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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全球經濟的發展形勢看，盡管有關國際權威機構對2006年全球經濟增長預測的基點不同，但初期一致認為2006年全球經濟增長將減緩，低于12005牢的經濟增長。半年過后，全球經濟總體運行超出了國際機構最初的預期，經濟保持著較快的增長態勢。第一、第二季度全球經濟同比分別增長了4.7%和4.5%，其中發達國家經濟同比分別增長了2.9%和2.8%，發展中國家經濟同比分別增長了6.5%和7.0%。對此；有關國際機構又一致認為2006年上半年以來，雖然全球經濟仍面臨著許多不穩定因素，后期經濟增長的不確定性也同時存在，但經濟復蘇將明顯加快，并紛紛上調了對全球經濟增長的預測。2006年初，聯合國的《2006年世界經濟形勢和展望報告》中指出，2006年全球經濟增長速度將略高于3%，與2005年基本相同，下半年聯合國根據全球經濟發展趨勢重新調整了全球經濟增長的預測，上調至3.6%。世界銀行最初對全球經濟增長的預測與聯合國最初預測基本一致，最初預計全球經濟增幅為3.2%，與2005年持平，上調后的預測高于聯合國，上調到了4.4%，并大幅度上調了部分世界主要國家和地區的經濟增長預測。WTO的預測則略低于聯合國和世界銀行，認為最終全球經濟增長可達3.5%。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早期和近期的預測則均高于聯合國、世界銀行和WTO的預測。早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2006年全球經濟增長為4，3%，2006年4月上調到4.9%。爾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認為2006年即使在原油價格高位徘徊的情況下，全球經濟依然表現活躍與強勁，對全球經濟前景更為樂觀，將經濟增長預測再次上調到5.1%。上述預測還不能說是最后的預測和最終的增長，全球經濟增長的預測和最終的增長有可能還會被改寫，無論是上調還是下調全球經濟的進一步增長已成為定局。
二、經濟增長的主要原因
1.世界各國消費需求旺盛。2006年全球經濟擺脫了通貨緊縮的束縛，在經濟增長的帶動下世界各國消費需求持續旺盛，持續旺盛的消費需求同樣也支撐了全球經濟的快速增長。從需求上看，2006年世界各國消費需求的增加不僅體現在能源上，而且對有色金屬產品的需求保持著較快的增長。由于美國制造業發展狀況良好以及中國等發展中國家消費需求的強勁增長，對有色金屬產品的需求不斷增長，推動了國際市場上有色金屬產品價格的持續走高，年初以來國際有色金屬產品價格與能源價格并肩屢創新高。在居民消費需求上，2006年上半年主要發達國家的居民消費持續旺盛，美國商品零售額1-5月份同比增長率保持在7%以上，其中5月份增長了7.6%，比上月高出0.6個百分點；1-4月份消費信貸折年率分別增長了3.9%、2.1%、0.8%和5.9%；歐元區第一季度居民消費同比增長了0.7%，高于2005年第四季度的0.3%，4月份零售額同比增長了1%，為近年來最高水平；日本上半年民間消費增長了0.6%。與此同時，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的居民消費需求也出現快速增長趨勢。2006年在能源和有色金屬需求強勁和居民消費增長的驅動下，上半年世界主要國家和地區工業生產增長呈現強勢增長。以美歐日為例，美國工業生產1-5月份同比分別增長了3.2%、3.1%、3.8%、4.7%和4.3%；歐元區1-5月份工業生產同比分別增長了1.6%、1.7%、1.8%、2.2%。和2.6%；日本1-5月份工業生產同比分別增長了2.8%、2.5%、3.1%、3.3%和3.1%。世界各國消費需求持續旺盛，為全球經濟的進一步增長提供了條件和增強了動力。
2.經濟行為活躍。經濟行為活躍是經濟繁榮的重要標志。從許多預測數字表明，2006年全球各種經濟活動十分活躍，特別是商業和服務業(如旅游、商務旅行、交通、零售業及其他相關行業)等經濟活動并沒有因恐怖活動的猖獗和自然災害的發生而減少，反而進一步活躍。以商業和服務業對全球經濟增長影響的重要程度和貢獻上看，預計商業和服務業的活躍將推動2006年全球經濟增長率增加0.4個百分點，再加上與此相關的連帶效應，這個數字則有可能擴大1倍，經濟行為的活躍意味著全球經濟的增長和繁榮將繼續保持下去。
3.全球貿易增長加快。隨著經濟全球化不斷加深，2004年全球貿易迅猛增長，貿易額增長了21%，貿易量增長了9%，2005年增速有所回落，但仍高于近10年的平均水平，2006年上半年以來，在全球經濟增長加快的同時，全球貿易繼續呈現快速增長態勢。據統計，2006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和服務貿易出口同比增長了9.5%，進口同比增長了10.3%，全年全球貿易量將增長7%，明顯好于2005年。其中經合組織(OECD)貿易增長將在5.5%-6%，中國、俄羅斯、巴西、印度尼西亞、新加坡和中國臺灣等國家和地區的貿易量將進一步擴大。全球貿易持續迅速增長的主要原因是：一方面全球經濟增長加快以及發達國家提供了主要的消費市場，進口明顯要快于出口；另一方面，全球經濟聯系日益緊密、相互依賴程度不斷加深，成為當前全球貿易發展的深層次原因和動力。另外，近期國際泊價、礦產品和有色金屬價格進一步上漲，導致全球貿易格局發生新的變化。在石油和資源價格不斷上漲的情況下，石油和資源出口國出口額猛增，在全球貿易中的地位也隨之提高，部分盛產能源和礦產資源的發展中國家在市場強勁需求的帶動下從中受益。
中國經濟健康穩定關乎全球
中國作為全球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經濟的健康持續發展，不僅事關中國人民福祉，也將對世界經濟產生重要影響。
如果按照IMF預測：2016年全球經濟增長3.1%，中國經濟增長6.6%，那么，中國經濟增長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究竟有多大？
按照官方匯率測算，2015年全年全球經濟總規模73.6萬億美元，中國11萬億美元，美國18萬億美元，那么中國對全球新增經濟增長的貢獻約為30%。但若按照更能反映新興市場國家貢獻的購買力平價計算，2015年全球經濟總規模114萬億美元，中國19萬億美元，美國18萬億美元，那么中國經濟的貢獻率則是35%……中國已成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
經濟學家史蒂芬?羅奇近日也曾發表文章稱：如果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對新增經濟的貢獻超過35%。事實上，中國經濟在2016年全球經濟3.1%的新增部分中就占據了1.2%，但若不包括中國貢獻部分，那么全球經濟則只增長1.9%，該比率意味著全球經濟已陷入困境。由此可以斷定：中國經濟的穩定健康發展對全球經濟至關重要，而在政策層面，我們亦需正視諸多嚴峻挑戰。
正視全球經濟的五個“不確定性”
之所以坊間不斷出現“全球經濟不確定性增加”、“全球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的說法，主要源自全球經濟的五點不確定性：
第一，全球各國貨幣政策分化趨勢愈加明顯。盡管存在美國失業率水平下降和2016年12月4日意大利全民公投兩大不確定因素，但美聯儲同年12月加息，幾乎已成為國際金融市場上的一項共識，這便與歐洲央行和日本央行繼續實行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形成了分化趨勢。
第二，資本流動方向。隨著美聯儲進一步提高利率以及特朗普2017年1月20日入主白宮，其大規模減稅、投資等一系列政策將對全球資本流動帶來何種影響，我們必須密切關注。
第三，全球貿易面臨巨大挑戰。盡管2016年度全球經濟增長3.1%，但WTO最新數據顯示，全球貿易增長只有1.7%，非常之低。如果該預測準確，那么2016年已是中國連續六年全球貿易增長低于全球經濟增長，這其中既有貿易保護主義影響，也有新的反全球化思潮影響。但無論如何，有關貿易增長的諸多挑戰，我們都要給予高度重視。
第四，金融體系的穩定性。近期英國金融監管機構對英國主要金融機構的壓力測試表明，英國金融體系已面臨挑戰。而金融機構如何處理不良資產增加方面的挑戰，亦是全球的挑戰。預計2017年7月底，歐洲將開展對重要金融機構的壓力測試，而我們也應同樣予以關注，并對潛在金融體系風險格外警惕。
第五，全球地緣政治風險對全球經濟穩定、健康、持續發展形成新挑戰。有關2016年12月4日意大利全民公投對金融市齙撓跋歟我們還需密切觀察。因為這直接影響著全球經濟的穩定發展，尤其是一些地緣政治的不穩定因素，如中東亂局。2017年歐洲將迎來集中選舉年，特朗普也將于來年1月20日入主白宮，以上因素將對全球經濟產生何種影響？這些同樣不可忽視。
對此，匯豐控股首席經濟學家簡世勛的評論是，如果不是有海外市場的支持，眼下的美國經濟很可能正在痛苦掙扎。換句話說，相比于過去“美國打噴嚏，世界就感冒”的時代，如今美國經濟頭疼腦熱的時候，海外市場可能仍動力十足，并施惠于美國經濟。
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也承認，拖累美國內需的房市衰退對全球其他地區的影響十分有限，而許多經濟體正在產生足夠的內需來支持世界其他地區的增長。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近期的報告稱：美國經濟放緩對于大多數其他國家的增長幾乎沒有產生“可以辨別的”影響。
到目前為止，美國經濟以外的主要經濟體幾乎沒有呈現出任何走弱跡象。歐元區13國目前的失業率水平創下新低，商業信心則達到6年高點；日本經濟在去年年底出現一定波動后，眼下正繼續其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長時間的經濟擴張，企業信心創出兩年高點，家庭支出也處于上升通道。與此同時，2006年新興市場國家的消費者支出和資本支出增幅均為發達國家的兩倍，在全球遙遙領先；而包括沙特阿拉伯和阿聯酋在內的海灣各國則正在把高油價帶來的數十億美元用于全球范圍內的投資。
當前全球經濟處于一個非常時期：全球貿易增長率低于全球產出增長率。由此導致全球經濟復蘇不可或缺的一股助推力量缺失。事實上，經濟低迷正在通過全球貿易傳播開來。
歐元區是這一動態過程的核心。雖然全球經濟聯動效應已不像金融危機期間那樣明顯，但這種效應確實存在。歐洲經濟體屬于貿易密集度最高的經濟體。鑒于它們已經陷入了“昏迷”狀態，歐洲國家互相之間的進口規模急劇萎縮。
但由于歐洲的經濟規模非常龐大，其進口大幅下降還在國際范圍內激起了巨大的溢出效應。與歐洲存在緊密貿易聯系的亞洲現已直接感受到了這種影響。隨著亞洲經濟增長放緩，其對大宗商品的需求也趨于下降，并將更多的新興市場經濟體拉入了下行通道。
全球市場需求疲軟又進而加劇了新興市場國家內部的經濟運轉失調。它們曾因在經濟危機最嚴重階段所表現出的經濟彈性受到贊譽。就在6個月之前，IMF的《世界經濟展望》仍將新興經濟體看作全球經濟增長的新引擎。但缺少了全球市場需求的緩沖作用，新興經濟體由來已久的經濟結構問題再次浮現出來。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亞以及土耳其貨幣的大幅貶值就是一記警鐘。
面對金融危機的巨大沖擊，G20成員在多邊合作與協調的機制下，通過協調一致的刺激經濟政策，共同渡過了艱難的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時期，這是有史以來國際經濟不可多見的全球性宏觀政策的合作與協調。
從金融危機到金融市場穩定、從經濟衰退到經濟復蘇的周期性規律，金融市場的穩定和經濟的復蘇需要經過三個階段：首先是經濟刺激和寬松貨幣政策的實施階段；其次是經濟出現明顯復蘇跡象和金融市場逐步恢復穩定的周期性逆轉階段；最后是經濟的全面復蘇和金融市場的繁榮與活躍階段。
第一階段，在應對金融危機的過程中，G20的多邊合作與協調起到了積極的作用，顯示了G20多邊合作與協調的活力。各國不斷出臺的利好經濟、金融數據證實：全球經濟逐步從衰退走向復蘇，國際金融危機急劇惡化的勢頭得到抑制。然而，雖然這標志著全球經濟基本走出表退時期，金融危機也已經過去，但不能說明全球經濟和金融市場由此步入了全面復蘇的時期，全球經濟和金融的基本特征依然處在由衰退和危機向復蘇過渡的轉折階段。
G20合作與協調機制架構形成的初衷，是在全球金融危機和經濟表退的情況下，使世界各國清醒地認識到，只有立足全球經濟和金融穩定的大局，切實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多迫國際合作與協調，共同承擔風險才有可能渡過難關，實現全球經濟的復蘇和國際金融秩序的穩定。
世界經濟全球化給世界經濟帶來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世界各國經濟的相互依存度達到空前的高度。發達的工業化國家是最大的受益者，他們獲得了世界經濟和貿易自由化的巨大紅利，獲得了迅速擴張的世界市場，實現了長時期的高就業、低通脹，享受著高度富足的生活。發展中國家也有了發展的機會，由于全球經濟高速發展對能源和原材料需求激增，使能源和原材料生產國也大受裨益。
全球化來勢兇猛使全球經濟版圖逐漸改觀，其中一個重要特點就是所謂的“新興經濟”的崛起。主要工業發達國家向高盈利的服務業發展，制造業迅速向發展中國家轉移，解除了發達國家的環境惡化之憂。跨國公司海外投資膨脹，積累了巨額財富，但同時為追逐低成本高利潤也不可避免地將某些藍領就業機會轉移到低成本的發展中國家。這一切都是市場力量所驅動，本沒有什么可以非議的理由。但工業化發達國家有些政客對全球化可以說是愛恨交加。愛的是那巨大的紅利，恨的是增加了新的競爭對手。他們的心態是“吃著碗里的，看著鍋里的”。富足了還想更富足，讓他們分擔一份結構調整的義務，使發展中國家也有發展的機會，那就一百個不愿意。這就是西方貿易保護主義的呼聲日益高漲的基本原因。從戰略上考慮，他們擔心以西方發達國家主導的現行世界經濟秩序受到沖擊，從而失去主導權。但是世界潮流浩浩蕩蕩，世界經濟多極化是不可阻擋的。七國集團提出了全球治理的概念。何謂全球治理說到底就是七國集團共謀對策防止全球化影響工業發達國家富足而悠閑的生活方式。
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全球經濟在“寒流”中越陷越深，主要發達經濟體經年累積的沉疴被一一點燃，發展舉步維艱，遭遇了有史以來最嚴峻的增長瓶頸。增長放緩，國際貿易增速回落，國際金融市場劇烈動蕩，各類風險明顯增多。美國等主要發達國家失業率居高不下，需求疲弱，美國長期信用評級被下調，歐洲債務危機持續升級，國際金融市場反復大幅波動。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增速回落，大宗商品價格高位震蕩，全球通脹壓力依然較大。世界經濟形勢總體上仍將十分嚴峻，國際政治經濟環境復雜多變，宏觀調控面臨更加復雜的局面。
2012，全球經濟發展必定充滿坎坷、崎嶇，那么，全球經濟增長的動力之源在哪？2011年9月中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全面下調了當年和2012年對美國、歐洲和全球經濟增長的預測。不過該組織也指出，今年新興經濟體將保持比較強勁的增長，部分抵消美、歐經濟疲弱的影響，推動全球經濟繼續增長。渣打銀行最新研究報告稱“新興經濟體情況可以應付自如”。2012，全球經濟的希望在新興經濟體。
2011年12月中旬，俄羅斯歷經18年艱苦談判，成功加入世貿組織，這是唯一一個未加入世貿組織的重要國家，隨著俄羅斯入世成功，必將成為遠期促進全球經濟增長的重要利好，也必將讓世界對新興經濟體拉動全球經濟增長“浮想聯翩”，并抱以更多的期盼，作為最重要的經濟體之一，俄羅斯入世無疑為全球擺脫經濟寒冬，增強發展預期，注入一劑強心針。更重要的是其余新興經濟體在未來的經濟增長中也存在系列重要利好因素，如巴西宏觀經濟基礎比較穩固，消費主力軍中產階級不斷壯大，基礎設施建設和相關投入都存在較大的增長潛力。聯合國最新預測報告強調，亞洲經濟增長在中、印帶動下會高于其他地區，為全球復蘇創造有利條件，加之印度龐大的國內市場、工業化進程等帶來的國內需求，都將成為明年新興經濟體，促進自身發展，并帶動全球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
當前，各國對中國經濟增長在全球的“火車頭”的地位，基本形成共識，2012全球增長仍然離不開中國的發展。上月中旬，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召開，為2012中國經濟發展制定了穩中求進的基調，會議通過“抓住一個主題、一條主線和四個牢牢把握”鮮明扼要，邏輯嚴密，重點突出的為2012中國經濟發展破題。會議指出“更加注重經濟工作各個目標、任務之間的平衡及和諧發展”，對當前發展過程中各個目標、任務之間，由于種種主、客觀因素而導致的失衡，并阻滯了經濟社會發展的問題及時予以校正。會議明確了2012財政和貨幣政策的主基調，同時針對國內外形勢，對拉動經濟發展的“投資、消費、進出口”三者在國民經濟發展中的地位、作用進一步予以明確，指出明年經濟工作的方向和重點。
雪萊說“冬天來了，春天還會遠嗎？”，我們有理由相信，在一個越來越包容、自信、自省的中國的引領下，新興經濟體有能力、有實力繼續擔當2012全球經濟發展的火車頭，引領世界經濟逐步走出“寒流”的侵襲，全球對此都在翹首以盼，畢竟這是本次經濟“寒流”中為數不多的，可以讓世界看到希望和得以慰藉的，新年的第一絲暖意。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報告稱，新興市場持續動蕩及歐元區通縮困擾，正威脅著全球經濟改善的情況。報告稱，全球經濟復蘇仍然脆弱，下行風險仍然顯著。新興市場的貨幣貶值、資金外流及利率上升，仍是主要憂慮因素。最新的下行風險因素則是由歐元區長期低通脹引發的通縮困擾。
IMF表示，關鍵的憂慮是資本外流、利率上升和新興經濟體匯率大幅貶值。盡管市場正在回穩，但近期的波動凸顯新興市場經濟體的脆弱和挑戰。至關重要的是，發達經濟體要避免在時機不成熟時撤走寬松貨幣政策，包括美國。
IMF指出，歐元區存在通脹非常低的新風險。如果通脹預期下滑，通縮憂慮會加重。IMF認為，歐元區需進一步放寬貨幣政策。
IMF預計，今年全球經濟增長約3.75%，明年經濟將增長4.O%，1月時預計分別為3.75%和3.9%。IMF表示，綜合性的結構改革會在未來5年令全球經濟增長年率增加0.5個百分點。
近日召開的二十國集團（G20）會議也聚焦全球經濟增長。G20成員國認為，未來5年將提高經濟增長目標超過2個百分點。G20成員國同時認為，全球經濟依然面臨部分地區需求疲弱、增長幅度不足以為民眾創造職位，而金融市場動蕩、公共債務水平高企及全球增長不平衡，也是全球面臨的重要挑戰。
歐元區有通縮風險
近期歐元區的經濟數據總體情況雖然好于美國，但因為通脹率較低，所以對其可能陷入通縮的擔憂正在升溫。
歐盟近日的歐元區經濟預期報告稱，歐元區今明兩年的經濟增速可能會超出預期，但通脹增速或將低于預期。歐盟將歐元區今年GDP增速預期由1.1%上調至1.2%，將明年GDP增速預期由1.7%上調至1.8%，同時將今年通脹率預期由1.5%下調至1%，將明年通脹率預期由1.4%下調至1.3%。
全球經濟失衡已經成為當前全球經濟發展的一個突出現象，并已引起國際社會的廣泛不安。廣義地講，全球經濟失衡可以指全球經濟任何方面的不平衡：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南北貧富的差距、貿易和資本流動的不平衡等。不過在大多數場合，人們在談論全球經濟失衡的時候，是指美國巨大且不斷增大的經常項目逆差，以及相關聯的美國極低的儲蓄率和其他國家特別是東亞國家極高的儲蓄率。然而由于全球經濟作為整體是一個封閉經濟，在核算意義上它總是平衡的：美國的經常項目逆差一定意味著其他國家的經常項目順差；美國儲蓄不足，一定意味著其他國家儲蓄過剩。正如2005年2月23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拉托在題為“糾正全球經濟失衡――避免相互指責”的演講中指出，全球經濟失衡是這樣一種現象：美國經常賬戶赤字龐大，債務增長迅速，而日本、中國和亞洲其他主要新興市場國家對美國持有大量貿易盈余。
經常項目衡量的是一國與他國商品和服務貿易以及資金往來情況。當一國出口收入和其他經常性收入不足以彌補本國進口和其他經常性支出的時候，經常項目逆差出現，并主要表現為貿易逆差。央行在分析中指出，作為失衡的一方，美國2005年貿易赤字總額達到了空前的7257億美元，占其GDP的比率由10年前的1.2%驟升至5.8%；而作為失衡的另一方，日本、中國等亞洲國家、主要石油出口國及部分歐洲國家的貿易順差則達到1000億美元的規
模。其中中國尤其受關注，2005年中國貿易順差達1019億美元，特別是對美國的貿易順差達1142億美元。
一、全球經濟失衡的原因分析
全球經濟失衡問題近來受到人們越來越多的關注，學者、政策當局以及國際機構對于全球經濟失衡問題進行了熱烈的討論。這種全球性失衡狀況增加了引發全球金融危機和經濟蕭條的風險。處于全球經濟失衡這種大背景下，中國作為全球市場經濟體系中的一個積極成員，經濟運行面臨著嚴峻的考驗。在研究中國經濟發展問題時，我們必須具備全球眼光，用全球的眼光看清世界經濟的發展狀況及其走勢。因此，分析全球經濟失衡的原因就顯得特別重要。
首先，從美國的角度看，經常賬戶逆差的不斷擴大是其經濟結構與產業結構長期調整的必然結果。美國是世界上最早出現“產業結構軟化”趨向的國家。1958年，美國服務業增加值占GDP比重首次超過50%，此后服務業與第一、第二產業的地位差距不斷擴大，20世紀70年代的石油危機進一步推動了其經濟結構調整進程。美國不僅引領了全球產業結構的調整進程，也使其在產業結構比較優勢方面與其他國家呈現出越來越大的差異，比較優勢產業越來越集中于創新產業和金融業等服務行業。按照產品生命周期理論，創新產業的產品需求在創新期往往限于國內，而服務業產品又多為非貿易品。這便導致美國的比較優勢產品多體現為非貿易的特征。自1971年以來美國商品貿易的逆差不斷擴大，而服務貿易卻始終處于順差狀態，也表明美國以貿易品為主的商品制造部門的比較劣勢越來越明顯，而以非貿易品為主的服務業領域則具有越來越突出的比較優勢。這一變化是通過美國將制造業產品等貿易品的生產以外包方式分散到世界各地，并通過進口來滿足需求的過程實現的。所以，從整個世界經濟運行的角度看，美國經濟結構與產業結構的這種先行調整及其所導致的其他國家產業比較優勢的變化，是其經常賬戶逆差擴大的根本原因。
其次，從全球角度看，戰后美國率先出現的結構調整使得世界范圍內的制造業生產重心，先向其他一些發達國家轉移，改變了兩者間的貿易關系和生產格局，出現了日本等國對美出口制造業產品，形成對美順差的“失衡”局面。同時，西歐、日本等發達國家在美國引領下也開始了產業結構的升級調整過程，服務業比重逐漸擴大，制造業重心轉向資本品生產，在貿易自由化和其后的經濟全球化的推動下，發達國家逐漸將部分制造業產品尤其是消費品的生產轉移至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其他發展中國家，從而在全球范圍內形成了服務業比重越高者為經常賬戶逆差而服務業發展相對滯后者則為順差的局面。結果，美國不僅要從其他國家進口消費品與標準化的資本品，其他資本品也越來越多地依靠進口，產業比較優勢的“軟化”使得美國經常賬戶逆差不僅規模持續擴大，其產品結構與來源地也更加多元化。最終，在全球范圍內形成了相互關聯的4個層次的產業循環和貿易循環的格局：一是美國自其他發達國家進口資本品，自新興工業化和發展中國家進口消費品，存在巨額逆差；二是其他發達國家向美國出口資本品，自新興工業化和發展中國家進口消費品，最終經常賬戶存在或多或少的順差；三是新興工業化和發展中國家自發達國家進口資本品并向發達國家出口消費品，形成一定的順差；四是石油出口國等資源充裕國則向商品主要生產地出口能源、原材料而形成順差。由此可見，現階段的全球經濟失衡更多地體現出多邊性、全球性的特征。
全球經濟失衡，中國也不例外。長期以來，中國儲蓄過剩，物價水平就不可能向上走，處在結構調整的過程中，結構不平衡，有很多力量不會很順暢地在整個體系中傳導?，F在全球經濟失衡已經到了相當嚴重的程度，如果再不著手解決問題，將會對整個世界經濟的發展產生很大的負面影響。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大國，又是一個發展較快、世人關注的國家，毫無疑問有責任維持和推動世界經濟的穩定增長。因此，高度重視全球經濟失衡問題，并著手避免其進一步惡化十分必要。
二、中國應對全球經濟失衡的對策
面對全球經濟失衡加劇可能造成的外部風險和沖擊，中國必須下決心及早采取措施主動調整內外不平衡，增強抵御外部風險和抗沖擊能力，以確保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
第一，必須加快調整內外需求比例，適當降低經濟增長對出口的依賴，更加堅定地立足擴大內需，特別是消費需求推動經濟增長，這是抵御全球經濟失衡可能造成的外部風險沖擊的最有效途徑。當前，中國經濟面臨的主要問題是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過快和貿易順差過大，前者易造成通貨膨脹和產能過剩，后者易引發貿易摩擦和加大外部風險。因此，當前調整內外需求比例的重點應該是抑制固定資產投資的過快增長，加快推進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中低收入階層的收入水平和消費能力，切實解決住房價格上漲過快和教育、醫療亂收費等制約現期消費問題，促使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投資和出口拉動向消費與投資、內需與外需協調拉動轉變，增強抵御外部風險的能力。
第二，適當調整外資外貿政策，提高利用外資質量和促進外貿平衡發展，防止國防收支失衡進一步擴大。按照國家的產業政策和地區發展戰略加強對外資引導，規范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資行為，適當提高勞動者權益和生態環境的保護標準，杜絕低水平重復建設，技術檔次低、土地資源占用多，能源消耗大和環境污染嚴重的外資項目，提高利用外資的質量和效益。進一步調整出口退稅政策，繼續嚴格控制高耗能、高污染和資源性產品出口，積極推進資源性產品價格改革，適當提高最低工資標準，使出口產品價格更加真實地反映實際成本，推動出口企業加快轉變外貿增長方式；同時也要積極擴大進口，特別是擴大先進技術、關鍵設備及零部件、國內短缺的資源、原材料及其制成品進口，實行進出口基本平衡的政策，發揮進口在促進經濟發展中的作用。
第三，繼續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保持人民幣匯率水平的基本穩定，適當調整外匯儲備規模和結構，防止美元貶值造成儲備資源縮水。全球經濟失衡和中國經濟的內外不平衡，有著深刻而復雜的國際、國內原因，人民幣大幅升值，既不可能糾正全球經濟失衡，也不是解決中國經濟內外不平衡的最佳政策選擇，反而有可能影響中國經濟的發展。因此，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應從中國經濟發展和金融改革實際需要出發，在繼續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同時，保持人民幣匯率水平的基本穩定。要密切跟蹤分析國際經濟金融形勢變化，特別是美元匯率走勢可能出現的趨勢性變化，及早調整外匯儲備資產的幣種結構，同時通過擴大進口和鼓勵其他對外投資來適當降低外匯儲備規模，防止美元一旦大幅貶值造成國民財富流失。
第四，積極參與國際經濟交流合作與政策協調，共同維護世界經濟的穩定，努力營造有利于中國的國際環境。全球經濟失衡涉及的國家和地區眾多，但主要失衡方是美國，只有有關各方加強合作采取共同行動，特別是美國承擔主要調整責任，才有可能扭轉全球經濟失衡繼續擴大的趨勢。為此，中國應加強同其他有關各國的磋商協調，督促美國削減財政赤字和提高國內儲蓄率，更多地承擔調整責任，共同維護世界經濟的平衡發展。
參考文獻：
1、李楊,余維彬.全球經濟失衡與中國宏觀經濟政策[J].新金融,2006(4).
文■孫 偉
2008年爆發的金融危機暴露了全球經濟治理體系在監管金融全球化、避免周期性的匯率危機、保持世界經濟平衡等方面的致命弱點，世界經濟格局“東升西降”的現實迫使西方放下身段，接受新興經濟體的參與，擴大全球經濟治理民主化的范圍，確立新的全球經濟發展理念，建立新的國際貨幣規制，搭建新的全球經濟治理結構，全球經濟治理終于迎來改革良機。
一、理念：“合作性規制自由主義”代替“新自由主義”
上世紀80年代，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深入發展，經濟自由化的勢頭已不可阻擋，內嵌的自由主義形態被自由放任的新自由主義代替，并上升為資本主義國家的主流意識形態，發達國家有意識地減少國家干預，重新向自由市場制度回歸，多邊主義與國內穩定兩大目標早已拋之腦后，終于，以虛擬經濟過度擴張為結果的新自由主義觀念在此次金融危機中被擊得粉碎，標志著傳統市場理論、傳統監管和政府理論的徹底失敗。新自由主義指導下的全球經濟治理將促進貿易自由、資本流動和跨國公司進入世界市場的自由作為基本目標。于是，全球經濟治理的三大核心機構開始依照華盛頓共識來調整自身的目標和運作模式。首先，在貨幣機制方面，隨著浮動匯率時代的來臨，貨幣虛擬化和證券化浪潮席卷西方世界，以美元、歐元為代表的貨幣進入了競相濫發的無政府狀態。其次，在貿易機制方面，國際貿易政策的基本走向是貿易干預最小化、貿易體制中性化。這樣一種自由化的國際貿易體系， 需要通過規則使各國的貿易政策趨同，達到沒有政府的治理狀態。第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推行經濟自由化為己任，為受貸國提供的經濟結構調整方案隱約帶有市場原教旨主義的意味。第四，世界銀行集中關注結構調整政策，強調放松管制、實行私有化， 鼓勵出口導向型增長、反對保護主義。在對發展中國家的資金轉移方面，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總體呈下降之勢。貸款形式則由傳統項目投資貸款，更多地轉向以支持借款國結構改革和政策調整為目標的調整貸款。
當金融危機徹底摧垮了新自由主義建構的輝煌大廈之后，以何種理念進行全球經濟治理成為當前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備選答案首先是內嵌型自由主義，重新以多邊主義與國內穩定作為經濟治理的指導原則，但這必然會導致貿易保護主義的抬頭，限制已經處于全球化深度發展時代的全球經濟增長，而增長正是目前迫在眉睫需要解決的問題。其次是發展型國家主義，即在國內實行市場經濟，但國家積極干預促進經濟以促進重要產業的發展，同時對金融實行嚴格的國家監管，資本項目不對外開放。在國際上參與國際市場，以出口為導向，并通過政府政策促進出口增長。雖然這一觀念已經在中國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植根于社會主義中國土壤之中的發展型國家主義移植到西方發達國家，必然出現水土不服的情況，但中國的發展經驗和主張必將吸引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目光，在選擇經濟發展時作為重要參考。綜合二者的優缺點，未來的全球經濟治理理念應該是汲取了放任的自由主義教訓，吸納了發展型國家主義經驗之后的一個混合概念，可謂“合作性規制自由主義”，即在充分實現合作的基礎上，制定經濟全球化的新規則，限制高風險的經濟自由主義，充分實現經濟治理的全球化。具體而言有以下幾點：首先，全球主要經濟體要加強合作，提升各國政府對本國宏觀經濟的控制和約束能力，合作建設有效政府，而非小政府，以達到解決需求和供給的全球化與宏觀經濟管理非全球化之間的矛盾；其次，各國加強金融監管，并與他國合作，在保障資金流動性的前提下限制熱錢的投機性流動，對金融創新行為的風險進行提前預估，解決金融全球化與金融管理非全球化之間的矛盾；最后，推進建立和完善區域性的自由貿易機制，以在全世界范圍內建立多邊貿易自由機制作為最終目標。
二、規制：“多儲備貨幣體系”代替“美元體系”
二戰以后，國際貨幣規制幾經變更，大約經歷了布雷頓森林體系、牙買加體系、雙本位貨幣體系三個階段。布雷頓森林體系確立了“黃金—美元”本位為核心的國際貨幣規制，黃金是基礎，美元是唯一儲備貨幣，美元與黃金直接掛鉤，其他貨幣則與美元掛鉤，實行釘住美元的匯率制。這一體系是美國憑借其超強的經濟實力控制世界經濟的重要標志。1971年，當越來越多的境外投資者和政府對美元升值預期降低，將持有的美元兌換成其他資產時，美國被迫于當年8月7日宣布停止美元與黃金兌換，布雷頓森林體系也失去了存在的根基。
牙買加體系是在1976年簽訂的“牙買加協議”基礎上建立的國際貨幣規制。該體系認可了浮動匯率制度的合法地位，實現黃金的非貨幣化和多種儲備貨幣并存，建立了特別提款權這一特殊儲備資產。但實際上該體系還是以美元為主導的多種儲備貨幣制度，美元仍然是國際間最主要的計價單位、支付手段和價值貯藏手段，德國馬克、日元只是作為輔的儲備貨幣存在。但同時，美元的地位相對于以前已經在逐漸下降，國際貨幣體系進入貨幣徹底虛擬化和浮動匯率時代。
雙本位貨幣體系確立了以美元—歐元為核心的國際貨幣規制。該體系起源于2002年歐元的誕生。歐洲作為區域經濟高度一體化的地區，統一貨幣是重要一步。歐元誕生后，憑借歐洲超強的經濟實力，迅速獲得了國際本位貨幣的地位，開創了美元、歐元兩大主要貨幣，英鎊、日元兩大次主要國際貨幣同時存在的多元化國際貨幣格局。隨著美元國際貨幣霸主地位的不斷衰落、歐元作為另一個國際本位貨幣與美元的競爭，使得國際貨幣喪失了統一性，但同時與美元一起，共同將國際貨幣體系推向了競相濫發、無序競爭的無政府狀態。從此，國際貨幣體系滑入了一個由“虛擬貨幣”的流通規律來主導其運行和發展的時代。虛擬貨幣時代的盛世隨著2008年金融危機的爆發戛然而止。
金融危機的一個根源在于以美元為主導的國際貨幣規制存在的制度性缺陷，主要體現在幾個方面：第一，以貨幣作為國際儲備貨幣存在天然的結構性缺陷。從理論上講，國際儲備貨幣發行國在面臨本國經濟風險時可以毫無顧忌地保持大規模的貿易逆差，造成幣值大幅波動，并由貿易順差國買單。正如2009年3月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曾經指出的，以美元為主要國際儲備貨幣不符合全球經濟的利益，也不符合美國自身的利益。在日益擴大的全球經濟中，儲備貨幣的供應國被迫保有經常項目逆差，于是逐漸走向一種舉債增長模式，這種模式會因為它變得越來越依賴外國資本和外國資產所有權而一步步削弱實力和獨立性。長此以往，世界經濟將嚴重失衡，該貨幣無法繼續勝任國際儲備貨幣的職責。第二，美國對經濟霸權紅利的過度消費導致了美元的大幅波動。美國利用美元在國際貿易定價和結算中的霸權地位，將積累的財政赤字通過浮動匯率形式轉嫁到大量儲備美元的發展中國家。在美元的保障下，美國國民采取過度超前消費的生活方式，激勵了以華爾街為代表的虛擬經濟過度發展，最終導致次貸危機的爆發，從而將美國內部信用危機傳導至全世界，釀成此次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第三，美國不具有始終愿意將至關重要的國際責任置于國內爭端之前的價值觀念，這一點在近期美國政府提高債務上限導致的管理危機中顯現無疑，使國際社會對于加速尋找替代方案的意愿更加強烈。第四，國際貨幣規制缺乏國際監管，處于無政府狀態。成立于布雷頓森林體系時期的IMF本應承擔國際貨幣體系監管的職責，但在美歐的聯合控制下，僅僅成為推行新自由主義經濟理念的工具，無法完全履行監督責任。第五，國際儲備貨幣與國際經濟格局脫節。從國際貨幣體系的發展沿革來看，國際儲備貨幣的確立是與國家經濟實力相輔相成的。美國一國獨大時確立了“黃金—美元”本位，西歐、日本崛起時將德國馬克、日元進入國際儲備貨幣體系，歐洲強盛時歐元堪堪與美元比肩。按照這一邏輯，在當今新興經濟體異軍突起的時代，現有的國際貨幣體系已經無法與經濟格局相匹配。作為新興經濟體領頭羊的中國應當在國際貨幣體系中占據一定地位，由居世界前三位的經濟體歐元區、美國、中國本幣組成的“美元—歐元—人民幣”三足鼎立的國際貨幣體系是最佳選擇。
從國際貨幣規制的歷史演變可以看出，在國家依然是全球經濟治理主要行為體的今天，大國博弈是引發世界經濟金融格局變化的決定性因素，國際儲備貨幣的選擇是國家意志與市場選擇的共同結果，因此，與國家經濟實力格局相適應的國際儲備貨幣多元化是大勢所趨。自從牙買加體系開始，國際儲備貨幣多元化成為可能。在金融危機的刺激下，現有國際儲備貨幣的衰落意味著新的儲備貨幣出現成為需要。從表1中主要本幣的國際化進程可以看出，歷史上的貨幣成為國際儲備貨幣的道路不盡相同，但成為國際儲備貨幣首先要具備足夠強大的經濟實力，之后需要世界其他經濟體對此有一個自然的接受過程，然后通過制度將本幣成為國際儲備貨幣固定下來，再通過對貿易、投資、金融的統治來穩固本幣的國際儲備貨幣地位。在當前經濟全球化深度發展的條件下，在國際儲備貨幣多元化成為理論可能的前提下，成為國際儲備貨幣需要本國金融市場對外開放、深度參與國際經濟等條件，不符合上述條件的即使成為國際儲備貨幣，也是低層次、受擠壓的輔助型國際儲備貨幣。
近期人民幣國際化的加速將有望推動多儲備貨幣體系的最終形成。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國際社會對人民幣的接受度空前提高，使人民幣國際化獲得良好機遇。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人民幣直接投資和香港人民幣離岸金融市場大發展，越來越多的國家將人民幣作為儲備貨幣之一。未來隨著中國經濟實力、國際地位繼續上升和國際貨幣體系改革進一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必將取得更大成就。有學者預測，2016年中國對新興市場貿易量的一半有望使用人民幣結算，2020年中國在國際儲備貨幣中的地位有望與日元或英鎊持平。2013年10月8日，中國（上海）金融自貿區的成立正是中國加速推進啟動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一步，將在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基礎上全面試驗金融開放等條件。如果試驗能夠成功，新的國際貨幣規制將有望形成。
三、結構：“東西共治”代替西方治理
全球經濟治理領導結構的變化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美國在西方世界內部治理。二戰以后，冷戰成為美國的頭號戰略需求，這就要求美國全力提升資本主義世界的實力。于是，美國與西歐共同建立了戰后以布雷頓森林體系為主的國際經濟秩序，利用IMF、世行、GATT等機構對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進行監督和慣例，全力幫助西歐、日本等恢復經濟。此時的經濟治理基本是由美國進行治理，并局限在西方世界內部。
第二階段，西方發達國家治理世界。1975年，為了應對石油危機，美元危機等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惡化情況，同時也由于美國霸權的相對衰落，G7成立，一個新的治理全球經濟的集團出現，開啟了經濟共治的先河，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實力最強的七個國家實現共同管理。在1991年蘇聯解體后，這一機構開始執行全球經濟治理總部的職能，充分控制以美元為主的國際貨幣體系、以IMF、世行、WTO為主的全球經濟治理機構，保證以市場原教旨主義為核心的經濟自由主義模式向全世界推廣。這段時期西方發達國家主導的全球經濟治理達到高峰，推動了資本主義世界的繁榮，新興經濟體也因此受益。
第三階段，發達經濟體與新興經濟體共同治理。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鑒于危機的嚴重程度，美國主動提議召開G20會議，尋求新興經濟體的幫助。2009年，G20首腦會晤實現機制化，標志著G7向G20的轉變，也標志著原來由少數西方發達國家決定國際政治經濟規則的狀況正在改變，美國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地位下降。按照公共選擇理論，決策的民主化和分散化，將提高達成一致意見的成本，相應提高操控決策的成本。八國集團機制下，除法國和俄羅斯外，其他國家（日本、德國、英國、意大利、加拿大）的意見受到美國強大影響，美國事實上是八國集團的“霸主”。二十國集團機制下，美國仍占明顯優勢，但要操控其他十九個主體以形成一致意見的難度明顯上升，美國地位由“霸主”開始轉向“盟主”。更為重要的是，以金磚國家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開始主動參與并塑造全球經濟治理體系，并且得到了西方發達經濟體的尊重，話語權也得到提升，新興經濟體得以充分利用G20這一平臺與發達國家展開對話，改變長期以來不利的全球經濟規則。未來的全球經濟治理將會進入第三階段，即發達經濟體與新興經濟體的共同治理，雖然達到和保持這一局面注定不會一帆風順。
隨著危機后的形勢漸緩，發達經濟體經濟普遍出現起底反彈，新興經濟體面臨經濟增長速度的放緩，以及G20集團政策承諾和決議無人監督的制度缺陷，G20自身的發展也成為一個值得研究的命題。但至少從中期看，華盛頓和歐盟將不再具備在全球事務中發揮作用所需的資源和經濟信譽，而且G20集團已經在應對危機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其對于貨幣政策的協調和禁止貿易保護主義的決議，避免了全球經濟衰退和國際金融體系崩潰的風險。無論愿意與否，以G20為代表的新的全球經濟治理機構必須承擔起領導全球經濟治理的重任。
全球經濟失衡已經成為當前全球經濟發展的一個突出現象，并已引起國際社會的廣泛不安。廣義地講，全球經濟失衡可以指全球經濟任何方面的不平衡：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南北貧富的差距、貿易和資本流動的不平衡等。不過在大多數場合，人們在談論全球經濟失衡的時候，是指美國巨大且不斷增大的經常項目逆差，以及相關聯的美國極低的儲蓄率和其他國家特別是東亞國家極高的儲蓄率。然而由于全球經濟作為整體是一個封閉經濟，在核算意義上它總是平衡的：美國的經常項目逆差一定意味著其他國家的經常項目順差；美國儲蓄不足，一定意味著其他國家儲蓄過剩。正如2005年2月23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拉托在題為“糾正全球經濟失衡——避免相互指責”的演講中指出，全球經濟失衡是這樣一種現象：美國經常賬戶赤字龐大，債務增長迅速，而日本、中國和亞洲其他主要新興市場國家對美國持有大量貿易盈余。
經常項目衡量的是一國與他國商品和服務貿易以及資金往來情況。當一國出口收入和其他經常性收入不足以彌補本國進口和其他經常性支出的時候，經常項目逆差出現，并主要表現為貿易逆差。央行在分析中指出，作為失衡的一方，美國2005年貿易赤字總額達到了空前的7257億美元，占其GDP的比率由10年前的1.2%驟升至5.8%；而作為失衡的另一方，日本、中國等亞洲國家、主要石油出口國及部分歐洲國家的貿易順差則達到1000億美元的規
模。其中中國尤其受關注，2005年中國貿易順差達1019億美元，特別是對美國的貿易順差達1142億美元。
一、全球經濟失衡的原因分析
全球經濟失衡問題近來受到人們越來越多的關注，學者、政策當局以及國際機構對于全球經濟失衡問題進行了熱烈的討論。這種全球性失衡狀況增加了引發全球金融危機和經濟蕭條的風險。處于全球經濟失衡這種大背景下，中國作為全球市場經濟體系中的一個積極成員，經濟運行面臨著嚴峻的考驗。在研究中國經濟發展問題時，我們必須具備全球眼光，用全球的眼光看清世界經濟的發展狀況及其走勢。因此，分析全球經濟失衡的原因就顯得特別重要。
首先，從美國的角度看，經常賬戶逆差的不斷擴大是其經濟結構與產業結構長期調整的必然結果。美國是世界上最早出現“產業結構軟化”趨向的國家。1958年，美國服務業增加值占GDP比重首次超過50%，此后服務業與第一、第二產業的地位差距不斷擴大，20世紀70年代的石油危機進一步推動了其經濟結構調整進程。美國不僅引領了全球產業結構的調整進程，也使其在產業結構比較優勢方面與其他國家呈現出越來越大的差異，比較優勢產業越來越集中于創新產業和金融業等服務行業。按照產品生命周期理論，創新產業的產品需求在創新期往往限于國內，而服務業產品又多為非貿易品。這便導致美國的比較優勢產品多體現為非貿易的特征。自1971年以來美國商品貿易的逆差不斷擴大，而服務貿易卻始終處于順差狀態，也表明美國以貿易品為主的商品制造部門的比較劣勢越來越明顯，而以非貿易品為主的服務業領域則具有越來越突出的比較優勢。這一變化是通過美國將制造業產品等貿易品的生產以外包方式分散到世界各地，并通過進口來滿足需求的過程實現的。所以，從整個世界經濟運行的角度看，美國經濟結構與產業結構的這種先行調整及其所導致的其他國家產業比較優勢的變化，是其經常賬戶逆差擴大的根本原因。
其次，從全球角度看，戰后美國率先出現的結構調整使得世界范圍內的制造業生產重心，先向其他一些發達國家轉移，改變了兩者間的貿易關系和生產格局，出現了日本等國對美出口制造業產品，形成對美順差的“失衡”局面。同時，西歐、日本等發達國家在美國引領下也開始了產業結構的升級調整過程，服務業比重逐漸擴大，制造業重心轉向資本品生產，在貿易自由化和其后的經濟全球化的推動下，發達國家逐漸將部分制造業產品尤其是消費品的生產轉移至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其他發展中國家，從而在全球范圍內形成了服務業比重越高者為經常賬戶逆差而服務業發展相對滯后者則為順差的局面。結果，美國不僅要從其他國家進口消費品與標準化的資本品，其他資本品也越來越多地依靠進口，產業比較優勢的“軟化”使得美國經常賬戶逆差不僅規模持續擴大，其產品結構與來源地也更加多元化。最終，在全球范圍內形成了相互關聯的4個層次的產業循環和貿易循環的格局：一是美國自其他發達國家進口資本品，自新興工業化和發展中國家進口消費品，存在巨額逆差；二是其他發達國家向美國出口資本品，自新興工業化和發展中國家進口消費品，最終經常賬戶存在或多或少的順差；三是新興工業化和發展中國家自發達國家進口資本品并向發達國家出口消費品，形成一定的順差；四是石油出口國等資源充裕國則向商品主要生產地出口能源、原材料而形成順差。由此可見，現階段的全球經濟失衡更多地體現出多邊性、全球性的特征。全球經濟失衡，中國也不例外。長期以來，中國儲蓄過剩，物價水平就不可能向上走，處在結構調整的過程中，結構不平衡，有很多力量不會很順暢地在整個體系中傳導?，F在全球經濟失衡已經到了相當嚴重的程度，如果再不著手解決問題，將會對整個世界經濟的發展產生很大的負面影響。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大國，又是一個發展較快、世人關注的國家，毫無疑問有責任維持和推動世界經濟的穩定增長。因此，高度重視全球經濟失衡問題，并著手避免其進一步惡化十分必要。
二、中國應對全球經濟失衡的對策
面對全球經濟失衡加劇可能造成的外部風險和沖擊，中國必須下決心及早采取措施主動調整內外不平衡，增強抵御外部風險和抗沖擊能力，以確保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
第一，必須加快調整內外需求比例，適當降低經濟增長對出口的依賴，更加堅定地立足擴大內需，特別是消費需求推動經濟增長，這是抵御全球經濟失衡可能造成的外部風險沖擊的最有效途徑。當前，中國經濟面臨的主要問題是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過快和貿易順差過大，前者易造成通貨膨脹和產能過剩，后者易引發貿易摩擦和加大外部風險。因此，當前調整內外需求比例的重點應該是抑制固定資產投資的過快增長，加快推進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中低收入階層的收入水平和消費能力，切實解決住房價格上漲過快和教育、醫療亂收費等制約現期消費問題，促使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投資和出口拉動向消費與投資、內需與外需協調拉動轉變，增強抵御外部風險的能力。
第二，適當調整外資外貿政策，提高利用外資質量和促進外貿平衡發展，防止國防收支失衡進一步擴大。按照國家的產業政策和地區發展戰略加強對外資引導，規范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資行為，適當提高勞動者權益和生態環境的保護標準，杜絕低水平重復建設，技術檔次低、土地資源占用多，能源消耗大和環境污染嚴重的外資項目，提高利用外資的質量和效益。進一步調整出口退稅政策，繼續嚴格控制高耗能、高污染和資源性產品出口，積極推進資源性產品價格改革，適當提高最低工資標準，使出口產品價格更加真實地反映實際成本，推動出口企業加快轉變外貿增長方式；同時也要積極擴大進口，特別是擴大先進技術、關鍵設
備及零部件、國內短缺的資源、原材料及其制成品進口，實行進出口基本平衡的政策，發揮進口在促進經濟發展中的作用。
第三，繼續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保持人民幣匯率水平的基本穩定，適當調整外匯儲備規模和結構，防止美元貶值造成儲備資源縮水。全球經濟失衡和中國經濟的內外不平衡，有著深刻而復雜的國際、國內原因，人民幣大幅升值，既不可能糾正全球經濟失衡，也不是解決中國經濟內外不平衡的最佳政策選擇，反而有可能影響中國經濟的發展。因此，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應從中國經濟發展和金融改革實際需要出發，在繼續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同時，保持人民幣匯率水平的基本穩定。要密切跟蹤分析國際經濟金融形勢變化，特別是美元匯率走勢可能出現的趨勢性變化，及早調整外匯儲備資產的幣種結構，同時通過擴大進口和鼓勵其他對外投資來適當降低外匯儲備規模，防止美元一旦大幅貶值造成國民財富流失。
第四，積極參與國際經濟交流合作與政策協調，共同維護世界經濟的穩定，努力營造有利于中國的國際環境。全球經濟失衡涉及的國家和地區眾多，但主要失衡方是美國，只有有關各方加強合作采取共同行動，特別是美國承擔主要調整責任，才有可能扭轉全球經濟失衡繼續擴大的趨勢。為此，中國應加強同其他有關各國的磋商協調，督促美國削減財政赤字和提高國內儲蓄率，更多地承擔調整責任，共同維護世界經濟的平衡發展。
參考文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