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7-17 09:49:49
序論：速發表網結合其深厚的文秘經驗，特別為您篩選了11篇農業生產的經濟學特征范文。如果您需要更多原創資料，歡迎隨時與我們的客服老師聯系，希望您能從中汲取靈感和知識！
一、在農業生產環節家庭生產組織形式的相對合理性
從歷史學的認知方式來看,19世紀中期以來,東西方國家的農民經濟合作都鮮有在種植生產環節進行的,家庭經營形式在現代農業階段種植生產過程中長期延存的事實本身就已經證明家庭生產組織形式具有相對的合理性。的確,任何理論都需要放在歷史運動的實踐過程中去驗證,但是,若要更深入地把握其內在本質聯系,那就必須從多維度進行邏輯分析。和工業以及農業養殖業相比,農業種植生產一般具有自身一系列特征,因此使農業種植生產不宜采取大規模集體同質勞動,相反,家庭生產組織形式更具有相對的合理性。
首先,農作物生產發育的季節性、周期性、時序性,決定了農業生產過程中同一時期內作業具有單一性特征,因此使整個生產過程都可由同一勞動者連續完成。正如亞當·斯密所注意到的:“紡紗工和織布工,幾乎都是個別的兩個人,但鋤耕、耙掘、播種和收割,卻常由一個人兼作……”[1](P362)而且,我們還注意到:不僅是手工工具時代,即便是到現代化大機器時代,農業生產工具也多由個人操作;即便是大型農業機械也不過二人共同協作,所以,在現代農業階段,不論是較大種植規模的歐美家庭農場,還是較小種植規模的亞洲兼業農戶,種植生產過程大都仍是一至二個人完成。在法國,自20世紀60年代起,“所有的農場都越來越朝著以兩個農業勞動者為中心的家庭化方向轉變:丈夫和妻子,或者父親和兒子”[2](P284)。
其次,農業生產過程中投入的要素具有可分性,從而使家庭或個體分散勞動得以進行。農業生產的投入可概括為三大類:土地、勞動、資金。資金投入又可再分解為兩個亞類:第一類為機械動力性質的資金投入品,像各類農用機械,其功能在于改善農地作業的物理過程,它的實質作用在于替代人力勞動;第二類投入屬于農業生化性質的資金投入品,如化肥、農藥、良種和農用薄膜等,它的功能在于改變農地生產過程的生化性質,其實質作用在于替代土地。而土地、勞動和農業生化類資本投入都具有可分性特征,都便于生產過程中的分散勞動,唯有機械類資本投入具有一定的不可分性,但作為生產要素和工具,可以通過合作購買、分散使用,也可以通過家庭經營形式的型塑,去適應家庭規模經營。比如目前在耕地面積狹小的國家,大多發展起小型機械,或者推出租賃式機械服務項目等。因此,可以說,機械類資本投入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看做是可碎分的。正是由于農業生產要素的這種可分性特征,從勞動的客觀對象上和物質條件上決定了它和個體家庭分散勞動經營形式的統一。
再次,農業種植生產具有勞動場域廣闊性、勞動活動非定位性等特征,極不適宜把勞動者強制集中在一起進行固定性的勞動,而適宜進行個體的、自由的分散性活動。家庭生產組織形式解決了農業種植活動中監督難的問題。新制度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告訴我們:在經濟活動中普遍存在一個交易費用問題;任何一種經濟組織都存在一個管理、監督問題,而且,“共同體的擴大,還將增加協調生產決策和分配共同體產品的費用”[3](P38、P93)。解讀制度經濟學的交易成本理論,可以使我們避免對大規模勞動組織的盲目崇拜。以此為視角觀察農業生產組織形式就可以發現:家庭組織形式適應了農業種植生產的分散勞動,能夠解決勞動過程監督難、管理成本高的問題。
在農業種植生產過程中,尤其是在傳統農業、手工勞動形態下,勞動監督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因為在農業種植生產中勞動的質量對產業影響巨大,這就要求勞動者具有高度的責任心和自律性,具有極大的勞動熱情進行勞動的有效投人,而農業生產恰恰只有在家庭農業生產形式下勞動者才蘊含著極高的勞動欲望,才能夠實現無監督的激勵。這是因為:
第一,家庭生產組織形式使勞動者能夠占有一定的生產手段以及由自己來管理勞動過程,從而得以獨立、自主地進行生產。生產手段以及生產資料是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的總和,是人們從事物質資料生產所必須的物質條件。在農業生產中,勞動者占有生產資料以 及由自己來管理勞動過程,就意味著生產資料和勞動者的統一,意味著勞動者的獨立、自由、自主。勞動者對生產手段的占有和使用,使勞動者擁有了收益的可能和條件,尤其是農業生產資料中的土地具有重復使用價值,如果被勞動者占有使用,就會使勞動者積極地去提高土地的質量和使用價值,并進行土地的附加投入,同時,由勞動者自己來管理勞動過程,就意
味著勞動者擁有決策權、靈活處置權、自由行動權,從而使勞動者能夠主動、負責、自律性很高地進行適宜性勞動。
第二,家庭生產組織形式具有明晰的成果對應關系以及勞動產品的個人處分權,一定條件下,能夠較好地體現多勞多得的原則。在很大程度上,勞動的熱情來自于對成果的預期以及對應的報酬獲利。以家庭為單位的個體勞動形式能夠使勞動者明確地看到自己的勞動成果,并從中得到獎懲,因此,為追求勞動收益的最大化,古今中外的農業家庭經營者都煥發出極大的勞動熱情。
第三,個體小家庭內部利益的高度一致性和利己性,消除了機會主義產生的根源。農業家庭生產形式以個體家庭為勞動成果歸屬單位,應合了家庭私有制產生以來,個體小家庭占有財富的社會心理要求。在一夫一妻制小家庭中,夫婦二人為養育未成年子女和追求利益的目標是高度一致的,因此,父子之間、夫妻之間,勞動監督成本幾乎為零。在當今世界上已進入現代農業的各個國家,都呈現出一個共同的現象,那就
是伴隨著現代農業生產手段的應用,反而使務農的家庭規模變得更小。比如目前在我國農村普遍存在著獨生兒子在結婚成家后和尚未喪失勞動能力的父母分家單過的情況,絕大多數的微型家庭即三口之家、兩口之家,只有一對夫妻構成。導致此種狀況的原因無外乎兩個方面:~是現代化生產手段的應用,大大降低了勞動量和勞動強度,使尚未喪失勞動能力的父母在兒子結婚成家后能夠獨立地進行生產;二是一對對夫妻之間必然呈現內部利益的高度一致性,可以最大限度地消除“搭便車”行為。
二、家庭生產組織形式具有很強的彈性和張力
長期以來,學界對生產規模較小的農戶,不論生產手段和生產目的、內容,均習慣稱之為“小農經濟”。其實,“小農經濟”、“小農”、“家庭生產組織形式”,各自有著不同的內涵。“小農經濟”概念來自于馬克思、恩格斯的闡述,并由此成為一個具有特定內涵的經濟范疇。在馬克思那里,“小農經濟”就是“小土地所有制;—自耕小農,后來恩格斯把租佃者也包括在“小農”之中。“小農經濟”的主要特征是:規模狹小,孤立分散、生產手段簡單落后、自足自給等。這里可以看出:馬克思恩格斯只賦予小農經濟以自然經濟的屬性。正是基于這些特征和屬性界定,人們在論及小農經濟時,往往帶著輕蔑的貶低口吻。而“小農”應該是指以家庭為生產單位的小規模生產,雖然規模小,但它未必是自然經濟,可以是半自然半商品復合性質的經濟,還可以是完全商品性質的經濟,這就有了學界的“自然小農”、“商品小農”之說。近代以來,中西方都大量存在著商品小農,在擁有現代生產手段要素背景下,由于自然條件方面的原因,在亞洲各國仍然盛行著小規模的家庭農業。而“家庭生產組織形式”的概念屬于形式和工具的范疇,它可以是小規模的“小農”,也可是較大規模的“大農”,還可能是適度規模的“家庭農場”。所以,肯定家庭生產組織形式的相對合理性絕不等于肯定“小農經濟”的相對合理性,即便馬克思恩格斯原本就以歷史主義觀點肯定過具有自然經濟屬性的“小農經濟”的歷史作用。
通過我們對歷史發展和長期實踐的觀察思考,可以得到這樣一個較為準確的認識判斷:家庭經營形式作為一種經濟組織形式,作為農業生產活動內容的承載工具,可以是為滿足自己需要而進行生產的自然經濟,也可能是商品小農;家庭經濟在傳統農業階段是小規模的自然經濟或商品經濟,但在現代農業階段,它也可以是適度規模的家庭農場,但絕不能界定它只能是小規模的。由于農業家庭生產組織形式具有適宜于農業初級產品生產過程特征的合理性,因此作為一種生產組織形式,它可以存在于不同歷史時期容納不同的生產手段,為著不同的生產目的,并可以和不同的所有制實現有機統一。
第一,家庭作為一種生產組織形式、農業生產活動內容的承載工具,可以是為滿足自己需要而進行生產的自然經濟,也可以是半自然半商品復合性質的經濟,還可以是完全商品性質的經濟。這種雙重性質的小農經濟也存在于 中國封建社會乃至近現代各個時期。近代以來,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社會交換的擴大和專業化程度的加深,各種商品農戶普遍發展。權且不論西歐,就中國近代以來農村各地都相繼出現農產品專業化生產的趨勢,形成區域性的、專業生產農戶。尤其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我國新時期商品市場經濟時代背景下,農村已廣泛全面發展起了農戶商品經濟。
第二,家庭作為一種生產組織形式,可以容納不同的生產力,更不排斥先進的生產手段。從中世紀的鐵器工具到近代的半機械化工具,再到現代機械化工具、良種、化肥、農藥等一切現代科技手段的應用,農戶組織形式表現出巨大的張力,吸納著一切先進的生產要素,豐富著自身的內涵,使其由傳統小農向現代農業經營者及家庭農場轉化。
【關 鍵 詞】小農經濟/公共產品供給/二元結構
【 正 文】
一、土地制度和小農經濟：“二元均衡”經濟結構的形成和變動趨勢
西方制度經濟理論指出，不同的產權安排會導致不同的制度績效。因此，以制度經濟學理論分析中國傳統農業社會中農業經濟效率時，必須考察特定的產權安排背景。事實上，在經營方式和效率等方面，中國傳統農業所體現出來的特點，與其特有的土地產權制度有著極強的相關性。
中國傳統農業社會里，在土地私有和自由買賣合法的制度安排下，土地的兼并成為一種不可抑制和逆轉的必然趨勢。兼并者為了從土地資源中獲取更多的地租收益，有最大限度擴大土地規模的激勵。在一定的技術生產條件下，他會選擇能夠最大化其地租收益的人地結合比例，這與資本主義中企業家行為選擇存在著相似之處，就是以最佳的規模來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標。大土地所有者會根據土地占有的多少，規模的大?。俣夹g條件是一定的），來決定租佃或雇傭勞動者的多寡，吸納或滲出農業勞動者，產生如傅筑夫將中國的土地兼并與英國的圈地運動比較研究后指出的，土地私有和兼并造就了大量的農業無產者，使中國的租佃關系中土地所有者一方能夠對租稅進行極端索取，對農民殘酷剝削，農民只有以此作為交換才能與土地相結合，從而“在形式上也形成了像鳥一樣無拘無束的無產者”。［1］
這些農業無產者失去生產資料又不能全部被大土地所有者吸納，就產生了極大的生存危機。由于當時生產力發展的限制，城市工商業不夠發達，農業中產生的相對過剩人口沒有渠道滲出，游離在生產領域邊緣，成為社會動蕩的根源和威脅統治者生存的一個群體。因此，國家就必須擔負起安置流民的責任。而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就是將國有土地平均分割，給無地農民經營。這就是均田制，中國傳統農業社會中一種最有代表性和典型性意義的土地制度安排。國家將國有土地平均分配給他的編戶齊民，一方面是為了保證穩定可靠和最大限度的租稅來源，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對政局穩定和國家安全方面的考慮。當國家使土地承擔起這種農業失業人口“蓄水池”的功能時，對于人地結合的比例是否為一定技術前提下的最佳規模，可能考慮的就會比大土地所有者欠缺得多。
馬克思在論述這種小農經濟時說：這種生產方式是以土地及其他生產的分散為前提的，它既排斥生產資料的積聚，也排斥協作，排斥同一生產過程內部的分工，排斥社會對自然的統治和支配，排斥社會生產力的自由發展。它只同生產和社會的狹隘的自然產生的界限相容。［2］小塊土地所有制按其性質來說就排斥社會勞動生產力的發展、勞動的社會形式、資本的社會積聚、大規模的畜牧和科學不斷擴大的應用。［3］據此，長期在我國史學界就有觀點認為，這是我國傳統農業社會經濟長期停滯不前、不能發展的根源，甚至造成了對現代化進程的阻礙。
近年來開始出現其他角度的分析，認為這樣的經營特點造成了高效的農業，對傳統農業社會的經濟繁榮作出了貢獻。趙岡就認為家庭農場是農業生產較合適的經營方式。一來是農業生產所要求的最佳規模不大，二來因農業生產的特性決定的：首先，農業生產工作的監督很難，因此監督費用會比其他產業部門高很多。其次，農業生產周期長，農業耕作的各個環節工作質量無法按規定的標準來逐一檢查，各環節步驟質量的好壞，只能從最后收成的好壞多寡體現。這樣一來，家庭農場因依靠家庭成員而具有可靠的激勵機制，比大規模農業生產要有較大的優勢。這種以家庭為經營單位的耕作方式，是在井田制私田經營中，以及土地私有后自發形成的經營方式。國家在為了安置個體家庭分配土地給無地農民的均田制度中，沿襲了這種經營方式。對于大土地所有者，多采用租佃制方式將土地租給佃農，尤其是土地規模大時，也同樣體現出大土地所有和小土地家庭經營的特點來。雖然在后期土地經營中出現了雇傭制，但是根據考證對于租佃制或雇傭制的選擇中，雇傭制的替代與土地所有者性質與其土地規模大小雖有一定的相關性，更重要的卻是來源于農業生產技術水平的提高。
傅筑夫認為在中國，土地兼并導致的土地所有權的集中，伴隨的是經營規模的不斷縮小，經營方式的更加分散。有經濟學家稱之為中國農業經營的“過密化”。這種特色的小農經濟在中國歷史上能長期占據主導地位，是依靠國家的支持實現的，這種支持一方面體現在國家通過政策（如均田、摧抑兼并等）穩定保持土地產權結構和經營方式上，另一方面，在農業領域中國家主動承擔起了具有公共產品性質的技術創新和推廣、水利設施建設等方面的職能，也成為小農經濟在中國歷史上長期興旺發達的重要原因。
二、公共物品的供給與小農經濟的保障
1.傳統農業中的技術創新和信息傳播
前文論及土地私有和自由買賣的合法化對農業產生的影響，首先是產生出大量的與土地相脫離的“自由人”。這些人的存在會對政權的穩定帶來嚴重的威脅，更重要的是，當時的農業生產水平，也還難以提供如此多的剩余產品養活過剩人口。因此，一方面為了保證國家政權的穩定安全，“授田與民”來達到“人得耕種，不得買賣，以贍貧弱”的目的，另一方面為了能從產出中提取更多的租稅收入，統治者對于能夠提高授田農戶勞動生產率和農業產量的技術創新和推廣十分重視。為此，各朝統治者都不遺余力地鼓勵推廣使用先進的農業技術和新的工具，通過提高土地單位面積的產量來增加總的產量。在土地授民的基礎上，推廣農業技術和指導農業生產成為了歷朝歷代統治者責無旁貸的職能。
反觀中國農業社會經濟史，農業技術的發明、使用和推廣都深深打上了國家行為的烙印。早在漢武帝的時候，就曾在全國范圍內由政府倡導新技術和新工具的采用，大力推廣犁耕和新的耕作方法（代田制和區田制），是中國歷史上首次由政府出面在全國推動農業生產方法的轉變，從而在短期內普及了新的技術，并迅速提高了農業產量，使中國農業生產就此走上精耕細作的道路。
國家以完備的層級官僚體制為依托，承擔起技術創新和推廣的主要責任，在客觀上部分地替代了市場形成的自發力量。以至于有些學者認為，中國封建地主政權雖然不是由于管理水利灌溉而出現的東方專制國家，但在實行重農政策，保護小農經濟時，卻類似地采取了一系列直接促進農業生產的措施。在國家干預下的幾次重要的農業耕作工具的發展推廣使用，先進的耕作方法傳播普及速度之快，范圍之廣，足以證明這種方式對于市場自發形成的傳播機制有很好的替代性。
同以上分析相映證的是，在我國傳統農業技術創新和傳播中，最活躍的行為主體是統治者在各區域中對農業生產負責的人，某些朝代稱之為農官。據史料記載，很多當時先進的生產工具、耕作技術的創新也多是來源于他們的聰明才智。他們集農業生產者、技術使用者和租稅收入執行者于一身，既有農業生產的實踐經驗，又兼有國家賦予的提高生產率的職責，是當時最具有創新動力和創新能力，以及傳播動力和傳播能力的行為主體。固然有提高國家收入的意圖，但這種模式對于傳統農業社會的經濟增長有很高的貢獻率。這也可以看作是國家為了換取收入而向在國有土地上勞動者提供的一種服務。
隨著國家經濟控制權力被削弱和侵蝕，均田制度的逐步瓦解，這種技術創新和傳播的信息體系也因之解體了。因此在中國傳統農業社會后期，農業生產技術方面再沒有發生什么重大的突破，更多地是對原有技術體系的細化和完善。相較于國家主導型的技術創新和推廣機制而言，這一階段農業生產效率和產值的提高，更多地體現了市場化導向的特征。
2.基本農田水利設施的供給
小農經濟細微的生產組織和廣泛的地理分布不僅帶來了農業生產上技術變革的麻煩，而且使得“公共物品”——水利工程灌溉設施及運輸倉儲等方面產生了先天供給不足的缺陷。對于自然條件不穩定、不平衡的農業大國，為了提高農業生產水平、保障穩定的農業產出和防止因天災引起的農業波動，統治者以其所獲取的租金中的一部分用于向社會提供必須的服務。這類服務的特征是必須有龐大的資金支持，有序的協作、計劃和組織，復雜的技術和相應的大規模的勞動投入，這是國家機器所擁有和擅長的能力，可以憑借整個國家掌握的資源和權力作為支撐。
固然小農個體都可以意識到這類物品的供給對其再生產的重要性，但由其能力和性質決定，組織一個系統工程所需要的交易成本（組織費用、談判、磨擦等等）足以破滅任何一個自發的小農組織下的雄心壯志。因此在初期，這類物品的供給是完全依賴國家意志來實現的。尤其是在各朝發展農業的初期，中央集權的力量最為強大時，往往伴隨著大規模、大投資的水利系統工程的進行。從漢武帝至三國期間，各政權都曾普遍興修水利。這有助于我們觀測國家在對經濟資源控制力比較，對其“編戶齊民”的授田者的經濟效率既承擔后果（獲取所有權收益租金與稅收）又負有責任（經濟增長和社會安定）時，大型的水利工程、灌溉設施等有穩定、周期性和地域性增長的現象。
由于水利工程的供給是以大規模、大系統、大協作、大投入的方式組織起來的，這樣的國家供給部分替代了農戶個體可能需要的投入。對于經濟能力弱小、缺乏應對危機和風險能力的小型家庭農場，提供了較高層次的生產保障，使他們比較容易在現實復雜多變的自然環境下生存。這樣小規模、家庭經營、簡單協作、小投入的生產方式與大規模、系統組織、高度分工協作、大投入的公共物品的供給相配合，宏觀上減弱并消解了可能因缺乏此類供給而帶來的農業生產風險和經濟波動，提高了農業整體產出效率和生產水平；微觀上為小型家庭農業的存在和延續提供了必要的保障，防止了小農階層的迅速分化，使小規模的家庭農場在兼并和自由買賣的威脅下，有可能維持最低限度的再生產，降低了自耕農階層瓦解的可能性。
一方面是國家機器上精密先進極具現代生產經營特點的系統工程，另一方面是大量分散細小的家庭農耕方式的簡單生產單位；不同于劉易斯二元經濟中兩部門的劃分和兩者間存在的巨大勢差和隔離，他們都統一在中央集權的農業經濟體系中。這兩個規模、形式全然相反的二元結合在一起，創造了中國傳統農業社會農業生產的高效率，維護了農業經濟的穩定性。
與技術擴散的特征相類似，我們可看到隨著國家所有的土地的削減，國家“授田于民”的能力喪失，以及由此產生的財政收入的銳減，在傳統農業社會后期（宋后），由政府規劃實施的大型的農田水利設施寥寥無幾。后期農田水利設施建設主要致力于既有水利設施的修復與改善。這一時期可數的較大規模的工程多是在天災人禍的背景下被動實施的，而且往往因為對人力、物力和正常耕作的妨礙而受到相關利益階層、豪強貴族的阻撓，最終半途而廢。對原有水利設施的修修補補就成為這一階段水利建設的主流。
其次，中小型水利工程的興起和水利環境的破壞相伴。中小型水利工程的興起與國家權力向地方權力，主要是人口、土地和財力資源各方面的轉移和分化直接相關。同國家追求的經濟目標相似，地方政府和地方豪強對地方農業經濟發展的責任和自身利益極其關注，使區域性、小范圍的水利設施建設既成為必要又成為可能。但與此同時，由于私有權（大土地私有和小土地私有）的強化和國家控制力的減弱，使土地利用方面的短期行為大量滋生。太湖流域就曾因豪強任意兼并和圈圍，個體農民自筑騰岸止水旱，使得大圩田被分割為零亂的小圩，使塘埔圩田系統始終未得到有效的改變。
這種由于缺乏統一規劃、混亂無序導致的農業基礎設施的破壞，用現代經濟學觀點可以解釋為“個體理性導致的集體非理性”以及“公共物品提供中的市場失靈”。徐浩在解釋為何中國華北農業由先進變為落后，在清代農業勞動生產率呈現出停滯和下降趨勢時，認為農田水利失修是最根本的原因。農田水利失修造成水旱災害，使農民生命財產被破壞，是對農村宏觀經濟運行的周期性打擊，即使在一般年景也使農業水平下降，糧食單位產量普遍偏低?！昂臃啦簧?，廬舍難保，水利未興，耕鑿何賴，試觀歷年以來土地之肥瘠，煙村之多寡，以及小民之貧富，大半均由河防水利之所致，合境大利大害無過于此?！保? ］但我們也不能小視在這一過程里中心工程中私人投資興起的意義，這是當國家財力有限卻又需要提供必需的公共物品時，逐漸發展出的一種公私合作的權宜之計。它以給予合作投資個體某種優惠政策為前提，同時投資個體往往也是當地土地所有大戶，當這種合作觸犯到其自身利益時，工程往往就會半途而廢。
由于國家勢力的變動和土地所有權結構的變動，這種“二元均衡”在中后期尤其是均田、屯田逐漸縮小的趨勢下，逐步失去了存在的基礎。隨著這種小農經濟中個體農業經營和國家保障的“二元結構”逐步退出歷史舞臺，體現并加劇了傳統農業經濟及其經營模式的逐步分化衰落，直至被現代農業技術和生產方式所替代。
參考文獻
［1］傅筑夫.中國古代經濟史概論［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
［2］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中圖分類號F30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2-2104（2013）09-0100-07
保障糧食安全是國家安全的重要戰略，2004年以來，中國政府相繼出臺了糧食直接補貼、農資綜合直補、良種補貼、農機具購置補貼等一系列的政策措施。理論上講，糧食補貼政策有利于提高農民種糧積極性，促進糧食增產，但是實際效果能否達到理論的預期效果一直存在較大的爭議。有些學者認為糧食補貼政策的實施效果顯著，有的學者認為糧食補貼政策的實施效果甚微，究竟其原因，除了研究方法以及調查樣本選取上的差異以外，還有就是對糧食補貼政策如何影響農戶生產行為的問題認識不清。本文試圖從理論和實證兩個層面分析現行糧食補貼政策的作用路徑和產量效應，據此提出相關的政策建議。
1研究進展
糧食補貼政策實施以來，政策的實施效果成為相關學者關注和爭論的焦點。多數學者研究認為糧食補貼政策達到了提高農民種糧積極性，促進糧食增產的效果。糧食補貼政策最直接的效果就在于調動農民的種糧積極性，糧食供給量大幅度增加[1-3]；張海陽、宋洪遠[4]和張照新、陳金強[5]的研究表明糧食補貼政策對恢復糧食生產、保障國家糧食安全起到了明顯的成效；，劉鵬凌、欒敬東、蔣學雷、孫東升等[6-7]則認為糧食補貼政策達到了農民滿意、政府滿意的效果。
但也有學者認為，低水平的糧食補貼對提高農民種糧積極性，對糧食增產的作用不明顯。糧食補貼政策對提高農民種糧凈收益有一定的作用，但由于目前補貼水平過低，不足以調動農民種糧積極性[8-10]；糧食直接補貼政策無論采取何種補貼方式，對糧食產量的影響都不大[11]；糧食補貼政策的增產目標與增收目標沒有有效耦合[12]；尤其對于“脫鉤”的補貼政策，難以實現理論上對糧食生產的刺激作用[13-14]。
糧食補貼政策對促進糧食增產究竟起到多大的作用，需要從糧食補貼政策的作用路徑進行深入研究，分析糧食補貼政策對農戶糧食生產行為的影響，然而，現有的研究文獻明顯缺乏對糧食補貼政策作用路徑的分析研究。在研究視角上，尚未充分關注糧食補貼政策誘發的農戶生產要素投入變化及其對提高糧食產量的影響效應。在研究方法上，大都基于統計數據和調研數據的描述性分析，僅有少數學者采用計量經濟學分析方法，但把糧食補貼作為政策虛擬變量，也沒有考慮到具體的糧食補貼水平。鑒于此，本研究基于農戶行為經濟學理論，構建了農戶生產行為決策理論模型，闡述糧食補貼政策的作用路徑，在此基礎上，基于安徽省381戶農戶微觀調查數據，采用擴展的C-D生產函數實證檢驗現有的糧食補貼水平對農戶糧食增產的影響，并據此進一步提出相關的政策建議。
2理論模型
農戶是糧食生產的行為主體，其種糧行為受到國家糧食補貼政策的影響，對農戶種糧行為的影響主要體現在農戶對糧食生產的要素投入上。糧食補貼政策是國家向農民發出了鼓勵和重視糧食生產的信號，旨在提高農民種糧積極性，達到糧食增產和農民增收的目的。那么，作為理性經濟人的農戶，對國家的糧食補貼政策將會做出怎樣的反應？會加大對糧食生產的基本要素（土地、勞動力、資金）的投入嗎？本文將構建農戶糧食生產決策行為的理論模型，分析糧食補貼政策對農戶種糧行為的影響，闡述糧食補貼政策的作用路徑。
2.1對農戶種植決策行為的影響
農戶種植行為決策的理論模型考察的是，作為理性經濟人的農戶，在耕地資源約束條件下追求收益最大化[15]。假定農戶僅僅種植糧食作物和經濟作物，大部分用于市場出售，市場價格為外生變量，分散的農戶只是價格的接受者；農戶對種植結構的調整不存在進入和退出障礙，作物的產量和成本與種植面積和其他要素投入有關，而且在耕作技術不變的情況下，要素邊際成本等于其平均成本；糧食補貼與種植面積有關，看作是種植面積的函數。
基于上述前提假定，可以得到農戶收益的目標函數：
2.2對農戶投資決策行為的影響
農戶投資決策行為是在資金總量一定的條件下，在多個生產項目之間進行投資優化組合的過程。在不失一般性和現實性的條件下，假定農戶的經濟活動僅為兩種，糧食生產和其他經濟活動，其他經濟活動包括從事糧食以外作物的生產和外出打工活動；農戶對糧食市場價格、農業生產要素價格以及非農就業機會相關信息充分了解，并按照市場價格信號進行投資決策，實現收益最大化；農戶的生產行為是資本和其他要素投入的函數，其他要素資源數量豐富，農戶投資決策行為僅受到資本的限制。
根據上面的前提假設條件，農戶生產活動的收益為：
Y=P?Q（K1，E1）+Y2（K2，E2）（5）
其中，Y為農戶的總收益，包括從事糧食生產獲得的收益和其他經濟活動所獲得的收益。P為糧食市場價格，Q（K1，E1）為糧食產量，糧食產量是糧食生產的資本投入（K1）和其他要素投入（E1）的函數。Y2為除糧食生產以外的資本投入（K2）和其他要素投入（E2）的函數。
S.T.K1+K2≤K（6）
K表示農戶家庭可以利用的總資本投入量。
求解上述農戶收益最大化的問題，得到：
[JZ（]P?Q/K1=Y2/K2[JZ）][JY]（7）
式（7）中，P?Q/K1為糧食生產中資本的邊際產品價值，即糧食生產的資本投入邊際收益；Y2/K2為農戶從事其他經濟活動中的資本投入的邊際收益。根據我國現行的糧食補貼操作方式，分別討論不同糧食補貼方式下的農戶投資決策行為：
（1）按照農業計稅常產和計稅面積補貼。這種補貼方式屬于脫鉤的農業補貼，雖然不會改變農戶在糧食生產領域和其他經濟活動領域的投資邊際收益水平。但是，這種補貼可以增加農戶的收入水平，可能會在一定程度上增加農戶的糧食生產投資。
（2）按照糧食實際種植面積補貼。這種補貼方式屬于掛鉤的農業補貼，農戶糧食種植面積越大獲得的糧食補貼金額越多。在其他條件保持不變的情況下，糧食補貼相當于提高了農戶糧食生產中的資本邊際收益水平，激勵農產擴大糧食種植面積。
（3）按照種糧農民向國有糧食企業出售的糧食數量進行補貼。這種補貼方式相當于提高了糧食市場的銷售價格，提高了糧食生產的資本邊際收益水平，利激農戶將資本從其他經濟領域轉移投入到糧食生產領域，并且努力尋求提高糧食產量，獲得更多的國家糧食補貼。
綜上所述，糧食補貼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刺激農戶增加糧食生產物質資本投入。
2.3對農戶勞動分配決策行為的影響
農戶勞動分配決策行為是在勞動力資源總量一定的條件下，在農業勞動、非農業勞動以及閑暇之間優化配置勞動時間，以達到家庭效用最大化的過程[16]。假定農戶全部時間可以在農業勞動、非農業勞動以及閑暇之間分配，農戶最優的時間分配是時間的邊際價值在這三個部門相等。
根據基本假設條件，得到基于農戶效用最大化方程為：
MaxU=U（Y，L）（8）
時間分配約束為：
[JZ（]T=L+H+F，[JZ）][JY]（9）
預算約束為：
pyY=wH+pfYf-wfXf+V（10）
其中，U表示效用；Y表示消費品；T表示農戶家庭的時間稟賦；L表示農戶的閑暇時間；H表示農戶的非農勞動時間；F表示農戶的農業勞動時間；py表示消費品Y價格；w表示非農勞動工資率；pf表示農業產出Yf價格，wf表示農業投入品Xf價格，投入品主要包括種子、化肥、農藥、農膜、農業機械、農用柴油、土地租金等；V表示政府的糧食補貼，糧食補貼收入看作是農戶非勞動收入。
農業產出的生產函數構成了生產技術條件，生產技術條件約束：
Yf=f（F，Xf，C，Lf，R）（11）
農戶的農業產出函數由農戶農業勞動時間投入、物質資本投入、人力資本、土地投入以及當地客觀環境資源等因素決定。其中，C分別表示戶主的人力資本水平；Lf表示農戶土地種植面積，包括自有土地和租賃土地；R表示地區環境特征，如地理位置、氣候條件、土壤條件等。
將生產技術條件（11）代入預算約束（10）中，得到一般的約束條件：
pyY=wH+pff（F，Xf，C，Lf，R）-wfXf+V（12）
將農戶的非農業勞動時間（H）、農業勞動時間（F）、閑暇時間（L）對糧食補貼（V）一階求導，得到如下方程式：
[SX（]H[]V[SX）]=-1/w
[SX（]F[]V[SX）]=（pf?f/v+1）/w>0，
[SX（]L[]V[SX）]=1/w>0（13）
從上式可以看出，糧食補貼（V）與農戶非農勞動時間（H）之間存在反向關系，與農業勞動時間（F）、閑暇時間（L）之間存在正向關系。表明獲得糧食補貼的農戶將減少非農業勞動時間，而增加農業勞動時間和閑暇時間。
3實證分析
糧食生產研究一直是農業經濟學領域的重要課題，許多學者曾從不同的角度或采用不同的方法對此進行了大量研究，其中關注于糧食補貼政策對糧食生產影響的實證研究較多，但多數將補貼政策看成是虛擬變量（候玲玲，穆月英等，2007年），沒有考慮糧食補貼對農戶糧食生產要素投入行為的影響。本文根據調研獲得的農戶糧食補貼數據，采用擴展的CobbDouglass 生產函數測算糧食補貼政策對農戶糧食增產的貢獻。
3.1變量選取
理論上講影響糧食產量的因素很多，這些因素基本上可以分為兩大類：第一類是影響糧食產出的直接因素，如土地、勞動、肥料、機械、農藥等的生產要素投入；第二類是影響糧食產出的間接因素，如政策、制度、技術進步、農產品（生產資料）的價格等。間接因素主要通過影響直接因素而影響糧食生產，政府制定的糧食政策旨在通過影響農戶生產要素投入行為，達到調控糧食生產的目的。根據以往文獻對糧食生產影響因素的研究以及實地調查情況，本文選擇如下變量作為影響農戶糧食產量的解釋變量：
（1）土地是農業生產中最主要的投入要素，直接影響農業的產出，本文以每戶糧食實際種植面積來衡量。糧食種植面積是解釋糧食產量變化的一個關鍵變量，理論預期這一變量對糧食產量存在正的影響。
（2）勞動力是糧食生產的主體，也是影響糧食生產的重要因素之一。農業勞動時間作為最基本的生產投入要素，直接影響農業的產出，本文以每戶本年內農業勞動投入時間來衡量，理論預期對糧食產量存在正的影響。
（3）資本是農業生產過程中必備的投入要素，農業物質資本投入的結構和數量顯著影響農業的產出量。本文以每戶本年內農業基本生產資料成本來衡量農戶的農業物質資本投入，理論預期對糧食產量有正的影響。
（4）糧食補貼作為政策變量，是本研究關注的核心解釋變量。糧食補貼政策在一定程度影響農戶的生產要素配置行為，激勵農戶加大對糧食生產的要素投入，對糧食產出有重要的影響。本文以畝均補貼水平來衡量，理論預期對糧食產量有正的影響。
（5）農民作為理性經濟人追求家庭收入（效用）最大化，非農收入的比較優勢直接影響到農戶的農業生產要素投入行為。本文以上一年家庭人均非農收入來衡量，預期對糧食產量有負的影響。
（6）農業生產要素成本的上漲直接影響到下一期的農業生產投入，農戶在綜合考慮農業生產的成本和收益的基礎上，決定下一期的農業生產投入規模。本文選擇上一期化肥、農藥等農資價格平均上漲幅度來衡量，理論預期對糧食產量有負的影響。
（7）其他變量包括農戶的家庭特征（如人口、收入等），戶主的個人特征（年齡、受教育程度、健康狀況、農業技能等）以及本地區的非農就業狀況和地勢特征等。
3.2實證模型構建
本文擬采用CobbDouglas雙對數糧食生產函數模型實證檢驗糧食補貼政策的產量效應。在實證模型中以“農戶的糧食產量”作為模型的因變量，選擇“農戶的糧食種植面積”、“農戶的農業勞動投入”、“農戶的農業物質資本投入”、“農戶畝均糧食補貼”、“農戶上一年人均非農收入”、“化肥、農藥等農資的價格上漲幅度”和“其他因素”作為解釋變量；另外，根據糧食補貼政策對農戶種糧行為影響的路徑分析，模型中設置補貼政策與要素投入水平的交互變量。實證模型基本結構如下：
3.4模型估計結果與分析
本文基于糧食主產區安徽省381戶農戶微觀調查數據，運用Ewiews5.0軟件，采用加權最小二乘法（WLS）對上述實證模型進行回歸計算，得到的具體結果如表3所示。
從模型估計結果來看，F統計值為66.956，通過1%的顯著性水平檢驗，雖然調整后的可決系數R2只有0.696，但對于截面數據來說可以接受。另外，根據解釋變量相關系數矩陣計算結果，變量之間的相關系數均在0.4以內，多重共線性問題能夠控制在有效范圍內；異方差White通過顯著性檢驗，模型估計不存在嚴重的異方差現象。模型整體估計結果較好，估計系數可靠性較強。
糧食補貼政策變量是本文研究的核心解釋變量，畝均糧食補貼對農戶糧食產出有顯著正向影響。畝均糧食補貼的彈性系數達到了0.056，且通過1%的顯著性水平檢驗，畝均糧食補貼水平提高1%，將促使農戶的糧食增產0.056%，說明糧食補貼政策對實現糧食增產的潛力很大。
糧食補貼政策對農戶的種糧行為有重要的影響，本文用糧食補貼與糧食生產要素投入的交互變量來反映這一關系。從模型的估計結果來看，畝均糧食補貼與糧食種植面積的交互項
ln[WTBX]（Subsidy）*ln（Land）
的系數為0.169，通過1%顯著性水平檢驗，說明糧食補貼政策通過影響農戶的種植決策行為來影響農戶的糧食生產，激勵農戶增加土地投入促進糧食增產；畝均糧食補貼與農業物質資本投入的交互項
ln[WTBX]（Subsidy）*ln（Investment）
的系數為0.109，通過1%顯著性水平檢驗，說明糧食補貼政策通過影響農戶的投資決策來影響農戶的糧食生產，激勵農戶增加糧食生產物質資本投入促進糧食增產；畝均糧食補貼與農業勞動的系數為0.076，且未能顯著性水平檢驗，這與理論假設不一致，究其原因可能是目前的糧食補貼水平還不足以顯著改變農戶勞動時間分配行為，另外勞動投入本身對產出的影響也不顯著。
從各變量系數t值顯著性檢驗來看，糧食播種面積、畝均物質資本投入對農戶糧食產量有顯著的正影響。其中每增加1%的糧食種植面積，糧食產量增產0.875%；每增加1%的畝均物質資本投入，糧食產量增產0.279%。本地非農就業機會，家庭總人口對農戶糧食產量有正的影響，且分別通過10%和5%的顯著性檢驗。本地地勢特征對糧食產量的影響為正值，這是因為地勢特征是反映耕地質量的一個重要指標，而耕地質量對糧食產出有重要的影響。
農業勞動時間投入、農資價格上漲幅度的估計系數在方程中為負值，且都未能通過顯著性水平檢驗，這可能是因為農業勞動投入存在浪費現象以及農資需求價格彈性為剛性有關。戶主年齡、健康狀況對糧食生產沒有顯著影響，這可能與現代農業生產方式有關，現代農業生產基本上機械化作業，從播種到收割基本上都是機械作業，對參與農業生產的勞動力具體要求不高，從實地調查也可以了解到參與農業生產的大多數都是中老年人。
4結論及政策建義
實證分析結果表明，糧食補貼政策對促進糧食增產的潛力和空間很大，畝均補貼水平提高1%，將使農戶的糧食產量增量提高0.056%。另外，畝均糧食補貼與糧食種植面積、物質資本投入交互變量的系數分別達到0.169和0.109，說明糧食補貼政策可以通過影響農戶的種植決策和投資決策來影響農戶的糧食生產，實證檢驗了糧食補貼政策的作用路徑。
基于實證研究的分析結果，本文得出如下的政策含義：
第一，進一步加大糧食補貼力度。實證分析表明糧食產量的影響因素主要是糧食補貼、物質資本投入以及播種面積；但是，由于土地的有限性，目前靠增加播種面積實現產量增加的空間不是很大，物質資本雖影響較大，但單憑農民的投資實力還是有些薄弱，相比之下，糧食補貼政策對實現糧食增產的潛力和空間非常大。因此，需要進一步加大糧食補貼力度。
第二，糧食補貼政策必須與農資價格市場監管相配套。農資作為糧食生產的必備生產要素，且需求價格彈性呈現剛性，隨著農資價格的上漲，農民的種糧收益在減少，極大地影響到農民種糧的積極性，對糧食生產具有很強的負面效應。因此，政府在實行糧食補貼政策的同時，必須加大農資市場的監管力度，切實保護種糧農民的收益。
第三，加快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鼓勵農村實行土地流轉。我國農業勞動投入存在浪費的現象，勞動的邊際產出彈性系數為負數；另外，土地的小規模經營也限制了糧食增產的潛力。因此，積極加快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流轉，鼓勵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流轉，糧食補貼政策可以適當向種糧大戶傾斜，鼓勵承包大戶種植糧食，提高糧食補貼政策的實施效果。
參考文獻
[1]鄧小華.糧食流通體制改革的經濟效應分析―以安徽省來安縣、天長市糧食補貼改革試點為例[J]. 農業經濟問題，2004，（5）：64-66.
[2]韓喜平，荔. 我國糧食直補政策的經濟學分析[J]. 農業技術經濟， 2007，（3）：80-84.
[3]段云飛. 應對糧食直接補貼績效問題建立制度創新機制研究[J]. 財政研究， 2009，（2）：60-62.
[4]張海陽，宋洪遠. 農戶的種糧行為與政策需求―對糧食主產區6縣市300多個農戶的調查分析[J].改革，2005，（4）：54-60.
[5]張照新，陳金強.我國糧食補貼政策的框架、問題及政策建議[J].農業經濟問題，2007，（7）：11-17.
[6]劉鵬凌，欒敬東.安徽省糧食補貼方式改革效果的調查與分析[J]. 農業經濟問題， 2004，（9）：16-19.
[7]蔣學雷，孫東升，肖海峰. 新農業政策的經濟影響分析[J]. 農業經濟問題， 2005年增刊： 95-102.
[8]梁世夫.糧食安全背景下直接補貼政策的改進問題[J]. 農業經濟問題， 2005，（4）：4-7.
[9]，譚向勇. 糧食直接補貼政策對農民種糧凈收益的影響分析―以安徽省為例[J]. 農業技術經濟，2006，（1）：44-48.
[10]張建杰. 糧食主產區農戶糧作經營行為及其政策效應. 中國農村經濟， 2008，（6）： 46-54.
[11]王姣，肖海峰. 中國糧食直接補貼政策效果評價[J]. 中國農村經濟， 2006，（12）：4-12.
[12]田建民， 孟俊杰. 我國現行糧食安全政策績效分析[J]. 農業經濟問題， 2010，（3）：11-15.
中圖分類號：F32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854X（2012）06－0036－08
一、相關文獻綜述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農業增長突飛猛進，書寫了“以世界7%的耕地養活世界22%人口”的神話；與此同時，農業還有力地支撐了國民經濟的高速增長，農民也為國家建設作出了重大貢獻①。但是，中國農業在從粗放型增長向集約型增長轉變的道路上，仍然任重道遠。當前中國農業的增長基本還是屬于“投入型增長”，高速的農業增長以更高速的資源耗費為代價而獲得②。21世紀以來，我國主要農產品的消費結構、供求狀況、成本價格、國際競爭力等都發生了巨大變化，農業的外貿貢獻時代在2004年已經基本結束，農業發展環境和食品安全等問題開始凸顯，轉變農業增長方式已迫在眉睫。
由于農業增長方式轉變的意義重大，上世紀90年代以來就不斷地有學者就此問題展開了卓有成效的研究。萬寶瑞對我國農業增長方式轉變的必要性、有利條件、思路與對策進行了宏觀探討，指出要抓住農業科技進步和結構優化這兩個根本，加快農業增長方式轉變③。此外，科技進步和制度因素作為促進農業增長方式轉變的重要途徑，也得到了許多學者的關注和研究④。孔祥智等通過對2001-2010年中國農業政策的總結，探討了現階段的城鄉統籌與農業增長方式轉變，認為農業增長方式的基本走向是依靠科技進步推動農業發展，推進農業經營體制創新，推動技術、資本要素向農業配置⑤。除了上述規范研究外，王玉梅等還利用宏觀統計數據對我國農業增長方式轉變進行了實證分析，嘗試著進行農業增長方式轉變的測定⑥。而在國際比較方面，張宇萍等介紹了國外農業經濟增長的相關理論及其演進，并闡述了其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基本經驗⑦。
從已有的研究成果看，雖然探討農業增長方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的重要性、衡量指標、影響因素、對策建議是十分必要的，但容易陷入就“轉變”談“轉變”的陷阱之中，而對農業增長方式轉變背后的驅動力量及新階段農業增長方式的外在特征缺乏系統、全面的分析。此外，我們常說的農民收入增加，其實很大程度上是指脫離農業但仍然保有農村戶籍的人員工資收入增加，并不反映以農業為主業的農戶收入的增加；或者說，我們是拿一部分非農居民收入的增長用來夸張地表述農民收入增加，而非農業增長⑧。長此以往，必然會使研究對于構建一個良好的農業增長方式轉變的政策支持體系出現“失語”和“有心無力”。
*本文系2011年度農業部軟科學研究項目“農業農村發展階段性特征及發展趨勢研究”（項目編號：201104）的階段性成果。
要討論農業增長方式的轉變問題，我們必須首先關注農業增長的動力所在。過去的研究表明，許多因素共同構成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農業增長的動力，如的實施⑨、農業技術進步⑩、食品消費結構改變帶來農業結構調整而引發的隱性農業革命{11} 等都促進了改革開放后中國農業的增長。然而，從古典經濟學的理論來說，分工是勞動效率提高和財富增長的重要源泉，農業勞動生產力增進總是跟不上制造業勞動生產力步伐的原因，也許就是農業上所使用的所有不同種類的勞動還沒有達到像制造業那樣的完全分工{12}；所以，想方設法提高農村、農業和農民的分工水平可能將是當前中國小農經濟效率改進的基本思路之一{13}。比如，通過農業生產活動與農業經營活動的合理分工，農戶可以專心于農業生產，而將其它農業經營活動，例如農業生產投入品的采購，新技術的選擇，信息的獲取，產品的分級、包裝、加工、貯藏、運輸、營銷以及品牌化等分離出去，由其他專業的個人或組織來統一經營與服務，則中國也許可以走出一條生產小規模、經營規模化的現代農業發展道路{14}。
Smith Adam在《國富論》一書中開篇便以制針業的發展來闡明分工的意義，并提出了分工的三種好處：（1）勞動者的技巧因業專而日進；（2）由一種工作換到另一種工作，通常須損失不少時間，有了分工，就可以避免這種損失；（3）許多簡化勞動和縮減勞動的機械的發明，使一個人能做許多人的工作{15}。楊小凱在其著作《新興古典經濟學與超邊際分析》中也是開篇就著重論述分工的意義，他通過中國農民蓋房與美國農民蓋房的效率比較，來說明分工與專業化程度不同帶來了經濟效率的巨大反差{16}。回到農業領域，農業生產的自然性、周期性和空間分散性，使家庭經營成為農業生產最有效的組織形式{17}；實施以來，農戶家庭生產的優越性也已經得到實踐的檢驗與理論界的廣泛認可。也就是說，理論和實踐都證明了讓家庭生產解體的分工方式是得不償失的；而在農業經營方面，通過一定程度的分工則可以做很多文章，并使其成為新階段農業增長方式轉變的驅動力量。
一、農民行為的一般性和特殊性
行為是指行為主體為了滿足自身需要所確定的目標以及為實現這個目標而采取的活動過程。農民的經濟行為，指農民為了滿足自身經濟需要所確定的目標以及為實現這個目標在物質資料生產活動過程中所采取的一系列活動過程（嚴瑞珍，1997）。為了研究農民的經濟行為，嚴瑞珍（1997）將農民分為三類：自然經濟條件下的農民、簡單商品經濟條件下的農民以及發達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農民。經過10幾年的發展，我國廣大的農村地區都納入到了商品經濟的范圍內，自然經濟條件下的農民已只占有很小的規模。發達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農民是發展現代農業中所需要的現代農民，但是在我國仍然只占有很小的比例。我國當前農民最主要還是屬于簡單商品經濟條件下的農民。為了與現代農民進行對比研究，也可將其稱為傳統農民。
由于現代農業是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農業生產要素投入以資本和科技投入為主，生產工具完全實現了機械化作業，投入品科技含量高（例如，良種、全價配合飼料等）。因此，對現代農民的要求即是：掌握許多專業知識和專門技術，是一批“職業化”的農民，他們既要有專業知識，又要有專門勞動技能，還懂得農場的經營管理。他們是集經營管理、生產示范、技術服務為一體的農村規?；?、專業化和產業化經營的新一代勞動者。他們在現代的市場競爭中，是屬于完全的市場經濟行為：具有自主性、趨利性、競爭性、科技性等特征。
而我國的現實是，傳統農民是我國農民的主體，傳統農民的經濟行為通常表現為投資行為上的乏力性和隨意性、生產經營上的局限性和弱質性、市場行為上的分散性和脆弱性以及科技行為上的被動性和狹小性。因此，如何改變傳統農民的行為特征，使其向現代農民轉變成為一個重要的課題。
二、農戶經濟行為的特點與影響
我國對于農戶行為的研究開始于上世紀80年代中后期，研究的內容包括農戶經營決策行為、農戶投資行為、農戶生產行為等等。總的來看，都是屬于農戶經濟行為的研究范疇。從相關研究來看，農戶經濟行為的特點主要有：農戶經濟行為的雙重性、農戶經營目標的兼業性、農戶生產經營的多樣性、農戶經濟行為的趨同性。
總的來看，農戶的經濟行為與農業產業化之間既有統一性，又有矛盾性（王風蘭，1998）。其特點有的促進農業產業化的發展，但大多卻是阻礙農業產業化發展的因素。
1.農戶經濟行為的雙重性
農戶經濟行為的雙重性體現在，自給性生產與商品性生產并存（韓耀，1995）。因為，農戶是一個生產與消費合一的經濟和社會單位，兼有純粹生產者如現代企業和純粹消費者如城市家庭的雙重特征（康云海，1998）。一方面農戶利用已有的家庭生產要素——土地和勞動力，進行農業生產，首先滿足自我消費，達到小富即安的低水準經濟狀態（王風蘭，1998）。另一方面，隨著社會生產發展的進步，市場經濟越來越深入到農村地區，商品性的消費品在農村逐漸增多，農戶為了獲得更多的購買現代消費品的資金，必須要將其農產品更多的在市場上出售，最終供應家庭的商品性消費。這時，農戶經營的內在動力是生活消費商品化。為了滿足日益增長的生活消費需求，農戶將選擇更有競爭性的、比較收益較好的產業進行投資。因此，目前越來越多的農戶正參與到邊際效率相對較高的農業產業化經營中（康云海，1998）。但是，他們仍不愿把全部資源投入到為賣而進行的商品生產中去。因為，他們的目標是要保證一定程度的自給自足，又要獲取貨幣收入，取得盡可能多的利潤。這兩部分的份額也因條件的變化而異。當市場風險較小，商品經濟顯示較大利潤時，自給自足的生產就會給擠占，商品生產的份額就會加大；反之，自給自足的份額就會加大，市場經濟就會萎縮，農民的經濟行為就在這兩者之間游移（嚴瑞珍，1997）。
因此，從這個角度來看，傳統農民雖然不斷的加入到農業產業化的進程中來，但是卻是不穩定的，農業產業化的過程隨時面臨倒退的可能。因為他們不像現代農民完全進行專業化的商品生產，他們的行為動機仍然是自給或半自給，而現代農民的行為動機則是價值增值或利潤獲取。
2.農戶經營目標的兼業性
自20世紀80年代，我國的兼業農民比例呈現不斷上漲的趨勢。據統計2001年，我國農戶兼業率已達59.23%（梁謇，2004）。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城市創造出更多的就業機會以及更高就業待遇，農民為了獲取更高的經濟收入，產生了兼業行為。此外，兼業行為的出現還與農業生產勞動的季節性、我國土地經營規模的超小型、我國社會保障制度的不完善有著密切的關系。農業生產勞動的季節性與土地經營規模的超小型都造成了農村勞動力過剩的局面，而我國農村尚未建立非農就業社會保障制度，則使得農民保留一部分土地，靠兼營農業作為失業保險的手段。
兼業這種傾向在微觀農戶角度來看，極具合理性，并且與農戶雙重目標相吻合，但從宏觀層面看，卻容易造成農村稀缺資源利用上的低效率（張廣勝，2000），同時也與農業產業化的方向相矛盾。因為農業產業化實際上是農業專業化的一個過程，要求農戶以專業投資的身份進入產業化過程（康云海，1998）。而開展兼業的農戶由于較小的土地規模，只愿意生產出滿足自身需求的各種農產品，因此并不需要對農業進行過多的投入。這不僅使得農戶經營的商品率低，更不能滿足農業產業化中對專業化、規模化的要求。
因此，有學者提出我國這種資源高度分散型農戶兼業化的模式只能作為我國農戶兼業化發展過程中的一種過渡模式，最根本的還是要實現以適度規模的主業農戶（由專業農戶和以農業收入為主的兼業農戶構成）為主體的農業經營格局。
3.農戶生產經營多樣化
多數農戶為了確保生產和有效供給，特別是基本食物供給的穩定性?；蛘哒f，為了抵擋社會大市場突變的風險，降低農業生產的不確定性，他們在安排農業生產活動時都考慮生產內容的多樣性（康云海，1998）。高新才等從經濟學的角度分析，農戶進行多樣性生產經營是為了降低農業生產中遇到的風險，不同的農戶根據承受風險的不同能力會選擇不同的經營組合，這使得我國本來超小規模農業生產更加細碎化，使本來就有限的人力、物力、財力更加分散投入，減弱農業生產的能力。
從農業產業化專業化與規模化的要求來看，無疑農戶生產經營的多樣化是與之背道而馳。但是，從農民的勞作能力來看，他們積累和擁有了大量用于日常生活的鄉土知識實踐經驗，對于農業生產的各種品種和環節都有很強的適應性。因此，無論當地選擇了發展何種農業品種，當地農民都能從以往的經驗中很快地開展生產。
4.農戶生產行為的趨同性
林海（2003）認為農民的經濟行為具有很強的趨同性，往往是看到別人選擇某個項目獲利大，就選擇某個項目。這種行為有可能會有兩種結果。一種是，農民盲目跟風、趕潮流，最終導致市場上農產品飽和，造成谷賤傷農的局面。另一種則是在跟風中進行創新，使得當地形成了某農產品專業村，這樣就形成了一個良好的規模發展的效應，成為開始農業產業化的第一步。但是，從我國的實際情況來看，能夠在模仿中創新與提高的很少。大多數情況是隨意的“羊群”行為，缺乏科學性和預見性。這也造成了農民生產行為的短期性，在種植或養殖的農產品品種上經常變化的現象。
總的來看，傳統的農民經濟行為對于農業產業化的發展存在利弊兩方面的影響，充分抓住特點里有利于農業產業化發展的因素，可以將農民經濟行為中的落后因素轉變為有利條件。
三、影響農戶經濟行為的因素
要想利用農戶經濟行為的有利特征，達到改變農戶行為與態度的目的，首先需要了解影響農戶經濟行為的因素。從內外因的角度來看，主要有農民自身態度與外界環境兩方面的因素。從各研究者的研究情況來看，主要可將內因歸為農民對利益與風險博弈的選擇，以及農民的個人能力問題。外因主要體現在國家政策與環境條件對農民的影響，以及信息因素對農民的影響。
1.利益與風險的博弈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農民作為自主經營的經濟活動主體。提高經濟效益，追求最大利潤是其基本目的。但是農業也是一個典型的風險型產業，面臨自然條件、市場、合同、資金和技術等多種風險。農民的經濟行為往往是利益與風險博弈的結果。詹姆斯·斯科特認為農民經濟的主導動機是“回避風險，安全第一”。利潤越大，往往風險也越大，而農民不愿意冒風險經營，因此往往會選擇風險較小、利潤也較小的經營方式。農民的這種心理導致了農民在生產經營的產品大都數量少、種類多而全。為了規避風險，農戶多傾向于選擇多元化、兼業化的生產經營形式。
2.農民的個人能力
農民的個人能力包括勞動生產技能、信息收集與分析能力、文化水平與傳統價值觀等等。高啟杰（2001）對農民采用新技術新成果的研究中發現，阻礙農民采用新技術的個人要素有傳統的價值觀與信仰、技術水平較低、文化程度不高、經濟狀況落后等原因。徐薇（1998）認為我國農民在傳統的生產技能上具有優勢，但是在專門生產技能（實用先進技術的能力，或者是需要專門學習才能掌握的能力）上呈現較大的差異。目前，我國農村中具有專門生產技能的農民占的比例較小，與農業產業化要求的以高效、優質農產品占領市場很不適應。
王云飛等則從傳統文化的角度，認為傳統文化對農民能力的建構產生了很多的制約因素，這些因素在宏觀方面的表現為：分散性和封閉性，缺少現代管理制度，缺乏現代精神，沒有權利意識等，在微觀上則表現為：社會成員的柔順與固執，質樸與保守，短視語狹隘，惰性與冷漠等等。這些特點都限制了農民適應現代社會能力的發展，當然也影響著農民進入農業產業化的進程。
總的來看，我國農民文化水平低、小農意識濃厚阻礙了農民快速加入農業產業化的過程，同時也限制了農民對自身能力的發展。
3.政策與環境因素
在我國加入WTO后，我國對農業的現行政策主要有三點，號召發展主導產業、生態農業、并全力推進農業產業化進程。從這一點來看，我國的農業產業化進程處在一個極好的政策環境下，這個政策不僅影響到傳統農民的農業生產行為，還使得更多的城市人口關注農業的發展，或者直接加入到發展現代農業的進程中。
而基礎設施的建設作為農業產業化發展的硬環境，包括交通、通訊、電力、水利設施等。其優劣情況直接地影響著社區內部農戶的生產活動，基礎設施好的，可促進自然資源優勢的發揮，提高生產率，反之，則抑制生產發展（徐薇，1998）?；A設施通暢還有利于市場經濟的滲入，以及各種信息的獲取，為農民提供及時的信息資源。
4.信息因素
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農民決策越來越依賴于市場信息和政策信息（張廣勝，2000）。在滿足利益和權力因素的條件下，農戶對外部環境反映與否及速度如何，完全取決于接受信息與否及速度（宋鴻遠，1994）。因此，在市場經濟的環境下，保持信息的快捷暢通對農民經營行為有著重要的意義。
耿勁松（2001）對農民信息需求的分析中，認為農民特別需要了解有關的惠農政策，以有效地保護自己；了解農業生產經營的信息，包括市場預測、價格走勢等，以避免生產的盲目性和保持銷售的暢通性；了解農資信息以購到貨真價實的農用生產資料。另外，保持信息的暢通與快捷還有利于農民在與“龍頭”組織的博弈中，保持平等的地位與談判水平。
但是，我國農村大多處于半封閉狀態，特別是西部農村，信息不暢是制約農民增收的原因之一。
四、促進傳統農民向現代農民轉變的策略分析
從農民經濟行為的特點與影響因素來看，傳統農民的經濟行為受到農民個人以及外在環境的影響，最終對農業產業化起著一定的阻礙作用。因此，要轉變農民行為需要將傳統農民改造為現代農民，這需要農民自身的努力外，還需要政府、“龍頭”組織等投入與支持。
1.正確認識農民行為在農業產業化中的作用，尊重農民意愿
傳統經濟學認為農民是愚笨的、頑固的，在現代化過程中，他們是改造、限制的對象。但事實上，農戶是最有理性的經營者，他們能充分地應用理性的效用性、創造性和均衡性來確定他們的行為目標（康云海，1998）。因此，要把農戶看成是平等的經營者，尊重他們的選擇，決不能采用強迫欺騙的手段強迫農戶參與到農業產業化經營中來，要讓農戶看到，農業產業化的發展能帶來更的效率與利益（王風蘭，1998），通過真正的利益獲得來吸引更多的農民加入到產業化的進程中。
2.政府明確定位，立足服務建設
政府作為國家政策的制定者，已經采取的改革開放政策，使我國開始了農業產業化的進程，一定程度上促進了農民的分化。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深入，政府在農業產業化發展進程中的角色應當是導向、協調和服務，而不是用行政命令加以干預。簡小鷹（2010）認為政府應該在三個層次上有所作為，促進農業產業化的發展。第一，政府要研究和制定農業產業化政策，形成體現地方優勢的特色產業化發展規劃，整合政府、社會和農民的資源，規范農業產業化經營中所有組織和個人的行為；第二，“招才引智”，圍繞農業產業化發展建立高效的人才隊伍；第三，營造同農業產業化運行相適應的社會環境。
具體而言，梁謇（2004）提出政府要加大農業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的就業政策力度、建立農村就業保障制度、完善土地經營權流轉制度，使剩余勞動力可以完全轉移到非農產業，逐漸減少兼業化現象，并給予具有農業經營優勢的主業農戶以政策扶持，促進農業專業化的發展。何偉（2009）則建議完善農業基礎設施建設，改善農業生產條件，減少農戶農業生產的自然風險，提高農業信息的傳遞速度。政府還可設立農業風險基金，使從事種養業的農戶可以在事前、事中、事后從風險基金中申請一些主動防范資金、補救資金和補償資金（何偉，2009），有利于農民投資風險較大、利潤較高的生產經營行為。林海（2003）認為資金是制約農民經濟行為的重要因素，因此要完善農村金融支持系統，調整對農戶的信貸政策，為農民積極進行生產經營提供保障。康云海（1998）提出應該建立規范農業產業化參與主體的經營制度，主要是完善農業產業化經營的法律法規、秉持自愿平等互利的原則調整各參與主體之間的利益分配關系、加強合同管理，確保參與主體利益的真正實現。
3.“龍頭”組織讓利農民，建立互信機制
作為“龍頭”組織應充分理解農戶在農業產業化建設初期的經濟行為，具有長遠眼光，從合同意識就注重保障農戶的既得利益，與農戶結成一個較為緊密的聯合體（高新才，2001）。不過，他們同傳統農民的關系模式也不應簡單地定位在利益關系上，對于農業產業化的成功運行以及現代農業的建設，他們更應承擔起對傳統農民的教育功能（簡小鷹，2010）。因此，“龍頭”組織也需要不斷發展和完善自身功能，與農民形成緊密的經濟利益共同體，建立合理的利益機制，肯定農民在農業產業化中的重要地位，才能協調和完善“龍頭”組織與農民的關系。
4.對農民進行分類管理，培育新型農民
新型農民的基本特點是懂技術、會經營、能管理，掌握先進的農業生產力，擁有較強的市場分析和判斷能力，勇于接受農業新思想、新觀念，善于學習先進的科學文化知識，對農業產業化充滿著實踐的激情與活力（何偉，2009）。但是，由于經濟的發展，我國的農民已經出現分化的局面，不可能按照統一的要求與規格去培訓不同層次的農民。因此，李錄堂（1999）提出了農戶分類管理持續激勵機制。他將農戶按競爭力大小進行分類，并在分類的基礎上實行分級管理。具體而言是由縣農業局管理高級農戶（完全市場化的競爭性農戶）、鄉級機構管理初級農戶（競爭性自給自足式農戶）、村級機構管理中級農戶（半自給半競爭性農戶）。簡小鷹（2010）從其自身對農民的劃分來看，提出了轉移傳統農民、改造兼業農民、教育專業農民和培訓職業農民的建議。不管針對哪種建議都指出了對農民的培訓需要分層次進行，不能按照統一標準進行。
簡小鷹（2010）還提出了傳統農民向現代農民轉變的過程中，首先需要對農民的價值觀進行改造，開展有關誠信的教育，構建現代農民所應具有的職業道德。其次才是能力的培養，包括信息能力、談判能力、合作能力、生產技術能力和協調能力等。
5.提高農民組織程度
何偉（2009）提出，在農業產業化經營中，分散的農戶與龍頭企業博弈時，由于雙方實力、資金、信息、組織結構不對稱，農戶始終處于弱勢地位，出現矛盾和糾紛時，最終受損的往往是農戶。如果能夠把分散的農戶組織起來成立農民合作社、農民協會或股份制合作組織，由合作組織代表入社農戶與公司商談農產品購銷合同，監督公司履約行為，向法院違約公司，就可以節約農戶交易成本，規避公司道德風險，避免由企業單方毀約給農戶造成的經濟損失。
六、研究評述與展望
通過以上對文獻的分析，我國現有對農民行為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首先，對傳統農民的行為特征與影響因素分析較為全面；其次，從農民決策行為、投資行為、生產行為等方面進行了詳細的量化的分析，還用到了經濟學模型進行客觀的論證；第三，研究了傳統農民與農業產業化的密切關系，并提出了眾多的解決措施。但是，現有研究仍存在一定的空白區域。比如，對現代農民農業生產中遇到的困境研究較少，對現代農民的特征描述不清晰，對現代農民的認識還沒有統一的認識與驗證指標。
因此，在農業產業化進程中，還有必要對現代農民進行進一步的研究，分析其特征、行為模式以及農業生產需求等，有利于判定傳統農民如何才到達了向現代農民的成功過渡，并制定傳統農民向現代農民轉變的培訓措施與方式，最終順利完成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的成功轉變。
參考文獻
[1] 董冠鵬，郭騰云，基于農業產業化視角的農戶分化行為研究——以鄢陵縣花木種植村為例，安徽農業科學，2010.38（34）
[2] 高啟杰.農業技術推廣中的農民行為研究，農業科技管理，2001（1）
[3] 高新才，楊林.農戶經營行為對農業產業化的影響分析，蘭州商學院學報，2001（4）
[4] 耿勁松.農民的信息需求分析，農業圖書情報學刊，2001（5）
[5] 谷樹忠.論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農民生產經營行為，農村經濟，1993（6）
[6] 韓耀.中國農戶生產行為研究，經濟縱橫，1995（5）
[7] 何偉.農業產業化中農戶經營風險因素分析，科技情報開發與經濟，2009，6（19）
[8] 黃安勝.國內外農戶投資行為研究綜述，經濟研究導刊，2008（14）
[9] 簡小鷹.中國現代農業的組織結構，中國農業科學技術出版社，北京，2010
[10] 康云海.農戶進入農業產業化經營的行為分析，云南社會科學，1998（1）
[11] 李錄堂.農戶分類管理持續激勵機制研究，科技導報，1999.11
[12] 梁謇，咸立雙.我國農戶兼業化問題探討，理論探討，2004（5）
[13] 林海.農民經濟行為的特點及決策機制分析，理論導刊，2003.4
[14] 王鳳蘭，吳明遠等.農戶經濟行為與農業產業化關系研究，農村經濟，1998（10）
[15] 王云飛，李遠行.農民能力發揮制約因素研究，山東農業大學學報，2011（1）
[16] 謝成林.農業產業化進程中農戶決策行為的研究，中國農業大學，2005（5）
[17] 熊云飚.對新農村建設中新型農民培養的思考，云南民族大學學報，2009（1）
[18] 徐薇.農業產業化與農戶生產行為，天府新論，1998年第1期
[19] 嚴瑞珍.農業產業化是我國農村經濟現代化的必由之路，經濟研究，1997（10）
選擇在氣候特征和農作物生產方面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的南京市六合區、江淮之間的泰州市興化地區以及淮北的徐州市邳州地區3個區域作為農業氣象敏感性分析的研究對象。其地理位置見圖1。江蘇省南京市六合區屬北亞熱帶季風溫濕氣候區，四季分明，季風顯著，氣候溫和，雨量集中，常年平均氣溫15.1℃，平均降雨1000mm左右。其土壤種類多樣，其中地帶性土壤以黃棕壤為主，而非地帶性土壤以人為土為主。土壤肥力中等，兼有圩區、平原、丘陵，適宜蔬菜、雜糧、中藥材、經濟林果生產及種草養畜等;并且，中北部地區生態條件保持較好，工業污染少，十分有利于發展綠色農業和生態農業。作為過去的傳統農業大縣，六合區正向著現代農業、都市農業、休閑農業轉變，農業發展迅速，是南京市重點支持的農業地區。興化市地處江蘇中部江淮流域里下河腹部地區，屬北亞熱帶濕潤性季風氣候區，四季分明。常年雨水充沛、光照充足、氣候溫暖、無霜期長，氣候資源十分豐富。興化是典型里下河地區水稻土，漚改旱30多年以來，從典型的沼澤土壤發展為草甸化水稻土，土壤肥沃，農作物持續增產的潛力很大，素以“魚米之鄉”著稱，是全省重要的糧食基地之一、全國聞名的農業大縣(市)。以小麥、水稻、棉花、油菜種植為主，并大力發展高效農業。邳州市屬暖溫帶季風氣候區，四季分明，季風顯著，光照充足，雨熱同季。農業氣候資源豐富，有利于發展種植業和多種經營。邳州市作為徐州的農業大市，其土壤類型分為棕土、褐土、紫色土、潮土、砂姜黑土、水稻土六大類，地帶性土壤以棕土、褐土為主。邳州的崛起源自農業的騰飛，成為全國農業大縣(市)，主要有水稻、小麥、銀杏、大蒜等農作物，并成為國家級無公害農業標準化示范區。
1.2氣象資料
選用的氣象數據是3個研究區域(58235站點、58243站點以及58026站點)1982—2009年的逐日資料(逐日平均氣溫，逐日降水量)，站點沒有發生遷移，數據時間序列連續，具有代表性。以年為單位，通過計算處理得到的氣象因子包括＞10℃活動積溫(TAC)、年平均氣溫(T)、年降水量(P)、氣溫標準差(TD)、降水量標準差(PD)、春夏秋冬四季平均氣溫(T春、T夏、T秋、T冬)、四季降水量(P春、P夏、P秋、P冬)以及夏秋兩季的平均氣溫(T1)和降水量(P1)與冬春兩季的平均氣溫(T2)和降水量(P2)。
1.3社會經濟統計資料
社會經濟統計數據來源于《江蘇統計年鑒》，主要包括1982—2009年江蘇省南京市六合區、泰州興化市和徐州邳州市三個地區的農業經濟產出值(Y)、農業勞動力人數(L)、農作物播種面積(X1)、農用化肥施用量(X2)。
1.4研究方法
1.4.1C-D-C模型
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簡稱C-D生產函數)是經濟學領域經典的經濟數學模型，用來反映投入與產出之間的關系，“表示在既定時期內既定技術水平下，投入的各生產要素數量與所能生產的最大產量之間的關系”(Pindyck＆Rubi-nfeld，1998)。傳統的C-D生產函數模型把生產過程中的自然因素視為既定不變而不予考慮，揭示的是勞動力和資本這兩種經濟領域的生產要素對經濟產出的貢獻。而在農業生產過程中，為了反映氣候變化對區域農業經濟的影響，將氣象因子作為農業生產中不可或缺的投入要素，添加到傳統的C-D模型中，更全面科學地反映農業生產投入與產出之間的關系，完善農業生產函數，并對氣象服務做出經濟量化研究。丑潔明提出改進經典的C-D生產函數模型，在農業勞動力、播種面積和化肥施用量3個經濟領域的生產要素的基礎上添加氣象因子，建立農業經濟-氣候模型(C-D-C生產函數模型)，用以反映氣象因子對農業產出的影響，為農業氣象服務提供參考依據。經典的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C-D生產函數)模型為:Y=A(t)LαKβμ(1)將(1)式線性化，對C-D生產函數模型兩邊取對數得到:lnY=lnA(t)+αlnL+βlnK+ε(2)式中，Y為生產總值，A(t)為綜合技術水平，L為投入的勞動力人數，K為投入的資本，α為勞動力產出的彈性系數，β為資本產出的彈性系數，ε為隨機干擾的影響?？紤]到氣象條件對生產的影響，加入氣象因子后的C-D-C生產函數(擴展形式的C-D生產函數)模型:Y=λA(t)Lα1X1α2X2α3Wβ(3)將(3)式線性化，lnY=lnA(t)+α1lnL+α2lnX1+α3lnX2+βlnW+ε(4)(4)式根據相應行業時間序列數據通過回歸分析計算得到參數。式中，L、X1、X2分別為農業生產投入要素農業勞動力人數、農作物播種面積、農用化肥施用量，α1、α2、α3為各要素的產出彈性，W為氣象因子，β為選取的氣象因子W的產出彈性。由經濟學概念可知，彈性系數β為一個變量對于另一個變量的敏感性度量，β為氣象因素產出的彈性系數，表示在其他變量保持不變的情況下，當W增加1%，產出將增加β%。在對氣象條件影響農業產出的計量經濟分析時，重點分析氣象因子W的投入帶來的影響(徐浪和馬丹，2001;Wooldridge，2003)。
1.4.2構建新型的農業氣象服務效益評估模型
由于區域特征和氣候條件存在差異，不同區域農業的氣象敏感因子不同，不同地區農業氣象服務產生的經濟效益也不同，因此在對農業氣象服務效益進行評估時，根據不同地區農業經濟產出對氣象條件的敏感性分析，分地區進行評估。通過C-D-C模型篩選出氣象敏感性因子，根據經濟學的“產出彈性”概念，構建新型的農業氣象服務效益評估模型。新型的農業氣象服務效益評估的數學模型:U=Y∑ni=1Ci(5)式中，U為農業氣象服務效益，Y為農業總產值，Ci為第i類氣象敏感性因子對農業氣象服務效益的貢獻率。Ci=βiΔWiWi/ΔY()Y(6)式中，Wi為第i類氣象因子，Wi為第i類氣象因子的增加量，Y為農業總產值Y的增加量，ΔWiWi/ΔYY為第i類氣象因子的變化率與農業經濟產值的變化率的比值，βi為第i類氣象因子即Wi的產出彈性系數。
2結果與分析
2.1初步驗證
處理得到江蘇省南京市六合區、泰州市興化地區和徐州市邳州地區的農業生產總值(Y)、農業勞動力(L)、農作物播種面積(X1)、農用化肥施用量(X2)和氣象因子W的28a(1982—2009年)的連續資料序列后，用多元線性回歸方法對C-D-C生產函數法建模。運用SPSS軟件的逐步回歸法和進入法等，對氣象因子進行逐一檢驗，通過擬合優度、顯著性水平檢驗和F檢驗，篩選出符合實際經濟規律和回歸模型檢驗的氣象因子進入模型。將各種氣象因子分別參與建模，經篩選發現(表1):六合地區能夠順利進入C-D-C生產函數模型的氣象因子最多，能夠成功建模的氣象因子主要有＞10℃活動積溫、年平均氣溫、年降水量、春季平均氣溫、夏季平均氣溫、冬春兩季降水量，意味著相對于其他氣象要素而言，這些氣象因子與六合區的農業經濟產出聯系更突出;其次是興化，能夠成功建模的氣象因子主要有＞10℃活動積溫、年平均氣溫、夏秋兩季平均氣溫;最少的是邳州，與該地農業經濟產出聯系更突出的氣象因子僅有夏秋兩季平均氣溫。由此可見，對于不同的地區順利進入C-D-C生產函數模型的氣象因子是不同的。這與地區農業生產條件和農業產品種類有關，地區之間對氣象條件的需求也存在差異，因此氣象要素選取及氣象敏感性因子的篩選有一定的差異性。從SPSS回歸分析初步結果來看，3個地區加入了氣象敏感性因子后的C-D-C生產函數模型的擬合R2值均明顯優于傳統的C-D生產函數模型(表2)，更接近于1，說明加入氣象因子的C-D-C模型的模擬結果比不加入氣象因子的C-D模型有了一定的改善。其中對比3個地區的擬合R2值發現:無論是傳統的C-D生產函數模型，還是加入氣象因子后的C-D-C生產函數模型，六合區的建模情況都要明顯好于其他兩個地區。另外，還發現:興化與邳州地區主要是與溫度類氣象因子聯系密切，而對于六合，除與溫度相關以外，還與降水有密切聯系。其原因主要是，農業與多種氣象因子都存在著一定的關系，通過C-D-C模型篩選出的氣象因子，主要是對研究區域農業經濟產出影響更為突出的氣象敏感性因子。興化和邳州地區的農業產業化，特別是邳州地區的特色農產品生產規模位于國家前列，社會和經濟要素的干擾較多;相對于其他兩個地區，六合區地處丘陵地帶，南靠長江，受局地小氣候影響較大，且該地區的農業主要以“靠天吃飯”為主，其農業經濟產出受氣象要素的影響相對較大，因此有多個氣象因子的建模結果都相對較理想。
2.2氣象因子對三個區域農業經濟的產出彈性
引入經濟上的“產出彈性”概念，通過SPSS作回歸分析，計算出模型中不同氣象敏感性因子對應的β值(表3)。其經濟含義為，六合區農業經濟產出與T、TAC、T春、T夏顯著正相關，如果T、TAC、T春、T夏每增加1%，六合區農業經濟產出則分別提高2.187%、2.324%、1.814%和2.159%;六合區農業經濟產出與P、P2顯著負相關，如果P、P2每增加1%，六合區農業經濟產出則將降低0.246%、0.204%。興化市農業經濟產出與T、TAC、T1顯著正相關，如果T、TAC、T1每增加1%，興化市農業經濟產出則分別提高3.82%、2.99%和4.28%。邳州市農業經濟產出與T1顯著正相關，如果T1每增加1%，邳州市農業經濟產出則將提高5.23%。這一結果說明了氣象要素對區域農業生產以及農戶價值的潛在影響。依據以上結論，可制定相應的服務項目，提供精細化和針對，針對地區差異和農作物品種的不同，做好對該地區農業經濟產出影響明顯的農業氣象災害預測和應對，指導當地積極做好防御低溫冷害等準備工作，努力將災害程度降低到最低限度，避免因天氣原因造成的農業生產的可能經濟損失。同時，可根據氣候分析和氣候預測，提前預估對農業經濟產出的影響，能夠預測農業產出特別是經濟作物可能的經濟變化，為相關決策部門制定市場決策和進行資源配置提供依據。農業氣象服務不僅突破了傳統的旨在提高農業生產產量的目的，而且能服務于農業市場，從氣象學的角度對農業生產者和消費者提供市場預測信息，提出最優措施，盡可能地使農業生產獲得最大經濟效益(羅艷，2011)。
2.3農業經濟產出對氣象條件變化的敏感程度
引入氣象條件影響農業經濟產出的“極差率”(極值之差與平均值的比值)這一概念，分析農業經濟產出對氣象條件變化的敏感程度(戴洋和駱海英，2008a，2008b;芮玨等，2011)。對于添加了氣象因子的C-D-C生產函數模型，固定社會經濟因子(農業勞動力人數(L)、農作物播種面積(X1)、農用化肥施用量(X2))指標值，分別取歷年平均值，將1982—2009年氣象因子值代入模型，分別得到不同氣象因子不同變化情況下的農業經濟產出。在保持經濟因子不變的情況下，農業經濟產出的變化大小完全取決于氣象因子的變化。計算出農業經濟產出最大值Y'max、最小值Y'min以及平均值Y'ave，用最大值與最小值的差值除以均值得出氣象條件影響農業經濟產出的極差率R，即:R=(Y'max－Y'min)/Y'ave(7)最終計算得到3個地區農業經濟產出對不同氣象因子變化的極差率。參照這一結果，應對在農業生產過程中農業經濟產出影響較大的關鍵氣象因子，提供精細化天氣預報，提高其準確率，盡可能減少氣象災害對農業經濟產出造成的損失。
3農業氣象服務效益定量評估
摘 要：欠發達地區的社會經濟實現現代化的具體措施就是實現“三化”的協調快速發展，作為“三化”中不可或缺的“城鎮化”需要眾多必要條件的配合才能實現穩健快速的發展。通過城市經濟學家對于什么是城市以及城市存在的必要條件的解答，為貴州實現“城鎮化”的后發趕超提供了理論支持，同時也幫助避免了在推進城市化的過程中效率低下的決策的作出。
關鍵詞：城市化；城市經濟學；所需準備
貴州作為欠發達地區的典型代表省份，其社會經濟發展速度落后于全國平均水平，尤其是與東南沿海省份之間的橫向差距擴大引起國內經濟學界越來越多的關注。作為我國西南部的內陸省份，貴州缺乏沿海沿邊的貿易地理區位優勢，同時，“八山一水一分地”的地質地貌條件又限制了其現代化條件下的農業大規模生產的發展。一系列的欠缺與不足使得貴州的經濟發展相比較其他省份而言困難重重。但是，這一切先天性的弊端并不意味著貴州在發展的道路上毫無出路，伴隨著“工業強省”的戰略的提出和“國發二號”文件的頒布，貴州的經濟發展遇到了一個新的契機。
在貴州的經濟發展過程中，要實現現代化具體現實的路徑則是實現工業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三者之間既有區別又有著密切聯系。以工業化為中心，從城鎮化的角度來看貴州社會經濟的加速發展，也許會給大家帶來一些新的啟示。城鎮化（Urbanization）即是推動農業人口轉化為城鎮人口的一個過程。而根據城市經濟學家的定義，城市地區（Urban area）為在相對狹小的面積里居住了大量人口的地理區域。①兩者定義都是把人口密度作為定義的基礎。所以，城市與農村之間的最大的本質區別即人口密度的不同，推進城鎮化的過程實質上就是加速人口集聚的過程。而人口集聚之所以在促進城市化的過程中占據如此重要的地位，不同的城市經濟學家給出了自己的看法，具有代表性的是巴特利特（Bartlett，1998）認為雖然自然界中有著動物集聚的現象，有的還形成了等級制度。但是它們都沒有發展出像人類這樣的建立在以自愿交換為基礎的具有非自然特征的城市集群。商品經濟的不斷發展需要人們進行越來越多的建立在價值基礎上的頻繁交換，人們集聚到一個較小的地理區域才能為這種頻繁交換提供便利，于是城市誕生了。
城市的誕生是應經濟發展的需求？還是經濟的發展促使城市的出現？這不是一個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問題。根據經濟學家們的觀點城市是應經濟發展的需要而產生的，而城鎮化又反過來促進了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所以作為欠發達地區的貴州省在推動經濟發展的同時大力推進城鎮化一方面刻不容緩，一方面對于提高經濟發展質量，實現長期均衡發展也是大有裨益的。那么城鎮化的大力推進需要什么樣的條件？對于這一問題阿瑟.奧沙利文（Arthur O’Sullivan）在其經典著作《城市經濟學》中提出這樣的觀點：城市之所以存在，是因為人類科技已經創造出生產和交換系統，為人類向自然規律挑戰奠定了物質基礎，所以城市的發展必須滿足以下三個條件：（1）農業生產剩余；（2）城市生產（3）用于交換的運輸體系。
農業作為人類歷史發展以來起步最早、最基礎的產業，必然會伴隨著日益發展的科學技術水平而提高生產效率。當農業生產出滿足從事農業人口的糧食后還有富余，而這些富余達到足以彌補城市居民不能從事農業生產但卻還要消耗糧食而形成的供給缺口時，城市就有了形成的前提必要條件。隨著農業技術水平的進一步提高，農業需要的勞動力投入越來越少，因此使得原先從事農業生產的部分勞動力得以從農業生產運作中解放出來，成為了相對的剩余勞動力。這一部分勞動力從事其他產業的出處要么是進城，要么是集聚于某個地區來從事非農業以外的產業的發展。久而久之，這一存在集聚效應的狹小區域就有可能伴隨著人口密度的上升從原先的農村或鎮一級的行政單位升格成一個新的城市，完了一個新的“造城”過程。如今，貴州省的農業發展體現出糧食基本滿足供給的局面，糧食增產受制于有限的耕作面積、落后的農業生產方式和不利的自然氣候環境困難很大。2011年貴州省全年糧食總產876.9萬噸，相比較上年因旱災減產21.2%。在農業就業結構方面貴州有著高于全國平均水平的高農業人口比重，農業人口數量巨大。為實現加速現代化，解決城鄉二元結構的矛盾，農業現代化是實現推動城鎮的化的首要之務。
城市化硬幣的一面是農業生產過剩，另一面就是城市生產了。一部分自從脫離了在原先土地上的耕種，也就失去了滿足自身生存需要的糧食供給途徑。于是城市居民就需要進行了城市生產，通過生產出有價值的產品或服務與農村居民來交換到糧食來滿足生存需要。比如城市居民說所需的糧食、廣場生產所需的原材料和農副產品等等。當然這一切的一切是建立在城鄉二元結構下的人們資源的價值交換的基礎上，利用行政的手段進行強制性的轉移收入這種模式不可長久?？v觀歷史發展過程，古希臘雅典城邦的衰敗也許可以幫助我們預示“寄生城市”的未來發展命運。在阻擋波斯的西侵成功后，雅典帝國在希臘各城邦中脫穎而出，并團結了各小城邦后成立了得洛斯人聯盟以便共同防御外敵。伴隨著雅典帝國的話語權的提高和控制欲的膨脹，原先建立在各城邦間自由交換財物的體制逐漸演變為雅典帝國向其他城邦索要、征服和納貢的制度。就這樣，不滿與憤恨在不同城邦間滋生，最終導致了戰爭。公元前431至公元前404年鑒爆發的雅典和斯巴達城邦間的伯羅奔尼撒之戰將雅典從主導的地位上趕了下來，雅典為生存而維持的納貢體系也隨之土崩瓦解。雖然這一切發生的很久遠，但是，讓人牢記的經驗或教訓也是讓人深思的――建立在強迫轉讓支付基礎上的城市發展是不可持續的。
有了農村農業生產率的提高，有了城市的主要以工業和服務業為主的生產，能夠讓城市得以存在和發展的最后一個必要條件就是用于交換的運輸體系。這一點易于理解，因為農業要取得規模收益，就需要大規模集約化的生產，同理在城市地區工業化大生產也需要者大量的資源投資，生產后需要著大量的產品外送，這是高效的聯接這城市與農村間的交通運輸體系就顯得尤為重要。如果沒有高效的運輸體系，農村農民種植的糧食和農副產品就不能夠適時的提供給城市居民消費。另一方面，沒有高效的運輸體系，城市生產的產品也不能夠充分的滿足現實和潛在市場容量。鐵路運輸今天作為物流運輸的主要手段得到特別關注，2011年，貴州省境內鐵路營運里程達到2070.1公里，完成鐵路基本建設投資159.43億元，②人均鐵路里程排名還是靠后。而鑒于貴州省獨特的高原卡斯特地貌，使得物流運輸成本也一直居高不下。要加速城市化，加大交通運輸的投資建設力度亦刻不容緩。
正因為有城市經濟學家們對于城市為什么存在的解答，我們獲得了在實際行動中加速推進城鎮化的啟示。正因為城市經濟學家對于城市存在的必要條件的闡述使得我們能夠為在推進城鎮化的過程中的不足和欠缺提供依據。這些問題的解答可以幫助我們火大當前加速推進城鎮化假設是否做好了準備？畢竟加速推進城鎮化建設的任務不是建立一個“空中樓閣”一樣的不需要任何基礎和根據的。（作者單位：貴州財經大學）
發展方式本質上是生產方式,生產方式由生產力和生產關系構成。一種現存發展方式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具有相對穩定性,但當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突出時,新的生產方式就會產生,它的形成可以是誘致性自然變遷的結果,也可能是強制性變遷的結果。轉變生產方式要從生產力與生產關系兩個方面入手,當生產力不適應新的生產關系時,就要提高生產力水平,著眼于勞動對象、勞動資料和勞動者狀態的改善,核心是科學技術(還有管理、人的勞動熱情和積極性等)的不斷提高。當生產關系不適應生產力發展時,就要進行生產關系變革,重構生產資料所有形式、勞動者在生產中的地位與關系、產品分配方式,制度是生產關系的具體外在表現,制度變遷體現生產關系的進步。所以轉變農業生產方式必須以技術和制度的創新為前提。農業作為一個社會傳統而基礎的部門,提供的產品和產業位置處于前端,附加值較低,其發展方式往往被忽視,然而沒有農業生產方式的轉變,無法保證整體經濟生產方式的根本轉變。
2•轉變農業經濟發展方式才能實現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
首先,農業在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中始終處于基礎性地位。中國是人口大國,農業是安天下、穩民心的戰略產業。隨著經濟發展,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逐漸降低,但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基礎地位不會變,農業依然是衣食之源、發展之本。2008年我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超過3000美元,這是經濟發展階段的重要分水嶺。美國、西歐各國在進入這個階段后,都注重農業發展方式轉變。而拉美國家在這個階段由于輕視農業農村發展,整個國家由此陷入經濟徘徊、社會動蕩的發展“陷阱”。其次,當前農業經濟發展方式嚴重制約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一是農業資源約束在我國極為突出。我國人均耕地面積為0.093公頃,為世界人均水平的40%,人均淡水資源只為世界人均水平的25%左右,但我國灌溉水的利用率僅為45%左右。耕地利用率也較低,伴隨城市化,耕地面積在逐漸減少。二是農業對生態環境造成嚴重的破壞。我國化肥使用量占全球30%,而耕地面積只占世界的10%,每年有1500萬噸的廢氮流失到農田之外,污染地下水,使水域生態系統營養化,施用的化肥約一半揮發,形成溫室氣體。三是農產品生產低效。我國農產品生產主要為初級產品,農業深加工與精加工水平低,很難在國際市場上占居優勢[1]131。四是農產品安全成為焦點。我國農業生產中農藥、化肥以及添加劑使用不規范,造成農產品污染,影響居民健康。五是農民的生存狀態呈下降趨勢。農民增收困難,城鄉差距拉大,農民在經濟高速增長中被邊緣化,難以享受經濟發展成果。
3•增長理論說明轉變農業生產方式唯有技術和制度創新
經濟增長的可持續必須依賴技術和制度創新。這一結論是經濟學不斷探索、日益完善得出的結果。重商主義研究了金銀財富的積累對國民財富增長的貢獻;重農學派研究了農業生產對國民財富增長的貢獻;古典經濟學家關注資本、土地、勞動、制度等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馬克思特別重視科學技術的提高對經濟增長的重要性;馬歇爾從教育和人力資本方面研究經濟增長的源泉;熊彼特從創新角度研究經濟增長的推動因素。這些古典經濟增長理論對以后的經濟增長理論的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F代經濟增長理論在不同程度上繼承和發展古典經濟增長理論。哈羅德-多馬強調通過投資(提高儲蓄率)來促進經濟增長;索洛強調各國的長期經濟增長率等于技術進步率,而技術進步作為一種外生因素,其獲得的機會對世界各國來說都是等同的,因此,各國經濟增長率最終將趨于一致;新增長理論將其研究重點放在了知識和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上,突出智力投資,強調知識外溢、專業化的人力資本、有意識的勞動分工以及研究和開發,將政府作用內生化,從全新的角度論述了經濟增長的根源;新制度經濟學提出,對經濟增長起決定作用的是制度因素及其創新,特別是產權制度的創新,國家在制度創新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政府通過推行制度創新使產權結構更有效率是實現經濟增長的有效途徑?？偨Y經濟增長理論發展歷史可以看出,唯有技術進步與制度創新是農業經濟方式轉變的動力。
二、對湖北農業經濟發展方式的判斷
由于社會生產力水平、技術、資源、環境等客觀條件的約束,人類經濟發展方式經歷四個發展階段:一是經濟自然增長,關注生存階段(從采集漁獵社會、農業社會直至18世紀中葉);二是經濟粗放增長,關注財富階段(從18世紀中葉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三是經濟集約增長,關注資源環境階段(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到20世紀末);四是經濟和諧增長,關注人的發展階段(20世紀末到現在)[2]94。湖北農業發展仍以財富增長為中心,發展方式為粗放增長,缺乏對人的關懷。
1•湖北農業發展階段:更關注財富增長
第一,自然資源稟賦為湖北農業經濟增長提供重要條件。湖北位于中國中部、長江中游,土地總面積1859萬公頃。2006年底,全省總人口6050萬人,其中鄉村人口3987萬人。耕地面積320.2萬公頃,其中水田占60%,養殖水面73.33萬公頃。水稻、棉花、油料、蔬菜、水果、生豬等主要農產品總產量均排在全國前列,淡水水產養殖業一直處于全國領先地位。湖北地處南北過渡地帶,屬亞熱帶季風氣候,光照充足,雨量充沛,雨熱同季,四季分明,適宜種養的動植物品種繁多。西北部山區和丘陵地區,分布區域廣闊,具有不同的海拔高度、氣候條件和土壤物質,為湖北發展特色農業創造了優厚的地理環境。湖北農業生產充分利用了資源優勢,擴大農業產量。利用科技創新,脫離資源稟賦優勢的農業產品極少,湖北農業還是在走“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自然發展道路。
第二,農業生產資本投入促進農業經濟增長。首先是農業基礎歷史性資本投入較多,湖北是我國重要的農業省份,在改革開放前大興水利時期,國家財政轉移投入相對較大,農村水利設施建設相對完備。改革開放后,農村體制變化,水利設施的重建和維護面臨極大困難,但湖北借助集體經濟和農村統籌提留對農村基礎設施進行改造。2005年中央提出新農村建設以后,加大對農村水、電、路的投入,各級政府大興基礎設施建設,所以農村基礎設施相對完備,生產裝備水平較高。其次,農業生產資料投入比重增加。一項基于湖北省農戶投資抽樣調查顯示,平均每畝總支出為342.21元,種子、化肥、農藥、灌溉分別為51.78元、149.16元、61.06元和14.87元。該項調查研究還表明,湖北農業生產中,資本對勞動力的替代彈性大于1,說明資本在湖北農戶農業生產中的地位在提高[3]95。
第三,農業科技為農業經濟增長提供一定支撐。湖北是農業科技大省,農業院校、農業科研院所眾多,農業科教資源擁有量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在中南地區處于領先地位。農業科技力量雄厚,具有較強的原始創新能力,有一支高層次農業科研人才隊伍。農業科研成果數量多,具有一定的實用價值。湖北農業機械化水平不斷提高,在農業生產的每一個環節發揮重要作用。農民的科學熱情不斷提高,認識到科學種田的重要性,學科學、用科學已在成為農民從事生產的自覺行為。在當前一家一戶小規模經營條件下,農村生產業有了一定發展,而這些服務業都有一些技術含量。
第四,農業貿易市場初具規模,促進農產品價值實現。農產品“重、鮮、活”的特征對市場流通有較高的要求。湖北得“中”獨厚,全國主要大都市基本上分布在以省會武漢為圓心的1000公里半徑之內,省內省際公路網、鐵路網、水運網、航空網、管道網四通八達,擁有萬噸級內河港口碼頭211個。武漢等大中城市已成為全國重要的農產品交易中心。各級農貿市場基本建立形成,并在農產品交易中發揮作用。農產品物流日益活躍,為盤活農產品市場發揮積極作用。
2•湖北農業發展方式:粗放有余,集約不強,和諧不足
第一,資源環境的承載力退化,農業生產力水平較低。湖北農業發展依賴的資源環境基礎脆弱。1995年以來,耕地資源不斷減少,共減少耕地31.638萬公頃。農業環境承載力大幅降低,素有“千湖之省”的湖北,全省水土流失面積占國土面積32.7%,湖泊數量銳減,萬畝以上的湖泊只剩68個;工業廢棄物排放、農藥化肥的大量使用、不合理的灌溉方式及自然災害等導致耕地質量下降。農業抗災害能力減弱。干旱、洪澇、重大病蟲害等自然災害對農業生產的危害總體呈加重趨勢。農業生產力仍停留在傳統農業水平,農民沒有擺脫“臉朝黃土背朝天”的命運,農業生產方式還是外延式擴大再生產。湖北農業現代化水平的幾項指標大多低于全國平均水平。農村青壯年、有知識的勞動力外出打工的多,農業勞動力老齡化現象嚴重,從事農業生產的農民雖然有對知識的渴求,但由于自身學歷低、缺乏學習能力,加上農業科技推廣體系不健全,基層農技人員缺乏,湖北農業生產難以科學化,更談不上現代化,農業增長主要依靠化肥、農藥等物質要素粗放投入。生產技術決定產品質量,生產技術落后導致農產品質量差,達不到國際標準,難以形成國際品牌。
第二,農業基礎設施亟待進一步加強。農業基礎設施是農業發展的生命,發達國家農業步入設施農業階段,農業生產走上設施化、科技化之路。湖北農田水利、鄉村道路等基礎設施落后的問題仍然存在,特別是現有的中小型農田水利設施大多修建于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年久失修、設備老化,已不能適應排澇抗旱的需要。由于農村經濟發展資金短缺和組織引導不力,農業生態環境整治、農業科技創新和農技推廣體系、農產品技術質量安全標準和檢驗檢測體系、農政執法體系、農業信息體系、農產品市場等基礎性設施建設嚴重滯后,導致湖北抗御自然災難的能力不強,農產品的利潤率缺乏應有的吸引力,農業和農村投資環境不樂觀,農業內部積累資金包括外來資金流向農業生產的資金轉化率偏低,用于農業擴大再生產的資金極為有限,從而使湖北農業基礎設施建設出現惡性循環。
第三,農業科技轉化、應用和推廣滯后。雖然許多科技統計指標在全國名列前茅,但由于成果轉化不夠,農業生產科技水平與發達國家相比仍有較大差距。湖北農業和農村非農產業的生產組織形式未有重大突破,生產規模小和分散經營,導致農業產業利潤率低,機構投資者對農業進行科技投入的熱情低,農業科研人員得到的回報有限,從而使農業投資與科研轉化受到影響。加上農民素質不高,傳統的生產方式導致農民收入在低位徘徊,用于農業科技投入和再生產投入的資金有限。農業發展要依靠一批思想開放的高素質農民與能夠發揮其特長及知識技術價值的市場經濟環境。但農村大量勞動力(包括腦力勞動者和體力勞動者)大多流向了城市。加上一些傳統思想,如農業靠天吃飯、消費保守、缺乏冒險精神等也使得農業科技水平低。
第四,經營規模細分化,組織化程度低。曾帶來湖北農業高速增長,但耕地分塊降低了農業生產效率,一家一戶的農業生產經營規模小、組織化程度低、商品量少、效益低下,促成了小而全自然經濟的自發維持,難以實現專業化和規?；?。特別是1998年后湖北農業步入回落軌道,以家庭為單位的小規模生產方式自身局限性顯現,農民難以持續增收,更無力承擔起推進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變的重任。發達國家農業發展經驗表明,擴大農業經營規模,走組織化道路是我國農業現代化的根本出路。農業生產組織化能降低農業生產成本,但當前我國農業合作組織法律地位不明確,內部治理不規范,影響了湖北農村專業合作組織的穩定發展。加上從事農業生產的農民綜合素質不高,人心不齊,農業合作組織難以建立,即使形式上建立起來,但組織章程不明晰,合作組織工作人員和會員的素質不高,合作組織不能較好發揮其作用。
三、轉變湖北農業經濟發展方式的創新選擇
轉變農業發展方式就是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變的創新過程,是農業生產力和農業生產關系的重新調整。目標在于農業增長要由追求數量向注重質量效益的提高轉變,農業效益要由追求經濟效益向經濟、社會、生態效益相統一轉變;農業功能要由單一食品保障、原料供給向生態保護、觀光休閑、文化傳承等多種功能轉變;還要實現農村環境的改善,農民生活福利水平的增進。
1•提高農業技術水平,促進湖北農業生產力進步
第一,加強農業科學技術研究與推廣?？茖W是第一生產力,科技創新是農業發展方式轉變的動力源泉。研究普及節本增效、保護性栽培、反季節生產、高效特種栽培、養殖和優化動植物品質、資源綜合利用、轉基因等技術;利用生物技術加快農作物育種技術及新品種選育,突破節能、節水、節地、節肥、節藥和循環利用關鍵技術,促進農業可持續發展;加強校地合作,充分發揮湖北農業科研院所作用,促成農業產學研聯盟。創造人才成長環境,農業研究機構、研究人員要做研究,培養一批湖北的“袁隆平”。加快農業技術推廣與普及,改變鄉鎮綜合改革中弱化農技推廣機構的做法,推廣農業服務社會化,加強政府的指導和政府投入。認真組織農民培訓,為發展現代農業提供智力支撐。農民是農業生產的實踐者,只有他們才能把農業科技轉化為現實的生產力。各級政府要準確領會中央有關農民培訓政策,合理使用農民培訓資金,努力培育新型農民。
第二,加強農業設施建設,構建設施農業框架。加強農田水利建設,做到旱澇保收,湖北江河系統發達,水資源相對豐富,但隨著工業化進程的加快,服務業的快速發展,第二、三產業與農業爭水的現象嚴重。從協調區域發展出發,我國啟動了南水北調工程,湖北水資源將在全國進行二次分配。從環境保護出發,人們對水資源從數量到質量的保護意識加強,也要求人們節約用水、科學用水,所以水資源對于湖北仍然珍貴。減少渠灌,引入噴灌、滴灌技術勢在必行。推進高標準農田建設,為農業規模化經營作準備,即使在分戶經營情況下,也可以實現農業服務的規?；?。發達國家農業已經走上設施農業之路,正在日益擺脫土地等自然資源對農業的約束,中國農業資源稀缺問題也能通過設施農業來解決。加強農業機械裝備建設,湖北的城市化必然減少農業人口,減少農村勞動力,資本對勞動的替代成為農業發展的必然趨勢,機械對人畜力替代是農業資本深化的前提。
第三,發展生態農業、循環農業。農業科技創新既要考慮當前生產力水平的提高,又要考慮跨期與代際之間的利益均衡。一是為生態農業發展提供技術。育種技術不應只考慮產量,還要考慮抗蟲害能力,生長期間對自然資料的消耗,與周邊生物之間的關系。加強農作物生長特性研究,把握其生長規律及其與生態環境的關系,關注農作物對土地肥力的影響、二氧化碳的排放、對地下水的消耗等,選擇合理的管理措施,對農作物生長進行監控,減少農藥和化肥施用量,進行無公害作業。進行生物防蟲研究,利用生物食物鏈和生物捕蟲方法解決病蟲害問題。二是研究循環農業發展方式,通過循環利用改變傳統農業高排放、高污染、高廢物丟棄現象,研究生物秸桿能源利用,研究農村動物糞便再利用,利用生物食物鏈進行農業產業化生產。
第四,打造現代農業產業體系。農業發展依靠完善的產業體系,徹底改變“農業即糧食、農業即種養業”的觀念,關注農業的多功能性,完善農業產業鏈條,建立現代農業產業體系。一要積極培育農業主導產業。湖北應以高檔稻米、優質養殖、特色農業作為主導產業,逐步擴大經營規模,提高產品檔次,帶動區域經濟的發展。建設與主導產業協調發展的特色農產品產業,圍繞產業抓大戶,帶群體、上規模。二要大力發展農產品加工業,在農產品基地附近就地加工,提高農產品附加值,降低農產品交易運輸費用、貯藏保管費用,提高農產品商品化率。三要發展農村現代服務業,建立農業產前、產中和產后服務業,拉長農業產業鏈條,調整農村第一、二、三產業比重,優化農村經濟結構,加快農村產業結構調整。既要重生產,又要重流通,讓農民從流通中增收,促進農村第一、二、三產業協調發展。
2•改善農業生產關系,促進農業制度創新
〔中圖分類號〕F061.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1000-7326（2008）08-0080-06
一、引 言
我國當前正處在體制轉軌和結構轉化同時推進的階段，在此階段，以實現農民增收、農業發展、農村進步為指向的“三農”問題始終處于極為突出的地位，從國際經驗看，在工業化和城市化加速推進階段農業和農民發展問題會凸現出來，而我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人口大國，且農村人口占總人口的絕大多數，這種國情也決定了我國的“三農”問題比其他國家更為突出和重要。解決“三農”問題需要外力以適當方式嵌入，但在市場化改革的條件下，其關鍵應是從農戶的經濟性質出發，努力形成農民增收、農業發展和農村進步的自生能力，如果說外力支持是“輸血”機制，那么自生能力則是“造血”機制，長期來看，“造血”機制相對于“輸血”機制更能形成解決“三農”問題的常規性安排。從邏輯上說，自生能力和“造血”機制應能最大程度地耦合農戶的經濟性質，而理解當前我國農戶的經濟性質，是討論“三農”問題并在此基礎上給出相應政策含義的一個恰當的切入點。
二、“道義小農”假說和“理性小農”假說：一個比較
在經典的農民學理論中，農戶的經濟性質主要指農戶在約束條件下追求風險最小或利潤最大，由于對生產目標和約束條件的理解不同，現有農戶經濟性質的討論基本是沿著兩條線索展開的。
第一條主線是以“恰亞諾夫―斯科特命題”為核心的“道義小農”假說。此假說認為農戶的經濟活動具有區別于市場經濟背景下企業行為的“異質性”：農戶的要素投入過度倚重勞動力、農戶的生產主要是為了滿足自身消費、農戶在經營別強調風險規避。恰亞諾夫指出：農民經濟是“非資本主義的家庭農場”，[1] 即以家庭成員勞動為基礎的自給自足的生產單位，這種生產單位的基本特征是：生產主要采用家庭內部的勞動，而較少雇傭勞動且投入不采用貨幣度量，這意味著農戶的生產難以按照成本―收益法則計算回報；同時，農戶生產主要不是為了市場交易和獲取利潤，而是為了滿足自身的消費需要，“家庭經濟活動的基本動因產生于滿足家庭成員消費需求的必要性”。上述觀察表明：對農戶的經濟行為而言，以雇傭勞動和追求利潤為基石的古典經濟學理論不能使用，而應采用文化人類學和經濟人類學的方法進行深入研究。沿著恰亞諾夫的分析，美國經濟學家斯科特通過案例研究指出：農戶的經濟行為不能用被主流經濟學奉為圭臬的成本―收益法則進行解釋，比較契合農戶經濟性質的是“道義經濟”，即農戶開展經濟活動的主要原則是“安全第一”的“拇指法則”。[2] 具體地說，具有強烈生存取向的農民更傾向于規避經濟不確定性，而不會冒險追求收益最大化，農戶的經濟行為基準是選擇回報率較低但較為穩妥的策略。
第二條主線是以“舒爾茨―波普金命題”為基礎的“理性小農”假說。此假說強調農戶的行為方式與其他微觀經濟主體沒有本質差異，農戶具有足夠的理性去優化資源配置并實現利益最大化，即使對最貧困的小農來說其行為方式也具有追求效率的“便士資本家”特征。舒爾茨批評了農業存在零值勞動力的傳統學說，指出農戶在配置其所擁有的要素是很有效率的，他們從事生產活動的動因是追求利潤最大化，且能夠對市場與價格、成本和收益的變化做出靈敏反應。[3] 這表明，農戶的行為方式等同于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標準“廠商”，“貧困但有效率”這個命題可作為分析農戶經濟行為的邏輯起點，古典經濟學和新古典經濟學對于理解農戶行為來說也是適用的。作為對舒爾茨觀點的延伸，波普金通過對越南農村社會的深入解析，認為越南農民是非常理性的個人主義者，農戶所組成的村落只是空間概念而缺少利益認同紐帶，不同農戶往往是在松散而開放的村莊中相互競爭并追求利益最大化，盡管在個別情況下農戶會照顧鄰居或村民的利益，但在通常情況下各家各戶均是自行其是且自謀其利的。[4] 進一步的觀察顯示，小農無論是在市場交易領域還是在政治社會活動中，都傾向于按照理性投資者的原則行事。
概括起來，上述兩條線索均是圍繞農戶的生產目標和約束條件而展開的。從生產目標的角度看，“道義小農”和“理性小農”試圖給出農戶生產的最終目標，在這個方面兩者不存在實質性的分歧，它們可能各自凸現了“一枚硬幣的兩個方面”。古典經濟學中的“經濟理性”假定可概括為“以盡量小的代價換取盡量大的利益”，在這個意義上，“道義小農”強調農戶的“風險規避”和“理性小農”強調農戶的“盈利動機”在本質上是一致的，農戶經濟行為在本質上可概括為追求代價最小化和利潤最大化，農戶的生產目標可以概括為風險規避和利潤追求之間的某種組合。然而，不同的經濟體或同一經濟體在不同的發展階段的兩者的組合方式可能并不相同，這暗示著對農戶經濟性質的理解應該注重對風險規避―利潤追求組合方式的考察。從約束條件的角度看，農戶的經濟行為是對外部環境或約束條件的一種反應，約束條件不同會使農戶行為表現出差異性特征。在這個層面上，“道義小農”和“理性小農”存在著較大的分歧：前者假定農戶勞動力配置被嚴格局限在農業內部，農戶的需求也被限定為農產品或簡單手工產品，經濟體缺少社會保障機制去提高農戶的風險規避能力；后者則假定認為農戶對市場具有足夠的判斷和理性，商品和要素市場是充分且有效的，農戶的生產目標和要素投入能夠得到完備市場的有力支持。可見，對要素投入和市場條件的判斷也會導致對農戶經濟性質的不同認識。當前中國正處于體制轉軌和結構轉化同時推進的特殊階段，農戶從事經濟活動的目標追求和約束條件必定不同于“道義小農”和“理性小農”這兩種極端狀態。在一定意義上，中國當前農戶的經濟行為具有從“道義小農”向“理性小農”的過渡特征，對“過渡小農”的解讀無疑會成為理解中國“三農”問題的一個邏輯起點。
三、過渡小農：中國農戶經濟性質的一個描述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農業生產力和農產品供給能力已有了顯著的提高。但是，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基礎地位依然比較薄弱，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剛性的特征未有實質性變動，特別是在體制轉軌和結構轉化同時推進的背景下，農戶行為具有既區別于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也區別于現代市場經濟體制條件下的異質性。從目標函數和約束條件的角度看，農戶的經濟行為具有典型的過渡特征。
首先，從生產目標的角度看，農戶生產的目標是風險最小化或利潤最大化，但在不同經濟體或同一經濟體的不同發展階段，農戶對風險規避和利潤追求的優先序列可能會出現差異，這從“道義小農”和“理性小農”的分歧中看得非常清楚。顯然，決定這種優先序列的主要不是農戶的經濟偏好出現改變，而是資源稟賦或發展階段是否為農戶的風險規避或利潤追求提供有利條件。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當前農戶的經濟行為正處于從“缺少社會保障”到“構建社會保障”，從“缺少市場渠道”到“拓展市場渠道”的轉變時期，結果導致農戶生產目標也表現出“兩重性”特征，這種特征可以從兩個方面進行說明：一方面，從農業內部的角度看，農戶生產具有顯著地擺脫自給自足狀態并逐步走向高商品化率的趨勢，當前農戶的農業生產既不是完全的、傳統的自給自足狀態，也不是主要進行市場交易以實現利潤最大化的狀態，而是部分用于市場出售、部分用于家庭消費的中間狀況。數據顯示：1991-2005年我國農戶三種主要糧食的商品化率雖趨于提高，但并未達到發達經濟體所表現出的農業高商品化率的水平，稻谷從44.30%變化到50.70%，小麥從49.70%變化到56.30%，玉米從54.50%變化到69.70%，這說明農業內部生產的“半自給、半交易”的特征依然比較顯著。另一方面，從農業和非農業的關聯性來看，農戶生產具有典型的“農忙時種田、農閑時打工”的兼業化特征，農戶的收入構成包括了家庭農業收入和非農雇用收入兩個部分，其中農業收入具有平抑農戶風險和提供社會保障的功能，而非農雇用收入則有增加收入、彌補家庭開支的功能。黃宗智在對中國華北和長三角小農經濟的研究中，指出中國農戶存在著“以農為根本、以商為補充”的“拐杖型”收入特征。[5] [6] 在市場化改革不斷深化的背景下，農業勞動力的非農化流轉機會已有了顯著增加，但這些勞動力在短期不能割裂同農業和土地的聯系，這不僅源于現有的公共品配給體系難以為農業人口的大規模流轉提供條件，而且源于農村勞動力對土地和農業具有超越經濟性考慮的觀念或文化依賴。據此，我們能夠理解在中國存在著1.5億的“農民工”群體，這些群體在城鄉之間的“候鳥性”轉移反映的正是農戶依靠農業來規避風險、依靠打工來增加收入的“拐杖”模式。
其次，從要素投入的方式看，要素投入方式考察的是農戶生產在多大程度上依賴于自給性勞動，由于要素稟賦分布的非均勻性，則勞動力的流動不僅體現了農戶生產效率的提高，而且標度了其他要素對農業勞動的替代程度。據此，“道義小農”強調農戶經營單純依靠家庭內部的勞動，“理性小農”認定農戶社會化配置生產要素的充分理性。當前中國農戶生產在一定程度上已經可以引入其他生產要素，從而不再完全依靠家庭內部的勞動力因素，長期來看這種要素替代趨勢還會延續下去。但是，目前農戶經營中自給性勞動仍然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在要素投入的序列中，絕大多數農戶會首先考慮密集使用家庭內部的勞動要素。這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農業生產的迂回生產程度在不斷提高，即農戶經營越來越多地使用了機械、化肥、農藥、良種、薄膜等資本品，而資本深化體現的正是農戶要素投入的結構性變化――從單純強調勞動轉向更多使用資本和技術等現代生產要素。如果用每個農業勞動力平均擁有的機械總動力表示機械化程度，用每畝耕地面積平均投入的化肥總量表示生物化程度，則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業的生物化和機械化程度均在不斷提高，其中生物化程度增長了6.2986倍，而機械化程度增長了5.8831倍，生物化和機械化水平的提高顯著增強了中國農業的生產能力，導致農業土地生產率和勞動生產率的總體提高。另一方面，絕大多數農戶的生產仍在很大程度上強調勞動投入，農業生產具有土地生產率較高而勞動生產率較低的不對稱性。黃宗智指出中國小農經濟具有典型的“過密化”或“內卷化”傾向：即密集使用勞動以致出現勞動邊際報酬遞減的情形。當前，農業生產的“過密化”和“內卷化”雖然因農民工流轉而有所緩解，但由于戶均耕地面積的有限性以及非農化流轉的漸進性，則密集使用勞動的生產方式并沒有實質性的改變。如果對2004年36個國家農業生產效率進行比較，則就土地生產率而言，中國5185.39公斤/公頃的水平在樣本國家中處于第10位，但就勞動生產率而言，中國827.08公斤/勞動力的水平是非常低的，在36個國家中中國僅高于蒙古和斯里蘭卡，居第34位，這從側面證實了農戶的要素投入仍具有勞動密集使用的特征。
最后，從市場發育的程度看，約束條件描述了外部環境對農戶經濟選擇的影響機制，而外部環境與市場的發育程度緊密相關。在這個意義上，“道義小農”否認存在著發育完全的市場，而農戶缺乏在市場中進行交易的理性和能力；“理性小農”則認為市場是有效的，農戶面對的是發育成熟的產品和要素市場。顯然，在中國市場化改革的背景下，上述見解需要基于漸進式體制轉軌的背景進行適當修正。艾利思從市場風險、依附性、內部差異、農業生產、土地占有、家庭勞動等角度分析了農民的經濟行為，并指出：農民可以部分用他們始終變化、但從不全面的市場參與程度、部分地用他們參與的市場的不完全性來定義。[7] 這種市場的不完全性或者不充分的市場參與度能夠與中國農戶的生產特征相耦合，而在市場化深入推進的條件下，農戶所面臨的市場體系具有漸進式完善的特征。對此，可以從兩個角度去說明：一方面，從要素市場來看，農戶面對的是一個存在較大程度的“割裂”、“壟斷”特征的要素市場，在生產資料市場中，農戶所需的化肥、農藥、良種和機械多數由少量生產資料公司專營，分散的農戶并不具有與生產資料供給者進行有效談判的能力，而農業產業鏈延伸也很難深入到上游生產資料提供領域；在資本市場上，農村存在著比較典型的“供給短缺主導型”的金融抑制現象，農戶之間依靠的主要是親戚朋友這種“熟人社會”的關系型信貸，正規金融機構不僅因貸款條件苛刻而對農戶的金融支持不夠，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產生了將農村剩余資金轉為非農信貸的“虹吸效應”；在勞動力市場上，戶籍制度因涉及公共產品再配置而具有很強的“路徑依賴”效應，影響了農業勞動力在不同地域和產業之間的職業轉換，且農民工就業也大多集中于具有“苦、累、臟”等特征的城市形成部門。另一方面，從產品市場來看，農戶作為農產品的生產者和供給者，雖然進入市場從事農產品交易的自，但并不能對農產品價格形成持續有力的影響，農戶的農產品銷售存在著“小農戶、大市場”的不對稱性。市場尚未發育出可以有效緩解自然風險的農業保險體制以及有效緩解市場風險的農產品期貨交易體系。在這種情況下，農戶經常遇到“蛛網模型”所展示的市場困境：產量和價格的滯后決定意味著農戶對市場具有“瞄不準”特征，而在某些國有農產品流通機構的機會主義影響下，農戶也不能充分享受農產品價格上調所帶來的經濟福利。
綜上，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戶的生產目標正從風險規避向利潤追求演變，要素投入正從勞動密集向資本―技術密集演變，市場條件正從市場不完全向逐漸完善演變，這意味著當前農戶的經濟特征具有從“道義小農”向“理性小農”的過渡性質。自然的，過渡小農是與當前我國正處在體制轉軌和結構轉化同時推進的背景緊密相關的，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深入推進不僅為要素相對價格的改變提供了條件，而且可以通過反哺和帶動效應直接促使農業要素投入結構的變化；而市場化和國際化程度的提高導致農戶的生產目標更多與商品交易連接起來，且農戶生產要素購置和農產品銷售所面臨的市場條件也在發生轉變，這說明，過渡小農是對當前我國農戶經濟特征的一個相對客觀的描述。
四、過渡小農條件下中國農戶發展的政策選擇
我國當前農戶的經濟性質具有過渡特征，這體現在農戶的生產目標、要素投入和市場條件等方面，導致過渡特征的主要原因是經濟體正處在體制轉軌和結構轉化同時推進的階段。在過渡小農的條件下，農業和農戶發展的政策應具有針對性，即應盡量契合過渡性才可能內生出農業發展的自生能力。據此，當前我國農戶發展政策應圍繞農戶生產目標、生產要素投入和市場體系完善三個方面展開。
在農戶生產目標層面，我國農戶生產目標仍體現為風險規避和利潤追求的某種組合，這是農戶對經濟體中較少為其提供風險規避手段的一個理性反應。在農業保險發展滯后且社會保障不充分的條件下，農戶只能選擇高比率的自給性生產和土地保持某種連帶關系并通過土地來提供保障，所以農地除具有經濟功能之外還具有社會保障功能。[8] 然而，“亦工亦農”的兼業化方式和商品率低的生產方式長期來看會損害到農業的分工經濟。未來必須從兩個層面提高農戶的風險規避能力，逐步形成對土地的接替性社會保障形式，提高農戶參與市場并追求利益的能力：一是針對農業生產的風險規避，由于農業生產面臨著較大的自然風險和市場風險，因此必須充分利用加入WTO后的農業“綠箱”政策，積極創新投入機制和經營機制，通過發展農業保險體系、構建農產品期貨交易、農產品收購制度等方式消減農業生產中的自然風險，特別是借鑒美日等發達國家的經驗，大力發展政策性、綜合性的農業保險體系，提升農戶對生產過程中自然和市場風險的應對能力。二是針對農戶生活的風險規避，由于土地對絕大多數農戶而言承擔著就業、養老、醫療等社會保障功能，因此必須通過國家性社會保障和合作型社會保障的發展來替代農戶的非正規型社會保障，必須通過完善農村的醫療、養老、就業培訓、子女教育等制度安排，提高農戶抵御生活性風險的能力，增加對農村的財政轉移支付力度，促使正規社會保障延伸至農村，鼓勵農民形成自發、合作的社會保障體系。
在農戶要素投入層面，當前我國農戶生產中的機械化和生物化程度已有了顯著提高，但土地生產率較高而勞動生產率較低意味著勞動密集投入仍極為普遍。未來必須積極推進生產要素投入方式逐步從勞動密集型向資本―技術密集型轉變，通過提高農戶的勞動生產率來形成城鄉經濟社會一體化的新格局。為此可從兩個方面入手：一方面通過農業產業結構調整和戶籍制度改革，拓展農村勞動力的流轉渠道，降低農村勞動力流轉的交易成本，使工資能夠真實反映勞動力要素的供求關系。由于農戶和其他群體的勞動生產率差異主要是產業意義上的，因此農村勞動力流轉應不僅強調提高城市化率來實現勞動力的異地流轉，而且強調通過農業產業結構調整實現勞動力的本土流轉，城市化水平提高和改造傳統農業是實現要素投入方式轉化的兩個基本方式。勞動力流轉將提高農業生產中勞動投入的“機會成本”，激勵農戶更多采用資本―技術密集型生產而改變勞動密集型生產。另一方面，機械、化肥、良種、農藥、薄膜等生產資料對于農業生產率提高至關重要，而生產資料的有效利用需要考慮資本和技術兩個條件。為此，必須深化農村信用合作社的產權改革，降低正規型金融供給的交易成本，扶植小額信貸等農村內源性融資方式，通過正規型和非正規型兩種渠道來解除農戶面臨的金融抑制；必須形成科學發現―技術創新―產品開發―典型試驗―普及推廣的農業技術進步模式，培養更多有文化、懂技術、會經營的新型農民，不斷提升技術進步對農業發展和農戶增收的貢獻度。
在市場條件完善方面，我國農戶所面臨的市場環境在趨于優化，但與經濟發達國家相比，農戶面臨的市場不完全或不充分的情況依然比較突出，農戶生產在很大程度上還受到外部條件的制約，存在著“小生產―大市場”之間的不對稱格局。為此，必須從兩個方面進行努力：一方面積極推進農戶生產的組織方式創新，健全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市場，有條件的地方可發展適度規模經營。應以完善為指向，改革土地制度、加速土地流轉，使家庭式、所有農戶兼業的生產方式向企業式、部分農戶專業的生產方式轉變。在此基礎上，發展遵循“農有、農治、農享”理念的專業合作組織，逐漸實現農業生產資料共同購買、農村資源共同開發和農業產品規模銷售，以降低農民參與市場的交易成本，增強農民發現市場價格的意識和能力，并在農業生產者、加工者和銷售者之間建立有效的利益分配機制。另一方面，在生產資料和農產品的市場載體方面，應逐漸解除農業生產資料供給的壟斷格局，消減生產資料供給者和農戶的市場談判能力不對等；明確農產品流通體制的市場化改革取向，拓展農產品交易品種、加強交易的網絡建設，在現貨市場和遠期市場之間形成協調，形成有效的農產品價格形成機制；應在擴展集貿市場的基礎上，規范批發市場的發展，提高批發市場的效率，促使批發市場在農產品流轉中起到決定性作用。另外，需要健全農產品價格預警和調控機制，以期貨市場和國際市場為引導形成適合中國的農產品價格預警機制，并在農產品價格偏離“警戒線”時采用經濟手段有效平抑波動。
五、結論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經濟總量高速增長的同時也面臨著許多結構性問題，特別是“三農”問題已經成為一個影響經濟持續發展的重大問題。解析“三農”問題的邏輯起點是分析當前農戶的經濟性質。本文在對“道義小農”和“理性小農”兩個理論線索梳理的基礎上，指出我國農戶的經濟性質具有過渡特征，過渡小農為描述當前農戶經濟行為提供了一種途徑，具體地說：在生產目標方面，農戶生產目標仍體現為風險規避和利潤追求之間的組合，但通過市場追求利潤正逐漸處于主導性地位；在要素投入方面，農戶的要素投入雖然強調勞動的基礎性作用，但對資本和技術性因素的使用程度在不斷增強；在市場條件方面，在漸進式市場化改革的背景下，中國農戶經營所面臨的外部市場條件正在不斷改善，但與“理性小農”假說所隱含的完備市場狀態相比仍有很大距離。顯然，農戶經濟性質的過渡性是與工業化、信息化、城市化、市場化和國際化等背景緊密相關的。未來，我國應立足于資源稟賦條件，從生產目標、要素投入和市場完善等方面入手，采取措施切實推進農戶的經濟性質演變。在這個方面，中央政府已將“三農”問題放在貫徹科學發展觀、構建和諧社會等戰略高度來對待，并針對農民社會保障、農業風險管理、農村勞動力流轉、農業產業結構調整、農業生產組織創新和農產品流通體制等問題，制定并實施了一系列有針對性的政策措施，這些將在本質回應當前農戶經濟性質的過渡特征，并逐漸內生出解決“三農”問題的自生能力及“造血”機制，促使農民增收、農業發展和農村進步等多重目標的有效實現。
[參考文獻]
[1]A.V. Chayanov.“The Theory of the Peasant Economy”.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Madison，1966.
[2]Scott,J.C.“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6.
[3]Schultz,T.W.“Transforming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4.
[4]Popkin,S.“The Rational Peasant: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ural Society in Vietna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9.
[5]黃宗智. 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M]. 北京：中華書局，2000.
1.1 農田生態系統服務功能 農田生態系統是一種半自然的人工生態系統，是由農田、環境及人為控制組成的復合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具有特殊性。它不僅包括為人類的生存與發展提供堅實物質基礎和食物保障的產品服務功能，還具有巨大的環境服務功能。
1.2 農田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形成機理 農田生態系統是人類依靠土地資源，利用農田生物與非生物環境之間以及農田生物種群之間的關系來進行人類所需食物和其它農產品生產的半自然人工生態系統。農田生物包括植物、動物和微生物等；非生物環境包括地理位置、溫度、降雨、土壤養分、pH值等。農田生態系統在經過一系列的生態過程的基礎上，通過物質循環、能量流動和信息傳遞產生生態系統服務功能。生態系統服務功能是生態系統功能的具體體現，生態系統非生物環境特征、生物特征和生態過程及其相互作用是農田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形成的內在機制。作為一種半自然的人工生態系統，人類活動對生態系統服務功能有著重要的影響。從根本上說，人類活動是農田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形成的驅動力。但是，不科學的人類管理活動會對農田生態系統服務功能造成巨大的損害。
1.3 農田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價值評價 近年來，生態系統服務功能的價值評價引起了生態學界的廣泛關注，成為當前生態經濟學、環境經濟學研究的前沿領域和熱點問題。沒有定量經濟量度的生態系統服務易被忽視，對農田生態系統服務功能進行評價，是量化農田生態系統服務功能的重要環節。通過價值量化評估技術，探討生態系統的價值，不僅可為構建綠色GDP、制定生態環境保護政策、區域發展決策提供理論依據，而且對認識中國“三農問題”、優化農業種植結構、保護農田及農村生態環境、促進農業可持續發展等具有重要意義。
2 農田生態系統服務功可持續發展策略
1、問題的提出
1978年，我國的改革開放從農業開始，以拉開了改革的序幕。農業在我國經濟中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只有在農業的基礎上才有工業的發展，只有在農業和工業發展的基礎上，才有第三產業的繁榮興盛。可見，農業是“母親產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
改革開放以來，國家大力出臺政策支持農村的改革――從到調整農村的產業結構和流通體制，然后到農村市場經濟的改革，然后到取消農業稅，在各個階段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農業總產值一直持續增加。
其中種植業作為農業的基礎和農業最重要的一個組成部分，并且包含著人民群眾最重要的生產資料――糧食，所以對影響種植業農產品產量的因素分析是十分有必要和有意義的。本文將通過計量經濟學的方法對改革開放以來影響農產品產量的因素進行分析，來揭示我國農業中種植業現存的一些問題，力求針對問題，找到解決的辦法。
2、理論綜述
中國是農業大國，自古以來，無論階級關系如何變化，農民始終是我國的主要生產動力，農業始終是我國國民經濟的基礎，其總產值直接影響到我國糧食安全。學術界歷來十分重視對三農問題的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如：林毅夫（1994）、黃少安（2005）等，從制度經濟學角度研究了我國農業問題，認為農村的經濟體制改革對我國農業總支出的增加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郝利等運用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建立了農業科技進步貢獻率測算模型，對北京市1990-2007年農業科技進步貢獻率進行測算，得出的結論是1999-2007年北京科技農業貢獻率為78.32%。
在農業總產出方面的研究，不乏學者的計量經濟方法分析。董梅生（2009）利用最小二乘回歸分析方法對我國農業的投入產出進行了分析，認為我國農業產出主要受國家財政支農支出和化肥使用量的影響，受播種面積的影響不大；農林牧漁業的從業人員數越多，農業產出反而越小。廖翼等（2011）利用時間序列數據建立多元線性回歸模型，對1986-2008年洞庭湖區農業總產值的影響因素進行了分析，結果表明：農用機械總動力、機耕面積和化肥使用量每增加1%，農業總產值將分別上升1.17%、0.83%和0.40%，農作物播種面積對湖區農業生產的影響不顯著。漆文萍（2005）采用多元回歸分析方法，對江西省農業生產總值的影響因素進行分析，得出結論：1970-1998年間，江西農業總產值的科技含量偏低，農作物播種面積對農業總產值的影響最為顯著，化肥使用量其次，而政府對農業生產和事業財政支持的影響最小。
從上述學者的研究來看，不同時期、不同地區以及不同角度下，農業總產出的影響因素不盡相同。比如，在董梅生的研究中，農業總產出受播種面積影響不大，而漆文萍的研究則將農作物播種面積列為最顯著的變量。同時，在廖翼等學者的研究中，機耕面積每增加1%可以帶來農業總產值0.83%的增加；另一方面，農作物播種面積卻對洞庭湖區農業總產值的影響并不顯著。因此，在本文的分析中，將農作物總播種面積、受災面積、農用化肥施用量、鄉村人口、有效灌溉面積、農產品生產價格指數、農業生產資料指數、農業機械總動力、鄉村從業人員等9個變量引入模型，首先構建回歸方程，檢驗時間序列的平穩性，進行回歸方程顯著性檢驗和參數顯著性檢驗，并逐步剔除不顯著的變量，修正時間序列數據的多重共線性、異方差、自相關，從而找到時間序列數據中對農業總產量有顯著影響的因素。
3、模型的設定
研究我國農業發展水平及其影響因素的關系，需要考慮以下幾個方面：
3.1、我國農業發展水平的衡量
對我國農業發展水平用農產品總產量去衡量，因為農產品總產量的多少能夠直接反映出農業發展水平的變化，而規避了若選擇農產品總產值的局限性，這種局限性表現在，首先是多數局限在使用道格拉斯生產函數模型上，其次是局限在解釋變量的選取上。
3.2、數據性質的選擇
由于研究的目的是反應我國農業發展水平的變化，因此本項目選用的是1978年至2011年為期34年的時間序列數據。這樣更能反映我國農業發展水平在一段時間內的變化。
3.3、影響因素的分析
根據經濟學原理，在模型中引入九個變量：①農作物總播種面積，我國是一個農業大國，農作物總產量在很大程度上主要取決于播種面積；②有效灌溉面積，農田灌溉面積的增加，會相應地增加產量；③農用化肥施用折純量，化肥的使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總產量；④鄉村人口，鄉村人口為依靠農業生產性為主的人群及其家庭，因此也是影響總產量的一個因素；⑤受災面積，干旱、洪澇、蟲災等都會影響農作物的產量；⑥農產品生產價格指數，農產品生產價格指數是反映一段時期內農產品生產者出售農產品價格水平變動趨勢，價格的變動會通過影響供求關系從而間接影響農產品的產量；⑦農業生產資料指數，農產品的生產成本反映在農業生產中物質資料投入價格的變動狀況，也會影響到農產品的產量；⑧農業機械總動力，動力機械的動力總和的高低會影響農產品的產量⑨鄉村從業人員，鄉村從業人員為鄉村人口中經常參加合作經濟組織和從事家庭經營生產勞動的整、半勞動力，鄉村從業人員的高低影響了從事農業生產的實際勞動力的多少，從而影響農產品總產量。
4、模型的設計、估計與調整
綜合以上的分析，初步將模型設定如下：
之前，我們就利用OLS方法對模型初步設定形式中參數進行估計
最終經過計量經濟學方法得到回歸方程：
模型通過統計推斷檢驗和計量經濟學檢驗，在經濟意義檢驗上，X3（農用化肥施用折純量）及X6（農產品生產價格指數）的上升會導致Y（農產品總產量）的增加，而災害會使農作物減產，故X5（受災面積）與Y（農產品總產量）之間存在負相關關系，與經濟意義相符合。
從檢驗結果看，在1%，5%，10%下檢驗顯著，表明殘差序列不存在單位根，是平穩序列。說明X3（農用化肥施用折純量）、X5（受災面積）、X6（農產品生產價格指數）三個變量與Y（農產品總產量）存在協整關系，表明它們存在長期均衡關系。但從短期來看，為了增強模型的精度，可以將短期農用化肥施用折純量、受災面積、農產品生產價格指數的變化的影響與長期變化聯合起來。于是建立誤差修正模型最終得到修正誤差模型的估計結果。
上述結果表明，農產品總產量的變化不僅取決于農用化肥施用折純量、受災面積、農產品生產價格指數的變化，而且還取決于它們與均衡水平的偏離，誤差項估計的系數體現了對偏離的修正，上一期農用化肥施用折純量、受災面積、農產品生產價格指數與均衡水平片里的越遠，本期對其修正就越大。
5、結論和政策建議
由上述分析可知，在分析農作物播種面積、有效灌溉面積、農業化肥施用折純量，鄉村人口，受災面積，農產品生產價格指數，農業生產資料價格指數，農業機械總動力和鄉村從業人員九個解釋變量對農產品（種植業）總產量的影響當中，僅有三個變量即農業化肥施用折純量、受災面積、農產品生產價格指數對農產品（種植業）總產量產生了顯著影響。根據模型可知，當其他變量不變的情況下，每增加1萬噸的農業化肥施用折純量，則農產品（種植業）總產量增加9.579913萬噸，每增加1千公頃的受災面積，則農產品（種植業）總產量減少0.113536萬噸，農產品生產價格指數每增加1，農產品（種植業）總產量增加12。73588萬噸。我們就這三個解釋變量進行相應的闡釋：
5.1、農業化肥施用折純量
農業化肥施用量是指本年內實際用于農業生產的化肥數量，包括氮肥、磷肥、鉀肥和復合肥?；适┯昧恳蟀凑奂兞縼碛嬎銛盗?。而折純量是指把氮肥、磷肥、鉀肥分別按含氮、含五氧化二磷、含氧化鉀的百分之一百成份進行折算后的數量。復合肥按其所含主要成分折算。
這里可以看出，我國農產品（種植業）總產量的增加離不開化肥這項生產資料的投入?；实氖褂每梢栽黾油寥赖姆柿?，增加農作物的營養，對提高農產品的產量有直接的影響，經濟意義上也符合增加投入成本在一定時間內也會增加產出的經濟學原理。但是，長期實踐證明，化肥的使用也會使土壤以及水源富營養化，造成環境污染。同時，化肥的使用存在明顯的邊際效用的遞減傾向，為維持同等產出，必須要施用越來越多的化肥，從而消耗越來越多的環境成本。
5.2、受災面積
農產品（種植業）總產量受到受災面積的顯著影響，表明我國農業自然經濟特征明顯，農產品總產量不穩定，現代化程度低，規模小，“靠天吃飯”現象突出，農產品產量的增長仍然主要依靠大量的投入，屬于“粗放型”產業，才會讓自然災害成為困擾我國農業發展的大問題?？梢姡谵r業產業經營向“集約型”過渡的過程當中，我們仍然有很長的路需要走。
5.3、農產品生產價格指數
農產品生產價格指數是反映一定時期內，農產品生產者出售農產品價格水平變動趨勢及幅度的相對數。根據經濟意義上的供需理論可知，即解釋為，當上一期出售某一農產品的價格高，得到的收益多時，農業從業人員就會傾向于多種植多投入在這一農產品身上，從而增加該農產品的產量。但在市場上，這種產量的增加往往是市場滯后性和盲目性的表現，形成供大于求，造成農產品的積壓，而農產品往往保質時間短，從而造成農產品的虧損。
基于上面所分析到的問題，我們提出了如下的解決辦法：
（1）化肥的使用雖然對農產品產量的增加起到一定的積極作用，但是農產品總產量的增加過分依靠化肥的投入顯然是不可持續的，也是無法增加農業綜合生產能力，不能確保國家糧食安全和重要農產品供給的。因此要合理控制化肥的使用，提高化肥的使用率，重視農業生態環境的保護，減少諸如化肥農藥等投入對環境的副作用。
（2）加強天氣預報、地址檢測等方式，做好自然災害的預防工作，同時投入大棚，溫室，較少災害天氣對農產品產量的影響，還應加大科技投入，研制如“轉基因水稻”這一類抗蟲抗旱等對抗災害的優良品種，從而減少農作物的受災面積，大規模的提高農產品產量。
（3）關注對農業從業人員的知識水平的提高，這種知識水平不僅僅包含在農作物的種植技術上的提高，或畜牧業喂養技術的提高，還應該掌握一定的經濟學知識和市場規律，了解市場的風險和預期，從而更好地使產量的增加轉化為產值的增加。
參考文獻：
[1]呂銀娥，劉俊清.農業總產值影響因素分析[J].科學之友.2011-01-25.
[2]鄭婷婷.農業總產值的影響因素分析和模型檢驗[J].經營管理者.2010-06-05.
[3]漆文萍.農業總產值指數影響因素的模型分析----以江西省為例[J].南昌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8-07-25.
[4]郝利，韓孟華，周連第.1990-2007年北京市農業科技進步貢獻率的測算[J].農業技術經濟.2010-03.
[5]董梅生.中國農業投入和產出的關系----基于偏最小二乘回歸法的分析[J].技術經濟.2009-01.
[6]廖翼，周發明.洞庭湖區農業總產值影響因素的實證分析[J].湖南農業大學學報.2011-04.
[7]張代謙.抑制農產品價格上漲與穩定提高農民收入[J].理論導刊.2008-04-10.
[8]王春超.農村土地流轉、勞動力資源配置與農民收入增長：基于中國17省份農戶調查的實證研究[J].農業技術經濟.2011-01-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