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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江蘇省旅游業發展現狀及存在問題
(一)江蘇省旅游業發展現狀
近年來，江蘇省旅游業的發展可謂突飛猛進，旅游總收入從2001年的744.1億元增長到2007的2826.90億元，短短7年之中旅游總收入增加近3倍。全省旅游增加值從2001年的296.2億元增加到了2007年的1249.50億元，增長幅度之大有目共睹。到2007年為止，全省旅游生產總值已經占到生產總值的4.9％。2007年，全省各類旅游景區接待游客3.2億人次，同比增長15.5％，年游客接待量100萬人次以上的景區達到了68個。旅游度假區經營管理取得新進展，2007年全省7個國家級、省級旅游度假區共接待游客2137.5萬人次，同比增長7.2％：實現營業收入46.2億元，同比下降10.7％：招商項目203個，合同金額67.7億元，其中外資5.6億元。2007年，全省公路、鐵路、水路、航空等各種運輸方式完成旅客運輸量187240.54萬人次，比上年增長16％：旅客周轉量1596.06億人，公里，比上年增長16.8％。
(二)江蘇省旅游業發展存在的主要問題
據2007年江蘇省旅游業年度報告提供的統計數據，國內旅游收入全省排名第1、第2的蘇州(570.34億元)和南京(526.03億元)，分別是排名倒數第1、第2的宿遷(17.99億元)和鹽城(56.01億元)的31.7倍和9.4倍：旅游外匯收入位于全省第1、第2的蘇州(88916.27萬美元)和南京(80763.71萬美元)是位于全省末1、2位的宿遷(1188.18萬美元)和淮安(2229.57萬美元)的74.8倍和36.2倍。從以上兩組數據的對比不難發現，在江蘇省旅游快速發展的背后，存在著巨大的區域發展不平衡性。研究和協調這種旅游區域發展的不平衡性顯然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
(一)江蘇省旅游經濟發展水平差異定量研究
區域旅游經濟的測度必須基于一定的指標，而且所選取的指標必須能反映各個區域旅游經濟的整體狀況，從經濟角度研究旅游，可選取的指標主要有旅游外匯收入、國內旅游收入及旅游總收入等。指標的選取要保證數據的可獲取性與區域間的可比性。由于各地級市旅游外匯收入和旅游總收入的基礎數據較難獲取，本文選取各地級市的國內旅游收入來表征各市旅游經濟發展的總體水平。區域差異有絕對差異與相對差異兩種。絕對差異表示經濟總量方面的差異，會受物價水平、量綱的影響，因而不同時點之間可比性較差。相對差異本身是個比值，沒有量綱，因此不受時間等因素的影響，具有廣泛的可比性。因此，本文采用標準差(St)與變異系數(Vt)分別測算區域旅游經濟絕對差異與相對差異的總體變化情況。
St=[∑(Yti-Yt)2]1／2(1)
Vt=St／Yt(2)
式中，Yti是第t年第i個城市的國內旅游收入，N為省內地級市個數，Yt為各地級市平均國內收入。
本文研究的目的在于求得市際差異。為了便于區域之間對比，平均國內旅游收入通過計算各地級市國內旅游收入之和，然后平均而得。1998—2007年江蘇省各地級市旅游經濟差異總體變化水平計算結果見下表和圖。
上表與圖顯示：1998—2007年，各地級市旅游經濟絕對差異呈逐年遞增之趨勢，從1998年的26.93上升到2007年的178.74，增長了563.72％，年平均增長率達到了56.37％。相對差異在1998—2002年期間，除了2000年稍有回落，基本呈現出逐年增長之態勢，之后的2003—2007年5年中，相對差異穩中有升，但基本處于一個相對平穩的狀態。由此可見，近10年來，不管是絕對差異還是相對差異，江蘇省旅游經濟發展水平區域差異都存在擴大之勢。如何縮短日益擴大的區域差異，做到區域之間協調發展便成了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
三、區域旅游協調發展對策
(一)加強區域之間的旅游協作
要縮短江蘇省各區域之間的旅游發展差異，加強區域之間的協作是很重要的一條途徑。區域協作是指江蘇省內不同地區之間的旅游經濟主體按照一定的章程、協議或合同，將各類資源在地區之間重新配置、組合，以期獲得最大的經濟效益、社會效益以及生態效益的旅游經濟活動。區域協作的內容主要包括：區域旅游發展戰略的共同制定、旅游資源的重組和共享、旅游產品的更新與提升，區域旅游功能的分工、客源市場的共同開拓與互換、聯合促銷，旅游企業之間的優化組合以及區域旅游形象的構建組合等。
(二)揮蘇南的輻射作用，帶動蘇中、蘇北的旅游發展
一、江蘇省旅游業發展現狀及存在問題
(一)江蘇省旅游業發展現狀
近年來，江蘇省旅游業的發展可謂突飛猛進，旅游總收入從2001年的744.1億元增長到2007的2826.90億元，短短7年之中旅游總收入增加近3倍。全省旅游增加值從2001年的296.2億元增加到了2007年的1249.50億元，增長幅度之大有目共睹。到2007年為止，全省旅游生產總值已經占到生產總值的4.9％。2007年，全省各類旅游景區接待游客3.2億人次，同比增長15.5％，年游客接待量100萬人次以上的景區達到了68個。旅游度假區經營管理取得新進展，2007年全省7個國家級、省級旅游度假區共接待游客2137.5萬人次，同比增長7.2％：實現營業收入46.2億元，同比下降10.7％：招商項目203個，合同金額67.7億元，其中外資5.6億元。2007年，全省公路、鐵路、水路、航空等各種運輸方式完成旅客運輸量187240.54萬人次，比上年增長16％：旅客周轉量1596.06億人，公里，比上年增長16.8％。
(二)江蘇省旅游業發展存在的主要問題
據2007年江蘇省旅游業年度報告提供的統計數據，國內旅游收入全省排名第1、第2的蘇州(570.34億元)和南京(526.03億元)，分別是排名倒數第1、第2的宿遷(17.99億元)和鹽城(56.01億元)的31.7倍和9.4倍：旅游外匯收入位于全省第1、第2的蘇州(88916.27萬美元)和南京(80763.71萬美元)是位于全省末1、2位的宿遷(1188.18萬美元)和淮安(2229.57萬美元)的74.8倍和36.2倍。從以上兩組數據的對比不難發現，在江蘇省旅游快速發展的背后，存在著巨大的區域發展不平衡性。研究和協調這種旅游區域發展的不平衡性顯然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
二、江蘇省旅游經濟發展水平區域差異研究
(一)江蘇省旅游經濟發展水平差異定量研究
區域旅游經濟的測度必須基于一定的指標，而且所選取的指標必須能反映各個區域旅游經濟的整體狀況，從經濟角度研究旅游，可選取的指標主要有旅游外匯收入、國內旅游收入及旅游總收入等。指標的選取要保證數據的可獲取性與區域間的可比性。由于各地級市旅游外匯收入和旅游總收入的基礎數據較難獲取，本文選取各地級市的國內旅游收入來表征各市旅游經濟發展的總體水平。區域差異有絕對差異與相對差異兩種。絕對差異表示經濟總量方面的差異，會受物價水平、量綱的影響，因而不同時點之間可比性較差。相對差異本身是個比值，沒有量綱，因此不受時間等因素的影響，具有廣泛的可比性。因此，本文采用標準差(St)與變異系數(Vt)分別測算區域旅游經濟絕對差異與相對差異的總體變化情況。
St=[∑(Yti-Yt)2]1／2 (1)
Vt=St／Yt (2)
式中，Yti是第t年第i個城市的國內旅游收入，N為省內地級市個數，Yt為各地級市平均國內收入。
本文研究的目的在于求得市際差異。為了便于區域之間對比，平均國內旅游收入通過計算各地級市國內旅游收入之和，然后平均而得。1998―2007年江蘇省各地級市旅游經濟差異總體變化水平計算結果見下表和圖。
上表與圖顯示：1998―2007年，各地級市旅游經濟絕對差異呈逐年遞增之趨勢，從1998年的26.93上升到2007年的178.74，增長了563.72％，年平均增長率達到了56.37％。相對差異在1998―2002年期間，除了2000年稍有回落，基本呈現出逐年增長之態勢，之后的2003―2007年5年中，相對差異穩中有升，但基本處于一個相對平穩的狀態。由此可見，近10年來，不管是絕對差異還是相對差異，江蘇省旅游經濟發展水平區域差異都存在擴大之勢。如何縮短日益擴大的區域差異，做到區域之間協調發展便成了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
三、區域旅游協調發展對策
(一)加強區域之間的旅游協作
要縮短江蘇省各區域之間的旅游發展差異，加強區域之間的協作是很重要的一條途徑。區域協作是指江蘇省內不同地區之間的旅游經濟主體按照一定的章程、協議或合同，將各類資源在地區之間重新配置、組合，以期獲得最大的經濟效益、社會效益以及生態效益的旅游經濟活動。區域協作的內容主要包括：區域旅游發展戰略的共同制定、旅游資源的重組和共享、旅游產品的更新與提升，區域旅游功能的分工、客源市場的共同開拓與互換、聯合促銷，旅游企業之間的優化組合以及區域旅游形象的構建組合等。
(二)揮蘇南的輻射作用，帶動蘇中、蘇北的旅游發展
一、山東省經濟發展水平差異的現狀及區域劃分
改革開放近30年來，山東省經濟發展迅速。2007年，山東全省GDP總量達到25887億元，排名全國第二，綜合實力也躍居全國前列。但山東本身經濟發展并不均衡，其內部各地區之間的經濟發展水平存在著很大的差異，尤其是西部內陸地區與東部沿海地區之間差異最為嚴重。西部城市的各項主要經濟指標不僅落后于東部城市，也普遍落后于全省平均水平。雖然從2003年起山東省委、省政府實行了區域均衡發展戰略，提出東部“突破煙臺”、中部“突破濟南”、西部“突破菏澤”的發展戰略，并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但由于差異積累的長期性以及各地同時高速發展，區域差異并沒有明顯縮小的跡象。以2007年為例，人均GDP最高的東營市達到了90849元，而人均GDP最低的菏澤市卻只有7415元，前者竟然是后者的12.25倍。
本文按照地理位置把山東17城市劃分為東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地區，具體劃分如表1所示。東部地區經濟社會總體發展水平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低。按此劃分，2007年東、中、西三地區人均GDP為2.76：1.33：1，比1995的3.03：1.33：1略有下降，但仍維持在一個很高的水平上。
二、研究方法的選擇
本文根據1995～2007年的相關數據對山東省經濟發展水平的區域差異情況進行綜合分析，判斷其發展趨勢，找出其產生差異的內部原因。
泰爾指數，包括Theil-T和Theil-L兩個代表性指標。本文利用Theil-T指標以山東省內各城市為單位構造山東的區域經濟差異程度。Theil-T指數可以定義如下：
其中yij是i地帶（i=東部地區、中部地區、西部地區）中j城市的GDP，y為全省的GDP（ ），fij代表i地帶j城市的人口數，f為全省總人口（ ）。
如果用Tpi表示i地帶內的各市之間經濟發展差異程度，則 。如果用TBR表示地帶間的差異，則。
這樣，Theil-T指數就可以分解為：
其中，yi是i地帶的GDP總量（ ），fi為i地帶的人口總數（）。
三、山東省經濟發展水平的區域差異實證分析
根據以上公式，把山東省各城市1995～2007年相關數據代入進行計算，得到反映山東省經濟發展水平區域差異的Their-T指數值以及泰爾指數的分解值，如表2。
（一）Their-T指數的總體差異分析
由圖1可以看出，1995～2007年這13年間，山東省經濟發展水平的總體差異時增時減，但從總體來說，2000年之前呈快速上升趨勢， 2000年后變化相對平穩，并呈現微弱下降趨勢。
為了進一步分析不同時期山東各地經濟發展水平差異的不同特點，根據總體差異值的變化，我們將1995～2007年這13年分為兩個階段進行考察：
第一階段：1995～2000年。這一階段，泰爾指數連續上升，區域差異擴大的勢頭強勁，尤其在2000年，指標都達到了最大值，這一階段山東經濟的發展總體上來看是十分快速的，GDP的增長率一直高于全國平均速度，但總體經濟發展差異在迅速擴大，充分驗證了謬爾達爾的“累計因果循環論”，發展條件好的地區越來越好，差的地區越來越差。這一階段只有1995年是個例外，據作者了解，1996年山東省對全省的經濟統計數據進行了核實調整，所以這個例外應該是統計原因造成的。
第二階段：2001～2007年。這一階段從總體上來看，差異指數處于相對平穩狀態，沒有繼續前一階段的快速增長趨勢，但仍然維持在一個相對較高的差異水平上。其中2001～2006這6年泰爾指數大體保持穩定，2007年明顯降低，達到這7年的最小值，但仍維持在0.14571，比1996年的0.12786大很多。這說明山東省委、省政府實行的區域均衡發展戰略已經開始發揮作用，但由于各地經濟發展差異積累的長期性，政策的效果在短期內又不是那么立竿見影。
（二）通過泰爾指數（Theil-T）的分解，找出山東經濟發展水平區域差異產生的原因
對Theil-T指數按東部發達地區、中部次發達地區和西部欠發達地區進行分解，通過表2和圖2可以發現地區間差異占據了絕大部分比重，一直保持在60％以上，1996年這一數據達到79.9%，2007年是這13年中的最小值，也占到62.6%，這說明地區間的經濟發展差異是造成總體差異的主要原因。
從內部差異在總差異中所占的比例的變化來看，地區內部差異對總差異所做的貢獻比例除了1995年，一直處于增長狀態，由1996年的20.1%上升到2007年的37.4%，這既說明了地區內部的經濟發展差異正在變得越來越大，發展越來越不均衡，同時也說明了地區內部差異變化是造成區域總體差異變化的主要原因。
由圖2還可以直觀地看出，區域間差異指數在這13年內總體保持一個相對穩定的狀態，并從2000年后呈現出微弱下降趨勢；區域內差異指數可以以2000年為界分為兩個階段，2000年前差異指數伴隨著一種快速的上升狀態，2000年后仍然保持上升趨勢，但上升幅度比前一階段要小。
通過東、中、西三個地區的橫向比較可以看出，2007年西部地區的內部差距最大，東部地區次之，中部地區最小，并且西部地區的內部差距指數是東部地區的1.8倍，是中部地區的5.7倍，這說明三個地區內部的經濟發展水平差異程度相差巨大。
從東、中、西三個地區的發展水平差異在這期間的變化來看，西部地區內部差異上升的幅度最大，由1995年的0.04892迅速上升到2007年的0.10506，上升了1.1倍，尤其是1996～2003年這幾年上升速度最快，說明這一階段西部欠發達地區內部的發展越來越不均衡，出現了不發達中的不發達地區。同時，東部發達地區的內部差異也呈現出快速擴大趨勢，雖然其內部差異指數比西部地區要小很多，但上升幅度幾乎與西部持平，2007年的差異指數比1995年的上升了1倍。中部次發達地區這13年來內部差異指數總體上呈現出先縮小再擴大的趨勢，1999年其內部差異指數達到最小值0.00959，2000年后保持微弱上升趨勢，但2007年的差異指數仍然要比1995年略小，這說明中部地區發展相對均衡，內部發展差異在這一期間內變化不大。
四、結論
從上面的分析中可以得出，從1995～2007年這13年來，山東經濟發展水平的區域總體差異開始先呈現出快速上升趨勢，2000年后總體上處于相對穩定狀態，并呈現微弱的下降趨勢。通過Theil-T分解可知山東東、中、西三地區之間的差異是造成山東經濟發展水平區域差異的主要原因。但最近12年來地區間差異對總體差異的作用一直呈下降趨勢，而地區內差異對總差異的作用呈現上升趨勢，區域內的經濟發展水平差異變化是造成總體差異變化的主要原因。在區域內的差異組成中，西部欠發達地區和東部發達地區的內部差異都呈現出快速上升趨勢，中部地區的內部差異這些年來一直處于相對穩定狀態。綜上可得，東部發達地區和西部欠發達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的內部差異變化是造成山東省區域經濟發展總體差異變化的主要原因。
參考文獻：
[1]蓋文啟．論山東省東西部地區經濟差異變動及發展對策[J]．經濟地理,1999(10).
[2]鄧蘇,張曉.山東省區域經濟差異的變動趨勢與內部構成[J].東岳論叢,2006(7).
中圖分類號：F12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914（2016）01-195-03
邯鄲位于河北省南端，晉冀魯豫四省交匯處，歷史悠久、文化源遠流長，在春秋時期就作為一個地方經濟中心的城邑見于史冊。邯鄲交通便利，工業基礎雄厚，自然資源、旅游資源豐富，近幾年其經濟取得了很大的發展，由于資源、交通、人口等因素，各縣的經濟發展水平存在較大的差異。
對于各縣經濟發展差異，已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地區經濟差異的現狀、原因及解決措施等方面。本文選取14個指標構建評價體系，運用因子分析和聚類分析方法，以邯鄲15個縣（峰峰礦區、市內三區除外）為樣本，采用因子分析的方法， 對各縣經濟實力排序， 然后在此基礎上采用聚類分析的方法， 結合因子分析提取的三大公因子對各地區進行類型劃分， 最后進一步分析邯鄲各縣經濟發展水平存在差異的原因，并對縮小縣域經濟發展水平差異，協調縣域經濟發展提出建議。
一、數據來源和指標選取
為了全面客觀地衡量邯鄲市各縣的經濟發展水平遵循指標數據的客觀性、可獲取性等原則，選擇合適指標，建立評價模型，進而研究邯鄲各縣的經濟發展水平。
數據來源于河北省統計局官網2013年統計年鑒中各縣（市）主要國民經濟指標（2012年）中提供的各項數據。
指標的選取是在考慮影響全面客觀地衡量邯鄲市各縣的經濟發展水平，借鑒相關研究成果，結合邯鄲地區的實際情況和具體問題，遵循合理性、科學性、可操作性等原則下，選擇邯鄲地區15個縣的14項指標建立指標體系，即選取X1生產總值（萬元），X2農林牧漁業產值（萬元），X3工業產值（萬元），X4第二、三產業比重（%），X5人均GDP（元），X6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萬元），X7人均地方財政收入（元），X8人均地方財政支出（元），X9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元），X10人均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元），X11城鄉居民人均儲蓄余額（元），X12常用耕地面積占行政區總面積的比例（%），X13醫院、衛生院床位數（床），X14普通中學專任教師（人）等14個指標建立指標體系。
二、邯鄲各縣經濟發展水平的因子分析
因子分析利用降維的思想，由研究原始變量相關矩陣內部的依賴關系出發，把一些具有錯綜復雜關系的變量歸結為少數幾個綜合因子的一種多變量統計分析方法。通過因子分析，保證數據信息丟失較小的原則下，對原有數據進行降維簡化，最終用少數幾個公共因子來評價各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通過因子分析，可以實現對各地區經濟發展水平進行等級排序，避免人為評分的主觀性，使評價結果更為客觀。
（一）因子分析的適宜性檢驗
運用軟件SPSS19.0，對指標數據進行因子分析適宜性檢驗。本文通過對數據進行KMO統計量和Bartlett’s球形檢驗，見表1。
由表1可以得出，KMO值=0.615>0.6，Bartlett球體檢驗的sig取值0.000，表示拒絕各變量是獨立的假設，所選數據通過了KMO統計量和Bartlett’s球形檢驗。故選取指標數據適宜進行因子分析。
（二）公共因子個數的選取
從表2和圖1得：前三個公因子能夠反映原始指標92%的信息，且特征值均大于1，具有顯著代表性，并且碎石圖驗證了提取前三個因子的可行性。因此，前三個因子包含了原指標的絕大部分信息，可以代替原14指標對邯鄲市各縣的經濟發展水平進行評價。
（三）因子分析與模型建立
由于初始載荷矩陣不夠簡明，各因子的含義不夠突出，為此，本文在因子旋轉時采用方差最大正交旋轉法，使各個指標在某個因子上產生較高載荷，在其他因子產生載荷較小，經過6次迭代收斂，得到旋轉后的因子載荷矩陣，如表3（見下頁）所示。
表3可知，第一個公因子F1在生產總值（X1）、農林牧漁業產值（X2）、第二、三產業比重（X4），人均GDP（X5），固定資產投資（X6）、人均財政收入（X7），人均財政支出（X8）、人均消費品零售總額（X10）、人均儲蓄余額（X11）、耕地面積比例（X12）等指標上有較大載荷，這些指標是縣域經濟發展綜合實力展示的重要指標。所以，可以將F1命名為經濟發展因子；第二個公因子F2在工業產值（X3）、醫療機構床位數（X13）、學校專任教師數（X14）等指標上有較大載荷，這些指標是縣域科技發展的現狀和潛力的重要指標，所以，可以將F2命名為科技發展因子；第三個公因子F3在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X9）等指標上有較大載荷，這個指標是縣域民生發展的現狀的重要指標，所以，可以將F3命名為民生發展因子。
（四）綜合得分及評價
根據各因子的方差貢獻率占總方差貢獻率的比重作為權重并進行加權匯總，得到各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的綜合得分F，其計算公式為：
F=（58.122×F1+24.493×F2+9.400×F3）/92.005
將邯鄲所轄各縣的數據代入，得到15個縣的經濟發展因子得分F1、科技發展因子得分F2、民生發展因子得分F3，以及經濟綜合發展水平得分F，并進行排序，見表5。
由表5可知，在經濟發展因子F1上得分最高的前三個縣區依次是武安、涉縣、邯鄲縣，其中武安的得分約為2.34，涉縣約為1.84，遠遠高過其他縣區，在此項因子的得分上有11個縣得分為負值，這就是說，武安、涉縣經濟發展能力遠高于其他縣區，其他縣區需加大對此項因子的重視度。在科技發展因子F2上得分最高的前三個縣區依次是永年、武安和大名，其中永年的得分約為2.27，遠遠高過其他縣區，說明永年縣對教育、工業、醫療等行業的較為重視，經濟發展潛力較大。在民生發展因子F3上得分最高的前三個縣區依次是永年、邯鄲縣、武安，特別是永年的得分約為1.46，農民平均純收入遠高于其他縣區，生活質量較高。在經濟發展綜合得分F上最高的兩個縣區依次是武安、涉縣，特別是武安綜合得分約為1.92，遠遠高于其他縣區，說明武安整體經濟實力強，對經濟發展的各方面都很重視。武安在經濟發展因子、科技發展因子、民生發展因子都處在全市各縣前三名。
三、邯鄲各縣經濟發展水平的聚類分析
聚類分析將個體或對象分類，使得同一類中的對象之間的相似性比其他類的對象的相似性更強。其目的在于使類間對象的同質性最大化和類與類間對象的異質性最大化。常用的聚類方法有：系統聚類法、K均值聚類法、模糊聚類法等，本文采用的是系統聚類法中的離差平方和法。
（一）聚類分析的過程
在上述因子分析得到三個公因子的基礎上，根據指標特征，我們選用系統聚類法中Ward法對各縣經濟發展水平進行聚類分析。借助SPSS18.0軟件，距離上采用歐式平方距離，得到譜系聚類圖如圖2（見下頁）。
（二）聚類分析的結果及評價
聚類分析的結果（表6，見下頁）表明：邯鄲市15個縣按經濟發展水平的高低可分為以下五類：第一類為發達縣域，包括武安、涉縣；第二類為較為發達縣域，主要是磁縣、邯鄲縣；第三類為中等發達縣域，主要是永年縣；第四類為一般發展縣域，包括成安、曲周、廣平、館陶、雞澤、邱縣、肥鄉、臨漳；第五類為相對落后地區，包括魏縣、大名。
第一類縣域：武安、涉縣為經濟發達縣域，綜合得分遠高于其他縣的得分，特別是武安的綜合得分為1.92，在經濟發展因子、科技發展因子及民生發展因子的得分排名依次1，2，2；涉縣在經濟發展因子得分位列第二，在科技發展因子及民生發展因子有待提高。這類地區位于邯鄲地區的西部丘陵地區，礦產資源豐富，旅游業發達，工廠企業眾多，經濟發展迅猛，為邯鄲各縣經濟發展的典范。
第二類縣域：磁縣、邯鄲縣為較為發達縣域，綜合得分排名依次為第3名和第4名。這類地區經濟發展擁有一定經濟基礎和實力，區位優勢明顯，邯鄲縣圍繞邯鄲市，磁縣位于邯鄲南部，且馬頭電廠與邯鄲市相鄰，邯鄲機場就建在磁縣碼頭鎮。在經濟發展因子、科技發展因子及民生發展因子的得分排名在比較靠前，各方面發展較為均衡。
第三類縣域：永年縣為中等發達縣域，綜合得分排名為第5名。這類地區位于邯鄲市北部，人口和農業大縣，人口超過100萬，永年縣城緊鄰邯鄲市，交通便利；近年來，永年房地產業發展較快，在蔬菜種植、軸承生產等方面有一定的特色，永年廣府古城是旅游勝地，也是太極文化之鄉。永年縣在科技發展因子及民生發展因子的得分排名均為第一，發展潛力較大，但由于縣域人口眾多，在經濟發展因子上得分最低，需發揮自身優勢，加快經濟發展。
第四類縣域：成安、曲周、廣平、館陶、雞澤、邱縣、肥鄉、臨漳等8個縣為一般發展縣域。這類地區位于邯鄲地區的東部，地處華北平原，各縣農業較為發達，均為地域和人口小縣，工業、第三產業相對落后。在經濟發展因子和科技發展因子的得分均為負數，但各縣應發揮自己的特色和優勢，在養殖業、特色種植、招商引資等方面加大力度，增強自身的經濟發展力，逐步縮小各縣域經濟發展的差異。
第五類縣域：魏縣、大名為經濟發展相對落后地區。這類縣域位于邯鄲地區東南部，兩縣均為人口大縣（90萬以上），經濟發展相對緩慢。在經濟發展因子和民生發展因子得分較低，排名均在10名以后，而科技發展因子得分較高，排名均在前5名。這類縣域應采取措施努力提高經濟發展效益，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同時控制人口數量，發揮縣域特色，比如魏縣的鴨梨，大名的香油。
總之，通過上述簡單的分析，結合邯鄲地區自身的情況，制定各縣域經濟發展戰略。在市政府的統一協調下，各縣發揮各自的優勢和特色，逐步縮小各縣間經濟發展水平的差距，實現全市各縣均衡發展、持續發展、綠色發展之路。
四、結論
本文利用因子分析和聚類分析方法，對2012年邯鄲各縣經濟發展水平進行了綜合分析和評價，結果表明：（1）邯鄲各縣經濟發展主要受三大因子影響。其中經濟發展因子F1貢獻最大，貢獻率為58%，科技發展因子F2是影響經濟發展的第二大因素，貢獻率為24.5%，民生發展因子F3是影響經濟發展的第三大因素，貢獻率為9.5%。（2）把三個公因子作為聚類分析的變量，不僅剔除了傳統聚類分析中變量間的信息重疊，提高了聚類精度，而且把聚類分析和因子分析結合起來，使得分析更加全面、客觀。（3）運用因子分析法對邯鄲15個縣的經濟發展水平進行了排序；運用聚類分析把邯鄲15個縣劃分為五個經濟發展區域，并提出更有針對性的經濟發展政策。（4）從經濟發展因子、科技發展因子、民生發展因子三個方面從發，分析邯鄲各縣域經濟發展的特點，從而便于各縣從中找出自己的亮點和不足，進而制定與自身適宜的經濟發展策略，為邯鄲各縣域的經濟發展提供決策參考。
[本文為2014年度邯鄲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研究課題（2014030）；2014年度河北省社會科學發展研究民生調研專項課題（20140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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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S-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0432(2010)-10-0001-2
0 前言
縣域經濟是一種行政區劃型的區域經濟,它以縣城為中心、鄉(鎮)為紐帶、農村為腹地,是城市經濟與農村經濟的連接樞紐,在經濟體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區域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重要基礎?？h域經濟的發達與否最能反映出地區的經濟發展程度。一般來說,經濟發展水平越高的地區,縣域經濟越發達,城鄉二元結構越不明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縣域經濟差異的擴大也成為一個不爭的事實,因此縮小地區經濟發展差距,實現區域協調發展,已成為急需關注的熱點問題。
1 區域概況
作為全國的大城市之一,長春市的城市發展方式已經由集聚型向擴散型轉變,城市空間的迅速擴展,大都市化地域的逐步形成,城市區域化的進程加快,并將逐步納入全球城市體系,承擔特定的國際產業地域分工職能。長春市的產業職能轉向重點發展以高新技術產業為主的新興產業和現代第三產業,使長春市成為吉林省乃至東北地區的高新技術產業創新和擴散源地。
2 研究方法與指標確定
2.1 研究方法
量圖分析法也稱加權指數法。1971年,德國曾采用此方法來劃分貧困區,并且取得了較好的效果。在本文中應用此方法來對長春市縣域進行區域經濟水平分區,并分析區域經濟水平的差異,從而判斷其經濟發展水平的類型。
2.1.1 選取指標 在選取指標的過程中,量圖分析法為了避免被選指標對于系統整體特性反映能力不強以及關鍵因子被屏蔽進而影響評價,通常選取反映區域經濟水平的最基本指標,同時,考慮到數據的可操作性、可獲性和可比性,并不構建復雜的因子體系。本文分析中選擇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元)(j1)、國內生產總值較上年增長比率(%)(j2)、人均地方財政收入(元)(j3)、人均固定資產投資(元)(j4)、人均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元)(j5)、農民人均年純收入(元)(j6)、醫院、衛生院的床位數(張)(j7)、城鎮化率(%)(j8)等8個指標。
2.1.2 確定各指標的中等組的數量變化范圍計算 區域第j指標的平均值計算公式為:
(公式1)
式中i=1,2,3……N,N―所研究的地區個數;j=1,2,3……M,M―所選取的指標個數;yij―第i地第j指標的權值;Yij―第i地第j指標的另一相應值;xj―區域第j指標的平均值。
第j指標的均方差計算公式為:
(公式2)
式中σj―均方差;xij―第i地第j指標的值。
計算第j指標的中等組的數值變化范圍的計算公式為:
(公式3)
2.1.3 各指標劃定 根據中等組的數值變化范圍,將每一指標分成優、中、劣三等。一般,當第i地第j指標的數值位于該指標中等組上限和下限之間則為中等,高于中等組上限則為優等,低于中等組下限則為劣等;
2.1.4 各地各指標的等級評定 依據各個指標的優、中、劣等級的數值范圍,對區域各地各指標的等級給予評定;
2.1.5 各地區域經濟發展的特征評價 根據各地所得優、中、劣指標的數目,評價各地經濟發展特征類型,分為三個層次:先進、中等和落后。凡是得優指標數大于或等于中和劣指標數之和者為先進;得優和中指標數之和仍大于或等于得劣指標數者為中等;凡是得劣指標數大于優與中指標數之和則為落后。
2.1.6 判斷指標選取的合理性和評價的可靠性 判斷指標選取的合理性和評價的可靠性,通常用判斷系數來衡量,判斷公式為:
(公式4)
式中 K―判斷系數,當K85%,說明評價是可靠的,可以根據所選指標對各地經濟發展特征進行評價、分類和區別;
2.2 分析與結論
根據各項指標及其對應的數值,來進行系統的計算,得出表1的結果,由于長春市所轄的市縣數量較少,因此在指標分析時也帶來一定的難度,綜合各種計算結果,根據表2,其中K=86.23%>85%,即量化指標選取合理、有效,評價結果可靠、有意義。
資料來源:根據《吉林統計年鑒》2008 ,2009整理而得
按照量圖分析方法,參照長春市域各縣的經濟發展水平現狀,將4個市縣分為先進、中等、落后3大類型,即九臺、德惠二市屬于先進類型,農安、榆樹二市屬于落后類型。
農安縣和榆樹市在整體上處于落后狀態,在八項指標中大部分處于劣勢,而九臺市和德惠市則處于先進狀態,各項指標均達到較高的水平,經濟呈穩固發展態勢。
3 長春市縣域經濟空間差異的成因分析
農安縣j1-―j6均處于劣勢,j7處中等態勢,j8則較高。由此可以看出,農安縣的經濟發展較為落后,發展速度和潛力相對較差,擴大再生產能力不理想,縣區內居民生活水平不高,購買力差,與之相反的是基礎設施情況良好,投資環境理想,鄉村建設成績顯著。造成以上情況的原因是由于農安縣農業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較大,相對應的人口科學文化素質普遍偏低,創造收益的能力相對較弱。
九臺市的指標中除j6較低外,其他指標均較優秀。整體來看,九臺市的經濟發展速度較快,居民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生活環境良好。這些現象一方面要歸功于居民的努力,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九臺市獨特的區位條件。
榆樹市則除j6較高外,其他指標均處于劣勢。從上述指標來看,榆樹市的經濟發展,無論在潛力和速度上來說都極為落后,居民的生活水平相較于其他三市而言,處于一個不利的狀態。
德惠市的j1―j6均處于中等,j7、j8則處于劣勢?？梢钥闯?德惠市的經濟發展健康穩定,各項指標均呈向上的發展態勢,居民生活條件良好,基礎設施健全。德惠市是目前長春各縣市中的發展是處于領先地位的,這又與其自然條件密不可分。
4 長春市縣域經濟空間差異的對策與建議
4.1 利用地方資源優勢,發展區域特色經濟
從各縣市的資源優勢出發,形成特色的經濟,并以此為基點,逐步形成區域經濟的規模,利用產業結構調整和本地資源優勢,發揮、創造潛在資源優勢,優化潛在優勢要素的配置,依托市場,推動縣域經濟的跳躍式、跨越式發展,利用城市工業化帶動產業化,促進農村經濟的全面發展。以科學發展觀指導縣域經濟的全面發展,不斷優化自身機制。充分利用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的政策效應,抓住國際產業轉移和國內沿海發達地區資本擴張的有利契機,發揮土地、資源、勞動力等比較優勢,主動承接國際國內資本技術和產業轉移,吸引更多的企業和各類生產要素進入縣域經濟。
4.2 轉變政府觀念和職能,引進外部生產要素
長春市各市縣經濟發展的落后,也是思想觀念轉換慢,改革開放不足的結果。為此,各市縣要敏銳的發現經濟發展的各種機遇,樹立運用市場經濟運作和管理經濟的新觀念;破除狹隘的地方觀念,樹立大開放的市場觀念;主動出擊,抓住良好發展機遇;樹立人力資源愈豐厚、數值愈高,愈有利于吸引知識和技術密集型的產業投資的觀念;加強對高層次人才的吸引制度,用更優惠的政策、更寬松的用人環境和更靈活的用人機制,廣泛地吸收高層次人才,為經濟發展創造良好的軟環境,全面促進各市縣經濟的發展。
4.3 重視科技教育事業,加強人力資源建設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農業科技教育事業是縣域經濟發展的先決條件。推進農民從業素質教育,建立和完善科技推廣服務體系,轉變基層政府機制,穩定和發展農業科技隊伍,開展科普教育和科技下鄉服務活動,傳授技術成熟、效益穩定的農業科技知識,推廣實用技術,形成多方位、多層次的科技培訓體系,指導培訓廣大勞動農民獲取農技知識,掌握科學務農技術,成為能工巧匠和生產經營的帶頭人。正確引導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從事產品的儲運、加工、銷售及其他農業生產型以及城市生活型服務行業。與此同時,在充分發揮落后地區現有人才作用的基礎上,采取積極的鼓勵措施,吸引各類人才參與落后地區的開發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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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區域經濟發展水平 動態分析 演化類型
問題的提出
區域經濟發展水平歷來就是政府和學術界廣泛關注的問題，研究經濟發展水平的區域差異對明確各區域的經濟發展水平和制定合理的發展規劃與戰略、縮小地區之間的差異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在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的綜合評價方面，因子分析、主成分分析和聚類分析方法的使用比較廣泛。
馬力等（2006）運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對我國15個副省級城市的區域經濟發展水平進行了實證分析與比較研究。惠俊剛等（2007）運用系統聚類分析法對陜西省十個地級市及楊凌示范區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進行了聚類分析。徐新等（2008）運用因子分析與聚類分析方法對2007年我國31個省級行政單位的區域經濟發展水平進行了綜合評價，并對影響區域經濟發展水平差異的原因作了分析。王曄等（2009）運用主成分分析與聚類分析方法對甘肅省14個市（州）的區域經濟發展水平進行了區域劃分和評價研究。
已有文獻對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的評價主要是靜態的評價，側重于某個年份橫截面的發展水平的對比，不能反映區域經濟發展的動態變化特征，缺乏對某段時間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的相對變動情況的研究。另外，有的評價指標體系的選取存在一定的片面性，不能反映區域經濟發展的全面真實狀況。
本文試圖以廣東省21個城市為研究對象，通過建立比較科學的評價指標體系，選擇不同時段的同類數據源，采用基于主成分分析的時序動態評價方法對廣東省區域經濟發展水平進行動態綜合評價，采用主成分分析和聚類分析相結合的方法對廣東省各城市區域經濟發展水平進行類型劃分并分析其類型變動情況，以期得到有益的政策啟示?；舅悸肥窍冗x擇2000、2007、2009年作斷面分析，然后通過3個時間段之間的變化作動態分析。主要數據源自《廣東省統計年鑒2001，2008，2010》。
指標體系與評價模型
指標體系。區域經濟發展水平是一個綜合性的概念范疇，不僅是一個地區在一定時期內國民經濟各方面的綜合發展狀況，而且還表現為該地區國民經濟持續發展的可能性。因而，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的評價指標應能綜合反映該區現有的經濟力量和經濟發展前景。為此，根據科學性、實用性和可操作性、可比性、可量化等原則，本文構建出由經濟規模、經濟效益、經濟結構和經濟外向度四個層次的12項指標構成的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綜合評價指標體系（見表1），以全面、客觀地反映各地區的經濟總量、經濟增長、經濟效率、經濟發展的協調程度。
評價模型與程序。本研究選取主成分分析法來評價廣東省區域經濟發展水平，主成分分析法是把多個指標化為少數幾個綜合指標的一種統計分析方法。其評價具體過程為：一是構造樣本矩陣Xij。其中i代表城市，總數為21個；j為評價指標，總數為12個。二是樣本矩陣無量綱化處理，得到標準化后矩陣X’ij。三是求協方差陣Rjk。四是利用雅可比法求解主成分。由Rjk解特征值λj及相應特征向量Ijk并得方差貢獻率。根據累計方差貢獻率確定主成分數，然后計算第k個成分的載荷Pkj。五是計算各城市不同年度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綜合評分值Vi即。運用主成分分析模型計算出2000、2007、2009年廣東省各城市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的綜合評分值，然后計算出各時間段綜合評分值的變化，最后結合評價結果及相關背景進行分析。
評價結果與分析
按照累計方差貢獻率達到85%以上的要求選取主成分，然后計算每個城市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的綜合評分值，并將綜合評分值進行歸一（見表2）。其具體計算過程由統計軟件SPSS13.0完成。
（一）綜合評估
根據表2結果并結合相關背景材料分析可知：第一，廣東省各城市區域經濟發展總體水平不高。2000年， 2007年，2009年的評價結果都表現出這一特點。超過80分的城市2000年沒有，2007年有1個，2009年有2個；超過60分的城市2000年沒有，2007年有2個，2009年有3個；超過40分的城市2000年有2個 ，2007年有6個，2009年有7個；40分以下的2000年有19個，2007年有15個，2009年有14個?？梢姡瑥V東省各城市區域經濟發展任務還相當艱巨但前景樂觀。第二，廣東省各城市區域經濟發展水平具有明顯的區域差異特征。排名靠前的基本上是集中在珠三角地區的城市，得分靠后的城市基本上居于粵東、粵西和粵北。3年的排名盡管有變化，但這一格局沒有變。這種差異性還表現在絕對發展水平的差距上，排名第一和最后的城市區域經濟發展水平差異過于懸殊。
（二）等級劃分及變化
為了進一步分析廣東省各城市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類型及其變化，采用主成分分析和聚類分析相結合的方法，分別對2000、2007、2009年廣東省各城市區域經濟發展水平進行了類型劃分并分析了類型變動情況。具體方法過程如下：首先是對各年數據做主成分分析，獲得各年各城市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的各主成分得分。其次根據主成分分析中得到的主成分對廣東省各城市區域經濟發展水平進行分層聚類，聚類方法采用Ward最小方差法，距離測度采用Euclidean distance，分別計算并建立2000、2007、2009年廣東省各城市區域經濟發展水平歐氏聚類系數矩陣表（因表格較大，省略）及聚類譜系圖（因圖幅較大，省略）。第三是根據上述結果歸納總結出2000、2007、2009年廣東省各城市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的類型及異動情況（見表3）。前兩步運用SPSS軟件由計算機自動得出結果。
根據廣東省各城市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將其分為四類：第一類為優秀類。這類地區經濟實力雄厚，區域經濟發展水平比較優勢突出。第二類為良好類。這類地區具有良好的經濟發展基礎，區域經濟發展水平比較優勢明顯，潛力和后勁大。第三類為中等地區。這類地區經濟實力居中，區域經濟發展水平優勢明顯、問題突出。第四類為差等地區。這類地區經濟實力較差，區域經濟發展任務比較艱巨。比較2000、2007、2009年廣東省各城市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等級類型的變化，可以發現以下特點：廣州、深圳是廣東省區域經濟發展水平優良且比較穩定的地區，而韶關、梅州、汕尾、陽江、湛江、茂名、肇慶、云浮等在廣東省各城市中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較差且多年變化不大，其它城市則處在較大變化之中。
（三）演化類型
為了從動態的角度揭示廣東省各城市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的變化，本文設計了兩個指標來分析。一個指標是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相對強度（X），用某城市某年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綜合評分除全部城市同年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綜合評分平均值來計算，一般以考察現狀年為本底。另一個指標是區域經濟發展水平增長強度（Y），用某城市區域經濟發展水平某時段綜合評分增加值除全部城市同時段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綜合評分平均增加值來計算。把這兩個指標結合起來考慮的目的在于以現狀為基礎考察其動態變化軌跡。根據上述計算結果，分別選擇本底年和參照年，計算出廣東省各城市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相對強度（X）和增長強度（Y）。以相對強度（X）為橫軸、增長強度（Y）為縱軸、（1，1）為原點建立坐標系。根據坐標圖分析廣東省各城市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的動態類型。根據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相對強度（X）大小將廣東省21個城市分為兩類：第一類為區域經濟發展水平超過廣東省平均水平的城市（X>1），第二類為區域經濟發展水平低于廣東省平均水平的城市（X
據此，可將廣東省各城市區域經濟發展水平演化類型分為四種類型（見表4）：第一種為快速增長型。這種類型城市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相對強度超過廣東省平均水平，增長強度也高于廣東省平均水平。屬于區域經濟基礎良好，且目前建設力度很大的城市。處于第一象限。第二種為穩步增長型。這種類型城市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相對強度超過廣東省平均水平，增長強度低于廣東省平均水平，屬于實力雄厚的地區，區域經濟發展水平優良。處于第四象限。第三種為潛在增長型。這種類型城市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相對強度低于廣東省平均水平，增長強度高于廣東省平均水平。屬于區域經濟發展潛力較大的城市，目前雖然存在明顯問題，但發展潛力較大。處于第二象限。第四種為緩慢增長型。這種類型城市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相對強度低于廣東省平均水平，增長強度也低于廣東省平均水平。這類地區目前區域經濟發展任務比較艱巨。處于第三象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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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問題的提出
農村公共投資由于能產生更具生產效率的生產和分配模式從而成為農村經濟增長的基礎。目前，國內外理論界對農村公共投資與經濟增長、政府行為之間的關系進行了諸多探討，如：Rebelo(1993)利用超過100多個國家的跨國數據證明了交通和通訊投資與農村經濟增長之間具有直接穩定的聯系。Canning(1994)發現，基礎設施尤其是電話及電力的投資對農村經濟增長率具有重要的積極影響。樊勝根、張林秀、張曉波(2002)利用1970-1997年間的省級數據，用聯立方程模型估計了不同類型的政府投入效果，證明了地方政府在農業研發、灌溉、教育和基礎設施領域的投入，不僅推動了農業產出的增長，而且有助于緩解農村貧困。劉曉昀、辛賢、毛學峰(2003)從農戶收入和支出的角度分別利用OLS和TSLS法對貧困地區農村基礎設施投資對農戶收入和支出的影響作了研究，結果顯示，貧困地區農戶明顯從基礎設施投資中獲益，基礎設施投資對農戶的影響往往因農戶的人力資本狀況不同而有顯著差異。鞠晴江(2006)利用雙對數Cobb-Douglas生產函數模型對基礎設施和農村經濟發展的內在關系進行實證分析，表明農村道路、電力、通訊和教育基礎設施建設水平對于我國農業生產、非農生產以及農民人均收入均有統計上的顯著影響?，F有文獻對政府行為和農村公共投資關系的研究主要聚焦在如何在有限財力下進行農村公共投資以及如何改革政府供給模式的問題上，如：匡遠配等(2005)探討了縣鄉財政狀況對農村公共投資的影響。謝群、員曉哲(2006)提出要重構農村公共投資主體，改革農村公共投資的政府供給模式。
盡管理論界對農村公共投資與經濟增長、政府行為之間的關系從理論上或實證上作出了多方面研究，但這些研究大都是把對政府行為傾向的分析放在了公共投資和經濟增長的框架下，在理論層面上很少涉及到對政府行為、經濟增長與農村公共投資三者關系的分析，也很少涉及到對經濟發展差異的不同地方政府行為傾向的討論。眾所周知，經濟發展水平和地區財政狀況直接影響到公共投資水平，根據Niskannen(1974)提出的政府人壟斷模型，經濟發展水平較高從而財政充裕的地方政府人(官員)不是最大化利潤，而是最大化產出和預算，更多的產出和預算也給政府人帶來了更多的經濟機會和更大的權威。因此在公共投資過程中，“理性”的地方政府有擴大公共支出的傾向，公共產品會得到充分甚至是過度供給。而周其仁(1994)認為，國家不會提供有效的產權保護，只有當國家與社會在對話、協商和交易的過程中形成一種均勢，才能使國家租金最大化與保護有效產權之間達成一致。因此，從農村公共投資的角度分析，貧困落后地區基于地方財政緊張的現實，“理性”的地方政府更傾向于“不作為”，張維迎的農村公共投資的“變壓器”理論對此也從不同的角度進行了佐證。這一推論同時還得到了經驗文獻的論證，如：樊勝根、張林秀、張曉波(2002)證明了不同地區公共投資對經濟增長具有不同的敏感程度，不同地方政府具有不同的公共投資行為和傾向。Kanbur和Pottebaum(2002)指出了經濟發展水平與公共投資呈正相關關系，經濟發展水平高的地區傾向于提供較多的公共基礎設施，經濟發展水平低的地區傾向于少提供或不提供公共投資。如果推論成立，那么從經濟增長視角分析，這些地方政府行為是真正理性么?經濟增長、政府行為與農村公共投資的關系到底如何呢?下文就這些問題從理論視角進行模擬。
下文的結構如下：第二部分在Kanbur和Pottebaum(2002)所構建的理論模型的基礎上提出本文的基本模型。第三部分分析經濟增長、地方政府行為和農村公共投資的依存度及相互關系。第四部分得出相關結論并提出相應的制度安排。
二、基本模型
Kanbur和Pottebaum(2002)模擬了經濟發展與公共投資之間的依存度關系，在理論層面上得出了具有一般性的結論：(1)經濟發展水平與公共投資之間的關系非常密切。(2)經濟發展水平高的地區傾向于提供較多的公共產品，兩者之間的依存度較高；經濟發展水平低的地區傾向于少提供或不提供公共基礎設施投資，兩者之間依存度較低。但筆者認為，KaPut和Pottebaum所構建的理論模型有兩個缺陷：(1)只考慮到兩種不同經濟發展水平的地區，不能清晰展示經濟發展水平差異程度不同的地區公共投資與經濟增長之間依存的梯度差異。(2)只是從“突然損毀”和“重建”的角度來討論經濟發展水平與公共投資之間的依存關系，不具有真實的可能性分析基礎。筆者所構建的數理分析模型是在Kan-bur和Pottebaum(2002)所提出的理論模型的基礎上，考慮其兩種主要缺陷所構建的一般性的純理論分析模型。
模型所依據的基本假設如下：(1)有三個經濟發展水平不同的地區A、B、C，總人口都是N，經濟發展水平σA>σB>σC。(2)土地是經濟發展的唯一資源，三個地區可以選擇在有限的土地資源上種植糧食作物和經濟作物，糧食作物的市場價格為常量1，經濟作物的市場價格為p，三個地區糧食和經濟作物的生產函數都是F、K，F、K具有標準生產函數的性質。(3)政府行為“經濟人”理性，即公共投資所帶來的獲利能夠補償公共投資耗費，也大于在不進行公共投資下所帶來的收益，且同一地區較多的公共投資可獲取更多的收入。為簡化模型，假定更多收入最終反映在更高的價格上。(4)地方政府的目標函數是最大化所在地區的經濟發展，經濟發展主要通過公共投資來實現，并且地方政府根據本地區經濟發展水平與財政狀況進行公共投資。根據假設(4)，三個地區被假定其收入：
三、地方政府行為、經濟增長與農村公共投資的依存關系分析
在公共投資過程中，地方政府是一個特殊的經濟主體，地方政府行為的具體表現就是這一經濟主體實現利益的體現。根據假定條件(4)，地方政府行為應該在農村公共產品投資和經濟增長的框架下具備怎樣的傾向呢?以下在基本模型分析的前提下通過控制制度和政策以及其他因素的影響，探討公共投資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以及地方政府行為表現。
式(12)給予我們如下理論和政策啟示：在滿足政府行為“經濟人”理性及農村公共投資快速順暢傳遞(較多的公共投資可以獲取更多的收入和更高的產品價格)的理論前提下，更高水平的農村公共投資
帶來了更高的收入和更快的經濟發展，即公共投資與經濟發展之間呈正比例關系，且經濟發達地區的農村公共投資對經濟增長的回報高于貧困落后地區，從而以最大化所在地區的經濟發展為目標函數的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地方政府傾向于更多的公共投資從純經濟的視角分析是真正符合“經濟人”理性的。
我們再從經濟增長“差異”的視角來重新審視不同地區的農村公共投資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從“差異”的視角來討論農村公共投資的作用更能反映公共投資的合理性及其合理程度?！安町悺币暯切枰紤]到四個方面的影響因素：其一，公共投資水平IA、IB、IC。其二，無任何公共投資前提下的地區經濟發展水平或收入水平yA、yB、yC。其三，進行了不同程度的公共投資后的地區經濟發展水平或收入水平y*A、y*B、y*C。其四，總人口N。根據影響經濟增長“差異”的四個因素，用式(9)、式(10)、式(11)相應減去式(6)、式(7)、式(8)，得到“差異”水平因子ZA(p)、ZB(p)、ZC(p)。
其中，ZA1(p)、ZB1(p)表示公共投資前后的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程度。從式(13)、式(14)、式(15)可知，“差異”水平因子ZA(p)、ZB(p)、ZC(p)取決于兩個因素：一是公共投資額度，二是公共投資在經濟作物市場價格p上的反映。根據式(4)，由于經濟發展水平y是經濟作物市場價格的增函數，可知ZA1(p)>0，ZB1(p)>0，這表明經過農村公共投資后，A地區和B地區的經濟水平都有所增長，經濟增長水平及程度都有所提高。但“差異”水平因子ZA(p)、ZB(p)、ZC(p)的值取決于農村公共投資前后的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程度與公共產品投資額之間的差距。由于我們假設了F、K具有標準的生產函數性質，同時假設了PA0、PB0是A、B兩地區在沒有農村公共投資時經濟作物所獲得的市場價格，可近似假定兩者相等；pA1、pB1是A、B兩地區在進行了不同程度的農村公共投資IA、IB后經濟作物所獲得的市場價格，根據上述的理論假設前提和對地區生產函數的假定，因此得到PA1>PB1。我們可以作出如下推斷：就經濟增長與農村公共投資貢獻程度的角度看，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B地區的經濟增長對公共投資的反應更加靈敏，在假定前提下同等數量的公共投資對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B地區的貢獻程度要大于對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A地區的影響，即經濟發展水平落后地區經濟增長過程中的公共投資存在著“后發優勢”。這一推斷與Kanbur和Pottebaum(2002)所構建的理論模型的結論是完全一致的，這一結論具有如下政策與理論含義：經濟發展比較落后地區的地方政府在滿足政府行為“經濟人”理性的前提下應該有動力和傾向進行公共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投資，那么貧困落后地區基于地方財政緊張的現實，“理性”的地方政府更傾向于“不作為”從純“經濟”的視角分析顯然是不理性的。從另一方面看，由于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地區經濟實力較強且有較充裕的地方財政，其有能力進行更高水平的農村公共投資，因此其在農村公共投資框架下的經濟增長具有“先天優勢”。另根據上述分析，ZA(p)、ZB(p)值不僅取決于公共投資額度IA、IB，還取決于公共投資在市場價格p上的映射，因此無論是發達地區的地方政府還是貧困地區的地方政府，不僅應該著力于增加農村公共固定投資，還應該著力加強公共投資在市場價格p上的映射，而完善的社會化服務體系的建立、區域市場一體化和較高的政府辦事效率等都有助于提高公共投資在市場價格上的映射程度，從而有助于推動經濟增長。
四、結論
筆者在既定的假設前提下，通過構造數理模型，運用比較靜態的分析方法，從理論的視角嘗試性地構造了經濟增長、地方政府行為與農村公共投資的理論分析框架，在此框架下通過控制制度和政策以及其他因素的影響，分析各種公共投資對經濟增長及對政府行為的影響，得出了以下結論：
(1)由于農村公共投資和經濟發展水平呈正比例關系，更多的公共投資可以帶來更高的收入和取得更快的經濟增長。并且經濟發達地區的農村公共投資的回報高于貧苦落后地區，因此目標函數為最大化所在地區經濟發展且經濟發展水平較高地區的地方政府更傾向于提供較多的農村公共產品和公共投資，從經濟視角分析這也是合乎地方政府理性的。
(2)從公共投資對經濟增長回報率的層面分析，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地區的經濟增長對農村公共投資的反應更加靈敏，經濟發展水平落后地區經濟增長過程中的公共投資存在著“后發優勢”。樊勝根、張林秀、張曉波(2002)運用1970-1997年間的省級面板數據，證明了在中東部地區，雖然大部分公共投資的經濟回報都比西部地區高，然而在西部地區公共產品投資的回報率更高，從而增加公共投資對扶貧和縮小地區差距的作用更大。Kanbur和Pottebaum(2002)所構建的純理論分析模型也對這一結論作了充分的理論和經驗驗證。
(3)經濟增長不僅取決于農村公共投資，還取決于公共投資在市場價格上的映射程度，通過完善的社會化服務和管理體系的建設、區域市場一體化的建立和提高政府辦事效率等都有助于增強公共投資在市場價格上的映射，因此地方政府應該從增加農村公共投資和增強公共投資在市場價格上的映射兩個方面來推動區域經濟發展。
根據本研究所得到的結論，我們提出如下政策建議：
第一，發揮地方政府職能，增加公共投資，并按照公共投資對經濟增長的敏感性和回報率的不同來選擇公共投資的優先順序，從而更有力地促進經濟發展。
中圖分類號：F127 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1）28-0150-03
引言
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得到了迅猛的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① 全國各地區的經濟面貌都得到了很大的改善。然而由于各自經濟發展起點和地理環境等方面的原因，中國各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存在明顯的差異。對于中國目前的經濟發展而言，如何真實反映地區間經濟發展差異已經成為經濟研究的重點。
中國目前主要應用國民經濟核算體系（SNA）對中國及中國各地區的經濟發展進行評價，其核心指標是GDP。但是經濟總量并不能完全概括經濟發展的內涵，因而在衡量區域經濟發展水平差異上GDP法存在一定的片面性，不能真實反映區域經濟發展差異。
本文將應用層次分析法從經濟發展內涵出發建立中國區域經濟發展水平評價體系，該評價體系能更為全面、真實的反映中國區域經濟發展差異，并且通過對2008年統計數據的實證研究，得到中國各地區現階段經濟發展水平。同時，以評價得分為依據，對中國31個地區經濟發展類型和階段進行分類，并從中得到中國區域經濟發展特點。
一、中國區域經濟發展水平評價體系的建立
（一）評價體系的理論基礎
為評價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本文將利用層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AHP）構建中國區域經濟發展水平評價體系。該方法主要依據決策者的主觀判斷，對決策進行量化描述，較多應用于結構復雜且指標不易量化的評價問題。由于經濟發展內容廣泛且不易從單一指標度量，因此本文將應用此方法，從經濟總量、經濟結構、制度水平、創新水平等四個方面進行構建區域經濟發展水平評價體系。
1.經濟總量是一個地區經濟發展的重要體現，也是國際上較為公認的經濟發展度量指標，因此在我們的評價體系中，包含這一指標。這里度量經濟總量沿用現在國際主流標準，即地區生產總值（GDP）。
2.根據經濟增長結構理論，經濟結構變化也是經濟發展的重要影響因素之一。比如產業結構、就業結構、消費結構和分配結構等方面的變化不僅是經濟發展的決定因素，同時也是經濟發展的重要表現。其中產業結構主要體現地區經濟發展的協調性，就業結構用來說明地區勞動力需求大小，消費結構用來體現地區居民消費能力和市場潛力，分配結構則用來衡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
3.制度對經濟發展發揮重要作用，特別是可以有效保護產權的制度不但可以促進有效的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本投資，而且可以進一步促進經濟的持續增長和發展。自1978年，中國的經濟制度在所有制、市場和開放水平等方面均發生了顛覆性變化，因此我們必須將經濟發展與制度聯系起來作為衡量經濟發展的一個標準。
4.經濟增長與發展離不開技術進步和創新能力，并且根據Krugerman（1993） 和Young （1995）的研究，技術進步恰恰是很多新型產業國家經濟發展和能否持續獲得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因此，為了衡量不同地區經濟增長的持續性，我們將創新能力作為一個主要的經濟指標，而創新能力的獲得恰恰源于對人才的培養和對科研的投入。
（二）評價體系的建立
根據以上對于評價體系的理論描述，主要經濟發展水平評價體系指標及計算公式（如表1所示）。
目標層A：以經濟發展水平為核心，逐層構架系統的，有層次、有邏輯的評價體系。
子目標層B（4個）：是在整體上把握體現經濟發展水平的四大方面，即經濟總量水平、經濟結構水平、制度水平和創新水平，從定性角度對經濟發展水平進行整體的把握。
過渡層C（11個）：在四大準則的基礎上，對各個準則進行擴展，更詳細的概括出經濟發展的各個方面，使得整個評價體系更全面和系統，連接定性指標與定量指標。
指標層D（15個）：以11個要素為基準，指標層采用具體化可測的指標數據，使指標體系從定性分析向定量分析進行轉變，使評價體系更具有說服力。
（三）評價結果的形成
形成該評價體系評價結果的主要步驟依次是構建判別矩陣并通過一致性檢驗、得出15個指標層指標權重、無量綱化31個省份2008年原始數據以及利用公式得出評價結果。
1.根據層次分析法構建判別矩陣。層次分析法的判別矩陣是根據九級標度①將本層次要素Ai和Aj相對于上一層次的要素Ck（k=1…m）按重要程度進行兩兩比較構造而成。同時，判別矩陣必須通過一致性檢驗，② 即CI0.1，則說明判別矩陣未通過一致性檢驗，必須調整判別矩陣的標度。
2.確定指標權重。根據通過一致性檢驗的判別矩陣，利用YAAHP層次分析法計算軟件，得出指標層15個指標的權重。
3.對指標進行無量綱化處理得出評價結果。由于需要用不同性質的指標來反映評價對象的不同側面和特征，因此指標體系中有定量指標、定性指標、絕對指標（數額）和相對指標（比率）。為了能夠在指標間建立起統一的計算、比較準則，需要將所有的指標進行轉化和無量綱化處理，使指標轉變為與權重表達相同的以百分數表示的無量綱的相對指標，進而進行加總處理。
具體的無量綱化的方法是標準化方法，即處理后的各指標的標準差為1，均值為0，使得處理后的數據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不與指標權重產生重疊。應用公式③得出最終中國各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的評價結果。
二、實證結果及分析
對中國2008年31個地區15個指標層數據運用SAS軟件進行標準化處理后結合注釋①中的公式得到中國31個地區（除港、澳、臺）的經濟發展水平的評價結果[6] （數據來源《中國統計年鑒2009》、《中國貿易外經統計年鑒2009》、《中國工業統計年鑒2009》、《中國經濟貿易年鑒2009》、《中國區域經濟統計年鑒2009》）。
（一）評價結果有效性檢驗
作為重要的發展指標，人均GDP一般被用來衡量經濟發展水平。本部分為了評價中國區域經濟發展水平評價體系是否有效，將人均GDP和此評分結果做相關性檢驗，若相關系數達到0.5以上，且P值小于0.01，則說明，該評價體系的評價結果是有效的。
運用SAS對此評價體系的評價分數和人均GDP數據的標準化后并進行相關性檢驗，得到相關系數R=0.5842，P值=
0.000559
（二）評價結果分析
根據得分結果，可簡單的將中國31個地區分為五部分：①第一部分（得分1~1.5）為廣東、江蘇；第二部分（得分0.5~1）為山東、浙江、上海；第三部分（得分0~0.5）為福建、北京、河南、河北、遼寧、湖南；第四部分（得分-0.5~0）為湖北、天津、四川、廣西、安徽、云南、重慶、山西、江西、貴州、內蒙古、黑龍江、新疆、吉林、山西、甘肅、寧夏、海南；第五部分（-1~-0.5）為青海、。
從分類結果上看，中國各區域經濟發展存在明顯差距，經濟發展最強的廣州和最差的之間相差了2.5分。同時，經濟較發達（得分大于0.5）地區僅占全國的16.13%，經濟不發達地區得分小于-0.5）僅有兩個，占總數的6.5%。中國60%地區經濟發展具有較大潛力（評分結果介于-0.5~0之間），在未來的經濟發展中會對中國整體經濟發展發揮重大作用。
結論與討論
利用層次分析法建立經濟發展評價體系，使定性的問題定量化，過渡自然。建立該評價體系的數學方法為運籌學的層次分析法，簡稱AHP。該分析方法是將難于選擇的定性問題，通過建立較主觀的判別矩陣得出各指標的權重，即重要程度，再與進行無量綱化（標準化）后的指標數據進行加權得出評價結果。在這個過程中，判別矩陣的一致性檢驗和不同單位級的無量綱化（標準化）保證了評價結果的準確性。
中國各地區經濟發展水平評價體系具有一定的應用價值。該評價體系從四大方面，15個指標對經濟發展整體進行描述，使得評價結果具有一定的說服力。再者，可以通過對15個指標數據的深度分析，得出自身在經濟發展中的優勢和劣勢，制定符合自身經濟發展特點的政策，進而揚長避短，經濟取得更好的發展。
但是，由于層次分析法的基礎是較為主觀的判別矩陣，所以該評價體系的評價結果也存在一定的主觀性，不能達到完全的客觀。若想該評價體系具有更廣泛的說服力，就必須使得判別矩陣的主觀性削弱，最好的方法就是在構造判別矩陣時，廣泛聽取專家的意見獲得大部分人的認可。若能克服掉主觀性對于指標權重的影響，那么該評價體系會取得更大的發展，可以進一步的應用到各省對于未來經濟發展政策的設計，投資方向的選擇和對各省各地市經濟發展水平的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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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于以往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省內(際)、三大地帶之間的發展特征分析上,而中國西部省際之間縣域單元發展研究較少,對于該地區社會經濟發展特征與內部差異的深層次研究更為不足,本文試圖對目前全國經濟格局下的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及其影響因素進行研究,以此回答以下問題:理論上,空間極化是地區經濟發展的原始動力也是地區內部發展差異產生的主要原因,西部地區空間極化發展現狀如何?增長極與所導致的地區內部差異呈現何種格局,其影響因素是什么,今后發展趨勢怎樣及應該采取的發展策略。
二、數據采集與研究方法
(一)數據采集。蘭州―西寧城鎮密集區是指日月山以東,西秦嶺末端以北,屈吳山以西,達坂山、烏鞘嶺以南的青海省和甘肅省所在地區;屬黃土高原與青藏高原的過渡地帶,地勢西北高,東南低;氣候以溫帶半干旱大陸性氣候為主。行政區劃包括青海省的西寧市、海東地區,甘肅省的蘭州市、白銀市、定西市(除漳縣、岷縣)、臨夏回族自治州等6個地級行政單元,以及青海省的尖扎、貴德兩縣,區域面積8.36×104km2,占甘青兩省土地總面積的7.11%。2007年底,密集區總人口1.39×107人,占兩省總人口的44.09%。本區人均國內生產總值1.08×104元,農民人均純收入2194.23元,城市化水平30.53%,分別只有全國平均水平的57.33%、53.00%和69.32%,為我國典型的欠發達區域。
本文選取蘭州―西寧城鎮密集區31個縣級行政單元(包括市轄區、縣、縣級市,以下簡稱“縣”)為研究單元,利用2008年的統計年鑒,統一選取22個統計指標,包括:城市化水平(%)(X1)、年末城鄉居民人均儲蓄存款余額(元)(X2)、人均GDP(元)(X3)、人均財政收入(元)(X4)、國有及限額以上非國有工業企業總產值(萬元)(X5)、農民人均純收入(元)(X6)、第二產業產值占GDP比重(%)(X7)、年末單位從業人員數(人)(X8)、萬人中學生數(人)(X9)、GDP增長率(%)(X10)、第一產業產值(萬元)(X11)、化肥施用折純量(T)(X12)、農作物總播種面積(hm2)(X13)、農業機械總動力(KW)(X14)、人均耕地面積(hm2)(X15)、農村用電量(萬KWH)(X16)、第三產業產值占GDP比重(%)(X17)、社會銷費品零售總額(萬元)(X18)、年末電話用戶數(戶)(X19)、每萬中學生擁有教師數(人)(X20)、人均基本建設固定資產投資(元)(X21)、城鎮建成區面積(km2)(X22)等。在指標的選取上,在考慮數據可獲得性的基礎上,注重指標的科學性和全面性,力求能夠從社會經濟實力、結構及活力等多方面全面反映密集區社會經濟發展狀態。
(二)研究方法。在研究社會經濟發展時,應用SPSS軟件對2008年的22個社會經濟統計指標進行因子分析,得到每個主因子對各個縣域的得分。以旋轉各個主因子的方差貢獻作為權重,與各主因子得分的加權求和得到各縣域社會經濟發展指數值,以此作為依據比較評價蘭州―西寧城鎮密集區縣域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再運用斷列點模型分析各縣與社會經濟發展輻射范圍,運用方差分析評價縣域之間及其內部發展差異特征。
三、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指數的計算
應用SPSS軟件對2008年的22個社會經濟統計指標進行因子分析,選取KMO檢驗和巴特利特球形檢驗,設定提取特征值大于1主因子,采用方差極大法旋轉,把因子得分作為新變量保存在數據文件中,得到經濟社會主因子載荷矩陣。結果顯示:KMO值為0.728,根據統計學家Kaiser給出的標準,KMO值大于0.6,說明變量間的相關性很小,適宜進行因子分析[9]。經過方差極大法旋轉后,提取特征值大于1的4個主因子,其累積方差貢獻率是79.591%,包含了22個指標的大部分信息。由主因子載荷矩陣可看出: 第一主因子與X1、X2、X3、X4、X5、X6、X7、X8、X9、X10有較大的正相關,根據其意義判斷出是經濟發展水平因子;第二主因子與X11、X12、X13、X14、X15、X16有較大的正相關,是第一產業發展水平因子;第三主因子與X17、X18、X19、X20有較大的正相關,是第三產業發展水平因子;第四主因子與X21、X22有較大的正相關,是固定資產投資發展水平因子。
因子分析解決了原有22個社會經濟統計指標有較大相關性的問題,得出的4個主因子涵蓋了約80%的原有信息,并生成了4個主因子對31個縣域的得分,以旋轉后4個主因子的方差貢獻率作為權重,與各主因子得分的加權求和得到各縣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綜合指數,以此作為依據分析蘭州―西寧城鎮密集區社會經濟發展水平。
四、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分析與評價
(一)縣域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整體較低,中心城市為強增長極。根據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得分(為了便于與中心城市發展水平相比較,以22個指標為基礎,加入蘭州市區、西寧市區、白銀市區構成34個縣市,進行因子分析,得到各縣市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得分,以此僅作為第4節第1小節的評價依據),利用斷裂點模型[10]求各縣市社會經濟輻射圈,輻射圈的大小代表了縣市發展水平強弱。
蘭州市區、西寧市區、白銀市區的社會經濟輻射圈半徑均在其它縣域的2倍以上,輻射范圍是其它縣域的4倍以上。其中,蘭州市區的輻射范圍是實力最強縣域紅古的11.75倍,其與紅古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指數差異是縣域之間最大差距7.87倍,蘭州市區成為密集區發展的強力增長極,僅其石油化工、有色冶金兩種產業的產值占到密集區工業總產值的41.08%。
社會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縣有紅古、永登、平川等17個縣,占縣域總數的54.84%。從社會經濟輻射圈來看,17個縣的輻射圈半徑變化于14.02km―24.28km之間,輻射圈面積變化于617.82km2―1851.84km2之間;輻射圈面積占縣域土地面積的比重變化于14.8%―356.8%之間,平均比重為60.7%;輻射圈面積占縣域土地面積比重最高的是紅古,是唯一輻射圈面積超過縣域土地面積的縣域。
社會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縣有隴西、貴德、會寧等14個縣,占縣域總數的45.16%。14個縣社會經濟輻射圈半徑都小于13.25km,輻射圈面積占縣域土地面積的比重平均僅為16.53%,比發展水平較高縣域的平均比重低44%。
(二)工業主導縣域經濟發展的地位缺失。通過因子分析,發現決定縣域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幾個主因子是經濟、第一產業、第三產業、固定資產投資等,第二產業發展水平沒能決定縣域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實際上,蘭州―西寧城鎮密集區縣域發展以第一產業為主,絕大多數縣域為農業大縣;第三產業則以基本的貿易、服務行業為主,發展層次較低;第二產業基礎較弱,起步較晚、水平較低[11]。這與崔權醴、崔向陽分別把甘青兩省列為“前工業化社會”[12]和“工業化不發達社會”[13]的結論是相符的。蘭州―西寧城鎮密集區縣域二三次產業發展滯后,沒能主導縣域社會經濟發展,導致社會經濟發展的落后,是本區處于城鎮密集區初級發展階段[14]的一個重要原因。
(三)縣域之間社會經濟水平和縣域內部各行業發展嚴重失衡。通過對標準化后數據的方差和極值比分析來說明縣域之間和縣域內部發展的不平衡狀況,方差和極值比越大,發展的不平衡程度越嚴重。結果顯示:國有及限額以上非國有工業企業總產值、人均GDP等8個影響縣域發展水平的重要指標的極值比大于15,方差大于0.739,反映出縣域之間發展的不平衡程度較嚴重。而國有及限額以上非國有工業企業總產值指標的方差和極值比都是最大,說明工業發展狀況是導致縣域之間發展不平衡的首要因素。從31個縣來看,各縣各指標值方差都大于0.261(方差平均值減一個標準差),紅古、平川、永登這3個發展水平最高的縣各指標方差大于0.905(方差平均值加一個標準差),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排前14位的縣各指標方差都大于0.583(方差平均值),而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排最后14位的縣各指標方差都小于0.454。由此得出,各縣域內部各行業發展普遍失衡,而縣域發展水平越高,其內部發展失衡程度越大;縣域發展水平越低,其內部發展失衡程度越小。以上兩點與三次產業發展的一般性規律結合,可以得出:在蘭州―西寧城鎮密集區,縣域工業發展整體水平雖然較低,但其在部分縣域的快速發展已是影響縣域之間和縣域內部發展不平衡的最重要因素。
(四)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由中心城市向外呈圈層結構遞減。與蘭州市相鄰的縣域有紅古、永登、榆中、皋蘭、臨洮、永靖6縣,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排位分別為1、2、6、12、13、17;與西寧市相鄰的縣域有大通、互助、平安、湟中、湟源5縣,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排位分別為4、5、7、8、14;與白銀市相鄰的縣域有平川、榆中、景泰、靖遠、皋蘭5縣,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排位分別為3、6、10、11、12,可以看出,中心城市周圍的縣域發展水平普遍較高。而離中心城市較遠的縣,發展水平普遍較低,如離白銀市較遠的會寧,離西寧市較遠的循化、化隆,如離臨夏市較遠的廣河、康樂等,這些縣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排位都在20位以后。
(五)交通干線沿線社會經濟發展水平較高。在蘭州―西寧城鎮密集區,境內鐵路穿越了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排前18位的17個縣;境內高速公路穿越了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排前23位的13個縣。由此可見,交通干線沿線縣域發展水平較高。在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排最后14位的縣中,廣河、和政、康樂、積石山、循化、化隆、尖扎7縣境內既沒有國道,也沒有鐵路,更沒有高速公路,交通干線的欠缺是這些發展水平較低縣域的一個共同特征。
(六)社會經濟發展水平與教育發展水平相關性較強。對各縣萬人中學生比重(萬人中學生數與密集區縣域平均值的比值)與每萬中學生擁有教師比重(每萬中學生擁有教師數與密集區縣域平均值的比值)的商與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排位進行回歸,發現縣域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排位與‘萬人中學生比重/每萬中學生擁有教師數比重’呈現較強的負相關,社會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縣域學生比重大于教師比重;社會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縣域學生比重小于教師比重。表明:社會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縣,教學水平與質量相對較高,選拔教師的要求高,吸引來就學的學生多,導致師生比例相對較低;在社會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縣,受百姓的經濟收入水平較低等因素影響,學齡少年失學嚴重;另外,這些縣域多處于相對地廣人稀的地區,學校和班級的學生規模較小,教師平均負擔學生數量較少[15],共同導致師生比例相對較高。
五、結論與討論
通過對蘭州―西寧城鎮密集區的社會經濟發展評價,總體看來,除去中心城市對縣域評價更能反映區域發展特征。社會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縣域自一些增長中心向外擴延,逐步形成鐵路和高速公路經濟增長軸。這種經濟空間擴散現象印證了“增長極”和增長“中心地理論”中的擴散效應,以及據此引伸的“點-軸”發展模式[16]。具體而言,第一產業發展水平是決定縣域社會經濟發展的最主要因子,非農產業發展水平較低,直接導致縣域發展水平總體較低。固定資產投資成為主因子表明縣域社會經濟發展外延增長的依賴性高,促進了部分縣域工業的快速發展,增強了工業對縣域發展的影響。教育與社會經濟發展關系表明社會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縣域中學布局分散,學校規模小,競爭力和吸引力弱,而教師數量相對富足,需要優化教育資源配置,實施集中辦學,提高辦學效益。
通過本文的研究可以看出,密集區“點-軸系統”發展模式還未完全形成,還處在“點-軸系統”模式的初級發展階段:中心城市呈強增長極態勢,與各縣域產業發展關聯效應差,缺乏有效的承接與融合,形成中心城市自成一體的“孤島式”發展[17],導致各縣域社會經濟發展緩慢、總體水平較低。
對于密集區未來的發展,需要做到如下幾點。①中心城市應改變物質性資源對經濟發展的決定性作用,增強R&D產業、信息產業、金融業、現代物流業等現代產業發展力度,通過三產引導經濟增長。②各縣域加強政府主導,優化公共資源環境,培育新興增長空間,以傳統產業的改造升級為主提高工業化水平和就業保障能力[18],實現二產引導區域增長。③全區域需要實施以通道為主要內容的網絡化建設,提高通道等級和不同通道的協作聯動性,加快生產力自由流動和生產要素地域分異,促進中心城市長期積累的生產力優勢向周邊輻射與傳遞和高級要素向高級城鎮集中,通過新區開發、城鎮體系調整以及與區域外部空間相互關系作用的變化[19]等共同促進區域社會經濟的發展。
注釋: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04XJL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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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在經濟學以及政治學領域就普遍關注金融發展水平與經濟發展水平的重要關系，并且基于不同國家經濟發展的數據提供了相關的數據，進而形成了金融發展影響經濟水平的重要文獻。近年來，隨著理論界對金融發展水平的研究不斷深入，對于金融發展對促進經濟發展的內在聯系進行了系統的研究，而這其中必不可少的則是對對金融發展水平的科學評價與分析，這也是研究金融發展與經濟發展內在聯系的必要條件。
一、金融發展對經濟的促進作用綜述
早在20世紀初期，理論界就認識到了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錯所起到的重要作用，McKinnon, R. I.通過對銀行運行系統進行研究與識別，為早期的企業家進行產品和生產共議的創新提供了必要的物質支撐，同時，對于金融與經濟發展水平之間的內在聯系進行了詳細的研究和考證，通過實證研究發展，金融的發展能夠為一個國家或地區當地的居民創業提供巨大的可能性，并且有利于新企業的產生和發展，從而提高當地市場整體的競爭水平，進而實現促進經濟發展的作用。研究資料表明，在意大利某些金融十分發達的地區，其人均GDP的增長率相比金融不發達的地區，高出一個百分點，而從金融不發達的地區到金融發達的地區進行創業的幾率會增加近30%；并且在金融發達的地區創業的人員平均年紀則年輕5-6年，創業的成功幾率也高出許多。
二、評價中國地區金融發展水平的指標體系構建
（一）構建金融發展評價體系的原則
在針對一個國家或者地區的金融發展水平進行評價體系的構建時，應當遵循以下幾個原則：第一，確保評價指標具有一定的系統性。在建立評價指標時，要確保對其涉及到的地區的金融發展以及與其他指標之間內在的聯系進行充分的考慮，使各評價指標之間既具備相對的獨立性又具有一定的關聯性，既要考慮典型指標又要充分考慮關聯指標；第二，確保選擇的評價指標具有重要性。
（二）金融發展評價體系的具體指標選擇
在金融發展評價體系中，從以下兩個方面進行具體指標的設置：
1.金融指標的設置
金融指標單純地從金融方面來衡量地區金融發展的總體水平,有以下幾個體指標,包括: (1)金融相關比率(FIR)和金融機構存款與地區GDP之比,用來衡量一個地區金融發展的總量規模和金融深化程度；(2)非四大國有商業銀行貸款占比,其值為(金融機構貸款總額-工農中建四大國有商業銀行貸款總額)/金融機構貸款總額,這一指標用來衡量金融部門之間的競爭程度；(3)當年境內股票市場融資額,其主要是對金融市場的發育程度進行評價和表示；(4)人均中長期貸款額,這里主要是反映一個國家或者地區當地民眾的金融信用意識，其中以銀行中長期貸款額/地區人口數所得到的數額作為評價指標。
2.經濟基礎指標的設置
經濟基礎指標的設置是金融發展評價體系的核心部分，設置金融部門的目標在于使市場交易的成本得到大幅度的降低，有效的促進資金和技術的流轉，促進信息和技術的創新，進而推動經的快速發展。經濟基礎指標包括以下幾個個方面: (1)人均地區生產總值,這是衡量一個地區或者國家經濟發展水平的重要指標，也是當地居民生活富裕程度的一個重要體現；(2)社會商品零售總額和GDP增長率,該指標用來反映經濟的發展速度以及發展程度；(3)第三產業占比,該指標是反映一個地區或者國家經濟產業機構是否優化的一個重要目標；(4)工業總產值中非國有經濟占比,用來反映地區經濟的市場化程度；(5)外商直接投資額與商品出口額,用來反映所在地區的經濟開放程度。
三、金融發展水平的評價與分析
1.我國中西部地區的金融發展水平和經濟發展水平存在著明顯的差異，分布不均衡。從整體上分析，排在前列的城市以北京、上海、廣州、浙江等幾大城市為首，而同時也可以看出這些城市多為沿海地區；而排在后面的城市則主要是青海、甘肅、廣西等中部地區，這些地區的金融發展水平相比較明顯的差異。這也從另一個方面體現出了金融發展與經濟發展之間內在的聯系。
2.東部地區金融發展的水平在全國都較高，而且其金融指標和經濟指標也都較為平衡。東部地區主要包括的城市以北京、上海、廣州、天津等幾個城市為主，其金融和經濟發展水平都比較均衡。因此說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應當以金融發展作為重點，以此才能夠促進經濟發展，反作用于金融發展，為金融發展提供有力的基礎。
3.西部地區的金融指標都較為良好，但是在經濟基礎方面的薄弱導致了金融發展水平的評價值提高。除了，西部地區都由于地理位置等因素的影響，而使得其在金融發展和經濟發展方面都落后于其他省份和地區，然而在金融發展指標方面卻有著一定幾個的優勢，所以說影響西部地區金融發展的主要因素是西部地區落后的經濟，發展經濟的前提一定是發展當地的金融，才能夠有效的促進經濟的發展。
結束語：
金融發展水平對一個國家或者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有著重要的影響，建立起金融發展水平科學的評價體系，對于衡量一個國家或者地區的金融發展有著重要的量化作用，進而才能更科學的評價當地的經濟發展水平，因此，對我國金融發展水平的評價與研究，在促進我國經濟發展、參與國際競爭，應對全球一體化的機遇與挑戰等方面都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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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旅游經濟；時空演變；經濟差異；陜西
一、序言
旅游業是兼具經濟、社會功能的綜合性產業，關聯度大、帶動性強，對國家經濟發展、社會進步、對外交往以及文化交流具有重要作用由于旅游資源、社會經濟等條件差異，旅游經濟呈現出區域差異性，認識和研究這種差異對于優化旅游產業的空間結構，制定有效的區域旅游策略，促進旅游業持續協調發展有著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旅游經濟差異作為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中的一種經濟與社會現象，其研究成果還相對較少。研究內容主要側重于旅游經濟差異的時空演變特征、影響因素及其定性分析等；研究尺度主要是基于省級行政單元的全國范圍內以及三大地帶間大尺度旅游經濟差異研究，少數是關于東部省級行政單元內部旅游經濟差異研究，西部地區省級行政單元的旅游經濟差異問題研究則更少。
陜西省是我國旅游資源非常豐富的省份之一，旅游資源單體總數為9972個，其亞類共有29個，占旅游資源分類國家標準規定的亞類31個的93.55％。與此不相適應的是，2008年陜西省國內旅游收入561億元，旅游外匯收入實現6.6億美元，入境旅游接待僅排在全國第14位，西部第4位①，旅游經濟較全國平均水平相對滯后。為此，本文從時間和空間角度研究陜西省旅游經濟差異的演變特征、揭示其形成機制，以期為陜西省制定有效的區域旅游政策提供理論依據。
二、數據來源與研究方法
1 數據來源
本文選取陜西省10個地級市作為基本研究單元，陜北(榆林、延安)、關中(西安、咸陽、寶雞、渭南、銅川)和陜南(漢中、安康、商洛)作為三大研究區域。考慮到資料的獲取性和可比性，研究時間段選取了1998～2007年連續時間序列；由于旅游外匯收入、國內旅游收入指標較難獲取，本文以旅游綜合收入為主要數據指標。所有數據資料來源于對應年份各地市的統計年鑒和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統計公報。
2 研究方法
表述旅游經濟的時間差異程度，本文采用了標準差和變異系數。標準差是樣本中各變量值與其均值離差平方和均值的算術平方根，能夠全面地反映區域之間的絕對差異程度；變異系數(即標準差系數)是用樣本的標準差除以樣本的均值來計算的，能夠全面地反映各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相對差異程度，和標準差相比更具可比性。
表述旅游經濟的空間差異程度，采用區位熵進行衡量。區位熵即專門化率，該指標能反映某一區域要素的空間分布情況，以及某一區域在高層次區域的地位和作用，更能清晰地反映各研究樣本對于整體樣本的差異程度。公式如下：
其中，Q為某區域i部門對與高層次區域的區位熵，di為某區域i部門的有關指標，Di為高層次區域i部門的有關指標，n為某類產業的部門數量。
三、旅游經濟時間差異的演變特征
1 絕對差異程度不斷擴大
從標準差的衡量結果來看(見圖1)，陜西省旅游經濟差異10年中總體上不斷擴大。標準差從1998年的30.04增加到2007年的77.55，增長了158.2％，絕對差異擴大程度非常明顯。在排除了2003年“非典”的影響后，陜西省旅游經濟絕對差異擴大分為兩個過程：1998～2005年為平穩擴大階段，因為標準差的增長值均未超過10；2006年之后出現急劇擴大態勢，2007年的標準差值比2006年高出17左右?？傮w呈現出先穩后快的演變軌跡。
2 相對差異程度緩慢縮小
與絕對差異的衡量結果不同，陜西省旅游經濟相對差異呈現出波動變化但總體趨勢呈縮小狀態(見圖1)。從總體態勢看，1998年變異系數值為1.65，而2007年縮小為1.58，10年間相對差異程度逐漸降低。但是從發展過程來看，陜西旅游經濟的相對差異先是擴大，2000年達到最高值1.74；之后開始下降，2002年變異系數達到低值1.545(2003年為1.544)；然后從2004年開始回升緊接著又是下降，呈現出了平緩的“M”型波動變化趨勢。相對差異程度也相應地經歷了擴大一縮小再擴大再縮小的過程。
四、旅游經濟空間差異特征及演變
1 旅游經濟空間差異特征
陜西省旅游經濟空間差異的不均衡性特征顯著，一方面體現在西安市與其他市區旅游經濟發展水平的空間差異，如圖2所示，2007年區位熵值大于1的僅有西安市，其他各市的旅游經濟區位熵值則普遍偏低，最低的商洛市僅為0.25。同時，2007年西安市旅游綜合收入對全省旅游綜合收入的貢獻率達到54.4％，這表明西安旅游經濟發展水平明顯優于全省平均水平及其他市區，是陜西省旅游經濟發展水平最高的市區。由此可見，陜西省各個市區旅游經濟空間分布極不均衡。
另一方面，這種不均衡性也體現在關中地區與陜北、陜南地區的旅游經濟發展水平空間差異。由圖3可見，以西安為核心的關中地區是陜西旅游經濟發展水平最高的區域。關中地區的旅游綜合收入占全省該項收入的80％以上，據統計2000年的比重竟高達95％。相比之下，陜北和陜南兩大地區的旅游綜合收入比重則很低，雖然在研究時間段內比重呈上升趨勢，但也未超過20％。陜西省旅游經濟在三大區域之間所表現出的差異程度要強于各市區之間的差異程度，更為顯著和不均衡。
2 旅游經濟空間差異演變趨勢
本文首先利用各市旅游綜合收入與全省平均旅游綜合收入的比值來衡量各市的旅游經濟發展程度；然后，借鑒王凱(2007)、陳曉(2009)等劃分標準，結合陜西省旅游經濟發展實際，將比值大于等于1.5的劃分為旅游經濟發達區，比值在1.5和0.5之間的劃分為旅游經濟發展區，將比值小于等于0.5的劃分為旅游經濟不發達區；最后，對1998年和2007年全省旅游經濟的空間差異情況進行對比分析，從而研究其演變趨勢。
結果表明，陜西旅游經濟發展區數量擴大而旅游經濟不發達區數量減少。1998年只有分布在關中的3個旅游經濟發展區，陜北陜南均屬于旅游經濟落后區；2007年旅游經濟發展區的范圍增加了延安，擴大至4個市，旅游經濟發達區與旅游經濟發展區面積占陜西總面積的1/2強(見圖4)。并且，關 中地區的集聚格局在逐漸被打破，旅游經濟開始向均衡化方向演變。如圖5，相對發展速度(各市1998至2007年旅游經濟發展速度與同期全省旅游經濟發展速度的比值)位居前列的均是陜北和陜南地區的市，而關中地區包括西安市在內則較慢。由于黃帝陵尋根祭祖、延安紅色旅游等活動的開展，使延安逐漸成為旅游經濟發展區，同時，漢中、安康、商洛依托獨特的生態旅游資源快速發展旅游，而榆林由于經濟的快速發展(2007年GDP在全省排名第二)而使旅游呈現出強勁的發展勢頭。因此，陜北陜南地區旅游經濟的快速發展促使陜西省旅游經濟向均衡化方向演變。
五、形成旅游經濟差異的因素分析
在現有的相關研究成果中，主要將旅游經濟差異的形成導因于旅游資源稟賦、基礎設施、區位因素、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產業結構、城市作用體系、慣性因素和優惠政策等因素。鑒于本文研究的區域尺度和對象是各地級市，后三個影響因素的作用不明顯，不予考慮。而產業結構與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緊密相關，交通條件是旅游基礎設施和區位因素中的關鍵因素，因此，本文著重分析旅游資源稟賦、區域經濟發展水平和交通條件這三個影響因素與陜西省旅游經濟差異之間的相關關系。首先，選取度量這些影響因素的定量化指標，鑒于指標的可獲取性和準確性，均采用2007年數據(見表1)；然后，分別分析這些指標值與旅游綜合收人之間的相關性，以此來衡量各因素的作用程度。
1 旅游資源稟賦因素
旅游資源是旅游經濟發展的核心，它的定量評價采用A級旅游景點作為依據，主要是考慮到A級旅游景區是國家旅游局對旅游景點質量的綜合評定，是全面考慮旅游接待各種相關因素而評定的。本文構建了旅游資源指數，來考量陜西省旅游資源對陜西省旅游經濟的影響。旅游資源指數是各市擁有的2A、3A、4A、5A旅游景區數量分別加權后的和，公式為：I=0.5Q5A+0.35Q4A+0.1Q3A+0.05Q2A。由于1A級旅游景區的旅游經濟效益很低甚至沒有，未予考慮。權重是在考慮了各A級景區收入占所有景區收入比重的基礎上，結合實際微調后確定的。
表1分析結果顯示，旅游資源指數是與旅游綜合收入存在正相關，且相關系數在三個影響因素中為最高(R2=0.97)。表明陜西省的旅游經濟仍屬于一種旅游資源經濟，旅游資源稟賦好的市也是長期以來旅游經濟發達的區域，旅游資源的級別以及分布的差異直接影響著陜西省旅游經濟的時空差異程度。
2 區域經濟發展水平因素
旅游業發展要考慮區域的綜合經濟因素，實踐也證明旅游業的發展與區域經濟總量增長間的關系日益密切，所以，用GDP作為陜西省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的衡量指標。
研究結果表明，陜西省各市的區域經濟發展水平是影響其旅游經濟差異的又一主要因素。表1中，GDP與旅游綜合收入呈正相關，且R2值達0.90，表明區域經濟水平發達的市區一般也是旅游經濟發達的市區；反之亦然。例如關中地區的西安、咸陽、寶雞是旅游經濟和區域經濟水平均較高的市區，陜南地區的安康、商洛是二者均較低的市區。
3 旅游交通因素
旅游基礎設施是旅游業生存和發展的先決條件，其中旅游交通尤為重要，是增強旅游景區可進人性、改善區位條件的重要因素。所以，旅游交通條件能夠很好反映一個地區的基礎設施水平和區位條件，它的度量一般采用公路客運量和旅客周轉量兩個指標。
上表分析結果顯示，旅游綜合收入與公路客運量(R2=0.73)、與旅客周轉量(R2=0.52)的相關性不顯著。產生這一結論的原因可能是，就小尺度的本地客源市場而言，西(安)延(安)、西(安)漢(中)、西(安)(安)康等高速公路的開通使大量關中地區客流向陜北陜南移動，帶動了該地區旅游經濟發展，縮小了與關中的差異。但就大尺度客源市場而言，關中地區比陜南和陜北地區具有更多的經濟優勢與旅游資源優勢，省內迅速發展的交通并不能明顯影響它們作為入境游客和外省市游客主要目的地的地位。
六、結論與對策
1 陜西省旅游經濟的絕對差異程度不斷擴大，而相對差異程度在縮小。關中地區旅游資源豐富且級別高，長期以來是陜西省旅游經濟的主體，但是隨著陜北和陜南變轉換經濟發展方式和產業結構優化調整，旅游經濟的發展格局正在改變。陜南地區應依靠獨特的自然旅游資源，逐漸把旅游產業作為其支柱產業；而陜北地區則要靠能源化工基地帶來的經濟騰飛從而帶動旅游產業的深度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