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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面建成小康的決勝階段，提升農村社會治理水平，是補短板、促協調、實現全民共享發展成果的關鍵之舉。當前我國農村社會治理正在發生深刻變化，新型農村社區成為服務管理的基本單元。創新社區治理，構建全體農民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有利于增強農村社區自治和服務功能，為農民幸福安康、農業可持續發展、農村和諧穩定奠定堅實基礎。近年來，協商民主在鄉村社會治理中發揮了積極作用，成為農村社區建設中公民參與、議政決策、依法治理的重要形式。
一、協商民主的內涵
協商民主理論起源于西方學者對美國設計的反思與剖析， 2002國內學術界開始了解協商民主，2003年俞可平在《當代西方政治的熱點問題》中提出：“面對面的對話與討論是政治民主最基本的要素之一?！绷稚辛?、景躍進、陳家剛、陳剩勇等學者都積極推動協商民主的研究。我們認為，中國的協商民主就是在我國基本制度的框架下，所有受到決策影響的行為主體，圍繞著政治社會生活中的議題，通過咨詢、商議、討論和交流乃至妥協的方式達成共識的一種民主形式。它既強調協商程序的合理性，更強調結果的共識性。
二、協商民主在我國農村社區治理中的意義與實踐模式
在農村社區的日常生活中，客觀存在的公共議題激勵著也要求著社區成員的參與。要想真正使得農村社區形成生活共同體，實現從管理到治理的轉變，公民的有序參與不可或缺，協商民主在農村社區建設中意義重大。
（一）協商民主在我國農村社區建設中的意義
協商民主的意義在于能夠在農村社區建設中充分發揮溝通、協商的作用，積極促進共識、化解沖突、推動發展。
第一，協商民主能夠提升成員的社區主體意識。協商民主鼓勵全體成員參與，發表觀點，傾聽聲音，增進了解和信任。在協商中，通過交流、辯論甚至妥協，不僅了解公共問題，而且對集體利益有了更深的認識， 從而凝聚人心，使村民更傾向于站在社區整體或者他人的立場看問題，提升共同體成員的社區主體意識。
第二，協商民主能促進決策科學合理。協商民主能使不同的觀點相互碰撞交流，可以展現出不同的立場和價值取向，可以對各種決策的利弊得失進行分析。這樣，全體成員都成為決策者的外腦，就能對各種情況進行綜合分析，形成科學的決策。
（二）協商民主在我國農村社區建設中的實踐模式
在當前我國農村社區建設實踐中，根據參與方式及功能不同，可大體分為決策式協商和溝通式協商兩種模式。
第一、決策式的協商民主，以形成決策為目標。通過村民會議、村民議事會等形式，對社區公共事務經過充分的討論、協商、從而達成共識，最后形成決策。比如江蘇淮安市的“黨群議事會”、河南鄧州的“4+2”工作法等。這些模式使得決策權和執行權分離，村民能夠廣泛的參與政治， 最大程度吸納了民意，為社區黨支部和村委會的決策提供了合法性來源，實現了黨的領導與村民自治的有效接軌。
第二、溝通式的協商民主，以公共參與價值為主。在這一天，全村的黨員干部與群眾代表聚在一起，集體學習、共同討論村里的大小事務。溝通式協商，主要是將信息公開，將不同的意見進行整合、歸納，從而消除矛盾和沖突，實現共識，注重的是信息的溝通與交流。
三、提升協商民主效果的途徑
（一）加強頂層設計，創新農村社區治理模式，規范協商民主程序
公共決策必須依照規范的程序操作才會合法有效。所以要加強農村社區建設的頂層設計，總結各地創新經驗，注重治理模式的規范化、法治化，建立協商民主的核心機制，各級黨委政府在進行農村社區建設時根據本地實際進行選擇，將協商民主制度很好地與農村社區制度框架契合，為社區居民參政議政理順渠道，構建適合當地發展的新型農村社區協商民主模式。
（二）拓展農村社區治理的協商民主載體，擴大協商民主范圍
村民參與社區治理的程度是協商民主的基礎。要創新載體，采取多種形式，就社區發展的公共問題協商，讓村民能夠參與評論，反映意見建議和訴求，暢通村民利益訴求渠道，拓展協商民主載體與路徑。要本著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發展的思路，把村民能干、想干、該干的事放手給村民協商解決，擴大協商民主范圍。
（三）加強f商民主文化培育，提升村民積極參與意識
協商民主的效果與村民積極、主動的參與互為因果。積極的參與可以提升村民的個人參與能力，增強集體責任感，推動農村社區治理中協商民主的發展。通過宣傳引導村民參與社區治理，通過社區自治組織培育和村民的自我服務，又能激發居民參與社區建設的積極性，培育協商民主文化氛圍。
一、非政府組織和城市社區治理的涵義
（一）非政府組織的概念、特征與種類
非政府組織的概念是從外國引進而來，英文全稱Non-Governmental-Organizations（NGO），最初適用在1945年6月簽訂的聯合國第71條。1952年聯合國經社理事會將非政府組織定義為“凡不是根據政府間協議建立的國際組織都可被看作是非政府組織?！?/p>
（二）城市社區治理的內涵
社區治理是近年來的新話題，隨著城鎮化進程加快，社區在城市發展中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如何加強社區治理成為城市管理者關心的重大問題。城市社區治理是指以城市社區的地理位置為基礎，居住在里面的居民與政府、團體組織以及服務機構等共同參與治理社區公共事務的活動過程，它體現為在一定的社區范圍內通過自身所特有的制度讓各種主體依托自身所擁有的資源而進行分工與合作的過程，從而達到一種協調模式。
二、非政府組織在城市社區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
非政府組織分布在多個領域，涉及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影響到整個社會的運轉，是個龐大的系統。分布領域的廣泛性使非政府組織具備了參與城市社區治理的能力，也使非政府組織在城市社區治理中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
首先，在社區治理過程中，非政府組織能夠及時將社區居民的意見、利益訴求集中起來加以整合，形成一種“公意”，然后以一種理性、和平的方式反饋給政府，從而提高政府決策與管理的科學性與民主性；其次，非政府組織還能提供非壟斷性公共產品，緩解政府公共產品提供過少與居民需求過大的矛盾。再次，非政府組織為社區治理中公眾參與構建了良好的平臺，非政府組織將居民意見、建議集中整合反饋給政府部門，為其決策提供民意智慧；非政府組織自身被授權管理多種社會公共事務?，F代社會是一個思想、觀念、價值多元化共存的時代，傳統的“一刀切”管理模式難以滿足社會大眾的多元價值需求。非政府組織的自治性體現了自由與多元共存的價值理念，具有政府沒有的靈活性與高效性。最后，非政府組織可以滿足居民日益增長的物質與精神生活需求，非政府組織能有力地承接政府在社區治理中部分公共職能，以滿足居民日益豐富的物質與精神生活需求。
三、促進非政府組織參與城市社區治理的主要路徑
（一）明確政府與非政府組織關系，構建政府主導下的合作治理
1. 政府與非政府組織合作治理的必要性。“政府失靈”是政府在社會管理中無法克服的頑疾，在社區治理中也不例外。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如社區建設這樣的微觀社會治理領域，政府干預越少越好。因此，政府需要將部分權力讓渡給非政府組織，構建政府與非政府組織的合作治理，讓社區治理主體多元化。合作治理關系的構建是現實發展的要求。當前政府還是處于優勢地位，單方面決定NGO的權限與活動實施，因而NGO脫離政府完全獨立發展是不太現實的。雖然我國非政府組織發展較快，但力量還比較弱小，離不開政府的支持。因此，可行的模式是政府與非政府組織二者建立互動合作治理機制，才能有效整合各種社會資源，共同推動社區建設。
2. 政府與非政府組織社區治理合作關系的構建。政府與非政府組織的合作，即“政治國家與公民社會的合作，政府與非政府的合作，公共機構與私人機構的合作，強制與自愿的合作”。構建政府與非政府組織的良性互動合作關系能為社區建設提供更充足公共產品，提高治理效率。
首先，二者應明確各自的治理領域。政府由原來的管制者向公共服務提供者轉變，保留部分國家權力與公共利益領域的公共產品，一些公共產品領域則交給企業或非政府組織，因而公共產品領域逐漸打破壟斷，社會性增強。其次，構建公平、公開的提供平臺。政府、企業和非政府組織需要在同一平臺公平競爭，使公共產品和服務提供的過程公開化、透明化。在廣大群眾的監督下，公平競爭，擇優選取。再次，加強項目合作。政府和非政府組織的價值取向都是社會公共利益，作為“社會人”以為社會提供高效優質的服務為共同目標。
二者的優勢互補，能有效提高社區治理的水平，達到互惠雙贏的目的。
（二）發揮政府的主導作用，提供參與保障
1. 健全法律法規制度，合理定位非政府組織?，F行法律法規對于非政府組織的規定并不完善，市場準入制度也頗為嚴格，“雙重管理體制”既要求非政府組織經業務主管單位的審查同意又要求受政府部門的管制。這不僅束縛了政府職能轉變，更不利于非政府組織的獨立發展。因而健全法規制度，從法律的角度合理定位非政府組織以及規定合理的市場準入制度勢在必行。首先，在法律上合理定位非政府組織。市場經濟條件下，社會團體、行業協會等組織不同于企業，其發揮著市場的中介、樞紐作用，因此對其的監督管理應嚴格區分。政府應在法律層面合理定位非政府組織，明確其與政府在公共事務管理的范圍，明確各自的權限與責任，從而提高公共管理的效率。同時，在權限之外也給予規制，順應非政府組織發展的內在規律，保證在規制非政府組織的同時也給予法律上的獨立空間。其次，突破市場準入限制。嚴格的市場準入制度限制了大量非政府組織的進入，其并不符合憲法“公民有依法結社的權利”所體現的精神，也違背了強化非政府組織參與社會管理能力的理念，雙重管理體制嚴重制約了非政府組織的自主發展。因此，對準入的限制應當轉變為對過程的監督，登記注冊手續可適當簡化，而對其活動實施與組織運作過程的監督管理可適時加強，如民間組織管理委員會，負責非政府組織的登記備案。這樣既打破雙重管理約束，也加強管理效果。
2. 加快政府職能轉變，打破政府壟斷。政府在現行的社區治理中仍擔任著主要角色，非政府組織在其中輔地提品與服務。尤其是在某些限制性的公共產品領域，非政府組織深受壟斷的限制。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我國政府在“有限政府”的理念指導下尋求職能轉變，倡導“全能型”政府，因而逐漸由全面管理轉向宏觀管理，由控制轉向引導，由“管理”轉向“服務”。因此，在政社分開、權責明確目標指引下，一要逐步實現非政府組織人事安排、活動、經費自主，二要建立政府與非政府組織平等對話機制，三要下放權力，將服務社會的社會職能下放給非政府組織，具體包括行業管理與協調職能、社會事務管理與服務職能及市場監督與技術服務職能。
3. 完善資金支持體系，提供經費保障。目前我國非政府組織自身力量還很薄弱，資金基本上還是靠政府的支持。而這樣一個資金支持體系也需要政府從多方面完善。首先，建立專門的NGO項目資金支持體系。項目支持體系指政府以采購制度為基礎，將項目以招投標的方式交給非政府組織執行，政府拿出資金購買非政府組織的服務。如此，政府與非政府組織以合同方式確定合作，由政府提供經費，由非政府組織提供相應的服務。其次，建立專項資金制度。非政府組織以社會服務和公益事業為宗旨，政府可從地方稅收中抽取一定的比例，建立社區治理專項資金制度，支持NGO社區治理活動的開展；同時，同步建立健全專項資金的評估制度，確保資金用到實處；而對社區NGO活動的開展，完善績效考核制度，在提高NGO工作效率的同時實現政府資金使用效益的最大化。最后，引導捐贈，吸納民資。社區治理僅靠政府的支持還是遠遠不夠，正因為非政府組織的公益性和自愿性，其融資更應當動員全社會的力量。具體而言，由政府牽頭，以舉辦社會公益活動為平臺，借助政府的公信力號召社會各界捐贈，尤其是高收入階層的捐贈。這種捐贈過程實際上就是政府宏觀引導下優化社會資源配置的過程，能大大提高社區治理的效率，利于社區持續發展。
（三）完善非政府組織建設，強化參與能力
1. 完善組織結構，健全自律機制。嚴密的組織體系能為NGO的發展提供一個專業的平臺，并能強化組織的自我規范意識。具體而言，非政府組織的內部建設，一要促進制度建設，明確章程等的核心地位。二要健全內部組織結構。建立決策機構、執行機構和監督機構，明確全體會員大會、會長及監事的權責。三要健全管理制度。完善會議制度，加強信息管理、財務管理等制度建設，促進非政府組織日常自身管理的規范化和公開化。在對社區的治理過程中，首先，細致規劃社區人力資源安排。人事安排上保證社區至少一名專業人員進行管理。對于人事安排有困難的偏遠地區和落后地區，可通過地方政府部門協調和指派。其次，明確社會組織對社區工作的平臺作用，建立行業的自律機制。協商確定行業職業道德、資格準入標準以及行為準則，并在活動開展過程中相互監督。民政部門人力上對非政府組織的支援不僅不會影響其工作，反而有利于社區工作的共同開展。
2. 重構運行機制，提高獨立自主性。非政府組織要在社區治理中真正發揮作用，必須要有一套從決策到執行最后到評價的有效機制，以保障治理活動的實施。從決策機制上看，非政府組織必須要有自己的獨立決策權，一旦參與到社區治理，非政府組織就應該有權獲得社區信息，并從信息管理制度當中產生多種可供選擇的方案，最后擇優選取與執行。從執行機制上看，非政府組織可借鑒企業的運作方式提高執行力。在與政府的購買服務、產品外包、租賃合同等合作方式中實現公共產品的有效供給，有效整合社區資源，并以受眾居民為導向靈活制定方案，實現資源配置最優，同時也提升社區治理水平。從評級機制上看，最重要的就是評價主體多元化。具體而言，要非政府組織內部與外部評價相結合，效果評價與功能評價相結合，政府評價與居民評價相結合。評價主體應更多的關注第三方即社區居民和行業競爭者的評價等。
3. 強化籌資能力，拓展融資渠道。要解決非政府組織社區治理中經費不足、資金支持不穩定的大問題，根本的還是要強化其自身的籌資能力，拓展融資渠道?，F今非政府組織服務于社區的活動經費大都來自捐贈，主要包括個人捐贈、企業捐贈和其他社會團體捐贈等。要想提升非政府組織的號召力獲得更多捐助必須：一方面增加非政府組織公信力。當前阻礙非政府組織參與社區治理的因素之一就是其缺乏公信力，大多數民眾因為心存疑惑，寧愿選擇效率低下的政府部門也不選擇非政府組織。所以，非政府組織更要樹立自身的公益形象，牢固樹立公益性價值，明確自身的發展取向。另一方面以社區服務為使命。使命是組織的發展方向，是非政府組織存在和發展的靈魂，正如杜拉克所言，“非政府組織是使命感、責任感最強的組織，它們以點化人類和改變社會大眾為目的，非政府組織使命為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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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TU7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5-2104（2012）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城市社區建設得到了政府和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也通過深入細致的工作取得了明顯進展和可貴經驗。北京作為國家的政治文化中心，社區建設和社區管理創新一直走在時代前列，成為其他地區創新社區管理、開展社區建設的模板和參照。
基于對綠色家園社區工作的分析，我們可以為商品房社區創新管理模式提供以下借鑒，也是我們對綠色家園社區管理模式的提煉：開展多樣活動，調動居民參與；辦群眾之所想，疏群眾之所厭；搭建溝通平臺，培育社區資本；變“化緣”為雙贏，實現資源整合。
1 調動居民參與
社區居民參與是社區居民作為社區管理的客體與主體，自覺自愿地參加社區各種活動或事務的決策、管理和運作的過程和行為。社區參與的意義就在于它對于社區乃至社會發展形成了一種自下而上的結構性的驅動力。因此，社區參與不僅和社區發展、社區建設息息相關，而且社區參與對于推動社會發展也具有深遠的意義。
社區是宏觀社會的微觀縮影，社區發展構成了社會發展的基礎，社會發展只有落實和體現到社區發展上，才具有豐富的現實意義。社區發展雖然不可缺少國家(政府)的推動，但其本質上是根植于社區內部的、整體的和內生的變遷過程，其中包括社區成員的社區意識的增強、社區資源的挖掘與合理配置、社區成員參與社區活動的積極性、社區成員對社區的責任感和承擔力的增強等等。任何一個社區的發展，如果作為主體的居民處于滯后狀態，那它就不是完全意義上的社區發展。社區參與通過互動協調基層工作人員、轄區經濟體、居民之間的關系，實現了社區資源的優化配置，創造了社區價值的高度整合。
在這一點上，綠色家園社區通過各種形式的活動充分調動居民參與，是很可貴的做法。社區成員廣泛參與社區共建是社區建設的根本出路，也是推動社區發展的強大動力。社區的發展不僅需要黨委、政府強有力地推動，更需要社區成員、社會團體及社區各單位的參與、關心和支持。綠色家園社區參與以社區居民為基點，在政府的指導下，利用單位的資源優勢，形成了多元互動與靈活高效的運行機制。在這種機制中，黨委和政府發揮著領導或主導作用，居民委員會和各種社會團體發揮著骨干或中介作用，廣大居民和社區企事業單位發揮著基礎和支持作用。社區參與便是通過這種機制，以社區為載體，以社區活動為抓手，形成了豐富多彩、形式各異的居民與社區之間的良好互動關系。
2 從需求出發
社區服務在改革發展穩定的大局中、在完善城市基層社會管理和服務網絡中、在健全社區服務體系的進程中日益發揮著重要的基礎作用。社區公共服務開展的效果如何，能否真正滿足居民群眾的需求，直接影響著社會的和諧，居民群眾的幸福。對于社區公共服務工作，民政部有關負責人介紹說，經過多年的實踐證明，越是低收入居民群眾對社區公共服務越歡迎，越是老年人、殘疾人、下崗失業人員、少年兒童、流動人員等困難、弱勢人群對社區公共服務的依賴性越大，越是社區公共服務體系健全的地方，社會公平正義就體現得越充分，社會和諧度、居民的幸福指數就越高。
綠色家園社區開展的活動，如上面我們提到的成立社區康復站、“一刻鐘服務圈”服務商信息采集工作、科普健康知識講座等都是應廣大居民的要求開展的，也確實回應了居民的需求。這使得活動可以事半功倍，取得居民的認可和好評。社區開展工作，一個應有的出發點就是便民利民。這種活動面向社區內的全體成員，其內容應該十分豐富，包括起步較早且發展較快的居民日常生活服務和幼兒服務、社區衛生服務以及全民健身運動等等。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對自身健康的關注已成為新的社區需求。社區衛生服務旨在通過建立社區衛生服務設施實行預防、保健、康復、健康教育、計劃生育服務等的一體化，為社區居民日工綜合性的醫療保健服務。還有以社區為單位開展的全民健身運動，在社區內建立方便社區居民健身的運動場所和設施，組織社區居民開展豐富多彩的體育活動。另外，開展社區居民可以廣泛參與的文化競賽活動等。
3 培育社區資本
城市居民的一個共同特點是比較“散”，由于工作單位不一樣，盡管生活在同一個社區，彼此卻大都不認識。甚至住在同一個樓門的居民也互不往來。人文環境的陌生弱化了居民的社區歸屬感，所以必須設法提高居民的自治組織能力，使居民之間熟悉起來，增強其社區歸屬感。用理論的話來說，就是要培育社區社會資本，讓居民之間相互信任，能夠相互支持，更容易達成彼此一致的行動。社區社會資本是包括個人、正式組織以及非正式組織和群體在內的社區行動主體建立在信任、公民參與、互惠基礎上的社會網絡,及其所蘊涵的價值、文化和規范等的一種資源性力量。城市社區社會資本的結構分為實體和抽象兩個層面,其中實體層面包括內部的社區參與、社區關系、社區組織以及外部的社區環境；而抽象層面則包括社區規范、社區認同、風俗習慣、文化價值等。
綠色家園社區著力擴大活動的參與對象，旨在建立一個溝通交流和信息傳遞的平臺，構建社區的社會網絡。這種互動網絡的建立和良性運轉促進居民社區參與，社區居民之間將建立起互相信任和共同意識，慢慢形成互惠交換的規范；并且該網絡還可以提供溝通的媒介，有利于社區成員之間的互動交往。能夠把居民聯系起來，使之積極參與社區活動的組織可以分為正式組織和非正式組織兩類。前者是指居民代表會議、居民議事會、戶代表會議等組織，后者是指社區志愿者服務隊、晨練隊等社區內居民自己建立起來的組織。決策性、監督性事務應充分利用正式組織，而娛樂性活動、互活動等則應通過居民的自組織。在培育、引導居民組織化參與的過程中，除了應區別不同的類型外，還應區別不同的參與對象，比如針對老年人，應以一、二個骨干為中心組織健身性、學習性、娛樂性組織，針對年輕人，則應組織服務性、互組織，便于他們發揮自己的特長，為居民提供志愿。“鄰家鄰”活動之所以受社區重視，且實施較長時間，關鍵就在于它將轄區力量融會在一起，實踐中發展了社區關系，且在潛移默化中增強了人們對社區的認同和信任。
4 實現資源整合
中圖分類號：C41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8268（2017）01-0017-07
當代中國社會轉型是一個傳統性消解、現代性生成的過程，其間伴隨著新舊交替、傳統與現代并存、中西文化交融和各種價值觀碰撞，進而產生出新價值觀的過程。在這一價值背景下，有可能會導致價值生態失衡，引發信仰危機和價值理想失落，進而造成社會道德的紊亂與失調?！皹嫿ㄉ鐣髁x和諧社會，需要有鮮明的社會價值導向，以此引領和保證全體人民有共同的道德遵循，整個社會有穩定的內在秩序?！币虼?，需要通過社會道德治理將社會的正價值取向融入其中，以便營造出有利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和諧善治的社會氛圍。
一、當代中國社會道德治理的價值困境
黨的十報告明確要求“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和平、積極向上的社會心態”，而良好的社會心態需要有正確的社會價值觀念來支撐。當代中國社會道德治理就是將社會主流價值觀念滲透到社會治理實踐活動中去，以實現治理過程的價值取向正確和對社會上各種價值觀的引導，從而塑造出積極的社會價值觀念形態，促進風清氣正的和諧社會的形成。但是，伴隨著全球化浪潮和中國現代化的深入發展，社會價值的多元化、價值理性的邊緣化、精神世界的對象化等轉型時期的價值現象，共同勾勒出當代中國社會道德治理的價值困境。
社會價值取向的多元化是轉型期中國社會的顯著特征。當代中國不再是單一價值觀統攝一切的社會，多元價值觀共同作用于社會發展的各個方面。價值取向的多元化是經濟全球化和國內外深度交流的客觀結果，在當代中國就主要存在著社會主義價值觀、儒家傳統價值觀、西方價值觀等類型。這些價值觀之間存在著復雜的關系，既相互沖突，又相互包含和促進。然而，價值取向的多元化會對核心價值觀形成挑戰，使人們容易陷入價值選擇的迷茫和混亂當中。近年來，西方價值觀及其生活方式以互聯網、新興自媒體等途徑影響著人們的價值取向和道德觀念，沖擊著我國的傳統價值觀和主流價值觀。與此同時，隨著傳統價值系統的消解，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現代價值系統尚未獲得廣泛的認同，造成了轉型時期的價值亂象、道德虛無和理想信仰的缺失。如何保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取向的主流地位就成為社會道德治理的應有之意。
價值理性的邊緣化是當代中國社會發展中比較突出的價值現象。市場價值觀念的泛濫，會造成以工具理性為內核，以利益為驅動的社會道德評價體系成為經濟社會中比較強勢的價值取向，其缺點是忽略了社會行為的道德良心和人們的公共善良意愿，專注于功能效用。工具理性契合了“經濟人”的行櫸絞劍逐漸突破了與價值理性的倫理和諧，將價值理性邊緣化，導致道德實利化、庸俗化、虛無化，嚴重阻滯了社會公共道德和市場倫理機制的健康發展，消解了人們的公共善良意志。市場經濟把個人從傳統道德規范下的“道德人”和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單位人”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強化了個體的主體地位，有利于主體意識的覺醒。但是，當這種主體意識和主體地位與市場經濟的逐利性和個人的經濟沖動結合起來，視個人利益為首要價值目標時，就很容易脫離“社會性”的約束，滋生出自我中心主義的價值取向，產生對社會和國家冷漠的觀念。這反而不利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良性發展。
精神世界的對象化是當代中國社會物質主義盛行的根源。由于市場經濟的兩面性，即“市場經濟把人從過去的人身依附狀態中解放出來，這是生產力的極大解放：但這種獨立性是‘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因而容易誘發人對物的崇拜，導致急功近利的短期行為。市場經濟遵循的‘價值規律’，保證了人在經濟生活中的平等地位：但容易導致人的社會生活的‘市場化’，從而使人在物的交易中也成為‘物’”。因而，市場經濟的發展會刺激工具理性的膨脹和科技主義的泛濫，一方面解放了個人自由，凸顯了人獨立發展的主體地位：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人的工具化、物化，人們的行為和精神執著于外在物而非人自身的全面發展。市場經濟條件下人的物化主要表現為物質本位的價值取向，具體表現為人們的行為在日常生活領域里的休閑娛樂的感性化和非理性化使得尋求感官刺激的社會丑惡現象頻發：在消費生活領域的炫耀性消費、揮霍性消費、攀比性消費和品牌崇拜等造成拜金主義現象時常引起社會熱議。此外，在工具理性膨脹、價值理性邊緣化的價值背景下，人們在追求效率和重視功用的過程中，其精神世界也逐步異化，躲避崇高、極端自私、社會凝聚力弱化等精神危機現象頻現。人們不斷地將自己的精神本性對象化到物質世界中，導致人們被現實生活所綁架，從而在自我本性的追問中迷失，產生對自身存在意義的焦慮。
當代中國仍然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決定了當下中國社會尚難以從“對物的依賴為基礎的人的相對獨立性”階段超脫出來。在社會價值的多元化取向、價值理性的邊緣化、精神世界的對象化等因素的綜合作用下，人們的道德觀念和價值理性弱化，人為物所奴役、對物質利益崇拜等價值觀因素將在較長時期內在人們的價值觀世界里占據著一定地位。社會道德治理旨在幫助人們找回與生命品質相符的核心價值，以提升人們的精神質量、滿足人的價值需求、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為核心任務。要破除價值困境，社會道德治理需從社會的公共生活和經濟生活入手，促使人性最充分地展開，引導人們從“工具人”“經濟人”向“公共人”“和諧人”轉化，樹立起正確的價值取向。
二、當代中國社會道德治理的正確價值取向
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善的社會的當代形態。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當代中國社會層面的核心價值觀。社會道德治理要圍繞著核心價值觀來塑造善的社會氛圍和實現“維護社會秩序、實現社會和諧、促進社會發展”的道德治理目的，在社會道德治理的過程中必須明確中國特色的價值形態。當代中國正經歷由傳統社會式的家國同構的一元社會結構，轉型為現代社會式以市場經濟為中心、民主政治為紐帶、公民社會為基礎的三元社會結構，價值取向多元化成為必然。公共道德、市場倫理、社會權力道德在各自社會領域就呈現出不同的價值取向。
（一）社會公共道德的價值取向
社會公德治理是道德治理的基礎工程，它關系到公民素質和社會文明水平的高低。公德是培養高尚道德情操的起點，民眾的公德面貌反映了整個國家的道德文明程度。社會公德是人人必須遵守的最基本的道德規范，它是“千百年來人們就知道的，千百年來在一切處世格言上反復談到的、起碼的公共生活規則”。社會公德作為公共行為準則，是衡量人在公共領域善惡的基本標尺。只有人人遵守公德，才能形成正常定的公共生活秩序。當代社會主義中國的社會公德的基本內容是在歷史發展中不斷形成、豐富和發展的。
社會公德內容的發展具有明顯的時代特征。建國初期，“五愛”即愛祖國、愛人民、愛勞動、愛科學、愛社會主義的國民公德，一直是社會公德的基本內容。這與計劃經濟時代百廢待興的基本國情是相適應的。基于國家視角提供社會公德規范，反映了當時的社會公德風貌，具有強烈的集體主義價值取向。大公無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等社會主義信念深入人心。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社會倫理轉型，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形成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道德體系成為當務之急，社會公德的價值視角也就逐步從階級國家向公民社會轉型。至此“五愛”轉型成為社會主義道德的基本要求。新的社會公德內容從社會生活層面出發，黨的十四屆六中全會明確將社會公德內容概括為：文明禮貌、助人為樂、愛護公物、保護環境、遵紀守法。新的社會公德內容鼓勵人們成為一個好公民，反映了市場經濟條件下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新型關系，具有鮮明的和諧價值取向。隨著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深入，公共生活領域不斷擴大，社會公德內容的不斷調整以適應社會發展需要將成為常態。社會公德的價值取向也會順應時代潮流及時更新，為人們提供公共的價值需求。
（二）市場經濟倫理的價值取向
我國經濟社會的現代化轉型，最明顯的表征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社會主義本質決定了經濟體制改革必須實現生產力的高度發展，以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為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奠定堅實的物質基礎。因此，社會主義制度與市場經濟的結合是我國社會制度的內在要求，這也決定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價值取向不同于西方或原始的市場經濟價值取向，而是具有鮮明的人民性導向。
原始的市場經濟價值觀包括自由競爭、平等互利、公平信用、誠實守法等價值取向。這些價值取向在求利動機前提下帶有明顯的工具性和技術性，被窄化為中性意義上的價值取向。市場經濟的價值取向的社會性質取決于與它所結合的具體社會制度。市場經濟主體以獲取利潤最大化為目的，具有利己性、謀利性的一面；另外，市場經濟主體謀利必須為他人而生產，又具有利他性、服務性的一面。因此，市場經濟的價值取向包含了個人利益與社會服務兩個方面。這樣中性的市場經濟價值觀及其二重性，為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價值觀的融合提供了可能。但是，市場經濟價值觀僅局限于市場領域的工具理性層面，具有促進道德進步和阻滯人的價值發展的兩種可能性。尤其是當市場經濟價值觀蔓延到市場以外的其他社會生活領域時，更容易誘發消極價值觀，突出地表現為極端利己主義、消費主義和拜物教等不良價值取向，給道德治理帶來了巨大難題。社會主義社會不是市場社會，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價值觀是對市場經濟價值觀的揚棄，更加彰顯人自身價值的全面提升。
人民功利主義的價值取向是集體主義原則在市場經濟領域的反映，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倫理的核心價值取向。它把個人正當利益與人民群眾的最大利益結合起來“合理的個人利益與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最大利益原則是人民功利主義的核心內容”，抑制了市場經濟價值取向中的極端利己觀念和逐利行為，發揚了服務社會、利于人民的價值取向。這樣既肯定了個人合理利益的客觀性、正當性，又以人民的最大幸福作為個人行為的最高價值準繩，克服了狹隘的個人功利主義，實現了個人正當利益與人民利益至上性的完美統一，避免了西方“經濟人”和傳統“道德人”的倫理困境，使經濟人道德化、道德人經濟化，促成經濟人與道德人的和諧統一，為人們得以自由全面地發展提供了價值路徑。
“三個有利于”是人民功利主義的具體價值標準。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三個有利于”是檢驗一切經濟行為的價值標準。不同于傳統道義論只重動機而輕效果，也不同于西方功利主義只重效果而輕動機的評價標準“三個有利于”是在綜合考慮動機與效果的前提下，突出了效果的重要意義。為人民謀發展，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實現社會的全面進步是“三個有利于”的人民功利主義取向的深刻內涵。總之，只要是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生產力、有利于提高社會主義國家綜合國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都是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價值取向的。
（三）社會權力道德的價值取向
“公民社會權力是指在社會關系中，民間組織和各種諸個人集合以其所擁有的社會資源對社會所產生的影響力?！迸c國家權力的政府主體不同，社會權力的主體是各種民間組織以及各種個人集合體，其既具有公共性也含有私有的成分。社會權力有組織與群體、正義與非正義之分。正義性的組織型社會權力是為了維護和實現社會公共利益而根據共同的價值理念所形成的社會正能量。群體型社會權力是為了某一共同目的而臨時聚眾形成的群體性力量，其價值取向具有不確定性。非正義性的組織型社會權力是為了貪婪的私欲或錯誤的正義觀念而形成的社會惡勢力，如恐怖勢力、黑社會勢力等，具有相當大的危險性。社會權力的雙重屬性，需要我們客觀辯證地對待，不能因噎廢食。加強對正義性、組織型社會權力的培養，對群體性社會權力的規范，對非正義性社會權力的遏止，才是現代社會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應有之義。
事實上，由于特殊歷史條件和社會背景，社會權力在我國的存在與發展并不樂觀。古代中國，君主專制、王權至上、人民無權，國家權力絕對支配著社會權力，社會權力附庸于國家。近代中國，國家權力欠缺合法性基礎并一直受到外部挑戰，無暇或無能顧及社會權力的興起，使其成為國家權力的對抗性力量?，F代中國建立在人民廣泛同意的正當性基礎上，人民掌握國家權力，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人民成為國家組建的各種組織中的一員，淪為“單位人”，社會權力完全被國家權力所涵蓋，基本上只是國家權力的社會延伸。因此，中國歷史上的社會權力從未起到保護公民權利、監督國家權力的積極作用，與國家權力的關系長期處于附庸或對立的狀態，未能形成良性互動的共治局面。
由于社會權力本身的雙重性和受歷史傳統的慣性影響，改革開放后，我國對社會權力的接納也經歷了一個從控制到引導再到全面認可的過程。黨的十七大第一次提出“發揮社會組織在擴大群眾參與、反映群眾訴求方面的積極作用，增強社會自治功能”。隨著市場經濟、民主法治、文化多元的和諧社會的逐步形成，社會權力的發展迎來了春天。在全面推M國家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現代化的當下，民間組織作為社會權力的主體得以成為治理結構中的中間環節，成為國家與公民溝通的紐帶，為國家、社會、公民的合作共治提供了條件。
當代中國民間組織參與到道德治理的過程之中，需要樹立正確的社會權力道德的價值取向，才能夠發揮強大的道德整合功能?！懊耖g組織道德整合所體現出的公共精神和志愿精神對其他社會成員來說具有強烈的道德示范作用”，而且“推進人道與公正、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實現政府善治、增強社會核心競爭力是民間組織開展志愿服務的倫理價值訴求”，必須重視民間組織的道德治理價值。經過多年的發展，民間組織已步入正軌，救助弱勢群體、保護生態環境、培育公民道德、推動民主政治發展、創造社會資本等，各個方面的積極作用全面推進。由此可以看出，民間組織在行使社會權力的過程當中始終堅持著正當性、合法性、公益性的價值取向。
社會權力道德的正當性價值取向就是要求社會權力必須維護和實現公民權利，推進人民的善治理想。善治是民主政治的發展目標，其本質特征就在于建立國家與社會、公民的新型合作關系，使國家權力社會化，實現還政于民的治理過程。公民自愿合作、認同政府權威是善治的現實基礎?！吧浦斡泻戏ㄐ浴⒎ㄖ?、透明性、責任性、回應、有效、參與、穩定、廉潔、公正等十個基本要素?！泵耖g組織既監督國家權力的有效實施，又推動政府治理轉型，參與民主政治進程，為民請愿，催化政府形成和實現善治的各項要素，維護公民權利，制約權力擴張，擴大公民參與和培育公民美德，把正義性的價值取向貫穿至社會權力運行活動的全過程之中。
社會權力道德的合法性價值取向意味著民間組織的活動必須嚴格遵守法律，推動良法的制定。良法是經過正當程序形成保障公民基本權利的法律法規。民間組織往往能夠代表一定范圍內的群眾意志，為了在法律制定和政治決策中體現群眾意見，社會權力的積極參與可以保證社會公意的進入從而做出良好的決策。在中國當下，法律法規是民主產生并旨在保護公民權利的，體現了人民意志，社會權力必須嚴格遵守和執行。因此，社會權力的目的、手段、程序等都必須合法，這是社會權力應有的德性內涵。
社會權力道德的公益性價值取向要求民間組織必須有利于公共利益，保護公共利益不受權力威脅、不被私利侵吞。民間組織具有相對獨立自治的特性，但并不是在價值取向上可以毫無規制。尤其是正義性的組織型社會權力應該以倡導和實現人道與公正、提升公民素養、增強社會競爭力為基本價值取向，從而推動社會的文明進步、構建和諧的倫理秩序。在社會公益領域，政府的宏觀調控和市場調節時而出現失靈的尷尬，政府以強制求公益而缺乏自覺自愿性、市場以私益激勵產生客觀公益而易被私利異化，都有造成公益的低質低效的風險。相反，秉持公益價值取向的民間組織具有去私存公、取私為公的公益特性，能夠高揚自主自助的志愿精神，提高社會公益的服務效率和質量。民間組織運轉的基礎應是共同的價值觀和理想信念，而不是權力或私利的驅動。在公益實踐中，民間組織通過踐行公益價值觀，不斷創造出社會信任、公民合作、優良的社會關系等社會道德資源，提高了公民的公共參與意識和社會誠信水平，增強了社會自治的核心能力。
三、社會道德治理的價值實施路徑
黨的十提出和強調“堅持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引領社會思潮，尊重差異、包容多樣，最大限度地形成社會共識”，“形成全社會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規范，打牢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奮斗的思想道德基礎”的戰略任務。這就為社會道德治理的價值目標指明了方向。社會道德治理通過調節道德評價、整頓價值規范、治理道德失范等途徑以實現善治的和諧社會。但隨著我國社會轉型的全面推進，利益格局多元化、價值取向多樣化“西潮”沖擊、價值中立主義、道德虛無主義等都挑戰著社會道德治理的價值實施。社會道德治理必須營造善良社會環境、引導市場倫理、發揮社會權力德性，才是引導價值取向和價值追求的有效途徑。
（一）營造善良社會環境，引領社會公德發展
“如同經濟領域、政治領域、社會領域、生態領域需要良好的治理一樣，一個社會的思想文化、意識形態、道德人心領域也需要良好的治理，這也是國家治理的重要方面。”當代中國社會道德治理以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為核心價值取向，引領著社會道德的發展，促進善良的社會環境的形成。但是，由于受傳統落后思想的束縛、市場經濟的負面效應以及道德治理乏力等諸多不利因素影響，我國的社會道德治理仍要面臨著許多問題，如道德信念淡化、社會誠信喪失、道德冷漠、人們內心秩序紊亂等等。因此，需要多措并舉地營造出善良的社會環境，引領社會公德良性發展。
古代中國的社會道德治理主要以輿論、內省和習慣等為評價方式，通過樹立各種名教觀念，借助各種賞罰利誘手段，從而實現對人們思想和行為的統治。這種社會道德治理方式造就出了臣民意識，對中國影響深遠，使得臣民意識至今仍根深蒂固地存于“庶人”的頭腦之中，制約著社會主義道德主體的健康發展。即便是當代中國的社會道德治理也存在脫離實際的現象，如慣于自上而下的輿論宣傳和空洞說教、注重推崇理想道德、強調義務本位等，大大削弱了社會道德治理的實效。因此，應該揚棄傳統社會道德治理觀念，在尊重個人的基本權利基礎上，把整體本位道德原則與個體取向道德原則相融合，探索出適應現代中國社會的新型道德治理路徑。
我們要融合傳統道德與現代道德的發展，多維度地治理社會道德問題，關注道德主體間的利益均衡，建立健全規避道德風險尤其是道德突出問題領域的法律法規，以形成道德體系的法律支持；構建社會主義道德體系，樹立社會主義榮辱觀，明確善惡觀念的道德正反教育，做到知行合一；改良傳統的風俗習慣，形成良好的社會風氣，營造出公序良俗環境；充分發揮政府的道德職能，構建道德秩序，緩解道德危機，推進道德變革，健全道德賞罰獎懲機制?？傊?，社會道德治理要引導全體社會成員樹立正確的價值取向，確立客觀公正的道德評價標準。
（二）規范市場倫理機制，踐行人民功利主義
當代中國的社會轉型最根本上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變化。這種變化相應地伴隨著社會利益結構多元化，個人利益得到前所未有的承認和一定程度上的鼓勵，進而觸動了社會價值觀念的轉變。由此，在經濟倫理領域出現了“爬坡論”“滑坡論”“道德代價論”等爭論。不可否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引起了人們價值觀念的變化，出現了諸如更加重視個人而忽視他人、利益超越道德成為人的行為動機、傳統美德淡化、有償服務代替無私奉獻、實現經濟利益成為幸福和成功的重要尺度等現象。由于適應現代市場經濟的倫理道德體系尚未完全建立，人們的道德判斷往往依據傳統的價值標準，從而出現普遍的道德憂慮。經濟發展不是道德退步的原因，也不是應付出的道德代價。利益結構的調整引發了新舊道德的沖突，表現為經濟道德的危機。道德變遷是由舊有價值觀念向新塑價值觀念轉型的過程，要分清新舊道德兩種不同的道德危機。只要能夠推動社會進步，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的道德觀念就是合理的新道德。加速舊道德的轉型，消除新道德危機，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的道德體系是市場道德治理的基本價值目標。
市場道德規范與其他社會道德規范的價值取向是不同的，它們不能相互評判或侵入他方領域，否則就會出現嚴重的道德失范現象。交換化、金錢化的泛市場行為進入社會生活就會導致拜金主義、享樂主義等極端扭曲的價值取向出現。黨的十報告指出要深入開展道德領域突出問題專項教育和治理，就是針對泛市場行為的道德治理。積極引導市場倫理機制建設，糾正不端道德行為，倡導踐行人民功利主義是集體主義價值原則在市場經濟領域的客觀反映。
市場倫理機制建設必須按照利群、互利、利他的人民功利主義的市場道德原則進行。利群原則就是指經濟發展要有利于全體人民，維護人民群眾的整體利益。這就要求經濟發展做到效益結合速度、效率兼顧公平、局部和目前服從整體與長遠，所有經濟決策和市場規范行為都要基于此才具有倫理合法性?；ダ菍κ袌鰝惱磉\行機制的要求，通過正當手段使個人利益與他人或社會利益得到共同增進，在必要時放棄個人利益以圖社會利益的發展?；ダ堑蛯哟蔚募w主義，不同于大公無私的高層次集體主義，互利是兼顧集體與個人利益。利他是對市場交往倫理機制的規范，表現為無私奉獻和先公后私兩個層次。為了最大限度地增進全體成員利益而做出必要的犧牲，是人民功利主義利他精神的價值體現。將人民功利主義的價值原則契合到市場倫理機制的建設當中，是治理經濟道德危機的根本之策。
（三）合理發展民間組織，發揮道德治理功能
中圖分類號：C9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 ― 2234（2017）03 ― 0090 ― 05
一、引言
隨著我國城鄉一體化建設，城市化進程不斷加快，城郊及鄉村用地被大面積征收，農民原有居住區不可避免地遭到拆遷，被集中安置到拆遷安置型社區，由此帶來了居住環境、鄰里關系、生活方式，利益關系等的改變。全方位的迅速改變與失地農民內心的緩慢適應相矛盾，引起了他們的不適心理、失落心理、焦慮心理等負面情緒，如何破解安置型社區失地農民的心理困境，確保失地農民順利過渡到城市居民，日益成為值得關注的議題。
本文研究安置型社區失地農民的心理失衡問題，其特殊性與針對性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研究主體為農民變為市民的拆遷安置戶而非一般的拆遷戶，即是城郊或農村地區的居民由于城市或地方建設的需要，原居住地被征收后，遷入政府所修建的安置型社區內；二是針對拆遷安置戶的心理失衡問題的研究，不同于對其客觀生活現狀以及管理措施的研究和探討，而是關注其由于生活環境、生活方式的改變而引起的不適應和心理排斥，從微觀方面探索其原因，尋求更有效的解決機制。
二、研究的基本思路與方法
本研究以城鎮化為背景，以安置型社區的失地農民為研究對象，綜合運用社會學、政治學、心理學等相關學科理論，在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的基礎上分析居民從鄉村到城市，由村民向市民的地域與身份轉變過程中存在的既排斥又融合的心理失衡的狀況，采用實地觀察、訪談和問卷等方法獲取相關資料進行分析，探討失地農民心理失衡形成的原因，深層次的剖析其內在的關聯性，最后從安置型社區農民的現實情況出發提出切實可行的解決方案和思路。
本文以湖北省A市的拆遷安置型社區為例，對該市的五個安置型社區進行實地調研，調查共發放問卷300份，回收294份，有效問卷290份，有效回收率96.6%，同時訪談了32名社區失地農民和物業管理人員。樣本的分布、年齡結構、生活水平、拆遷狀況基本涵蓋了該市拆遷戶失地農民的基本狀況，具有較好的代表性。
二、結果與分析
（一）拆遷與安置：拆遷安置型社區的獨特之處
此類拆遷安置型社區的居民主體為由農村村民過渡到城市社區的居民，他們既不同于那些一直生活在城市中的居民，又不同于那些目前仍生活在農村的農民，他們的居住、飲食、出行、娛樂等生活習慣短期內難以跨度到城市的生活方式。除外在條件外，居民在心理角色上，一直還保持之前的鄉土心理，沒能及時做好調整和轉換，致使社區治理帶有過渡性質，社區居民面臨由鄉土性到現代性的轉型①，由此就生成了我們這里所研究的過渡型社區。
（二）疏離與焦慮：安置型社區失地農民的思想現狀
通過問卷調查和訪談，在拆遷安置居民認為自己是農村人還是城市人的問題的回答上，大部分居民對自我身份的判斷為農民?？梢园l現，農民由于失去賴以生存與發展的重要生產生活資料――土地，從而容易引起在失地過程中心理和思想方面的重大動蕩，多種復雜的心理和思想困境影響了居民的生活和未來發展。
1.拆遷戶居民身份界定模糊
居民的自我身份認同，從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居民面對城市化社會變遷時內心的迷惘和困惑，多方面的被動變化使得他們內心產生了陌生、焦慮和不適應等負面感受，我到底是農村人還是城里人？那些城市原住居民怎么看待我們這些拆遷戶？社會真的承認我們的市民身份嗎？下面是本研究對居民內心的自我身份認同的調查結果。
由上圖可以看出，超過一半的居民認為自己的身份仍是農民，有1/3的居民認為自己的身份是市民，還有16.42%的居民說不清自己的身份，可見此類居民在從農村到城市的過渡中仍有較大的迷惘和困惑，身份認同的模糊導致內心的迷惘和不知所從，這是失地農民思想現狀最明顯的特點。
2.傳統習慣與新生活規范相矛盾的不適心理
作為社會生活中較難發生改變的部分，傳統習慣與新的生活規范容易產生矛盾。失地農民被動地安置在城市社區，涉及到多方面的改變，這些改變往往會觸及到傳統習慣而造成他們的不適應。在居住形式上，由傳統的農村大屋居住轉向城市多層公寓式住宅，在訪談中有居民打趣說，現在的客廳面積都不如以前的陽臺大，沒有了露天的自家小院仿佛總是不見天日，內心焦急不安且有諸多的壓抑情緒；在就業方式上，由原來的土地勞作為主轉變為在工廠上班和從事服務業為主，收入的主體來源也發生了變化；在生活習慣上，不管是飲食、出行、娛樂習慣都發生了變化，例如小區下面的綠化帶，居民總想利用它來種菜或栽樹，認為栽培其他綠化植物是浪費，再如物業管理人員反映居民不能遵守社區的行為規范，車輛亂停亂放、不規范晾曬衣物等習慣帶來諸多的管理問題，這些都是失地農民對新的生活方式不適應的體現，各方面的變化會使他們更加懷念傳統習慣而排斥現今城市的生活方式，形成各種不適心理。
3.預期和現實落差引起的失落心理
失地農民在拆遷階段和市民化階段內心都抱有美好的期待，而現實狀況往往難以滿足居民的期望和需求，由此產生了預期和現實的心理落差，這種落差或多或少會影響他們的生活滿意度和精神狀態。下圖是失地農民拆遷前后的工資對比圖和生活狀況體驗對比統計圖。
由圖表2可知，居民的收入變化大的工資段主要在1500元以下和1500-3000元這兩個工資段，基本情況是1500元以下的工資段人數減少了55%，1500-3000元的工資段人數增加了45%，其余的3000-5000元和5000元以上的兩個高工資段變化不大，增幅總共才12.5%，這反映了居民期望的高工資大多不如愿，工資基本還是處在低收入段。
圖表3反映了超過68%的居民認為自己現在的生活狀況和之前相差不多，幸福感并沒有提升，少部分的居民認為現在的生活狀況比之前更艱難，也有少部分居民認為現在的生活相比之前的生活好多了。從總體來看居民的幸福感并沒有提升，在訪談中，居民更多的是抱著無所謂的態度，他們認為城市化的紅利并沒有惠及到自己，內心悲觀和失落。
4.基于尊重需要希望得到城市認同的融入心
理。
個體對自身的定位深受身邊互動群體的影響，在與外界環境的不斷互動中收獲階級歸屬感。安置型社區失地農民與鄰里朋友之間缺乏交往，較少在公共空間參與活動，一定程度上縮小了自身的社會生活圈子，對于社區歸屬感沒有明顯的認識，造成了生活空間的封閉性和生活方式的固定性。本研究從失地農民的身份界定、生活適應狀況及心理感知等方面來反映失地農民的思想現狀。
調查表明極少部分的居民經常和鄰居來往，約占總數的16.4%。多數居民與鄰里缺乏交往，交往逐漸淡化、人情關系淡薄。拆遷安置導致居民的社會交往網絡發生變化，對社區和新鄰居有一定隔閡感，缺乏信任，從而缺乏主動性。在社區參與度方面，調查發現約71.1%的居民愿意積極參與社區文體活動來構筑社區文化，多數居民基于尊重的需要希望得到城市認同，社區歸屬感日漸強烈，渴望社區提供渠道以加快自身融入。
5.由未來生活問題導致的焦慮心理
焦慮是指人們對未來發展態勢所存在的一種不明確而又迫切想得到確定的不良心理期待，這種期待容易給人造成心理陰影，即人們總認為未來的事情可能都是對自己不利，但究竟如何不利又不明確，這種預見性難以得到控制。
調查表明，認為“在搬遷后的生活中，產生過焦慮、不安、悲觀等消極情緒”的人數占調查總人數的71.14%，說明大多數失地農民都對未來生活感到不知所措，內心總有一種擔憂感和危機感。生活方式的改變，社會保障和相關管理服務尚未相應跟進，使得失地農民難以融入現代城市從而對未來生活問題產生焦慮心理。
（三）排斥與失衡：安置型社區失地農民心理失衡的原因探討
1.鄉土文化的張力，對傳統的懷舊情結依然存在
蔣奇（2008）認為，傳統的中國農村在形成社區文化的過程中，以地緣與血緣關系為基礎，依賴情感因素和約定俗成的規定來處理人際關系，缺乏權威的法律規范加以約束，導致其具有強大的保守性和封閉性。失地農民本身所固有的傳統思想觀念潛移默化地影響其在城市中的思想狀況，一定時間內難以發生轉變，而他們對原本的鄉土文化又懷有較深的眷戀，不愿主動適應新的居住環境和生活方式，需要加以引導和教育。
2.思想觀念的落后與狹隘
安置到城市社區，不僅給失地農民帶來了居住地的空間變化，還帶來了新的思想方式和價值觀念，而舊有思想觀念不會輕易改變，兩者的相互沖突和矛盾阻礙了居民適應新環境和新的生活方式，影響了他們踏上市民化道路的征程。具體體現為缺乏對公共環境的愛護，尤其在遵守公共秩序上缺乏自律和自我約束，如購物沒有排隊的習慣，公共場合大聲喧嘩等。落后的思想觀念和行為方式時時沖擊著現代化市民的思想觀念。此外部分居民的宗教意識、迷信宿命思想，扼殺了他們的自主創新、競爭和開拓的積極性，使得他們處處循規蹈矩，安于現狀，不愿改變。這些價值準則極大地阻礙了失地農民向市民化方向的跨越式發展。
3.城市文化的排斥心理存在，居民信任感減退
長期以來，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在國家城鄉政策存在差異的情況下，我國農村和城市缺乏溝通交流，城市和農村的文化體系分別造成不同的影響。當農民的身份發生轉變時，需要脫離原有的文化體系，重新融入全新的文化體系，而在此過程中失地農民或多或少會受到城市文化的排斥，部分人群的排外心理、接納和包容程度的不足會影響他們順利向新市民的過渡。
齊美爾在他的《社會學》中提到：“在社會中，最重要的綜合力量包括信任。”反觀在安置型社區中，隨著居住環境的改變，與原來的親戚鄰居每天見面次數逐漸減少，現實距離與心理距離都不斷增加，彼此產生隔閡感與疏離感。加上其社會網絡發生改變，關系的淡化與聯系的減少，終將降低彼此之間的信任感。
4.基于自尊和自我實現的融入心理
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指出，人的需求從高到低可以分為五個層次：生理需要、安全需要、歸屬與愛的需要、自尊與尊重的需要、自我實現的需要，且人的需求是呈階梯狀遞增的，人的低層次需求得到滿足后，會向往更高層次的需求。在居民的基本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滿足后，只有豐富高層次的需求才會帶來愉快、充實的社區生活，具體表現為想要適應城市生活，融入城市生活，歸屬于新社區并與他人建立情感聯系，這些都是在解決溫飽問題后的精神性的急切訴求，而眼下的環境和條件并不能給予他們足夠的精神慰藉，急切的融入心理和緩慢的管理服務相矛盾引起了失地農民的心理失衡。
（四）引導與紓解：安置型社區失地農民心理困境解決途徑探析
1.社區提供過渡性的引導和幫助
（1）_展豐富多彩的社區文化活動
在社區中，管理者發揮巨大作用。在引導失地農民適應安置型社區生活的過程中，社區管理者要綜合運用各種方法，舉辦各式各樣的文化交流活動，例如開展象棋大賽、歌舞比賽、書法分享等活動，并以此為契機，搭建社區居民之間進行思想情感深度交流的平臺，從中收獲友誼，重新建立和諧的鄰里關系，改變失地農民封閉、傳統的心理，進而更加認同與熱愛新社區。
（2）建立完善的社區居民保障體系
良好的社會生活保障是居民安心居住的基礎。建立健全失地農民社會生活保障制度，有助于其盡快適應社區生活環境。針對弱勢群體提供相對應的幫助，對于退休老人承擔其養老、社工服務、就醫、康復等方面的服務；針對失業農民，為其提供最低生活保障、勞動就業、社區培訓等服務，引導其再就業；為特殊人群提供心理咨詢、助殘扶弱、關愛自閉癥患兒等服務，提高居民生活滿意度，促進和諧社區建設。
（3）強化社區的人文關懷
人文關懷影響失地農民的生活適應程度，對于居民基本需求的滿足，基本權利的保障，需要社區加強對其的人文關懷，從微觀方面加以改善，細致入微地幫助居民解決在生活中遇到的諸多困難，滿足其現實利益的需要，從而加強其對社區生活的認同。
2.強化對居民的內心紓解工作
首先，革新觀念，樹立“新市民”身份。失地農民從農業戶口迅速轉為城市戶口，從內心來講還未適應自己的新身份，保留著鄉下人的身份認知。因此基層的社區管理者需要引導居民更新觀念，認知自己的新身份。通過開展過渡性的新市民教育課程，幫助他們了解城市社區的基本架構、學習城市基礎設施的使用、樹立文明城市的規則意識等，以此加快促進他們適應現代化城市生活，強化對“新市民”身份的認知。
其次，結合實際，合理宣傳和教育。宣傳部門應該針對失地農民這一群體文化水平較低，理解能力有限等特點，創造簡單、易于理解的宣傳和教育方式，將拆遷安置工作中服務和管理的熱點問題與失地農民的實際問題聯系起來，將拆遷安置政策與拆失地農民的實際訴求聯系起來，促進安置戶居民形成正確的現實認知，疏導失地農民的焦慮心理。與此同時，也要加強對這一群體的法制教育，開展司法講壇，宣傳法律知識，使居民學法、懂法、守法，學會運用法律維護自身權利，做合格的守法市民。
最后，自我調適，規劃自己要走的路。合理的規劃可以讓我們明確生活方向，實現生活目標。失地農民對自己的現狀要有一個清醒的認識，并能進行自我調適，接納現下的生活環境和方式，對未來也要有一個明確的打算。努力克服新環境帶來的不適，摒去鄉土文化中不合時宜的習慣和消極的思想觀念，積極主動地去適應新的身份角色、鄰里圈子、社區生活。逐步培養現代化的市民意識，學習新的就業和生活理念，以期實現“村民”到“市民”的穩步過渡。
3.構建公共議題。
社區對公共議題的建構需要在居民關注的社區生活的焦點和熱點事件的基礎上完成，建構的媒介主要在于社區的管理部門，可以是主動性、有選擇性的觸發議題，如社區的人大代表選舉、居委會成員的選舉、物業費的群眾聽證會、興趣協會的組建、各種各樣的活動等，從而讓居民有了表達的權利和情緒發泄的渠道，使其在參與中形成自身的價值判斷和價值選擇。此外通過豐富的文化娛樂活動和居民之間相互的交流和溝通可以分享共同的情感體驗，構建共同的文化語境，培育出安置型社區獨有的社區文化和價值觀念，這將是形成認同的重要精神資源，也是解決安置型社區失地農民心理困境的有效方法。只有這種來自于集體意識塑造的心理認同感和歸屬感，才不至于使居民各自孤立，造成拆遷前后的心理失衡。
4.強化拆遷戶居民自身的適應能力
（1）認同自身對社區的價值
能夠認同自身對社區的價值，有利于促進社區建設，增強社區凝聚力。在追逐目標的過程中，保持樂觀的心態，充滿活力，對生活抱以積極向上的信念，能夠發掘自身的潛力，認真分析和看待自己，理智接受外界環境，便會在此過程中收獲外界的贊許與自身的認可，形成自我認同。
李蘇娟在《吉登斯自我認同理論對我國成人教育的啟示》中這樣解釋，拆遷安置戶面對生活、工作、地域的多元變遷和改動，自然會沖擊到自我價值的認同，因此他們必須重塑價值認可，敢于直面外在的環境變化和內在的心理變化，不斷增加對新社區的認知，積極參與社區管理與服務事業并發揮自身的優勢和能力以增強自身的環境適應力和價值認同度。
（2）轉變觀念，提高自身素質
居民觀念的轉變遠不及由“村民”到“市民”的身份轉變迅速，它需要主動性的思考和緩慢的適應，中國農民有重義輕利、安土重遷、不愿意接受新鮮事物等的傳統觀念，且深深的支配著他們的思想和行為。這需要確立當下城市生活的新^念，可以通過交朋友與外界社會聯系，交流更新傳統觀念，認識和思考新觀念，在參與現代城市社會生產和生活中改變傳統落后的觀念，逐步形成適應城鎮化進程的現代市民觀念。海涅在《論德國宗教和哲學的歷史》一書中有句名言：“思想走在行動之前，就像閃電走在雷鳴之前一樣?！比说乃刭|的提高，是一個漸進的過程。觀念能不能轉變，直接關系到素質提高這一過程能否順利地、完全地得以實施，而自身素質的提高也會加快觀念的轉變，二者相互促進，因而居民要提高自身的適應能力，就必須從轉變觀念，提高自身素質做起。
（3）調整心態，以積極態度面對未來生活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論認為：“壓抑的功能是把主體的經歷和回憶、各種欲望和沖動保存隱藏起來，不讓它們在意識中出現，但這種東西并未消失，而是一直潛伏著、活動著，在壓抑的作用下存在于無意識之中，會以夢、口誤、筆誤、記憶錯誤等方式出現，病態的壓抑可能導致心理疾病。”這一理論闡述了人內心的郁悶、壓抑、失衡會對人的身體產生不利影響，因而對于內心失衡的失地農民來講，及時排解不良情緒，紓解內心苦悶顯得十分重要。這需要居民調整心態、排解不良情緒，此外還可以拓寬興趣，研究表明，廣泛的興趣愛好有助于良好心態的形成，從而減小心理壓力，增強適應能力。因此，失地農民需要學會如何調整心態，如何調節不良情緒，通過改變從前的生活態度，勇于嘗試新鮮事物，不斷迎接挑戰，進行自我疏導、調試，多與外界環境接觸，拓寬視野，以積極的態度面對未來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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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TU984文獻標識碼：A
社區治理內涵與我國社區發展的三個階段
內涵
社區是社會存在和發展的基礎，社區治理成效如何將直接關系著一個社會的穩定程度。
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和法制建設的不斷完善，社區治理的實效性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關注。作為城市治理的微觀體現，城市社會管理體制的創新首先應當從社區治理開始。
“治理”與“統治”相對而言，社會治理理論興起于上世紀90年代，是社會管理領域的一個重要理論，對我國的社區建設有著重要的理論價值和借鑒意義。它的內涵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政府不是唯一的治理主體。治理是一個社會層面上所有行動者參與的結果。在這種模式下，政府以及各種社會機構或私人機構都不是獨自解決復雜、動態和多樣的社會問題。因為他們不可能各自擁有解決問題的所有資源。因此，只要在這個社會層面上得到公眾的認可，他們都有可能成為治理主體。第二，多元治理主體之間有一定的互動。治理理論認為社會問題的解決過程中，多元主體之間存在著界限的模糊性，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治理主體的參與結構往往具有多樣性，可以是一種契約性合作，也可以是政府讓渡部分管理權限給其他的社會組織，不再堅持政府職能的排他性和專屬性，而是更加強調政府與社會組織之間的互動與合作。第三，強調參與的主動性。按照治理理論進行社會管理時，強調參與者的自愿主動，而不是強制的被動行為。治理理論期望達到的最佳狀態是在整個治理系統內部形成一個自組織網絡，加強系統內部的主動性和自主性。第四，注重管理手段和方法的創新。強調社會問題的解決不再囿于傳統政府社會治理模式的束縛，主張采用新的管理方式和技術，以提高社會管理的績效。
單位體制、單位人作為中國的重要政治社會遺產，上世紀40年代開始萌芽，50年代逐漸形成，六七十年代得到進一步的強化鞏固，改革開放以后才開始弱化。在這個過程當中，社區中的街道職能慢慢的被強化，形成了多元化利益主體、動態化的資源配置結構。根據西方理論視野下的治理觀點和我國目前的城市治理實際，我們可以把社區治理定義為：以社區為基礎，政府與社會組織、社區居民共同管理社區公共事務的活動；在管理過程中，具體表現為不用的治理主體依托各自資源而進行的相互作用模式。
社區發展的三個階段
社區治理作為社區發展的一個目標，其治理模式也是隨著社區發展的不同階段而有所調整變化。目前看來，我國社區發展主要經歷了三個階段，可以概括為三種類型：行政型社區、合作型社區和自治型社區。
1.行政型社區。主要是政府主導，政府實際上處于社區治理的核心地位。雖然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城市居民委員會組織法》的有關規定，居委會是居民進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和自我監督的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但是實際操作當中，都是把居委會納入到政府管理體系當中，與街道辦一樣變成政府的派出機構。而居委會作為最底層的一級，直接聽命于其所在轄區的街道辦，平時辦公經費來源以及工作內容的決定都要根據街道辦的安排，因此，時常受到政府下派的各種行政事務的困擾，其最主要的功能，即自治功能難以得到充分的發揮。
在這種治理模式下，不僅僅是作為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的居委會功能發揮受到限制，社區居民和社會組織參與社區活動和建設的積極性無疑都會大打折扣。行政型社區是目前社會管理格局中最活躍的一種存在模式，它的形成受我國政治社會發展中人治思想的影響深厚。究其根源，單位制作為上世紀我國計劃經濟的重要特征，在當時環境下，對社會資源配置、滿足社會成員需求以及維護社會穩定方面產生了巨大的促進作用，在當時的城市管理制度下，發揮了巨大的功能。然而，隨著改革開放以來，街道職能的不斷強化，人民權利意識的不斷覺醒和社會發展的需要，這種單位制的治理格局已不能適應當下的社會治理需求，其功能和地位必定不斷弱化，最終退出歷史舞臺。就當代中國社會整體轉型變遷的進程而言,“單位社會的終結實際上是中國改革開放,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進程中不可逆轉的必然趨勢?！?/p>
2.合作型社區。政府通過授權，把原來由政府承擔的部分社會管理職能權限轉交給社會組織來承擔。實際上是政府放權，通過找有資質的社會組織，利用其自身豐富的資源，達到更好的社會管理效果。
在這種治理模式下，對社區的資源投入仍然是以政府部門為主，政府的職能轉變和社會組織的職能加強同步進行。這種模式是在上世紀我國改革開放以后，單位制逐漸弱化的背景下逐漸形成的。這種“非單位制”型的社會格局改變了我國傳統的政府管理的微觀基礎，政府無法再通過對其直接控制的單位將社會成員納入到整個社會管理體系當中，所以政府需要整合社會資源，通過調動社會組織，借助社會組織的力量將自主但分散的社會成員重新組織起來，進行社區治理。對政府部門和社會組織來說，這其實是一種雙贏的過程。至此，我國的社區治理應當說取得了巨大的進展，然而，隨著社會的進一步發展，這種模式必然會遇到其發展瓶頸期，居委會，業委會，社會組織，和街道，政府之間的關系錯綜復雜，這種多元社區治理主體的博弈勢必會影響到社區治理的長期效果。
3.自治型社區。由社區自治組織和社會組織對社區的公共事務進行管理和決策，政府從法律上、制度上為這些組織提供的發展提供保障，并進行監督。根據目前學術界圍繞社區自治的各種觀點來看，主要有兩種取向，一是居民自治取向的自治，二是地方取向的自治。不論哪一種取向，對社區自治不能簡單地理解為政府與社區之間的簡單割裂，也不能理解為社區完全自組織的自我治理，而是與社區治理相關的各方利益相關者通過社區內的決策中心對社區的公共事務進行共同治理，盡管實現這種真正意義上的“社區自治”還有很長的路，但它是城市基層社會管理發展的最終歸宿。
二、社區治理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法律缺位
進行社區治理并最終實現社區自治離不開法律法規的支持和保障。然而，我國的《憲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城市居民委員會組織法》雖然對居委會的地位、性質、任務、工作制度等作了規定，但是明顯過于原則化，實際操作性不強，像對社區的界定，社區自治的性質，管理運行方式等都處在無法可依的狀態，給居委會的工作內容帶來了很大的模糊性，也為各級政府把居委會當做一些行政事務的落實層和最終操作層留下了空間。另外，《中華人民共和國城市居民委員會組織法》作為居民自治依據的唯一一部法律，已經有20多年的時間，其內容已經不適應當前社區建設的新形勢，存在明顯的滯后性。比如，第六條規定，居民委員會根據居民居住狀況，按照便于居民自治的原則，一般在一百戶至七百戶的范圍內設立。 而在許多大城市，像上海，武漢等地，一些住宅小區規模明顯擴大，這項規定明顯已不符合現實情況。這些問題都迫切需要從立法層面予以解決。
居民參與度不高
首先，居民對社區事務的參與熱情不高，從觀念層面上分析，舊有的“單位參與意識”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居民參與社區事務的積極性，阻礙了社區居民社區自治參與意識的形成與塑造。其次，參與社區事務的廣度和深度不夠。由于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的對社會生活的行政化管理模式在目前還大量存在，社區居民某種程度上也習慣并認同了政府行為，被動接受安排的多，主動參與管理的少。即便參與到社區事務中，大部分情況下也是參與具體實施過程，民主決策等方面的參與則普遍不多。另外，社區志愿者和社會組織的發育不夠成熟，沒有形成全社會都來參與社區建設的氛圍和環境，影響了社區管理工作的深入展開。
公共配套不完善
目前一些城市社區功能主要體現在社區服務上，如在上海，主要是為老年人、殘疾人、少兒提供社會福利服務，為居民提供家務勞動、文體活動等便民利民服務，服務對象相對固定，服務內容比較單一。另外，從總體上看，發展社區服務，完善公共配套設施的主要困難是資金不足，缺乏資金保障的長效機制
職能異位
街道辦事處作為政府的派出機構，承擔著越來越多的政府工作職能，而這些街道承擔的行政事務，其中大部分又攤派給了下面的居委會來承擔。目前，居委會的成員組成中，年齡多在40歲以上，以中老年群體為主，每天疲于應付街道交派的各項任務，本應面向社區居民服務的居委會，在大多數時間卻為政府和社區其他職能部門做許多份外的或與社區居民聯系不大的工作，使得居委會的工作內容和服務對象都發生了異位，居委會服務基層群眾自治的功能難以發揮。
三、進一步完善社區治理的幾點建議
實現社區治理形態從政府主導到公民自治的變革，其實質就是實現國家權力向社會的回歸。盡管目前，實現完全的居民自治困境很多，但仍可以從理論層面進行一些可行性的探討。
加強法制建設，確保有法可依
修訂完善現有的相關法律法規，確保社區治理有法可依。隨著城市進程的加快，《中華人民共和國城市居民委員會組織法》在實施過程中遇到了不少的新問題新情況，流動人口的遷移、人口老齡化、動拆遷的轉移安置等問題，使居委會在管理上力不從心。因此要通過立法或對現有法律的修訂，廓清居委會的職能，權限以及與各方面的關系，從而使政府更好地依法行政，社區依法自治，社區治理有法律的保障。
培育社區居民自治參與意識，完善參與機制
社區治理理論的核心是參與、自治、共享。通過社區居民的積極參與，實現共同的發展目標。居民能否有效參與社區事務，一方面取決于居民是否有成熟的社區理念；另一方面取決于是否有完善的參與機制。因此，一是開展全方位、多層次的社區活動，為不同背景的居民提供交流場所，塑造共同的社區價值。二是以人為本，堅持社區需求，用共同需求來調動居民的積極性。三是完善居民參與機制，通過法定程序制定相關規章，形成一套健全的參與機制，以保證居民參與的積極性和有效性。
完善相關配套措施，增強服務意識
在社區建設的同時，要完善社區服務功能，推進配套設施建設。一是通過搭建自治平臺，充分發揮社區居民的自治作用。發展志愿者隊伍，推動社區志愿服務的規范化和制度化，實現社區居民的自治服務與管理。二是優化社區軟環境，打造特色服務，開展特色活動。三是利用電商打造社區服務平臺，實現從對物的管理轉向對人的服務。目前中國服務業產值僅占GDP的30%，而挖掘社區服務的商業潛力，在我國亦大有可為。
對政府職能進行科學定位，拓展社區自治空間
合理界定政府管理與社區自治的邊界，進一步明確政府、街道和居委會的各自職責，政府職責有專門的部門來履行，不隨意向居委會攤派。確需居委會協助的行政事務，要有明確的經費和人員，以減輕社區工作負擔，創造必要的自治條件，使居委會真正的回歸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城市居民委員會組織法》規定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和自我監督的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的定位。
中圖分類號：D669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3-949X（2016）-03-0097-02
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我國不少地方將農村人口轉移到一個穩定的地區，并實施新型農村社區的建設。目前我國對新型農村社區的治理措施還不夠完善，在實際治理中還存在一定的問題，需要加強對治理措施的改進，促進城鎮化的發展。
一、新型城鎮化背景下農村社區治理的概述
隨著社會的發展和時代的進步，目前各個國家政治方針都從原本的統治轉向治理，通過“治理”解決人民的需求。我國新型城鎮化背景下農村社區治理是指無需依靠國家政府的強制要求，而是上下互動的過程，并推動新型農村社區進步和發展的機制。在對新型農村社區的治理中，首先要明確治理具有互動性的特征，其并非國家政府對新型農村社區的強制管理，而是政府及相關部門，以及新型農村社區經過協調，互動等，而促進新型農村社區發展的過程。將新型農村社區公共利益最大化，則是新型城鎮化背景下農村社區治理的最終目標。在新型農村社區治理中，需要政府、居民、社會組織及相關單位和企業平等協調合作，從而推動農村社區的發展。
由于全球關于農村社區治理存在多種不同的見解，本文主要對以下幾種理論進行了分析：①社區治理，即主要由當地政府、農村社區組織、居民等共同管理社區內的大小事務，促進農村社區發展的模式。該種方式使農村社區內，各個主體相互促進發展。②自組織治理，該種治理模式主要是保證新型村農社區建設的有序性和活力。③社會資本治理，該種治理主要是促進新型農村社區資本存量增加，并促進社會和諧發展的模式。④可持續發展指標體系治理，即通過構建環境、經濟、社會等指標體系，促進新型農村社區可持續發展。
二、新型城鎮化背景下農村社區治理的現狀
在我國新型農村社區發展中，我國政府對農村社區治理非常重視，主要是由于我國新型農村社區普遍存在經濟基礎差的問題，政府通過大量資金的投入，有效推動了新型農村社區的發展。由于新型農村社區存在嚴重的資金問題，且其還處在建設之中，各項事務都比較繁瑣，需要所有居民的支持和參與，才能促進新型農村社區的發展。首先農村社區需要根據其自身實際情況，制定科學合理的發展規劃，讓居民有目標、有動力參與到農村社區治理中。同時通過對新型農村社區的建設，要讓社區居民真實感受到社區的進步和改善，居民才有信心和動力參與到建設中。為了實現新型農村社區的進步，其加強了科技的發展，各個政府部門通過開展多項技術培訓，讓社區居民提高種植、養殖技術。
但在目前新型農村社區治理中，存在居民收入不穩定、公共服務不完善等問題，農村居民青壯年基本都在外務工，居民家庭收入主要是來源于在外務工，而目前我國市場經濟相對不穩定，且農村居民所能夠選擇的行業相對較少，其經濟來源很容易受到市場經濟波動的影響。目前主要是由政府承擔農村社區公共服務機構的職能，但存在公共服務不完善的情況，即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務并非居民實際需要的服務，而且很多非政府農村社區服務組織在發展期間，會出現資金不足問題，影響農村社區的發展。
三、我國新型農村社區治理的發展階段及模式
我國新型農村社區治理主要是從2006年開始起步，國家政府根據農村發展實際情況，選擇部分農村進行農村社區建設試驗。到2009年，我國進入農村社區治理發展階段，主要是在政府的引導下，農村社區居民和組織參與到農村社區治理中，推動了我國新型農村社區的發展。到2013年，我國新型農村社區治理趨向于成熟階段，主要是由居民和社區組織根據農村社區的實際情況，有規劃地進行發展。目前常見的農村社區治理模式有：①城市化社區管理模式，如我國深圳經濟發展非常迅速，城市規模的擴張也比較迅速，將城中村、城郊農村基本消除。在城市化擴張下的新型農村社區治理模式主要是加強城市化社區管理模式的發展，促進了該地區經濟的發展。②村民自治模式，該種模式主要是農村社區根據自身的條件和發展進行規劃，通過建立科學合理的管理模式，促進民主發展。③就地城鎮化治理模式，該種模式主要是針對農村地區進行城鎮化治理模式，將農村劃分為農村社區，按照城鎮化標準進行建設，并通過增強社區居民的參與感，推進農村社區的發展。
四、加強新型城鎮化背景下農村社區治理的措施
（一）加強農村社區民主自治模式的發展
在如今的農村社區發展中，要注重農村社區居民的自我治理，即居民在政府的引導下，完成選舉、決策、管理、監督等工作，使農村社區居民各個主體的利益都能夠得到保障。另外，在農村社區治理中，政府主要起到引導作用，最好讓社區居民自主完善社區的規劃和建設，促進社區民主自治模式的發展。同時政府部門要明確自己的職能，不應隨意將工作轉移至其他部門。農村社區民主自治模式，需要全部居民參與到農村社區的治理中，因此需要通過對居民的宣傳和培訓，提高居民的參與感，讓居民認識到自己在農村社區治理中的作用，以及自身與農村社區治理的利益關系，使居民更加有動力參與到農村社區治理中。
（二）注重農村社區特色經濟的發展
經濟是農村社區發展中，居民最關注問題。在目前經濟發展模式下，人們非常注重經濟與生態環境同步發展。農村作為自然資源豐富的地區，其應當結合自身的特色實現經濟的發展。首先農村社區應當明確自身的主要發展產業，并加強對產業基地的建設，同時通過建設合作社，發展龍頭企業等方式，促進農村社區經濟的發展。同時如今人們非常注重生態產品，而很多農村都沒有被工業影響，其產品基本都屬于生態產品，農村社區要意識到生態產品在如今人們心中的重要地位，將其作為發展特色經濟的主要方式。旅游業也是農村社區特色經濟發展的主要模式之一，農村自然環境恬靜，沒有收到城市和工業的影響，受到城市居民的喜愛。
（三）注重農村社區集體經濟的發展
隨著我國經濟的飛速發展，我國農村社區居民的個人收入越來越好，但集體意識卻越來越淡薄，導致農村社區公共服務的建設得不到居民的支持，因此需要讓農村居民認識到集體經濟發展的重要性。加強集體經濟的發展，能夠使農村社區公共服務得到保障。要想實現農村集體經濟的發展首先要根據農村社區的經濟發展情況，建立有領導性強、規劃性強等特征的領導班子，帶動居民促進社區集體經濟的發展。其次還需要注重對社區閑置資產的利用，很多農村社區都具有一定程度的集體資產，其可以通過租賃、拍賣等方式，盤活集體閑置資產，壯大集體經濟。另外通過對特色資源的開發和應用，也能夠促進集體經濟的發展，如旅游業。農村普遍存在素質能力不強的問題，傳統的經營理念不適合農村社區的發展，應當注重經濟創新，如通過股份合作的方式，促進農村經濟的發展。
（四）完善農村社區基本公共服務
基本公共服務是每一個居民的基本權利，我國目前非常注重農村公共服務的建設。由于農村社區資金較為緊張，在建設社區公共基礎設施時，需要把握每一筆資金的用途，并可以結合城市社區公共設施的建設特點，對農村社區進行規劃。首先要保證電力、網絡、水質等基本服務的完善，針對不同的公共服務要配備專門的工作人員，使資金可以得到充分的利用。同時還需要加強社區服務體系的完善，即根據居民的需求改變社區公共服務不完善的問題。
（五）提高農村社區居民的社會保障
首先應提高政府對農村社區居民社會保障的支付比例，使居民社會保障水平得以提高。如可以通過社會保障彩票的形式募集資金。另外可以根據社區實際情況，建立社會保障基金運用機制。針對失去土地的居民，要保障居民的合法權益，需要根據失地居民的實際情況，給予居民相應的補償，并加強對居民的教育培訓，讓居民可以在其他的行業尋求發展道路。農村社區還需要加強對養老托殘制度的建立，使老人、殘疾等得到社會保障。
五、結束語
綜上所述，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提高城鎮化率成為我國提高經濟的發展方式之一，但如何對城鎮化背景下農村社區進行治理，成為人們關注的重要問題。通過上述分析可知，新型城鎮化背景下農村社區治理需要注重農村特色經濟的發展、居民社會保障水平的提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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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研究對象的選擇為2015年3月-2016年4月期間轄區范圍內鄉鎮和街道的嚴重精神障礙患者700例患者資料，其中包括男性410例和女性290例，年齡范圍為40歲-69歲，平均年齡為（63.8±6.9）歲，病程范圍為10個月-51個月，700例嚴重精神障礙患者根據統計學隨機數字表原則分為兩組：在一般治療基礎上進行護理的350例患者為對照組，在常規護理基礎上進行康復社區管理治療的350例為觀察組，兩組嚴重精神障礙患者在不同管理治療方法后的數據統計結果具有可比性。
1.2 社區管理治療方法 對照組采用常規護理方法，主要內容包括心理治療、基礎疾病的治療、用藥指導以及健康教育等。觀察組在對照組常規護理基礎上進行社區管理治療，主要社區管理治療內容包括建立健康檔案、危險行為評估、分類隨訪管理、健康體檢管理、社會功能康復鍛煉和家屬護理教育等，現具體介紹如下：
1.2.1 建立健康檔案 所有登記在管病人均需要錄入我市“區域衛生信息平臺”，有專人負責信息管理系統的管理工作，承擔信息安全和保密責任。未經授權同意，不得透露患者信息。各基層醫療衛生單位要妥善保存每位病人的n案資料，以備查檢。
1.2.2 分類隨訪管理隨訪工作由各基層醫療衛生單位經過培訓的精防人員承擔（村衛生室工作人員配合）。隨訪對象為各轄區范圍內在管的重性精神疾病患者。隨訪包括預約患者電話追蹤和家庭訪視等方式，隨訪時按要求認真填寫隨訪表。家庭訪視和調查要態度溫和，注意溝通技術，通過隨訪與患者建立良好的醫患關系。對應管理的重性精神疾病患者每年至少隨訪4次，每次隨訪應對患者進行危險性評估；檢查患者的精神狀況，包括感覺、知覺、思維、情感和意志行為、自知力等；詢問患者的軀體疾病、社會功能情況、服藥情況及各項實驗室檢查結果等。
1.2.3 社會功能康復鍛煉和家屬護理教育每次隨訪根據患者病情的控制情況，對患者及其家屬進行有針對性的健康教育和生活技能訓練等方面的康復指導，對家屬提供心理支持和幫助。隨訪時根據需要，與市精神病專科醫院對點技術支持工作的對應精神科執業醫師聯系，在其指導下根據病情對患者進行分類干預。在康復鍛煉方面：早期正確擺放患肢位，防止肢體痙攣，保護關節功能。
1.3 評價指標 采用嚴重精神障礙患者觀察量表（NOISE）[1]于社區管理治療后3個月時對患者的抑郁情緒、精神病表現、激惹狀態、個人整潔度、社會興趣、社會能力五個方面進行評分。
2.結果
觀察組患者NOISE表評分為（90.2±5.7）分，明顯高于對照組患者NOISE表評分[（90.2±5.7）]結果，數據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
3.討論
據中國疾控中心精神衛生中心統計[2-3]，我國有各類精神疾病患者逾億人，嚴重精神障礙是其中一種重要病因，其發病率可達5%-6%，在工作人群中的患病率為2.2%-4.8%。嚴重精神障礙一般獲得一次性治療有效并不難，但大部分患者在首次發病之后會終身多次復發。主要是由于這些患者在使用藥物治療過程中，存在用藥劑量不足、療程不足、頻繁換藥、擅自停藥等不規范現象，這不僅造成了醫療衛生資源的浪費，同時也不利于患者的病情恢復。相關文獻研究結果顯示：嚴重精神障礙患者社區管理治療對患者生活質量具有顯著的改善作用。由本研究數據統計結果可以看出，觀察組嚴重精神障礙患者在常規護理的基礎上加用社區管理治療后，三個月后的患者觀察量表評分結果明顯優于對照組，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
各鎮（街道）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和鄉鎮衛生院為實施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療基層醫療衛生機構，每個單位配備兼職精神衛生醫務人員1～2人。另外，康復社區管理治療中的早期康復訓練能夠通過通過正常運動模式的導入影響患者運動功能模式的輸出，有利于恢復患者運動能力和自理能力，而語言康復訓練也能改善患者日常生活能力和高級神經功能。
健康教育；臨床路徑護理干預；社區骨質疏松患者；康復
對骨質疏松癥患者采取社區健康教育和臨床路徑護理干預，對于患者的康復有一定的積極臨床意義。本文就此對社區健康教育和臨床路徑護理干預對社區骨質疏松患者康復的影響進行分析。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隨機抽取2009年11月至2010年11月期間的骨質疏松癥患者90例，年齡50～84歲，平均年齡為（67.5±8.4）歲，其中男33例，占36.67%，女57例，占63.33%。其中腰背部疼痛患者有58例，四肢骨關節疼痛患者有32例；根骨骨密度測定中度減少患者有13例，輕度減少患者有61例，重度減少患者有16例。
1.2 方法
對骨質疏松癥患者進行一定的臨床護理干預以及健康教育前后對患者的血清鈣、血清堿性磷酸酶（即ALP）以及肌酐進行檢測，并且進行比較分析。在對骨質疏松癥患者進行臨床護理干預以及健康教育時，由專業的醫生、護士以及相關志愿者組成小組對患者進行干預，干預時間為6個月。對患者的飲食、藥物、鈣劑補充以及運動等進行一定的指導。并且對患者通過使用宣傳手冊以及相關影像播放對患者進行相關的健康教育。
1.3 統計學方法
將相關數據輸入SPSS 18.0軟件包進行分析，而數據資料采用均數±標準差（x±s）表示，各組間的數據資料對比方法采取t檢驗；數據資料采用例數（n）、百分數（%）表示，組間數據資料的比較方法采用χ2檢驗。取95%為可信區間，若P
2 結果
由結果所得數據可知，在對骨質疏松癥患者進行臨床護理干預以及健康教育后，患者的血清鈣值以及肌酐水平有一定的下降，而ALP值有一定的升高，P
3 討論
隨著年齡的增長以及生活方式的改變，骨質疏松癥的發生率有一定的升高。而對患者進行一定的護理能夠有效的改善患者的疾病情況，并且改善患者的生活質量以及活動能力［1］。而對于社區骨質疏松癥患者進行相關護理時，應進行健康教育以及臨床護理干預，從而能夠有效的改善患者的相關生化指標。
通過對骨質疏松癥患者的資料進行整理，建立一定的健康檔案，根據患者的具體疾病情況對患者進行相應的臨床護理干預［2］。同時，對患者進行疾病治療與護理相關知識的教育，使患者對于疾病治療有一定的了解。通過對患者進行集中的社區健康教育以及臨床護理干預，能夠有效的改善患者的生活質量，減輕患者的經濟負擔，一定程度上節約醫療資源，并且有效的預防患者再次出現骨折的現象［3］。由本次試驗所得結果可以得知，在對骨質疏松癥患者進行一定時間段的臨床護理干預以及健康教育后，患者的血清鈣值以及肌酐水平有一定的下降，而ALP值有一定的升高，即表明相關干預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患者的體質，對于患者的疾病治療與恢復情況有一定的積極意義。并且在對患者進行相關干預后，患者的生活質量以及心理狀態等方面均有一定的改善。
所以，對社區骨質疏松癥患者采取健康教育以及臨床路徑護理干預，能夠有效的改善患者的疾病情況，提高患者的生活質量。
參 考 文 獻
中圖分類號：G64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4）06-0-02
一、湖北省獨立學院專業設置現狀評價
1.湖北省獨立學院2012年新增專業一覽
根據《國務院對確需保留的行政審批項目設定行政許可的決定》（國務院令第412號）和《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專業目錄（2012年）》、《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專業設置管理規定》等文件精神，以及教育部學科發展與專業設置專家委員會的評議意見，2012年教育部公布了2610個經教育部備案的專業，53個經教育部審批同意設置的國家控制布點的專業，7個經教育部審批同意設置的新專業。
設在湖北省內的國家部屬高校，湖北省屬、市屬的各地方高校2012年獲得教育部專業設置批準的167個新增專業，其中湖北省內獨立學院新設置專業數量為77個，占到2012年整個新增專業的46.11%。獨立學院的新增專業中，屬于工學的新專業有25個，占77個新專業總數的32.47%；屬于經管文的新專業有25個（經濟學3個，管理學12個，文學10個），占新開設專業總數的32.47%；藝術學21個，占新開設專業總數的27.27%；其余方向有6個專業，分別為理學3個，農學1個，法學1個，教育學1個。詳見表1。
表1 湖北省獨立學院2012年各大類新增專業一覽表
學位授予門類 專業名稱
工學 機械設計制造及其自動化、軟件工程、生物制藥、電子信息工程、道路橋梁與渡河工程、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工程造價、機械電子工程、物聯網工程、輕化工程、電氣工程及其自動化、汽車服務工程、車輛工程、制藥工程、信息管理與信息系統
經管文 管理學 酒店管理、電子商務、會展經濟與管理、物流管理、人力資源管理、文化產業管理、財務管理、
文學 網絡與新媒體、商務英語、翻譯、
經濟學 稅收學、投資學、經濟與金融
藝術學 風景園林、數字媒體藝術、風景園林、廣播電視編導、播音與主持藝術、工藝美術、動畫、音樂學、影視攝影與制作、服裝設計與工程、攝影
其他類 理學 藥物制劑、運動康復、康復治療學
法學 知識產權
農學 植物科學與技術
教育學 休閑體育
2.學科門類和專業布點情況
湖北省31所獨立學院設置一級學科為41個，合計專業點數613個。工商管理、電氣信息、經濟學、機械、藝術五大一級學科共開設專業數328個，占總數的53.51%，而文科類占據較大比例，這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專業結構性失衡，也會浪費高等教育資源。其中，工商管理類專業為112個，經濟學類39個，電氣信息類專業有94個，機械類34個，藝術類專業49個。
二、湖北省獨立學院專業設置問題研究
1.一級學科設置扎堆
（1）一級學科設置趨同現象嚴重
湖北省獨立學院一級學科專業設置趨同現象嚴重。112個工商管理類專業設置重復率18.27%，94個電氣信息類設置重復率15.33%，49個藝術類設置重復率7.99%；39個經濟學類設置重復率達6.36%；34個機械類設置重復率達5.55%。一級學科分布雷同。
（2）專業布點趨同嚴重
湖北省獨立學院所開設的專業數量各自之間呈現出不均衡的態勢，彼此間差異較大。目前，省內每所獨立學院開設專業數平均為22個，設置英語專業的獨立學院達93%以上，設置藝術設計、國際經濟與貿易、電子信息工程、市場營銷計算機科學與技術等所謂“熱門”專業的獨立學院達70%。
2.專業設置與區域經濟需求失衡
從一方面看，湖北省獨立學院在專業設置上體現了主動適應社會經濟需求的取向，集中表現在開設了當前大部分的熱門專業。從另一方面看，獨立學院更傾向于設置專業所消耗的成本大小考慮，大部分都傾向于設置投入少、易招生、回報快的專業，或是依托于母體學校的相關資源與優勢，設置其母體學校的優勢專業。但獨立學院所集中設置的所謂“熱門專業”，并沒有充分考慮到湖北區域經濟和產業發展對人才的需求，也沒能充分考慮社會的吸納度。
湖北省獨立學院數量居全國之首，從區域經濟人才需求和獨立學院發展的契合度來看，供需不平衡的矛盾明顯，獨立學院專業設置的結構與本地經濟發展不對稱，不平橫，與產業結構失聯?！逗笔≈虚L期人才發展規劃綱要》確定了“湖北省急需緊缺專業技術人才培養計劃，要大力發展電子信息、汽車、生物、光電子、新能源、節能環保、金融、現代物流、文化創意等10個產業”的目標，應用型技術人才仍是湖北省未來發展的支撐力量。配合社會經濟發展需求的“短線專業”是重點需求，例如：生物技術、熱能與動力工程、機械電子工程、汽車服務工程、資源環境與城鄉規劃管理這些應用性強的理工類專業在招生人數和開設學校數上都非常"冷門"開設學院數量均只有1所，每年培養的畢業生十分有限，但區域經濟發展則十分需要這樣的專業技術應用型人才，由此可見，獨立學院專業設置結構并沒有與湖北及周邊地區產業結構形成良好的對接。
三、湖北省獨立學院專業設置對策研究
1.通過專業論證與調查，避免低水平重復建設
專業設置進行論證，通過政府引導，市場調節，學校設置三者相互配合，對獨立學院專業設置進行系統調查和專業論證。一方面，學校通過專門的市場調研機構與部門，設置畢業生信息數據庫，對本校首屆畢業生就業去向進行詳細、系統的分析，包括畢業生相關區域分布、行業分布、崗位分布、待遇情況，收入狀況等。
2.以市場需求為導向，與區域經濟發展相適應
（1）設置為區域經濟發展服務的應用型專業
首先要進行必要的人才預測工作。這是大學專業設置中必須進行的工作，但往往被忽略，人才預測則必須以區域經濟及社會發展對應用型專門人才的需求量和吸納能力為導向進行動態預測。一方面要考慮到當前社會發展對人才市場的需求，另一方面，則需要結合經濟發展的導向和前景，在其他學校前面開發新的朝陽專業，不能簡單模仿和重復。
（2）與企業聯合培養專供型人才
獨立學院以企業需求為導向，通過自建、共建、共享的方式與企業聯合辦專業，訂單式按需模式即滿足了企業需求，也能夠為學生提供明確的工作方向。對于獨立學院來說，通過將窄口徑的專業人才培育和企業需求有機聯系，并動態優化結構，定點培養人才是是雙贏的設置。將給企業與學校帶來更好的效益。
參考文獻：
[1]何敦培.獨立學院專業設置的依據及策略[J].經濟研究導刊，2009（12）.
[2]沈席強.淺議新形勢下獨立學院專業設置問題[J].長春教育學院學報，2009（03）.
[3]李雪晶.中醫院校獨立學院專業設置與就業的相關性分析[J].中國大學生就業，2010（02）.
[4]趙曉曉.高等院校新專業的設置研究[D].河海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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