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8-30 09:16:16
序論：速發表網結合其深厚的文秘經驗，特別為您篩選了11篇國內經濟增長速度范文。如果您需要更多原創資料，歡迎隨時與我們的客服老師聯系，希望您能從中汲取靈感和知識！
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經濟的市場化和國際化趨勢在不斷加快，內部經濟和外部經濟之間的互動性也在逐漸增強，在這種背景下，我國開始出現了明顯的內外均衡矛盾。就內部失衡而言，一方面生產能力過剩、內需不足，另一方面存在結構性的局部過熱；就外部經濟失衡而言，主要表現為持續擴大的“雙順差”。應該說，在經濟全球化日益發展的今天，回歸均衡發展乃是當今中國經濟非均衡環境下的最佳選擇。為此，有必要正確認識并深入理解開放經濟下宏觀經濟內外部均衡的含義及相互關系的一般規律，這對于進一步探討我國內外部均衡狀況之間的相關性以及尋找協調內外失衡的方法和途徑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內部均衡與外部均衡的涵義
（一）內部均衡
內部均衡是指一國國內經濟運行所達到的理想狀況，因此其本身包含著價值判斷。對內部均衡與否的判斷標準與人們對經濟運行的理解有密切的聯系。隨著人們對經濟運行看法的改變，對內部均衡的界定和理解也經歷一個演變的過程。最早提出內部均衡這一概念的是英國經濟學家詹姆斯·米德（James.Meade）。米德認為，在開放經濟條件下，如果一國經濟劃分為生產貿易品的貿易部門與生產非貿易品的非貿易部門，那么，內部均衡是指對國內商品和勞務的需求足以保證非通貨膨脹下的充分就業，即非貿易品市場處于供求均衡狀態?；蛘吆唵蔚卣f，內部均衡是指國內經濟處于無通貨膨脹的充分就業狀態。在20世紀50年代末，隨著菲利普斯曲線的出現，由于菲利普斯曲線給出了失業率和通貨膨脹率的各種不同的組合，那么內部均衡概念就進一步解釋為菲利普斯曲線上的某一個最優點，即失業率與通貨膨脹的最優組合點。60年代以后，又出現了埃德蒙·費爾普斯（EdmundPhelps）與米而頓·弗里德曼的自然失業率假說，自然失業率假說背景下的內部均衡就是指國內的失業率水平處于自然失業率水平的狀況。一般將封閉經濟條件下政府的宏觀經濟政策目標—充分就業、物價穩定和經濟增長歸為內部均衡目標。
（二）外部均衡
由于沒有類似于充分就業、物價穩定和經濟增長等具有社會福利意義的參考指標來衡量，外部均衡比內部均衡更難定義。許多國內外學者（最早是米德）和宏觀決策者將國際收支平衡當作外部均衡的目標，但實際上，國際收支平衡不一定意味著外部均衡，國際收支平衡和外部均衡二者之間既有聯系又有差異。國際收支平衡是指在某一段時期內，一國對外貨幣收支的正好相抵，不存在差額。國際收支平衡是一靜態概念，它是動態性質的外部均衡的必要條件，而不是充分條件。外部均衡應該是一個國家理想的國際收支平衡或理想的國際收支狀態，它不但表現為高水平的（國際貿易和國際資本流動的最佳規模狀態）國際收支基本平衡，而且表現為內部均衡基礎上或以較小的調節成本為代價的國際收支基本平衡。外部均衡或國際收支均衡總目標又被分解成若干子目標，于是，經常帳戶差額、貿易帳戶差額、外匯儲備帳戶差額以及資本與金融帳戶差額等均被列入外部均衡目標的范疇，所以，外部均衡可以理解為與一國宏觀經濟發展相適應的合理的國際收支結構，合理的國際收支結構不是短期的各項目收支平衡的概念，而是長期的、動態的各項目收支差額之間的協調與平衡。
內外均衡的性質
一般均衡。從以上內部均衡與外部均衡的含義中我們可以理解，宏觀經濟內外部均衡不是一個簡單的數學概念，而是一個與一國經濟發展、物價水平、就業狀況、資本流動、貨幣匯率、國際儲備等宏觀經濟變量有密切關系的綜合性的經濟概念。因此，內外部均衡不應是局部的均衡，而應是一般均衡，亦即內部經濟與外部經濟相互影響和作用下的共同均衡，內部均衡是基礎，外部均衡反作用于內部均衡。
長期均衡。內外部均衡不應只是一年兩年的短期均衡，而應是一個較長時期(中長期)的均衡，而且短期的內外失衡也并不一定影響一國中長期的內外均衡。影響一國經濟短期內外失衡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有的因素只是暫時起作用，我們只有分析較長時期起作用的因素才能準確的判斷宏觀經濟是否實現了內外部經濟的均衡。
動態均衡。內外部經濟均衡不是一個靜態的概念，而應屬于動態均衡的范疇。靜態均衡是某一時點的存量均衡，而動態均衡則是一定時期內流量的均衡，即宏觀經濟各個經濟變量合理運動、在從一個時期到另一個時期的運動中達到和諧一致。
總量均衡。內外均衡的目標往往體現為經濟增長、充分就業、物價穩定和理想的國際收支狀態目標，因此，內外均衡首先表現為總量均衡，即較高的經濟增長率，較低的失業率和通貨膨脹率以及國際收支的平衡結構。并且，在內部均衡與外部均衡的總量關系上，國內儲蓄和投資之間的差額可以由外部經濟來彌補。
結構均衡。內外均衡除了表現為總量均衡外，也要表現為結構上的協調。如果國內總供給和總需求即使在總量上達到平衡，但存在供求的結構性差異，那么國內經濟就會出現一方面需求不足，另一方面在某些部門出現投資過熱的局面。同時，國內供求之間的結構性差異可以由外部經濟來彌補，從而使外部經濟亦出現失衡。
優化均衡。尤為重要的是，宏觀經濟內外部均衡應當是一種優化的均衡。事實上，內外部均衡的實現存在著究竟是高水平均衡還是低水平均衡的問題，只有在內部經濟與外部經濟相互作用、相互促進下的內外部共同均衡，才是高水平的、理想的、最優的經濟均衡。
刃鋒均衡。在動態的環境中，宏觀經濟總是處于發展和變化之中，內外失衡乃是宏觀經濟運行的常態，而內部經濟和外部經濟同時實現均衡便是一種刀刃情況。也就是說，優化的內外均衡其實只是宏觀經濟運行的理想狀態而已，在現實中很難實現，但它是我們所追求的目標，現實中的內外經濟運行狀態就是圍繞著這個目標上下波動。
內外均衡的“神秘四角”間的關系
在開放經濟條件下，內部均衡與外部均衡是宏觀經濟四大目標的具體化和形式化，經濟增長、充分就業、價格穩定這三個內部均衡目標與國際收支平衡這一外部均衡目標之間是相互聯系、相互影響的（以上四個目標合標“神秘四角”），由于充分就業與經濟增長之間關系的一致性，再加上我國目前還缺乏能夠真實反映充分就業水平的失業率指標，所以我們主要分析經濟增長、價格穩定與國際收支平衡之間的關系。一般而言，內部均衡決定外部均衡，而外部非均衡也會反作用于內部均衡，即一國經濟增長的快慢和物價的穩定狀況，會對國際收支特別是經常帳戶余額起到決定作用，而國際收支的不平衡，尤其是經常賬戶的較大盈余或赤字，也會影響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和物價穩定。內外均衡之間關系的最終表現，正是上述作用力與反作用力的共同結果，在某些條件下，可能內部均衡狀況對外部均衡狀況作用程度更大，而如果條件發生變化，外部均衡狀況對內部均衡狀況的反作用力很可能被加強，所以現實經濟中經濟增長、物價穩定和國際收支之間的關系是復雜的。
（一）假設經濟體系的初始運行狀態：供求平衡
根據吸收論（AbsorptionApproach），在開放經濟條件下，國際收支與國民收入和國民支出的關系可通過以下關系式聯系起來：國民收入（Y）＝消費（C）＋投資（I）＋［出口（X）－進口（M）］，移項得：X－M＝Y－（C＋I），其中將貿易收支差額（X－M）用B表示，簡稱為經常項目差額，將（C＋I）用A表示，稱為國內總支出，即國民收入中被國內吸收的部分，由此，國際收支差額（經常項目差額）實際上就可由國民收入（Y）與國內吸收（A）之間的差額來表示，即B＝Y－A。當國民收入大于總吸收時，經常項目為順差；當國民收入小于總吸收時，經常項目為逆差；當國民收入等于總吸收時，經常項目平衡。并假定一經濟體系初始狀態為內外均衡，即B=Y-A=0。
從內部經濟決定外部經濟的角度看，國際收支盈余往往是國內經濟發展狀況的外在表現。當國內經濟出現高速增長時，國內需求旺盛，如若超出本國的供給能力，則需要增加進口來彌補供求缺口，此時,即導致經常項目順差縮小甚至出現逆差，同時也會通過大量引進外資來發展本國生產，提高供給能力，因而資本項目會出現順差；相反，當國內經濟增長速度放慢時，國內需求不振，于是進口減少，出口增加，此時，導致經常項目逆差縮小或出現順差，而資本項目則會出現逆差。當國內價格水平較平穩或較低時，外貿出口增加，進口減少，同時外資大量流入，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會出現雙順差；相反，當國內價格水平較高即出現通貨膨脹時，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可能會出現雙逆差。從外部經濟對內部經濟的影響或反作用看，一般而言，在不考慮其它因素的情況下，國際收支順差會增加有效需求，在國內供給不變的條件下，會導致總需求超過總供給，提高了國內產品市場的價格水平，從而提高廠商的利潤率，促進了國內的生產和投資，推動了經濟快速增長；反之，國際收支逆差會增加國內市場的有效供給，在國內需求不變時，會導致總供給大于總需求，降低國內的價格水平，尤其是降低產品市場的價格水平，從而會降低廠商的利潤率，進而抑制國內的生產和投資，嚴重時會促使經濟衰退。
（二）假定經濟體系的初始運行狀態：存在供給約束
一般而言，對于“供給約束型”的發展中國家而言（假設其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全部開放，并實行浮動匯率制），內部均衡對外部均衡的決定性作用表現得更加明顯。經濟增長速度與經常項目余額之間的關系一般具有負相關性，即經濟增長速度加快，經常項目順差減少或出現逆差，經濟增長速度放慢，經常項目逆差減少或出現順差；而經濟增長速度與資本項目余額之間往往是正相關，也就是說經濟增長速度加快，資本項目逆差減少或出現順差，經濟增長速度放慢，資本項目順差減少或出現逆差；國內價格水平與經常項目、資本項目之間則常常表現為負相關性，即國內價格水平穩定或較低時，經常項目、資本項目逆差減少或出現雙順差，國內價格水平較高即存在通貨膨脹時，經常項目、資本項目則順差減少或出現雙逆差。
（三）假定經濟體系的初始運行狀態：存在需求約束
根據凱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論，當一國經濟存在著大量閑置的生產資源和過剩的供給能力時，總產出水平就取決于有效需求。如果國內需求相對不足，就可以通過擴大出口或外貿順差來利用本國過剩的生產資源，從而會導致國內生產總值增加，并且會產生一個正的乘數效應，大大促進經濟增長，而逆差則會對國內生產總值產生一個負的乘數效應，導致經濟衰退。所以，對于“需求約束型”且“外向程度高”的國家而言（假設其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全部開放，并實行浮動匯率制），外部均衡狀況對內部均衡狀況具有較強的反作用力，國際收支變化在先，國內經濟運行變化在后，經濟增長速度、國內價格水平與國際收支余額之間一般具有正相關關系，即國際收支順差，將增加總需求，會加快經濟增長，同時也會帶來國內價格水平的上漲；而國際收支逆差，卻會阻礙國內經濟增長，并促使國內價格水平下降。
“三只靴子落地論”最為核心的是兩個問題，一是早幾年國內經濟高速增長已經不可持續，因此當前經濟增長速度向下調整不僅是整個領導層的共識，也是當前國內經濟的常態。市場根本就不用認為經濟增長沒有達到多少速度，就有多少壓力。二是未來國內經濟增長下行的底部在哪里，什么時候出現？出口及投資已經給出明確的答案，不確定的因素主要在于房地產市場，即房地產靴子在什么時候落下。也就是說，當前正在進行房地產市場周期性調整有多久，其深度又在哪里？劉世錦給的答案是在兩年內，但調整的深度則沒有答案。
其實，劉世錦“房地產靴子落地”的比喻，給當前的房地產市場一個清楚明確的信號，劉世錦作為國家最高層的經濟顧問，這些話不僅是講給市場聽的，也是講給聽的。首先，國內房地產市場的周期性調整，是當前市場發展的一種趨勢，是市場力量使然的客觀存在，而不是政府對房地產政策的結果。因此，中央政府只會順應其趨勢，而不會由于這種周期性調整再出臺政策干預。同時，對于地方政府對這種房地產市場周期性調整人為干擾，中央政府知道這種人為干擾實際上能夠起到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地方政府對房地產市場周期性調整的人為干擾之所以得到中央政府的默許，這就是關鍵所在。
要素貢獻度＝要素增量／GDP增量×100％；
要素貢獻率＝要素貢獻度×GDP增長率。
基于傳統方法，張雪松在《三大需求要素對我國GDP的貢獻》一文（載《宏觀經濟研究》2003年第3期，下稱張文）中，實證研究了我國最終消費、資本形成總額、凈出口三大需求要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并由此得出結論：上世紀90年代以來，最終消費需求對我國GDP的平均貢獻度是60．09％，平均貢獻率是6．42個百分點；資本形成總額對我國GDP的平均貢獻度是37．10％，平均貢獻率為4．46個百分點；貨物和服務凈出口對我國GDP的平均貢獻度是2．82％，平均貢獻率是0．12個百分點。由于受方法本身的約束，張文的研究成果不能很好地解釋某些經濟現象，如貿易順差與GDP增長之間成“負相關”關系、凈出口對經濟的拉動往往與國民經濟增長成反向運動趨勢等現象。
傳統方法在分析三大需求要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時，主要是利用靜態研究的方法，其局限性主要表現在它沒有反映凈出口對經濟增長的動態作用。具體來講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一是凈出口＝出口－進口，隱含的經濟意義是出口和進口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完全相反，出口拉動經濟增長，進口對經濟增長完全起阻礙作用。二是凈出口沒有反映進出口商品結構的差異，不能反映進口和出口各自對經濟增長的作用。三是凈出口簡單化了進口和出口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沒有反映進口和出口動態變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實踐告訴我們，有些進口品對一年、兩年或更長時間的經濟增長存在著推動作用?？梢哉f，僅僅利用凈出口解釋進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是傳統方法的主要缺陷。
張文測算凈出口對經濟增長的平均貢獻率為0．12個百分點，貢獻度2．82 ％，如果單純從數字分析，凈出口對經濟增長的作用非常小，幾乎可以忽略不計。實際上，我國對外依存度由1981年的15％上升到2002年的49％，進出口對經濟增長的作用越來越重要。如果進口品屬于國內需抑制需求的消費品，則這類進口會對國內需求產生擠出效應，阻礙國內經濟增長；但是，如果進口品屬于技術含量較高的投資品，則這種進口會帶來國外技術的外部性，其技術的擴散效應和溢出對國內經濟增長有較強的推動作用。顯然，單純利用凈出口來解釋進口和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不夠充分，方法本身也不科學，有必要加以改進。我們認為，解決這個問題的較好辦法是用進口、出口兩個經濟變量分別討論進口和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和貢獻率，而不是簡單地利用凈出口分析國外需求對經濟增長的貢獻。
張文關于三大需求要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進行了很好的定性和定量分析，對我國如何提高經濟增長速度和效益具有現實的指導意義，應予充分肯定。但美中不足的是，在定量分析凈出口對經濟增長的作用之后，關于進口和出口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只進行了定性分析，給人一種意猶未盡的感覺。為此，這里提出一種分析三大需求要素對我國GDP貢獻的新方法。
二、一種新的評價方法
我們利用計量經濟學的方法，首先測算需求各要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然后按貢獻率與GDP增長率的比率計算該要素貢獻度。其中，凈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等于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減去進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然后再加上進口對經濟增長滯后推動作用的貢獻率。與傳統方法相比，新方法考慮了凈出口對經濟增長的滯后作用。
按支出法計算，國內生產總值（GDP）＝最終消費（cons）＋固定資產投資總額（inv）＋貨物和服務出口（exp）－貨物和服務進口（imp），對此恒等式一階差分并對差分方程進行系列變換，并由此建立相應的計量經濟學模型：
VGDPt ＝α1?Vconst ＋α2?Vinvt ＋α3?Vexpt ＋α4?Vimpt ＋εt
…………………………（1）
其中：VGDPt 、Vconst 、Vinvt 、Vexpt 和Vimpt 分別表示當年國內生產總值增長速度、最終消費增長速度、固定資產投資總額增長速度、貨物和服務出口增長速度、貨物和服務進口增長速度，αi（i＝1、2、3、4）為相應的系數， εt 是隨機誤差項。
由于統計資料沒有完整的各年度消費需求、投資需求、出口和進口的可比價格數據，我們采取如下的處理方法：利用凈出口和進出口總值占當年GDP的比重分別推算進口值和出口值；當年價格下的消費需求、投資需求、出口和進口占當年GDP的比重與可比價格下的比重分別相等，這種方法相當于對這4個經濟變量都采用GDP縮減指數進行折算；在此基礎上計算經濟增長速度和4個變量的增長速度，如附表所示。
在以上分析的基礎上，建立我國1983年至2002年經濟增長關于消費需求、投資需求和進出口需求增長速度模型如下：
VGDPt ＝0．730Vconst ＋0．234Vinvt ＋0．093Vexpt －0．059Vimpt
…………………………（2）
t統計量14．873 6．477 5．989?。?．560
R2＝0．909DW＝2．035 F＝53．387
變量及模型通過了統計和計量經濟學檢驗。為論述簡捷起見，在以后的篇幅中，不再羅列模型通過各種檢驗的過程和結果。
有利于提高勞動生產率的進口對經濟增長有滯后推動作用，可以考慮將進口增長速度的滯后變量引入模型。經系列計量經濟學方法處理，建立模型如下：
VGDPt ＝0．709Vconst ＋0．216Vinvt ＋0．078Vexpt －0．045Vimpt
＋0．018Vimpt（－2）
…………………………（3）
其中，變量Vimpt（－2） 表示前兩年的進口增長速度。
模型（3）中5個變量系數的經濟含義分別是：國內消費增長1％，帶動當年國內生產總值增長0．709個百分點；投資增長1％，帶動國內生產總值增長0．216個百分點；貨物和服務出口增長1％，帶動國內生產總值增長0．078個百分點；貨物和服務進口增長1％，引起當年國內生產總值負增長0．045個百分點；兩年前進口增長1％，帶動當年國內生產總值增長0．018個百分點。
模型（3）優于模型（2），其原因在于模型（3）是一個動態模型，較好地解釋了進口對經濟增長的動態作用：20年來，就平均水平而言，當年進口對經濟增長起負作用，進口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要滯后兩年，模型（3）比模型（2）更富有經濟意義。
當數據選自1988年至2002年時，變量Vimpt 沒有通過t檢驗，相應的增長速度模型如下：
VGDPt ＝0．677Vconst ＋0．195Vinvt ＋0．050Vexpt ＋0．037Vimpt（－2）
…………………………（4）
利用有關數據對模型（4）進行測算，結論如下：1988年至2002年，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的平均貢獻率為5．90個百分點，貢獻度62．8％；投資對經濟增長的平均貢獻率為1．92個百分點，貢獻度為20．4％；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0．93個百分點，貢獻度為9．8％；進口對經濟增長的滯后作用平均兩年，其貢獻率為0．65個百分點，貢獻度為7．0％；凈出口對經濟增長的平均貢獻率為1．58個百分點，貢獻度為16．8％。
現根據以上模型及有關數據分不同時段測算三大需求要素對經濟增長的平均貢獻率和貢獻度，并與張文進行比較。為方便起見，分別以A 、B、C、D代表，結果如下：
傳統算法與新的方法比較如下：
1990年和2001年的國內生產總值指數分別為281．7和792．4。經計算，這12年的GDP平均增長速度為9．0％，而不是張文中的11．0％。另一方面，按可比價格計算，1990至2001年各年的GDP增長速度只有三年超過了11％，而且還比較靠前。GDP平均增長速度由各年度GDP增長速度乘以相應的權重，而權重直接由當年經濟總量決定，因此這三年的權重都小于平均數。因為這個原因，兩種方法所測算的貢獻率沒有可比性，但基本不影響貢獻度的比較。
情形C與D （張文的結果）研究的時間跨度大致相同，兩種測算方法關于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基本相同：張文為60．09％，本文為61．35％ ，相差不大；但凈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和貢獻率相差較大：張文中測算的凈出口對我國GDP的平均貢獻度是2．82％，本文測算凈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為17．27％，相差較大的主要原因在于張文把進口和出口看成完全相反作用的兩個變量、沒有考慮進口對經濟的滯后推動作用；投資需求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出現差異是因為隨著凈出口對經濟增長的差異而相伴產生，按傳統方法，張文擴大了投資對經濟增長的作用。
如果不考慮時間因素，A與D是等價的。這是因為情形A是模型（2）的結果，它是在傳統方法上對相同的方程經過一系列恒等變換和使用相同數據回歸所得，但模型（2）僅僅是新方法的模型之一，是一種靜態模型，不優于動態模型（3）。
新方法以模型（3）為主要標志，其創新之處在于考慮了進口對經濟增長的滯后推動作用，細化了進口和出口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動態反映了進口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客觀描述了進口對經濟的雙重作用：進口對當年經濟增長有負作用，但對經濟增長有滯后的推動作用。
情形B和C顯示：1983年至2002年的20年間，進口對經濟增長的滯后推動作用按貢獻度來計量，其數值為3．37％，最近的13年，這個數值已上升到7．15％，從一個側面說明我國利用外資質量和進口品技術含量在不斷提高；隨著時間的向后推移，Vexpt的系數由0．078降到0．050，說明貨物和服務的出口效益在逐漸下降；Vimpt（－2） 的系數由0．018上升到0．037，說明我國貨物和服務的進口質量趨于上升。這個結論比較客觀地反映了現階段我國進出口實際：出口產品中科技含量低、附加值不高和資源型、勞動密集型等初級產品占了相當大的比重，而進口品相對是高附加值和科技含量高的產品。比如，2001年高新技術產品在我國出口中的比重為17．5％，而在進口中的比重為26．4％，相差9個百分點，逆差高達176億美元；我國鋼產量世界第一，2002年鋼產量為18237萬噸，但品種不足，低檔次的建筑鋼材占了一半以上，大量優質鋼材、特殊鋼材還要靠進口，全年進口鋼材2230萬噸。
利用動態模型分析我國進口和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和貢獻率，考慮了進口對經濟增長的當年負效應和滯后兩年時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在張文定性分析的基礎上，我們對文中提到的“貿易順差悖論”給予簡單的補充解釋：“貿易順差悖論”出現的原因在于這種觀點靜態看待每年凈出口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沒有動態考慮進口對經濟增長的滯后推動作用，進一步的論證可以從模型和歷史數據進行定量分析。
三、若干思考
綜合來看，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平均在60％以上， Vconst的系數是Vinvt系數的3倍、是Vexpt系數的近10倍，說明提高消費需求的增長是促進經濟增長最有效率的方式。投資增長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一直在24％左右，表明我國投資增長的速度和規?；臼欠€定的。模型和有關數據表明，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在走低，盡管出口一直以較大速度增長，表明出口的經濟效益在逐步降低。
本文不打算就如何提高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作更多地論述，因為在這兩個方面基本已形成共識：國內需求是支撐經濟增長的關鍵因素，千方百計擴大內需是保持我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的必然選擇；同時一定規模和速度的投資增長是我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的必要保證。本文基于我們所建立的動態模型提出幾點建議：
1、Vexpt的系數由模型（3）中的0．078降為模型（4）中的0．050，表明我國貨物和服務出口的質量在下降。因此，切實改變依靠出口數量增長推動出口和經濟增長的粗放模式，提高出口商品附加值，使出口增長主要靠增加產品附加值、提高科技含量而不是依靠數量增長帶動出口增長，既能節約我國有限的物質資源，又能促使我國經濟保持持續快速增長。
不過，無論是市場還是媒體對此似乎都有點解讀過度。如果以平常心觀之，今年中國GDP增速下調實際是件十分平常的事。盡管中國經濟增長下調到7.5%，是8年來的第一次，但市場根本上就不用為此而擔心。為了弱化政府的GDP主義，弱化地方政府對GDP增長速度的追求，從根本上提高GDP增長的質量，政府早在“十二五”規劃中就把經濟增長速度降到了7%。既然多年來政府工作報告都提及“保八”，為銜接“十二五”規劃，這次下調增長速度也是順理成章之事，以便讓中國經濟的發展能夠真正轉移到提高質量與效益的軌道上來。
更為重要的是，每年政府在工作報告中規劃經濟增長的速度為8%，但沒有哪一年的實際增長剛好是8%或低于8%，這幾年的經濟增速基本年均超過10%――這好像是慣例了。但是，實際的經濟年均增長超過10%，而規劃僅是8%，那么這個規劃的意義有多大呢？筆者推測，今年實際的GPD增長速度或許不會低于9%。即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態勢并沒有隨GDP目標的下調而改變。
再從真實影響今年國內GDP增長下行的因素來看，下調GDP增速目標可能對貨幣政策放松會有影響，但不會太大。因為今年不僅銀行信貸會保持適度的增長，企業融資渠道也比以前拓寬了。比如，去年銀行信貸融資比重已下降到58%了，與早些年銀行信貸融資比重大于90%有天壤之別。當前，國內市場的問題并非流動性不足，而在于流向。如果泛濫的流動性僅在金融體系內循環，那當然對實體經濟影響很大。去年的高利貸盛行就是惡果之一。而今年政府信貸與貨幣增長目標不僅要回歸常態，還強調要給予實體經濟以優質服務。由此可以判定，今年并不會由于信貸緊縮過度而影響實體經濟的增長。
還有，當前市場最為關心的是房地產市場調整對國內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的影響。先是一般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增幅仍會保持去年24%左右的速度。去年房地產開發投資增長率為28%，低于2010年，但增長幅度仍然不低。更值得一提的是，去年住房銷售總額仍達到5.9萬億，其增幅盡管小于2010年，但總額遠高于2010年的5.2萬億?？紤]到中國住房市場既是以一手樓為主的市場（占銷售額80%），又是采取住房預售制度，所以，去年創紀錄的住房銷售總額必會體現在今、明兩年的房地產開發投資增長率上。加上保障性住房投資快速增長，即使假定商品房銷售下降，整個住房投資的增長也根本不可能出現急劇下跌之勢。而且，如果下半年商品房價格出現較大幅度調整，國內住房銷售仍然可能出現新的增長。
通過公共財政讓民眾來分享經濟增長成果，應該是今年政府工作報告的最大亮點。按照報告公布的數據，直接與民生相關的教育、社保、就業、醫療衛生、住房保障等項目的支出達4萬多億。這些巨大的財政投入都將成為推動今年中國經濟重要的增長點。
至于國際市場復蘇的不確定，特別是歐盟各國債務危機沒完沒了，確實對中國出口貿易打擊不小。因此，政府報告對今年進出口總額的預計增長速度設定在10%左右，比去年實際增長下調了一成以上。不過，據分析，國際市場最為困難的時期已經度過，特別是美國經濟已開始好轉，加上前幾年國內企業出口的多元化擴張，今年中國進出口成績并非那么不樂觀。
長期以來,我國經濟發展很大一部分靠出口的拉動。進入2008年以來,由于人民幣升值和美國次級貸影響,我國出口增速下降,貿易順差縮小,進出口貿易、特別是出口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明顯下降。1～5月份我國出口增長22.9%,扣除美元貶值和國內通貨膨脹因素,實際出口增速不足10%,出口對經濟的拉動進一步趨緩。如果沒有出口快速增長帶來的大量貿易順差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經濟增速可能從2006年就開始進入回調狀態。從發達國家來看,居民消費在國民經濟增長中占重要作用。但是目前我國居民消費對經濟增長貢獻仍然顯得不足,而且呈下降趨勢。只有充分消費在經濟發展中拉動作用,就有可能遏制中國經濟發展減緩的勢頭,使我過經濟繼續保持又好又快增長。
值得注意的是,2007年居民消費貢獻率再次超過投資,但是2008年上半年,由于物價上漲、通貨膨脹以及國內經濟宏觀緊縮政策,居民消費快速增長的勢頭得到遏制,而同時國內經濟增長步伐也趨緩。長期以來,投資過熱而居民消費疲軟的現象,制約了我國經濟增長的步伐。要想中國經濟在未來繼續以較快的速度增長,必須依靠靠內需拉動。 因此, 以消費需求結構為導向, 促進產業結構升級, 才能使消費與投資實現良性循環, 保證國民經濟健康運行。
一、我國居民消費低下的原因分析
1.居民消費的增長速度持續低于國民經濟速度
我國居民消費率偏低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因為居民收入增長速度緩慢,從而造成居民消費增長速度緩慢。從今10年來GDP增長和消費增長來看,除了1999年外,消費增長速度遠遠落后GDP增長速度,而消費落后的最根本原因是,居民收入增長速度增長緩慢。
2.收入差距日益擴大,平均消費傾向降低
影響消費的因素不僅是居民收入增長慢,居民收入差距也是是影響居民消費的決定性因素。因為從收入分配差距的擴大會造成邊際消費傾向和平均消費傾向下降,從而抑制居民消費,導致居民消費率不斷下降。
首先是城鄉居民之間收入差距大。近年來我國城鄉間及其內部居民收入差距呈擴大的趨勢,不僅造成城鄉間及其內部居民消費水平和消費結構的差距不斷擴大,而且使得居民平均消費傾向趨于降低。其次,居民總體收入差距大。
3.經濟體制不完善造成居民消費低下
影響我國消費低下的原因很多,從消費心理到消費預期。而經濟體制不完善,如社會保障、住房和教育體制不完善會直接導致居民消費低下,從而不利于經濟健康發展。首先我國社會保障體制還不完善,養老體制不健全,而醫療體制的改革直接導致廣大居民對未來消費預期增加,減低當前消費需求。其次,住房體制改革強化了居民的儲蓄意愿,壓抑現時消費。我國取消福利分房制度后,住房消費成為居民家庭消費重點。而我國在2002年以后,房地產價格迅速上漲,商品房價格屢屢攀升和居高不下,中低收入家庭無力購買,導致居民抑制了當期消費需求。最后教育體制改革拉升了居民家庭子女教育的支出預期,抑制其他消費。
二、對 策
1.改變過去長期依賴投資和出口拉動經濟增長的局面。
長期以來,我國經濟發展主要依賴于投資和出口的拉動。這種不健康的發展方式應該進一步修正,我國政府也明確提出把擴大內需作為促進經濟增長的主要措施。因此,在應付當前我國經濟發展變緩的良藥應該是提高居民消費,應該改變過去的有關經濟發展思路,制定有關促進消費政策來提高經濟增長。
2.提高居民收入水平
從我國居民收入和GDP增長來看,人民并沒有完全享受中國經濟發展的成果。因此,當前擴大消費需求,最實在的辦法是進一步提高人民的收入水平,讓人民享受經濟發展成果的同時,改善民生,從而最終使我國經濟走向良性發展道路。
因此,今后應該實行更加積極的個人收入分配政策。堅持和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使人民的收入水平持續較快地增長,特別要注意增加農民的收入,還要健全企業職工工資、獎金的正常穩定增長機制,使城鄉居民的收入在財政收入增長中得到更加充分的體現。逐步提高扶貧標準和最低工資標準,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逐步縮小城鄉、地區和不同行業人群之間的收入差距。
3.縮小收入差距
針對我國目前收入差距大,應該調整與完善收入分配政策,努力提高城鄉居民尤其是農村居民與城市中低收入者的實際收入。首先完善各種稅收政度,加強個人所得稅、遺產稅、贈予稅的征收,從而縮小收入差距。其次通過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制度,增加農村居民和城市低收入居民的轉移性收入,減少社會差距。此外加強對壟斷行業個人收入分配的監督和管理,縮小行業收入差距等。
4.改善居民消費環境,樹立居民消費信心
改善商品供給結構,以市場需求為導向,調整產品結構和產業結構,培育居民消費熱點。我國已進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階段,城鄉居民消費結構不斷升級,政府應通過產業政策引導企業優化產品結構,促進產業結構升級。擴大居民教育、住房、大汽車消費。大力發展服務業,滿足人們不斷增強的服務消費特別是精神文化方面的需求。
進一步擴大消費信貸范圍,大力發展住房信用消費、汽車信用消費和信用卡消費。是加快信用消費體系建設,盡快制定與信用消費有關的法律法規,拓展新消費渠道和消費方式。
完善城鄉居民生活基礎設施,積極發展城鄉商業設施,鼓勵發展超市、連鎖經營,鼓勵各類投資主體投資農村商業設施建設,支持流通企業向小城鎮延伸經營網絡,為農村居民購物、消費創造便利條件。同時還要大力整頓和規范消費品市場秩序,嚴懲假冒偽劣、價格欺詐、不正當競爭等不法行為。
在“新常態”的經濟發展背景下，我國正在面臨著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從國內的產業結構上看，第三產業也就是服務業會逐漸成為國內的產業主體。相關統計數據顯示，近年來，國內服務業的增長值在國民生產總值中所占的比重增加，2013年超過第二產業。同時，國內服務業還保持著持續穩定增長的長期趨勢，會逐步成為我國的產業主體。從需求結構的相關資料中可以看出，消費需求逐漸成為國內的需求主體；國內消費對國內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于2012年超過了投資對國內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這表明，我國人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有了明顯提高，消費需求也日益增長。以國內的鋁材市場發展為例，現階段我國已經初步建立了鋁資源開采產品研發產品加工產品銷售的現代產業鏈，已經突破了依靠廉價勞動力進行鋁材加工的傳統發展模式。鋁材行業發展的重點在于，提高國內的自主創新能力，建立產品研發中心，打破發達國家對專業技術的壟斷，在穩定國內市場的同時，積極開拓國際市場。
(二)新動力
從驅動我國經濟發展的動力上看，在新常態的經濟發展形勢下，高新技術和產業集群逐漸成為國內經濟的主要驅動力。從相關的統計數據上看，國內大型工業企業的年收入增長速度在逐漸放緩；而電信業、物流業等新興產業的年收入增加迅速。國內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急需進行產業結構調整或生產轉型，依靠國內廉價勞動力推動經濟增加的局面一去不復返。近年來，我國資源、能源、土地、勞動力等生產要素的價格逐年攀升，需要在短時間內大力發展推動國民經濟增長的新產業，主要以知識密集型產業和技術密集型產業為主。
(三)多風險
在新常態的大背景下，國內經濟發展的風險因素也在增加。在改革開放的三十年里，我國的經濟發展取得了顯著成果，各行業間的聯系也在逐漸緊密。風險具有客觀性和不確定性，其存在和發展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以近年來社會關注的樓市為例，2014年炒得火熱的樓市終于出現了“降溫”現象，全國商品房的銷售數量也有了明顯的下降。在樓市降溫的影響下，房地產投資商會暫緩購買新的土地，開發新的樓盤。這對于以拍賣土地為重要財政資金來源的地區來說，會導致當地的財政緊張，會相應增加地方債務的風險。同時，房地產交易的不景氣，導致開發商無法及時回款，就會相應增加貸款銀行的金融風險。
(四)中高速
從國內經濟增長的速度來看，從過去的10%左右的高速增長模式轉變為7%～8%的中高速增長模式的新常態最突出的特征。相關研究指出，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在度過一段高速增長后，增加速度會逐漸放緩；韓國和中國臺灣地區的經濟增長速度在經歷過8%的高速增長后，放緩至4%。有經濟學學者指出，中國是一個發展很不平衡的大國，各個產業會持續發力，蘊藏著持久而巨大的經濟發展能量，中國有望在7%～8%的“中高速”經濟增速中發展一段時間。
二、新常態背景下可持續發展中國經濟的措施
(一)加快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
有關資料顯示，第三產業占國內經濟總值中所占的比重超過了第二產業，會逐漸成為國內的主體產業。面對國內第三產業持續穩定增長的情況，國內有關部門應該順應國內的市場發展趨勢，積極推動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在我國的產業結構調整過程中，堅持以市場為導向，堅持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充分肯定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政府有關部門應該加強引導，不斷規范社會主義市場競爭，提高資源配置的合理性。我國應該積極鼓勵自主創新，保護知識技術產權；積極發揮自主創新能力在國內產業結構優化升級中的作用，加強企業與科研單位之間的交流與合作，實現市場信息的共享；積極建立建立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產學研相結合的技術創新體系，提升產業整體技術水平。堅持走可持續發展道路，提高能源資源的使用效率；使用現代信息化技術發展工業，提高工業生產效率，減少能源資源的消化；處理好發展與環境的關系，保護環境，發展綠色產業；統籌城鄉發展，加強農村的基礎設置建設；以先富帶動后富，實現共同富裕。
(二)積極推動業務集群的建設——以物流業發展為例
中國經濟的發展，需要積極推動業務集群的建設；只有這樣才能夠建立統一規范的產業園區，實現技術和信息的共享，提高整個行業的發展水平，實現經濟的產業化發展，為國民經濟的增長做出貢獻。在本節中，以近年來國內平穩較快發展的物流產業為例，簡要介紹物流業業務集群的建設。國務院于2014年又了“物流業中長期發展規劃”大力促進物流業的發展，并致力于提高物流業服務于制造業的管理水平，希望以物流業來促進制造業的發展，提高制造業的生產效率和生產水平。目前而言，中國物流業的發展遠遠落后于世界水平，處于比較落后的狀態；并不能有效促進制造業的發展以及滿足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需要。中國物流行業的發展，需要改變現有的粗放經營模式，建立集約型發展管理模式。集約型發展模式的建立，離不開物流產業集群的發展。主要的發展措施就是推動物流產業園區的建設，有關部門及人員需要科學規劃物流園區的發展布局，合理選址，提高物流基礎設施的利用效率；鼓勵物流企業入駐園區，園區內部給予稅收、土地等政策性優惠；促進信息和管理經驗的交流與共享，為物流企業提供發展機遇。中國物流業發展的專業化程度還很低，技術水平也較為落后；必須加大物流技術的創新和投入。積極推廣現代信息技術，如GPS或RFID等，建立現代化物流服務的網絡系統；促進物流行業的服務轉型，建立現代化、多層次、綜合性的服務體系；提高物流業與制造業的聯動程度，推動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
中圖分類號：F1文獻標識碼：A
原標題：東亞經濟增長模式的再思考
收錄日期：2012年4月23日
日本和后來的亞洲“四小龍”持續的高經濟增長速度是史無前例的。大多數持正統觀點的經濟學家強調市場力量的基礎作用，也有部分經濟學家認為它們的政府起到主導作用。1993年世界銀行推出名為《東亞奇跡》的報告，認為日本、“四小龍”及印尼、馬來西亞、泰國等8個國家和地區在1965～1990年間的快速增長是政府政策和市場力量共同作用的結果。這一研究引起對所謂“東亞經濟增長模式”的更多討論。
一、東亞經濟增長模式的定義
東亞經濟增長模式簡單概括為包括日本、亞洲“四小龍”和東盟國家在內經過戰后近半世紀的經濟增長而形成的不同于西方現代化的經濟增長范式。東亞經濟增長模式20世紀五十年代起源于日本；20世紀六十年代后，發展到韓國、中國香港、新加坡和中國臺灣地區；20世紀七十年代后，東南亞的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泰國和越南相繼仿效。東亞經濟增長模式給東亞國家和地區帶來的經濟增長速度之快和所持續的時間之長是令人矚目的，創造的東亞奇跡。下面以“亞洲四小龍”在經濟起飛時期和以后10年的經濟增長速度來看其經濟績效。1965～1973年，韓國、新加坡和中國香港國內生產總值的年平均增長速度分別為10%、13%和7.9%，中國臺灣的國內生產總值年平均增長率為11%；在隨后的11年中，即1973～1984年期間，韓國、新加坡和中國香港國內生產總值的年平均增長速度各為7.2%、8．2%和9.1%，臺灣的國內生產總值年平均增長速度為7.8%。最近幾十年，日本從千瘡百孔的戰敗國而躋身于世界先進行列，進入后工業化社會；亞洲“四小龍”迅速崛起，已成為新興的工業化國家或地區，開始走向后工業化社會；馬來西亞、泰國、中國和印度尼西亞等國也正在成為新興的工業化國家。
二、東亞經濟增長模式的主要特征
為趕上西方發達國家，東亞各國（地區）政府積極推行適合本國國情和世界市場的適宜技術發展經濟的政策，提升適宜技術水平，調整產業結構，使產品更新換代，以符合市場的需要，保證經濟持續穩定和健康地發展。在20世紀六十年代初，東亞各國和地區把握西方發達國家產業結構從勞動密集型向資本和技術密集型升級的機會，利用自己豐裕的勞動力大力發展鞋類和服裝等勞動密集型產業，參與國際分工和國際競爭，迅速打入國際市場，其出口占世界出口的比重從1964年的1.16%上升到1985年的6.4%；尤其是制成品出口猛增，1983年制成品出口額占發展中國家全部制成品出口總額的60%。適宜技術發展經濟的政策使本國或本地區的經濟與國際市場緊密相連，成為世界經濟一體化中的有機組成部分，推動經濟快速發展，創造的就業機會多，勞動力充分就業。在1960～1990年，東亞制造業、建筑業和服務性行業的就業增長率要比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國家、拉丁美洲國家和南亞國家增長快。
此外，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勞動力需求的趨向是技術型勞動力。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白領和技術人員占總的就業人員的比例逐漸上升。例如，臺灣的比例從1980年的31.8%上升到39.8%。（表1）東亞國家勞動力需求的職業構成比例所發生的變化顯示：受過教育的勞動力儲備的增加，降低了稀缺的技術吸收和創新成本，導致相應的勞動力價格下降；同時，非技術工人工資的上漲，削弱了其勞動密集型加工產品的競爭優勢，比較優勢發生變化。因此，東亞的出口演變為技術密集型的產品。20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以來，韓國政府鼓勵勞動密集型產業向海外轉移，大力投資高新技術產業，加速產業向技術密集型演進，優化產業結構，推動經濟的快速增長。臺灣開始實行進口替代的產業政策，20世紀六十年代末轉變為出口導向型產業，實現傳統產業向電子電器等出口產業的演變；20世紀八十年代，臺灣出口導向型產業政策取得成功，有21種電子產品的出口躍居世界第一位；20世紀九十年代初，臺灣的電腦終端機等若干技術密集型產品占據世界出口第一位。臺灣發展以民間為主導的出口導向型經濟，不斷提升適宜技術水平，產品打進國際市場，促進外貿的發展，進而推動經濟快速發展。新加坡在經歷幾年經濟增長緩慢之后，調整適宜技術結構，把高新技術產業作為其發展重點。20世紀八十年代末以來，新加坡高科技產業以每年30%的速度遞增，目前已成為世界最大的電腦磁盤和磁盤驅動器生產國，其產值占世界同類產品產值的80%。新加坡發展以政府為主導的出口導向型經濟，積極提升適宜技術，產品參與國際競爭，推動本國經濟快速發展。
三、東亞經濟增長模式成功經驗分析
從東亞各國的經濟增長模式的成功經驗而言，推行適宜技術發展經濟的政策能夠充分利用豐富的勞動力資源使勞動者充分就業；同時，隨著經濟快速增長，勞動力逐漸變得相對稀缺，工資水平不斷提高，勞動者從經濟的增長中不斷受益，實現公平與效率的統一。這不僅發揮在經濟增長的每個階段上的生產要素結構的比較優勢，而且通過動態比較優勢的利用，實現經濟持續快速增長。東亞經濟增長模式的一個共同的規律是：適宜技術從低級的勞動密集型技術向高級的資本和技術密集型技術升級，主導產業從勞動密集型演變到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乃至信息密集型，從而推動經濟快速增長。綜上分析：遵循適宜技術促進經濟增長的實踐是成功的。
四、結論
通過對東亞經濟增長模式的定義、特征和成功經驗分析可知：健康的經濟增長建立在遵循適宜技術的經濟增長路徑之上。這樣能夠充分有效地利用其生產要素比較優勢結構，使其發揮動態比較優勢的效用，進而提高其穩態經濟增長率。這說明遵循適宜技術的經濟增長路徑的實踐是成功。因此，采用適宜技術是東亞經濟增長模式的關鍵原因。
中圖分類號：F124
2012年前三季度我國經濟呈現增速持續下滑、通脹率逐步走低、國際收支順差增加的格局。但進入四季度后，經濟呈現了企穩回升的態勢。針對目前學者們對宏觀經濟形勢的討論，結合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研發的先行指數課題，對于中國經濟形勢做下文的分析判斷。文章分為四部分。一是關于中國經濟增長率是否偏低的討論；二是中國經濟增長率是否偏低的理論與證據；三是對2013年中國宏觀經濟形勢的預測；四是對2013年宏觀調控政策提出一些建議。
一、關于中國經濟增長率是否偏低的討論
關于2013年經濟形勢的判斷仍有很大爭議。最主要的爭議圍繞2013年的經濟增長率是否偏低的問題。在這個基礎上對于宏觀經濟政策的選擇會有不同的判斷。2012年經濟增長率在前三季度走低，四季度有所回升，但未必能夠回到8%以上。在這種情況下，對于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的判斷存較大分歧。根據前些年國內外分析資料與中國經濟發展的經驗來看，國內的潛在經濟增長率有可能在9%～10%，有的研究報告甚至認為2001-2007年期間中國的潛在增長率有可能在11%左右。如果根據以往的經驗，7%的增速明顯偏低。但現在爭論的焦點問題是中國潛在增長率是否已出現明顯下降，歸納起來看國內有幾派的觀點。
一是以北京大學林毅夫教授為代表的學者，認為未來20年，中國還具備保持8%以上的增長可能性。二是復旦大學韋森教授認為，中國經濟增速將出現明顯下降，中國經濟增速在未來能夠保持5%～7%就不錯了，與他觀點類似的還有中國社會科學院的蔡昉教授認為，2011-2015年期間中國的潛在增長率將降到7.2%左右，2016-2020年期間只有6.1%，跟他觀點類似的還有卡內基研究員、北京大學教授佩蒂斯認為，中國經濟增速很可能將會下降到3%～3.5%。中信出版社的《大拐點》一書，從幾個方面判斷中國可能已經非常接近于經濟上的大型拐點。蔡昉教授也提到這方面的情況。
二、經濟增長率是否偏低的理論與證據
對于中國潛在增長率的研究可以從多個視角來研究。 根據國際經驗，把不同的國家發生經濟增長速度轉折的時間段歸納總結，進行國際比較研究，以此判斷中國是否會出現類似的經濟增速明顯下降的轉折。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艾臣格林和兩位韓國學者根據近50個國家和地區的經驗數據進行了總結，在最新的報告里，他們認為，以2005年為基準的國際價格水平來測算，當一個國家的人均GDP水平在達到10000～11000國際元和達到15000～16000國際元這兩個時段中，是一個國家經濟增速有可能出現下降的兩個風險時段。過去的研究認為只有15000～16000一個風險時段，近期的研究分為兩個風險時段。
對于中國來說，按照賓夕法尼亞大學的購買力評價，2010年中國人均GDP為7146國際元，按照近兩年中國經濟和人口增速，我們估計2012年中國的人均GDP已經達到了8500國際元。按照近期中國的增長態勢，2015年中國人均GDP可能達到10000國際元，這是購買力評價測算，以2005年購買力評價為基準的國際元水平。2020年中國人均GDP將達到15000國際元左右。按照這樣的經濟分析，2015年前后是中國經濟增速明顯下降的第一風險時段。2020年前后是中國經濟增速明顯下降第二個風險時段。這個分析和另外一種分析方法——增長因素分析法所提供的一些分析結論、論據大體上是一致的。
增長因素分析法由198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美國經濟學家索羅、以及后來美國的經濟學家丹尼森等開發應用。2012年，亞洲開發銀行和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聯合撰寫了《超越低成本優勢的增長：中國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報告，認為2010-2020年期間中國的年均增長速度是8%，2020-2030年期間年均增長是6%。國內其他的研究報告分析結果也與之比較類似。例如，2012年3月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銀行曾經聯合的報告一些對于中國經濟增長速度的分析也比較相近。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的報告中使用增長因素分析法對于中國未來的經濟增長速度做出了判斷。認為在近階段，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速度應該還在8%以上。采用“菲利普斯曲線”方法也可佐證該判斷。實際產出和潛在產出的缺口與通脹之間有關聯關系，當總產出高于潛在產出水平的時候，價格水平將上漲，當總產出增長率持續高于潛在增長率，尤其是增長率大幅度增加時，價格上漲率壓力增大，將會提高。
2009年底至今，中國經濟出現了接近于一個周期的演變過程。2009年底至2011年初，我國石油價格上漲壓力較大，2011年以來價格上漲幅度走低，對照這樣的運行過程，應該說中國現在的潛在經濟增長速度還在8%以上。否則，對2012年經濟增長速度略微低于8%的情況下，價格上漲幅度和價格上漲率持續走低的現象就不好解釋了。還需注意的是2012年中國工業品的出廠價格和工業生產者的購進價格都是同比下降的。
追溯我國經濟運行的歷史情況，工業品的出廠價格（現稱為生產價格）、生產者的購進價格在1998年前后出現一次下降情況，2002年、2008年、2009年均出現過同比下降的情況。這是統計數據可查的四次同比下降。同時，消費價格的漲幅在不斷走低，工業品價格同比出現了長時間持續下降。對于反證我國經濟增長速度是否低于潛在增長速度具有說服力。2012年我國經濟增長速度還不到8%，可能還是低于目前這個階段潛在經濟增長速度。文章開篇提到我國目前經濟增長速度是否偏低，從這個角度來看有了答案。低于8%的經濟增長速度是低于潛在增長速度的。因此，2012年放松貨幣政策、實行積極財政政策，是基于經濟增長速度偏低的判斷。
除了從經濟增長、價格對判斷形勢的論據外，還有另外一些方面的論據。如在2012年全球經濟較低迷的情況下，中國貿易順差比2011年明顯增大。2012年的順差比2011年實際上增加了700多億，增長幅度接近50%。在整個全球經濟低迷的情況下，中國的貿易順差較2011年同期有明顯擴大，反過來也只能說明國內需求擴張的步伐和放緩的勢頭比較嚴重，這也是能夠支持2012年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偏低的結論。
可能還有一些指標能夠支持這樣的判斷。如財政收入明顯減速，貨幣供應量較2011年同期大幅下降，發電量和用電量指標爭論特別激烈。發電量曾經出現過零增長，年終用電量指標稍微有些增長。最近已有好轉。企業的銷售收入增速比2011年同期降了10個百分點以上，出現了負利潤。
以上分析說明，2012年中國經濟增長并非如有些經濟學者所言，純粹是長期性、結構性因素導致的經濟增速偏低；中國經濟增長到了換擋期等。雖然有這方面的原因，但主要因素還是來自周期性方面的，因需求不足造成的。在這種情況下，國家確實應當適度放松宏觀經濟政策來刺激需求，提升經濟增長。
當然，經濟低迷的原因是有共識的，如內外需都在放緩，外需放緩主要是因為國際經濟形勢不佳，內需放緩是因為整個國內投資都在放緩。體現在：2012年上半年基礎設施投資出現了負增長。這與2012年抑制通脹，貨幣政策收緊有一定的關系。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開發的中國經濟綜合動向指數也表明，盡管進入2012年四季度以來，中國經濟出現一定幅度的反彈，但與經濟比較低迷時候的狀況仍較一致的。這也支持了前文提出的中國經濟實際上還處于周期性低谷的判斷。
三、2013年中國經濟預測
2012年四季度中國經濟已經出現反彈，但仍處于低谷階段，未來將會是怎樣的情況。學者們的主要分歧是經濟反彈會持續到什么時間。借鑒的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研究開發的先行指數，下文將進行一些分析判斷。
（一）出口形勢的預測
出口形勢的分析判斷有一定的難度。2012年5、6月份以來，出口增速月度之間波動非常大，10月是1%左右，12月變成14%左右。這也許與我國出口訂單短期化的趨勢有關。總的來看，2012年整個出口的形勢走低，到現在出口形勢應該說還是很嚴峻的。筆者判斷2013年會有一個小幅反彈，最主要的是國際經濟形勢會有一定幅度的好轉。
目前，整個國際經濟形勢應該說還是處于周期性低谷階段，沒有找到很好的、新的經濟增長點。基于這樣的背景，美國、歐洲國家、日本近期紛紛推出量化寬松政策，發展中國家也放松貨幣政策等。在政策性因素的影響下，2013年世界經濟形勢會出現一定幅度的好轉。歐元區三大經濟體德、意、法三家著名的研究機構做了一個預測，認為2012年四季度和2013年一季度歐洲經濟還有可能持續下降。2013年一季度有可能持平，同比下降的。2013年二季度環比有可能出現輕微正增長，扭轉目前連續環比下降的狀況。
據美國世界大型企業聯合會的預測，2012年四季度，美國受財政懸崖的影響，經濟增長速度有可能跌至1%以下。2013年上半年兩個季度也將處于低迷狀態，預計在1.5%以下。但2013年下半年經濟增速將上升至2%以上。整體來看，2013年美國經濟增長速度因受財政懸崖的影響，速度會有所放慢。
日本證券機構判斷2013年的增長速度有可能與2012年大體持平?？偟膩碚f，隨著歐洲經濟出現一定程度的好轉，美國經濟在2013年下半年也有可能出現好轉，再加上隨著政策效能的發揮，新興經濟體可能未來也會有一些好轉的情況。
因此，整個中國的出口的外部需求將受到一些正面因素的影響。但是仍需考慮的因素是人民幣升值的問題。總的來看，認為中國出口仍然比較低迷，但增長速度總體來看可能與2012年持平，有可能會有略微好轉，尤其是2013年下半年，出口增速有可能會有輕微加快的情況。
（二）投資形勢的預測
中國經濟最主要的拉動力量除了外需，內需主要還是投資方面的情況。2013年投資的反彈態勢有望延續。材料表明，一方面中國近期投資增速有一些小幅反彈，盡管幅度不大。2012年以來基礎設施項目增速均在反彈，原因是新開工項目增加，如高鐵項目原來停止，而年終前后恢復施工，整個投資項目資金到位的情況有所改善。房地產方面，2012年下半年房地產成交有所活躍，預售房和售房所獲得的資金使整個資金狀況有所改善，成交活躍對于促進投資也有一些積極的作用。
總體來說，整個投資增速有可能將目前這種小幅反彈的情況持續下去。不太有利的因素來自保障房建設。2011年下半年至2012年上半年，保障房的開工增速比較快，但是按照整個保障房計劃來看，2013年之后保障房開工和建設規模都有可能較2012年有所下降，這可能對整個房地產和整個投資會產生一些不利影響，但由于保障房的建設規模在房地產投資和整個投資中所占的比重還不夠大，如果下降的幅度不那么大，還不會影響到整個固定資產投資增速逐步反彈的趨勢。
因此，2013上半年整個宏觀經濟渴望繼續保持反彈的勢頭，全年的GDP增速應該高于2012年，預計 2013年中國經濟增速有可能實現略微超過8%的增速。
（三）消費形勢的預測
從消費價格來看，2013年CPI較上年上漲2.5%。當然國家統計局解釋，有短期因素的影響，但隨著需求擴張步伐的加快，加之國際因素，如美歐量化寬松政策對全球價格的影響，國內工業品和原材料價格2012年持續同比下降的情況會逐步得到扭轉。國際大宗商品價格的形勢變化對此影響較大。
前文提到外貿形勢可能會出現一些好轉，但反復波動的態勢有可能會延續。外貿順差隨著國內需求擴張步伐的加快，國際變化不是特別大的情況下，外貿順差較2012年會有所下降。國經中心研究開發的先行指數現在處于持續反彈的態勢，一致指數也出現了反彈。根據兩者之間有一個超前滯后的時差，我們判斷目前這種經濟增速反彈的態勢會至少延續到年終。直到2013年三季度，這種經濟增速反彈的態勢都會延續下去，到四季度增速反彈的態勢有可能會停止下來。
2013年價格上漲的態勢有可能會有所加強，考慮到國內需求擴張步伐加快，以及國際上價格上漲的壓力可能會有所增大的因素，判斷2013年消費價格上漲幅度有可能比2012年要快一些，但應該還在可控的范圍內，估計在3%～4%的范圍內。
國內外工業品和原材料的價格聯動關系比較明顯。中國工業品的價格和國際上的變化同步性比較好，幅度上有時有一些差異。2012年，中國的工業品價格以及原材料購進價格同比都是下降的。比如美國、歐洲的經濟那么不景氣，也沒有出現同比下降的情況。一開始我們把這兩類價格指數下降作為佐證中國經濟比較低迷與潛在增長速度差距較大的一個證明，同時也參考了國際上一些價格變化的情況。隨著2013年整個國際經濟環境發生變化，這種下降的態勢有可能會出現扭轉，CPI價格指數、中國工業品生產價格指數、原材料購進價格指數同步性比較強的情況，給我們做出判斷提供了一些支持。如，中國和美國的PPI的走勢比較一致，2013美國量化寬松政策還持續下去的話，美元有可能會出現一定幅度的貶值。至少不會出現原來因受風險因素影響，短期曾經走高的情況。隨著全球經濟風險減弱，加上美國的量化寬松的影響，美元匯率有可能走軟，對于全球大宗商品價格有推高的作用，對中國經濟也會有一些影響。量化寬松對美國的貨幣供應業會有一些影響，同時通過國際大宗商品價格的變化傳導到國內。
四、政策建議
第一，財政政策方面。要繼續落實2012年初提出的結構性減稅措施。為了保障實施結構性減稅政策，2013年在安排財政收支目標的時，就應考慮這方面的因素。由于沒有考慮到要實行結構性減稅這方面的需求，對2012年經濟形勢的判斷有一些偏差，把財政收入的目標制定得偏高，財政支出有時跟不上收入變化的步伐，財政政策未能發揮積極的作用。為了達到這樣的目標，2013年財政政策的力度應該加大一點，財政赤字的規模適當擴大。
第二，貨幣政策方面，2013年國際形勢比較復雜，美、歐、日都在實施量化寬松政策，2012年中國為了穩增長，也放松了貨幣政策。2013年是否繼續放松，恐怕要保持靈活審慎的態度，監測國際形勢的變化與國內經濟形勢運行的態勢。必要時，可以考慮適當加大貨幣政策的力度。如降低準備金率，在價格上漲幅度沒有那么大的情況下，也可以考慮降低基準利率，但是這個可能性相對會小一些。
第三，出口政策方面，要穩定出口的政策，2012年國務院提出了穩定出口的一系列政策，重要的是把穩定出口的政策落實好。
第四，穩定投資的增速。目前整個投資增速仍快于投資資金來源的增速。說明投資的資金來源雖然有一定程度的改善，但因仍趕不上投資增速，所以資金方面還需要把這方面的工作落實好，能夠保持投資較快增長，才能對經濟增長起到較好的拉動作用。
參考文獻：
[1] （美）索洛（R.M.Solow），等.經濟增長理論[M]. 胡汝根譯.三聯書店上海分店，1989.
[2]（美） 邁克爾·佩蒂斯.中國經濟存在軟肋嗎：國家資本結構陷阱與金融危機[M]沈超譯.清華大學出版社，2003.
[3]亞洲開發銀行與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課題組.超越低成本優勢的增長：中國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R].2012-10-27.
連續5年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其實施的目標主要放在刺激投資需求上，也可以這樣說，即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所籌集來的國債資金，其政策導向是積極地擴大固定資產投資，來拉動國民經濟的適度快速增長。由于我國投資增長主要依賴于政府增發國債和由國債投資而帶動的貸款所拉動，社會投資增長則相對緩慢。這種性質的投資，主要是靠政府政策性投資行為的推動，市場機制的內在驅動因素較少。它一方面說明政府主導型的投資增長格局仍未有根本改變，另一方面也反映經濟增長對政府政策性投資的依賴過大，社會投資明顯不足。由于政府投資在一定程度上會對民間投資產生“擠出效應”，這將部分抵消財政政策所產生的“乘數效應”。與此同時，財政投資主要是面向基建投資，技改投資明顯減少，且銀行配套資金的貸款部分，也是以中長期貸款為主，因而造成流動資金的明顯不足，即長期資金“擠出”短期資金。同時由于國內大多數企業面臨“相對過剩”的市場環境，且它們的創新能力較低，在“低物價、高成本”的雙重約束下，絕大部分行業的利潤很低。這是當前難以啟動民間投資的一個重要原因。無論從防范財政風險，還是提高投資效率來說，我們都不能再走政府主導型的投資路子，而是應當在穩定市場的同時，促進貨幣市場與資本市場的有機結合，大力發展資本市場，使企業可以在市場競爭中實現有生命力項目的融資投資。所以，持續擴大投資需求的根本途徑，是以增加政府投資來帶動和擴大信貸投資，以增加基礎產業投資來帶動和擴大其他方面投資，最終形成全社會“投資乘數效應”。
伴隨固定資產投資的快速增長已經成為擴大內需的主要因素，使得連續多年的國民收入分配格局中，固定資產投資的增長速度明顯超過GDP的增長速度，使得投資占GDP的比重已經達到近40%的水平。與此相對稱，消費占GDP比重呈現逐步下降的趨勢。連續多年我國居民的人均收入增長速度明顯低于GDP的增長速度，這也是國民收入分配中存在的一個必須引起重視的問題。從投資與消費對經濟增長的作用特點看，投資需求對經濟增長的短期拉動作用是很明顯的。但從社會再生產角度看，只有消費需求才是經濟增長的真正的持久的拉動力量。消費啟動是以家庭為支柱的消費性需求，投資啟動則是以擴大企業投資為支柱的生產性需求。雖然在全部投資中會有一定份額形成居民收入，但這并不會改變投資啟動的基本屬性，即投資啟動主要是著眼于擴大生產性需求。消費需求既是社會再生產的終點，又是社會再生產的起點，投資需求歸根到底是由消費需求派生出來的，在消費需求沒有明顯回升的情況下，投資需求的大幅度回升，只能是行政力量的推動。如果沒有消費需求的支持，不能將行政啟動轉變為市場啟動，這種投資增長與經濟回升是不會持久的。
2002年1月至4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分別比2001年同期增幅回落4.4、0.1、1.2和1.5個百分點。從市場發展趨勢看，國內消費增幅確實出現令人不安的下滑跡象，必須引起人們的高度關注。2002年4月，全國固定資產投資增長28.7%，增速同比提高10.1個百分點。而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僅增長8.2%，投入和供給資源的增長明顯大于國內消費的增長。2002年4月末，城鄉居民儲蓄額高達近8萬億元，同比增長15%，其增速遠遠超出城鄉居民收入的增長，反映出城鄉居民投資和消費傾向降低。2002年4月，全國消費品價格水平同比下降1.3%，是自2001年11月份以來連續5個月同比出現下降。2002年4月商品零售價格總水平繼續下降，同比下降2.1%，是自2001年6月份開始連續11個月出現同比下降。流通環節的生產資料價格下降4.4%，是自2001年5月份以來連續12個月出現下降。工業品出廠價格下降3.8%，原材料、燃料和動力的購進價格下降4.5%，降價幅度繼續擴大。所有這些都反映近兩年我國宏觀經濟運行中，通貨緊縮的趨勢不僅沒有得到緩解，而且還進一步加深。
實施積極財政政策5年來，宏觀經濟運行所面臨的突出問題，就是城鄉居民消費需求增長的市場驅動力明顯不足，使得投資增長缺乏市場機制的內在推動力。怎樣才能使投資需求旺盛起來呢？關鍵在于消費需求的持續增長。如果沒有消費需求的支持，不能將行政啟動轉變為市場啟動，這種投資增長和經濟回升都是不會持久的。從中長期看，只有把投資建立在消費的有效需求上，共同拉動經濟增長，才能有效擴大內需。消費的拉動歷來在我國GDP增長中占居主導地位，消費每增長一個百分點，就可拉動GDP增長0.6個百分點。
二、積極財政政策的調整與淡出
自1998年起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主要是通過增加財政支出及調整稅收政策，更直接、更有效地刺激經濟增長，促進社會穩定發展。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一種適度擴張的財政政策。它是針對國際國內經濟形勢的變化而采取的熨平經濟周期的調節措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實施多久，不能以具體時間界限來確定，只能根據國際國內經濟發展形勢和國民經濟的運行狀態來確定。由于積極財政政策是一種以需求管理為主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它是以國民經濟中存在閑置資源為前提，以擴大政府財政赤字和增加債務為代價，不僅受到社會閑置資源有限性的制約，還受到財政承受能力的制約。因而不可能一直實行下去。
結合我國實際情況，積極財政政策的淡出，必須具備如下幾方面的條件：
（一）通貨緊縮趨勢得到扭轉，物價實現一定幅度的正增長，并保持一定的穩定性。2002年以來，我國居民消費價格和工業品出廠價格雙雙走低。到6月份，全國居民消費價格已連續7個月出現同比下降，商品零售價格連續13個月同比下降，生產資料價格連續13個月同比下降，這種現象值得人們高度關注。
隨著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聯系日益密切，在外部環境持續震蕩的情況下，中國經濟也面臨著更大的挑戰，未來經濟增速放緩似乎已經成為業內的共識。
外部環境持續影響國內經濟
廣發期貨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研究員許江山對本刊記者表示，“歐洲債務問題的演化發展仍然是大宗商品價格以及發達經濟體資本市場走勢的主導因素，近期，歐元區就解決債務問題取得了一些實質性的進展，在短期內對經濟有所提振，不過長期來看，債務危機的根源問題依然沒有得到解決?！?/p>
11月30日，標普正式下調了15家大型銀行的信用評級，其中多數為歐洲和美國的銀行。歐債危機對歐洲銀行業帶來的傷害正越來越大，并進而威脅著美國銀行業的安全，隨著明年的1－4月份意大利債務償還的高峰來臨，加上希臘、西班牙等國的債務問題遲遲得不到有效解決，歐元區銀行系統甚至全球銀行業都面臨危險。有業內人士甚至表示，歐洲已經很難避免經濟衰退的結局，比較好的結果是避免金融危機的再次發生。
“歐洲問題還在不斷惡化，日本負債率也接近200％，美國已經突破了14.3萬億美元的法定債務上限，未來全球經濟新的增長點在新興經濟體，但目前新興經濟體還不能完全取達國家的地位?！痹S江山表示，“目前發達國家對經濟全球化的支持在下降，國內貿易保護主義在抬頭，客觀來說，國際環境中的不安定因素在增加，對于新興經濟體，特別是對中國來說，影響是非常深刻的?！彼M一步指出，我國經濟的外部發展環境的主要參數已經發生重大變化。
統計數據顯示，中國對最大出口市場歐盟的出口增速已從今年8月的22.3％降至10月的7.5％。近幾個月來，電子產品、船舶、紡織等出口敏感行業生產增速放緩。預計四季度海外訂單將繼續下降，明年出口增幅將更受影響。
日前，世界銀行了《東亞與太平洋地區經濟半年報》，報告中指出，外部需求的萎靡正導致東亞地區經濟增長放緩，中國經濟也處在外需趨緩的影響下，從2010年初到2011年三季度，中國外需從40％直落至10％，不過強勁的內需彌補了外需的走弱。
數據顯示，今年第三季度，中國內需增長了10.7％，高于2010年同期的9.7％。世行預計，2011年中國經濟將增長9.1％，到2012年中國將進行經濟轉型，減少對投資和制造業的依賴，但經濟增速將放緩至8.4％。
經濟增速趨緩成主基調
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進程下，世界主要經濟體的疲軟無疑將對中國經濟造成影響。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長夏斌認為，中國經濟增長速度趨緩是未來的主基調。“2003年到2008年，中國經濟保持著兩位數的高增長，但自2008年爆發金融危機以來，外部需求的減少對于中國經濟的影響至今仍沒有消除?！彼赋觯捎谕庑枵{整尚需時日，而國內消費一時不能快速填補外需減少的空白，加上國內勞動力成本逐漸上升等因素，中國經濟增長的大趨勢必然是走向相對減緩增長的平臺。
12月1日，中國物流與采購聯合會公布了11月中國制造業采購經理指數(PMI)為49.0％。這是2009年3月份以來首次回落到50％以下，―般情況下，PMI在50％以上反映經濟總體擴張，而50％以下則反映經濟收縮。
“11月份PMI指數繼續回落，并且已經低于50％，這說明經濟景氣從擴張轉為收縮，預示未來國內經濟增長率將繼續回落?！睒I內人士分析認為，新產品訂單和購進價格指數回落，反映市場需求總體走低，企業生產經營困難可能從成本提高轉向訂單不足；但是由于國內投資增長仍保持較高水平，消費增長穩中略有提高，因此未來經濟增速回調預計仍將比較平穩，不會出現太大的下滑。
引言
早在1957年，美國經濟學家索羅就在他的論文《技術進步與總生產函數》中，對經濟增長中技術貢獻的量作出了令人信服的估計。這篇文獻在歷史上首次給出了用“余值法”測度技術進步在經濟增長中貢獻的規范方法。在新經濟增長理論的框架下，技術進步是經濟增長的持續動力。由于發展中國家具有一定的自主創新能力和在模仿創新上具有后發優勢，所以發展中國家加強知識產權保護不僅可以促進國內研發投資和自主創新，還可以激勵對國外先進技術的引進，從而實現更高層次的創新。本文通過對傳統的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模型的改進，并運用計量經濟學的分析工具，實證研究了我國知識產權保護水平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結合研究結論和我國實際情況，提出了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力度的相關建議。
相關文獻綜述
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的主要收益，在于通過使創新者對其創新活動獲得適當的回報，來激勵能促進創新和經濟長期增長的R&D?？参趾桶Ｎ纳?003）直接驗證了加強知識產權保護是否促進了R&D支出。他們對32個國家在1981-1995年期間的數據進行了面板模型估計，發現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對R&D投入占GDP的比例具有積極且顯著的影響。
羅默（1990）在經濟增長中增加了R&D因素。這一被稱作為“內生經濟增長模型”的研究方法沿襲了熊彼特（1934）的思想，認為技術進步來自于有目的的研發活動，并通過某種形式的事后壟斷力獲得報酬，由此使經濟在長期實踐中保持了正的增長率。新經濟增長理論認為經濟增長不是外生因素作用的結果，而是由經濟系統的內生變量決定的。
Kein E.Maskus是知識產權保護研究的集大成者之一，他在1988年引用Brensztein等的實證結論，論證了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可以為發展中國家創造更多的吸引外資的機會，從而促進國內經濟增長。
帕克（1999）運用似不相關回歸（SUR）估計了一個包含四個方程的系統。在這個系統中，主方程是經濟增長方程，即產出方程，它被定義為物資資本、人力資本、研發資本和知識產權保護指標的函數。其它三個方程中，知識產權保護分別影響三個資本投資變量。結論顯示，知識產權保護對經濟增長的投入要素在發達國家有顯著影響，而在發展中國家影響不顯著。
古爾德和格拉本（1996）以95個國家1960-1988年期間的平均數據為樣本，采用R-R指數驗證了較強知識產權保護對經濟增長的顯著性；湯普森和拉欣（1996）進行了類似的檢驗，他們發現，R-R指數與經濟增長之間具有正向關系，但在統計學上并不顯著。于是，他們考慮是否可能是知識產權的影響取決于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率水平，即只有當一個國家達到某一特定的發展水平，知識產權才對經濟增長有影響。
Yang Lei（2007）認為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可以促進南北（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技術轉移并減少南方國家公司的邊際生產成本，這提高了南方國家出口部門的競爭力；同時，他進一步指出，具有較強吸收能力的南方國家能夠從強化知識產權保護中受益，而吸收能力較弱的北方國家福利受損。
綜上所述，強化知識產權保護是否促進經濟增長，取決于國家的特點。當國家的經濟水平發展到某一特定值時，強化知識產權保護才會對經濟增長有顯著影響。從國外的研究現狀可以看出，國外對于知識產權保護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已進行了較為深入的研究，但現有的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之處。首先，目前對加強知識產權保護與經濟增長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對發達國家的研究，尤其是實證研究多選取發達國家為樣本，從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我國的視角進行研究的很少；其次，國內知識產權制度的研究集中在法律界，相對國外比較系統的理論和實證研究，我國對知識產權領域的經濟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而且鮮見實證分析，因此運用我國的經濟數據進行實證分析具有重要的研究意義。
知識產權保護與經濟增長關系的計量模型構建
（一）模型構建
本文以“索洛余值法”為基礎，把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導致的技術進步作為除勞動力和資本投入以外的一項投入要素，估算出知識產權保護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
已知傳統的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Y=AtKαLβ，把資本和勞動力作為重要的要素投入，其剩余部分索洛解釋為技術進步。新經濟增長理論認為，技術進步是經濟增長的內生變量。因此，本文將知識產權導致的技術進步內生化，引入知識產權變量，對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進行改進，建立包含知識產權的經濟增長生產函數，為：
Y=At（N）KαLβIχ （1）
其中，Y表示經濟增長產出（國內生產總值），K表示社會資本總量，L表示社會勞動力總量，I表示知識產權制度引起的技術進步，At表示全要素生產率，N表示除資本、勞動力和知識產權制度引起的技術進步之外的能導致經濟增長的因素，α、β、χ分別是資本、勞動力和知識產權制度的產出彈性系數。
對（1）式兩邊取自然對數，由此，得到線性計量模型：
lnY=lnAt+αlnK+βlnL+χlnI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