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學產生的歷史背景樣例十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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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一、知識社會學①：一個思想史分析模式的引入

一般認為，知識社會學奠基于馬克斯•舍勒，成熟于卡爾•曼海姆。知識社會學的經典定義認為，它“是一門探討每一個知性立場對其背后分化了的社會群體實在功能性依賴的學科，并且它把追溯各種立場的進化視為己任”［1］61。因此，思想是知識社會學最重要的研究對象，它的目的之一在于揭示思想的演進過程，即在展現思想在內容與形式的變化之時亦揭示出其中思想的“遺傳生命”［1］35另外，它旨在揭示思想的起源與演化對一定社會群體的依賴作用。知識社會學雖然可以追溯至歐洲啟蒙運動以來的懷疑論傳統以及維科的《新科學》，但它主要是在德國和法國的社會學共同體中形成的。曼海姆在將知識社會學與哲學和史學比較的過程中確立了其獨具特色的分析模式，這一分析模式主要由三個部分組成（圖略）：（1）知識社會學持著動態的思想觀，它認為思想的形式與內容會隨著社會與歷史的進程發生變化。與哲學傾向于將對思想史建立在沒有時間性的和絕對的理性之上不同，曼海姆認為，知識社會學應該關注于思想的演化［2］4-5。故此，對政治—行政關系的考察不應局限于最早的政治—行政二分法，而應將視野延伸至這一范式變遷的整個過程。（2）知識社會學認為思想是特定社會—歷史背景的產物，對思想的考察需要借助社會—歷史背景的視角。曼海姆認為，哲學與思想史學都始于一個共同的假設，即“思想的產物總是可以與它的心理學或社會學起源相分離”，而知識社會學對此持相反態度。因此，每一種行政理論范式的出現亦依賴于一定的社會與歷史條件。（3）知識社會學考察的是產生于群體的思想，它認為只有群體而非個人的視角才能真正理解思想。知識社會學所考察的是“從群體行動的背景產生出來的具體的現存思想方式”［3］3-4。知識社會學認為，人的思維方式、思想實際上是他所屬群體的產物，也唯有從社會學的角度才能真正地理解思想。因此，對政治—行政關系范式變遷的分析離不開對學術共同體的考察。在以上分析的基礎上，我們勾勒出了一個考察政治—行政關系范式變遷的知識社會學分析框架。該框架力圖從縱向上展示出政治—行政關系范式在形式與內容上的變遷，揭示出政治—行政二分法的思想特質在此過程中的傳承；并致力于從橫向上較為全面地從社會—歷史背景與學術共同體的外—內雙層結構中揭示出影響政治—行政關系范式變遷的主要因素。社會—歷史背景主要包括時代的實際經驗世界兼其精神氣質兩項內容，學術共同體則主要考察學術立場業已分化的學術群體或學派（為了表達的方便，亦可能選取其代表人物）的主要思想，并審視這些思想對政治—行政關系范式變遷的影響。社會—歷史背景構成了政治—行政關系范式變遷的條件約束，既間接促進范式變遷又設置了變遷限度；學術共同體亦受到社會—歷史背景的條件約束，它是推動政治—行政關系范式變遷的直接動因。用曼海姆的話來說，以上分析進路使得知識社會學擁有了對思想“精確論述”的能力［3］52。知識社會學分析框架的引入，在一定程度上即是為了發揮它的這一優勢，從而相對完整地展現政治—行政關系范式的變遷過程，亦揭示出政治—行政二分法在此過程中的“遺傳生命”。

二、政治—行政關系的范式變遷

根據丁煌［4］、陳世香［5］等人的觀點，我們可以將政治—行政關系的范式變遷分為：政治—行政二分、事實—價值二分與決策—執行二分三個階段。政治—行政二分法在行政思想史中曾經被稱為“美國公共行政的圣經”［6］，然而，對它的質疑與批判之聲亦從未中斷過，這種批判與重構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政治—行政關系范式的變遷。威爾遜是學界公認的行政學鼻祖，他于1887年發表的《行政學研究》被認為是行政學的開山之作。作為行政學的創始人，威爾遜最大的學術貢獻在于提出了政治—行政二分法，行政領域的價值中立性使得行政學的獨立及其科學化成為可能。從發生的意義上看，政治—行政二分法主要是從工作性質與從業人員差異的角度，對政治與行政活動進行區分［7］。古德諾在1890年出版的《政治與行政》中從政府功能區分的角度對政治—行政二分法進行了全面而系統的論證。古德諾認為，政府存在著“政治”與“行政”兩種性質不同的功能，“政治與政策或國家意志的表達相關；行政則與這些政策的執行相關”［8］10。但是，古德諾認識到行政與政治抽象的、絕對的分離在現實中根本就不可能，“政治必須對行政有一定的控制”，因為政治功能對民治政府來說永遠是第一位的［8］14-25。早期行政學者對政治—行政二分法的批判是零散的，這種批判尚未成為一種學術自覺。懷特的《行政學導論》為行政學科學化作出了奠基性貢獻。然而，就行政學研究旨趣而言，懷特認為：“公共行政研究需要與涉及正義、自由、服從和國家在人類事務管理中的作用等政治學相結合”［9］。古利克則拒絕接受政治—行政二分法，他通過對政治概念的再定義和行政人員角色扮演的分析指出，行政不應該也不可能從政治/決策中分離出來［10］107-109。行為主義行政學與新公共管理對政治—行政二分法的批判已經走向學術自覺，并且這種批判是全方位的，故而促成了政治—行政關系的范式變遷。（1）行為主義行政學：方法論轉向。以西蒙為代表的行為主義行政學派嘗試從方法論的高度對政治—行政二分法進行理論顛覆。該學派將行政學的研究對象從傳統靜態的原則、程序等轉向了動態的行政行為。西蒙指出，行政行為本質上是組織不斷決策的過程，而決策與政治緊密相關，所以政治—行政二分在理論上無法成立。作為一種理論替換，西蒙提出了事實—價值二分說，認為就政治而言，決策的主要衡量標準是價值因素，對于行政，決策的主要衡量標準是事實因素。（2）新公共管理：概念重塑。新公共管理揚棄了政治—行政二分的觀點，提出了決策—執行二分的新模式，該模式將其理論基礎置于經濟學之上，并在執行層面大量借鑒企業管理的理性模式?？茽柊推嬲J為，行政學主流的學術用語經過由管理到政策，再到治理的過程，政治與行政的邊界已經模糊［11］，因此，語義更明確、外延更易界定的決策與執行分離的觀點登上了歷史舞臺。奧斯本和蓋布勒認為，新公共管理乃是要致力于建立“一種把政策制定（決策）同服務提供（執行）分開的體制”［12］。以上學術批判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行政學范式的更迭，但是范式的更迭并不意味著全然的斷裂。從研究對象上看，它們一直都是在圍繞政治—行政關系探討兩者的邊界及其分離的可能與限度。從思維方式上看，外顯為肇始于政治—行政二分法的學科科學化的公共行政現代性思維貫穿了政治—行政關系范式變遷的整個過程。這種理論層面上的科學化趨勢及其內在地對經驗層面的技術化要求，體現了普遍主義的、統一的、可通約的、整合的、總體化的現代主義公共行政的思維模式。

三、政治—行政關系范式變遷：社會—歷史背景與學術共同體

由政治—行政二分到事實—價值二分再到決策—執行二分的變遷，是社會—歷史背景間接推動與設置變遷限度的情況下學術共同體努力建構的結果。其進程展現了“行政科學”之科學性的三個面相：普遍性公理（原則）、自然科學化、公理性假設和數理邏輯。

篇2

關鍵詞：社會語言寫;背景;流派;研究方法

一、簡介

社會語言學是一門誕生于20世紀60年代的研究研究語言及社會之間交互作用的學科。雖然社會語言學的研究只有半個世紀的歷史，但因其研究社會與語言的關系從而揭示語言使用與社會文化之間的關系而備受關注。中國大百科全書對其定義為“社會語言學是研究語言與社會多方面關系的學科，它從不同的社會科學（諸如社會學、人類學、民族學、心理學、地理學、歷史學等）的角度去考察語言?！鄙鐣Z言學是把語言看作社會現象來研究，通過研究語言從而發現語言跟社會之間的聯系。

二、社會語言學的歷史背景

社會語言學的產生有三個方面的原因：社會歷史的需要、物質條件的改善及語言學自身發展的必然規律。社會歷史的需要引起語言學家關心語言與社會的關系，為社會語言學的誕生打下了基礎。在社會發展的19世紀末到20世紀60年代，社會及政治形勢多變，社會關系復雜。由于新的國家建立以及人口的不斷流動使得語言的問題成為重要的社會問題。語言與一個民族之間具有緊密聯系，是一個民族的象征，因此它的社會性、文化性和民族性越來越受到語言學家的重視。物質條件的改善也是社會語言學產生的原因。由于物質條件的改善，科學技術取得進步，語言研究的物質條件也大大提升。社會科學一般采用的研究方法是調查法和統計法，這樣以來人們更易于通過事物總體的數量關系來揭示事物之間的內在聯系。物質條件的改善為社會語言學的產生奠定了扎實的物質基礎。語言自身的發展規律也促使社會語言學的誕生。

三、社會語言學研究的流派

社會語言學是首先是一門應用型邊緣學科，從理論的借鑒到方法的選用都同哲學、社會學、人類學、心理學、大眾傳媒等學科的研究緊密關聯。

從觀察視野來看，社會語言學可以分為兩個層面：宏觀層面和微觀層面。宏觀社會語言學是以社會本身作為研究起點，同時將語言作為研究不同社團組織構成的一個重要因素;微觀社會語言學是以語言研究為起點，同時將各種社會力量看作影響語言結構的基本因素

從研究方向上說，社會語言學的研究分為理論與應用社會語言學研究，此研究方法的劃分由Trudgill首次提出。理論社會語言學關注考察語言變體和言語群體結構相關性時所采用的模式與方法，并為交際能力的討論提供一種普遍性的解釋。應用社會語言學重點研究語言使用不平等現象背后的社會和政治含義上，尤其是在法庭、醫院、學校這樣一些涉及語言使用問題的公眾生活領域。

社會語言學一般可以分為五個流派：

3.1社會方言學

社會方言學也即變異學派，其主要研究語言的變異跟社會因素之間的聯系。研究對象為受階級、職業、年齡或性別等社會因素影響所形成的方言。主要考察語言變異與社會因素之間的關系，研究對象是因階級、職業、年齡、性別等社會因素所形成的社會方言。語言的變異是社會方言學研究的核心問題，會方言學的代表人物是拉波夫，特魯杰爾（Trudgill），他把這種研究稱作“純社會語言學”。變體研究是社會語言學的主要研究內容，社會語言學家們追溯語言演變的起因及變異體擴散的機制，試圖從語言變異現象中發現歷史的語言變化規律，形成有關語言演變理論。

3.2語言社會學

語言社會學是由美國學者費什曼創立的，它的研究重點是帶有整體性和全局性的社會語言學問題，它屬于宏觀語言學的范疇，將語言現象看成社會現象的一部分。它的研究重點是解決社會所面臨的跟語言相關的問題，例如語言的規劃、發展族際通用語或者文字的規劃。它的研究方法是通過數據的搜集進行定量的研究。

3.3交際民族志學

交際民族志學是人類學家海姆斯提出的。交際民族志學是“從語言和文化、社會之間的相互關系研究語言使用的規律”。交際人種志學是從文化人類學的角度對語言的運用進行描述，側重于不同的社團、組織、社區及社會中文化習俗的差別對語言的運用所帶來的特征。交際民族志學者著重于對交際事件的描寫。他們認為只有透徹分析語言使用的環境才能弄明白人們在特定環境里使用不同語言的原因。它探究人們是如何在特定的環境下進行語言行為的選擇。

3.4語言社會心理學

語言社會心理學的代表人物是蘭勃特。語言社會心理學是從心理學的角度對社會交際中語言的使用和對語言及其變體的態度進行研究。其代表人物是蘭勃特、賈爾士及史密斯。蘭勃特采用配對實驗法發現一個語言團體對靈一個語言團體的成員的某些印象跟人們的性別及年齡、使用的方言、語言情況或社會背景有很大關系。配對實驗法是語言社會心理學研究中調查語言態度的有效方法。

3.5互動社會語言學

互動社會語言學又被稱為“交際社會語言學”。這個流派出現于20世紀七八十年代，它主要是采用語言學的知識去對人際交流的過程和結果進行解釋。在早期，社會語言學的研究對象局限于低層次的語言單位。后來，社會語言學家的研究范圍進行了擴展，對篇章和對話進行研究?；由鐣Z言學者們在研究采用的材料上使用了話語分析的一些研究方法。高夫曼、布朗、萊文森等人對話語禮貌現象的描述對互動社會語言學的建立具有巨大影響?；由鐣Z言學是一門新的交叉學科，它與人類學、社會學、心理學等之間的聯系緊密。

四、社會語言學的研究方法

社會語言學研究的主要目的就是研究語言與社會之間的關系。社會語言學對語言的解釋是在對語言進行描寫的基礎上進行的，所以，社會語言學的主要研究方法是歸納法，通過實際手機材料，對語言材料進行歸納總結。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社會語言學的研究方法也發生了變化，將研究內容及不同的研究方法進行結合，加強課題設計的科學論證，運用計量分析手段去分析實驗材料，找出言語行為的規律。祝畹瑾總結了拉博夫的方法介紹了隨機抽樣和非隨機抽樣的調查方法。此外還有一些搜集材料的方法，例如訪談法、觀察法、問卷法和實驗法。對材料進行統計的統計學方法有材料的數量化、資料的統計、相關分析法和方差分析法。

五、結語

社會語言學同話語分析、篇章結構、交際策略、認知結構等方面進行結合，為語言的研究提供了跨學科研究的新視角。其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促進了我們對語言及社會之間的關系的理解。（作者單位：西安電子科技大學）

參考文獻：

[1] 李洪靜.社會語言學研究綜述[J].大學英語（學術版）.2007（4）。

[2] Trudgill，P.Applied Sociolinguistics[M].Longman：Academic Press.1984.

[3] 武立宏.社會語言學研究綜述[J].北京林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5。

篇3

概括地講，科學社會學20世紀70年代以來發生了重大變化，由默頓傳統的現代科學社會學走向了英國傳統的后現代科學社會學；由非認知科學社會學走向了認知科學社會學”[1]；由科學結構研究的社會學走向了科學知識研究的社會學；由社會功能主義走向了社會建構主義；由宏觀研究走向了微觀研究；由科學的社會學研究走向了更廣闊的科學的人類學和文化人類學研究[2]。從方法論的角度看，我們認為，科學社會學經歷了從不成熟到成熟、從單一的定性和單一的定量到定性與定量的結合，從單一的科學社會結構分析到整體的科學社會語境分析的發展。具體地講，科學社會學方法論經歷了科學內部因素分析方法、科學外部因素分析方法、科學社會語境分析方法三個發展階段。

1　科學內部因素分析方法

我們把對科學進行內在社會結構分析和對科學知識進行社會學分析的研究流派稱為科學社會的內在主義，其研究方法稱為科學內部因素分析方法。它包括結構—功能分析方法、計量分析方法和人類學方法。

1.1　結構—功能分析方法

這主要是默頓及其學派的方法論，其實質是從結構出發分析功能。他們把科學看作是具有復雜結構的社會系統，對其社會體制的結構做精細的分析，由結構解釋功能，而很少研究科學知識的內容及其與社會因素的關系，被稱為科學社會學的功能主義，形成了科學社會學的美國傳統”[3]。從1938年發表《十七世紀英國的科學、技術與社會》到1973年出版的文集《科學社會學——理論和經驗的研究》，默頓運用結構—功能分析方法對科學的社會建制、科學的精神氣質、科學的規范結構、科學交流、科學獎勵制度、科學家的行為模式、科學中的優先權之爭等進行了深入研究，這些內容構成了科學社會學的主要內容，形成了科學社會學的研究傳統。其他學者如本·戴維(Joseph Ben-David)的《社會中的科學家角色》、巴伯(Benard Barber)的《科學與社會秩序》、克蘭(Diana Crane)的《無形學院》、科爾兄弟(Jona than Cole，Stephen Cole)的《科學界的社會分層》、加斯頓(Jerry Gaston)的《英國和美國的獎勵制度》等，進一步運用了結構—功能分析方法，發展了默頓的思想，成為默頓學派的重要組成部分。

不過，這種方法的保守性是十分明顯的，因為它只能從科學的現存社會結構出發，依據結構決定功能的假設進行某些功能的預測，而對于過去和未來的科學的社會結構的研究不能令人滿意；它只研究科學的宏觀社會結構，而不研究科學知識產生的微觀認識過程，其方法論說到底是“黑箱式”的。

1.2　計量分析方法

計量分析方法是運用數學、統計工具對科學進行定量描述的方法，包括數學統計分析、引證分析、內容分析、多變量分析。

數學統計方法就是運用數學、統計工具對大量數據進行處理，從中得出結論的方法。默頓在《十七世紀英國的科學、技術與社會》的博士論文中廣泛采用數學統計方法，通過對大量文獻的統計所得數據進行分析，說明十七世紀英國上層社會特別是知識界對科學興趣的普遍轉移，有力地說明了當時英國科學的社會結構隨著科學興趣的轉移而發生的微妙的變化。普賴斯(Dreek J De Solla Price)在1961年發表的《巴比倫以來的科學》和1963年發表的《小科學，大科學》中，廣泛運用數學分析和統計方法研究科學的整體發展，揭示了科學由小科學到大科學的發展規律，說明了科學機構與科學組織的不斷規范化、規?；?、國家化。

引證分析(citation analysis)是利用科學引文索引(SCI)所提供的資料進行數量分析得出結論的方法。在科學社會學中，廣泛運用引證分析研究引證數與科學獎勵的關系、引證率與論文影響度的關系、科學發現前后的繼承關系、科學共同體內部科學家之間的相互關系等。引證的網絡分析還用來研究不同學科間的相互交叉與滲透關系，譬如普萊斯運用引證分析研究自然科學、社會科學與人文科學之間的關系，發現自然科學近五年的文獻引證率遠高于人文科學，說明不同學科內部的體制與進步程度是有區別的?？颂m在《無形學院》中用引證分析研究科學共同體內部的結構，發現知名度高的科學家的論文被引證率高?？茽栃值芾靡C分析研究科學論文的質量、科學界的社會分層情況以及獲獎情況等[4]。

內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是對傳播交流的內容進行精確的數量分析的方法，它最早出現在新聞學，隨后在文學、社會學、政治學等眾多學科中廣泛應用。科學社會學中還只是初步使用這一方法。這種方法不研究行為，也不研究語言、符號的語義，只是通過語言、符號的數量分析如篇幅長短、篇數多少的統計來達到研究的目的。薩頓(G.Sarton)在《科學史導論》中運用內容分析考察先前科學史著作中各組成部分不同時代所占的篇幅數量的多少，以此來說明科學的加速發展。默頓在《十七世紀英國的科學、技術與社會》中也運用了此方法說明科學興趣的轉移現象。

總之，計量分析方法對科學進行統計學的概括，注重數量關系分析，通過數量關系研究科學內部各個要素的關系。從這種意義上講，計量分析方法是一種通過數量關系的分析研究科學的內在關系的宏觀方法。

1.3　人類學方法

這主要是法國哲學家拉圖爾(Brune Latour)和美國社會學家謝廷娜(Karin D.Kno-Cetina)研究科學實驗室情況的方法。人類學方法的引入，使科學社會學發生了人類學轉向。謝廷娜把這種方法稱為微觀—傾向發生學方法，因為人類學對科學的研究關注的是科學家信念的形成過程[5]。

他們以一個旁觀者的身份進入實驗室，把一個具體的實驗室看作一個部落進行考察，把看到聽到的如實記錄下來，再應用語言分析方法對所記錄的情況進行分析。拉圖爾的研究得出兩個結論：其一，實驗室可以描述為一個文字標記系統，因為儀器具有標記能力，每個標記的裝置是機器、儀器和實驗人員的組合，科學論文就是這種文字標記系統的產物；其二、實驗過程中產生的科學事實不過是實驗人員的構造物，是儀器產生出的文字標記被人為地解釋為事實，因此科學實驗不是發現事實而是創造事實[6]。前一個結論是對實驗室活動的自然主義描述，后一個結論是對實驗結果的哲學說明。

謝廷娜(K.D.Knorr-Cetina)運用人類學方法提出了科學的建構主義綱領，認為科學是人為的，實驗室的一切都是人們事先精心準備好的，即決策負荷的，這樣科學實驗就是主觀建構活動，它受到社會環境的影響。她特別強調科學實驗的社會網絡不是科學共同體，而是超認識的資源關系形成的社會網絡。[7]因此，人類社會學的方法就是要說明科學認識過程、科學知識形成過程無不與社會有關，無不說明社會因素向科學的滲透。

然而，這種方法仍是一種經驗描述方法，因為它關注的是科學研究的過程，對科學實踐過程進行微觀研究而不注重宏觀研究；傾向于對科學家言論的主觀分析而不注重科學研究的客觀實在性。因此，人類學方法的語言學轉向、認知轉向也是十分明顯的。

2　科學外部因素分析方法

我們把對科學與其外在諸因素相互作用的研究傳統稱為科學社會外在主義，其方法論就是科學外部因素分析方法。這種方法論的特點是把科學當作一個“剛體或黑箱”，不考慮科學本身所包含的意義，只考慮科學與其周圍其他因素的相互關系。謝廷娜把這種研究稱為宏觀—定向相一致方法即宏觀方法，它包括歷史背景分析方法、歷史主義方法、文化分析方法。

2.1　歷史背景分析方法

這主要是貝爾納(J.D.Bernal)考察科學及其社會功能的方法。貝爾納是一位對科學的歷史及其社會功能進行全面考察與研究的科學家，他認為對于科學的分析應放到當時的社會歷史背景中去進行，特別是進入20世紀以來，科學已不是個人的事業，它已成為大工業集團甚至整個國家的事業，科學發現與發明不再是個人的發明與發現，而是科學共同體的共同成果。因此，科學的作用、功能必須結合其賴以生存的社會環境來加以認識。正是從這種科學觀出發，貝爾納反對當時流行的兩種對立的科學觀：一種是理想主義科學觀，認為科學是追求真理的純粹智力活動，其功能是建構與經驗世界相符合的意義世界，即創造能解釋經驗事實的理論；一種是現實主義科學觀，認為科學是人們用來認識自然、支配自然并為人們所利用的手段，這實際上是一種實用主義，幾百年來人們一直這樣看待并利用科學[8]。

2.2　歷史主義方法

庫恩(T.S.Kuhn)把歷史注入科學的方法不僅影響了科學哲學的歷史主義轉向，而且也影響了科學史的外史轉向，反映在科學社會學中就是科學的外部因素分析傾向。美國哲學家阿伽西(J.Agassi)把對科學的這種研究稱為社會學主義?？茖W哲學、科學史、科學社會學不約而同地從社會維度研究科學，一方面說明科學對社會的影響日益增大，另一方面說明對科學的理解絕不能脫離社會歷史環境。我們認為歷史主義可分為內在的歷史主義和外在的歷史主義。前者指科學哲學中的歷史主義，它著重科學理論結構、科學發展模式的演化研究，如庫恩的范式轉換模式、勞丹(Larry Laudan)的研究傳統進化模式等，較少研究社會因素對科學的影響。后者指科學史的外史論和科學社會學主義，它關注科學與其之外的社會因素的互動關系，而很少關注科學內部的歷史演化。但不管哪種歷史主義，從動態而不是從靜態，從歷時而不是從共時，從整體而不是從部分考察科學的方法和立場值得肯定。

2.3　文化分析方法

這是一種從文化學角度研究科學的方法，代表人物有巴恩斯(B.Bames)、布魯(Da vid Bloor)、懷特(Leslie A.White)、李克特(Maurice N.Richter，Jr)。

巴恩斯以愛丁堡學派的代表人物著稱，他在《科學知識和社會學理論》一書中主張社會文化因素影響知識形態的觀點，科學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占統治地位的文化思想的影響。他把科學看作一種亞文化的集合，是人類整個文化的一部分，科學文化是在文化的氛圍中生成的[9]。在他看來，文化影響科學家的信念和想像，從而影響到科學知識，通過對整個文化進行分析就能弄清科學的發生與發展。不過，他把科學看作是一組程序和方法論的約定，由約定主義走向了文化相對主義。

以提出科學知識社會學強綱領而著稱的布魯把科學當作文化現象，把真理看作文化符號，而不是把科學看作智力形態。他主張在整個人類文化的框架中審視科學及其與意識形態的關系[10]。他的強綱領的四個內容因果性、對等性、對稱性和反身性就是要說明科學知識產生和評價的社會文化原因。

懷特在《文化的科學》中認為科學是一種人類行為，是把握經驗的活動，科學不是實體本身，而是解釋經驗世界的方式?？茖W依賴于文化，而文化依賴于符號，人類的一切行為都是在使用符號中產生的。從這一觀點出發，他進一步認為正是文化而不是社會才是人類與眾不同的特性，文化對于科學較之社會對于科學有更直接和更重要的作用。一種發現與發明是已經存在的文化要素的綜合或是將一種新的要素吸收到一種文化系統中。每一種發現和發明都是文化經驗積累過程的有組織的表現，計算機的發明不可能出現在牛頓時代，因為當代就沒有發明計算機的文化積淀。由此，他得出兩個推論：一是當文化積累還沒有到達產生發現與發明的條件前，任何發明與發現都是不可能的；二是當文化積累到成熟，發現與發明便必然產生。這是典型的文化決定論，一種絕對的文化主義。

李克特在《科學是一種文化過程》一書中闡明了類似的觀點。他認為科學是一種方法，一種社會建制，一種專門職業。他把科學定義為過程，認為科學是作為個體的認知發展在文化上的對應物，是作為傳統文化知識的一種生長物，是作為文化發展的一種認知形式。在他看來，科學發展的方向類似于個體的認知發展方向，科學發展的起始點是傳統的文化知識，科學發展的結構一般類似于進化過程的結構，特別是類似于文化進化過程的結構，科學是一個從個體層次向文化層次的認知發展的延伸，是一個傳統文化知識之上的發展生長物，而且是一個文化進化之特殊的認知變異體和延伸。

我們認為科學是一種文化現象和文化過程，但文化并不能決定科學的一切，文化決定論是一種絕對主義，一種外在主義，過分夸大文化對科學的決定和滲透作用，忽視了科學的內在自主性.

3　社會語境分析方法

將科學置于社會歷史中進行考察，從內因和外因、歷時和共時的綜合上分析科學與其外在社會因素的相互作用和相互關系，我們把這種方法稱為科學社會語境分析方法，主要表現為社會實踐方法、系統分析方法、功能—結構分析方法、社會修辭學方法、行動者—網絡方法和實在論的建構主義方法。

3.1　社會實踐方法

這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研究科學的方法。馬克思和恩格斯雖然生活在19世紀，但他們在剖析資本主義社會和創立歷史唯物主義的時候，就運用實踐的觀點、立場和方法分析當時的科學技術，把科學作為社會的內在因素來考慮的。正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對科學的社會實踐的分析，東、西方的社會學家都把馬克思和恩格斯看作科學社會學的鼻祖。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許多論著中研究了科學技術，他們的著眼點是考察科學技術與社會生產力的關系，科學技術進步與社會進步及社會變革的關系。他們對科學技術的研究表現出社會實踐觀。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看來，科學是一種在歷史上起推動作用的革命力量，科學的發生與發展一開始就是由生產決定的，科學在社會生產中產生，在社會實踐中形成，它反過來又通過改造技術來推進生產力的發展，最終引起生產方式和社會制度的變革。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會實踐方法為我們研究科學與技術、科學與生產、科學與社會中的政治、經濟、教育、文化等的關系提供了一種十分有效的方法論。

3.2　系統分析方法

系統分析是把研究對象當作一個系統進行定量化、模型化和擇優化研究的方法。在科學社會學中，運用系統分析方法對科學及其社會因素的關系進行全面的分析與綜合，并給出科學與社會諸因素互動的模式。魏因加特(P.Weingart)研究科學外部控制的非科學目標內化方法和科勞恩(W.Krohn)的科學目標化方法都屬于系統分析方法。

魏因加特的非科學目標內化指把科學以外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的社會目標在國家和政府的干預下轉化為科學內部的研究準則，或者說科學的環境目標被科學有選擇地吸收、消化、整合。他以美國癌癥研究為例進行個案研究，運用系統方法詳細地分析了非科學目標內化的整個過程。這一過程大致為：社會問題——政治阻力——政策規則——科學政策規劃——機構阻力——研究[11]。這種系統地研究非科學因素轉化為科學內部問題的方法值得我們借鑒。

科勞恩的科學目的化指國家和政府有意識地把科學的外部目標導入一個學科的發展之中，使之成為科學理論發展的主導線[11]。科學的目的化使科學與政治、經濟、軍事等社會問題緊密相連，使科學致力于社會實際問題的研究。這樣一來，科學便與整個社會一體化。因此，對于科學目的化的研究必然要運用系統分析方法。

3.3　功能—結構分析方法

這是德國社會學家魯曼(N.Luhmann)創立的一種與結構—功能方法相對立的方法[11]。它不是從結構出發分析功能，而是從功能出發分析結構。魯曼把科學看作一個社會系統，運用功能—結構分析方法研究了科學的社會運行機制。他認為科學作為一個社會系統，具有自治性、適應性和學習能力?？茖W的自治性是指科學能夠根據自己特定的規范去行動、根據自己特定的價值標準去選擇?？茖W的適應性指它對環境的適應能力和作出反應的能力。適應性是科學賴以存在與發展的基礎，不適應環境的學科遲早會消失，因為科學是一個開放系統，需要不斷與其環境進行物質、信息和能量的交換，從而與環境保持動態平衡，既發展自身同時又高效地影響環境。科學的學習能力指主動適應環境的能力，這種能力從根本上講是科學的創造力，被動地適應環境是一種被動的學習，是缺乏創造力的學習。

3.4　社會修辭學方法

這是20世紀70年代中期在英國出現的科學知識社會學的代表人物馬凱(M.Malkay)的研究方法。它是在科學哲學的反實證主義、現象主義等哲學思潮影響下形成的。它不同于默頓傳統方法論的地方在于科學知識社會學依據傳統社會學的方法對科學知識本身進行社會考察與分析。馬凱在對科學知識作社會文化的解釋時，提出了“科學社會修辭學”這個新術語，其含義是：科學共同體內部的科學家行為并不能用統一的規范來說明，而只能以科學家各自的利益和目標來說明。[12]也就是說，科學家的行為和科學的行為并不是依據科學語言來說明的，而是依據他們所處的社會環境的社會語言或文化資源來說明的；科學規范不是用默頓所說的科學體制來保證的，而是用科學的文化資源來說明的。在他看來，科學是一種解釋性的事業，客觀世界的本性是社會地建構起來的，科學知識是經科學家磋商(negoiation)建立起來的。磋商就是科學共同體內的科學家之間運用共同的文化資源提供的節目單(repertoire)或字典(vocabul ary)進行的協商和交流。通過科學“磋商”建立起來的結論并不是對物理世界的確定性說明，而是在特定的文化和社會背景中的科學家們認為是正確的主張而已。

我們認為，馬凱的社會修辭學就是社會語境(social context)，科學家的行為規范要在其社會語境中得到說明。科學知識的意義以及它產生的過程都要用社會修辭學來說明。這種社會修辭學方法說到底就是一種社會語境分析方法。

3.5　行動者—網絡方法

這是拉圖爾和卡龍(M.Callon)研究科學實驗室生活的方法[13，14]。行動者—網絡(Actor-Network)的含義有三：一是微觀網絡，指生產科學知識的場所——實驗室。在實驗室中，實驗者、實驗儀器、實驗材料、實驗環境應該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行動者（實驗者）與其他因素相互關聯，構成了實驗語境，也就是一個行動者—網絡。這個行動者—網絡系統不斷構造自然，不斷生產新的科學知識；二是宏觀網絡，指實驗室與其之外的社會的關聯，形成社會語境。在宏觀網絡中，行動者不僅是科學家，也包括政府、企業和消費者，這些行動者共同編織成自然—社會之網絡；三是微觀網絡和宏觀網絡是雙向互動的。實驗室通過建構進而塑造社會，即把科學知識社會化；社會以它特有的方式支持、支撐和資助實驗室。他們認為，科學論的研究不應停留在對已經形成的“科學文本”的哲學考察，而應對正在建構中的“科學實踐”即實驗室活動進行考察。他們由對科學的哲學建構走向了社會建構；由科學知識的微觀研究走向宏觀研究；由自然、實驗室走向了自然、實驗室、社會的語境化建構。

3.6　實在論的建構主義方法

這是當代美國著名科學社會學家科爾(Stephen Cole)研究科學的方法論[15]。他認為科學上長期存在著兩大傳統；一是實證主義或實在論傳統的“默頓學派”；另一是建構主義傳統的“西歐學派”。實證主義科學觀把科學看成是純理性的事業，理性的認識結果必須由經驗事實裁決，即科學是由自然界決定的，人只是被動地反映自然，而且科學的發展與社會無關。建構主義科學觀把科學看成是完全由社會建構的事業，科學知識不是對自然的描述，而是社會性地建構起來的；科學不是由理性和規則支配的活動，科學知識的真偽也并非由經驗證據裁決，而且自然界對科學知識沒有影響作用，科學知識是科學家社會行為“磋商”的結果?？茽柤炔毁澇蓸O端的實證主義立場，也不贊成極端的建構主義立場，因為前者是絕對主義，后者是相對主義，它們的錯誤在于“非此即彼”?？茽柮鞔_宣稱他的科學觀介于“右翼的”社會建構主義和“左翼的”傳統實證主義之間，是實在論的建構主義。在他看來，科學知識是社會和自然界共同決定的，是理性和經驗共同決定的。我們認為，科爾的方法是一種語境化方法；他在社會、人和自然之間建立了必要的聯系，突破了實證主義的“人—自然”框架和建構主義的“社會—人”框架，建立了“社會—人—自然”語境化的框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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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Michael Mulkay.Science and the Sociological Knowledge[M].George Allen and Unvin Ltd.1979:62-63.

篇4

自我國思想家嚴復對《天演論》算起，他第一次將民族學、人類學的學科帶入了中國的浪潮，其“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進化論思想影響著中國早年的學人，以此開始了中國人類學、民族學的歷程。在學科傳入的近百年間，中國培養了眾多的人類學家與學者，而則是國內與國外培養的學者中最有成就的人類學家之一，其著作《江村經濟》是具有里程碑的意義，開啟了人類學本土化的歷程，同時也是西方由此開始了對中國農村進行了最為細致的描述。本文從先生的寫作過程、《江村經濟》的貢獻以及最后討論當今中國人類學與民族學的使命與責任，緬懷大師、追隨步伐，人類學、民族學探索在路上。

一、先生與《江村經濟》

先生的《江村經濟》寫于1938年，是先生在英國倫敦政治學院求學于馬林諾夫斯基時的畢業論文，因此其還有一個英文名稱 “Peasant Life in China”，直譯為“中國農民的生活”，這是中文版《江村經濟》的副標題;就像先生在題目一樣，書中對位于江蘇吳江的開弦弓村進行了細致的描述，系統對該村落的現狀進行了記錄。

當我們翻開江村經濟的扉頁時，我們會看到一段話“獻給我的妻子王同惠”。由此展開了一段先生的奮斗史與不愿被輕易提起的往事。先生早年讀書于東吳大學學習醫學科，后由于各種原因求學于北京大學學習社會學，深受美國社區研究的歸國社會學家吳文藻從此開始了先生的社會科學研究，由于其良好的悟性以及發奮的努力后考入清華大學跟隨史祿國教授學習人類學，在學習期間其對體質人類學進行了細致的學習，為其大瑤山的花籃瑤的研究奠定了體質人類學基礎。

研究生畢業后，在恩師吳文藻的主持下，先生與自己比翼雙飛的才女王同惠喜結連理，開赴大瑤山進行調查;在調查期間，他們定期向吳文藻老師匯報調查狀況。但事情有時充滿了遺憾，在調查過程中前往下一個村落時先生與王同惠在向導的帶領下掉隊，因此迷失方面誤入抓捕獵物的陷阱使先生受傷嚴重，為了救助先生王同惠獨自原路返回，卻在焦急中迷失方向、溺水身亡，獻出了自己年輕的生命。這或許是先生最難忘的時刻，新婚燕爾的夫妻就這樣各自天涯。先生受傷后返回吳江養病，期間在開弦弓村邊養病邊挨家挨戶的進行調查，這為《江村經濟》的寫成收集了資料。同時利用先生姐姐的費達生有力資源，并對該村新興的近代工業進行了細致的調查。先生由于養傷的機遇，為其博士論文的寫成創造了有力的條件。先生也曾有過表達，是王同惠成就了《江村經濟》的書寫，或許是命運的巧合與安排，讓先生在悲痛交加的情況下，完成兩人曾經的愿望支撐先生完成了調查，同時先生也完成了對花籃瑤數據的整理工作，最后使《花籃瑤社會組織》得以問世成為了王同惠的遺著。

二、《江村經濟》及其貢獻

在《江村經濟》的序言中，英國著名人類學家、功能主義代表人物布?馬林諾夫斯基寫到：

我敢于預言博士的《中國農民的生活》一書將被認為是人類學實地調查和理論發展中的一個里程碑。此書的某些段落確實可以看作是應用人類學和人類學的。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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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傳播學的危機

    從傳播學本身來看,傳播學尚未形成整體的、一致的理論架構,它所依賴的理論資源絕大多數都來自其他學科。如果從知識社會學的視野來考察近幾年出版的傳播學史論的經典著作,就更加可以印證這一點。眾所周知,一門學科是否成熟,史論的發展水平是最重要的衡量標準。在傳播學史方面,埃弗里特?M.羅杰斯(Everettm.Rogers)的《傳播學史》廣受好評。對傳播學這樣一個學科邊界不清晰、理論線索復雜的學科,要給它寫史面臨的首要的問題是如何界定傳播學的研究領域,如何找到傳播學發展的主線。羅杰斯是如何避開這些難題的,答案就在《傳播學史》的副標題“一種傳記式的方法”。他通過尋找傳播學產生的三大源頭,描述傳播學四大先驅及其創立者施拉姆的生平故事和研究經歷,勾勒出了傳播學早期發展的輪廓。傳記式的手法雖然避開了傳播學學科發展脈絡不清楚的難題,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它的不成熟。我們再來分析另一本傳播學經典名著斯蒂芬?李特約翰(LittleJohn.S.W.)的《人類傳播理論》,自1978年第一版問世,迄今為止已經出到第九版?！皩τ趥鞑W這門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興起的新學科來說,一部理論著作能連續30年高居‘排行榜’,其地位與價值也就可想而知?！盵7]本著作梳理了傳播理論的主題和七大理論傳統。以理論傳播為經,汲取了符號學、現象學、控制論、社會心理學、社會文化、批判和修辭學這七大傳統中的精華;以主題為緯,探討了傳播者、信息、談話、關系、群體、組織、媒介和文化/社會主題。這本書如社會科學理論的展覽館,琳瑯滿目,目不暇接。但是,我們稍做分析就會發現,主題之間,并無邏輯關系。只是將目前關于涉及傳播的主題羅列出來。因此,這本著作可以看成是傳播學研究的“理論匯編”,而不是學科意義上的理論建構。再來分析傳播學的第三本經典著作,斯坦利?巴蘭(StanleyJ.Baran)和丹尼斯?戴維斯著(DennisK.Davis)的《大眾傳播理論:基礎、爭鳴與未來》。從書名就可以看出來,這本著作把研究的范圍縮小到大眾傳播領域。我們知道,人類傳播活動千差萬別,研究范圍的縮小無疑降低了歸納理論的難度。相對而言,傳播學領域中關于大眾傳播研究的最多,發展脈絡比較清楚,研究范式比較成熟。即使在這種情況下,作者仍采用的是歷史的視角,概述了大眾傳播研究的幾個階段,而不是從邏輯層面構建大眾傳播的理論體系。這本書與其稱為大眾傳播理論,還不如稱為大眾傳播理論史更確切。從這三本傳播學史論的經典著作的內在邏輯可以看出,它們的經典之處就在于分別巧妙地繞開了傳播學本身的不足,剪裁得當,表現出了高超的寫作組織技巧。但是,這也從反面折射出傳播學的研究領域邊界不清、理論體系不嚴密的固有缺陷。國內外學者在這方面爭論很多,并且有專著專門探討傳播學的危機。陶鶴山在《傳播學的危機與重構》一文中指出,傳播學危機的主要原因在于它的研究對象不明確,理論體系不嚴密。他認為傳播學的危機“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傳播學教育、傳播學組織和傳播學本身?！盵8]梅瓊林把胡翼青在其著作《傳播學:學科危機與范式革命》一書中提出的問題歸納為三個方面:缺乏系統性,沒有一個中心的理論;缺乏理論創新和應變性,沒有一個“理論場”;研究者本身缺乏危機感,學者們很少反思。[9]實際上,傳播學本身的危機才是根本,傳播學教育與傳播學組織的危機都是傳播學自身危機的表現。

    三、從知識社會學的角度探討

    傳播學危機的成因傳播學是在美國經驗主義研究的直接影響下成長起來的。雖然歐洲社會科學的奠基人馬克思、涂爾干(EmileDurkhe)、馬克斯?韋伯(MaxWeber)無一忽視傳媒問題,但因為兩次世界大戰的干擾和歐洲學界的悲觀主義等原因,“歐洲社會學奠基人的直覺努力無人立即繼承,未能被馬上寫入社會學研究的傳統?！盵10]傳播學研究無意中落入了美國經驗主義的窠臼。曼海姆對經驗主義研究的闡釋同樣適用于傳播學研究。我們以此為參照,梳理傳播學研究的三個階段,探尋傳播學危機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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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總體來看，媒體效果研究大都有意無意地落入了行為主義心理學的刺激－反應模式（stimulus-response）之中。該模式假定，傳媒一旦發出刺激信號，受眾（audience）必定會在態度或行為上有所反應，傳播研究的任務在于發現并測量這種受眾反應。這一模式在后來社會科學對不同媒體的研究中都得以體現，包括對廣播、電視以及連環畫冊的研究。其中，最為突出的是60年代中后期對兒童與電視的研究。與“潘恩基金研究”背后的動機類似，兒童與電視的研究，也起因于公眾對電視這一“更新的”媒體的顧慮，人們擔心電視這一闖入家庭中的小屏幕比電影院更容易教會兒童一些不良的行為。50年代中后期，電視正在普遍進入西方家庭，當時的研究得以采用實地考察（fieldwork）的方式，把已經普及電視的社區與尚未普及電視的社區進行比較③。

到了60年代中期，隨著電視的進一步普及，兒童及電視的研究便從社區轉向心理學研究室（laboratoryexperiment），純量化研究成為一種不得已的時尚。此時在美國，公眾輿論的焦點越來越集中在反對電視中的暴力和性。面對這種輿論壓力，由政府資助的研究人員便開始企圖通過心理學實驗來建立電視內容與兒童行為之間的直接因果關系。相當一批實驗研究似乎證明了其中的因果關系，但是也有少數得出恰恰相反的結果，即電視中呈現的暴力可以減少實際的暴力行為，亦即所謂的宣泄理論。這種相互矛盾的結論并非偶然，而恰恰說明行為主義心理學研究本身的嚴重局限性。因為它將研究對象從活生生的實際生活中抽出來，放在人為的實驗室里去觀察，得出的結論也只能是虛擬的。

這種局限性也正是后來英國的傳媒社會學批判和超越的對象。狹隘的經驗主義對傳播媒體研究的壟斷，直到60年代后期才得以解體。它們常被后來的批評者戲稱為“皮下注射模式”（thehypodermicmodel），或者“子彈理論”（bullettheory）。當然，這并不等于說，在此之前的幾十年里就沒有其他非主流的傳媒研究存在，只是它們影響甚微。從60年代末70年代初開始，當時在西方世界方興未艾的批判社會學（criticalsociology）將其矛頭指向了大眾傳媒。批判社會學的興起和發展與其歷史背景和社會基礎是分不開的，亦即戰后資本主義“黃金時代”的結束。一系列社會動蕩取代了平衡發展，包括人們熟知的西歐青年學生運動，美國黑人公民權利運動，以及反對越戰示威游行。突如其來的社會動蕩，進一步動搖了長期以來作為英美社會科學基礎的實證主義哲學，從而也將社會學從安于現狀的結構功能主義中解放出來，迫使其成為社會批判的工具。在西歐，以及后來被統稱為西方的各種流派，為批判社會學的迅速發展提供了豐富的思想源泉；在美國，以威伯倫（ThorsteinVeblen）和米爾思（C.WrightMills）為代表的非的本土批判傳統也得以宏揚。當時正在蓬勃發展中的大眾傳播媒體自然也成了社會學批判分析的對象之一，批判傳媒研究（criticalmediaresearch）從此得以在70年代迅速發展壯大起來④。

2.英國的文化研究

英語世界的批判傳媒研究，起于60年代后期，在80年代中期達到鼎盛。在其主要發源地英國，批判傳媒研究從一開始就圍繞兩個大學的研究中心所采取的不同理論和學科立場而展開。成立于1964年的伯明翰大學（BirminghamUniversity）當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reforContemporaryCulturalStudies），從一開始就強調文化與意識形態的相對獨立性，提供汲取多方面的思想和理論資源，確立了所謂的英國文化研究（Britishculturalstudies）的傳統，傳播媒體則構成其研究領域的一個重要方面。晚兩年成立的萊斯特大學（LeicesterUniversity）大眾傳播研究中心（CentreforMassCommunicationResearch），則以社會學為其學科基礎，全力以赴地對傳播媒體進行全面深入的批判研究。這兩個中心先后在80年代中后期，隨著其理論骨干的離任而逐步衰落。但是，它們早期和鼎盛時期的研究工作，在理論和方法論上為英國的批判傳媒研究奠定了堅實基礎。其開創性的學術價值和社會意義，對后來在高校中逐漸普及了的傳媒與文化研究來說，是?匾囊彩悄巖猿降摹?BR>伯明翰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的主要理論家霍爾（StuartHall），致力于重新發掘“意識形態”（ideology）這一關鍵詞，并對其進行理論“整容”，使它成為文化研究和批判的有力工具⑤。馬克思所說的意識形態，是建立在經濟基礎之上的上層建筑的一部分，是統治階級的思想意識和價值觀念。那么，在電子傳媒時代，一個社會中統治階層的意識形態，又怎樣成了包括被統治階層在內的全社會的意識形態？這實際上是一個爭奪和取得文化領導權的問題，也就是霍爾所說的“語言階級斗爭”。在這樣一個“和平”而非強制的過程中，傳播媒體扮演極其重要的角色。文化研究的任務之一就是要解構這一過程，探討媒體有意無意中采取的意識形態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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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究背景

目前，我國各高校藝術設計類專業教育在教學內容結構上基本分為專業技法、專業理論和專業考察（實踐）三部分，然而目前我國藝術類學生大學階段的課程設置和專業培養過多關注了其專業技能的教育改革，而在專業考察方面的創新則較少涉及，這在很大程度影響到藝術學生人文素養的培養以及對自然美的感悟，而這是藝術創造性的重要因素。目前，我國很多高校把專業考察和下鄉寫生相提并論，其實二者有著本質區別，相對來說，專業考察是需要綜合運用藝術學、社會學和統計學等相關知識，采用社會調研的方法系統設計和嚴密組織，然而目前無論在藝術理論界和教育界還沒有對此給予足夠的重視。

傳統圖案創意與表現是藝術設計專業大二的基礎課，在很多高校都有開設。在授課過程中如何做出特色，使學生們能夠更好地理解、體會、認識傳統圖案的精髓是課程前期重點要解決的問題，同時也是開展創意設計的基礎[1]。然而在很多高校，教師與學生過多關注創意過程和期待創意結果，而往往忽略了圖案的歷史背景。例如，曾有學生的月餅禮品包裝作業，圖案選用的是馬王堆漢墓辛追夫人棺槨上的圖案。包裝不論從結構、形式還是色彩的設計上，雖然都可稱為上乘之作，但卻忽略了最重要的素材的文化背景和產品的使用功能。正如有些學生不無遺憾的說：“原來人們買的是裝在‘棺材’中的月餅啊”。雖然，這只是課堂教學中的一個小插曲，熟不知生活中還有很多類似的由于設計師缺乏文化素養而造成的“可笑”設計。

文化素養的提高是一個長期的過程，需要的是持之以恒的學習態度[2]。雖然在一門為期五周的課上讓學生們提高文化素養，看似天方夜譚，但進行認真、細致的前期調研則不失為一種周全有效的辦法[3]。

本次課程調研地點選擇了河北省易縣清西陵，調研實行小組制， 3-4人為一組。作為世界文化遺產，清西陵陵區的宮殿、石雕刻和石建筑，構成了一個規模宏大、富麗堂皇的古建筑群。作為依附于傳統古建裝飾藝術的磚、木、石雕、彩繪、琉璃以及裝飾構件，雖然都不是作為單純的觀賞性對象而創作的，但它們在建造過程中所嚴格遵循的清代皇室建陵制度，則充分體現了那個特定時代的階級信仰、崇拜或紀念[4]。因此這對于學生們了解當時的社會背景，認識當時人們的審美觀念和審美形式，以及提高人文素養都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

二、文獻資料的收集整理

文獻收集之前首先將學生分成小組，然后根據教師提供的內容和建議，各小組對感興趣的某個或某些調研項目進行初步的文獻資料的收集。這一過程對于設計類學生來說是一個較為痛苦的過程，短短的幾天內需要他們完成大量的文獻資料的查找和整理。因為，我們反對直接下載網上數據，這就迫使學生必須扎進圖書館和資料室，進行有關各種歷史（清史、建筑史、藝術史）、工藝制作、研究現狀等資料的查找。學生在此過程中必須要做好記錄與初步的比對，這是在借鑒和參考前人成果的同時避免抄襲的一種簡便又有效的方法。綜合型大學的圖書館儲備了大量的文獻資料，從跨學科的角度講查找相對容易，而藝術類專業院校的學生則需要更多去公共圖書館或者書店進行查閱。這一過程既可拓展學生的研究和學習視野，又可在查找范越來越廣，準確度越來越高的基礎上，日益增強他們的文獻能力。由此可見，這種貌似不起眼的相關知識的涉獵和訓練，會潛移默化地對學生的學習態度、學習方法產生一定的影響。

以上工作是對學生文獻能力的必要培養，也是使學生養成良好調研能力的第一步。讓他們學會看書、知道怎樣看書，這也是很多教師在畢業論文撰寫階段反應最大與抱怨最多的焦點。老師們普遍反映學生摘抄他人成果過多，本科畢業論文學術價值不大，選題重復。在批評學生論文的同時，作為教育工作者也應該反思：大學生在前三年的學習中并沒有系統接受過專業的學術訓練，他們并不清楚如何進行文獻資料的查找與分析；如何去站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對同一個研究內容找出新的范圍和點子；如何去理順思路，克服難題；如何學會與他人合作，共同有效的去完成一項工作。發現問題固然重要，更重要的則是改變觀念，如何采取盡可能的措施解決問題。大學老師不僅僅是“授業、解惑”的教書匠，更應該是學生社會角色轉變的引路者和學生內在潛力的挖掘者。因此在授課過程中，老師應在課程設計和內容安排上有意識的加強學生人文素養和科研能力的訓練[5]。

三、調查線路與調研表的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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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主體性理論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被提出之后不久，即在與當時社會、文化構成的深刻互動關系中逐步發展成一種理論現象。在此，問題的關鍵是首先需要確認文學主體論由一種單純的知識形態生長為一種理論現象的事實;同時，我們還必須認識到，文學主體性理論現象即主體性文論現象的形成并不突兀，除了其倡導者以及承繼者的主觀理論努力之外，也有賴于80年代中國知識界和思想界帶有集體意味的主體論氛圍乃至主體論社會心理的滋生和凝結。這是“”后中國特有的一種思想面貌，沒有“”，也許在當時的中國就不大可能形成影響深遠的文學主體性理論現象。

研究包括文學主體論在內的文論形態及現象的形成，方法顯然是重要的。有論者指出，世界各民族對自身歷史文化的研究大致可以分出歷史解說與思想重構兩個方向，前者著眼于分析傳統的形成，或者說致力于對傳統的形成過程作知性的把握;后者則致力于揭示傳統的普遍意義。當然，價值或思想重構也是相對于歷史解說而言的。不過，對傳統的形成過程作知性把握的歷史解說又表現為不同的方式和方法，如余英時倡導進行“內在理路”的解釋川，意在從傳統文本中顯示的問題人手，探討思想史中觀念與方法的承繼與變遷;傳統的者從一個方面著眼于社會歷史背景，注重對思想的意義作外部解釋;此外，當代的一些西方學從知識社會學角度人手，把社會科學訓練引人這一領域，從而給歷史解說帶來了新的活力。

筆者以為，如果把第二種方式(它包含著對馬克思理論方法在一定程度上的誤解或者說對之進行了簡單化的處理)向深處開掘成社會歷史研究法，那么對文學主體性理論形態及理論現象形成的探討同樣可以采取以上三種方法。當然，這三種方法盡管存在著各自的主要指向，但它們之間也并不是完全孤立的，而是存在著一定的聯系。

然而，如果把一種理論看成是一種知識，那么揭示這一知識得以形成的內在理路或者采取社會歷史研究法主要探討其“出場”的社會歷史狀況以及它可能存在的對于改變現實的理論訴求，并不能把一種知識與社會之間的雙向互動關系完整地納人研究的視野之內，而這正是知識社會學方法所具有的優勢。尤其是當某一理論，如我們在這里討論的文學主體性理論，由于其影響較大而在其被提出后隨之成為了一種理論現象時，更有必要采用知識社會學方法對它進行研究。

盡管有論者認為“真正意義上的知識社會學研究是由法國社會學家迪爾凱姆開始的”但顯然誰也不會否認馬克思的思想對于知識社會學形成的重大價值。德國著名社會哲學家卡爾?曼海姆的知識社會學就主要來源于馬克思的社會決定論，當然，曼海姆認為自己比馬克思走得更遠?？梢源_認的是，正是在對馬克思的思想和其他社會思想學說的深人研究和探討中，曼海姆發展出了自己的知識社會學理論。

曼海姆的知識社會學試圖分析知識與存在之間的關系，力求獲得對社會存在與思想之間關系的系統理解。知識社會學的興起在于人們努力發展那些在現代思想的危機中已變得明顯和重要的多重相互聯系，尤其是發展理論與思維方式之間的社會聯系，將它們作為自己適當的研究領域。知識社會學的根本目的并不是要取代傳統認識論，而是努力修正它，因為傳統認識論沒有充分考慮思想的社會性質。對于曼海姆而言，知識社會學理論是一種關于實際思維受社會或存在決定的理論。他強調，實際思想的出現，在許多關鍵方面都受到各種各樣超理論而非純理論因素的影響。以往的思想史研究普遍認為，思想的改變只能在思想的層面(內在的思想史)上被理解—這與余英時的內在理路說存在諸多的相通之處。曼海姆認為，這種舊方法妨礙著我們認識社會進程對思維領域的滲透。此外，與馬克斯?舍勒一樣，曼海姆知識社會學理論的一個重要方面是強調知識與社會之間的互動關系。在這種思想前提下，曼海姆試圖用因果鏈將知識與外部世界聯結起來，認為知識就其發生學意義而言，既取決于人們的社會地位、身份及階級利益等因素，也根植于特定的文化類型之中。

由此可以看出，曼海姆在知識發生學的研究中，是重視對思想主體的考察的。他說得很明白:“在由存在決定的思想中，其思想過程部分決定于思考主體的特征。當然，曼海姆也認識到思想和觀念并不是一個人的孤立靈感的結果，一個群體的集體歷史經驗是構成其深刻洞見的基礎。

曼海姆強調，知識社會學一方面是一種理論，同時也是一種歷史—社會學的研究方法(P.239)。研究曼海姆的理論專家A.P.西蒙斯曾在《卡爾?曼海姆的知識社會學》中用了較長的篇幅對作為一種解釋方法的曼海姆的知識社會學進行過專門研究(PP.106一32)。因而，當我們在上面簡要闡述曼海姆的知識社會學理論時，也討論到了他的這一理論的方法論特征。R.K.默頓指出:“在知識社會學中，所有方法一致的中心點是這樣一個命題，從思想不是內在地決定的來看，并且就思想的某一方面從認識以外的因素中產生出來而言，思想是有一個存在基礎的?！甭Ｄ芬陨鐣W視角研究有關思想，始終都從討論其存在基礎出發。顯然，當曼海姆強調知識社會學也是一種歷史—社會學方法時，他接受了歷史主義的觀點。其實，德國歷史主義也是曼海姆創立知識社會學理論和方法的思想源流之一，遵循歷史主義的思維路向是曼海姆知識社會學方法的基本特征。

文學主體性理論自被劉再復提出之后，學界即展開了熱烈而廣泛的討論。如前所說，由于這一知識形態與當時社會文化之間的互動關聯，不久，它也就赫然成了一種令人矚目的理論現象。從特定角度看，這完全可以說是一個知識社會學事件。由此，我們可以從知識社會學角度對這一理論現象的形成進行考察。顯然，這可以為我們的研究帶來一些新的思路。通過上文對曼海姆知識社會學及其方法論特征的簡要揭示，筆者認為，運用知識社會學方法對文學主體性理論現象的形成進行研究，至少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來探討:第一，總體討論文學主體性理論“出場”的存在基礎—包括社會基礎和文化基礎兩個向度—揭示它們對時代觀念的制約及其對文學主體論得以現實化的推動;第二，從第一中分化出來，關注劉再復作為一個社會個體(個體主體)的身份定位和價值選擇，并且在此基礎上重視對劉再復的這一定位和選擇與構成其個人思想基礎的集體目的之間的張力關系;第三，從知識與社會的雙向互動關系人手，考察文學主體性思想的播散及其成為一種理論現象的有關問題。

第一個方面的問題。以上面談及的三個維度為參照，檢視以往學界習慣性地運用內在理路研究法和從社會歷史角度探討文學主體性理論形成問題的做法，不難發現，論者在研究中關注的其實是以上所說的第一個層面的問題。

總體來看，與采取知識社會學方法進行問題討論的內在要求相比，他們的研究盡管缺少一些社會學特征或社會科學訓練，但研究問題的著力點是顯明的，那就是集中指向對文學主體性理論得以產生的社會基礎和文化基礎的考察。只是這種考察是局部性的，而不可能顧及社會基礎和文化基礎的各個方面;當然，這種全面的探討在非社會學乃至包括社會學在內的一切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中似乎也是沒有必要的?！驗檠芯空邆兊膽T常做法事實上主要是殊討在知識社會學研究視角下，文學主體性理論得以產生或得以現實化的社會基礎和文化基礎問題，故而在此為了行文的簡潔和討論問題的集中性，我們就沒有必要再運用知識社會學方法針對這一維度進行近乎重復性的研究了。

第二個方面的問題。在以往關于文學主體性理論產生的研究中，這一問題關注得很少甚至在有些論者的專題研究中完全被忽視，筆者以為，這種研究現狀需要被改變。

考察劉再復作為一個社會個體在20世紀80年代的身份定位和價值選擇問題，意味著我們的研究對前文已經提及的曼海姆所說的“在由存在決定的思想中，其思想過程部分決定于思考主體的特征”這一思想的關注和認同。但是，筆者并不準備在此對劉再復在80年代的身份定位和價值選擇進行充分的專題討論，而是想徑直指出，劉再復主體性原則思想的確立是與其一己的身份定位和由此決定的價值選擇密切相關的。而且，筆者認為，從總體而言，提出文學主體性理論時的劉再復是一個平民型知識分子，更準確地說，是一個平民型的公共知識分子。這就是劉再復在那個激情的年代亦即1980年代自主的根本性身份定位，由此也就決定著他最終的價值選擇。

筆者以為，劉再復的身份定位和價值選擇具有自主性，他的思想選擇首先也是自主的。劉再復在閱讀到李澤厚的《康德哲學與建立主體性哲學論綱》一文之后，禁不住內心的激動，并隱約地感到，他將要在文學理論領域中進行一次具有顛覆性和建設性的變革。顯然，要進行這場從根本上針對機械反映論的顛覆性和建設性的變革，沒有足夠的理論勇氣和自主的理論探索精神是不可能完成的。而且，他在80年代把學術重點放到對人的問題的研究上也存在著一個明顯的自主性理論探索過程。

然而，我們還要看到，無論是劉再復的身份定位、價值選擇，還是其思想選擇，盡管都存在較為明顯的自主性特征，但顯然又是受到廣闊的社會基礎和文化基礎以及由此而產生的集體目的制約的。這也就是說，我們在關注劉再復的身份定位和價值選擇的同時也必須認識到劉再復個人選擇的受動性，認識到其個人選擇與構成個人思想基礎的集體目的之間的張力關系。個體知識分子的聲音是孤獨的，它必須自由地結合一個運動的真實情況，民族的盼望、共同理想的追求，才能得到回響。

80年代，劉再復生活在“合唱”的語境中。90年代的他曾如是說:“我的個體存在以往被群體存在所淹沒，我的本質也被群體的本質所規定。這大概就是指他的個人選擇受到了集體目的的規定。正如曼海姆理論所表明的那樣，構成知識信念的主要是社會而非個人。曼海姆主張知識社會學的研究重心應該放在社會環境中，而不是限于個人的思想，個人是不可能單純地從他自身的經歷中形成世界觀的。他還說，思想和觀念并不是偉大天才的孤立靈感的結果，一個群體的集體歷史經驗是構成天才深刻洞見的基礎。筆者注意到，采取內在理路研究法和從社會歷史角度研究文學主體性理論的學者在他們的探討中，事實上已然廣泛地涉及對文學主體性理論賴以產生的集體歷史經驗、社會環境等的關注，雖然他們也許不曾使用“集體歷史經驗”等這樣的字眼。相對而言，他們對劉再復的個人選擇與構成其個人思想基礎的集體目的之間的張力關系卻缺乏更多和更直接的探索，盡管他們的習慣性關注也隱含著說明這一張力關系的若干要素。這主要是由于受到研究方法的限制，以上一些重要問題并沒有真正進人他們中大多數人的研究視野。這是甚為遺憾的。

通過以上簡要的探討，筆者的結論是:文學主體性理論的提出，一方面是劉再復在前人理論構造(包括“文學是人學”的文學觀念的當代確立和哲學領域里的主體論問題討論等)基礎上個人理論“突圍”、擴張的結果;另一方面，作為20世紀80年代人道主義話語的構成部分，在更大程度上它是在中國社會普遍興起的對以主體性為核心內涵的現代性價值訴求的運動過程中群體互動和社會協商的產物，因而也就是歷史的產物。由此，特別是從劉再復在集體目的規約下的思想選擇中可以看出，他作為一個80年代的公共知識分子，在提出文學主體性理論時的較為自覺的現代性價值認同。就劉再復文學主體性思想的根本性理論指向看，是對作為社會個體的人的主體性的呼喚、確證和伸張，因而，他在很大程度上是在進行人的設計。這也就是說，文學主體性理論的提出是與劉再復對人的現代化問題的思考扭結在一起的?？梢哉J為，人的現代化是80年代主體論者的根本目的，現代性價值訴求是他們共同的歷史性的思想選擇。

第三個方面的問題。其實，文學主體性思想的播散在大多數文學主體論研究者的探討中也有所涉及。比如，一般來說，研究者們會談到文學主體性思想的影響，這其中自然存在著對文學主體性思想播散的關注;也有研究者注意到，在劉再復之后，陸貴山的《審美主客體》和暢廣元審訂的《主體論文藝學》兩部較為重要的論著相繼出版，加深了文藝學美學領域中的主體論間題研究。然而，筆者想在此指出的是，由以上這些看法所構成的文字似乎更多地只是對歷史中既存的一種思想或知識事實進行描述，而沒有明顯的理論自覺，把主體論思想作為80年代的知識類型來考察，也就不可能從理論上討論這一知識類型對社會思潮的推動作用，以及在知識與社會的雙向互動中文學主體性理論得以生長為一種理論現象的事實。知識的生長當然需要動力，“一般而言，知識生長的動力來源于生活世界與知識世界的張力，而這一張力的強弱和伸展方向，則取決于生活世界對知識世界的內在要求和知識世界對生活世界的反映能力與方式”。從“”中走出來的中國社會，在廣闊的生活世界中需要肯定人的主體性地位和個體主體的價值，而主體知識類型正適時和恰當地反映了這一生活世界的要求。這樣，從現代中國思想史著眼，20世紀40年代至70年代知識語碼的構造存在一定的同質性，而隨后中國社會結構的整體變動使知識語碼的構造出現了顯著的變化。由知識語碼的重新編織而構成的主體論知識轉型無疑成為80年代生活世界的內在需求，以及中國思想的重要特征。文學主體性思想正是在這一知識語境以及由此萌生和日趨壯大的社會心理期待中得以播散并成為了一種理論現象。當然，在這里，問題的復雜性也是不容忽視的。因為，這其中至少還涉及對受存在制約的知識功能的研究，這些功能既可以用來說明知識的持久性或變遷，也是對知識“力”—它推動某種思想潮流的興起甚至是導致社會現實被改造的極好證明。從對知識功能的關注和強調，使我們可以從知識社會學方法人手，完成現代知識對社會“塑性”乃至控制的闡釋與理解。在此背景下，我們也就能夠認識到，包括文學主體性理論現象在內的80年代主體論知識轉型，對中國社會現代化進程具有不可忽視的影響和推動作用。

誠如劉再復所指出的那樣，文學主體性理論的提出以及圍繞著它而展開的爭論溢出了文學論的范圍，它和80年代初發生在哲學領域里的主體性問題討論一道構成了一個時代的思想事件，或者直接說，它是一種顯豁的與中國社會的現代化進程相伴隨的思想事件。

篇9

1. 早期經驗主義的傳播研究西方社會科學對大眾傳媒的關注，起始于20世紀20年代后期的美國，也就是有聲電影開始盛行之際。由于美國的社會科學具有根深蒂固的實用主義傳統，其特征之一是方法的縝密與理論的貧乏成正比。社會科學的用途，不在于從根本上對社會進行批判和反思，而在于解決實際社會問題，最大程度地維護現有制度的穩定。至于制度本身是否公正則無關緊要。因此，美國社會科學的主流是御用研究而非批判研究，最初的對大眾傳播（mass communication）的研究也不例外。

傳媒研究史上第一個比較有影響的調查報告，就是針對美國公眾對當時正在興起的有聲電影所抱的成見撰寫而成的。有聲電影在20世紀20年代中期一出現，就得到眾多青少年觀眾的青睞。很多家長因此擔心添加了聲音的銀幕更具吸引力，對青少年的道德行為會產生不良的影響。當時的社科學者們針對公眾的這種顧慮，進行了一系列包括問卷調查在內的實際調查研究，結果便是后來傳播研究史上常提到的“潘恩基金研究”（The Payne Fund Studies）②。此研究得出的結論，現在看來似乎多余而且膚淺，即電影的確對青少年能夠產生正面或負面的影響。但是，由于套上了“科學”的光環，這一結論在當時公眾中影響很大，對后來的傳媒研究也起到了一定的規范作用。在此后的30多年里，西方尤其是美國的傳播與媒體研究的主流，便停留在關注傳媒對受眾所施加的影響上，也就是所謂的媒體效果研究（media effect studies）。

從總體來看，媒體效果研究大都有意無意地落入了行為主義心理學的刺激－反應模式（stimulus-response）之中。該模式假定，傳媒一旦發出刺激信號，受眾（audience）必定會在態度或行為上有所反應，傳播研究的任務在于發現并測量這種受眾反應。這一模式在后來社會科學對不同媒體的研究中都得以體現，包括對廣播、電視以及連環畫冊的研究。其中，最為突出的是60年代中后期對兒童與電視的研究。與“潘恩基金研究”背后的動機類似，兒童與電視的研究，也起因于公眾對電視這一“更新的”媒體的顧慮，人們擔心電視這一闖入家庭中的小屏幕比電影院更容易教會兒童一些不良的行為。50年 代中后期，電視正在普遍進入西方家庭，當時的研究得以采用實地考察（field work）的方式，把已經普及電視的社區與尚未普及電視的社區進行比較③。

到了60年代中期，隨著電視的進一步普及，兒童及電視的研究便從社區轉向心理學研究室（laboratory experiment），純量化研究成為一種不得已的時尚。此時在美國，公眾輿論的焦點越來越集中在反對電視中的暴力和性。面對這種輿論壓力，由政府資助的研究人員便開始企圖通過心理學實驗來建立電視內容與兒童行為之間的直接因果關系。相當一批實驗研究似乎證明了其中的因果關系，但是也有少數得出恰恰相反的結果，即電視中呈現的暴力可以減少實際的暴力行為，亦即所謂的宣泄理論。這種相互矛盾的結論并非偶然，而恰恰說明行為主義心理學研究本身的嚴重局限性。因為它將研究對象從活生生的實際生活中抽出來，放在人為的實驗室里去觀察，得出的結論也只能是虛擬的。

這種局限性也正是后來英國的傳媒社會學批判和超越的對象。狹隘的經驗主義對傳播媒體研究的壟斷，直到60年代后期才得以解體。它們常被后來的批評者戲稱為“皮下注射模式”（the hypodermic model），或者“子彈理論”（bullet theory）。當然，這并不等于說，在此之前的幾十年里就沒有其他非主流的傳媒研究存在，只是它們影響甚微。從60年代末70年代初開始，當時在西方世界方興未艾的批判社會學（critical sociology）將其矛頭指向了大眾傳媒。批判社會學的興起和發展與其歷史背景和社會基礎是分不開的，亦即戰后資本主義“黃金時代”的結束。一系列社會動蕩取代了平衡發展，包括人們熟知的西歐青年學生運動，美國黑人公民權利運動，以及反對越戰示威游行。突如其來的社會動蕩，進一步動搖了長期以來作為英美社會科學基礎的實證主義哲學，從而也將社會學從安于現狀的結構功能主義中解放出來，迫使其成為社會批判的工具。在西歐，以及后來被統稱為西方的各種流派，為批判社會學的迅速發展提供了豐富的思想源泉；在美國，以威伯倫（Thorstein Veblen）和米爾思（C. Wright Mills）為代表的非的本土批判傳統也得以宏揚。當時正在蓬勃發展中的大眾傳播媒體自然也成了社會學批判分析的對象之一，批判傳媒研究（critical media research）從此得以在70年代迅速發展壯大起來④。

2. 英國的文化研究

英語世界的批判傳媒研究，起于60年代后期，在80年代中期達到鼎盛。在其主要發源地英國，批判傳媒研究從一開始就圍繞兩個大學的研究中心所采取的不同理論和學科立場而展開。成立于1964年的伯明翰大學（Birmingham University）當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從一開始就強調文化與意識形態的相對獨立性，提供汲取多方面的思想和理論資源，確立了所謂的英國文化研究（British cultural studies）的傳統，傳播媒體則構成其研究領域的一個重要方面。晚兩年成立的萊斯特大學（Leicester University）大眾傳播研究中心（Centre for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則以社會學為其學科基礎，全力以赴地對傳播媒體進行全面深入的批判研究。這兩個中心先后在80年代中后期，隨著其理論骨干的離任而逐步衰落。但是，它們早期和鼎盛時期的研究工作，在理論和方法論上為英國的批判傳媒研究奠定了堅實基礎。其開創性的學術價值和社會意義，對后來在高校中逐漸普及了的傳媒與文化研究來說，是極為重要的也是難以超越的。

伯明翰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的主要理論家霍爾（Stuart Hall），致力于重新發掘“意識形態”（ideology）這一關鍵詞，并對其進行理論“整容”，使它成為文化研究和批判的有力工具⑤。馬克思所說的意識形態，是建立在經濟基礎之上的上層建筑的一部分，是統治階級的思想意識和價值觀念。那么，在電子傳媒時代，一個社會中統治階層的意識形態，又怎樣成了包括被統治階層在內的全社會的意識形態？這實際上是一個爭奪和取得文化領導權的問題，也就是霍爾所說的“語言階級斗爭”。在這樣一個“和平”而非強制的過程中，傳播媒體扮演極其重要的角色。文化研究的任務之一就是要解構這一過程，探討媒體有意無意中采取的意識形態立場。

為了便于實際研究和分析，霍爾還詳細探討了意義創造過程中“編碼”（encoding）和“解碼”（decoding）這兩個不同的階段⑥，主流意識形態的傳播正是通過這兩個實際操作上極其復雜的階段而實現的。在傳媒研究領域，意識形態分析（ideological analysis）代替了過去的效果研究，理論和研究實踐長期分離的狀態也得以改變。除了對文化研究領域進行理論探討，更為重要的是，伯明翰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還作了大量的文本分析和經驗研究，對包括大眾傳媒在內的當代西方社會的文化現象進行多方位的描述、闡釋和批判，內容涉及亞文化（subculture）、青年文化（youth culture）、女性研究（women’s studies）等方面。在追述文化研究的理論和思想根源時， 霍爾不但談到英國本土“鼻祖”郝哥特（Richard Hogard）、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和湯姆遜（E. P. Thompson），還談到歐陸的阿爾杜塞（Louis Althusser）、格拉姆西（Antonio Gramsci）、列威－斯特勞斯（Levi-Strauss）、福科（Foucault）和拉康（Lacan），可見伯明翰文化研究從一開始就確立了其理論和方法資源上集大成的原則⑦。

被霍爾譽為英國文化研究開山鼻祖的威廉斯和郝哥特，都是工人階級出身的人文知識分子。面對英國這樣一個階級劃分極為鮮明并且相對穩定的社會，威廉斯形象地將自己這種特殊境遇稱作一種“越界”（border crossing），即跨越社會階層的界限。他們對工人階級生存狀況的同情和理解，決定了他們對大眾傳媒和流行文化采取的特定態度。作為人文知識分子，他們的批判立場是不容置疑的。但是，這種批判與傳統精英文化倡導者所持的態度有著根本的區別，這亦即西方社會政治上左與右的區別。傳統文化精英對大眾流行文化采取的態度是無視和蔑視，手段則是隔離或消滅。威廉斯等則把大眾傳媒放在更為廣闊的社會歷史背景下，對其起源的發展進行認真的探討。大眾文化現象從此也登上了學術這一“大雅之堂”，成為原來只針對經典嚴肅文本的文藝批判的對象。這在當時英國的社會歷史條件下是難能可貴的。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威廉斯等才被后來者們推舉為英國文化研究的開山鼻祖。

威廉斯早在50年代就對開始對英語中的一些關鍵詞進行詞源學和社會學的雙重探討，從詞義的變化中把握社會的變遷，反之亦然。英語中culture一詞，從原來的拉丁詞根發展而來，并延伸出種種不同的意思和用法，成為英語中最難界定的概念之一。只有當culture從狹窄的“高級精神產品”延伸為人類學意義上的“一種生活方式”，大眾的生活方式才可能成為“文化”，也才有了大眾文化（mass culture）和流行文化（ppular culture）的說法。但是，對當代文化研究來說，以上culture的兩個定義一個過于狹窄，一個過于寬泛。學者們因而試圖在這一窄一寬之間找到更為確切的說法。目前比較為人接受的一種定義認為，文化是一切具有象征意義的東西，包括言說、物品、行動、事件等等。其實，這個定義本身也有過于寬泛和含糊其辭之嫌。文化這一概念本身的模糊不定也導致了后來的文化研究領域的無限擴展和雜亂無章，尤其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后，起源于英國的文化研究在美國和澳大利亞等英語國家逐漸盛行并變異，使得企圖對這一領域進行整體綜述的努力變得越來越困難。70年代伯明翰大學的文化研究，在理論上認同文化和意識形態的相對獨立性，有意識地反對一切經濟決定論，與20世紀形形的西方的基本立論不約而同。在研究實踐中，則通過對文化現象的記錄和闡釋達到一種社會批判。譬如，對工人階級青少年中產生的、反社會的亞文化的關注，隱含了對英國社會階級壓迫的批判。更如，女性主義理論直接影響和指導了中心的具體研究問題，包括大眾傳媒對女性形象的塑造和歪曲，以此達到對男權社會里無所不在的性別歧視的批判。伯明翰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在鼎盛過后，蛻變成伯明翰大學的文化研究系。文化研究也開始被成批生產和仿制，并逐漸成為英語世界高等學院中又一門專業“學科”，其實際社會批判功能也面臨被消解的危險。

英國的文化研究從80年代中開始在英語世界里流行起來。在美國，素以實證經驗主義為方法論依據的傳播研究主流，受到了來自大西洋彼岸島國的理論沖擊，因而也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理論繁榮”。澳大利亞由于引進英國的研究人員，也在不同程度上產生過文化研究熱。近些年內，英語世界文化研究的重要論壇，除了原來在美國出版發行的《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外，又新增添了《歐洲文化研究》（European Journalof Cultural Studies）和《國際文化研究》（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均在英國出版發行。這都說明文化研究領域正在試圖超越英語世界，在歐洲乃至世界范圍內展開。然而，英語世界中新近的一場文化研究熱，在過多地關注當下流行文化現象的同時，忽略了伯明翰大學文化研究對各種壓迫的直面批判精神。尤其是進入90年代以后，文化研究的繁榮景象，與其說是本領域研究的發展深化，不如說是學術市場對其需求的增加。文化研究的社會批判功能，經常被表面上的喧鬧所淹沒。其中一些較有影響的文化研究者，更是主動放棄了對深層社會批判的追求，反而對流行文化中包含的所謂反抗霸權和控制的因素沾沾自喜并隨意夸大。這種形式上的文化激進，其實已經蛻變成實質上的政治保守了。（未完待續）

注釋：

① 目前國內較常見的經驗研究是所謂的受眾調查，但是這種調查經常由商業目的所驅動，并非社會學意義上的社會調查和批判。

② 研究結果由H. J. Forman論編為Our Movie Made Children（New York: Macmillan 1935）。

③ 在此兩個有代表性的例子值得一提，一個是英國的Television and the Child: 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Effects of Television on the Youth（London: the Falmer Press 1958），由心理學家Hilda T. Himmelweit等共同完成。此研究主要集中討論電視的到來對兒童的日常生活以及價值觀念產生的影響。另一例是美國傳媒研究史上經常提到的Television in the Lives of Our Children（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由W. Schramme等共同完成。

④ 80年代初期英語世界大眾傳媒與傳播領域曾發生過一場關于批判研究（critical research）與御用研究（administrative research）討論，討論結果發表在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專號“本研究領域中的爭鳴”（Ferment in the Field）vol.33，No.3，1983。

篇10

科學知識社會學(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以下簡稱SSK)自20世紀70年代初在英國誕生后發展勢頭一直很迅猛，目前在國外社會學研究領域占據主流的地位。但在國內，人們對SSK的認識卻只能說是剛剛起步。國內對SSK的最早介紹可以追溯到20世紀80年代，當時南開大學的劉甭浦教授在其主編的《科學社會學》一書中對SSK有初步評價。20世紀90年代末，國內第一本對SSK進行系統研究的專著《科學的社會建構—科學知識社會學的理論與實踐》產生，一些主流的社會學和哲學雜志也開始密集地翻譯SSK的論文，一些出版社則系統地引人了SSK的主要作品。盡管一直受到激烈的批評，但筆者認為SSK的研究也有其合理成分，如果對其作深人的反思，并從中得出有益的東西，則對我們的學術進步無疑是大有裨益的。

一、SSK產生的理論傳統及歷史背景

1. SSK的學術思想淵源。SSIC有多種學術思想淵源。該學派的代表人物馬爾凱聲稱，他們是在庫恩的哲學思想影響下，在批判了傳統的實證主義科學觀之后，研究科學知識的相對性和社會內容的學派?？茖W社會學家本·戴維指出:這個學派是在“反實證主義”哲學(、現象主義、社會學中的人類學方法)興起和科學哲學中相對主義、建構主義的影響下產生的。并且，它與迪爾凱姆和曼海姆的知識社會學傳統相聯系。國內研究SSK的著名學者劉華杰則認為，SSK的思想可以追溯到19世紀德國圖賓根學派的“教會編史學”、舊知識社會學、科學哲學家庫恩后期的哲學及對傳統科學哲學的反對。據此，可以這樣認為，SSK既是對傳統知識社會學的繼承，也是對正統科學社會學的批判，更是在科學哲學尤其是庫恩的思想影響下形成的。

2. SSK產生的社會文化背景。僅僅從思想淵源上解釋SSK的產生，并不能完全說明其何以在短短的幾十年間迅速發展為全球范圍內科學人文大戰的最主要根源，還必須對SSK產生的社會文化背景予以特別的關注。在西方，自柏林墻倒塌、冷戰結束以來，硬科學(自然科學)在其自身發展中遇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無法解決的困難如巨型化、實驗周期延長等，其負面影響開始受到人們的普遍關注，人們對科學家的信心和信任有了持續的喪失。而另一方面，向來被自然科學壓倒的人文科學認為科學實驗室獲得的太多資助與其產出是不成正比的，因此極力反對政府對自然科學的過多投資，認為人文科學應該享有和自然科學同等的地位。以上這些情況誘發和助長了對科學本身的考察，為以反對科學權威為主要特征的SSK提供了最有利的發展契機。在過去，國內對SSK社會文化背景的介紹普遍有所忽略，而這恰恰是全面理解SSK產生和發展的關鍵。

二、SSK的代表人物及其主要觀點

SSK誕生于英國，后來走向歐洲其他國家、美國等。其在歐洲的代表人物有布魯爾(D. Bloor )、巴恩斯(B. Barnes、馬爾凱( Michael. Markey )、柯林斯(H，M. Chins)、拉圖爾(Bruno. I，atour )、謝廷娜( Ka-rin D. Knorr一Cetina )、埃奇(D. 0. Edge )、惠特利( B. Whitley)等人，而在美國的知名學者為夏平( Shapin )、皮克林(Pickering)和平奇(Pinch )。 SSK學者從科學爭論、實驗室方法、科學家的文本及話語研究這三個場點展開研究，得出了不少成果，其觀點從產生到分化可以說是五花八門，既有極端的也不乏溫和的。下面是SSK學者的一些主要觀點:

1否定自然界在科學知識產生過程中的決定作用。自18世紀啟蒙理性主義誕生以來，科學知識一直被看做“自然之鏡”，經驗事實和邏輯規則決定了什么是科學知識，自然界作為科學爭論的首要及最終仲裁人和確定者，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然而，SSK學者認為，科學思想并不是由客觀的經驗觀察來檢驗的，人們也并不是按照與事實證據一致的原則來對相互競爭的理論進行選擇的，因而，以往人們將自然界的性質和作用完全地夸大了。拉圖爾認為，一個被科學家作為事實而接受的陳述被視為是由自然界決定的，但這一點并不會使這個陳述變成真理。謝廷娜也說;“在實驗室里我們找不到描述主義所看重的事實和現實，實驗室所表現的是盡可能排斥自然而不是包含自然于其中?！痹谶@一看法上走得更遠的是柯林斯，他直接宣稱:“在科學知識的構造中，自然界僅僅擔當極小的或微不足道的角色，甚至根本就不起作用?！笨偟恼f來，SSK學者認為，自然界不能決定什么是真理性認識;科學不會是建立在經驗證實原則上的高度客觀化的事業，其客觀性極弱;不是自然界決定科學知識的形成，而是科學家的社會行為決定了自然規律要如何界定;科學理論并不是對自然的真實反映，自然界在確定科學的本質和真理上沒有任何發言權。

2.科學知識在本質上是由社會建構的。正統的科學哲學家們向來認為，科學研究中存在發現和辯護兩個過程，其中屬于內部因素的辯護過程(歸納、邏輯推理等)起最重要的作用，科學從根本上是不受外部社會影響的。SSK學者則認為，恰恰相反，科學具有極強的與境偶然性和當地特質，社會性因素對知識具有更強的制約作用。馬爾凱曾這樣斷言:“……至此，我已提出一個基本觀點，即科學的內容就產生于科學外部的社會和文化因素的影響?！笨梢哉f，幾乎在SSK學者的所有著作中，科學的社會建構性質都得到了充分的描述，他們尤為強調的是社會交往在科學知識形成中的作用。在《實驗室生活:科學事實的建構過程》一書中，拉圖爾和伍爾格詳細考察了科學研究人員在實驗室是怎樣交往的，科學論文又是怎樣在這種交往中產生的。而謝廷娜則重點強調，科學知識不僅受科學研究人員內部交往的制約，還受外部社會交往的制約。例如，為了得到工業界和出版界人士的幫助，為了得到政府官員的支持，為了在大學里謀取一個職位，都可能使一位科學研究者改變自己研究項目的名稱和程度，甚至改變自己科學論文中的關鍵內容?？傊?，SSK學者堅持認為，科學知識其實就是社會建構的產物。

3.科學知識評價實際上是科學家的共同磋商及利益競爭。SSK學者認為，經驗事實和邏輯程度并不能確定什么是科學知識，因為它往往無法判斷什么是好的理論。一個科學成果得到確認其實是科學家磋商(negoianon)的結果，而通過科學磋商建立起來的結論就不是對物理世界的確定性說明，只是被在特定的文化和社會背景中的科學家們認為是正確的主張而已。科學知識在商談與決定的鏈條中得以構成，這是一個包含修辭手法、語言技巧、科學家威信以及其他符號資源在內的說服與被說服的過程，其中資源關系、利益的融合與分裂等具有重要作用。巴恩斯指出:“事實是被集體界定的，任何知識體系由于其制度特征，必然只包含集體認可的陳述?！彼€堅決認為，在科學知識社會學中，知識的社會磋商應該是一個合法的、實質上是一個基本的、然而在很大程度上尚未得到探討的知識社會學的主題。

4.科學其實與其他文化一樣，并不具有更多的真理性和更優越的地位。布魯爾指出，人們以往是通過把科學當做某種圣物來對待而使其不受社會學審視的影響的，這其實是一種根本性的錯誤。他提出的強綱領性核心原則—對稱性原則主張應當用同種類型的原因來解釋理性信仰和非理性信仰。在SSK學者看來，科學就是一種文化，也是處在一定社會建構過程之中的信念，它是相對的，沒有名副其實的“普遍有效性”，不存在科學的理性、客觀性和真理的普遍標準。進一步地，SSK學者還認為“學科間的界限是約定性的，要使這些界限具體化，要把它們視為內在于不同領域或不同學科之間的不可違背的界限，肯定是一種錯誤”，而“這些界限與保護和維持這些社會集團自身的認知權威、智力霸權、職業構成以及借助于這些界限能夠控制的其他的經濟和政治力量直接相關”?？傊琒SK從科學是一種文化出發，否定了自然科學知識具有至高無上的特殊地位，認為科學并不優于其他任何信念或知識體系，也并不比社會科學具有更多的真理性。

綜上所述，不難看出，SSK對長期以來“科學思想和發現是由自然界決定的，而科學家研究自然規律的行為是受嚴格獨特的科學規范和理性程序指導的，它不受社會因素的影響”這種傳統觀點提出了最直接的挑戰。它以強調社會因素對科學的重要影響為基點，提出了一系列反對傳統理性主義、知識的客觀性和真理觀的主張，就這一點而言，SSK有其創新和值得借鑒的一面。但SSK忽略了科學知識作為一種特殊的文化形態在認識活動中的獨特作用，走到了極端的一面，因而受到了眾多的非議。

三、對SSK的批評

SSK關于科學本性、科學與社會關系等觀點，已經被西方一些主流思想教育課本和權威部門制定的科學家行為規范吸收進去。在這一點上，SSK已經達到了自己的預期目標，成功地為自己的發展贏得了合法地位。但是，SSK并不因此而止步，它更多地試圖把“理性”包含在“社會”之下，由此遭到了來自多方面的批評。這里主要討論來自科學家、科學哲學家、科學史家及科學社會學的批評。 1.來自科學家方面的批評，最顯著的莫過于索卡爾大戰。在這次科學人文大戰中，以美國物理學家索卡爾的詐文為導火線，物理學家、生物學家等眾多科學家對SSK及其他一些后現代主義理論進行了嚴肅的批評，其規模空前。索卡爾指出:SSK及后現代主義者近年來的一些主張明顯是一種放縱的胡說。比利時理論物理學家讓·布里克蒙特對SSK的許多主張感到困惑和震怒，他指出證據對理論的不確定并沒能瓦解科學的客觀性，相反使科學的成功變得更為卓著。生物學家威爾遜則認為，SSK要擺正位置，把社會決定奠基在被檢驗過的和認真思考過的客觀知識基礎上才是科學的一切。佛蘭克林對兩個經典案例(柯林斯的實驗者回歸和皮克林的建構夸克)進行分析并表明:科學家選擇某些理論或概念(如皮爾遜的四元相關系數、物理學家偏愛史坦福大學的E122實驗而不是華盛頓一牛津大學的實驗)，是有著可靠的科學、實驗與數學等方面的認識根據的，而不是靠科學家偏好或意識形態(如優生學的意識形態)的驅動。

2.在科學哲學家的批評中，勞丹與布魯爾關于科學信仰解釋權之爭最有影響。勞丹1981年在《社會科學哲學》雜志上撰文，認為SSK是一種偽科學，其主張是荒繆的，“當且僅當信念不能用它們的合理性來說明時，知識社會學才可以插手對信念的說明’，。⑨勞丹堅信迪昂一奎因論點(理論不確定觀點)不妨礙科學合理性標準的存在，恰恰相反，它反映了經驗在科學理論選擇中的作用。對SSK主張的對稱性原則，勞丹認為，對稱性只是一種虛幻，因為不論是科學研究的個體抑或群體，他們所持有的理性信仰和非理性信仰具有完全不同的產生條件，因而不可能對稱。而在社會學解釋模式是否為科學信仰的科學的、惟一的、優先的解釋模式這一問題上，勞丹認為，科學在本質上是一種人類活動而不只是社會活動，社會學解釋模式不會是惟一的和優先選擇的模式。

3.科學史家的批評則在于，他們認為SSK的科學史案例分析存在不少歷史常識性錯誤。科學史家平林克通過對歷史事實的檢驗指出，在夏平與謝佛的“霍布斯一波義耳之爭”案例研究中錯誤地表述了歷史，歪曲表達了波義耳和霍布斯的實際工作。歷史學家瑪格麗特·C·雅各布指出，拉圖爾對17世紀近代科學誕生的社會學分析在史料上存在著嚴重的錯誤和歪曲，其對英國歷史的相對主義的診釋常常忽視了某些歷史關鍵點，是通過譴責“現代性制度及其實踐而獲得的”。

4.在來自科學社會學方面的批評中，默頓學派指責SSK的做法是危險甚至是“發瘋”和“邪惡”的，因為它摧毀了最牢固的人類知識大廈，會導致一種反科學?！袄婺Ｊ健笔荢SK理論主張中最受科學社會學家批評的。朱克曼認為:“斷言科學知識反映生產這些知識的群體的利益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利益模式不能解釋為什么社會利益明顯不同的科學家會經常持有相同的理論立場，也不能解釋為什么有些科學家所采取的理論立場是與他們的階級或職業利益相反的?！北尽ご笮l則指出:“即使科學知識與其提出者的利益之間存在聯系，這種聯系也從未超出最初的創始階段。例如在麥肯奇和馬爾凱討論的英國統計學案例中，精英主義、優生學與統計學方法之間的聯系，在皮爾遜之后就消失了?！倍谄渌恍┛茖W社會學家看來，利益模式的問題不在于將科學知識歸結為利益磋商，而在于它不能表明這種磋商實際上是怎樣進行的，以及為什么在這種磋商過程中論戰一方會逐步占據主導地位。

盡管受到來自以上多方面的批評，SSK的強硬立場并沒有改變。1991年，布魯爾在其再版的《知識與社會意象》后記中宣稱，現有的批判無法改變他對強綱領的堅定信心。布魯爾的同盟者更是鼓勵SSK研究者們不要恐慌，因為時間將會證明一切!而以科學家為首的另一戰斗方則繼續堅守科學理性，認為SSK應該首先遵循科學的價值服從于嚴格的社會分析原則，重新研究一些具有積極意義的社會學課題，而不是更貪婪地去攻擊科學研究。就目前的發展態勢來看，彼此的基本原則立場都沒有放棄，兩者之間的鴻溝仍在不斷擴大。

篇11

1.早期經驗主義的傳播研究西方社會科學對大眾傳媒的關注，起始于20世紀20年代后期的美國，也就是有聲電影開始盛行之際。由于美國的社會科學具有根深蒂固的實用主義傳統，其特征之一是方法的縝密與理論的貧乏成正比。社會科學的用途，不在于從根本上對社會進行批判和反思，而在于解決實際社會問題，最大程度地維護現有制度的穩定。至于制度本身是否公正則無關緊要。因此，美國社會科學的主流是御用研究而非批判研究，最初的對大眾傳播（masscommunication）的研究也不例外。

傳媒研究史上第一個比較有影響的調查報告，就是針對美國公眾對當時正在興起的有聲電影所抱的成見撰寫而成的。有聲電影在20世紀20年代中期一出現，就得到眾多青少年觀眾的青睞。很多家長因此擔心添加了聲音的銀幕更具吸引力，對青少年的道德行為會產生不良的影響。當時的社科學者們針對公眾的這種顧慮，進行了一系列包括問卷調查在內的實際調查研究，結果便是后來傳播研究史上常提到的“潘恩基金研究”（ThePayneFundStudies）②。此研究得出的結論，現在看來似乎多余而且膚淺，即電影的確對青少年能夠產生正面或負面的影響。但是，由于套上了“科學”的光環，這一結論在當時公眾中影響很大，對后來的傳媒研究也起到了一定的規范作用。在此后的30多年里，西方尤其是美國的傳播與媒體研究的主流，便停留在關注傳媒對受眾所施加的影響上，也就是所謂的媒體效果研究（mediaeffectstudies）。

從總體來看，媒體效果研究大都有意無意地落入了行為主義心理學的刺激－反應模式（stimulus-response）之中。該模式假定，傳媒一旦發出刺激信號，受眾（audience）必定會在態度或行為上有所反應，傳播研究的任務在于發現并測量這種受眾反應。這一模式在后來社會科學對不同媒體的研究中都得以體現，包括對廣播、電視以及連環畫冊的研究。其中，最為突出的是60年代中后期對兒童與電視的研究。與“潘恩基金研究”背后的動機類似，兒童與電視的研究，也起因于公眾對電視這一“更新的”媒體的顧慮，人們擔心電視這一闖入家庭中的小屏幕比電影院更容易教會兒童一些不良的行為。50年代中后期，電視正在普遍進入西方家庭，當時的研究得以采用實地考察（fieldwork）的方式，把已經普及電視的社區與尚未普及電視的社區進行比較③。

到了60年代中期，隨著電視的進一步普及，兒童及電視的研究便從社區轉向心理學研究室（laboratoryexperiment），純量化研究成為一種不得已的時尚。此時在美國，公眾輿論的焦點越來越集中在反對電視中的暴力和性。面對這種輿論壓力，由政府資助的研究人員便開始企圖通過心理學實驗來建立電視內容與兒童行為之間的直接因果關系。相當一批實驗研究似乎證明了其中的因果關系，但是也有少數得出恰恰相反的結果，即電視中呈現的暴力可以減少實際的暴力行為，亦即所謂的宣泄理論。這種相互矛盾的結論并非偶然，而恰恰說明行為主義心理學研究本身的嚴重局限性。因為它將研究對象從活生生的實際生活中抽出來，放在人為的實驗室里去觀察，得出的結論也只能是虛擬的。

這種局限性也正是后來英國的傳媒社會學批判和超越的對象。狹隘的經驗主義對傳播媒體研究的壟斷，直到60年代后期才得以解體。它們常被后來的批評者戲稱為“皮下注射模式”（thehypodermicmodel），或者“子彈理論”（bullettheory）。當然，這并不等于說，在此之前的幾十年里就沒有其他非主流的傳媒研究存在，只是它們影響甚微。從60年代末70年代初開始，當時在西方世界方興未艾的批判社會學（criticalsociology）將其矛頭指向了大眾傳媒。批判社會學的興起和發展與其歷史背景和社會基礎是分不開的，亦即戰后資本主義“黃金時代”的結束。一系列社會動蕩取代了平衡發展，包括人們熟知的西歐青年學生運動，美國黑人公民權利運動，以及反對越戰示威游行。突如其來的社會動蕩，進一步動搖了長期以來作為英美社會科學基礎的實證主義哲學，從而也將社會學從安于現狀的結構功能主義中解放出來，迫使其成為社會批判的工具。在西歐，以及后來被統稱為西方的各種流派，為批判社會學的迅速發展提供了豐富的思想源泉；在美國，以威伯倫（ThorsteinVeblen）和米爾思（C.WrightMills）為代表的非的本土批判傳統也得以宏揚。當時正在蓬勃發展中的大眾傳播媒體自然也成了社會學批判分析的對象之一，批判傳媒研究（criticalmediaresearch）從此得以在70年代迅速發展壯大起來④。

2.英國的文化研究

英語世界的批判傳媒研究，起于60年代后期，在80年代中期達到鼎盛。在其主要發源地英國，批判傳媒研究從一開始就圍繞兩個大學的研究中心所采取的不同理論和學科立場而展開。成立于1964年的伯明翰大學（BirminghamUniversity）當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reforContemporaryCulturalStudies），從一開始就強調文化與意識形態的相對獨立性，提供汲取多方面的思想和理論資源，確立了所謂的英國文化研究（Britishculturalstudies）的傳統，傳播媒體則構成其研究領域的一個重要方面。晚兩年成立的萊斯特大學（LeicesterUniversity）大眾傳播研究中心（CentreforMassCommunicationResearch），則以社會學為其學科基礎，全力以赴地對傳播媒體進行全面深入的批判研究。這兩個中心先后在80年代中后期，隨著其理論骨干的離任而逐步衰落。但是，它們早期和鼎盛時期的研究工作，在理論和方法論上為英國的批判傳媒研究奠定了堅實基礎。其開創性的學術價值和社會意義，對后來在高校中逐漸普及了的傳媒與文化研究來說，是極為重要的也是難以超越的。

伯明翰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的主要理論家霍爾（StuartHall），致力于重新發掘“意識形態”（ideology）這一關鍵詞，并對其進行理論“整容”，使它成為文化研究和批判的有力工具⑤。馬克思所說的意識形態，是建立在經濟基礎之上的上層建筑的一部分，是統治階級的思想意識和價值觀念。那么，在電子傳媒時代，一個社會中統治階層的意識形態，又怎樣成了包括被統治階層在內的全社會的意識形態？這實際上是一個爭奪和取得文化領導權的問題，也就是霍爾所說的“語言階級斗爭”。在這樣一個“和平”而非強制的過程中，傳播媒體扮演極其重要的角色。文化研究的任務之一就是要解構這一過程，探討媒體有意無意中采取的意識形態立場。

為了便于實際研究和分析，霍爾還詳細探討了意義創造過程中“編碼”（encoding）和“解碼”（decoding）這兩個不同的階段⑥，主流意識形態的傳播正是通過這兩個實際操作上極其復雜的階段而實現的。在傳媒研究領域，意識形態分析（ideologicalanalysis）代替了過去的效果研究，理論和研究實踐長期分離的狀態也得以改變。除了對文化研究領域進行理論探討，更為重要的是，伯明翰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還作了大量的文本分析和經驗研究，對包括大眾傳媒在內的當代西方社會的文化現象進行多方位的描述、闡釋和批判，內容涉及亞文化（subculture）、青年文化（youthculture）、女性研究（women’sstudies）等方面。在追述文化研究的理論和思想根源時，霍爾不但談到英國本土“鼻祖”郝哥特（RichardHogard）、威廉斯（RaymondWilliams）和湯姆遜（E.P.Thompson），還談到歐陸的阿爾杜塞（LouisAlthusser）、格拉姆西（AntonioGramsci）、列威－斯特勞斯（Levi-Strauss）、?？疲‵oucault）和拉康（Lacan），可見伯明翰文化研究從一開始就確立了其理論和方法資源上集大成的原則⑦。

被霍爾譽為英國文化研究開山鼻祖的威廉斯和郝哥特，都是工人階級出身的人文知識分子。面對英國這樣一個階級劃分極為鮮明并且相對穩定的社會，威廉斯形象地將自己這種特殊境遇稱作一種“越界”（bordercrossing），即跨越社會階層的界限。他們對工人階級生存狀況的同情和理解，決定了他們對大眾傳媒和流行文化采取的特定態度。作為人文知識分子，他們的批判立場是不容置疑的。但是，這種批判與傳統精英文化倡導者所持的態度有著根本的區別，這亦即西方社會政治上左與右的區別。傳統文化精英對大眾流行文化采取的態度是無視和蔑視，手段則是隔離或消滅。威廉斯等則把大眾傳媒放在更為廣闊的社會歷史背景下，對其起源的發展進行認真的探討。大眾文化現象從此也登上了學術這一“大雅之堂”，成為原來只針對經典嚴肅文本的文藝批判的對象。這在當時英國的社會歷史條件下是難能可貴的。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威廉斯等才被后來者們推舉為英國文化研究的開山鼻祖。

威廉斯早在50年代就對開始對英語中的一些關鍵詞進行詞源學和社會學的雙重探討，從詞義的變化中把握社會的變遷，反之亦然。英語中culture一詞，從原來的拉丁詞根發展而來，并延伸出種種不同的意思和用法，成為英語中最難界定的概念之一。只有當culture從狹窄的“高級精神產品”延伸為人類學意義上的“一種生活方式”，大眾的生活方式才可能成為“文化”，也才有了大眾文化（massculture）和流行文化（ppularculture）的說法。但是，對當代文化研究來說，以上culture的兩個定義一個過于狹窄，一個過于寬泛。學者們因而試圖在這一窄一寬之間找到更為確切的說法。目前比較為人接受的一種定義認為，文化是一切具有象征意義的東西，包括言說、物品、行動、事件等等。其實，這個定義本身也有過于寬泛和含糊其辭之嫌。文化這一概念本身的模糊不定也導致了后來的文化研究領域的無限擴展和雜亂無章，尤其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后，起源于英國的文化研究在美國和澳大利亞等英語國家逐漸盛行并變異，使得企圖對這一領域進行整體綜述的努力變得越來越困難。70年代伯明翰大學的文化研究，在理論上認同文化和意識形態的相對獨立性，有意識地反對一切經濟決定論，與20世紀形形的西方的基本立論不約而同。在研究實踐中，則通過對文化現象的記錄和闡釋達到一種社會批判。譬如，對工人階級青少年中產生的、的亞文化的關注，隱含了對英國社會階級壓迫的批判。更如，女性主義理論直接影響和指導了中心的具體研究問題，包括大眾傳媒對女性形象的塑造和歪曲，以此達到對男權社會里無所不在的性別歧視的批判。伯明翰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在鼎盛過后，蛻變成伯明翰大學的文化研究系。文化研究也開始被成批生產和仿制，并逐漸成為英語世界高等學院中又一門專業“學科”，其實際社會批判功能也面臨被消解的危險。

英國的文化研究從80年代中開始在英語世界里流行起來。在美國，素以實證經驗主義為方法論依據的傳播研究主流，受到了來自大西洋彼岸島國的理論沖擊，因而也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理論繁榮”。澳大利亞由于引進英國的研究人員，也在不同程度上產生過文化研究熱。近些年內，英語世界文化研究的重要論壇，除了原來在美國出版發行的《文化研究》（culturalStudies）外，又新增添了《歐洲文化研究》（EuropeanJournalofCulturalStudies）和《國際文化研究》（InternationalJournalofCulturalStudies），均在英國出版發行。這都說明文化研究領域正在試圖超越英語世界，在歐洲乃至世界范圍內展開。然而，英語世界中新近的一場文化研究熱，在過多地關注當下流行文化現象的同時，忽略了伯明翰大學文化研究對各種壓迫的直面批判精神。尤其是進入90年代以后，文化研究的繁榮景象，與其說是本領域研究的發展深化，不如說是學術市場對其需求的增加。文化研究的社會批判功能，經常被表面上的喧鬧所淹沒。其中一些較有影響的文化研究者，更是主動放棄了對深層社會批判的追求，反而對流行文化中包含的所謂反抗霸權和控制的因素沾沾自喜并隨意夸大。這種形式上的文化激進，其實已經蛻變成實質上的政治保守了。（未完待續）

注釋：

①目前國內較常見的經驗研究是所謂的受眾調查，但是這種調查經常由商業目的所驅動，并非社會學意義上的社會調查和批判。

②研究結果由H.J.Forman論編為OurMovieMadeChildren（NewYork:Macmillan1935）。

③在此兩個有代表性的例子值得一提，一個是英國的TelevisionandtheChild:anEmpiricalStudyoftheEffectsofTelevisionontheYouth（London:theFalmerPress1958），由心理學家HildaT.Himmelweit等共同完成。此研究主要集中討論電視的到來對兒童的日常生活以及價值觀念產生的影響。另一例是美國傳媒研究史上經常提到的TelevisionintheLivesofOurChildren（StandfordUniversityPress1961），由W.Schramme等共同完成。

④80年代初期英語世界大眾傳媒與傳播領域曾發生過一場關于批判研究（criticalresearch）與御用研究（administrativeresearch）討論，討論結果發表在JournalofCommunication專號“本研究領域中的爭鳴”（FermentintheField）vol.33,No.3,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