會，單靠個人的感覺經驗是不行的。受現象學的理論影響，我們會發現，人類要面向生活世界，對社會生活進行研究，就必須要注重考查現實生活世界中那些意義層面的東西，對這種意義的定性研究，要靠動態的描述和理解，比如想象的方法、移情的方法等。
（三）不斷發展演化
社會科學中的定性研究是一個動態的過程，不管是研究對象還是研究者本身，都處在發展、變化、演變之中，“在這個動態的過程之中，研究者和被研究者雙方都可能會變，收集和分析資料的方法會變，建構研究結果和理論的方式也會變?！盵4]社會科學的研究所面對的是形態各異、且呈現復雜性、突現性特征的社會實體，對這種復雜實體的定性研究，是一個動態的、發展變化的研究過程，“這種觀點決定了定性研究不是靜態地而是動態地來對待和分析社會實在，把它看作是一個過程，而不是一種僵死的象征。定性研究方法強調社會實在是一個變化過程的本質意義就在于：突出了社會實在的本質而不是現象，注重了社會實在的整體性而不是個體性，表明了社會實在的連續性和層次性而不是間斷性和孤立性，從而強化了定性研究方法的理性的約定而不是經驗的描述?！盵5]
正因為定性研究是一種動態演化的發展變動過程，也賦予了定性研究一定的開放性和靈活性。在定性研究之中，無法邏輯地預設研究步驟，也無法預設研究結果，沒有預設的約束和限制，也就使研究者能夠在定性研究的過程之中，不受既定研究框架的約束，進行不斷地發現和創新。
（四）歸納法的使用
定性研究主要采用的是一種歸納的方法，在定性研究之中，研究者要親身體驗、深入實際，盡可能全面地了解研究對象各方面的情況，理解其所處的社會文化背景和習俗，也就是說站在特定的社會情境之中，通過收集研究資料、分析資料，在對資料的歸納、分析中，提出理論假設，進而還要在實踐的過程之中，對理論進行檢驗。也可以說，在定性研究中，運用歸納法收集資料、提出理論假設、通過實踐檢驗理論這些都是相互交叉，在同一個過程的不同方面得以協調的。
二、社會科學中的定量研究
與定性研究方法不同，定量研究方法則是一種運用數學、統計等量化分析方法、手段對研究對象進行研究的方法，主張使用這種研究方法的學者認為，從社會現象、事件的數量方面入手進行研究，以揭示社會現象背后的那種量化關系，由此得出科學性、客觀性的研究結果。
（一）定量研究的實證主義思想來源
定量研究的方法主要來源于自然科學，它具有鮮明的科學性、嚴密性、概括性等客觀性的特點，定量研究方法注重以數據資料、統計分析為基礎，主張對社會現象、社會事件進行量化研究，得出具有數量關系特征的研究成果、結論。雖然在定量研究方法的發展、演變歷史中，始終伴隨著和另一種定性研究分析方法的比較，但至今，在社會科學的研究領域中，這種帶有實證主義特點的定量分析研究方法，仍然在被普遍使用著。在遵循實證主義研究傳統的定量分析研究方法中，認為唯有進行像自然科學中所普遍使用的那種數量化的分析、統計計算，所得出的社會科學結論才夠“硬朗”，才夠“科學”，才具有強說服力，而那些非定量化的分析都應當被排斥在外。定量研究分析方法的特點表現在，對數據統計、量化分析的依賴性，研究結果的精確性，研究過程的可重復性等。
定量研究方法的創始時期，應當從17世紀的下半世紀開始，從那時起，便有一些社會科學研究者開始強調在社會科學研究中應當要注意定量分析研究方法的重要性，并指出，對社會科學的研究不能僅僅使用定性研究方法，還應當補充以實證定量研究。
英國學者威廉·配第（Willian Petty，1623—1687年），是政治算術學派的創始人，這一學派是于17世紀在英國開始興起的。配第在1690年出版了一本叫做《政治算術》的書，光從這本書的名字中，就可以看出很濃重的定量研究色彩，將社會科學學科——“政治”，與“算術”結合在一起，可以看出其對定量研究方法的重視。威廉·配第在書中對社會現象的研究，大量地使用數字、重量和尺度等能夠量化的詞匯來進行表達并加以比較，運用統計分組、推算、圖表法等定量方法和平均數、相對數等統計指標來分析英國的社會經濟狀況。他在此書的序言中寫道，“用數字、重量和尺度來表示的展望和論旨，都是真實的，即使不真實，也不會有明顯的錯誤?！盵6]由配第所開創的政治算術學派，其顯著特點之一就在于，要對社會經濟現象、事件背后的規律以一種數量化的方式來給予顯現，為社會政策的制定，提供參考依據。在研究方法上，政治算術學派強調采用數字、重量、尺度等表現與比較的方法，對社會經濟現象進行研究、推算，配第本人甚至被稱為是將經濟學數學化的鼻祖。
在注重定量研究的潮流趨勢之下，隨著統計學學科本身的快速發展，在社會科學的定量研究之中，便開始大量使用統計學的定量研究方法，這一點尤其體現在社會學的社會調查統計研究之中，“最典型的案例是英國約翰·辛克萊（John Sinclair，1754-1835年）的統計社會調查。1791年至1799年，辛克萊發動宗教界人士為調查人員，對881個教區進行了統計性社會調查，他編制了116個項目的調查表，內容涉及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此期間他編寫出版了21卷本的《蘇格蘭統計報告》（1791-1799年）。辛克萊的統計性社會調查在歐洲許多國家影響很大，尤其對歐洲許多國家的人口普查影響更深。英國自1801年起，便開始經常性的人口普查，并規定每10年進行一次。辛克萊的工作是早期社會現象定量研究的一個范例?！盵7]統計學的定量研究方法除了應用在對人口的數量調查研究之中，還被大量應用到其他研究之中。例如使用概率統計的方法，對社會生活之中的各種現象：自殺、犯罪等等進行研究，經過統計學上的測量、分析，在對大量類似的社會現象進行實證量化處理過程之后，得出包含某種規律性的社會科學結論。
實證社會學家迪爾凱姆的《自殺論》，便是社會學研究領域之中運用定量研究方法的重要經典。此書是迪爾凱姆于1897年出版的著作，他以社會生活之中的大量自殺現象為研究對象，對各種自殺現象、事件的數據進行統計、分析，從而為社會學理論研究之中的定量研究方法傳統樹立了典范。
“在社會科學領域中，定量研究是以特殊的形式化語言為主導方式，以自然科學的推理和證明模式為基礎，以實證性求解難題為趨向的研究方法。這意味著定量研究方法為社會科學的研究提供了一種以自然科學的邏輯和程序為范式的認識論標準，并且這一標準對任何具體的研究過程來講，都被認為是先驗地有效的和預設地真的。換句話說，先驗的預設條件與經驗的數學描述的統一構成了定量研究方法的實質?！盵8]社會科學之中的定量研究方法具備一些鮮明的自然科學、實證主義特征，諸如客觀性、精確性、數量化等。在以數學、統計學為研究方法基礎的定量研究之中，總是首先強調研究者要搜集大量能夠被量化的數據資料，要把社會科學研究工作者所研究的社會現象、社會事件全都變成可供量化處理的數據，力圖通過對這些數據資料的分析，揭示各種社會現象、事件背后那種靠數量關系維系的特征，經過定量研究之后得出的研究結果、結論通常也都會以一種具有自然科學色彩的計算公式、圖表等形式來進行表現。從這一點上來講，定量研究的量化分析方法，會使社會科學的研究更靠近自然科學，帶有實證主義的特點。定量研究的明顯優勢就在于它可以對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做出數量級別上的精確描述，能夠采用量化分析模式，以一種自然科學的量化指標，通過直觀的數據來顯現各種社會現象、社會事件中的特征和差異。以數學語言、邏輯語言或是今天的計算機語言為基礎進行的定量研究，會使研究結果更加具備嚴密性和精確性。在科學技術迅猛發展的時代背景之下，借助于計算機的輔助計算，可以加速研究工作者對資料數據的統計分析，迅速得出精確度較高的計算結果，也大大便利了社會科學中的定量研究程序。
無論人們采用哪種自然科學方法在社會科學之中進行定量研究，從定量研究之中得出的結論都是為了便于人們揭示各種社會現象、社會事件背后的因果關系，找到社會生活世界之中的規律，人們可以利用通過定量研究獲得的這些對社會的規律性知識，確定性結論來對人類社會的未來發展進行預測。定量研究方法的精確性、客觀性等實證特點，在人類對未來社會發展進行預測之時，就會顯現出鮮明的優勢。經過量化分析得出的那些數據、信息、資料，也便于人們在短時間之內對事物獲得直觀簡便了解，而不必在各種紛亂復雜的社會現象、社會事件之中浪費時間，直接就可以在經過定量研究得出的數量分析結論之上進行預測。但是，社會科學中所進行的預測并不都是數量方面的定量預測，在社會預測之中也要包含定性研究的內容，而精確的定量分析預測可以為定性研究、定性預測提供更加精準的參考數據、資料，從而使社會科學中的預測更加具備精確性、科學性、客觀性，而不是僅憑主觀經驗、直覺判斷對社會的未來發展妄下結論。
（二）定量研究在社會科學研究領域中的運用
1.數學方法在經濟學中的運用
畢達哥拉斯學派斷言“萬物皆數”，伽利略也曾說過“自然之書是用數學語言寫成的”，數學研究方法具備一種實證主義的鮮明特征，它具備邏輯上的嚴密性，經過數學方法推論出來的結論又具備可靠性，能夠被廣泛使用到其他學科當中，數學中的公式、定理都是經過嚴格的邏輯論證、證明的，這可能也是數學能夠得到比其他學科更多的尊重、重視的原因所在，經典科學理論大廈的建立離不開數學工具的可靠分析、證明，自然科學在歷史發展過程中，所樹立起來的那種嚴謹、縝密、精確的形象，都是有賴于數學工具的輔助的。
數學研究方法在自然科學中本身也是一種非常有效的實證研究方法，它能夠從量的角度來研究、反映客觀世界及其各種研究對象背后的規律，雖然不能武斷地說，所有自然科學中的所有研究都能夠用數學的方法來進行分析、解決，但是歷史事實已經清楚明白地告訴我們，從伽利略時代開始，數學被引入了自然科學的研究之中，確實取得了很顯著的研究成效。在自然科學中，科學家們通過對自然事件、自然現象的數學化研究、處理、建模等，對之進行理性的分析、研究、推理，從而獲得關于因果性規律的知識，得出具有普遍有效性的確定性結論，甚至能夠進行精準的控制和預言。這種數學化的定量研究方法在社會科學學科的研究中也獲得了普遍的應用，社會科學也想借助這種定量化的自然科學研究方法，使自身變成像自然科學一樣的“硬”科學。于是人們除了使用數學工具來從事對自然的研究和認識工作以外，也將數學方法引用到對社會經濟的研究當中。
有人把經濟學稱作為是社會科學中的“王冠”，原因可能就在于，在經濟學中大量應用了可定量化研究的數學模型，以這種定量研究的實證方式來對社會中的經濟生活現象、經濟行為做出合理性的解釋、說明，并從中引發出社會經濟運行規律，指導人們的經濟行為，這也是自然科學中的定量研究方法在社會科學領域中的成功運用。比如說，在馬克思的著作——《資本論》中，他就特別青睞于使用這種具有實證主義特色的數學分析方法，大量地使用數學工具以論證他的經濟學原理。在經濟學領域當中，如果離開了以數學方法為基礎的定量分析研究，那么今日之經濟學的現狀將是不可想象的。
經濟學本身作為社會科學之中的一個分支學科，它離不開數量分析、量化管理，在很多方面都需要大量地引用數學方法來進行計算、評估，有的時候還要使用線性代數、微積分等高等數學的知識。數學與經濟學的交融滲透，也會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自然科學、社會科學領域中新的研究課題的涌現，而變得越來越明顯。甚至在經濟學當中，也涌現出了很多與數學緊密相關的分支學科、邊緣學科，例如經濟計量學，經濟預測技術等，而且數學建模的定量研究方式，在經濟學領域當中也在被大量地使用。
2.統計學的方法在人口學中的運用
人口學是一門專門對人口規模、地域分布、人口構成、人口變遷等，以及影響人口變遷的各種要素進行研究的學科。人口學作為一門交叉學科，它的研究領域不僅僅局限在一門社會科學學科之中，而往往是與社會學、經濟學、生物學甚至是人類學等研究領域都有著緊密的聯系，通過人口學的研究，能夠將人類社會生活之中各種與“人口”有關的事件，如出生、死亡、結婚、離婚等，都變成一種在科學研究之中能夠被觀察和度量的事件。這就使人口學較其他社會科學學科，能夠呈現出一種更為“精準”量化研究的學科特征。
在人口學之中有兩個重要的分支學科，一是形式人口學，二是人口研究。形式人口學較為關注對人口的生育、死亡、年齡結構、人口空間分布等方面進行研究，而人口研究則更多地會從社會、經濟、生物等多學科的角度來對人口構成和人口的變遷進行考察[9]214?？梢哉f，人口學是社會科學領域之中的一門重要實證學科，因為它關注的研究對象是社會之中的人口，通過人口學的研究，能夠為社會科學之中某些方面的研究提供必要的基本人口信息事實。此外，在人口學的研究之中，通過利用統計學的定量研究方法，還能夠統計出關于人口的生育率、死亡率等數據，從而為社會未來的人口發展規模、社會保障需求等提供一種預測依據。“人口學家所使用的統計方法不僅類型多而且變化快，包括路徑分析（pathanalysis）、結構方程、對數線性模型、計量模型以及事件史模型。人口學中的大量研究通常都是有抽樣數據（相對于總體數據）的多元框架下的統計分析，有時，一些學者應用統計模型檢驗來自個體行為模型的假設?！盵9]215可以說，統計學在人口學的研究之中，是一種典型而又重要的定量研究分析方法。正是因為借助了統計學的定量研究優勢，人口學家才能夠利用由統計學提供的各種抽樣數據、模型來對社會生活中人口的變化、變遷進行研究，借助于統計學方法在人口學研究之中的運用，也使人口學能夠成為一門應用性很強的學科。
現在，我們所生存于其中的世界，正處在一個人口發生巨大變革的發展時期，全球都面臨著一個公共問題——人口老齡化，并且這個全球性的人口問題，對于政治、經濟等的穩定發展都要產生巨大的影響。通過人口學的研究，我們會發現，在這個人口老齡化問題的背后，主要有兩方面的因素在起作用：一是生育率的下降，二是人類平均預期壽命的延長，人口學的研究結果還預測了人類在未來社會發展之中所要遭遇的一個重要轉變：全球人口老齡化的問題如果持續惡化，人口年齡結構的類金字塔結構就會發生倒轉，原先占據“金字塔”結構底端的是大量的年輕人口，而位于頂端的則是人口數量較少的老年人口，而隨著老齡化問題的日益嚴重發展趨勢，老年人口將會越來越多，充斥金字塔結構的底層，而年輕人的人口數量在金字塔中所占據的比重則會越來越少。這種從人口學的研究之中得出的預測，現在已經在全球范圍之內，引發了各國政府的重視，使他們在制定國家政策、制度的時候，要對由人口學研究領域所提出的預測給予必要的重視。
三、定性研究與定量研究的融合
社會科學中定量分析的研究方法，并不能用來對任何社會現象、社會事件進行量化分析，也不是社會生活世界中的所有事件、現象背后的本質性規律和關聯都能夠使用量化分析的數量關系、統計數字、圖表表征出來。在社會科學研究中很多微觀層面，個體性事件、狀態之中，還有很多具備特殊性，獨特性的、不能被量化的研究現象、社會事件，不適宜使用這種定量研究方法進行研究，或僅靠定量研究方法難以取得滿意、準確而可靠的研究結果。以社會學中的抽樣調查研究方法為例，所謂抽樣就要選取合適的樣本，選取哪些研究對象作為樣本，選取多少，為什么選取這些樣本，不選取哪些樣本進行調查分析，都需要進行均衡的考量。既然是抽樣調查就不可能采用完全歸納法對全體研究對象進行逐一取樣分析，在不能完全歸納的情況之下，進行的抽樣調查定量分析研究結果，最后可能會與研究對象的整體性真實狀態之間存在差異，抽樣調查的數據結果也只能作為參考，而不能作為決定性依據，要想實現社會科學研究的客觀性、確定性，除了定量研究之外，還要對研究對象中的個體性、差異性、特殊性等進行關注。有時候，定量研究也需要定性研究方法的配合輔助，才能夠在定量研究分析中，得出準確的結論，對于復雜多樣的社會現象、社會事件，僅使用一種定量研究方法，是不夠的，“人類的知識活動形態是多種多樣的，而自然科學只不過是其中的一種形態。如果無論什么都想以數量解析方法來解決，那可是相當無聊了?！盵10]
社會科學研究中的定量研究分析方法雖然有效，但是并不一定能夠完全實現研究結果的科學性、客觀性，定量研究與定性研究可以結合使用，互為輔助。有人認為，在社會科學中所進行的定量研究，“它的具體研究對象是符合統計規律的數量較大的隨機樣本；它的資料收集方法是具有統計科學意義的封閉式問卷、統計表、控制性實驗和結構式觀察方法；它的具體研究程序是符合邏輯的實證科學程序；它的具體研究方法是各種實用的數理科學方法；它的運算結果、推論估計都有相當大的精確度和可信度。無論在描述性研究、解釋性研究和預測性研究中，它都有助于保證研究過程和研究結論的科學性。”[11]而社會科學中的研究對象有著不同于自然科學研究對象的獨特之處，想要用定量研究的方法把所有社會現象、事件都做量化分析，強求使用唯一的定量分析的方法是不可行的。定量分析的優勢在于，借助于數學工具、統計工具等，找出隱藏在社會現象、事件之間的數量關系特征，找尋社會事件之間的那種規律性，但是這種數量分析得出的結論不能替代或等同于對社會現象、事件的內在本質的揭示，社會科學研究中的規律、本質也不盡然都能在數量關系上有所體現。量化分析的手段在社會科學研究的整體性、宏觀層面上，在對能夠體現較強普遍規律的研究中，確實能夠起到很強的說明作用，但是對于社會微觀層次面上的研究，對于那些注重個體獨特性等的研究可能就不太適用了?？梢姸糠治龅膶嵶C研究方法也是存在著局限性的。
如果遵循哲學原理中質與量之間的對立統一原理來說，任何一個客觀事物，它都是質與量的有機統一整體，對一個事物的研究，既要注重考查量的方面的規定性，又要注重考查它在質的方面的規定性，只有經過定量與定性兩方面的研究，才有可能對一個事物進行全面的了解和揭示，所以定量研究與定性研究的結合在哲學原理之上也是有根據可尋的。不管是定性研究，還是定量研究方法，它們的宗旨都是同一的，只不過是從不同的研究側面切入，最后都要實現對研究對象“質”、“性”方面的揭示。
“從已出版的研究成果來看，定量研究和有些種類的定性研究的互補性已是不可爭辯的事實。定性研究可以幫助研究者無偏見地發現問題，包括問題的內容、性質及其發展的形態，而定量研究則能幫助研究者去明了、確認問題的客觀性內容以及檢驗業已出現的理論之信度。如此觀之，兩種研究的對立就研究實踐而言是不存在的。”[3]47在社會科學的研究過程之中，定性研究分析方法與定量研究分析方法，二者孰優孰劣，并不是我們真正的著眼點，只要是能夠實現社會科學研究之目的的方法，都可以被拿來使用，在社會科學研究實踐之中，不論是定性研究，還是定量研究，他們在研究對象上是統一的，都要以社會實在為研究對象，研究目的都是要從對社會現象、社會事件的分析過程中，找到現象、事件背后起最終決定性作用的因果機制。定量研究方法與定性研究方法的結合是一種系統研究方法的體現，在前文中，已經論述過，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社會，是一個復雜系統、開放系統，那么在對社會系統進行研究的時候，也應當使用一種系統的方法，而不是片面使用一種單一的研究方法。定性與定量的融合統一，能夠突破社會科學中的單一研究結構，使各自的方法優勢得到充分發揮，使社會科學對社會現象、社會事件的研究呈現出更加真實、更加準確的結論。
在社會科學之中，不管是定性研究方法還是定量研究方法，在這些方法的背后都有一種實證主義的立場，其目的都是為了達到對社會現象、社會事件背后存在的那種本質性的東西的揭示，定性研究與定量研究，都承認這種本質性的東西是客觀存在的，但是對于本質的揭示，我們究竟是采用“定量”計算，還是“定性”規定，這只是方法選擇上的問題，其目的都是一致的，定性研究與定量研究之間的融合統一，這才是社會科學研究探索之中的“諾亞方舟”。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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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科學是用科學的方法，研究人類社會的種種現象的各學科總體或其中任一學科，包括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歷史學等。社會科學的研究，與哲學有著生死相隨的緊密聯系。哲學為社會科學的研究提供世界觀和方法論的指導，確立了一般性原則。哲學，作為徹底的、實踐的、科學的唯物主義哲學，為社會科學研究確立了科學的一般性原則。
一、社會科學研究一般性原則的理論基礎――哲學基本問題
哲學認為，勞動實踐是人的本質屬性，也是社會的本質屬性。人在勞動實踐中與自然界和其他人發生相互聯系，形成社會關系，構成了人類社會存在的必要因素。社會科學把人類社會作為研究對象，實際上是研究人在勞動實踐中的各種現象和問題?？梢姡軐W為社會科學研究提供了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在哲學的視野中，人的勞動實踐，即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動，是遵循一定的基本原則和規律的，因而社會科學也存在一般性原則，并且與哲學基本問題的原則一脈相承，也就是說，社會科學的一般性原則體現在哲學在哲學基本問題上科學立場。恩格斯明確指出：“全部哲學，特別是近代哲學的重大的基本問題，是思維和存在的關系問題”。[1]因而，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問題所包含的內容就是社會科學一般性原則的基本內容。
1.社會科學研究的唯物主義原則。哲學基本問題的第一個方面是精神與物質的本源問題。對這一問題的不同回答是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分水嶺。唯物主義哲學認為，物質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世界的本源是物質，精神是由物質所派生的。在現實社會中，人是以勞動實踐區別于動物而顯示其社會存在的，人類社會存在的各種現象，從根本上說，都是人的勞動實踐產生的。我們可以從三個方面理解這一觀點：第一，生產力水平從根本上決定著社會經濟、文化、政治等各個領域的基本狀態；第二，社會的經濟基礎決定著上層建筑；第三，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是社會的主體。哲學的基本立場為社會科學樹立了第一個科學的一般性原則，即唯物主義原則。
2.社會科學研究的辯證性原則。哲學基本問題的第二個方面，是如何理解世界的存在狀態以及用什么樣的思維方法來把握世界。辯證法認為，世界是普遍聯系和發展的，世界的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也不可能是靜止的，而是與其他事物相互聯系的，并且不斷運動變化的。在哲學中，辯證法與唯物主義是統一的。雖然物質是世界的本源，精神由物質派生，但是精神反過來也會影響物質，人們的社會意識也會對社會存在起著巨大的反作用。這一基本問題反映在在社會歷史中就具體體現在生產關系對生產力的反作用上。當生產關系適應生產力的發展要求時，就會對生產力的發展起到推動作用。反之，當生產關系不適應生產力的發展時，就會成為生產力發展的障礙。哲學基本問題的第二個方面為社會科學研究樹立了第二條基本原則，即辯證性原則。
3.社會科學研究的實踐性原則。實踐是哲學的基礎。馬克思在批判費爾巴哈舊唯物主義時指出：“全部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盵2]哲學發現，物質生產活動是人類的第一個歷史活動，生產實踐既是人與自然之間物質變換的過程，又是人與人之間互換活動的過程，同時還是人與自然之間物質和觀念的變換過程。[3]哲學基本問題，即思維與存在關系問題，實際上是建立在實踐的基礎之上的，可以說哲學的最大特點就是其實踐性。運用哲學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基本要訣就是必須從人的實踐活動出發分析問題、解決問題。
哲學的實踐特性為社會科學研究提供了第三條一般性原則，即實踐性原則。社會科學研究的實踐性原則是唯物主義原則與辯證性原則統一的基礎。社會科學研究的唯物主義原則強調物質對于人的意識的決定性作用、經濟基礎對于上層建筑的決定作用、人民群眾在社會歷史中的主體地位，辯證性原則強調社會各個事物之間的相互聯系，而實踐性原則貫穿于前兩種原則之中，成為這兩種原則融合統一的基礎。物質與意識、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人民群眾與社會歷史，都是因為人的勞動實踐而相互聯系、相互影響的，因為人的社會存在方式就是勞動實踐，沒有人的社會存在就沒有社會的存在，也就沒有社會科學這個概念。因此，離開了勞動實踐，唯物主義原則和辯證性原則就都將不存在；有了勞動實踐，唯物主義原則和辯證性原則就具有統一性，統一于人的勞動實踐。
二、社會科學研究一般性原則的方法論基礎――世界觀、歷史觀、整體觀、發展觀
社會科學研究一般性原則是哲學對社會科學研究的方法論指導。具體說來，社會科學研究的方法論主要受到的世界觀、整體觀、歷史觀和發展觀的指導。世界觀是人們對整個世界即對自然、社會和思維的根本看法，歷史觀是世界觀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世界觀不僅是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指導思想，同時也是社會科學進行研究的科學方法，而社會歷史觀則是社會科學研究的基礎。社會科學的研究只有以正確的世界觀作為選擇方法的指導思想，才能堅持唯物論、排除主觀先驗論；才能從特殊中把握普遍性、從復雜現象中把握本質規律；才能堅持歷史方法與邏輯方法的辯證統一。整體觀是指從全局考慮問題的觀念。作為整體的客觀事物是一個有機的系統的結構體系，包含著物質多樣性、豐富性。因此，作為反映這一整體性的人的觀念有整體與局部、整體與層次、整體與系統、整體與個別、全面與片面等哲學范疇。社會科學的研究只能以整體之中的某一局部、某個層次或系統中的某個方面作為研究對象，但社會科學研究同時遵循著整體性原則。發展觀是指物質世界的一切事物、現象及其在思維中的反映，由簡單到復雜、由低級到高級、由舊質到新質的有規律的運動和變化過程。發展觀是科學辯證法的基本觀點，它是世界觀理論體系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社會科學研究的重要方法。
哲學是世界觀和方法論的高度統一。的世界觀，包括歷史觀、整體觀和發展觀，為我們在社會科學研究中遵循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實踐唯物主義基本原理提供了具體的方法論指導和運用這些原理時的基本規范，實際上就從方法論上為社會科學研究確立了一般性原則。在社會科學研究中，堅持的世界觀、歷史觀、整體觀和發展觀，是堅持社會科學研究一般性原則的基本前提和方法論基礎。
【參考文獻】
1、本書系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組織編寫的“大學生文化素質教育書系”之一，由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的著名學者歐陽康等人著述。
2、本書從社會科學方法論入手，回顧了社會科學的發展歷史和社會科學方法論的演進過程，論述了社會科學的對象、性質及在當代大科學體系中的地位等；重點分析了社會科學研究程序與研究設計，并對社會科學研究的方法，如懷疑方法、觀測方法、定性方法、定量方法、信息方法、黑箱方法、系統方法、過程方法、評價方法、理解方法、預測方法等十幾種具體方法進行了詳細地闡釋，旨在幫助當代大學生全面理解和掌握社會科學的特殊研究方法。
（來源：文章屋網 ）
9.梁永佳2015年11月14日致筆者的電子郵件。
10.陳光興、錢永祥（《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之下的學術生產》，《臺灣社會研究季刊》2004年第56期）也提到學術生產中國家干預和西方學術霸權之間的矛盾。但是中國1990年代以來的學術體制化很難說是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產物。和中國在很多領域的變革一樣，它一方面來自中國社會內部的訴求，另一方面是由于國家性質的變化而導致。其結果和各方原來的設想都有重大差距。不管怎么說，它是內生的變化，不是西方“全球霸權”的強加。
11.參見Mori Koichi， 1980， “YanagitaKunio ： An Interpretive Study”，Journal of Religious Studies 7， 2～3 June-Septemeber： 83～115。
12.在對民族主義的研究中，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新意就在于突出了日常經驗。民族主義不是歷史發展“必然”，不是生產方式或者社會結構轉變的直接產物，而是和小說、現代印刷術、報紙、地圖、公路、學校等等的興起是有關的。他對人們具體經驗和感知的重視，有力地解釋了為什么民族主義這個非常新近的意識形態，會這么深入人心。
13.葉舒憲：《“中西文化關鍵詞研究：經驗（experience）》，《跨文化對話》1999年第2輯，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55-74。
14.“實踐理性”是李澤厚的概括。關于儒家經典中的“實踐”范疇的內在性、和應然與實然不分的特征，參見汪暉：《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上卷第一部，北京：三聯書店2004年出版，141～1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