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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倫理(BusinessEthics)~為一種思想體系，在西方可以追溯到古希臘的先哲們，并在西方的文化、宗教、哲學等領域都留下了豐富的資源。美籍印度經濟學家阿馬蒂亞·森在其著作《倫理學與經濟學》中指出，經濟學在歷史上是作為倫理學的一個分支而發展起來的，這一事實對于理解經濟學的本質至關重要。就經濟學的倫理學根源而言，他指出，“有兩個中心問題尤為根本：第一個問題是關于人類行為的動機問題第二個問題是關于社會成就的判斷?！币簿褪钦f，對人類的經濟行為動機和社會成就的判斷總是作為經濟學研究的主要內容。正如武漢大學的喬洪武教授所說，經濟學家們的經濟倫理思想不僅構成了經濟思想發展史的一個組成部分，而且對他們所處時代的經濟決策和經濟生活產生著不同程度的影響。研究經濟學家的經濟倫理思想，已逐步成為當代西方經濟學的一個重要領域。
回顧整個西方經濟倫理思想的發展，其演變過程大致可以劃分為四個階段，即古希臘時期的經濟倫理思想、古典政治經濟學派的經濟倫理思想、新古典經濟學派的經濟倫理思想以及現當代西方經濟學的經濟倫理思想。其中主要是圍繞著亞當·斯密的“道德人”與“經濟人”的關系問題——“斯密難題”而展開的。
一古希臘時期的經濟倫理思想
阿馬蒂亞·森說：“經濟學與倫理學的傳統聯系至少可以追溯到亞里士多德。在《尼各馬可倫理學》(《eNicomacheanEthics》)的開篇，亞里士多德就把經濟學科與人類行為的目的聯系起來，指出了經濟學對財富的關注。”
盡管現代經濟倫理的發展是在20世紀70年代左右，但追根溯源，經濟倫理思想的起源是在古希臘。以柏拉圖為代表的德性主義認為，善和德性是至高無上的，人應當克制自己的物欲以追求道德、精神生活，超脫物欲誘惑，追求智能與真理；而以德謨克利特和伊壁鳩魯為代表的快樂主義，則有別于柏拉圖派的觀點，主張道德與物質利益密切相關，“快樂與不適”決定了有利與有害之間的界限。為了調和上述兩種對立的倫理思想和體系，亞里士多德提出了總結性倫理學說，他指出：“在財產問題上我們也得考慮到人生的快樂和品德這方面。自私固然應當受到譴責，但所譴責的不是自愛的本性，而是那超過限度的私意——譬如我們鄙薄愛錢的人就只因為他過度的貪財——實際上每個人總是多少喜愛這些事物，如自己的以及財務或金錢的。人們在施舍的時候，對朋友、賓客或伙伴有所資助后，會感到無上的欣悅。”同時他認為，正是人性的“不善”才會導致經濟交換過程中的敗德行為，他說：“對毀約行為的起訴，對偽證行為的判罪，對富人的阿諛奉承，等等，據說這些現象都是起因于私產。但是這些罪行系出于另一全不相干原因——人性之不善?！?/p>
可以說，在古希臘思想家中，亞里士多德第一次比較明確地提出了倫理的經濟內涵，并進一步提出經濟與倫理之間的關系。經濟學研究最終必須與倫理學研究和政治學研究結合起來，這一觀點也在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Politics)中得到了說明和發展。因此，亞里士多德堪稱古代經濟倫理思想研究的奠基人。
二古典經濟學的經濟倫理思想
經濟學真正成為一門獨立的科學開始于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派。馬克思說：“古典經濟學在英國從威廉·配第開始，到李嘉圖結束，在法國從布阿吉爾貝爾開始，到西斯蒙第結束。”而亞當·斯密在古典政治經濟學派中是一個集大成者，他不但窮其畢生精力創作了劃時代的經濟學名著《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國富論》)，而且以道德哲學教授的身份撰寫了倫理學名著《道德情操論》。
縱觀這兩部巨著，不難看出《道德情操論》是《國富論》的基礎，《國富論》是《道德情操論》道德哲學中蘊涵的一種特殊的經濟案例。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系統地論證了自由市場經濟是唯一符合效率與幸福原則的經濟制度，他的《道德情操論》則試圖對物質經濟的運行予以強有力的精神指導。由此出發，斯密界定了關于市場經濟道德基礎的六大原則，即自尊、自愛、同情、互利、正義和虔誠，而且斯密認為市場的運行應當以這六大原則為道德前提。這一觀點后來在將經濟學和倫理學結合得最為緊密的穆勒的功利主義中表現得十分明顯。******總理曾經說過：“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各位都很熟悉，他所著的《道德情操論》同樣精彩。”溫總理的話是對著兩部論著的恰當評價。
可以說，斯密同時受到大衛·休謨的道德情操論和哈奇森經驗主義功利論的影響，并將二者有機結合起來，也從而實現了經濟學研究與倫理道德哲學研究(或者可以稱為“經濟人”與“道德人”)的“聯姻”。正如美國經濟學家理查德·布隆克所指出的：“亞當·斯密是把他的經濟分析與道德分析作為相互補充，而不是用經濟分析取代道德分析?！?/p>
亞當·斯密的這兩部著作的歷史、學術地位是沒有人能否定的，但后人對其中的“道德人”與“經濟人”闡述的不同理解所引發的激烈爭論，形成了經濟學說史上所謂的“斯密問題”或“斯密難題”，或稱“斯密悖論”。而這場爭論，在西方經濟思想史上延續了近百年，并形成了“對立論”與“統一論”兩種不同的觀點。
三新古典經濟學的經濟倫理思想
新古典經濟學是指19世紀70年代由“邊際革命”開始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馬歇爾經濟學說而形成的一種經濟學流派。主要代表人物是英國劍橋大學的馬歇爾。在《經濟學原理》一書中，馬歇爾以折衷主義手法把供求論、生產費用論、邊際效用論、邊際生產力論等融合在一起，建立了一個以完全競爭為前提、以“均衡價格論”為核心的相當完整的經濟學體系。從19世紀末起至20世紀30年代，新古典經濟學一直被西方經濟學界奉為典范，成為當時經濟理論的主流。新古典經濟學學者主要關注的是如何確定市場交易條件，即如何確定價格；而他們不再關心的是市場交易的公正性和等值性。因為在他們對經濟學前提的假設中，新古典經濟學提出：市場主體是完全理性的經濟人、市場機制在既定不變地運行、是完全競爭的市場、完全信息。由此他們提出了“帕累托最優”的概念。在這里，人們可以看到，倫理道德被看作是完全競爭市場的一個隱含的既定條件，是一種完美的、理想的經濟倫理狀態。
這一階段的經濟倫理思想的主要內容是：完善了“經濟人”的假說，完成了“經濟人”的倫理定位；提出了功利主義福利經濟學，修正了古典學派的公平觀；論證了經濟與倫理的相互關系。但是，正如馬歇爾在其《經濟學原理》中指出的：“道德的力量也是包括在經濟學家必須考慮的那些力量之內?！笨梢姡谛鹿诺浣洕鷮W派，雖然實證經濟學占據主流的分析方法，但規范分析仍然是經濟學中重要的分析方法；雖然數理經濟學、計量經濟學和博弈論得到廣泛的應用，但在實證經濟學的許多理論和命題中仍然包含著明確的或含蓄的倫理觀與價值觀。
四現當代西方經濟學的經濟倫理思想
現代西方經濟學的經濟倫理思想是以凱恩斯的思想為代表，特別是在他出版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一書中所集中表達的價值觀念：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決非是萬能的，在市場經濟發展到高級階段時，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理應發揮直接干預和調控市場經濟的作用，才能有效保障市場經濟的健康運轉。凱恩斯在經濟倫理上還有一個思想，就是鼓勵奢侈，反對節儉。他認為節儉對個人來說是美德，但卻不利于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因為如果無人消費就組織不起生產。他舉了兩個例子加以證明。一個是埃及金字塔例子，另一個例子是英國作家和經濟學家貝爾納德·孟德維爾的《蜜蜂寓言》。顯然，凱恩斯是用了社會的標準來評價節儉倫理的。
而當代西方經濟學別值得一提的，是1998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的經濟倫理思想。經濟與倫理，從古希臘、古典政治經濟學派的“合”，到新古典經濟學派的“分”，再到阿馬蒂亞·森這里，經濟學終于向倫理學復歸了。正如瑞典皇家科學院在阿馬蒂亞·森的獲獎公告中所言——“阿馬蒂亞·森結合經濟學和哲學的工具，在重大經濟學問題討論中重建了倫理層面。”而另一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索****脆稱阿馬蒂亞·森為“經濟學的良心”。
以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和亞當斯密(Adam Smith)為代表的古典主流經濟學的研究核心，是關于分工和專業化對經濟發展的意義。此后，隨著經濟學新古典框架的構建，以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兩部分內容共同組織起了新古典主流經濟學的理論體系。新古典微觀經濟學關注的重心是價格制度對于資源分配的決定作用而非價格制度協調專業化和分工的功能，這使得經濟研究的重點由經濟組織問題轉到了對資源配置問題的研究上。由于新古典微觀經濟學不能解釋諸如經濟發展、貿易和經濟增長等現象，也無法闡釋交易成本和產權的經濟含義，因此，在它之后，人們又分別發展了發展經濟學、貿易理論、增長理論以及產權經濟學、交易成本經濟學和新企業理論等多個經濟學學科的分支理論，以填補以上空白。這使得建立起來的新古典經濟學理論體系中的各分支學科，存在理論核心的內在不一致。
致力于解決這些經濟理論內在矛盾和沖突的經濟學家們經過努力，在20世紀80年代，通過采用非線性規劃(超邊際分析)工具，將古典經濟學中關于分工與專業化的思想變成了決策和均衡模型，建立起了一套獨立的、相對完備的新興古典經濟學理論體系。新興古典經濟學的分析焦點集中在人們的專業化水平決定的社會分工水平對生產效率和經濟發展的意義上。通過對分工與專業化的研究，新古典經濟學中所有互相獨立的分支理論都能很自然地解釋為新興古典框架中分工發展的不同側面，分工和專業化的思想自然而然成為理論的內在核心，并成功復興了古典經濟學的研究范式。
一、新古典經濟學主流地位的確定
綜觀經濟學的發展歷程，以威廉配第和亞當斯密為代表的古典主流經濟學的核心，是關于分工對經濟發展的意義。斯密提出了著名的斯密定理:即“分工受限于市場的大小”。楊格(AllynYoung)又將其發展為楊格定理，即不僅分工依賴于市場的大小，而且市場的大小也同樣依賴分工的水平。這種因果循環揭示了分工的網絡效應，分工網絡效應是基于個體網絡決策的，而對個體網絡決策的研究則需要采用所謂的“超邊際分析方法”。當馬歇爾在19世紀末試圖用數學框架將古典經濟學形式化時，受到當時數學發展水平的限制，他做了一個純消費者決策和純廠商決策截然兩分的假定，以避免涉及角點解①和相關的超邊際分析。馬歇爾對需求與供給的邊際分析，使他在取得對資源分配問題形式化的成功時，同時也遺憾地導致了古典經濟學中關于分工與專業化的精彩思想在新古典經濟學這一主流學派中地位的逐漸喪失。通過歷史，可以看出這一過程。
1890年，馬歇爾出版了《經濟學原理》一書，這標志著新古典經濟學的成形。這本著名教科書的內容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就是關于分工與專業化的洞見，即古典的經濟組織問題;另一部分則是關于資源配置問題的價格理論。由于當時還缺少處理角點解的數學工具，馬歇爾不能用一個數學框架將他對分工與專業化問題的洞見數學化;而以邊際分析為基礎的供求分析，在對資源配置問題進行數學處理時則非常得心應手，這使得馬歇爾的《經濟學原理》一書的第二部分取得了極大的成功。這部分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對經濟學理論研究的數學化，這在形式上更接近一種科學，更接近一代代經濟學家所追求的目標，因而關于資源配置問題的研究也就成了此后經濟學的主流。而作為古典經濟學理論之核心的專業化和分工這一深刻的經濟思想卻被淡忘了。
到1948年，薩繆爾森出版了他的《經濟學》教科書，這是經濟學發展的又一個分界點。他的這本教科書內容分為兩個部分，微觀經濟學部分就是馬歇爾對供求的邊際分析，宏觀經濟學部分則是凱恩斯經濟學。在這本被無數大學用做標準教科書的教材里，只有一小段對分工和專業化問題表示象征性重視的文字了。這樣，在薩繆爾森之后，關于個人選擇專業化模式的決策及其對分工網絡決定作用的分析，以及對市場協調分工職能的研究，在主流經濟學里失去了它的核心位置。
由于新古典經濟學存在針對不同的經濟問題和經濟現象，需要不同的經濟學分支理論來給予解釋。例如，發展經濟學、貿易理論、比較經濟學、增長理論以及產權與交易成本經濟學、新企業理論等的產生，正是對新古典經濟學學科分支之間，理論核心彼此不一致的反映。沒有一個內在統一的理論內核成為新古典經濟學框架下不可調和的矛盾。
二、新興古典經濟學的興起
一些經濟學家質疑并致力于解決新古典經濟學理論框架下的內在矛盾和沖突。新興古典經濟學正是這樣一支最新發展起來的經濟學流派，它從傳統經濟學的困境入手，采用超邊際分析方法，深入展開了對古典經濟學分工演進的研究，并成功地克服了新古典經濟學的內在缺陷，取得了很多有意義的成果。
分析新古典微觀經濟學，它有三個特點:(1)采用邊際分析方法來研究需求和供給，并以純消費者和廠商的絕對分離為基礎。因此，社會的分工結構是外生給定的，市場的存在及市場的大小也是外生給定的;(2)在新古典經濟學框架中，廠商的生產條件主要由廠商的生產函數代表，而生產函數是產出和投入的關系，生產力與廠商規模有關，而與個人的專業化水平及全社會的分工水平無關;(3)新古典經濟學中的邊際分析方法是假定最優決策不可能是角點解，而進行的一種對內點解②的分析。這些研究前提和內容與我們的現實經濟生活存在較大差異而遭到質疑。細想這些研究特點的產生，在分工與市場互為前提的條件下，個體網絡決策決定分工的網絡效應，因此，對個體網絡決策的研究就顯得特別重要。但由于受當時個體網絡決策研究手段的局限，以純消費者和廠商的絕對分離為前提的理論假定，導致了在此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新古典經濟學理論體系存在著內在的缺陷，這也導致了新古典主流經濟學對分工研究的淡棄。
1962年，Buchanan和Stubblebine提出了超邊際分析的概念，超邊際分析方法為個體網絡決策提供了分析工具。具體說來，超邊際分析方法的運用，首先是對個人選擇專業化模式的決策所產生的角點解進行邊際分析，然后在不同角點之間進行總效用——成本分析，并最終決定市場的均衡結構。由此產生的所有關于超邊際決策(或任意一對參與者是否相聯通)的信息稱為“組織的拓撲性質”，而所有關于資源分配邊際決策的信息只同商品流量大小有關，它被稱為“組織的非拓撲性質”。20世紀50年代以來，經濟學家開始將超邊際分析應用于各種決策問題。但是，很多經濟學家仍然遵循馬歇爾關于純消費者和廠商截然兩分的假定。在這個假定下，角點解是一個例外，而內點解則是一個通例;并且，經濟組織的均衡拓撲性質不能嚴格定義。
直到20世紀末，由張五常和文玫完成了文定理的證明，才極大地推動了對分工網絡效應的研究。張五常和文玫等人證明:如果采用一個斯密框架，則內點解就決不可能是最優均衡，而角點解則成為一個通例，其結果正好與外生給定的純消費者與廠商截然兩分前提條件下的結果相反。由此可以看出，對于揭示分工網絡效應的含義，邊際分析就不夠了，超邊際分析成為必需。到20世紀80年代，在此基礎上，以羅森(Rosen)、貝克爾(Becker)、楊小凱、博蘭(Borland)和黃有光(Ng)等為代表的一批經濟學家遵循以上思路，從內生個人選擇專業化水平的決策入手，采用超邊際分析方法來分析市場和價格制度如何決定全社會的分工水平，并成功地將古典經濟學中關于分工與專業化的思想變成決策和均衡模型。這些前沿經濟學家以超邊際分析方法對古典經濟學分工演進所展開的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形成了一套獨立的、相對完備的理論體系，被稱為新興古典經濟學。這一理論學派所解決的問題是:資源稀缺程度本生不是固定的，市場和價格制度將在不同個體決策之間的交互作用下發展全社會分工水平，從而不斷改進資源的稀缺程度。而隨著分工的演進，生產集中程度、貿易多樣化程度、個人的專業化水平、每人的生產率、每人的貿易依存度、社會結構的多樣化程度、社會的商品化程度、市場個數都將隨著分工的演進而演進。此后，新興古典經濟學理論框架得到了快速的發展和完善。這一理論對分工與專業化的深入研究，使古典經濟學的靈魂得以在具有新數學模型的現代軀體中復活。
三、新興古典經濟學對古典經濟學的復興
任何一門學科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式。所謂范式，按照科學哲學家庫恩(Kuhn，1962)的理解，就是一種“科學共同體”的“共同信念”。這種共同信念規定了該科學共同體共有的基本觀點、基本理論、基本方法，為共同體成員提供了共有的理論模型和解決問題的基本框架，并成為規定相應學科發展方向的共同傳統。庫恩給出了范式的一般內涵，在此基礎上，拉卡托斯(Lakatos，1978)提出了科學研究綱領，用于范式內部的基本結構的分析。按照拉卡托斯的理解，研究綱領或范式是一個多層次的結構體系，包括內核和保護帶兩部分。對某種特定的范式而言，保護帶是外圍，由種種輔假說構成，是不穩定的、可變的;內核是核心，由基本理論構成，是穩定的，不容改變的。
深入領會古典范式的精髓，不難發現，分工和專業化思想是古典經濟學的靈魂。古典范式的內核是:分工是經濟增長的源泉。按照亞當斯密的闡釋，其內容是:(1)國民財富增長，源于勞動分工;(2)勞動分工成百倍地提高勞動生產率;(3)分工雖能提高勞動生產率，但分工的水平受制于市場范圍。但不幸的是，古典經濟學的系統理論沒有一個好的數學框架來組織，隨后的一場致力于將經濟學發展成為精密科學的邊際革命，則將這一核心問題逐漸擠出了主流經濟學的視野。經濟學關注的核心問題，也就由經濟組織問題逐漸轉向資源配置問題。
分析新古典經濟學分析框架，其帶來的結果是:(1)經濟研究的重點從專業化和經濟組織問題，轉向給定組織結構下的資源分配問題。經濟組織為什么會從自給自足變得越來越專業化，企業和市場為什么會出現并變得越來越復雜等現象，新古典經濟學無從解釋;(2)由于純消費者與企業的絕對分離假定，使得專業化經濟概念變得沒有意義。因此，專業化經濟概念被規模經濟概念所替代。事實上，專業化和企業規模是相關但不盡相同的兩個概念:專業化的增加與活動范圍的縮減有關，而并不一定意味著企業規模的增加。專業化與小而全、大而全的不經濟相對應，而不同于規模經濟;(3)在以邊際分析為基礎的理論框架中，資源的帕累托最優配置和均衡總是同外生給定的最高總產量邊界聯系在一起，因此均衡的總合生產力不再有增加的余地。這個框架不能用來解釋古典的經濟發展問題:為什么在生產函數和資源稟賦不變的情況下，分工水平的提高卻能提高總合生產力?看不見的手是如何協調分工從而促進經濟進步的?還有很多經濟現象也都無法用新古典微觀經濟學來解釋，比如:城市的出現、貨幣的出現、市場的擴大、生產力的提高、比較優勢和貿易依存度的變化等等。
其實，馬歇爾也曾注意到供給和需求邊際分析的弱點，他因此提出用外部規模經濟的概念來解釋社會分工的經濟效果。但是，美國經濟學家楊格(1928)指出，遞增報酬并不是由工廠或產業部門的規模產生，而是由專業化和分工產生的。楊格的學生弗蘭克奈特(FrankKnight，1925)也指出，外部規模經濟的概念犯了一個邏輯的錯誤，因為對所有企業都是外部性的規模經濟，不過是一個毫無內容的空殼而已。但是，楊格也無法將他的思想數學化，因而他的思想也一直不能通過主流經濟學教科書流傳下來。
直到20世紀50年代，數學家發展了線性規劃和非線性規劃等方法，為處理分工和專業化問題涉及的角點解提供了有力的解決武器。一批經濟學家采用超邊際分析的方法，才重新復興了古典經濟學的研究范式。新興古典經濟學用內生個人選擇專業化水平的決策及個人決策如何交互作用決定全社會分工水平的方法來研究社會經濟的發展歷程。遵循這一思想，新興古典經濟學理論認為:資源的稀缺程度本生不是固定的，市場和價格制度將通過不同個人決策之間的交互作用來促進全社會分工水平的發展，從而不斷地改進資源的稀缺程度。對于一個給定的分工水平，均衡的資源配置是有效率的，但這種給定分工水平下的帕累托最優只是一種局部均衡，而整體帕累托最優包括了最優資源配置和最優分工結構兩部分內容，它被稱為全部均衡。全部均衡是所有局部均衡中效用最大的一個。新古典經濟學的帕累托最優是與生產可能性邊界相吻合的，效用最大化同時意味著生產力最大化。但在新興古典的框架中，由于存在著分工好處與交易費用的兩難沖突，在交易效率不高時，帕累托最優不會是最高分工水平。只有當交易效率改進時，帕累托最優和市場均衡才會越來越接近生產可能性邊界。這意味著，交易效率是促進生產力發展的一種推動力量，流通效率決定著生產力水平。當交易效率改進時，它通過提高生產力，減少資源的稀缺性從而促進經濟的增長和經濟發展。市場決定最優分工水平和結構的功能更主要表現在通過不同個人決策之間的交互作用最終決定的參與市場行為的組織效率上，所謂組織效率，是指給定產品的相對生產和消費量的情況下，分工水平和結構達到最優。而資源配置效率則只是在給定分工結構下(生產力水平或稀缺性一定時)對相對生產量和消費量的最優折衷。
新興古典經濟學的模型，歸納起來有以下三個特征:(1)每個決策者都是一個消費者——生產者，他們用邊際分析對每個貿易模式計算資源分配，然后用總成本——收益分析法來從眾多的角點解中選擇最優的貿易模式和專業化水平。這兩步決策程序，就被稱為超邊際分析。最優決策總是一個角點解而非內點解;(2)生產函數是對每個消費者——生產者設定的，且代表每個人對所有可能的生產活動邊干邊學的能力。企業制度是隨著在當個體決定去選擇一個高的分工水平，并且用勞動市場來協調最終產品和中間產品之間的分工時才會出現。同時，作為個體生產函數組合的企業生產函數也在事后出現。整個行業呈現為一個相互關聯的分工網絡，使得一般遞增報酬和分工的網絡效果同一個競爭性的市場是相容的。由于分工經濟和交易費用的兩難沖突，帕累托最優效用邊界可能不同于生產可能性邊界。同樣，在競爭性均衡中，邊際成本定價法不再成立。這一特征使它區別于所有有規模經濟的模型;(3)交易費用對均衡的分工網絡大小有著重要的含義。隨著交易費用系數下降，均衡的分工網絡規模擴大，總合生產力和社會福利會提高，而總交易費用也會提高。
新興古典經濟學的研究內生了市場結構和分工水平，從而推動微觀經濟學的研究從關注資源配置問題向經濟組織問題的研究轉換。在新興古典分析框架內，它逐步解釋了分工的發展是如何引起市場的出現、企業和貨幣的產生以及失業和景氣循環交替的原因，它解釋了新產品、新行業如何由于分工在迂回生產部門的加深而出現，保險業如何為解決分工加深后交易可靠性下降的問題而產生，分層金字塔交易組織如何由于分工加深而為提高交易效率而產生和不斷演進……這些不但擴展經濟學的解釋能力和范圍，而且重新將在新古典經濟學中互相孤立的經濟學分支，包括交易費用經濟學、產權經濟學、新貿易理論、新內生增長理論、演化經濟學、信息經濟學、對策論等，用一個內在一致的核心理論統一起來，所有互相獨立的個別理論都能很自然地解釋為新興古典經濟學中分工發展的不同側面。一旦用超邊際分析方法內生個人選擇專業化水平的決策，然后來分析市場和價格制度如何決定全社會的分工水平，則馬歇爾新古典經濟學的缺點就可以被徹底克服。
四、對新興古典經濟學研究框架的總結
新興古典經濟學理論框架以專業化經濟范疇取代規模經濟范疇，以內生交易費用取代外生交易費用，以超邊際分析方法取代了傳統的邊際分析方法，以角點均衡基礎上的全部均衡取代傳統經濟學的全部均衡，將經濟研究的核心從新古典經濟學關注的資源配置問題重新轉回到古典經濟學的研究焦點——經濟組織問題上來。新興古典經濟學的研究，恢復了專業化和分工問題在主流經濟學核心中的應有地位，同時，它以“分工和專業化對經濟發展的意義”為其理論內核，形成了一個各學派都可以共享的統一的經濟學分析框架，從而實現了對古典經濟學研究范式的復興。
注釋:
① 角點解是指當一個決策變量的最優值取其最大值或最小值(為0)時的點解。
② 內點解是指當決策變量最優值的取值均在其最大值和最小值(不為0)之間時的點解。
參考文獻
[1] 楊小凱.經濟學——新興古典與新古典框架[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
[2] 楊小凱.經濟學原理[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
[3] 楊小凱，張永生.新興古典經濟學和超邊際分析[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
[4] 楊小凱.在“電子商務與網絡決策國際會議”上的講話[R].北京:2001.
[5] 雷宏振，趙陽.新興古典經濟學和經濟學的范式革命[J].江淮論壇，2001(6):9-13.
[6] 李利明，邢惠清.《新興古典經濟學和超邊際分析》簡評[J].經濟學動態，2001(1):79-80.
[7] 王拓.分工經濟思想的發展——從亞當斯密到新興古典經濟學[J].當代財經，2003(11):13-17.
[8] 于業明，王欣，王建軍.新興古典經濟學述評[J].世界經濟文匯，2001(2):10-12.
[9] 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研究[M].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1999.
概括起來，20世紀西方宏觀經濟學的發展具有如下特點。
1宏觀經濟思想與經濟問題相互影響、相互促進。
西方經濟學是一門解釋的學問：為現實中出現或存在的經濟事件和經濟問題提供理論上的解釋，然后提出解決問題的辦法或思路。所以，西方經濟學的產生和發展都是由“問題導向”的。
綜觀整個%"世紀，我們不難發現，當經濟活動中出現某種新的經濟問題時，西方經濟學家們首先直接用現有的經濟理論來進行解釋；當這種理論對現實經濟問題的解釋不能令人滿意或現實向經濟學家們提出挑戰并現行的理論時，就會激發新的經濟理論產生或舊的理論被修改，由此引起宏觀經濟學中的“舊派”與“新派”的爭論。
宏觀經濟學的發展有助于解決不同經濟學流派之間的分歧和爭論。但是，“舊”的經濟問題解決了，又會出現“新”的經濟問題，于是又需要新的經濟理論和方法。西方經濟學就是沿著“經濟問題———經濟理論———新的經濟問題———新的經濟理論？？”這種軌跡在發展演進著，而每一個經濟學流派的主導理論的形成過程都有一個“三部曲”：經濟問題———經濟政策或政策思路———經濟理論。
現代宏觀經濟學之所以產生于%"世紀二三十年代，是因為當時的古典經濟學在解釋%"年代英國的長期慢性蕭條和’"年代經濟大蕭條時處處碰壁，而這兩個大的經濟事件為凱恩斯《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簡稱《通論》）的思想體系的產生提供了土壤。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可以較好地解釋當時的經濟現象，并被發達國家政府運用得得心應手。70年代的兩次石油危機在發達國家誘發了高通貨膨脹，隨后又使得美國等發達國家陷入“滯脹”，凱恩斯主義面對這些新的經濟病癥顯得力不從心，這為弗里德曼和盧卡斯等人的反凱恩斯主義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契機。這些新自由主義經濟學雖然在理論和方法上有一些“推陳出新”，但是，世紀的經濟畢竟不同于亞當·斯密時代的經濟，因為各種各樣的壟斷和市場不完全（而不是完全競爭）支配著經濟活動，公共部門在經濟結構中所占的比重越來越大，經濟全球化把各國經濟更加緊密地聯系在一起，自由放任主義似乎已經不合時宜，政府對經濟活動的適度干預和調節是必不可少的，這又為新凱恩斯主義的出現準備了條件。新凱恩斯主義的理論在經濟學界獲得了支持，其政策主張又贏得了政府的垂青，它的代表人物又成為美國總統的經濟顧問委員會的主席，如斯蒂格里茨和耶倫世紀下半期以來的經濟增長以及由此帶來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在大多數國家和地區的擴散，重新煥發了經濟學家們對經濟周期和經濟增長問題的興趣，由此導致實際的經濟周期理論的提出和經濟增長理論的復興。
2宏觀經濟學研究中心由英國轉移到美國。
20世紀的宏觀經濟學產生于英國，產生于英國的劍橋大學，凱恩斯是現代“宏觀經濟學之父”。
可以說，20世紀前半期，英國是宏觀經濟學的“思想庫”和研究中心。在！"世紀前半葉，英國涌現了一大批著名的經濟學家及其學說，如希克斯、羅賓遜夫人、庇古、米德、哈羅德、卡恩、羅賓斯、斯拉法、斯通等。當時的美國經濟學家大多只是凱恩斯思想的學習者和追隨者。EFGH年，加爾布雷思在回憶“凱恩斯思想如何來到美國”時說：
凱恩斯《通論》于EFJG年！月在英國出版，幾個星期后在美國出版?！锻ㄕ摗贰霸谟鴦虼淀懙奶柦悄軌蛟诿绹槭蚝芮逦芈牭健９鸫髮W是凱恩斯思想傳到美國的主要通道”。當時在美國、尤其是在麻省劍橋的哈佛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白天仍然在教舊經濟學（指古典經濟學———引者注）。但是到晚上，并且從EFJG年開始的幾乎每個晚上，差不多每個人都在討論凱恩斯學說”。［E］（AFJ）那時候的不少美國經濟學家是由于解釋和運用凱恩斯《通論》的理論而成名的，如薩繆爾森、漢森、哈里斯等。
從！"世紀H"年代開始，宏觀經濟學乃至整個西方經濟學的研究中心逐漸轉移到美國。！"世紀下半期，從著名經濟學家群體規模、經濟學流派的數量、經濟學說的影響力等指標來看，美國都超過了英國。自EFGF年開始至今，諾貝爾經濟學獎已經頒發了JK屆，共有HE位經濟學家獲得這個大獎，其中美國獲獎者JK位，英國只有L位。
由于諾貝爾經濟學獎只頒給在世的經濟學家，不頒給已故的經濟學家；并且從經濟學家的研究成果問世到獲獎一般要間隔E"年以上，所以，諾貝爾經濟學獎實際上是對！"世紀下半期經濟學的研究成果頒獎。
!世紀西方經濟學研究中心的轉移是由于經濟發展和繁榮中心的轉移。自EF世紀頭E"年英國成為“世界工廠”以來，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后“日不落帝國”的衰落，世界經濟的發展中心一直在英國。所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經濟學的研究中心也一直是英國。威廉·配第、亞當·斯密、大衛·李嘉圖、約翰·穆勒（#$（2+,M1>,9-//）、威廉·杰文斯（N-//-18+,12/&;#&O$2%）、阿弗里德·馬歇爾、約翰·梅納德·凱恩斯等經濟學家的影響和地位是！"世紀H"年代以前的美國經濟學家無法望其項背的。
“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后，世界經濟的發展中心移到了美國，美國取代英國成了世界科學技術和經濟發展的領頭羊。西方經濟學的研究中心也就隨之移到了美國。這是因為經濟發展領先，經濟問題的出現和研究手段也必然領先，由“問題導向”的經濟學和研究方法也自然領先。經濟制度和經濟環境是經濟學說產生和發展的土壤。發達的經濟學只能產生于發達的經濟，落后的經濟不可能產生出先進的經濟學。
3向古典傳統復歸。
在世紀的西方經濟學舞臺上，宏觀經濟學流派的出現就像演唱會開始之前主持人介紹眾多明星一樣，看得人眼花繚亂。有些流派在經濟學舞臺上停留的時間較長，有些流派則是匆匆過客，如！"年代早期出現的供給學派。這些流派既有理論上的分歧，也有政策上的分歧，還有研究方法和研究視角方面的分歧。仔細研究一下這些宏觀經濟學各個流派的爭論和分歧，我們不難發現，他們爭論的焦點不外乎這樣幾個問題：
（1）經濟能否自行達到充分就業均衡？或各類市場能否自動出清？
（2）價格、工資和利率是否是彈性的？
（3）貨幣在經濟體系中的作用是否是中性的？
古典二分法是否有效？
（4）經濟活動是否應當實行自由放任？
（5）宏觀經濟學主要是關注長期經濟增長問題（而不是短期經濟波動問題）嗎？
古典經濟學的宏觀體系對上述’個問題給出肯定的回答，這是古典經濟學的傳統。“凱恩斯革命”對這’個問題給出的是全盤否定的回答。但是自$"世紀（"年代的貨幣主義開始，古典傳統逐步得到恢復，新古典主義宏觀經濟學則進一步把古典傳統發揚光大。$"世紀！"年代以來的新凱恩斯主義與新古典主義宏觀經濟學的爭論在很大程度上是$"世紀上半期凱恩斯主義與古典經濟學之間的爭論的重演。）"年代以來，西方經濟學家對經濟增長的關注程度大大超過對經濟周期問題的關注程度。
20世紀下半期西方宏觀經濟學的這種發展趨勢不能簡單地稱之為“復古”。因為在這種向古典經濟學傳統復歸的過程中，一些新的東西被添加了進來，使得這種復歸成為宏觀經濟學發展過程中的復歸，是一種理論層次提升的復歸。弗里德曼在很大程度上復活了古典經濟學的貨幣數量論，但是他系統地研究了貨幣需求函數，把粗糙的貨幣數量論改造成“名義國民收入的貨幣理論”，并用大量的實證研究成果來支持他的理論。新古典主義宏觀經濟學不但提出了不少新的東西，如理性預期假說、盧卡斯總供給函數、宏觀經濟學的微觀基礎、實際的經濟周期模型、“校準”方法，而且修改了古典經濟學的一些假設和結論，如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家們承認，由于存在部分信息而不是完全信息，經濟當事人可能會誤解價格信號———把價格總水平的變化誤解為他所在的市場的相對價格變化，從而做出錯誤的反應和決策，這就有可能在短期內造成市場非完全出清。
值得注意的是，向古典經濟學回歸的趨勢不但出現在$"世紀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發展過程中，也出現在$"世紀西方非主流經濟學的發展過程中。如果考慮到以科斯、諾思、威廉姆森等人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的特色和基本觀點，我們不難發現，向古典經濟學回歸是整個西方經濟學在$"世紀發展的大趨勢。
我們認為，至少有三個因素引起西方宏觀經濟學向古典傳統復歸：（#）西方發達國家$"世紀五六十年代長期推行凱恩斯主義需求管理政策帶來大量的財政赤字、政府債務、通貨膨脹等后果，尤其是公共經濟的擴張以及與私人經濟爭奪市場，引起私人所有者日益不滿，宏觀經濟學的“古典化”就是對這種現實的一種反應。（$）雖然發達國家的經濟遭受了*"年代的高通貨膨脹和！"年代的滯脹，但是資本主義經濟在$"世紀下半期的發展總體上是良好的，尤其是沒有再出現%"年代那樣的大蕭條。以美國經濟為例。如果按照#））$年的美元價格計算，美國的實際億美元。
20世紀后半期的勞動生產率提高大大高于前半期！。這種不錯的經濟表現重新喚起了西方經濟學家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信心。（%）蘇聯、東歐國家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制度的解體和中國由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軌，也從另一個側面印證了古典經濟學的“市場有效”的基本信念。薩繆爾森在他的《經濟學》第#（版（#））！年）中認為，$"世紀是“市場的勝利”的世紀，因而他為他的《經濟學》第！"版確定的主旋律是“市場再發現”?！笆澜绺鲊谥匦掳l現市場這種資源配置工具的巨大功能。最令人矚目的例子是前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制度的解體和中國計劃體制的改革。一國又一國開始拋棄指令計劃而轉向市場。？？在市場經濟國度，市場機制同樣也得以重新發現。許多國家對產業放松管制，或將以往劃歸公共部門的產業私有化。其結果得到了廣泛的好評，因為這些部門的生產率提高而價格下降了。各國還將市場原則應用于新興領域，如污染許可證交易，無線電頻道拍賣，等等。新晨
4出現了融合化的趨勢。
隨著理論體系的進一步深化和完善，新古典體系不斷拓展其理論的解釋領域將原先許多主要由演化經濟學考察的經濟現象也納入其理論分析框架中。例如，新古典的產業組織理論嘗試解釋“技術創新、企業規模和市場結構的關系”(多納德。海和德里克。莫瑞斯，2001);新制度經濟學嘗試解釋制度變遷問題(諾斯等，1994);新増長理論通過建立內生増長模型，嘗試解釋技術進步和經濟増長的關系(巴羅和薩拉伊馬丁，2000)。而這些原先都屬于演化經濟學的傳統研究領域。此外，新古典經濟學還論述了其理論與演化經濟學在經濟行為預測上的一致性，認為新古典的理性最大化行為能夠從自然選擇過程中推導出來，演化模型得出的結果與新古典模型是相同的，兩者是可兼容的，并且宣稱是新古典演化主義(Friedman,1953)。這些理論發展在一定程度上鞏固了新古典經濟學的主流地位。
但是，新古典經濟學對上述領域的解釋還是存在明顯的不足。產業組織理論主要研究市場結構對企業各種行為和績效的影響，并沒有真正關注技術創新所引致的產業組織演變和經濟結構變革。這種靜態的均衡分析遠離了熊彼特的演化思想(安東內利，2006)。新制度經濟學則將制度變遷視為從一種均衡向另一種均衡的瞬時移動，并不考察制度失衡后個體間的互動和協調過程(諾斯等，1994)。新増長理論也將經濟増長視為移動均衡的過程，它假設企業知道所有可供選擇的技術機會集合及其自身生產函數所處的位置，技術進步是源自企業有意識和明確的R&)投資決策，經濟增長并不涉及任何知識增長過程(納爾遜，2004)同樣地，并不是所有的演化模型都能得出與新古典模型相同的結果，演化模型必須滿足以下四個主要條件才能確保所有生存者的行為是利潤最大化:多樣性(variety)行為連續性、利潤引起的增長和有限的路徑依賴
可見，在許多領域中，新古典經濟學并不能完全取代演化經濟學的解釋。而且，隨著行為經濟學和實驗經濟學的興起，新古典的理性選擇范式受到越來越多的質疑，“有限理性”的概念得到了更多經濟學家。從上個世紀80年代起，以Nelson和Winter(1982)為代表的新熊彼特主義掀起了演化經濟學復興的浪潮。在過去的20年里，演化經濟學發展速度更加迅猛。通過對Econlit數據庫中經濟學文獻的統計，Silva和Teixeira(2⑴6)發現，在過去50年有關演化的經濟學文獻中，90%的文章是1990年以后發表。因此，經濟學中有關演化主題的研究日益增多。一些經濟學家甚至認為，經濟學的研究范式出現了演化轉向，演化經濟學可能再次成為主流經濟與此同時，新古典經濟學的分析方法也在發生變化，從原先一般均衡理論的均衡分析轉向博弈論的納什均衡分析，進而又拓展為演化博弈的趨向均衡分析
其中，演化博弈的發展和現代演化經濟學的復興幾乎處于相同時期—些學者將演化博弈視為新古典經濟學和演化經濟學的交流和結合，認為演化博弈能夠調和均衡理論和演化理論的范式沖突，也體現了主流經濟學對演化經濟學的吸收和接納有些學者甚至認為，演化博弈的發展可能促使演化經濟學成為主流在一項有關演化經濟學現狀和未來的問卷調查中發現，許多經濟學家都認為，演化博弈是演化經濟學未來最有發展前景的理論之一。
但是，從理論發展脈絡上看，演化博弈和現代演化經濟學卻是獨立發展起來的，而且各自的分析方法也存在明顯的差異當然，獨立發展并不意味著毫無聯系。但現代經濟學卻很少深入研究這兩種理論的關聯。這可能是因為大多數博弈論者并不熟悉演化理論，反之，演化論者也不熟悉博弈論。很多學者僅僅憑借學術直覺，要么認為演化博弈是傳統博弈論的拓展，屬于新古典體系，它與演化經濟學本身并沒有聯系;要么認為演化博弈能夠為演化經濟學提供合適的數理模型，是演化經濟學的重要進展，甚至能夠促使演化經濟學再次成為主流。就演化博弈對于演化經濟學的作用而言，前者判斷過于悲觀，后者判斷則過于樂觀。那么，演化博弈和演化經濟學之間到底是什么關系?演化博弈是否能夠推動演化經濟學的發展，并且成為演化經濟學今后重點研究的領域之一?或者它更像是新古典經濟學的一種喬裝，與先前的新古典演化主義一樣，盡管其模型中包含演化過程，實質卻是為了證明進而重復新古典經濟學的結論?顯然，正確理解演化博弈在演化經濟學中的作用和局限，對于理清演化博弈和演化經濟學未來發展方向都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
二、演化博弈的基本分析結構及其發展
普遍認為，演化博弈理論的形成和發展大致經歷三個階段:首先，當博弈論在經濟學中廣泛運用時，生物學家從中得到啟示，嘗試運用博弈論中策略互動思想，建構各種生物競爭演化模型，包括動物競爭、性別分配以及植物的成長和發展等這個階段實際上是博弈論在生物學中的運用;接著，生物學家根據生物演化的自身規律，對傳統博弈論進行改造，包括將傳統博弈論中支付函數轉化為生物適應度函數引入突變機制將傳統的納什均衡精煉為演化穩定均衡，1973)以及引入選擇機制建構復制者動態。這個階段是演化博弈正式形成階段;隨后，鑒于演化博弈對傳統博弈的拓展(例如，放松理性假設、精煉納什均衡以及考察動態調整過程)，經濟學家又反過來借鑒生物學家的思想，將演化博弈運用到經濟學中，這又進一步推動演化博弈的發展，包括從演化穩定均衡發展到隨機穩定均衡,從確定性的復制者動態模型發展為隨機的個體學習動態模型等
實際上，演化博弈的思想較早還可以追溯到約翰。納什對均衡概念的闡釋。納什在其博士論文中指出，均衡概念存在兩種解釋方式:一種是理性主義的解釋，另一種就是“大規模行動的解釋”。前一種是經典博弈論的解釋方式，后一種實際上是演化博弈的解釋方式。納什認為均衡的實現并不一定要假設參與者對博弈結構擁有全部知識，以及個體擁有復雜的推理能力，只要假設參與者在決策時都能夠從具有相對優勢的各種純策略中積累相關經驗信息(例如，學習收益高的策略)，經過一段時間的策略調整，也能達到均衡狀態。因此，演化博弈的思想早就存在于納什的博弈理論中。在一些學者看來，演化博弈是博弈論的另一種思考視角，它屬于博弈論的研究范疇(Schmidt,2004)。事實上，演化博弈的發展主要也是由眾多優秀的博弈論學者推動的。
但是，納什也不是最早提出演化博弈思想的學者。盡管很難考證納什的“大規模行動”是否受到生物學家的影響，但卻可以在更早的許多生態模型和生物種群模型中清晰地發現演化博弈思想。例如，Logistic増長模型、Lokta和Volteira的捕食與被捕食(predatoiipiey)模型以及在此基礎上發展的各種生物互動模型等。Vincent和Brown(2005)指出，只要建立各種演化策略同適應度和種群増長率的關系，上述這些種群動態模型都可以被轉化為演化博弈模型。他們進一步指出，演化博弈的核心思想早就存在于達爾文的自然選擇理論中，可以將其稱為達爾文主義博弈(Darwiniangame)因此，演化博弈的興起既受到博弈論的影響，也受到生物演化的影響。它不應該僅僅屬于博弈論的研究范疇，還應該屬于演化理論的研究范疇。
(一)演化博弈的基本分析結構
1.博弈框架
與經典博弈一樣，演化博弈首先必須存在一個博弈框架。這個博弈框架主要指博弈的結構和規則。演化博弈總是在特定的博弈結構和規則下進行的。而特定的技術和制度條件決定了特定的博弈結構和規則。這也意味著演化博弈是在特定技術和制度條件下進行。但是，與經典博弈不同的是，演化博弈認為參與者并不擁有博弈結構和規則的全部知識，相反，參與者的知識是相當有限的。而且，參與者通常是通過某種傳遞機制而非理性選擇獲得策略。盡管博弈的次數可能是無窮的，但是，在每次博弈中，參與者通常都是從大群體中隨機選擇出來，參與者之間缺乏了解再次博弈的概率也較低。因此，參與者不會像重復博弈那樣嘗試通過聲譽機制來影響對方未來的行動(Friedman,1998)
2.適應度函數(fitnessfunction)
演化博弈必須將經典博弈中的支付函數轉化為適應度函數。適應度是生物演化理論的核心概念，它用來描述基因的繁殖能力。在演化博弈模型中，某種策略的適應度可以被簡單理解為采用該策略人數在每期博弈后的増長率。適應度函數則可以被視為策略與適應度的映射關系。在生物演化領域，適應度函數的定義是比較精確和確定的。但是，在社會經濟演化領域中，適應度函數的定義則相對模糊和不確定。某種策略的適應度不僅僅取決于它在博弈中獲取的支付，還可能取決于特定社會文化背景下人們對該策略的各種主觀道德評價，以及個體對該策略的學習能力和個體間的社會互動模式。但是，為了簡化分析，許多演化博弈模型都直接將個體的博弈支付等同于適應度。由于參與者是隨機挑選的，某個純策略的適應度取決于該策略的期望收益，后者又依賴于策略的頻率分布。因此，適應度函數是頻率依賴(frequencydependence)。此外，適應度函數有時還依賴于群體規模(人數)。
3.演化過程:選擇機制和變異機制
新制度經濟學之所以有別于其他經濟學而成為一門新的學科，關鍵不取決于它的研究對象，而是它的分析方法。與舊制度主義者一樣，新制度主義者也是從批判流行經濟理論“過于抽象”人手，但降低抽象程度意味著要完全或在很大程度上放棄建立在確定性和無限理性基礎之上的古典和新古典理論的基本假設。放棄這一基本假設的方法論無論是從整體上還是局部上說都是意義巨大的。本文首先分析新制度經濟學研究方法與古典經濟學研究方法的關系，進而討論新制度經濟學研究方法的特點，最后對新制度經濟學與經濟學方法論進行比較。
一、新制度經濟學研究方法與古典經濟學研究方法的關系
諾思指出：“我們應注意不斷地把傳統正規新古典價格理論與我們的制度理論結合起來。我們的最終目的不是試圖去替代新古典理論，我們的目的是使制度經濟學成為對人類更有用的理論。這就意味著新古典理論中對我們有用的部分——特別是作為一套強有力分析工具的價格理論應與我們正在構建的制度理論很好的結合在一起?！毙轮贫冉洕鷮W是在批判新古典經濟學的基礎上產生的，但這種批判并非全盤的否定，而是在批判的基礎上加以繼承、發展和揚棄。新古典經濟學的基礎是一些有關理性和信息的苛刻假設，它隱含地假設制度是既定的，更多地關注經濟的效率而忽略經濟制度對經濟績效的影響。思拉恩·埃格特森指出被新古典經濟學忽略的三個問題：(1)各種可供選用的社會法規和經濟組織如何影響經濟行為、資源配置和均衡結果。(2)在同樣的法律制度下，經濟組織的形式為什么會使經濟行為發生變化。(3)控制生產與交換的基本社會與政治規則背后的邏輯是什么，它們是如何變化的。而這些問題恰恰是新制度經濟學研究的重點。威廉姆森認為，新制度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從本質上說和微觀經濟學是一致的。新制度經濟學在一些方面對古典經濟學進行了繼承，但新制度經濟學的“新”也表明在方法論上有所突破：(1)新制度經濟學給出了充分假設，即制度有深刻的效率因素。(2)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重要性不僅在于技術本質，也在于其獨特的管理方式和結構。后者帶來了不同組織類型中信息傳遞和激勵的區別。(3)新制度經濟學使用的比較方法是兩種可行形式之間的比較，而不是將可行形式與抽象無摩擦形式進行比較。總之，新制度經濟學和古典經濟學的關系可表述為：新制度經濟學是在把制度作為內生變量的條件下，用古典經濟學的方法去分析制度問題，是對古典經濟學關于制度變量假設部分的進一步發展。
二、新制度經濟學研究方法的特點
新制度經濟學流派在研究和發展過程中逐步形成了制度分析的路徑和傳統。新制度經濟學更注重從生活的實際問題出發，通過對現實生活的詳細考察，尋求解決問題的答案，表現出鮮明的特點：第一，重視制度對經濟績效的影響。以經濟制度的產生、變遷及其作用為主要的研究對象。交易費用的存在必然會對制度結構及人們具體的經濟選擇行為產生影響。顯然制度的產生和使用需要投入真實的資源，這里就不可避免地涉及交易費用，然而這樣顯而易見的問題卻經歷了很長時間才被認識到。不僅是古典經濟學和新古典經濟學，即使是他們的批評者也都想當然地把這些制度和交易費用看成黑箱或無摩擦狀態。這與他們在經濟研究過程中舍棄制度變量緊密相關。第二，試圖從文化、心理、歷史、法律的角度尋找制度產生的原因和存在的基礎。制度的一種產生方式是通過人類的長期經驗形成的。當一種經驗或習俗被足夠多的人采用時，這種規則就會逐漸變成一種傳統并被長期地保持下去，鎖定為一種行為方式或傳統習俗。因此，在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規則多數是在社會中通過一種漸進式反饋和調整的演化過程發展起來的。并且，多種制度的特有內容都將漸進地沿著一條穩定的路徑演變。學者稱這樣的規則為“內在制度”。凡勃侖把制度形成的基礎歸于思想和習慣，“制度實質上就是個人或社會對有關的某些關聯或某些作用的一般思想習慣”，而思想習慣又是從人類本能產生的。加爾布雷思則認為，現實的“經濟制度”(私有制、貨幣、商業、利潤等)只不過是心理現象(風俗、習慣、倫理、道德)的反映和體現，起決定作用的是法律關系、人們的心理及其他非經濟因素。注重對包括習慣、思想在內的內在制度的研究是新制度經濟學研究方法的鮮明特點。第三，新制度經濟學一個重要特點是經驗和案例的研究。在新制度經濟學的研究中，案例研究非常普遍。案例研究對經濟現象的解釋具有一定的說服力，同時，對制度變遷的路徑依賴問題的研究，必須注意這樣的事實，即小概率事件可能使制度變遷的路徑依賴發生改變。在新制度經濟學的研究中非常關注“微觀”問題，同時將個案研究提升到“一般化”的層次。阿爾斯通指出：“借助關于制度的理論知識和現有成果，案例研究方法常常是推動我們積累關于制度變革理論知識的唯一方法?！?/p>
三、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基準和理論工具
新制度經濟學最重要的理論基準就是科斯定理?？扑苟ɡ硎且灾Z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納德·科斯的名字命名的，其核心思想是交易成本。在《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詞典》中，羅伯特·d·庫特對“科斯定理”做出如下解釋：“從強調交易成本解釋的角度說，科斯定理可描述如下：只要交易成本等于零，法定權利(即產權)的初始配置并不影響效率?！笨扑苟ɡ硎钦J識產權功能的理論基準?？扑苟ɡ碚f明，在交易成本為零的條件下，就所有制來說，無論它是國有或非國有，誰擁有財產對效益并不相關。而在現實生活中，產權的所有是同效益密切相關的?？扑苟ɡ淼牧α吭谟冢赋鰧ふ掖鸢傅穆窂剑壕烤故乾F實生活中的什么因素與科斯定理的前提假設恰恰相反，導致產權與效益無關。
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工具是交易費用理論，交易費用理論是整個現代產權理論大廈的基礎。1937年，著名經濟學家羅納德·科斯在《企業的性質》一文中首次提出交易費用理論。該理論認為，企業和市場是兩種可相互替代的資源配置機制。由于存在有限理性、機會主義、不確定性與小數目等條件，使得市場交易費用高昂，為節約交易費用，企業作為代替市場的新型交易形式應運而生。交易費用決定了企業的存在，企業采取不同的組織方式的最終目的也是為節約交易費用。他指出，市場和企業都是兩種不同的組織勞動和分工的方式(即兩種不同的“交易”方式)，企業產生的原因是企業組織勞動和分工的交易費用低于市場組織勞動和分工的費用。一方面，企業作為一種交易形式，可把若干個生產要素的所有者和產品的所有者組成一個單位參加市場交易，從而減少交易者的數目和交易中的摩擦，因而降低交易成本；另一方面，在企業之內市場交易被取消了，伴隨著市場交易的復雜結構被企業家所替代，企業家指揮生產，因此，企業替代了市場。由此可見，無論是企業內部交易還是市場交易，都存在著不同的交易費用。而企業替代市場是因為通過企業交易而形成的交易費用比通過市場交易而形成的交易費用低。所謂交易費用是指企業用于尋找交易對象、訂立合同、執行交易、洽談交易、監督交易等方面的費用與支出，主要由搜索成本、談判成本、簽約成本與監督成本等構成。企業運用收購、兼并、重組等資本運營方式，可將市場內部化，消除由于市場的不確定性所帶來的風險，從而降低交易費用?？扑惯@一思想為產權理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但科斯的思想在很長時間內一直被理論界所忽視，直到上世紀60年代才引起經濟學家們的廣泛重視。盡管交易費用理論還很不完善，存在很多需改進之處，但交易費用這一思想的提出，改變了經濟學的傳統面目，給呆板的經濟學增添了新活力。它打破了(新)古典經濟學建立在虛假假設之上的完美經濟學體系的一統天下，為經濟學研究開辟了新的分析視角和新的研究領域。它的意義不僅在于使經濟學更加完善，而且這一思想的提出，改變了人們的傳統觀念。正如科斯本人所說：“認為《企業的性質》的發表對經濟學的最重要后果就是引起人們重視企業在現代經濟中的重要作用那就錯了。在我看來，人們極有可能產生這種想法。我認為這篇文章在后來會被視為重要貢獻的是將交易成本明確地引入了經濟分析?！币苍S，該理論目前應用于現實生活中還有距離，但我們不能因此而否定其對經濟理論的巨大創新意義。
四、新制度經濟學與經濟學方法論的比較
新制度經濟學與經濟學方法論上的區別在于：前者采用微觀、個體主義的研究方法；后者采用宏觀、整體主義的研究方法。前者以科斯定理和交易費用為理論基準，后者以勞動價值論和剩余價值理論為參照系。新制度經濟學的基本方法論是以個人主義、功利主義和自由主義為主。個人主義的方法論意味著所有的經濟績效最后必須由個人行為來解釋。新制度經濟學派對主流經濟學的“經濟人”的假定予以繼承，而不同意其理性人的假定，在現實世界中由于人所處的經濟制度環境的復雜性及人自身能力的限制性，信息是稀缺的資源，因此總有意識地想把事情做得最好的人可能會導致：想達到理性意識，但又是有限的。所以經濟人行為的有限理性就成為新制度經濟學的第二個基本假定。在其基本假定之后，他們仍繼承了古典的個人主義方法論，同時就不可避免地使用與這一方法論相一致的經濟學的概念和分析方法。如，效用、效率、邊際、成本收益分析、均衡等概念。新制度經濟學對新古典經濟學關于人的理性和人所面對環境的理想化假定做出了更加切合現實的修正，并借助交易費用概念論證了在存在交易費用的現實世界里，產權制度與資源配置效率之間的相關性，得出了經濟人活動其中的市場制度有改進的必要而不能被理想化和永恒化的結論。其對市場現實分析得出的產權理論，成為支撐其整個制度變遷理論大廈的基石。但其整個學說仍是建立在斯密的功利主義、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等經濟人命題之上的，其研究方法本質上仍是新古典主義的。經濟學的制度理論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為基本方法論，把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看成是一個自然發展的、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客觀過程，它既闡明了經濟發展過程中制度的產生、發展及變遷，揭示了制度的動態性、歷史性及其演變規律，又從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角度闡釋了制度創新與技術進步、生產力發展之間的辯證關系。既分析了微觀層面的制度，又分析了宏觀層面的制度及其相互關系，體現了宏觀與微觀、抽象與具體的辯證統一。在理論分析中，堅持了從具體到抽象、再從抽象到具體的邏輯演繹分析方法。在理論和史實的分析中，堅持了邏輯與歷史相統一的分析方法。馬克思制度經濟學的理論背景是他的社會歷史哲學觀。馬克思的社會系統觀、結構觀、發展觀、動力觀和社會經濟形態的演化觀，為其制度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哲學工具，使其制度經濟學形成了一個系統的、動態的、宏觀的理論體系。
新制度經濟學與經濟學方法論相似處在于：第一，都注重邏輯分析與歷史分析相結合，都對制度進行了系統的結構分析。新制度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諾思曾說過：“在詳細描述長期變遷的各種現存理論中，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說服力的，這恰恰是因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遺漏的所有因素：制度、產權、國家和意識形態。馬克思強調在有效率的經濟組織中產權的重要性，以及在現有的產權制度與新技術的生產力之間產生的不適應性。這是一個根本性的貢獻。”新制度經濟學明顯地受到經濟學基本方法論的影響，主要表現在新制度經濟學把制度作為分析對象，分析制度的產生、發展和變遷，提出制度的動態性和歷史性，這是借鑒經濟學對人類社會經濟制度產生、演變規律的分析。第二，都強調制度在社會和經濟發展中的作用。馬克思定義的“制度”即經濟關系與豎立其上的上層建筑，它的變更不是人自由意志選擇的結果，而是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要求，它有自身的運動規律，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但制度對生產力有反作用，與之相適應的制度安排能極大地促進生產力發展與社會進步，反之則阻礙發展。新制度經濟學則認為制度在社會和經濟發展中起決定作用。在1971年發表的《制度變遷與經濟增長》一文中，諾思明確提出制度變遷對經濟增長十分重要的觀點。他說“制度安排的發展才是主要的改善生產效率和要素市場的歷史原因?！痹?973年出版的《西方世界的興起》中進一步指出：“有效率的經濟組織是經濟增長的關鍵。有效率的組織需要在制度上做出安排和確立所有權以便造成一種刺激，將個人的經濟努力變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會收益率的活動?！币簿褪钦f，新制度經濟學更強調制度的決定性作用。按照新制度經濟學的觀點：技術創新、規模經濟、教育、資本積累等各種因素都不是經濟增長的根本原因，它們不過是由制度創新所引起的某些變化，以及這些變化最終推動經濟增長的表現而已，對經濟增長起決定作用的只有制度因素。
演化經濟學是相對于主流經濟學的研究范式而不斷成長起來的一種非主流的或者說是異端的研究范式之一。隨著經濟學各種范式的沖突和較量，1981年肯尼思?博爾丁(Kenneth Boulding)出版了《演化經濟學》，理查德?納爾遜(R，Nelson)和悉尼?溫特(S.Winter)1982年出版了《經濟變遷的演化理論》，引人注目地建立了一種新的經濟理論和分析方法，標志著演化經濟學的誕生。㈣早在80年代以前，美國制度主義先驅索爾斯坦?凡勃倫(Thorstein Veblen)發表著名的學術論文《經濟學為什么不是演化科學》，第一次明確提出了“演化經濟學”術語，宣布了制度主義的“演化經濟學”研究議程。20世紀80年代以來，許多經濟學家都從不同側面指出經濟學中演化分析的重要性。1991年《傾化經濟學》雜志創刊，演化經濟學著述日增。多普菲和福斯特等學者已出版了不少演化經濟學的著述，大大推進了演化經濟學的發展。在對新古典研究范式的理性一個人主義一均衡分析框架提出挑戰的過程中，被認為異端的演化經濟學的制度一歷史一社會結構分析框架日益成為具有影響力的分析方法，加上反主流的國際經濟學改革運動的聲浪也日益唱響，21世紀的經濟學可能會從新古典經濟學轉向演化經濟學，從而進行革命性變革。
演化經濟學是對經濟系統中新奇事物的創生、傳播和由此所導致的結構轉變進行研究的經濟科學新范式，而且將成為各種異端的綜合(賈根良語)。作為一種經濟學研究的新范式，演化經濟學在批判新古典經濟學的基礎上不斷發展和完善自己的理論框架。本文主要從演化經濟學的內涵及其對新古典經濟學的批判和超越的角度，考察其理論框架的形成及影響。
一、演化經濟學的內涵及特征
演化經濟學是借鑒達爾文生物學的進化隱喻和拉馬克的遺傳變異學說，引進物理耗散結構理論等自然科學的研究成果來分析經濟社會系統形成、發展的動態演化和發展趨勢的學科。廣義來講，其思想淵源可追溯至老制度學派的創始人凡勃倫，而狹義上的演化經濟學指20世紀80年代之后經濟演化思想的現代形態，主要包括變異、選擇理論(以納爾遜和溫特為代表)、以非線性系統動力學為基礎的演化理論(包括混沌理論等)和演化博弈論。演化經濟學將技術變遷看作是眾多經濟現象背后的根本力量，以技術變遷和制度創新核心為研究對象，以動態的、演化的理念來分析和理解經濟系統的運行與發展。演化理論關注的焦點是某一變量或一組變量如何隨歷史而變化，如何在理論上理解所觀察的變化背后的動態過程。特別是，可以通過解釋它是如何達到當前狀態來理解某一變量或系統的當前狀態。這些變量或系統要經受某些隨機變異或擾動，但也存在著對變異進行系統性篩選的機制。
納爾遜總結了現代演化經濟學的兩個共同特征：(1)關注經濟的動態過程，不僅要看到均衡，更為重要的是，要說明均衡是如何達到的；(2)承認“路徑依賴”在經濟分析中的重要性。演化經濟理論假定，存在著強有力的慣性趨勢，使選擇過程中的幸存者得以保留。然而在許多情況下，也存在著持續引入新變異的力量。
二、演化經濟學對新古典經濟學的超越
處于正統地位的新古典經濟學借助原子本體論和機械論隱喻，信奉決定論的哲學觀，將利潤最大化和均衡作為其理論體系的兩個基本支柱，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均衡的研究上，導致看問題的出發點通常基于三項基本假定：(給定)經濟人的偏好、生產技術和制度約束、可供使用的資源稟賦。從此出發，研究人們如何在給定的機制下相互作用，達到某種均衡狀態。這種最優化和外生性，排除了新知識的創造、企業家的作用、技術變遷和主導部門重要性的變化等問題，將技術變遷視作與經濟學家無關的黑箱，使對技術變遷的源泉、性質和過程等關鍵性問題的討論完全被忽略掉了。
以納爾遜、弗里曼、多西等人為代表的演化經濟學家既借用生物進化的隱喻，又借用現代宇宙理論、量子力學理論以及混沌理論等，對經濟系統不斷發展變化的特征與生物自然選擇過程類比，試圖對整個經濟理論研究的基礎進行重構。其基本的思路是：將技術變遷視作眾多經濟現象背后的根本力量，以技術變遷和技術創新為核心研究對象，堅持從演化的、動態的角度來分析和理解經濟系統的運行與發展。與新古典經濟學相比而言，如果說新古典經濟學是研究存在(being)的經濟學，那么，演化經濟學就是研究生成(becoming)的經濟學，它可以被定義為對經濟系統的創生、傳播和由此所導致的結構轉變進行研究的科學。
演化經濟學在對事實評價時所持有的基本信念(信念是科學范式的內核)與古典經濟學存在著根本性的不同，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歷史演化對均衡的超越
演化經濟學認為，社會經濟系統是一個不可逆的歷史演化過程，過去的時間與未來的時間是不對稱的，社會經濟過程與生物進化過程的不可逆性極為類似，演化意味著新質要素隨時間的推移而創生。多西和梅特卡夫認為，個人或組織等行為者的目前行動將對未來決策過程或系統的未來結構及其發展變化路徑產生重大影響。時間不可逆、結構轉變和過程與滯后概念密切相關。即系統如果發生了變化，雖然導致這種變化的力量已經消失，系統也不會完全回到最初狀態，這是經濟社會系統的重要特征。就制度和組織而言，新古典經濟學重視企業平衡狀態的研究，而輕視達到均衡的過程研究。演化經濟學假定企業的決策是連續的，每個企業決策時充分考慮未來的預期及其競爭對手的策略行為?！奥窂揭蕾嚒闭f明鎖定效應和次優行為可以持久存在。歷史突出了經濟過程中具有路徑依賴、不確定性和時間不可逆等重要特征。
(二)滿意對最優的超越
新古典經濟學在原子論和機械力學基礎上，在假定經濟人完全理性、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前提下，描述了均衡狀態下的各種社會經濟現象，求解在一定外部環境控制下的最優控制和最優路徑。新古典經濟學沒有考慮由于認識的有限性而造成的不可預見性。因此，建立在均衡基礎上的理性人假設脫離了社會現實。演化經濟學以達爾文生物進化論和拉馬克的遺傳基因理論為基本思想，強調經濟變遷的動態過程，在有限理性假定的基礎上，接受了馬奇在行為主義企業理論中的滿意假說，指出最優難以實現，均衡只是暫時的。經濟系統向著均衡靠攏，均衡可能是多重的。究竟到達或漸近哪一種均衡依賴于進化的路徑。
演化經濟學非常強調隨機因素對經濟社會系統及經濟人的影響作用。新古典經濟學認為，即使不存在不確定因素，因其是以隨機變量的形式出現在數學方程內，并給定隨機變量的分布，理性人仍可找到最優化行為。而演化經濟學認為，隨機因素起著關鍵作用，特別是在決策和搜尋革新過程中，這種不確定性使長期最優化決策難以實現，進化過程的長期趨勢難以預測。
理性與有限理性，最優與滿意，它們成為演化經濟學對新古典經濟學前提假定的重要反叛和超越。自亞當?斯密以來，古典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深受物理學的影響，在假定最大化行為的前提下，它們集中研究機制均衡問題。盡管凱恩斯從非均衡思想出發，從有效需求原理來構造宏觀經濟理論，通過非均衡思想建立了宏觀總量分析方法，并對均衡思想有所沖擊。然而，以薩繆爾森為代表的新古典綜合派使微觀與宏觀對接，并仍在均衡框架內進行分析。后凱恩斯主義盡管從非均衡、動態、關注制度文化角度來分析經濟過程，但主流經濟學一直被均衡思想和范式所支配，并建立了以均衡分析為核心的經濟分析體系。
20世紀80年代后，演化思想又促使人們在主流經濟體系之外發展經濟演化理論。從亞當?斯密、馬歇爾、熊彼特、凡勃倫、哈耶克等人的思想演變中可看出，經濟學正在進行著從均衡走向演化的范式變遷。這種變遷折射著兩種思想交鋒的歷程，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著對新古典經濟學分析模式的超越。總之，經濟學各流派的研究方法表明，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精髓是從確定性到不確定性。這是對演化經濟學不確定性引起的有限理性和滿意假說的最好概括。
(三)多樣性對同質性的超越
演化經濟學的本質特征是由于“新奇”創生而形成的多樣性思考。因此，其研究方法是關注超經濟人的個體群思考。與個體群思考相對立，新古典經濟學側重使用類型學思考的方法。類型學思考是把所有的變異都看作是對理想類型的偏離，看作是由于暫時的干涉力量所導致的畸變。所以，為了集中在現象真實的本質上，類型學思考就把基本類型和它們的具體例子之間的差異看作是某種可以忽視的東西。在個體群思考中，多樣性并不是把基礎性的實在隱藏起來的“干涉并發癥”，而是基礎性的實在本身，是演化賴以發生的基礎?？梢?，演化經濟學把個人選擇置于多樣化行為的群體之中，強調了主觀偏好的特異性和行為的異質性對“新奇”創生和創新過程的重要性。
三、演化經濟學的基本分析框架
演化經濟學作為一門分析經濟社會系統演變的科學，必須具備一個分析問題的中心線索，即研究問題的出發點。它針對新古典經濟學的三個基本假定――(給定)經濟人偏好、生產技術和制度約束、可供使用的資源稟賦的局限性，認為在經濟變化的過程中，新偏好的形成、技術和制度的創新以及新資源的創造(即“新奇”的創生)是關鍵因素，是經濟變遷過程的內生性因素。正如Hodgson(1997)指出：“作為社會經濟演化的一個恰當概念，正確地評價新奇的突現及其傳播的關鍵性作用是必不可少的?！毖莼洕鷮W在其理論體系中抓住了“新奇”對經濟系統的關鍵意義，認為在經濟學中， “新奇”就是新的行動可能性的發現，它是人類創造性的結果。如果新的行動可能被采納，那么這種行動就被稱為創新。賈根良總結指出，“新奇”創生的內生化，是演化經濟學研究綱領的硬核。因此，“新奇”的出現及創新的重要作用成為其理論框架的基石。
演化經濟學借用達爾文的生物進化隱喻，通過運用“緣由”來解釋一切物質和能量轉換過程中必然牽涉到的機制，認為一切事件或現象都有其“緣由”，每一“緣由”則產生一個結果。與達爾文對生物演化的解釋一樣，有關社會經濟系統的演化必然涉及到三種機制：遺傳機制、變異機制和選擇機制。在這些機制的相互作用下，在遺傳基礎上進行變異以適應新環境，此即為“達爾文進化”。Hodgson(1997)對凡勃倫在經濟學領域應用三種機制的總結中指出：(1)遺傳(承襲)機制。演化主體存在一些遺傳性或延續性準則，總是受到遺傳機制的影響。以此為立足點，以保證不同后代個體雖然不盡相似，但他們都在某些方面與其前代相似。(2)變異機制。受初始條件區別的影響，完全復制自身是不可能的，持續性變異廣泛存在于一個群體的不同成員之間。(3)自然選擇機制。在承襲和變異機制共同作用的基礎上，選擇機制決定了最終的演變方向。自然選擇機制通過更適機體后代數量增長和變異或基因整合幫助機體獲得存活優勢兩種途徑發生作用。
(一)基因類比物及遺傳機制
社會經濟系統如同生物演化，會產生如同基因的遺傳、變異和選擇機制運行。在社會經濟系統中，“基因”類比物(或選擇單位)是什么?霍奇遜總結了經濟學中的諸多“基因類比物”，如人類習慣(凡勃倫)、個人(馬爾薩斯)、組織慣例(納爾遜和溫特)、社會制度，乃至整個經濟系統(Hodgson)。在對這些不同的類比物進行考察之后，霍奇遜提出，考慮到它的性質具有相對穩定性以及普遍性，“制度”應當被采納為經濟分析的基本實體單位。大多數現代演化經濟學家認為，制度或組織具備選擇單位的條件。
選擇單位作為一種實體，它們被選擇的特征歷時要足夠穩定，以保持定義這個群體的實體的同一性。經濟方面，選擇單位常常是使用特殊的生產方法制造某種系列產品的特定的企業組織。而選擇環境獨立于實體，這是對各種實體進行評估，并把選擇特征轉化為選擇優勢的框架。凡勃倫認為，社會結構的演進，是制度上一個自然淘汰的過程，制度和慣例具有相對穩定和惰性的品質。因此，可以歷時傳遞其重要特征，它是社會有機體的基因組織，扮演著生物學中基因進化的作用。納爾遜和溫特在《經濟變遷的演化理論》中討論了類似于基因的“個人技巧”與“企業慣例”的作用，即遺傳機制的作用。
技巧是指一個光滑序列的協調一致的行為能力。在行為正常發生的情況下，行為相對于它的目標來說，通常是有效的。企業慣例是企業的組織記憶，執行著傳遞技能和信息的功能。企業運轉離不開慣例，企業的慣例與人類的技巧有相似之處。知識是慣例的核心要素。納爾遜和溫特指出，慣例在企業中起著基因在生物進化論中所起的作用。慣例包括企業的各種特點，如生產技術、投資政策、產品組合策略等。在任何時候，一個企業的慣例界定一系列函數，它們決定一個企業所做的事情是各種外在和內在變量的函數，具有好慣例的企業或組織就可能在一個行業或群體中變得日益重要。組織是由個人構成的，組織的行為可以歸結為組織成員個人的行為。理解技巧在個人發揮功能中的作用，就可以理解慣例在組織發揮功能中的作用。不過，慣例并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新達爾文主義基因，它具有學習效應的獲得性遺傳特征，因而可以說是拉馬克式的基因。但總體上看，它們都是廣義的達爾文主義的基因。
(二)變異機制或“新奇”性創造
變異原則強調種類和多樣性的作用，有時等同于已有特征的變化，即系統內“新奇”事物的創造。
在把演化作為重要特征的生物學、語言學或經濟學等學科中，在某一時間和地點所觀察到的事物都必須被解釋為一種持續不斷的演化過程中的轉變。這一過程有兩個特征，一個是它的歷史性，另一個是變遷過程的無止境性。關于連續變遷端在何處這個問題，熊彼特曾經指出，經濟變遷可以被解釋為主要的“從經濟內部”產生的?！叭绻莼欢x為可觀察的系統歷時地自我轉變，那么如何才能實現這種自我轉變呢?自由能的獲得是必要條件，一個充分條件就是其他方面所堅持的演化的一般特征，這就是新奇的創生，這在出現后，會通過系統或系統的某些組成部分進行擴散。在經濟學中，新奇就是新發現的行動可能性。有關這種新奇的消息可能會傳播，或者可能通過模仿而擴散。一旦某種新認識到行動可能性被接受，所產生的行動就被稱為創新”。
“新奇”創生機制所研究的問題是“新奇”為什么和怎樣被創造。就“新奇”為什么被創造而言，知識是慣例的核心要素。演化經濟學是知識經濟理論的開拓者，但一種更系統和更完備的知識理論仍有待于創造。“新奇”創生是現有要素重新組合的結果。更為重要的是，由于人們怎樣和在什么地方搜尋新知識，這主要取決于他們知道什么和他們從前做了什么，而并不是所有的技術或制度等發展路徑都具有同樣被探索的機會，“新奇”的創生必定是路徑依賴的。
企業在市場競爭中處于不利地位時，需要搜尋新的生產技術和慣例。搜尋是在已知的技術和慣例中尋找適合自己需要的技術和慣例。創新是通過研究與開發去尋找原來沒有的技術和慣例，而且，創新改變原有的慣例，使創新者有較大的優勢，從而獲得較多的利潤，但這種情況只能是暫時的。非創新者可以進行創新或模仿，后來者可逐漸趕上先進者，先進者會逐漸失去自己的優勢。
熊彼特曾對創新過程進行了開創性研究。他把創新看作是經濟發展過程的實質，強調非均衡和質變的作用，認為資本主義在本質上是一種動態演進的過程，即“創造性毀滅過程”是資本主義的基本事實。這類似于生物學中的進化理論。納謝德?福布斯和戴維?韋爾德以發展中國家或地區企業的成功案例為例，指出了如果發展中國家注重學習，注重創新，努力提高自身技術能力，提升價值鏈，成為一個高效率的追隨者，那么他們就有可能實現其核心目標――價值增值，就可以有所作為――由追隨者成為領先者。賈根良教授認為，從追隨者到領先者是企業發展的必由之路。對于技術落后的發展中國家企業來說，通過一個怎樣的過程，他們才能實現自主創新并成為技術的領先者呢?通過比較韓國、印度、巴西、坦桑尼亞、新加坡等一些國家或地區的案例，并對不同環境和不同產業中多樣化的成功經驗進行深入的理論探討，為我國自主創新戰略的實施提供了有益的借鑒。盛昭瀚(2002)從演化經濟學的視角對國家創新系統進行了研究和探索，認為演化模型的多樣性、不確定性、不可逆性和路徑依賴性為技術創新提供了較好的分析工具，并認為這是國家創新體系的微觀理論基礎，國家創新體系要協調好公有知識與私有知識的關系，要注重學習過程和制度安排中的主體的時間、信任、有限理性的重要性。所有這些研究為演化經濟學變異和創新機制的運作，提供了理論和現實的佐證。
(三)選擇機制及演化路徑
選擇和評價機制是復雜系統在演化過程中如何尋求和確定進化道路的機制。它包括系統的生存價值選擇、信息價值評價以及兩者之間的相互關系等。這是進一步實現系統進化的動力學問題。
選擇機制研究變異或“新奇”在經濟系統中為什么、什么時候和怎樣才能被傳播。按照凡勃倫的看法，制度是人類的思維和行為習慣，所以，變異或“新奇”必定是新思想和新方法的出現。他通過“緣由累積進程”來解釋選擇過程的重要性，認為“習俗、慣例的累積性發展是對傳統的選擇性適應的結果”；任何習俗、慣例與行為方式都受選擇機制的影響，而與變化了的環境要求相一致的程度，則是檢驗其存活適應性的標準。按照個體群思考方法，一個個體對創新者是模仿還是反對，受群體成員選擇的影響。選擇過程將出現兩個方向： (1)創新被舊的慣例扼殺。 (2)在自增強作用的影響下，創新被采用并向外擴散。納爾遜認為，企業在面臨環境變化且有幾種可供選擇的方案時，企業要進行選擇。選擇的環境包括外部環境(如產品需求、要素供給、價格等市場環境)和內部環境(如創新引起的變化等)。
古典經濟學旨在利用生產三要素理論、三位一體的分配公式以及資本節欲理論等去證明自由競爭市場經濟背景下的社會分配是合理與平等的，然而，古典經濟學理論存在一定的弊端，使其經濟學理論不能與社會發展實踐相適應。文章對離散主義與后古典經濟學進行了相關論述。
一、離散主義的提出
離散概念的提出主要源于數學，而離散顧名思義就是不連續。離散數學是一種傳統的邏輯學，更是一門具有綜合性質的學科。隨著科技水平的不斷提高，離散數學的重要性更加彰顯，各個行業在大數據時代下需要對信息數據進行有效管理，也需要對離散化的信息資源進行有效整合、分析和提取價值。
離散主義方法論具有多方面的內容，具體表現在：首先，在離散的視角下，進行客觀世界的表達和解釋，是對經濟社會的一種解構。其次，經濟社會解構之后的信息需要實現有效的獲取與傳遞，包括利用高科技手段更好的反映客觀世界。再次，將經濟社會與價值相關聯的要素進行解讀和重組，以有效提取更加有效的價值，如：數字化處理、大數據重構等。最后，離散主義的研究對象、研究手段、研究方法都具有一定的離散性，在相關人員進行研究過程中，需要與連續性的思維模式或函數建模方式相結合，進而能夠提高研究的有效性。
二、新經濟的增長理論及其建構
（一）新經濟增長理論的建構
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現代經濟已經不再是傳統的注重物質階段，而是注重精神的階段。此外，社會資源的稀缺性重心也發生了較大的轉變，由傳統物質資料稀缺轉變為生命時間的稀缺。在經濟方式發生轉變之際，產生了許多交織的矛盾，然而在矛盾雙方的相互作用下，更加要求人們對經濟增長理論有重新的認識和分析。不可否認，傳統經濟學存在著一定的局限性，因而進行新經濟增長理論的建構具有重要的意義。不管是人類的社會生產，還是人類的高級需要，都是經歷由自然需求向精神需求、由低級向高級轉變的過程，也就是說，人類的高級需求可以進行離散化表達、離散化重組與滿足，從而也為現代經濟的增長理論提出了新發展模式、供求關系、現象。
（二）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
世界經濟理論經歷了由古典經濟增長理論向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的過渡，然而在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中，盡管引入較多的因素以促進世界各國經濟增長的現實需要，但是始終不能有力解釋經濟長期增長的現實問題，也無法解釋窮者越窮，富者越富的兩極嚴重分化問題。通過對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存在缺陷問題的分析可知，之所以致使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不能更好的解決更多現實問題，那是因為人們沒有對制度進行充分的肯定，也沒有重視社會的有機化程度對經濟的影響問題。首先，先進的制度對資本的性質和質量有較大的影響，而社會的有機化程度對勞動力和科技水平有較大的影響。其次，各國經濟的快速發展，需要依靠進步的制度，也就是有機化程度的提高，進而可以為國家發展增加競爭力量。
三、經濟的解構與重構
現代經濟的經濟要素既需要通過數字信息等技術進行離散化解構和表達，又需要通過利益關聯進行全息化重構，這是人類提出后古典經濟學的最為重要的現實基礎。第一，表達離散化，經濟社會的表達模式發生著變化，由實體轉變為離散化表達模式以及虛擬化表達模式。第二，重組全息化，對經濟信息進行有效的整合，充分挖掘關聯價值，并以此而重組。第三，行為概率化，數字技術的離散化表達和廣泛傳播，必然會提供更多可能性的交流，因此在寬泛的、不確定的大多數之間會產生概率化。第四，發展兩極化，現代經濟社會的發展呈現兩極化趨勢，例如：企業如果信息不對稱被打破，則會導致所獲利潤下降，反之，企業信息不對稱的設立，則會促進行業的利潤上升。第五，擴張無界化，現代經濟觸及世界的各個角落，實現了跨界化。第六，公權私有化，社會經濟經過離散化之后，私人企業可以獲取更為廣泛的數據信息，而企業交易成本的離散和數據成本得以被平臺所控制，進而可以使企業更好調節交易成本。
四、基于離散主義的經濟學
（一）網絡經濟學
隨著信息網絡技術的飛速發展，網絡技術逐漸成為現代經濟發展的基礎，這種新的經濟形態被稱之為網絡經濟。網絡經濟學的出現，為現代經濟的離散化解構提供了重要的前提條件，既是現代經濟學的理論前提，又是后古典經濟學的一個重要部分。
（二）數據經濟學
數據經濟學是將社會離散化之后的數據進行有效表達和分析研究，進而形成的一門學科理論。對與價值相關聯的數據信息進行有效處理，可以較好的控制企業成本，也可以對企業的發展具有重要的調節功能，更可以促進現代經濟的快速發展。
（三）平臺經濟學
社會經濟經過離散化解構之后進行重構，并且通過平臺對數據信息進行有效處理，進而促進社會經濟的更好發展。平臺是一個虛擬的空間，而將相關聯的、有價值的數據信息與平臺相聯結可以較好的促進多方通過平臺進行交易。隨著現代經濟的不斷發展，平臺競爭日益激烈，而發展平臺經濟學有利于促進社會經濟發展的進步。
總而言之，離散主義不僅是后古典經濟學方法論的基礎，而且也是具體的技術手段。目前，世界的經濟發展格局在不斷轉變，由區域化和模塊化向離散化和虛擬化轉變，而社會生產也更加注重由物質向精神生產的轉變。離散主義與后古典經濟學的發展轉變，促進了世界經濟的更好更快發展，同時也為經濟的迅速平穩增長提供了有利的條件。
參考文獻：
范式的概念和理論是美國著名科學哲學家托馬斯。庫恩提出并在《科學革命的結構》（1962）中系統闡述的。由于范式概念是庫恩整個科學哲學觀的中心，他試圖以此來概括和描述多個領域的現實科學， 而不僅僅是對科學史和哲學感興趣，因而從不同方面、不同層次和不同角度對范式概念作了多重的界定和說明。很多人沒有注意到庫恩思想的這一特征， 往往根據自己的需要引述庫恩的某一解釋來闡述自己的問題。因而不免出現某些偏差。英國學者瑪格麗特。 瑪斯特曼對庫恩的范式觀作了系統的考察， （1987）他從《科學革命的結構》中列舉了庫恩使用的21種不同含義的范式， 并將其概括為三種類型或三個方面： 一是作為一種信念、一種形而上學思辨， 它是哲學范式或元范式； 二是作為一種科學習慣、一種學術傳統、一個具體的科學成就，它是社會學范式； 三是作為一種依靠本身成功示范的工具、一個解疑難的方法、一個用來類比的圖象， 它是人工范式或構造范式。雖然范式的首要含義在哲學方面，這也是庫恩范式的基本部分， 但是， 庫恩的創見和獨到之處則在于范式的社會學含義和構造功能。與一般科學哲學思維的抽象性相反， 庫恩特別強調科學的具體性，并把具體性看作是科學的基本特性， 因為他認為， 一套實際的科學習慣和科學傳統對于有效的科學工作是非常必要和非常重要的， 它不僅是一個科學共同體團結一致、協同探索的紐帶， 而且是其進一步研究和開拓的基礎； 不僅能賦予任何一門新學科以自己的特色，而且決定著它的未來和發展。這樣一來，庫恩也就把具體性作為自己哲學思想的核心， 在實際的“圖象”、“模型”和“哲學”之間劃了一條界限，使自己的思想與其他科學哲學區別開來。庫恩的構造范式就是這種實際的“圖象”和“模型”，它不僅使常規科學解疑難的活動得以完成，從而成為開啟新學科的契機和手段， 而且在應用模型和形而上學之間建立起一種新的相互關系， 解決了從一般哲學理論轉向實際科學理論的途徑問題。我們以下的分析主要是討論和運用范式的后面兩種含義。
經濟學的范式一般總是以經濟效率為中心， （張宇燕，1993）以分工、交易和合作為內容， 以供求均衡分析、邊際替代分析、成本收益分析和利益矛盾分析為方法， 而形成的一個有機的整體， 它是從不同的經濟學理論中抽象概括出來的。然而， 不同的經濟學理論卻有不同的理論范式， 這些具體的理論范式雖然沒有超出和脫離經濟學一般范式的范圍， 但以上各個組成部分的地位作用、相互關系、側重方面、聯結方式均不相同， 因而使得不同經濟學理論的理論體系也大相徑庭。
在以經濟效率為中心這一基本觀點上， 各種經濟理論學說都是一樣的， 區別在于強調得夠與不夠， 是否能貫徹始終。
新古典理論對此十分明確， 而且一貫到底。它其所以專注于資源配置的研究， 就在于尋求有效配置資源的方式， 它其所以推崇市埸制度， 就是因為市埸是一種有效配置資源的機制； 它關于在一定條件下的最大化的概念， 以及以此作為對一切經濟行為和經濟現象進行理論分析之基礎， 正是以經濟效率為中心的具體體現。翻開新古典經濟學教科書， 效率觀念和效率思想會深入到每一個讀者的腦海之中， 融化在他們的思維之內， 成為他們的科學習慣和科學傳統。
在傳統社會主義經濟學的范式中， 效率中心也是看得出來的， 傳統經濟學其所以把最大限度地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需要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的目的， 所依賴的正是經濟效率的不斷提高； 其所以特別強調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 就是因為在它看來， 只有這樣做才能減少和避免失衡和浪費， 從而獲得和保持經濟運行的效率； 傳統經濟學把創造比資本主義高得多的勞動生產率作為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集中體現， 也說明了這一問題。孫冶方的《社會主義經濟論》提出“以最少的勞動消耗取得最大的有用效果”作為“貫穿全書的紅線”（1985）， 是其中對經濟效率中心表述得最清楚的。但是， 在傳統經濟學中，效率中心的思想和觀念并不十分堅定， 也沒有貫徹到底， 當傳統經濟學致力于政策解釋、道德說教和價值判斷時， 往往就離開了效率中心， 甚至用公平、平等代替了效率。
經濟學的理論范式都離不開對分工、交易和合作的考察， 但這種考察在每一種理論中都有著明顯的不同。
亞當。 斯密對之進行了初步而全面的考察， 形成了古典政治經濟學的范式。在《國富論》中， 斯密不僅說明了分工的好處和交換的意義，而且說明了分工和交換的關系， 所謂“分工受市埸范圍的限制”， 就意味著人的生產活動以人的交換活動為條件， 進而揭示了分工和交換是國民財富增長的動力和源泉； 斯密提出了“簡單天賦自由體制”或稱自由競爭、自動調節的市埸模式， 建立了一個進行經濟分析的原始模型， 但又不把它作為一個假定的抽象概念， 無條件地、絕對地堅持它， 而是提出了種種限制和例外， 表現了對其他交易方式的肯定； 斯密通過“簡單體制”找到了個人自由和社會經濟發展之間的互補性， 揭示了合作及其秩序的意義，不僅說明了人們之間存在著和諧一致的合作， 而且存在著矛盾和沖突。
克思繼承和發揚了古典經濟學的傳統， 全面考察了分工和交換、生產和交往、生產方式和交往方式、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及其相互關系， 恩格斯把生產和交換看作經濟曲線的縱坐標和橫坐標； 馬克思特別注重于人與人之間利益矛盾和利益沖突的分析， 同時對“人的全面自由發展”和“全體自由人的聯合”（1972）給予了高度的重視，從而以人的關系和人與人的關系的交互影響為基礎， 描繪了一幅歷史發展的圖畫。
新制度經濟學堅持和發展了古典經濟學的傳統， 不僅堅持了康芒斯提出的交易和交易方式的概念， 用它來代替生產關系和交往方式之類的抽象概念， 以為經濟分析的基本概念， 進而考察了除市埸交易以外的其他交易方式， 而且提出了交易費用的概念， 并將其納入新古典經濟學方法的分析之中， 對分工、交易和合作，即人類的全部經濟活動作出了統一的解釋。
中圖分類號：F01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0892(2011)01-0023-09
一、引言
演化經濟學是流行于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西方經濟學界的一種思潮，它們強烈反對新古典主義的實證主義、方法論個人主義、公理化演繹、理性選擇等研究范式，強調要以歷史的、制度的分析框架來替代新古典主義的理性、個人主義的分析框架。
新古典經濟學之所以能夠在經濟學界取得支配地位，首先是這種分析范式在方法論上的個人主義和理性假定與資產階級的價值觀十分相符；其次在于它形式上的相對精致，尤其是數學方法在新古典分析中的廣泛應用。這種形式上的精致對理論工作者來說極具誘惑力；再次，按照演化經濟學者的解釋，“經濟學的路徑依賴效應，其原理也可以被用來解釋新古典經濟學怎樣成為主流，解釋由此所導致的經濟學科的式微。我們可以在經濟思想史中發現式微的線索，它解釋了為什么20世紀30、40年代新古典經濟學而非與之競爭的制度經濟學或其他相關理論成為經濟學的支配范式。”
對新古典分析范式的批判是催生經濟學演化方法發展的直接原因。很顯然，演化經濟學的興起在很大程度是基于這樣一種信念，即經濟學應該是演進的，而不是新古典所認為的物理學機械意義上的。在這一點上演化經濟學與經濟學的觀點基本是一致的。然而，盡管演化經濟學以反新古典的姿態出現，一個值得思考的理論問題是，新古典經濟學和演化經濟學在理論內核上是否真的水火不容，抑或兩者互補?演化經濟學與經濟學的歷史觀有何異同?本文試圖通過對演化經濟學相關理論概念的簡單梳理，來解答以上的理論問題；并試圖通過對現代演化經濟學與經濟學演化觀的比較分析，來凸顯各自的理論洞見與局限，從而揭示演化經濟學興起對經濟學發展的意義。
二、現代演化經濟學分析范式的構筑
現代演化經濟學通常被認為是對以新古典經濟學為代表的主流經濟學的革命和反叛，因此，演化經濟學的分析范式，只有從它對新古典經濟學方法論批判與相互對立中才能得到較好的揭示。
眾所周知，新古典經濟學是以物理學中的機械力學為隱喻，以經濟主體的完全理性和市場的完全信息假設為理論前提，以實現利潤最大化的邊際分析和市場均衡分析作為理論體系的兩個基本支柱，將時間和歷史作為既定因素來分析經濟過程。皮奇(J.Peach)曾認為，新古典的核心特征在于牛頓主義的均衡方法、既定約束條件下的最優化和方法論的個人主義。演化經濟學從理論假定前提和方法論等多維度對新古典經濟學展開了全面批判。
演化經濟學首先不同意新古典經濟學經濟行為主體的“同質性”假設，認為經濟行為主體的個體行為由于受本能、心理、制度和社會文化等多種因素的影響，而同時也在影響和改變著制度、文化和社會結構，因而各行為主體之間的差異是不可忽視的。這種差異反映在各經濟行為主體的思想、智力和情感上，即反映在心智上。正是這種心智上的差異，引發了各行為主體的不同行為方式，形成經濟主體行為的復雜性。演化經濟學認為，“心智是經濟過程中的一種自主因素，這種自主因素與導致心智過程的知識結構和變化著的世界之間存在著持續的交互作用”，因此心智重要就意味著學習和知識的重要。“知識的可能狀態是導致世界可能發生變化的關鍵性力量，是產生創造性的源泉。”部分演化經濟學家還認為這種知識的可能狀態，說明知識并非是完全真實的，而錯誤是非偶然的。這種立場被稱為“激進可錯論”。從這種演化觀得出的結論是，謬見是新知識唯一可能的來源。
演化經濟學反對新古典經濟學的“完全理性”假設，認為人們的理性程度是有限的，人們不可能預先確切地知道決策的后果，因而也不能做出最優選擇。人們的選擇和決策過程往往是一種試錯過程，選擇的目標并不是新古典的“目標函數最大化”，而是“滿意”即可。演化經濟學用“抱負水平”來表示“滿意的期望值”，并認為由于人們的心智狀態和歷史經驗不同，人們的抱負水平往往也不相同。
“滿意”在演化經濟學中是一個動態的歷史概念。威特(1978)運用“滿意”假設來解釋經濟體創新的動機和能力，認為相對于可變抱負水平，對現狀的不滿意是人們搜尋新的未知選擇的推動力量。人們一般有搜尋“新奇”體驗的傾向，它以一種可能較低但持續的基本速度進行。在一種社會或組織層面上，在一個方向或其他方向上的選擇性增強引導著創新，并有可能培育或阻礙個體的新奇創造。
演化經濟學特別強調市場的不確定性，認為由于未知新奇的不斷出現，現實世界存在諸多不確定性，人們不可能把握新奇出現的時間和大部分特征。在演化經濟學中，不確定性即意味著世界結構的變遷和世界新奇的突現，“不確定性是與想象和新潛能的創造聯系在一起?！闭怯捎诓淮_定性的創造，
“經濟行為者能夠預期到利潤和經濟境遇的改善。”
演化經濟學反對新古典經濟學方法論上的個人主義。他們認為，“解釋個體行為的變化要取決于推測人們如何獲得新奇。任何新觀念都是在個人特定的經驗與解釋中突現出來，對它的評價也是以個人特定的經驗與解釋為基礎主觀上做出的，它們在人與人之間是極為不同的”，由此他們得出，
“個體行為的創新性變化和種類都難以用個人主義術語來解釋”，而只能從個體群層面上來進行觀察。梅卡特夫(Metcalfe，1989)認為“經濟演化的某些方面可以解釋為與一群不同的個體相關，而不是與某個個體群中的單一個體相關?！薄皞€體群思維”在演化經濟理論中有重要意義，尤其在與自然選擇理論相關的演化經濟學文獻中，“個體群思維”更有著直接意義。“個體群思維”在演化經濟學中可理解為，個體群成員的共時性個體決策表現為行為的相對頻率在個體群中產生作用的過程。在任一時點上，這個過程都潛在地與新奇的內生創造交互作用，這種作用傾向增加事象的多樣性。
強調歷史的重要性是演化經濟學的核心。演化經濟學強調歷史的重要并不是著重于歷史分析，從歷史資料中歸納出某些規律，而是著重于經濟發展過程的分析，重視經濟過程中的路徑依賴性和經濟過程的不可逆性。納爾遜和溫特(1982)曾指出，經濟過程是一個馬爾科夫過程，某一時期一個行業的狀況決定它在下一個時期的狀況的概率分布。這種馬爾科夫過程所體現的就是路徑依賴現象。不可逆或路徑依賴反映了演化理論的一個重要信念：演化過程中的事件是準唯一，歷史至關重要，社會經濟系統是一個不可逆的歷史演化過程。
綜上所述，從演化經濟學與新古典經濟學理論體系的對立中可以看到，演化經濟學吸收了大量行為主義的思想，充分考慮了人的本能、社會習俗和制度的影響。演化經濟學在對新古典經濟學的批判中提出了“不確定性”、“多樣性”、“歷史重要”等幾個理論假設，相較于新古典經濟學“抽象的”、“簡化的”、“確定性”的世界觀而言，演化經濟學的理論假設更具合理性。在演化理論中，不確定性是世界結構變遷的前提；多樣性是演化賴以發生的基礎；“歷史重要”假設則突出了時間在社會經濟系統中的意義?！皶r間不可進性”概念的引入，更凸顯了演化分析與靜態均衡分析之間的重要區別。
二、現代演化經濟學與經濟學的理論淵源
對新古典方法論上個人主義和牛頓力學的均衡分析方法持否定態度，可以說是西方非主流經濟學的共識。經濟學特別強調經濟分析的抽象方法，強調歷史與邏輯的統一，這點與演化經濟學觀點基本一致。許多西方學者將經濟學與演化經濟學同視為演化方式，認為馬克思是經濟演化論的重要奠基者之一。
但也有不少學者不贊同馬克思是演化學者?；羝孢d曾將演化經濟學方法論概括為三個特征，即接受新事象、反還原論和采納生物隱喻，認為只有滿足這三個條件，或至少滿足這三者的前兩者，才能夠得上演化經濟學標準，而馬克思經濟學就違背了這個標準。
所謂的新事象，是指經濟演化過程中包含著持續的或周期性出現的新事象和創造性，并由此產生和維持制度、規則、商品和技術的多樣性。強調新事象在經濟過程中的重要性是演化經濟學的一個重要特征。威特(ulrich Witt，1992)認為，對于社會經濟演化的恰當概念而言，把握新事象的關鍵作用、新事象的突現和擴散是必不可少的。福斯(Nicolai Foss，1994)力主從是否接納新事象的本體論上將演化思想和新古典思想區分開來。他認為，由多西、納爾遜、溫特、威特等人所發展的演化經濟學，所關注的是現存結構的轉變、新事象的突現及其可能的擴散。演化經濟學與新古典經濟學的區別在于，演化經濟理論立足于一個開放的宇宙，從而允許新事象的出現；而新古典經濟學是一個封閉的系統，壓制了新事象。
還原論一般可理解為這樣一個理念，即一個復雜現象的方方面面都必須在一個水平(或一個單位)上得到解釋。根據這種觀點，除了基本的元素層面，再沒有其他自主的分析水平，更沒有基于不同分析水平的突現的特征。在霍奇遜看來，所謂的“還原主義”和“方法論的個人主義”的含義大致相同。他認為，在社會科學領域，還原論則表現為方法論的個人主義，即“一切的社會現象(它們的結構和變遷)，原則上只能在個人的層面上――他們的個性、目標和信念――得到解釋”。與此相關聯的，主流經濟學家在不懈地為宏觀經濟學尋找微觀基礎。與此相反，演化經濟學家則認為，復雜的系統在不同的水平上呈現突現的特性，每一個水平都不能被完全地歸約，或不能在另一個水平上得到完整的解釋。
使用生物學隱喻的動機在于取代支配主流經濟學的機械論范式。演化經濟論者認為，經濟系統在性質上更接近生物系統而非機械系統，對經濟作生物學的隱喻更為恰當。20世紀初，已經有了像凡勃倫和馬歇爾那樣使用“生物學”隱喻的理論家。雖然在他們的邏輯結構體系中已包含有生物學進化論觀點，但是在闡釋他們的經濟學觀點時并沒有完全貫徹下去。與此形成對照的是，20世紀末的理論家，既運用了因發現基因而得以發展的生物學進化論，也使用了“種群動態學”、“遺傳人工算法”和“人工生命”等等生物學理論上的一些分析工具。
當然，也有一些演化論者并不十分贊同在經濟分析中生物學隱喻的使用。例如威特(1992)就對生物學的隱喻持批評態度。甚至實際使用隱喻的人們也拒絕使用生物學隱喻，，因為對隱喻的使用常常是不自覺的或隱蔽的。因此有論者指出，經濟學中的隱喻所扮演的角色是潛在的，因而許多演化論者對此不做特別的強調。霍奇遜就將演化經濟學稱之為NEAR經濟學，即“接納新事象、反對還原論(Novelty embracing anti-reductiorrism)”的經濟學。
霍奇遜根據以上三個標準，斷言馬克思不是演化經濟學家，認為馬克思理論僅符合三個標準中的一條即反還原主義，而違反了另兩條，即不接納新事象和沒有采用生物學隱喻。而這三者圍繞新事象如何產生、如何被選擇，構成了演化經濟學判定標準的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不愿將經濟學列入演化陣容的，在西方學界不乏其人。威特在考察近期演化思想多樣化來源時，就將馬克思拒之演化門外。
當然，西方學界還是有眾多的學者認為馬克思的經濟思想對當代演化分析有著開創性的意義。杜格和謝爾曼(W.H.Dugger和H.J.Sherman)認為，19世紀第一位提出進化理論重要性的社會科學家是卡爾?馬克思。納爾遜和溫特(1982)指出，馬克思所闡述的許多觀點與現代演化論思想是一致的。目它們都強調，資本主義的生產組織界定一種動態的演化體系，企業的規模和利潤的分布也必須從演化體系的角度來理解?，F在學術界大多數學者將馬克思與凡勃倫、哈耶克和熊彼特等一同視為演化經濟學的先驅。
西方學術界目前已經發展出了以霍奇遜為代表的繼承凡勃倫傳統的制度學派，以柯茲納和拉什曼為代表的奧地利學派，以門施、弗里曼、戴維斯等為代表的新熊彼特學派，以阿加利塔和利普西為代表的法國調節學派等四大演化經濟學理論分支。其中法國調節學派正是馬克思經濟理論與凱恩斯經濟理論相結合的產物。
法國調節學派的特點是，在經濟變遷的研究中采用了歷史的、理論的和比較的方法，致力于發展一種制度與演化的宏觀經濟理論。調節學派認為，資本主義經歷了一系列不同的歷史階段，每一階段都以一種特定形式的積累過程為特征，從而形成特定的“積累體制”，而每一種積累體制又都具有特定的“調節方式”，這種調節方式支配著積累過程。調節學派對經濟理論文獻的貢獻是，試圖把制度納入到宏觀經濟學的框架中。調節學派對資本主義經濟增長過程演化分析的獨特之處就在于，它把歷史的特定制度條件與總需求發生機制結合起來，內生地解釋了經濟增長和經濟危機的過程。演化經濟學的這四大流派之間既有交叉又有分歧，從發展態勢看，它們之間有相互融合的傾向。
四、現代演化經濟學與經濟學演化觀的分野
現代演化經濟學與經濟學由于觀點和方法論上的相近，經濟學界普遍認為它們具有相同的研究傳統。曾伯格在《經濟學大師的人生哲學》一書中提及，羅斯托在晚年時曾對經濟學做過這樣的總結：“盡管要冒極大的過于簡單化的風險，但還是可以說經濟學家長久以來分為兩派，新牛頓學派和生物學派?！备冀淌谡J為，前者即是以靜態的、原子的和機械的宇宙觀作為哲學基礎的新古典經濟學研究傳統，后者即以動態的、系統的和有機的世界觀作為其哲學基礎的研究傳統，包括制度主義學派、學派、新熊彼特主義學派、奧地利學派和演化經濟學等，并將后者稱之為達爾文主義學派。
作為同一研究傳統的演化經濟學與經濟學，在觀點和方法上自然有許多共同點，如在
研究方法上都采用比較的、歷史的和制度的分析方法；在哲學上贊同實在論；在理論內核上都贊成“制度一歷史一社會”結構聯結。但現代演化經濟學與經濟學在制度演進觀上還是有著根本的區別。
演化經濟學家一般用達爾文主義生物演化觀來解釋經濟社會演化現象，賈根良教授曾在《理解演化經濟學》一文中將演化經濟學的社會經濟制度的演化路徑概括為“遺傳”、“變異”和“選擇”等三種機制。所謂的“遺傳”是指制度、習慣、慣例等因素通過企業等各種組織結構相互模仿而傳遞，這里的制度、慣例等就是社會經濟結構演化的“基因”，各種組織結構則為承載這些“基因”的載體。
“變異”則是指新奇即新事象的創造過程，它是制度演化的核心。
“演化經濟學正是研究經濟系統中新奇創生、傳播和由此導致的結構轉變所進行研究的科學?！倍缕鎭碓从趥€人創造性的心智?！按竽X活動持續地對已知的認知要素的重組”，形成了各種新的認知結構，即創造了新奇。這種重組過程越深入，新產生的認知結構就越復雜，因此新奇的創造是不可預測的。
威特(1978)認為，新奇的產生在于“相對可變抱負水平而言，對現狀的不滿意”和“對新認知激勵的偏愛”。前者意味著，對新奇的搜尋通常要由挑戰或危機來觸發；后者意味著，在環境不提供激勵的地方，人們可能通過發明或嘗試新事物而創造他們的動機。這兩種動機是互補的，而且可以相互整合。就人類行為而言，新奇就是新發現的行動可能性，而這種新奇意念可能被傳播，也可能通過模仿而擴散。一旦這種新奇被接受而產生行動，這種行動就被稱之為創新。而創新在各演化經濟學分支中都處于中心地位。從安德森(Andersen，1994)、梅卡特夫(Metcalfe，1989)、納爾遜和溫特(1982)等的觀點來看，在演化的社會經濟系統中，新奇和創新是多樣性的主要來源，而正是這種多樣性推動了演化的進程。
“變異”機制說明的是新奇如何產生的問題，而“選擇”機制要說明的是，新奇或創新在經濟系統中為什么、什么時候和怎樣才能被傳播的問題。演化經濟學認為這種機制只能從“個體群”概念上來進行理解。就新奇的傳播而言，演化經濟學認為，個體群之間存在著兩種交互作用：“頻率―依賴效應”和“選擇一占據效應”。前者揭示個體行為的選擇規律，認為“個體某種行動選擇依賴于這種行為已經在個體群中出現的頻率。”就后者而言，一般認為，“競爭過程在新奇或創新選擇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它是在持續地為消除變異和減少個體群中經濟行為的多樣性而制造壓力”，重要的是，“它會以某種方式強制進行”。這就是所謂的“選擇效應”。而“占據效應”指的是，單個變異的存續對與之競爭的其他變異具有依賴性。
演化經濟學正是以心智的創造為經濟制度變遷的動力，以達爾文主義生物演化觀，即以“遺傳”―“變異”―“選擇”機制來解釋經濟社會演化現象。的演化觀主要體現在歷史唯物觀中。歷史唯物主義是者的歷史演進觀的共識，它將社會變遷的動因歸結為經濟原因，在對社會關系的考察中，特別強調了生產關系，并將其作為決定其余一切關系的基本的原始關系。
馬克思通過兩對社會基本矛盾，即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和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矛盾的交互作用，來揭示社會進化過程中的結構變遷，并認為生產力是社會發展的最終決定力量。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指出，特定的生產關系只是與特定的生產力水平相適應。當生產力發展到為生產關系所不能容納的程度時，生產關系就要發生根本性的變革，以符合生產力的發展要求。
“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運動的現存生產關系或財產關系(這只是生產關系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于是，這些關系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p>
而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又決定并制約著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矛盾的產生和發展。反過來，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矛盾也影響和制約著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它們之間的交互作用，構成了社會的基本矛盾運動，成為推動人類社會由低級向高級發展的根本動力。人類社會的演進過程表現為生產關系對生產力、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的基本適合到基本不適合，又從基本不適合到基本適合的過程，即矛盾不斷產生又不斷解決的無限過程。正是在這一過程中實現了社會制度結構的演進和社會形態的依次更替。馬克思特別強調了階級關系和階級斗爭在進化中的重要作用，將階級沖突視為歷史的發動機，認為階級關系決定了技術進步的方向。在這整個分析框架中處處體現了馬克思辯證唯物主義的哲學觀。
“生產力一生產關系”與“經濟基礎一上層建筑”交互作用機制是馬克思歷史唯物論的核心，也是者分析社會制度變遷的出發點。從這兩種演化機制中可以觀察到這兩種演化觀的根本區別。盡管經濟學與現代演化經濟學這兩者都堅持以歷史和演化的觀點來看問題，都強調了技術進步在制度變遷的意義。但在堅持歷史重要的前提下，前者強調了技術進步的內生性，認為技術進步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矛盾運動的結果。后者則認為技術進步來源于創造性的個人“心智”。從這里可以反映出兩者哲學觀的區別，前者貫徹的是唯物主義，后者滲透的是唯心主義。從制度變遷的方向看，前者認為社會矛盾的交互作用，將推動社會由低級向高級發展，這是歷史的必然。而后者則強調演化是無目的、無方向的和多樣的。
霍奇遜等演化論者也意識到這兩者演進觀的差異，認為“馬克思的歷史演化預設了歷史演化的方向”，與“演化主義”的無目的、無方向和多樣性原則相背離，并從而論定“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歷史進程設想是決定論的，馬克思的歷史觀是革命的，而不是演化的。在馬克思唯物史觀中生產力是社會發展的最終決定力量，西方學界有學者還由此將馬克思的歷史唯物論視為“技術還原論”或“經濟還原論”，并進而認定馬克思理論就“反還原論”的演化標準也是不滿足的。當然，有不少研究者為此進行過多方辯解，試圖尋找各種證據來說明經濟學符合演化標準。這些證據是否充分姑且不論，事實上，經濟學的科學性，在于能否揭示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經濟學能否冠以“演化”頭銜，絲毫不影響馬克思理論的科學性。經濟學如沒有“演化”頭銜，也不會失去它的理論光輝?；羝孢d的這些演化標準恰恰從側面印證，演化論者決不是者。
五、演化思潮復興對經濟學發展的意義
自二戰以來，新古典經濟學能夠在與各經濟學流派斗爭中勝出，并逐步取得主流地位，主要是因為新古典經濟學理論所貫徹的價值理念與西方占主導地位的資產階級世界觀是一致的。新古典經濟學對數學形式主義日益偏離現實的追求和自然科學的不斷發展，愈趨明顯地暴露出新古典經濟學范式的缺陷。2008年以來爆發的全球性經濟危機，始發于長期倡導并踐行新自由主義的美國，而其他積極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的資本主義國家也成為此次危機的重災區，這愈加凸顯了新古典范式的現實局限性。
在新古典經濟學占主流地位的經濟學研究界，演化經濟學的崛起無疑為我們展現了一個不同的經
濟學研究視角。演化經濟學是在對新古典經濟學方法論進行批判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經濟學，它的理論假設前提因而比新古典經濟學更具合理性，由此衍生的相關理論也比新古典經濟學更具現實解釋力。經濟學的發展和進步是一個不斷推陳出新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不斷有新的思想提出，也就不斷有舊的理論被和替代。演化思想和方法的提出為經濟學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和工具，對經濟學方法論的創新和發展無疑起到了積極的推進作用。
演化經濟學在最近30年中得到迅速發展，已經成為經濟學的一個重要理論分支。新古典經濟學在遭受到包括演化經濟學在內的各種非主流經濟學的攻擊下，不得不進行深刻反思，某些理論在基本框架內也做了些許邊際上的調整，吸收和融合了非主流經濟學的一些有用的內容。
經濟學作為一門開放性學科，演化經濟學對經濟學的創新和發展也無疑有著積極意義。經濟學的科學理論之所以有著經久不衰的生命力，就在于其方法論的開放性和創新性。經濟學本身就是在廣泛吸收人類優秀文化遺產的基礎上產生，也必將在積極總結人類經濟實踐活動新經驗、探索經濟關系變化新情況、吸收和借鑒當代文明的新成就中創新和發展。事實正是如此，經濟學有關理論的發展都是在與非經濟學的競爭和融合中得出，如“調節理論關于需求帶動生產率進步的論斷很大程度上汲取了后凱恩斯增長理論，積累社會結構理論關于經濟剩余創造和榨取的論斷借助了斯拉法經濟學和效率工資理論，靈活生產理論關于積累體系空間的論斷有賴于新熊彼特技術創新理論?！比绱朔N種顯示，吸收和借鑒非經濟學的積極成分對經濟學創新發展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須的。
經濟學與演化經濟學在經濟學界被認為具有相同的研究傳統，它們在觀點和方法上自然有許多共同點，如前文所述，在研究方法上都采用比較的、歷史的和制度的分析方法，在理論內核上都贊成“制度―歷史―社會”結構聯結，等等。這種一致性意味著演化經濟學與經濟學存在相互借鑒和融合的可能性。盂捷教授曾指出，演化經濟學在經濟演化中的協調和資本主義多樣性這兩個問題上的研究，可以為經濟學的創新和發展提供啟發和支持。楊虎濤教授認為，“在制度分析上，馬克思非常強調制度的功能、起源和結構性變遷，而演化經濟學則對制度的構成、分類和知識屬性等問題非常重視。在這一點上，演化經濟學的研究成果有很多地方值得經濟學借鑒?！?/p>
值得注意的是，在西方經濟學界，新古典經濟學仍然是當前的主流經濟學(Jeames Peach，2003)。新古典經濟學在西方經濟學界的主流地位不是被削弱了，而是被加強了。各種異端經濟學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新古典經濟學的排斥和打壓，經濟學自然也不例外。不僅如此，在中國這個有著長期經濟學研究傳統的國家里，經濟學也正在“被邊緣化”。這里既有西方經濟學及其意識形態的“擠壓”作用，也有經濟學自身陣容的“收縮”和經濟學在中國高校教學中呈現的教條化趨向等方面的原因。
演化經濟學在西方學界的興起和趨熱，令許多中國研究者為之振奮，近年中國學術界演化經濟學研究也蔚然成風。不少學者對演化經濟學備加推崇，認為演化經濟學的崛起，將引領中國經濟學的自主創新。還有學者認為，演化經濟學給經濟學帶來創造性轉化的機遇，認為未來的經濟學是經濟學與演化經濟學某種創造性的綜合，并試圖多方論證馬克思也是演化論者。有個別的演化論研究者對經濟學持懷疑態度，認為經濟學也不過是落后的牛頓主義，經濟學只有與演化經濟學結合才能獲得新生。
經濟學的創新和發展，自然是離不開向包括演化經濟學在內的各種非經濟學科學新成果的吸收和借鑒。但需要強調的是，經濟學的創新與發展，首先必須堅持馬克思辯證唯物主義的哲學觀，必須堅持基本立場、觀點和方法的不動搖。
一、引言
城市經濟學的歷史源遠流長，其發展過程可謂一波三折。早在古希臘甚至更早的時候，哲學家和經濟學家們就開始從勞動分工的角度關注城市經濟問題了(Xenophon,BC.427-355;Plato,BC.380;WilliamPetty,1683)；到了古典經濟學的時代，城市經濟學出現了一個小的研究，當時不僅有城市“勞動分工”說(AdamSimth,1776)，而且還盛行另一種可用以解釋城市的經濟學說——古典區位理論(Thunen,1826;Weber,1909;Christaller,1933;Losch,1938;Isard,1956)?？傻搅诵鹿诺浣洕鷮W時期以后，城市經濟學不僅沒有在馬歇爾天才的綜合之后如虎添翼，反而卻經歷了長時期的沉寂、徘徊。其間，雖然也曾有過多次試圖推動城市經濟學的勇敢的努力，但它們最終均功虧一簣，以失敗告終；到了1990年代，城市經濟學在經歷了一番反思和調整之后，終于涌現了兩股試圖融入主流經濟學的努力，參見圖1。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在1964年阿朗索(Alonso)出版了《區位與土地利用》一書之后，城市經濟學卻在新古典經濟學對城市經濟現象無能為力的大背景下，作為一門具備統一理論基礎的學科而誕生。本文關注的問題是：城市經濟學的歷史如此悠久，但為什么卻在古典經濟學之后直到20世紀60年代的漫長歲月里相對沉寂，甚至長期被排除在主流經濟學之外？還有，新古典時期，城市經濟學曾經出現了幾次試圖將城市納入主流經濟學的“努力”，為什么它們最終均以失敗告終？再者，20世紀90年代出現了再次試圖復興城市經濟學并使之融入主流的努力，這些努力是否能成功？等等。為了對這些問題做出較為系統的回答，本文將按如下順序組織：第二部分回顧并評價古典城市“勞動分工說”的主要內容；第三部分簡評以屠能為代表的古典農業區位理論及其與城市經濟學之間的關聯；第四部分對新古典時期試圖復興城市經濟學的種種努力進行評述；第五部分對近年來十分盛行的“新經濟地理學”和“新興古典城市化理論”進行評述；第六部分是本文的結論以及對城市經濟學未來發展的展望。
二、“古典勞動分工”說——最早的城市經濟學
早在古典經濟學產生以前，有關城市的研究就已經出現了。古希臘最早的經濟學家之一色諾芬(Xenophon,公元前427年——公元前355年)就曾從分工的角度來研究人口集中和專業技能以及產品開發之間的關系(Gordon,1975)。人口集中無疑是城市出現的先導，而專業技能的提高和產品開發無異于專業化和產品的多樣化，很顯然，這已經是最早的有關城市的經濟學說了。
此后，另一位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Plato，公元前380年)則遵循著色諾芬的這一思想路線，并將之向前推進了一步。柏拉圖寫道：“一個城市——或者一個國家——是對人的需要的一種反應……由于這種對勞務的相互交換，大量的人便聚集在一起，并聚居在我們稱之為城市和國家的地方”(Plato,Republic,Ⅱ,pp.369)。柏拉圖的這段話為城市產生于專業化和分工確立了經濟基礎，并奠定了交換理論的基礎。很顯然，在柏拉圖那里，是專業化創造了互惠的相互依存，而互惠的相互依存又確立了互惠的交換，在這當中，城市與分工和專業化經濟是相輔相成的，一方面，城市提供了對單個商品的相當大的需求，因而，分工和專業化有了存在的基礎，另一方面，城市內的分工和專業化又提高了這里的工人們的技術和生產效率。
17世紀、18世紀，“古典勞動分工”說在解釋城市問題時仍然占據一定地位，比如，威廉•配第(WilliamPetty)已認識到，大城市與勞動分工的內在關聯以及專業化的好處等這些問題。盡管如此，只有到了亞當•斯密那里，勞動分工和專業化對城市經濟發展具有重要意義這一思想才日臻完善。這不僅體現在他對專業化、分工經濟的獨一無二的一般性分析方面，而且，也體現在他將專業化和交換視作為城市乃至整個市場理論賴以建立的基礎方面，“文明社會的重要商業，就是都市居民和農村居民通商……這里，分工的結果就象其他方面的分工一樣……都市是農村剩余物的市場……都市的居民越多，其居民的收入愈大，農村剩余物的市場愈廣闊……都市附近的農業家和耕作者，從谷物售價所得的，不僅是農業的普通利潤，而且包括自遠地運來出售地谷物的全部價值。此外，他們還節省了這些東西的遠途運費的全部價值”。
在這里，斯密不僅對城市與農村之間的分工好處進行了闡述，而且也對城市市場廣闊對居民收入的貢獻、交易費用的節約、對國民財富的貢獻以及由此引發的不同國家財富的差別進行了闡述。若用?？怂?Hicks,1965，第38頁)的一個簡單公式，g=(k•p/w)-1，那么，斯密的上述看法則更為直觀，其中，k代表生產性勞動和非生產性勞動的比率，p代表勞動生產率，w代表實際工資率，g代表物質增長率。很顯然，在實際工資率w給定的條件下，一國或一個城市的經濟或財富增長便主要取決于生產性勞動和非生產性勞動之間的比率k和因分工擴大而導致的生產率p的提高。在斯密看來，k的增長是有限度的，因此，一個國家、一個城市經濟增長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勞動分工。由此看來，斯密不僅是一個偉大的古典主義經濟學家，而且也是第一位系統地從勞動分工角度來論述城市經濟發展、城鄉居民收入差別的經濟學家。
古典城市“勞動分工”說的優點在于：它對城市與農村之間的分工的好處、城市市場廣闊對居民收入的貢獻、交易費用的節約、對國民財富的貢獻以及由此引發的不同國家財富的差別等看法均頗富創見性，但由于這些闡述比較零碎、散亂、沒有模型化，因而其內部組織和架構頗為散亂，甚至根本不是以城市作為主要的研究對象，因而在客觀上限制了它在后世的傳播。
三、古典區位理論——城市經濟學的搖籃
進入19世紀以后，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逐步在當時的后發展中國家——德國——萌發，工業革命的跡象已經凸現，但農業經濟仍占據德國經濟的主導地位，在這樣的背景下，屠能以他對城市周圍農業地租和土地利用的精彩分析受到了當時的主流經濟學一定程度上的接納。雖然屠能(VonThunen)開創的理論(TheIsolatedRepublic,1826)闡述的是農業土地利用和地租問題，但從另外一面看，它也是一部經典的城市經濟學力作。
在屠能的理論中，一個孤立的城市（鎮）作為整個農業生產布局的中心事先給定，在它的周圍布滿了為它供應農產品的農戶；同時，每一種農作物的產量和運輸成本也各不相同，相應地，每一種農作物的種植密度也各不相同。假定存在著農戶與土地擁有者之間的競爭，并且每一個體均追求其自私利益，那么，農戶之間相互競爭土地的結果，將使地租從中心向由高向低依次遞減，直至為零。由于每個農戶將面臨地租和運輸成本之間的兩難，并且不同作物的運輸成本和產量也各不相同，因此，農作物的生產將以同心圓的形式出現。給出了屠能模型的最直觀的結果。該圖橫軸代表距離中心城鎮的距離，縱軸代表租金。圖中上半部分是均衡的“競租曲線”(bindrentcurve)，也即在任一給定的距離時農戶愿意支付的最高租金。由實線組成的包絡線定義了租金級差。該線的不同部分代表，每一種農作物的種植者愿意比別人出更高的地租，結果便會得到圖下半幅同心圓式的種植圈層。越靠近最里層，土地的租金就越高，運輸成本越省，而最外面的土地租金為零，但運輸成本最高。
從上看，屠能的理論似乎僅能對很多與農業生產有關的問題給出一個簡化的解釋，比如，它能解釋不存在李嘉圖式肥沃程度差異條件下農業生產專業化的可能性，也能解釋農戶與市場的距離、農戶售賣農產品所得的價格和租金之間的關系。然而，該模型在多方面的擴展也使得它成為現代城市經濟學的一塊理論基石，比如，該模型可被修改并用于考察城市的土地利用問題，這構成了后來的“新城市經濟學”的主要研究素材(Alonso,1964)，又如，在更近的時期，通過建立有關集聚經濟的模型，該理論又可以被擴展到探索中心城市與次中心城市的內生形成問題(Weber,1909;Marshall,1890,1920;Christaller,1933;Hoover,1937;Losch,1944;Krugman,1991a,b;Fujita,1999a,1999b,ect.)。屠能生活在典型的農業時代，當時盛行所謂“規模報酬不變”的農業經濟，這也許正是他的模型能夠與以競爭范式為特征的諸多新古典應用相容的根本原因所在。然而，屠能的古典農業區位理論與古典和前古典時期用勞動分工解釋城市經濟問題的思想格格不入，前者的根本特征是完全競爭和規模報酬不變，而后者的實質則是不完全競爭和報酬遞增。更為重要的是，他以城市作為一個外生給定的中心作為分析的開始，也就是說，他的模型的重心在于理解如何促使經濟活動遠離中心的所謂“離心力”。對于使經濟活動集中的所謂“向心力”，他的模型沒有也不可能提供任何解釋，這樣，有關城市為什么形成以及怎樣形成的關鍵思想便被他人為地假設掉了。
在屠能之后，古典區位理論形成了兩個基本分支：第一個分支是要考察：在給定所有其他“經濟人”區位的情況下，如何最小化某一特定“經濟人”的成本問題，也即“最小成本區位問題”。該分支主要由韋伯(Weber,1909)、艾薩德(Isard,1956)、穆斯(Muses,1958)、薩卡世塔(Sakashita,1987)、貝克曼(Beckmann,1987)、師葉和麥(ShiehandMai,1997)等繼承和發展；另一分支則要考察：在給定廠商相互直接競爭的條件下，廠商們如何尋找最佳的區位，以及在需求信息的條件下控制它們的市場區域問題，也即“中心地理論”和“相互依賴理論”，該分支主要由克里斯蒂納(Christaller,1933)、勒施Losch,1938,1940)等繼承和發展。這兩個分支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城市經濟問題的某一方面，比如，韋伯的工業區位理論能夠解釋廠商在城市中心集聚的趨勢，克里斯蒂納的“中心地理論”能夠解釋城市體系在具有不同區位的市場區域上存在的原因，但是，它們在解釋城市經濟學的核心問題時均面臨著難以克服的缺陷：
第一，它們在解釋城市區位問題時大多借用了物理學、幾何學而不是經濟學的概念和原理，結果便在客觀上限制了它們在經濟學界的影響力。比如，韋伯的工業區位理論中運用了“物料指數”、“位置權重”和“勞動系數”三個工具來解釋工業區位中的最小成本問題，但該決策問題中的決策者到底是誰，是一家工廠還是企業主？如果是廠商，它是私人廠商還是其他？韋伯對此并未給予任何交代，換句話說，韋伯所說的最小成本問題既不是關于理性決策者如何做出合理決策的問題，也不是這些決策者之間如何相互影響從而產生一個特定結果的問題，因此，嚴格地說，韋伯的理論與經濟學理論沒有多大關聯（Krugman,1995）。還有，克里斯蒂納和勒施的“中心地理論”講述的是在權衡了規模經濟和運輸成本之后，生產者決定集聚在一起形成一種城市結構，為相互交錯的六角形市場區域提品，這的確是一個關于個體相互影響的決策問題，但是，它沒有給出明確的決策者是誰，也沒有言明決策者決策時的市場結構或者廠商是否存在相互作用問題，因此，正如克魯格曼所說，“中心地理論提供的是某種綱要，一種可以把你對城市系統的思想和數據結合起來的方法，而沒有提供一個更深層的原因來解釋觀察到的結構的經濟模型”。
第二，更為重要的是，城市經濟中的很多變量均表現出不可分性(indivisibility)和不連續性(discontinuity)以及外部性的特征，比如，城市的人口聚居區在空間上是不連續的，大城市的人口在集聚到一定的規模后可能會停止增長并在它的周圍產生出更多的中小衛星城，還有，由于外部性的影響，一定量的城市基礎設施的投資可以供多倍人使用等等，所有這些均意味著城市經濟活動具有非線性和報酬遞增的性質，因此，成本和收益很難完全體現在商品的買賣價格上，這樣，傳統的邊際分析方法便無能為力，而應該用專業化和分工的方法來求解。而事實上，大部分的古典區位理論均在一個輕松的假定中將城市形成以及它的重要特征剔除掉了。
總之，古典區位理論建構在完全競爭、利潤最大化、完全信息、即時調整和局部均衡等原理的基礎上，它所作的假定與農業經濟或者不發達的小城鎮經濟相匹配，但是，當工業經濟的發展日益走向成熟，知識、信息和技能的重要性以及城市的集聚優勢日益彰顯的時候，它難以對城市經濟的核心——城市形成——做出解釋的缺陷，便成為其致命傷。結果，古典區位理論便走進了其理論研究的死胡同。
四、新古典時期的城市經濟學——無能而無奈的努力
新古典時期，城市經濟學基本處于沉寂階段，主要原因在于：新古典經濟學和古典區位理論一樣，均與完全競爭和最低限度的政府干預相容，這就決定了它難以對城市經濟活動做出令人滿意的解釋。
在新古典經濟學中，所有的生產者和消費者人人理性，對價格和彼此之間的活動具有完全知識。企業被假定為規模較小、不能行事其權力的價格接受者；生產要素均在公平的市場上交易，因之生產者能為他們的生產活動支付全部費用，而消費者除非得到合理補償，否則不會被強制地容忍污染和噪音；所有的商品完全可分，且能以極小的數量進行生產和消費；最終所有的經濟活動在價格機制下均達致最優的均衡狀態；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城市經濟是個非常不完善的領域，也即它以廣為分布的外在性為特點，因此，客觀上看起來比較理智的資源分配事實上很難辦到，此外，城市的投資和生產傾向于“大批量、大規?！保@很難與“規模報酬不變”的假定相容(參見Button,1976,pp.3-6)；更加重要的是，城市經濟以空間上的集聚為主要特征，這樣的客觀現實均與新古典的完全競爭、報酬遞減等不相符合。
另一方面，在“馬歇爾綜合”的時代，經濟學界流行的數學方法是所謂的“微積分法”。微積分法對于處理完全競爭和商品、要素完全可分的傳統新問題得心應手，可對解釋地理空間、城市等具有非線性特征的問題卻無能為力，而用于處理城市和空間問題的數學工具——非線性規劃、庫恩—塔克條件等直到20世紀50、60年代才先后出現，這樣，在經濟學形式化日益盛行的19世紀后半葉，新古典經濟學家只好滿足于現實，在現有的條件下構筑城市經濟學的大廈，結果便導致了城市經濟學在新古典時期沿著兩個完全不同的路徑演進：第一條路徑主要是繼承所謂的“馬歇爾傳統”，將城市經濟問題放在“外部經濟”這一黑箱中來處理，從而演繹出用外部經濟解釋城市經濟的諸多文獻；第二條路徑便是對屠能的理論進行簡單地擴展和修補，也就是20世紀60、70年代“新城市經濟學”的工作。
（一）用外部經濟來解釋城市
用外部經濟解釋城市經濟現象的始作俑者是馬歇爾，他不僅最早提出了“外部經濟”的概念，而且首開了運用“外部規模經濟”解釋空間集中和廠商相互接近的優勢，“當一種工業已這樣選擇了自己的區位時，他會是長久設在那里的：因此，從事同樣的需要技能的行業的人，相互從臨近的地方得到的利益是很大的……雇主們往往到他們會找到他們所需要的有專門技能的優良工人的地方去；同時，尋找職業的人，自然到許多雇主需要像他們那樣技能的地方去，因而在那里技能就會得到良好的市場”。
更一般地，馬歇爾所說的同一產業的廠商相互毗鄰主要有這樣三個方面的好處：第一，地理上集中的產業可以支持專業化的投入品生產者；第二，雇傭同一類型工人的廠商的集中可以相互提供勞動市場蓄水池的作用，也即當一個雇傭者的經營不好時，工人可以在其他的雇主那里找到類似的工作，反之，當他經營好時，又可以雇傭到更多的工人；第三，廠商之間的地理集中可以共享某些有用的信息。然而，不幸的是，馬歇爾對城市或工業集中問題的處理法，給那些試圖進行正規模型化的后來者帶來了一個很大的難題：
外部性是什么？它到底是技術方面的，還是金融方面的，若是前者，則它會通過直接影響個人的效用或者廠商的生產函數而實現其作用，從而它與競爭范式相容；但是，若是后者，它將影響以價格機制作為交易中介的廠商、工人和消費者，比如，廠商相互臨近可以相互借債、融通資金，但是，當他這樣做時，一定會與整個經濟的微觀機制，比如規模經濟的程度、廠商壟斷權利的強度和商品和要素流動的壁壘的程度有關，也就是說，金融外部性與完全競爭的范式很可能不相容(Scitovsky,1954)。事實也許正如克魯格曼(Krugman,1995)所說，正是由于技術外部性與競爭范式相容，所以，新古典經濟學家通過假定集聚來源于技術外部性，便可以回避自己面臨的模型化難題，而這樣做的結果卻使此后的城市經濟學在勞動分工之外的另一條道上越走越遠。
比如，20世紀70年代，亨德森（Henderson,1974,1980,1988等）因為沿著馬歇爾的外部性的思路解釋城市經濟問題而受到城市經濟學界的重視。例如，亨德森認為，人口之所以集聚以及城市之所以存在原因在于：它能產生生產或者消費方面的技術規模經濟。在城市中，存在貿易品和住房兩種商品，貿易品在城市商業中心（CBD）生產，住房在城市其他地區生產，工人往來于郊區與中心商業區；這樣，隨著城市工業在一個城市內的集中所產生的外部經濟，將與大城市的交通難、往來成本等不經濟之間產生兩難沖突，其結果是最優的城市規模由此給定。如圖2所示，該外部經濟的凈效應產生的城市規模與代表性居民所得到的效用之間呈倒U形關系。但現實中為什么具有那么多不同規模的城市？亨德森爭辯說，不同產業的外部經濟的程度是不同的，而外部不經濟的程度則主要取決于城市規模，與具體的產業關系不大，比如，鋼鐵產業的外部性大，故折中外部不經濟的回旋余地也大，輕紡城市則相反，最終，輕紡城市的最優規模在O點，金融城市在P點，但不同類型城市的代表性居民的福利水平將達到均等化水平Uz。
亨德森模型的主要問題在于，他通過假定將產生外部經濟的活動布局在中心商業區來論述城市集聚現象。也就是說，他不能真正從微觀主體相互逐利的結果中揭示城市形成和增長的根本原因，而僅僅訴諸于一個人們其實并沒有多少認識的黑匣子——外部性——來解決問題。比如，他在論述城市的數量和規模時，依賴一個假想的大型開發商或者城市發展商來解決問題。從現實和理論來看，發展商或城市開發商均有內部化集聚外部性的趨勢，這一點肯定是對的，因為內部化集聚外部性能讓開發商或者發展商獲得一定的利潤，但是，該大型發展商或者開發商本身就是城市外部性的受益者，那么，城市生產或消費的外部性又來自哪里？作者對此含糊其詞，并沒有給予多少解釋。因此，盡管亨德森的模型比前幾者均多前進了幾步，但他在城市經濟學的核心問題時犯了和屠能模型、新城市經濟學模型一樣的錯誤。
（二）“新城市經濟學”
“新城市經濟學”(Beckmann,1957;Wingo,1961;Alonso,1964;Mills,1967等等)主要研究的是城市內部的空間結構問題。其經典模型是一個單中心模型(mono-centricmodel)，該中心被假定為建立在平原上的一座城市，該城市擁有一個事先給定的中心商業區（CBD），它規模既定，從每一個方向遠離中心的交通成本相等，城市的是土地和居住區，居住區被假定為一維空間；該城市地區人口給定，所有的人均充分就業；唯一的交通成本發生在居住區與中心商業區之間，中心商業區內的交通成本被忽略；偏好被定義為對中心商業區復合商品的消費和土地的消費；均衡時，消費和價格使所有的人效用水平相同；結果，城市的規模由收入、偏好、居住條件、交通成本和交通時間以及農業對土地的竟租方式等內生決定，土地價格、土地利用密度、城市人口的均衡區位等均由模型內生決定。
雖然其模型在向主流經濟學前進的征程上大大邁進了一步，也產生了不少的真知灼見，比如，比如，它運用了經濟學中最為有力的工具——一般均衡，又將廠商、消費者作為一個理性的“經濟人”看待，又如，它的結論之一是均衡的或者最優的人口和居住密度是與中心商業區的距離的函數，而該密度問題很可能與交通體系的擁擠有關；還有，它的很多模型研究了城市市場失靈和公共政策的必要性。但是其經典模型和屠能的農業區位理論一樣，研究的是一個單中心城市(mono-centric)內部的空間結構問題。另外，最為關鍵的是，它不能解釋：在工業經濟得到很大發展的背景下，每個城市為什么會存在一個中心商業區，在它的周圍會形成很多居住區和農業區。換句話說，它和屠能的缺陷一樣，均不能將城市的形成作為一個變量而內生決定，而中心內生這一點在工業經濟時代卻變得比農業時代越來越難以回避。盡管如此，1964年阿朗索的《區位與土地利用》一書成了城市經濟學作為一門學科而形成的一個明顯的標志。在此之前，城市經濟學零星、散亂、分析工具落后、模型外生程度高、解釋力差、適用面小，在此之后，城市經濟學開始擁有較為完整的微觀理論基礎和學科體系、分析工具較為先進、模型內生程度大大提高、解釋力和適用面大大擴展。很顯然，城市經濟學在“新城市經濟學”之后作為一門具備較統一理論基礎的學科而真正誕生(Mills,1998,pp.1-11)。
總之，如前所述，傳統城市經濟學只提供了經濟活動如何在城市周圍擴散開來的有關理論，而沒有提供經濟活動為什么會在城市集聚起來，也就是城市如何形成在哪里形成的令人滿意的解釋，這正構成了傳統城市經濟學的共同缺陷。毫無疑問，對城市形成以及集聚區位的真正原因的探討無疑將是未來的城市經濟學研究的核心問題。
五、城市經濟學發展的新方向：兩股試圖加入主流的努力
二十世紀90年代以來，世界上各主要國家都先后進入了后工業化時代。在后工業化時代，全球經濟的聯系和互動大大加強，這樣，以研究單個廠商乃至一個行業的規模和資源配置問題為主體的新古典經濟學已越來越難以適用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需要，同時，一個以空間上的集聚、交易成本節約、分工和報酬遞增為特征的城市化問題已越來越成為主載人類社會經濟乃至社會發展的一股強勁動力。在這樣的條件下，一個能深刻、完整地解釋和分析城市內生演進的真正的新的城市經濟學已成為時展的客觀要求。
令人可喜的是，20世紀60、70年展起來的很多有力的微觀經濟學分析工具——博弈論、信息經濟學、制度經濟學、產業組織理論——在70、80年代開始應用于現實，另外，數學和自然科學中也涌現有很多新的發現——混沌理論、控制理論、耗散結構理論、新進化論等等，所有這些發展均在客觀上為城市經濟學的發展奠定了非常堅實的基礎。以1977年，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DixitandSiglitz,1977)的壟斷競爭模型為例，在該模型出現之前，城市經濟學在“空間不可能性定理”的視野內沒有多大進展，可是在該模型解決了壟斷競爭條件下廠商之間的戰略互動行為以后，有關廠商和消費者在空間上集聚與分散的經濟問題變得可以處理了。因此，該模型對城市經濟學的重要性可想而知。
(一)新經濟地理學
“新經濟地理學”(NeweconomicGeography)以?；⒖唆敻衤途S納保斯(Fujita-Krugman-Venables)以及他們的學生等為代表，其主要解釋的問題在于城市中心的內生性，還有，為什么在特定的地區或者地點出現廠商或者消費者的集聚，而在有的情況下卻出現完全相反的過程？福基塔和歐格華(FujitaandOgawa,1982;OgawaandFujita,1980,1989等)論證說，如果要使城市中的所有人的區位同時決定的話，就必須在一個沒有外生給定中心的區位上進行研究。為此，?；热颂岢隽藳Q定城市區位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其中，必須解決三個方面的關鍵問題：引入不可分性(indivisibilities)、報酬遞增(increasingreturns)和放棄完全競爭而采用不完全競爭。不可分性意味著某些生產活動必須具備一定的規模經濟，而規模經濟的作用會促使生產成本的下降。報酬遞增則意味著一定的投入會帶來網絡正外部性，這在某種程度上等于斯密所說的“分工會帶來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而不完全競爭則是保證報酬遞增和不可分性得以實現的必要前提，也就是說，由于不完全競爭的存在，當某個地區的制造業發展起來之后，形成工業地區，而另一個地區則仍然處于農業地區，這樣，兩者之間的角色就會被固定下來，各自的優勢就會被鎖定，從而就會形成中心和的關系。
更具體地說，新經濟地理學所說的“城市中心的內生性”就是“集聚經濟”的另一側面。那么，集聚經濟的源泉又來自哪里？福基塔(Fujita,1990;FujitaandThisse,2002,Chapter1等)解釋說：第一是非市場相互作用，也就是人與人之間的信息交換、知識的共享，這會產生區位上的外部性和“毗鄰效應”(proximityeffects)；第二是壟斷競爭性的市場結構，其中廠商生產差別化的產品，而消費者則偏愛多樣化的消費；第三，由于相互競爭的廠商在地理上的毗鄰，便會產生所謂的戰略外部性。正像一個銅板有兩個面一樣，集聚經濟既是中心城市興起的根本原因，但是，它也是城市分散化或者網絡化的主要原因。城市分散化或者網絡化不是人為的結果，而是由于集聚經濟在產生正外部性的同時會帶來兩個“沖突”，第一是集聚帶來的效率的提高與相應的內部運輸成本的提高之間的兩難；第二是一個中心城市的集聚與其他城市之間的集聚的兩難?？傊?，當一個中心城市的集聚經濟達到飽和時，它便會讓位于擁擠、污染等“集聚不經濟”，從而其他城市中心的集聚開始占主導，于是多城市中心或者網絡化的城市體系會形成。
“新經濟地理學”的模型(Krugman,1991;Krugman,1995,1996;Fujita-Krugman,1995;FujitaandThisse,2002等)主要有這樣一些優點：首先，它處理了空間異質性、空間集聚與分散、城市的形成、多中心城市的興起等關鍵的城市經濟學核心問題，而這些問題在此以前的模型中均沒有很好地解決；其次，它運用了非常堅實的微觀經濟學假設，在這些假設的基礎之上，他們合理地解決了報酬遞增、壟斷競爭與空間外部性之間的古老難題；最后，該模型的主要結論——更高的交通成本和產品更低程度的差別化與城市分散對應，而更低的交通成本和產品更高程度的差別化與集聚對應，這些結論大多已得到實踐和現實的檢驗。然而，它也存在缺點，比如，這些模型仍然使用典型的新古典經濟學消費者和生產者截然兩分的分析方法，這種分析方法雖然恰當地降低了解決問題的難度，但是，因為城市經濟活動中大多的人本身既是生產者又是消費者的事實，而使它的解釋力大大降低；又如，大部分的集聚模型集中于某一種集聚因素的研究，但城市經濟很可能與多種因素的集聚相關；最后，它不能預見很多與城市化進程共生的現象（楊小楷，1998，2002），然而，由于該模型能將地理學的生產布局理論、主流經濟學的規模經濟和報酬遞增結合在一起解釋城市的出現和城市化進程，所以，它卻為以后新興古典城市經濟學提供了寶貴的研究線索和參考素材。
（二）新興古典城市化理論
新興古典城市化理論主要有這樣一些模型：YangandHogbin(1990),Yang(1991),YangandRice(1994),YangandNg(1993)，Yang(1995)，SunandYang(1998),SunandYang(2002)等。這些模型雖然數目較少，但內容豐富，且隱含了很深的政策和應用意義。
(1)從分工演進和專業化經濟的獨特角度解釋城市經濟現象。在這些模型中，新興古典經濟學家們建立了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并考慮了不完全競爭和分工經濟，從而內生化了城市的出現、城鄉二元結構、城市的交易效率優勢、城鄉低價差別以及與城市化進程相關的各種共生現象。在這些模型中，第一，專業化經濟和不同于新古典的規模經濟，規模經濟在一定范圍內是遞增的，但是，超過了一定的界限則它的報酬便是遞減的。而專業化經濟的報酬是遞增的，它不僅能大大提高勞動生產率，而且也能內生出產品的多樣性。第二，每一對“經濟人”之間的距離足夠小時，專業化經濟的增長將會引起均衡從自給自足狀態逐步自發演進到生產和交易的完全分工狀態。當專業化經濟足夠大時，城市化將能通過縮小“經濟人”之間的距離而使市場均衡從自給自足狀態逐步演進到完全分工狀態。第三，在新興古典城市經濟框架中，市場的功能將更加復雜，其中，它最重要的功能并不是如何分配資源，而是尋找最優的市場網絡規模，這個最優的市場網絡規模不僅有利于城市化進程的發展，而且也有利于商業化程度、人均收入的提高。所有這些均意味著：城市的產生和發展與人類社會中不同的分工和專業化水平密切相關，而城市化本身不過是專業化和分工程度隨著交易效率的提升發生變化和改進的一個表現而已，所以，交易效率越高，分工水平就越高，城市的生產效率就越高，城市的生產力就越接近生產可能性邊界，正是這個正反饋機制不斷推動城市和城市化的進程。
(2)這些模型的內生程度更高，解釋力更強。第一，它合乎邏輯地解釋了城市的出現。在城市起源說中，既有“軍事防御型”城市起源說，也有“社會分工說”，還有“私有制說”和“集市說”乃至“階級說”和“宗教說”，但是，以勞動分工和專業化相結合來解釋城市的出現既能從整個社會分工網絡的角度解釋城市與社會分工之間的關系，又能從個人自利決策的角度解釋分工和城市化背后的經濟根源，因而，該說比其他的“城市起源說”更具說服力；第二，這些模型可以解釋與城市化進程中相關的各種共生現象，比如，每個人以及整個社會貿易品數目的增加、在城市生產的貿易品數目的增加、城市居民對農村居民相對比率的提高、每個人專業化水平的提升、市場數目的增加、經濟結構多樣化程度的提升、每個人交易次數的增加、貿易依存度的增加、不同職業人們之間的相互依存度的提高、市場范圍和內生比較優勢程度的提高、市場一體化程度和生產集中度的提高、人均真實收入和每種產品生產率的增加等等。?；唆敻衤热说某鞘谢Ｐ碗m然也能解釋市場數目的增加、經濟結構多樣化程度的提升、每個人交易次數的增加、貿易依存度的增加，但它不能解釋個人的專業化水平的提升，因為這一點在他們的模型中外生給定。
新興古典城市化理論的主要優勢在于，它恢復了古典經濟學中勞動分工和專業化的精髓，并克服了古典經濟學思想零碎模糊、體系組織性、邏輯性差、難以模型化等內在缺陷，能在一個具有嚴格組織體系的框架內將過去城市經濟學的很多核心思想組織起來，此外，它的模型對城市化進程中很多現象能給出比其他模型更好的回答，但它也存在缺陷，比如，它的模型復雜程度較高，還有，很多人批評它的假設與現實世界相距甚遠（比如，程煉，2002），另外，它的相關經驗和政策分析還很少，這些均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它在經濟學界的傳播。
六、結論與展望
一部城市經濟學的歷史似乎就是一連串失敗的累積史。以斯密為代表的古典經濟學家最偉大的洞見就是勞動分工對經濟發展、城市和國民財富具有重要意義。然而，這么重要的思想卻在馬歇爾對古典經濟學進行形式化的時候受到主流經濟學的遺棄。同樣的是，以屠能等人為代表的古典區位理論盡管十分重要，并且在某種程度上模擬了現實，但是它長期以來一直受到主流經濟學的“漠視”；在此之后，雖然也曾有些經濟學家拿著銳利的分析工具，試圖為將城市問題納入主流經濟學而不懈努力，但無情的現實卻將他們遠遠拋棄；令人可喜的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經過痛定思痛的城市經濟學家們終于抓住了城市問題的癥結，并找到了求解城市經濟學的銳利武器，于是，過去幾個時代的陳舊思想似乎一下子復活了，然而真正值得他們去做的也許只是記取這些經驗和教訓，保持一個清醒、理智的頭腦。:
首先，簡潔的數學模型是所有生命力旺盛的學科的共同特點，要想使一門學科步入科學的殿堂并成為后人傳承的經典，模型化也許是不多的幾條出路之一。因為數學在經濟學的應用不僅能為給定的理論模型提供從假設到結論的最簡捷和有效率的邏輯鏈條，而且經濟學家還可以通過多次的反復假設和檢驗來剔除模型中非本質的因素，并更快更準確地把握問題的本質和規律所在，更為重要的是，這樣做的結果可以大大提升一個理論或者模型的嚴格和內洽程度，從而加速知識的積累和發展。很顯然，古典以及前古典有關城市與勞動分工關系的學說盡管頗富原創性和說服力，但是由于它的概念很少進行嚴格的定義，且其理論沒有用數學邏輯很好地組織起來，所以，它們只能是一些缺乏內部組織和秩序的理論片斷的集合體，結果，在馬歇爾對經濟學進行形式化的時候，這一缺陷便在客觀上阻礙了古典城市經濟學說的發展；一個可作為反面的例子的是“新城市經濟學”理論，雖然它完全是屠能模型在新古典時期的翻版，且其城市中心商業區外生給定，但是，由于它擁有較為系統、嚴格的微觀經濟學和數學基礎，并且其模型均從“經濟人”自利行為以及相互作用的結果推導而出，所以它反而成為城市經濟學誕生的標志。
其次，一個理論或模型，不管它的目標多么宏偉，也不管它的假設是多么地不符合現實，但是，只要它能預測和解釋現實，它就是一個有生命力的理論或模型。屠能生活的時代是典型的農業經濟時代，農業時代流行的是所謂的“報酬不變規律”，城市在經濟生活中扮演的作用不大，因此，屠能的理論雖然在解釋城市形成時存在很大的缺陷，但是，它合情合理地描述了現實，因此它是那個時代最具解釋力的模型；與屠能相比，“新城市經濟學”似乎顯得比較幸運，因為微觀經濟學和數學分析工具在那個時代有了較大的發展，但是，它沒有觀察到現實中最為普遍的現象——多中心城市的興起，也沒有把握住城市經濟學的核心問題，結果，由于它不能很好地解釋現實而未受到主流經濟學的重視；而筆者之所以相信“新經濟地理學”和“新興古典城市化理論”可能有較大的發展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它們把握了后工業化時代的到來城市經濟活動的本質特點——報酬遞增——以及相應的模型化技巧——不完全競爭、專業化和相應的數學工具。
再次，城市經濟學的核心問題是城市經濟學研究中的實質問題、根本問題，也是帶有規律性的問題，城市經濟學研究的重點應該是尋找并把握核心問題，把握其規律性，但也不能完全忽視次要問題。古典和前古典經濟學中有關勞動分工與城市關系的學說以及古典區位理論被時代遺棄是一個時代的必然，因為他們觀察到了一個當時時代里并不重要的經濟問題，并且當時城市如何形成、在哪里形成并不是當時的人們關注的核心問題；而新經濟地理學和新興古典城市經濟學的興起則是時展的必然，因為當代的社會已進入一個后工業化的社會，城市已在人們的生活、生產中扮演著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從而理解城市的內生形成已成為城市經濟學研究的核心和重點。同樣的是，新古典時期用外部性來解釋城市集聚的原因并不能有助于經濟學家把握城市形成和它的區位本身，恰恰相反，它將城市經濟學的核心問題放進一個人們并沒有多少認識的黑箱中而試圖掩飾自己對城市經濟學問題的無能和無奈。
最后，當前的城市經濟學的發展已進入了一個綜合、調整和融合的新時期，一方面，過去的傳統理論不斷在新的軀體上復活，比如，新興古典城市化理論就借用現代的分析工具——超邊際分析——將前古典和古典時期的城市與勞動分工的理論在新興古典經濟學的框架內再現在世人面前，新經濟學地理學則在屠能的地租理論、繆爾達爾“循環累積”(Myrdal,1956,1957)、馬歇爾“外部性”、赫希曼的“產業關聯”(Hirschman,1958,1968)等原理和概念的基礎上構建新的城市經濟學的框架等等；另一方面，新的分析工具和方法不斷涌現，比如，新經濟地理學將計算機模擬、演化經濟學以及動態學來描述城市的演進等，而新型古典城市化理論則借助于非線性規劃和庫恩－塔克條件甚至計算機模擬等來建構起理論模型。還有，不同理論之間已經在某解關鍵的問題上達成共識，比如，新經濟地理學和新興古典城市化理論均看到勞動分工的重要作用。
因此，可以展望的是，未來的城市經濟學理論將主要由新經濟地理學和新興古典城市化理論組成：第一，兩者均有一個比較接近現實的分析框架作為支撐，前者以不完全競爭、報酬遞增和集聚經濟作為主要的分析框架，后者主要以勞動分工、專業化和不完全競爭作為主要的分析框架；第二，兩者均擁有一個具有相當高級的數學工具作為支撐，前者以邊際分析和一般均衡為工具，后者以超邊際分析和一般均衡為工具；第三，兩者均看到以往城市經濟學理論的缺陷，同時這兩個學派又均熟知主流經濟學的學術規范和演進路徑。因此，可以這樣說，這兩個城市經濟學派的復興不僅是對古典經濟學分工和專業化問題的某種回歸，而且是對過去的古典區位理論、新城市經濟學、以亨德森為代表的用外部性對城市的解釋、經濟地理學經驗和教訓在一定程度上的總結，同時也是對過去城市化理論的某種綜合和超越。
參考文獻
Abdel-Rahman,H.M.(1990),“AgglomerationEconomies,TypesandSizesofCitiesJournalofUrbanEconomics.27,25-45.
Arnott,R.(1979),“OptimalCitySizeinaSpatialEconomy,”JournalofUrbanEconomics,6,65-89.
BaumgardnerJ.R.(1988):“TheDivisionofLabor,LocalMarkets,andWorkerOrganization,”JournalofPoliticalEcnomy,96,509-527.
Blaug,M.(1996).EconomicTheoryinRetrospect,Cambridge,U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
Fujita,M.(1988),“AMonopolisticCompetitionModelofSpatialAgglomeration:DifferentiatedProductApproach,”RegionalScience&UrbanEconomics,25,505-28.
Fujita,M.(1989),UrbanEconomicTheory:LandUseandCitySize,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
Fujita,M.andKrugman,P.(1994),“OntheEvolutionofHierarchicalUrbanSystems,”mimeograph,DepartmentofRegionalScience,UniversityofPennsylvania,Philadelphia,PA.
Fujita,M.andMori,T.(1997),“StructuralstabilityandevolutionofUrbansystems”,RegionalScienceandUrbanEconomics,27,399-442.
Fujita,M.AndThissem,J.-F.(1996),"Economiesofagglomeration",JournalofJapaneseandInternationalEconomies,10,339-78.
Fujita,M.,andKrugman,P.(1995),“WhenistheEconomyMonocentric:vonThünenandChamberlinUnified,”RegionalScience&UrbanEconomics,25,505-28.
Fujita,M.,andThisse,J.-F.(2002),EconomicsofAgglomeration,CambridgeUniversityPress.
Fujita,M.,Krugman,P.,andVenables,A.J.(1999),TheSpatialEconomy,MITPress.
Gordon,B.(1975),EconomicAnalysisbeforeAdamSmith,London,Macmillan,p.41.
一、新制度經濟學概述
新制度經濟學是一個興起于20世紀60年代、影響巨大的經濟學分支。新制度經濟學派是在20世紀70年代凱恩斯經濟學對經濟現象喪失解釋力之后興起的。一般認為，新制度經濟學是由科斯的《企業的性質》這篇文章所開創的。科斯被認為是新制度經濟學的鼻祖。對新制度經濟學做出了開創性的貢獻。新制度經濟學一經問世，便獲得西方經濟理論界非一般的好感。這似乎跟它所核心強調的思想是分不開的，新制度經濟學強調研究真實的世界，并利用正統經濟理論去分析制度的構成和運行，并發現這些制度在經濟體系運行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樣它也強調制度決定著經濟績效。另一位對新制度經濟學的研究有著杰出貢獻的經濟學家諾斯，在他的《西方世界的興起》一書中就提到過，“有效率的經濟組織是經濟增長的關鍵；一個有效率的經濟組織在西歐的發展正是西方興起的原因所在。”在他看來，是制度而不是技術，將成為經濟增長的關鍵因素。在90年代隨著新制度經濟學在中國的推廣，使得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了解到新制度經濟學，而這一新興發展起來的經濟學分支也似乎給改革開放后的中國的經濟增長及經濟發展帶來了福音。
在新制度經濟學家看來，制度已越來越成為經濟增長中不可忽視的因素，新古典經濟學將制度視為一種既定的外生經濟變量，其實是忽視了制度的重要性，因此有必要將制度作為一個內生變量納入經濟分析模型之中。人們通常認為，新制度經濟學引入制度因素分析修正了新古典經濟學的理論缺陷，拓展了經濟學研究的視野，突破了過時的、僵化的經濟學研究的界限，向人們提供了一種更加接近現實經濟狀況，具備更強的現實經濟問題解釋力的理論框架，雖然新制度經濟學在理論上有一定的創新，但不可忽視的極重要的一點是，其理論研究的立足點、出發點和歸宿點都是新古典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分析問題仍是沿著新古典經濟學的框架進行的，那筆者有幾點疑問，新古典經濟學可以作為新制度經濟學的分析工具嗎？在將制度因素納入經濟分析模型中真的就能彌補新古典經濟學所謂的理論缺陷嗎？而這一分析思路是否又真的能準確地描述現實中的經濟社會運行狀況嗎？這些問題在新制度經濟學的相關文獻中似乎無法得到令人感到滿意的答案。
二、從信息社會的角度看待制度
其實要認識這些問題，還要歸結到經濟學的一個根本目的上來，那就是，經濟學是人們所用來描述、分析、解釋、甚至預測現實社會經濟運行狀況的一種理論工具?？此坪唵?，而要真正地做到描摹現實經濟狀況，又遠非如此簡單。要知道，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社會經濟的具體情況都是不同的，有些甚至有著根本性的差異與區別，從而導致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我們需要尋找不同的經濟理論來描摹現實社會經濟運行狀況，因為只有符合、適應相應歷史條件，抓住當時歷史條件本質情況的經濟理論才可能具有相應的現實解釋能力，才不會將人們引導到錯誤的認識領域中去。換句話說，在評述一種經濟理論時，我們要帶著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去看待，只有適應一定歷史條件的經濟理論才可能具有理論上的合理性以及邏輯上的嚴密性。
而新制度經濟學經過對新古典經濟學的修正，看似提供了一種更加貼近現實經濟狀況的理論框架，實際上其理論本身就具有不可克服的邏輯上的矛盾。誠如前面我們所提到的經濟學與歷史唯物主義的關系所告訴我們的，真正有價值的經濟學應該是“與時俱進”的，而不應是永遠停留在過去的思維框架中，通過對其進行某些完全沒有必要的修補或改正，從而試圖達到一種期望中的或者說是存在于幻想之中的理論目的。因此說，經濟學理論的合理性，是與其是否與歷史背景相一致聯系在一起的，但凡脫離了這種一致性，那經濟學理論的合理性就值得推敲了。新制度經濟學的分析框架恰好背離了這一基本的歷史唯物主義原則，缺乏這種歷史方法，沒有把握住當下社會與以往社會經濟運行狀況與規律的本質上的不同，以致陷入了“張冠李戴”的困境之中。我們應該換一種角度，從一種叫做信息社會經濟學的新理論的角度出發來重新認識新制度經濟學的性質。
在信息社會經濟學的分析框架內，迄今的經濟社會被劃分為物質社會與信息社會這兩個截然不同的歷史階段：物質社會是以知識涌現速度緩慢為基本特征的社會，在這一社會中，難以有新知識出現，在身纏只是基本固定的情況下，各種經濟事務及其間聯系均穩定不變，工業革命以前的社會具有較多的這一社會的特征。而信息社會則是以知識涌現速度迅速為基本特征的社會，此時新知識的涌現已經是常態，已被納入人們的預期，社會能夠利用的資源、能夠采用的生產方式以及能夠生產的產品等也會不斷地變化，各種經濟事務及其間聯系一次處于持續的變化過程中，當代社會正具備了這一社會的特點。在社會發展的這兩個不同的歷史條件下，社會經濟具有不同的活動模式與規律，不僅制度等經濟事物有不同的性質，作為反映這些經濟事物性質與規律的經濟學，也應該具有不同的模式。這就為我們重新認識新制度經濟學提供了一種更加令人信服的模式，為我們更加深入地了解新制度經濟學的性質開啟了一扇神奇的大門。
三、新制度經濟學分析方法的性質
之前我們提到過新制度經濟學認為制度在經濟增長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制度的好壞直接決定著經濟績效的優劣。因此，它將制度作為一個極重要的經濟變量引入經濟分析模型之中。但根據信息經濟學的歷史分析方法，制度也是具有歷史性的事物，也就是說，在不同的歷史背景下，比如在信息社會和在物質社會中，制度會有不同的性質和作用。因此，在說明制度的性質和作用時，正確的做法首先應該區分制度的歷史屬性，根據其所在的相應的歷史條件的情況，去分析制度可能具有的性質與作用。如果混淆了制度所在的歷史背景，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必然會得到扭曲的認識。而我們所了解的新制度經濟學的分析框架就恰好犯了這樣的錯誤。它恰恰忽略了這個極其重要的問題，在分析中沒有認清其所口口聲聲研究的制度是信息社會條件下才凸顯出重要性的制度，而其所沿用的分析方法仍是新古典經濟學那一套，然而，新古典經濟學本身作為描述、解釋物質社會經濟運行狀況的經濟學理論已經趨于完美，無懈可擊，正是經濟學家在分析物質社會經濟運行狀況后所得到的經濟學產物。這本身并沒有問題，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新制度經濟學家們致力于研究的是信息社會下逐漸凸顯出來的制度的性質與作用，采用的卻是適用于物質社會背景下的新古典經濟學的分析方法。這無疑犯了致命的邏輯錯誤，違背了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其分析方法蘊含著深刻的邏輯矛盾。新古典經濟學是以知識涌現速度緩慢為前提，而這一前提也正是信息社會經濟學所定義的物質社會的本質屬性，對于新制度經濟學所要研究的特屬于信息社會條件下的制度的性質與作用，新古典經濟學已成為一種具有深刻歷史局限性、已經過時的、專屬于物質社會的經濟學。這種分析方法頂多適用于工業革命之前那種周而復始的、以固定資源、按固定方式、生產固定產品的社會，只能用于認識專屬于物質社會的經濟運行模式的性質。而現代的信息社會中各種社會經濟事務及其聯系都在不斷變化，新古典經濟學的分析方法根本沒有能力用于分析制度在現代信息社會的性質特征。
但是為什么直到處于信息社會人們才逐漸認識到制度的重要性，或者說其重要性在社會經濟運行中逐漸凸顯，使得人們不得不將更多的關注投諸其上？這是因為，在物質社會由于甚少有新知識出現，經濟活動的環境與內容也很少發生變化，經過充分的試錯調整之后，制度有充分的時間來通過相應的調整達到均衡狀態，基本具有完善的、不可改進的穩定形式。即使不完善也只是暫時現象，不是經常性現象。制度一旦處于最佳狀態，便不再需要變化，也無從變化，無法成為可以影響經濟狀況的自變量，也就不具有經濟學上需要考慮的重要性。因此，在物質社會中，我們認為制度呈現出一種基本穩定的狀態，可將其視為一種既定的外生變量，在這種情況下，對制度的忽略也就顯得具有其合理性。新古典經濟學對制度在物質社會的特征有著較為正確的認識，它對制度的忽略不是什么缺陷，而恰恰體現了這一經濟學針對物質社會經濟運行特征所設定的前提假設的合理性，古典經濟學不應被修正，也無從修正，不修正還好，一旦修正，反而會導致整個理論體系邏輯上的不可克服的矛盾。
然而，新制度經濟學一直宣稱其描摹的是十分接近現實經濟情況的世界，既然從此點出發，它認為新古典經濟學存在瑕疵，不應忽視制度的重要性，我們也就可以從中窺探到這其中的問題癥結所在了。從信息社會經濟學的角度容易看到，發生這樣扭曲的認識的根本原因是新制度經濟學對制度重要性的認識實際上是從現實的信息社會角度提出的。而在信息社會中制度有體現出怎樣的特征呢？使得新制度經濟學家們共同致力于對制度的研究。這是因為，只有在信息社會，持續涌現的新知識使得經濟活動具有持續的變化性，也使制度來不及經過充分試錯來達到均衡狀態，由此，制度的不完善性便成為經常性的了，在這里我們需要注意的一點是，制度本身并非一定是不完善的，而是相對于快速涌現的新知識、處于不斷變化之中的經濟事物來說，制度總是來不及調整，制度的不完善性便成為常態了，但這中不完善性并非決定性的，而是由信息社會的特征所決定的相對的不完善，而這種不完善又總是存在，就這樣，在信息社會中，制度總是處于一種不斷變化、不斷調整的狀態之中，以期適應經濟活動的變化，這是這種可變性的存在，使得制度成為經濟狀況主要的決定性力量之一，才引發新制度經濟學家們的廣泛關注。
新制度經濟學對于制度的重要性的強調，是建立在信息社會的基礎之上的，它所針對的制度是信息社會特有的制度，依據的現實也是信息社會特有的現實，而不是從新古典經濟學中所得出的邏輯推理。由于新制度經濟學過于強調把制度作為經濟變量引入經濟運行分析框架是對新古典經濟學的修正，而且制度的重要性又是現代信息社會中大家所有目共睹、皆能感受到的，人們一聽到這樣的福音，立馬沉浸在這種所謂的理論創新的蜜潭中還來不及，卻很少去關注新制度經濟學家們研究信息社會的制度時采用適用于物質社會的新古典分析方法是否具有理論上以及邏輯上的合理性。
四、新制度經濟學分析方法中的內在矛盾
既然新制度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具有這種不可克服的內在矛盾，那么由理論推理所得出的結論自然也站不住腳，具體體現便是它無法有效說明制度是重要的，并且難以如人們所殷殷期盼的那樣，真正解決有關經濟學的發展及制度問題。首先，新制度經濟學無法做到真正解釋制度的重要性。既然新制度經濟學采用新古典經濟學的分析方法無法有效說明制度的重要性，而它又沒有其他的行之有效的分析工具，那么當新制度經濟學家們在現實中感受到了制度的重要性，分析現代經濟學必須研究制度時，其研究便缺乏相應的合理的理論依據，要么以不甚可靠的經驗或本能感覺為基礎，要么便建立在扭曲的認識的基礎之上。由此我們可以看到，由于新制度經濟學在進行種種分析時缺乏相應的分析工具的創新，而只是在原先的無可挑剔的新古典分析方法上進行所謂的“修正”，在有如此嚴重邏輯矛盾存在的分析框架下，制度的重要性實際上得不到可靠說明，在理論上目前我們也無法相信新制度經濟學者們有能力解決有關制度的問題，它在理論上是不成熟的，目前所得到的的對制度重要性的說明主要還是依靠經驗上得出的，缺乏邏輯性十分嚴密的理論支撐，便顯得有些勢單力孤。其次，新制度經濟學也未真正彌補新古典經濟學的的理論缺陷。人們普遍認為新制度經濟學的主要貢獻在于彌補了新古典經濟學忽略制度重要性的缺陷，然而事實上，忽略制度重要性的缺陷對于新古典經濟學來說并不能算作是真正的缺陷，就算是缺陷，那也只是處于信息社會才會出現的缺陷，而且這種所謂的“缺陷”也并非指其理論設置不完善，而是由于其理論本身的歷史局限性，所導致的此類問題只能從信息社會的角度加以說明。
新制度經濟學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邏輯矛盾，歸根結底在于它沒有嚴格區分信息社會下的制度與物質社會下的制度的不同，混淆了制度在不同歷史背景下的性質，從而導致了邏輯上的不可調和的矛盾。在信息社會中，各種社會經濟事物及其聯系都在不斷變化，面對這些紛繁復雜的經濟狀態，制度總是來不及做出合理的調整，為了適應不斷變化著的經濟聯系，制度也相應地需要不斷發生變化，從而在這種情況下制度的重要性就得以凸顯，并逐漸受到新制度經濟學家們的關注，發現它是對經濟狀況具有決定性影響的不可忽視的經濟變量，并且發現主流的新古典經濟學似乎忽略了它，因此便試圖通過對新古典經濟學進行相關修正，從而彌補其缺位在信息社會的不足，但是由于其并不了解新古典經濟學的性質，受新古典經濟學思維方式的影響，沒能及時更新其分析工具，并且也并未注意到制度的重要性在不同的社會歷史背景下會有不同表現，更不知道這種重要性是由信息社會的特點引起的。因此，當它將制度因素的忽略簡單地理解為新古典經濟學的不完善，試圖在新古典經濟學的分析框架內進行彌補，就注定了它無法也不可能真正解決現代社會中的經濟以及制度問題。（作者單位：四川大學經濟學院）
參考文獻：
[1] 袁葵蓀：經濟發展的基本模式―經濟學的現代基礎[M].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
[2] 袁葵蓀：經濟學理論的批判與重建[M].經濟科學出版社.2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