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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1月7日，總理在埃及阿拉伯聯盟總部發表重要演講：回眸近200多年來的歷史，中國和阿拉伯國家被耽誤的歷史機遇太多太多了。馬駿廷說：“我們有一百個理由、一千個理由振奮起來，加強合作、加快發展，追上時代前進的步伐，而沒有任何一個理由可以心存疑慮、躊躇不前。任何對國家、對民族負責任的政治家，任何有抱負、有作為的企業家和社會各界人士，都應該清醒地看到自己肩負的歷史責任。讓我們攜起手來，把中國同阿拉伯各國的友好合作推向新階段！”馬駿廷說，促進會將大力加強寧夏和全國及阿拉伯各國等穆斯林地區的經濟文化交流，吸引更多的國內、國際知名企業來寧夏投資發展，參與寧夏乃至西部大開發建設；積極促進寧夏和國內、國際企業界，特別是中東、阿拉伯國家總商會的多方面交流合作；為寧夏各民族企業家招商引資，尋求合作，吸引阿拉伯國家的資金、人才、先進技術等。促進會還將為各民族企業家提供企業與市場信息、政策法規，加強信息溝通和業務往來，為企業‘引進來、走出去’牽線搭橋，疏通渠道。幫助各民族企業家和文化產業，調整結構，提升產品質量，增強抗風險能力。
除此之外，維護各民族企業、文化產業的合法權益是促進會義不容辭的責任。對于會員企業的訴求，促進會做到積極想辦法、出主意，群策群力，積極向各級政府、相關部門，進行多方的反映、建議，從而深化溝通、協作，努力并切實維護到企業家的合法權益，協調處置有關的矛盾和糾紛，排除發展過程中的不良干擾。
此外，促進會還將參與當地的公益活動，舉辦有影響、有層次的經濟、慈善論壇，救助、幫扶弱勢群體。促進會還將積極與中央、省級媒體溝通，對各民族企業家進行宣傳。
一、和諧與交流促進了民族的融合
民族的融合是多民族國家的普遍現象，也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古今中外民族共同體的形成、變化、發展都與民族融合緊密相關。中國歷史上有過多次民族融合的大浪潮。而每一次浪潮都發端于民族的大遷徙、大匯合、大交流。例如春秋戰國時期、秦漢時期、魏晉南北朝時期、隋唐時期以及元代、清代等時期發生的南方、北方民族大遷徙、大交流，都使許多一度活躍于歷史舞臺的古代民族（部族）融入其他民族之中，例如漢代的匈奴。三國的烏桓、南北的鮮卑、隋唐的吐谷渾、黨項等等。還有些古代民族雖然現在還存在，但除了血統的差異外，在文化上已不再具有什么民族特點，例如滿族、土家族等等。當滿族最初入關。定鼎中原之時，強烈的民族畛域觀念，曾因雉發這樣的文化習俗差異而大規模流血，但經過300年之后，滿漢在文化上已再難找到什么差異。
中國的主體民族漢族其實也是一個混合眾多民族成分的民族共同體?，F今一般將漢族的祖族認定為“華夏族”，祖先認定為炎帝、黃帝。考“華夏”一稱始見于周代文獻，到了春秋之時才以“華夏”作為民族稱呼。“華夏”一詞源于炎帝與夏禹。傳說炎帝族興起于“華山”（古代對秦嶺的稱呼）之野，炎帝與黃帝是“兄弟”。黃帝之后的禹建立了中國第一個王朝夏朝，故中原這一地區的民族被稱為“華夏”，《尚書正義》說：“華夏，謂‘中國’也?！薄稜栄拧め屧b》說：“夏，大也?！笨芍叭A夏”一詞是用以區別中原地區的民族與其周邊的民族（史稱“四裔”。即東邊被稱為“夷”的民族，西邊被稱為“戎”（羌）的民族，南邊被稱為“蠻”的民族，北邊被稱為“狄”的民族）。但“華夏”實際上也并非全為中原之旅，炎帝族、黃帝族都與居于西北高原的“羌”族頗有淵源?！把椎垡越伞?，而凡從“姜”字均與“羌”有一定關系。黃帝據史載原居于“昆侖之丘”，其先本活動于青藏高原東部，那里亦是“羌、戎”之地。夏代的開國之君禹更是“長于西羌，本西羌夷也”，可見“華夏”之先就已融入了一部分從青藏高原東遷的“羌”系民族成分。此后“華夏”族像滾雪球一樣不斷地融入許多民族成分，而發展成后來的漢族?？梢哉f在中國的歷史上，每一個歷史時期漢族所包含的民族成分都不同，隨著歷史的進程，不斷有一些古代民族或部族融合進來。雖然，在漢民族共同體的發展過程中有著依靠強迫力量而使其他民族、部族“同化”于漢族的情況，但從主流和總體上看，則主要是因為文化的交融與吸引而促使民族融合。拓跋鮮卑的漢化就是一個例子：拓跋鮮卑原屬于“東夷”民族，最早活動于大興安嶺以北的呼倫貝爾草原一帶，以游牧狩獵為生。公元四世紀前期曾一度在今內蒙和林格爾北建立“代國”，不久為前秦所滅。拓跋硅時于公元386年重新建立代國，旋改國號為魏（史稱北魏），遷都平城（山西大同）。到孝文帝時又將都城南遷至洛陽，由于北魏國家的統一和擴展，鮮卑民族從邊疆逐漸深入中原腹區，與漢族和諧相處，相濡以沫，原有的民族畛域被沖破，原有的生產和生活方式逐漸改變，于是，給民族融合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民族的融合不同于民族同化。前者是自愿的、水到渠成的；后者是強迫性的、灌注式的。拓跋鮮卑的融如漢族是一種良性的民族融合模式。它不僅通過血統的混合，更主要是社會文化的融合來達到。
語言是人際交流的工具，北魏初期仍以鮮卑語為官方語言，但隨著社會政治經濟的發展、鮮卑語日益顯出不適應社會之需的劣勢，漢語文的優點和漢文文化典籍之豐盛，使進入中原的鮮卑人對學習漢語文有強烈的要求。孝文帝時遂改以漢語為國家的“正音”。漢語成為北魏法定的共同語言后，原有的鮮卑語的使用范圍愈來愈小，逐步走向淘汰。語文問題的解決又為思想文化的溝通鋪平了道路。作為中國傳統社會思想主流和核心的儒家學說成為了北魏政權的思想基礎。早在拓跋硅時就推崇儒學“以學求為先，立大學，置五經博士生員千有余人”。此后，北魏政權逐步走上了與儒學相結合的道路，各州郡大建學校，儒生數量愈來愈多。作為統治者的拓跋氏也身體力行，鉆研儒術，著書立說，按儒學理論治理國家。到孝文帝拓跋宏時，更把儒家推崇到空前的地位，舉行了一系列尊孔活動。孝文帝不僅本人充滿儒家文化色彩，而且。通過尊崇禮教，提倡孝、禮的思想，使北魏社會全面向儒家理念轉化，從而使民間與上層生活都與儒學不可分離。
除崇揚儒學外，北魏還兼奉道、佛兩教。北魏諸帝既尊孔又信奉道教。從宗教的方而進一步使鮮卑由原始信仰向華夏正教轉化。因為作為中國土生土長的道教，其文化內涵代表著華夏民族的傳統理念，道教信奉的普及，使鮮卑民族的信仰漢化。北魏也推崇佛教，史稱孝文帝“善談老莊，尤精釋義”。這一時期開鑿的石窟和造像之多，可證明佛教在鮮卑社會的巨大影響。北魏的社會文化轉變，逐漸使鮮卑民族觀念文化轉變，加速了民族的認同，最終融入于漢族之中，成為漢族的新鮮血液。
1．民族的流動、遷徙是加速融合的前提條件。在中國歷史上愈是流動性大的、遷徙多的民族其融合率也最大。這是因為地域的界限往往限制了民族的深層次交往，難以達到真正的文化溝通。而沒有文化的溝通就不可能有民族的融合。
2．政治、經濟的互動關系是文化互滲、消除隔膜的必要環境。北魏統一北方的政治活動和由游牧進入農耕的經濟變化，加強了漢、鮮卑及其他民族的聯系，居處相雜、文化相染，從而催化了民族的自然融合。
3．理念和精神文化的融合，是民族融合的基礎。理念的趨同使民族的心理素質走向一致，民族的認同感由此而產生。故作為意識形態的精神文化在民族融合中起了決定性作用，北魏在積極吸取漢文化的儒、道、佛等成分的過程中，使其意識形態向儒學、道學、佛學的理念轉化，從而在心理上產生極大的漢化認同，因而這一轉化比較平順，沒有遇到大的阻攔。
4．和諧精神是中國民族融合的動力。盡管中國的封建統治者多有“夷夏之別”的觀念和大民族主義思想的桎梏，但中國文化中的“和”、“合”精神，沖破了民族畛域，推動了中華民族的融合。孔子的“戎狄懷之”思想對華夏族以外的民族主張采用“懷”，從而導致“懷柔”政策與“羈糜”理論產生，促進了各民族間的親密與和諧。漢代的《淮南子》更闡發了“夷夏一家”的思想，認為“自其異者視之，肝膽胡越；自其同者視之，萬物一圈也”。唐太宗也公開提出對夷狄要“愛之如一”。正是這種和諧的觀念，推動了漢、唐時期中國民族的大融合。
二．文化交流促進民族文化的整合
民族融合是文化融合的極至。在更多的情況下不同民族的文化交流主要是推動了文化的整合，即各個民族吸收其他民族的某些文化成果，充實改造自身的文化，從而給原有文化以新的成分、新的面貌。通過文化整合，中國的民族才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例如，中原人原為“粒食”，由于麥子種植的推廣，才發展為北方地區普通的“粉食”。而麥類的傳播來自西部的羌氏部落。《詩·周頌·思文》說后稷時“貽我來牟，帝命率有，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皝?、牟”俱麥之稱謂。據考證，它們的原產地在青藏高原，是藏族先民羌人傳至中原的。至今藏語仍稱為大麥為“來”（NAS）?！吨茼灐氛f天帝賜麥種與后稷，讓他引種于中原大地，從此這一作物不再有此疆彼界，大家享有，亦表明原先此物不產于中原，但由于文化的交流、整合，這一作物成為中華大地各民族普遍種植之糧食。
與麥同情況的是稻米，它最先種植于華南和西南的民族地區。至今在西雙版納的哈尼族中還種植一種非常古老的水陸未分稻，研究證明它是現代稻米的遠祖。中國南方稱稻叫“谷子”或“禾”，即源于壯、侗語。魏晉以后，中國北方與南方的民族大遷徙、大交匯，稻米開始傳入北方。隋代以后南北大運河開通，南方稻米大量輸入北方，使北方人的飲食習慣有很大轉變，至明代時，以稻米為主食的人已占全國人口的70％。稻作文化之區已從一隅之地而擴展到全國大部地方。
再如茶，原產于巴蜀和云南一帶。秦滅巴蜀，統一中國后，茶傳入中原地區，以后長江流域普遍種茶，北方人與南方人都有了飲茶之習，并發展出南方、北方各具特色的茶文化。故顧炎武說：“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飲茗之事?！碧崎_元中因禪僧坐禪飲茶而興起全國飲茶之風，茶成為中國的“國飲”。遠在青藏高原的藏族自唐朝傳入煮茶之法，進而推廣為全民族之風氣，以致茶成為藏民族生活中不可須臾或缺的必需品。作為藏族文化主體的藏傳佛教也將茶引人其文化內涵之中，賦予它宗教的意義。
物質的文化還不足以說明交流對民族文化整合的程度。精神文化的整合，更能表現文化交流對中華民族的影響。在中國的眾多民族中，地處青藏高原的藏族文化充滿了神秘的地域色彩，國外甚至有人誤認為藏文化是與中華文化毫不相干的一種特異文化。故此以藏文化構建中對其他民族文化的吸收為例，更能說明這一問題。
公元七世紀吐蕃征服青藏高原各部落，形成藏族。因此，一般將吐蕃文化視為藏族文化之根。但據史載，吐蕃初期社會文化十分落后，“刻木記事”，“不知節候”，“其俗重壯殘老”，“人信巫覡”。松贊干布即位后，大力開展“”，從吐蕃周邊的民族文化中吸取營養。當時盛唐文化與印度文化是亞洲文化的頂峰，尤其是唐文化因唐若境地交接相錯，民族相雜，更易于交流吸取。唐文成公主、金城公主“下嫁”吐蕃，給唐、蕃文化交流打開了大門。于是吐蕃派出大量的使節、侍子、商販、僧人去漢地，唐朝也派出使者、僧人、商賈不斷去至藏區。雙方的政治、經濟交流，帶動了文化的交流。漢地豐富的文化成果大量地通過交流渠道被吐蕃所吸取。唐朝的儒學典籍如《毛詩》、《禮記》等一再被吐蕃“求取”?！缎⒔洝贰蹲髠鳌贰ⅰ秶Z》等被大量翻譯成藏文，供上層學習。許多吐蕃貴族子弟到長安進入國子監，系統地學習儒家學說，使吐蕃從制度文化到精神文化方面都竭力將儒家思想精華融入于藏族社會中。在敦煌發現的8～9世紀吐蕃寫卷中，有一幅名為《禮儀回答》的藏文寫卷，講述了當時吐蕃社會中對人們道德標準的一些看法，其中寫到：做人要“公正、孝敬、和藹、溫順、憐憫、不怒、報恩、知恥、謹慎而勤奮”。這與儒家強調的“溫、良、恭、儉、讓、孝、悌、禮、智、信”幾乎如出一轍?？梢娙鍖W思想已成為當時社會思想的一個重要部分。
吐蕃時期，宗教已成為藏族社會的文化核心，佛教從印度和漢地兩個方向幾乎同時傳入吐蕃，著名的漢僧大乘和尚對吐蕃佛教的興起產生了重要影響，他所闡揚的禪宗宗門，對后來藏傳佛教舉派（白教）、寧瑪派（紅教）教義的形成頗有影響。儒家的孔子也被藏地宗教吸收為一位尊神，在藏傳佛教中，孔子是工巧和占卜術之王，具有很大的威信。《易經》的卜卦被藏傳佛教吸收，受到普遍信奉。喇嘛們為人占卜時所運用的《五行算經》和《五行圖表》即源于對《易經》的借鑒。中華的道教傳入吐蕃后，老子被藏地宗教徒尊為笨教的教主化身?！疤珮O”、“無極”的名詞和“九宮”八卦的圖形都被融人藏地宗教之中，一位著名的藏族宗教史家認為：老子和道教的基本觀點與藏傳佛教密法十分相近。事實上我們也可以從密宗的修法中看到與道教相一致的情況。
中圖分類號：G12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312（2013）17-0207-01
人類有明顯的共性，普世的價值適用于所有人類。人類把自己對周圍環境的認識集中整理起來，成了世界觀，人類不由自主的與他人交流，交流世界觀，互相學習，而后得到更多的啟發，通過別人的世界觀進化甚至改變自己的世界觀，因此，在一定的交流范圍里就形成了一個有特色的世界觀，這個世界觀是在該交流范圍內的大多數人都認同的，該范圍的世界觀也可以說成是該范圍的文化。
憑現在的傳媒科技，人類文明不會有死角，不會有世外桃源這樣的地方，每個民族的特點都會被挖掘出來，對西方人來說，中國元素不再是只用紅色和燈籠，朝代和少數民族的文化特色肯定也會在不久的將來被西方人熟知，如果人類文化如同礦產資源，數量有限，那么人類日后在文化上的活動豈不是要面臨沒有創新只能重復之前的作品的境地。
人類有別于動物的一重要特點就是創造性，創造性就像是極不穩定的物質，人類總能在相對穩定的局面里挑起不穩定的事端。所以說，即便是人類文化的數量是有限的，但是與數字不同的是，這些文化總是被人類改變，文化也總是由一種形態變成另一種形態。歐洲各國的文化匯聚到美洲大陸后，形成的并不是歐洲文化，而是一種全新的美國文化。
美國是成功出口本國文化的國家之一，其最成功的出口產品就是影視作品。首先，美國文化形成的時間非常短，對古老文明來說，美國文化非常的年輕，新穎；其次，美國文化的傳播是本著知己知彼的原則，出口的文化產品一定要被目標市場接受；再次，美國人在出口影視作品的同時，同其他產品捆綁著一起出口，這些產品像網絡一樣相互關聯、相互促進，不僅讓目標市場接受美國產品，而且培養目標市場受美國文化影響，從而引領目標市場。抽雪茄、喝紅酒，西裝領帶，咖啡快餐等，這些產品和生活都來自文化產品的傳播，如今成了中國文化的一部分。而美國實事求是的文化傳播態度，也使得美國文化能在其它國家保持穩定的發展。
東方文化長期以來是被動的傳播到西方的，日本是近代成功的主動向西方出口文化的國家之一，在西方的影視作品中也可以看到，90年代前后的作品中所表現的東方文化，大多數是和日本有關的，正如現在越來越多的影視作品都有中國元素一樣。很多西方人非常喜歡日本的生活方式，日本的圖形文案，日本的文字等等，東京是西方人最向往和喜歡的東方城市之一，成都不亞于東方人對紐約的向往。
從美國和日本的文化出口我們可以看到，若想成為一股強大的力量來出口文化，并能做到在某些領域引領目標市場的消費者，出口主體必須具有較大的影響力，就國家而言，就是國力必須強盛，只有國力強盛，才能讓文化的出口更加的高效，才能做到多種產品相互扶持和促進的捆綁出口。否則，文化的出口會出現偏差，或者效果很弱，比如我們只知道古巴的雪茄，巴西的足球，泰國的人妖，對非洲的了解甚至只能用非洲二字來概括。同樣是20年，對古巴的了解還是雪茄，而西方對中國的了解，已經從燈籠、大辮子、北京，增長到了如今的五花八門的種類和產品，可見國力這一客觀條件對文化的出口和交流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文化交流的結果一定是變化，交流之后，每個文化都會在自己原有狀態基礎上發生些許改變，改變是為了更適應當時的環境需求，順應人類追求新鮮感的天性。倘若懷著一種比拼的心態，總是想證明自己文化的方方面面都由于其他文化，那么無論如何交流，都不愿意改變自己的文化，失去了變化，該文化就必然會走向盡頭。少數民族尤其在這方面存在問題，懷著自我保護的意識，雖然與外界交流，但是恐懼改變，認為改變就是被人同化，最終消失。只有不變，才會最終消失，因為為了保持不變，就必須要鎖住人心，必須要代代保留原始狀態，這違背了人的本性，妄圖鎖住人類追求變化的心的做法終將失敗。
座談中，賓主暢敘茶韻茶緣，探討閩臺深化合作之路，共同弘揚中華茶文化。與會者結合當前閩臺茶產業、茶文化發展的現狀和趨勢，以及兩岸茶業如何進一步開展實質性合作等問題進行了深入的交流，雙方認為福建具有茶山面積廣、茶品種類多、茶葉生產成本低、市場空間大等優勢；臺灣則有著技術、管理、市場營銷等方面的優勢，兩岸茶業交流協會應進行多形式、高層次、寬渠道的交流合作，相互學習、借鑒經驗，優勢互補，共創雙贏。
【作者】秦紅增，廣西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云南大學西南邊疆少數民族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王淇楸、毛筱倩，廣西民族大學2012級人類學專業學生。南寧，530006
【中圖分類號】G12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4-454X（2015）03-0072-006
RECONSTRUCTION OF MINORITY CULTURE AND ITS VALUE
IN NEW SUBURB VILLAGES： the Example of Liuxiao，
A New Village of the Zhuang in Suburb of Nanning
Qin Hongzen， Wang Qinqiu， Mao Xiaoqian
Abstract： Seeing from the overall social transformation，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new type of urbanization in inland areas of China， the suburb of cities occupies important location in future society， correspondingly， it will also face the problem of cultural reconstruction Yet， this issue has not been received sufficient attentions， or even has been neglected theoretically and practically The present paper takes Liuxiao， a new village of the Zhuang in suburb of Nanning as an example to take apart of how the traditional minority culture blends into the new communities in the collaborative efforts of the local government， elites and common people The urbanization and cultural protection are not contradictive This is where the new of ‘new type’ urbanization is
Key Words： new type urbanization; new suburb village; minority culture; local government
一、研究緣起與概述
2006年中國科學院的《中國現代化報告2006》指出，中國自2010年起實施新型城市化戰略，實現人口、空間結構的兩次轉變，建設城鄉平衡社會。其中第一次轉變是從農業人口變成城市人口，第二次轉變是城市人口變為郊區人口，實現城鄉平衡。理想的新型城市化的模式是以郊區化為主，即郊區人口占50%，中心城區人口占30%，農村和小城鎮人口占20%，人口在三個區域之間可以自由流動，取消戶籍限制，建立信用社會。[1]由此可看出城市郊區在未來中國社會中的位置。該報告還指出，未來中國社會需要完成兩次社會轉型：一是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從鄉村社會向城市社會轉型;二是從工業社會向知識社會、從城市社會向城鄉動態平衡社會轉型。眾所周知，中國傳統上以農立國，上下幾千年所延綿的文化文明深深地植根于小農經濟土壤里。因此，人口進城也意味著文化進城，“文化重構”是社會轉型中面臨的必然問題。
就近些年來的實踐看，中國從鄉村社會向城市社會轉型可粗略概括為兩條路徑：一是“內生型”，即鄉村社會主要依靠自身的產業發展來實現向城市社會的轉型。如東部沿?；蚪洕l達地區通過興辦鄉鎮企業、經濟開發區等實現的城市化，原來的鄉村變為相對獨立的城鎮或衛星城，譬如東莞市就是由若干相對獨立的城鎮構成。離區域中心城市較遠或經濟欠發達地區借助農業產業化、外出務工，以及旅游、休閑、觀光等第三產業實現的鄉村都市化。
在這些地方農民的身份、居住地雖然沒有改變，但實際上生計方式、消費觀念，甚至組織方式（如成為公司的農戶、員工等）已被納入城市范疇。二是“外推型”，即鄉村社會由于城市擴張而被“城市化”，典型的如“城中村村民”“城郊農民”等。這部分人群往往是無地或失地農民，是通過“新村”營建如城中村改造、“村改居”等造城運動，而不是產業結構調整來實現向城市社會的轉型。其身份雖已變為城市社區居民，居住場所、生計方式、消費觀念也漸漸向城市靠攏，但鄉土社會固有的地緣性不但沒有被觸動或弱化，反而因為其要面對強大的城市擴張力量，迫于尋求新的謀生手段而得到強化，其農民的、家族的、民族的等身份更容易得到高度認同。[2]
在鄉村社會轉型過程中，盡管都面臨“文化重構”問題，但不同的轉型路徑，重構方式也有所差異，各個地方實際情況千差萬別，也難以借助幾個模式來概觀。不過就現有的社會實踐及學術界的研究而言，可大致分為以下幾個類別：一是民族或鄉土文化的自我更新，即立足于鄉村自身的人際網絡、土地、生態等，開辦各式各樣的農家樂、漁家樂、牧家樂、山家樂等，搞鄉村旅游、生態旅游、民族旅游，以有效地把鄉村傳統文化與現代都市生活觀念結合起來，滿足城里人或外地人閑暇消費需要。如筆者曾研究過的桂中武臺新村的例子，鄉村民眾充分利用自身交通優越、生態良好、奇石豐富等優勢，發展了以民族文化、奇石文化為特色的農家樂。[3]類似的例子可說是多不勝舉。[4]二是“留住鄉村文化”，這類大多為鄉村城市化較為成熟的區域。相較于城鎮的繁榮，原有的鄉土文化凋敝零落，這有違于城市化的初衷，于是興起了“文化留村”等保護鄉土文化浪潮。譬如浙江省近些年來推行的“農村文化大禮堂”建設等。[3，5，6]三是城市或城郊“新村”文化重構，迫于城市失地或少地農民的生計，以往這類的研究過多地集中在農民的城市適應問題，在新的生存境況下，農民如何重構民族或鄉土文化卻涉及很少。但是這類村落由于被納入到了城市發展的體系以內， 文化賴以生存的空間歷經了巨大變遷，文化重構形勢更為嚴峻。
從目前中國內地城鎮化實際情況看，“城中村”被視為頑疾，欲除之而后快。但是，對于市郊而言，這樣的理念顯然是不對的。從目前境況來看，中國快速地、貪大求全的“造城”運動已顯現出不少弊端，而如何發揮“城郊”的優勢則成為新型城鎮化必然考慮的基本問題，因此我們更應當在這一區域進行“文化重構”，并形成有別于城市與鄉村的“城郊文化空間”?？上驳氖牵粌赡陙?，隨著保護鄉村文化的呼聲日漸高漲，一些學者也把眼光放到城鎮化與文化保護方面來。如張士閃就提出要“以城鎮化為契機重構鄉土文化”，并提出了消除對鄉土文化的偏見、培養農民對鄉土文化的認同、讓農民自我發展等措施。[7]更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地方已經行動起來，且取得了較好的成績。本文研究對象南寧市郊留肖壯族新村就是例證。
留肖壯族新村原名留肖坡地，人口340余人，是以壯族為主的民族聚居區?！靶麓濉苯ㄔO工程于2006年3月啟動，目前建成的90戶房屋中，已有89戶入住。近年來，該村加大招商引資力度，發展山地雞養殖、魚塘養殖、花卉苗木種植等特色種養業，走出了一條有產業特色、經營規?；某墙夹托麓灏l展路子，并成為國家民委、財政部首批民族特色村寨保護與發展試點，首府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示范點，南寧市統籌城鄉改革發展試點。筆者曾于2008年前后陪同韓國人類學家全京秀去參觀過一次，當時正在營建當中。2014年6月、11月，在當地干部的帶領下，又分別兩次前往該村進行田野調查，本文即是在兩次調查中所收集的資料上論述而成。
二、留肖壯族新村民族文化重構的空間解析
眾所周知，文化是一個復雜的整體。不同的研究者，側重點也不盡相同。普里查德在其著作《努爾人》將空間分為物理（樸素和實在，原本的）的、生態（人口密度及分布狀況，當地人建構的）的和結構（人與人之間的距離，表達價值觀，研究者建構的）的三重空間，更談到在努爾人社會中，時間與空間的關系聯絡緊密，即由于人的因素，在哪個時段、哪個場所舉行何種活動是約定俗成的，從而形成“文化空間”的概念。[8]因此，在一定意義上，文化空間就是文化事項與活動分布于特定空間與時間交疊形成的場域，而這種場域依據文化的脈絡而定。
伴隨著城市的急劇擴張，郊區被無限制地納入到了城市發展體系，大量土地被征用，傳統城郊村落要么陡然間樓房林立，變為人口密度大、擁擠不堪的“城中村”，要么異地搬遷，另立具有商貿、租賃、住宿等功能的“新村”。無論是哪類形態，農民傳統的生計方式都已不復存在。他們主要依靠地租、樓租等租金生活，所尋找的新職業多為散工、零工，技術含量低，穩定性差，收入少。如留肖新村，盡管當地政府已下了很大力氣，但在新的特色種養產業鏈中，當地農民仍處在最低端，由于在市郊，出租的土地、房屋，有時連租金都收不回，因此村民的居住環境雖有了較大改善，但相較高額的生活成本，目前的生活質量并不盡如人意。如此一來，建立在土地及農耕之上的社會秩序被徹底打破，原有的、承載民族文化的空間已不復存在。
從邏輯意義來看，只要有人的存在，新的文化空間便是存在的，只不過與傳統的不同罷了。當然，由于是新村建設，又是城郊，相較原始部落，其社會構成更為復雜，雖然很難按普里查德三個空間邏輯來描述，但是仍屬于村落“空間”，我們可以依循其中的建構邏輯與過程來剖析其中的空間文化構成。
（一）政府與社區精英主導下的留肖“新村”營造
從留肖新村營造緣起來看，政府與社區精英的合力是關鍵。舊村原在山坡上，交通閉塞，經濟落后。到了20世紀90年代末期，隨著南寧市城區的不斷擴張，當地村民就萌生了異地遷村重建的想法。當時市政府剛好醞釀啟動舊村改造工程，于是留肖村就成為南寧市較早實行“舊村”改造的村子，也成為著力打造的城郊壯族“新村”。
案例1：留肖新村的規劃與建設
在訪談過程中，留肖新村王隊長說：舊村距離新村只有3公里的距離，但是環境就差很多了。以前在舊村的時候，山高，我們從山頂上可以看見整個城市。村道很陡，大概有1米多寬，只能通行自行車、摩托車和手扶拖拉機。1980年的時候，開始分田到戶，平均每人3畝土地，村里種了十幾年的稻谷。在1986至1990年間，村民收入偏低，后來就種植辣椒、西瓜、甘蔗。因為農田收入偏低，一部分農田就變更為水產養魚，但山路狹窄，所以收益不太好，生活上也很不方便。我20多歲的時候，就從村里走出來，后邊其他人也陸續出來。1998年村里幾位有威望的老人為了以后的發展，便商議村莊的重建事宜，后來所有村民也都同意了，我也幫著策劃申請。新村建設是請專家規劃設計，并且詢問村民意見，村民全體同意后，才開始修建。我們村是壯族村，所以專家論證后，依據民族特色設計了圖紙，村莊完全按照圖紙的設計裝修。此外，住宅也符合現代建房的標準，是按照防8級地震的標準建造。
（二）留肖新村壯族文化元素與標識
在傳統鄉村社會里面，村落文化體現在各類“物理”的空間當中，譬如戲臺、廟宇、祠堂、學校等，典型的如侗寨里的鼓樓、風雨橋。如果沒有了這些“空間”，村落文化便無從依附。經過持久的文化積淀，這些空間也就成為村落的“文化標識”，內化為村落“文化空間”。留肖舊村舊址就在離新村約3公里的山坡上，人們可以從高大茂盛的古樹、破敗的老屋、殘存的曬場依稀辨出往日的景致，但與標準的村落文化空間相比，則少了許多。不過，在新村營造過程中，由于定位是“壯族”新村，壯族文化也就準確地體現在新村的文化“結構”里，新建的民居、辦公場所、圍墻，無一例外地將銅鼓等用作裝飾，借以強調其壯民族內涵。換言之，新村里各類“物理”空間，已與壯族文化元素有機結合，以塑造出村落的文化標識。
案例2：留肖坡新村對壯族文化的融入
建成后的留肖坡新村有了文化活動綜合樓、文化廣場、燈光球場、文藝舞臺、民族文化展示中心等配套設施，整合并且融入了許多壯族文化元素。居民住宅外墻上的裝飾圖案，多為銅鼓、繡球、壯錦、收獲的果實以及壯族日常生活的生產工具等。特別是村民小組辦公樓墻上，巨大的銅鼓和繡球圖案在村莊之外的路上都可望見。在新建的“民族文化長廊”圍墻上，有的寫著標語，宣傳廣西精神、雷鋒精神、民俗留肖等;有的畫著民族體育項目，例如拋繡球、板鞋舞、打陀螺、搶花炮等，都配有壯文;還有的是對傳統文化中的典故的介紹。這不僅是對村民進行宣傳，還給外來者提供一個了解留肖坡的窗口。
（三）留肖新村“干欄式”居民樓
在留肖新村的設計、建造中，充分考慮了壯族民眾的居住結構、民間信仰等生活慣習，統一把居民住宅建成“干欄式”的4層樓房。一樓可以用柴火做飯，大廳設置神壇，2、3、4樓可以用來居住，頂樓可以散步、養一些雞鴨，這使得壯族在長久生活生產實踐中形成的生活習慣得到了留存，也使得壯族“干欄式”的建筑文化在城鎮化的過程中得到了繼承與重構。
案例3：留肖坡村新村“干欄式”居民樓
留肖新村90棟家屋統一為4層“干欄式”居民樓，大門朝東南方向，一樓入內為大廳，正中是神壇，房間分別為主人房和廁所以及廚房，有些住戶還和以前在舊村一樣用柴火。2、3、4樓大都有兩間房間，可為客房（套間樣式），也可用作倉庫等，每層都有1-2間廁所。村里有些人將新屋的幾層租出去，或者是單間出租，甚至整棟樓都出租，不過也有不愿意出租的。頂樓為悠閑場所，村民可以在樓頂散步，也可以養一些雞鴨。兩棟互相依靠的樓房頂層的看似“小閣樓”的裝飾，實際上還可以用來區分兩棟樓樓頂的使用權。
（四）留肖新村壯族文化展演
村落“文化空間”是硬件，如果沒有相應的民族文化展現，僅是一些固定的文化符號外，新村文化重構可說是失敗的。在留肖新村，當地人除了在空間上重構壯族文化外，還花了很大力氣營造壯民族文化的活動氛圍。如“每月一節”“節日文化展演”“民族工藝傳承”等。
壯民族有著“每月一節”的節日習俗，大致為：春節的螞拐節、隴峒節，二月的祭社節，三月的花王節、歌圩節、清明節、龍母節、布羅陀誕辰節、開耕節，四月的牛魂節（敬牛節）、拜秧節，五月的藥市節、農具節、五月五，六月的誕辰節、莫一大王節、嘗新節，七月的祭祖節，八月的請月神節、跳嶺頭節，九月的慶豐節，十月的趕降節，十一月的壯年和十二月的冬至。[9]從山上移居下來以后，留肖新村的“每月一節”節日保留了傳統壯族節日習俗的框架和部分內容，還吸收了村外其他民族（尤其是漢族）的節日傳統，構建了新的“每月一節”節日習俗。
案例4： 村王書記談新村“每月一節”
正月初七開年，這是一年最大的日子，既是客人最多的一天，又是過得最隆重的節日。
具體時間從初三到初七，新村在初七過節。到了初七這天，全村的家家戶戶都會擺酒宴請親朋好友。二月初二為“春社”，是土地公的生日，當天要做糍粑吃，那是用魚塘邊一種叫白頭翁（音譯）的草進行加工的綠色糍粑。另外還要吃土雞蛋。這一天，全村人都要聚在一起吃一餐飯。三月三主要的活動就是拜山（掃墓）和做糯米飯。四月初八拾垃圾，節日氣氛較淡，但每家每戶在這天也會殺雞、鴨吃。這一天有“四月八，拾垃圾”的說法，因為四月份下大雨，河上游沖來垃圾，就要撿起來。五月初五端午節，比較隆重，家家包涼粽。六月初六的?；旯潥夥毡容^淡。因為牛為人耕田犁地比較辛苦，特地讓牛休息一天。七月十三到十五為中元節，也稱“七月半”。這個節日非常隆重， 每家都要吃鴨肉，出嫁的女兒女婿都要回來，一起用餐。八月十五和漢族人一樣過中秋節，吃月餅。九月二十九與三月三基本相同，都是拜山（掃墓）和做糯米飯。但是村里人現在比較少人在這一天掃墓。十月留肖坡沒什么節日，但是對面的路西村有吃糯米飯的習俗。十一月過冬至，各家各戶吃雞肉鴨肉。
十二月二十三“灶王節”，過小年，送灶王，打掃干凈房子迎新年。
由于是地方政府重點打造的民族文化新村，因而在國慶節、春節等重要節日中，留肖新村會在村頭民族文化舞臺上舉行歌舞聯歡活動，參與者不僅有本村村民，也有來外面的表演者和觀看者。表演節目類型豐富多樣，有民族舞表演，也有廣場舞、健身操、電子琴演奏等現代流行元素，以及知識問答競賽、唱紅歌等環節?；顒铀尸F出以壯族文化為主的、傳統與現代的多元文化表演體系。
此外，留肖新村還專門建有“文化活動綜合樓”，一棟獨立的3層“干欄式”樓房。2008年初次參觀時，當地陪同干部介紹說文化室除村委會辦公用外，準備建壯族文化展示中心。2014年調查時，雖然還沒有什么實質性內容，但一些相關民族文化活動先期已經開展。比如用“竹籠機”制作壯錦，穿針引線做繡球等。陪同我們調查的興寧區民族局馬局長就說：為留住傳統技藝，幫助少數民族群眾發展特色產業，2013年興寧區民族局在留肖壯族新村開設為期半年的織錦、繡球民族手工藝品制作培訓班，未來這里將成為興寧區民族手工藝品制作培訓、展示基地。通過開辦培訓班，引進壯錦產業，不僅能豐富南寧壯族特色村寨的內容，促進少數民族特色工藝、文化的傳承，而且能夠幫助少數民族群眾掌握一門特色工藝技能，促進增收，走出一條特色產業道路。當地村民們也講，土地留轉后，家里的地沒有了，但學習制作壯錦讓我掌握了一門技術，以后生活沒有了后顧之憂。學習傳統手工藝，既傳承老祖宗留下的財富，也增加了一份技能，學成后我可以把自己手工制作的產品賣給游客，增加家庭收入。[10]當然，其效果如何還有待時間來驗證，但至少已在城郊先行了一步。
三、城郊“新村”民族文化重構價值
2014年3月，國務院《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明確指出中國特色的新型城鎮化道路是“以人為本、四化同步、優化布局、生態文明、文化傳承”。[11]筆者也曾闡釋了這樣的觀點：在中國城市化進程中，需要的是文化多樣、而不是文化單一的鄉村和諧;需要的是合理地將現代與傳統、都市與田野、全球與地方等有機相合，從而塑造出獨特、多樣且具有時代氣息的新型鄉土文化，而不是單純地“城市化”，讓城市吞并農村。[12]因此從社會整體轉型看，城郊新村民族文化重構，其價值在于防止在該類區域單向度“城市化”的發生，讓郊區成為有力連接城市與鄉村、現代都市文明與鄉土文化、民族文化的“中間地帶”，以實現新型城鎮化中“以人為本，文化傳承”的核心內涵。
但是實際情況并不容樂觀。近年來，伴隨著各地的造城運動，各類“開發區”“高新區”等的建立成為城市向農村拓展、鄉村社會向城市轉型的重要標志，然而，在這一過程中，往往忽略了區域內文化的保護與傳承，這不僅導致諸多文化傳統與資源的流失，也造成許多城市新城區千城一面、沒有“文化”特色的城市化傷痛。因此，作為聯絡城市與鄉村的中間地帶的城郊文化重構必須加以重視。
當然，這種現象正在不斷地改觀。正如留肖壯族新村，在地方政府、精英人物、當地民眾的協同努力下，民族傳統文化正在一點一滴地融入新的社區之中，這也進一步表明，城鎮化與傳統文化保護與傳承并不矛盾，“新型”城鎮化之新正在于文化的保護，文化的多樣性，也只有這樣的城市才能特色，才有活力。所以，唯有不斷推進郊區民族文化的重構，城鎮化推進的過程才是民族文化多樣性的深化過程，才不會產生“城市文化吞噬民族文化”的悲劇，才能夠確保城郊作為城鄉的交接地帶所應發揮的文化傳承、休閑娛樂等方面的功用。
參考文獻：
[1]中國科學院中國現代化研究中心，中國現代化戰略研究課題組中國現代化報告2006[R]北京，2006-02-08
[2]秦紅增，郭云濤“南寧市城中村改造及村民市民化等問題”研究報告（內部資料）[R]南寧，2014
[3]秦紅增，楊恬鄉村都市化進程中的文化實踐[J]廣西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4）
[4]秦紅增，郭帥旗，楊恬農民的“文化自覺”與廣西鄉村生態旅游文化產業提升研究[J]廣西民族研究，2014（2）
[5]魯可榮，曹施龍，金菁文字留村與村落重振：鄉村學校嬗變與村落發展探析[J]廣西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4）
[6]熊春文，折曦鄉村學校的演進及其社會文化價值探析[J]廣西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4）
[7]張士閃以城鎮化為契機重構鄉土文化[N]中國社會科學報，2013-12-06
[8][英]埃文斯？普里查德努爾人――對尼羅河畔一個人群的生活方式與政治制度的描述[M] 褚建芳，閆書昌，趙旭東，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2
[9]覃彩鑾壯族節日文化的重構與創新[J]廣西民族研究，2012（4）
中圖分類號：H0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791（2015）10（c）-0210-02
語言與文化相互影響，共同作用于民族發展，因此，在各民族交往過程中，對語言的理解將成為推動民族文化發展的重要力量。伴隨著國家間經濟、政治等活動的日趨頻繁，不同民族與國家的文化滲透與交流得益于翻譯。翻譯作為不同語言相互轉換的重要手段，在民族交往與國家交流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因文化背景以及用語習慣的不同，要求翻譯尊重文化的差異性，因此，在翻譯中，對于文化差異的正確理解和認知將決定翻譯的水準。蒙漢翻譯同樣需要尊重民族文化的差異性，因此，兩種語言的相互轉換實現了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
1 蒙漢翻譯的民族文化特色
在特定的歷史背景和社會生活中形成的民俗，民風以及民情，構成了一個特有的民族文化。民族文化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不斷地被和建立，在未形成穩固的生活區域之前，與歷史演變相攜。伴隨著民族與國家的發展，民族文化的日趨完善，為了互通有無，形成了貿易往來，在此過程中，語言的不通促使翻譯的出現。在跨文化翻譯中，注重民族文化特點，深入挖掘其內在的文化底蘊，對于文化交流以及經濟、政治等社會活動往來具有重要的意義。例如：我國的成語故事《掩耳盜鈴》，故事講述了一個偷盜的人看中了一家人門上的鈴鐺，想將它偷取過來，可鈴鐺在碰觸下會發出聲音，容易被人發現，于是，這個偷盜的人就想出了一個辦法，掩住自己的耳朵，就不會聽到聲音了，可想而知，偷盜的人很快就被人抓住了。這個故事的告知，不要做愚蠢而自欺欺人的人。如果對歷史文化了解不夠深入，那么，很難得出故事背后深刻的寓意。在蒙漢翻譯中，譯者對于兩個不同民族的歷史典故、朝代更迭、生活習慣等的了解，將決定著譯文的欣賞性和研究價值。
2 蒙漢跨文化翻譯的意義
蒙漢跨文化翻譯在解決語言障礙的同時，也促使了不同民族文化間的相互交流。在人類語言形成之初，語言就與文化相互依存，這意味著語言的流通也將促使文化的交流。對于不同語言的翻譯，在增進文化交流的過程中，使得不同文化間產生的碰撞，這種碰撞容易激發人們對不同文化的深入研究，由此引發文化交流的日漸頻繁。在蒙漢文化交流中，翻譯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從文化交流的意義上看，翻譯對不同語言的構成以及使用條件有了一個全面的闡述，在思維層次上向人們揭示了文化的差異性，同時內在的文化信息又向人們闡釋了一個民族的發展歷史以及深遠的民族文化，從而實現了文化的互通。
在蒙漢翻譯中，對于語義的表述以及語法構成的研究，將決定譯文的表述是否符合限定的文化背景[1]。例如：對于語法，從宏觀的角度出發，譯者要從主語和主題兩個方面考慮譯文的組合。漢語對于動作的發出者或實施者賦予了決定的權利，所以，具有強烈的主導作用，因此，在蒙漢翻譯中，確定主語或主題，對于有效完成譯文翻譯具有重要的作用。
對于翻譯的文化意義，可從宏觀和微觀兩個角度考慮。宏觀可從文化層次上進行分析，而微觀則是通過句子的構成來探究。在對語言的微觀意義研究上，可從通過四種方式表現，即象形、映射、折射和暗示。我國對文字的運用手法極為豐富，人們在抒感、描寫事物以及闡述觀點的過程中，為了達到寫作的目的，通常會借助修辭手法加強表現效果，因此，在蒙漢翻譯中，對語言修辭手法的解讀將加強翻譯的感染力，從而使譯文更為生動。
3 蒙漢翻譯的文化傳播功能
在各民族與國家交往中，語言上的交流讓人們了解了彼此的生活習慣，文化背景以及風俗習慣等，從而使不同民族的文化得到了交流，在相互學習的過程中，促進了文化的進一步發展。蒙漢兩個民族很久以來就建立了友好的往來，在蒙漢交流的過程中，兩個民族語言上的互通對于社會活動的友好進行創造了條件。蒙古廣闊的草原賦予了那里的人們不畏艱難、積極進取、生態倫理的思想和民族精神，而漢族則以農耕為主，他們在耕作中收獲希望和幸福，對賦予他們生命的土地極其熱愛。在漢耕文化中，大儒思想讓人們懂得了順應農節耕作，才能有所收獲，這也體現出了順應自然發展規律的思想。在蒙漢翻譯的過程中，兩種文化的交流和碰撞，促使人們的價值觀、人生觀等發生了改變，這種潛移默化的影響使得民族間的交流更為順暢，為建立良好的民族關系創造了條件[2]。蒙漢翻譯不僅是兩種語言上的交流，同時也是兩個不同民族文化上的交流，對于文化差異的認知，將決定翻譯的好壞，因此，在翻譯的過程中，要堅持“文化傳真”的原則，以構建良好的文化傳播橋梁，使蒙漢文化能夠相互影響，共同為民族發展貢獻力量。
3.1 文化的凝聚功能
在不同的文化領域，文化的凝聚功能使得不同的文化具有了相同的文化傳播主旨，通過對文化的凝聚使得民族間形成了和諧的發展氛圍，對維護民族穩定以及社會發展具有積極的意義。民族間文化的傳播，使得文化不斷吸納新的事物，實現了文化的創新和豐富，在這一過程中，翻譯作為重要的交流工具，將推動文化傳播向著更為深遠的方向發展。從某種角度上看，翻譯不僅是語言的相互轉換，更是不同民族文化的相互“傳真”，所以說，翻譯也是文化翻譯，也只有這樣，翻譯才算完成了真正的使命。
蒙漢兩個不同民族在社會發展與人類進步的過程中，建立了良好的民族關系，在社會活動交往過程中，翻譯有效地避免了兩民族文化差異造成的審美以及理解上的誤區，進而突破了交流的瓶頸，使社會活動更為活躍。蒙漢翻譯將文化交流變得順暢，實現了不同民族在某以方面思想上的共通，所以，翻譯的凝聚功能對民族核心文化的交流發揮著尤為重要的作用。
3.2 文化教化功能
文化傳播的受眾者在對文化的感知中逐漸理解并接受不同文化的核心內容，從而自覺遵守該文化的要求，這就是文化教化功能的作用[3]。在跨文化交流中，翻譯的目的不僅是讓人們理解彼此的語言表述，同時也要讓人們對彼此的文化能夠認同，進而能夠自覺地將該文化帶入到自己的生活范圍中影響他人，從而使文化得到進一步的傳播，這也是翻譯要達到的最高目標。在蒙漢文化翻譯的過程中，譯者要關注受眾者的感知情況，并盡量讓其接受文化熏陶，從而達到影響的目的。一般來說，譯者要有強烈的文化意識，重視文化差異，才能發揮出蒙漢兩種文化的教化功能。
4 結語
蒙漢翻譯作為兩個不同民族文化交流的重要方式，在翻譯的過程中需要對文化差異有足夠的認知，這不僅能使翻譯完成基本的作用，同時也能促使兩個不同文化相互滲透和影響，從而使接受者能夠受其影響并能夠自覺接受這一文化的熏陶，成為文化傳播的載體，以推動不同的相互交流，為實現不同民族文化的相互促進貢獻力量。蒙漢翻譯是凝聚蒙漢兩個民族的重要紐帶，為促進民族間的友好發展，文化的相互交流有著積極的意義。
參考文獻
在遼宋夏金元時期，我國民眾的服飾經過數年的發展和演變，受到各個方面的影響，但總的來講服飾發展總是與當時的經濟發展水平、政治狀況、民族間的意識形態、民族生活習慣、國與國之間以及民族與民族間的文化交流、地域分布等方面有著密切的關系，縱觀整個中國服裝史，我國宋代服飾特點鮮明，樸素之中透露出大氣恢弘，肅然起敬之情油然而生，其中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北方游牧民族的服飾文化對宋代服飾的影響非常深遠，各族人民的服飾文化在戰爭和遷徙當中都進行了新的融合，因此，民族之間的交流加速了宋代服飾的發展[1]。隨著時代的不斷發展，宋代服飾吸收了大量的其他民族服飾精華，經過勤勞聰慧的國人不斷地吸取其中的精華，使宋代服飾經過數千年的發展，最終獨具特色的東方風格中華服飾：在外觀上即完美、厚重、樸素;在設計構思上注重平穩均衡、減少傳統的對稱，凸顯出厚重大方的氣質美。
一、宋與北方少數民族的交流對宋朝服飾的影響
當我們在談到談到宋朝的服飾時，由于程朱理學的正式確立并成為官方哲學統治基礎，使封建專制統治制度進一步強化，思想禁錮得到加強，受這種思想的影響，宋代服飾較之唐代更顯得保守，并且高度重視過去傳統，而對于民族服飾文化融合的問題和影響則較少的提到具體的意見和建議。究其原因，主要是在這期間，曾出現了幾個政權共存的現象，除漢人趙匡胤建立的宋王朝以外，還有北方契丹族建立的遼王朝，女真族建立的金國，南宋時形成宋金兩個政權對立的局面，以及后來蒙古族建立的元朝，此間還有南方白族建立的大理國，西北有黨項建立的西夏國等。各民族間由于政治、經濟、文化和生活上的習俗及區域上環境的差異等各不相同，各自為自身的利益而不斷進行戰爭，在戰爭中各族人民的文化交流不斷加強，在政治經濟領域上不斷交流，特別在元朝初期在服飾上有過激烈的矛盾。
二、宋金對峙時期對宋代服飾文化的影響
金朝是我國著名的少數民族女真族建立的王朝，在與南宋對峙數年后，被蒙古軍所滅。由于政治等其它因素，在宋朝在與金朝在平時的交流之中多以戰爭為主，并不像唐朝那樣具有開放意識和探索精神，但是雙方的交流還是使各自的服飾文化得到了一定的發展，只是這種交流是通過殘酷的戰爭來進行的，在歷史文獻宋史中就有這樣的記載。這種民族間的服飾上的交流與戰爭的勝負有關，往往取勝一方就有權利讓失敗一方強制改變服飾上的變化。其后，廣大人民不愿異族貴族主的壓迫而盡行反抗，表現在服飾上就十分明顯，就是不愿改換金族的裝束，這種斗爭終于逼使金貴族主放棄了改俗換裝的主張，不得不下令，改變這種強制性的政策，以利于金朝的通知。但在金貴族主的長期高壓統治下，在服飾上還是出現了一些變化的，具體表現在服飾的樣式上，左衽即是衣服的大襟開在左邊，這是其他少數民族與漢族在服式上的重大差別之處。在岳珂《術呈史》中也說：至漣水、泗州都見到塑像刻像皆作“左衽”，并說：此制蓋金人為之?！边@種左衽制的衣式在山西壁畫及磚雕中也可見之，可見宋朝設族的服飾已受到外族服飾的影響，且影響范圍租廣，同時，女性的發式也都有效學女真的妝式，作束發垂腦的式樣，謂之日，女真妝。其傳播方式首先在宮廷中仿救，繼而遍及全國：又如臨安戴茸茸貍帽和窄窄胡衫，也是這樣流行起來的，《續資治通鑒》有孝宗乾道四年臣僚言：“臨安府風俗，自十數年來，服飾亂常，習為邊裝，聲音亂雅，好為北樂、臣竊傷悼，中原士民，延首企踵，欲復見中都之制度者三四十年卻不可得，而東南之民，乃反效于異方之習而不自知，甚可癰也，今都人靜夜，十百為群，吹鷓鴣，撥洋琴，使一人黑衣而舞，眾人拍手和之，傷風敗俗，不可不懲，詔禁之。通過這些文獻記載，我們還是可以清楚地了解到此時的服飾在金朝的統治下有了潛移默化的變化，這就凸顯出文化交流特別是服飾上的交流得到了印證，是在強制下進行的。
通過以上我們可以得知，在宋金對峙百余年中，民族矛盾雖然異常尖銳，但這些都難以阻擋民族文化交流，宋王朝雖然明令禁止，但這些政治措施都難以阻擋其交流的步伐。
三、遼代對北宋王朝的服飾影響
遼代是我國少數民族契丹族建立的王朝。契丹族是生活在我國遼河上游的少數民族，五代初，由于漢族人避亂來到邊區，加上統治者采取了一系列的積極政策，使其很快強大起來，于公元916年建立遼國，并多次南下侵擾中原，由于宋王朝腐敗無能，至使最終簽定澶淵之盟這一帶有去屈辱性條約，這在歷史之中還是十分罕見的。至公元1120年，遼朝由于政治腐敗最終被金國滅掉。契丹族遼國雖沒有命令改裝易服，但隨著與漢族交流的增加，契丹服裝的一些樣式也影響到中原地區，尤其對當時的北方居民影響較深，更容易接受這種影響。而北宋官方對此極為反感，曾多頒發市詔書禁止百姓穿用契丹服裝，甚至連契丹喜用的顏色的布料都不允許。比如慶歷八年詔：禁士庶教契丹服及乘騎鞍轡、婦人衣銅綠、兔揭之類，我們可以看出其中銅綠、兔褐這種顏色的衣服是當時北方少數民族經常穿戴的，而禁止得最嚴格的，就是被稱作”釣墊”的襪褲服裝，釣墊，今謂之襪褲，婦人之服也，即現代女子的連，是契丹風俗習慣在當時契丹族極為流行，照宋代社會一般習慣說來，當時就被定為奇裝異服，即使是女婢仆人也是不能穿戴的，但根據史書記載雖北宋王朝一再明令禁止卻難以湊效，卻可推想當時至少在中下層社會已經相當流行，成為一種流行風，甚至影響到社會中上層，所以釣墊用法律限制，其實是怕當時上層社會普遍受影響，而事宴上，上層社會已受到一定影響，所以才一再禁止，除服飾外，當時社會上還流行種種來自契丹新的歌曲音樂，不僅為下層市民愛好，封建統治上層社會也受一定影響，政治法令已經難以阻擋民族與民族之間的文化交流。
由此可見，宋代這種民族文化的交流與融臺的發展程度之所以這么快，其原因為：“當時招致降人，雜處都城，初與女真使者往來所致耳，”雖然，從政治上看，宋遼交流的方式主要為索納貢賦或領地易主，民族矛盾也是相當激烈的，因而民族民間對于互為吸取在開始接觸都有抵制情緒，然而，隨著長期雜居一處，雙方的政治及戰爭情緒都是擋不住對美觀大方服飾的追求，從而使各自的服飾文化都得到了好的發展，促進了民族文化交流，對形成獨具特色的東方傳統服飾起到了推動作用[2]。
四、民族與民族之間的交流受到當時客觀條件的影響
在當時民族間戰亂不斷，各民族之間相互的交錯居住在一起，民族融合風俗習慣的改變是不可避免的，不是政治法令可以改變的。即這種民族文化交流時代的發展的需要，是任何事物都不能阻擋的，盡管當時的戰爭異常激烈，而勞動大眾對真正的美觀事物的追求都是一致的，為了讓更具美觀的服飾服務于大眾，美化當時的時代生活，人們對服飾的追求不僅注重服裝實用性，并在民族服飾的交流中更加注重對美觀的最求，創造出更加美觀大方的服飾，對服飾不斷改進創新，而少數民族統治者，在統治漢人居住區時，不但接受了先進的漢族文化知識，同時也把自己民族的風俗習慣、文化特色融人了中華文明之中，因此，在宋代，各民族人民由于互相往來密切，從而使各民族的服飾及文化都在互相滲透相互吸收，而使車民族服飾文化不斷得到補充和發展，這是由當時歷史的客觀條件所定的，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是歷史的必然發展。宋代服裝是漢族服飾和少數民族服飾共融的結果盡管宋代的統治階級極力想完全恢復舊的傳統文化，但是宋代服飾仍然是在不斷補充和吸收外來文化的基礎上豐富和充實自己的.從左衽服裝流行的廣度，到女真妝的傳播;從銅綠、兔揭顏色的衣服的流行，到“釣墊”裝由下至上的普及，無不看出民族文化對宋代服飾的影響，對整個中華服飾的影響。而這種影響又是交互式的.即不僅少數民族的服飾影響著漢族服飾，而且漢族服飾對少數民族的服飾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契丹族遼國在北方與北朱并峙，兩國之間既有尖銳的民族矛盾，又有經濟文化上的廣泛交流，使得漢文化的影響在遼國的各個領域中表現出來，其中，扛國官員的服制就受到了漢文化的熏陶.遼代官員分南北兩班，太后和北班契丹大臣們穿用契丹本族服飾，而國王和南班漢族大臣們使用漢服，即由圓領長袍、玉帶和褲、靴所組成。至于女真使者到臨安參見南末帝王時，也必外著宋式大柚寬衫袍服，而內則仍穿女真式小袖齊膝短衫。所以宋人筆記說，趙構稱其舞蹈可觀，以為末官拜舞不好看，聞大臣原因，回答說，宋官服裹外同是大袖，揚手必露肘，所以不美觀，至于金章宗定都燕京，采用南朱官服制度后，則在北方昀女真官僚也改成了朱式袍服，所以《大金集禮》記載帝王及呈后出行仗，居多采用宋制，區別不多‘a]。而之后的蒙古族，在統一中國后，熱衷于享受漢族社會先進的文明成果，在表著上也向漢人靠攏，服飾日趨華麗。直至元代中葉，元仁宗才在保持蒙古人同有衣冠的基礎上，下令中書省規定服色等級，嚴格了衣冠服飾制度.在唐、宋官服式樣的基礎上確定了和它們大致相似的冕服、朝服、和公服，可見，這種民族文化交流是相互的，并且對各自的服飾演變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因此末代服裝是在漢族服飾和少數民族服飾共融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
五、結語
以上僅以契丹、女真為倒，介紹了民族文化交流對宋代服飾的影響，由此也引發了一個對當今社會具有啟發意義的問題：即如何看持民族服飾文化？對待民族服飾文化，要用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去分析，既不能全盤吸收，也不能全盤否定而要采取“拿來主義”，采取“揚棄”，即在創造中吸收，對民族文化中的精華既要大膽吸收，又要去其糟粕，做到兼收并蓄。
今天，世界赴在世紀之交，中國也正處在一個全面改革開放的時期，在良好的政治背景下，中國人民的衣著打扮也正在推陳出新，只要我們善于向傳統、民族、民間和釙國和先進經驗學習，主動進行交流，廣收博采，努力探索，大膽創新，我們的服飾就會更具魅力。
參考文獻：
[1]黨懷興劉斌.《趙誠先生從事古文獻研究五十年紀念文集》，西安，陜西師范大學，2011年，第219頁.
在“一帶一路”重大戰略的實施進程中，國家將通過進一步深化與沿線國家的文化交流與合作，促進與沿線國家的合作，實現共同發展。絲綢之路經濟帶，云南的定位是：面向南亞、東南亞的輻射中心。古絲綢之路既是一條經濟合作之路，也是一條文化交流與對話之路。在新的時代背景下，這條跨越千年的古老絲綢之路重煥生機，迎來難得的發展機遇。云南是我國少數民族最多的省份，豐富的自然資源和少數民族風俗習慣，醞釀出了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藝術來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多樣性的少數民族文化不僅是影視藝術的創作來源，同時又能促進少數民族文化的對外傳播與交流。
1 “一帶一路”建設對少數民族文化發展的影響
“一帶一路”戰略構想覆蓋面廣，涉及幾十個國家，這些國家在數千年歷史中都形成了風格迥異的文明，它們是人類文明的重要部分。少數民族文化是我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豐富了中華文化的內涵。
“一山不同族，十里不同音”是云南少數民族文化特點的突出反映。[1]因獨特的地理位置、自然環境及歷史悠久的文化背景，云南共有26個世居民族，被譽為少數民族之鄉，是我國多民族聚居的縮影。在“一帶一路”建設的大背景下，云南應充分發掘當地的少數民族文化資源，繼承和弘揚“絲綢之路”這一具有廣泛親和力和深刻感召力的文化符號，積極發揮文化交流與合作的作用，使沿線各國都可以吸收、融匯外來文化的合理內容，促進不同文明的共同發展。[2]
在發展的過程中，特別是云南偏遠欠發達山區，脆弱的人文環境在外界的強勢沖擊下將被一元化消融，這對多元的少數民族文化帶來了威脅。然而，我們堅信的是文化交流與合作有助于促進不同文明的發展。我國與沿線國家的文化交流形式越來越新、內容越來越多、規模越來越大、影響越來越廣。其中，與不少沿線國家都互辦過文化年、藝術節、電影周和旅游推介活動，在不同國家多次舉辦了以“絲綢之路”為主題的文化交流與合作項目。[2]
少數民族傳統文化不僅表現為一個民族的外在面貌，而且是它內在的靈魂。[3]立足云南本地現有的少數民族文化基礎，以全新的思路，探索新模式，推動與沿線國家交流與合作，云南少數民族文化在大環境下將獲得更多傳播的機會。本文將以少數民族相關的影視作品為例，在“一帶一路”背景下探究影視與少數民族手工藝傳播的關系，力圖解決云南少數民族文化，特別是手工藝的保護與發展問題。
2 影視對少數民族文化傳播的重要性
美國著名學者丹尼爾?貝爾認為：“當地文化正逐漸成為視覺文化，而不是印刷文化，這是千真萬確的事實”，“聲音和影像，尤其是后者組織了美學，統帥了受眾。在一個大眾社會里，這幾乎是不可避免的”。[4]影視藝術就是視覺文化最典型的代表。影視藝術憑借現代科學技術給人們提供了極具沖擊力和震撼力的影像和聲效，加快了文化傳播的速度，豐富了傳播內容，這是其他藝術無法媲美的。利用影視藝術的優越性，傳播少數民族文化，能保障少數民族文化傳播的廣泛性和有效性。
在我們生活的現代世界，與手工相關的事物在逐漸消失。格式化、標準化的東西越來越多。民族文化逐漸朝著商業化方向發展，原始特性被用來迎合消費者的口味，融合現代消費觀念，遷就濃厚的商業文化，這就使民族語言、文字、生活方式，甚至價值觀念發生轉變。原有的民族語言、手工藝也隨著全球化浪潮漸漸褪去原有的本色。因此越來越多的民族風俗、即將消失的儀式、瀕臨失傳的手工藝等等被納入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范疇，被保護起來。
筆者曾深入到大理白族陽南村進行實地考察，走進村落時，除了60歲以上的老人穿著白族服飾、用白族話交流外，60歲以下的中青年，普遍都不穿本民族服裝，基本不說本民族語言。年輕人從服飾上看很難反映出民族身份，白族人自己縫制的服裝已經很罕見了。筆者認為，保護和傳播少數民族文化、傳統手工藝應從重新認識和接受開始。
影視藝術是一門新興的藝術門類，包括電影和電視兩種形式。在藝術門類中，它出現的時間最短，但卻是發展最快，成為了當下最受歡迎的藝術形式。它不僅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目前最具科技含量，影響力最大的藝術樣式。影視是一種獨特的精神文化產品，它以形象逼真的視聽語言再現生活，滿足了受眾在娛樂、審美等方面的心理需求。影視藝術是一種不同于任何古老藝術樣式的新型藝術，它包含了文學、戲劇、音樂、建筑、繪畫等藝術形式。它借鑒了人物、敘事、故事情節等文學、戲劇藝術的共性特征，注重表現人的精神境界，體現一定的社會價值，具有強烈的人文關懷。高質量的影視作品不僅能增強一個民族的文化影響力，對民族形象的塑造也是不可替代的。
少數民族電影應該是少數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包括一個民族所使用的語言、文學、藝術、風俗、習慣、傳統、歷史和宗教等等。一部影片只有具備了少數民族的價值觀念和文化意識，這是地洞察到少數民族人們的內心生活狀態，才能保證文化上的原汁原味。[5]運用現代科學技術記錄和傳播日漸消失的少數民族文化，將有助于其更好地保護和傳承。
關鍵詞:
少數民族文化;跨文化交流;影響
目前，全世界有2000多個民族，分布在200多個國家和地區，各民族之間的人口數相差懸殊，從十幾億人至幾十人不等。各民族由于地理環境、生產生活方式、精神信仰等諸多方面的不同，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創造了獨具特色的本民族的傳統文化，這些絢麗多彩的優秀民族文化是人類的共同精神遺產。從古至今，不同國家、不同地區、不同民族的人們之間的交往交流從未停止過，特別是近代以來，伴隨著現代化在全世界的推進，人類社會的全球化進程勢不可擋，具有不同文化特質的人們之間的交流越來越普遍與頻繁，少數民族文化在跨文化交流中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機遇和挑戰。
一、少數民族文化的內涵特點
中華民族是由56個民族組成的民族大家庭，各個民族所創造的優秀傳統文化共同構成了中華文化。學界普遍認為，文化有廣義和狹義之分，為此，少數民族文化的概念，可以從廣義和狹義來理解:廣義是指我國的55個少數民族在長期的歷史過程中所創造的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總和，這樣的民族文化當然會被本民族成員廣泛認同;狹義的內涵則指精神文化方面，內容包羅萬象，比如民族的哲學、史學、文學、教育、語言文字、法律、藝術、醫學、天文歷算、道德、自然科學、宗教、習俗等。從上述定義可見，少數民族文化內容廣博繁雜。徐萬邦、祁慶富在《中國少數民族文化通論》一書中，將少數民族文化分為六類:一為衣食住行方面的生活文化，包括服飾文化、飲食文化、住所和建筑、交通工具;二為婚姻家庭和人生禮儀文化，包括戀愛和婚姻、親族稱謂與姓名、人生禮儀、喪葬文化;三是民族傳承文化，包括文學藝術、音樂和舞蹈、戲劇和曲藝、美術、體育游戲;四是科技和工藝;五是信仰崇尚文化，包括原始宗教、巫術、道教和民族間宗教、佛教以及伊斯蘭教，吉祥崇尚、禁忌;六是節日文化。少數民族文化作為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與漢文化具有共同性，如地域性、傳承性、互融性、相對穩定性與變遷性，等等。同時，少數民族文化也具備不同于漢文化的鮮明特征，主要表現在:
(一)形態多樣性
一個民族的生態環境、地緣分布，直接反映著民族文化的特征，制約著民族文化的形成，顯示著民族適應自然的能力［1］。生存的需要是文化產生的基礎，因此，在類似的地域特點之上，可能出現相似的文化。比如黑龍江流域的鄂倫春族和赫哲族雖然遠隔千里，但其文化上有許多地方相似，他們的語言大概60%～70%是相同的。我國的民族分布呈現大雜居、小聚居的分布格局，從總體上看，少數民族主要生活在我國的山地、高原、邊疆等自然條件相對較差的地區，不同民族生活的地貌、氣候等自然條件千差萬別，因此造就了各民族之間的生產生活方式千差萬別，而不同的生產生活方式是各民族文化賴以形成與發展的根基所在。為此，徐亦亭指出:“中國古代四個文化區域，即:中原華夏農業文化區域、東南百越稻作文化區域、南方山地游耕文化區域，以及西部和北方游牧文化區域。中國歷史上，這四個文化區域之間的文化漂移，及其相互的影響和補充，反映了中國古代民族的交流和融合。”［2］到目前，伴隨著社會發展步伐的不斷推進，雖然各少數民族的生產生活方式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根源于地域差別的傳統文化仍然是各民族的文化形成基因所在?？梢哉f，少數民族文化的類型是多種多樣的，不存在固定的模式。甚至同一民族內部文化的差異也是非常明顯的，民族內部成員間風俗習慣、衣食住行等方面的差異隨處可見，甚至在心理素質、價值觀上的差異也十分明顯。
(二)民族認同性
各個民族的文化均是在歷史過程中逐步形成的，少數民族文化是由各個少數民族社會所有成員共同創造的，為此，民族文化具有“與生俱來”的性質，民族成員會把民族文化界定為個人的私有的東西，并視為民族的標志。始祖、血緣是民族成員最為重視的，它是民族認同的核心依據，除此之外，文化是民族認同的極為關鍵的“佐證”，譬如語言、藝術、音樂、服飾、飲食等，都可以作為屬于同一民族的標志和依據。民族文化在民族成員的心目中是無比崇高的，在某種程度上，文化就等于自身，為保護和傳承本民族的文化，有的民族成員可以為其而獻身。一般而言，民族文化與民族認同的聯系是密不可分的、合二為一的，兩者不可能出現分離。民族成員認為，不尊重本民族的文化，就是不尊重本民族，對民族成員個體影響很大。很多民族沖突事件，就是因為文化認同差異或歧視引發的。民族傳統文化對成員有著強大的影響力，可以約束其行為，更重要的是影響其價值觀的形成。文化是民族認同和精神的靈魂，價值觀和審美標準受到傳統文化潛移默化的影響。在傳統、封閉的社會，少數民族成員必須遵從來自于傳統文化的規范、習慣和禁忌。
(三)相對弱勢性
從當今世界多民族國家的民族構成現狀看，均存在不同程度的民族人口數量、經濟發展程度、教育水平等差別，這些差別，導致各民族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領域的權利是不同的。對于文化而言，人口數量較多的民族必然在一國的共同文化的塑造、本民族文化傳承中具有絕對的天然優勢。以中國為例，我國有13億多人口，漢族人口占90%以上;55個少數民族人口為1．2億人，漢族在人數上占絕對優勢。同時，從發展程度上看，漢族在政治、經濟、文化發展方面居于領先地位，而55個少數民族相對落后，處于弱勢地位，這是不可否認的客觀事實。盡管維吾爾族、蒙古族、壯族、藏族、回族建立了自治區，許多少數民族建立了自治州、自治縣等民族自治地方，但這些民族文化也只能在本行政區范圍內產生重要影響。特別是對于赫哲族、鄂溫克族、鄂倫春族、達斡爾族等有語言而沒有文字的少數民族而言，他們的文化傳承主要靠口傳心授的方式，為此，其文化生態更為脆弱，在眾多強勢文化的影響下，要保持并發展本民族的傳統文化，其任務更為艱巨。
(四)宗教影響性
我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同時也是一個多宗教國家，主要有佛教、道教、伊斯蘭教、天主教、基督教、東正教等，據不完全統計，中國現有各種宗教信徒1億多人，其中，維吾爾族、哈薩克族、回族、柯爾克孜族、塔塔爾族、烏孜別克族、塔吉克族、東鄉族、撒拉族、保安族等10個民族信仰或大部分信仰伊斯蘭教。對于大部分人口信仰宗教的民族而言，宗教對文化的影響非常強烈，已經深入到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宗教文化已經成為中華文化和少數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以我國西北民族地區為例，該地區經過幾千年的歷史發展，已經成為多民族、多宗教的交匯地區。從宗教角度對該地區的少數民族傳統文化進行劃分，可以劃分為以藏傳佛教為核心的藏傳佛教文化圈和以伊斯蘭教為核心的伊斯蘭文化圈。由此可見，宗教已經影響到少數民族成員的行為規范，成為民族精神文化體系的重要支柱。
二、強勢文化對少數民族文化的沖擊
近代以來，伴隨著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特別是人類的交通、通訊等手段日益飛速發展。這些領域的劃時代變革，一方面使不同國家、不同地區之間的人員跨地區流動變得越來越便捷;另一方面，隨著報紙、電視、網絡等媒體日新月異的發展，現代社會已面臨一個信息爆炸的時代。在這些因素的綜合作用下，處于相對弱勢地位的少數民族傳統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沖擊，體現在:
(一)少數民族文化生態面臨解體危機
文化生態學的觀點認為，“人類是一定環境中總生命網的一部分，與物種群的生成體構成一個生物層的亞社會層，它通常被稱作群落。在這個總生命網中引進文化的因素，在生物層上建立起一個文化層。兩個層次之間交互作用、交互影響，它們之間存在一種共生關系。這種共生關系不僅影響人類一般的生存和發展，而且也影響文化的產生和形成，并發展為不同的文化類型和文化模式。”［3］從上述論述可知，文化與人類賴以生存的自然、地理等生態環境息息相關，外在環境的差異性是當前人類文明多樣性的客觀基礎。在我國，少數民族大都世居于森林、草原、山川、河流等地貌環境復雜地區，這些自然環境的特殊性造成了少數民族文化生態的特殊性，但是，伴隨著現代化進程的不斷推進，民族地區所具有的自然資源豐厚的先天優勢，越來越被市場經濟所“青睞”。資源越來越多地被過度開發利用，造成少數民族傳統文化根基的坍塌境地。
(二)少數民族傳統文化日益消亡
從人類與自然的關系來看，各少數民族的經濟形態均建立起了人類與自然的和諧關系，達到了人類與自然的完美結合。這種在生產力極端低的情況下形成的與自然和睦相處的精神，是今天人類所缺少的。在創造物質文明的同時，他們也創造了與眾不同的精神文明。獨具特色的文化是一個民族之所以為此民族而非他民族的重要標志，但在現代化的沖擊下，少數民族文化消亡的速度加快。從語言文字上看，據統計，人類歷史上曾經存在過7000～8000種語言，目前已有超過2000種絕跡，而剩下的語言中，95%以上的語言被不到4%的人口使用，60%蘊含著人類智慧、情感、歷史發展線索的數千種語言正在急速走向衰敗。目前，世界每15天就有一種語言消逝［4］。從生活方式上看，少數民族越來越主體民族化。根據相關學者對桂西南的扶綏縣進行調研，目前，壯族越來越被漢族所“同化”，經濟發展越好的地區，壯族與漢族之間的區別越小。表現在傳統服飾上，即壯服在日常生活中越來越沒有市場，取而代之的是襯衫、中山裝，壯族所特有的春社節、三月三歌圩節等代表性的風俗節日越來越被人們所淡忘。
(三)少數民族傳統文化發展步履維艱
以東北亞人口少民族為例，作為漁獵民族，他們世代相傳的口頭文學、說唱、音樂、舞蹈以及獨具特色的巖畫、服飾藝術、木雕、骨雕等工藝品，還有獨一無二的樺樹皮器皿等無不令人驚嘆?？墒牵?ldquo;外在”的現代化發展模式的沖擊下，伴隨著民族文化活載體的老人的漸漸逝去，年輕人已經與傳統的漁獵生活方式逐漸脫軌，他們大多對本民族的傳統文化藝術一無所知。這些民族文化難逃消亡的厄運。目前，黑龍江省少量能使用滿族鄂倫春族、鄂溫克族等民族語言的均是七八十歲的老年人;從事民間藝術和技藝的傳承人平均年齡也在70歲以上。20世紀80年代，郭崇林教授見到了滿族薩滿神話的傳承人———87歲的傅英紅，老人家曾不無憂慮地說:“你們要是不記下來(薩滿神話)，我可就都帶走了!”［5］
三、跨文化交流對重新構建少數民族文化的積極意義
文化是生存需要的產物，而生存的需要與生存的條件———地域和環境相關，為此，在外在的文化生存根基不可避免發生變化的情況下，一個民族的文化只能在適應的基礎上求發展。盡管跨文化交流使少數民族傳統文化的傳承、保護與發展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沖擊與挑戰，但是，從人類文明發展史來看，民族文化的形成是一個不斷吸取有利于自身發展的其他民族文化的過程，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文化要想永遠保持世界范圍內的相應地位，必須擯棄狹隘的視野，采取開放包容的心態，博采眾長，只有這樣，一個民族的文化才能不斷適應外在環境的變化，為本民族的發展提供更多的精神性力量?？缥幕涣鲗ι贁得褡逦幕膫鞒?、發展與創新具有重要意義。
(一)有利于少數民族文化影響力的提升
文化影響力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文化在向外傳播過程中能夠被外界所了解、接受和認同的廣度與深度，以及該文化在改變人們思想和行為時所能達到的程度。文化影響力的強弱取決于文化傳統積淀、文化自身特質、文化創新的活力等內在的自身要素，同時，更依賴于文化的對外傳播，“文化更多地依賴于傳播，沒有傳播，它將隨著文化持有者的死亡而消失。沒有傳播就沒有繼承，也沒有文化的增值、同化和重構”［6］。少數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具有原生態特質，能夠給人以耳目一新的享受感，但是由于地處偏遠、交通不便等客觀條件制約，不利于少數民族文化的對外傳播。通過跨文化交流，無疑拓寬了少數民族文化對外傳播路徑，使更多的人了解少數民族文化。
(二)有利于少數民族文化的借力發展
目前，從社會經濟發展程度來看，絕大多數少數民族處于發展相對滯后的狀態，經濟與文化之間存在著一種相互影響的關系，經濟發展為文化發展奠定了物質基礎，文化的傳承、保護與發展沒有一定的物質投入是不可想象的。但在民族地區和少數民族自身經濟條件相對薄弱的情況下，難以對提升文化的發展提供有力的物質保障。在少數民族文化跨文化交流中，外界在對文化的欣賞過程中，會逐漸引發對這個民族文化的弱小命運的關注，進而會有更多遠見者、社會組織及政府，通過資金投入、政策幫扶、學術研究、人才培養等方式，關心、推動少數民族文化的保護與傳承。
(三)有利于少數民族文化開放性的增強
一個民族想要獲得發展的機遇，其文化一定要處于有限的開放狀態。把任何改變文化狀態的現象都視為洪水猛獸，唯恐沖垮保護民族神圣性的大堤的思想與做法，無疑對民族文化的長遠發展是不利的。都永浩研究員認為，在中國的城市，有很多文化元素來自西方，譬如英語、西服、西餐等等，這些東西不知不覺地成了我們文化的組成部分，對其并沒有排斥感。世界上的民族文化表面看起來豐富多彩，然而事實是，文化元素是有限的，各個民族只是把這些有限的文化元素根據自己的需要編織起來而已。美國人類學家鮑亞士說過:“人類的歷史證明，一個社會集團，其文化的進步往往取決于它是否有機會吸取鄰近社會集團的經驗。”［7］為此，通過廣泛的跨文化交流，少數民族文化就能夠從其他民族文化中汲取有益的養分，為己所用，也能夠使少數民族群眾在與他民族文化的交流中，深刻認識到本民族文化傳承中的缺點與不足，通過揚棄式的文化建構，使民族文化日臻美善。
四、跨文化交流對少數民族現展的積極作用
文化是人類社會未來發展的決定性力量，“文化是整個社會的精神基礎，文化結構是否完整，關系一個人的精神心理健康，其重要性直接影響人類的生存質量，甚至影響一個國家的政治、經濟和人文質量。”［8］通過跨文化交流，少數民族文化獲得了持續健康的發展，必將對推動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的健康發展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
(一)為少數民族現展提供精神動力與智力支持
文化是意識形態的一部分，它是民族社會政治、經濟及其地域因素的反映，對民族社會的政治、經濟產生重要的影響和反作用。一定社會的文化傳統，通過該社會“文化人”的文化活動得到繼承和發展，并通過該社會“文化人”的各種實踐活動影響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影響社會的經濟和政治［9］。作為少數民族傳統文化重要組成部分的道德規范、風俗習慣、意識形態等優秀價值觀，為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現代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起到重要的教育與價值引領作用;通過少數民族傳統文化的傳承與保護，少數民族群眾自身的科學技術、文化知識等素質技能能夠得到很大的提升，進而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良好的人力資本。
(二)為少數民族現展提供經濟資源與產業支撐
對于現代經濟發展而言，文化是資源、是資本，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地區、一個企業的靈魂和軟實力，也是推進創新的凝聚力和激勵力。文化一方面可以滿足人們的精神文化需求，同時，作為一種充滿活力、吸引力和影響力的經濟資源，是一種“軟實力”，逐漸成為一國綜合國力的重要組成部分。目前，各個國家均充分認識到文化的重要性，將發展文化產業提高到戰略高度。我國55個少數民族文化以其樸實神秘、熱情奔放、博大精深、和諧和睦等特點，逐漸受到人們的關注與青睞，從尊重少數民族文化的原始味道的角度，對優秀民族文化進行民俗文化旅游業、演藝娛樂業、影視劇制作業、工藝美術業等商業性開發與運營，一定能對促進民族地區經濟發展和少數民族群眾收入水平的提高起到積極的拉動作用。
作者：馬冬 單位：齊齊哈爾大學
參考文獻:
［1］管彥波．中國民族地理分布及其特點［J］．民族論壇，1996，(3):22．
［2］徐亦亭．中國古代文化區域和民族關系［J］．中央民族學院學報，1992，(5):28．
［3］張犇著．設計文化視野下的設計批評研究［M］．南京:江蘇美術出版社，2014:76．
［4］汪嘉波．誰來拯救瀕危語言［N］．光明日報，2011－02－26(05)．
［5］左岫仙．黑龍江省少數民族文化產業開發的現狀與反思［J］．滿語研究，2012，(1):80．
［6］張政法．主體的影響力廣播電視有聲語言傳播主體研究［M］．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14:121．
明朝時期的鄭和下西洋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一直以來，鄭和的故事在東南亞國家廣為傳唱，有關鄭和的文獻、文物、民間傳說、神話故事已經成為東南亞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而古代中國南方和東南亞都屬于“銅鼓文化圈”，早在2000年前，中國南方與東南亞就已經在銅鼓制作方面展開了交流，雙方銅鼓文化相互影響。另外，中國的儒家傳統文化對越南以及其他一些東南亞國家的文化有著深刻的影響，而生活在東南亞地區的很多華人華僑也深受東南亞文化習俗的影響，甚至被同化，雙方“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而與東南亞山水相連的廣西在這方面猶為突出。
首先，廣西位于中國南疆，地處中國東、中、西三大地帶交匯點，是中國與東南亞山水相連的惟一省區，具有背靠大西南，面向東南亞，沿海、沿江、沿邊的獨特區位優勢，因此成為東南亞進入中國的門戶，也成為中國與東南亞民間及文化交流的重要平臺。
其次，廣西是中國的第三大僑鄉，大部分華人華僑主要集中在東南亞，尤其是中南半島的泰國、越南、馬來西亞等國家，因此，廣西與東盟國家有著密切的人文關系。
第三，廣西的許多民族與中南半島國家的多個民族是同源異流的關系，雙方地緣相鄰、文化相通、習俗相近，廣西的壯族與這些國家的一些民族在歷史上早已有一定的交往，這一民族親緣關系會為雙方之間的文化交流和文化產業合作起到催化促進作用，從而推動中國與東南亞友好關系的發展。
此外，廣西與東南亞信息、文化交流已有相當的基礎和豐富的途徑，已經樹立了獨特而多樣的文化形象，首府南寧更是與東盟國家保持了悠久而友好的文化交往歷史。
教育交流
近年來，隨著中國與東盟關系的不斷發展以及對外交流的頻繁，中國出現了“東南亞語言熱”，同時東南亞國家也出現了 “中國語言熱”和“中國留學熱”。
由于地理位置上的毗鄰、文化風俗上的相通，越來越多的東盟國家學生選擇到廣西南寧來學漢語、來留學。位于南寧市相思湖畔的廣西民族學院，是國家批準對外開放、招收外國留學生最早的高校之一，也是中國東南亞語種大學人才重點培養基地，越南、老撾、束埔寨、泰國等語種人才資源儲備豐富。近年來，東盟國家的學生、學者紛紛以自費或互派交換的形式到廣西民族學院學習，或學習漢語與中國文化、少數民族語言與文化，或攻讀國際貿易與管理、旅游管理、英語、計算機等科專業。作為國家外語非通用語種本科人才培養基地，廣西民族學院不斷加強與東南亞國家高校和教育機構的交流與合作，從1993年起，學院就在全國首開先河，創造了 “3+1”、“3+0．5” 的培養模式一越南語、老撾語、泰國語、束埔寨語以及對外漢語、國際經濟與貿易、市場營銷、旅游管理、藝術等本科專業學到三年級時均可到東南亞相關國家留學一年或半年，第四年回國繼續深造。除了互換留學生、合作培養外，互派教師、合作科研、合作辦學、交換圖書教學資料等，源源不斷地為中國以及東南亞各國輸送了許多具有開拓性、創新性的實踐型、應用型外語人才，也為中外友誼搭起了堅固的橋梁。今年3月底，廣西民族學院列出了增設印尼―馬來語專業、緬甸語專業，建立中國―東盟語言文化交流基地的計劃，；隹備大力培養旅游和商貿雙語人才，使之成為中國和東南亞文化交流的紐帶。
另一方面，隨著中國與東南亞國家交往的日益加深，以及中國一東盟博覽會的舉辦，漢語熱持續升溫，越來越多東南亞國家的大學都設立了中文專業，漢語中心如雨后春筍。泰國早在1992年就批；隹了漢語進入中小學外語選修課程，老撾、柬埔寨中小學的漢語教學也十分普及，有些院校還聘請了中國的漢語教師。國外漢語教師們多年來一直為培養本國的漢語人才，傳播中華文化，促進兩國文化交流，加強兩國友誼付出辛勤的勞動，中國漢語辦為幫助外國漢語教師進一步提高漢語水平，啟動了“支持周邊國家漢語教學” 項目、“國外漢語教師來華培訓等資助項目。2001年， 國家漢辦批準廣西民族學院為“支持周邊國家漢語教學重點學?！?，2002年又批準為 “國外漢語教師來華培訓資助項目” 執行學校，既積極配合國家漢辦派出教師出國支教，又舉辦漢語培訓班，為越南、老撾、柬埔寨和泰國培訓了130多名國外漢語教師，使得他們在提高漢語水平的同時，對中國文化歷史、改革開放以來的新面貌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中國和東盟國家悠久的睦鄰友好關系，使得人民加強相互交流的愿望非常強烈，從2002年開始，廣西國際青年交流學院舉辦國際青年干部高級研修班，至今已是第三期了。學員來自于東南亞各國，絕大部分是本國青年事務工作者或政府部門年輕的干部，他們在廣西進行為期1年的研修，學習漢語、中國歷史、中國文化，了解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發展的狀況以及所取得的成就，并且參與到諸如中國一東盟博覽會、南寧國際民歌節等重大活動中來，與廣西各族青年開展廣泛而深入的交流。這樣的青年干部培訓班，為中國尤其是廣西的青年與東南亞各國青年提供了一個非常好的交流機會，它將成為中國和東盟國家經濟、文化交流的重要平臺，使得廣西與東盟國家的關系越來越緊密。
由于同根同源、文化習俗有許多相近之處，許多中國學者、東南亞學者開展了長期的學術研究項目，他們深入彼此的國家進行調查研究，以期探討雙方文化交流的歷史淵源及發展狀況。
藝術交流
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的藝術交流從來就沒有間斷過：一些根據中國古典名著或現代題材拍攝的電視劇、電影被翻譯、公演于東南亞國家；中國的流行歌曲風行于東南亞一帶，許多東南亞普通民眾都喜歡唱已經翻譯成他們國家文字的中國流行歌曲；中國的民間藝人開始長住在東南亞地區，與當地的民間藝人親密交流；而東南亞國家的藝術作品也不斷被介紹到中國來，比如極具東南亞風情的各種舞臺表演及影視劇等；有些東南亞國家甚至通過戲劇表演、出版等方式主動將中國文化引進到自己國家。
廣西南寧具有鮮明的城市個性和獨特的民族文化，在促進與東盟國家的經貿活動與文化交流上，南寧市特地打造了一個文化品牌，那就是南寧國際民歌藝術節中的 “東南亞風情夜”。從2002年開始舉辦的這臺晚會，以“乘著歌聲的翅膀”的形式，邀請東南亞各國演員登臺演出，更注重民族文化搖曳多姿的風韻，不僅讓觀眾領略到了柬埔寨椰子舞、印尼爪哇舞、老撾下寮沙灣拿吉民歌、馬來西 亞南洋舞、菲律賓情歌、泰國典雅宮廷舞、越南獨弦琴等別樣風情，而且以南寧為出發點，與東南亞各國緊密相連，提升了南寧國際民歌藝術節原有的內涵，讓更多人了解南寧這個與東南亞交往最便利的區域性中心樞紐城市，以藝術為友誼的紐帶，全力打造了廣西與東南亞國家文化藝術交流平臺。
2004年的“東南亞風情夜”定名為 “風情東南亞――歡聚南寧2004”，這臺晚會將注入一批新的元素，主創人員采取邊走邊收集的方式，請來國內具有國際水平的頂尖藝術家幫忙提煉優秀藝術元素，并與東盟10國的國家級文化機構合作，挑選最具各國特色的節目參加，通過東盟10國的主流媒體把 “風情東南亞”推向世界。同時，會向更廣闊的領域拓展，比如舉辦東南亞時裝周、東南亞電影節、東南亞美食節等，從方方面面展現東盟各個國家風情和興旺發達的景象，讓其不僅僅是廣西、中國的一臺晚會，更成為東南亞、全世界文化交融的一次盛會，開啟東方民族文化的新舞臺。
由南寧市藝術劇院創作排演的大型廣西民族歌舞《美麗壯錦》是促進廣西與東南亞各民族文化交流的又一舞臺藝術精品，也是特地為迎接中國一東盟博覽會而獻上的民族文化賀禮。它通過藝術形式塑造廣西、南寧的新形象，展示廣西、南寧的新風貌，以民族文化的影響力進一步擴大對廣西的宣傳。整臺晚會精選了歷年南寧國際民歌藝術節的優秀作品，進行重新演繹，力求以更加精美的劇目和富含山韻、水情、鄉夢、飛歌4層涵義的創新舞臺藝術向東盟各國展現廣西魅力，讓世界了解更多的廣西文化。
為了給中國――東盟博覽會的舉辦鋪墊文化交流的基礎，除了將東南亞藝術引進來，廣西還將中國傳統藝術推出去。最近，廣西歌舞劇院民族音樂藝術團受中國駐越南使館委托，參加了在河內舉行的亞歐首腦會議前夕的亞歐藝術節演出，極富廣西特色和民族韻味的節目不僅讓越南觀眾興奮不已，也讓在越南的各國朋友大飽眼福。此外，藝術團還在越南中越友好協會組織的中國國慶紀念演出活動中頻頻亮相，與越南觀眾進行了親密的藝術交流。
飲食文化交流
文化的多樣性與文化傳播
一、世界文化的多樣性
1.異彩紛呈，交相輝映。
①世界上每個民族、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獨特的文化，民族文化是一個民族區別于其他民族的獨特標識。
②文化多樣性的表現：A民族節日是一個民族歷史文化的長期積淀，慶祝民族節日是民族文化的集中展示，可以領略到不同民族文化的韻味。(刪除民族情感的集中表達)
B文化遺產是一個國家和民族歷史文化成就的重要標志，對于研究人類文明的演進有重要意義，對于展現世界文化多樣性有獨特作用。
2.透視文化多樣性。
①文化的多樣性是人類社會的基本特征，也是人類文明進步的重要動力。
②文化是民族的(每個國家和民族的文化都各具特色)，文化又是世界的(不同國家和民族的文化也有共性和普遍規律)。
3.尊重文化多樣性。
①對待文化多樣性的正確態度：我們要尊重世界文化多樣性，既認同本民族文化，又要尊重其他民族文化，相互借鑒，。
②尊重文化多樣性是發展本民族文化的內在要求(尊重文化多樣性，首先是尊重本民族文化);也是實現世界文化繁榮的必然要求。
③要遵循各民族文化一律平等的原則。尊重差異，理解個性，和睦相處，共同促進世界文化的繁榮。
二、文化在交流中傳播。
1.生活中的文化傳播。商業貿易、人口遷徙和教育是文化交流(傳播)的重要途徑。各國之間互派留學生和訪問學者，則是一種更為直接的文化傳播方式;親朋聚會、外出旅游、各種經濟政治文化活動都可以成為文化傳播的途徑。
2.大眾傳媒：現代文化傳播的手段。
①傳播媒介包括：口語、文字、印刷、電子、網絡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