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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適應新世紀對人才的需求，培養具有創新能力的高素質人才，必須對教學內容與教學方法不斷進行改革完善，更新教育觀念，樹立創新意識，注重學生知識、能力、素質的協調發展，努力培養學生的創新意識與實踐能力。
現代漢語課是漢語言文學專業的一門專業基礎課，包括語音文字、文學、詞匯、語法、修辭五部分。內容豐富，概念繁多，知識結構復雜。在授課時要從學生的實際情況出發不斷改進教學內容，探索教學方法，在理論聯系實際這一基本教學原則的指導下有的放矢，因材施教，讓學生對現代漢語課產生興趣，使他們通過學習不但掌握必要的理論知識，而且理解、分析、運用語言的能力能有所提高，為其將來從事的工作打好基礎。
一、課程定位問題
提起教學改革，人們往往首先想到的是教學方法的改進，這可能對于自然學科很適用，但對于現代漢語就未必適用了。原因很簡單，因為當前現代漢語課程的定位問題還沒解決，即通過現代漢語教學應達到怎樣的目標，以及如何實現這些目標等都還沒能得到解決。關于現代漢語課程的專業定位有多種提法，歸納起來大致有以下兩點:一是重視基礎知識、基礎理論與基礎技能(簡稱“三基”)的訓練;重視理解語言、分析語言和運用語言能力(簡稱“三能”)的培養。二是使學生了解本學科的發展方向，并獲得初步的研究能力。該課程的教學建議指出，這是一門理論性與實踐性都很強的課程，要實現理論與實踐相結合。這種帶有共性的抽象性表述導致在現代漢語教學中，一方面教育者盲目施教，不知道到底該教些什么;另一方面學生容易產生“不知道學些什么”的厭倦心理要想改變這一尷尬局面，必須首先明確現代漢語課程的定位目標。我們常常將基礎層定位在“三基”“、三能”上，這本身并沒有錯，但不夠全面。因為這沒有體現其專業特點，導致很多人對現代漢語課程定位產生了誤解，把“現代漢語學”理解為“學習規范的現代漢語”。所以，現代漢語課程定位應該在培養學生“三基”、“三能”的基礎上進一步明確為培養學生初步的理論意識。這一點很重要，因為只有這樣，才能使學生明確目標，喚醒其對現代漢語的自覺學習意識，實現認識上(由感性認識上升到理性認識)的飛躍，從而構建較為系統的現代漢語知識體系。
二、針對課程特點落實素質教育
現代漢語是我們的母語，從小聽的說的用的就是現代漢語，課本中有些內容又是學生在中小學接觸過的，如漢語拼音，句子成分，詞類、修辭手法等，這樣不僅缺少新鮮感，而且容易使人產生沒有必要學習現代漢語的思想。加之語言本身比較枯燥，它不像文學有形象有情節，容易引起人們的興趣。所以，提高現代漢語教學的趣味性就顯得格外重要。當然，趣味不是目的，最終目的還在于充分調動學生的學習積極性、主動性，挖掘其潛力。根據現代漢語課的特點，教師應主要從兩個方面著手。
首先，幫助學生認識學習現代漢語的社會意義及其與自身發展的關系，激發學生的求知欲，培養他們的學習興趣。一是根據語言學的特點，幫助學生從宏觀上認識語言推動社會發展的重大作用，認識語言學在人類科學體系中所處的地位，認識現代漢語在社會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二是在微觀上從人們在生活學習工作中的認知需要和自我提高需要等方面激發學生的求知欲和學習興趣，喚起他們的自主意識。
其次，在幫助學生認識學習現代漢語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基礎上，寓教于樂，力求增強教學的生動性、形象性和趣味性，培養興趣，調動學習積極性，如恰當選用笑話、相聲和小品片段，選用有關詩文和寓言故事等學習語音與詞匯知識，體驗審美感受，培養語感能力，賞析語言大師的名篇佳句，引導學生體悟句型句式和修辭手法的妙用，提高分析運用語言的能力，還可以利用現實生活中一些語言材料學習語言，如老百姓的鮮活口語，富于時代氣息的網絡語言和時尚詞語等。
三、借助多種現代教學手段的運用，對學生進行全方位的語言熏陶與影響
發揮漢語教師的外語優勢，在教師的言傳身教與適時點撥下著力培養學生的語感和對不同語言的對比分析能力。當代社會，科技高速發展，人們生活在影音世界中，無法回避的事實是五音雜色的侵擾和污染。作為漢語教師如何開動腦筋將漢語教學和當今社會現實有機結合起來，讓學生在接受語言美的教育的同時，自覺地將所學到的語言理論與現實中的語用現象結合起來，并且學會將漢語與英語進行分析比較，培養學生的分析和解決語言問題的能力就顯得相當具有緊迫性。我們在教學中大膽運用不同的現代影音設備如：電子課件、錄音機、影碟機等，對學生進行全方位的語言熏陶與影響，收到了極好的效果。我們知道，不同語言從大的理論體系上講是相通的，但是不同的語言又因文化背景和適用地域的不同，存在著不同的表達特點。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化及學生對外語知識的了解及外語水平的提高，在漢語課上加強漢語與英語的對比分析是可以行得通的。漢語教師的任務是如何利用語言優勢將語言知識融會貫通，以貫通古今，縱橫中外的氣度，將語言課講活講深。具體做法是，語音從兩種語言的發聲技巧作對比，詞匯從漢語中的外來詞和英語中的“借詞”著手，語法從漢語史上成功引進美國結構主義的語法體系講起，全方位立體地將漢語與英語作對比、分析，盡可能地調動學生已有的知識儲備，并加以及時的點播與提醒，這樣既開闊了學生的眼界，又大大激發了學生的學習興趣和研究語言的熱情。
四、聯系社會生活，著重語言應用
理論脫離實際就會失去生命力，任何學科研究的終極目的都是應用，不面向應用就沒有出路，現代漢語教學更不例外。漢語教師必須走出象牙塔，現代漢語教學必須面向社會、面向時代、面向應用才有出路，這是現代漢語教學改革的總原則。上課時，教師要盡量使用第一手語料，要關注那些鮮活的語言事實，要研究口語。現代漢語教學應該走出課堂、走向社會，去解決一些語言運用中的實際問題。如《現代漢語》教材中，有不少內容都涉及國家新時期語言文字工作的方針、政策、任務以及漢語規范化等與社會語言運用密切相關的問題。這些知識的講解不能只講一些抽象的定義，而應該聯系實實在在的社會語言生活。如可以組織學生利用節假日去調查招牌、廣告等社會用字的規范問題，然后撰寫調查報告，并進行相關討論。通過這些活動，不僅能加深學生對課本知識的理解，而且還能鍛煉他們的語言調查、分析和研究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增強了他們的社會責任感?，F代漢語課本該是與社會聯系最緊密的，但目前的現代漢語課較之其他課程顯得更加遠離生活，這應該引起所有教研人員的高度重視，應該讓現代漢語課緊緊抓住時代的脈搏，讓學生充分感受時代進步的節奏。其實，學生可能比老師更敏銳地感受著時代變化所帶來的語言詞匯變化，只是他們缺少理性的認識，教師可以織學生有意識的收集社會上出現的新詞新語，并引導學生從語言規范化角度進行討論，條件成熟時可以撰寫相關的小論文，這樣可以使學生“學在其中”“樂在其中”。
參考文獻
[1]邵敬敏，現代漢語課程教材的改革與創新意識.中國大學教學，2002.(12).
綜述中圍繞擬聲詞的詞性及其句法功能的問題，認為擬聲詞的詞性問題直接關系到對擬聲詞語法功能的認識。但事實上現代漢語擬聲詞的討論不僅局限于此。正如漢語方言的研究，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都將方言系屬問題作為爭論的焦點，這種一開始就確立了某種方言系屬權威性的作法，會導致其后的調查研究局限在某個框架內，從而限制方言研究的靈活性。真正有價值的研究應將精力放在漢語各方言特別是一些瀕臨消失或者具有混和性質的方言特點的探討上，構建新理論。擬聲詞研究也應如此，詞性問題固然重要，但擬聲詞特殊性質的討論更有意義，因此探討擬聲詞應從多方面角度進行。
就普通話擬聲詞自身結構特點的研究，目前探討的范圍主要有四方面：（1）詞性問題；（2）構詞方式；（3）語音形式結構；（4）修辭功能。而漢語方言擬聲詞的研究多有異同。
二、現代漢語方言擬聲詞的研究
1.現代漢語方言擬聲詞研究的總況。方言擬聲詞研究從80年代才剛起步，至近幾年才逐漸展開，但發表的文章并不多。由李榮主編的《現代漢語方言大詞典》系列共收集了全國四十多個方言點的詞匯，其中也包括擬聲詞的材料，但并無專門的著作文章對這些方言的擬聲詞進行分析探討。
更多的文章將擬聲詞作為一種構詞法平面描寫，如《獲嘉方言的表音字詞頭》《歙縣方言的AAB、BBA式結構》《略論廈門話的構詞手段和方法》《閩中、閩北方言的分音詞》《聞喜方言中的“圪”與“古”》《夏縣話里“圪”的用法》《大同方言中的“圪”“忽”“達”綴詞語的附加意義》《武寧話的重疊式》《宜都話的兩種狀態形容詞》《宜昌話“AA神”式論析》《汩羅長樂話中的“AA哩”重疊式》等。這些論文僅介紹某一方言擬聲詞的構詞形式，并未對該方言擬聲詞的整體特點深入探討，因此也只能作為一種方言調查材料。
專門對方言擬聲詞進行理論探討的文章是從《潮陽話和北京話重疊式象聲詞的構造》和《北京話的擬聲詞》兩篇相呼應的文章開始。但這些研究并未被馬上繼承，直至《吳語擬聲詞的狀態標記“叫”》《潮陽方言的象聲詞》以及中國社科院王曉君的博士論文《漢語方言擬聲詞調查與研究》等文章的出現，使語言學界才真正開始關注漢語方言擬聲詞的研究。
2.現代漢語方言擬聲詞研究的具體方面。（1）構詞法描寫。與普通話擬聲詞研究相似，大多數方言擬聲詞的研究都局限于特殊構詞法的描寫及語法功能的簡單介紹：
例如山西大同方言中以“圪”為前綴的“圪A”和“圪A圪A”兩種構詞法；聞喜方言以“古”作為詞綴的“古A”“古里古A”“古古AA”等結構。吉林方言的“一AA”式和“一AB”兩種格式中各字的聲調是固定，為“一35A51A0”“一35A51B0”。安徽歙縣方言主要結構為“擬聲詞A＋動詞性B/形容詞性B”的“AAB”式和“動詞性B/形容詞性B＋擬聲詞A”的“BAA”式。江西武寧方言為AA式、ABAB式和AABB式，僅作狀語和定語。湖北宜昌方言的結構為雙音擬聲詞加后綴“神”，主要充當補語和謂語；宜都方言也有“AAs?圮n”式的重疊式擬聲詞。湖南汩羅長樂方言主要以“哩”為后綴，結構為“AA哩”，語音為“中重輕”的格式。廈門方言的結構則分“一字格”“二字格”“三字格”及“四字格”，等等。
這類文章對擬聲詞的討論較拘泥，僅從字面構詞的特點進行描寫，未對這些擬聲詞具體特點進行研究，因此無法揭示出該方言擬聲詞在詞法和語法的特殊功能。
（2）詞匯化。隨著詞匯化語法化在語言學界的興起，方言擬聲詞的研究也開始關注詞匯化。在調查中發現某個方言中存在著幾種不盡相同的擬聲詞格式，或者幾個方言中存在著相似或相異的擬聲詞格式，若將這些格式對比分析，往往可能發現不同擬聲詞之間親疏關系，從而可揭示出某類擬聲詞形成的歷史過程及其所屬的階段特征。這樣，一些論文開始從這種動態研究的角度對擬聲詞構詞特點進行解釋。
江西贛語新余方言介紹了三種格式：重疊式、A沙式和AA叫式。文章指出AA叫式擬聲詞與普通話不同在于，“叫”在新余話中已語法化為一個詞綴。通過對比贛語吳語中AA叫式擬聲詞在語法語義上的差異，試圖解決“AA叫”式語法化的歷史過程。
北部吳語嘉善方言中的擬聲詞的狀態標記是“-叫”，文中指出雙音節擬聲詞與“叫一記”在組合的過程中日趨緊密詞，并發生詞匯化，“一”語音弱化讀輕聲，所有后附于擬聲詞的“叫”都可以用“叫一記”來替換，而語義沒有變化。所以，文章認為，“叫”已經語法化為一個狀語標記，而“叫一記”則在使用中詞匯化，也開始逐漸接近于一個狀態標記。這些論述揭示出吳語中這兩種擬聲詞所形成的不同階段和相互關系。
（3）語音層面分析。擬聲詞最初表達的是要摹擬自然界某種聲音的某些屬性，本質上與聲音密切相關。因此，人們開始關注各方言擬聲詞在語音和韻律上的獨特之處，這把對擬聲詞的認識推進了一步：河南獲嘉方言中的擬聲詞的詞頭是一種表音字，擬聲詞若以這類詞頭為第一音節的時候，第二個音節的聲母和韻母就會受到嚴格限制，但文中對這種限制并未進一步討論。閩中閩北方言的擬聲詞中存在著一種分音詞，將一個音節分成聲母韻母兩個部分，“這兩個部分又各自擴充為一個獨立的音節，第一個音節與原單音詞雙聲疊韻，第二個音節與原單音詞疊韻。聲母固定為1，并且新的兩個音節均與原單音節詞同調”。
馬慶株以北京話擬聲詞為案例，利用數量統計的方法，從音素的角度切入，把擬聲詞看成一個語音單位，根據北京話擬聲詞的發音機制，分析了各擬聲詞聲母韻母各自的特點。研究發現這些擬聲詞的聲母多以塞音邊音塞擦音充當，韻母多為無韻尾，有韻尾則多以ng尾為主的客觀情況，并通過對不同音節中各相應的語素進行對比，總結了不同音節聲母和韻母的特點及各自之間的相互關系。同時，文章從音素的角度看待重疊，得出變韻重疊（語素重疊）和變聲重疊（音節重疊），這些變形重疊后的完全再重疊就發展至文字形式上的擬聲詞重疊。
張盛裕對粵東閩語潮陽方言擬聲詞的研究同樣以音素為單位。他指出除了無固定格式的純粹模擬聲音的結構外，潮陽話主要有①A下叫，②AA叫，③IA叫，④IA1A2叫四種格式。其中，后三種格式在語音上各有規律，除去詞綴“叫”，擬聲詞每個音節的聲韻調有固定的音變規律，并重點論述④式擬聲詞的語音結構中聲母與韻母之間的相互制約關系。文章也運用統計學方法，對調查到的所有擬聲詞的聲韻調出現的頻率進行統計比較，并聯系人類發音機制特點進行解釋。
王曉君通過170多個詞條將調查所得的53個方言點的材料進行分析，從聲韻調三個方面，對漢語方言的一般擬聲詞、摹擬動物叫聲的擬聲詞和使喚動物聲的語音使用做了較為詳細的描寫，總結出一些具有普遍意義的語音規律。此外，論文將擬聲詞的音節分為主音節和次音節（包括襯飾音節、衍生音節、前綴音節和后綴音節等），并運用主音節和次音節的概念分析了漢語擬聲詞的韻律構造。
以上的文章都運用了統計學方法對擬聲詞聲韻調等各個音素進行了頻率統計分析，這是以往擬聲詞研究中所不曾運用的方法。擬聲詞一般是用來模擬自然界的聲音，人類選擇以哪種語音表示哪種自然界事物的聲音通常也帶有隨意性。但是語言又是約定俗成的，在任意選擇語音的同時，又受到人類自身的認知及所處的語言環境文化背景的制約，具有某些優選的規律性，顯示出語言的排除機制。用統計數據分析的方法事實上是將擬聲詞的研究與普通語言學研究結合起來，從方言中一些現象總結人類對語言的選擇方式和接受程度。
三、研究方法的總結
現代漢語方言擬聲詞的研究起步較晚，這與方言調查的開展有很大關系。在很長一段時間現代漢語方言擬聲詞研究只重視語法結構描寫以及在普通話擬聲詞的研究模式下進行兩者對比，并沒有立足方言自身內部特點的探討。此外，對擬聲詞在語法修辭上描寫也過于籠統。事實上，方言擬聲詞的研究應有自身的特色，可從多角度展開探討。
1.歷時研究。由于擬聲詞是用自己的方言去模擬某種聲音，這種模擬必然帶上主觀性。這種主觀性，從音素到音節到字詞，都受到形成該方言的社會心理文化意識影響，因此，不同的方言都可能具有不同的格式。然而，語言的接觸語言的滲透使得一些方言帶上相似的語言現象，系屬相近或同屬一方言的方言小片中的許多語言現象都具有相同的特點。將這些特點系連在一起，則可能為某種語言現象展示了一個歷時的動態過程。王福堂①從方言語音演變中得出：“多數方言中音變過程完成后，原來的具體情況已經不復可知。需要借鑒其他方言的情況才有可能對音變過程的某些階段加以復原”。方言擬聲詞的研究同樣具有歷史性。例如吳語、贛語、閩語中都存在著以“叫”為后綴的擬聲詞結構，但在語法上又有差異性。從歷史移民的考證中，古代時就存在著一批移民從長江中下游區遷往江西最后再遷至閩地的歷史情況。擬聲詞在某些方面的一些相似的特點，是同源的關系，還是僅為偶合，這需要結合文化歷史的進一步證明?？梢姡瑢⒉煌窖灾袛M聲詞的結構特征串連起來，能為歷史語言學的研究提供語言事實材料。
從歷史層次上分析，突破了擬聲詞僅關注平面研究，從而把擬聲詞的研究引進歷史變化發展的動態立體研究中，對于認識漢語擬聲詞的特點有著重要的意義。
2.語音韻律研究。國外擬聲詞的研究一般從音素入手，而現代漢語普通話擬聲詞的研究更多的是注重字詞組合上的結構。漢字是一種方塊文字，這讓漢語研究者通常關注以字為單位符號的漢語，著眼于字面上的漢語，忽視語音層次上更具有變化意義的語言價值。與其他詞類相比，擬聲詞之所以具有特殊性，就是因為它是以聲音作為產生載體和條件，因此對語音深入探討才是真正認識擬聲詞特點的研究。
石毓智②以廣泛存在于各方言的擬聲詞、聯綿詞和分音詞為基本材料，提出大音節結構這種韻律單位，認為在這個結構中，音節與音節間相應的位置上的音素有著相互制約的關系。他從普通話擬聲詞中歸納出五條音節配合規律，然后從歷史材料及閩語吳語等方言材料中印證了這些原則。這種從音系學和韻律的角度探討了擬聲詞及其相關的問題，為進一步認識漢語方言擬聲詞的共性及擬聲詞的本質提供了新的研究模式。
由最小的語音單位分析至詞組合層級分析法，事實上與國外語言學研究方法接軌。擬聲詞的研究，無論是普通話還是漢語方言，都應跳出字詞上的局限，將語音引入，結合詞法語法進行研究。
3.類型學研究。漢語從古代開始就存在著各種方言，千年來各方言自身變化不斷，同時又相互影響相互滲透，類型各異。漢語方言的豐富性，不僅數量上而且類型上也為漢語的研究提供大量了的語言材料。從類型學的角度研究擬聲詞，是對漢語擬聲詞認識的總結。
方言擬聲詞的調查研究目前尚未深入展開，但已初步總結出一些類型，包括：各種沒有固定格式的純粹模擬聲音的結構、重疊式（常式和變式；單音節、雙音節和多音節）、詞綴式（前綴、后綴和鑲嵌詞綴等）、分音詞等?？梢?，除了字詞上的格式外，我們更應將語音和詞匯化引入，從微觀的動態中進行研究。
隨著方言擬聲詞調查的廣泛展開和深入探討，不同類型的擬聲詞結構將被逐漸揭示出來，這就為語言類型比較的提供了大量的材料，這種類型學的研究角度研究應該成為方言擬聲詞研究的重要方向。這對進一步揭示和認識漢語擬聲詞的特點，具有重要的價值。
［論文關鍵詞］方言；擬聲詞；構詞法；詞匯化；語音韻律。
［論文內容摘要］本文從現代漢語方言擬聲詞研究的三大方面：構詞法、詞匯化及語音韻律對近幾十年漢語方言擬聲詞研究進行歸納與評述，揭示歷史研究、語音研究及類型學研究對方言擬聲詞研究的重要性。
注釋：
①王福堂：《漢語方言語音的演變和層次》第21頁，語文出版社2005年版。
②石毓智：“論漢語的大音節結構”，載《中國語文》1995年第3期。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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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王福堂：《漢語方言語音的演變和層次》（修訂本），語文出版社2005年版。
一、語義場的結構模式
語義場是由互相聯系的義位組成的。義位之間相互聯系的方式和狀態，就是語義場的結構模式。迄今為止，對于義位之間的聯系主要有兩種不同的觀點：一是詞義制約的觀點，一是詞義聯想的觀點。就語義場本身的性質來分析，我們認為，它主要是由義位間的共性聯系聯結起來的，這是語義場形成的前提，而義位各自所具有的個性，則是語義場得以存在的基礎。根據這一看法，從組成義位的義素的角度，我們把語義場的結構描述為由“義素節”和“義素鏈”所組成的樹狀結構。在這一結構中，義素節是語義范疇的標志，是語義特征的集中表現。通過義素鏈的傳遞，某一義素節從另一高層次的義素節那里接受了語義信息，進行聚合形成義位，又以此為基點，通過義素鏈從不同的角度向低層次發出信息，繼續形成其他義位。值得提出的是，義位是義素節的表現形態，但不是唯一的形態，因為有很少一部分義素節是沒有或未用合適的義位來標示的，它們在結構中只起承上啟下的作用，這種未能顯現出來的義素節我們稱之為“零位”。所以，語義場所包含的語義結構單位是義位和零位，起聯系作用的是義素鏈。
二、語義場的語義結構特性
語義結構是義位之間相互聯系的中介，義位則按照一定的語義結構進行排列和聚合。分析語義場，不僅需要描述其結構模式，并且要揭示其語義結構的一些重要特性。
（一）客觀性和約定俗成性。
語義是對事物和現象的概括認識，沒有客觀外界對人腦意識的折射，就沒有語義。在使用語義確定詞語的指稱時，人們必須考慮事物和現象自身的本質、相互的聯系，并把它們納入到語義系統中去，這樣，語義結構也就必然帶有了客觀性的性質。例如，如果現實生活中沒有汽車、卡車、轎車和賽車等，語言中也就沒有稱謂它們的詞語的意義之間的相互內在聯系；同樣，沒有上的存在，也就沒有中和下的出現，沒有遠，也就無所謂近，即絕對不會形成反映這些事物的語義結構。
當然，語義的作用不僅僅是確定語詞，給客觀事物和現象稱名，而且也反映了人們對這些現象以及它們之間關系的共同認識。這種認識必須符合社會習俗，為全社會成員所一致承認，即具有約定俗成性。例如對“兒子”的語義認識，就不能解釋成“外甥”，對“走”的語義認識就不能解釋成“飛”，否則就會造成語義場語義結構的混亂。語義結構的約定俗成性還表現在不同民族對同一事物聯系的不同認識上。如漢語的“中表親屬”和“堂房親屬”包括八個義位，而英語只用了“Cousin”一個義位。漢語的親屬詞數以百計，能標義位的就有50多個，而英語的親屬詞只有13個，加上幾個修飾詞，就可以指稱所有的親屬關系。一般說來，這些區別并不是語義結構關系有多大的差異，而是在于語義認識概括范圍的大小，即語義場大小的問題，根源在于不同社會對語義的不同安排。
（二）穩定性和有序性
義位間的內在聯系通常是緊密的和牢固的，它使語義系統總是趨于保持某一狀態，不輕易發生變化，這就是語義結構的穩定性。這種穩定性是語義場穩定的前提。穩定性寓于語義結構之中，它的實現取決于語義場的有序性，而有序性又是由義位間的協同作用所決定的。語義結構的有序性和穩定性是相互作用的：一方面，義位的有序關聯構成了語義場的語義結構，保障了語義場的穩定性，另一方面，義位的穩定相聯維持了語義場的語義結構，保證了語義場的有序性。
在很多情況下，義位可以更新，但語義結構是穩定的，可以基本保持不變。如古漢語中的義位“人”不同于現代漢語中的義位“人”。《說文.人部》：“人，天地之性最貴者”，《禮記.禮運》：“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香氣也”。這是從經學的角度來說明人，對于人的本質特征則無涉及。現代漢語義位“人”的意義內容是“能制造并使用工具進行勞動的高等動物”。顯而易見，義位的語義內容已經發生了變化，但與“人”有關的語義結構卻無大變化。當然，這也不排除語義結構作必要的調整、改動。索緒爾曾經說：“系統從來不是直接改變的，它本身不變，改變的只是某些要素，不管它們跟整體的連帶關系怎樣。情況有點像繞太陽運行的行星改變了體積的重量，這一孤立的事實將引起普遍的后果，而且會改變整個太陽系的平衡”，這段話使我們認識到：一方面，義位具有可變性，另一方面語義結構的變化也具有可能性。應該說明的是，語義結構的變化多是在整體穩定性中所起的局部變異。進一步說，語義場的穩定不是靠義位的一成不變，而是靠結構間的牢固聯系，語義結構是維持語義場的不變量。
（三）層次性和相對性。
層次性是由整體與部分對立的相對性決定的。在語義結構中，層次性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根據系統論的觀點，系統是按嚴格的等級組織起來的，它可以逐級分解為低層次的層級系統、直至分到不能繼續分解的組成元素為止。顯然、作為語義系統組成成分的義位在語義結構中的存在絕非單純的量的增加，而是處于等級之中的，即具有層級性。
在語義系統中，任何一個語義場都和附近的語義場一起構成一個較大的語義結構。因此，任何一個語義場都是較高一級語義場的一個組成部分，同時，任何一個語義場本身，通常又是一個由許多成分所構成的語義結構。語義場既作為部分又作為整體存在，這使語義結構具有相對性。例如，“父親”和“母親”作為義位，構成了語義場A，這個語義場又與同一層次上的另一個語義場B“孩子”、“兒子”和“女兒”一起構成了一個比它們層次高的較大語義場C，而這個較大語義場C，又與“愛人”、“丈夫”、“妻子”所組成的語義場D一起，構成了更高層次上的更大的語義場E。其中，A和B既分別作為獨立的語義場存在，又作為語義場C的部分存在。對于A和B來說，C構成了包括它們在內的語義場，而對于E來說，C又是語義場E的組成部分之一，語義系統就這樣層層相遞，互為對照。由于層次性和相對性，語義系統形成了一個縱橫交錯的立體網絡模式，它既可以按垂直方向進行描寫，以區分它們內部的等級，又可以按水平方向進行分析，以掌握同類組成部分之間的聯系。垂直方向的語義場之間，具有包含與被包含的關系；水平方向的語義場之間，則具有一定質的差異，雖然它們處在同一平行層次上，隸屬于同一大語義場，但畢竟是不同的語義子場，相互之間有一定質的不同。語義場的大小與語義結構的層次性是密切相關的。越是上行，語義場就越大，義位所概括的范圍也逐漸加大；相反，越是下行，語義場就越小，義位所概括的范圍也更為具體。
（四）開放性與動態性。
語義結構不是封閉的和靜態的，它總是在不斷地向外界進行著語義信息的交換，并適當地調整、增減義位，在交換中求穩定，在變化中求有序。穩定是相對的，開放是絕對的。:
現代漢語作為高等師范院校重要的核心基礎課程，對于培養師范類大學生的語文能力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它是20世紀50年代中期仿照蘇聯的“現代俄語”開設的，從改革開放至今，我國高校的現代漢語教學改革與研究大致經歷了這樣幾個階段：（1）以教材編寫和修訂為重點的階段（1978—1985）；（2）以教學內容調整為重點的階段（1986—1992）；（3）以教學方法改革為重點的階段（1993—1995）；（4）以課程體系建設為重點的階段（1995至今）。總體來說，現代漢語學科建設和教學改革取得了一系列成果，教學質量也獲得了長足的提高。[1]
但是，目前高校的現代漢語課程改革仍是在應試教育和知識教育的框架下進行，隨著語言本身的不斷發展、新課標的實施以及中學語文教學的不斷改革，迫切要求培養創新型的復合人才。面對新形勢，高等師范專業現代漢語的教學出現了種種新的問題。
同時，作為一門重要的工具性課程，現代漢語在師范專業的課程中理應占有舉足輕重的重要地位，它的教學水平直接關系到學生的語言現狀。[2]但是多年來現代漢語教學界卻頗有這樣同感：學生普遍反映現代漢語課不如文學課生動活潑，考試及格率不理想，造成了學生厭學，教師厭教的惡性循環。為此，我們完全有必要對新課程背景下的高師現代漢語教學改革進行更深層次的審視與思考。
一、高師現代漢語教學現狀簡析
（一）課程定位欠科學
目前的現代漢語課程體系是五十年代確定下來的。我們模仿與現代漢語有很大差別的極富形態變化的現代俄語，把現代漢語分割成語音、詞匯、語法、文字、修辭五大板塊。之后，又把這種語言分類的方法和語言研究的路子直接運用于語言教學?，F代漢語作為一門社會的學科，跟心理學、人類學、社會學、民族學、歷史學、符號學等其他學科有復雜的聯系。目前忽略了語言學是在與諸學科的交叉滲透中發展的特點，課程定位教學內容沒有充分體現這一現代特點。
（二）教學內容缺乏領先性、全面性、實用性和針對性
首先，現行課程中語音、詞匯、語法、修辭四部分的內容都比較陳舊，缺乏深度，有的內容跟中學教材簡單重復，也比較保守，沒有或很少反映學科發展的新成果，因而激發不起學生的興趣。
其次，從嚴格意義上講，現代漢語應包括現代漢民族共同語（普通話）和現代漢語方言，可目前的現代漢語教材及課堂教學往往只講共同語，不講或很少講到方言，存在著嚴重的片面性。事實上，無論從教學還是從研究講，共同語和方言都是相互促進的。
第三，這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師范學校的現代漢語教學，還擔負著一個重要的使命：提高未來的中小學教師的語言教學能力和自身的語言表達能力。目前的現代漢語教學與現實的需求錯位，學生學了現代漢語課程后，語言素養并沒有明顯提高語文教學論文，尤其是作為教師運用語言的技能沒有明顯提高。目前的現代漢語教學只重視書面語的教學，忽視了口語是未來教師傳授知識時運用語言的主要形式。這就直接導致了高師現代漢語教育與中學語文教學實際的嚴重脫節，造成大多數學生對該門課程的重視度不夠。
（三）教學方法缺乏啟發性和實踐性
目前的現代漢語教學，在教學方法上，往往只重課堂講授，滿足于一般知識的介紹，缺少課堂討論和雙邊活動，沒有著力啟發學生去思考和發現問題，而且不太注重語言實際和研究實踐，不是積極引導學生去觀察和分析現代漢語共同語的種種事實，幫助學生提高語言運用能力。由于學生總是處于被動接受的狀態，缺乏作為語言課必不可少的實踐環節，因而學的都是一些死的知識，并未轉化為實際能力，而且這樣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學生的創造性，極易形成學生僵化的思維方式。
二、高師現代漢語教學課程建設和教學改革內容
（一）轉變觀念，構建適合高師專業的課程體系
目前高校現代漢語的很多分支學科發展極不平衡，如現漢語的結構學研究和教學相對要強，其中的語音結構和法結構的教學研究則更為成熟，語義、語匯的教學研究近來也獲得了長足的進展?，F在的現代漢語教材（包括使面最廣的胡裕樹先生、黃伯榮與廖序東先生主編的兩個本），都是由語音、文字、詞匯、語法、修辭五大板塊組成。內容大大超過調整學科專業結構后新教學計劃所規定的時，結果往往因課時不夠而匆匆結束語法教學，修辭部分幾個常見辭格了事。我們認為，針對現代漢語學科系統性特點，應調整教內容，形成“一主多選”的現代漢語課程教學模式。即把語音、詞匯、語法這一構成語言本體的三要素作為現代漢的主干課程（“一主”）；而將語言本體以外的文字、修辭、用這些又十分必要的知識逐一剝離，系統配套，形成“漢字通論、語用學、方言學”三門選修課。在保證現代漢語基理論和基本知識教學總量的前提下，增設“演講與口才”“朗誦學”等基本技能訓練課，強化口語表達和口才技巧訓練，使現代漢語的教學內容更加貼近語文教學的實際在專業能力的延伸方面，開設“中外語言學史”“語言和文化”“語法研究專題”等選修課，促進師范綜合素質的提高實現課程體系的重構。
（二）創新課程內容，構建適合不同層次學生需要的教學模式
在教學內容上，現代漢語課應反映出語言學研究的最新成果，如加進文化語言學的有關內容，在語法教學中引進三個平面的語法觀，增加語用的內容，引導學生關注與日常生活密切相關的語言現象，如廣告用語、校園用語等。現有現代漢語教材將語言當成一種游離于社會和人文世界的純形式系統，把語言各要素的分類、特征、構成和關系等作了詳盡的形式化描寫，學生從中感受到的只是一個零件和部件組成的機械的語言世界論文格式范文。因此，要把語言放在社會的大背景下，在教學中引導學生對語言進行文化等方面的深層次的認識和闡釋。在教學中加進文化語言學的有關內容，加進社會語言學的有關內容，會使學生充分考慮到語言的動態因素。
課程內容應該貫穿兩條線索：一條是現代漢語共同語（普通話）的主線，一條是現代漢語方言的副線。一主一副，相互配合。我們認為，作為主線的共同語固然是主要的講授對象，但作為副線的方言也當受到應有的重視。之所以在教學內容中穿進副線，是因為漢語方言復雜豐富，是發展我國語言學的一大寶庫，在現代漢語課程中加強方言的學習，可以加深對共同語的認識，對于學習古代漢語和語言學理論也有好處。
（三）加強實踐環節，突出師范教育的特色
現代漢語屬于語言專業基礎課，對培養師范大學生教學技能至關重要。為了調動師范大學生學習語言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深化他們對語言理論的理解，培養學生發現、觀察、分析現實生活中語言現象的能力，在教學中可以設計一系列有針對性的語言實踐形式。
以現代漢語語音教學為例，由于地域的影響，貴州大學生，尤其是來自農村的少數民族大學生，受本民族語言與漢語方言的雙重影響，形成了自身較固定的語言模式，所說的普通話與實際的普通話存在較大的偏差，給普通話學習帶來了嚴重障礙。[3]針對這樣的情況，教師可以組織學生走出校門，開展“校園流行語調查”“某某城市街頭店名調查”“互聯網絡用語”等社會用語調查，使學生了解我國的語言文字政策，增強語言規范意識，自覺使用規范語言?；蚪M織學生開展方言調查，使他們更進一步理解“方言”和“普通話”的關系，激發學習興趣?；蚪M織學生廣泛開展正字、正音比賽，開展辯論大賽、詩詞吟誦大賽、新生普通話大賽、名話劇表演大賽等，在活動中使學生切身體會漢語言文字的魅力，提高語言能力和水平。
（四）改革教學方法，運用現代教育技術手段，打造信息交互平臺
教學是一門藝術語文教學論文，教師和教材好比導演和劇本，教師組織教學就是在導學，導學藝術水平的高低與教學效果有密切聯系。教學內容在不斷更新，教學方法也要不斷創新。一方面采用引發式的教學方法，教師盡量少講、精講，講關鍵內容，盡量多提問題，引導學生去思考生發，指導學生去觀察研究，形成“精講－多問－生發－研究”的教學模式。另一方面，利用現代化教學手段來改變傳統教學模式。
（五）改革課程考核方式，建立科學的學習效果評價體系
在制作生動活潑多媒體課件的同時，本項目研究還根據學生語言水平，建立了適合他們實際的習題庫，在此基礎上積極探索科學合理的課程考核辦法，努力把只注重結果的考核轉變為注重過程的考核。強調對學生語言能力和學習態度的考核。
三、高師現代漢語教學課程建設和教學改革的實施步驟
我們的課程改革擬以貴州師范大學文學院現代漢語教研室教師為主，組合教學與科研成團隊展開研究。具體實施步驟是：調查研究→優化現代漢語教學體系，構建“一主多選”課程體系并改進教學手段和教學方法→實踐階段→跟蹤反饋，理論總結。
首先，研究需要具體展開進行幾個方面的調查：一是深入中學校園，了解中學教師和學生的語言知識結構，了解當今語文教師迫切需要掌握的語言知識有哪些；深入調查中學課本中現代漢語知識的分布及講解方式。二是調查了解近幾年畢業生就業時最主要的語言技能需求；三是深入了解高師現代漢語教學和研究的現狀，進而分析其與中學語文教學脫節和重復的地方。
第二，對以上三個方面的調查結果進行分析，并在基礎上構建適合中學課程改革實際的大學現代漢語課程體系；改革和深化教學內容，使學生了解本學科的發展趨勢。在整個教學內容的組織上，正確處理“普通話”和“方言”的矛盾，樹立正確的語言觀，充分運用自然語言資源———方言，進行語言對比學習，提高教學效果。并結合貴州的區域特點，探索適宜發展學生教學能力和提高學生口語表達能力的教學模式。
第三，對新的教學體系和教學方法進行實踐，在實踐中不斷對改革的內容進行修正。
最后，確定漢語文學教育和對外漢語教育班的一部分同學作為跟蹤調查的對象，檢驗教學改革研究的成果，并在此基礎上進行理論總結。
通過研究主要打算解決的主要問題是：
1．能否在教學改革的實踐中探索出與貴州省中學語文教學實際相切合的有針對性的高師現代漢語教學課程體系和教學模式。
2．對于現代漢語教學來說，構建什么樣的教學模式，采用什么樣的教學方法，才能為高師學生一下四個方面的語言能力的提高服務：
（1）合格的教學、教育口語能力;
（2）合格的書面表達能力;
（3）合格的社交口語能力;
（4）語言運用所必需的知識結構和智能結構。
3．對于較之文學顯得枯燥乏味的語言類課程，對學生如何采取科學、合理的評價方式和評價標準，以提高教學的針對性和學生學習參與的積極性。
[參考文獻]
[1]王建設.現代漢語教學改革初探[J]. 貴州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9，4.
[2]李宇明.師范大學生的語言文字狀況及其教學問題[J]. 語言文字運用，1994，2.
用計算機來處理漢語信息，就是漢語信息處理，又稱中文信息處理。中文信息處理包括“字處理”、“詞處理”和“句處理”。“字處理”、“詞處理”分別與漢字和詞匯有關，在此主要談談“句處理”。
句處理的主要內容是，怎樣使計算機理解自然語言(如現代漢語)的句子的意思，又怎樣使計算機生成符合自然語言規則的句子?！熬涮幚怼彼枰恼Z言知識，將是一種涉及到語音、語義、語法、語用等諸方面的綜合性知識。目前。大家都深感現有的關于漢語的知識遠遠不能滿足中文句處理的需要。單就句法方面的情況說。在中文信息處理過程中將會不斷遇到我們想象不到的問題，許多問題在人看來還是比較容易解決的，但計算機就解決不了。也有一些問題，本身在學術界就有不同的觀點，那么，就給中文信息處理增加了更大的困難。
用計算機來處理中文信息，遇到了很多困難，從現代漢語語法的角度來看，主要有以下一些問題：
一、詞性的判斷
由于漢語缺乏形態。漢語的詞性判斷主要是根據詞的語法功能，不同的詞，詞性意義可能不同，同一個詞出現在不同的地方，詞性意義也可能不同，漢語中，大多數詞有固定的詞性，但有些詞的用法比較特殊。例如：
1.他花了十塊錢買了一盆花。
2.你用那個鎖把門鎖上。
3.他比雷鋒還雷鋒。
這三個句子中分別有兩個“花”、“鎖”、“雷鋒”。但它們只是音同、形同，詞性和意義都不同。句子1中的第一個“花”是動詞，“花費”的意思，第二個“花”是名詞，“植物”的意思。句子2中的第一個“鎖”是名詞，即“鎖子”的意思，第二個“鎖”是動詞，是“鎖住”的意思。句子3中第一個“雷鋒”是名詞，表示人名，第二個“雷鋒”是形容詞，表示“雷鋒的精神、品質等”。具有一定語言知識的人大體上都能分清它們的區別。從傳統語言教學的角度來講，句子1中的兩個“花”是詞形、讀音相同，但詞性和意思都不一樣，且兩個“花”的意思之間沒有聯系，所以屬于同音詞。句子2中的兩個“鎖”，也是詞形、讀音相同，詞性和意思都不一樣，但兩個“鎖”意思間有聯系，所以屬于兼類詞。句子3中的兩個“雷鋒”詞形、讀音相同，詞性和意思都不一樣，意思也有聯系，但第二個“雷鋒”屬于詞類活用。ⅲ從教學的角度看，這種分類比較細致，便于人們的理解和掌握，但是，從中文信息處理的角度來看，這種分法太細，不便于計算機掌握。
目前，在中文信息處理中，是這樣來定義兼類詞的：亢世勇認為“兼類詞有廣義兼類詞和狹義兼類詞。廣義兼類詞就是中文信息處理中所說的現代漢語的同形詞，對于計算機而言，只要詞形相同，不管讀音是否相同、意義是否相通，是同形異音詞、同形同音詞，還是一詞多義、一詞多種用法，都是相同的，都要從多個當中選一個。狹義的兼類詞就是指一般的現代漢語著作定義的，‘同形同音、意義上有一定的聯系，且具有兩類或兩類以上詞的語法功能的詞”’。陸儉明認為，兼類詞是“指同字形、同音而意義不同或詞性不同的詞”。如果按這種定義理解，以上三個句子中的兩個“花”、“鎖”、“雷鋒”都可以稱之為兼類詞。因為，中文信息處理的目的是讓計算機能根據具體環境判斷出詞的詞性，從而準確理解其中的含義就可以了。盡管如此，但是，漢語詞類是多功能的，一類詞不需要發生詞形變化就可以充當不同的句子成分，不同類的詞可以充當相同的句子成分，這樣就給兼類詞區分帶來了更多的麻煩。因而，兼類詞的選擇是計算機詞性自動標注的一個“瓶頸”。盡管信息處理專家運用了規則排歧、統計概率排歧或者兩者結合起來等多種方法進行排歧，但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一種方法、一種系統能夠徹底解決這個問題。
二、短語、句子的結構分析
由于漢語缺乏形態。所以。語序和虛詞成了漢語中表示語法的主要手段。有些短語、句子的結構不好理解，需要形式和意義結合起來分析。例如：
a組：a。陜西+甘肅+寧夏 (“陜西+甘肅+寧夏”三者為聯合關系)
b.中國+(北京+陜西)(“中國”與“北京陜西”是偏正關系.“北京”與“陜西”是聯合關系)
c.中國(陜西(西安))(“中國”與“陜西西安”是偏正關系，“陜西”與“西安”也是偏正關系)這一組中的abe三個短語對人來說，都很容易分清楚，但計算機目前還很難區分,要讓計算機分辨清楚，就得把三個處所名詞組合在一起構成a類、b類、e類不同關系的條件與規則研究清楚，并將這些條件與規則加以形式化輸入到計算機內。
b組：開始討論(述賓關系)分析研究(聯合關系)研究結束(主謂關系)
取下來(述補關系) 看完再說(連謂關系) 叫他回來(兼語關系)
生產管理(定中關系) 諷刺說(狀中關系) 介紹寫(不構成合法的句法關系)
這組是現代漢語里“動詞性詞語+動詞性詞語”構成的種種不同的結構關系，對人來說，通過講解大致可以分辨，可是讓計算機要分清楚，就非常難，因為我們至今還沒有總結出“動詞性詞語+動詞性詞語”構成各種不同句法關系的具體規則。換句話說，“動詞性詞語+動詞性詞語”在什么條件下一定構成合法的什么句法關系，能構成什么樣不同的句法關系，我們至今還說不清楚。
c組：天氣好——好天氣(主謂——偏正)很好——好得很(偏正——述補)
來人了?！藖砹?。(述賓——主謂)
一張票三元錢?！X一張票。(主謂——主謂)這一組都是由于語序的不同而形成的結構和意義都不同的短語和句子。這些結構對人而言，稍加學習就可以理解，但這些給計算機理解意思增加了難度。需要人們把這些語序的變化形成的不同的結構概括出規律來，再用形式化的方式描述出來。輸入到計算機里。
三、歧義現象
現代漢語短語結構的歧義是進行漢語句法分析的一大障礙。“句處理”要解決的核心問題是排歧問題，計算機面對的歧義，不只是我們人所能感覺到的諸如下面這樣一些句子的歧義現象：
(1)他正在輸血。(他正給病人輸血。／他病了，正輸血。)
(2)看望的是病人。(你看望的那個人是病人。/看望你的那個人是病人。)
(3)我們急需進口產品。(我們急需進口的產品。/我們急需從國外進口產品。)
某些在人看來不存在歧義的句子計算機會認為有歧義.例如：
(4)a他被警察叫去罰了一百塊錢。
b他被警察叫去寫了一份檢查。例(4)a句和b句，在人的眼里結構是不一樣的。a句“被警察”這個介詞結構一直管到底。全句意思是“他被警察叫去，他被警察罰了一百塊錢”：而b句“被警察”這個介詞結構只 管到“叫去”，管不著“寫了一份檢查”?？墒?，計算機分辨不清楚。要讓計算機分辨清楚，我們就得將“pp+vpi+vp2”(pp代表介詞結構，vp1和vp2分別代表緊挨著的不同的動詞性詞語)這種結構中的pp對后面動詞性詞語管轄的范圍及其條件與規則進行充分、準確的描寫，并加以形式化，“交給”計算機。而這一類現象與規則我們過去根本就沒有考慮過，更不用說研究了。
其實以上所舉的例子都存在歧義問題，因此，也可以這么說，“句處理”要解決的核心問題是排歧問題。
中文信息“句處理”的研究工作，上個世紀80年代就開始了，最早進行“句處理”研究工作就是基于規則展開的，但上個世紀90年代初，基于規則的“句處理”研究工作遇到了重重困難與難關，主要是語言學家所提供的語言規則遠遠不能滿足信息處理的需要。目前，為了解決好中文信息處理中的“句處理”難題，出現了一個競相研究、競相發展的局面。對于句處理，提出的各種策略和途徑，歸納起來。主要有基于規則和基于統計這兩種策略?；谝巹t的研究者，一般求諸專家的理性知識，由人來對語言知識進行抽象：基于統計者，一般求助于計算機對大規模語料庫真實文本的統計分析，由計算機來抽象出語言知識。各種策略和途徑，目前，我們還很難說哪一種是唯一正確的。各種策略和途徑，表面看不同，其實，最終都需要依賴可靠的漢語知識來驅動計算機正確處理自然語言(漢語)。因此，“無論是比較傳統的基于規則的處理策略，還是90年代以來方興未艾的基于統計的方法，在對語言知識的需求這一點上實際上都是共同的。所不同者，走規則路線的研究者一般求諸專家的理性知識，由人來對語言知識進行抽象(比如以帶有合一條件的規則形式給出)。而走統計路線的研究者一般求助于計算機對大規模的語料庫的統計分析，由計算機來抽象出語言知識(比如以一定的數據結構記錄的統計結果等)。兩種路線孰優孰劣，不能籠統判斷，只能跟具體的應用目標結合起來，由實踐結果來評價?！蹦壳?，越來越多的學者提倡把兩種方法結合起來使用。因此，相信在不久的將來，我們會攻克難關，實現計算機對自然語言的處理與理解的目標，使中文信息處理技術處于世界領先地位。
參考文獻：
1.蘭賓漢、邢向東：現代漢語(下冊)[m].北京：中華書局，2007,48。
引言
河南地處中原，交通便利，是中華文明的發源地，簡稱“豫”，地域及文化優勢明顯，上古先秦時期有很多商人從這里生長、起步，后來發家致富。同時，伴隨著中原文化的出現、繁榮及社會的進步，并逐漸孕育形成了根源深長和內涵價值厚重的先秦豫商文化。在先秦豫商思想文化中，其最富有生命活力的當屬先秦豫商的德性文化，這是以河南為主體地域性儒家思想道德文化在古代商業活動中的集中體現與現實折射。由此，認真挖掘和仔細梳理其德性文化內涵及現代價值對當前中原經濟的崛起是十分必要的，其現實的啟示意義亦是重大的。
先秦豫商德性文化是指先秦時期在河南一帶從事商業活動的儒性商人在長期的經商實踐經驗活動中總結和提煉出來的一種共性的商業道德文化特性。這種文化特性是先秦豫商在生活和經商的雙向互動過程中所呈現出來的各種語言行為習慣并夾雜多樣的民俗文化及宗教思想等內外合一的商業德性文化意識，伴隨著古代中原商業的進一步發展及演變，并靈活的融合了儒家的一些仁義道德，常常把儒家的一些倫理道德文化作為從商的至高境界，明顯帶有商業倫理的儒化傾向。繼而，后世的眾多豫商加以傳承和極力弘揚，這是一個儒家思想道德文化與古老商業時代文化不知不覺互動共鳴、共融發展的演化過程，也是一個先秦豫商不斷改造自我、提升自我、完善自我的漸進過程。如中原第一儒商子貢秉承儒家“仁義”之德，從商富賈，終成“儒商鼻祖”；鄭商弦高犒勞秦師退兵，倡導愛國重商；洛陽商人白圭治生有方，以智強仁勇的經營理念創造了商業致富神話而名滿天下；還有豫商“陶朱公”范蠡以忠恕之道，仗義疏財，施善鄉鄰，惠濟四方，成就“千秋商祖”之譽。在這些先秦豫商的身上，皆彰顯了厚重的德性文化意識和幽深的商業文化品性，其內涵價值豐厚，現實功效明顯，為新時期新豫商提供了鮮活的精神食糧，對重塑和建構新豫商精神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崇尚“仁義”之德
中華民族素來號稱“禮儀之邦”、“文明古國”，極其推崇“仁義”之德，這是以完善社會的情感道德為理想目標的，而不是完全的以追求社會的物質富足為最終指向的，這與現代西方的純粹物質文化是截然不一樣的。此種道德標準更多合乎中華民族重義輕利的商業價值取向，在人生價值的實現路徑中，道德價值的提升和完善是高于物質利益的需求和滿足的。同時，這也是先秦豫商經濟倫理思想的道德精髓，先秦豫商歷來把崇尚“仁德”作為通商惠賈的基本倫理標準，要求商人要“本心仁厚”，把古代豫商從商遠賈的道德完善由外向內進行自我超越。而在具體的經商實踐中則表現為“以義制利”、“見利思義”，主張“仁中取利”、“以義生財”，要求商人正確對待物質利益的正當獲取路徑，講究“君子愛財，取之有道”，“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禮記?大學》），基本秉承儒家的“仁義”之道來經商處事，把為人處世的道德理念和從商致富的商業實踐巧妙地結合起來，這是先秦豫商的一大特色，也是他們致富發家、為民立國的一大法寶。豫商之一的洛陽商人白圭，曾稱自己的經商行為是“仁術”；孔子弟子儒商子貢，也極力倡導“博施濟眾”的“仁德”道德標準。
可見，以“仁義”之德經商是先秦豫商德性文化的顯著特征，且內涵價值豐富，折射到他們實際的商業活動中則表現為具有高度自覺的道德倫理意識。大家常說“無商不奸”、“無奸不商”，其實說的就是商人的道德倫理問題，商人在從商過程中以高超的商業技巧而大獲成功，并深受儒家高尚仁義道德的情感熏染，那就成為了名副其實的“儒商”典范。先秦豫商就一直秉承“仁義”之道的從商理念，主張“為富且仁”、“富而不驕，貧而不諂”，先秦豫商有正確的財富觀念，孔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論語?堯曰》）。在孔子及其弟子子貢的眼里，富而仁德是從商惠賈的首要原則與思想核心。先秦豫商鼻祖子貢，堪稱儒商典范，他一生從商治生，崇仁立德，求實務本，既傳播和弘揚了儒家思想，又成就了自己的商業理想，促進了古時的經濟發展與繁榮。司馬遷說：“夫使孔子名布揚于天下者，子貢先后之也。此所謂得勢而益彰者乎？”（《史記?貨值列傳》）。子貢是孔子眾多弟子中從商致富為民立國的成功范例，他一邊學習、信奉尊奉孔子的“仁義”之德，一邊利用自己卓越的商業頭腦從商致富，他善于學習，重德守義，講究誠信，立公為民，較好的協調了自身利益和社會利益的關系，實現古代商業的可持續發展，維護了國家和人民的利益。由此，《論語?學而》曰：“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梢钥闯?，子貢是先秦豫商中典型的文化商人，既有商業頭腦，才思敏捷，又崇仁立德，義利兼顧，將仁義道德、賢智濟世融合起來，開啟了中華儒商文化的先河，為后世眾多豫商所追隨和效法。
而被司馬遷譽為“治生之祖”的洛陽商人白圭，也是先秦豫商中崇尚“仁義”之德的成功商人。他經商的秘訣是“樂觀時變”，“人棄我取，人取我予”，而不是一味用巧取豪奪來發財致富?！妒酚?貨值列傳》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強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他認為為商之道應善于決斷和權變，具備智、勇、仁、強等多方面的綜合道德素質，所以，他把自己的商業精神和經商之道稱為“仁術”。豫商“陶朱公”范蠡也極其贊賞從商要把“仁義之德”一以貫之，他“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先秦豫商勤奮善良，踏實能干，行商千里，從不忘崇儒重教，鄉情濃厚，并為富且仁，常?；菔┼l鄰，恩澤四方。其厚重的儒家德性文化涵蓋了上古時期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軍事、法律、婚姻等各個領域，其中有豫商用于衣食住行的服飾文化、飲食文化、居住文化、交通文化等，這些是古老的中原先民們在積極的商業實踐和生活勞動中長期培育養成的價值觀念、思想方式、個人情操、傳統習俗、道德規范等重要的時代價值內涵，是他們在改造、征服自然和創造社會文明的過程中形成的現實活動、思維模式和道德意識行為，是先秦時期商業德性文化的高度概括和凝聚。這種經世濟民的大愛思想，既是儒學仁愛精神的崇高體現，又是先秦豫商所追求的至高理想和目標。它提升了先秦豫商的商業智慧，也深化了先秦豫商的人文品性，成為先秦豫商精神的最高體現，對古代中原經濟的發展和繁榮產生了積極的影響，并影響和造就了后世一代又一代卓越的儒性文化商人。
先秦豫商嚴格尊崇儒家“博施于民而能濟眾，可謂仁矣”的思想教誨，把自己從事的商業活動看成自身實現儒家德性文化的最佳工具、手段或途徑。他們大多發家致富立國為民，而不是將財富用于個人的奢華消費，而是熱衷于賑災濟民、捐資辦學、修橋筑路等為社會、為國家的公益性活動。先秦豫商這種以商為業，兼顧為國、為民、為社會的儒商修養受到了后世以來有識之士的高度認可，像后來的明代巨富沈萬三、清代晉商翹楚喬致庸、紅頂商人胡雪巖、華人首富李嘉誠、愛國慈善家邵逸夫等，他們不為一己之利而害天下蒼生，而是以自己超人的才華、智慧、仁愛來服務社會、報效國家。
注重“仁智”之勇
商業的經營與管理不但需要以“仁義”之道來鑄就商業道德，更需要仁者的智慧與謀略來勇創商業奇跡。實踐證明，只有善于把握市場規律，認清各種復雜的經濟現象，正確預測未來經濟形勢，才能穩操勝券，致勝千里，永遠立于商業的不敗之地。先秦豫商把“仁德”作為經商之道的基本素養，同時倡導勤儉經營，善于用人，尤其看重經商時要眼光獨特，堅決果斷，出其不意，以“仁智”之勇，“乘勢待時”，以眼疾手快搶占商機，從而贏得主動，獲取成功。商人始祖殷人王亥落居于今河南商丘一帶，在上古時期生產工具落后、生產力極其低下的情況下，王亥利用自己過人的聰明才智，馴養牛馬，“牽牛車而遠賈”，并用自己部落剩余的物品來換取周邊部落的牛羊帛粟，開啟了我國早期的商業活動，對后來商人認識到商業交換的市場規律產生了重大影響，使后世商人認識到“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同時也出現了商朝人及后世商人時常大規模用牛馬羊等牲畜來祭祀王亥的現象。春秋時期儒商鼻祖子貢也擁有“仁智”之勇，并善于明察秋毫，認清時令變化和市場供需狀況提出了“物以稀為貴”的商業理論，使他在經商活動中游刃有余，大獲成功，就連他的老師孔子評價他擅長揣度市場行情，預測準確，常?！柏浿硨抑小?。還有著名的鄭國商人弦高以販牛為業，一次在經商途中偶遇秦師入侵，他智謀超群，心生一計，用自己的十五頭牛為代價主動犒勞秦軍將士，暗地給鄭國報信，最終智退秦軍，保全了鄭國，他以經商愛國的“仁智”之勇終止了一場戰爭，被傳為商人重義的美談與佳話。
事實上，先秦儒家自始至終都在提倡“仁智”之勇。在孔子看來，“智者不惑”，人是一種有理性的高級物種，“智”是一種道德的認知行為，是一個道德理性的范疇，學習智慧是人生一大快事、樂事。儒家所倡之“智學”，是學思與知行結合統一的，孔子指出：“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論語?學而》）。道德智性是先秦儒家處理復雜人際關系的理性原則，是明辨是非的自我認識和自我完善，而運用“仁智”之勇是自我克制物欲泛濫和提升自我人性的最佳路徑?；蛟S正是在這樣的儒性文化思想的引導下，“以智經商”就成為先秦豫商經營活動的突出特性。他們重視知識的學習和經驗的總結，善于反思自我，不襲舊俗，一切商業實踐皆按時、因事、依勢而變，好學重智，通達善變，推崇人才的任用和創新的提升，使他們在商業活動中大獲成功。假若先秦豫商重德不重智，那就變成了迂腐的商人，俗話說的好，“經商不懂行，瞎子撞南墻”。先秦儒家把仁、智、勇作為三達德，而先秦豫商也只有把這三者在商業活動中運用好、發揮好，才能創造出驚人的財富和鑄就成恒久不變的商業之德，這也是先秦豫商所追求的崇高的人格境界和至高的經商境界。
洛陽商人白圭是先秦豫商的代表人物，后世尊奉為“治生鼻祖”，他在長期的商業實踐中總結出一套非常有效的經商之道，他看重“智”、“強”、“仁”、“勇”的經商素質。他強調商人要以“智”學識，多讀書，勤思考，善于捕捉商機，從大處著眼，通觀全局，勇于決斷，以“智”取勝。同時他堅守仁義之心，有憂患意識，能深入了解市場和天象變化，及時調整經營方式，保證經營管理發展要有強大的后勁，能守得住財富，白圭雖富甲一方，但自身生活簡樸，省吃儉用，與家人、奴仆們同甘共苦，共創家業。白圭擁有高遠的戰略眼光和把握商業時機的超強能力，商業天分突出，他善于選擇商業經營的方向，主張樂觀時變，倡導“人棄我取、人取我與”經商原則，保證了自己經營的主動權，輕松獲取豐厚的利潤，客觀上又調節了商品的自然供求和價格平穩，保護了個體農民、手工業者、消費者三者的利益，最終白圭以這樣的“仁術”累積百萬，成就了“商圣”之譽。豫商南陽范蠡年輕時曾拜早期的商業理論家計然學習理財之道，后來輔助越王勾踐成就霸業，此后棄政從商，隱居江湖，憑借自己超人的生財之道，曾“三致千金，財聚巨萬”，后世譽他為“忠以為國，智以保身，商以致富，名冠天下”。
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更要認識到“仁智”之勇的重要性。在風云變幻、爾虞我詐的商海之中，更要依賴于優秀的經營人才，提升自己的創新智慧和管理謀略，方能克敵制勝，成為真正的“仁智”商人。特別是現代新豫商更應該認識到，在復雜多變、競爭殘酷的商業實踐中，不僅要積極的向先秦豫商那樣“修心養性”，更應該深刻的學習新知識，總結新經驗，以“智”取勝，并能在復雜多變的商業經營活動中，靈活善變，充分發揮先秦豫商儒性文化的“仁智”之勇，彰顯新時期當代新豫商的儒商風采和儒商德性魅力，方能恒久地立于不敗之地。
強調“忠恕”之情
“仁義”之德是儒家倫理思想的核心內容，“以仁生財”是實現儒性商業文化的主要手段，先秦豫商特別強調“忠恕”之情，盡心做事，同情弱者，以治國的胸懷來經商致富，賺取民心，贏得民意，從而立國為民、名揚天下。而對那些不仁者見利忘義、損人利己、為富不仁，把“生財”作為最終目的，為賺錢而賺錢，甚至不惜作奸犯科、以身試法、謀取暴利等卑劣商業行為應堅決摒棄。先秦豫商則是真正的仁者，他們超然物外、輕視功利、有崇高的社會責任感和民族使命感，有救世濟民的遠大抱負和愛國意識，他們以“天下為己任”，不計個人得失，憂國憂民，甚至以國家民族乃至全人類的整體利益為重，這是先秦豫商經商之大道。豫商子貢在孔門眾多弟子中，勤奮求學，孜孜不倦，有辯才，善外交，師從孔子立志從政，雖長期經商，家財萬貫，最為富有。但他胸懷大眾，博濟廣施，富而不驕，謙遜忠孝，他曾花重金救贖在外流落的魯國奴隸，但從不索要贖金，他堅持“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的“忠恕”之道，以同情別人的眼光和換位思考的思維方式運用于商業實踐，實現自我與大眾的互惠共贏，且能以“博施于民而能濟眾”的博愛胸襟而慷慨回報社會而名揚列國。
南陽豫商范蠡出身寒微，但聰敏好學，年少有才，他人生前期幫助越王勾踐勵精圖治，成就霸業，人生后期專心經商，成為巨富。范蠡一生基本秉承“忠恕”之道，以圣人之資協助越王治國理政，富民強兵，提出本末并重、農商皆利的治國之道，終以鑄就偉業。后來，他急流勇退，致力從商，與家人們開荒耕地，兼顧養魚、飼養牲畜等副業，很快成為當地巨富，但他生財有道，富而能仁，時常仗義疏財，施善鄉鄰，曾三遷“天下之中”定陶，三聚千金，又三散家財于鄉鄰，可見，范蠡是忠國愛民、社會責任意識強、仗義疏財、博施于民而能濟眾的“仁德”豫商，堪為后世豫商之楷模。鄭國大夫子產執政護商，保護商人的權利，促進鄭國商業的發展與繁榮，這種良好的從商環境造就了很多愛國商人，使得鄭國及后世豫商中不斷涌現出很多的愛國商人。春秋時期鄭國商人弦高就是其中之一，能在鄭國四面受敵的困境中，想方設法智退秦軍，拯救鄭國于危難，弦高從商為國，帶動國家重商風氣，提高鄭國商人地位，成為古代中原第一愛國商人。
姜子牙，河南衛輝人，也是先秦時期的著名豫商之一，在殷朝末年他是有名的政治謀略家、思想家和軍事家。后人大多認為他在軍事和政治上是成功的，可他在經商方面卻時運不濟，生活上時常貧困潦倒，為了營生，他多次提籃街頭叫賣，其結果往往十分悲慘，無功而返。為生活所迫，他還賣過竹籃、干面，經營過酒肆，在朝歌販賣過牛羊等牲畜，大都失敗。后來，在西周初期，得周文王、周武王賞識任用，得以施展才華，成為了運用經商來治國理政的政治大家。姜子牙文才武略，秉承心中的“忠恕”之情，對周王朝忠心不二，后來分封“齊候”，看到齊國之地貧窮落后，他根據自己早年豐富的從商閱歷，積極帶領齊國民眾，勵精圖治，上下一心，種桑養蠶，并借助于天然的土地及氣候優勢，大力發展絲織業、捕魚業、鹽業等手工業和商業生產。姜子牙是一個聰慧睿智的“若愚”商人，他勤奮能干，務實精明，擁有高尚的道德水平和文化素養，再加上他善于運用儒家推己及人的道德思維模式，仁義為先，處處體現著豫商樂善好施、以善濟眾的高貴品質，他關心大眾百姓，盡心忠孝，為民為國。由此，他潛心經營的齊國很快就繁榮昌盛起來，成為當時全國比較有名的商業大都市，姜子牙也成為了以商治國、立國的成功典范，為后人所津津樂道。
子貢、范蠡、弦高從商的“忠恕”之情強化了古代先秦豫商所具有的仁政智慧和商業德性，在此理念的指引下，先秦豫商以積極的入世態度和自強圖新的進取精神，把商業的德性文化落實到具體的個體生活和廣闊的社會實踐中去，維護了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促進了社會的經濟發展和道德完善。這樣的從商義舉深刻影響了后世豫商的道德思維方式，歷代豫商都以強烈的歷史使命感和高度的社會責任感，把“忠信仁德”作為自己從商的首要職責，強調正己施人、經邦濟世，使得“忠恕”之道的真正內涵和價值在不同的時期能充分展示，發揮它應有的意義和作用。秦代相國豫商呂不韋以經商起家，善于長線投資，頗有政治頭腦和戰略眼光，以“奇貨可居”從商治國，為中國的統一貢獻很大，這主要源于他能忠信報國，以宏偉之志成就千古商業奇才。西漢有名豫商卜式以耕田畜牧為業集聚財富，當漢朝邊患四起，匈奴戰爭連年不斷，他依然顧全大局，以國為重，愿意捐出一半家產來資助邊防，甚得皇帝賞識，皇帝也以此來教化百姓，受此影響，當時還有豫商張長叔、李通等人曾幫助漢室復興。后來清代河南鞏義以康應魁為代表的康百萬莊園，也是一個典型事例，如今莊園里遺留下來眾多的匾、額、楹、聯，皆體現了康家“修己安人”的“忠恕”之情，還有康家有名家訓“留余”思想，也集中體現經商的“忠恕”之道。諸如這些豫商都非常自覺的把自己從商致富生財與服務人民、振興國家、強盛民族結合起來，把國家和民族的利益看得高于一起，這些都是先秦豫商德性文化中“忠恕”之情的完美闡釋。
結論及啟示
我國經濟的改革發展從到十八屆三中全會，儒家德性倫理文化映照下的商業經濟發展模式一直以來都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而先秦豫商德性文化的內涵價值強調，商業經濟的主體踐行過程應該是在我國儒性道德倫理文化的支撐下才能正常運作，把經濟發展的自我利益最大化和社會道德價值的最優化真正的契合起來，進行互補，達到統一。此種道德價值標準和先秦豫商經濟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有著先天的內在涵容性，像上面說到的“富而不驕，貧而不諂”的儒性商人子貢，“天下治生之祖”的商業祖師白圭，“富而好行其德” 的商圣范蠡，甚至包括后來“愿輸家財半助邊”的漢代商人卜式、“人有危難，傾財相助”，“義聲遍及長安”的唐代商人宋清，還有近代有名儒商張謇、陳嘉庚、盧作孚都是此類經濟思想和德性文化完美融合的典型代表。當前中原經濟的發展正處于關鍵時期，這種德性文化的內涵價值為中原經濟區的建設和發展起著重要的思想引導作用，并指引著“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更好的向前推進，在我國平衡東西部發展中發揮更大、更廣、更重要的作用。
文字是語言的極為重要的輔交際工具，因而，我們需要正確的書寫和使用文字。漢字已然成為我們生活中的一部分，比如：咿咿呀呀學語的小孩口里吟唱的漢字，小學生在學習語文課本的過程中會認真地學習還不認識的漢字，到高中乃至大學的學生們對優秀語言文字和文學作品的癡迷，再到書法愛好者對漢字書法的喜愛及人們對漢字的深厚感情。為了更好地傳承漢字文化，要求我們規范書寫漢字。我們國家最早的漢字規范化是秦始皇實行的“書同文”。明清科舉考試，要求寫字不能出現任何錯誤。1956年國家語委公布的《漢字簡化方案》，建立了現代的漢字規范。[1]1977年的“二簡草案”也提供了漢字的規范書寫標準，但是已經廢除?！啊币院螅灯鹆艘还蓮凸棚L，簡繁亂用。而且各地寫法不同，似乎“以亂為美”成了一時時尚。[2]這并不是正?，F象。
現今人們寫的不規范的字，一般可分為三類：第一，寫了多筆畫、少筆畫或筆畫不對的字，如（偉）“拔”“長”“蚌”（“長”應為四畫，而寫成五畫）等；第二，寫錯偏旁的字，如把“偃旗息鼓”寫成“偃旗息鼓”，把“辨析”寫成“辨析”等；第三，寫了不規范的簡化字，如“餐”“菜”并沒有簡化等。
漢字數量巨大，字形與字義之間沒有必然聯系。人們認讀時很容易把字念錯。最常見的讀錯字音的現象有四種：一字多音，該讀作這個音時念了那個音；如：“參差”、“處分”等易讀錯。把字的某一個偏旁的音讀作該字的音；如：“蹴”讀為“就”、讀“犴”為“干”等。兩字形體相近，把這個字讀成那個字的音，混淆兩個字的讀音；[3]如：讀“槳”為“漿”，讀“沮”為“阻、祖”等。沒有根據國家的規范文件正音，按舊讀音讀；如：讀“期”為“幾”音。
漢字有相當數量的字讀音相同或相近，形體相似，字義相近。如“安和按”、“扳和板”、“班和斑”、“辯和辨”等等。如果不注意這些音、義、形相近字之間的區別，就很容易用錯，寫了別字。如把“自己”寫成“自已”、“競爭”寫成“竟爭”、“裨益”寫成“脾益”等。因此，為了不寫或少寫錯別字和提高全民語言文字的運用水平和規范化水平，我們要注意積累容易用錯、用混的字，具體分析原因并指出應該如何正確使用。[4]我們要以國家正式公布施行的《簡化字總表》、《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現代漢語通用字筆順規則》等為規范。
另外，現今網絡用語的不規范使用的影響人群的范圍很廣。如 “吃飯飯”、“吃奶奶”、“睡覺覺”等、網絡交際用語把“不要”說成“表”，把“男朋友”說“男票”等。一種新用法在剛出現時，往往會被盲目跟風。所以會有一部分人擔心漢字的寫法和使用規則受到了挑戰，我們的漢字受到威脅？當然這種擔憂不是沒有道理的，不是危言聳聽，但是不用過分擔心。漢字經過幾千年的發展從未中斷過。新出現的漢字寫法或用法如果經濟適用被大多數人們接受會自動保留下來，如果經過使用一段時間后，發現不符合人們的需要，不經濟實用，便會自動消亡。有一點要注意的是：如果一種新用法已形成大勢所趨了，而且這種用法越來越符合漢語語言系統的規則，更加經濟方便實用，我們就應及時調整規范的要求以適應發展的需要。比如“三個臭裨將頂個諸葛亮”，現實生活中都用成了“臭皮匠”了，何不因勢利導，承認“臭皮匠”為規范？如果硬要倒回去堅持“三個臭裨將”，并指責“臭皮匠”是文化低下的表現，這真的沒有必要。
為了使人們有意識地避免書寫不規范的漢字，經過多次努力，我們探究出一些方法，即對漢字進行定量、定形、定音和定序。
定量指的是對現代漢語中常用的漢字數量進行精確的計算，確定現代漢Z常用、通用漢字的數目。現行漢字的定量工作已作了下面幾個很重要的工作：選定常用字；常用字的選定考慮了以下幾方面的因素：第一，使用頻率高的；第二，學科分布廣的；第三，日常生活學習中常用的。這三個主要方面的因素應該綜合運用，不能僅僅依靠其中的某一方面而做決定取舍。
定形就是規定漢字使用的統一字形。異體字的整理和異形字的整理是漢字定形工作的兩個關鍵方面，為了給現代印刷通用字提供字形規范。
南腔北調現象在我國是長久存在的，普通話水平出現地域性不平衡性。于是國家大力提倡推廣普通話。在研究過程中我們會發現正確的發音和聲調的正確認讀對提高普通話水平及其重要，可以說是學習標準普通話的一個突破口。漢字存在一字多音的現象，我們要為漢字提供共同遵照的讀音規范。1985年國家語委、國家教育委員會和廣播電視部等機關聯合了《普通話異讀詞審音表》規定了異讀字的標準讀音，要求全國所有部門和單位均以這個新的《審音表》為準。
在書寫漢字時我們很需要專業科學的字典。漢字具有形音義三個方面的屬性，根據其中的任何一個方面都可以建立起字序，經常用到的是形序和音序。漢字的字序法有部首法、筆畫法、四角法和音序法。漢字的排列方法包含義序法、形序法和音序法。義序法是根據漢字的義項順序的整理。音序法是按照字音排列漢字的順序。形序法按照字形排列字的順序，主要有筆畫法、部首法和號碼法三種。筆畫法指是依照漢字的筆畫數目和筆順編排漢字。部首法依據偏旁來排列漢字。號碼法按字形確定的號碼編排漢字。[5]我們需要認真研究和學習漢字的檢索方法的理論知識，為漢字定序工作盡自己的一份努力。
全社會要根據國家及政府職能部門制定的各種正字法標準使用漢字，不能各行其是，放任自流。我們在用漢字的時候不要隨心所欲，需要熟悉規范、嚴格要求自己。特別是學校語文老師有更大的責任和義務幫助同學們規范使用漢字。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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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來，現代漢語中的同義詞現象一直是語言學界的研究熱點，作為漢語詞匯中普遍存在的現象之一，其研究涉及到很多方面，諸如詞義、語用等。目前，學界對同義詞的研究已經取得了許多成果，但是，在什么情況下兩個詞或多個詞可以被稱為同義詞這一點上卻莫衷一是，沒有得出一致的、公認的說法。同義詞和近義詞有何關系？同義詞就是近義詞嗎？如何區分二者也逐漸成為學界討論的焦點。同義詞是衡量一種語言發達與否的重要標志之一，我們應當予以重視。
一、幾種流行觀點
“概念相同說”認為，同義詞是指兩個詞或幾個詞具有相同的概念，在這一前提下各個詞之間存在一些細微的差別。這里所說的“概念”指的是事物客觀存在的本質特征。
“義位相同說”把義位相同或相近的詞看作同義詞。20世紀80年代，國內語言學界引進了“義素分析法”，“義位相同說”便應運而生。支持此觀點的錢乃榮（1995）認為：“詞的同義關系就是義位之間一種重要的類聚關系。”[1]
“意義相同說”認為，意義完全相同的兩個詞或多個詞可以構成同義關系，稱為同義詞，比如“母親、媽媽、娘”等這樣的一類詞。這種觀點實際上是把等義詞當作了同義詞。
“意義相同、相近說”認為，同義詞就是意義相同或相近的詞。支持這種觀點的學者最多，如在黃伯榮、廖序東《現代漢語》（2011）以及《現代漢語詞典》（第6版）中都是以此來給同義詞下定義的。“意義相同、相近說”不僅關注互為同義關系的詞之間的相同之處，還分析其不同之處。
以上四種說法是當今學界較為流行的觀點，但沒有達成統一的認識。
二、劉叔新的觀點
實際上，在同一個詞匯系統中，完全相同、沒有一絲差別的詞是極少的。我們所說的同義詞是指那些大同而又小異的詞。劉叔新在界定同義詞時首先提出了三點注意事項：
第一，“屬于同義關系的詞匯單位不僅僅是詞，還可以是固定語?！盵2]（P279-280）比如“馬虎”和“粗心大意”、“寬容”和“寬宏大量”等，盡管它們不屬于同一詞匯單位，但不影響其構成同義關系。因此，在確定兩個或多個詞是否構成同義關系時，不要被其形式所束縛。
第二，強調同義詞的共時語言環境，“同義詞語只能是同一的語言符號系統內共時的事實”[3]（P279-280），也就是說，必須在一個穩定的語言狀態中研究同義詞。因此，我們不能拿兩個分屬于古代漢語和現代漢語的詞來分析它們是否具有同義關系，比如古代漢語中的“走”不能和現代漢語中的“跑”形成同義關系。同樣地，我們也不能對兩個不同語言中表示同樣含義的詞進行比較，因為兩者完全沒有可比性，譬如漢語“日歷”不能與英語“calendar”形成同義關系。
第三，“言語中含個人引申或比喻的主觀意義的詞語，不能看作語言中的同義詞語”[4]，即詞語在交際使用中所產生的臨時的意義不能當作詞本身所具有的含義，更不能用此臨時含義去和其他詞作比較。比如“她今天打扮得很女人”，其中的“女人”一~在這里有了形容詞“嫵媚”的意思，但我們不能把“女人”和“嫵媚”看成同義詞，因為詞語在言語交際中臨時產生的意義不屬于詞本身所帶有的理性義。
在上述三個前提條件下，劉叔新在確定標準時脫離了詞匯意義的束縛，借用了一對邏輯概念――外延和內涵進行表述。外延在這里指的是詞的所指，內涵指的是詞所指事物的特有屬性。劉叔新在《漢語描寫詞匯學》一書中指出：“確定不同的詞語互有同義關系，依據的是它們指同樣的事物對象。不同的詞語，只要各自的意義（當然是一個意義）所反映的對象的外延一致，就互為同義詞語。在筆者看來，這樣下定義無疑是清晰明了的?；橥x關系的兩個詞或幾個詞只是在內涵上有很細小的差別，而不在外延上。這些差別有的可能是對個別特點有所強調或不強調，對某些不重要的特點加以反映或不反映，帶有或不帶有某種感彩?！盵5]（P280）也就是說，不論被討論的兩個或多個詞所反映的概念如何、義位怎樣、意義多么相近，只要它們的所指不同，就不能構成同義關系，例如“本領”和“本事”都有“能力”義，但是“本領”更多地帶有書面語色彩，“本事”則帶有口語色彩。語體色彩方面的不同，即內涵的不同不會帶來這兩個詞所指的不同，也就是說如果兩個詞所指的是相同的對象，就可以認為這兩個詞能確定為同義關系。再比如“鼓勵”和“鼓舞”，都有“激發，勉勵”義，不同的是“鼓勵”的動作行為主體在多數情況下是由人來充當的，而“鼓舞”的動作主體一般是物，這種搭配對象上的差異也不會改變兩個詞的外延，因此二者可以被稱為同義詞。
需要說明的是，許多著作把一些不具有同義關系的詞當作同義詞。就“鼓勵”和“慫恿”來說，大多數教材把它們看作同義詞，都是“勸某人做某事”的意思，二者的不同在于其色彩義，“鼓勵”為褒義，“慫恿”為貶義。但經過細細思量，會發現把這兩個詞的意義都看作“勸某人做某事”過于籠統，忽略了詞中一些本該突出的意義。在這一點上，劉叔新強調，要把詞的主要理性意義相同作為界定標準，也就是要有相同的所指。如果詞和詞之間沒有相同的所指，那么其主要理性意義必然不會相同，這樣一來必定不能構成同義關系?！肮膭睢钡囊馑际恰凹钅橙俗龊檬隆?；“慫恿”的意思是“鼓動別人做壞事”，將二者的主要理性意義列出，就不難發現兩個詞的所指是相反的，顯然構不成同義關系，實際上是反義關系。
張旭指出，“出現這一分歧的根本原因是沒有從理論上劃清理性義和色彩義的界限”[6]（P212）。實際上，“鼓勵”和“慫恿”并不僅是褒貶色彩的對立，它們的理性意義本身就已經體現出了很明顯的肯定或者否定的意思，也就是說它們的理性意義和色彩意義的聯系十分緊密，達到了密不可分的程度，詞的理性意義包含了人們對于所指對象的感情傾向，不應把這種傾向當作附屬于理性意義的色彩義，應把其看做是主要理性意義的對立?？梢?，“鼓勵”和“慫恿”兩個詞的所指不同，不能看作同義詞。
清楚劃分理性義和色彩義在同義詞的確定上有重要意義。對此，劉叔新把理性意義分成了兩類：主要理性意義和次要理性意義。主要理性意義就是我們反復強調的“詞的所指”，譬如“快餐”指“能夠迅速提供給顧客食用的飯食”，如果把“迅速”這個義素去掉，“快餐”的理性意義就變了，這說明“迅速”這個義素是“快餐”一詞主要理性意義中的一部分，不能看作次要的含義，更不能當作表達色彩看待。次要理性意義是指詞語所指對象的不重要、不至于引起詞語意義所反映對象的外延的變化的特點。劉叔新把這些次要的理性意義成分稱為“意味”，即詞語本身帶有的一些含糊的意思，需要人們細細體會。譬如“成果”和“后果”都有“結果”的意思，但它們帶有的“意味”s有些許的不同，“成果”有“好結果”的意味，“后果”有“壞結果”的意味，這些處于次要地位的“意味”對于詞的主要理性意義幾乎沒有影響。至于那些不能獨立存在的、只能附著在詞語理性意義上的成分，叫作色彩。色彩屬于感性義素，它們對詞語的所指沒有決定性影響。
對于理性義和色彩義的區分，我們需要仔細對待。類似于“鼓勵”和“慫恿”這樣色彩義和理性義相互滲透的詞還有很多，比如“贊美”“果斷”“草率”“勾結”等。再如“小孩”和“兒童”是一對同義詞，兩個詞的區別僅僅在于“小孩”帶有口語色彩，“兒童”帶有書面語色彩，語體色彩所造成的不同不至于影響詞的主要理性意義，兩個詞都表示“年齡小的未成年人”義，因此可以看作同義詞。
三、同義詞和近義詞
明確界定同義詞的基本原則之后，我們就不難區分同義詞和近義詞了。詞與詞之間的“異”實際上可以分為兩種情形：一種是在保持主要理性意義相同的前提下存在細微差別；另一種為只是單純的意義相近。我們切不可簡單地認為意義相近就必定是同義詞，實際上，“相近”是分指兩種事物，只不過這兩種事物十分類似，而“相同”才是指同一事物。例如：古代漢語中有“園”和“圃”兩個詞，“園”指果園，“圃”指“菜園”，兩個詞所指不同，自然不能劃歸為同義詞；“難受”和“難過”從意義上看都是指不好受，但這兩個詞有很大差別，“難受”一般指身體不舒服，渾身不得勁；“難過”則指心情上的不高興、不舒服。這兩個詞所指的是兩種不同的事物，因而不能構成一對同義詞。語文教學中，常常簡單地把意義相同或相近看作是同義詞的判定標準，實際上其辨析的大多是近義詞而不是同義詞。
至此，我們可以給近義詞下一個定義：“近義詞所指為兩種或多種不同而相近的事物”[7]（P212），也就是說，如果兩個或多個詞分指幾種相近的事物，那么這樣的詞就構成近義詞。如果說同義詞是對于同一事物表達手段豐富的一種表現，那么近義詞則是“人們認識上對詞所指的對象相互接近的一種反映”[8]（P217）。
四、結語
綜上所述，界定同義詞的首要標準是有相同的所指，只要詞語意義所反映的對象的外延一致，我們就稱之為同義詞。同義詞與近義詞的根本差別也在于此：處于同義關系的詞的所指對象相同，處于近義關系的詞的所指對象相近而不相同。對于那些理性義和色彩義聯系十分緊密的詞，要把色彩義當作主要理性意義的一部分來看待。確定詞與詞之間的關系時，最根本的是要看其主要理性意義是否一致。
注釋：
[1]錢乃榮.漢語語言學[M].北京：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1995.
[2][3][4][5]劉叔新.漢語描寫詞匯學[M].北京：商務印書館，
1990：279-280.
傳統的對外漢語課堂教學中比較側重語言結構的學習，忽略了文化教學和學生背景文化與中國文化之間的差異，沒有對中國文化進行系統教學。漢字是一種表意文字，經歷了幾千年的時代變遷，其背后蘊含深厚的文化內涵。沒有文化支撐的語言，就如嬰孩的隨手涂鴉，雖有其形卻無其意，亦無人通曉。所以，透徹理解一種語言必須與其文化背景緊密聯系。在平常的對外漢語課堂中，留學生主要學習漢語的語音、詞匯和語法，在這些知識點中滲透的中國文化比比皆是，教師更應高度重視學生對中國文化的學習和了解，提高留學生漢語學習效率，如何在有限的時間內將文化教育的內容落到實處是我們應該認真思考的問題。
二、中國文化課程開展中存在的問題
為了使文化更好地服務于語言教學，在現代對外漢語課堂中，教師會在語法教學上進行一定的文化背景知識教學，讓學生在不同層面對所學內容有進一步的了解。這種強化式教學方式無疑是一種好方法，但筆者認為，在知識統合方面這種教學方式會讓學生對中國文化一知半解，對文化零散淺顯的認識加上學生主觀因素的認知和負遷移的影響，容易造成對中國文化的曲解，所以在漢語學習的基礎上，學校及相關教育機構有必要計劃性地增設以中國文化為主題的課程，有針對性地開展文化教學，增加文化教學的比重，有針對性地開展文化教學，加深留學生的文化底蘊。
針對留學生在學習中國文化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各高校已經有意識地開展文化課程，增強學生的文化意識，為語言學習打下基礎。但由于課程開展中出現一些問題，使得教學任務沒有達到預期的理想效果：
1.學生個體學習情況
（1）對學習中國文化的目的性不強。在華留學生當中，部分學生以學習漢語為主要目的，忽視對中國文化的學習，認為語言是主要學習的方面，文化只是輔助語言學習的一個小部分，可有可無，并不影響對漢語的學習。
（2）漢語基礎差，對中國文化課失去興趣。每個人學習語言的接受能力都有差異，所以在同一個班中的留學生漢語水平也參差不齊，在中國文化授課過程中，會有學生出現迷惑，感覺力不從心，跟不上節奏。
（3）學生接受文化知識的方式各異。大部分留學生喜愛從親身實踐中感受領會文化的魅力，而相反，部分學生更愿意聽老師的講解，通過第三者的引導學習，對中國文化有理論上的認識。
2.文化課教學質量情況
（1）課程安排不當。在留學生培養方案中，學校主修課程多以漢語學習為主，而中國文化課程則以選修課或是課外活動的情況出現，課時相對較少，且在選修課當中所占的比例不大，同時，部分高校對文化課設置帶有隨意性。參看下表：
表 一
表一是某高校的漢語春秋季班（為期18周）必修課與選修課課程設置，該高校根據不同漢語水平的學生設置了不同的課程，在語言必修課大致上都設置了比較明確的學習方向，選修課中也出現了與中國文化相關的課程，但選修課中的文化課程比例相對較少，未有明確的選修課課程安排計劃，可以看出某高校較忽視中國文化課程的比例，更加側重語言教學。
（2）教師教學能力不足。高校中并不缺乏擅長中國傳統藝術的教師，在對留學生進行中國文化課教育時，這些教師可以大放異彩。但是由于缺乏對授課對象的充分認知，教師在授課過程中使用的語言有時讓留學生們覺得隱晦難懂。本來從事對外漢語教學的教師多半注重對漢語言的研究，缺乏對本民族文化的深入了解和探究，在教授文化課上教師本身處于似懂非懂的狀態。
（3）教學手段缺乏創新。文化課集中在有限的空間內進行，主要以講授為主要手段，學生親身體驗的時間占少數?；旧虾茈y實現“走出課室，走進社會”，體驗切切實實的中國文化氛圍。
3.課堂資源籌備方面
文化課內容單一，覆蓋面窄。中國文化課一般會設置較容易開展的課程，如包餃子、剪紙藝術、書法等，而像中國傳統樂器、舞蹈、中國哲學思想等內容很少出現在文化課上，導致留學生了解中國文化的單一性，缺少全面接觸本土民族文化的機會。如下表：
表 二
表二是某高校漢語短期進修班其中兩個星期的課程安排截圖，不難看出該高校對文化教學有相對集中的時間，但文化學習的方向僅僅圍繞中國功夫、剪紙和書法這三塊內容進行。這樣，對于曾對中國文化有所接觸的學生來說，可能會缺乏興趣，也可能會讓學生存在這三塊內容等同于中國文化主體部分的錯誤觀念。
三、如何優化中國文化課程
1.課程設置安排
（1）優化文化課程設置。學校應將更多的中國文化課納入必修課當中，并增加在必修課中的比重。在選修課中，要求留學生修滿中國文化課程的學分方可畢業，避免留學生不選或漏選中國文化課的情況出現。
（2）遵循循序漸進的學習原則。對于初次接觸中國文化的學生，多以實踐代替理論知識，實踐性的活動能讓學生初步感受中國文化的魅力，激發學生學習中國文化的興趣，為以后的課堂教學打下基礎。偏重理論內容的學習可以放至中級或高級階段，這樣，隨著學生語言程度的提高開展不同難度的文化課程，使學生的文化知識框架得到不同層次的擴展和延伸。
2.教師資源方面
（1）注重“雙文化意識”教師的培養。對本土文化有深刻了解的同時，對學生的文化背景也不覺得陌生。在文化課的教授中，有清晰的教學目標，明確課堂教學目的。這就要求教師大量閱讀關于跨文化交際類的書籍，將各國家的基本國情與習俗牢記于心，培養對文化與異國文化之間的敏感度，避開文化忌諱，減少文化沖突，向學生傳授具有實用性的中國文化。
（2）鼓勵教師多學習文化知識。對外漢語教師不僅要擅長講解語言語法，還要對中國文化有全面的了解，在文化教學中才能得心應手。參與對外漢語文化教學的人文科學專家要注重對自身語言的精簡，將深奧的學術用語轉化為淺顯易懂的語言，在文化課堂中，讓每一位留學生都各有所獲，各有所得。
（3）因材施教，尊重學生接受文化知識的差異，課上互動，課下多與學生談心，了解學生的學習狀態、感受體會、知識接受的程度，從而在學生的反饋中，不斷增強教學能力，改進教學方式。同時讓學生感受到教師對其尊重與關心，方便日后文化課的開展和教學目標的實現。
3.課程教學方式
（1）以參與式教學為主導?！皡⑴c式教學”，簡單來說就是全體師生在平等的人格下，充分發揮學生的課堂主體作用，教師與學生共同參與課堂教學活動，互動學習，讓每一位學生都成為學習的主人，并能投入到學習的快樂之中。人文主義心理學家羅杰斯提出，教育的目標應當以學習者為中心，充分發揮每個學生的潛在能力，使他們能夠愉快、創造性地學習和工作。將這種教學方式引入留學生中國文化課堂當中，顛覆傳統文化課的“滿堂灌”式的教學方式。教師離開講臺走進學生群體，切切實實與學生交流，融入學生群體，讓學生在學習中國文化的過程中自己“發現問題、提出問題”，在教師的引導下一起“解決問題”。
（2）以小組合作式學習為中心。合作式學習方法主要體現為學生間的小組形式，教師要充分了解留學生的個人背景，合理安排分組，減少出現小組成員中的偷懶行為。以廣外南國商學院中國國畫課為例，考慮到留學生群體的特殊性，在課上，每兩位留學生都會搭配一個中國學生，這些中國學生大多數對自己所負責的留學生比較熟悉，過去在校曾有不同方面的接觸。在教學過程中，留學生可以在中國學生的協助下完成老師布置的教學任務。這種利用留學生與中國學生合作的學習方式，降低了留學生學習課堂內容的難度，提高了他們的學習效率。因此，對外漢語教師必須重視留學生個體情況，科學合理分配小組任務，鼓勵每位學生都積極參與到課堂學習當中，用集體的力量出色完成教學任務。
前言
太極拳是中國體育文化中的一顆璀璨明珠，它十分注重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的和諧統一，強調身心兼修，以求健康長壽的文化特色，其文化內涵與當代休閑理念如出一轍。我國學者胡小明認為：“太極拳是休閑的，人類在21世紀跨入休閑時代的進程中，最能得到世界性認同的中華民族傳統體育活動，當屬太極拳?！北疚膹男蓍e的角度探討太極拳所蘊涵的休閑文化以及在休閑時代的價值，期望在休閑時代太極拳能與過度注重“追求極限”的西方體育文化相輔相成，共同為人們的健康做出應有的貢獻。
1.休閑時代來臨的必然性
著名的未來學家格雷厄姆?莫利托在《全球經濟將出現五大浪潮》一文中認為，到2015年，人類將走過信息時代的高峰期而進入休閑時代，休閑將成為人類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國內外許多學者也提出并論證了21世紀將是休閑的時代。
從閑暇時間的角度看，隨著社會生產力的不斷提高，人們的工作時間不斷減少，空閑時間越來越多。從20世紀最后20年至今，許多國家陸續出現了休閑時間超過工作時間的情況。我國從1995年開始實行5天工作制，并在1999年實行春節等長假以來，人們的余暇時間也大幅增加，人們對休閑的需求也不斷增加。從人們經濟收入的角度看，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和科技進步，社會財富的創造即使在勞動時間日益縮短的條件下仍然不斷得到提高。人們的收入得到了很大的增加，而收入的增加給人們創造了休閑生活的經濟條件。從人們的價值觀看，人們的價值觀經歷了從現代化到后現代化、從物質主義到后物質主義的變化，人們愿意花時間和精力進行休閑活動。在收入和休閑權衡的問題上，美國勞工部曾做調查表明：平均每個工人準備放棄他的4.7%收入以換取更多的休閑時間。
從以上三個維度分析可知，隨著知識經濟的發展和科學技術創新以及人們價值觀的轉變，21世紀休閑必將成為一
個時尚的話題，休閑時代的到來已經成為一種必然的趨勢。
2.休閑時代背景下太極拳的文化內涵重構與多元價值取向
2.1太極拳的休閑文化內涵重構
伴隨休閑時代的來臨，傳統的太極拳的文化內涵也在東西方體育文化的不斷碰撞與吸收中得到了很大的拓展。當西方體育為利益驅動而嚴重異化的時候，當人們沉迷于不健康的休閑中不能自拔時，代表東方文明的太極拳及其文化將為人類體育文化的發展提供積極、健康的導向。太極拳的文化內涵也在人們的不斷加深的認知中進一步得到深化和拓展，其豐富的文化內涵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2.1.1融入自然，天人合一。
美國哈佛大學教授杜維明認為：“中國文化關注的對象是人?！币匀藶楸镜娜吮局髁x，向來被認為是太極拳文化的一大特色。太極拳著重強調了人與自然的和諧，人與人的和諧，人與社會的和諧。在許多思想家看來，人與人、人道與人道、人性與人性是相通的，自然和諧理念和“天人合一”思想是太極拳所反映的中國古代哲學思想的精髓，是一種先進的自然觀、人生觀。太極拳要求人與自然建立一種和諧統一的關系，保持一種良性的生態平衡。它是對征服自然錯誤理念的反思和糾正，繼而追求一種人與自然共存共處、和諧發展的新型關系。在太極拳習、練過程中，要求在意念上使自己的身體與天地自然融為一體，就是這種“天人合一”思想的體現?！疤烊撕弦弧弊非蟮淖罱K目標是達到宇宙、自然、人、物的和諧與統一，以“和諧”為價值取向的觀念始終貫穿在太極拳的思維模式與實踐規范之中。在充分體現并追求“天人合一”的過程中，人們可以以祥和、恬靜的心態去追求身心和諧統一、人和自然的和諧統一、人與社會的和諧統一。這種和諧不僅可以排遣憂慮，拋卻浮躁，還可使人的身心上升到一種輕松自在的境界，對陶冶人的風儀和內在心境是頗具裨益的。這與休閑時代人類所追求的目標是一致的，是符合人類未來價值趨向的休閑文化方式。
2.1.2寧靜致遠，松靜為本。
太極拳通過身體的文化符號體現了中國文化的獨特性質。其基本活動理念便是松靜為本、動靜相兼、以靜馭動、動中求靜。太極拳以其行云流水般柔和舒暢緩慢的身體動作，去表達生命中“動中求靜”、追求永恒的意念和要求。其動靜方式體現了傳統中醫關于“動以養形、靜以養神、不當使極、持之以恒”的基本原則。在修心養性方面，它按照窮通易變、寧靜致遠、返樸歸真的方式，去體悟那空靈神妙和大化流行的大道，以求得精神上的超越和自由。太極拳儀態上的要求是“神舒體靜、意氣騰然”，這就是“寧靜致遠、返樸歸真”的結果和表現。從人生之修習的角度講，修習太極拳要求一種虛懷若谷、恬靜無欲的平和心境，表現為“安靜閑活、虛融淡泊”。在擺脫了激烈競爭、緊張節奏的工作之后，練太極拳使人進入一種無干擾、無欲念的寧靜之中，會獲得神清心靜的情感，去感知人生的另一面。太極拳“貴柔主靜”的思想與精神，將為人類身體文化的發展帶來啟示，符合人類未來休閑價值趨向。
2.1.3形神兼備，內外兼修。
“形神兼備，內外兼修”是武術的基本特點，同樣也是太極拳的基本特點。太極拳運動的最高境界是外在的“形”與內在的“神”的“合”，《陳鑫太極拳論分類語錄》中有“心靜身正，以意運動”。內外兼修可以培養人的精神面貌，對塑造穩重、成熟的性格具有一定的作用。太極拳用意練拳，行拳練氣，虛靜其心，以心行氣，將氣與心結合，以人的思想、精神、心理狀態為修煉的基礎，既蘊含生命本原論，又涉及道德精神論。太極拳休閑既能夠給人帶來審美愉悅和精神享受，滿足人的審美需要，同時能夠通過文化熏陶提高人的道德修養。因此，太極拳休閑是一種文化塑造，是一種“成為人”的狀態。這與休閑研究中關于“休閑是人的生命的一種狀態，是一種‘成為人’（becoming）的過程，是一個人完成個人與社會發展任務的主要存在空間”的觀點是一致的。
2.2休閑時代背景下太極拳的多元價值取向
2.2.1太極拳作為一種休閑健身方式的生理學價值。
太極拳要求修習者要清靜用意、精神內守、意動身隨、形神兼備，要有較強的自控力。因此，經常從事太極拳運動可以使人體各個肌群相應的運動神經中樞之間，以及運動神經中樞與植物神經中樞之間達到高度的協調。這種有規律的調節過程能改善各種分析器的功能。堅持太極拳鍛煉，對神經衰弱、失眠、頭暈、記憶力弱，以及由神經系統功能障礙造成的其他疾病，均有良好的防治效果。
太極拳在運動過程對血管與淋巴管能起到良好的機械按摩作用，保持氣血通暢。經常參加太極拳鍛煉的人，其心肌纖維增粗，心壁增厚，心臟收縮力增強，心血容量及每搏輸出量增加。同時，太極拳的練習又要求全身肌肉的放松，從而反射性地引起血管舒張，從而減輕心臟負擔，有利于身體健康。通過練習太極拳可以明顯提高心肌的機能，對心、腦血管系統的疾病會起到良好防治作用。
太極拳的運動方式是“一動無有不動”。從“內氣”的舒通到外形的變化，從五臟六腑到四肢百骸都寓于動中?！斑\動如抽絲、邁步如貓行”，上下相隨，快慢相間、內外結合，節節貫穿，可使人的運動組織器官都得到活動和鍛煉。長期練習太極拳，不但能保持骨骼、肌肉應有的彈性和韌性，使各關節周圍組織的營養狀況得以改善，而且對關節變形、肌肉萎縮等病癥有良好的防治效果。
2.2.2太極拳作為一種休閑健心方式的心理學價值。
現代心理學研究表明，人的情感活動與心理健康關系密切。太極拳練習要求身體各部位均放松，精神意識集中，呼吸自然協調配合。主張以意為主，以力為輔；圓活連貫、輕靈沉著的“身動”；不急不躁、不張不狂的“心靜”；氣沉丹田、以意導氣的“氣斂”和樸實無華、自然隨意的“神舒”，這使太極拳具有調整心態平衡、修心養性的作用。太極拳認為“善養生者養內，不善養生者養外”，其重在養心，要求清靜，泰然處世的自足心態，通過自我意念控制，使身體和精神獲得最大限度的放松。太極拳修煉到一定層次，每一次演練都不是簡單的重復比劃，而是追求對自然、人生的自我感悟，內心世界的自我凈化與升華。
因此，長期習練太極拳，可以陶冶人的性情，培養沉著從容、溫和冷靜、耐心細致、做事有恒、意志堅強、樂觀進取等優良心理品質。把太極拳作為休閑選擇有利于消除、緩解現代生活給人們帶來精神緊張，情緒煩躁，思緒紊亂等不良情緒而保持一種健康、平和的心態。
2.2.3太極拳作為一種休閑文娛方式的社會學價值。
“社會化”指的是一個人從生物體變成社會人的過程，就是人的社會化的過程。太極拳作為中國傳統體育文化中的瑰寶，其豐富的文化內涵和修身養性等價值功能隨著休閑時代的來臨得到了積極的拓展，其追求“中正和諧”的精神內涵和“內外兼修”的健身理念在現實生活中發揮著積極的作用。太極拳在發展演變過程中深受中國傳統道德文化的影響，其道德文化體系中承載著廣泛的中國社會的道德文化要求。汲取太極拳文化中符合時代要求的道德文化精髓，通過太極拳休閑活動滲透到修習者的思想觀念中去，可使修習者在追求輕松閑適、恬淡自然的休閑方式的過程中形成一種積極的、健康的休閑太極拳和諧的文化思想觀。因此，太極拳對于人尤其是青年人來說，在促進其社會化方面有很大幫助。
在今后的幾十年里，中國將步入老齡化國家。老年人的健康問題就成為老齡社會中的重要問題。太極拳這種動如抽絲、靜若處子、行如流水、輕若浮云、強度適宜、內外兼修的拳術，十分符合老年人的生理特點，是促進老年人身心健康、延年益壽的最佳選擇之一。
3.積極拓展太極拳的生存空間，發揮太極拳的休閑文化價值的對策
休閑時代的來臨，對于太極拳乃至于民族傳統體育項目的發展來說都是一個難得的機遇與挑戰。雖然太極拳的休閑文化和恬然的運動形式與當今時代人們所追求的休閑內涵是一致的，但我們不能無所作為、裹足不前。我們必須積極迎接挑戰，為太極拳的發展做好準備。
3.1積極創立太極拳休閑俱樂部。
體育俱樂部模式是促進體育項目正規化發展的有效途徑。我國在《2001-2010年體育改革與發展綱要》明確提出：積極穩妥地發展各類體育俱樂部，鼓勵和支持各系統、行業、社會組織及個人組建各種類型的體育俱樂部，扶持以開展全民健身活動為主的群眾性體育俱樂部。這為發展太極拳休閑俱樂部提供了政策支持。多年來，我國城鎮居民聚居區存在著一些松散的太極拳組織。這些組織和太極拳輔導站避免不了向俱樂部模式逐漸過渡。發展太極拳休閑俱樂部，一方面，要反映出太極拳濃厚的文化底蘊；另一方面，要給人們創造一個古典、優雅的休閑氛圍。通過俱樂部為習練者提供習練場所、太極服裝、音像資料、教練、組織參與競賽表演等服務，可使人們在俱樂部不僅收獲練習技術帶來的健康和擁有歸屬感，而且受到太極文化對人情操的陶冶。
3.2加強宣傳，樹立太極拳的休閑文化品牌。
太極拳在中國傳統文化發展史上記載和表現了中華文化天人合一、松靜為本、內外兼修等中國先哲對精神世界的內省和追求，是我們民族文化的一大優秀品牌。因此，我們要充分利用影視、報刊、網絡等媒體廣泛宣傳太極拳，讓人們對太極拳及其文化有一個比較全面的認識。通過宣傳不僅讓大家知道以太極拳作為休閑運動好，還要讓大家知道太極拳作為休閑運動為什么好。此外，在宣傳時要注意太極拳術語的標準化和規范化，減少太極拳推廣工作中的障礙，為更多的國際友人認識、了解、接受太極拳提供便利條件。只有越來越多的人接受太極拳、體驗太極拳，太極拳的休閑文化品牌才能樹立起來，進而為太極拳的良性發展起到積極的促進作用。
結語
太極拳蘊含著中國傳統文化中“天人合一”、“松靜為本”、“內外兼修”的思想，注重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的和諧和統一，強調倫理道德和修身養性共修的方式以求健康長壽等的文化特色，這與休閑時代人們所向往的融入大自然，享受寧靜氛圍，追尋身心健康的休閑生活理念極為相似。不僅對習練者有著“修身養性”的作用，同時還具有對其進行民族傳統文化教育的功能。
從生理學、心理學、社會學等學科角度分析，太極拳顯示出其重要的多元休閑文化價值，有利于人們身心健康和社會的和諧。因此，我們應積極拓展太極拳的生存空間，使更多群眾從中受益。通過在群眾中大力倡導、廣泛宣傳太極拳運動、發展太極拳休閑俱樂部等多種方式來樹立太極拳的休閑文化品牌，使其在全民健身活動中，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進程中發揮其積極的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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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看這一議題，就可以理解作家們在思考“為什么寫作”這一問題時的現實環境。近代以來，由于西方經濟發展上的優勢，西方文化在世界文化格局中顯出強態。隨著新世紀的到來，世界在向著多極化發展。東亞的作家也希望通過寫作發出自己更響亮的聲音，與西方進行平等的對話，進而為世界和人類的發展作出更大的貢獻。
中國作家鐵凝說，文學應該是有光亮的，如燈，照亮人性之美。其實若把文學簡單分為兩類，只有好的和不好的。而所有好的文學不論是從一個島、一座山、一個村子、一個小鎮、一個人、一群人或者一座城市、一個國家出發，都可以超越民族、地域、歷史、文化和時間而抵達人心。東方和西方的概念是一種二元對立的思維，當今世界實際上是多元的。恰恰是對一小部分東西方文學經典的接觸，使我感到沒有簡單的東和西的對立，所有的人類在許多方面如此相像。不論東方與東方之間還是東方與西方之間，不論我們的文化傳統有多少不同，我們的外表有多大差異，我們仍然有可能互相理解，并互相欣賞彼此間文化的差異。中國作家莫言也表達了同樣的感受，認為真正優秀的文學作品，是可以超越民族和國界的。
中國作家王宏甲認為，過去的500年來，西方的迅猛發展及其形成的西方文明體系對全球的征服性滲透，已使世界不同文化源流的人們在不同程度上采用西方文明觀來評述文明。我們正處在一個需要重新認識文明的時代，首先應當確認世界上存在著不同的文明源流和不同的文明觀。而東亞國家的文明具有同源性。東亞各國應該在充分珍視自身文明淵源的基礎上加強溝通，互相學習，形成相得益彰的文化共同體。
韓國作家崔允說，全球化已經浸透在我們的生活里，包括文學。在20世紀中期以前，還屬西方文學單方流入亞洲。這樣一來，文學領域的片面全球化要早于經濟領域。如今，亞洲文學也逐漸被翻譯成各國語，當然還存有一些質量上的不均衡。我對如今朝著多中心流動著的全球化頗感興趣，特別對東北亞及其文學抱有期待。具有共通文化的亞洲，必定要肩負重任。亞洲文學也要擁抱世界。
日本作家中澤惠也在發言中表示出對世界文化相互融合的關注。她說，文學構成了文化的一部分，并且文學這一領域受到了文化的明顯影響。盡管世界走向如此的趨勢，但絕不會是同一種色調。毋寧說通過這樣的相互混雜，有可能滋生出具有獨特色彩和形態的文化。
中國作家孫甘露曾被評論界稱為“先鋒小說”的代表性人物，從其作品中可見到不少西方現代派文學的影響。孫甘露否認了指引其寫作的立場、觀點、方法是由于西方的現代主義運動，而是自己經驗到的漢語在當下的處境。他說，人們缺少的可能不是生活經驗，而是一種對文體的理解。相似的生活在不同的文體形式下，折射出的藝術之光是不一樣的。一個作家不能照一種方式重復下去，這樣的寫作沒有多少意義。漢語寫作的面貌也是可以改變的。誤讀也是文化傳播的一部分，而誤讀中常常包含了有意思的信息。
中國評論家季紅真認為，世界文學的實踐要早于“世界文學”的理念，只是從模糊到清晰、由狹窄到越來越寬廣而已。在這個逐步擴大持續數百年文化交流的大潮中，世界文學的萌芽成長迅速。而20世紀的世界文學，更是充滿了人類交往中的文化融合。歸根結底，文學本來就是全人類的精神財富，各民族文學的差異，在語言的形式里蘊涵了獨特的人文思想。盡管誤讀是不可避免的，翻譯中會有流失，但面對人類共同的危機，有差異的思想提供著不同的拯救可能。在世界文學的時代，各民族各國度的差異給人類提供了博大的精神情感家園。
韓國作家鄭玄宗談到，隨著社會的發展，與水質和空氣的污染一樣，由噪音引起的精神污染也日益嚴重。這是產業化、城市化、機械化所附帶的不可避免的生存條件。人類似乎在采取“以噪音對付噪音”式的生存戰略。無論是歐美文學還是東方文學，都該對此作出反省。文學語言如果不甘心成為為噪音添油加醋的工作，就要求寫作的人心靜如水，能很好地反映事物的動靜，能跟隨著想像力，發出世界上前所未有的生動而又意味深長的聲音。這正是文學永恒不變的責任。
故鄉、國家、地域共同體、世界
常言道：“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東亞作家應該寫什么？當然是用具有民族性、地域性的書寫，表達人類共同的理想信念，也為世界文壇的百花園增添亮麗的景色。而作為書寫者，故鄉是內心中最難忘的場景，最真實地傳達出民族性和地域性。在論壇上，各國的作家講起了一個個與故鄉、與自己成長相關并伴隨自己創作理念始終的故事，讓人回味不已。
韓國作家黃皙映誕生在洲時期的中國長春，光復后回到故國平壤，卻又因戰爭來到分裂后韓國首爾的永登浦。他說：“在地圖上，我并不想指定我的故鄉，但是，我不會忘記自己是使用母語來寫作的一名作家?！?/p>
日本作家津島佑子出生在東京、成長在東京、生活在東京，但總覺得“東京”、“日本”不過是存在于自己身外的“地名”而已。這樣想來，“故鄉”也許可以換言為童年時期的記憶。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她也意識到了自己的身體和“故鄉”之間的聯系。她說，文學為什么是我們始終追求的呢？我想無論“母國”、“故鄉”有多么了不起，人們作為生命的個體仍然面臨著無法解決的孤獨，而我們只能是和這些個體相伴而生。當我們意識到這樣的生命個體，當我們意識到童年的記憶在蘇醒，這時，我們就要從個體的生命中拋開“日本”、“東京”，這樣才會在“孤獨”中產生出獨特的釋放感，這時我們才會給予他們理解。人原本是具有靈活適應力的生物。這種適應力必定是伴隨著個體的孤獨，并且受到由此產生的想像力的支撐。
中國作家蘇童說，在我的字典里，故鄉常常是被縮小的，有時候僅僅縮小成一條狹窄的街道，有時候故鄉是被壓扁的，它是一片一片記憶的碎片，閃爍著寒冷或者溫暖的光芒。每個人都有故鄉，而我最強烈的感受是，我的故鄉一直在藏匿、在躲閃甚至在融化，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系列的問號，什么是故鄉？故鄉在哪里？問號始終打開著，這么多年了，我還在想像故鄉，發現故鄉。
中國作家孫惠芬說，在剛剛開始寫作的時候，從沒用心想過“歷史”這個詞跟文學的關系。以后在閱讀學習中，發現那些大寫的歷史知識總是好像被自己身體里的一道屏障天然排斥著，而自己的心思被牽引去的地方卻是屋檐下的鳥去了哪里？母親苞米地里的草有沒有拔完？在孫惠芬那里，身邊的現實總能成為躲避歷史閱讀的避難所。她說，所謂身邊的現實，其實也是由時間流轉做成的現實，時間轉瞬即逝，過去了就成為歷史。只不過它們不在典籍里，而在自己出生成長的這片土地上，在自己觸手可及的生活中。所經歷的鄉村生活，既是現實又是歷史，卻不是書本里的歷史，它經歷了時間的穿梭、過濾和積淀，而成了身邊的現實。所經驗的現實，是城市文明的不斷發展、變化，給鄉下人帶來了無窮盡的夢想與現實之間的困擾、困惑。實際上，夢想與現實，既是鄉下人的困惑，也是城里人的困惑，它其實是人類共同面臨的精神困境。她說：“不斷地在人的精神困境中探索生存的奧秘、人性的奧秘，揭示人性困惑和迷茫歷史，是我創作永遠的動力所在?！?/p>
日本作家星野智幸出生在美國，雖然三歲前就回到了日本，但擁有雙重國籍，其后又有在墨西哥留學的經歷。他說，文學不是要強調與地區社會發生密切聯系的“家”的概念，它要接受成長在這一文化下的和與這一文化相背離的人的歷史，文學要呈現那片土地上生活著的人與土地之間形成了怎樣的關系，又形成了怎樣的共同體。它不是傳統的地區主義的，也不是個人等同于國民的現代主義，而是要表現自立的人們是如何共處于同一個場所的。
中國作家韓石山說，中國有句俗話，叫“一方水土一方人”。這個“一方”，小一點兒說就是你出生的縣和村，大一點兒說就是你所在的這個國家以及這個國家所在的州。一個人出生在哪里，是不能由自己選擇的。而一個地方與別的地方既然有富饒與貧瘠的差別、文明與蠻荒的分判，那么這出生也就多多少少帶上了幸與不幸的色彩。一個作家在他的一生中，能時時感受到他的國家的劫難與繁榮，能時時感受到他的人民的沉寂與奮起，與之同呼吸共命運，能說不是一種絕大的幸運嗎？
韓國作家申京淑覺得，現在東亞國家的作家們能坐在一起，就是一個奇跡。她說，我們能走得這么近，是得益于文學。在燦爛的文學作品世界里，沒有韓國、中國、日本之分。雖然我們使用的語言不同，但是不管讀者身處何方，只要能接觸到好的文學作品，就會打動讀者，使他們萌發新的思想，渴望自由，挑戰禁忌，鄙視權力，讓廢墟重獲生機，和消滅萬物的時間對峙，與虛無展開激烈的戰斗。文學作品使我們豐富的回憶駐足長留，將來也必定會用更多的方式繼續描繪這幅壯偉宏圖。
文學的未來
在談及面向未來，我們應該怎么進行寫作這一話題時，許多作家不約而同地都說到了信息時代互聯網對文學創作的影響以及如何加以應對。
日本作家松浦理英子說，縱觀社會，IT并沒有使人的心靈發生激變。過去也不乏喜愛寫作的人，而網絡的發達使寫作者人數爆炸般劇增。寫文章變成了日常生活，與可以匿名發表的網絡空間有很大關系。網絡空間任何人都可以適應，每個人都可以有多重身份，很多人在網絡上編織虛虛實實的故事。這樣一來，如今觸發寫作動機的人，寫作時不再那樣樸素，具有多元視點和多元意識。我們作為專業作家不能只是擔憂，應該面對現實，向前開拓道路。我希望，能將新時代的新潮流、我所相信的文學主流、我覺得有趣且喜歡的東西，都能吸收到自己的創作中來，極大地豐富我的小說。從這個意義上講，不是過去，也不是未來，永遠只是現在。
韓國作家吳貞姬談到，上世紀90年代，網絡開始普及，多媒體開始激活，文學的生產者與享有者極其自然地發生了巨大的交替，敘述方法變了，視角變了，創作技法也變了。文學產生于所處時代的風貌，但是無論時代風貌和活著的方式怎樣變遷，人間的愛恨情仇與生老病死的本質是不會變的。只要這個本質尚存，文學創作就脫離不開真正的價值追求和人生的意味以及人生的凈化這一古典命題。欣賞過去年代的作品，我們從古時的時代風貌中仍會感到極大的親和力與感染力，這正是因為文學可以跨越時間與空間的距離，疏通人與人的隔閡。對我而言，未來的文學即是我的人生閱歷與精神世界所向往的地方，也是我的過去的總和。
中國評論家李敬澤認為，通向未來的最便捷的途徑是回顧過去，未來不會復制過去，但對過去的理解將深刻地影響我們面向未來時的選擇和行動。上世紀末，新的社會條件和傳播條件使得漢語中各種公共語言領域迅速發育；與此同時，網絡帶來了又一場大規模的語言解放。這可能是中國文學幾千年來面臨的最大變局。在此前提下，我們才有可能正視文學面臨的挑戰，才能重新出發去探索它的未來：它在這個時代的可能性、它在我們語言生活中的功能和邊界。也許惟一明確的是，每一個作家都必須獨自確立他的語言策略，或者反過來說，在無數正在書寫和言說的民眾之中，那些有能力令我們屏息靜聽的人，就是未來的作家。
中國作家許龍錫說，不能因為書籍滯銷而怪罪于網絡，更不能因為文學的危機而加以擴大化。就像發明印刷術以后口頭文學轉變為活字媒體文學那樣，眼下只是有部分活字媒體文學正在轉移為數字文學而已。文學是強調敘事結構的藝術，即使活字媒體逐漸萎縮，也會有在新的數字環境中創作出來的文學作品延續其生命力的。由數字技術創作的文學作品，雖然沒有了書籍的實物性，但是依然保存了半永久性，而且費用低廉，誰都能輕易接受。通過數字文學作品，反而能達到文學的大眾化，也能成為擴展文學領域的機會。
韓國作家羅喜德也沒有對互聯網給文學的影響顯出什么擔心，她說，超文本改變了傳統的作家與讀者的概念，正在摸索著兩者間新的溝通方式。對作家而言，比起無限下載的電子媒介，印刷媒介更能給他們帶來一定的經濟效益，也可以保護他們的著作權。作家們追求精神上的探索，但在技術面上仍舊相當保守，所以，肯將自己的力量投入到新媒介的作家其實并不多。事實表明，網絡上流通的超文本的想像力、結構、文章表述力等都要相差于以印刷媒介流通的小說。所以，倘若不能超越技術的新奇性而提供審美體驗，超文本將失去它的美學特點，難以維系持續的創作與溝通。就目前而言，超文本對傳統的文學還不能構成威脅。無論是再新穎的媒介，它的養分仍然取之于傳統的文學，兩者將維系著共存關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