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8-24 09:28:40
序論：速發表網結合其深厚的文秘經驗，特別為您篩選了11篇債務危機的解決辦法范文。如果您需要更多原創資料，歡迎隨時與我們的客服老師聯系，希望您能從中汲取靈感和知識！
“國家破產”這個概念是2002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提出來的。它是指一個國家對外資產小于對外負債,即資不抵債的狀況。通俗地說“國家破產”就是指這個國家無力支付外債。企業、個人對外資不抵債時可以申請破產,國家對外資不抵債時也可以申請破產。
“國家破產”更像是一個形容詞,以體現一國經濟形勢之危急;而不是一個動詞,并不預示著一個國家馬上就會吹燈拔蠟、改換門庭。
在當今世界上,一個國家的“破”并不是孤立的事件,因為“國國自危”。金融全球化是此次危機不斷蔓延的直接原因,它是經濟全球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金融全球化的發展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國際資本的大規模流動;二是金融業務與機構的跨境發展;三是國際金融市場的發展。
作者在書中指出,類似迪拜的房地產泡沫和金融泡沫爆破危機,在全球隨時可能再現。而且,舊的泡沫未撇除干凈,新的泡沫又在迅速聚集。
這是由于全球太多的刺激經濟方案,熱錢泛濫,令金融市場回升,但當各地政府部署退市時,熱錢催生的泡沫又可能破裂,實體經濟也可能遭受重大沖擊。
不但如此,在金融海嘯爆發后,歐美可能還會有新一波的金融沖擊,因為高失業率會帶來更多的信用卡拖欠,其潛藏的危機不亞于次貸。最棘手的是,全球經濟復蘇基礎脆弱,不足以承受退市政策的后果,但越遲退市,資產(主要是房地產)泡沫滋生的風險越大。
城門失火,殃及池魚,對于這樣的風險,中國也不應坐而待斃。
《美國進步時代的政府改革及其對中國的啟示》
作者:馬駿、劉亞平 主編
格致出版社2010年1月
薦讀理由:19世紀90年代到20世紀20年代的美國,經濟高速發展的背后,是貧富差距的日益加大,企業行為缺乏監管、政府官員腐敗、環境問題日趨嚴重、工人權利得不到保護,民怨沸騰。在這種背景之下,改革者開始整體性地思考社會問題的成因,并從制度上尋找解決辦法,從而較為成功地應對了經濟社會變遷形成的各種挑戰,是為美國進步時代的政府改革。美國進步時代改革前期的情形,與今日的中國十分相似,因此本書的議題對中國的改革具有極強的借鑒意義。
《理解金融危機》
作者:【美】富蘭克林・艾倫等
一、歐債危機概述
歐債危機，其導火索為希臘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后出現的債務危機。希臘于2001年加入歐元區，在這個過程中，其為了盡可能的達到歐盟的財赤率要求，大幅縮減自身外幣債務，并與高盛簽訂貨幣互換協議。這份協議是以希臘必須在未來很長的一段時間內償還給高盛高額的回報作為前提。但是連續多年整個歐元區經濟都不很景氣，因此加劇了希臘國內的經濟危機。由于無法償還債務，在2009年的時候就形成了債務危機。
2009年10月初，正當全球經濟艱難地擺脫美國次貸危機的最初沖擊，步履蹣跚地走向緩慢復蘇之際，希臘政府公告稱，預計希臘2009年的財政赤字和公共債務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例將分別達到12.7%和113%，大大超出歐盟《穩定與增長公約》規定的3%和60%的上限。此后，標普、穆迪和惠譽三大信用評級機構相繼調低了希臘的信用評級，希臘債務危機正式浮出水面。之后，危機迅速向葡萄牙、意大利、愛爾蘭、希臘、西班牙蔓延，希臘債務危機向歐元區蔓延后，其余幾個歐豬國家首當其沖，均遭遇了信用評級降級、債務利率飆升以及政府更迭。
二、成因分析
（一）歐洲國家長期高消費高福利的生活方式拖跨了經濟。以歐洲為代表的西方國家，多年來實行高消費高福利政策，不重視儲蓄，通過各種所謂的金融創新把未來若干年的錢提前花掉，只顧眼前享受，忽視可持續發展。如果經濟高速增長，高福利或許可以維持，但希臘經濟已連續5年負增長，陷入嚴重的衰退。希臘政府已無力償債，只能以債養債，將債務雪球越滾越大。
（二）其“導火索” 是國際金融危機。金融危機出現后，各國政府在應對中陸續推出了寬松政策，以刺激經濟增長，一定程度上推動了國家私人領域的去杠桿化和政府領域的加杠桿化，這些措施雖在短期內緩解了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但卻大幅加重了國家財政的負擔。伴隨經濟的不斷發展，希臘以及其他一些南歐國家，之前處于一種財政弱平衡的境地，由于受國際宏觀經濟沖擊，削弱了其國家集群產業的盈利能力，公共財政現金流陷入惡性循環，債務負擔愈加沉重，并導致最后出現危機的局面。
（三）歐洲只有共同的貨幣和貨幣政策，但卻沒有統一的經濟政府。當希臘國內的債務問題越來越嚴重時，其政府沒有能力來改變目前的狀態，歐盟也沒有共同的經濟政府來對其提供援助。因此，各方投資者都擔心希臘政府出現違約現象，故而放棄其在希臘的投資。除此之外，當歐洲爆發金融危機后，歐元區各個國家雖然擁有共同的貨幣政策，但其貨幣政策缺乏獨立性，不能按照各自的實際情況靈活處理，這就造成各成員國只能通過財政政策來緩解危機，財政政策的制定和執行一旦出現不順利，后果將更加嚴重，只會加劇歐債危機。
三、對我國的啟示
（一）社保障制度要與國情相適應
歐債危機教訓深刻，對我國有很大的借鑒意義。盲目追求高福利的社會保障，終將加大政府負擔，對國家的全面健康發展不利，最終影響著人民群眾的生活質量。社保制度的設計一方面要充分考慮人口結構的變化，另一方面更要考慮對勞動力市場可能產生的影響。當前，我國正在逐步推進覆蓋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的醫療保險和養老保險體系，并已取得積極的進展，但由于我國人口基數大，要覆面廣，如何做好已有制度之間的相互銜接，政策空間相當大。保障制度應保持勞動力市場充分的彈性，同時應防止可能導致勞動力市場僵化和低效的福利制度，實現養老、醫療等社會福利在不同地區之間的轉移接續。
（二）繼續擴大內需、轉變經濟增長方式
在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中，投資一直被我國政府所依重。在本輪全球性金融危機爆發后，外貿進出口受到嚴重打擊，消費市場更是萎靡不振，我國政府通過增加固定資產投資，成功扭轉經濟下滑的風險， 2007年我國是財政盈余，近兩年變為財政赤字。因此，如何減少經濟發展對出口和投資的依賴，即降低資本形成和凈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提高最終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是中國經濟轉型的關鍵，未來的基建投資應該適度放緩，提高居民收入、增加居民的消費傾向應該成為國內經濟工作重點?？上驳氖牵h的十已明確提出居民收入倍增計劃。
（三）防范地方政府債務風險
防范地方政府債務風險，主要做好兩方面工作：一是要嚴格控制地方政府債務的規模，防止盲目擴大，要采取積極有效的管理措施，分類管理，逐步償還，將地方政府債務統一到中央政府的管理支配范圍之內，也就是“妥善處理存量，嚴格控制增量”；二是要改革和完善各級地方政府的財政和稅收體制，適度地放權，盤活地方財政；三是在財政收入分配制度上，應堅持多給予少索取的原則，加大社會投資力度，擴大財政收入的增值空間，避免地方政府因財政的不足而無難以有所作為，也減少大量舉債，從而增強地方政府的償債能力?？傊?，要妥善處理地方債務，絕不能讓地方債務成為我國社會政治經濟發展的障礙。（作者單位：中國人民銀行?？谥行闹校?/p>
參考文獻：
[1] 周茂榮，楊繼梅.“歐豬五國”債務危機及歐元發展前景[J].世界經濟研究.2010（11）
究其原因，2012年的公共支出預算已經通過，財政提前緊縮不具備條件，美國家庭部門的去杠桿化高峰已過，伴隨著房屋租金，房屋價格的緩慢提升，房地產市場的底部漸成，美國經濟于2012下半年開始進入建筑業周期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短期看，美聯儲于2011年8月9日宣布，將把聯邦基金利率在0-0.25%的歷史最低水平至少維持到2013年中期，表明美聯儲對經濟復蘇勢頭并不樂觀，也標志著美國寬松的貨幣政策將再延續。而按照歐美經濟周期的同步性，如果歐洲也有這樣的復蘇過程的話，歐債危機也能拖延，至于由于歐元制度設計的不足，是不是會導致邊緣國家退出歐元區的問題，也只能靜待其變。
外部環境對國內經濟的影響包括：首先，短期輸入型通脹的壓力減輕；其次，基于控制順差的放寬匯率升值幅度的嘗試可能是一種選擇；第三，宏觀調控進入觀察期，怎么靈活應對還無定論。所以，大的方向是，通脹回落的確定性在增強，調控的天平自然由防通脹向保增長傾斜，但需要一個確認的過程，三季度就是確認期。
雖然四季度之后我們判斷經濟的彈性會增加，但對市場而言，這只是幾種可能中的一種，由于目前尚無法對歐美債務問題的發展做出有傾向性的證明或證偽，所以，9月只是個轉折，其方向同樣在市場中存在三種看法：第一種是經濟維持目前的滯脹狀態，即通脹不會明顯回落，增長也不會明顯好轉，但也不是硬著陸。但這種狀態不可能維持很久，最終要做出方向性選擇。而方向無非就是兩個：要么危機爆發，中國經濟出現系統性風險；要么經濟彈性重新恢復。這就是第二種和第三種可能。這三種可能或者說后兩種可能的決斷期可能在9月，也可能順延到2011年末。
一、高等教育成本分擔理論及其運用發展
1.約翰斯通的高等教育成本分擔理論
美國教育經濟學家約翰斯通的“高等教育成本分擔”理論認為，高等教育的各種成本應由政府(或者說納稅人)、學生家長、學生本人、私人或社會事業捐贈者四部分共同承擔。這種分擔遵循兩條原則：一是“收益結構原則”，即根據各主體收益的大小來確定各自分擔的成本份額。二是“能力結構原則”，即誰的能力大，多分擔一點，誰的能力小，少分擔一點。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對高等教育實行收費上學，其理論依據就是高等教育成本分擔理論。
2.成本分擔理論的運用發展
進入21世紀，高等教育的成本分擔理論被世界各國越來越廣泛接受和運用。各國學者普遍認為該理論在具體的運用中需要和各國的具體國情相結合。我國學者在運用成本分擔理論時普遍照搬約翰斯通對分擔主體的界定，而缺乏與中國實際的結合。本文認為需要對成本分擔主體進行再劃分，理由如下：
首先，中國的學生獨自承擔學雜費的情況比較少，而主要是依靠家長。所以將學生及其家長作為一個統一的高等教育成本分擔主體。
其次，約翰斯通并沒有把高校單獨歸為成本分擔的一個主體，而是將其視為一個特殊的社會捐贈者。但實際上如今高校已經直接參與了社會經濟建設、提供了直接用于交換的社會產品。無論是轉讓自己的研究成果，亦或是接受社會組織的委托，從事專項的研究開發工作，都屬于商業活動。這說明高等教育也具有產業性，是一種特殊產業。這樣的成本只能通過市場交換實現，由高校自身來彌補。
最后，國民普遍認為只有政府才是高等教育外部收益的“埋單者”，忽視了企事業單位、社會人士的作用。而企事業單位是高等教育成果的主要摘取者和教育投資的主要受益者。企業擁有的勞動力和專門人才的數量、質量是其能否生存和發展的重要條件。因此，從“收益結構原則”出發，企事業單位也應分擔高等教育成本。此外，雖然社會人士從高等教育中沒有直接獲得收益，但是教育的發展有利于國家的政治穩定、經濟發展和文化繁榮等，而這些都為社會人士自身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環境。而且通過對高校的捐贈，他們可以獲得很高的聲望，實現他們的人生價值。因此，社會人士也間接成為高等教育成本的補償者。所以，政府、企事業單位和社會人士都可以算做是高等教育正外部性的獲益者，基于此，可將它們劃分為一類進行分析。
綜上，高等教育成本分擔主體重新劃分為：
圖1 高等教育成分分擔主體的再劃分
注：此處的“社會*”是指除學生及其學生家長、高校以外的社會組織團體及個人。具體來說是指政府、企事業單位和社會人士。
高校作為一個非盈利性組織，出現債務危機從根本上來說就是收入不能彌補支出(成本)。本文從成本分擔視角探尋究竟是哪一個或哪幾個主體在分擔成本時出現了問題，造成高校經費不足并導致債務危機。
二、基于成本分擔論證我國高校債務危機產生的原因
1.對我國高等教育成本分擔實證研究
(1)學生個人及學生家長分擔部分
教育部有關負責人曾算過，按照現在的日常運行成本粗略計算，理工科人均培養費一年約1.5萬元，文科每年1.2萬元至1.3萬元。如果嚴格按照“普通高等學校學費占每生每學年平均教育培養成本的比例一般不超過25%”的規定，理工科學生最多應繳學費3750元，文科學生則應在3000元左右。但我國現階段大學費用支出，包含學費、住宿費等所有開支平均每年在1萬元以上，有的光學費就每年超過1萬元。
此外，與國際上其他國家相比，我國高校的學費水平又是怎樣呢?
4.英國高等教育學費標準以2006年新規定為準
從高等教育學費的絕對數來分析，英美發達國家的收費普遍高于以中印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但從高等教育學費占人均GDP的比重來看，中國最高，且幅度達到50.30%，而英美兩國公立高校的學費占人均GDP的比重卻分別只有14.57%和13.08%，即使是美國私立高校的收費也只占人均GDP的48.80%，而同期印度的高等教育學費只占人均GDP的1.8%。
可見，中國高等教育收費是“相對的高收費”。
(2)高校分擔部分
對比國內外高校的經費來源情況(圖2、表2)。以醫學著稱的華盛頓大學，充分利用自身優勢，積極進行外部市場化經營，其醫院收入成為該校最大的經費來源。而我國1%-2%比例的校辦產業收入(且逐年有下降趨勢)相對于高校的成本補償來說簡直是杯水車薪，這是形成債務危機的原因之一。
圖2 華盛頓大學2006-2007年度收入報告
資料來源：Washington University Annual Report 2006-2007，http：//annualreport.wustl.edu /financial.htm
(3)社會分擔部分
①政府方面
首先從總量上看：人們一般用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來衡量各國政府對教育的投入程度。我國經濟學家厲以寧等人實證研究得出結論，當人均GDP達到800―1000美元時，要實現教育與經濟的良性發展，公共教育支出占GDP比重必須達到的下限為4.07%―4.25%。但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的統計數據顯示，從1952年到2005年，我國的這一比重從未超過3%，近幾年基本在2.45%左右波動?？梢姡覈畬逃聵I總體投入不夠。
其次，具體到高等教育，國家的投入情況又是怎樣呢?教育投入又分為在初、中、高三個教育層次上的投入。按國際比較通行的標準，人均GNP為600-2000美元時(目前，我國正處于這一階段)，初、中、高三級教育比例為40.5∶29∶17.9；而圖3顯示：2001-2004年，國家財政用于高等教育的支出比例均超過了17.9%。
圖3 國家財政用于教育的投入
資料來源：
①國家財政用于教育的支出：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
②高等教育經費情況：中國統計年鑒2003-2006
綜上，我國政府對教育的整體投入力度不夠。但同時卻對高等教育進行了財政傾斜，如果從效率方面考慮，近幾年國家對高等教育的投入力度不可能有較大的突破，因而這也構成了高校債務危機的潛在原因之一。
②企事業單位、社會人士
同樣，從表二中我們可以看出，社會捐資和集資辦學經費占整個高校經費來源的比例非常小，基本上是在1%-2%之間波動。我國的企事業單位和社會人士似乎對高校進行捐資助學的意識很淡薄，但國外恰恰相反。如：美國公立大學1999-2000財政年度捐贈和基金收入超過5%，私立大學超過14%。美國的耶魯大學、斯坦福大學、哈佛大學和康乃爾大學等都是私人捐贈的著名高校。其他一些國家如：英國、印度等，其私人捐贈在高校經費中占有不可忽視的份額。與他們相比，我國社會捐資、集資辦學的比例是可以忽略不計的。這是直接導致了高校的債務危機的又一原因。
2.實證研究所揭示的債務危機原因分析
綜上，可以從“成本分擔理論”角度得出：分擔主體模糊及缺位和實際分擔比例不科學是造成我國高校債務危機的兩大重要因素。
分擔主體方面：高校并沒有形成分擔主體。例如：在新浪網做的一個社會調查中，截至到2007年10月，有85.19%的人認為高校并不是化解債務危機的力量。此外，我國企事業單位和社會人士對高校的捐贈意識十分淡漠。
分擔比例方面：由于高校和社會沒有形成獨立的分擔主體且分擔份額不足、而政府從效率出發，對高等教育的支持力度在短期內又無法加強。
在上述情況下，高校為了正常的運作，就只能轉而依靠提高學費，但目前學費的收取已經超過了我國居民的可承受范圍，顯然這條路行不通。于是一些高校不得不求助于貸款等非常規性經費渠道，使得債務規模不斷累積。文章開篇所舉的吉林大學申請破產便是其中一例。那么高校的經費出路究竟在哪里呢?
三、解決我國高校債務危機的可行策略
在高等教育成本分擔中，合理增加且優化分擔主體，并在各主體間形成合理的分擔比例，將在一定程度上促進高校債務危機的解決。
1.確定“四位一體”的分擔模式
要解決債務危機，需要真正形成“四位一體”的分擔模式。尤其是要讓高校和企事業單位、社會人士認識到他們也是高等教育外部利益的獲得者，高等教育的發展離不開他們的支持。在四個主體中，只要有一個主體缺位，都可能造成高校資金不足。
2.形成科學合理可行的分擔比例
(1)高校自身努力拓寬經費渠道
學?？梢圆糠值膶ν鉅I業?？梢酝ㄟ^校辦產業，如經營書店、公寓、洗衣店、自助餐廳等服務性設施，以及附屬企業及醫院等途徑取得經費收入?？梢蚤_展產學研結合，利用自身優勢，開展與企業間的合作研究，為企業培訓人才并提供咨詢服務；建設校企雙方自愿進行的合作研究和開辦的合作研究中心、工程研究中心、科技園，實現專利轉化等途徑來獲得收入。
(2)加大政府和社會基金投入
在政府投入方面，可以對高校實行財政差別化支持。武書連及其課題組的《中國大學評價》，將我國本科大學劃分為研究型、研究教學型、教學研究型、教學型等4種類型。吳立武認為政府對這四類大學的支持力度應該是由大到小。這樣對具有不同外部收益的大學進行不同的投入，既充分合理利用資金，又不會出現國家對高校財政投入出現“大鍋飯”的情況――每所學校都“吃”一點，每所學校都“吃”不飽。
在企事業單位方面，可以借鑒國際上一些成功的做法：鼓勵他們設立各種獎學金并建立法規使捐助者在經濟和名譽上得到雙重回報。對于企業投入教育這部分資金免收一般企業需要交納的盈利所得稅，對個人捐贈，不僅不需要納稅，反而在他的資本源中免去資本增值稅。
(3)對學生及家長收取有差別的學費
我國高校學費在量上已經處于較高水平了，除了限制高校學費的繼續增長外，還應該在結構上進行調整，使學費的收取更富效率性。可以實行分層次、分專業、分所有制和學分制相結合的廣義上的差別定價。
中圖分類號： D7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3-9973（2014）03-0034-05
地方信貸市場的發展具有兩個鮮明的特點：一是地方政府債務融資已經成為其重要的資金來源渠道；二是地方個體資本的興起在地方財政中開始扮演重要的角色，程度甚至超過了傳統的銀行借貸。然而，由于多方面的因素影響，地方信貸市場的發展仍處于薄弱狀態，其中最主要表現為地方債務及其債務違約問題。國外的地方政府或是新興市場也同樣存在這樣的問題，例如俄羅斯在1998至2012年間的89個區域政府中至少有57個區政府發生債務違約，導致俄羅斯整體經濟的下滑；美國在經濟大蕭條期間，全美4770個地方政府的違約金額總計達到了28.5億美元。直至2013年，美國的“汽車之都”底特律更是因為負債185億美元而宣布破產。地方債務引起的地方破產會嚴重影響地方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服務的供給，同時還會壓縮地方財政資金投入以及阻礙地方資本市場的發展，由此造成的損失是巨大的。雖然目前我國對于地方政府債務的事前借貸建立了相應的監控體系并且采取了諸多限制，例如設置了平衡預算、限制債務比例以及債務償清率比例等規定，但這些限制和規定是遠遠不夠的，還必須要建立配套的事后破產機制來作為相應的補充。因為事后破產機制建立的清晰規則有助于提高地方政府的信用度，恢復地方政府的財政可持續性并且促使無償債能力的地方政府回歸可持續發展的財政路徑，從而確保公共服務的供應。因此，對國外地方政府債務破產機制進行評述和總結，有助于我國更好地面對和處理地方政府因債務違約所帶來的后續問題。
一、國外地方政府事后監管機制的設立
（一）美國
美國自19世紀40年生第一次地方債務危機后，便對地方政府借貸制定了一系列的監管改革?！妒姓飘a法》是其制定的重要法律制度，雖然同期實施的還包括基礎設施融資法以及取消無稅融資等規定，但《市政破產法》至今依然是美國政府實施破產機制的主要法律制度。即當債務出現違約后面對債務償還的問題，美國的做法是由法院“訓令書”來征收新稅。“訓令書”類似于一種法院命令，要求公共部門采取某種行動的通知，“訓令書”會要求通過立法機構對市政機構權限內的所有財產進行征稅來用作對債務進行償還。[1]但在實際中，增加新的稅收通常會導致高稅收者或是企業的外逃反而使稅收降低。在此情況下，假如地方政府整體對債務無力償還，那么市政官員便會采取各種行動來逃避債務償還的責任，極端情況下還會導致當屆政府的集體辭職，此時“訓令書”便失去其效用。因此，美國政府在為了制約這種債務逃避無法鉗制的情況下制定了《市政破產法》，又稱為《美國破產法》。該法律是專門針對美國各州下屬地方政府債務破產機制而設立的，它規定了一種程序化的處理方式，使得債務在違約的狀況下依然可以進行債務重組程序，進而解決地方政府債務破產問題?！睹绹飘a法》為美國各州地方政府在制定或選擇破產程序時提供了一個參考框架，依據此框架美國各州地方政府設立了相應的事后監管機制。美國50個州中有21個州采納了《美國破產法》，3個州在采用的同時附加了重要條件，另外21個州是根據其框架結合地方自身的狀況制定的。美國市政破產機制建立的成功之處在于美國擁有成熟的政府間財政體系，以及基于以市場導向為主的金融體系關系，其建立的主要目的也是為了解決債務鉗制的問題。但相對于政府間財政體系仍在發展和完善的國家，采用美國地方破產機制還需考慮其政治和經濟因素的相關影響。
（二）南非
南非制定地方政府破產機制的動機不同于美國，美國的破產機制主要是基于處理政府間財政體系以及在金融體系背景下市場導向的鉗制問題，而南非則是基于國家政治結構和市政體系發生變化的背景下制定的地方破產機制。南非在種族隔離時期，白人區政府和黑人區政府是各自獨立治理的，相比之下白人區政府不論是在信用可靠度還是債務違約率上都要強于黑人區政府治理。但在廢除種族隔離后，新的市政邊界劃分使原來富有的白人區與貧困的黑人區合并在一起，由于存在不同的治理理念和管理方式，使得新合并的地方政府增加了財政困境和債務違約的不確定性，其中包括在種族隔離時期遺留下的債務問題。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南非的經濟發展，致使南非金融市場上私人資本市場發生萎縮停滯，地方融資只能依靠公共部門的貸款，從而使地方政府的債務不斷增加。在此狀況下，南非政府致力于建立一個統一的框架來治理合并后的地方政府經濟，經過反復辯論和修改最終頒布了新的《市政財政和管理法》。其中破產程序便是該框架中核心部分，包括處理債務及財政調整。南非制定的破產政策明確了債權人及債務人的權利義務和補救方式，這對于地方政府建立具有競爭性的私人資本融資市場具有保障作用，同時對于擴寬多樣化的金融市場也具有重要意義。
（三）匈牙利
匈牙利構建地方政府破產機制的動機主要是出于對債務借貸的約束以及預防地方政府財政惡化這兩個目的。匈牙利政府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為了促進本國經濟的增長而頒布法案批準地方政府擁有獨立于中央的財政管理權，這一制度意味著匈牙利地方政府在財政管理方面具有完全自由化而不受中央財政管轄的權力，之后地方政府開始利用長期貸款為短期經營赤字融資，同時加大對商業活動的借貸融資。這在短期內造就了地方政府財政經濟的繁榮，同時也加大了債務違約破產的風險。直至1995年宏觀經濟的衰落致使地方政府在經濟上發生惡化導致陷入嚴重的債務危機，大量資產變成壞賬，巨大的地方債務壓力迫使匈牙利地方政府面臨解體的局面。在此情況下匈牙利中央政府一方面緊急限制借貸并且加強債務的監督；另一方面促使金融機構與地方政府進行債務重組談判。盡管這種非正式談判能夠引起債務調整，但卻不能規范債務重整的程序。因此，匈牙利政府于1996年制定了《市政債務調整法》來解決地方政府因債務違約帶來的財政危機。這部法律制度的核心在于其制定了具有創新性的地方破產機制，其中包含了地方政府在申請地方破產后維持基本公共服務的范圍、保護債務方和債權方的權力、地方預算制定的規則以及明確債務借貸限制和違約后果等規定，是一部具有財政透明度和可預測性的債務調整法律。
（四）巴西
巴西在地方破產機制的設定上略有不同。美國、南非和匈牙利的地方破產機制設定偏重于司法作用，而巴西則傾向于運用行政程序。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巴西先后經歷過三次大的債務危機。第一次是發生于20世紀80年代的國際債務危機，負債資金高達190億美元。此次危機致使巴西州政府與聯邦政府無力對債務進行償還，最終以聯邦政府出面與債權人協調后將累計的州、市債務以及剩余本金一起合并作為國家債務進行償還。第二次危機發生于1993年，此次債務危機規模超過第一次債務危機但解決辦法依舊是聯邦政府進行集中償還。第三次也是最大一次危機發生于1997年，這次債務危機致使聯邦政府重組了相當于本國GDP的11.5%的州債務進行集中賠付。至此之后，聯邦政府對各州政府提出了財政改革意見，要求加強對各州政府債務進行監管，并要求各州政府遵守財政改革方案，其目的是逐步引入財政透明度并最終制定一套適合財政和債務調整的詳細方案。在此要求下聯邦政府與25個州政府達成一致，最終頒布了“9496號法令”。此法令明確規定了債務借貸與收入之比、基礎財政收支、資金投資上限以及企業私有化轉讓等規定。其中最重要的是債務調整協議中規定了各種債務償還的抵押品，一旦州政府出現債務違約，中央政府有權扣留并處理。[2]之后巴西政府又進一步對決議進行修改，重新為債務借款、償還及債務存量設置了固定的上限，并最終制定了《財政責任法》，將債務的限制與監管結合到一個統一的框架中，解決了債務破產的深層原因。
二、地方政府事后監管機制設立的核心要素
國外地方政府會基于不同的國情而制定不同的破產監管機制，但相同的是都會具有幾個相對核心的構成要素，這些要素是設立地方政府破產監管機制的核心。
（一）申請破產程序
地方政府財政困境可以由各種指標來衡量，如財政收支平衡、財政占總支出占比等，而償債能力也可以用地方政府財政赤字以及債務償還占總收入比重大小來衡量是否具有債務償還能力。地方政府可能會因為逃避債務償還或是避免責任而對外宣布破產，因為不論地方政府是否愿意支付債務償還或是確實沒有能力償還，申請破產程序都可以使其解除債務償還權力，致使其債務進行重組或是減免。所以，對于地方政府破產的申請具有嚴格的程序，絕非申請就能獲得通過。美國的破產申請條件是債務人在債務期限到期內由專業人員對債務進行審核查驗，如果確認債務人實屬無力償還才能申請破產。南非對地方破產的申請則分為“嚴重財政問題”和“持續性財政債務”兩階段。當地方政府觸及第一階段“嚴重財政問題”時，省一級政府可直接對地方經濟進行干涉。當地方財政涉及第二階段“持續性財政債務”時，則由國家政府出面進行干涉。[3] 因此，地方政府的破產申請不論是美國、匈牙利還是南非，都具有嚴格的申請審批程序，其共同點都是要求在法律規定下符合破產申請條件才能夠申請實施。同時，為了規避地方政府的惡意申請，法律還規定了如果地方政府在申請破產程序中具有償還債務的能力，那么對地方政府破產后的債務不能采取債務減免措施，這就避免了地方政府出于逃避債務而申請地方破產的意圖。
（二）財政調整與債務整頓
地方政府的財政管理不善往往是其破產的根本原因。如果地方政府在處理財政問題上不能發現產生危機的原因并且及時解決，那么即使債務通過重組或是減免也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地方政府依然會再次陷入另一輪財政困境和債務危機，所以財政調整和債務整頓是解決財政問題并且實現財政恢復的先決條件。美國紐約市1975年的財政危機就是由于政府財政管理不善，導致財政赤字不斷上升最終引起地方政府破產。地方政府債務的可持續性在地方經濟增長和地方基礎財政收支的影響下，會使得地方財政調整變得相對復雜，加之地方政府的財政調整不同于中央政府，由于地方政府無權自行發債，這就使地方政府無法通過自行發放地方債券進行融資來解決債務問題，同時地方財政調整還依賴于中央政府的轉移支付，從而導致財政調整的困難，所以只能加大對債務的依賴卻反而使債務增加。另外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主要來自于對金融市場的借貸，而銀行對地方政府的信貸通常超過地方政府財政收入的可控范圍，加之還存在預算軟約束和缺乏透明的財政審計制度，進而造成地方債務的不可控性。因此，對地方政府財政進行調整和整頓的目的并不是要改變其財政職能而是要幫助地方政府恢復其財政健康，為重新進入金融市場做好準備。
（三）債務重組與減免
對不同國家的破產機制進行分析會發現，債務重組通常是破產程序的核心。如果地方政府提出破產申請，在獲得申請批準后上級政府首先會將地方債務重組為期限更長的債務工具。例如美國紐約市的債務危機就是通過發行較長期限的州債券來償還該市到期的短期債務。但是，債務重組只是在一定程度上緩解因債務壓力而無法運行的一種方式。因此，債務重組還必須具有相配套的財政緊縮或財政調節政策才能發揮其效用。而債務減免同樣也是化解地方債務的一種方式，債務重組往往要依據行政程序才能進行而債務減免必須通過司法機制才能實現。因為債務減免要考慮債務違約的外生因素影響，不同的外生因素會對債務的償還和重組造成影響，所以只有司法機制才能確保債務減免的公正和平等。但是，不論是債務重組還是債務減免，最為關鍵的是債權人和債務人能否就債務解決方案達成協議，假如不能達成協議那么債務重組或是債務減免就無法起到解決債務危機的作用。美國的市政破產法規定，在債務調整中不論是債務重組還是債務減免，債權方或債務方至少有一方必須接受協調方案。所以，不論是債務重組還是債務減免都是個復雜的過程，它雖然不能彌補政府間財政關系的缺陷，但卻是財政改革制度中必須存在的一部分，要想從根本上解決債務危機的問題還必須要配合具體的財政調整和債務整頓才行。
三、國外地方政府事后監管機制設計的經驗分析
（一）區別地方政府破產與公司企業破產
公司企業往往在其負債超過其資產或是無力償還到期債務時便會通過變賣資產以償還債務，而地方政府卻不能像公司企業那樣被清算，除非有另一個實體來承擔其政府職責。因此，區別二者破產不同的核心就在于公司企業在破產后能夠自我解散但地方政府卻不行，地方政府的職責決定了地方政府在申請破產后還必須履行其法定的政府職責，繼續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務職能。目前現有的地方政府破產機制都是進行重組，破產重組程序會依法對負債進行調整或是減免，從而允許有活力的實體重新開始。重組后的實體繼續存在并且仍在政府的管轄內，同時保留部分公共資產確保政府職責的履行。所以，地方政府破產程序的總體目標在于改善債務的財政狀況，對部分負有債務的實體提供保險功能，從而減少公共服務降低帶來的影響，而不是像企業公司一樣對債務進行清算。
（二）對地方財政實行硬預算約束
破產監管機制的建立有助于強化對地方政府財政的硬預算約束，硬預算約束會使地方政府嚴格控制財政收支及資金收益。同時，地方財政硬預算約束還有利于降低中央與地方間的道德風險，當地方政府因財務管理不善陷入財政困境時，中央政府往往會對地方政府提供無償的財政救助，這樣地方政府就會因為有中央政府的財政支持而產生道德依賴行為，從而發生對債務違約的失責行為。加之缺乏嚴格透明的地方預算機制，軟預算約束的增加會扭曲市場的價格信號，使市場上的實體經濟受挫，這不僅會增加中央政府的潛在負債危機，還會加大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或有債務。美國對于地方財政的硬預算約束源自1842年，當時包括佛羅里達州在內的11個州陷入了嚴重的財政危機，其原因就是因為地方政府財政存在軟預算約束以及中央政府的無限財政救援政策。這場危機促使美國聯邦政府對各州政府實行了新的財政限制，包括對財政硬預算約束的限制。因此，破產機制對于強化地方政府的財政硬預算約束以及對完善和設計政府間財政體系有重要的影響作用。
（三）制定明確的破產規則
地方政府事后監管機制必須具有明確的破產規則，其規則的設定主要基于兩個目標，一是建立具有透明且可預測性的地方政府債務管理系統，防止道德風險的產生。二是調整或者重組地方政府財務和債務狀況，從而恢復地方政府的經濟可持續發展。假如缺少明確的破產規則，那么地方政府對于債務的調整和重組就必須經過與債權人進行談判來確定，但是根據國外政府破產的經驗顯示，談判的過程往往是漫長而且具有不可控性。這種不可控性表現在地方政府為了維持基本公共服務的運行，必須保留大量的公共基礎設施或是服務部門，而債權方則希望最大限度確保償債的履行，兩者利益的不同必然會導致談判協調的破裂。因此，制定明確的破產規則首先是要確保地方政府債務會有效地進行調整和重組，不會因為債權方因為鉗制問題而使債務重組失敗。其次是確保地方政府不會因為債務違約而放棄基本的公共服務職能。破產規則的制定保護了公共服務項目不因地方政府破產而遭受損失，當地方政府提交破產申請時確保公共服務項目不會因資金問題停止其公共服務職責。
（四）明晰債務償還責任
明晰的債務分擔有助于防止道德風險并促使債務人對違約風險負責。原則上對于債務危機的解決應該是合理分擔責任，但實際中往往是中央政府最后承擔所有的債務負擔。國外經濟學家曾提出對于地方政府破產應該實行債務絕對優先規則，因為規則的制定和實行首先是對權利和義務的保障。假如按照規則制定的順序來對債務進行償還，并且償還過程中不存在插隊，那么債務償還的成本就不會增加并且債務的償還還在地方財政支付的可控范圍內，因此可以大大降低其風險的增加。[4] 但是在現實中，世界各國都不存在債務優先償還規則，其原因在于該規則存在一定意義上的理想狀態，盡管絕對優先權可能會對地方債務的償還起到有效的控制作用，但該規則的實施會影響新增借貸的融資。因為根據優先償還規則，所有借貸的債務必須按照其先后順序來償還，這就為新增借貸的償還期限產生不可預期的效應，從而無法再融資新增貸款。但是優先權并不意味著是一種不能實現的規則，優先權對于債務償還的順序具有明確性，這能加速了債務的理清和重組。并且優先償還權還能使得債務方可以提前預見債務借貸償還的期限和預期的損失，從而對債務的借貸起到理想的制約作用。因此，優先償還權對明確債務償還責任還是具有一定的積極作用。但是，優先償還權只是作為一種政策的選擇并不能作為一種明晰的規則來實現對債務的清償。因為地方政府破產后的選擇并不局限于一種規則，它往往會根據其所涉及的政策和社會價值來選取最適合的方式。所以，制定明晰的償債規則不僅會增加地方政府的財政管理責任還會加強債權人和債務人的權力及義務。
（五）破產程序方式的選擇
由于上世紀80年代長期的浪費性投資，日本也是負債累累，備受煎熬。現在為了設法應付沉重的債務負擔，該國將提高消費稅。這樣一來也會導致消費下降，儲蓄上升，自動迫使日本貿易順差上升。
但是在歐洲，這種消費與儲蓄的調整可能會產生最為災難性的后果。多年以來，歐洲非核心國家的儲蓄率極低，結果產生了巨額的貿易逆差。過去，這些國家都依靠德國的資金流入來平衡貿易逆差?，F在非核心國家們也必須提高儲蓄率，但隨之而來的可能會是一輪貨幣危機和消費崩潰。
為什么我們預見歐洲會產生危機呢？很多分析師認為，如果歐洲國家的決策者們能夠制定出一系列正確的政策并且行之有效，歐洲的債務問題可能迎刃而解。例如，上個月英國《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發文稱，“消除恐慌最好的辦法是安定人心。如果西班牙政府能彰顯更強的政治能力，而布魯塞爾的官員們不再那么優柔寡斷，可能會產生奇跡。”
然而，這種觀點是錯誤的。政策不對頭也許會加劇歐洲問題，但是對于拯救歐債危機，再好的政策也回天乏術，因為為時已晚。為什么債臺高筑、儲蓄率極低的歐洲非核心國家會感覺難以繼續留在歐元區？為什么他們很有可能墜入債務危機？原因有兩個：一是與國際收支平衡的邏輯有關；二是與推動金融危機發展的內在因素有關。
我們先來談第一個原因。由于2000年－2001年之后，德國主導實施了極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此后10年間，很多歐洲國家因此失去競爭力，并出現龐大貿易逆差。這些國家必須先要逆轉貿易逆差，實現貿易順差，否則就只能繼續眼睜睜地看著自己被不斷上漲的債務壓垮。換言之，如果它們不能實現貿易順差，那么償還債務就無從談起。
這是個國際收支平衡的基本等式：資本項目與經常項目必須始終保持平衡，互相抵消。根據定義，一個國家必須在經常項目賬戶有盈余，才能從資本項目賬戶進行凈支出。實際上，只有當歐元區非核心國家貿易順差大幅增長，且超過外債水平（并且超過高額的資本外逃），才能真正降低外債。
西班牙別無選擇
西班牙已經走到了歐債危機的最前沿，我們不妨考慮一下它的處境。如果德國不能向其提供更多的貸款，西班牙又不能實現貿易順差，那么它就無法償還外債。這一點非常重要，需要牢記。西班牙要想實現貿易順差，有以下三種切實可行的途徑可供選擇：
首先，德國和其他核心國家能大幅削減消費稅和所得稅，以降低國內儲蓄水平，刺激國內消費。如果德國能把這樣的措施推行到足夠深入的程度，就會自動產生貿易逆差，相應地就能使其他歐洲國家產生貿易順差。
第二，西班牙可以實行財政緊縮政策，并在未來若干年內忍受由于工資水平減少和物價降低所帶來的高失業率。
第三，西班牙可以退出歐元區，啟用本幣并讓其貶值。這樣會帶來以歐元計價的債務相對本國GDP的比例大幅上升的問題。那樣的話，西班牙很有可能會被迫中止債務償還，進行債務重組。而該國的國內消費也會崩潰。
理論上還有其他解決辦法，但它們實際發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比如，世界上其他所有國家——尤其是美國、中國和日本等——都能刺激國內經濟、提高消費水平，同時又都能實現大幅貿易逆差，并保持其增長。與這些貿易逆差相對應的將是歐洲國家的龐大貿易順差，歐元區GDP增速將得到提振。一旦它們的GDP增速超過其債務再融資利率，便能擺脫困境。然而，這種局面是不太可能出現的。因為全球其他國家也都在苦苦掙扎，想方設法提高GDP增速，都不愿增加進口。
另一種可能就是歐洲突然實現全面的財政同盟，從實際需要角度出發，將各國全面轉移到布魯塞爾（或柏林）。但這也是天方夜譚。如今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正蔓延整個歐洲，這個辦法過去就一直不太可能發生，時至今日更是希望渺茫。
那么實際上就只有上述三種辦法能助推西班牙貿易順差上升到使其具有償債能力的程度。那么到底哪種情景能真正實現呢？
第一種方法是讓德國逆轉貿易順差，產生大幅貿易逆差，這對全球經濟最為有利，但卻幾乎不可能發生。沒有跡象表明柏林正在準備采取實現貿易逆差的必要舉措。反之，它甚至表示要進一步加強財政緊縮政策。部分原因是德國也有潛在的巨額債務問題。由于在這場危機來臨之前的十年間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德國的國內儲蓄率大幅上升，遠遠超過其應有水平。德國也一直不得不把過剩資本貸給歐元區非核心國家，來平衡他們的貿易逆差。
由于有了這些貸款的存在，德國非常擔心一旦歐洲債務違約風潮襲來，會殃及池魚，使自己的銀行系統也需要國家救助，因此它不愿意減稅和降低儲蓄率。就是因為這個原因，德國不會愿意采取必要措施用自己的貿易逆差換取西班牙的貿易順差。
十二五規劃對今年的經濟會有影響，幾大亮點值得投者關注。
亮點1：產業結構升級
主要包含以下價值型投機會。7大戰略新興產業，排列順序為：新一代信息技術、節能環保、高端裝備制造、新能源、生物、新材料和新能源汽車。文化產業，廣義的概念，既包括文化創意產業，也包括提高百姓的欣賞水平。海洋經濟，包括海洋運輸、海洋漁業、海洋旅游、海洋源、臨港工業區等。
亮點2：區域經濟發展
中國勞動力本在上升，導致沿海很多工業往中西部地區轉移，這些區域投機會值得關注，特別是一些源豐富，勞動力成本較低，交通發達的地方。
亮點3：幸福指數
十二五規劃提到兩個同步的概念，即工增長速度要與勞動成本同步，居民收入跟GDP同步。這里涉及到收入分配，各級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能力便顯得尤其重要。城市里的住房問題非常嚴重，土地短缺，會導致土地制度特別是農村建設用地的改革，其結果會導致未來不是炒房的好時機，房價不會跑過CPI。
亮點4：科教興國、體制改革
實行產業結構調整，解決區域發展等問題，有兩大支撐條件，即科教興國與人才強國戰略，以及體制改革。
4大亮點背后的5大根源：解決收入分配問題，解決城市化問題（如保障房建設），解決金融體系問題（利率市場化問題），解決知識產權保護問題，解決勞動力成本上升問題。
世界經濟對中國的影響
我們有個共識，2009年中國經濟最困難，2010年最復雜，而今年是既困難又復雜，這個復雜實際上也是由世界經濟決定的。
世界經濟復蘇過程漫長
現在主要發達國家（美、歐、日等）短期內面臨3大問題：就業、產能過剩、債務危機。其解決辦法只有兩條，一是迫使人民幣升值（使在中國的部分產業競爭力下降，以回到發達國家解決就業）；二是通脹（通過印鈔使外債縮水）。
全球流動性泛濫
通脹壓力主要表現在大宗初級產品上。高度競爭的產品不會漲，而長期稀缺的，如金屬、黃金、食品等的價格會處在高位，但發達國家相對過剩的產能又決定它不會大幅上漲。
中國自身的問題
短期內中國面臨以下幾點問題。
問題1：通脹
中國的通脹壓力較大，主要有四個原因：輸入型通脹、貨幣超發、低端勞動力成本上升、氣候影響。其核心原因在于輸入型通脹（人民幣升值）與低端勞動力成本上升。
問題2：房地產
控房價和控物價之間有一個取舍?？胤績r的根本措施是增加房地產的土地供應，可以占用部分耕地，也可以置換農村的宅基地?？胤績r比控物價重要，因為糧食、蔬菜可以進口，但房子不能進口，同時農民工要進城，所以解決之道還是從農村要地。
經濟增長和居民收入的“雙倍增”目標將載入史冊。人們應該都知道：經濟增長倍增易，居民收入倍增難。以2010年為起點，2011年增長9.2%，2012年估計在8%以上，余下8年若按照十年倍增的目標計算，年平均增長約為7%。顯然這并非是很難實現的目標。
但是，過去20年的中國經濟是“一機兩翼”，超額貨幣驅動政府投資像一架飛機，是中國經濟高增長的主引擎，消費+出口是“兩翼”。這種經濟增長模式高度依賴于貨幣量的增長，若把廣義貨幣量（M-2）的增長速度與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速度對比一下，過去20年間，貨幣量增長速度在大部分年份高于經濟增長速度的50%。超額貨幣驅動的經濟增長必然面臨通貨膨脹的挑戰，但城市化的進程創造了一個吸納超額貨幣的虛擬經濟市場，從而使大量超額貨幣被消化在資產溢價（或資產泡沫）之中，所以我創造了一個新的經濟學概念：貨幣化的虛擬財富。
過去20年，城里人多數都能夠感受到虛擬財富的存在，卻并非每一個人都能均等分享，因為虛擬財富的主流是風險財富，而人的天性是厭惡風險的。因此在虛擬財富升騰的過程中，財富幾乎必然兩極分化，這就是當年亞當斯密的困惑：財富增長若不能為社會的多數人分享，這就是一個不道德的社會。財富的創造與分享是一個永恒的社會問題，從這個角度看“雙倍增”的目標，我們可以說，經濟增長的倍增目標主要是財富創造，居民收入的倍增目標主要是財富分享。但如果居民收入增長的速度大幅度低于貨幣量的增長，絕大多數人會面對“增長中的貧困”。在虛擬財富的增長占主導的經濟體中，衡量財富有兩個標準，一個是絕對財富，一個是相對財富，絕大多數人會在絕對財富增長之時相對財富比例下降。換句話說，國民財富的“餅”越大，多數人能分到的“餅”會越小，這就是中國經濟高增長的另一面。如果未來8年的廣義貨幣量以年平均13～15%的速度增長，居民收入翻番輕而易舉，但從相對財富的角度看，多數人的財富份額依然會下降。所以說，收入翻番易，財富分享難。
人們自然會說，能不能少發貨幣呢？當然可以，而且易如反掌，但卻要承受低增長和高失業的代價。一旦超額貨幣+政府投資的經濟增長引擎放緩，經濟增長速度必然隨之放緩。此外，一國貨幣政策的選擇也不是孤立的，總要受其他國家貨幣政策基調的影響，這就是全球化的政策博弈。特別是從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元與黃金脫鉤讓全球經濟之舟駛入了信用貨幣的海洋，從此紙幣和債券如脫韁的野馬一樣奔騰起伏。歐美國家還有一個“老祖父法則”來約束政府貨幣發行量的增長，而亞洲新興市場經濟國家沒有“老祖父”，幾乎是一致選擇了超額貨幣驅動經濟增長的政策導向。
美國政府在金融海嘯時期推出了QE1，又推出了QE2，現在又推出了敞口的QE3。面對即將到來的“財政斷崖”，美國政府將如何應對呢？答案很簡單：發紙幣發債券。歐洲債務危機也是成敗蕭何，危機之源是發債過多，而化解危機之道卻是發新債換舊債。2011年，亞太地區62個經濟體的貨幣量增速約為14%，2009年是由于中國貨幣量增長了27.59%，導致亞太地區的貨幣量增長達到創紀錄的17%?？上攵?，如果周邊國家和地區都以13%～14%的速度發行貨幣，中國政府能例外嗎？經濟問題永遠沒有完美的解決辦法，兩害相權取其輕，兩利相權取其重。熱衷于“頂層設計”的經濟學家們應記住季羨林老先生臨終前留下的一句話：“我一生追求完美，現在終于明白了，不完美才是人生”。
招商基金專戶資產投資部總監楊渺在會上表示，今年投資的一個重要邏輯是要做資產比較。今年的投資主線是成長股被驗證，價值股被修復。在通脹背景下，他看好上游資源性企業。
金融危機讓中國受內傷
在策略報告會上，楊渺分析了中國市場在2010年全球表現倒數第二背后的原因。
2008年11月份，有媒體專欄文章寫道，金融危機對于美國來說是一個輕傷，對于歐洲來說是一個重傷，對于中國來說是一個內傷?！爱敃r我沒有準確理解這句話的含義是什么，因為中國是世界上增長最快的經濟體，也沒有債務危機，那么我們為什么會是受傷的？現在回過頭來看，美國經濟已經到了2008年前的水平，美股是一直創新高的。但是A股從6000點跌下來后，現在還在3000點附近徘徊。”楊渺說。
他認為，這首先說明美國經濟見底復蘇，美國現在經濟增長只有3%左右，但在逐漸加速。中國是9.7%，但是未來是減速的。通貨膨脹美國是2.7%，中國是5.4%，遠遠高于美國。
再來看歐洲，盡管德國、法國這些國家經濟非常好，但是葡萄牙、希臘這些國家出現債務危機，所以歐洲呈現內部分化的局面。歐洲最早加息，所以出現美元貶值、歐元升值的狀況。
為什么中國會受內傷？我國經濟增速很高，但是去年為什么是全球表現最差的市場？楊渺表示，第一在于我國房地產泡沫和資產價格泡沫引發了房地產調控政策；第二是我國之前的經濟增長模式面臨挑戰。由于人力成本迅速上升，企業生存壓力非常大。比如深圳富士康為什么會出現11連跳？這就是人力的成本上升導致企業不能承受的結果，很多深圳企業開始向低成本地區遷移。人力成本、環境成本都促使中國經濟增長模式面臨轉型。所以中國的內傷是，看上去經濟數據很好，但實際上有很多需要解決的問題，而目前還沒有找到很好的解決辦法。
關注三個經濟增長因素
對宏觀方面，楊渺認為，雖然美國仍在進行貨幣刺激，但美國經濟是超預期的復蘇。目前，美國的房地產市場和美國政府的資產負債情況仍不太好，因此還需要延續之前的寬松政策，直到明年才會看到美國刺激政策退出。歐洲超預期收縮、提前退出，而美國超預期寬松，美元繼續低迷，推動商品價格上行，全球通貨膨脹短期內不會緩解。
中國方面，從3月份公布的經濟環比數據看，經濟在平穩放緩，宏觀調控效果已經顯現，中國經濟還看不到大幅下滑的風險。楊渺認為，未來一段時間，政策將趨向穩健。存款準備金率上調空間不大，貨幣政策會進入觀察期。
從細分行業來看，首先，我國消費環比增速在去年11月見頂至今一直處于下降趨勢，對應地，消費類股票也從去年11月份以來一直處于下行階段，背后的基本面變化是中國的消費疲軟。
其次是投資高增長。固定資產投資今年一季度同比增長25%左右，房地產開發投資同比增長34%。雖然增速在下滑，但因為這些項目需要一到兩年才會逐步建成，這會導致整個建筑建材行業的景氣度非常高。此外，政府保障性住房如果按今年開工1000萬套，每套60平方米計算，足以彌補可能出現的商品房開工下滑。
在楊渺看來，新經濟周期的重要增長動力是“促消費、調結構”，這是我國未來政策扶持的方向，也是未來經濟增長的方向。“中國經濟仍靠投資拉動，城鎮化、區域經濟的開發、保障房建設都對傳統的產業景氣構成支持。目前，最現實的增長動力是跟建筑、城鎮化相關的產業，如鋼鐵、水泥、建筑?！?/p>
中國經濟怎樣才能實現更持續的經濟增長？楊渺表示，未來有三個經濟增長因素值得重點關注：第一是產業升級，企業以前的盈利模式面臨挑戰，比如高能耗的替代和人力的替代，這就意味著企業面臨設備的更新換代，實現低能耗、低勞動成本、低污染，因此先進的裝備制造公司會獲得很好的增長。第二是消費升級，人的需求有幾個層次，剛開始是吃和穿，后來變成要娛樂，還需要信息，需要安全，消費升級有更大的概念，要關注能夠在健康合理化消費里取得優勢的企業。第三是制度創新，就是對于壟斷企業管制的放開。只有把高度管制的行業引入市場化，比如讓民營企業進行經營，它才會釋放出更多的增長動力。
重要邏輯是資產比較
從去年市場熱炒中小板、創業板、消費醫藥，到今年鋼鐵、水泥、銀行受到資金青睞，原因是什么？有人認為是風格切換，去年炒大股票今年就炒小股票，但是五糧液、貴州茅臺肯定是大盤藍籌，為什么它們不漲？這有一個深層次的原因。
楊渺表示，要看消費數據。我國居民消費零售總額從去年11月份到現在持續下降，原因首先是房地產業被打壓，中國的消費是房地產帶動的，買了房你才會去裝修、買家電。其次是汽車消費下降較快，去年政府出臺了很多鼓勵汽車消費的政策，今年取消了。因此這不是簡單的風格切換問題。
今年初裝備制造板塊在漲，最近變成鋼鐵、水泥，是因為數據顯示投資增速超預期。只有理解了市場熱點轉換中蘊含的邏輯關系，尋找背后因素的變化，才能判斷未來哪個板塊能在市場上崛起。
關鍵詞:次級抵押貸款 次貸危機 金融危機 經濟調整
美國次貸危機爆發的標志事件是美國新世紀金融公司的破產,這是一場災難性的比地震更嚴重的經濟海嘯。中國民眾最直接的就是物價的上漲觸目驚心,經濟危機前各行繁榮昌盛,各業都在掙錢,卻看不到賠錢的行業。幾乎一夜之間,不但誰存貨誰雪崩,經濟泡沫破滅后,經濟動蕩的形勢越來越嚴重,沒有人敢存貨,南方省市房價神話被破滅。貸款買房者斷供者數以萬計,房產劇烈縮水使跳樓者劇增。比照美國政府的降息等救濟市場的政策,中國照葫蘆化瓢的救治經濟政策收效甚微,無異于鹽水解渴。美國雷曼公司宣布破產全面爆發大幅度、大范圍的金融災害,這場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史上屈指可數的金融危機危害如此之大,令人瞠目結舌,中國也不可避免地隨著全球的經濟泥牛入海陷入困境,干啥都陪錢,各行業由極度繁榮走向慘不忍睹的一月凋零的經濟大崩潰的局面。
美國次貸危機的產生及金融衍生
次貸是相對于優質抵押貸款的一種以房地產為抵押的按揭貸款。美國的次貸危機是私有資本追求利益和美國人對資本投機的雙重結果。金融是經濟的晴雨表,金融充分利用了為民謀利的表象和人的“經濟晴天”的理想心理,制造了房市乃至各行業虛假繁榮的表象。
據美國官方稱,2003年次級放貸占到美國整體房貸市場的7%-8%。為次級貸款市場提供貸款的放貸機構有的是獨立的公司,有的是以提供優惠貸款的金融公司的附屬公司。一些大的金融機構也為次級市場的放貸公司提供貸款支持。受利益的驅動,新進入的金融公司抓住美國住房市場持續繁榮這一時機,為了多放貸款,紛紛降低了貸款的標準。對美國經濟的持續看好和對美國房價不斷上漲的信心掩蓋了次貸市場的風險。
美國次貸危機的產生是與其不斷創新的金融產品分不開的,沒有這些創新的金融產品,或許對全球經濟的影響不會如此巨大。對資本未來利潤的提前兌現是這些金融創新產品產生的基礎,同時讓投資公司規避了美國對信貸杠桿的限制。美國的金融杠桿在20倍-30倍,但在次貸市場上的杠桿作用卻達到了300倍,最后導致美國金融市場的混亂。
美國次貸危機產生及金融危機在世界的傳遞的突出經濟現象有:資本升值的欲望、美國的經濟刺激與金融創新、美元的國際儲備、國際支付與調控。美元的價格波動直接影響著世界的經濟,美國爆發的金融危機不可避免的導致了世界經濟的恐慌。
金融危機在經濟環境中的引爆點
金融危機已經成為引發經濟危機的主要原因。危機邊緣的金融現狀是目前各地經濟發展水平還不平衡,比如江浙一帶和內地的落差就很大。中國在許多經濟領域中積累了一些可能帶來金融危機的因素,在這些經濟領域中存在著一個或幾個首先成為危機引爆點的可能。
下文就分析其中八個比較敏感的引爆點:
(一)國企產權改革及衍生問題
國企改革看似與金融危機相距較遠,但實際上政府頒布的每項政策都會在金融系統內傳遞政策效應。由于國企產權改革產生諸多問題和系列衍生問題已經到了積重難返而又不得不改革的地步。有跡象表明,在未來一段時間,國企管理部門頒布的政策將出現數量增多力度加大的趨勢,這種情況有可能出現錯誤的政策,再通過系統內的鏈條傳導,引發金融系統的債務危機。這是金融危機誘發的一個高風險領域。
(二)國有商業銀行呆壞賬問題
一個不容回避的現狀是,銀行系統與證券市場的關系直到今天都沒有完全理順,銀行壞賬明降實增。因此,在壞賬問題沒有解決的情況下搞商業銀行對外開放,一旦外資銀行分流我國的儲蓄存款,這些國有銀行不再擁有稀釋不良資產的手段,壞賬危機將會全面爆發,就會出現金融危機。
(三)股市、券商壞賬問題
中國股市的主要問題是“股權分置”結構性缺陷問題,是由此引發的“非流通股與流通股產權關系不清”、“流通股極度缺乏投資價值”和“大股東利用股權分置結構性圈錢”的問題。所以在外部環境變數加大的情況下,股市中的金融壞帳將可能進一步擴大,則可能由股市系統傳導出金融危機來。
(四)保險業系統風險問題
保險行業自身存在的風險問題,可能會在金融危機中誘發更壞的危機鏈條傳導現象。外界學者認為,分紅險等產品中投資功能和保障功能的比重失調、躉繳與期繳保費比重失調以及產品期限超短期化傾向等現象,值得警惕。更為嚴重的是,這種業務結構將可能導致在未來若干年后保險給付大幅增加,但其難以持續的增長卻產生未來的現金流嚴重不足的流動性危機,甚至會嚴重危及公司的財務穩定性。
(五)地方政府債務風險
在現有體制中,地方政府一般向上一級政府負責,所以潛意識也會認為欠債也是為了國家欠債,但中央政府實際上并沒有這樣的財政預算。目前這種矛盾并沒有很好的解決辦法,仍然在積累中,而且正處于逐級向上匯集的狀態,一旦中央政府在政治體制中做出一定的行政改革,則肯定會觸及地方政府債務問題,很可能會演變出一波債務危機。
(六)房地產波動增大銀行壞賬
從近期的市場表現看,房地產市場已經處于高波動市場高風險階段,房地產市場價格與政府政策的激烈碰撞,房地產風險問題都會向銀行蔓延,向上游產業蔓延。如果未來的政策出現失誤,那么房地產市場的風險將很可能是引發金融危機的一個主要風險策源地。
(七)出資、出品型經濟危機
中國經濟增長中很大一部分主要由投資促成連帶推動世界范圍內各種原材料需求大幅度增長。當世界原材料價格節節攀升的時候,中國產品仍然以超低價格作為競爭手段,形成“高價買入、低價售出”的反常模式,這等于是在大幅度補貼其它國家的經濟。顯然,這些“劫貧濟富”的形式嚴重損害中國利益的模式,也不可能長久。
另外,中國經濟很大一部分由外貿出品的支撐。每年引進500多億美元,支撐中國投資領域的半壁河山;高度依賴外貿,外貿依存度高達60%(而同一時期、美國、日本、印度、德國等國的外貿依存度為14%至20%);高度倚賴外債,中國外債猛增;如今,又高度依賴能源資源進口,這一切,使中國經濟日益受制于人,危及中國經濟獨立自主。
(八)人民幣匯率問題
人民幣匯率如果進行幅度較大的調整,則極可能造成國內經濟領域諸多危機因素的平衡被打破,許多經濟領域的缺陷環節要作出必要性調整,從而極可能觸發一系列的危機,造成在整個系統內的金融動蕩。所以人民幣匯率變動是一個很大的危機誘導因素。
金融危機的診斷及事后補救措施
經濟危害的補救措施,最重要的是事前預防,事中控制,事后補救只能是亡羊補牢式的,效果要差一些。物質極大豐富的人類社會,發展經濟的目的在于追求財富的最大化和維持經濟的良性循環。若利用好貨幣的無限生產能力,是完全可以使經濟平穩運行的。但是要看到要使貨幣不貶值,那要有雄厚的物質來支持。
國家對經濟的壟斷需要更新換代。國家的壟斷要改變過去類似于私有資本的壟斷那樣的全面控制,改變方向為國家壟斷不是完全為了追求財富,而是追求全面發展的社會的和諧與進步。
國家用貨幣及行政手段對經濟的調控。國家參與市場的手段是國家不直接參與市場的生產、經營、銷售,這些交給企業來做,而面臨經濟發展困難如泡沫式的劇烈的經濟危機時,國家才運用壟斷經濟和調控經濟的非常手段。國家對金融市場的參與要理性,金融市場因其特殊性,國家不能完全控制,只作為金融市場的投資者。在金融市場上,通過對金融產品的操作,形成供求變化來引導金融市場的投資者。只要是商品得到消耗,經濟危機將難以出現。國家是最大的消費者,特殊政策要起特殊作用。
理智分析與客觀理解“保增長、調結構、擴內需、促發展”的內涵延展是擺脫危機困境的必由之路。擴大內需、促進經濟增長的十項措施對中國短期的宏觀經濟數據會產生正面的影響,但無法改變中國經濟的畸形發展模式。決定有效需求的因素有三個:現在有多少錢;預期以后能掙多少錢;錢的流動性偏好。所謂流動性偏好,就是說人傾向于以什么樣的形式持有資產,是流動性強的現金、存款,還是流動性差的固定資產。
擴大內需的四種辦法: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包括養老保障和醫療保障,一是全民覆蓋,二是改革社會保險支付制度,提高中低收入階層的社會保險補貼。政府負責解決中低收入者的住房問題,擴大保障型住房的覆蓋范圍。降低房價,低收入者的住房問題可以通過住房保障體系解決,降低房價包括但不限于開發商降價,改革土地財政、降息和稅費減免也是降低房價的辦法。降低教育費用。
提高人民收入可以從三方面實施:第一就是提高人民的勞動收入;第二是擴大人民收入來源渠道,比如財產性收入;第三是減少個人所得稅。
十條擴大內需的政策。第一條,“加快建設保障型安居工程”,據說要花9000億,根本上刺激內需的作用有限。第二條,“加快農村基礎設施建設”,這個對內需主要是短期刺激,主要作用還在改善農村生活環境方面。第三條,“加快鐵路、公路和機場等重大基礎設施建設”,這個對內需明顯是短期刺激。第四條,“加快醫療衛生、文化教育事業發展”。它其中包括加強基層醫療衛生服務體系建設,可能會緩解看病難的問題,但看病貴的問題可能還是需要醫療和藥品定價體制的徹底改革;第五條,“加強生態環境建設”。從內需方面來說,建污水處理廠、垃圾處理站和防護林,還是短期刺激,當然從環境保護方面來說是有必要的。第六條,“加快自主創新和結構調整”。這個跟刺激內需好像關系更不直接了。第七條,“加快地震災區災后重建各項工作”,這個對內需的刺激還是短期的。第八條,“提高城鄉居民收入”。對農民,提高糧食收購價;對城市居民,提高低保和養老金標準。第九條,“全面實施增值稅轉型改革”,可以讓企業在技術改造上投資更多,對內需的刺激也比較長效。第十條,“加大金融對經濟增長的支持力度”,就是鼓勵銀行貸款出去,這和上半年提高存款準備金率、限制貸款形成鮮明對比。
結論
總之,虛擬貨幣的推出與流通只是認識經濟危機的次貸誘因的一種好的建議,它的目的是良性引導中國金融走上經濟發展的正確軌道。而具體問題具體安排,深刻挖掘行業潛力,對癥下藥,因行施策才是根本。經濟危機的復雜性不一言以蔽之,而保增長、調結構、擴內需、促發展只是目前的行之有效的策略,至于能否減輕金融危機的惡劣影響,使中國經濟走上良性循環道路,那只能拭目以待。
參考文獻:
1.對美國次按危機的再反思,網文
2.自曾暉.養虎為患的美國次級債.省略/
3.策略研究報告:金融危機牽動商品市場.新浪財經/期貨
在這種情況下，基金組織提出的建議是在中期內進行財政整頓，但不要在短期內過度緊縮。這一說法和2011年8月美國債務上限問題期間美國政府的表態十分類似。但歐洲方面卻提出不同意見，認為應立刻采取整頓措施，否則將無法取信于市場。有這樣一個笑話：兩個正在減肥的人進了一家快餐館，A只點了沙拉和水，B卻點了雙份的巨無霸漢堡、可樂和薯條。A對B的做法十分好奇，問道：“你不是正在減肥嗎？”B卻回答道：“沒關系，不是從今天開始，但我有一份可信的中期減肥計劃！”意思是，如果不從現在就開始整頓，有誰會相信所謂中期整頓計劃是可信的？
一些經濟學家和中央銀行家們認為，存在一種政策組合可以解決這種矛盾，即在實施財政整頓的同時采取擴張的貨幣政策。中央銀行可以向經濟注入流動性，將利率降至零并采取量化寬松政策。但這里的一個問題是，銀行的行為可能會背離政策制定者的預期。這是因為銀行面臨著四大問題：一是銀行資產質量問題，為此銀行忙于修復資產負債表。二是巴塞爾協議Ⅲ的實施導致資本充足率要求上升，銀行缺乏足夠的資本支持信貸擴張。三是監管措施在危機期間加劇了收緊。監管政策應是逆周期的，但事實上經常出現順周期的情況。四是融資問題，銀行間市場和債券市場受危機影響都很不活躍，限制了銀行的融資能力，例如歐元區的跨國銀行間市場就出現了嚴重的不活躍。
二、金融部門行為及應對激勵
在這種惡性循環的背景下，政策制定者能夠做些什么呢？這種情況讓我們想到亞洲金融危機。當時，中國也存在經濟增長緩慢、通貨緊縮、銀行“技術性破產”等現象。人民銀行對當時的情況進行了回顧，一種可能的解決辦法是引入對金融機構的激勵機制。傳統上，央行貨幣政策的數學模型中不考慮金融部門的行為。這些模型中包含了央行、企業、居民部門，但卻沒有金融市場和銀行部門。部分原因是人們簡單地認為貨幣政策能夠通過銀行體系自動且順暢地傳導至實體經濟的企業和居民部門。但是，美國采取了量化寬松政策后，卻發現銀行部門沒有充分響應，歐洲也出現了這種狀況。這就說明應重新考慮貨幣政策傳導問題，將金融部門行為納入到央行的貨幣政策模型中去。
當我們談到中央銀行向實體經濟提供激勵和負向激勵時，也應該思考央行和其他監管當局是否有激勵機制來引導商業銀行。事實上，我們比較缺乏這種激勵機制。那么我們能做的是什么呢？首先想到的是管理利差。
在2000年初，中國的大型銀行面臨重組，正在修復資產負債表并尋求更多資本，有可能影響其積極發揮資金媒介的作用，而且銀行還過于擔憂自身的資產質量。那時人們認識到管理利差的重要性，因為一定的利差可以激勵銀行在清理自身的同時也能將資金貸出。在這種情況下政府還通過剝離部分銀行不良資產來幫助銀行減少這種擔憂，剝離比大量提供流動性更為有效，正如中國政府在上世紀90年代末和本世紀初所做的那樣。從這里可以看到，如果能夠把銀行的行為納入到宏觀經濟模型中，就可能有辦法更好地促進銀行體系的逆周期響應，激勵銀行更好地放貸。
如果我們分析銀行的行為，會發現監管當局可以對銀行進行激勵。當需要加強這種調節時，監管者有時甚至可以直接約談銀行。但這里也存在一種不對稱的現象，這種做法在收緊監管政策時頗為有用，但是在推動銀行放貸時就不那么有用了。例如，在這次金融危機爆發后，美國財政部和美聯儲召集一些大銀行家開會，試圖動員他們積極參與應對，但效果并不理想。危機期間銀行有兩方面表現，一是規避風險，二是囤積現金。而之所以會囤積現金，是與零利率政策導致持有現金的成本過低有關。
中國近些年出現過兩次關于是否降息并走向零利率的討論。第一次是在2000～2001年中國出現通貨緊縮。另一次是在2009年初，也就是危機剛剛爆發之后，那時不少國家將利率降至零，而中國的利率約從4%左右經過幾次調降，在2008年末達到2%左右。當時有人提出要跟從發達國家也搞零利率政策，大家對此進行了討論。當時，我們還不能確定凱恩斯的流動性陷阱是否存在，但那是一個非常危險的區域，如果銀行體系變得消極可能會出問題。最終，中國將利率保持在2%左右。當時還需要貨幣政策進一步寬松，就選擇了量化擴張。現在來評論這個抉擇是否恰當還為時過早，但這可以說明在決策過程中似應考慮銀行業的行為。
一個相關的話題是零下界利率區間。有不少論文從貨幣政策和泰勒規則的角度討論了零下界利率問題。讓我們換一個角度，從銀行行為來說，如果負債方的成本為零，那么它的行為會出現改變，會傾向于囤積現金。關于這個問題，人們進行了一些研究，2011年7月在清華大學召開的國際經濟學會第16屆全球大會上，我也談過這個問題。我們可以設想，如果不在利率降至零后再采取量化寬松政策，而是在利率降至1%～2%時就采取量化寬松政策，效果可能有所不同。
三、是否救助與如何救助
第二個問題是關于危機救助的方式問題。在特定的條件下，如果央行確實不得不參與救助的話，就存在如何救助的問題，以及什么是優化的選擇問題。剛才說到，過早地將利率降到零附近可能不是一種較優的選擇，這涉及到泰勒規則的適用區間和如何處置零下界區間的議題。另一個選擇是央行實施大規模的數量寬松政策。初衷有可能是為了緩解危機和救助有問題的金融機構，但現行法規往往不支持央行直接參與救助。這樣，經權衡，央行在權限范圍內可做的事是普遍向金融市場注入大量流動性。
打個比方，這有點類似于局部農田干旱缺水，央行管著水庫大壩，央行想挖幾個渠來放水，使之流向特定的干旱農田，但法規說這不是央行的工作，則央行可做的只能是放開閘門大水漫灌，相信一部分水會達到需要的農田。但問題一是資源有所浪費（如未來有通脹）；二是可能出現副作用（如新興市場遭到過量資本流入）；三是不確定需水之處能得到多少，公眾是否滿意。人們希望有“定向供水”或“滴灌”的能力，但過去制定法規和確定央行職能時未預見到此，當前就只能搞“大水漫灌”了。
對于這個問題，可能不必這么教條。似乎并沒有明確的法律規定嚴格禁止中央銀行在這些領域有所作為，問題的關鍵是涉及人們對央行目標與職能的法律精神的理解，可能更多地是一個如何解釋有關條文的問題。在特殊情況下需要第一時間予以應對、解決問題，至于是否有足夠的依據或授權，可之后再找解釋。中國的金融機構在亞洲金融危機時出現過大面積的資不抵債，當時也曾說央行不可能有所為，但真到形勢危急、迫不得已的時候，要有作為還是可以找到解釋余地的。實踐中我們就是“定向注水”，由中央銀行通過匯金公司持有金融機構股權，想辦法將其救活了，之后再考慮退出。
總之，中央銀行在應對危機時可設法尋找一些靈活性，找一些活動空間，而不是過于自我約束。從近來的實踐看，歐洲中央銀行（ECB）也在不得已情況下向希臘放了些水，而且還安排了債券購買計劃（SMP）的手段。當然，對此還有爭議，ECB也做了大規模的長期再融資操作（LTRO）。
四、債務約束及應對激勵
第三個問題是關于債務。是否需要一個激勵機制，來更好地控制政府債務呢？許多國家認識到必須進行財政整頓，但部分公眾卻存在抵觸情緒，存在意見沖突。那么是不是可以找到一個足夠好的激勵機制，既讓政府能夠順利進行財政整頓，又能給公眾明確信號，使他們認識到本國必須遵守財政紀律？
首先要看到，不同的經濟體有不同的債務占GDP比率，同時這些經濟體的內債和外債所占比例也都有所不同。例如，日本和意大利的大部分債務都是本國居民購買，而希臘等國的籌資渠道則較多依靠外國投資者。這些國家所面臨的難題是不同的。如果債務以本國債務為主，雖然問題嚴重，但隔代的收入分配基本限于國內公眾，有助于國內的理性討論，也不會給全球金融市場造成太大風險。
那么，我們是否應該考慮一個運作機制，讓政府債務基本集中于國內？看來是可能的。作為對這種機制的補充，如果負債的政府確實需要在國際上籌資，可向國際組織借款，如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這樣做有很多好處。第一，有助于形成定價機制。如果某國在國際上借款，但卻無法提供足夠的還款保證，而外國投資人也缺乏有效的制約手段，那么定價就可能出現問題。如果政府將絕大部分國債賣給國內投資者，這些投資者就會仔細權衡國債對他們微觀經濟情況的影響。第二，有助于在國內形成共識機制。如果債務主要由國內公眾持有，他們之間更容易形成共識?，F在歐洲的情況是，一方面政府實施財政整頓政策，另一方面公眾卻走上大街示威抗議。第三，外國投資者很難對別國政府的政策予以制約，這不僅是因為信息不足，也是因為外國投資者缺乏權力和渠道。國際組織在這方面會好很多，如作為補充性投資者可以有所作為。但現階段國際組織進入可能為時偏晚，應在最初就考慮這一機制問題。
國外投資者則可以先向國際組織（如IMF）投資，再通過國際組織間接投資于國家國債。這里也可以建立一個共同融資機制，即一部分投資通過國際組織進行，而另一部分可以作為捆綁投資。關鍵是國際組織具備影響國行為的能力，有能力為國設立借債條款。建立這樣的機制對有經常項目順差的國家也有好處，一方面它們可以更安全地投資海外，另一方面能降低外匯儲備積累的積極性，更好地平衡國內經濟。
從上述分析可以發現，外部債務存在很多道德風險問題。在亞洲金融危機期間就已經出現這些問題，比如一些東南亞國家過度依賴外債，且存在貨幣錯配等問題。從國際角度看，發生過很多次債務危機，比如拉丁美洲危機。將債務主要限于國內市場是否是一種可行的方式？第一，技術上過去難以做到的，當今的IT能力已可辦到，這也包括歐元區。第二，如國內儲蓄率不能滿足，則國內家庭和私人部門會向國外借，外國銀行就會要求提供一定的抵押品，亦可通過該國銀行要求本國居民或私人部門提供抵押品。這樣本國居民需要自己花錢或用資產抵押來借錢購買本國國債，那么就會產生一種激勵機制去限制政府債務過度增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