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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016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4）02-0008-02
一、空間經濟學的產生
空間經濟學發端于20世紀90年代初，日本京都大學教授藤田昌久（2004）回憶了空間經濟學誕生的過程[1]：保羅·克魯格曼于1991年發表了《規模經濟和經濟地理》（Increasing Return and Economic Geography），提出了“核心-邊緣”模型這一空間經濟學中最基本的模型。幾乎是與此同時，英國倫敦大學教授維納布爾斯也開始將空間經濟學的模型應用于國際經濟問題的研究。1991年11月，藤田昌久在波士頓召開的北美地域學會上認識了克魯格曼，兩人于是開始了合作研究。經過近5年的努力，他們三人完成了對空間經濟學初始階段的研究。1996年，在東京召開的一次國際會議上，他們商定將三人的研究成果整合成一本研究生院水平的系統的專著。從那一年的6月開始，他們通過3年的共同努力，完成了由三人合著的《空間經濟學：城市、區域與國際貿易》一書，并于1999年出版發行，標志著空間經濟學的正式成型。
二、空間經濟學溯源
空間經濟學的產生時間并不長，但在經濟學產生的初期，先賢們就將空間與經濟問題結合在一起進行分析了。亞當·斯密在其1776年發表的歷史性巨著《國富論》中，以及在后來的大衛·李嘉圖還有之后的卡爾·馬克思都把地理空間和經濟問題結合在一起進行了分析，并沒有忽視空間這一客觀存在的因素。追根溯源，應該說德國的古典區位理論是空間經濟學的源頭。德國學者杜能通過自己親自經營農莊10年，來研究德國農業的經營模式和產業化問題，并于1826年發表了《孤立國同農業和國民經濟的關系》一書。這標志著區位論的開創。在書中，杜能認為貨物運輸的花費將消耗一部分李嘉圖經濟租，他還開創了城鄉聯系研究的范式，其提出的“杜能圈”成為了區域經濟學以及后來的空間經濟學的理論基礎。由于杜能的開創性的貢獻，他被著名的區域學家沃爾特·艾薩德（Walter Isard）稱為“區位論之父”。
到了19世紀末，德國完成了第一次工業革命，并迅速成為第二次工業革命的策源地之一。是時，資本主義也正由自由競爭向壟斷競爭過渡，第二次工業革命的不斷深入和鐵路系統的不斷完善以及國際貿易的增長引發了產業轉移和工業布局等一系列的問題，這些問題使研究區位論的學者們產生了極大的興趣，成為了他們研究的重點。19世紀80年代，德國學者勞恩哈特（Wilhelm Launhardt）利用“結點原理（node theorem）”對區位的分布問題進行了幾何求解，并首次提出了基于資源供給和產品銷售約束的運輸成本最小化的廠商區位擇優問題。在勞恩哈特之后，1909年阿爾弗雷德·韋伯（Alfred Weber）出版了《工業區位論》（Industrial Location Theory）一書，這標志著工業區位理論得以開創，這也使韋伯成為了第一個對工業區位理論進行系統分析的經濟學家。韋伯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對一般區位理論進行了科學的表述。他將影響區位的因素歸納為區域性和集聚兩類因素，他認為，工業在區域層面上如何布局，受區域性因素的影響，而廠商在區域內何地集中，則受到集聚因素的影響，也就是這一地方一定是集聚力和分散力均衡的結果[2]。
1933年，沃爾特·克里斯塔勒（Walter Christaller）出版了專著《德國南部的中心地》，系統地闡述了中心地理論。后來的奧古斯特·勒施于1939年出版了《空間體系經濟學》一書，勒施創造性的將一般均衡理論應用于空間問題的研究，并建立和發展了工業區位理論、經濟區理論以及市場區位理論。
1956年，美國經濟學家沃爾特·艾薩德（Walter Isard）發表了《區位和空間經濟》（Location and Space—Economy）一書，將前人的研究整合成為一個較為容易處理的框架，區位問題被處理為一個標準的替代問題，即廠商可以被看作是在權衡運輸成本與生產成本。這是艾薩德的開創性的貢獻[3]。作為西方區域經濟學創始人的艾薩德反對在一般均衡分析的過程中不考慮空間因素，而主張將地理學和經濟學結合起來。艾薩德盡管最終也沒有能將空間因素成功地納入經濟學的主流之中，但他卻成功地開創了曾經一度非常流行的區域科學。1964年，阿隆索（W.Alonso）在其出版的著作《區位和土地利用》（Location and Land Use）一書中，建立了一個“單中心城市模型”，與杜能的模型相比有了相當的進展。
1969年，雅各布斯（Jane Jacobs）出版了其專著《城市經濟》（The Economy of Cities），這意味著城市經濟學科的興起。該學科將城市系統和城市內部空間結構列為了研究對象，但是與杜能模型一樣對于城市形成的原因并沒有能給出很好的解釋。特別是模型中關于單中心城市的假設與現實世界偏離太大，削弱了對現實的解釋能力。
三、空間經濟學被成功納入經濟學的主流分析框架
空間要素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沒有能夠被成功的納入經濟學的主流的分析框架，這并不是主流經濟學家們故意忽視的結果，而是由于它本身存在著主流經濟學家們所無法處理的技術難題，即存在收益遞增條件下的市場結構。對此保羅·克魯格曼有一個非常貼切而形象的表述，他認為，如果我們沒有找到某種方法來處理規模經濟和寡頭廠商的問題，那么我們就根本無法找到研究空間經濟學正確的方向，這也正如地理學家沒有去認真研究山脈的位置是因為他們知道他們手中并沒有可以能很好的解釋山脈成因的模型一樣，經濟學家沒有去研究經濟的空間方面的問題也是因為他們深刻的認識到空間因素還無法納入經濟學主流的分析框架之中[4]。這樣的局面一直到了1977年才得以徹底地改變。這一年迪克西特（Avinash Dixit）和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發表了著名的論文《壟斷競爭和最優產品多樣性》（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and Optimum Product Diversity），他們為劍橋大學的羅賓遜（J.Robison）和哈佛大學的張伯倫（Edward Chamberlin）提出的壟斷競爭思想賦予了近乎完美的模型表述，該模型被稱為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壟斷競爭模型。這一技術工具的提出為把空間要素納入主流的分析框架成為內生變量提供了可能。
四、空間經濟學基本框架的初步形成
1991年，美國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在《政治經濟學雜志》上發表了《規模經濟和經濟地理》一文，創新性地在空間經濟問題的研究中運用了規模收益遞增與壟斷競爭的分析工具以及保羅·薩繆爾森（Paul Samuelson，1952）的“冰山運輸成本”（薩繆爾森認為可以想象貨物在運輸過程中像冰山一樣“融化”了一些，最終到達目的地后這些損失的部分就是運輸成本）交易技術來研究空間經濟問題，提出了“中心-”模型。此后，通過克魯格曼、藤田、維納布爾斯、福斯里德、馬丁、奧塔維諾、蒂斯等學者的不懈努力，1999年出版了克魯格曼、藤田昌久和維納布爾斯的《空間經濟學：城市、區域與國際貿易》，2002年出版了藤田昌久等人的著作《聚集經濟學：城市產業區位與區域增長》（Economics of Agglomeration：Cities，Industrial Location，and Regional Growth），2003年出版了鮑德溫等人著作《經濟地理與公共政策》（Economic Geography and Public Policy），2005年出版了森知也和亞歷山德羅的《技能、集聚與分割》（Skills，Agglomeration and Segmentation），還出版了亨德森和蒂斯主編的區域和《城市經濟學手冊》第4卷《集聚與經濟地理學》（Agglomeration and Economic Geography），至此初步形成了較為完整的空間經濟理論的基本框架。
結語
將空間與經濟問題結合在一起進行分析可以一直追溯到亞當·斯密。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一代又一代的經濟學者試圖將空間要素納入經濟學的主流的分析框架，但都沒有取得決定性的進展。這并不是主流經濟學家們故意忽視的結果，而是由于它本身存在著主流經濟學家們所無法處理的技術難題，即存在收益遞增時的市場結構問題。直到1977年，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的壟斷競爭模型克服了技術障礙，而保羅·克魯格曼所提出的“中心-”模型最終解決了這一問題，并經過克魯格曼、藤田昌久、維納布爾斯、福斯里德、馬丁、奧塔維諾、蒂斯等學者的不懈努力，初步形成了較為完整的空間經濟理論的基本框架。
參考文獻：
[1] 陳建軍.要素流動、產業轉移和區域經濟一體化[M].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9：24.
傳統分享經濟理論的形成以1984年美國麻省理工大學教授的馬丁•威茨曼的《分享經濟》一書的出版為標志。該理論的產生主要是為消除西方國家“停滯膨脹”現象提供一種理論的方法。認為產生“滯脹”的原因在于資本主義制度中現存工資結構的不合理，提出了采用分享制度代替工資制度的主張。如果說如何分享企業利潤是分享經濟研究的內容，那么馬克思應該是研究分享經濟的鼻祖。因為馬克思畢其一生所研究的《資本論》，就是在探索一種沒有剝削的，更加公正、公平的經濟形態。那么在指導下，所建立的社會主義經濟就是一種典型的分享經濟。社會主義分享經濟理論是1981年由中國學者李炳炎提出的。他提出的“凈收入分成制”就是將凈收入在國家、企業、職工個人三個經濟主體之間按一定的比例分享發展成果。但是隨著移動互聯網的廣泛普及，及大數據和云計算等領域的應用，傳統分享經濟理論的內涵與外延在不斷擴大。從傳統企業內部利潤分享的模式發展到現在“使用而不占有”的模式。
一、威茨曼分享經濟理論
馬丁•L•威茨曼是美國著名的經濟學家，麻繩理工學院的經濟學教授。他的分享經濟理論是西方發達國家最有代表性的。先是針對失業間題發表了《報酬遞增和失業理論基礎》(1982)一文，對古典經濟學和凱恩斯主義經濟學關于失業的觀點進行了總結，認為經濟系統自我調整能力的有限性(工資豁性)是非自愿失業存在的重要原因。次年，他又發表了《選擇性薪酬制的宏觀經濟意義》(1983)，對傳統工資制和分享制進行比較，并提出了分享經濟的幾個主要觀點。當哈佛大學1984年出版了他的標志性成果《分享經濟》著作后，作者又補充發表了《利潤分享的樸素宏觀經濟學性質》(1985)等文。由此，馬丁•L•威茨曼教授的分享經濟理論正式形成。馬丁•L•威茨曼教授的分享經濟理論認為資本主義制度出現“滯脹”是因為現存工資制度的不合理。傳統工資制度下，工人工資與企業經營好壞無關，只與外部經濟環境有關。如果遇到經濟蕭條，總需求減少，企業出于盈利的目的只能通過裁員的方式來節省成本，工人的大批失業勢必加深需求不足，使經濟進一步惡化。那么如何改變現存工資制度呢，威茨曼認為“我們要選擇一種具有自動抵制失業和通貨膨脹功能的報酬機制，即工人的工資與某種能夠恰當反映廠商經營的指數相聯系?！?/p>
二、傳統分享經濟理論對現代分享經濟的啟示
威茨曼的分享經濟理論并未觸及西方經濟學原有的經濟范疇，只是為了對資本主義制度加以改良，通過分享制調整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為挽救資本主義私有制服務。所以難以克服資本主義“滯脹”危機。而李炳炎社會主義分享經濟理論的分享經濟理論以科學的勞動價值論為基礎,從社會主義商品特殊的價值構成出發，是對傳統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作出重大突破和發展基礎上的新設想?？梢酝ㄟ^改革分配制度,實現按勞分配，以鞏固壯大公有制，使勞動者致富，為勞動人民的共同富裕服務。所以，傳統分享經濟理論給我們的啟示主要有兩點：一是必須適應我國國情；二是必須具有中國特色。
三、分享經濟理論必須契合中國經濟新常態背景
傳統分享經濟理論主要是通過企業內部利潤分成來改善現有工資制度，從而提高工人的抗風險能力與積極性，進一步促進公平。傳統的分享經濟理論僅僅停留于企業的微觀層面，現有的分享經濟理論無論在廣度、深度還是影響力上都遠遠超過以前，是傳統理論的深化發展?，F代分享經濟理論更多聚焦于整個社會層面，是通過全社會層面的閑置資源使用權分享，通過化解產能過剩、提高資源使用率以及樹立綠色發展理念，進一步促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真正適應中國經濟新常態的戰略背景，從而避免中國經濟出現“硬著陸”的風險。我國分享經濟的發展，分享經濟理論體系的形成，必須充分適應我國國情，必須充分契合經濟新常態的背景。要從國家戰略高度對分享經濟的發展進行謀篇布局，才能真正解決中國經濟發展面臨的問題。
四、加快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分享經濟理論體系
我國分享經濟的發展，在立足于我國國情的基礎上，必須加快中國特色話語體系建設。這就啟示我們要基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這個大背景，根植于中國經濟新常態的土壤，必須加強理論的指導，努力培塑具有中國特色話語權的理論體系。一方面是加強“理論自信”的使然。如何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自信，必須通過加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自信來實現。如何促進我國分享經濟的健康發展，同樣必須增強中國特色分享經濟的理論自信。這種理論自信就根植于理論的指導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支撐。另一方面是增強我國分享經濟核心競爭力的必然。從數量與體量上看，我國分享經濟在全球名列前茅。從參與人數和參與廣度與深度上，我國分享經濟在全球也是名列榜首?？芍^正在領跑全球經濟。如果我國分享經濟的理論基礎只是建構在西方理論體系之上，如何能保持我國的核心競爭力？理論體系就是話語權，就是核心競爭力。要想真正領跑全球經濟，搶占分享經濟的跑道，就必須抓住分享經濟的話語權，用理論說話。
參考文獻：
[1]李炳炎.社會主義成本范疇初探[J].中山大學研究生學刊(文科版),1981(4).
[2]李炳炎.勞動報酬不構成產品成本的內容[J].經濟研究,1982(2).
[3]李炳炎.關于建立以凈產值為中心的企業核算新體系的設想[J].財政與會計,1983(6).
[4]李炳炎.新成本論—-一種新的社會主義經濟理論及其實踐形式[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4.
中圖分類號：A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914X（2016）11-0182-01
人們習慣性地認為經濟危機根源，由于生產社會化與資本主義私人占有之間存在矛盾。而現實狀況是，在資本主義社會發生經濟危機的同時，社會主義社會也不同程度上的承受這經濟危機帶來的影響。2007年底，美國的次貸危機引發了全球性的經濟危機，而與此同時，一些社會主義的也卷入經濟危機，比如說中國。而辯證地堅持和發展解決經濟危機的根源，適時地調整措施來發展符合實際情況的經濟的理論又成為重中之重。
一、堅持
究其根本原因，經濟危機的本質和根源，就是生產社會化與資本主義私人占有之間存在矛盾。首先，資本主義生產的就是剩余價值的生產，正因為資本主義企業對剩余價值不斷追求，迫使其盲目擴大生產。而在這個擴大生產的過程中，又會造成資本積累和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最終致使無產階級貧困的發生。長期發展下去，必然會造成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本質上是生產相對過剩的危機。經濟危機不僅帶來了股票大幅度跌落、房地產價格縮水等影響，同時也使得失業率急劇上升，CPI指數更是日漸攀升，人們的生活質量明顯下降最終使得受害最深的還是普通勞動群眾，生活質量明顯下降。
其次，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生產關系與社會生產力不相適應，突出表現表現在生產資料占有者與勞動者之間存在切實的對立。資本主義社會私有制沒有辦法解決和社會化大生產之間的矛盾。而社會主義公有制卻能夠成功地解決這一矛盾，也就取代了資本主義私有制在這之中發生的作用。但從唯物史關的角度上來看，要想切實地解決經濟危機，緩解經濟危機帶給社會的各項問題，就要順應歷史發展規律，用社會主義公有制取代資本主義私有制，。
再次，研究經濟危機最初是以19世紀成熟的歐洲資本主義為分析對象，那時候的商品經濟相對來說比較簡單，生產還未完全實現社會化，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還未形成統治地位，因此經濟危機還缺乏統一的國際市場條件。但是馬克思時代的資本主義市場體系已經發展的較為成熟，市場發達，依賴性較強的國際經濟活動也逐漸成熟，這就為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創造了更偉重要的市場條件。用唯物辯證法來分析，經濟危機不再是社會再生產經濟循環的某個環節，而是在連續不斷地循環過程中不斷存在并顯現出來的。因此要想真正的解決經濟危機，要從連續不斷的循環過程著手把握，而不只是從某一個階段來解決。
二、發展
在分析和解決經濟危機根源問題上，我們在堅持的同時，更主要的是結合實際情況發展。
在《資本論》中，馬克思結合當時社會生產力發展程度，也從不同的發展階段考慮了商品經濟，進一步揭示經濟危機發生和發展的條件。
馬克思認為，在簡單商品生產和交易過程中，貨幣的產生盡管克服了物物交換的局限，促進了商品的交易，但其流通的職能也可能會使市場出現商品買賣脫節、交易的中斷、生產的中斷等現象，這就偉經濟危機的出現造就了必要條件。漸漸地，貨幣的支付職能逐漸發生作用，但是在促進商品交易的過程中，也容易會由此形成交換者的多角債務關系，信用關系收到威脅，經濟危機可能性就會進一步擴大。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成熟的資本主義會使得生產的社會化和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日益激化，最終使得經濟危機由可能性轉變為現實性。
理論和事實證明，在簡單商品經濟時期，由于市場經濟發展的不完善不成熟，經濟危機不會真正的發生，而只有成熟的市場經濟才會真正地孕育經濟危機。在現實生活中，在考慮經濟危機的社會經濟制度因素的同時，社會市場制度因素更是不容忽視。
社會市場制度主要是指市場配置資源的運行機制和制度，這其中主要包括企業組織制度、市場交易規則、金融制度和信用制度等等。這種社會市場制度成為了造就經濟危機的基本因素。而當前的市場經濟發展程度和現實情況也表明，經濟危機已經不再是資本主義所特有的。只要是這個社會，市場機制配置資源占主導，以貨幣為媒介的社會經濟活動都會或多或少地存在企業目標與社會生產的之間的矛盾，也會存在生產與消費之間的矛盾，也會存在供給與需求之間的矛盾。在信用制度進一步擴大了經濟市場后，虛擬經濟則日益脫離實體經濟，“泡沫”的破裂逐漸成為經濟危機的導火索。
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的典范，中國在社會主義道路上發展日漸穩定成熟。而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是以市場調節為基礎手段進行資源的合理配置。在公有制的基礎上，實現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成為了我國目前的基本經濟制度。中國的經濟不斷融入國際市場，自我國加入WTO以來，國際貿易往來更是日漸增多，在受益的同時也存在金融市場和虛擬經濟等各項問題，中國的市場經濟也深深地受到經濟全球化的影響。這種市場經濟突破了國家和所有制的各種限制，將整個世界市場連為一體。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危機都會通過這些渠道傳導到中國。
認為資本主義私有制為經濟危機的根源，事實上這與其對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認識的局限性也有一定的關聯性。在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條件下，企業組織商品生產和交換，進而實現商品的價值和商品的剩余價值。而社會主義則消除了商品經濟的重要條件，即資本主義私有制，這樣商品生產和交換也及不存在了?，F在看來，馬克思的商品經濟思想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當前社會對商品經濟原因的認經突破了所有制限制，商品經濟、市場經濟已經完全適應不同的社會制度。即使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不同的利益主體也客觀的存在著，都需要交換商品來進一步實現經濟利益。那么，我們對經濟危機根源的認識也要有所發展。因此，一般說來，商品經濟、市場制度的各種弊端，包括經濟危機，也必然會發生在所有采用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的社會。
總而言之，在解決經濟危機和現實經濟問題的過程中，既要堅持，又要發展，在堅持中發展，在發展中堅持，用辨證的角度去看待各種經濟理論和問題，這樣才會創造出符合自身的經濟發展理論和模式，經濟發展才會逐漸日趨成熟穩定。
參考文獻
2012年《國務院關于深入推進義務教育均衡發展的意見》提出要充分認識義務教育均衡發展的重要意義。隨著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和社會結構變遷的加快，我國義務教育的均衡發展，已經成為教育領域重點關注的問題。近年來，有實證研究表明，我國基礎教育尤其是義務教育的發展在整體上逐步趨于均衡，但區域之間的教育均衡仍呈現起伏不定的變化態勢。[1]基于此，決策層將“率先在縣域內實現義務教育基本均衡發展，縣域內學校之間差距明顯縮小”作為推進義務教育均衡發展的基本目標之一。政策的提出是諸多邏輯的沉淀。
本文重點研究經濟理論引導區域義務教育均衡發展
一、經濟邏輯：區域義務教育均衡發展的切入點
教育均衡發展的理論在很大程度上移植于經濟均衡發展理論。具體來說，公共產品理論中對公共產品的界定、分類以及特征分析；資源經濟學理論中對如何合理配置資源以達到市場供給與需求相對均衡的研究；教育經濟學理論中對人力資本的探討等等，在以公平邏輯為前提的基礎上，將這些經濟學中的經典理論植入教育領域，以此為切入點，在研究義務教育均衡發展的過程中形成相應的經濟邏輯。
（一）從公共產品“需求差異”到“轉移支付”
在經濟學意義上討論義務教育的產品屬性是其經濟邏輯的出發點。義務教育是屬于純公共產品還是準公共產品，學界對此并未達成共識，但可以肯定的是義務教育屬于公共產品的范疇。公共產品理論將社會產品分為公共產品和私人產品兩大類，而公共產品最顯著區別于私人產品的兩大特征即消費的非競爭性和受益的非排他性。我國的義務教育從作為一種制度安排的角度來看是國家依照法律規定對適齡兒童和青少年實施一定年限的強迫教育制度，其強制性和免費性的特征表明從理論上來講，一個人接受了義務教育并不排斥其他人也同時享受義務教育，而且也不存在因某人未支付費用而被排除在義務教育之外的情況。因此，從這個角度來說，我國的義務教育表現出純公共產品屬性的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但我國現階段的義務教育，各個學校受地理位置、辦學歷史、經營管理能力、教師水平等因素的影響，不可能無限制地擴大學生容量，質言之，邊際生產成本和邊際擁擠成本都不可能為零，這樣只能歸為準公共產品。
除此之外，現階段我國的義務教育受“就近入學”政策的影響，其受益范圍必定局限于特定的區域空間，不同區域差異明顯，對義務教育需求的數量和質量千差萬別，這就表現出地方公共產品的特性?！肮参锲返奶匦詷嫵闪思w選擇的存在理由?！盵2]在現代社會，義務教育具有很強的外部性，其社會收益明顯大于個人收益的特點以及準公共產品的屬性決定了必須由政府充當義務教育供給的主體；另一方面，其地方公共產品的特性造成了區域的“需求差異”，再加上信息分布的差異，決定了應當由基層政府承擔義務教育實際的供給服務。然而僅僅依靠地方政府的財政能力來支撐義務教育的供給必然會反映出因財政能力差異而造成的不同地區義務教育供給水平和質量的差異。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我國區域義務教育發展不均衡的經濟邏輯。然則，正如前面所述，我國現階段的義務教育既具有全國性準公共產品的屬性，也具有地方公共產品的屬性，這就意味著義務教育的供給必須由中央政府和地方多級政府共同承擔，中央政府主要負責財政上的支持，而地方政府主要提供更貼近于當地人民教育需求的服務，而考慮到地方財政能力差異以及財政投入不均衡是我國區域義務教育非均衡發展的重要原因，因此，通過中央或上級政府給予補助或轉移支付是當前世界各國為實現義務教育財政投入均衡化，進而促進義務教育的均衡發展而采用的常用手段。
（二）從“資源優化配置”到“供求相對均衡”
在資源經濟學中有這樣一個認識，人類的資源是稀缺的，而人類對資源的需求是無限的。這里的稀缺并不僅僅指某樣東西數量稀少，而應該這樣解釋“稀缺的意思是欲望及其可行性之間的關系”[3]也就是說資源的稀缺是相對于人類的欲望而言的。在這種資源有限與人類無限欲望的矛盾下，要如何將這有限的資源合理分配到國民經濟的各個組成部分中，以達到市場需求和供給的相對均衡，經濟學中的資源分配理論就是圍繞這一核心問題而展開。而正如舒爾茨在《論人力資本投資》中所說“一種錯置的資源就無異于配置的是一種低生產率的資源”[4]資源的優化配置以提高資源的配置率為核心，在經濟學中一般用“帕累托最優”來衡量經濟效率，即資源配置處在某種狀態下，不可能通過重新組合，讓一個人的境況變好而不使其他人的境況變差，這種配置狀態被認為是資源分配的一種理想狀態。然而在現實中絕對的“帕累托最優”并不存在，存在的是在現實條件約束下以“帕累托改進”為途徑追求公平與效率兼顧的最優配置。
教育的均衡發展與經濟的均衡發展同樣以資源配置的相對均衡為核心。早在1997年范先佐先生就談到“在教育資源數量一定的情況下，如何將有限的人力、物力、財力在教育系統內部各組成部分，或在不同子系統之間進行分配，以期所投入的教育資源得到最充分的利用，盡量滿足社會各方面對教育的需求，以求教育持續、協調、健康發展。”[5]義務教育資源同一般社會資源一樣，相對于人們需求的無限性具有稀缺性的基本特征，因此，如何合理有效地配置和使用義務教育資源是國家重點關注的問題。但義務教育資源特有的投入產出復雜性、作為一項公益事業所具有的較強外部性、投入回報的遲效性和長效性等決定了不能僅僅依靠“帕累托最優”來衡量義務教育資源配置的理想狀態。另一方面，公平和效率始終是義務教育資源配置的兩個基本價值坐標，與經濟學中追求“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目的不同，義務教育的均衡應將教育公平作為追求效率的前提?，F階段我國義務教育資源分布不均衡主要表現在區域之間、城鄉之間、校際之間的不均衡，因此，作為義務教育資源核心投資主體的政府，必須以確保每個學生受教育機會的公平為前提，結合資源優化配置的經濟邏輯，在宏觀、中觀、微觀層面提高配置效率，最終達到義務教育供給和需求的相對均衡。
二、以經濟理論為切入點，促進區域義務教育均衡發展
教育公平，就是要平等地對待相同的，有差別地對待不同的，對弱勢群體進行補償。建國以來，特別是近些年，我們國家不僅從教育基本資源、基本條件等方面給予了薄弱地區同等對待，還從經費投入、政策制定、教師發展方面給予了極大的傾斜。但仍可以看到，在我國遼闊的幅員上，各區域之間、區域內部的辦學水平和教育質量仍存在明顯差距。
因此，以經濟的理論指導區域義務教育均衡發展，應做到以下幾點：
一是經濟政策的引領。國家、地方要繼續在政策制定上給予指導和要求，特別是經濟政策，有政策綱領，才有行動的依據，也才有行動督導的依據。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能促動各級政府和各級領導，認真落實教育均衡，認真縮小區域義務教育的差別。
二是建立省級統籌的義務教育學校教師績效工資保障機制。根據“以縣為主”的教育財政體制，我國義務教育學校教師績效工資主要由縣級財政負擔。這樣，不同區域教師績效工資高低，因為經濟發展的不平衡造成懸殊差距，中西部以農業為主的縣財政能力薄弱，發達地區的經濟實力強，這樣，義務教育學校教師績效工資差距必然拉大。只有通過省級統籌，使全省范圍內的教師實現工資福利大體均衡，才能有利于艱苦邊遠不發達地區教師隊伍的穩定和義務教育資源的均衡配置。
三是經費的優惠和傾斜。要創新經費投入機制，在經費的投入中，要根據不同區域，不同基礎，創新不同的投入機制。通過投入的不同，縮小區域義務教育在教師、設備設施、教育經費投入上的巨大差別，促進發達地區與不發達地區、城市與農村、重點和非重點學校的均衡發展。其次，要極大提高薄弱區域教師的待遇。薄弱區域，一般都存在地理環境的劣勢，工資待遇的低少，為確保教師留得住，請得進來，應拓展教師供給渠道，加大教師供給，工資福利、住房、發展環境和機會等方面對薄弱區域教師更大的優惠和傾斜。
四是大幅提高艱苦邊遠地區農村教師津貼。目前，邊遠、貧困地區教師津貼普遍偏低，公務員艱苦邊遠地區津貼是由中央財政全額負擔，而農村教師艱苦邊遠地區津貼主要是由縣級財政負擔，保障程序大不一樣。為此，國家要建立和提高艱苦邊遠地區農村教師津貼，并根據偏遠程序、人文環境、經濟和財政狀況設定一個系數，實現越艱苦特殊津貼越高，從而激勵更多的優秀教師到艱苦地區任教，從而促進區域義務教育均衡發展。
五是增加薄弱地區教師的培訓經費?！罢衽d民族的希望在教育，振興教育的希望在教師”， 教師在整個教育教學過程中具有主導作用。可以說有什么樣的師資水平，就有什么樣的教育質量?，F代化的教學手段需要教師有相應的知識去運用，新的教學內容也需要教師先去學習和理解，教育的優先發展依賴于教師水平的先行，教師需要通過定期“充電”來不斷的學習、更新知識。師資培訓工作的重要性尤為突出，因此國家始終將師資培訓工作作為教育工作的前提條件，并嚴格落實到教育管理和經費保障的各個環節中。但是，由于艱苦邊遠地區，優秀的教師不愿進來，留下的教師整體水平不及優勢地區的教師，所以，增加薄弱地區教師的培訓經費，讓這些教師有更多的“充電”，有更多的學習培訓，無疑對促進區域教育均衡會起到積極的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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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充分激發和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過程中的作用，推動社會生產力水平的不斷提高，是我國當前的重要任務。確定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形態，基本原理作為社會主義根本指導理論地位的體現，也是我國現階段社會經濟發展現狀的基本要求。因此，在市場經濟建設和完善的過程中，要堅持勞動價值、剩余價值等基本理論。
第一，勞動價值論。勞動生產使用價值也創造價值。馬克思認為“任何一個民族，如果停止勞動，不用說一年，就是幾個星期，也要滅亡?！瘪R克思市場經濟理論明確指出商品價值的本質是凝結在商品中的社會抽象勞動。這一理論觀點為貨幣、資本、利潤、利息、紅利、地租等財富形式提供了正確的理論基礎，同時也明確提出勞動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基本動力，必須高度重視。這同樣是我國當前經濟發展，特別是經濟改革攻堅階段重要的理論指導，必須大力發展實體經濟，筑牢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基礎。
第二，貨幣理論。貨幣是人類歷史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是商品交換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馬克思市場經濟理論認為貨幣的本質是一般等價物，是一種特殊商品，是社會生產和再生產的第一推動力和持續推動力。貨幣流通量由待交換商品總額和貨幣流通速度決定，進入資本主義后，紙幣成為貨幣的主要形式，其流通量流通中所需的貴金屬貨幣的價值決定。這些理論同樣適用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中社會生產和再生產活動。
第三，剩余勞動理論。馬克思認為，剩余勞動為任何社會發展創造了物質基礎。勞動力作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的特殊商品，其超出自身價格的勞動成為剩余勞動，創造出剩余價值。剩余價值通過利潤、利息、紅利、地租等形式體現和存在。勞動力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不再是簡單意義上的商品，而是為社會發展創造物質財富的基礎。在這種情況下，依然會有剩余勞動存在，形成以利潤、利息、紅利、地租、稅收等形式存在的剩余價值。剩余勞動及其產生的剩余價值不再是資本家的個人利益所得，而是作為推動社會發展的公共利益，這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特點之一。
第四，再生產理論。認為，物質資料的再生產是社會再生產的基礎。物質資料再生產的目的在于按照生產資料和消費資料的比例分配社會勞動。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階段，理論上可以通過貨幣在市場競爭中的中介作用實現比例的平衡；但實踐上，由于市場的自發性生產資料與消費資料比例周期性失衡的矛盾是無法得到根本解決，周期性的經濟危機也由此產生。社會主義制度本身具有對經濟的宏觀管理的制度保證，從根本上解決市場經濟自身存在的自發和盲目性，通過增加國內消費的比例，來形成與生產資料的平衡發展，有效解決了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無法克服的矛盾。
第五，世界市場理論。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制度伴隨著國際貿易及拓展，以及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爭奪世界市場的歷史。資本主義國家通過商品和資本的輸出，在為本國經濟發展積累財富和擴大市場規模的同時，還有效的緩解了國內的階級矛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首先接受和肯定市場經濟的開放性和世界性?；仡櫸覈母镩_放的歷程，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不斷開放，融入世界經濟發展、參入國際競爭，最終成為世界經濟大國的過程。在市場經濟理論的指導下，憑借社會主義自身的制度優勢，對內擴大內需，對外謀求合作共贏，使我國的經濟取得進一步的發展。
二、市場經濟理論對我國規避市場經濟弊端具有實踐價值
市場經濟理論對建設和完善我國的市場經濟體制具有十分重要的實踐價值。在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中務必要高度重視馬克思市場經濟理論指出的市場經濟弊端。做好市場經濟頂層的制度設計，抓好各項政策的有效落實。在經濟政策制定過程中，將社會主義經濟的制度優越性與市場經濟的開放性相結合，弱化市場經濟自身的缺陷，進一步完善市場經濟體制，更快更好地推動我國經濟健康有序的?l展。當前，要堅持黨的領導，堅持群眾路線，以群眾利益作為經濟政策制定的出發點和執行的落腳點，堅持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消除損害經濟發展的行為，努力建設公平、公正的經濟發展環境。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積極發揮其在國民經濟體系中的主導作用，積極創新，促進協調發展，不斷調整優化產業結構，推動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進行。結合供給側改革，通過科學劃分分配比例，不斷提高勞動者的購買力，強化社會救助幫困機制的建設，增強國內的消費需求，使社會生產與消費的基本比例處于動態平衡狀態。
中圖分類號：F061.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5）005-000-01
一、發展經濟學理論面臨的危機分析
經濟作為一個國家和民族生存的根本，其發展一直受到人們的關注，不管是發展中國家還是發達國家，圍繞發展這一核心，經濟學家們一直在研究促進經濟發展的因素，由此構成了發展經濟學的研究理論和研究領域。但是自上個世紀40年代末50年代初發展經濟學產生至今，發展經濟學理論大致經歷了兩次理論危機，下面我們將針對這兩次危機出現的具體背景進行分析。
首先發展經濟學理論的第一次危機出現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但是正處于二戰后，世界各地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經濟仍處于戰后破敗不堪的情況下，當時有一批經濟學家希望能在發展中國家建立一種與凱恩斯經濟理論相提并論的新型經濟理論，即后來提出的經濟發展理論中的“結構主義思路”。他們希望能將這一新思路應用于解決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問題中去，因而在實踐中，他們注重對許多發展中國家出現的經濟僵化、發展失衡等問題進行了深入的分析，與此同時，結合當時許多發展中國家的經濟體系尚處于殖民統治下沒有解放出來的現實，這些經濟學家將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失衡的問題都歸于資本短缺、以農業生產為主等原因。由此，他們提出了一系列大力推動國家工業化的發展的主張，推行“唯工業化”、“唯資本化”以及“唯計劃化”、“內向發展”為特征的趕超型的結構主義發展理論。這些政策在當時的背景下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恢復起到了極大的促進作用，也使得結構主義的經濟發展理論在當時盛極一時。
緊接著在上世紀80年代，發展經濟學理論的第二次危機出現了。第二次危機的出現，給經濟學家們帶來了真正的問題，一大批經濟學家陷入到了對發展經濟學發展前景的擔憂，他們甚至認為發展經濟學理論就要結束了。這些負面消極的思想直接導致他們總是在發展經濟學的體系和解決途徑上處于徘徊不定的狀態。再加上20世紀60年代的結構主義發展經濟理論的影響，兩者雖然都致力于解決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問題，但是都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缺陷，結構主義發展理論主要致力于發現發展中國家本身結構的矛盾，但是由于方法的偏頗使其適應性較窄，新古典主義的發展理論雖然批判了結構主義發展理論的弊端，但是由于其無法提出確定的發展政策，自身也難以繼續發展。
二、新時期發展經濟學理論的新突破
（一）發展經濟學研究的觀念發生變化
隨著經濟的發展，各國經濟水平都有了明顯的增長，從全球來看，各國之間的經濟往來也越來越頻繁，國家與國家間的各項貿易數量和金額相比之前都有了大幅的增加。因此，順應時代的發展需要，發展經濟學理論也開始從全球的角度考慮各國經濟發展的問題。尤其是隨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聯合國有關機構等國際性組織作用的逐漸凸顯，發展中國家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的關系也日益增強。經濟發展的問題成為全球而不僅僅是發展中國家的問題。斯特里頓（（Streeten ， P）就曾經說過，我們應該及早地從全球的視角去考慮各國之間政策的相互影響力，從而分析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利害同盟關系。從他的主張我們可以清楚地了解到當今時代，從全球范圍去考慮世界各國的經濟發展問題是發展經濟學理論研究所必需的新視角。
（二）發展經濟學研究的方法出現新發展
隨著科學研究方法的不斷創新，發展經濟學理論在借鑒科學研究方法的基礎上，開始從過去同類型的研究轉向不同類型的對比研究。從哲學的角度上來分析，這就意味著發展經濟學家放棄了對普遍理論的研究而關注個別理論研究，具體來說，就是開始對不同類型的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實際情況進行分組分析或個別分析，從而改進了研究的范圍和力度，加深了研究的深度。一般來說，對世界發展中國家的分類研究大致有三種：第一種是以地區的差異來分類，主要是依據地區的經濟發展程度；第二類是以地區的發展業績來分類，參考因素主要包括人均收入水平、經濟增長點等；最后一類是以地區的發展條件，這一種分類主要是考慮了地區居民的整體素質、當地外部資源等。根據這種分組研究，不但對研究的范圍有了明確的規定，而且在同一組內，也方便對各個國家進行對比分析，促進了發展經濟理論研究方法的更新。
三、結語
經濟發展問題不僅對我國，而且對世界各國來說都是一個古老而永恒的研究主題。經濟的增長和經濟發展的思想隨著時代的發展只會研究的愈來愈深。因此，通過對發展經濟學理論的危機及新發展趨勢的分析，對世界各國經濟發展理論的進一步深化都有重要的意義。而又是通過這些分析，尤其是未來發展趨勢的分析，能更好地為發展經濟理論的豐富發展奠定一定的方向依據。
由于會計和經濟學本身關聯極為縝密，所以在新時代下微觀經濟學不斷改良背景下，一類創新形式的財務管理理論開始在現代不同業務類型、規模的企業中得到大力推廣沿用，特別是在資本預算、資本結構和股息決策作用下，令現代企業財務決策逐漸構筑起完善形式的實證理論。由此看來，針對經濟和管理學理論在企業革新發展路程中的應用細節，加以系統化論證，是凸顯日后我國各類企業財務管理績效水準的必經之路，因此應該引起相關企業主管的全面關注。
一、經濟學革新發展的整體歷程考察研究
經濟學發展持續經歷著四個歷程。相關細節內容將具體如下所示：首先，便是經濟學科初始性衍生歷程。具體是在西方發達國家重商主義學術研究成果和資本主義生產模式交互式作用下衍生變革的。持續到16世紀過后轉變為一類獨立形態的學科內容，隨后更在19世紀上半期順勢延展出多元化經濟學派別，其中研究成就最為豐厚的莫過于，馬爾薩斯和薩伊發表的結論。其次，時限維持在19~20世紀70年代，并且呈現出百家爭鳴的景象，由于西方資本主義革新速率不斷加快，同步狀況下令傳統形式的經濟學產生強烈變動跡象，包括邊際分析方式、價值論、歷史和制度等學術研究團隊得以壯大，其中成就地位最為突出的莫過于馬歇爾的新古典經濟學理論，并且在二戰結束之后被整改定義為微觀經濟學。再次，主要是持續到20世紀末，在該類研究階段中，包括貨幣主義、公共選擇學派等理論廣泛交織，尤其是經過創新形式的制度經濟學支持作用下，一時間令經濟學贏取了更為強勁的深入拓展機遇。最后，便是21世紀初期持續到現階段，正是在新時期網絡信息技術影響范圍內，包括不同類型經濟學科內容得以大范圍吸納融合，為現代企業可持續運營發展提供極為豐富的指導性線索，特別是理論、應用經濟學內容，如今更是在我國異質化產業領域之中得以深度開發拓展。
二、財務管理相關性理論內容和關鍵性發展細節的解析
涉及財務管理理論，主要是在傳統形式的會計和制度、宏微觀、產權經濟學體系架構之中轉變而來，同步狀況下更得到統計、概率、運籌等專業學科理論基礎的指導輔助功效。正是在此類復雜化歷史背景控制范圍內，資產組合、資本結構、資本資產定價模型、市場監督管理實效、期權定價等學科內容相繼衍生，這部分財務經濟理論經過長期的創新調試，將愈加清晰地映射出微觀經濟學在企業財務管理實踐沿用中的特殊支持貢獻形式。至于后續的內容便是針對此類財務管理理論模塊和經濟學革新發展的緊密關聯程度加以精細化校驗評估：
（一）財務經濟學的概念和核心存在意義
現代企業財務管理理論可以細化為基礎性和應用性理論兩大結構單元，其中基礎性財務管理理論，就是在上述強調的微觀經濟學體系下延展而來；相比之下，應用性財務管理理論，主張針對企業財務一切財務控制實踐模式加以全方位關注。透過宏觀角度觀察，財務管理理論中的企業和微觀經濟學體系下的廠商，企業投資結構和微觀經濟學中的生產理論效應等，呈現極為顯著的趨同跡象。由此可見，現代企業財務管理理論的確是透過微觀經濟學中演變發展而來，尤其是在財務資源供應量不足和主體理性操控環境下，有關以往時刻出現的企業財務資源籌資、沿用、分配、回收等限制性危機，可以深度沿用諸多經濟學優化模型和均衡調試手段予以消除。整個工序流程中，市場監督控制體制必然發揮著不可替代的掌控效用，不過其初衷始終是為廣大企業贏取合理數量的經濟效益。
（二）財務管理理論體系下的核心指導性內容
以上諸多歷史經驗驗證，正是在多元化會計和經濟學學科支持作用下，企業財務監督控制理論內容才得以不斷健全修繕，其間具體沿用的經濟學內容，主要包括微觀、宏觀、制度等類型經濟學內容，并且經過現代豐富的概率、運籌學專業學術成就交織影響下，令現代財務經濟理論變得更加健全完整。單純拿馬克威茨和其闡述的資產組合理論為例，其具體衍生時間在1952年，研究歷程中靈活地支配風險資產的期望收益率和方差，在后續階段中聯合原有理論結構令資產組合內容得到不同層次的豐富。之所以稱其為資產組合理論，就是因為其主張聯合眾多投資商家決策，進行對應資產靈活配置，這類現象則完全可以理解為現代有價證券投資概念的初始形態。其督促各類投資商家時刻保留獨特的發展視角，可以利用不同技術途徑精確化驗證評估市場一切投資風險問題，進一步為后續資產資源有序分配、融合，提供愈加寶貴的校正性意見。
三、結語
依照以上內容論述，財務管理理論和微觀經濟學的確存在深刻的依賴關系，如資產組合、期權定價和市場效率等理論內容，都可以說是現代各類企業財務管理科學性的標準性指導線索。隨著時代的不斷進步，我國企業在財務管理環節中，需要愈加靈活地沿用經濟學和財務管理中的各類關鍵性理論內容，至此將財務資產支持效用發揮到極致狀態。
作者:李可欣 單位:哈爾濱商業大學研究生學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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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的不同內涵
在很早以前的的經濟理論中，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是一樣的含義。“經濟發展問題實質上就是通過增加人均產值來提高國民收入水平， 使每一個人都能消費得更多”[1]。當時的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一般指的是工業化水平的提高，綜合國力的增強，以及各項經濟指標在數量上的完成。
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發現，這種片面地在數量上追求經濟增長的速度，帶來了一系列的問題。例如經濟結構失調、區域失衡、收入分配不均、工業污染及生態惡化等。于是，人們開始審視過去經濟的發展態勢，重新定義經濟發展的內涵，把增長與發展明確的區分開來。認為增長指的是人均產品在量上面的的增加，一般以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即人均GNP的增長率來衡量。而發展則包含兩層含義，它既包含人均產值的增加，也包含另外一個指標：即社會經濟結構的改變和人民生活質量的提高。
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在我國的必要性
（一） 區域經濟的不平衡影響我國整體經濟的協調發展
各個地區只有充分調動自己的積極性，找出并好好利用自己的優勢，才能縮小與其他區域的差距，實現我國經濟在總體上的同步發展。目前，我們西部和東部在經濟發展上還有一定的差距。東部沿海地區在經濟總量和人均值上都要比西部高。而西部地區的經濟則相對落后，西部地區在資源、環境上的優勢并沒有完全發揮出來。東西部地區經濟的差異，致使很多西部地區的人們跑到沿海地區去打工掙錢。這導致本來就沒有人口優勢的西部地區陷入更加不利的處境，反過來使東西部經濟的差異更加加劇。因此，統籌各地區經濟協調發展，才能促進各民族的共同繁榮，才能維護社會的安定團結，才能推動整個國家向前進步。
（二）經濟增長方式造成環境污染、生態破壞
2013年1月14日起，連續三天的時間里，中國一些城市的空氣都陷入了重度污染中，北京甚至變成了“霧都”，濃霧彌漫在整個城市的上空，威脅公眾的身體健康，對居民生活造成了嚴重的影響。從改革開放至今，我國的經濟取得了飛速的發展，碩果累累。但是，粗放型的經濟增長方式伴隨而來了很多的問題：環境污染、生態破壞、水土流失和酸雨。使社會、環境、資源等許多方面也付出了不小的代價。
（三）缺乏自主知識產權和核心技術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工業的現代化步伐雖然有所加快，整體水平有所提高。但毋庸置疑，傳統行業、低效能產業依然占主導的地位，高新技術和高科技含量的產業則發展比較緩慢?！爸袊圃臁钡漠a品遍布全球，但技術含量較少，依然屬于勞動密集型產業。例如在我國的手機制造業中，國產手機所用的屏幕、芯片幾乎全部來自國外進口。中國的電子巨頭富士康，也只是雇傭國人廉價的勞動力，組裝電子產品，而真正的核心技術，依然被國外掌握著。這反映出我國自己主導的產業技術相對較少，所以才導致國產手機大部分淪為大同小異的“山寨”產品。如何把“中國制造”轉為“中國創造”，擁有更多自主知識產權和核心技術，成為產品鏈上游的供應端，才能使我們創造的價值得到最大發揮，才能使我們的企業真正走向現代化。
三、從經濟增長方式到經濟發展方式的轉型與創新
從經濟增長方式轉型到經濟發展方式，不是一朝一夕能夠完成的，它需要統籌規劃，按部就班地開展和實施。
（一）對經濟結構重新審視和調整
“民以食為天”，農業方面，努力提升農業現代化水平，提高農產工具的科技化，優化農產品種子的質量，更新農民的勞作觀念。工業方面，更新效率低下的生產技術和設備，發展高新產業，增加自主知識產權和核心技術的研發力度，使我國從以往的勞動密集型產業逐步過渡到資本密集型或技術密集型產業上去，降低單位產品的資源消耗，提高生產效率。服務業方面，在完善傳統服務行業的基礎上，拓展新型的現代服務業，使服務業跟上時代的步伐。例如現在網上購物的興起，為物流企業帶來蓬勃發展的同時，也給傳統物流企業帶來一些新的挑戰。如何在保質保量的基礎上使服務業更加人性化，成為當今社會面臨的新問題。
（二）把科教興國作為經濟發展的重要戰略
勞動者受教育程度的高低，直接影響著勞動者的素質和質量，而勞動者的素質和質量，則制約著該國的科技發展水平，進而影響著經濟發展水平。一個國家的經濟實現怎樣的發展，發展的水平怎么樣，最終還是需要依靠勞動者來實現。為此，國家應該繼續加大教育的投資力度。首先，在普及了九年義務教育的同時，提高大學的錄取率，給更多人提供繼續深造的機會。其次，加強職業教育的培訓力度。目前我國政府在職業教育這方面還不夠重視，投資力度也需要加強。再次，加大對農村偏遠地區和西部落后地區的教育重視，使不同地區的人都能享受到接受教育的機會。教育公平，人才才能公平，各地區經濟發展才能平衡。
最后，經濟發展在數量上的增長固然重要，但是如果片面追求增長，就會引起一系列社會問題，使經濟發展嚴重失衡?！叭绻f經濟增長是個量的概念，那么經濟發展就是一個比較復雜的‘質’的概念。從廣泛的意義上來說，經濟發展不僅包括經濟增長，而且還包括國民的生活質量，以及整個社會經濟結構和制度結構的總體進步[2]?！币虼耍谧非蠼洕鲩L速度的同時，必須關注經濟發展的質量。經濟增長到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關乎整個國家的經濟運行態勢，對整個社會都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參考文獻
公路管理屬于公共事業管理的一部分，高效科學的公路管理是確保城市公路交通順暢的保障。在社會經濟大發展背景下，我國公路管理應該加強現代化建設，適應經濟發展需求。
一、我國公路經濟管理存在的機遇和挑戰
經濟管理現代化就是公路管理在經濟管理過程中結合信息化時代特征，堅持市場經濟主導，對傳統公路經濟管理進行更新換代，讓公路經濟管理跟得上現代經濟社會。經濟管理現代化給我國公路發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為了適應競爭更加激烈的現代化經濟環境，我國公路就必須重視經濟管理現代化，正確分析公路管理在發展中面臨的機遇和挑戰。
1.我國公路管理面臨的發展機遇分析
詳細來說，我國公路管理面臨的發展機遇主要包括：第一，市場經濟全球化為我國公路管理發展提供了新的增長點。我國經濟結構在市場經濟全球化進程中更為生動向世界展示自己的魅力，隨時現代信息技術的發展，我國經濟發展與世界其他國家經濟交流逐漸增多，我國公路管理獲得的生業機會也在持續性增加，為公路管理發展提供了新的增長點。
第二，先進的信息技術為我國公路管理發展提供了先進的經濟管理思想。我國公路在經濟管理中借助于先進的信息技術，獲得了大量西方發達國家的先進經濟管理信息，幫助我國公路自身經濟管理完善奠定了基礎。另外一方面，我國社會主義經濟以市場經濟為主導，公路經濟管理機制自然離不開市場經濟的經驗，所以公路在經濟管理中需要不斷總結歸納已經成形的現代化經濟管理經驗，促進公路經濟管理效率提升。
2.我國公路管理發展面臨的挑戰分析
我國公路經濟管理在全球化經濟、信息化時代背景下有著非常難得的發展機遇，但是同樣也面臨著挑戰，詳細來說主要包括：第一，我國公路經濟管理現代化程度不高，雖然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取得了長期發展，但是并沒有改變我國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實際國情，我國公路發展程度還相對比較落后，在進行公路經濟管理方面與西方發達國家還有一定差距，因此需要不斷提升公路現代化經濟管理水平，實現整體性發展。
第二，我國公路經濟管理過程中還存在一些復雜的問題。越來越多的國際大企業融入我國，先進的經濟管理經驗必然會給我國公路帶來很大的挑戰，在一定程度上會導致我國公路管理更新換代。因此我國公路應該在經濟管理現代化進程中充分重視對經濟管理中存在的復雜問題進行總結，歸納出公路經濟管理未來發展趨勢，從而促進公路管理持續健康發展。
二、經濟管理現代化和經濟管理發展的新趨勢分析
本文從管理思想和管理組織兩個角度分析公路經濟管理現代化和經濟管理發展的新趨勢。
1.管理思想的現代化和經濟管理發展新趨勢
現代化在不同歷史時期有著不同的內容和解釋，管理思想現代化就是樹立以人為本的思想，管理思想現代化也是經濟管理的基礎，詳細來說主要包括：
（1）從科學管理向人本管理發展
科學管理與傳統經驗管理相比存在著一定優越性，但是隨著環境的改變，科學管理也暴露了很多非人性化矛盾，這樣就需要公路管理發揮創造性勞動。上個世紀80年代公路管理文化理論提出了以人為中心的管理理論，成為公路管理的最新發展理論，主要內容在于通過研究人的心理、生理等來激勵員工的行為動機，帶動員工工作的積極性。在公路管理領域，以上這種思想就是人本管理理論，是管理者為了達到自己的組織目標，以調動人的主觀能動性為根本來從事各項管理活動。
隨著現代科技革命的發展，價值觀、創造性等人為因素在公路管理中凸顯出了自身的重要性，使管理以物為中心向以人為中心轉變，人力資源也成為21世紀最為重要的資源，人力資源開發力度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人本主義思想也被廣泛傳播，目前人本管理理論已經成為公路管理思想的核心價值取向。
（2）經濟管理的重點從硬件管理向軟件管理發展
公路經濟管理的內部對象也會從以人為中心向以知識為中心轉變，這也是由于知識時代的產物。根據知識經濟理論可知，知識是公路管理發展的重要資源，創新是公路管理的核心和主旋律，所以公路管理再造是一場管理革命，公路管理實現更大發展就必須加強知識和技能學習，從硬件管理向軟件管理發展，更為注重公路管理發展戰略、資源、測量分析改進等內容。另外一方面，公路管理在經濟管理中還需要堅持以問題為導向，主動查找管理中存在的問題，以精益管理理念為核心，實現公路經濟管理卓越發展。我國公路管理實現卓越管理還有一定差距，重要原因就在于還沒有完全實現從硬件管理向軟件管理的轉變，公路管理發展戰略、規等還沒有成為公路管理發展的核心，公路管理還沒有深入到各個細節進行查漏補缺，導致公路管理中仍然存在很多缺陷，所以應該主動查找問題，分析問題產生的原因，并提出改進的有效對策。
（3）經濟管理從生產者導向和技術導向向顧客導向發展
公路管理實現卓越管理發展就必須堅持顧客導向，以顧客需求為中心開展技術研發、產品制造等，詳細來說主要包括：首先是從賣方市場向買方市場轉變，形成消費者為主導的市場經濟，由消費者需求決定市場走向。其次是環境對管理發揮著重要作用，重視環境變化，準備把握環境的變化趨勢，這樣才能夠抓住環境帶來的機遇。再次是市場化進程對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比如全方位、新觀念等，導致公路管理水平不斷提高。最后是管理技術的發展，隨著互聯網技術的突飛猛進，如何利用網絡技術帶來公路發展的更好機遇也成為管理者面臨的重要問題。
2.管理組織的現代化和經濟管理發展新趨勢
管理組織現代化就是公路經濟管理應該適應現代化大生產的需求，能夠在組織方面保證管理的效率，是經濟管理現代化的組織保證。管理組織現代化促進經濟管理向民主化和高效化方向發展，詳細來說主要包括：
（1）組織結構扁平化
我國公路管理傳統組織結構呈現金字塔型，命令自上而下，權威是管理的基礎，維護權威是重要的管理原則，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間界限比較明確，二者是智慧和服從的關系，這一組織結構限制了個人的能力學和積極性發揮。隨著知識重要性的提出，人才成為公路管理發展的基礎，所以必須讓員工參與到管理中，充分發揮員工的積極性和主動性，這樣就需要建立自我管理的網絡組織，讓員工在這一結構中成為自我控制的知識型人才。公路管理員工在這一組織結構中將信息和技術相結合，具備敏捷的應變能力，也有著較強的團隊合作精神，會由于管理層次的減少而呈現扁平狀，管理也不是生產的基本動力，員工才是公路管理發展的真正原動力，管理層次在這一新型組織中必然會減少。
（2）管理方式民主化和決策重心下移
組織結構扁平化會導致決策重心下移，管理方式也更為民主。決策重心下移就是充分吸收廣大員工的意見，讓他們成為公路管理決策的重要力量，同時能夠使廣大員工感受到自己主人公的精神，工作積極性和主動性自然能夠得到發揮。管理方式民主化就是不再將上級領導的指示作為不可變更的規劃，而是加強上級與下級之間的互動，加強員工和領導之間信息、資源的交流，堅持以員工為本，集思廣益，共同促進公路管理發展，營造良好的公路管理文化。
（3）團隊協作的普及
隨著互聯網時代的到來，社會分工更為鮮明，團隊協作也更加普及，分權化趨勢也會帶來團隊協作的進一步發展，將團隊協作精神上升為團隊整體激勵，減少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間的區分，更加強調團隊的自我組織、自我管理，隨著任務的變化而任意組合，保證每個成員都能夠在團隊中發揮自己的專業知識和技能，自己的知識和技能在團隊變化中也能夠得到傳播和共享。隨著團隊協作的開展，公路管理組織結構也不再固定不變，而是各個部門人員之間相互交換，生產、研發、銷售等部門成員共同配合、協作，共同發揮自己的作用，實現公路管理效率最大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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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學家、環境學家開始從經濟學的視角，研究環境與資源問題，各國在發展循環經濟中使用經濟激勵手段奠定了理論基礎。
（一）馬歇爾理論――外部經濟與內部經濟
著名經濟學家馬歇爾在其《經濟學原理》一文中提出“外部經濟”與“內部經濟”的概念。外部經濟，又稱經濟活動的外部性，是指被排除在市場作用機制之外的經濟活動的副產品或副作用，主要指未被反映在產品價格上的那部分經濟活動的副作用。馬歇爾的區分外部經濟與內部經濟理論，雖然并沒有提出解決外部不經濟的有效辦法，但是使人們注意到內部經濟與外部經濟的關系，注意到外部經濟性與外部不經濟的關系，為后來的經濟學家研究如何協調這兩對矛盾奠定了基礎。
（二）庇古理論――庇古稅
英國現代經濟學家、福利經濟學的創始人阿瑟庇古在分析私人生產成本與社會生產成本時，接受了馬歇爾的內部與外部的理論，首次提出“邊際私人凈產值”和“邊際社會凈產值”兩個概念。庇古這一關于外部成本通過征稅形式而使之企業內部化的設想構成了環境經濟分析及在發展循環經濟中使用經濟手段、尤其是資源與環境稅收手段的理論基礎之一。
（三）哈丁理論――“公地的悲劇”
“公地的悲劇”理論，是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生物學家哈丁教授于1968年就人口資源關系等問題提出的，該理論的含義是，倘若有一塊草地是對所有放牧人都開放的并且不收取任何費用，最終所導致的結果是該塊草地因資源耗盡而被遺棄。資源、環境具有公地一般公共產品的屬性，任何一個牧人、企業或個人為了滿足私利都可以從中無償地汲取，或者無償地排放，最終導致這種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給不足或者毀滅。人們開始深思如何防止“公地的悲劇”發生，必須維持私人收益和社會收益、私人成本和社會成本的一致性，資源的使用與污染物的排放再不能是無償的，這就是后來的污染者付費、污染者賠償和資源使用等經濟手段的應用的理論基礎。
（四）科斯理論――科斯定理
著名經濟學家科斯創設了新制度經濟學和經濟分析法學，其理論的兩大基石之一是科斯定理。科斯及其他產權學派代表認為，產權是市場經濟的基礎，只要明確界定所有權，市場主體或經濟行為主體之間的交易活動或經濟活動就可以有效地解決外部不經濟性問題，即通過產權的明確界定可以將外部成本內部化。產權的主要經濟功能是克服外部性，降低社會成本。嚴格界定的私有產權不但不排斥合作，反而有利于合作和組織。科斯定理構成了在解決外部問題中使用排污權交易、自愿協商的補救措施等市場手段的理論基礎。
二、我國循環經濟激勵機制現狀及存在的問題
我國循環經濟在觀念認識、制度環境、管理機制、技術支撐和外部推動力等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和不足。政策可操作性差，與相關法規銜接不夠，執行成本高，缺乏執行基礎、有效的激勵政策，推動循環經濟發展的激勵機制還不完善。 現階段我國各行業主體發展循環經濟的動力激勵存在的主要問題：第一，在政府層面上，缺乏有效的循環經濟的激勵體制。這方面的措施例如財稅、價格、投資和金融政策等方面相應的利益激勵機制非常缺乏，一些企業寧愿支付罰款也不愿意在發展循環經濟方面加大投入。第二，在企業層面上，長期以來我國企業基本上是高物耗、重污染、低效益的粗放型經營，導致企業污染環境，政府買單的“公地悲劇”。第三，在民眾層面上，社會民眾的循環經濟發展意識還比較薄弱，民眾參與能力不強，以及參與形式單一，參與領域有限。第四，地方性循環經濟立法滯后。循環經濟立法作為一個全新領域，在國家逐步進行循環經濟立法的同時，許多省、直轄市、自治區也將發展循環經濟作為地方經濟發展轉型的重要目標，并通過一系列的文件將這些既定的方針、戰略固定下來，但真正能夠體現循環經濟內在要求的地方性法規并不是很多。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地方性法規是：《山西省清潔生產審核實施細則》、《貴陽市建設循環經濟生態城市條例》、《云南省清潔生產審核實施辦法》等。這些地方性法規的出臺大大促進了當地循環經濟的發展，同時也為國家層面的循環經濟立法提供了很好的立法經驗。第五，缺乏有效的激勵管制程序和監督與救濟措施。程序欠缺，導致激勵管制行為的不確定性和風險成本的增加；監督與救濟措施不完善，導致管制主體濫用管制權利和管制對象濫用企業權利的行為屢禁不止。
三、發展循環經濟的具體激勵制度
（一）政府綠色采購的激勵機制
20世紀以來，人們對環境、資源問題越來越重視，以可持續發展為目標的綠色消費理念被提出，并得到廣泛的認可，具有強大資金實力的政府采購在引導消費方向上具有不可比擬的作用，政府綠色采購制度的建立，就成為一個國家確立可持續消費模式、尤其是發展循環經濟的重要措施。所謂政府綠色采購，是指在政府采購活動中，以環境保護、資源節約與再利用的社會公共目標為取向，有意選擇那些符合國家綠色認證標準的產品和服務。當然，政府綠色采購制度的實施，需要有一定的配套制度與措施為前提。這些制度與措施構成了政府綠色采購的制度框架。政府采購的相對人也不是一勞永逸的。政府的扶持是有選擇的，政府永遠選擇最需要扶持最有價值扶持的企業。這會給企業以無形的壓力，督促企業不斷地完善自己，把循環經濟事業做得更好。
（二）綠色投資的激勵機制
綠色投資來源于綠色經濟?！熬G色經濟”一詞最初是經濟學家皮爾斯在《綠色經濟藍皮書》中提出的，綠色經濟的實質就是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作為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的投資，必然要與可持續發展的經濟步調一致，因此，為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投資就被提出，稱為“綠色投資”。在所有經濟激勵措施中，綠色投資是最能體現三重效益相結合的經濟措施。因為綠色投資是以三重盈余原則為指導，追求投資回報的原動力促使人們要考慮發展循環經濟的成本，提高經濟效益；綠色投資的方向，必然要求投資對象產生生態效益和社會效益。這三個目標在綠色投資中有機結合，不可分割，從而達到發展循環經濟的最完美境界。
（三）建立完善的節約土地價格政策的激勵機制
我國土地價格改革的目標是實現土地資源的市場化配置，使土地價格真實反映土地市場供求和土地價值，反映我國土地資源的稀缺狀況。價格手段在促進節約土地資源中的具體措施是：嚴格控制行政劃撥用地范圍，擴大經營性用地招標、拍賣、掛牌方式出讓的范圍，減少協議出讓土地的數量；建立規范的基準地價確定和公布制度，以及協議出讓土地最低價制度；改革征地補償辦法，切實保障農民的土地權益；健全土地收益分配機制，推進土資源的集約利用。
（四）財政補貼激勵的制度
一是綠色投資補貼，即對投資者進行補貼，對投資者進行補貼的優點是可以調動投資者投向綠色產業的積極性。二是綠色產品補貼，根據綠色產品產量對生產者進行補貼。三是綠色消費補貼。如對太陽能設備、微型風力發電設備的購買者給予補貼，以促進清潔能源的推廣。
（五）建立市場準入制度
通過提高資源消耗大，污染嚴重產品的市場準入門檻，限制和淘汰浪費資源、污染環境的落后工藝、技術、產品和設備。凡新建和改擴建工業項目的可行性研究報告，必須包括合理用能、用水方案。市場準入制度的建設，不僅可以促進專業化和規?；髽I進入循環經濟產業，促進循環經濟的發展，還可以維護市場的綠色秩序。
（六）健全激勵制度的運行基礎，構建強大的法律體系
1.足夠的知識基礎。激勵制度的有效運用需要政府及社會公眾能夠大致了解激勵制度運行的過程和機制，這就要求對循環經濟的社會經濟屬性有較為全面的認識，并在此基礎上培養與形成“成本―效益”為核心的循環經濟觀。除此之外，激勵制度運行所涉及的各方無論是政府、公眾還是企業，都必須了解自身在整個過程中所處的法律地位以及司法權的范圍和分配，從而決定自己的行為模式。而且，政府作為政策制定者一方，還應具備制定用于判斷激勵制度運行成功與否的指標或標準。
2.強大的法律結構。市場機制與法制相互依存，各自運行都需要彼此之間的相互支持，激勵制度根本目的在于將市場機制引入循環經濟之中，其有效運行必然需要一個有力的法律結構為支撐。激勵制度所要求的法律結構至少要包括兩個方面。其一，法律確認的有關環境資源的財產權利制度。這個財產權利制度需要權利擁有者能夠排斥他人的使用并能根據需要轉移權利、有效控制對權利客體的使用、完全接受有權利運行帶來所有利益、并負擔與其管理相關的全部費用以及獨立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其二，通過法律權威保證激勵制度的正當使用。激勵制度作為政府管制的一種方式必然表現為行政權力的實際運作，這就必然要求法律對其啟動的條件、運作的程序、運行結果的評價與監督等方面作出相對明確的規定，將其納入規范和確定的行為模式，既要克服行政權力的恣為，同時也要力爭避免來自行政相對人的消極影響。
3.健全的激勵制度實施機制。是指具備有效實施的標準、機制與程序，具體包括：制度實施的時機與態勢標準，制度實施的程序標準，制度實施的檢測標準，制度實施的監督機制與程序等。
4.合理選擇激勵工具。根據“丁伯根法則”，當決策者要實現某一數量的獨立的政策目標時，至少應有同樣多的政策手段。如果有效的政策手段數量少于政策目標的數量，其中的一些目標就無法實現。如果有效的政策手段數量多于政策目標的數量，則所有政策目標都可以實現，且有多種實現的選擇途徑。
（七）合理選擇激勵工具
合理選擇激勵工具的有效組合與運行方式，實現組合效益最大化多種激勵工具共存的條件下，如何選擇運用不同激勵工具成為制度實施的關鍵。 筆者認為，不同激勵制度應當綜合運用。理由如下：首先要實現環境與經濟目標，但只有有限的制度可以使用。這時，通常無法保證所有目標的順利實現，相關的制度必須綜合運用。其次，制度對目標變量的作用不是充分獨立的，即使目標數量與制度數量相等，仍會存在不同目標之間的替換，影響制度的效果。再次，循環經濟系統比較復雜，制度運用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當利用某制度實現一定的政策目標時，不能避免制度失效的風險，故不能過度集中地使用少數制度，應綜合運用。最后，沒有完美無缺的制度。一種制度運用往往既帶來收益，也帶來一些副作用，而收益的副作用常常不同時體現出來。綜合運用可使他們互相補充，揚長避短。
一、前言
經濟增長問題是宏觀經濟學研究的中心之一，經濟學家對經濟增長問題的興趣，幾乎和經濟學有同樣的漫長的歷史。但現代意義上的經濟增長理論，學界普遍認為始于美國經濟學家索羅（Solow）和斯旺（Swan）于1956年提出的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以資本積累為核心，以資本邊際報酬遞減為基本假設，為經濟增長分析提供一個基本的分析框架。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從資本邊際報酬遞減規律出發，得出這樣一個結論：除非存在外生的人口增長或技術進步，經濟不可能實現持續增長，政府政策只有水平效應，沒有增長效應。
由于新古典增長模型得出的結論無法解釋當今世界人均收入的持續增長和世界各國人均收入水平和經濟增長率存在的廣泛的差異。為了彌補新古典增長理論的疏漏和缺陷，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羅默（Romer，1986）、盧卡斯（Lucas，1988）等人為代表的一批經濟學家，在對新古典增長理論重新思考的基礎上，提出了一組以“內生技術變化”為核心的論文，探討了長期增長的可能性，掀起了一股“新增長理論”的研究潮流。
新增長理論認為知識象資本和勞動一樣是一種生產要素，它是內生的，源于廠商利潤極大化的投資決策的努力，知識的全面增加是與人們為其貢獻的資源成正比，知識可以提高投資的收益，具有遞增的邊際生產率。由于內生增長理論把知識作為一種內生的生產要素被引入生產函數，從而可以解釋當今世界人均收入的持續增長和世界各國人均收入水平和經濟增長率存在的廣泛的差異的原因。新增長理論認為知識和人力資本的積累可以產生遞增的收益并使其他投入要素的收益增加，從而總的收益遞增，突破了傳統經濟理論關于要素收益遞減或不變的假設，說明了經濟增長持續的和永久的源泉和動力。
總之，新經濟增長理論強調經濟增長不是外部力量，而是經濟體系的內部力量作用的產物，重視知識外溢、人力資本投資、R&D、收益遞增、邊干邊學和壟斷化等新問題的研究，重新闡釋了經濟增長率和人均收入的廣泛的跨國差異，為長期經濟增長提供了一幅全新的圖景。新增長理論的“新”在于其區別新古典增長理論而言，它將經濟增長的源泉完全內生化，因此，這一理論又被稱為內生增長理論（EndogenousGrowthTheory）。內生經濟增長理論經過近20年的發展,已經在理論和經濟實踐中產生了廣泛的影響。目前這一理論還處在發展和完善中，新的文獻、新的觀點不斷涌現，尚未形成一個非常完整和規范的理論體系。盡管內生增長理論包括形色各異的諸多模型和不同的分析角度,但內生增長模型仍可大致分為三類:一是通過假定產出是資本存量的線性函數而放棄了資本收益遞減假定的AK模型；二是假定知識積累(或技術進步)是其他經濟活動(如投資)“副產品”的外部性模型或溢出模型；三是明確地將技術進步視為企業有意識的研究開發結果的R&D模型。本文將分別介紹這三種模型，并結合安徽經濟發展實際提出促進我省經濟社會發展的政策建議。
二、三種內生增長模型簡要描述
（一） 模型
新古典增長模型之所以不能產生內生增長,最重要的原因是資本收益遞減規律的存在。AK內生增長模型的主要性質是不存在資本遞減收益，這種不存在資本收益遞減的簡化的生產函數可表示為:Y=Ak（1）
其中 是反映技術水平的常數, 是產出。（1）式兩邊同時除以勞動量 ，可得到人均產出：y=Ak(2)
由（2）式可得資本平均和邊際產品都為常數A，即：
（二）外部性模型
這類經濟增長模型既不放棄資本收益遞減假定和完全競爭，又能產生內生增長，其基本特征是:其一,技術進步、知識積累或人力資本積累是其他經濟活動的副產品,因而不需要補償并可維持完全競爭的分析框架；其二,個別廠商的生產函數表現為不變規模收益,但就整個經濟而言表現為規模收益遞增；其三,上述兩個特征決定了這類模型具有不同于新古典增長理論的政策含義,即政府政策不僅具有水平效應,而且具有增長效應。根據外部性來源的不同,這類模型有多種構造方式,如阿羅（Arrow,1962）提出的“邊干邊學”模型，羅默的知識溢出模型（1986）盧卡斯的人力資本模型(1988)。這一類經濟增長理論認為技術進步源于資本積累,即是模型中的K的函數,筆者以“邊干邊學（learningbydoing）”模型為例進行說明:
1962年阿羅發表了《邊干邊學的經濟含義》一文，提出了“邊干邊學”理論。在阿羅的模型中，邊干邊學或知識被認為是投資的副產品，提高一個廠商的資本存量會導致其知識存量的增加。同時阿羅認為知識是公共產品，具有“外溢效應”（spillovereffect）。知識水平本身作為一種生產要素具有遞增邊際生產力，在知識水平不變的前提下，社會經濟整體的每一個廠商具有規模不變收益，然而，在擴大資本投入的同時，知識水平也隨之變化，因而作為一個整體，經濟具有遞增收益。而且，由于知識是公共的，收益遞增是外在于廠商的，所以資本和勞動按邊際產品支付報酬，由于生產率的提高是企業投資的“副產品”，個別廠商并沒有考慮到其投資活動對這個經濟生產率的影響,而是將它視為外生變量,因此,它的行為仍然像新古典模型中的廠商一樣。于是,通過干中學和溢出效應(或投資的外部性),我們可以在完全競爭的框架下得到內生的技術進步和經濟增長。
外部性模型認為技術進步源于資本積累,技術進步能導致規模報酬遞增的原因在于一旦經濟中每一個廠商處于規模報酬不變的技術狀態,但是一個廠商的投資行為能夠創造的新知識可以產生出乎意料的外溢效應。所以這些由于個體投資行為帶來的“外部性”使整個社會作為一個整體的知識水平得以提高。
（三）R&D模型
羅默（Romer，1990）開創并由格羅斯曼、赫爾普曼（Grossman&Helpman，1991）和阿格恩、豪威特（Aghion&Howitt，1992）發展了R&D模型，從有目的的R&D活動角度出發，通過構建一個專門用于進行R&D的部門，利用這個部門不間斷地進行R&D活動，可以實現內生技術進步和經濟增長。
外部性模型通過引入知識積累或人力資本積累,并借助于溢出效應得到了內生增長。R&D模型明確地將技術進步或創新歸結為廠商有意識的、旨在獲取壟斷收益的活動,并運用壟斷競爭的分析框架進行分析。羅默指出,技術具有不同于傳統經濟物品的兩大特點:它是非競爭性的和部分排他性的。非競爭性意味著生產表現為規模收益遞增；部分排他性則為從事R&D活動的廠商提供了激勵(外部性模型抓住了技術的第一個特征,但沒有抓住第二個特征)。以R&D為基礎的增長模型主要有兩類:一類是將技術進步理解為產品種類的增加(例如新行業的開辟),一類是將技術進步理解為產品質量的改進(例如同類產品的升級換代)。這兩類模型的主要區別在于后者引入了熊彼特的“創造性破壞性”概念,即新產品的出現往往意味著舊產品的被淘汰。
R&D模型暗示技術進步或創新是企業有意識進行R&D投資的結果；來自創新的壟斷利潤則為企業從事R&D活動提供了市場激勵，一國勞動力越多，從事研發的人口越多,研發成果越能受到保護，經濟增長就會按一定速度持續增長下去。人均產出與經濟體人口成正比,越大的經濟體越富有。政府政策具有增長效應。
總的說來,盡管內生增長理論表現為形形的不同增長模型,但是絕大多數的內生增長模型實際上都可歸結為上述模型之一或這些模型的某種組合。一般而言,AK模型和外部性模型具有簡潔、便于擴展和應用、易于進行計量檢驗的優點,R&D模型則更符合人們的直覺,具有更良好的經濟含義和更堅實的微觀基礎。利用這些模型,我們就能夠根據經濟的實際情況,更深入地分析經濟增長的內在機制。在具體的研究過程中,外部性模型比較適合于那些在總量水平上促進創新和技術進步的因素(如教育、經驗積累和基礎研究等),R&D模型則比較適合于對產業層次的創新活動并易于通過市場機制提供激勵(相對易于排他)的經濟活動的分析。
三、內生增長理論對安徽經濟發展的啟示
2001年至2004年4年間，安徽省的GDP年增長率都高于8%，超過全國平均水平，同期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遠遠高于GDP增長率（見表一）,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顯著，利用1991年-2003年間中部六省和東部地區及全國數據，對各生產要素對經濟增長貢獻率進行實證分析（2006年），結果顯示安徽經濟增長主要依靠投資增長拉動，知識和技術進步對我省的經濟增長影響較小。為實現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我省應該在經濟發展戰略方向和經濟發展宏觀政策上從內生經濟增長理論中得到一些啟示。
（一）技術進步應該成為推動我省經濟增長的主要驅動力
在知識經濟時代，一個經濟社會的經濟增長應該主要依靠知識和技術的進步。據聯合國經濟合作組織（OECD）報告，知識和技術對該組織成員國經濟的貢獻率已從20世紀初的5%-20%提高到現在的70%-80%。內生增長理論認為傳統的生產要素（如勞動、物質資本）具有報酬遞減的性質，實現經濟的可持久增長的決定因素是具有報酬遞增性質的生產要素知識、技術和人力資本的積累。因此,為迎接知識經濟的挑戰,我省應完善促進知識積累與技術進步的制度基礎,構建不同層面的促進知識積累、技術創新與擴散的運行機制。擯棄高投入高消耗的經濟發展模式，將經濟發展轉變到依靠科技進步的發展軌道上，實現可持續發展。
（二）改善投資環境，積極吸引外國直接投資（FDI）
具有技術外溢效應的外國直接投資（FDI）是傳播和轉移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的最有效的渠道，FDI通過國外先進技術、管理和營銷經驗的轉移推動當地經濟增長和技術進步。安徽省應該利用國家實施中部崛起戰略給予的各種優惠政策，在不斷搞好能源、交通、通訊等基礎設施建設同時，進一步改善投資軟環境和產業配套，積極吸引外商來皖直接投資。
（三）繼續擴大外商投資的同時，增加R&D和人力資本的投入，增強自主研發所引致的技術進步對區域經濟增長的推動力
在經濟全球化日益加快的情況下，與我省臨近的東部地區由于區位條件優越，經濟發展水平高，投資軟硬環境較好，今后仍將是外商直接投資的首選地區。外商投資將繼續在東部地區的技術進步和經濟增長中發揮重要的推動作用，因此，我省在繼續擴大外商投資的同時，要增加R&D的投入、人力資本的投入，加大自主性技術創新和技術進步的力度，增強自主研發所引致的技術進步對區域經濟增長的推動力，以獲得持續的技術進步和經濟增長
（四）大力發展教育,加快人力資本的開發與積累
在所有人力資本投資活動中,舒爾茨(1960)特別強調教育投資在人力資本形成中的作用以及教育可能在將來做出的貢獻。財政政策在加強教育投資、促進人力資本形成與積累方面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安徽省應完善教育財政支持政策,促進教育的優先與協調發展,加快人力資本的開發與積累。應優先發展基礎教育和職業教育，提高全省人民的受教育年限。在外部性模型中知識的外部性能否傳遞到其他經濟個體，還取決于其他經濟個體的接受能力，在一個經濟社會的經濟個體知識水平總體上處于低水平的情況下，這種溢出效應將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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