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8-23 09:1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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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勞動價值理論的評述
1.1勞動價值理論觀點描述
勞動價值理論是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基礎，在政治經濟學中占有重要地位。勞動價值理論由商品理論、貨幣理論和商品經濟的基本規律三部分組成。
商品是用來交換的勞動產品具有價值和使用價值兩個因素。其中，具體勞動創造商品的使用價值，但不是商品使用價值的唯一源泉。商品價值量的大小就是由其所凝結的抽象人類勞動量的大小來決定的。商品所包含的抽象人類勞動是勞動者的具體勞動耗費在商品經濟關系中轉化變成的結果。抽象人類勞動的凝結表現了主觀具體活勞動耗費所產生的客觀社會效果——滿足社會需要的有效的勞動的含量。
商品的價值量同樣由體現在商品中的勞動量來計量，取決于生產商品是所需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商品的價值量由生產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商品交換要按照價值量相等的原則進行，即等價交換。價值規律對生產和交換活動起著支配作用，通過價格的運動來表現。而價格的運動又離不開競爭機制、供求機制。價值規律的作用下，市場的調節產生自發性、盲目性和滯后性的弱點和缺陷，這需要政府采取措施，把市場經濟下價值規律的調節機制的消極影響減小到最低限度。
1.2從經濟人類學的角度對價值理論的評述
馬克思創立勞動價值論的時代是人類社會工業化、市場化的初期，其目的是為劃清勞動與剝削的界限，揭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運行特點和基本矛盾。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在價值創造過程中，除資本、土地和勞動力外，先進技術、科學知識、經營管理和信息等已成為不可忽視的重要生產因素。尤其是科學技術，作為第一生產力，它的不斷創新與推廣對社會財富積累的貢獻越來越大。十六大報告明確指出的“放手讓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和資本的活力競相迸發，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已造福于民”?？茖W技術對使用價值和價值的創造具有重大的作用，通過人這一勞動主體把科學技術融入到其他生產要素當中來提高勞動者的生產效率，從而產生出多倍的勞動生產率的勞動者創造的使用價值和價值，也即科學技術的運用使人類的勞動不斷地起著自乘的作用?，F代企業要在市場經濟中立足，更需要通過改進技術，改善經營和管理以提高勞動生產率。
制度作為創造使用價值和價值過程中的重要因素，它的產生不過是把社會價值共意得到一種穩定性存在的保證，把道德秩序轉化為一種權利秩序，它為社會的共同價值標準和交換行為規范、組織原則以及知識技能等等的人類發展的創造物，提供了一個基本的世代承續的社會機制，保存了人們交換行為和關系的模式，并且通過使價值共意合法化和固定化，而擴大了社會交換的范圍。這種外部意志的強加力協調著人們的行為動機，并促進或阻礙價值的創造。例如，我國當前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制度，股份制逐漸成為公有制主要形式，在不斷完善和發展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對勞動者創造價值有激勵作用。
2民族品牌的價值來源及構成
2.1從商品的二重性看民族品牌的價值來源
(1)從商品的使用價值分析。
商品是用來交換的勞動產品，能夠滿足人們的某種需要的勞動產品。馬克思在這里就強調了滿足人們需要的是物的客觀存在。物的這種“有用性”離開了商品實體就不存在了。
根據馬斯洛的需求理論，商品滿足消費者需求的層次分為五個層次，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受人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實現的需要。這既包括物質的，也有精神的，還有社會的。從另一角度看，英國經濟學家馬歇爾的“消費者剩余”概念從另一角度分析了商品對消費者的滿足?！耙粋€人”對一物所付的價格，絕不會超過，而且也很少達到他寧愿支付而不愿得不到此物的價格。因此，他從購買此物所得到的滿足，通常超過他因付出此物的代價而放棄的滿足；這樣，他就從這購買中得到一種滿足的剩余。他寧愿付出而不愿得不到此物的價格，超過他實際付出的價格的部分，是這種剩余滿足的經濟衡量。這個部分可成為消費者剩余”。這種消費者剩余既可能是商品本身所具備的，也可能是消費者的“發現”，還可能是消費者的心理感受。
民族品牌的“有用性”承載于其產品上滿足消費者的物質需求的同時，在買方市場的今天，消費者購買民族品牌更多的集中在精神和社會需求層面。人們在購買民族品牌享受其基本的“有用性”的同時，更能夠感受到愛國主義，振興民族產業，民族自豪感和民族品牌走上全球化品牌的趨勢的欣慰?？梢哉f，消費者在購買民族品牌所得到的精神和社會層面的上滿足，遠遠高于他所為此支付的價格，也遠遠高于一般商品所提供的“消費剩余”。
(2)從商品的價值分析。
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告訴我們，商品的價值是凝結在商品中的“一般人類勞動”，即“人類勞動力在生理學意義上的耗費”，“人的筋肉、神經、腦等的一定生產消耗”。這種勞動耗費的量是用勞動的持續時間來計算的，即勞動時間的長短決定商品價值的大小。這里說的商品的價值高低對來說，既表現在商品的內在質量和基本功能上，也表現在商品的外在質量和輔助功能、美學功能上；既表現在商品帶給人們物質需要滿足程度的差異上，也表現在商品帶給人們精神、社會需要滿足程度的差異上，也表現在商品帶給人們的精神、社會需要滿足程度的差異上。民族品牌與非民族品牌以及其他非品牌商品的本質差別即在于勞動投入量與數量的差異。由于人們對民族品牌商品投入的勞動從質和量兩個方面都高于非民族品牌商品的投入，因此品牌商品就包含更多的價值和交換價值，就能滿足人們更多、更高從層次的需要。
2.2民族品牌的價值內涵與構成
(1)民族品牌的價值內涵。
品牌價值的內涵可以界定為被消費者認可的品牌所賦予產品的物理功能上的情感和體驗附加值。由于其能夠為企業帶來超額利潤，所以它作為一種無形資產是企業總資產的著稱部分之一。在既定的勞動投入條件下，民族品牌價值取決于生產者特殊勞動投入和市場認可的契合程度。本文主要談及民族品牌的文化內涵。
品牌文化的積累使得產品不僅僅作為實用價值的載體而存在，更使得產品在內涵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品牌文化更是以一種價值符號來傳到產品的理念、價值觀念和特殊效用，并得到消費者的廣泛認同，進而轉化為品牌的經濟價值。
(2)民族品牌的價值構成。
從傳統的角度看，民族品牌價值的構成要素不僅包括資源組成、技術工藝、文化特征、廣告與形象等也包括安全性、實用性、特殊性所帶來的效用(包括生理和心理)。民族品牌價值和其他品牌價值一樣，生成過程本質上并無差別。所不同的是，民族品牌價值中更多的包括勞動者的復雜勞動。本文主要討論民族品牌的經濟價值。
王成榮在其著作《品牌價值論》中運用品牌經濟價值曲線分析了品牌價值的構成，認為品牌價值大小取決于生產者者特殊勞動投入量與市場與社會認可程度的契合點。當兩者值較高時，經濟價值也就越大；反之亦然。但是當前者值較大，后者值較小時，民族品牌經濟價值較小，甚至為負；當前者值較低，后者值較高時，民族品牌經濟價值較大。所以，我借鑒王成榮的品牌經濟價值構成理論來說明民族品牌經濟價值構成，并認為民族品牌價值在其經濟價值構成方面與傳統品牌的經濟價值并無差異性，只是民族品牌更能使消費者從產品的消費過程中得到更高層次的精神效用(民族自豪感、榮譽感等)。
3民族品牌發展的制度性依賴
制度作為價值共意合法化或者說一種社會的游戲規則，必然會對經濟過程產生影響。經濟主體行為在不同的政治、經濟、法律和文化制度等約束下將產生不同的結果，因此，制度要素在經濟過程中具有不可忽視的核心地位。
3.1產品和服務的創新對制度的依賴
產品和服務是民族品牌的載體，也是民族品牌經濟價值增值的核心。產品創新是民族品牌提升的第一組成部分，它主要集中在新產品的開發、新包裝的設計與運用、新技術的創新和運用、新產品的市場推廣等方面。服務價值也是構成民族品牌價值的有一個組成部分。良好的服務質量創造良好的品牌形象，也可以使產品因良好的服務而增值。
民族品牌在產品和服務的創新過程中投入大量的生產資源、技術、資金和信譽保證等以使民族品牌經濟價值得以實現。在這一過程中，制度因素無不為民族品牌提升給予支持和保障。制度是以對努力成果的承認和保護，來建立激發努力的激勵機制，從而為經濟發展提供動力來源的。在一個封閉性的制度模式中，最重要的發展基礎，或許就取決于經濟主體的努力程度；而在一個開放的制度模式中，其他因素的介入，或許在某些情況下，會比努力程度具有更為重要的意義。如政府對先進技術引進的激勵、對高級人才的優惠待遇、以及其他的政策性支持和財政傾斜。
這些年來，大家目睹了我國眾多民族品牌如健力寶、活力28、樂百氏等等本土品牌一個個被外資收入囊中之后，匯源的舉動確實觸動了國人敏感的神經。這些民族品牌的消失殆盡無不反應了當前國內民族企業發展的艱難和政府對民族品牌重要性的重視程度不夠。因此，政府應基于民族品牌發展更好的環境和關懷，以必要的合理的措施保護民族品牌的發展壯大。
(1)政府應主導國家品牌計劃，扶植優勢產業區域、產業集群重點突破。
(2)制定一系列完備的政策性保護和扶植措施。
(3)政府從長遠利益考慮有必要干涉國內具有重要影響力的民族品牌與外國品牌的并購。
3.2民族品牌營銷傳播創新對制度的依賴
除了民族企業產品本身的創新，對民族品牌進行有效的營銷傳播活動同樣是提升民族品牌經濟價值的重要途徑。民族品牌營銷也需要投入資源，而資源是價值轉換的前提。制度作為重要的生產要素在民族品牌傳播過程中也擔任重要的角色。制度對信息資源獲得的可能性以及獲得的效率直接影響了民族品牌傳播的速率和傳播廣度。因此，政府應該建立和完善信息平臺，為民族品牌發展提供必要的信息；借鑒很多發達國家在利用首腦外交渠道為自己的企業在海外拓展市場的做法，開放國家外交資源，扶植企業走出去，塑造國家形象。
3.3民族品牌文化創新對制度的依賴
民族品牌文化是民族企業的精神和價值觀的核心。民族品牌物質文化是民族品牌文化的實物體現，民族企業通過產品、品名、標示、包裝等方面體現民族品牌文化的是想和品牌價值觀。民族品牌文化戰略是民族品牌精神貫徹、品牌價值提升和顧客品牌忠誠的實現過程。
那么，作為文化“三層次”中的制度的文化使價值共意合法化和固定化，既是物質文化的精神化，又是精神文化的物質化。制度文化的這種兩面性質促使了價值觀共意在民族品牌文化中的實現和創新。制度要素在強化或淡化因民族文化差異而致使的經濟主體出發點差異上的影響也極為重要。從民族企業內來看，經濟主體成員對民族品牌文化創新的努力程度及其效率大小的狀況，依賴于制度要素的動力機制塑造，因此，一個落后的制度模式，在強化民族品牌個性和品牌文化創新出發點差異的同時，也就壓抑了人們的經濟努力，閑置了人們的選擇范圍和對隨機因素的利用可能，使整個民族品牌的經濟發展表現出呆滯的特征。因此，政府應給予民族品牌文化創新的環境和文化氛圍使得民族品牌文化隨著全球經濟發展和品牌的國際化更具有時代特征。
參考文獻：
1 勞動價值理論的評述
1.1勞動價值理論觀點描述
勞動價值理論是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基礎，在政治經濟學中占有重要地位.勞動價值理論由商品理論、貨幣理論和商品經濟的基本規律三部分組成。
商品是用來交換的勞動產品具有價值和使用價值兩個因素.其中，具體勞動創造商品的使用價值，但不是商品使用價值的唯一源泉。商品價值量的大小就是由其所凝結的抽象人類勞動量的大小來決定的.商品所包含的抽象人類勞動是勞動者的具體勞動耗費在商品經濟關系中轉化變成的結果。抽象人類勞動的凝結表現了主觀具體活勞動耗費所產生的客觀杜會效果—滿足杜會需要的有效的勞動的含童。
商品的價值量同樣由體現在商品中的勞動量來計量，取決于生產商品是所需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商品的價值量由生產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商品交換要按照價值量相等的原則進行，即等價交換.價值規律對生產和交換活動起著支配作用，通過價格的運動來表現。而價格的運動又離不開競爭機制、供求機制.價值規律的作用下，市場的調節產生自發性、盲目性和滯后性的弱點和缺陷，這需要政府采取措施，把市場經濟下價值規律的調節機制的消極影響減小到最低限度。
1. 2從經濟人類學的角度對價值理論的評述
馬克思創立勞動價值論的時代是人類社會工業化、市場化的初期，其目的是為劃清勞動與剝削的界限，揭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運行特點和基本矛盾。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在價值創造過程中，除資本、土地和勞動力外，先進技術、科學知識、經營管理和信息等已成為不可忽視的重要生產因素.尤其是科學技術，作為第一生產力，它的不斷創新與推廣對社會財富積累的貢獻越來越大.十六大報告明確指出的“放手讓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和資本的活力競相進發，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已造福于民”.科學技術對使用價值和價值的創造具有重大的作用，通過人這一勞動主體把科學技術融人到其他生產要素當中來提高勞動者的生產效率.從而產生出多倍的勞動生產率的勞動者創造的使用價值和價值，也即科學技術的運用使人類的勞動不斷地起著自乘的作用.現代企業要在市場經濟中立足，更需要通過改進技術，改善經營和管理以提高勞動生產率。
制度作為創造使用價值和價值過程中的重要因素。它的產生不過是把社會價值共意得到一種穩定性存在的保證，把道德秩序轉化為一種權利秩序，它為社會的共同價值標準和交換行為規范、組織原則以及知識技能等等的人類發展的創造物，提供了一個基本的世代承續的社會機制，保存了人們交換行為和關系的模式，并且通過使價值共意合法化和固定化，而擴大了社會交換的范圍.這種外部意志的強加力協調著人們的行為動機，并促進或阻礙價值的創造。例如，我國當前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制度.股份制逐漸成為公有制主要形式，在不斷完善和發展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對勞動者創造價值有激勵作用。
2 民族品牌的價值來源及構成
2.1從商品的二重性粉民族品牌的價值來源
(1)從商品的使用價值分析。
商品是用來交換的勞動產品，能夠滿足人們的某種需要的勞動產品。馬克思在這里就強調了滿足人們需要的是物的客觀存在.物的這種“有用性”離開了商品實體就不存在了.
根據馬斯洛的需求理論，商品滿足消費者需求的層次分為五個層次，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受人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實現的需要.這既包括物質的，也有梢神的，還有社會的。從另一角度看，英國經濟學家馬歇爾的“消費者剩余”概念從另一角度分析了商品對消費者的滿足.“一個人”對一物所付的價格，絕不會超過，而且也很少達到他寧愿支付而不愿得不到此物的價格.因此，他從購買此物所得到的滿足，通常超過他因付出此物的代價而放棄的滿足;這樣，他就從這購買中得到一種滿足的剩余。他寧瓜付出而不愿得不到此物的價格，超過他實際付出的價格的部分，是這種剩余滿足的經濟衡量.這個部分可成為消費者剩余”.這種消費者剩余既可能是商品本身所具備的，也可能是消費者的“發現”，還可能是消費者的心理感受.
民族品牌的“有用性”承載于其產品上滿足消費者的物質需求的同時，在買方市場的今天，消費者購買民族品牌更多的集中在精神和社會需求層面.人們在購買民族品牌享受其基本的“有用性”的同時.更能夠感受到愛國主義，振興民族產業.民族自豪感和民族品牌走上全球化品牌的趨勢的欣慰?？梢哉f，消費者在購買民族品牌所得到的精神和社會層面的上滿足，遠遠高子他所為此支付的價格，也遠遠高于一般商品所提供的“消費剩余”。
(2)從商品的價值分析.
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告訴我們，商品的價值是凝結在商品中的“一般人類勞動”，即“人類勞動力在生理學意義上的耗費”，“人的筋肉、神經、腦等的一定生產消耗”.這種勞動耗費的量是用勞動的持續時間來計算的，即勞動時間的長短決定商品價值的大小。這里說的商品的價值高低對來說，既表現在商品的內在質量和基本功能上，也表現在商品的外在質量和輔助功能、美學功能上;既表現在商品帶給人們物質需要滿足程度的差異上，也表現在商品帶給人們精神、社會需要滿足程度的差異上，也表現在商品帶給人們的精神、社會需要滿足程度的差異上。民族品牌與非民族品牌以及其他非品牌商品的本質差別即在于勞動投入量與數量的差異。由于人們對民族品牌商品投人的勞動從質和最兩個方面都高于非民族品牌商品的投人，因此品牌商品就包含更多的價值和交換價值，就能滿足人們更多、更高從層次的需要。
2. 2民族品牌的價值內涵與構成
(1)民族品牌的價值內涵。
品牌價值的內涵可以界定為被消費者認可的品牌所贖予產品的物理功能上的情感和體驗附加值.由于其能夠為企業帶來超額利潤，所以它作為一種無形資產是企業總資產的著稱部分之一在既定的勞動投人條件下，民族品牌價值取決于生產者特殊勞動投人和市場認可的契合程度。本文主要談及民族品牌的文化內涵.
品牌文化的積累使得產品不僅僅作為實用價值的載體而存在.更使得產品在內涵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品牌文化更是以一種價值符號來傳到產品的理念、價值觀念和特殊效用.并得到消費者的廣泛認同，進而轉化為品牌的經濟價值.
(2)民族品牌的價值構成.
從傳統的角度看，民族品牌價值的構成要素不僅包括資源組成、技術工藝、文化特征、廣告與形象等也包括安全性、實用性、特殊性所帶來的效用(包括生理和心理).民族品牌價值和其他品牌價值一樣，生成過程本質上并無差別.所不同的是，民族品牌價值中更多的包括勞動者的復雜勞動.本文主要討論民族品牌的經濟價值.
王成榮在其著作《品牌價值論》中運用品牌經濟價值曲線分析了品牌價值的構成，認為品牌價值大小取決于生產者者特殊勞動投人量與市場與社會認可程度的契合點.當兩者值較高時，經濟價值也就越大.反之亦然。但是當前者值較大，后者值較小時，民族品牌經濟價值較小，甚至為負，當前者值較低，后者值較高時，民族品牌經濟價值較大.所以.我借鑒王成榮的品牌經濟價值構成理論來說明民族品牌經濟價值構成，并認為民族品牌價值在其經濟價值構成方面與傳統品牌的經濟價值并無差異性，只是民族品牌更能使消費者從產品的消費過程中得到更高層次的梢神效用(民族自豪感、榮譽感等).
3 民族品牌發展的制度性依賴
制度作為價值共愈合法化或者說一種社會的游戲規則，必然會對經濟過程產生影響.經濟主體行為在不同的政治、經濟、法律和文化制度等約束下將產生不同的結果，因此，制度要素在經濟過程中具有不可忽視的核心地位。
3.1產品和服務的創新對制度的依翰
產品和服務是民族品牌的載體，也是民族品牌經濟價值增值的核心.產品創新是民族品牌提升的第一組成部分，它主要集中在新產品的開發、新包裝的設計與運用、新技術的創新和運用、新產品的市場推廣等方面。服務價值也是構成民族品牌價值的有一個組成部分。良好的服務質量創造良好的品牌形象，也可以使產品因良好的服務而增值。
民族品牌在產品和服務的創新過程中投人大量的生產資源、技術、資金和信譽保證等以使民族品牌經濟價值得以實現。在這一過程中，制度因家無不為民族品牌提升給予支持和保障。制度是以對努力成果的承認和保護，來建立激發努力的激勵機制，從而為經濟發展提供動力來源的。在一個封閉性的制度模式中，最重要的發展基礎，或許就取決于經濟主體的努力程度;而在一個開放的制度模式中，其他因素的介人，或許在某些情況下，會比努力程度具有更為重要的意義.如政府對先進技術引進的激勵、對高級人才的優惠待遇、以及其他的政策性支持和財政傾斜.
這些年來，大家目睹了我國眾多民族品牌如健力寶、活力28、樂百氏等等本土品牌一個個被外資收人囊中之后，匯源的舉動確實觸動了國人敏感的神經。這些民族品牌的消失殆盡無不反應了當前國內民族企業發展的艱難和政府對民族品牌重要性的重視程度不夠。因此，政府應基于民族品牌發展更好的環境和關懷，以必要的合理的措施保護民族品牌的發展壯大.(1)政府應主導國家品牌計劃，扶植優勢產業區域、產業集群重點突破。(2)制定一系列完備的政策性保護和扶植措施.(3)政府從長遠利益考慮有必要干涉國內具有重要影響力的民族品牌與外國品牌的并購。
3. 2民族品牌營銷傳播創新對制度的依翰
除了民族企業產品本身的創新，對民族品牌進行有效的營銷傳播活動同樣是提升民族品牌經濟價值的重要途徑。民族品牌營銷也需要投人資源，而資源是價值轉換的前提。制度作為重要的生產要素在民族品牌傳播過程中也擔任重要的角色.制度對信息資源獲得的可能性以及獲得的效率直接影響了民族品牌傳播的速率和傳播廣度.因此，政府應該建立和完善信息平臺，為民族品牌發展提供必要的信息，借鑒很多發達國家在利用首腦外交渠道為自己的企業在海外拓展市場的做法，開放國家外交資源，扶植企業走出去，塑造國家形象.
一、知識經濟與價值
知識經濟就是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彼侵敢灾橇Y源的占有、配置，以科學技術為主的知識的生產、分配和使用(消費)為重要因素的經濟。在知識經濟時代里，人對價值財富的創造很可能形成知識價值論，即知識創造價值。其主要理由是：
1．知識是智力勞動的成果。知識本身包含著價值，它是人類勞動的凝結。人與動物的最大區別就是在勞動過程開始以前對生產什么樣的產品，通過什么樣的途徑，用什么辦法達到某種效果，就已在勞動者的觀念中存在著。馬克思指出：“蜘蛛的活動與織工的活動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領使人間的許多建筑師感到漸愧。但是，最蹩腳的建筑師從一開始就比最靈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在他用蜂臘建筑蜂房以前，已經在自己的頭腦中把它建成了”。這就是說，人的勞動過程首先是一個思維過程。在第一項具體的勞動過程開始之前，勞動者的頭腦中必需積累足夠的有關知識，并以這些知識為基礎，對勞動過程進行構思和設計。通過構思和設計，形成如何通過人的自身活動來引起、調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間物質交換的知識。只有在這種知識的指導下，才能進行各種具體的勞動。因此，勞動過程從本質上講是一個知識積累和知識使用的過程，也就是創造價值的過程。人的勞動能力，即認識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就是在人的大腦中積累的如何認識和改造自然的知識，每個人的知識積累，都是通過不斷學習和探索而得到的，學習和探索過程無疑都是一種勞動過程，因此勞動力可以看作是一種知識形態的勞動產品，都是社會生產總過程中的一個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學習過程是勞動力的再生產過程，探索過程則是勞動力的生產過程。
知識經濟時代，在新知識生產的過程中，需要使用已有的全部相關知識，知識量往往是相當大的。越是重要的新知識，使用的知識量越大，因此新知識產品價值中的新價值就越大。
2．知識價值轉化的倍加效應。在知識經濟時代里，知識的價值不僅在于它能轉化為現實的價值，而且在其應用于生產過程中能創造出大于自身的價值?？梢哉f人與動物最根本的區別就是人能創新，而人類創新的原動力就是知識。人類科技發展的歷史表明，基礎研究的科學發現，應用研究的原理探討和開發研究的技術發明，三者之間的聯系越來越緊密，轉換周期日趨縮短，并日益成為融合一體的形式。知識產品在其創新的過程中往往是一種或幾種使用價值的探索過程，但在其轉化為現實的生產力過程中，其使用價值和價值往往呈現出倍加效應。如最早人們在開發計算機的時候只是想加快運算速度，但自從本世紀40年代計算機問世以后，其應用范圍不斷擴大，今天上至航天航空，下至工農業生產，科技文衛幾乎無所不包，其使用價值和價值呈幾何數膨脹。
二、勞動價值論與知識經濟價值觀的差異
馬克思的勞動價值理論認為，只有從事物質生產的勞動才創造價值。在知識經濟時代里，由于知識的重要性日益提高和高新技術的廣泛應用，首先作為人的直接生產勞動將不再是生產過程的主體。
關于這點，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中曾預言：隨著大工業的發展，“勞動顯示出不那么值得繼續包括在生產過程以內了，因為人只是以看守者和調節者的地位和生產過程發生關系?！逼浯?，商品價值量與勞動時間的關系也有所變化。馬克思指出：“隨著大工業的繼續發展，創造現實的財富已經不再依靠勞動時間和應用的勞動數量了，而是依靠勞動時間以內運用的動源的力量，而這種動源自身的生產上所耗費的直接勞動時間根本不成比例，相反地卻取決于一般的科學水平和技術進步程度式或科學技術在生產上的應用。”這實際上道出了隨著工業的發展，財富的創造取決于“動力源”，進而取決于科學水平及技術進步程度，亦即知識。
由馬克思對價值創造的預設到知識經濟在現實社會中迅速發展的情況，不難看出，勞動價值理論有它的局限性，主要表現在：
1．勞動價值理論中的價值太狹義。馬克思認為商品的價值是凝結在商品中的一般人類勞動，而這種勞動是用勞動時間來度量的。顯然至今人們還沒有找到簡單勞動和復雜勞動在時間上價值的換算方法。
2．勞動價值理論中的價值實指經濟價值，不包括無形的價值財富，比如專利，信息等。
3．勞動在生產中的地位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隨著科技的發展而變化的。
4．價值與直接勞動時間的關系也不是不變的，而是富有彈性的。
知識經濟時代的價值與傳統的勞動價值論有一定的差異：
1．基礎不同。勞動價值理論是以勞動為主體和基礎的；知識價值論則是以知識為基礎，以科學技術為核心的。
2．過程不同。勞動創造價值的過程是直接生產勞動過程；而知識形成價值的過程則主要在知識的開發、應用、傳播和擴散等過程。
3．對勞動者的科技、文化素質要求不同。前者對勞動者的科技、文化素質要求一般不高；后者則因以科學技術為主體，對勞動者的科技、文化素質要求將越來越高。
4．商品價值量的度量方法不同。勞動價值理論認為商品的價值量是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而知識價值論認為商品的價值量是由商品生產過程中所使用的知識量決定的。
5、價值實體不同。勞動價值論認為商品的價值實體是抽象勞動；而知識價值論認為商品價值的實體是知識。
6．價值規律的主要含義不同。勞動價值論認為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商品價值量的規律是商品經濟的基本規律，也是價值規律的主要含義；而知識價值論認為商品價值量總是由生產過程中使用的最新知識來決定的，并且是價值規律的主要含義。價值規律的主要作用是促進技術進步和社會生產力的發展。
三、知識價值論對勞動價值論的繼承和發展
1．勞動的過程既是知識積累的過程又是知識創新的過程。
知識作為一種勞動產品同實物產品和勞務產品一樣，在其生產過程中必然要耗費一定的物質資料和活勞動。其中耗費的物質資料即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價值形成知識產品價值中的舊價值部分；活勞動使用的知識量則形成知識產品價值中的新價值部分。
知識產品的過程，是對未知世界進行探索和對實踐經驗進行總結升華的過程。與一般的實物產品和勞務產品不同的是，在生產過程開始之前，產品在勞動力的頭腦中還是未知的，生產過程需要多長時間也是未知的。也就是說，生產知識產品的勞動是創造性勞動。這種創造性勞動是使用已有的知識而生產新知識的勞動。
知識產品的再生產過程，實際上是知識從一個人的大腦向另一個人的大腦中轉移的過程或者說是知識的復制過程。這一過程是由傳授知識的勞動過程和學習知識的勞動過程共同組成，因此也統稱為教育勞動過程。在知識轉移過程中，知識量并不增加，也就是勞動中使用的知識量就是被轉移的知識量，因此在再生產的知識產品中，活勞動形成的價值雖就等于轉移的知識量。在知識的再生產過程中，也需要耗費一定的物質資料，如教學設施、設備，教學人員和學習者的生活資料等，這些物質資料的價值都要轉移到再生產的知識產品中去，形成產品價值中的舊價值部分。
2．知識價值論為勞動價值論增添了新的內容。
那么,究竟是什么導致了這樣的“悲劇”上演呢?
不可否認,出現大蒜比豬肉貴的情況,首先是商品經濟價值規律的作用。一方面,大蒜價格曾大跌,影響蒜農種植積極性,導致種植面積縮小,產量下降,再加上今年以來大蒜出口量的大增,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了國內大蒜市場的供求關系,從而導致大蒜的價格直線上漲;另一方面,這些年來豬肉價格一直重復著漲跌的周期輪回,此前豬肉價格曾屢創新高,刺激了國內生豬生產,導致國內生豬存欄數大幅增長,豬肉市場供遠大于求,價格自然一路走低。一漲一跌,大蒜價格就貴過了豬肉價格。
但僅僅是這樣的價值規律在起作用嗎?顯然不完全是。事實上,在這種基礎性的農業生產領域,價值規律的自發調節作用,往往因為其周期性的變動,容易導致物價的周期性變化,從社會經濟安全、穩定、有序的發展角度而言,并不符合社會經濟的整體利益。
農產品價格上漲,自然會帶到其他物價上漲,也很容易導致通貨膨脹的產生。但農產品價格上漲,從商品經濟的自身規律而言,是不可避免的現象。這就帶來一個現實的矛盾。國家不希望農產品價格上漲,但農產品價格不可能一直低廉,否則的話,一定會傷害農業生產者的利益。盡管在很長一段時期,我們國家的農產品價格都停留在很低的水平上,但這種很低的農產品價格是國家計劃經濟的政策所導致,即農產品價格的剪刀差,在客觀上大量盤剝農業生產,并形成相當的社會積累,打下了城市及社會發展的基礎。可這樣調控政策的代價,便是農村地區社會經濟長期發展無力,農民生活水平長期得不到提高。
其實,這種矛盾,并不只存在于中國,從全世界范圍來看,幾乎每個國家都存在這樣的問題。而化解這種矛盾的唯一辦法,便是由國家對農業生產給予相當的補貼。即通過財政支付轉移的方式,在不犧牲農民利益的前提下,實現農產品價格的穩定。
令人欣喜的是,這些年來,國家對農業生產給予了很多的補貼,包括糧食生產的直接補貼、農機購買的補貼、農業生產基礎設施建設的補貼,但這些補貼,相對于社會經濟發展程度而言,顯然還不夠。無法通過補貼,實現農業生產的正常有序進行,這從這些年來農產品價格的劇烈波動上可以看出。
所以,當“大蒜比肉貴”時,我們還該反思的是我們的農業生產政策,即國家應該把農業生產補貼執行得更完善、更細致。否則的話,今天大蒜比肉貴,明天辣椒比肉貴,后天再來個其他什么比肉貴,若要是再來個大米比肉貴,那我們就真的要顛覆“何不食肉糜”這句千古荒唐言啦!
不僅如此,從“大蒜比肉貴”的現象中,還要反思的是我們的農業流通領域,也即國家究竟該如何規范這種農產品流通和銷售市場?
事實上,幾乎所有類似“大蒜比肉貴”的現象背后,真正獲益的并不是農民,不是那些直接的農業生產者。谷賤傷農,谷貴也富不了農。真正在價格變化中發家致富的是那些農產品經營、銷售者,或者說是那些投機、炒作的商人。
二、財務報表所體現的自然邏輯、客觀規律和核心范疇
（一）財務報表信息生成的自然邏輯關系
財務報表信息和商品一樣，都具有使用價值和價值的雙重屬性，對生產者與使用者也同樣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我們首先看一看財務報表信息生成的自然邏輯關系。
[財務報表信息]取決于：
[會計理論認識和會計系統機理構造]取決于客觀認識和科學反映以下序列關系：
[“商”品再生產經濟活動]產生于
[“人”類社會活動]產生于
[“天”地大自然的時間和空間]
由此可見，世界是物質的—物質是運動的—物質運動存在系統機理?！疤臁薄叭恕薄吧獭毕到y循環運動為我們的研究指出了順理成章的思路：我們所面臨的客觀世界是一個整體有序的系統結構。系統結構的最終落腳點是“天”地大自然的時間和空間。
1．研究會計理論和會計機理及其產生的財務報表信息，需要客觀認識和正確反映商品或非商品經濟活動。這是第一個假設前提。
2．研究企業或非營利性組織的商品或非商品經濟活動，需要客觀認識這些經濟活動都是“人”類有目的、有目標的思想和行為；以滿足“人”類自身生存與發展的物質與非物質需求。因而，研究商品經濟必須了解“人”性，商品經濟是“人”性作為的產物。這是第二個假設前提。
3．眾所周知，“人”是“天”地大自然進化的產物，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疤臁钡卮笞匀辉谶M化人類的同時賦予其生存與發展的自然資源。這是第三個假設前提。
（二）“天人合一”是我們經濟人和會計人面臨的客觀世界
“天人合一”是中國古典哲學最重要和最基礎的核心理念。無論《易經》、《道德經》、儒家或實驗科學之《中醫學》，處處都能看到“天人合一”的影子，處處都以“天人合一”做為分析和推理的源頭。所謂“天人合一”，是指“天”（自然、萬物、天道）與“人”（人文、人類、人道）應當且能夠融通、和諧、共生，統一于道。其思想內涵非常豐富，集中體現了中華文化之美。筆者以人為本（中心）引申“商”（商品、商業、商道）是“天人合一”的產物，并以“天、人、商三位一體系統循環”構想來描畫我們的客觀世界（見圖1）。
（三）天、人、商（會計客體、主體、對象）核心范疇的內涵與表現形式
這里的“天”是指天地大自然或天時地利。所謂天時，指日、月周而復始地周期性循環和運動變化。所謂地利，指地理環境和自然資源兩方面的統稱?！疤臁钡暮诵姆懂犑恰翱臻g”和“時間”的對立統一。其規律是：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優勝劣汰。從社會經濟學的視角看，還體現為它所賦予人類社會可供開發和利用的一切自然資源。會計活動與財務報表不能超越“空間”和“時間”的自然屬性、客觀條件。不論何時（時點、時期）、何地（所在地方、具體企業法人）、何種報表（資產負債、利潤表）等，都是人類社會經濟活動所產生的會計活動與財務報表的存在前提和現實環境。
這里的“人”是指人類社會。它是“天”自然進化或派生的“萬物之靈”?！叭恕笔紫纫裱晚槒摹疤臁毙?；其次，“人”有自私和欲求本性，表現為有目的的社會勞動活動、有目標的社會群體組織。它是人類社會進步和競爭發展的根源與形式?！叭恕庇猩怼⒕?、勞動、社會經濟等多重屬性。我們從社會經濟學視角看，“人”是商品生產者、消費者；它既是社會分工的主體和客體，又是不同所有制的產權人。會計或財務報表體現“人”的社會經濟屬性，反映“人”的財產與權利。其核心范疇是“資產”和“產權”的對立統一。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資產”和“產權”是以資產負債表的形式表現的。
這里，“天人合一”是會計的客體；“人”是會計的主體（企業是“人”的社會活動組織形式）。
這里的“商”是指商品、或商品再生產經濟活動。“商”是天人合一生產的產物，滿足人類社會生產、生活的需求。商品再生產經濟活動是人類社會生產、生活發展到特定歷史階段上，因社會分工和不同所有制矛盾所產生的社會經濟形態。它的規律性是：資源有限性與需求無限性（或社會總供給與社會總需求）的根本矛盾所決定的市場經濟價值規律。在社會商品再生產過程中，“人”的自私與欲求本性，表現為追求、創造、實現商品價值和利潤最大化的目的；并通過利潤最大化的不斷積累，實現企業產權最大化和社會資源有效配置的最終目標。從經濟或會計學視角看，商品的核心范疇是“市價”和“成本”的對立統一。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商品“市價”和“成本”是以利潤表的形式表現的。
與“商”品交換密切聯系的是“貨幣”。它是一般商品的等價物，是國家管理社會經濟運行的金融工具與資產計價工具。購置資產、清償債務、支付工資費用、營業收入等都離不開貨幣。貨幣的核心范疇是“收入”與“付出”的對立統一。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從會計學視角看，貨幣“收入”與“付出”是以現金流量表的形式表現的。本文視“貨幣”為商品的附屬概念。
這里，“人商合一”及其系統循環運動，就是會計活動的對象和財務列報的基本內容。
（四）天、人、商（會計客體、主體、對象）之間的系統關聯
“天”地大自然作為原系統，以自然規律派生了“人”類社會這個亞系統；“人”類社會作為亞系統，又在“天人合一”與社會分工的基礎上派生了“商”品再生產經濟活動這個子系統。現對三者之間縱橫交錯的系統關系作如下解讀：
1．圖1的橫向關聯解讀
第一，依序派生的作用與關系。“天”地大自然產生了人類，并賦予人類社會可供開發和利用的一切自然資源，如陽光、空氣、水、土地?！叭恕睉旐槕匀唬院蜕频摹吧獭睒I動機合理開發和綜合利用資源，實現“商”業活動的有序競爭與發展。體現“人”的心態平衡；維護“天”的生態平衡。
第二，互為逆向的反作用與關系。如果“商”業活動是以戰爭為目的或惡性軍備競爭；或為商業利益而不擇手段侵害他人（如藥品、食品安全），那么“商”就是“人”的“天”敵，有百害而無益。如果“人”類“商”業活動長期破壞生態平衡、浪費自然資源與能量，而不能維持生態平衡的話，那么“人”類將后患無窮或終將不復存在。這里的解讀意思是：“商”不可逆“人”，要以“人”為本；“人”不可逆“天”，逆“天”行道那不是“人”道，而是“亡”道。
2．圖1的縱向關聯解讀
第一層面，是揭示“天”、“人”、“商”各有其內在的核心范疇；它們都具有共同的系統周期循環和運動變化的本質特征即規律性。
第二層面，是將“天”、“人”、“商”三者有機地結合起來，反映“何地方”的“何企業”在一個周期性循環的期初，以特定的“資產負債表”（產權人投資—配置要素資產—進行商品生產—形成交易資產）為前提條件，進行商品生產和交換活動，并通過“利潤表”最終形成期末的“資產負債表”。從而實現一個周期的循環過程又周而復始……。
第三層面，從微觀視角認識客觀事物（如天、人、商）在周期循環中的性質是如何變化的，是良性或惡性循環。這是認識事物精髓和精微變化的根本所在。
從天、人、商（會計客體、主體、對象）核心范疇研究出發，我們得出了“天、人、商三位一體系統循環”是整體、有序的客觀存在。這為我們理順和整合了會計活動與財務列報的思維邏輯，擺正各種不同類型問題的主次和序列關系，指明了前進的方向和目標。
三、財務報表是集合天、人、商三位一體系統循環運動變化的信息載體
筆者從事會計和財務管理工作三十多年來，長期困惑于會計理論與實踐中的矛盾：會計學術的根本何在？商品利潤的源頭何在？會計機理及其產生的財務信息是否是客觀的？或是被下面的范疇糾結著：商品與貨幣；生產過程與銷售過程；商品實物量與商品價值量；價值創造與價值實現；商品價值與成本；資產與產權；要素資產與交易資產；資產負債表與利潤表的對立統一等。紛繁復雜，思亂如麻；無盡的迷惘，拋不開的抱負，“剪不斷，理還亂”；欲罷而又不能，為伊消得人憔悴。
有一“天”，眾里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我恍然大悟，茅塞頓開：會計活動是經濟活動的產物；經濟活動是“人”的產物；“人”是“天”地大自然的產物。為什么我們在研究經濟學、管理學或會計學時，不先去看一看“天”時地利。問一問“人”性何為與社會何以發展？辯一辯“商”品的來龍去脈及其價值本質內涵的變化？然后，再來研究相關學科。我在這里找到了破解會計學術癥結問題的一把“金鑰匙”：
（一）看一看“天”時與地利
“天”地大自然或天時與地利是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哲學等共同面對而不可回避的宇宙課題庫。“天”地大自然的資源并非因為人類的需求而存在價值，但相對于人類社會的需求而言，自然資源總是稀缺的。這是人們對自然的共識。由于稀缺性存在，決定了人們在特定的時間和空間范圍內如何利用有限的資源去生產什么，如何生產，為誰生產，以及在稀缺的消費品中如何進行取舍，來滿足人們的各種需求。這些問題被認為是經濟學和管理學研究的主要內容；相對會計學來說，主要是：一是真實記錄、客觀反映會計主體經濟活動的時間范圍（起、止時點與報告期間）。二是真實記錄、客觀反映會計主體經濟活動的空間范圍（所處何地方、是何企業法人、自然人或組織名稱）。
（二）問一問“人”性何為與社會何以發展
1．人類勞動創造商品，商品滿足人類需求；社會分工產生商品交換，商品交換體現勞動價值。人們在社會分工和不同所有制條件下從事商品經濟活動的“目的性”是創造、實現商品價值及利潤最大化。
2．社會分工是在自然分工的基礎上隨生產力的發展而逐步形成的，是指人類從事各種勞動的社會劃分及其獨立化、專業化。社會分工是人類文明的標志和商品經濟發展的基礎。沒有社會分工就沒有商品交換，社會分工就是讓擅長的人做自己擅長的事，使平均社會勞動時間大大縮短，提高效率降低生產成本。人盡其才、物盡其用，實現人力資源和自然資源的合理有效配置既是社會勞動分工的本質體現，也是社會發展的內在動力。
3．不同所有制在社會發展的不同階段，存在著與生產力發展水平相適應的生產關系，不同的生產關系包含著不同性質的所有制形式。所有制決定著人們在生產中的地位及分配、交換關系，也決定著社會存在性質、政治法律及產權保護制度。是一切社會不可缺少的條件，是現代社會商品生產的前提。
4．企業組織與社會經濟發展的“目標性”—是通過系統循環實現商品價值及利潤最大化的不斷積累，實現企業產權最大化和社會資源有效配置的最終目標。
這種人的“雙目性”的客觀存在，與人體器官的“雙目”構造自然巧合。
（三）辯一辯“商”品來龍去脈與價值內涵的變化
在全球經濟一體化市場條件下，一方面，必須遵循和充分體現市場經濟價值規律對經濟管理與會計活動的客觀要求。另一方面，必須重新審視會計活動在企業商品生產過程中的反映和控制職能。為整體、系統、一目了然地揭示商品生產系統循環的運動變化及其內在聯系，筆者運用中國古典哲學描繪“天”地大自然“木、火、土、金、水”的“陰陽之道”和“五行生克”的循環機理（如：五者中選“火”；生“火”者木、“火”生者土、“火”克者金、克“火”者水的內在關聯與和諧一統，其它如例類推），將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描述的產業資本循環公式G—W…P…W’—G’，把“A企業商品生產與價值創造系統循環五行圖”勾畫如下（見圖2）。
1．“五角”在商品生產循環過程中的功能定位
（1）從中軸線（生產過程C點與市場對接）考察商品價值變化與內涵表現：
第一，它是劃分要素資產與交易資產的分界線；
第二，它是區分配置過程與銷售過程的分水嶺。三個過程（配置、生產、銷售）集中體現的是商品生產活動人類勞動的一般過程。
第三，它的外延是：既以商品市場的需求為導向；又以生產要素市場的資源為條件的雙向互動的等價交換過程；它的內涵是：以生產消耗要素資產為手段；又以生產創造交易資產為目的勞動創造商品價值的過程。生產過程的價值增殖和市場交易的等價交換是要素資產與交易資產分類的雙重標志。
第四，生產過程左邊的“W”是指各種要素資產耗費凝聚形成的商品成本，它源于要素資產“W”。與配置過程的“G”一樣，三者的經濟內涵相同：價值量不變。生產過程右邊的“W，”是指生產完工的商品中包含了已經增殖的商品價值，它流向交易資產“W，”，并最終流向銷售過程“G，”體現等價交換。三者的經濟內涵相同：都是增殖了的商品價值。
（2）要素資產B和交易資產D是處于生產過程的兩翼位置。要素資產B點的“W”是指各種要素資產的組合（包括土地及建筑物、機器設備、原材料及人力資源等），具有使用消耗性的特性；它的取得以付出等量價值為條件。交易資產D點的“W，”是指生產完工的一種商品中包含了已經增殖的商品價值，具有出售獲利性的特性；它的取得是以出售獲利為目的、并以出讓使用價值獲得等量價值為條件。兩者都是商品形態，但兩者的特性根本不同。
（3）配置過程A和銷售過程E是處于生產過程最底層的兩足位置，起點于市場并終點于市場。
2．把“五角”聯系起來考察商品再生產過程系統循環的運動變化
A段之前：“天一生水”的“生化”與“取舍”階段，商品生產者市場考察、投資準備與醞釀過程。
A—B段：“配置”階段，為組織商品生產，從生產要素市場配置人力資源和各種要素資產；
B—C段：“耗費”與“造化”階段，人力資源和要素資產合力作用于生產過程所形成的價值消耗，凝聚為商品生產成本；同時，生產過程創造出具有使用價值與價值的商品。
C—D段：“收獲”階段，生產完工的商品具有使用價值與價值，脫離生產過程形成交易資產；
D—E段：“舍得”階段，銷售商品出讓商品使用價值；并等價交換實現商品價值及利潤；
E段之后：“變化”與“再生”階段，銷售商品回籠貨幣收入，標志著單循環終結變化“天一生水”，復循環又開端。
“順一相生”在循環實現整體目標。商品生產過程只有處于系統穩定、結構合理、循序漸進的持續狀態中，才能滿足利潤和產權最大化目標必須具備的現實條件。這是商品再生產的動力目標追求機制。
3．“五線”在商品再生產系統循環中相互依存和制約的平衡關系
“五線”平衡關系的表述是在企業投資規模既定不變的前提下實現的。
1線：是指根據生產任務，組織要素資產的合理配置。或者說：配置過程要滿足生產過程對各種生產要素合理配置的需要。
2線：是指根據市場需求，生產適銷對路的商品?；蛘哒f：生產的商品能夠被市場接受而銷售出去。
3線：是指銷售交易資產的貨幣收入，必須優先補償要素資產的耗費?；蛘哒f：要素資產耗費若不能得到有效補償，下一個循環的商品再生產必將終止。
4線：交易資產價值的存在，是由于要素資產的生產耗費形成的?；蛘哒f：要素資產的使用耗費體現為交易資產價值的成本。
5線：配置過程能否啟動下一個再循環，取決于交易資產的變現程度和速度?；蛘哒f：交易資產變現障礙將阻止配置過程啟動下一個再循環。
“隔一相克”在和諧維護系統平衡。哪條線段發生失衡或出現障礙都會破壞商品再生產的正常循環，從而影響利潤和產權最大化的目標實現。這是商品再生產的系統制衡和預警機制。需要提示的是：“五行圖”是建立在“市場F”的基礎上，“市場F”是“五行圖”循環的起點和終點，由起點到終點是一個系統循環完整“圓”運動的過程?！笆袌鯢”不是“五行圖”內在的一個要素（“天一生水”不在五行中，應隱而不顯）。它參與“五行圖”的循環，是“五行圖”必然依賴的前提條件和客觀環境。
4．“五行圖”集中體現了三學（會計、經濟、哲學）融合與雙哲統一
“五行圖”展現了“陰陽五行學說”的精華，它是中國古典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樸素的唯物論和自發的辯證法。在“市場”既是始點又是終點的系統循環“五行圖”中，我們看到“陰陽之道”的表象和路徑；在“五角”與“五線”的內在聯系中，我們看到“五行相生相克相乘相侮”的機理與作用。這是中國古典哲學的永恒魅力與智慧光芒；這是人類認識史上至高的境界。還呈現以下精彩的學術景觀：
（1）顯現了中國古典哲學和《資本論》的經典融合。
（2）實現了中國古典哲學和哲學“雙哲”的高度互補與統一。
（3）體現了三學一體化（會計學、經濟學、哲學）精髓的立體結構關系。
（4）展現了哲學（對立統一、質量互變、否定之否定三大規律）與政治經濟學（勞動價值論和產業資本循環理論）的精點融通。
（5）由此也詮釋了中國國旗“五角星”的圖標，蘊含著“陰陽與五行”深刻而豐富的傳統文化內涵，是中國各階級、各民族團結進步、和睦共處的精神象征。
中圖分類號：F0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5194(2007)06―0084―03
近年來，文化經濟問題已經成為中西方學術界的研究熱點。但縱觀之國內外學術界對文化經濟問題的研究狀況，這些研究成果大都主要局限于探討文化與經濟的各種聯系，而從經濟學角度對文化產業的研究還不多見。一方面，傳統上的大多是從歷史學、人類學、社會學和生態學等角度，把文化作為一種觀念、一種意識、，一種精神活動，乃至作為一種上層建筑中的意識形態來研究；另一方而，即使國內外現有的從經濟學角度對文化產業的研究，無論是研究文化產業內部運行，還是研究其具體的管理思想和管理技術，往往就事論事．缺乏一個必要的從經濟學角度全方位、整體的研究框架支撐，更沒有建立系統的文化經濟學理論體系。因此，在吸收周內外學者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引入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從經濟的角度系統地研究文化生產活動是非常必要的。
一、文化經濟學的概念界定
關于文化經濟學的定義、內涵和外延，迄今為止國內外學者還沒有形成一種有影響的權威性的科學概念。如國內20世紀90年代以來有學者用把整個社會的一切經濟現象都看作文化現象來進行分析與認識的大文化視角去界定文化經濟的概念：認為文化經濟學是用一種大文化視角去審視社會經濟現象(包括物質的與精神的各種現象)的學問，是探討經濟現象與經濟發展的文化意義，揭示文化與經濟發展相互作用及相互影響的客觀規律，以及社會經濟運行的深層動因，推進社會經濟的健康發展的學問。同時，也有更多的學者(方家良，1991；程恩富，1999；胡惠林，2003)則比較傾向于以經濟學的角度定義文化經濟之概念，認為文化經濟學就是關于文化藝術生產、流通和消費的經濟現象及其發展規律的科學，是側重從一般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基本原則方法來考察文化產業中的文化活動和文化現象。
本文認為，所謂文化經濟學，就是關于文化藝術生產、流通、分配和消費環節的經濟現象、經濟關系及其發展規律的科學，是從經濟范疇的角度和一般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基本原則方法來考察文化的經濟性和蘊涵的經濟邏輯，以揭示文化經濟活動的特征、變化趨勢和客觀規律。雖然傳統上，經濟學分析方法主要被運用于物質生產領域，所以，給許多人造成了似乎經濟學只適用于物質生產領域的假象。但是，近20多年以來，經濟學當作一種方法論，運用于分析了政治、家庭、制度、歷史等多種社會現象，已經把經濟學的分析領域拓展到了多個領域?？梢哉f，文化經濟學也正是這些拓展邏輯的合理延展，它是經濟科學向文化領域的延伸和滲透，是經濟理論與文化理論相融合的結晶。因此，文化經濟學應包含以下三方面的涵義：
一是文化經濟學是從經濟理論和經濟現實出發，運用有針對性、適應性的經濟學(主要是微觀經濟學)的概念和范疇來說明文化之本體，并把如何最大程度的提供文化及相關產品以及有效配置文化資源作為文化經濟學研究的核心問題。
二是作為整體的文化經濟學，它并不研究文化經濟各分部門的特殊經濟規律，而是關注點集中于文化生產諸要素的合理配置和文化經濟運動規律的考察上，是透過這些規律的分析，揭示其共同普遍的經濟規律．．
三是雖然文化經濟學著重考察和研究文化活動中的經濟要素，揭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文化活動的經濟學品格但由于文化經濟學研究的是文化領域中的經濟關系和經濟原則，因此，對文化經濟的研究不能脫離文化的本質特性。
二、文化經濟學的研究對象
文化，這一廣泛地被使用于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各個領域的概念，是一個不斷向廣延度和深刻度拓展的概念，因此，關于文化的定義較有影響的就有200多種，其中較為著鋁的是1871年英國“人類學之父”E?B?泰勒(E-B-TYh)的定義：“文化，或文明，就其廣泛的民族學意義來說，是包括全部的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風俗以及作為社會成員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能力和習慣的復合體”。我國《辭海》曾為文化下過較為權威的定義：“從廣義上說，文化是指人類社會歷史實踐過程中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從狹義來說，文化是指社會的意識形態，以及與之相適應的制度和組織機構，或者說，是在一定物質資料生產方式基礎上發生和發展的社會精神生活方式的總和”根據以上定義，縱觀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人類社會的一切現象都可以被視作文化現象，文化表現的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基本內涵。
然而，作為文化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并不是文化本身?！翱茖W研究的區分，就是根據科學對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因此，對于某一現象的領域所特有的某一種矛盾的研究，就構成了某一門科學的對象”。文化經濟學也不例外，它之所以能形成一門獨立的利學，就因為它也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對象。文化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以文化生產活動為研究對象，是從經濟學的角度和視角對文化資源、文化商品、文化商品價格、文化市場、文化投資、文化發展戰略和文化經濟管理等一系列主要范疇的具體分析，深入研究和探索文化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過程及其發展規律的科學。因此，作為文化經濟學的對象性研究范圍，主要是指和文化生產、流通、分配和消費有關的文化活動現象，包括文學藝術、廣播電視、圖書出版、文化娛樂、文物博物、音像制品、文化旅游，以及與之相適應的設施與組織機構、如藝術表演團體、出版社、影劇院場、影視制作公司、書店、圖書館、美術館，博物館等。
文化經濟學建立的主要依據是的經濟哲學觀，的經濟哲學是關于社會經濟運動和發展一般規律的科學。物質生產和精神生產以及人類自身的生產是人類社會生產的三種基本形式，人類的生存和發展既需要消費物質生活資料，也需要消費精神生活資料。文化生產屬于精神生產，是精神生產的一部分，文化生產以文化產品來滿足社會的文化精神需要。而且馬克思早在《1844年經濟學一哲學手稿》中，他就曾指出，由于人的需要的豐富性，從而生產的某種新的方式和生產的某種對象就會產生。并指出：“宗教、家庭、國家、道德、法、科學、藝術等等，都不過是生產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產的普遍規律的支配?！彼f的“生產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實質上指的就是廣義的文化生產或精神生產。因此，文化藝術生產作為特殊的精神生產。雖然不同于哲學、科學、教育和宗教等其他精神生產，更不同于物質生產，但文化藝術生產同樣也要“受生產的普遍規律的支配”。
總之，文化經濟學是以文化生產活動中的微觀和宏觀經濟行為為研究對象，從經濟學的角度和視角深入分析和研究文化的生產、流通、分配、消費等環節的運行機制和運動規律的利學。其關注點集中于文化生產諸要素的合理配置、文化產業結構的有效調整和文化經濟運動規律的考察上。
同時，文化經濟學是一個獨立的、涉及面相當廣的兼有文化和經濟雙重特性的領域，它有著自身的矛盾運動及其發展變化的規律，在自己的活動領域中表現出種種特殊的矛盾性。因此，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文化經濟學是文化生產活動與經濟生產活動相互融合而衍生出來的一門邊緣學科，是以經濟學理論為基礎并在根本上把自己同其他經濟學分支和文化學分支區別開來的經濟分支學科。
此外，要注意文化經濟學與經濟文化學和知識經濟學研究對象的區別與聯系。文化經濟學分析的應是各個文化領域的經濟問題，而經濟文化學分析的應是各種經濟活動中的文化現象，如企業文化、社區文化、消費文化、計劃經濟或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文化、東亞經濟崛起中的文化因素等，而文化經濟學與知識經濟學的分析對象和范圍也不盡一致，知識經濟學是單純研究知識的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的。
三、文化經濟學的概念范疇和理論框架
由于文化經濟學是側重從一般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基本原則方法深入分析和研究文化生產活動的運行機制和運動規律，因此，文化經濟學的基本概念、范疇和研究內容應是一般經濟學的拓展。如經濟學中的資源、商品(產品)、價值、價格、供給、需求、消費、市場、成本、效益、資本、投資以及分工、貿易，競爭力等。文化經濟學則有文化資源、文化商品(產品)、文化價值、文化供給、文化需求、文化消費、文化市場、文化生產率、文化資本、文化投資以及文化分工、文化貿易，文化競爭力等；另如經濟學中的市場是指商品交換的場所，而文化經濟學中的市場是以文化商品為經營對象的市場。這兩個市場的活動，都要受到價值規律的支配。從以上羅列對比可以看出，文化經濟學作為經濟學的一門分支學科，它的概念、范疇和內容應是經濟學的拓展和延伸，并以這些基本范疇為核心，再加上其他派生的范疇，一起構成文化經濟學的研究內容和理論體系。并且，通過對這一系列范疇的分析，闡明整個文化經濟系統的運行機制和發展規律
正如概念、范疇和內容是經濟學的拓展和延伸一樣，文化經濟學的也應需要吸取經濟學科學體系的精華，構建自己的理論體系。同時，要注意經濟學研究的是物質生產：的一般規律和特點，而文化經濟學研究的則是文化生產中的特殊規律和特點：如經濟學和文化經濟學中研究的“商品”(產品)都有價值和使用價值。物質產品本身沒有特殊的社會屬性和階級屬性，但文化產品一般都有鮮明的社會屬性和階級屬性，它是一種特殊的商品。因此，文化經濟學沒有必要也不應機械地模仿經濟學，應根據自身特點以一定的邏輯順序構建本學科的理論研究體系。
經濟學研究的基本問題是資源的配合，因此，如何最大程度的提供文化及相關產品以及有效配置文化資源是文化經濟學研究的核心問題。具體來講，文化經濟學的研究應著重從文化資源配置角度，以文化資源的分析為開端從微觀、中觀、宏觀乃至全球層面層層展開其他內容。微觀上闡明文化資源配置與開發、文化供給與需求、文化產品的價值與價格、文化投資與消費、文化市場等現象的特點和運行規律中觀上研究文化產業的組織、結構、管理與發展等問題；宏觀上研究文化經濟與國民經濟、收入分配、勞動就業及宏觀調控等問題；全球層面上闡述文化經濟的國際貿易、國際分工、國際競爭力以及國家文化安全等問題?？傊?，文化經濟學的理論框架和基本內容如下：
微觀基礎篇中觀產業篇宏觀發展篇國際競爭篇
1.文化與文化資源2、文化產品及價值決定3、文化產品的供求機理4、文化投資與消費5、文化市場6、文化產業的結構7、文化產業的組織8、文化產業的管理9、文化產業的發展10、文化經濟與國民經濟11、文化經濟與收入分配12、文化經濟與勞動就業13、文化經濟與宏觀調控14、國際文化分工15、國際文化貿易16、國際文化競爭力17、全球化與國家文化安全
四、文化經濟學研究應注意的幾個矛盾
不斷推進文化經濟的發展，就是要根據不同種類文化產品的特殊性，制定不同的發展戰略，結合市場的無形之手與政府的有形之手，大力發展文化產業。然而，文化經濟它不僅引出了諸如民族文化資本化等“經濟”問題；文化產品、文化產業、文化背景等對一定國民經濟體系的作用、影響和意義等“社會”問題；而且基于文化產品的特殊性質，甚至擴及于文化安全等“政治”問題。因此，在推進當代文化產業與文化市場建設的過程中，需要密切注意文化市場機制發展中的眾多的尖銳矛盾。比如文化產品的物質商品屬性與非物質精神屬性的矛盾、文化產品的公共性與私人性矛盾、文化市場規律與文化藝術自身規律的矛盾、市場運作方式與精神文明建設的矛盾；經濟價值與文化價值的矛盾以及文化經濟效益與文化社會效益的矛盾等等。這眾多矛盾構成了一個復雜的多重矛盾之間。在眾多矛盾中，最根本的矛盾就是當代市場條件下文化發展的物質商品經濟性與非物質精神文化性之間的矛盾。
自20世紀50年代末始，人力資本理論在舒爾茨、明塞爾、貝克爾等人的努力下得以確立并逐漸形成。隨著羅默的知識積累模型和盧卡斯的人力資本溢出模型的推廣和使用，人力資本理論得到了進一步的完善。人力資本屬于西方經濟學范疇，是指人們在教育、訓練、獲取信息、移民和維護身體健康等方面的支出所形成的資本。威廉·配第曾指出:“土地是財富之母，而勞動則為財富之父和能動要素”。按照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勞動是價值的唯一源泉，“價值本身除了勞動本身沒有別的任何“物質” “作為相同的或抽象的人類勞動，它形成商品的價值”。按照勞動的運作形式不同，將勞動分為簡單勞動與復雜勞動。在當代，由于知識作用的大大提升，特別使活勞動的復雜程度和創造作用以及與此相聯系的人力資本的作用日益增強。勞動力資本是勞動力商品概念的邏輯延伸，是指“勞動者對自己勞動力要素的資本所有權”口，，包括對其自身具備的體力、知識、經驗、能力等方面的所有權。因此，勞動力資本也同樣可以分為從事簡單勞動和從事復雜勞動的勞動力資本。在一定程度上，從事復雜勞動的勞動力資本可以看成是西方經濟學范疇的人力資本。
就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而言，人力資本正在迅速超過物質資本和自然資源，成為各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主動力?，F階段，我國人力資本外流的現象十分嚴重，中國人事部的最新數據顯示，從1978年改革開放至2006年底，中國出國留學人員總數約達107萬人，留學回國人員總數僅為27.5萬人。中國社會科學院的《2007年全球政治與安全報告》指出，在國際移民大潮中，海外的中國大陸專業人才超過了30萬人，許多都是受過良好教育的精英。中國現在已是全世界人力資本外流最嚴重的國家，而且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價。如果從勞動價值論、剩余價值理論的角度來分析我國當前的人力資本外流問題，可以發現其深層的原因。
一、人力資本的“異化”與人力資本外流
馬克思認為，在資本主義生產中，勞動力資本不是其所有者即雇傭工人的資本，而是占有者即資本家的資本，即勞動力資本存在“異化”問題。許多學者認為，在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下，非公有經濟中由于資本與雇傭勞動關系存在，即剝削與被剝削關系存在，勞動力資本也存在“異化”問題;在公有經濟中由于資本與雇傭勞動關系不存在，則勞動力資本不存在“異化”。當前，我國正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還要大力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須不斷追求剩余勞動、剩余產品，因為剩余勞動、剩余產品“是整個社會發展和全部文化的物質基礎。
著名經濟學家張維迎和周其仁都把人力資本與其所有者的不可分離性看作人力資本的產權特征。但是產權包括所有權、占有權、使用權、轉讓權、收益權等多種權利，因此從產權的角度來說，勞動力資本和人力資本與其所有者具有一定程度的可分離性。在人力資本的所有者實現其資本價值的過程中，由于服從、妥協或是無意識的作為而損失或讓度了部分產權，客觀上存在著“異化”傾向。只是相比較而言，普通的勞動力資本在與企業的博弈過程中往往處在弱勢地位，在大多數情況下更愿意遵守契約;人力資本則由于其能力資本高、增殖性強，在與企業的談判中相對更加主動，甚至對契約會產生一定的背叛性。這樣，普通的勞動力資本由于其能力資本弱，其“異化彈性”相對較大，而人力資本則由于其能力資本強，當對其不利時能夠有更多的選擇，比如離開企業另謀高就，其“異化彈性”相對較小。由于不同的制度安排和所有者自身的有限理性，人力資本仍然存在弱化或“異化”問題，只是在合理的制度安排下，其“異化彈性”相對較小。作為主動性的特殊資本，只要存在“異化”傾向，人力資本肯定會從“異化彈性”較大的地方流向“異化彈性”較小的地方，如果超出國界，從一個國家流向另外一個國家就形成人力資本外流。
二、人力資本外流的原因分析
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商品的價值量，這是價值規律的根本要求。人力資本作為一種特殊商品，從一個部門來說，它的價值量是由該部門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從世界范圍來說，它的價值量是由國際范圍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因此，從國際范圍來考察，欠發達國家和地區的人力資本的價值低于其應有的價值，長期出現與價值規律不符的現象，在政府不采取措施的情況下大量的人力資本外流成為必然。這樣，對于人才流人國，是以有限有償的人力資本現期投人(較好的經濟待遇、生活與工作條件、業務培訓等)，獲取了超額的投資收益。而對于人才流出國，則是在進行了大量人力資本投資之后，卻沒有得到相應的收益。
按照剩余價值理論，人力資本能創造大于自身的價值，即剩余價值。在知識經濟時代，人力資本創造的剩余價值更是存在累進性，加上其自身所具備的外溢性，與它的貢獻相比，人力資本對剩余價值的索取明顯存在反差。在發達國家，擁有技術和知識的勞動相對于資本而言逐漸成為稀缺要素，勞動雇傭資本正逐步取代資本雇傭勞動。人力資本的所有者理應在獲取工資的同時取得其資本部分產權出讓的收益，以分享剩余價值作為投資回報。發達國家的人力資本可以通過企業利潤分享制、企業價值分享制、企業所有權分享制等方式參與剩余價值分瓦，而這恰恰是許多發展中國家所不具備的。
馬克思指出:“勞動力的、資本的和土地的所有權，就是商品這些不同的價值組成部分所以會分別屬于各自的所有者，并把這些價值組成部分轉化為他們的收人的原因，閻。因此，價值源泉與價值分配是兩個不同的范疇，雖然人力資本的經濟價值依附于勞動力，但在可分配收人中，從人力資本所有者的全體和個體來看，其收益權并不能完全實現。而在不同的制度安排下，等量投資并不能取得等量收益，人力資本所有者的收益存在差異。但人力資本作為主動性資本，其所有者必然要追求收益最大化而形成人力資本流動，我國的人力資本外流正是這一問題的集中表現。人力資本素質越高，則出國的預期收益越高，從而導致大量的精英滯留國外，其中很大一部分形成永久性的人力資本外流，將會對我國未來的經濟發展產生重要影響。
三、抑制人力資本外流的思路及對策
按照國際通行計算方法，發展中國家在經濟起飛階段，出國留學人員的回歸人數與滯留人數比例的最佳狀態是2:1，這個比例被稱為“最佳黃金回歸比例”。在現階段，中國與其他發展中國家一樣，很難徹底擺脫人才國際流動中的不利地位。我們可以從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剩余價值理論中得到某些啟示，將消極因素轉變成積極因素，在一定程度和范圍內就能夠減少人力資本外流及其造成的損失。
勞動是價值的唯一源泉，但勞動的內涵、外延和具體形式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腦力勞動與復雜勞動日益居于主導位置。從整個世界經濟發展的趨勢看，人力資本對社會的價值貢獻具有“馬太效應”的增長趨勢，使生產的收益呈遞增狀態。更有意義的是，在不可再生資源匾乏時，人力資本積累還可以促使人們創造或發現新的資源作為替代物，這對存在嚴重資源隱患的中國尤其具有重大意義。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說:“勞動力發揮作用的結果，不僅再生產出勞動力自身的價值，而且生產出一個超額價值。這個剩余價值就是產品價值超過消耗掉的產品形成要素即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的價值而形成的余額?！痹谏唐方洕纳鐣?，剩余勞動表現為剩余價值的形式。因此，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同樣存在剩余價值。只是在新的社會經濟條件下，我們如何來看待剩余價值的分配問題。
盧卡斯將人力資本的增長看成是經濟增長的引擎，中國要想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縮小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就必須加大對人力資本存量的有效投資，同時采取積極的措施有效地抑制人力資本外流，為經濟增長提供不竭的內生動力。
首先，加快國內經濟發展，保持穩定、寬松的社會、經濟與政治環境。只有實現經濟的穩定增長，創造良好的環境，才能留住人才，同時吸引外流的人力資本回流，初步改變永久性人力資本外流與過渡性人力資本外流的比例，最終徹底扭轉人力資本外流現象，實現人力資本的雙向與均衡性流動。
其次，進行制度創新，通過合理的制度安排，加大人力資本參與剩余價值的分配比例，同時把對剩余價值分配的初次分配與再分配結合起來。這實際上也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基礎，因為人與人之間的和諧是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最基本的內容。勞動者參與剩余價值的分配，為和諧社會的構建創造了一種公平正義的保障機制網。
第三，建立健全人力資本市場配置機制，促進人力資本的合理流動。人力資本的合理流動是實現資源優化配置的前提和基礎，政府應積極創造良好的條件，消除對勞動力的自由遷移、流動和職業的自由選擇上的障礙，使人力資本保持強大的創新能力和經濟自由選擇權，促進人力資本在國內各區域之間的合理流動。
自20世紀50年代末始，人力資本理論在舒爾茨、明塞爾、貝克爾等人的努力下得以確立并逐漸形成。隨著羅默的知識積累模型和盧卡斯的人力資本溢出模型的推廣和使用，人力資本理論得到了進一步的完善。人力資本屬于西方經濟學范疇，是指人們在教育、訓練、獲取信息、移民和維護身體健康等方面的支出所形成的資本。威廉·配第曾指出:“土地是財富之母，而勞動則為財富之父和能動要素”。按照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勞動是價值的唯一源泉，“價值本身除了勞動本身沒有別的任何“物質”“作為相同的或抽象的人類勞動，它形成商品的價值”。按照勞動的運作形式不同，將勞動分為簡單勞動與復雜勞動。在當代，由于知識作用的大大提升，特別使活勞動的復雜程度和創造作用以及與此相聯系的人力資本的作用日益增強。勞動力資本是勞動力商品概念的邏輯延伸，是指“勞動者對自己勞動力要素的資本所有權”口，，包括對其自身具備的體力、知識、經驗、能力等方面的所有權。因此，勞動力資本也同樣可以分為從事簡單勞動和從事復雜勞動的勞動力資本。在一定程度上，從事復雜勞動的勞動力資本可以看成是西方經濟學范疇的人力資本。
就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而言，人力資本正在迅速超過物質資本和自然資源，成為各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主動力?，F階段，我國人力資本外流的現象十分嚴重，中國人事部的最新數據顯示，從1978年改革開放至2006年底，中國出國留學人員總數約達107萬人，留學回國人員總數僅為27.5萬人。中國社會科學院的《2007年全球政治與安全報告》指出，在國際移民大潮中，海外的中國大陸專業人才超過了30萬人，許多都是受過良好教育的精英。中國現在已是全世界人力資本外流最嚴重的國家，而且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價。如果從勞動價值論、剩余價值理論的角度來分析我國當前的人力資本外流問題，可以發現其深層的原因。
一、人力資本的“異化”與人力資本外流
馬克思認為，在資本主義生產中，勞動力資本不是其所有者即雇傭工人的資本，而是占有者即資本家的資本，即勞動力資本存在“異化”問題。許多學者認為，在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下，非公有經濟中由于資本與雇傭勞動關系存在，即剝削與被剝削關系存在，勞動力資本也存在“異化”問題;在公有經濟中由于資本與雇傭勞動關系不存在，則勞動力資本不存在“異化”。當前，我國正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還要大力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須不斷追求剩余勞動、剩余產品，因為剩余勞動、剩余產品“是整個社會發展和全部文化的物質基礎。
著名經濟學家張維迎和周其仁都把人力資本與其所有者的不可分離性看作人力資本的產權特征。但是產權包括所有權、占有權、使用權、轉讓權、收益權等多種權利，因此從產權的角度來說，勞動力資本和人力資本與其所有者具有一定程度的可分離性。在人力資本的所有者實現其資本價值的過程中，由于服從、妥協或是無意識的作為而損失或讓度了部分產權，客觀上存在著“異化”傾向。只是相比較而言，普通的勞動力資本在與企業的博弈過程中往往處在弱勢地位，在大多數情況下更愿意遵守契約;人力資本則由于其能力資本高、增殖性強，在與企業的談判中相對更加主動，甚至對契約會產生一定的背叛性。這樣，普通的勞動力資本由于其能力資本弱，其“異化彈性”相對較大，而人力資本則由于其能力資本強，當對其不利時能夠有更多的選擇，比如離開企業另謀高就，其“異化彈性”相對較小。由于不同的制度安排和所有者自身的有限理性，人力資本仍然存在弱化或“異化”問題，只是在合理的制度安排下，其“異化彈性”相對較小。作為主動性的特殊資本，只要存在“異化”傾向，人力資本肯定會從“異化彈性”較大的地方流向“異化彈性”較小的地方，如果超出國界，從一個國家流向另外一個國家就形成人力資本外流。
二、人力資本外流的原因分析
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商品的價值量，這是價值規律的根本要求。人力資本作為一種特殊商品，從一個部門來說，它的價值量是由該部門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從世界范圍來說，它的價值量是由國際范圍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因此，從國際范圍來考察，欠發達國家和地區的人力資本的價值低于其應有的價值，長期出現與價值規律不符的現象，在政府不采取措施的情況下大量的人力資本外流成為必然。這樣，對于人才流人國，是以有限有償的人力資本現期投人(較好的經濟待遇、生活與工作條件、業務培訓等)，獲取了超額的投資收益。而對于人才流出國，則是在進行了大量人力資本投資之后，卻沒有得到相應的收益。
按照剩余價值理論，人力資本能創造大于自身的價值，即剩余價值。在知識經濟時代，人力資本創造的剩余價值更是存在累進性，加上其自身所具備的外溢性，與它的貢獻相比，人力資本對剩余價值的索取明顯存在反差。在發達國家，擁有技術和知識的勞動相對于資本而言逐漸成為稀缺要素，勞動雇傭資本正逐步取代資本雇傭勞動。人力資本的所有者理應在獲取工資的同時取得其資本部分產權出讓的收益，以分享剩余價值作為投資回報。發達國家的人力資本可以通過企業利潤分享制、企業價值分享制、企業所有權分享制等方式參與剩余價值分瓦，而這恰恰是許多發展中國家所不具備的。
馬克思指出:“勞動力的、資本的和土地的所有權，就是商品這些不同的價值組成部分所以會分別屬于各自的所有者，并把這些價值組成部分轉化為他們的收人的原因，閻。因此，價值源泉與價值分配是兩個不同的范疇，雖然人力資本的經濟價值依附于勞動力，但在可分配收人中，從人力資本所有者的全體和個體來看，其收益權并不能完全實現。而在不同的制度安排下，等量投資并不能取得等量收益，人力資本所有者的收益存在差異。但人力資本作為主動性資本，其所有者必然要追求收益最大化而形成人力資本流動，我國的人力資本外流正是這一問題的集中表現。人力資本素質越高，則出國的預期收益越高，從而導致大量的精英滯留國外，其中很大一部分形成永久性的人力資本外流，將會對我國未來的經濟發展產生重要影響。
三、抑制人力資本外流的思路及對策
按照國際通行計算方法，發展中國家在經濟起飛階段，出國留學人員的回歸人數與滯留人數比例的最佳狀態是2:1，這個比例被稱為“最佳黃金回歸比例”。在現階段，中國與其他發展中國家一樣，很難徹底擺脫人才國際流動中的不利地位。我們可以從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剩余價值理論中得到某些啟示，將消極因素轉變成積極因素，在一定程度和范圍內就能夠減少人力資本外流及其造成的損失。
勞動是價值的唯一源泉，但勞動的內涵、外延和具體形式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腦力勞動與復雜勞動日益居于主導位置。從整個世界經濟發展的趨勢看，人力資本對社會的價值貢獻具有“馬太效應”的增長趨勢，使生產的收益呈遞增狀態。更有意義的是，在不可再生資源匾乏時，人力資本積累還可以促使人們創造或發現新的資源作為替代物，這對存在嚴重資源隱患的中國尤其具有重大意義。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說:“勞動力發揮作用的結果，不僅再生產出勞動力自身的價值，而且生產出一個超額價值。這個剩余價值就是產品價值超過消耗掉的產品形成要素即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的價值而形成的余額?！痹谏唐方洕纳鐣?，剩余勞動表現為剩余價值的形式。因此，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同樣存在剩余價值。只是在新的社會經濟條件下，我們如何來看待剩余價值的分配問題。
盧卡斯將人力資本的增長看成是經濟增長的引擎，中國要想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縮小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就必須加大對人力資本存量的有效投資，同時采取積極的措施有效地抑制人力資本外流，為經濟增長提供不竭的內生動力。
首先，加快國內經濟發展，保持穩定、寬松的社會、經濟與政治環境。只有實現經濟的穩定增長，創造良好的環境，才能留住人才，同時吸引外流的人力資本回流，初步改變永久性人力資本外流與過渡性人力資本外流的比例，最終徹底扭轉人力資本外流現象，實現人力資本的雙向與均衡性流動。
其次，進行制度創新，通過合理的制度安排，加大人力資本參與剩余價值的分配比例，同時把對剩余價值分配的初次分配與再分配結合起來。這實際上也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基礎，因為人與人之間的和諧是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最基本的內容。勞動者參與剩余價值的分配，為和諧社會的構建創造了一種公平正義的保障機制網。
第三，建立健全人力資本市場配置機制，促進人力資本的合理流動。人力資本的合理流動是實現資源優化配置的前提和基礎，政府應積極創造良好的條件，消除對勞動力的自由遷移、流動和職業的自由選擇上的障礙，使人力資本保持強大的創新能力和經濟自由選擇權，促進人力資本在國內各區域之間的合理流動。
摘 要：隨著房地產價格不斷上漲，房屋價格成為人們熱議的話題。住房問題是民生問題，解決人民住房問題是政府的責任。目前我國實行的是商品房與保障房并存的雙軌制住房體系，高收入群體購買商品房，中低收入家庭由政府提供保障性住房。我國房價連年上升，遏制房價過快上漲也成為了國家治理房地產市場的重點所在。因此在理解分析房地產價格構成、房地產價格上漲成因及遏制房地產價格上漲提出了相關對策。
關鍵詞 ：房地產；房地產價格；對策
中圖分類號：F293.3 文獻標識碼：A doi：10．3969／j．issn．1665－2272．2015．01．015
1 房地產價格上漲原因
房地產產業作為國民經濟發展總基礎產業、先導產業和支柱產業，具有產業鏈長、關聯度大、帶動性強的特點，不僅以其自身發展直接促進經濟增長，還能有效帶動相關產業的發展。在我國現階段主要以商品房為主且房價偏高的房地產市場，有哪些因素造成我國房地產現狀，將從多方面進行分析。
1．1 房地產價格及供求理論解析
1．1．1 房地產價格構成
土地取得成本是房地產價格構成中相當大的一部分，其變動性強，不可控因素多。我國土地所有權時歸國家或集體，土地其有不可移動性、稀缺性等自然、經濟和社會屬性。房產是地上附屬物，地價與房價互為因果，需求大于供給時，房價與地價成正相關關系，地價高則房價高。同時，房價在一定程度上也影響地價，地價被預期房價左右，需求旺盛的條件下，地價漲勢也是順理成章的。我國土地歸國家所有，土地在市場交易中，更多的是被賦予了經濟價值，成為地方財政的重要來源之一。
開發成本是房地產價格構成的基本部分，主要包括房屋建筑安裝工程費、基礎設施建設費和公共配套設施建設費。開發成本作為房價的內在因素，在近年來建筑材料如鋼筋、水泥上漲，人工費用上漲等情況下，直接促使房屋開發成本的增加，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房價。
管理和銷售費用也可以說是房價影響的一個因素，這兩項費用主要包括現場管理、日常管理費用和一些不可預知的費用?，F行稅費體制對調控房地產價格有著重要作用，稅費改革有利于促進房地產價格后場合理化。投資利息可以理解為融資成本，融資成本對在現行房價影響也是越來越凸顯，我國房地產開發資金來源有國家預算內資金、國家貸款、債券、利用外資、自籌資金和其他資金，其中國內貸款、自籌和其他資金是主要資金來源，所有銀行信貸對房地產開發影響是相當大的。
利潤對房價的影響是毋庸置疑的，雖然還沒數據或研究證明房地產產業是一個暴利產業，但可以看到房價在快漲和猛跌中就可以看出開發利潤是存在很大空間的。在全社會要求房價下降的形勢下，怎樣體現利潤為低房價做出貢獻，這就要提高房地產企業的社會責任感，加強價格審核監管。通過工程的費用可以清晰的看到各部分的費用構成（見表1）。
1．1．2 房地產供求理論
供求關系是指在商品經濟的條件下，商品的供給和需求之間的相互聯系、相互制約的關系，供求關系是價值規律的表現形式之一。
房地產價格需求是指消費者這特定的時間、特定的價格所愿意且有能力購買該房地產價格的數量。大致可以把房地產需求歸為4類：消費性需求、投資性需求、投機性需求、盲目性需求。
住房問題是國家的民生問題，解決國民的住房問題在很大一部分是需要國家、政府來解決，這也是政府的職責之一。高收入家庭購買商品房，中低收入家庭住房則由政府提出相關保障，這是我國解決住房問題的綱領性思路。這也就注定了房地產市場不完全是由供求關系，價值規律來調節。供求關系能發揮到一定基礎性作用，可不能簡單的說明供求關系決定我國房地產價格。
2 房地產市場分析
我國房地產資金來源只要有國家預算內資金、國家貸款、債券、利用外資、自籌資金和其他資金。為應對金融危機，2008年下半年以來，國家加大宏觀調控政策，實施了一系列刺激經濟發展的措施。4萬億投資規模帶動地方資金，加上寬松的貨幣政策下銀行信貸規模加速擴張，2009年和2010年兩年工投放信貸16．5萬億元。房地產市場在近年異常走俏，其保值性、增值性、收益高特點成為我國的一大投資熱點，在大量資金暫時還沒找到很好的投資渠道時，就使資金更加青睞房產，在我國剛性需求下，大量資金的涌入是會進一步推動房價。
2．1 資金、金融因素
金融政策與房地產市場有密切關系，對我國房地產市場的發展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也就說金融政策對房地產市場有著一種調整的作用?？v觀1998年至今我國房地產相關金融政策，金融政策也是在不斷地調整，從開始支持鼓勵的金融政策、趨緊的金融政策到寬松的金融政策再到現在嚴厲的金融政策，金融政策的幾經變化也是對房地產調節有著不小的作用。1988年《國務院關于進一步深化城鎮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設的通知》，進一步確定了深化城鎮住房制度改革目標：停止住房實物分配，逐步實行分配貨幣化；建立和完善以經濟適用房為主的多層次城鎮住房供應體系；發展住房金融，培育和規范住房交易市場。同年，央行出臺了《關于加大住房信貸投入支持住房建設與消費的通知》，總體上這段時間金融政策對房地產市場是支持的，支持經濟適用房信貸，鼓勵開展個人住房公積金貸款，降低個人住房公積金貸款利率等等。2003年開始實行了一段趨緊的金融政策，包括對企業，對購房者。在2003年《關于進一步加強房地產信貸業務管理的通知》中就明確規定：房地產企業申請貸款的自由資金不低于開發項目總投資的30％；對購買第二套住房的購買者提高首付比例，不執行優惠住房利率等，這些政策有是有效的抑制了房地產投資及投機行為。從2008年開始，由于受到國際金融危機和出口下降影響，有開始對房地產實行寬松的金融政策。①刺激住房消費的寬松貨幣政策，2008年就提出保持房地產市場穩定，切實防范金融風險，并開始降息及下調存款準備金率；②刺激購房消費的積極財政政策，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設規模，降低住房交易稅費，支持居民購房，地方政府可以制定鼓勵住房消費的收費減免政策等。近年隨著房價的飆漲，為防止房地產泡沫，滿足居民住房需求，解決住房民生問題，金融政策嚴厲了起來。
2．2 投資因素
這幾年可以看到一種現象，很多企業在投資本行業的同時也是熱衷于涉足房地產市場，從全國“房地產熱”這種現象最少可以看出兩點：①房地產市場的確是一個盈利性非常大的行業，雖然房地產市場投資量大，收益回報周期較長，可房地產市場最后能得到的利潤空間是相當大的，特別是在當今我國房地產市場火熱時期，供不應求；②可以看出我國可投資熱點相對較少，這也促使大量閑置資金沒有得到很好的溶解，當今物價上漲明顯，貨幣保值存在壓力，資金放在銀行似乎成為了很不合理的選擇，也促使了人們更愿意選擇把資金買上一套或幾套房子，在本來市場供應缺少的情況下更是加劇了供應緊張局面，這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房地產價格上漲。
2．3 土地因素
房地產開發費用構成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用于購買土地，可以說土地價格在一定程度上確定著房地產價格。
土地開發費用包括多方面，理論計算：新開發土地價格＝（土地取得費＋土地開發費＋相關稅費＋投資利息＋投資利潤＋土地增值收益）*修正系數。農村土地取得費＋土地補償費＋安置補償費＋地上附著物及青苗補償費；舊城改造中城市土地取得費＝城市土地使用費＋拆遷安置補償費。
我國房地產企業土地方式是必須通過招標、拍賣和掛牌才能取得，目前在城鎮商品房住宅價格構成中，土地費用約占20％～50％，并有進一步上身趨勢，可以看出土地在房地產開發中式占有相當大分量的。土地稀缺、土地供應量不足是我國房地產市場的一個客觀現狀。
2．4 制度因素
2．4．1 房產稅存在問題
我國的房地產稅主要問題是有幾個方面：①租稅費界定不清，相互錯位，難以發揮土地稅種的調控作用，以稅代租、以費代稅、稅費并存；②地方稅制改革滯后，致使部分稅種政策過時，稅種政策設計不合理不能適應市場經濟的客觀要求。如現行的房產稅，內外政策不統一，不利于內外資企業的公平競爭；按房產原值扣除一定比例后的余值征收規定弊端日益突出，近年房價漲幅不斷提高，必然導致稅負輕重不一，新房稅負偏重，舊房偏輕，起不到稅收杠桿應有的調控作用；③規范的房產稅制太少。目前，我國獨立的房地產稅種只有5個。而其中城鎮土地使用稅具有準土地租金性質，是一種不規范的土地稅種，其征收目的是調整土地級差收益，然而稅率過低。
2．4．2 商品房預售制度缺陷
社會中介機構的缺位是這一缺陷產生的首要原因，商品房預售制度在運行過程中缺少律師事務所等社會中介機構的參與。律師事務所的參與，充分保障了交易雙方的合法利益，避免不具備預售條件的房屋上市交易，也避免了霸王合同的出現；同時由于律師事務所的參與，使購房者所支付的購房款得到了最大的保障，能夠真正擁有所夠房屋建設上，杜絕爛尾樓的出現。由于將房地產商整個履約行為置于律師事務所的監管下，避免了那種更改規劃，虛假承諾或承諾不兌現的情況。
登記備案機構的不統一和政府相關部門之間信息的不公開、不對稱是產生這一缺陷的次要原因。我國目前仍未建立一個統一的不動產登記制度和機構，導致了個機構之間的登記信息不對稱，交易中的購房者一方不能通過公開的渠道準確的了解所購房屋的真實情況，使個別不誠信的房地產商有了可乘之機， 如將已經進行了在建工程抵押的房屋進行銷售或抵押，這就直接損害了購房者和其它債權人和利益。因為政府部門的有關信息并不公開， 導致了購房者在購買時并不能真正知曉所購房的全部情況， 所產生了房屋預售過程中的虛假承諾和承諾不兌現等欺騙現象。
參考文獻
1 任志強．任我評說［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
2 黃金社．中國房地產市場信息解圖［M］．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10
《勞動合同法》頒行后出現的“立法震蕩”前所未有，有人因而發出了“幾家歡樂幾家愁”的感慨。筆者認為，法律是要求國民一體遵行的規范性文件，應是成熟的法治思想幾經必要的專業論證，完成立法程序后的權威結果，其必順應社會發展大勢并經得起實驗的檢驗。作為一部調整互享權利，互負義務，彼此雙向選擇的勞資雙方權利義務的民商法律規范，卻從立法高度宣稱保護合同一方當事人――勞動者的權益，并運用了行政法的立法邏輯和表述方式，這就不難理解為什么因為一部新法的頒布就驟然制造了新的勞資關系的緊張，挑起了新的社會矛盾的產生，也必然引起人們關于良法、善法的思考。筆者試圖在法律分析之外，通過權威經濟學理論的觀點對《勞動合同法》進行分析。
一、勞動價值理論分析
一切勞動都是人類的體力和智力的耗費，但不是所有的耗費都是勞動。作為有社會價值、經濟意義的勞動，一方面是人們為了生產滿足各種不同需要的商品所進行的各種特殊性質和具體形式的創造商品使用價值的“具體勞動”，具體勞動“作為使用價值的創造者，作為有用勞動，是人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即人類生活得以實現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但從實現經濟目的和社會發展要求而言，具體勞動并不能形成社會總體意義上的商品價值。只有撇開各種勞動的具體形式和特定性質，將一切勞動歸結為社會總體在腦力和體力上的支出，這種一般人類勞動即抽象勞動的凝結，“是人類勞動力在生理學意義上的耗費；就相同的或抽象的人類勞動這個屬性來說，它形成商品價值”。抽象勞動才能真正反映出商品經濟條件下人和人之間的社會生產關系，此是勞動的社會屬性。
抽象勞動作為創造價值的勞動，是勞動的社會屬性，這才是作為調整勞資關系，規范勞動行為，保障勞動價值的勞動立法斷不可忽視的關鍵?！秳趧雍贤ā分栽陬C行之后引起了勞資關系緊張這一不可否認的客觀后果，之所以誤導勞動者員工對用人單位的對立態度和無中生有“賠償訴求”的奢望傾向，乃是立法者偏重于對具體勞動自然行為的認識，而忽視了對抽象勞動的社會屬性的認知，似乎忘記了是抽象勞動而不是具體勞動創造價值這個“勞動二重性”的基本經濟學原理。作為規范勞動、勞動關系的法律規范，其應反映、調整、規范的是勞動的社會屬性，即人與人之間的社會生產關系，而絕不應限于勞動的自然屬性。如此才能體現法律規范的法治價值、社會價值、人文價值以及它所想要體現的勞動價值。同時還要考慮到，無論哪個時代的勞動價值以什么標準要素為其核心體現，其差別都是存在的，這些差別存在于勞動者自身，不同的勞動者之間以及勞動者和用人單位之間，即使在完善的勞動市場中也存在這些差別。因而就不同勞動者而言就必然存在差別勞動、差別薪酬、差別管理、差別待遇，當然還有勞動責任大小的差別。在現代，勞動的價值其實更多是以效率和效益來衡量的，在個別勞動關系中又存在著勞動態度和責任心的衡量標準。
勞動力市場的主要功能之一是，為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勞動者和追求利潤最大化的雇主提供一種在雙方之間達成良好匹配的信號和機制。然而，實現雙方之間的這種匹配是一項非常艱難的任務，這是因為，不同的勞動者在技能和偏好方面的差異很大，而雇主所提供的工作崗位在任職要求和工作環境方面也存在很大差別。實現勞動者和雇主之間的最佳匹配的過程實際上就是一個試錯過程……既然勞動合同雙方進行相互選擇結合的實質是個“試錯過程”，既然立法者意欲實現勞動者與用人單位之間長期“和諧穩定的勞動關系”，就不應該采取強調保護某一方利益的法律傾斜立場，而應使雙方的利益關系和權利交換平衡、協調，并一體平等地得到保護，使得雙方本已通過“試錯過程”的結合不要再出現“試錯結果”。在人類生產過程中，沒有社會生產關系的和諧規范、利益多元、互利雙贏，就沒有勞動生產關系的穩定建立和生產力的健康發展，因而也就談不上勞動的有效使用并體現勞動價值。只有把準了社會屬性，理順了生產關系，才能在真正意義上促進各別具體勞動與自然關系的結合，達至勞動自然屬性的實現。
我們還應注意到，在《資本論》問世一百多年后社會經濟高速發展的今天，“勞動”之涵蓋已經超越了馬克思個別具體論斷的歷史局限，股東、雇主、企業家進行企業經營管理本身就是勞動，也參與了價值和剩余價值的創造。事實上，勞資關系雙方都以所在用人單位興盛發達，效益倍增為榮，社會人士也無不希望自己因所處區域成為投資福地、經濟熱土而受益，而不愿意出現“立法恐嚇”而屏退投資者，影響用人單位存量，減少勞動就業機會，壓縮對勞動者的招雇使用渠道。雖然根據我國《公司法》及現行多種經濟成分并存、經營模式并舉的社會形勢，勞動者也同時直接是用人單位的所有者和管理者之情形不乏其例，但畢竟不可能成為全部。難道勞動者如果沒有成為用人單位的所有者和管理者，不能參加企業的有關決策和利潤分成，就必然要形成勞資關系的對立，造成勞動關系的緊張嗎？若其如此，則恰恰不能維護勞動者的利益，甚至連勞動者的勞動權利都受到影響。因為不符合馬克思的勞動力商品理論。
二、勞動力商品理論分析
被奉為“勞工階級的圣經”的《資本論》，對勞動力作了一個確當的經濟學定性――商品，馬克思指出，勞動力成為商品，是貨幣轉化為資本的前提。英國著名經濟學家馬歇爾，在其“揭示市場經濟奧妙”的鴻篇巨作《經濟學原理》中指出：作為生產要素的工人在交易時出賣的只是勞動，并不是他本身。作為具有人格權的勞動者本身不是商品，而勞動者所擁有的勞動力（技能、智力、體力）是商品，所付出的勞動是商品，勞動具有價值和交換價值。雖然權威經濟理論予勞動力以特殊商品之定性，但依然屬于商品范疇，依然要服從商品經濟規律，欲使商品實現其價值，必須是商品所有者與相對人發生關系以及商品互相發生關系，如果商品未能基于需和求而進行買賣交換，只停留在自己原來的形式上，其價值就不可能會實現，其價值量就永遠不會改變。要實現勞動和勞動力商品的價值，就必須要實現勞動力商品所有人勞動者與勞動力商品需求者用人單位之間的關系對接、達成合作、互利雙贏。勞動者在用人單位通過自身勞動以及勞動能力的付出取得報酬，從而實現將勞動物化為商品，完成商品價值的創造。
任何商品都有價值，作為特殊商品的勞動力也有其價值，雖然與其他商品不同的是，勞動力的價值規定包含著一定的歷史的和道德的因素，但應注重的一個前提是，保障勞動者的勞動權是最大的道德價值和歷史現實，是實現勞動者生存權、經濟權、社會權最大的價值。勞動力在任何社會都是生產的基本要素，如果我們不給勞動力與生產活動相結合的機會，以道德綁架的立意或者權利衛士的面目出現，在客觀效果上卻阻止了勞動力作為商品實現其價值的途徑和可能，限制了商品所有者權利的行使，制造了勞動權利實現的障礙，那么，作為商品（勞動力）的所有人勞動者空懷商品而不能兌現其價值，空談權利何用？事實上，勞動力的賣者，和任何別的商品的賣者一樣，實現勞動力的交換價值而讓渡勞動力的使用價值。他不交出后者，就不能取得前者。勞動力作為商品實現其價值的前提就是有機會付出勞動，勞動力作為商品被使用或被消費的結果也是要付諸勞動，雖然消費勞動力的同時會創造剩余價值，然而我們只有把勞動力的價值與使用勞動力所創造的價值區別開來，才是理解價值增值過程的關鍵，前者創造的自身價值是勞動者實現生存價值、經濟價值和社會價值的必要手段，甚至是基本要求；后者創造剩余價值，就是創造了人類財富，就是創造了歷史發展、社會繁榮的資本。沒有資本的積累和財富的創造，就沒有時代的進步。
剩余價值的實現，社會財富的創造和積累，絕不僅僅依靠勞動和勞動力本身就可以實現的，只有勞動者與勞動對象原料相結合才能出成果。企業將各種生產要素――主要是資本和勞動力――加以組合，以生產出能夠在某一特定產品市場上銷售的產品和服務。就勞動過程所必需的一切要素即物的要素生產資料和人的要素勞動力結合而言，沒有用人單位就業平臺就沒有勞動者的就業機會，也就沒有勞動力商品價值實現的條件；沒有資本擁有者和投入者提供生產資料、設備、土地、原料等勞動條件，勞動力就沒有其勞動對象，甚至連勞動的自然屬性都無法實現；沒有資本運營者和商品市場平臺，勞動產品甚至沒有交換價值的實現基礎，充其量只剩其使用價值而無價值，剩余價值也就無從談起。而剩余價值創造所形成的資本積累，是社會經濟發展進步的基本追求，同時也是人類財富不斷增加的原因和結果。應該說，勞動力價值的實現和剩余價值的創造，乃是勞動價值體系和勞動者自身價值同時存在的兩部分，二者是對立統一的關系。
無論是創造自身價值來實現和保障勞動者的基本權利，還是創造剩余價值實現社會財富的積累和增值，都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如若對勞動者是否創造應有的價值，遵守應有的勞動規范予以忽視，對用人單位利用勞動力商品實現應有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不予支持，認為增加用人單位的用工成本、管理成本、違法成本就是“勞動工的勝利”，那么，“雇主就會產生這樣一種沖動，即通過采用一種更多依賴資本，而更少依賴勞動力的技術來降低成本。由于雇主向更為資本密集型的生產模式轉移，這就必然造成它們的勞動力需求數量下降，這種效應被稱為替代效應”，甚至不排除采取關門大吉，自我消失的做法，此則絕不利于勞動力商品所有人勞動者基本利益的實現，當然也不是我國勞動立法應當追求的效果。所以，勞動立法只有在深刻認識到勞動者所擁有的商品是其自身內在具備的勞動力，而如果一個商品擁有者欲有償付出自己的商品，卻首先被設定與有償利用其商品的人的對立，我相信，絕無“商品交易”的機會。請記住“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在二百多年前的告誡：“人們的勞動所有權一切其他所有權的基礎，應該是最為神圣不可侵犯的。體力與技能是一個窮人所擁有的全部世襲財產，如果不允許他按照自認為正當的方式，在不傷害他人的條件下，運用他們的體力與技能，顯然就侵犯了他最神圣的財產。這不但侵犯了勞動者的正當自由權，而且還侵犯了雇主們的正當自由權。……這顯然是一種粗暴無理的行為”。
三、勞動就業理論分析
勞動是創造財富的源泉，而要增加社會財富積累，發展國民經濟，一方面要提高勞動生產率，另一方面就是要完善勞動力市場，增加勞動力需求，擴大就業機會。只要國民收入和資本沒有增加，對勞動者的需求就不會增加。而收入和資本的增加，事實上，就是國民財富的增加。那么，勞動力需求的增加或減少取決于什么？從社會資本存量而言，取決于社會財富的多寡，取決于企業利潤的多少；從勞資關系雙方而言，取決于用人單位的總量存在，取決于用人單位的用人意愿及用工環境，絕不取決于勞資雙方的對立和立法的威嚇，更不可能取決于勞動者工人自己。除非如新馬克思學派理論家認為，工人要想得到真正公正、合理的利益，必須直接成為企業的所有者和管理者。若如此，《勞動合同法》則失去了調整對象，失卻了立法前提和立法意義，當然在客觀現實上也不可能。就業狀況歸根到底寄希望于勞動力商品的“買方”――用人單位。而用人單位的就業結構、崗位設置、用人規模，以及對勞動力的客觀需求與招用勞動者的主觀意愿，則當然又受制于用人單位所處的社會環境、經濟環境、法律環境和勞資關系狀況。然若立法不慎，刻意偏頗，拋卻法治思想，而以道德架綁理念主導立法思維和法意表達，誤導勞動者無來由的“維權”和不切實際的訴求，則必然不可能促使和實現用人單位提供或增加就業機會，其結果只可能會出現“立法性失業”。
馬克思之所以能夠通過勞動創造剩余價值現象，發現了資本剩余價值理論，進而揭示剩余價值的本質，引導人們探究資本和財富的深層奧秘，其歷史前提就是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分工的出現。社會分工提高了勞動效率，開發了人力資源配置領域，大大推進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使得勞動力需求擴大，就業機會廣泛，從而為剩余價值這一偉大理論的發現提供了經濟條件和社會基礎。而我國現實的根本任務依然是要大力發展生產力，以實現各地區、各民族、各階層的共同富裕，而共同富裕是以財富積累、資本豐裕、國家強盛為基礎的。我們還沒有完成財富充分積累，尚未實現共同富裕的愿景，我國的現狀依然是勞動力資源豐富與就業機會不充分之間的矛盾相當突出，用人單位的用人自無法在法律意義上得到落實和保障，從而導致人力資源配置不當、就業渠道不暢的問題相當嚴重。高失業率下的經濟發展不是健康發展，不利于可持續發展，只有經濟的健康發展，才能保證誕生更多的企業工廠、用人單位，從而產生更多的就業崗位。所以，若欲構建和發展和諧穩定的勞資關系，保持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其重要的措施之一就是從勞動者的根本利益出發，扶持和保護企業的健康發展，培育就業土壤，廣開就業門路，盡可能地為勞動者造就實現其勞動力商品價值的機會。
從根本上講，勞資雙方盡管存在著利益上的局部沖突的個案，但絕不存在本質上的固有矛盾，更不存在廣泛性地勞資爭訟。而對于逃薪雇主、非法煤窯、黑心磚窯等嚴重侵害勞動者權利乃至生命健康的違法行為的懲處和遏制，若意欲用勞動合同的規范和處罰，通過增加其“用工成本、管理成本、違約成本、違法成本”懲戒行為者，警戒其他人，則只能是一廂情愿的臆想，其結果反而會“一竿子打翻一船人”，這種立法威懾則令正常用人單位產生難以消除的用人顧慮。我們應認識到，就業機會或就業崗位不僅已經成為各國國內的不同人群相互競爭的“稀缺資源”，而且也成為世界各國之間相互爭奪的“稀缺資源”。這個“稀缺資源”存在于用人單位，如何利用和開發也取決于用人單位，為實現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最大化，用人單位會根據資源狀況、社會現實、法律環境、勞動管理成本，合理地安排人、財、物等生產要素。而從生產要素市場中之勞動力市場來看，勞動力這一生產要素較之土地、資本、技術和信息等更為用人單位難以把握和控制，作為人與人之間的雙向活動的勞動關系，除了勞動力供求矛盾、崗位結構性矛盾、生產季節性用工矛盾、勞動者工作適應性矛盾、用人單位調工調薪矛盾等各種摩擦之外，更重要還在于立法導引下的用工環境性摩擦、糾紛群體性摩擦、裁判道德化摩擦，以及爭訟接力性摩擦。這必將使用人單位在必要的生產成本之外，無端地擴大用工成本、管理成本、應訴成本，也必將使得用人單位根據價值規律調整生產要素配置，縮水生產規模，裁減用人崗位，甚至以“自殺式”方式自斷“經脈”，關門大吉。這是商品經濟規律在勞動力市場上應對方式的必然反映，但在客觀上不利于《就業促進法》所表明的“國家把擴大就業放在經濟發展的突出位置，實施積極的就業政策，堅持勞動者自主擇業、市場調節就業、政府促進就業的方針，多渠道擴大就業”這一基本經濟政策的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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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稀有商品 社會必要勞動時間 社會總勞動
稀有商品的價值決定問題,是長期以來一直未解決的基礎理論難題之一。李嘉圖曾經認為,“有些商品的價值,單只由它們的稀少性決定”(李嘉圖,1976)。其實,稀少性和購買欲只是稀有商品價值高的表面現象,稀有商品的價值實際上是由人們耗費在它身上的勞動和社會總勞動分配到它身上的勞動共同決定的。澄清這一理論難題,不僅具有捍衛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科學性和權威性的理論意義,而且對于稀有商品在交易中的價值確定問題也提出了科學的依據。
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兩重含義
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有兩重含義:其一是指同一部門內部生產同種商品的必要勞動;其二是指在整個社會范圍內,根據社會對某種產品的需要,把社會總勞動分配到各個不同部門的必要勞動。對于稀有商品的價值決定而言,關鍵在于理解社會必要勞動的第二重含義。馬克思在分析商品價值決定時,首先撇開其他社會因素的影響,僅就部門內部的直接生產過程來論述商品價值的決定問題。
馬克思指出:“只是社會必要勞動量,或生產使用價值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該使用價值的價值量”。在本部門內部,商品的價值量取決于本部門生產該商品所耗費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如果生產該商品所耗費的個別勞動時間恰好等于本部門內部生產該商品所需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那么該商品的全部價值就得到實現和補償;如果生產該商品所耗費的個別勞動時間少于本部門內部所需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那么該商品的價值不但得到全部實現,而且還會獲得一份超額價值;如果生產該商品所耗費的個別勞動時間高于本部門內部所需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那么該商品高出的價值部分則不會被社會所承認。但是,當商品對外交易時,單用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第一重含義去理解商品的價值決定就遇到了難題,這一難題表現在許多商品的價值雖然符合本部門內部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但卻不被社會所承認。要解決這個難題,就必須從整個社會總勞動時間來研究商品的價值決定。
馬克思還結合其他社會因素的影響,對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又作出新的研究結論:即當商品面向對外交易時,它的價值不再只是由本部門內部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來決定,還要由社會總勞動分配到該部門的勞動時間來決定。
馬克思指出:“如果說個別商品的使用價值取決于該商品是否滿足一種需要,那么社會產品總量的使用價值就取決于這個總量是否適合于社會對每種特殊產品的特定數量的需要,從而勞動是否根據這種特定數量的社會需要按比例地分配在不同的生產領域”。所以,“社會需要,即社會規模的使用價值,對于社會總勞動時間分別用在各個特殊生產領域的份額來說,是有決定意義的”。
因此,只有當本部門所耗費的社會必要勞動恰好與社會總勞動分配到該部門的勞動相等時,其商品的價值才能得到最終的決定和社會的承認。可見,一種商品即使生產它時耗費了本部門內部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但并不等于說可以按照價值出售,還必須看它是否符合社會總勞動分配到這類商品的勞動時間。如果生產這類商品所耗費的勞動時間低于社會總勞動分配到該類商品的勞動時間,那么該類商品就會高于生產其本身的必要勞動時間的價值出售;如果生產這類商品所耗費的勞動時間高于社會總勞動分配到該類商品的勞動時間,那么超過部分的價值則不能實現。當社會所需要的某種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量大于社會實際分配給該部門的勞動量時,市場上的該種商品就會供不應求,利潤增加。當社會所需要的某種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量小于社會實際分配給該部門的勞動量時,市場上的該種商品就會供過于求,利潤減少。
稀有商品的價值是由多重因素組成
現在來考察稀有商品的價值形成過程。誠然,古董、珍玩、詩書、字畫等稀有商品,由于具有稀缺性、獨特性、不可替代性和不可再造性的特征,是不能由現在進行大批量地生產的,即使能,那也只能是復制,這樣就失去了稀有商品的存在意義。據此,人們很容易得出物以稀為貴的結論,并認為隨著社會購買欲的增加,這類商品的價值也會增加。如果此觀點成立的話,那么在許多能無限制地生產的商品中,有些商品為什么能成倍地高出其本身的價值來出售,這種現象顯然是不能用稀少性和購買欲來解釋的。所謂稀少,只是相對于需求而言的,當一種商品遠遠求過于供,才顯得稀少。
稀少的東西必須是有用物,沒有用的東西就毫無價值,并且這些稀少的東西必須是人類的勞動產品,沒有經過人類的勞動而存在的東西,即使具有很大的使用價值,它也根本無價值可言。因此,物的稀少性是不能決定價值的。至于購買欲,只是因為社會對該類商品的需求增加,而該類商品卻遠遠供不應求,才表現為社會購買欲的增加。一旦該類商品供求平衡或供過于求時,社會購買欲高漲的現象就會消失,因此,購買欲也不能決定商品的價值。所以,稀少性和購買欲只是稀有商品價值高的一種表面現象,稀有商品價值高的真正原因還得從勞動價值中去尋找。馬克思指出:“金剛石在地殼中是很稀少的,因而發現金剛石平均要花很多勞動時間。因此,很小一塊金剛石就代表很多勞動”。有些人花費了大量的勞動時間,連金剛石的影子也找不到;有些人卻因為十分偶然的機會就獲得了它,而偶然獲得它的人卻以千百倍于發現它所耗費的時間價值來出售。理由很簡單,因為它取得了獲得金剛石所費的勞動時間的平均數。
馬克思指出:“假如能用不多的勞動把煤變成金剛石,金剛石的價值就會低于磚的價值”。稀有商品之所以會價值連城,這是因為它們是勞動極其復雜、藝術性和技巧性極高的商品。生產一般商品的目的是為了滿足人們的某種特殊需要,因而一般商品的價值就是由生產該商品時所耗費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生產稀有商品的目的是為了滿足人們情趣、審美、觀賞、收藏和增值的需要,因而稀有商品不僅包括前人生產時所耗費的價值,而且還包括后人在長期的收藏過程中新增加的價值。因此,稀有商品的價值是由多重因素組成的。
首先,稀有商品在生產過程中耗費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不同歷史時期生產的稀有商品所耗費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也是由當時社會的平均生產條件和技術條件決定的。在古代社會,生產水平和技術水平低下,要完成一件稀有商品的生產,其制成過程是相當艱巨的。可見,生產稀有商品的勞動是一種復雜勞動,復雜勞動是倍加的簡單勞動,因而稀有商品的價值自然要比一般商品的價值大得多。
其次,稀有商品在尋找、鑒定、勘誤過程中耗費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稀有商品在尋找過程中,需要花費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同時,稀有商品是人類歷史保留下來的物質文化,需要對稀有商品的藝術門類、制作年代、知名程度和存世數量進行全面的鑒定。另外,稀有商品市場也是偽作泛濫、贗品充斥、以假亂真的現象普遍,因而需要對稀有商品進行勘誤。以上勞動都是復雜程度極高的勞動,這種勞動凝結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會更多。
再次,稀有商品在修補、裝裱、保管過程中耗費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稀有商品由于歷代承傳、天災人禍、風化腐蝕等因素造成損傷是難免的,需要進行大量收藏方面的勞動,這些勞動創造了大量的新價值。
最后,稀有商品在社會評議、比較、淘汰、競爭過程中耗費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稀有商品是獨有的藝術作品,需要對其藝術品位、文化內涵、歷史價值和科技含量進行科學的測定和判斷,這些勞動必然使稀有商品的價值倍增。
社會總勞動分配是由生產力水平所決定
社會總勞動時間的分配是由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水平決定的。人們不可能超越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水平去奢求種種享受。在生產力水平極端低下的古代社會,人們要為生產賴以生存的物質耗費絕大部分的時間。因此,社會總勞動分配到物質方面的勞動時間就多,而分配到精神文化方面的勞動時間就少。在當時,人類社會首先要解決生存問題,而要解決生存問題,就必須進行大量的物質資料的生產。由于當時生產條件和技術條件的限制,人類社會的勞動成果除滿足自身的需要之外,剩余是不多的,在這種情況下,能夠消費稀有商品的只能是皇室貴族,而廣大勞動人民是不能有這種奢望的。
隨著社會生產力的不斷發展和人類物質文明的不斷進步,生產維持人類生存的物質所耗費的勞動時間便越來越少。同時,隨著人民生活水平和文化修養的普遍提高,人們便向社會提出了更多的精神和文化方面的需求,這在客觀上就驅使社會總勞動必須進行重新的分配,使分配到精神和文化方面的勞動時間的比例越來越大。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社會生產力得到空前的發展,尤其是人們在物質利益方面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迎來了繁榮昌盛的大好局面,這種大好局面正是稀有商品經濟價值得到充分體現的基礎。
中國人素有“亂世黃金、盛世收藏”之說,太平盛世使社會的物質產品極大豐富,人們在物質生活的需求得到充分滿足的前提下,便會追求精神和文化生活的多樣性,從而有興趣收藏稀有商品。所以,稀有商品的需求增加是經濟繁榮和社會穩定的內在要求,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
現在假定,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社會需要100件同一內容的古董來滿足人們已經增長的精神和文化方面的需要,而獲得一件這樣的古董平均要耗費100個勞動小時(包括各種勞動在內),這樣,要獲得100件古董,社會總勞動就得分配10000個勞動小時。但是,這件古董已無法再生產,因為它的制作者早已辭世而去,在這種情況下,這件古董就獨占了本來獲得100件古董的社會總勞動分配的10000個勞動小時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也就是說,這件古董代表了10000個勞動小時的價值?，F在,這件古董不但在物質上承擔起滿足整個社會需求的任務,而且在價值上承擔了本來是屬于100件古董所有的價值,這就是這類商品的價值為什么要千百倍于高出它自身價值的真正原因。
隨著社會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社會對這類商品的需求越來越多,社會總勞動分配到這類商品的勞動時間也會越來越多,這種不能在現在無法重復生產的商品獨占的勞動時間就越多,其價值將會越來越大,這就是價值規律作用的內在規定性,也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有人認為,稀有商品昂貴是價格的上漲,并不是其社會價值的增加,這種觀點顯然是違背經濟學常識的。
價值是由勞動量決定的,價格則是價值的貨幣表現形式。在市場上由于供求關系的變化,價格始終圍繞價值上下波動,無論怎樣波動,總是以價值為基礎,決不可能離開價值無限制地上漲或下降,這是價值規律的作用所決定了的?？梢?稀有商品的價值增加,不單純是生產和收藏過程中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增加,更重要的是社會總勞動分配在它身上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增加。
結論
綜上所述,稀有商品的價值是由人們耗費在它身上的勞動和社會總勞動分配到它身上的勞動共同決定的,這是馬克思勞動價值理論所揭示出來的科學論斷。李嘉圖沒有認識到這一點,因此在用勞動價值解釋稀有商品的價值決定時就遇到了不可跨越的難題,最后只得用稀少性和購買欲來說明問題。我們不能被這種稀少性和購買欲的表面現象所迷惑,應當堅持勞動決定價值的正確觀點,充分認識馬克思勞動價值理論的科學價值和指導意義。同時,這一理論難題的澄清,從根本上解決了稀有商品交易的價值基礎問題,使稀有商品交易市場沿著健康的道路發展。
參考文獻:
1.李嘉圖.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M].商務印書館,1976.7
2.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