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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全球化的推進使國際經濟環境發生了深刻變革。企業跨國投資已經很普遍，我國的礦業企業更是如此。跨國投資可以給企業帶來豐厚的利潤，也蘊含了巨大的風險，如果不能有效控制和規避這些風險，有可能使企業蒙受巨大的損失。目前，我國礦業企業對跨國投資風險的監控和防范能力不強，卻又投資頻繁，面臨著特殊的投資風險。對于我國具有跨國投資背景的礦業企業來說，進行良好的風險防范就顯得至關重要。
一、中國礦業企業跨國項目投資風險特征分析
隨著我國經濟體制改革以及對外開放的逐步開展，中國礦業企業跨國投資項目應運而生?；谥袊V業企業的行業特征，對在境外擁有投資項目的礦業企業，投資風險具有以下特點。
1、非系統風險的可控性。跨國投資風險是潛在的，不一定轉化為現實的風險，而且如果其從潛在風險轉化為現實風險也需要時間和條件。人們可以通過努力防范或化解這類風險。
2、行業固有的收益脆弱性。礦業企業跨國投資風險受到行業特征影響，諸多因素會影響礦業企業的投資收益。例如礦產價格的波動性強，礦業投資規模大，成本高，投資期間長，投資的經濟效果受市場價格變動和通貨膨脹水平的影響大等等。
3、社會經濟環境的震蕩性。中國礦業企業跨國投資屬于資本外延式擴張，其直接后果是中國礦業企業規模的擴大和人員的急劇膨脹。規模擴大造成管理層次增多、管理幅度加大、決策機制不靈活，并有可能形成壟斷，從而導致中國礦業企業以及整個社會經濟運行效率下降，尤其是缺乏互補性的投機性并購，往往導致股價輪番上漲，形成價值泡沫，造成社會虛假繁榮，而沒有一定的實際效益作支撐的泡沫經濟遲早要隨著大規模的經濟調整而破滅。因此，中國礦業企業跨國并購后規模的擴大是以企業的運行效率乃至整個社會經濟效率的提高作保證的，沒有一定的運行效率和市場規模作保證的跨國并購規模不但造成規模不經濟，而且還會造成巨大的經濟資源浪費和社會震蕩。
二、中國礦業企業跨國投資項目風險源及傳導機理
1、中國礦業企業跨國投資項目風險源。對于中國礦業企業跨國投資項目的風險源，可以從外部環境與內部系統兩個方向進行解析。外部環境風險源又可劃分為跨國投資風險源和礦業項目開發風險源。內部系統風險源對中國礦業企業跨國投資而言主要包括財務風險源和管理風險源。
中國礦業企業跨國投資項目與其他工業項目既有共性，更有其特性。根據這“二性”可以將其諸風險來源歸納為以下七大方面（如圖1所示）。
（1）政治風險源P。主要來自政局穩定性的影響，政府對項目干預的影響，法規政策的影響，財稅制度的影響等。
（2）經濟風險源E。主要來自利率的影響、外匯匯率的影響，礦產品價格和有效需求量的影響，通貨膨脹的影響等。
（3）社會風險源S。主要來自社會文化風俗的影響等。
（4）自然風險源N。主要來自地質資源量的影響，礦石品質的影響，不可抗力和環境保護的影響等。
（5）技術風險源T。主要來自礦產勘查技術的影響，開發技術影響和外部建設條件的影響等。
（6）財務風險源F。主要來自籌融資的影響，資金回收周期的影響等。
（7）管理風險源M。主要來自人力資源的影響，組織結構的影響等。
2、中國礦業企業跨國投資項目風險傳導機理。中國礦業企業跨國投資項目的風險流從風險源釋放后，會依附于風險載體，沿著特定的渠道和途徑開始在中國礦業企業跨國投資項目的各流程、功能節點流動和傳導，我們把風險流流動、傳導所經的路線和途徑稱為中國礦業企業跨國投資項目風險的傳導路徑。
從圖2中我們可以看到，風險源存在于礦業企業外部環境與內部系統之中，為跨國投資項目風險提供了滋生的溫床。隨著中國礦業企業跨國投資過程中外部環境和內部系統的不斷變化，蘊含在風險源中處于靜態的風險流開始發生變化，一旦為風險事件所觸發，風險流的積累和變化速度將突破中國礦業企業跨國投資項目的風險承受限度，即沖破風險爆發的臨界值，形成對礦業企業跨國投資活動的真正影響。爆發釋放后的風險流會依附于物質、資金、信息等各種風險載體在中國礦業企業跨國投資項目內部開始動態流動和傳導，它會沿著中國礦業企業跨國投資項目的各種業務流程鏈、利益鏈和價值鏈等傳導路徑流動、傳導到各業務流程和功能節點并與節點相結合，發生風險性質的變化，形成不同屬性的風險流。若把中國礦業企業跨國投資項目風險傳導視為一個完整的經濟系統的話，風險流與不同功能節點相結合所形成的各種屬性的風險集便是構成這一系統的各風險子系統。在中國礦業企業跨國投資項目風險傳導過程中，各風險子系統之間會因各自系統的存在狀態、對應功能節點間的關聯度以及風險性質間匹配度的不同而發生相互影響、相互作用，進而引起傳導過程中風險“流量”和“性質”的變化，最終導致風險損失，給中國礦業企業跨國投資項目帶來重大的損失和影響。
三、中國礦業企業跨國投資項目風險識別方法
對于礦業企業跨國投資的風險識別方法和工具主要有以下兩種。
1、基于PEST的宏觀風險因素分析。PEST分析是對影響企業與行業的主要外部因素進行分析。對外部不可控因素的對比分析是為了把握有利機會、規避風險，提升企業的快速應變能力和可持續發展能力，加強企業的創新變革。該分析方法主要包含四個方面，即政治和法律環境（主要通過政治、制度、法律三個層面分析）、經濟環境、社會文化和自然環境、技術環境。
2、基于SWOT的風險分析法。SWOT分析法的基準點是對企業內部環境優劣的分析。在了解企業自身特點的基礎上，判明企業外部的機會和威脅，然后對環境作出準確地判斷，繼而制定企業發展的戰略和策略。
SWOT模型的分析矩陣及步驟：將外界的條件和約束同組織自身的優缺點結合起來，隨環境變化作動態系統分析，識別項目或企業所處的位置及存在的風險，并把分析的結果填入模型分析矩陣。
四、中國礦業企業跨國投資項目風險防范資料庫的建立
雖然每一種風險對投資項目都有影響，但就風險而言，有些是企業可以采取措施控制的，而有些是企業難以預測的，有較大的風險防范難度。在確定風險防范方法之前，我們首先要對影響投資項目的各種風險都要有具體的分析與認識，科學評價各風險的可防范程度。就中國礦業企業跨國投資而言，可以建立如表2所示的項目風險資料庫。
五、中國礦業企業跨國投資項目風險防范路徑
1、中國礦業企業跨國投資項目風險防范一般路徑。礦業企業在進行跨國投資時建立跨國投資風險防范體系需要根據實際情況，在對國內政策、經濟環境以及國外市場、法律和政治等環境綜合分析的基礎上進行研究，才能使工作逐步完善。
（1）尋求政府支持策略?？鐕顿Y項目風險具有多樣性和復雜性的特征，要取得好的防范效果，需要母國政府的支持。母國政府應該積極參加各種國際、區域性組織的多邊投資保護協定，將跨國投資保護工作納入國際保護體系。目前，中國已與106個國家簽訂了投資保護協定，多集中于發達國家，發達國家的投資風險尤其是政治風險的發生概率要遠小于發展中國家。
同時，礦業企業還應充分利用國際上現行的有關跨國投資風險的投資保護保證體系，包括資本輸出國跨國投資保證制度、資本輸出國和輸入國有關投資保證的雙邊協定以及國際多邊投資保證制度。對于礦業企業投資項目，投資者要爭取獲得東道國政府的投資總額無條件擔保，如果后續政府改變承諾的話，項目投資者就有權在外國法庭對東道政府與第三方的任何商業交易采取保障行動，從而保證企業跨國投資的權益，降低損失。
（2）企業自身采取風險防范策略?？鐕顿Y項目風險大致可以歸類為三種，一是政治風險，二是外匯風險，三是項目經營管理風險。如圖3所示。
礦業企業政治風險防范主要包括：加強政治風險的評價與預測，簽訂投資談判協議、保證企業的利益，風險分散策略，控制策略，投保策略，補救策略。
礦業企業外匯風險防范是指投資企業通過對匯率變動情況的預測，對外匯管理做出相應的決策，采取適當措施，以達到避免損失增加收益的目的。外匯風險防范可以采取以下幾種方式：風險報告策略，經營多元化策略，凈額結算策略，貨幣保險策略，妥善利用外匯風險策略。
礦業企業項目經營管理風險防范主要包括以下幾個階段。
第一，項目準備階段。主要包括：做好東道國的社會環境評估，傳播良好的企業形象，做好礦業市場的風險預測，分析我國與東道國的文化差異、加強員工跨文化培訓。
第二，項目建設階段。主要包括：實行當地化經營策略，制定合理的融資策略，建立風險預警系統。
第三，項目投資風險爆發階段。礦業企業跨國投資風險最終發生時，企業要積極采取風險緩解策略，盡可能地降低和彌補損失。要充分了解我國和東道國對跨國投資的礦業企業保護的法律法規，爭取和利用雙邊、多邊投資保護協議、多邊投資擔保機構公約等措施保護投資企業自身的利益，減少風險帶來的損失。
2、中國礦業企業跨國投資項目風險防范關鍵路徑。本文認為針對中國礦業企業跨國投資項目，企業可以根據風險資料庫來確定風險防范關鍵路徑，分別為：法律風險P3、社會風險S1、融資風險F2、匯率風險E3、技術風險T1、管理風險（M1、M2、M3）。
（1）法律風險防范。礦業企業要進行跨國投資項目，必須要了解相關的法律。企業在進行跨國投資項目的規劃時，應該列出法律方面的支出預算。在投資的過程中，除了按我國的有關法規辦事外，還應該考慮到跨國企業的建立應符合所在國的法律規定，以保證企業的權益能得到所在國法律的保護。
（2）社會風險防范。社會風險的防范主要是社會風俗習慣風險的防范，它主要反映在管理文化和風俗習慣差異上。礦業企業在進行跨國投資之前，要對東道國的文化和風俗習慣進行全面詳細地了解，認清母國文化與東道國文化究竟存在哪些差異以及這些差異的主要表現，同時分析這些差異對投資項目的影響。在項目開始之前，需要對所有項目參與人員進行跨文化培訓。
（3）融資風險防范。融資風險的防范需要企業財務人員事先做好財務預測與計劃。根據企業的長期發展規劃以及短期經營活動，預測出對資金的需求。同時，要認真分析、評價融資的各種因素，制定合理的融資戰略，選擇綜合資金成本最低的融資結構來進行融資。
企業融資風險防范途徑主要有：加強員工培訓，提高“防患于未然”的風險意識；建立有效的風險防范機制；根據企業實際情況，制定合理的融資戰略；做好必要的風險轉移計劃。
（4）匯率風險防范。匯率風險存在于任何一家在經營活動中使用外幣資金的企業，中國礦業企業跨國投資也面臨很大的匯率風險。其主要防范途徑有：第一，實施靈活的經營戰略，提高產品附加值，規避或消除匯率風險。第二，靈活運用外匯市場和金融市場的各種金融衍生工具。第三，建立匯率風險預警和管理機制。主要包括：提高風險防范意識，認真制定匯率風險管理的戰略目標；強化匯率預測工作，建立匯率風險動態監控機制；加強財務管理人才的培養，提高企業匯率風險防范的水平。
（5）開發風險防范。開發風險指開發過程中，由于開發技術條件的變化而產生的風險。不同的礦床開發技術條件，將直接影響礦山開發中對開采方式、開拓方法、采礦方法、防治水、選礦工藝、生產能力、裝備水平等一系列重大的技術經濟方案決策。礦業企業可在項目執行之前具體分析投資項目的預期開發難度，結合企業自身的技術條件，請專業人員對開采進行相關調查并提出建議，或者與國外企業合作，利用國外先進開發技術與裝備水平，做好開發風險防范工作。
（6）管理風險防范。礦業跨國投資項目的管理風險主要體現在項目規劃階段外派人員的選派、項目運營階段人力資源的管理與項目運營階段的日?；顒语L險管理與控制上。礦業企業在選定外派人員時要全面考慮項目對人員的要求，進行礦業跨國項目時，項目內部要形成一個適應項目發展需要的組織結構，加強項目參與人員之間的協調與合作能力。
六、結語
跨國投資風險是客觀存在的，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隨著跨國投資方式的不斷發展，投資規模的不斷擴大，跨國投資風險的影響因素也愈來愈多，風險影響的范圍和程度愈來愈大。因此，在中國礦業企業跨國投資的過程中，需要不斷提高識別風險和管理風險的能力。要了解跨國投資項目風險源及其傳導路徑，然后對外部風險和內部風險做好良好的風險識別與監控，建立風險資料庫，并最終針對風險的可防范等級，做好風險防范工作，降低礦業企業跨國投資風險帶來的損失。
（注：本文系湖北省會計學會2009年重點會計科研課題（鄂會學發[2009]2號）的部分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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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426；F830.59 文獻標識碼：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3.09.57 文章編號：1672-3309（2013）09-128-02
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深入，中國的資本市場日漸成熟，我國企業“走出去”的步伐也日漸加快。一些企業通過并購、新建、獨資、合資等方式進行跨國投資。在全球后金融危機時代，我國企業進行跨國投資是不可避免的選擇，對我國企業的跨國投資進行研究，意義重大。
一、跨國投資理論簡介
（一）壟斷優勢理論。壟斷優勢理論由美國學者斯蒂芬·海默（Stephen Hymer）在1960年完成的博士論文《國內企業的國際化經營：對外直接投資的研究》中首次提出。 后在70年代由C·P·金德貝格進行的補充和發展。其主要思想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市場具有不完全性：產品市場不完全；生產要素市場不完全；規模經濟引起的市場不完全；由于政府的有關稅收、關稅、利率和匯率等政策原因造成的市場不完全。二是壟斷優勢：市場壟斷優勢；生產壟斷優勢；規模經濟優勢；國家的市場進入或退出障礙，導致企業通過跨國投資利用其壟斷優勢；信息與網絡優勢。
壟斷優勢理論為后來的理論奠定了基礎，但是無法解釋不具有技術等壟斷優勢的發展中國家為什么也日益增多地向發達國家進行直接投資。
（二）內部化理論。內部化理論由英國學者巴克利、卡森及加拿大學者拉格曼于1976年共同提出。其主要觀點是：企業內部建立市場，協調企業內部資源的配置，從而降低交易成本，跨國公司是內部化經營跨越國界的產物。內部化理論是西方學者跨國公司理論研究的一個重要轉折，主要從企業的角度進行研究。但是忽略了國際客觀的經濟環境。
（三）競爭優勢理論。競爭優勢理論，是由哈佛大學商學研究院邁克爾波特提出，波特的國際競爭優勢模型（又稱鉆石模型）包括四種本國的決定因素和兩種外部力量。四種本國的決定因素包括要素條件，需求條件，相關及支持產業，公司的戰略、組織以及競爭。
（四）國際生產折衷理論。國際生產折衷理論由英國瑞丁大學教授鄧寧提出。其核心思想是跨國投資企業要具備以下三種優勢：所有權優勢即技術優勢、企業規模、組織管理能力、金融與貨幣優勢；內部化優勢即將企業的資源內部化，以保證企業所擁有的優勢；區位優勢即東道國在投資方面所具有的優勢。鄧寧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從比較全面與綜合的角度研究企業跨國投資，是實踐的經驗總結和理論概括。但它仍是一種靜態的、微觀的理論。
（五）投資誘發要素組合理論。投資誘發要素組合理論是近年來由西方學者提出來的。其核心思想是任何類型的對外直接投資都是由直接誘發要素與間接誘發要素產生的。直接誘發要素是指投資國和東道國擁有的各類生產要素，間接誘發要素是指生產要素之外的政策和環境要素。投資誘發要素組合理論避免了單純研究發達國家的實踐而得出結論的弊端，但是此理論仍然是局限于靜態上的研究，缺少從動態上對跨國投資的發展進行分析。
二、我國企業跨國投資現狀
（一）跨國投資快速增長。自2002年以來，我國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進入持續快速增長期，并呈現出不斷加速趨勢，近十年年均復合增長率達到38.5%，年同比增長率平均達到43.1%。在國際金融危機發生的2008年，該類投資比2007年增長了一倍多，達到559.1億美元，2012年更是猛增到772.2億美元。
目前，我國對外投資仍有較大增長空間。一國對外投資存量與GDP之比，能夠反映該國對外投資相對其經濟的發展水平。2011年，我國對外投資存量與GDP之比，僅相當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6，不到發展中經濟體平均水平的1/2，在金磚四國中也是最低的。
（二）跨國投資目標市場日益廣闊。我國對外投資的目的地由上世紀80年代集中于美、歐、日等發達國家和地區，擴展到周邊國家及發展中國家，2008年成為一個分水嶺，對亞洲的投資流量占比呈現出明顯的“倒V”型，而對拉美地區的投資則呈現出截然相反的變化趨勢。2008年后，對歐洲的投資增加也比較明顯。
（三）跨國投資行業、領域不斷拓寬。我國企業在各個行業均有投資。從具體產業看，以制造業、批發和零售業、租賃和商務服務業為主，2011年末這三類產業企業數量分別占30.8%、25.3%和12.5%，合計占境外企業總數的68.6%。我國對外投資已由初期的進出口貿易、航運和餐飲等少數領域，拓展到加工制造、資源利用、工程承包、服務業等國家鼓勵的領域。隨著全球化浪潮的發展，各國服務貿易領域的市場開放度越來越大，金融、保險、電信、流通等行業的跨國購并成為推動跨國投資的最重要力量。
（四）跨國投資主體日趨多元化。我國對外投資主體從初期以國有外貿商業公司和工貿公司為主，轉變為目前已有比較優勢的各種所有制企業為主體。國有企業、民營企業等多種投資主體相互配合，發揮各自優勢，豐富國家投資渠道，探索特色海外投資類型。
（五）跨國投資形式日益豐富。我國對外投資從建點、開辦窗口等簡單方式，發展到投資辦廠、資源開發，并開始采用收購兼并、股權置換、境外上市和建立戰略合作聯盟等國際通行的跨國投資方式。尤其是近年來跨國并購投資明顯增加。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后，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并購金額較2007年增長了379.4%，隨后除2009年略低于200億美元外，其他三年均超過250億美元，顯著高于2007年之前的水平。據聯合國貿發組織統計，中國跨境并購數量也呈現出快速增長，占全球并購交易案數的份額2008年為1.0%，2011年提高到2.5%。
三、我國企業跨國投資中存在的問題
（一）跨國公司的管理體制不完善。我國跨國企業對外投資還屬于起步階段，管理模式還在摸索。管理體制還不穩定，不完善。大部分企業尚未形成科學合理的母子公司管理體制，對境外企業或管得過嚴、干預過多，或放任自流、管理失控。高素質、具有跨國管理經驗的國際化人才更是匱乏。
（二）東道國企業社會責任要求對中國跨國公司形成挑戰。東道國對跨國公司的要求日益苛刻，要求企業打破把利潤作為唯一目標的傳統理念，把對人的關注作為重要尺度，強調對消費者、對環境、對社會的貢獻。當今的跨國公司需要承擔更多的環境保護和社會責任。我國過去長期粗放增長模式下形成的“三高一低”不良形象已成為開展跨國運營的隱形障礙。部分中國企業社會責任意識不夠強，對當地政治、社會、環境關注不夠，也亟須改變。
（三）跨國企業核心競爭力不強。與歐美等發達國家相比，我國跨國企業資金規模小，投資領域、行業比較落后，投資模式比較單一，研究與開發能力較弱，投資結構較差。
四、我國企業跨國投資策略
（一）政府應加大力度，健全和完善跨國投資的制度。政府的大力支持是跨國投資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政府應高度重視跨國公司的發展，為其進行商業活動提供一個完善的法律環境。同時與國際市場接軌，調節各類投資主體跨國投資行為、促進跨國投資活動的健康發展。政府應健全跨國投資制度，保護投資主體的利益。督促跨國公司建立內部經營體制，提高抵抗風險的能力。
（二）培養國際化跨國投資專業人才。在中國進行跨國投資的進程中，人才的培養需要花大量的時間才能完成。并且人才的穩定性也是應該注意的問題。通過內部培訓，外部鍛煉，建立多樣化的人才隊伍。設立國際化人才培訓專項基金，匯聚整合政府、高校、培訓機構和企業傳播力量，合理分工、有機配合，加強國際化人才培育。
（三）實施發揮比較優勢、降低成本的全球化經營戰略。實施本地化經營戰略，全球一體化經營是跨國公司的一個主要特點，但全球化應該是各國各地區充分發揮其比較優勢、降低成本的全球化。20世紀80年代末以來，發達國家在對發展中國家和地區進行直接投資時，更加重視實施本地化經營戰略。要尋找合適的當地人、律師，熟悉當地法律法規、商務習俗，注重在經營管理實踐中培養本地管理人員。要進行本地研發，充分利用本地資源，節約運作成本，研發出有針對性的產品，保持技術優勢。要與本地政府建立雙贏合作關系，與本地企業建立長期誠信的友好合作關系。讓產品滿足當地人的需求，經營方式符合當地的法規習俗，經營目標符合東道國的發展戰略。通過本地化策略，很好地利用東道國的天時、地利、人和的優勢，并強化自身整體優勢，在國際市場上站穩腳跟，拓展經營領域，更好發展中國的跨國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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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年末，希臘爆發債務危機以來。三大國際評級機構又隨之將其擴大成為歐洲債務危機，向全球經濟掀起了巨大的“風潮”。盡管歐盟及IMF對外宣稱將投入7500億歐元來解決這次危機，但這一舉措卻未能夠有效解決遏制住危機的擴大。隨著時間的推移，歐洲較多的企業受到了嚴重的影響，發展景象也是呈現負面形勢[1]。國際跨國公司也隨著危機的擴散而危機四伏，在對外界進行投資時也是非常慎重，這無疑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巨大。
一、跨國公司在華投資戰略的調整
經過歐債危機跨國公司對中國投資戰略有了一定的變化，這是中國逐漸融入到全球化進程的必然趨勢，同時中國為了應付歐債危機給中國經濟帶來的影響，在投資政策上出臺較多的優惠策略，投資環境的改善，以及對獨資、并購等投資情況的限制也隨之降低。因此，盡管受到歐債危機的影響，但由于多年來中國對市場經營的熟悉下，中國已經具備充足的應對經驗。因此多數跨國公司將中國作為全球戰略體系的重要部分，為此歐債危機后跨國公司積極調整對中國的投資戰略是發展的需要。就總體發展趨勢來看，這種調整主要表現為：
（一）跨國公司在中國投資行業結構的變化
經過相關數據分析，跨國公司近兩年來在中國的行業結構變化非常巨大。就跨國公司在中國的投資情況來看，其在中國的投資總額有所下降，尤其是在歐債危機發生后，每年的投資實際比例相較于歐債危機前也有所下降，但在危機爆發后卻出現了大幅反彈的情況，在部分行業甚至出現了快速上漲的情況，但中國統計局的數據顯示，在制造行業投資金額相應的減少，因此可以看出傳統的制造行業對跨國公司的吸引力正逐漸降低，盡管在歐債危機中使速度得到了控制。但根據相關數據顯示，批發零售業及商務服務行業等卻深受跨國公司的喜愛，在歐債危機后其投資比例也出現了明顯的漲幅。同時IT行業和科學性技術行業也逐漸受到了跨國公司的關注，在投資比例上也有了相應的漲幅。
（二）跨國公司在中國投資地域結構的變化
跨國公司在中國的主要投資地域集中在長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這兩大區域，但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政策的改革，這兩大區域在區位優勢、基礎設施設備等上面都有著明顯的優勢，這使得他們更加深的跨國公司的青睞，但在中國西部大開發的戰略計劃下，跨國公司同時也注意到了西部地區的廣大市場潛力[2]。根據近年來跨國公司的投資趨勢可以分析得出，跨國公司在各地區的投資總額在逐漸上升，但在中西部地區投資總額明顯高于東部地區，但由于受到歐債危機的影響，中西部的發展速度非常緩慢。使得東部地區超越到了中西部前面，這無疑顯示出東部的基礎設施及生態環境等方面都遠遠超前東部地區，但隨著我國對中西部地區發展的重視程度上升，投資政策的進一步改善，優惠策略的推陳出新，大多數跨國公司也隨之向中西部邁進。
（三）跨國公司在中國投資的方式的變化
跨國公司在中國的投資方式多種多樣，其中包含了獨資、合資等形式各樣的方式，近年來在歐債危機的沖擊，跨國公司為了更加便于實施投資管理，在投資方式上也是不斷更新。其中非常明顯的變化是：跨國公司為了提高對企業的控制管理，多通過對股權結構進行大力調整、運用擴股增資的方式或者利用收購兼并等方式，來進一步提高合資企業的股權結構的獨資化。隨著歐債危機的推移，越來越多跨國公司進入中國并將總部或者投資性子公司落戶到中國，這主要還是由于跨國公司共同營造的一個優越的投資環境。在歐債危機的推動下，使得跨國公司將發展步伐集中到了高端的業務上。
二、跨國公司在中國投資戰略調整對中國產業發展的影響
跨國公司對中國的投資戰略進行調整，對中國的各方面都有著不同的影響，就當前中國的產業情結構、市場結構以及貿易結構三大結構而言都受到了影響，而這三方面與中國的經濟又有著直接的關系。
（一）跨國公司戰略調整對中國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
對產業結構進行及時的優化能夠有效對公司進行升級，并且能夠有效整合產業結構，是加快工業化發展的重要措施。工業化的快速提高可以說是經濟總量的有效提升，也可以說是對產業結構的進一步優化。隨著歐債危機推動跨國公司對第三產業的投資力度的增加，尤其對服務性行業中投資力度，這使得中國的第三產業越來越活躍。簡而言之，跨國公司投資整合產業資源，優化產業結構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跨國公司戰略調整對中國市場結構的影響
隨著跨國公司加大在中國的投資力度，中國的市場結構得到了有效改善，同時，在國際競爭力日漸激烈的今天，跨國公司的投資無疑對中國的市場進行科學合理的改善。跨國公司在加大對中國投資力度是其調整戰略的重要環節?？鐕緫{著其雄厚的條件，結合中國的人力成本等先天優勢，在中國的市場中創出了一片天。
（三）跨國公司在中國投資戰略調整對中國地區貿易結構的影響
跨國公司加大對中國的投資總額，使中國的經濟得到了快速推進，增強了中國的世界影響力。同時對中國的出口產品結構也有了明顯的改善，并且在對各地區的出口上也有了明顯的調整，使得中國企業更加接近國際化軌道，使得中西部地區的經濟得到了快速發展。
中圖分類號：F27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914（2016）10-127-02
1964年，美國學者漢斯和威廉把人的主觀因素引入到風險分析之中，其在研究報告中表示，風險雖然是客觀存在的，且對同意環境下的所有人都是以相同的形式存在，但對風險的判斷是主觀的，對風險判斷的不確定性造成個體對風險認識的不同。上世紀80年代初，日學者在吸收之前學者在該領域的研究理論后，提出了對風險的重新定義：“風險是在特定環境下和特定時期內自然存在的導致經濟損失的變化?！?/p>
跨國投資又稱國際投資或海外投資，是指跨國公司等國際投資主體，將其擁有的貨幣資本或產業資本，通過跨國界流動和營運，以實現價值增值的經濟行為?？鐕顿Y面臨的風險首先是外匯風險。外匯風險是指一個金融的公司、企業組織、經濟實體、國家或個人在一定時期內對外經濟、貿易、金融、外匯儲備的管理與營運等活動中，以外幣表示的資產（債權、權益）與負債（債務、義務）因未預料的外匯匯率的變動而引起的價值的增加或減少的可能性。另外，企業在經營中的經營風險也不可忽視。經營風險也會加重財務風險。經營風險是指公司的決策人員和管理人員在經營管理中出現失誤而導致公司盈利水平變化從而產生投資者預期收益下降的風險或由于匯率的變動而導致未來收益下降和成本增加。
一、跨國投資風險研究的理論基礎
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大趨勢下，為了拓展市場以及優化資源的合理配置，許多企業都選擇涉足海外市場。但是考慮到不同東道國所對應迥異的政治和法律環境等差異，跨國投資包含著比國內投資更大更難以預測的風險。吳洪臣在其《國際直接投資》中談到：“海外投資風險是客觀存在的，在特定環境和特定時期內，會給企業海外直接投資帶來損失?！睘榱吮ＷC跨國投資活動的穩定進行，怎樣高效地預測風險，控制風險甚至規避風險，是中國跨國企業在海外站穩腳跟的當務之急。
有學者在對跨國風險進行辨識時將其細分為政治風險、國家風險和外匯風險。
有一些學者重新定義了國家風險的定義，認為國家風險可定義為企業在東道國由于東道國不同的政治環境和經濟環境，進而對企業投資行為造成損失的不確定風險，所以把國家風險直接定義為經濟風險和政治風險的總和。周郁朋（2014）在研究報告中主要從企業內部控制這個角度進行分析，將跨國投資風險細分為內部風險和外部風險兩大類；或者從企業控制能力的角度將風險分為系統性風險和財務風險。丁君風（2006）等學者認為：跨國公司需要一整套完善的企業內部風險控制機制，包括投資過程中出現風險的一系列具體處理措施。在當今的許多研究著作中，政治風險的影響力正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
甄炳禧（2014）認為，中國應該研究借鑒西方成熟國家的跨國投資有關經驗。從制度上完善中國的跨國投資行為，同時建立完整的法律體系和保險制度維護中國跨國公司在海外的利益，深入健全領事保護和服務，改善境外投資信息不對稱的被動局面，最終形成多位一體的政治風險防范體系。
歐美發達國家的投資市場較為成熟，跨國投資起步較早，所以對跨國投資行為的風險研究也較為完善。Click（2013）通過對1982-1998年，美國在近60個不同國家進行的關于海外投資風險的實證研究中指出：總體風險=政治風險+金融風險，即投資企業面臨的總體風險等于政治風險加上金融風險。Smith和Stulz（1981）研究海外投資時將對企業價值影響較大的匯率風險劃分為交易風險、劃算風險、經濟風險三種風險。通過套期保值等方式一般可將換算風險和交易風險進行有效管理。Geert hofstede（1980）率先構建了國家文化模型。在當今，即使對跨國投資風險的研究愈發深入，國家文化模型依然是國際上眾多學者在研究企業跨文化管理時的重要理論依據。Ramamurtia（2011）采用定性分析法研究了亞洲及歐洲部分發展中國家跨國投資的潛在風險。考慮到基礎設施建設本身具有的強壟斷性，而且其產品是不易交易的，所以很顯然會存在國家管制。可以預見到的是，在投資基建項目時投資方很容易受到東道國的政策風險，使得投資企業承受巨大的經濟損失。
二、海外市場選擇
對海外市場的評估非常重要，某種程度上關系到跨國投資的成敗，對海外市場的清醒認識和分析是在投資行為發生前將投資風險降低的很高效的手段。有企業將其分為三類。不同的企業不同的產品可以選擇不同的市場級別。
（一）一類市場
主要包括歐美的發達國家和中國鄰近的日本、韓國，客戶群包括SBC，Verizon，Orange等全球跨國運營商。這些國家的市場空間巨大，消費水平很高，在全球有著巨大的影響力。其市場空間占全球總體市場空間的60%。在這些國家和地區進行的投資能夠取得巨大的回報和國際影響力的提升，同時其市場基礎建設較為成熟，新興力量要搶奪市場份額難度較高，也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存在著很高的技術門檻，所以一類市場的投資也伴隨著巨大的風險。同時由于北美和日本的政治壁壘，大大制約了我國企業進入主流，這也使得在最初幾年的跨國投資中效率不高，始終止步于短名單階段。
（二）二類市場
主要為東歐，拉美，北非及亞太地區等中等發達國家。其中以俄羅斯、巴西、南非等用戶大國為重點。這類市場存在市場開放度不同的特點，拉美及東歐開放程度較高，亞太、非洲地區由于其經濟水平有限，其國內的主流運營商多為國有企業，基本壟斷了國內市場。這些地區的特點是其行業技術基本成熟，技術水平多達不到國際先進水平，國內人口多使得需求量大，這對于我國企業來說是早期最具備發展潛力的市場類型，可以依靠自主研發的移動運營技術和成熟的銷售手段，可以以較小成本與當地運營商合作，或取而代之。
（三）三類市場
三類市場針對的是欠發達地區，主要包括非洲南部，南亞和亞洲中部等國家。相比市場壁壘較高的發達國家，欠發達地區的投資風險甚至更高，因為這些地區的市場發展落后，經濟基礎很差。不同企業在這地方，結果不一樣。
三、中國企業在跨國投資中的風險應對
在21世紀初期，中國參與跨國投資的項目主要集中在制造業，建筑礦業和服務業。一類是如中石油中石化，中國遠洋運輸公司等國營企業，另一類則是密集勞動性項目和低層次簡單交易的經營方式如餐飲等。技術密集型產業，即技術水平較高的產業，中國企業參與跨國投資較少。投資行業的分布嚴重失衡導致我國海外投資的效率低下，且跨國投資風險更大，這同樣影響著國家對跨國投資的法律制定不完善，特別是對于新興的高科技產業如電信，金融的跨國投資，由于法律指定的滯后性，普遍承受著較高的風險，無法擺脫后顧之憂。
企業在跨國投資時往往會帶有其所處的國家環境或經濟環境的通病，主要有三點會在整體上給投資行為帶來額外的風險。
（一）應對政治風險
政治風險是指我國與被投資國的經濟，政治等關系發生變化時，或被投資國發生或社會動蕩時引起對外的政策變化，導致對跨國公司的海外投資產生不利影響的風險。所以怎樣選擇投資國以及投資順序對于政治風險的防控就非常的重要。在海外投資過程中，企業不可避免地要承受巨大的政治風險。為了規避政治風險，可以選擇了合作式的解決方案，即聽從投資國建議，以減弱其對自己的敵意，博得投資國的好感。
（二）應對社會風險
社會風險是指不同國家有著不同的歷史文化，地理環境和政治環境所帶來的風險?！叭豚l隨俗”對于跨國投資來說也是十分重要的。
無形資源主要集中在技術資源和商譽資源部分，技術資源是指公司擁有的專利和公司整體的研發能力和技術水平，是企業最重要的資源。擁有成熟的研發能力和創新能力可以使企業在開拓海外市場時占據主動。如果沒有自己的核心科技，在開拓海外市場時甚至只能淪為國外企業的代工工廠，容易在“技術仗”中敗下陣來。如今世界最廉價的勞動力已不在中國，以廉價勞動力換來的價格優勢已不再明顯。選擇不斷發展自己的研發能力，在科技層面壓制住市場上的對手，這是把企業風險降到最低的有效途徑。
（三）應對企業風險
即使兩個企業在同一外部環境下發展，但是每個企業的發展狀況還是不一樣的，這就會牽扯到企業內部的風險。企業風險主要包括企業資源和企業能力兩個方面。
1.企業資源（Enterprise Resource）。企業資源主要有兩大塊，分別是有形資源和無形資源。有形資源里面我們主要分析實物資源和人力資源。實物資源指企業跨國投資所在地的地理環境和一些硬件設施。應對企業風險，應該重視培養員工，使他們提高知識水平和工作能力；在培訓手段上可以引進一系列國際先進的教學手段如CD-ROM、Video Training、Audio Training，使未來的員工能完美達到工作標準。使得企業在人力資源方面將企業風險降到最低。
2.企業能力。企業能力主要分為研發能力、制造能力、營銷能力、決策能力等部分，而營銷能力則是企業能成功在海外市場立足并迅速占據市場份額的關鍵因素，甚至其強大的營銷能力更在其研發能力之上。以創造客戶價值拉動營銷的縱深發展的營銷戰略。圍繞著“為客戶創造價值”進行。正是客戶的需求反過來指引企業的研發方向。這是一種幾乎“自然選擇”的決策方法，在保證企業在營銷層面上盡力讓客戶滿意，又在研發層面上實現與消費群體的對接，更有針對性地進行產品研發，也降低了研發新技術與客戶之間脫節造成的商譽及資金上的風險。在海外拓展的過程中，主動招標，參加大小的博覽會，世界論壇，爭取每一個機會在公眾面前展示自己，也爭取和很多國家進行官方合作的機會。與政府綁定在一起的營銷策略帶來的優勢是顯而易見的。首先在國家政策上容易獲利，能夠比其他沒有依靠的企業花更小的代價取得某些地區的權或贊助權，某種程度上成為“官方運營商”；其次，一般來說政府的總體環境相對穩定，由政府決定的投資決策一般不會輕易更改，這對減小企業因為環境波動帶來的投資收益虧損有利，而在海外投資中，穩定的投資環境是謀求發展的基礎，而能夠取得政府的信任和支持總是利大于弊的。營銷能力的提升在企業開拓海外市場進行跨國投資時，能有效提升投資的使用效率，減少在進入一個新的市場時所面臨的企業風險。
（四）應對市場風險
投資國的不同，會帶來消費觀念的差異，如果企業不做好對市場的準確預測，一旦無法把握消費者的消費偏好，產品的銷量以及公司收益會受到影響，很容易造成投資行為的無用功。比如在東道國總體經濟形勢樂觀時，或其市場容量大時，某商品的替代品數量相對較少，互補品數量變多這時企業只要平穩投資即可；當東道國經濟不景氣或市場接近飽和時，其替代品數量相對較多，這時則需要企業以刺激市場為目的尋求投資決策。針對市場風險所做出的防控措施首先是增強自身的市場敏感性。作為投資國需要持續地對東道國的投資環境進行評估，對于東道國市場的需求做出迅速反應，投入研發團隊和營銷團隊以應對當地的消費偏好的變化。
市場風險防范的另一個重要舉措是要遵循分工協作原則。即將生產的各個環節放置在多地多國，將各環節的生產工廠安置在其最適合的地區。比如根據自然資源的分布等，以分散企業所面臨的市場風險。同時多管齊下的生產模式也可大大削減企業的生產成本。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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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跨國公司是我們發展跨國經營的“旗艦”。面向21世紀風云變幻的國際市場,如何從我國大型跨國公司的特點出發,制定其風險管理的戰略,是當前亟待深入研究的重要課題。
一、目標定位與風險防范
我國大型跨國公司資金、技術力量較雄厚,在相關產業發展中具有優勢,因而具有較強的抗風險能力,在海外投資的發展目標上,應定位在較高的層次上,我國大型企業集團跨國投資的目標應是:努力占領全球海外投資的行業制高點,逐步擴大地區性全球戰略布局,不斷提高我國跨國企業的國際綜合競爭能力和風險防范能力。面對21世紀國際經濟環境的變幻及其動蕩特點,應制定出相應的風險管理戰略。
我國大型企業集團在跨國投資中不應僅僅著眼于一個個單獨的項目風險管理,而應該著眼于全球整體性的風險;不應僅僅著眼于消極被動的風險規避,而應該著眼于未來的市場機遇和海外投資的可持續發展。例如,應著重對中國經營企業的上、中、下游產品和對產品的開發、生產、銷售及售后服務各個相關環節進行系統的風險管理,以防范生產風險和市場風險。在融資主體方面應實施多元化策略,如邀請國際銀團、外國銀行、大型財務公司以及東道國政府、銀行、企業入股等形式以分散融資風險。其中,各類政府貸款、BOT承包工程、出口信貸是國際項目貸款的慣常形式。由于貸款銀行得到國家政策性利差補貼,可以提供較資金拆借市場利率更低的貸款,從而降低跨國企業的融資風險。
二、地區選擇與風險防范
東道國的環境直接影響跨國公司投資后的經營狀況及其今后的發展。它包括東道國的自然環境、社會文化環境、政治法律環境、經濟市場環境等。我國大型跨國公司的投資地區應側重選擇自然資源豐富、有發展潛力的地區(如可耗盡的礦產及原料,石油的分布及其蘊藏量)。資源污染也是值得注意的一個問題,一方面,越來越多的國家對有可能帶來污染的產業投資加以限制,另一方面,污染控制對于許多發展中國家來說還是一個不愿花費的奢侈。
大型跨國公司投資在分析東道國政治與法律環境時,應側重考慮其未來的發展趨勢。如該東道國的國家政治體制未來的趨勢、東道國的民族主義及反政府組織的態勢,東道國政策的連續性及其長期傾向如何?外國企業的產品、服務等在東道國會不會引起政治性的保護或排斥?在分析政治風險時應側重分析未來國有化征用的可能性。
我國跨國公司在海外的地區選擇,除了考慮上述基本因素外,還必須考慮其他一些重要因素,如東道國的基本經濟制度、城市化程度、基本設施狀況、增長趨勢和國際收支等。
總之,我國大型跨國公司在跨國投資地區選擇上應著眼于未來的發展,對面臨的風險和機遇進行權衡,本著有重點、有步驟、分層次的原則,因地制宜,揚長避短,以較少的成本完成跨國發展的市場進入,努力獲得長遠的利益和實現其全球性戰略目標。
三、行業選擇與風險防范
我國大型跨國公司投資行業的風險選擇有兩條標準:一是應選擇與東道國相比具有優勢的行業進行跨國投資,即我國企業的跨國投資必須符合國際資本流動的規律,通過自身的產業優勢占領國際市場;二是應選擇能促進企業內產業結構、產品供求關系鏈長的行業進行投資。
投資行業的多樣化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項目投資的風險。我國大型企業跨國投資涉及的行業領域極為廣泛,主要包括:林業、漁業、石油化工、冶金、輕工、電子、機電、承包工程、房地產、交通運輸、建筑工程、金融、保險、醫療衛生、餐飲、旅游咨詢服務、工藝美術、服裝加工、技術服務等行業。目前集中在資源開發和制造加工業領域。據不完全統計,投在資源開發領域占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一半以上。近年來,我國大型企業的海外投資產業結構和行業結構出現了“交叉進入”或“跨行業進入”的多樣化趨勢。首先,外貿專業公司的對外投資領域從單純進口擴大到海外制造加工業,如中國化工進出口總公司在發展海外貿易分支機構的同時逐步向生產領域擴展,在美國購買了一家煉油廠、一家化肥廠,在泰國興辦鋼鐵企業之外,其經營領域涉及到機械工程設計、航運、海產、服裝和綜合貿易等多個不同的行業領域;此外,以勞務輸出、承包工程為主的各地對外經濟技術合作公司,逐步向輕工和機電行業拓展。
四、技術選擇與風險防范
我國大型跨國企業具有較強的經濟實力,有相對成熟的技術,應加強技術風險的防范與管理。所謂技術風險是指國際企業在限定的時間范圍內能否開發新產品的不確定性。不同的企業具有不同的技術風險。技術風險的防范對大型跨國企業尤為重要。東道國各種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的發展變化可能會影響企業的技術創新,甚至徹底改變其必要性、可能性和可行性。因此,我國跨國投資的行業選擇應注重對其技術風險進行識別、衡量和分析,為以最低成本實現技術開發創新成功提供有較大安全保障的創新環境。
一般而言,當出現下列情況之一時,應否決該項目:當該項技術在東道國完全缺乏市場需求或市場價值時;當我方企業不能逾越同行業競爭對手的專利障礙時;當技術進步的發展使本項目很快失去技術優勢時;當技術開發創新項目超出企業能力之外或存在較多技術難點時;當技術實力遠不能完成該項目而又無法通過橫向聯合來解決這一問題時;當所選擇的技術開發項目有可能遭遇東道國法律禁止或對環境產生直接的、不可回避的影響時。
五、產品選擇與風險防范
首先我國大型跨國公司在制定風險管理策略時,應充分考慮本公司的經營產品屬于哪一產業部門,一般而言,許可證交易適用于化工、制藥、醫療保健品及其他制造業中,如橡膠和塑料等;特許經營投資方式廣泛應用于軟飲料、快餐、汽車出租、餐館飲食、商業服務業等;契約合作安排多用于大型工業項目(如采礦、石油開采等)和公共設施項目(如電力、運輸、通信等);直接投資則往往集中于技術密集型和廣告密集型產業中。
其次,從產品屬性方面看,多樣化的產品作為直接出口和間接出口風險防范效果較好,而標準化產品則適于對外直接投資方式。當東道國市場發生風險時,該類產品比較容易轉移,減少風險損失。產品適用性較低的主要采用間接出口。在產品的承受度上,對新產品一般采取出口為主,對外直接投資為輔的原則;隨著產品的成熟,可逐步轉向以對外直接投資和許可證交易為主。
六、投資方式選擇與風險防范
我國大型跨國公司在海外投資方式的選擇上,應充分考慮企業自身的投資能力和風險承受能力,結合投資區域的特點、投資項目的特點以及各種投資方式本身的利弊加以確定。從我國跨國企業的現有實力看,目前尚難以并購發達國家的大中型企業。在世界企業五百強排名中中國僅躋身三家,且沒有一家是直接創造物質財富的工業企業。世界排名榜最末一位工業企業銷售額比中國首強高出35億美元。中國五百家大企業與美國五百家大企業相比,在資產總額、年銷售收入、可實現利潤方面中國五百強企業分別相當于美國五百強的3.6%、4.6%和6.4%。而發展中國家的企業因資產質量和技術含量有限,大多不是并購目標。因此,跨國并購目前尚不能作為我國跨國公司對外投資的主要方式。從目前我國跨國企業的實際情況來出發,股權式合資和非股權式合作應該成為今后相當長一段時期內的進入國際市場的首選方式。尤其是在特定區位和特定行業中,靈活地采用諸如契約、合資、合作、聯營等非股權安排,對于進入國際市場后的風險防范是行之有效的投資方式選擇。此外,應積極參與一些國外大型跨國公司以共同開發研究、互相滲透參股等方式結成國際性戰略聯盟,或有選擇地參加一些可實現優勢互補的跨國公司聯盟,使我國大型跨國企業能在更高層次上增強風險防范的實力。
我國大型跨國公司海外直接投資方式的選擇在不同的地區應有所側重。例如亞太地區,我國大型跨國集團主產業具有一定的技術優勢,又由于該地區地理、人文環境較熟悉,生產和技術向這些國家轉移較為容易,因而,獨資經營方式一般優于合資經營。對于拉美、非洲、中東以及東歐、獨聯體等動蕩地區,我國大型跨國集團也具有相對的技術、設備等方面的優勢,但從風險防范的角度考慮,合資尤其是合作經營方式較為合適,可以降低直接投資風險和成本,增加投資收益。對歐美發達國家市場的投資,通過多種國際融資和跨國聯盟的方式,以此可分散風險、獲取高新技術、先進管理經驗、資金及國際市場份額。
大型跨國企業在不同行業的投資方式選擇上也應有所側重。例如,以傳統技術為主的投資項目應以獨資經營或非股權投資方式為宜,以此達到保護企業特有資產和增加投資效益及投資收益的目的;在制造業和服務業投資中,則應以合資經營或合作經營為主要方式,依據技術的不同層次,將特定行業或特定技術環節上的專有技術,通過海外投資方式向發展中國家轉移。
參考文獻:
服務領域國際直接投資的發展與國際服務貿易的發展趨勢是相一致的。20世紀70年代初，服務業只占世界對外直接投資總量的1/4，這之前，國際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原材料、其他初級產品，以及以資源為基礎的制造業領域。80年代以后，服務業的跨國直接投資不斷升溫，跨國投資逐漸成為服務業國際競爭的一種主要形式，在全球跨國投資總額中所占份額日益增多。聯合國跨國公司中心《1993年世界投資報告》顯示：1970年，發達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中，第二產業占首要地位，其份額達45.2％，第三產業（即服務業）只占31.4％；1985年，在服務產業領域的對外直接投資已達42.8％，超過第二產業的38.7％；到1990年，服務產業的對外直接投資超過了一、二產業的總和，達50.1％。發達國家服務產業所接受的外國直接投資，1970年僅為23.7％，1990年達到了48.4％。相比較來說，流入發展中國家的外國直接投資，主要是在第二產業。服務產業領域的投資，從1970年到1990年只從23.5％增加到29.5％。說明發展中國家由于經濟發展階段的局限，服務產業的對外開放和國際化過程明顯慢于發達國家。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后，服務領域的國際直接投資在全球直接投資總額中一直呈占據半壁江山以上的格局。
在服務業跨國投資的發展中，一個突出特點就是跨國并購的大發展，成為直接投資的主要形式。尤其是20世紀如年代以來，貿易和投資自由化和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促使全球經濟結構調整和競爭加劇，也促進著全球服務市場的整合和服務業跨國公司之間的并購和重組，跨國并購浪潮一浪高過一浪?！?000年世界投資報告》顯示，全球外國直接投資已由1998年的6000億美元上升到1999年的8655億美元，一年增長三成，跨國并購額由1998年的4800億美元上升到7200億美元。表1是1987-1999年全球跨國并購以收購方計的產業和部門結構情況。
表11987-1999年全球跨國并購的產業和部門結構（收購方）單位：百萬美元
附圖
資料來源：聯合國跨國公司中心《2000年世界投資報告》（英文版），第251頁
表中數據顯示，服務產業的跨國并購在全球跨國并購中的份額在不斷上升，1987年所占比重為30.57％，1990年上升為45.44％，1999年高達55.76％。服務產業的跨國并購的主要部門是信息、金融等極具增長潛力的產業，而且正向跨行業并購演變。在1999年，金融業的并購占全球并購的份額為23.22％，占服務業內部的比重達到41.65％，運輸、倉儲及通訊部門在1999年的并購業績也不俗，并購額占到全球總額的16.49％，占服務業內部的29.58％。
二、服務業跨國投資快速增長的原因
服務業跨國投資的發展，是在經濟全球化趨勢不斷增強、全球國際直接投資總量快速增長的背景下發生的。毫無疑問，制造業企業跨國投資的發展，需要更多地依賴貿易、金融、通訊、運輸等生產的支持，對服務業跨國投資產生拉動作用。然而，更重要的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服務產業發展中技術與制度變革合力的推動。
第一，發達國家國內服務管制制度變革的影響。20世紀70年代以來，西方國家經濟出現嚴重的“滯漲”，西方經濟理論界的一個重大變化，就是自由主義經濟思潮的重新崛起，強調政府放松管制，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重新成為占主導地位的經濟思想。同時，微觀理論層面，有關政府管制理論以及自然壟斷產業理論研究的新進展，促進了西方國家在金融、電信、郵政、交通運輸等服務領域大規模的管制變革。放松產業進入管制，打破壟斷，促進競爭，是管制變革的中心內容。進入管制的放松，開始是對國內企業，然后是對國外企業，由此使服務業出現了放松管制與大規模企業兼并相互影響的兩股潮流，促進了發達國家之間服務業投資規模的迅速擴大。以電信業為例，1991年底，英國國內電訊開始有限競爭，1996年6月英國解除國際長途壟斷，12月第一個對外徹底開放電訊市場。短短幾年內，英國開出150多個電訊經營許可證，1996年底開出44個外國公司許可證。1996年所有歐盟成員國加瑞士和挪威決定在1998年元旦，全面開放電訊市場。現在許多國家，不但在長話和增值業務等部門已經引入競爭，在本地網層次上，數網競爭也被允許。
第二，服務貿易自由化國際性制度安排的推進。服務業所包含的產業門類非常廣泛，其中許多涉及國家、國家經濟安全、社會就業等問題，因此在“烏拉圭回合”多邊貿易談判之前，服務業一直沒有納入全球貿易自由化體系之內。服務貿易自由化問題，在1986年成為關貿總協定“烏拉圭回合”多邊貿易談判的新議題，其最終成果是《服務貿易總協定》的達成與生效。根據《服務貿易總協定》的規定，服務貿易的內容包含4個方面，即過境交付、境外消費、商業存在、自然人流動。其中商業存在方式就涉及市場準入與跨國直接投資?！斗召Q易總協定》擴大了全球貿易體制的涵蓋領域，初步形成了制訂規則、組織談判、解決爭端三位一體的全球服務貿易協調與管理體系，對降低或消除各成員方對外國資本的進入壁壘，推進服務業國際投資，起著相當大的作用。
第三，信息技術的發展，導致服務企業組織管理成本的降低和規模經濟邊界的拓展，同時也促進了服務企業跨國投資方式的變革。20世紀80年代以來科學技術尤其是信息技術的突破性進展，為許多服務活動的跨國交易創造了可能性。服務企業的信息化管理，從根本上改變了收集、處理、利用信息的方式，也對決策和響應速度提出了新的要求，從而導致組織形式的巨大變革，原來的金字塔型的結構，向扁平化的“動態網絡”結構發展。一方面，計算機系統取代中層監督控制部門的大量職能，加強了決策層和執行層的直接溝通，使中層管理的作用大為降低，從而減少了管理層次和信息失真，削減了機構規模，提高了管理效率，這是企業規模向國際化擴張的重要條件。
服務企業的國際化網絡拓展有很多方式，除了傳統的在國外建立分支機構、股權合作等方式外，20世紀90年代以來，非股權合作方式更為流行，如特許經營、管理合同等方式。這些方式可以讓公司的“特殊資產”聲譽、品牌形象、積累的經驗等，實現更好的增值。如大多數連鎖旅館或連鎖餐飲業都采取了以公司網絡方式運行的特許連鎖制。這種關系更靈活和成本更低的合同形式，使公司得以在世界范圍充分發揮他們的特殊才能，同時集中全力實現“人格化”產品的規范化和標準化，并做到更好地監督與品牌形象緊密相關的服務質量。從技術手段看，信息技術的發展，給大企業和銀行提供了更多的在全球范圍內監督其資產發展狀況和加強在全球運作的可能。電子信息網絡使大公司可以更好地通過一體化管理節省交易費用和減少與這些費用有關的辦公費用。
第四，服務產業的特性決定了跨國直接投資對服務業國際化擴張的重要性。隨著發達國家服務產業進入壁壘的取消或放松，一些大的服務性公司為了贏得更多的市場份額，致力于建立國際化生產網絡，越來越多的服務企業成為全球性企業。這一方面是由于服務營銷的特性所要求，在服務生產與消費過程中，很多情況下，需要與顧客有著密切關系和直接接觸，因而對外投資在爭奪和占領市場方面具有特殊地位；另一方面相當多服務部門具有網絡型產業的特征，如電信、交通運輸以及金融等，規模報酬遞增明顯，即生產規模越大，單位產品的成本就越小。正如弗朗索瓦?沙奈在《資本全球化》一書中所指出：“一個公司必須削減或最大程度減少尚處于分割狀態的、本質上不完善的世界市場上進行交換和面對面直接管理帶來的交易成本，這一能力直接受制于對某一國際網絡的控制。有了這種控制，公司就可以進一步把地方化優勢同公司本身的優勢結合起來?！保ㄗⅲ焊ダ伤魍?沙奈：《資本全球化》，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版，第207頁。）
三、服務業跨國投資發展對世界經濟的影響
服務產業跨國投資的發展對世界經濟產生著多重效應。
1.對全球服務產業的發展起著重要的促進作用。這主要從3個方面表現出來：一是促進全球服務產業的資源優化配置與重組，從而擴大各國服務產業發展的市場空間，各國服務企業可以在規模經營和國際化經營的基礎上，增加服務產品的生產和供給。二是加劇各國服務業競爭，競爭直接帶來產業效率的提高，促進服務企業的生產和交易成本下降以及消費者福利的增進。同時也促進著服務方式創新、服務質量的提高。航空運輸和某些電信服務的價格大幅度下降就是全球服務市場競爭加劇的直接成果。三是有利于新技術、新產品、新的管理方法在全球的擴散。
以電信業為例，1990-1995年，短短6年時間，全世界國際長途通訊時間從333億分鐘增加到680億分鐘，翻了一番多。（注：資料來源：國際電信聯盟（ITU），轉引自劉吉等《信息化與知識經濟》，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27頁。）金融服務競爭產生的發展與效率提高效應也很明顯。經合組織銀行經營情況統計表明，大部分國家銀行的工資開支占總收入的比重下降了，營業費用與總收入相比也下降了。如美國互助儲蓄銀行，在1979-1984年間，工資開支占總收入的比例為69％，1990-1992年間，這一比例已大幅度下降為28％；日本大型商業銀行，工資開支占總收入的比例，普遍從1979-1984年的40％，下降到1990-1992年的30％。英國商業銀行這一項目的比例，也從1979-1984年的45％下降為1990-1992年的37％。這是競爭促進成本下降的效應。（注：BankProfitability，OECD，轉引自張漢林《強國之路》，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58頁。）同時證券市場的交易費用也趨于下降。如表2所示。
表2倫敦股票交易市場平均傭金率變化
附圖
資料來源：倫敦股票交易所。轉引自張漢林《強國之路》，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60頁
2.加劇了全球服務業的市場整合與企業重組，在相當多的領域，大型服務跨國公司的壟斷地位越來越強，呈現出寡頭結盟壟斷的局面。從行業分析看，金融與信息業的市場與企業整合尤為激烈。通過跨國投資與兼并，大型或超大型金融壟斷企業不斷在競爭中產生，金融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出現此消彼長的格局。1990年，按資產額排列的全球第一、第二名的銀行是日本第一勸業銀行和富士銀行；1999年，全球第一、第二的位置已經為美國的花旗銀行和美洲銀行所取代。（注：[美]《機構投資》雜志，網址：http//，2000年1月17日。）20世紀90年代以來，全球銀行并購事件數不勝數。1998年4月6日，美國花旗銀行與旅行者銀行公司合并為花旗集團，合并后的花旗集團資產總額近7000億美元，超過了當時占據第一位的東京三菱銀行。在業務范圍上，花旗集團涉足銀行業、保險業和證券投資業等金融業的所有領域，能夠提供高質量、全方位的金融超市服務。規模的巨型化已成為銀行業經營的一種趨勢。
電信、傳媒業的并購，近年來最著名的是，2000年美國在線收購時代-華納，成為美國歷史上乃至世界上最大的一宗兼并案。兩家公司合并之后，成為一家集電視、電影、雜志和因特網為一體的超級媒體公司，它將時代華納旗下的世界級大眾傳播、娛樂、新聞及先進的寬帶傳輸系統與美國在線的互聯網產業及基礎設施（包括商標、網上社區、電子商務）緊密結合在一起，在行業內形成強大的競爭優勢。
服務領域跨國投資與并購的發展，使服務跨國公司得到快速發展。在美國《財富》雜志每年一度的“全球500強”評比中，服務業公司在絕對數量和相對比重上都有了較大的增長，其所占比重超過了工業、農業跨國公司份額的總和。1999年所占比重達到61.2％（見表3）。
表3服務業公司在“全球500強”中的比重（％）
附圖
資料來源：根據《財富》“全球500”強資料整理
3.服務產業國際投資成為推動經濟全球化發展的重要力量。從經濟全球化發展的歷史來看，服務產業的國際化或全球化的發展晚于農業與工業的全球化發展進程，20世紀80年代以來國際服務貿易與服務業國際投資增長，意味國際資本在農業、工業和服務業3個產業領域向國際市場全面滲透。服務業的跨國投資發展，不僅是經濟全球化的主要內容，而且成了促進全球化的重要條件。
通過服務業的國際投資，在全球范圍形成一個更大的服務交易網絡，這有助于跨國公司內部分工和專業化的進一步發展，以提高他們的競爭力。例如，全球化中國際競爭的加劇，使制造業需要更為廉價而又可靠的連結全球的通訊和運輸網絡以維持出口業績；同時，由于更短的產品生命周期和“及時”生產的采用，國外廠商購買產品對時間的要求日益緊迫，只有高效率的通信與運輸系統才能滿足這種要求。
服務業的國際化經營，促進了發達國家跨國公司在更大范圍、更多層面上的擴張，帶給更多的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進入國際市場的機會。以電信、運輸和金融服務業為代表的現代服務技術的進步，已卓有成效地降低了國際服務鏈的相對成本，跨國生產所需的最小規模變得越來越小，使得不同生產規模的廠商都可以利用國際服務鏈進行高效分散的生產，更多的企業參與跨國化的生產經營活動。全球跨國公司數量的快速增長，就是一個明證。據聯合國貿發會議的統計，1997年，世界跨國公司總數為53000家，1999年則達到63000家，是1970年7000多家的9倍。
4.進一步調整著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在國際分工中的利益分配。服務業國際化經營促進了國際分工的深化，在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首先是強化了它們的垂直分工，即發達國家高新技術制造業和知識技術密集型服務業與發展中國家勞動密集型制造業和服務業的分工；同時，正在強化它們之間一種新的分工形式——加工工序與生產服務的分工。這使發展中國家在整個國際分工中處于更加不利的地位，將導致世界財富向服務業競爭力強的發達國家進一步積聚。在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生產服務與加工工序的分工中，發展中國家充當的是發達國家的生產加工基地，影響產品價值鏈的諸多重要的生產服務環節，如產品設計、新產品、新工藝開發和海外市場的拓展、原材料的采購供應、資金的籌集調度和財務控制等高附加價值的業務，都由發達國家掌握。這種分工，雖然能夠為發展中國家帶來就業、產出增加等效應，但在總體利益分配上，發展中國家只能分配到極少的一部分產品加工所得。而且作為發達國家制成品的生產加工基地，發展中國家還要付出環境惡化的代價。
在國內服務市場開放中，發展中國家雖然可以通過引進外資、外國先進技術促進服務業發展，但由于國內服務企業與跨國公司競爭力相差懸殊，本國服務企業的成長空間會受到嚴重擠壓。同時，由于金融、通信、信息、數據處理等服務部門涉及國家、機密和安全，國家經濟安全也會受到威脅。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發生，充分表明了金融開放與金融風險的關聯性。特別是信息技術和互聯網的發展，使全球置身于一個全球性的統一網絡中，也在不斷加大著發展中國家經濟所面臨的外來風險。需要正視的是，由市場開放所引發的外來風險的襲擊，是目前發展中國家自身的管理與調控能力所難控制的。
四、若干啟示
服務領域國際直接投資的發展與國際服務貿易的發展趨勢是相一致的。20世紀70年代初，服務業只占世界對外直接投資總量的1/4，這之前，國際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原材料、其他初級產品，以及以資源為基礎的制造業領域。80年代以后，服務業的跨國直接投資不斷升溫，跨國投資逐漸成為服務業國際競爭的一種主要形式，在全球跨國投資總額中所占份額日益增多。聯合國跨國公司中心《1993年世界投資報告》顯示：1970年，發達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中，第二產業占首要地位，其份額達45.2％，第三產業（即服務業）只占31.4％；1985年，在服務產業領域的對外直接投資已達42.8％，超過第二產業的38.7％；到1990年，服務產業的對外直接投資超過了一、二產業的總和，達50.1％。發達國家服務產業所接受的外國直接投資，1970年僅為23.7％，1990年達到了48.4％。相比較來說，流入發展中國家的外國直接投資，主要是在第二產業。服務產業領域的投資，從1970年到1990年只從23.5％增加到29.5％。說明發展中國家由于經濟發展階段的局限，服務產業的對外開放和國際化過程明顯慢于發達國家。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后，服務領域的國際直接投資在全球直接投資總額中一直呈占據半壁江山以上的格局。
在服務業跨國投資的發展中，一個突出特點就是跨國并購的大發展，成為直接投資的主要形式。尤其是20世紀如年代以來，貿易和投資自由化和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促使全球經濟結構調整和競爭加劇，也促進著全球服務市場的整合和服務業跨國公司之間的并購和重組，跨國并購浪潮一浪高過一浪?！?000年世界投資報告》顯示，全球外國直接投資已由1998年的6000億美元上升到1999年的8655億美元，一年增長三成，跨國并購額由1998年的4800億美元上升到7200億美元。表1是1987-1999年全球跨國并購以收購方計的產業和部門結構情況。
表11987-1999年全球跨國并購的產業和部門結構（收購方）單位：百萬美元
附圖
資料來源：聯合國跨國公司中心《2000年世界投資報告》（英文版），第251頁
表中數據顯示，服務產業的跨國并購在全球跨國并購中的份額在不斷上升，1987年所占比重為30.57％，1990年上升為45.44％，1999年高達55.76％。服務產業的跨國并購的主要部門是信息、金融等極具增長潛力的產業，而且正向跨行業并購演變。在1999年，金融業的并購占全球并購的份額為23.22％，占服務業內部的比重達到41.65％，運輸、倉儲及通訊部門在1999年的并購業績也不俗，并購額占到全球總額的16.49％，占服務業內部的29.58％。
二、服務業跨國投資快速增長的原因
服務業跨國投資的發展，是在經濟全球化趨勢不斷增強、全球國際直接投資總量快速增長的背景下發生的。毫無疑問，制造業企業跨國投資的發展，需要更多地依賴貿易、金融、通訊、運輸等生產的支持，對服務業跨國投資產生拉動作用。然而，更重要的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服務產業發展中技術與制度變革合力的推動。
第一，發達國家國內服務管制制度變革的影響。20世紀70年代以來，西方國家經濟出現嚴重的“滯漲”，西方經濟理論界的一個重大變化，就是自由主義經濟思潮的重新崛起，強調政府放松管制，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重新成為占主導地位的經濟思想。同時，微觀理論層面，有關政府管制理論以及自然壟斷產業理論研究的新進展，促進了西方國家在金融、電信、郵政、交通運輸等服務領域大規模的管制變革。放松產業進入管制，打破壟斷，促進競爭，是管制變革的中心內容。進入管制的放松，開始是對國內企業，然后是對國外企業，由此使服務業出現了放松管制與大規模企業兼并相互影響的兩股潮流，促進了發達國家之間服務業投資規模的迅速擴大。以電信業為例，1991年底，英國國內電訊開始有限競爭，1996年6月英國解除國際長途壟斷，12月第一個對外徹底開放電訊市場。短短幾年內，英國開出150多個電訊經營許可證，1996年底開出44個外國公司許可證。1996年所有歐盟成員國加瑞士和挪威決定在1998年元旦，全面開放電訊市場?，F在許多國家，不但在長話和增值業務等部門已經引入競爭，在本地網層次上，數網競爭也被允許。
第二，服務貿易自由化國際性制度安排的推進。服務業所包含的產業門類非常廣泛，其中許多涉及國家、國家經濟安全、社會就業等問題，因此在“烏拉圭回合”多邊貿易談判之前，服務業一直沒有納入全球貿易自由化體系之內。服務貿易自由化問題，在1986年成為關貿總協定“烏拉圭回合”多邊貿易談判的新議題，其最終成果是《服務貿易總協定》的達成與生效。根據《服務貿易總協定》的規定，服務貿易的內容包含4個方面，即過境交付、境外消費、商業存在、自然人流動。其中商業存在方式就涉及市場準入與跨國直接投資?！斗召Q易總協定》擴大了全球貿易體制的涵蓋領域，初步形成了制訂規則、組織談判、解決爭端三位一體的全球服務貿易協調與管理體系，對降低或消除各成員方對外國資本的進入壁壘，推進服務業國際投資，起著相當大的作用。
第三，信息技術的發展，導致服務企業組織管理成本的降低和規模經濟邊界的拓展，同時也促進了服務企業跨國投資方式的變革。20世紀80年代以來科學技術尤其是信息技術的突破性進展，為許多服務活動的跨國交易創造了可能性。服務企業的信息化管理，從根本上改變了收集、處理、利用信息的方式，也對決策和響應速度提出了新的要求，從而導致組織形式的巨大變革，原來的金字塔型的結構，向扁平化的“動態網絡”結構發展。一方面，計算機系統取代中層監督控制部門的大量職能，加強了決策層和執行層的直接溝通，使中層管理的作用大為降低，從而減少了管理層次和信息失真，削減了機構規模，提高了管理效率，這是企業規模向國際化擴張的重要條件。
服務企業的國際化網絡拓展有很多方式，除了傳統的在國外建立分支機構、股權合作等方式外，20世紀90年代以來，非股權合作方式更為流行，如特許經營、管理合同等方式。這些方式可以讓公司的“特殊資產”聲譽、品牌形象、積累的經驗等，實現更好的增值。如大多數連鎖旅館或連鎖餐飲業都采取了以公司網絡方式運行的特許連鎖制。這種關系更靈活和成本更低的合同形式，使公司得以在世界范圍充分發揮他們的特殊才能，同時集中全力實現“人格化”產品的規范化和標準化，并做到更好地監督與品牌形象緊密相關的服務質量。從技術手段看，信息技術的發展，給大企業和銀行提供了更多的在全球范圍內監督其資產發展狀況和加強在全球運作的可能。電子信息網絡使大公司可以更好地通過一體化管理節省交易費用和減少與這些費用有關的辦公費用。
第四，服務產業的特性決定了跨國直接投資對服務業國際化擴張的重要性。隨著發達國家服務產業進入壁壘的取消或放松，一些大的服務性公司為了贏得更多的市場份額，致力于建立國際化生產網絡，越來越多的服務企業成為全球性企業。這一方面是由于服務營銷的特性所要求，在服務生產與消費過程中，很多情況下，需要與顧客有著密切關系和直接接觸，因而對外投資在爭奪和占領市場方面具有特殊地位；另一方面相當多服務部門具有網絡型產業的特征，如電信、交通運輸以及金融等，規模報酬遞增明顯，即生產規模越大，單位產品的成本就越小。正如弗朗索瓦·沙奈在《資本全球化》一書中所指出：“一個公司必須削減或最大程度減少尚處于分割狀態的、本質上不完善的世界市場上進行交換和面對面直接管理帶來的交易成本，這一能力直接受制于對某一國際網絡的控制。有了這種控制，公司就可以進一步把地方化優勢同公司本身的優勢結合起來。”（注：弗郎索瓦·沙奈：《資本全球化》，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版，第207頁。）
三、服務業跨國投資發展對世界經濟的影響
服務產業跨國投資的發展對世界經濟產生著多重效應。
1.對全球服務產業的發展起著重要的促進作用。這主要從3個方面表現出來：一是促進全球服務產業的資源優化配置與重組，從而擴大各國服務產業發展的市場空間，各國服務企業可以在規模經營和國際化經營的基礎上，增加服務產品的生產和供給。二是加劇各國服務業競爭，競爭直接帶來產業效率的提高，促進服務企業的生產和交易成本下降以及消費者福利的增進。同時也促進著服務方式創新、服務質量的提高。航空運輸和某些電信服務的價格大幅度下降就是全球服務市場競爭加劇的直接成果。三是有利于新技術、新產品、新的管理方法在全球的擴散。
以電信業為例，1990-1995年，短短6年時間，全世界國際長途通訊時間從333億分鐘增加到680億分鐘，翻了一番多。（注：資料來源：國際電信聯盟（ITU），轉引自劉吉等《信息化與知識經濟》，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27頁。）金融服務競爭產生的發展與效率提高效應也很明顯。經合組織銀行經營情況統計表明，大部分國家銀行的工資開支占總收入的比重下降了，營業費用與總收入相比也下降了。如美國互助儲蓄銀行，在1979-1984年間，工資開支占總收入的比例為69％，1990-1992年間，這一比例已大幅度下降為28％；日本大型商業銀行，工資開支占總收入的比例，普遍從1979-1984年的40％，下降到1990-1992年的30％。英國商業銀行這一項目的比例，也從1979-1984年的45％下降為1990-1992年的37％。這是競爭促進成本下降的效應。（注：BankProfitability，OECD，轉引自張漢林《強國之路》，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58頁。）同時證券市場的交易費用也趨于下降。如表2所示。
表2倫敦股票交易市場平均傭金率變化
附圖
資料來源：倫敦股票交易所。轉引自張漢林《強國之路》，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60頁
2.加劇了全球服務業的市場整合與企業重組，在相當多的領域，大型服務跨國公司的壟斷地位越來越強，呈現出寡頭結盟壟斷的局面。從行業分析看，金融與信息業的市場與企業整合尤為激烈。通過跨國投資與兼并，大型或超大型金融壟斷企業不斷在競爭中產生，金融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出現此消彼長的格局。1990年，按資產額排列的全球第一、第二名的銀行是日本第一勸業銀行和富士銀行；1999年，全球第一、第二的位置已經為美國的花旗銀行和美洲銀行所取代。（注：[美]《機構投資》雜志，網址：http//，2000年1月17日。）20世紀90年代以來，全球銀行并購事件數不勝數。1998年4月6日，美國花旗銀行與旅行者銀行公司合并為花旗集團，合并后的花旗集團資產總額近7000億美元，超過了當時占據第一位的東京三菱銀行。在業務范圍上，花旗集團涉足銀行業、保險業和證券投資業等金融業的所有領域，能夠提供高質量、全方位的金融超市服務。規模的巨型化已成為銀行業經營的一種趨勢。
電信、傳媒業的并購，近年來最著名的是，2000年美國在線收購時代-華納，成為美國歷史上乃至世界上最大的一宗兼并案。兩家公司合并之后，成為一家集電視、電影、雜志和因特網為一體的超級媒體公司，它將時代華納旗下的世界級大眾傳播、娛樂、新聞及先進的寬帶傳輸系統與美國在線的互聯網產業及基礎設施（包括商標、網上社區、電子商務）緊密結合在一起，在行業內形成強大的競爭優勢。
服務領域跨國投資與并購的發展，使服務跨國公司得到快速發展。在美國《財富》雜志每年一度的“全球500強”評比中，服務業公司在絕對數量和相對比重上都有了較大的增長，其所占比重超過了工業、農業跨國公司份額的總和。1999年所占比重達到61.2％（見表3）。
表3服務業公司在“全球500強”中的比重（％）
附圖
資料來源：根據《財富》“全球500”強資料整理
3.服務產業國際投資成為推動經濟全球化發展的重要力量。從經濟全球化發展的歷史來看，服務產業的國際化或全球化的發展晚于農業與工業的全球化發展進程，20世紀80年代以來國際服務貿易與服務業國際投資增長，意味國際資本在農業、工業和服務業3個產業領域向國際市場全面滲透。服務業的跨國投資發展，不僅是經濟全球化的主要內容，而且成了促進全球化的重要條件。
通過服務業的國際投資，在全球范圍形成一個更大的服務交易網絡，這有助于跨國公司內部分工和專業化的進一步發展，以提高他們的競爭力。例如，全球化中國際競爭的加劇，使制造業需要更為廉價而又可靠的連結全球的通訊和運輸網絡以維持出口業績；同時，由于更短的產品生命周期和“及時”生產的采用，國外廠商購買產品對時間的要求日益緊迫，只有高效率的通信與運輸系統才能滿足這種要求。
服務業的國際化經營，促進了發達國家跨國公司在更大范圍、更多層面上的擴張，帶給更多的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進入國際市場的機會。以電信、運輸和金融服務業為代表的現代服務技術的進步，已卓有成效地降低了國際服務鏈的相對成本，跨國生產所需的最小規模變得越來越小，使得不同生產規模的廠商都可以利用國際服務鏈進行高效分散的生產，更多的企業參與跨國化的生產經營活動。全球跨國公司數量的快速增長，就是一個明證。據聯合國貿發會議的統計，1997年，世界跨國公司總數為53000家，1999年則達到63000家，是1970年7000多家的9倍。
4.進一步調整著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在國際分工中的利益分配。服務業國際化經營促進了國際分工的深化，在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首先是強化了它們的垂直分工，即發達國家高新技術制造業和知識技術密集型服務業與發展中國家勞動密集型制造業和服務業的分工；同時，正在強化它們之間一種新的分工形式——加工工序與生產服務的分工。這使發展中國家在整個國際分工中處于更加不利的地位，將導致世界財富向服務業競爭力強的發達國家進一步積聚。在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生產服務與加工工序的分工中，發展中國家充當的是發達國家的生產加工基地，影響產品價值鏈的諸多重要的生產服務環節，如產品設計、新產品、新工藝開發和海外市場的拓展、原材料的采購供應、資金的籌集調度和財務控制等高附加價值的業務，都由發達國家掌握。這種分工，雖然能夠為發展中國家帶來就業、產出增加等效應，但在總體利益分配上，發展中國家只能分配到極少的一部分產品加工所得。而且作為發達國家制成品的生產加工基地，發展中國家還要付出環境惡化的代價。
在國內服務市場開放中，發展中國家雖然可以通過引進外資、外國先進技術促進服務業發展，但由于國內服務企業與跨國公司競爭力相差懸殊，本國服務企業的成長空間會受到嚴重擠壓。同時，由于金融、通信、信息、數據處理等服務部門涉及國家、機密和安全，國家經濟安全也會受到威脅。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發生，充分表明了金融開放與金融風險的關聯性。特別是信息技術和互聯網的發展，使全球置身于一個全球性的統一網絡中，也在不斷加大著發展中國家經濟所面臨的外來風險。需要正視的是，由市場開放所引發的外來風險的襲擊，是目前發展中國家自身的管理與調控能力所難控制的。
四、若干啟示
服務領域國際直接投資的發展與國際服務貿易的發展趨勢是相一致的。20世紀70年代初，服務業只占世界對外直接投資總量的1/4，這之前，國際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原材料、其他初級產品，以及以資源為基礎的制造業領域。80年代以后，服務業的跨國直接投資不斷升溫，跨國投資逐漸成為服務業國際競爭的一種主要形式，在全球跨國投資總額中所占份額日益增多。聯合國跨國公司中心《1993年世界投資報告》顯示：1970年，發達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中，第二產業占首要地位，其份額達45.2％，第三產業（即服務業）只占31.4％；1985年，在服務產業領域的對外直接投資已達42.8％，超過第二產業的38.7％；到1990年，服務產業的對外直接投資超過了
一、二產業的總和，達50.1％。發達國家服務產業所接受的外國直接投資，1970年僅為23.7％，1990年達到了48.4％。相比較來說，流入發展中國家的外國直接投資，主要是在第二產業。服務產業領域的投資，從1970年到1990年只從23.5％增加到29.5％。說明發展中國家由于經濟發展階段的局限，服務產業的對外開放和國際化過程明顯慢于發達國家。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后，服務領域的國際直接投資在全球直接投資總額中一直呈占據半壁江山以上的格局。
在服務業跨國投資的發展中，一個突出特點就是跨國并購的大發展，成為直接投資的主要形式。尤其是20世紀如年代以來，貿易和投資自由化和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促使全球經濟結構調整和競爭加劇，也促進著全球服務市場的整合和服務業跨國公司之間的并購和重組，跨國并購浪潮一浪高過一浪。《2000年世界投資報告》顯示，全球外國直接投資已由1998年的6000億美元上升到1999年的8655億美元，一年增長三成，跨國并購額由1998年的4800億美元上升到7200億美元。表1是1987-1999年全球跨國并購以收購方計的產業和部門結構情況。
表11987-1999年全球跨國并購的產業和部門結構（收購方）單位：百萬美元
附圖
資料來源：聯合國跨國公司中心《2000年世界投資報告》（英文版），第251頁
表中數據顯示，服務產業的跨國并購在全球跨國并購中的份額在不斷上升，1987年所占比重為30.57％，1990年上升為45.44％，1999年高達55.76％。服務產業的跨國并購的主要部門是信息、金融等極具增長潛力的產業，而且正向跨行業并購演變。在1999年，金融業的并購占全球并購的份額為23.22％，占服務業內部的比重達到41.65％，運輸、倉儲及通訊部門在1999年的并購業績也不俗，并購額占到全球總額的16.49％，占服務業內部的29.58％。
二、服務業跨國投資快速增長的原因
服務業跨國投資的發展，是在經濟全球化趨勢不斷增強、全球國際直接投資總量快速增長的背景下發生的。毫無疑問，制造業企業跨國投資的發展，需要更多地依賴貿易、金融、通訊、運輸等生產的支持，對服務業跨國投資產生拉動作用。然而，更重要的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服務產業發展中技術與制度變革合力的推動。
第一，發達國家國內服務管制制度變革的影響。20世紀70年代以來，西方國家經濟出現嚴重的“滯漲”，西方經濟理論界的一個重大變化，就是自由主義經濟思潮的重新崛起，強調政府放松管制，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重新成為占主導地位的經濟思想。同時，微觀理論層面，有關政府管制理論以及自然壟斷產業理論研究的新進展，促進了西方國家在金融、電信、郵政、交通運輸等服務領域大規模的管制變革。放松產業進入管制，打破壟斷，促進競爭，是管制變革的中心內容。進入管制的放松，開始是對國內企業，然后是對國外企業，由此使服務業出現了放松管制與大規模企業兼并相互影響的兩股潮流，促進了發達國家之間服務業投資規模的迅速擴大。以電信業為例，1991年底，英國國內電訊開始有限競爭，1996年6月英國解除國際長途壟斷，12月第一個對外徹底開放電訊市場。短短幾年內，英國開出150多個電訊經營許可證，1996年底開出44個外國公司許可證。1996年所有歐盟成員國加瑞士和挪威決定在1998年元旦，全面開放電訊市場?，F在許多國家，不但在長話和增值業務等部門已經引入競爭，在本地網層次上，數網競爭也被允許。
第二，服務貿易自由化國際性制度安排的推進。服務業所包含的產業門類非常廣泛，其中許多涉及國家、國家經濟安全、社會就業等問題，因此在“烏拉圭回合”多邊貿易談判之前，服務業一直沒有納入全球貿易自由化體系之內。服務貿易自由化問題，在1986年成為關貿總協定“烏拉圭回合”多邊貿易談判的新議題，其最終成果是《服務貿易總協定》的達成與生效。根據《服務貿易總協定》的規定，服務貿易的內容包含4個方面，即過境交付、境外消費、商業存在、自然人流動。其中商業存在方式就涉及市場準入與跨國直接投資?！斗召Q易總協定》擴大了全球貿易體制的涵蓋領域，初步形成了制訂規則、組織談判、解決爭端三位一體的全球服務貿易協調與管理體系，對降低或消除各成員方對外國資本的進入壁壘，推進服務業國際投資，起著相當大的作用。
第三，信息技術的發展，導致服務企業組織管理成本的降低和規模經濟邊界的拓展，同時也促進了服務企業跨國投資方式的變革。20世紀80年代以來科學技術尤其是信息技術的突破性進展，為許多服務活動的跨國交易創造了可能性。服務企業的信息化管理，從根本上改變了收集、處理、利用信息的方式，也對決策和響應速度提出了新的要求，從而導致組織形式的巨大變革，原來的金字塔型的結構，向扁平化的“動態網絡”結構發展。一方面，計算機系統取代中層監督控制部門的大量職能，加強了決策層和執行層的直接溝通，使中層管理的作用大為降低，從而減少了管理層次和信息失真，削減了機構規模，提高了管理效率，這是企業規模向國際化擴張的重要條件。
服務企業的國際化網絡拓展有很多方式，除了傳統的在國外建立分支機構、股權合作等方式外，20世紀90年代以來，非股權合作方式更為流行，如特許經營、管理合同等方式。這些方式可以讓公司的“特殊資產”聲譽、品牌形象、積累的經驗等，實現更好的增值。如大多數連鎖旅館或連鎖餐飲業都采取了以公司網絡方式運行的特許連鎖制。這種關系更靈活和成本更低的合同形式，使公司得以在世界范圍充分發揮他們的特殊才能，同時集中全力實現“人格化”產品的規范化和標準化，并做到更好地監督與品牌形象緊密相關的服務質量。從技術手段看，信息技術的發展，給大企業和銀行提供了更多的在全球范圍內監督其資產發展狀況和加強在全球運作的可能。電子信息網絡使大公司可以更好地通過一體化管理節省交易費用和減少與這些費用有關的辦公費用。
第四，服務產業的特性決定了跨國直接投資對服務業國際化擴張的重要性。隨著發達國家服務產業進入壁壘的取消或放松，一些大的服務性公司為了贏得更多的市場份額，致力于建立國際化生產網絡，越來越多的服務企業成為全球性企業。這一方面是由于服務營銷的特性所要求，在服務生產與消費過程中，很多情況下，需要與顧客有著密切關系和直接接觸，因而對外投資在爭奪和占領市場方面具有特殊地位；另一方面相當多服務部門具有網絡型產業的特征，如電信、交通運輸以及金融等，規模報酬遞增明顯，即生產規模越大，單位產品的成本就越小。正如弗朗索瓦·沙奈在《資本全球化》一書中所指出：“一個公司必須削減或最大程度減少尚處于分割狀態的、本質上不完善的世界市場上進行交換和面對面直接管理帶來的交易成本，這一能力直接受制于對某一國際網絡的控制。有了這種控制，公司就可以進一步把地方化優勢同公司本身的優勢結合起來。”（注：弗郎索瓦·沙奈：《資本全球化》，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版，第207頁。）
三、服務業跨國投資發展對世界經濟的影響
服務產業跨國投資的發展對世界經濟產生著多重效應。
1.對全球服務產業的發展起著重要的促進作用。這主要從3個方面表現出來：一是促進全球服務產業的資源優化配置與重組，從而擴大各國服務產業發展的市場空間，各國服務企業可以在規模經營和國際化經營的基礎上，增加服務產品的生產和供給。二是加劇各國服務業競爭，競爭直接帶來產業效率的提高，促進服務企業的生產和交易成本下降以及消費者福利的增進。同時也促進著服務方式創新、服務質量的提高。航空運輸和某些電信服務的價格大幅度下降就是全球服務市場競爭加劇的直接成果。三是有利于新技術、新產品、新的管理方法在全球的擴散。
以電信業為例，1990-1995年，短短6年時間，全世界國際長途通訊時間從333億分鐘增加到680億分鐘，翻了一番多。（注：資料來源：國際電信聯盟（ITU），轉引自劉吉等《信息化與知識經濟》，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27頁。）金融服務競爭產生的發展與效率提高效應也很明顯。經合組織銀行經營情況統計表明，大部分國家銀行的工資開支占總收入的比重下降了，營業費用與總收入相比也下降了。如美國互助儲蓄銀行，在1979-1984年間，工資開支占總收入的比例為69％，1990-1992年間，這一比例已大幅度下降為28％；日本大型商業銀行，工資開支占總收入的比例，普遍從1979-1984年的40％，下降到1990-1992年的30％。英國商業銀行這一項目的比例，也從1979-1984年的45％下降為1990-1992年的37％。這是競爭促進成本下降的效應。（注：BankProfitability，OECD，轉引自張漢林《強國之路》，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58頁。）同時證券市場的交易費用也趨于下降。如表2所示。
表2倫敦股票交易市場平均傭金率變化
附圖
資料來源：倫敦股票交易所。轉引自張漢林《強國之路》，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60頁
2.加劇了全球服務業的市場整合與企業重組，在相當多的領域，大型服務跨國公司的壟斷地位越來越強，呈現出寡頭結盟壟斷的局面。從行業分析看，金融與信息業的市場與企業整合尤為激烈。通過跨國投資與兼并，大型或超大型金融壟斷企業不斷在競爭中產生，金融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出現此消彼長的格局。1990年，按資產額排列的全球第
一、第二名的銀行是日本第一勸業銀行和富士銀行；1999年，全球第
一、第二的位置已經為美國的花旗銀行和美洲銀行所取代。（注：[美]《機構投資》雜志，網址：http//，2000年1月17日。）20世紀90年代以來，全球銀行并購事件數不勝數。1998年4月6日，美國花旗銀行與旅行者銀行公司合并為花旗集團，合并后的花旗集團資產總額近7000億美元，超過了當時占據第一位的東京三菱銀行。在業務范圍上，花旗集團涉足銀行業、保險業和證券投資業等金融業的所有領域，能夠提供高質量、全方位的金融超市服務。規模的巨型化已成為銀行業經營的一種趨勢。
電信、傳媒業的并購，近年來最著名的是，2000年美國在線收購時代-華納，成為美國歷史上乃至世界上最大的一宗兼并案。兩家公司合并之后，成為一家集電視、電影、雜志和因特網為一體的超級媒體公司，它將時代華納旗下的世界級大眾傳播、娛樂、新聞及先進的寬帶傳輸系統與美國在線的互聯網產業及基礎設施（包括商標、網上社區、電子商務）緊密結合在一起，在行業內形成強大的競爭優勢。
服務領域跨國投資與并購的發展，使服務跨國公司得到快速發展。在美國《財富》雜志每年一度的“全球500強”評比中，服務業公司在絕對數量和相對比重上都有了較大的增長，其所占比重超過了工業、農業跨國公司份額的總和。1999年所占比重達到61.2％（見表3）。
表3服務業公司在“全球500強”中的比重（％）
附圖
資料來源：根據《財富》“全球500”強資料整理
3.服務產業國際投資成為推動經濟全球化發展的重要力量。從經濟全球化發展的歷史來看，服務產業的國際化或全球化的發展晚于農業與工業的全球化發展進程，20世紀80年代以來國際服務貿易與服務業國際投資增長，意味國際資本在農業、工業和服務業3個產業領域向國際市場全面滲透。服務業的跨國投資發展，不僅是經濟全球化的主要內容，而且成了促進全球化的重要條件。
通過服務業的國際投資，在全球范圍形成一個更大的服務交易網絡，這有助于跨國公司內部分工和專業化的進一步發展，以提高他們的競爭力。例如，全球化中國際競爭的加劇，使制造業需要更為廉價而又可靠的連結全球的通訊和運輸網絡以維持出口業績；同時，由于更短的產品生命周期和“及時”生產的采用，國外廠商購買產品對時間的要求日益緊迫，只有高效率的通信與運輸系統才能滿足這種要求。
服務業的國際化經營，促進了發達國家跨國公司在更大范圍、更多層面上的擴張，帶給更多的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進入國際市場的機會。以電信、運輸和金融服務業為代表的現代服務技術的進步，已卓有成效地降低了國際服務鏈的相對成本，跨國生產所需的最小規模變得越來越小，使得不同生產規模的廠商都可以利用國際服務鏈進行高效分散的生產，更多的企業參與跨國化的生產經營活動。全球跨國公司數量的快速增長，就是一個明證。據聯合國貿發會議的統計，1997年，世界跨國公司總數為53000家，1999年則達到63000家，是1970年7000多家的9倍。
4.進一步調整著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在國際分工中的利益分配。服務業國際化經營促進了國際分工的深化，在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首先是強化了它們的垂直分工，即發達國家高新技術制造業和知識技術密集型服務業與發展中國家勞動密集型制造業和服務業的分工；同時，正在強化它們之間一種新的分工形式——加工工序與生產服務的分工。這使發展中國家在整個國際分工中處于更加不利的地位，將導致世界財富向服務業競爭力強的發達國家進一步積聚。在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生產服務與加工工序的分工中，發展中國家充當的是發達國家的生產加工基地，影響產品價值鏈的諸多重要的生產服務環節，如產品設計、新產品、新工藝開發和海外市場的拓展、原材料的采購供應、資金的籌集調度和財務控制等高附加價值的業務，都由發達國家掌握。這種分工，雖然能夠為發展中國家帶來就業、產出增加等效應，但在總體利益分配上，發展中國家只能分配到極少的一部分產品加工所得。而且作為發達國家制成品的生產加工基地，發展中國家還要付出環境惡化的代價。
在國內服務市場開放中，發展中國家雖然可以通過引進外資、外國先進技術促進服務業發展，但由于國內服務企業與跨國公司競爭力相差懸殊，本國服務企業的成長空間會受到嚴重擠壓。同時，由于金融、通信、信息、數據處理等服務部門涉及國家、機密和安全，國家經濟安全也會受到威脅。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發生，充分表明了金融開放與金融風險的關聯性。特別是信息技術和互聯網的發展，使全球置身于一個全球性的統一網絡中，也在不斷加大著發展中國家經濟所面臨的外來風險。需要正視的是，由市場開放所引發的外來風險的襲擊，是目前發展中國家自身的管理與調控能力所難控制的。
四、若干啟示
1. 金融危機導致全球鋼鐵跨國投資總量銳減
2002—2007 年，全球粗鋼產量保持穩定增長，2007年達到了13.45億t的歷史高點，2008年受危機初期影響，產量微幅下降 1.4%，2009 年受危機深化影響，全球產量大幅下降8%，如果剔除同期中國產量大幅增長的因素，2009年中國以外的全球鋼產量的下降幅度實際高達 21%左右。與此相對應的是全球鋼鐵跨國投資因需求不振的影響而大幅萎縮：2007年全球鋼鐵跨國投資總額接近1 000億美元，達到歷史高點，2008年約為740億美元，降幅為24%，2009年進一步下降到大約390億美元，降幅為47%。
2. 中國成為全球鋼鐵投資凈流出國
中國廣闊的市場和持續增長的需求使得中國長期以來一直是全球鋼鐵資本投資的理想目的地，以日韓為代表的海外鋼鐵企業通過對鋼鐵制造后端工序的投資巧妙地繞過政策限制，逐步增加對中國的投資。長期以來中國一直是全球鋼鐵跨國直接投資的凈流入國，但是借助這次全球金融危機的作用，這一現象出現了逆轉。這是因為金融危機期間全球鋼鐵業均陷入了困境，惟有中國一枝獨秀。2008、2009 年在全球鋼產量負增長的情況下，中國鋼鐵產量仍保持 2.25%和13.5%的增長——一方面，中國政府繼續實行對鋼鐵業的外資限制政策；另一方面國際鋼鐵巨頭大多因危機而陷于財務困境，大大減少了對包括中國在內的海外投資。與此同時，中國鋼鐵企業借助相對景氣及海外資產相對廉價之機，以資源為重點大規模地實施海外投資，如：武鋼出資4 500萬澳元與澳大利亞WPG公司合資開發鐵礦石，參股加拿大鐵礦商CLM25%的股份；華菱鋼鐵出資 5.58 億澳元認購 FMG16.48%的股份；包鋼出資 4 000 萬澳元獲得澳大利亞礦商 CXM50%的股份；鞍鋼與澳大利亞金必達公司合資經營卡拉拉鐵礦項目，獲 50%的股份；寶鋼出資 2.9 億澳元獲得澳大利亞資源公司AQA15%的股份；等等。2009年，中國成為鋼鐵投資凈流出國。
3. 日韓鋼鐵企業海外投資勢頭不減，歐美鋼廠海外投資陷入低谷
（1）日本鋼企聚焦亞洲市場，按部就班推進海外投資。以新日鐵和JFE為代表的日本鋼鐵企業盡管在金融危機期間遭遇了重大的經營困難，但是企業國際化經營戰略的推進并未因此而受到影響，日本鋼鐵企業以亞洲新興市場為重心按部就班地以原有的節奏穩步推進海外投資，具體情況見表1。
（2）韓國鋼企變“?！睘椤皺C”，強化海外發展戰略，海外投資力度不減反增。以浦項為代表的韓國鋼鐵企業具有良好的抗危機能力，充分利用其較強的盈利能力將金融危機作為企業加速國際化布局的一個良機，海外投資力度不減反增。在海外加工中心投資方面，浦項在金融危機期間投產了印度、泰國、日本九州、日本四日、馬來西亞、中國蕪湖等6家加工中心，新開工印度、土耳其、美國、中國大連、中國天津5家加工中心，還收購了中國遼寧、印尼等兩家加工中心；在海外鋼廠投資方面，浦項與新日鐵合資的越南冷軋廠和墨西哥鍍鋅板廠相繼投產，在越南合資建設型材廠，收購越南小型不銹鋼廠，在印度建設鍍鋅板廠，在馬來西亞合資建設彩涂廠，在印尼建設綜合性鋼廠，謀求在印度建設綜合性鋼廠、在阿曼合資建設鋼管廠，等等；在海外資源投資方面，浦項參與日韓企業聯盟收購巴西鐵礦公司NAMISA股權，收購南非錳礦項目 11.36%的股權，收購澳大利亞 Jupiter 礦業公司16.65%的股權，與哈薩克斯坦合作開發鈦金屬，收購印尼煙煤生產商MRI65%的股權，等等。
（3）安米等歐美鋼企在金融危機期間大量收縮對外投資。安米、謝韋爾、蓋爾道等國際化比較激進的歐美鋼鐵公司在金融危機期間對外投資處于“冬眠”狀態，2009年安米的全球投資額相對于2006年、2007年的活躍期下降幅度超過50%，另有一些歐美鋼企基本處于停止狀態。以下是充斥于當時財經媒體的新聞標題：蒂森克虜伯美國阿拉巴馬州不銹鋼廠推遲投產1年；Corus公司將出售Teesside連鑄廠的大部分股權；安賽樂米塔爾印度建廠項目推遲2年；美國鋼鐵公司關閉部分加拿大生產單元；安賽樂米塔爾關停羅馬尼亞無縫鋼管生產單元；安賽樂米塔爾暫停并購活動并減少新建項目；安賽樂米塔爾擱置印尼建廠計劃；安賽樂米塔爾南非公司擱置擴產計劃；安賽樂米塔爾擱置塞內加爾鐵礦石項目；安賽樂米塔爾推遲墨西哥建廠項目；安賽樂米塔爾可能出售俄羅斯1座煤礦；等等。
4. 不同的跨國投資方式和領域受危機影響程度不同
海外并購因鋼鐵市場低迷、產能嚴重過剩、企業資金鏈斷裂而在金融危機期間深受影響。盡管金融危機使全球鋼鐵資產泡沫擠凈，應該是全球并購的最佳時期，但這一現象再次印證了資本市場“買漲不買跌”的規律；海外新建投資因周期較長，可逆性較差，金融危機對其雖有影響，但影響程度遠小于國際并購，只是大量投資項目進一步削減投資規?；蚶L建設周期；海外加工中心投資反而受益于金融危機，投資額逆勢增長，浦項尤為明顯。主要原因是金融危機下海外銷售更加困難，作為營銷服務體系的加工中心建設有助于鋼鐵企業在危機時期加強營銷力度，此外加工中心較小的投資額也是鋼廠所能接受的；海外原料投資在資源壟斷的背景下仍然保持此前活躍的態勢，并擴大到鐵礦石以外的其他資源領域。
5. 大型綜合鋼廠新建投資準入難度大，成功率低
由于對亞洲等新興市場國家經濟發展前景的看好，全球各大鋼鐵巨頭早在金融危機發生之前就謀劃在印度、越南和巴西等國投資建設規模性的長流程綜合鋼廠，以改變單軋廠投資小打小鬧的局面。但是由于受投資所在國政策環境等因素的影響，綜合性鋼廠的跨國投資成功率很低，能夠順利獲批并開工的寥寥無幾。近年全球主要鋼鐵企業謀劃的海外綜合性鋼廠項目見表2。
6. 金融危機以來鋼鐵跨國投資分布情況
根據不完全統計，金融危機期間全球鋼鐵跨國投資規模銳減，但日韓鋼鐵企業海外投資勢頭不減，并且主要集中在印度和東南亞地區，致使該地區成為全球鋼廠跨國投資的主要流入地，占全球鋼鐵投資的半數以上。澳大利亞由于其便利的區位優勢以及豐富的資源儲備，大量新誕生的中小資源公司在打破“資源壟斷”的旗號下成為全球鋼鐵企業集中投資的對象，2009年吸引了全球鋼鐵原料類投資額一半以上的資本。
二、后危機時期全球鋼鐵跨國投資發展趨勢
1. 全球鋼鐵跨國投資將領先于全球跨國投資整體復蘇速度
全球經濟的復蘇漸趨明朗，2010年全球經濟增長率恢復到5%，其中中國增長率為10.5%。鋼鐵產業跨國投資對于宏觀經濟的敏感彈性要遠高于其他行業，所以盡管金融危機期間其投資增長的下跌幅度高于全球跨國投資的整體下跌幅度，但同樣反彈速度也要快于整體水平（跌得快，漲得也快）。鋼鐵業的投資規模較大、周期較長，許多投資項目醞釀時間要數年之久，金融危機使許多醞釀中的跨國投資項目暫停，一但外部環境變暖，項目很快恢復。2009年年底以來，全球鋼鐵業跨國投資出現了明顯的恢復性增長態勢，一個顯著特征是以安米為代表的歐美鋼廠全球投資重新活躍。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最新預測，2011年全球經濟增長率仍將達到4.5%，基本恢復到危機前的水平，因而有理由相信2011年全球鋼鐵跨國投資規?？赡軙^危機前的水平。
2. 中國將成為全球鋼鐵投資輸出大國，同時也是鋼鐵資本輸入大國
國內鋼鐵產能的巨量過剩以及經濟增長方式的轉換使我國鋼鐵產業生存環境惡化，我國鋼鐵企業國際化發展是未來的無奈選擇：一是國內新建投資獲批難度越來越大，二是地方保護主義使國內跨地區重組障礙重重，迫使中國鋼企走跨國重組之路，中國鋼鐵企業將實現從“要我走出去”向“我要走出去”的觀念轉變。此外，中國鋼鐵產業已完成對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支撐，鋼鐵對國家經濟安全度的下降，將使政府按照“市場換市場”的原則放松對外國鋼鐵資本流入的限制，這既有利于國內鋼鐵產業的充分競爭，對產業健康發展有益，也有利于緩解國際社會對中國“投資保護主義”行為的指責壓力，促使全球鋼鐵資本在中國的大進大出。中國目前接近全球50%的龐大鋼鐵產業資本未來都有國際化發展的要求，即使流出的比例很低但乘以龐大的基數就能輕易成為全球最大的鋼鐵資本輸出國。
3. 全球鋼鐵原料投資的區域和領域呈多元化趨勢
傳統鋼鐵資源國如澳大利亞、巴西、印度等，因地理環境、資源稟賦、基礎設施等優勢條件成為全球眾多鋼企資源投資的聚焦地，在抬高投資門檻的同時也引發這些國家的資源開發保護。傳統資源國的資源儲備呈現壟斷化趨勢，允許外資進入的空間變小，而非洲及內陸國家雖然運輸及基礎設施欠佳，但投資門檻較低，投資這些國家有利于減弱對傳統資源國的依賴。因此，全球鋼鐵原料投資區域向多元化發展，非洲及內陸國家可能成為未來投資的重點區域。鐵元素的循環利用特性決定了鐵礦石供求失衡只是暫時現象。低品位鐵礦石開發利用、高爐大型化對未來焦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鋼鐵中錳、鋅等有色金屬回收利用的不經濟性（或技術不成熟性）決定了這類資源未來也是總體緊缺的。因此，資源投資重點將由鐵礦石轉向焦煤等其他不可再生性資源。
4. 合資仍將是鋼鐵跨國投資的主要形式，但不同的投資領域具有不同的特點
合資是化解鋼鐵跨國投資風險的主要形式。21世紀以來，全球鋼鐵業跨國投資95%以上的項目是以合資形式實現的，這一趨勢仍將持續，但可能出現一些新變化：一是資源類投資雖然仍以低比例參股為主，但參股比例顯著上升，資源行業穩定的高投資回報是鋼廠提高參股比例的主要原因；二是鋼廠跨國并購以謀求控股為目的，但并購初期以高比例參股為主，東道國對投資方能力的考察是合作初期不放棄控股的主要原因；三是單軋廠新建投資以控股為主，相對較低的投資額及技術上的絕對優勢使這類跨國投資較易獲得控制權；四是綜合型鋼廠投資規模大、建設難度高，對東道國的經濟影響大，投資各方均希望謀求控股權，大多以折衷性的平均股權尋求平衡。
5. 投資保護主義在鋼鐵領域表現得更為典型，未來針對中國的投資保護更為明顯
與此同時，發達國家作為跨國投資的先行者和既得利益者，擔憂自身利益受損，對后來者不擇手段打壓，加大了我企業海外投資風險，對“走出去”戰略實施造成障礙。面對這樣的現實，無論政府推動“走出去”戰略實施，還是企業開展海外投資，都需要講究策略。
用整體觀念指導跨國投資決策
中國既不屬“資金飽和型”國家，也不是技術創新領先國家，當前推出“走出去”戰略旨在更好地利用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彌補國內資源、市場和技術不足，在更廣闊的空間里進行經濟結構調整和資源優化配置，更好地參與經濟全球化趨勢下的國際競爭，借以不斷增強經濟發展動力和后勁以實現長遠可持續發展。
折衷理論認為企業跨國投資主要有三種收益回報，即獲取資源、占領市場與獲得非市場化的資產。以獲取資源為目標，投資者旨在通過投資東道國，以更便利地利用東道國及其周邊廉價生產要素，包括自然資源和人力資源，尋求降低生產成本。以占領市場為目標，投資者旨在通過投資東道國實現當地生產，以規避可能的貿易壁壘，降低運輸成本，以更好開拓東道國及其周邊市場。以獲得非市場化資產為目標的，投資者旨在通過投資東道國，獲得無法通過市場進行轉讓，只存在于東道國本地文化制度環境下的資產。這些非市場化資產對于企業發展、提升核心能力極具戰略性，如技術、工藝、創意、管理等知識型資產。
企業決定是否需要“走出去”，首先需要根據自身情況明確跨國投資目的。如果資源是企業發展瓶頸，而跨國投資獲取資源的成本低于其他途徑，就可考慮以資源獲取為目的。如果拓展市場是企業發展關鍵，而通過跨國投資開拓市場的效率高于其他途徑，就可考慮以市場開拓為目的。如某種境外非市場化資源關系企業發展前景，就可考慮以獲取該項資源為目的跨國投資。
“走出去”跨國投資是否經濟可行，關鍵在于企業是否具備以下優勢。一是競爭優勢。若企業想要在另一國家進行生產，與當地企業競爭，必須擁有自身競爭優勢，而且這些優勢足以補償國外生產經營的附加成本。二是內部化優勢。企業對其優勢進行跨國轉移時，必須考慮到內部組織和外部市場兩種轉移途徑，只有當前者所帶來的經濟利益較后者大時，對外直接投資才可能發生。三是區位優勢，即企業把在母國生產的中間產品從空間上轉移到別國，并同該國的生產要素或其他中間產品結合以后，能夠獲得最佳利益時，才會在國外進行投資和生產。優勢分析需整體考察與三種優勢相聯系的各種因素，考察諸因素之間的相互作用，只有所具優勢相互作用帶來的綜合收益增加，足以彌補境外投資劣勢造成的成本增加，企業才可考慮進行跨國投資。
根據投資目的選擇
跨國投資對象
不同國家、不同區域發展水平不同，資源稟賦各異。國家層面上，“走出去”戰略面向全球，需針對不同區域確立不同目標，制定對外區域投資戰略，做好對外區域投資規劃。對企業而言，一旦確定“走出去”，就需根據投資目的，結合自身優劣勢，按照政府對外區域投資戰略與規劃，合理選擇投資對象。
對于中國企業，投資美、歐、日最好以技術等非市場化資產獲得為目的，不宜以市場占有和資源獲取為目的。中國與美歐日之間雖存在一些壁壘，但貨物貿易總體上是通暢有效的。而美日歐環境保護和工資福利標準高，在這些國家投資建廠生產商品或者開采資源形成的成本增加遠遠高于因此繞過壁壘所帶來的收益，故此以市場開拓、資源獲取為目的對美歐日投資經濟上不可行，以貿易方式開拓市場更為便利和經濟。
需要提及的是，隨著歐債危機應對改革深入，歐盟勞動力成本開始大幅下降，以市場開拓為目的對歐（特別是東南歐）投資經濟可行性上升。另一方面，美日歐技術創新能力領先全球，是中國企業最重要的外部技術來源。但與貨物貿易總體通暢的現狀不同，美歐日為保持自身技術創新領先地位，對華設置了種種技術轉讓壁壘，而技術本身又具有很強的非市場化資產屬性，中國企業很難通過貿易獲得這類資產，只能通過在當地投資的方式來獲取。
東南亞、非洲、拉美都屬于不發達區域，都屬于自然資源和勞動力資源富集區，潛在市場空間廣闊。比較而言，東南亞勞動力更為富集，勞動力成本更為低廉，勞動生產率更高，以獲取廉價勞動力為目的對該地區投資，不僅可降低生產成本，還有助于繞過歐美日對華貿易壁壘，具備較高經濟可行性。
拉美、非洲自然資源更為富集，開采成本更低，對其進行投資，可以緩解國際資源能源貿易市場波動的沖擊，有助于提升資源能源安全保障能力，可作為企業“走出去”重點促進領域。其中，拉美較之非洲更為穩定，制度更為健全，更值得中國企業投資。此外，拉美經濟整體水平較高，市場空間較大，而拉美與中國距離遙遠，運輸成本高昂。在拉美投資設廠，可以節省大量的運輸成本，不僅有助于更好地開拓當地市場，還可以就近開拓北美市場。近年來，中國勞動力成本相對拉美上升，使得在拉美投資設廠更加可行。
前蘇聯、中東地區是中國企業另兩個潛在的“走出去”投資目標，二者都是全球主要能源供應者，其中前者還是礦產資源出口大國。單純從經濟來講，對俄羅斯、中東地區進行資源投資無疑是可行的。但是，中東地區面臨嚴峻的非傳統安全問題，而俄羅斯對華經濟政策多變，對中東、俄羅斯投資將面臨巨大的非市場風險，需要認真進行風險收益權衡。中亞國家安全風險相對較小，對華經濟政策基本穩定，同樣是能源資源富集區，以資源獲取為主要目的對其投資風險較小，經濟上也具備可行性，可作為“走出去”戰略的重點促進區域。
建立根據地助力企業“走出去”
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尚處發展初期，企業對國外經營環境不熟悉，缺乏必要境外投資經驗積累，跨國投資成本和風險管控能力不足，“走出去”面臨很多困難。與此同時，作為國際直接投資的新玩家，中國推行“走出去”戰略將沖擊既有利益格局，導致世界經濟格局重新洗牌，難以避免既得利益者的猜忌、遏制和打壓。面對諸多內外部不利因素，可考慮根據對外區域投資戰略與規劃，選擇一些國家作為“走出去”突破目標，建立一批企業“走出去”根據地，為企業跨國投資提供支持和服務，幫助企業更好地管控投資風險和成本，并借此逐步形成以中國為中心的經濟圈。采取建根據地的方式推進“走出去”戰略實施，動作較小、涉及面窄，較之大張旗鼓地全面鋪開、整體推進的方式風險低，受既得利益者的干擾也較小，相對容易取得突破。
一、跨國公司對華投資策略的新變化
加入WTO以前,我國對跨國公司的限制很多,使其只能有條件的進入中國市場?，F在,隨著我國外資政策的逐步調整,跨國公司的投資策略也發生了相應的變化,在這種變化中,中國的戰略地位得到了提升?？偟恼f來,這些變化主要表現在:
(一)跨國公司重整在華業務,以提高投資的變革能力。
改革開放初期,跨國公司必須以合資的方式進入我國,或者先建立不能開展業務的辦事處,等以后政策允許了,再回購股份。因此對許多早期進入中國的跨國公司而言,分立投資幾乎是必由之路。我國加入世貿組織前后,跨國公司抓住我國加入該組織后對外商投資政策調整的機會,紛紛重整其已有的過分零散的投資項目,使其在華投資系統化,其跨國投資的變革能力也將得到進一步的提升。比如,世界頂級輪胎制造商米其林把沈陽的四家合資公司合并同時以控股70%的絕對優勢,與上海輪胎橡膠集團合資成立了上海米其林回力輪胎股份公司,對在華業務進行整合
(二)跨國公司不斷推行本土化策略,以期真正“植根中國”,牢牢占據中國市場。
時至今日,中國已經培育起了自己的優秀企業,海爾、長虹、聯想……在與擁有雄厚資金、先進技術、高質量產品、強勢品牌以及豐富經驗的老牌跨國公司進行的面對面激烈競爭中,他們從根本上說已經毫不遜色。要真正進入中國市場,跨國公司必須“植根中國”。本地化戰略的重要性開始為越來越多的跨國企業所認識。主要表現在經營管理本地化、技術本地化、研發中心本地化、采購本地化、營銷本地化、人力資源本地化等。
(三)跨國公司對華投資的主要方式發生顯著變化。
首先,獨資成為跨國公司進入中國市場的主要方式。1998年以前,跨國公司對華投資方式主要是以合資、合作為主。?隨著中國的投資環境與國際日益接軌、外商對中國具體情況的了解不斷加深,外國資本采取獨資方式進入中國市場的趨勢已日趨明顯。美國戴爾公司進入中國沒有找合作伙伴,它利用全球的生產和供應鏈,采用直接銷售的方式已在中國站穩了腳跟。
其次,跨國公司進入中國市場的方式從以“綠地投資”為主轉向并購。近年來,跨國公司在全球范圍進行投資時常常采用并購方式。按照聯合國貿發會議編寫的《2001世界投資報告》的資料,跨國公司絕大多數跨國投資是通過跨國并購實現的。2000年,全球跨國投資總額達到創記錄的12708億美元。同一時期,跨國并購總數達到11438億美元。盡管這兩個數字不能簡單相比,但是人們也能夠看到跨國并購在跨國投資中所占巨大比重。1992年以來,外商在華已經開始在中國參與并購投資。其中最為著名的是中策集團并購中國內地企業案例,以及柯達與中國感光材料全行業合作案例。
再次,跨國公司為了在并購國企中贏得先機,逐步啟用戰略聯盟方式。所謂戰略聯盟,指的是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企業為了一定的目的或實現戰略目標,通過一定方式組成的優勢互補、風險共擔、要素雙向或多向流動的松散型網絡組織。近年來我國在引進外資的同時,越來越多的國外跨國公司與國內企業聯合。聯想與Intel、微軟、HP東芝、IBM、CISCO、D-LINR等許多公司都有成績卓著的合作。1999年,聯想獨家的東芝電腦筆記本占中國市場的25%;HP、聯想激光打印機占中國市場銷售的34%;的CISCO網絡產品占7家分銷營業額的30%以上。
二、我國對跨國公司在華投資策略變化的對策
隨著跨國公司對華投資的增長及跨國公司在華企業數量的日增,其可能帶來的利弊得失也將引起國人的廣泛關注。從有利的方面來講,外資大量進入將帶來更好的產品和服務,以及先進的技術和現代經營理念和管理模式,推動我國產業技術結構升級,促進國有經濟加快戰略性重組和改革,改善市場結構等。但面對經濟科技實力雄厚、熟悉市場經濟運作的外國競爭對手,我國企業和政府也將面臨由于跨國公司的進入所帶來的人才之爭、失業、壟斷及宏觀調控難度加大等問題。這就向我們 提出了如何既最大限度的利用跨國公司戰略調整中的正效應來促進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又使其負效應最小化的課題。為此,特提出以下對策: (一)完善制度建設 制度的建設主要在于按照WTO多邊規則和我國的入世承諾,不斷清除和修改與這些規則、承諾不相符合的一些制度。一方面我們要加快制定各種政策法規,尤其是服務
業利用外資的政策,放開第三產業,放寬在商業、外貿、運輸、教育、醫療、金融、保險、電信及各類中介機構等服務貿易領域對外資的投資限制,同時健全知識產權保護政策;另一方面要努力提高政府相關部門的辦事效率及審批速度,改進政府職能,不再利用行政手段干預經濟,而是用經濟手段來吸引跨國公司。當然,在我們吸引跨國公司進入中國,在制度上逐步做到對跨國公司給予國民待遇的同時,也要逐步把給預其超過國民待遇的部分減少下來制止完全消失。
(二)均衡發展各地區經濟
從近年來跨國公司投資的地區結構看,我國東部依然是外商投資重點。入世之初,盡管跨國公司對投資中西部地區給予了更多興趣,中西部地區吸收外資也明顯增多,但東部地區外資增長更快,中西部地區吸收外商投資的比重倒呈下降局面。截止到2001年,中、西部實際使用外商直接投資的比重分別是8.78%和5.26%;而2001年中、西部地區實際使用外商直接投資的比重都低于這一水平,分別是8.75%和4.1%。?入世后外商投資區域結構的變化,與我國區域經濟的特點密切相關。我國入世面對的現實經濟條件是“兩個非均衡”——東西部經濟發展水平非均衡和經濟體制改革發展非均衡,西部地區無論是經濟發展狀況還是經濟體制改革進展,都明顯落后于東部地區。要想吸引更國的外資進入我國,尤其是進入廣大的西部地區,打破“兩個非均衡”時非常必要的。
(三)深化服務業對外開放
跨國公司對東道國的服務業是有較高要求的。以跨國公司采購中心的區位選擇為例,跨國公司在設立全球或地區采購中心的區位選擇上,對入住城市的綜合競爭力提出了相當高的要求。首先,在貿易方式上,跨國公司采購中心一般設立在供應鏈管理理念比較普及的城市,以使其能夠與當地及周邊供應商建立長期的戰略合作伙伴關系,共同為價值鏈的增值努力;其次,是否擁有優秀的、規模龐大的供應商和采購商,也是跨國公司要考慮的重要因素,如果規模龐大,產品種類齊全,就可以產生積聚效應,使跨國公司有更多的選擇余地;再次,跨國公司在采購過程中十分注重產品規格和產品質量的標準化。其認證依賴于第三方質量認證機構,該機構必須為國際公認的權威機構,所執行的標準必須為行業公認標準或者是國際標準;最后,跨國公司的采購還需要有一個健全的金融市場體系為之服務。這就要求當地金融市場具備籌資和運用資金的能力,并且資金流動不受國界限制,有一個開放的資本市場,具備現代化的通訊設施和其他支持業。所有這些服務業的水平如何,是跨國公司評價東道國投資環境優劣的重要標準之一。目前我國各類服務業的水平與世界先進水平相比尚有較大差距。因此更多的吸引掌握先進技術的服務類跨國公司前來投資,是改善我國投資環境的重要內容?？傊?我們要利用服務貿易領域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的新機遇,努力發展銀行、保險、電訊、流通、旅游等服務貿易,使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相互促進、共同發展。
(四)加強對跨國公司經營的宏觀調控和管理
1. 完善反壟斷法及不正當競爭法。進入中國市場的大型跨國公司大都具有一定的“壟斷優勢”,比如產品的特異性能、品牌及專利等?？鐕菊菓{借其超越國內企業的優勢,來彌補其國際化經營的附加成本,侵占我國國內企業的大量市場份額的。隨著跨國公司在華企業數量的增加,這種競爭不斷升溫,最終可能導致不正當競爭以及壟斷。因此我國政府部門應盡快完善反壟斷法及不正當競爭法,以規范國內市場競爭秩序,維護國內各類企業的合法權益。
2. 引導外資投資方向。在產業選擇上, 應繼續鼓勵跨國公司在通訊、技術、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制藥等領域的投資,還應綜合考慮我國經濟在行業上的平衡發展,鼓勵外商積極投資于石油、天然氣開發、運輸業、汽車制造業、零售業及會計、審計等金融領域。在跨國公司在華投資的地域引導政策上,應繼續鼓勵其向中西部的投資,適當給與政策傾斜,以促進我國經濟在地域上的平衡發展。
3. 嚴格產權交易管理,防止國有資產流失。明晰的產權關系是規范產權交易的前提,因此要規范產權出讓主體,明確產權出讓的審批機關,防止國有資產在并購中大量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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