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7-16 08:5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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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來，隨著西學東漸的歷程，西方的醫學思想和醫療模式也開始輸入中國。由于西方醫學在治療技術上的方便性，使之國人在醫療實踐中能夠接受西醫的治療方式，但是，正是這種實用主義和“全盤西化”的價值承諾形成了對中醫學和中國文化的否定思潮。表現在思想形式上，由于自五四以來的“全盤西化”思潮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全面否定，數典忘祖、思想淺薄、急功近利成為學術思想界的主流之后，中醫學也成為被否定的內容之一。為了提供否定中國文化的理性基礎，自覺的不自覺的以西方的哲學思想判釋中國文化的方法就成為時代的風氣，以西方的醫學模式判釋中醫學以比較兩者的優劣，成為這個時代中醫學研究的重要特點。如果說以西方醫學技術上的特點做為可接受的標準還帶有實用主義的特點，從而還能在經驗論的層次上證明理性的必然，那么，以“全盤西化”對中國文化及其對中醫學的否定就是對中國文化理性自覺的背叛，而成為厚西薄中的思想方法了。
時至今日，隨著對西方科學文化產生的一系列誤區的深入認識，中醫學在醫學實踐中的特殊的、基本的療效被肯定，中醫學也日漸受到重視。但是，對中醫學的肯定仍然是在經驗論的層次上，遠沒有在哲學理性上實現自為而自在的統一。尤其對于解決這一已經產生了幾千年的中醫文化的繼續發展的理路問題而言，就更需要哲學的根據和支持。
問題表明，對中醫學的正確認識及其發展理路的研究，首先需要中醫哲學的研究作為基礎。然而，以我們已經熟悉并習以為常運用于思想的西方哲學思維進行中醫學的哲學研究，是不能產生正確的結果的。以西方哲學的模式為坐標系進行中醫學的研究，其結果只能是南轅北轍。正確的方法是，應對中國文化之所以能產生中醫學的哲學思想進行發掘，進而研究中醫學的科學性，以對中醫學的發展方向作出推定。這些是研究中醫學發展應解決的基礎理論問題，應當成為一切關心中醫學發展的學者應投以相當大的精力進行研究的問題。但是，對于中醫學發展方向的困惑而言，面對的問題既是中醫哲學帶來的也是以哲學對中醫學提出的本體論承諾出現的。這表現為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一方面是中醫學學科的科學性及其產生的哲學基礎與我們所熟知并運用自如的現代科學和哲學對其進行研究而產生的誤區，另一方面則要求中醫學本身能證明自身的科學性和哲學基礎，即中醫學的學科性在本體論哲學的支持下表明其科學形式與哲學方式的統一──中醫學是中國哲學形而中論的自在自為的統一。
就中國哲學的基本原理進行研究，其表明的哲學原理與中醫學有怎樣的相關性以及中醫學表現出怎樣的規律，是中國哲學研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哲學和中醫學的關系，表明了中醫學的思維方式在與中國哲學的基本規律的統一性中展示出的科學上和文化上的重要意義。如果說由于中國文化的哲學基礎生成了中醫學的學科形式，從而表明了中國文化的一以貫之的理論特點，那么，中醫學就在其內容和形式中展現出的基本規律將代表中國文化和哲學的基本形式。因此，應當說，進行中國哲學研究──真正想探索中國哲學奧秘、并認為中國哲學是不同于西方哲學的、具有獨立的哲學形式，就應在《周易》、《道德經》和《內經》及《論語》等儒家和道學經典的研究上下功夫，這是研究中國哲學的基本方法，同樣，這也是研究中醫哲學的基本方法。
對中醫學的哲學思維進行的研究，以發現其基本規律，這是中醫學的基礎理論問題，這已成為現代以來中國哲學研究中的重要內容之一。但是，由于近代以來的西學東漸產生的“全盤西化”、西體西用的理性進路，所以，目前的研究結果表明，和以西方哲學推定中國哲學的研究一樣，中醫學的哲學研究無不是以西方哲學的思維方式、概念、范疇及科學模式對中醫學的思維方式、概念、范疇及科學模式進行西化式的推定。從產生的研究結果而言，由于脫離了自在的中國文化的基礎──中國文化對哲學的承諾及其原理的推定，應當認為這些推定的結果根本不是中國哲學或中醫哲學的本來面目，而只是西方哲學和西醫學對中醫學理論的異化。
如果承認歷史和邏輯的統一性，并且承認中國文化的形式具有獨立性──中醫學也因此具有完全不同于西方醫學的形式，那么，對生成中醫學的哲學思維及其基本規律的研究只能是對中國文化研究的自在的哲學反思──哲學的承諾和推定的統一并進行推定的結果。生成文化的歷史和邏輯只能是歷史和邏輯在文化形式中的統一。所以，對生成文化的哲學基礎進行推定，只能是由文化所承諾的哲學──哲學所能推定的文化形式在哲學形式上的統一。哲學在文化母體的自在性，使其被文化所承諾和推定，而不可能以任何外來文化所承諾的哲學進行推定。以西方哲學進行的推定，只是一種比較意義上的詮釋，哲學的比較不具有本體論承諾和推定的統一性，本體是自身的邏輯推定。尤其是西方哲學在當代的進展產生了分析哲學和解釋學，其理路表明的邏輯和形式對思維的限定，使對西方哲學思維方式的運用產生了嚴格的限定。西方文化的內在結構──被語言和文字及形式邏輯所限定，就其文化形式內部所進行的歷史文本的解釋──以其自在的語言系統和思維方式對文本所進行的解釋，不可能達到本來的意義。既然對自在的文化的解釋呈現出重重困難，使西方文化自在的文字和語言本身所進行的解釋都不具備其文本意義，何以能用西方的哲學原理和學科形式對中國的文化和哲學進行解釋呢？真不理解當代中國學界何以能用西體西用的方法論進行中國文化的研究，并自以為是的認為發現了中國文化的“基本規律”。當以中國哲學自在的形而中論的哲學原理與這些“基本規律”（例如辯證法）進行比較后，就會發現中西文化是截然不同的形式，就思維方式的基本性而言，中西文化不能在形式和內容上進行簡單的類比和實現哲學思維方式的統一。因此，就中國哲學的研究而言，只能用承諾推定法進行哲學的外化。承諾推定法表明的哲學思維與文化形式的統一性表明，任何一種獨立的文化是其自在的哲學思維所產生的結果，因此,中國文化的形式和內容只能是自在的中國哲學思維產生的結果。
所以，對中醫學的哲學研究，是以哲學的承諾和推定法進行的研究。由于中醫學的哲學基礎和基本規律只能在中國文化的母體中尋求，所以，這種研究只能是中國文化的組成部分。這一研究還必然包括：中醫學的哲學究竟是什么形式的？與中國哲學的關系是怎樣的？對這些問題的研究表明，其中最重要的是關于形成中醫學的哲學基礎問題。顯然，在這一研究進路中，將同時構成對中國哲學及文化的反思。我在對中國哲學的研究中，以《時空統一論》⑴的哲學原理對中國的知識系統進行承諾推定法的研究反思，發現在中國文化的知識形式中，《易經》是中國哲學的基礎，而中醫學是運用中國哲學思維所產生的成熟的科學形式，也可以這樣認為，從中醫學中可以反映出中國哲學的本質性，所謂“醫易相通”是也。那么，中國哲學的本質性與中醫學的統一是以怎樣的原理表現出來的？這是研究中醫學的哲學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所以，研究中醫學的哲學規律首要的是用哲學的承諾推定法把《易經》的思維方式外化為哲學的形式。我對《易經》的思維方式進行外化為哲學形式的工作是以“時空統一論”的哲學原理對《易經》之“卦”的研究中作出的，并以形而中論⑵的哲學原理進行了對中國哲學的概括，形而中論的哲學原理及思維方式表明，時空對應的認識論原理、對應和中的方法論原理、中和統一的時空本體論是中國哲學的基本規律。因此，中醫學能否反映出這三個基本規律就成為承諾和推定中醫哲學的基本工作。
從中醫學的基本原理中抽象出一般的思維方式并對其進行與中國哲學原理的整合是這一研究工作的組成部分。由于中醫學的思維方式與《易經》統一，所以歷代中醫學者對“醫易相通”的哲學問題都有相當深刻的理解，例如，清代名醫章虛谷說:“詩、書、春秋，論世間事跡，褒君子，貶小人，以明治亂之所由，原非論陰陽之理者?！兑住废蟊黻庩栠M退消長之理，儒者用喻世事治亂事之道?！室诪榇蟮乐?，醫理、儒理俱在其中，《易·辭》為儒者之言，可用治世，不可治病也?！裴t明大道之一截，易明大道之全體，醫書豈真與易書比哉？醫經與易經，體同而用異，拙集屢申其義矣。即將先天后天打作兩橛，遂有一橛截全體之見，而不識其體用所在也。圣人韋編讀易，不聞讀醫，假年學易，不聞學醫，蓋以此也。圣人為治世之大道，不為治病之小道，故言某未達不敢當。然道之用有大小，而其體一也。其所系之重，猶先于大道，何故？蓋有性命而后有道德功業。保性命者，醫道也。其理與《易經》同出陰陽太極之源，故體同而用異也。”（《章虛谷：《醫門棒喝·論易理》）顯然，章虛谷對《易經》和醫經的哲學關系的認識是深刻的。由于中國哲學的外化是當代哲學的研究任務，因此，和所有對“醫易相通”有相當深刻認識的古代學者一樣，這一研究是以《易經》自在的哲學思維的承諾和推定并以外化的形式闡釋中醫學的哲學思維的。
筆者以形而中論對中國哲學所作的概括，就是上述研究方法的結果。既然中醫學的哲學基礎是形而中論的統一，那么，中醫學在形而中論哲學思維中生成的基本規律是怎樣的形式、以及這些基本規律對中醫學發展的基本意義之所在就成為中醫哲學研究的重要的價值論承諾。
《周易》和《道德經》及《內經》的哲學思維對當代的哲學發展及對中醫學的繼續進步將有極重要的意義。這已在近年的中國文化熱中顯見端倪。筆者在對人存在的本質性問題的研究中，結合西方哲學中的問題，以哲學的承諾推定法對《周易》的道器之論之承諾，推定出形而中論的哲學。形而中論的哲學認為，人對存在的認識，是以形作為主體認識、并區分為形上之道和形下之器，人的存在形式和主體地位實際上是世界存在形式中的形上和形下的中和者也，因此，人是存在的形而中者。人以時空的方式建立起對形的認識，因此，形而中論的認識論和方法論是建立在時空的本體論基礎上，并且與中醫學的時空觀統一。所以，形而中論的哲學體系能很好的解決一系列重大的中醫學哲學問題。
二、醫易相通
隨著世界學術界對《周易》研究的關注，“醫易相通”作為中國古代學術史上重要的哲學命題，在當代尤為引起重視。“醫易相通”的承諾表明，其不朽的意義和學術魅力發生于對人類生命本體的哲學思考和推定。“醫易相通”概括了易學的哲學思維作為中醫學理論基礎的基本特點，其不但表現出易學的博大精深，同時也說明了中醫學理論基礎一以貫之的哲學內涵。顯然，從內容到形式作出的分析都表明中醫學理論基礎的易學哲學性質。《周易》的形而中論的哲學制式，表明其哲學思維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哲學思維。就醫學的作用和價值而言，中醫和西醫這兩種不同的醫學理論和實踐特點表明了其起源于兩種不同的哲學思維，從對存在的本體論承諾和邏輯推定及其主體論承諾和形式推定的不同，使其各自承諾不同的價值及推定出不同的概念范疇和理論體系。對主體存在本質的不同認識，使其對生命形式本體的認同形成不同的醫學觀念，在此基礎上的發展，使我們看到了人類對生命的不同理解并表明在歷史形式中和由此產生的現實問題──中醫和西醫展現在歷史中的不同的邏輯理路和學科建構。
然而，對當代人類社會的存在而言，就哲學的層次上推定人類的存在形式，不能不認為雖然有西方自然科學近三百年來的主導和促進，但是，人類就基本的存在問題而言，尤其是生命的本質性問題，還是作為一個亙古常新的課題困擾著人們的理性。近現代表現出所謂的人類進步絕大部分是在其表象上，而不是表現在人類生存本質上的進步，可以說，到目前為止，人類是在其自為的異化形式下存在，對人類的理性的理想形式而言，自為的對自在的超越──自為的達到生命的更高的存在形式──實現自為自在的生命存在形式，顯然，人類的存在現狀表明，人類還遠遠沒有達到這一目標。
因此，當西方科學模式對人們所期望解決的終極關懷問題不但沒有解決，而且又由此產生了嚴重的可持續性發展問題時，人們已經顯得彷惶不安，尤其是自然科學產生的負面價值引起人們的反思時，后現代主義的哲學和文化思潮應運而生。可以說，后現代主義思潮表明的對理性否定的堅決性已經成為困惑西方文化及科學理性的重大問題。一些思想家把力圖走出誤區的方法寄托于中國文化時，中國的《周易》就不失時機的又一次成為顯學。對中醫哲學的研究而言，面對后現代主義哲學思潮，當企圖再以西方哲學的制式推定中國文化時，無疑是當頭棒喝。在這種形勢下，對于中醫哲學研究而言，許多學者不約而同的想到了“醫易相通”的古老命題。所以“易學熱”也把中醫哲學帶入其中。但是，就其以“醫易相通”為命題產生的研究結果而言，卻令人倍感失望，因為其產生的結論，無不帶有西方哲學的“前見”。問題表明，因為《周易》的本體論承諾和邏輯推定與中醫學的主體論承諾和形式推定的統一性，使之用西方哲學的制式不可能正確的推定中醫哲學。中醫哲學由《周易》的哲學制式所推定，這是應當首先明確的問題。
顯然，后現代主義表現出的西方哲學的多元性及其帶來價值取向的多元性對理性的異化是顯而易見的。即使在當代中國，也隨處可見西方文化的哲學、科學和宗教以各自的價值承諾帶給人們存在方式的異化。以《周易》為基礎的中國哲學的一以貫之，不但使“醫易相通”，而且使《周易》與中國古代科學相通、《周易》與宗教相通，《周易》因此成為中國文化的基石。可以說，綜觀人類文明的幾大形式，沒有任何一個文明能像中國文明那樣能夠錦延不絕，持續發展并表現出文化的穩定性。西方哲學表明，就哲學問題及其表現出的多元性而言，西方哲學家們在近代和當代由于他們內在哲學傳統思維形式的形式化限定使對這一問題的研究顯得無能為力，最終以據斥形而上學作為西方哲學的終結。然而，問題卻沒有解決，問題伴隨著其造類存在的異化在當代使人們終于注意到中國傳統文化的巨大優越性。但是，由于中西方哲學思維巨大的差異性，所以盡管《周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但是，由于西方哲學及科學和宗教是對存在形式化的結果，所以，不能將《周易》與西方文化及哲學作簡單的類比，例如我們看到的把《周易》比附為科學或者把西方的思想文化的成果認定為在《周易》中早已有之那樣。形而中論表明，《周易》的重要貢獻是其哲學的本體論思想，在這方面，同樣不能與西方哲學的本體論作簡單的比附。對西方哲學的形式化而言，《周易》哲學是內化的，因此，把《周易》哲學作為明確的形式外化出來，是一項歷史性的任務，《周易》哲學的外化將帶來人類哲學及存在形式的空前革命。
《周易》和中醫學的學科形式表明，其屬于不同的知識形式和結構，之所以稱為“醫易相通”，是指其作為共同的哲學本體而言的，具體講，《周易》的哲學思維是中醫學的基礎，易道廣大使中醫學與《周易》在“道”的層次上相通。因此，對道的理解問題成為醫易相通的哲學問題。這屬于哲學層次的問題，在中國的學術史中被歷代學者所重視，在基本方面提高了《周易》群經之首的學術地位，但是，在西學倡興的當代，則帶來了更重要的問題，這就是，以《周易》為首的中國哲學和西方哲學的關系和相互的哲學承諾，成為人類文化交融中的問題，尤其是人類發現其自身歷史的和社會的、群體的和個體的行為方式所引起的價值失衡，使之把自身的本質作為反思的對象時，以《周易》為代表的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就又一次為人類提供了她深沉的思想。
所有人類存在的問題表明，其中最重要的，能引發出其他所有問題的都應歸結為一個基本問題──這就是所謂的終極關懷問題，“醫易相通”的哲學承諾表明了其與西方醫學和哲學的截然不同的本體觀──而西方哲學對終極關懷的無能為力在后現代主義哲學中已經充分的暴露無遺。中醫學家、道家及道教學者在對“醫易相通”的基礎上和以自身的醫療及修煉實踐中形成的中國生命科學關于人的本質和應達到的存在方式，解決了終極關懷問題。中國的生命科學表明，“醫易相通”的哲學承諾和推定與《周易》的“窮理盡性，以至于命”（《說卦傳》）終極關懷的價值論承諾的統一，是“醫易相通”的重要表現形式。
關于“醫易相通”的基本原理，在中醫學的基本理論方面，在中醫學的發展過程中，張介賓的論述簡要而精到的指出了“醫易相通”的基本意義。他說:“賓償聞之孫真人曰：不知易，不足以言太醫，每竊疑焉。以為易之為書，在開務成務，知來常往；而醫之為道，則調元贊化，起死回生，其義似殊，其用似異。且醫有內經，何借于易，舍近求遠，奚必其然？而今也年逾不惑，學到知羞，方克漸悟。方知天地之道，以陰陽二氣造化萬物；人身之理，以陰陽二氣而長養百駭。易者，易也，具陰陽動靜之妙；醫者，意也，合陰陽消長之機。雖陰陽已備于內經，而變化莫大乎周易。故曰：天人一理者，一此陰陽也；醫易同原者，同此變化也。豈非醫易相通，理無二致，可以醫而不知易乎？”又說：“神莫神于易，易莫易于醫，欲賅醫易，理之陰陽。故天下之萬聲，出于一闔一辟；天下之萬數，出于一奇一偶；天下之萬理，出于一動一靜；天下之萬象，出于一方一圓也。方圓也，動靜也，奇偶也，闔辟也，總不出乎一與二也”、“予故曰：易具醫之理，醫得易之用。學醫不知易，必謂醫學無難，如斯而已也，抑熟知目視者有所不見，耳聽者有所不聞，終不免一曲之陋。知易不知醫，必謂易理深玄，渺茫難用也，又何異畏寒者得裘不衣，畏饑者得羹不食，可惜了錯過了此生。然則醫不可以無易，易不可以無醫，設能簡而有之，則易之變化出乎天，醫之運用由乎我。”
上論表明，張介賓非常精練的總結了“醫易相通”的基本意義。把醫學和易學在天地萬物存在的基本層次上統一起來，使之形成易體醫用、體用不二的一元論哲學思維，是中國哲學和醫學上的重要思想。
總結前人在“醫易相通”方面的研究，應當認為《周易》對中醫基礎理論的影響是重大的。《周易》是中醫學的哲學基礎，其具體影響了中醫學的臟腑理論、經絡理論、陰陽氣血理論、病理病機理論、診斷理論、治療理論、方劑學和本草理論。而在當代具有重要作用的是其在生命科學領域內的具體運用──“氣功”理論成功的運用易理，可以作為“醫易相通”最好說明。
以當代的哲學觀推定“醫易相通”的哲學承諾，必然要求從哲學本體論和認識論的層次分析《周易》對中醫學的影響?！吨芤住返年庩栔摫砻?，陰陽之道是時間和空間產生的并由主體承諾和推定的形式，其表明本體是時空的陰陽變化生成的存在。陰陽之道的推定是主體所能發現本體存在之為存在的基本方式。就本體而言，《易傳》認為：“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兇，吉兇生大業”，所以，陰陽能對人體的存在發生生命的本質性作用是因為時空的本體性，而這種本體性作用與主體性方式的正確統一，是在主體的形而中的方式性中產生的正確推定。形而中的方式性由“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易傳》）的命題承諾和推定。人作為一種存在，本身是屬于《周易》哲學推定的哪一種形式呢？人是什么呢？這些問題的存在使人的存在方式成為哲學所關心的也必須給預回答的主體論哲學承諾和形式推定的重要問題。但在《周易》哲學中，是不作為問題的，因為結論已經內化于“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的承諾之中。所以。對應于西方哲學的主體論承諾而言，《周易》對這一問題沒有作出主體論承諾和形式推定。因此，在研究關于人的主體性的中醫學中推定這一與《周易》相關的哲學問題，對今天的人類哲學而言是重要的。我認為，《周易》的哲學模式表明，從“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承諾的主體論作出的形式推定，說明了人的主體形式既不屬于形上之道，也不屬于形下之器，而是屬于形而中，即形而中者謂之人。所以，主體被形而中所承諾──人是形而中者也。所謂的形而中者，以主體論承諾和形式推定而言，是指人的存在的時空層次和主體意識時空能力的對應和中，通過主體時空方式所能把握主體自身存在和客體存在的形而中的方式，即通過主體的形而中實現對存在──主在和客在的正確認識。
“醫易相通”是中國生命科學中的重要命題?！搬t易相通”的形而中論哲學推定，使主體的生命存在形式成為中國生命科學研究的內容。形而中者謂之人的主體論形式推定，使人的存在是形而中的方式，主體將通過對時空的形而中的方式性實現主體的價值。主體能夠適應時空層次，并通過時空陰陽的形而中的自作而把握存在，從而超越生命的時空形式。這是形而中論哲學承諾的生命科學原理。形而中者謂之卦──形而中者謂之人的統一，從而解決了認識論的主體性問題。形而中論哲學表明的認識論本質是：人沒有獨立的主體性，客觀實在也沒有獨立的客體性，自為是自在的自為，而自在也是自為的自在，世界的時空統一性要求人類把握的世界要成為人在其中的世界，因此，對客觀的存在而言，絕沒有獨立性可言，人的主觀存在也絕沒有獨立性，因此，在方法論上的建構，《周易》之卦是形而上和形而下的統一，形而中論推定的人的存在形式，是形而中的方式性的──-而不是西方哲學的形而下的形式性的存在。因此，以形而中的方式性把握世界，是《周易》對人類哲學發展作出的重要的本體論和認識論及方法論方面的貢獻，其由形而中的主體方式承諾和推定的“窮理盡性，以至于命”的生命科學將成為人類科學的終極形式。
在“醫易相通”中，以陰陽的概念范疇承諾了哲學認識論?！兑讉鳌吩唬骸耙魂幰魂栔^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陰陽的推定成為中國哲學中的基本概念范疇。在中國文化中，陰陽范疇的具體應用，可謂一以貫之。在中醫哲學中，陰陽承諾了哲學本體論的邏輯推定和主體論的形式推定。例如“法于陰陽，和于術數”、“陰陽者，天地之道也，萬物之綱紀，變化之父母，生殺之本始，神明之府也”（《素問·陰陽應象大論篇第五》），“陰平陽秘，精神乃治；陰陽離決，精氣乃絕”、“凡陰陽之要，陽密乃固”（《素問·生氣通天論篇第三》）、“陽生陰長，陽殺陰藏”、“陽化氣，陰成形”、“陰在內，陽之守也；陽在外，陰之使也”（《素問·陰陽應象大論篇第五》）、“陰中有陰，陽中有陽”（《素問·金匱真言論篇第四》）等等。張介賓認為：“陰不可以無陽，非氣無以生形也；陽不可以無陰，非形無以載氣也”（《類經附翼·求正錄·真陰論》）；石壽棠認為：“陽不能自立，必得陰而后立，故陽以陰為基，而陰為陽之母，陰不能自見，必待陽而后見，故陰以陽為統，而陽為陰為父”（《醫源·陰陽互根論》）；吳謙等認為：“一陰一陽者，天地之道；一開一和者，動靜之機”（《醫宗金鑒·刪補名醫方論》卷二·六味地黃丸集注）；鄭壽全認為：“人身所恃以立命者，其惟此陽氣乎！陽氣無傷，百病自然不作，陽氣若傷，群陰即起”（《醫理真傳》卷二·陽虛證問答目錄）柯琴認為：“陰陽互為其根，陽中無陰，謂之孤陽；陰中無陽，便是死陰”（《傷寒來蘇集·傷寒論注·卷一·傷寒總論》）等等。從上面眾多的論述中，可以看出陰陽概念在中醫學中的應用是相當廣泛而重要，并且在邏輯上是自恰的。如果陰陽的推定方式對人的生命形式的作用是自律的，那么，形而中論哲學的對應和中的推定方式，將使這一自律由主體的自為而實現。這是“醫易相通”承諾的中國生命科學自在性的表現。
三、形而中論與中醫學
如果把《周易》作為群經之首，那么，中國的哲學原理就應當被《周易》所包容。形而中論對中國哲學的形式化，是以“時空統一論”的哲學原理對《周易》之“卦”的研究而推定為哲學形式的──形而中論是對“卦”的時空本質性研究并以“形而中者謂之卦”的命題產生的哲學原理。關于“形而中者謂之卦”，我已多次進行論證⑴，在這里再簡單的作一介紹?！靶味险咧^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思維以時空方式生成對存在的認識，中國哲學是以“卦”作為方式的，其中所表明的認識論原理是形而中的方式。這就是說，“卦”是存在與思維的統一方式──存在與思維的對應和中，“卦”是“道”、“器”的對應和中者也。因此，筆者認為“形而中者謂之卦”，這是中國哲學的主體論承諾和形式推定的重要表現形式。就人存在的本質性而言，因“卦”承諾了主體論及其形式推定，所以，以主體論承諾和形式推定的統一，就有形而中者謂之人的推定。形而中者謂之人的哲學推定表明，主體的對應和中是外化并推定出形而中論的哲學體系，是由形而中論哲學的本體論承諾和邏輯推定與主體論承諾和形式推定及價值論承諾和范疇推定的統一而實現的。
近代以來，隨著西學東漸的歷程，西方的醫學思想和醫療模式也開始輸入中國。由于西方醫學在治療技術上的方便性，使之國人在醫療實踐中能夠接受西醫的治療方式，但是，正是這種實用主義和“全盤西化”的價值承諾形成了對中醫學和中國文化的否定思潮。表現在思想形式上，由于自五四以來的“全盤西化”思潮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全面否定，數典忘祖、思想淺薄、急功近利成為學術思想界的主流之后，中醫學也成為被否定的內容之一。為了提供否定中國文化的理性基礎，自覺的不自覺的以西方的哲學思想判釋中國文化的方法就成為時代的風氣，以西方的醫學模式判釋中醫學以比較兩者的優劣，成為這個時代中醫學研究的重要特點。如果說以西方醫學技術上的特點做為可接受的標準還帶有實用主義的特點，從而還能在經驗論的層次上證明理性的必然，那么，以“全盤西化”對中國文化及其對中醫學的否定就是對中國文化理性自覺的背叛，而成為厚西薄中的思想方法了。
時至今日，隨著對西方科學文化產生的一系列誤區的深入認識，中醫學在醫學實踐中的特殊的、基本的療效被肯定，中醫學也日漸受到重視。但是，對中醫學的肯定仍然是在經驗論的層次上，遠沒有在哲學理性上實現自為而自在的統一。尤其對于解決這一已經產生了幾千年的中醫文化的繼續發展的理路問題而言，就更需要哲學的根據和支持。
問題表明，對中醫學的正確認識及其發展理路的研究，首先需要中醫哲學的研究作為基礎。然而，以我們已經熟悉并習以為常運用于思想的西方哲學思維進行中醫學的哲學研究，是不能產生正確的結果的。以西方哲學的模式為坐標系進行中醫學的研究，其結果只能是南轅北轍。正確的方法是，應對中國文化之所以能產生中醫學的哲學思想進行發掘，進而研究中醫學的科學性，以對中醫學的發展方向作出推定。這些是研究中醫學發展應解決的基礎理論問題，應當成為一切關心中醫學發展的學者應投以相當大的精力進行研究的問題。但是，對于中醫學發展方向的困惑而言，面對的問題既是中醫哲學帶來的也是以哲學對中醫學提出的本體論承諾出現的。這表現為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一方面是中醫學學科的科學性及其產生的哲學基礎與我們所熟知并運用自如的現代科學和哲學對其進行研究而產生的誤區，另一方面則要求中醫學本身能證明自身的科學性和哲學基礎，即中醫學的學科性在本體論哲學的支持下表明其科學形式與哲學方式的統一──中醫學是中國哲學形而中論的自在自為的統一。
就中國哲學的基本原理進行研究，其表明的哲學原理與中醫學有怎樣的相關性以及中醫學表現出怎樣的規律，是中國哲學研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哲學和中醫學的關系，表明了中醫學的思維方式在與中國哲學的基本規律的統一性中展示出的科學上和文化上的重要意義。如果說由于中國文化的哲學基礎生成了中醫學的學科形式，從而表明了中國文化的一以貫之的理論特點，那么，中醫學就在其內容和形式中展現出的基本規律將代表中國文化和哲學的基本形式。因此，應當說，進行中國哲學研究──真正想探索中國哲學奧秘、并認為中國哲學是不同于西方哲學的、具有獨立的哲學形式，就應在《周易》、《道德經》和《內經》及《論語》等儒家和道學經典的研究上下功夫，這是研究中國哲學的基本方法，同樣，這也是研究中醫哲學的基本方法。
對中醫學的哲學思維進行的研究，以發現其基本規律，這是中醫學的基礎理論問題，這已成為現代以來中國哲學研究中的重要內容之一。但是，由于近代以來的西學東漸產生的“全盤西化”、西體西用的理性進路，所以，目前的研究結果表明，和以西方哲學推定中國哲學的研究一樣，中醫學的哲學研究無不是以西方哲學的思維方式、概念、范疇及科學模式對中醫學的思維方式、概念、范疇及科學模式進行西化式的推定。從產生的研究結果而言，由于脫離了自在的中國文化的基礎──中國文化對哲學的承諾及其原理的推定，應當認為這些推定的結果根本不是中國哲學或中醫哲學的本來面目，而只是西方哲學和西醫學對中醫學理論的異化。
如果承認歷史和邏輯的統一性，并且承認中國文化的形式具有獨立性──中醫學也因此具有完全不同于西方醫學的形式，那么，對生成中醫學的哲學思維及其基本規律的研究只能是對中國文化研究的自在的哲學反思──哲學的承諾和推定的統一并進行推定的結果。生成文化的歷史和邏輯只能是歷史和邏輯在文化形式中的統一。所以，對生成文化的哲學基礎進行推定，只能是由文化所承諾的哲學──哲學所能推定的文化形式在哲學形式上的統一。哲學在文化母體的自在性，使其被文化所承諾和推定，而不可能以任何外來文化所承諾的哲學進行推定。以西方哲學進行的推定，只是一種比較意義上的詮釋，哲學的比較不具有本體論承諾和推定的統一性，本體是自身的邏輯推定。尤其是西方哲學在當代的進展產生了分析哲學和解釋學，其理路表明的邏輯和形式對思維的限定，使對西方哲學思維方式的運用產生了嚴格的限定。西方文化的內在結構──被語言和文字及形式邏輯所限定，就其文化形式內部所進行的歷史文本的解釋──以其自在的語言系統和思維方式對文本所進行的解釋，不可能達到本來的意義。既然對自在的文化的解釋呈現出重重困難，使西方文化自在的文字和語言本身所進行的解釋都不具備其文本意義，何以能用西方的哲學原理和學科形式對中國的文化和哲學進行解釋呢？真不理解當代中國學界何以能用西體西用的方法論進行中國文化的研究，并自以為是的認為發現了中國文化的“基本規律”。當以中國哲學自在的形而中論的哲學原理與這些“基本規律”（例如辯證法）進行比較后，就會發現中西文化是截然不同的形式，就思維方式的基本性而言，中西文化不能在形式和內容上進行簡單的類比和實現哲學思維方式的統一。因此，就中國哲學的研究而言，只能用承諾推定法進行哲學的外化。承諾推定法表明的哲學思維與文化形式的統一性表明，任何一種獨立的文化是其自在的哲學思維所產生的結果，因此,中國文化的形式和內容只能是自在的中國哲學思維產生的結果。
所以，對中醫學的哲學研究，是以哲學的承諾和推定法進行的研究。由于中醫學的哲學基礎和基本規律只能在中國文化的母體中尋求，所以，這種研究只能是中國文化的組成部分。這一研究還必然包括：中醫學的哲學究竟是什么形式的？與中國哲學的關系是怎樣的？對這些問題的研究表明，其中最重要的是關于形成中醫學的哲學基礎問題。顯然，在這一研究進路中，將同時構成對中國哲學及文化的反思。我在對中國哲學的研究中，以《時空統一論》⑴的哲學原理對中國的知識系統進行承諾推定法的研究反思，發現在中國文化的知識形式中，《易經》是中國哲學的基礎，而中醫學是運用中國哲學思維所產生的成熟的科學形式，也可以這樣認為，從中醫學中可以反映出中國哲學的本質性，所謂“醫易相通”是也。那么，中國哲學的本質性與中醫學的統一是以怎樣的原理表現出來的？這是研究中醫學的哲學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所以，研究中醫學的哲學規律首要的是用哲學的承諾推定法把《易經》的思維方式外化為哲學的形式。我對《易經》的思維方式進行外化為哲學形式的工作是以“時空統一論”的哲學原理對《易經》之“卦”的研究中作出的，并以形而中論⑵的哲學原理進行了對中國哲學的概括，形而中論的哲學原理及思維方式表明，時空對應的認識論原理、對應和中的方法論原理、中和統一的時空本體論是中國哲學的基本規律。因此，中醫學能否反映出這三個基本規律就成為承諾和推定中醫哲學的基本工作。
從中醫學的基本原理中抽象出一般的思維方式并對其進行與中國哲學原理的整合是這一研究工作的組成部分。由于中醫學的思維方式與《易經》統一，所以歷代中醫學者對“醫易相通”的哲學問題都有相當深刻的理解，例如，清代名醫章虛谷說:“詩、書、春秋，論世間事跡，褒君子，貶小人，以明治亂之所由，原非論陰陽之理者?！兑住废蟊黻庩栠M退消長之理，儒者用喻世事治亂事之道?！室诪榇蟮乐?，醫理、儒理俱在其中，《易·辭》為儒者之言，可用治世，不可治病也?！裴t明大道之一截，易明大道之全體，醫書豈真與易書比哉？醫經與易經，體同而用異，拙集屢申其義矣。即將先天后天打作兩橛，遂有一橛截全體之見，而不識其體用所在也。圣人韋編讀易，不聞讀醫，假年學易，不聞學醫，蓋以此也。圣人為治世之大道，不為治病之小道，故言某未達不敢當。然道之用有大小，而其體一也。其所系之重，猶先于大道，何故？蓋有性命而后有道德功業。保性命者，醫道也。其理與《易經》同出陰陽太極之源，故體同而用異也。”（《章虛谷：《醫門棒喝·論易理》）顯然，章虛谷對《易經》和醫經的哲學關系的認識是深刻的。由于中國哲學的外化是當代哲學的研究任務，因此，和所有對“醫易相通”有相當深刻認識的古代學者一樣，這一研究是以《易經》自在的哲學思維的承諾和推定并以外化的形式闡釋中醫學的哲學思維的。
筆者以形而中論對中國哲學所作的概括，就是上述研究方法的結果。既然中醫學的哲學基礎是形而中論的統一，那么，中醫學在形而中論哲學思維中生成的基本規律是怎樣的形式、以及這些基本規律對中醫學發展的基本意義之所在就成為中醫哲學研究的重要的價值論承諾。
《周易》和《道德經》及《內經》的哲學思維對當代的哲學發展及對中醫學的繼續進步將有極重要的意義。這已在近年的中國文化熱中顯見端倪。筆者在對人存在的本質性問題的研究中，結合西方哲學中的問題，以哲學的承諾推定法對《周易》的道器之論之承諾，推定出形而中論的哲學。形而中論的哲學認為，人對存在的認識，是以形作為主體認識、并區分為形上之道和形下之器，人的存在形式和主體地位實際上是世界存在形式中的形上和形下的中和者也，因此，人是存在的形而中者。人以時空的方式建立起對形的認識，因此，形而中論的認識論和方法論是建立在時空的本體論基礎上，并且與中醫學的時空觀統一。所以，形而中論的哲學體系能很好的解決一系列重大的中醫學哲學問題。
二、醫易相通
隨著世界學術界對《周易》研究的關注，“醫易相通”作為中國古代學術史上重要的哲學命題，在當代尤為引起重視。“醫易相通”的承諾表明，其不朽的意義和學術魅力發生于對人類生命本體的哲學思考和推定?！搬t易相通”概括了易學的哲學思維作為中醫學理論基礎的基本特點，其不但表現出易學的博大精深，同時也說明了中醫學理論基礎一以貫之的哲學內涵。顯然，從內容到形式作出的分析都表明中醫學理論基礎的易學哲學性質。《周易》的形而中論的哲學制式，表明其哲學思維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哲學思維。就醫學的作用和價值而言，中醫和西醫這兩種不同的醫學理論和實踐特點表明了其起源于兩種不同的哲學思維，從對存在的本體論承諾和邏輯推定及其主體論承諾和形式推定的不同，使其各自承諾不同的價值及推定出不同的概念范疇和理論體系。對主體存在本質的不同認識，使其對生命形式本體的認同形成不同的醫學觀念，在此基礎上的發展，使我們看到了人類對生命的不同理解并表明在歷史形式中和由此產生的現實問題──中醫和西醫展現在歷史中的不同的邏輯理路和學科建構。
然而，對當代人類社會的存在而言，就哲學的層次上推定人類的存在形式，不能不認為雖然有西方自然科學近三百年來的主導和促進，但是，人類就基本的存在問題而言，尤其是生命的本質性問題，還是作為一個亙古常新的課題困擾著人們的理性。近現代表現出所謂的人類進步絕大部分是在其表象上，而不是表現在人類生存本質上的進步，可以說，到目前為止，人類是在其自為的異化形式下存在，對人類的理性的理想形式而言，自為的對自在的超越──自為的達到生命的更高的存在形式──實現自為自在的生命存在形式，顯然，人類的存在現狀表明，人類還遠遠沒有達到這一目標。
因此，當西方科學模式對人們所期望解決的終極關懷問題不但沒有解決，而且又由此產生了嚴重的可持續性發展問題時，人們已經顯得彷惶不安，尤其是自然科學產生的負面價值引起人們的反思時，后現代主義的哲學和文化思潮應運而生?？梢哉f，后現代主義思潮表明的對理性否定的堅決性已經成為困惑西方文化及科學理性的重大問題。一些思想家把力圖走出誤區的方法寄托于中國文化時，中國的《周易》就不失時機的又一次成為顯學。對中醫哲學的研究而言，面對后現代主義哲學思潮，當企圖再以西方哲學的制式推定中國文化時，無疑是當頭棒喝。在這種形勢下，對于中醫哲學研究而言，許多學者不約而同的想到了“醫易相通”的古老命題。所以“易學熱”也把中醫哲學帶入其中。但是，就其以“醫易相通”為命題產生的研究結果而言，卻令人倍感失望，因為其產生的結論，無不帶有西方哲學的“前見”。問題表明，因為《周易》的本體論承諾和邏輯推定與中醫學的主體論承諾和形式推定的統一性，使之用西方哲學的制式不可能正確的推定中醫哲學。中醫哲學由《周易》的哲學制式所推定，這是應當首先明確的問題。
顯然，后現代主義表現出的西方哲學的多元性及其帶來價值取向的多元性對理性的異化是顯而易見的。即使在當代中國，也隨處可見西方文化的哲學、科學和宗教以各自的價值承諾帶給人們存在方式的異化。以《周易》為基礎的中國哲學的一以貫之，不但使“醫易相通”，而且使《周易》與中國古代科學相通、《周易》與宗教相通，《周易》因此成為中國文化的基石?？梢哉f，綜觀人類文明的幾大形式，沒有任何一個文明能像中國文明那樣能夠錦延不絕，持續發展并表現出文化的穩定性。西方哲學表明，就哲學問題及其表現出的多元性而言，西方哲學家們在近代和當代由于他們內在哲學傳統思維形式的形式化限定使對這一問題的研究顯得無能為力，最終以據斥形而上學作為西方哲學的終結。然而，問題卻沒有解決，問題伴隨著其造類存在的異化在當代使人們終于注意到中國傳統文化的巨大優越性。但是，由于中西方哲學思維巨大的差異性，所以盡管《周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但是，由于西方哲學及科學和宗教是對存在形式化的結果，所以，不能將《周易》與西方文化及哲學作簡單的類比，例如我們看到的把《周易》比附為科學或者把西方的思想文化的成果認定為在《周易》中早已有之那樣。形而中論表明，《周易》的重要貢獻是其哲學的本體論思想，在這方面，同樣不能與西方哲學的本體論作簡單的比附。對西方哲學的形式化而言，《周易》哲學是內化的，因此，把《周易》哲學作為明確的形式外化出來，是一項歷史性的任務，《周易》哲學的外化將帶來人類哲學及存在形式的空前革命。
《周易》和中醫學的學科形式表明，其屬于不同的知識形式和結構，之所以稱為“醫易相通”，是指其作為共同的哲學本體而言的，具體講，《周易》的哲學思維是中醫學的基礎，易道廣大使中醫學與《周易》在“道”的層次上相通。因此，對道的理解問題成為醫易相通的哲學問題。這屬于哲學層次的問題，在中國的學術史中被歷代學者所重視，在基本方面提高了《周易》群經之首的學術地位，但是，在西學倡興的當代，則帶來了更重要的問題，這就是，以《周易》為首的中國哲學和西方哲學的關系和相互的哲學承諾，成為人類文化交融中的問題，尤其是人類發現其自身歷史的和社會的、群體的和個體的行為方式所引起的價值失衡，使之把自身的本質作為反思的對象時，以《周易》為代表的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就又一次為人類提供了她深沉的思想。
所有人類存在的問題表明，其中最重要的，能引發出其他所有問題的都應歸結為一個基本問題──這就是所謂的終極關懷問題，“醫易相通”的哲學承諾表明了其與西方醫學和哲學的截然不同的本體觀──而西方哲學對終極關懷的無能為力在后現代主義哲學中已經充分的暴露無遺。中醫學家、道家及道教學者在對“醫易相通”的基礎上和以自身的醫療及修煉實踐中形成的中國生命科學關于人的本質和應達到的存在方式，解決了終極關懷問題。中國的生命科學表明，“醫易相通”的哲學承諾和推定與《周易》的“窮理盡性，以至于命”（《說卦傳》）終極關懷的價值論承諾的統一，是“醫易相通”的重要表現形式。
關于“醫易相通”的基本原理，在中醫學的基本理論方面，在中醫學的發展過程中，張介賓的論述簡要而精到的指出了“醫易相通”的基本意義。他說:“賓償聞之孫真人曰：不知易，不足以言太醫，每竊疑焉。以為易之為書，在開務成務，知來常往；而醫之為道，則調元贊化，起死回生，其義似殊，其用似異。且醫有內經，何借于易，舍近求遠，奚必其然？而今也年逾不惑，學到知羞，方克漸悟。方知天地之道，以陰陽二氣造化萬物；人身之理，以陰陽二氣而長養百駭。易者，易也，具陰陽動靜之妙；醫者，意也，合陰陽消長之機。雖陰陽已備于內經，而變化莫大乎周易。故曰：天人一理者，一此陰陽也；醫易同原者，同此變化也。豈非醫易相通，理無二致，可以醫而不知易乎？”又說：“神莫神于易，易莫易于醫，欲賅醫易，理之陰陽。故天下之萬聲，出于一闔一辟；天下之萬數，出于一奇一偶；天下之萬理，出于一動一靜；天下之萬象，出于一方一圓也。方圓也，動靜也，奇偶也，闔辟也，總不出乎一與二也”、“予故曰：易具醫之理，醫得易之用。學醫不知易，必謂醫學無難，如斯而已也，抑熟知目視者有所不見，耳聽者有所不聞，終不免一曲之陋。知易不知醫，必謂易理深玄，渺茫難用也，又何異畏寒者得裘不衣，畏饑者得羹不食，可惜了錯過了此生。然則醫不可以無易，易不可以無醫，設能簡而有之，則易之變化出乎天，醫之運用由乎我?！?/p>
上論表明，張介賓非常精練的總結了“醫易相通”的基本意義。把醫學和易學在天地萬物存在的基本層次上統一起來，使之形成易體醫用、體用不二的一元論哲學思維，是中國哲學和醫學上的重要思想。
總結前人在“醫易相通”方面的研究，應當認為《周易》對中醫基礎理論的影響是重大的。《周易》是中醫學的哲學基礎，其具體影響了中醫學的臟腑理論、經絡理論、陰陽氣血理論、病理病機理論、診斷理論、治療理論、方劑學和本草理論。而在當代具有重要作用的是其在生命科學領域內的具體運用──“氣功”理論成功的運用易理，可以作為“醫易相通”最好說明。
以當代的哲學觀推定“醫易相通”的哲學承諾，必然要求從哲學本體論和認識論的層次分析《周易》對中醫學的影響?！吨芤住返年庩栔摫砻?，陰陽之道是時間和空間產生的并由主體承諾和推定的形式，其表明本體是時空的陰陽變化生成的存在。陰陽之道的推定是主體所能發現本體存在之為存在的基本方式。就本體而言，《易傳》認為：“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兇，吉兇生大業”，所以，陰陽能對人體的存在發生生命的本質性作用是因為時空的本體性，而這種本體性作用與主體性方式的正確統一，是在主體的形而中的方式性中產生的正確推定。形而中的方式性由“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易傳》）的命題承諾和推定。人作為一種存在，本身是屬于《周易》哲學推定的哪一種形式呢？人是什么呢？這些問題的存在使人的存在方式成為哲學所關心的也必須給預回答的主體論哲學承諾和形式推定的重要問題。但在《周易》哲學中，是不作為問題的，因為結論已經內化于“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的承諾之中。所以。對應于西方哲學的主體論承諾而言，《周易》對這一問題沒有作出主體論承諾和形式推定。因此，在研究關于人的主體性的中醫學中推定這一與《周易》相關的哲學問題，對今天的人類哲學而言是重要的。我認為，《周易》的哲學模式表明，從“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承諾的主體論作出的形式推定，說明了人的主體形式既不屬于形上之道，也不屬于形下之器，而是屬于形而中，即形而中者謂之人。所以，主體被形而中所承諾──人是形而中者也。所謂的形而中者，以主體論承諾和形式推定而言，是指人的存在的時空層次和主體意識時空能力的對應和中，通過主體時空方式所能把握主體自身存在和客體存在的形而中的方式，即通過主體的形而中實現對存在──主在和客在的正確認識。
“醫易相通”是中國生命科學中的重要命題?！搬t易相通”的形而中論哲學推定，使主體的生命存在形式成為中國生命科學研究的內容。形而中者謂之人的主體論形式推定，使人的存在是形而中的方式，主體將通過對時空的形而中的方式性實現主體的價值。主體能夠適應時空層次，并通過時空陰陽的形而中的自作而把握存在，從而超越生命的時空形式。這是形而中論哲學承諾的生命科學原理。形而中者謂之卦──形而中者謂之人的統一，從而解決了認識論的主體性問題。形而中論哲學表明的認識論本質是：人沒有獨立的主體性，客觀實在也沒有獨立的客體性，自為是自在的自為，而自在也是自為的自在，世界的時空統一性要求人類把握的世界要成為人在其中的世界，因此，對客觀的存在而言，絕沒有獨立性可言，人的主觀存在也絕沒有獨立性，因此，在方法論上的建構，《周易》之卦是形而上和形而下的統一，形而中論推定的人的存在形式，是形而中的方式性的──-而不是西方哲學的形而下的形式性的存在。因此，以形而中的方式性把握世界，是《周易》對人類哲學發展作出的重要的本體論和認識論及方法論方面的貢獻，其由形而中的主體方式承諾和推定的“窮理盡性，以至于命”的生命科學將成為人類科學的終極形式。
在“醫易相通”中，以陰陽的概念范疇承諾了哲學認識論?！兑讉鳌吩唬骸耙魂幰魂栔^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陰陽的推定成為中國哲學中的基本概念范疇。在中國文化中，陰陽范疇的具體應用，可謂一以貫之。在中醫哲學中，陰陽承諾了哲學本體論的邏輯推定和主體論的形式推定。例如“法于陰陽，和于術數”、“陰陽者，天地之道也，萬物之綱紀，變化之父母，生殺之本始，神明之府也”（《素問·陰陽應象大論篇第五》），“陰平陽秘，精神乃治；陰陽離決，精氣乃絕”、“凡陰陽之要，陽密乃固”（《素問·生氣通天論篇第三》）、“陽生陰長，陽殺陰藏”、“陽化氣，陰成形”、“陰在內，陽之守也；陽在外，陰之使也”（《素問·陰陽應象大論篇第五》）、“陰中有陰，陽中有陽”（《素問·金匱真言論篇第四》）等等。張介賓認為：“陰不可以無陽，非氣無以生形也；陽不可以無陰，非形無以載氣也”（《類經附翼·求正錄·真陰論》）；石壽棠認為：“陽不能自立，必得陰而后立，故陽以陰為基，而陰為陽之母，陰不能自見，必待陽而后見，故陰以陽為統，而陽為陰為父”（《醫源·陰陽互根論》）；吳謙等認為：“一陰一陽者，天地之道；一開一和者，動靜之機”（《醫宗金鑒·刪補名醫方論》卷二·六味地黃丸集注）；鄭壽全認為：“人身所恃以立命者，其惟此陽氣乎！陽氣無傷，百病自然不作，陽氣若傷，群陰即起”（《醫理真傳》卷二·陽虛證問答目錄）柯琴認為：“陰陽互為其根，陽中無陰，謂之孤陽；陰中無陽，便是死陰”（《傷寒來蘇集·傷寒論注·卷一·傷寒總論》）等等。從上面眾多的論述中，可以看出陰陽概念在中醫學中的應用是相當廣泛而重要，并且在邏輯上是自恰的。如果陰陽的推定方式對人的生命形式的作用是自律的，那么，形而中論哲學的對應和中的推定方式，將使這一自律由主體的自為而實現。這是“醫易相通”承諾的中國生命科學自在性的表現。
三、形而中論與中醫學
如果把《周易》作為群經之首，那么，中國的哲學原理就應當被《周易》所包容。形而中論對中國哲學的形式化，是以“時空統一論”的哲學原理對《周易》之“卦”的研究而推定為哲學形式的──形而中論是對“卦”的時空本質性研究并以“形而中者謂之卦”的命題產生的哲學原理。關于“形而中者謂之卦”，我已多次進行論證⑴，在這里再簡單的作一介紹?！靶味险咧^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思維以時空方式生成對存在的認識，中國哲學是以“卦”作為方式的，其中所表明的認識論原理是形而中的方式。這就是說，“卦”是存在與思維的統一方式──存在與思維的對應和中，“卦”是“道”、“器”的對應和中者也。因此，筆者認為“形而中者謂之卦”，這是中國哲學的主體論承諾和形式推定的重要表現形式。就人存在的本質性而言，因“卦”承諾了主體論及其形式推定，所以，以主體論承諾和形式推定的統一，就有形而中者謂之人的推定。形而中者謂之人的哲學推定表明，主體的對應和中是外化并推定出形而中論的哲學體系，是由形而中論哲學的本體論承諾和邏輯推定與主體論承諾和形式推定及價值論承諾和范疇推定的統一而實現的。
中醫學的思維方式即哲學基礎問題,是近代以來哲學研究的重要內容之一。但是,由于近代以來的西學東漸產生的西體西用的理性進路,所以,對中醫學的哲學研究無不是以西方哲學的思維方式、概念、范疇對中醫學的思維方式進行西化式的疏解,所以,從產生的研究結果而言,由于脫離了自在的中國文化的基礎,因此,應當認為這些結果根本不是中國哲學或中醫哲學的本來面目。對中醫學的哲學思維及其基本規律的研究只能是中國文化研究中的自在的哲學反思的結果,因為任何文化形式的歷史和邏輯的過程只能形成于其文化母體的自在性,而不可能是以任何外來文化所可能進行的解釋。西方當代的分析哲學和解釋學表明,因為西方文化的內在結構所限定,以其自在的語言系統和思維方式對文本所進行的解釋困難重重,并且認為不可能達到本來的意義,所以,其西方文化自在的文字和語言本身所進行的解釋都不具備其文本意義,既然如此,何以能用西方的哲學和形式對中國的文化和哲學進行解釋呢?真不理解當代中國學界何以能以西體西用的方法論進行中國文化的研究,并自以為是的認為是發現了中國文化的“基本規律”。當以其中國哲學自在的形式與這些“基本規律”進行比較后,就會發現中西文化是絕然不同的形式,而且就思維方式的基本性而言,中西文化不能在形式和內容上進行簡單的類比和實現思維方式的統一⑴。哲學思維與文化形式的統一性表明,任何一種獨立的文化只能是其自在的哲學思維所產生的結果,因此,中國文化的形式只能是自在的中國哲學思維的結果。而中醫學的哲學基礎和基本規律也只能在其文化母體中尋求。那么,中醫У惱苧Ь烤故鞘裁蔥問降?于中國哲學的關系是怎樣的?對這些問題的研究表明,其中最重要的是關于形成中醫學的哲學基礎問題。顯然,在這一研究進路中,將構成對中國哲學及文化的反思。
我在對中國哲學的研究中,以時空的認識論原理對中國的知識系統進行反思,發現在中國的知識形式中,《易經》是中國哲學的基礎,而中醫學是運用中國哲學思維所產生的最成熟的知識形式,也可以這樣認為,從中醫學中可以反映出中國哲學的本質性,所謂醫易相通是也。那么,中國哲學的本質性與中醫學的統一是以怎樣的原理表現出來的,這是研究中醫學的哲學規律首要解決的問題。
所以,研究中醫學的哲學規律首要的是要把《易經》的思維方式進行外化為哲學的形式,而這也是研究中國哲學的首要的工作。我對《易經》的思維方式進行外化為哲學形式的工作是以“時空統一論”的哲學原理對《易經》之“卦”的研究中作出的,并以形而中論的哲學原理進行了對中國哲學的概括⑵,形而中論的哲學思維方式表明,時空對應的認識論原理、對應和中的方法論原理、中和統一的時空本體論是中國哲學的基本規律。因此,對中醫學能否反映出這三個基本規律是哲學反思的重要工作。
因此,從中醫學的基本原理中抽象出一般的思維方式并對其進行與中國哲學原理的整合是這一研究工作的組成部分。由于中醫學的思維方式與《易經》的統一,所以歷代中醫學者對醫易相通的哲學問題都有相當深刻的理解,例如,有清一代名醫章虛谷說:“詩、書、春秋,論世間事跡,褒君子,貶小人,以明治亂之所由,原非論陰陽之理者?！兑住废蟊黻庩栠M退消長之理,儒者用喻世事治亂事之道?！室诪榇蟮乐?醫理、儒理俱在其中,《易·辭》為儒者之言,可用治世,不可治病也?！裴t明大道之一截,易明大道之全體,醫書豈真與易書比哉?醫經與易經,體同而用異,拙集屢申其義矣。即將先天后天打作兩橛,遂有一橛截全體之見,而不識其體用所在也。圣人韋編讀易,不聞讀醫,假年學易,不聞學醫,蓋以此也。圣人為治世之大道,不為治病之小道,故言某未達不敢當。然道之用有大小,而其體一也。其所系之重,猶先于大道,何故?蓋有性命而后有道德功業。保性命者,醫道也。其理與《易經》同出陰陽太極之源,故體同而用異也?！保ā墩绿摴?《醫門棒喝·論易理》）顯然,章虛谷對《易經》和醫經的哲學關系的認識是深刻的。由于哲學形式的外化是當代哲學的研究任務,因此,和所有對醫易相通有相當深刻認識的古代學者一樣,這一研究是以《易經》自在的哲學思維的外化形式闡釋中醫學的哲學思維的。
我們已經把中國哲學暨《易經》中的哲學模式以形而中論的原理進行概括和反思,由于在中醫學中主要體現出醫學的目的和方法論的統一──“保性命者,醫道也”,所以,對應和中是中醫學中主要的思維方式和哲學方法論。以對應和中的規律進行對中醫學的反思,其表明,在這一方法論的作用下產生的中醫學哲學的主要規律是:陰陽和中律、五行和中律與三焦和中律。下面對這三大規律進行具體的論述。
二、中醫學的哲學基本規律
就中國哲學的主體性而言,對應和中者,人對應天地而和于中者也。因此,于道、器論之,人是形而中之存在。而人體中之中者,以藏象論之,脾胃也,以五行論之,中土也。以三焦論之,中焦也。而和于中者,人體健康之象也,而離偏于中者,疾病之所出矣！辨證施治者何以謂之?辨證者,由癥對應于陰陽、五行、三焦者也;施治者,和于中者也;和者,由治而達者;中者,陰陽、五行、三焦之中者也;和也者,陰陽和中律、五行和中律與三焦和中律者也。
“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于陰陽天地之間,六合之內。其氣九州九竅五歲十二節,皆生五,其氣三,數犯此者,則邪氣傷人,此壽命之本也”（《黃帝內經素問·生氣通天論篇第三》）,“陰陽者,天地之道也,萬物之綱紀,變化之父母,生殺之本始,神明之府也。”（《黃帝內經素問·陰陽應象大論篇第五》）,“陰陽者,天地之道也”于主體性而言,陰陽對應和于中者也,陰陽對應者,時空對應之機也,人的形而中者也。所以,于人而言,“陰平陽秘,精神乃治;陰陽離決,精氣乃絕”（《黃帝內經素問·生氣通天論篇第三》）?！耙魂幰魂栒?天地之道;一開一和者,動靜之機?！保▍侵t:《醫宗金鑒·刪補名醫方論卷二·六味地黃丸集注》）“陰勝則陽病,陽勝則陰病”（《黃帝內經素問·陰陽應象大論篇第五》）。以上的論述在基本的意義上闡明了中醫學的哲學基礎。
所以,如果認為“一陰一陽之謂道,偏陰偏陽之謂疾?！保◤堅亍夺t學啟源·卷之中·十、內經主治備要》）從而使之陰陽對應成為哲學本體論的依據,那么,我認為“陰陽和中之謂醫”。陰陽和中者,醫之大用也?！皻庋栽谙?培養在中,發用在上?！保ㄠ崏廴?《醫理真傳·卷三·問病人干咳周身癢者何故》）?！芭囵B在中”者,“黃中通理”者是也?！叭酥獨?根基于腎,萌牙于肝,培養于脾,積貯于胸中為大氣,以斡旋全身?！保◤堝a純:《醫學衷中參西錄·第四卷·治氣學郁滯肢體疼痛方·培脾舒肝湯》）“培養在中”“培養于脾”,中之用也。所以,“凡人中氣充足,則署邪不能相犯;署氣入侵,皆氣虛招之也?！保愂胯I《辨證錄·卷八·內傷門》）。所以,陰陽和中律、五行和中律與三焦和中律者,陰陽、五行與三焦辯證而使之和于中者也。和于中者,后天而言,和于脾胃者也,先天而言,和于腎者也,和于脾胃者,血之用也,和于腎者也,氣之用也。所以,后天而言,“人以胃氣為本?！保ɡ铌健镀⑽刚摗ぞ碇小わ嬍硠诰胨鶄紴闊嶂姓摗罚?。對中土的認識,歷代醫家都有深刻的認識:“脾為土臟,主乎運水,全身水道,賴脾為通調。”（吳克潛:《大眾醫藥·第二十四章·衛生門·健康要覽》）,“胃者,水谷氣血之海也”（《靈樞經·玉版第六十》）,“脾胃為血氣陰陽之根蒂”（沈金鰲《婦科玉尺·卷五·崩漏》）,“胃者十二經之源,水谷之海也,平則萬化安,病則萬化危?！保ɡ铌健镀⑽刚摗ぞ硐隆て⑽柑搫t九竅不通論》）,“胃受司受納,脾司運化,一納一運,化生精氣,津液上升,糟粕下降,斯無病矣。”（王綸:《明醫雜著·卷一·枳術丸論》）。以哲學思維論中土者,以章虛谷為要,他說:“土本先天太極之廓,為后天萬物之母,故通貫四氣而主于中也……夫太極為。五行之廓者,生物之道也;土為太極之廓者,成物之道也。以五行該有形,則太極為五行之廓矣。以有形該無形,則土為太極之廓矣。理氣有回環,故生成有順逆耳?！家躁庩栯m判而太極之體即具陰陽之中,四象雖分而太極之體即具四象之內。所以加土稱五行者,以表土中即太極之體所在也。是故五行相生循環無間者,以太極渾然之氣流行乎中也。渾然之氣無形而土居四象之中, 通貫四氣以顯太極之用,故其成物則土為太極之廓而渾然之氣即寓于中矣?！保ㄕ绿摴?《醫門棒喝·太極五行發揮》）。
關于中醫學的哲學基本規律,以陰陽和中律、五行和中律與三焦和中律的概括,使之辨證施治成之所為也,是為中醫學的認識論和方法論的規律也。中醫學的哲學本體論是以《周易》的思維方式為基礎的,因此,醫易相通者,哲學思維的統一性也。
三、中醫學的發展方向
由上可知,醫易相通是在哲學思維中的統一,因此,作為中醫學的文化形式而言,其本質性與中國文化的形式及本質性是統一的。所以,中醫學在當展方向的問題,宏觀而言,其與中國文化在當代的發展是統一的,微觀而言,是由中醫學的自在的規律所決定的,而且與當代的哲學思維密切相關。
在西醫學已經于當代越來越顯現出其固有的不足和缺欠的同時,伴隨著中國文化熱的出現,中國醫學的優異之處同時引起了世界醫學界的重視。對其進行的哲學反思表明,從問題的發生的根本原因而言,其所要解決的問題已不僅僅是單純的醫學問題。因為從目前西方文化的模式所暴露出的問題,不僅僅表現在醫學方面,其更主要的問題是在西方文化的哲學方面。應當認為,兩種醫學模式的優劣是在其不同的思維方式中形成的,這些優劣還要在以后的醫學和文化的進步中更加明顯的表現出來。關心中醫學發展的學者顯然已注意到中醫學的優勢,但是,除了中醫學的醫療實踐上的優勢以外,筆者認為,中醫學的優勢表現在哲學思維上,中醫學的成就是中國哲學思維所造成的。因此,正是在中國文化及哲學的統一下所生成的中醫學本體論,使中醫學的醫學理論和實踐在歷史上取得了輝煌的成就,在當代社會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并將成為人類醫學繼續發展的相當重要的參照系。但是,由于近代中國引進西方文化和哲學以來所造成的思維定勢和對中國哲學的判定的失誤,以至于造成對中醫學的研究和發展形成思維方式上的誤導,影響了中醫學的正確發展。因此,從哲學的高度研究中醫學的哲學本體論及其在實踐中的作用,是中醫學的基礎理論研究中的重要的工作,也是中國哲學研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但是,由于中國的哲學思維與西方的哲學思維的不同,以至于到目前為止,學術界還沒有從固有的中國文化形式中重視中國哲學的本質性,即中國哲學是以怎樣的本體和本體論進行哲學思辯的。盡管西方的形式化的哲學思維造就了西方文化,但是,由于中國的傳統哲學不是形式化的,以西方哲學的形式化的概念和范疇釋解中國哲學就勢必使中國哲學的本質性受到歪曲,例如,對“道”范疇的研究,以西方哲學形式所進行的疏解,已使我們看到二律悖反的結論。因此,研究中國哲學的本體論是哲學和中醫學發展的重大的理論問題。例如:我們經常看到這樣一個觀點,即認為中國哲學是“天人合一”的,實際上這并不是哲學上的終極結論,應該反思和追問產生所謂“天人合一”觀念的本體及其這一思辨性的本體論哲學問題,以最終使中國哲學的本體和本體論形式被發現出來。
從道教醫學大家孫思邈對中醫學的學術性質的觀點能夠得到中醫學本體論問題的相關啟示。他認為:“凡欲為大醫,必須諳《素問》、《甲乙》、《黃帝針經》、《明堂》、流注十二經脈、三部九候、五臟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藥對》、張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東陽、張苗、靳邵等諸部經方,又須妙解陰陽祿命、諸家相法及灼龜五兆、周易六壬,須精熟。如此乃得為大醫。若不爾者,如無目夜游,動致顛損;次須熟讀此方,尋思妙理,留意研究,始可于言于醫道者矣。又須涉獵群書,何者?若不讀五經,不知有仁義之道;不讀三史,不知有古今之事;不讀諸子百家,則不能默而識之;不讀內經,則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不讀莊老,不能任真體運,則吉兇拘忌,觸涂而生。至于五行休王,七耀天文,須探微,若能具而學之,則醫道無所滯礙,而盡善盡美者矣?！保▽O思邈:《備急千斤要方》）。由時空對應的本體論和陰陽對應和中的中國哲學可知,“陰陽者,天地之道也,萬物之綱紀,變化之父母,生殺之本始,神明之府也”（《黃帝內經素問·陰陽應象大論篇第五》）、 “法于陰陽,和于術數”（《黃帝內經素問·上古天真論篇第一》）、《周易·系辭》認為“一陰一陽之謂道”。上述的這些論述都說明了中醫學本身即是關于“道”的學問,只有把握了“道”的哲學思辯,才能具體把握中醫學,但由于自在的思維方式所決定,中國哲學在歷史上并沒有象西方哲學那樣從西方文化中形成形式化的哲學,因此,“道”就不可能在形式化的思維中把握,而只能在存在的整體性上把握,因此,一個有貢獻的中醫學者,必須象孫思邈所論述的那樣,非達到群書博覽,涉獵百科而得“道”莫屬。因此,舉凡歷史上的名醫,無一不是對“道”有深刻的體認的得“道”者,從而使其“醫道無所滯礙,而盡善盡美者矣?！倍谕瓿蓪χ袊奈幕饣癁檎軐W之后,中醫學的哲學基礎和基本規律也將以自為的思維方式指導中醫學的研究,中國哲學的自為的形式將對中醫學的發展帶來根本的正本清源和本質性的進步。⑶
由于西方文化從近代開始的對中國文化和哲學的濫觴,在當代完成對中國哲學“道”本體論的發掘,以建構中國哲學的獨立形式,盡管無論對中醫學或中國文化的發展至關重要,然而,就目前的中國哲學的研究的狀況而言,卻顯的任重而道遠。因此,就中醫學界而言,應當重點研究中醫學的哲學本體論問題,使人的存在本質與存在本體統一,這將是中醫學今后的發展方向。具體而言,中醫學應在“道”本體論的思辯形式中,完成對人的生命的本質性的認識,在確立可操作的形式中,使人類的生存達到其應達到的境地。
以本文所論證的中醫哲學的基本規律表明,中醫學的哲學是與中國的文化和哲學統一的,而中國的文化和哲學是自在的和獨立的系統,是以人的形而中存在的本體論下所作出的概括,因此,人的存在方式應與其形而中的本質性統一。所以,中國的文化和哲學是不同于西方文化和哲學的文化形式,歷史和邏輯均表明,中醫學的發展與其中國的文化和哲學一樣有其自在的理路和規律。由此可知,中醫學在當代的發展將取決于中國文化在當代的發展,應當認為,中醫學的發展是與中國文化的發展一脈相承的。發現和順應中國哲學的規律,以人的存在的形而中的本質性與時空層次的對應統一,使中醫學的形式在與人的存在的必然性上統一,這將是中國的文化和哲學及中醫學在今后的發展進路并將以此實現社會和人類的本體論意義上的自在的存在形式。
注釋
⑴關于中西哲學的統一性問題,是建立人類哲學的必然性工作,但這只能是在發現了人類共同的哲學基礎之后才能完成的工作,任何外在的以形式化的努力并以此形式上的歸類的方法,不但違背了形式邏輯的乖詰囊孕問交吶Σ⒁源誦問繳系墓槔嗟姆椒?不但違背了形式邏輯的購捅咎迓勱姓苧急緄?。拒西方的袉柦化祼榔r嘉煬土宋鞣轎幕?但是,由于中國的傳統哲學不是形式化的,以西方哲學的形式化的概念和范疇釋解中國哲學就勢必使中國哲學的本質性受到歪曲,例如,對“道”范疇的研究,以西方哲學形式所進行的疏解,已使我們看到二律悖反的結論。因此,研究中國哲學的本體論是哲學和中醫學發展的重大的理論問題。例如:我們經?？吹竭@樣一個觀點,即認為中國哲學是“天人合一”的,實際上這并不是哲學上的終極結論,應該反思和追問產生所謂“天人合一”觀念的本體及其這一思辨性的本體論哲學問題,以最終使中國哲學的本體和本體論形式被發現出來。
從道教醫學大家孫思邈對中醫學的學術性質的觀點能夠得到中醫學本體論問題的相關啟示。他認為:“凡欲為大醫,必須諳《素問》、《甲乙》、《黃帝針經》、《明堂》、流注十二經脈、三部九候、五臟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藥對》、張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東陽、張苗、靳邵等諸部經方,又須妙解陰陽祿命、諸家相法及灼龜五兆、周易六壬,須精熟。如此乃得為大醫。若不爾者,如無目夜游,動致顛損;次須熟讀此方,尋思妙理,留意研究,始可于言于醫道者矣。又須涉獵群書,何者?若不讀五經,不知有仁義之道;不讀三史,不知有古今之事;不讀諸子百家,則不能默而識之;不讀內經,則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不讀莊老,不能任真體運,則吉兇拘忌,觸涂而生。至于五行休王,七耀天文,須探微,若能具而學之,則醫道無所滯礙,而盡善盡美者矣?！保▽O思邈:《備急千斤要方》）。由時空對應的本體論和陰陽對應和中的中國哲學可知,“陰陽者,天地之道也,萬物之綱紀,變化之父母,生殺之本始,神明之府也”（《黃帝內經素問·陰陽應象大論篇第五》）、 “法于陰陽,和于術數”（《黃帝內經素問·上古天真論篇第一》）、《周易·系辭》認為“一陰一陽之謂道”。上述的這些論述都說明了中醫學本身即是關于“道”的學問,只有把握了“道”的哲學思辯,才能具體把握中醫學,但由于自在的思維方式所決定,中國哲學在歷史上并沒有象西方哲學那樣從西方文化中形成形式化的哲學,因此,“道”就不可能在形式化的思維中把握,而只能在存在的整體性上把握,因此,一個有貢獻的中醫學者,必須象孫思邈所論述的那樣,非達到群書博覽,涉獵百科而得“道”莫屬。因此,舉凡歷史上的名醫,無一不是對“道”有深刻的體認的得“道”者,從而使其“醫道無所滯礙,而盡善盡美者矣?！倍谕瓿蓪χ袊奈幕饣癁檎軐W之后,中醫學的哲學基礎和基本規律也將以自為的思維方式指導中醫學的研究,中國哲學的自為的形式將對中醫學的發展帶來根本的正本清源和本質性的進步。⑶
由于西方文化從近代開始的對中國文化和哲學的濫觴,在當代完成對中國哲學“道”本體論的發掘,以建構中國哲學的獨立形式,盡管無論對中醫學或中國文化的發展至關重要,然而,就目前的中國哲學的研究的狀況而言,卻顯的任重而道遠。因此,就中醫學界而言,應當重點研究中醫學的哲學本體論問題,使人的存在本質與存在本體統一,這將是中醫學今后的發展方向。具體而言,中醫學應在“道”本體論的思辯形式中,完成對人的生命的本質性的認識,在確立可操作的形式中,使人類的生存達到其應達到的境地。
以本文所論證的中醫哲學的基本規律表明,中醫學的哲學是與中國的文化和哲學統一的,而中國的文化和哲學是自在的和獨立的系統,是以人的形而中存在的本體論下所作出的概括,因此,人的存在方式應與其形而中的本質性統一。所以,中國的文化和哲學是不同于西方文化和哲學的文化形式,歷史和邏輯均表明,中醫學的發展與其中國的文化和哲學一樣有其自在的理路和規律。由此可知,中醫學在當代的發展將取決于中國文化在當代的發展,應當認為,中醫學的發展是與中國文化的發展一脈相承的。發現和順應中國哲學的規律,以人的存在的形而中的本質性與時空層次的對應統一,使中醫學的形式在與人的存在的必然性上統一,這將是中國的文化和哲學及中醫學在今后的發展進路并將以此實現社會和人類的本體論意義上的自在的存在形式。
注釋
1明確專業培養目標
根據2015年12月教育部高等學校中藥學類專業教學指導委員會制定的《本科中藥學專業質量國家標準》的規定，中藥學專業培養目標是:培養適應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中醫藥事業發展需要的，具備中藥學基礎理論、基本知識、基本技能，掌握一定的人文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具有良好思想道德、職業素質、創新創業意識和社會服務能力的畢業生［1］。掌握相應的科學方法，具有自主學習和終身學習的能力，達到知識、能力、素質協調發展［2］。針對中藥學專業開設的《中藥炮制學》課程目標是著眼中藥學專業，培養中醫藥思維和科學思維，以中醫藥理論為指導，要求學生掌握傳統中藥炮制理論和炮制技術，掌握炮制原理，構建中藥制藥、新藥研發思路?！吨兴幣谥茖W》是中藥學專業的專業課、必修課、學位課，通過對該課程的學習，有助于中藥學專業的學生更好的了解中藥、掌握中藥，便于學生走向工作崗位后更好的進行中藥生產、加工與研發。
2進行有效學情分析
有效的學情分析是教學活動過程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環節［3］。掌握學生的背景專業知識，知識構架與專業培養目標，除此之外還應了解學生的學習習慣、學習心態、學習模式與就業意向，這些將直接影響到教師的教學設計和授課內容的調整［4］。
2．1了解學生學習特點
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對中藥傳統技藝興趣濃厚，然而對常見炮制方法掌握不夠，主要原因在于學生缺乏中藥炮制經驗，尤其是對成品性狀把握不夠。課程組教師在課程講授過程中應側重中藥炮制技藝中影響成品性狀的注意事項，中藥炮制加工過程中的關鍵點以及在炮制過程中容易出現的各種問題，然后通過實驗課教學，老師示教，學生實操，使學生掌握藥物的炮制方法。此外，學生對炮制原理的掌握，尤其是對傳統中藥炮制原理掌握、理解不夠。教師在講解時應將中醫基礎理論、中藥學、方劑學等相關中醫學科的背景知識有機融合到課堂教學中。
2．2優化教師知識結構
《中藥炮制》課程針不同專業、不同學歷層次進行相對應的教學設計與改革實踐已開展，同時中藥炮制學也進一步細分化為臨床中藥炮制學、中藥炮制化學等學科。因此在教學過程中必須打造教學隊伍和教師知識的“升級版”。作為青年教師，更應當加強相關教育教學理論和專業知識的學習。如與《中藥炮制學》聯系緊密的《中醫基礎理論》《中醫診斷學》《中藥學》《方劑學》《中藥藥理學》等內容，在日常教學工作中，應當將上述知識內容有機的融合到課程設計當中，將會起到提高教學效果，豐富教學內容的作用［5］。
2．3做好教材選用工作
目前就中藥炮制學學科來講，常用教材主要有人民衛生出版社規劃教材、中醫藥行業規劃教材、普通高等院校規劃教材等。本課程組在教材選用方面，選用最新版本國家統編教材，中國中醫藥出版社的普通高等教育規劃教材《中藥炮制學》，由龔千鋒教授主編，并且能及時更新，與時俱進。同時，課程組老師擁有人民衛生出版社的《中藥炮制學》規劃教材、中國科技出版社的《中藥炮制學》教材和高等教育出版社《中藥炮制學》教材，進行集中備課時認真研讀，對比不同版本教材的優勢和特點，融合到授課內容中。
3合理設置教學目標
教學目標是整個教學過程的核心，直接關系到教學目的能否達到。在教學過程中我們應圍繞“三個目標”和“三個層次”進行合理設置。
3．1設置“三個目標”
教學目標包括:知識、能力、情感三個方面。其在設置時除與專業培養目標相一致以外，還應體現重點和難點。以“蒸制何首烏”教學單元為例，將知識目標設定為:掌握何首烏的蒸制方法，何首烏蒸制前后藥性的改變，制首烏“烏須發、益精血”的科學內涵，熟悉何首烏炮制歷史沿革，了解熟地的現代產業化炮制方法。能力目標設定為:通過對何首烏蒸制的學習，學生應能掌握何首烏的炮制方法及生熟何首烏的臨床功效，能夠在臨床工作過程中合理使用炮制品。同時，學生還應了解何首烏炮制現代研究概況，具備一定的文獻綜述能力。情感目標設定為:①通過對何首烏蒸制的學習，培養中醫學專業的學生對中藥炮制的興趣，能夠運用所學的知識用以指導臨床開具處方及鑒別中藥飲片，熟悉中藥炮制研究的基本思路。②通過講解何首烏的蒸制方法、操作的注意事項、炮制原理、炮制對藥物療效的影響、中藥炮制研究基本思路，使學生認識到中藥飲片“生熟異治”的重要性，炮制對臨床療效的重要性和炮制對用藥安全的重要性，調動學生對中藥炮制學的學習興趣和深層次思考，激發學生對中藥炮制的學習熱情，鞏固其專業思想，培養中醫藥思維。
3．2著眼“三個層次”
在日常教學過程中結合同行教學經驗總結，教學過程應著眼“點、線、面”三個層次展開［6］。3．2．1點設計用圖片導入、課堂提問、分組討論等教學手段示講授“蒸制何首烏”的教學內容。開篇展示學生兩張何首烏圖片，以問題“能烏須發的何首烏是哪種?”為導入點，展開課堂教學。從何首烏的炮制歷史沿革，到何首烏的蒸制方法(包括炮制輔料、操作注意事項、現代工藝參數);講授何首烏不同炮制品的臨床功效、適應癥以及使用的注意事項。在教學主體內容講解過程中，可穿插適當案例和中醫藥理論，強化中醫藥思維，指導學生掌握何首烏蒸制的方法、炮制原理和藥效作用。此外，結合課下自主學習任務的拓展，延伸課堂學習內容，培養學生查閱資料、文獻整合、實驗設計等自主學習能力。通過上述點設計，可達到以下教學目標:①學生可以講述何首烏蒸制的整體知識框架，能夠運用思維模式圖來理解、記憶何首烏炮制的知識脈絡;②學生能夠掌握何首烏的炮制方法、炮制輔料、炮制注意事項、炮制原理、現代研究等，能夠為臨床用藥提供參考意見，可指導臨床合理用藥。3．2．2線設計①將“蒸制”章節項下的其他藥物的蒸制方法與本教學單元“蒸制何首烏”的炮制方法進行橫向比較，使本章節內各教學單元不同藥物的蒸制方法形成“線”，如地黃的蒸制、黃芩的蒸制、黃精的蒸制等藥物炮制中都運用到“蒸制”這一常用的炮制方法，在學習各個藥物的炮制方法時，要注意到各個藥物炮制方法的不同點和相同點、區別點和聯系點，各教學知識點相互關聯，形成課程內的“知識線”。②在講授“何首烏蒸制”這一教學單元時，要用到學生前期學到的中醫基礎理論、中藥化學、分析化學等課程的內容，還要用到后期中藥藥理學學科相關知識，在課堂教學內容講授過程中，應將上述各學科知識有機融合，形成各課程之間的“課程線”。③可讓學生結合所學的專業知識，設計“何首烏的炮制”對實驗動物的“補肝腎、益精血”的影響實驗，指導學生發現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設計實驗方案的科研思路，培養學生科學思維。通過上述線設計，可達到如下教學目標:①學生能歸納比較不同藥物的蒸制方法、炮制輔料和炮制原理，并且能記憶重點教學內容。②學生能查閱資料，設計實驗方案，驗證炮制原理，訓練科研思維。3．2．3面設計將本教學單元所講授的“炮制改性”這一中藥炮制原理與藥物化學中藥物的結構修飾改變藥物功效進行比較，使學生認識到中藥炮制的優勢，培養中醫藥思維，鑒定中醫藥信念。通過德育教育，讓學生意識到“炮制雖繁不能減人工”的意義所在，引導學生形成正確的價值觀。通過面設計，訓練學生高階思維能力，引發學生對本門課程的深層次思考。
4妥善安排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
2中西醫學思維模式的融合
中醫學是在中國傳統文化背景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偏重非邏輯思維，認識上是整體觀、動態觀和天人相應觀的結合，理論上是醫理、哲理、倫理的結合。實踐中是醫療、護理和預防的結合，這些基本上代表了中醫學的主體特征和特色。西醫學是在近現代自然科學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是一種還原論的思維模式，用微觀的變化解釋宏觀現象的本質，注重分析局部病理組織細胞的改變，觀察細微而準確。中西醫學的這種差別，使得醫學生在臨床學習和實踐中要在不同思維模式之間不斷轉換。我們觀察發現，中醫院校在理論教學過程中，因主要是以中醫教學為主，學生大多數接受的是傳統中醫的思維方法，其理論體系與西醫完全不同。在思維模式上，中醫學就具有籠統、思辨、注重宏觀整體而疏于微觀分析的特點。同時中醫院校學生在校學習的五年學制里，要學習中醫和西醫兩大理論體系，課程設置幾乎是中醫課程與西醫課程各半，對西醫基礎理論也不可能像西醫院校學生一樣扎實，這直接導致了對診斷、循證醫學和檢驗醫學的不重視和不熟悉。表現在臨床工作中，部分帶教醫師較少開化驗單，對化驗單結果認識不清、分析不夠，顯然這不能稱為一名合格的“現代中醫”。在開展實驗診斷教學中，要正視區別，尊重中醫思維，根據中醫診斷的需要重點介紹實驗診斷的基本原理和特點，達到西醫診斷學服務現代中醫臨床和研究的目的。
3邏輯思維的訓練
中醫院校醫學生初到臨床時，因所學知識的局限和個人興趣的不同，往往會產生兩種偏激的觀點：“中醫無用論”或是“西醫無用論”。對于中醫望聞問切方法和知識，妄自菲薄或過分自矜，這都不利于進一步提高。作為帶教老師，首先自己要樹立正確的醫學觀念，引導學生恰當認識中西醫里的各種概念，認清中西醫的優勢和不足。臨床檢驗醫學特殊性在于其對西醫知識和理化知識的要求較高，這對于習慣于中醫思維的醫學生具有一定難度，特別是有些醫學生高中時是文科生，化學和物理知識欠缺，這就要求帶教老師要加強學生邏輯性、還原論思維訓練，同時考慮每位學生的情況，適當補充講解基礎檢驗原理知識，以便學生能夠理解和掌握。
4多種教學手段
學生在理論學習中往往都只是了解一些理論知識，對許多病理生理現象，體征無直觀、真實感受和體會。“粉筆+黑板”的傳統教學模式難以適應現代醫學檢驗教學的需要。在教學中，帶教老師要盡量多利用教具、多媒體等使抽象的概念簡單化、形象化、具體化。同時通過臨床實際案例的分析，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引導其對枯燥的檢驗知識的探索和分析。同時，課堂教育和臨床見習帶教穿插結合，避免大課堂式的知識灌輸，及時引導學生理解和掌握，講究技巧，注重方法，在臨床的帶教中，不僅傳授臨床知識，還要成為一名引路人，引導其進行深入學習和領會，培養學生對臨床學習的興趣。
5基本操作技能的培養
實驗診斷學是一門實際操作性非常強的學科，對動手能力的要求非常高。醫學生在校期間的精力主要是理論學習，動手機會少，尤其是中醫院校學生，對現代檢驗檢查儀器更加陌生，而如今越來越多的檢驗項目都在自動分析儀上進行測定。這就需要帶教老師首先需要對儀器的基本原理、操作過程和注意事項詳細講解和示范，養成其規范操作的良好習慣。具體細節如機器的開關機及操縱順序；移液器垂直滴加與斜角度滴加的不同；在拿取包被板時，要避免接觸包被板底層，尤其不能裸手，以免手部汗漬等黏附包被板，在洗板時不能將包被板浸入水中導致底部干凈程度降低等，這些細節有的在儀器設備的使用說明書中有詳細記載，而更多的時候是需要帶教老師從實際中嚴格要求和演示，使學生獲得直觀的認識和理解。
6質量控制的強化
質量是檢驗科的各項工作的關鍵，被譽為“檢驗醫學的生命線，檢驗質量的高低直接關系臨床診斷與治療，關系到患者生命健康。初來實習的醫學生對于質控的認識幾乎為零，因此要進行質控知識的培訓，尤其是判斷分析失控原因及糾偏過程。失控后的處理很重要，在失控的時候，對應的一批檢驗標本必須進行抽檢或重新檢測。在這方面從一開始就要做到嚴謹、嚴格要求學生。檢驗醫學的特殊性在于其各個環節都要嚴格遵循操作規范，否則將嚴重影響結果的可靠性。如無菌觀念的樹立，加樣頭不允許手直接接觸，當在裝載加樣頭時，換戴干凈一次性手套，避免戴著已接觸患者標本的手套進行加樣頭的裝載，加樣時不能接觸到加樣頭的下端等等。再如試劑的使用，應當注意溫度平衡等等。由于中醫學具有模糊、籠統的特點，中醫院校學生在這些方面做得較差，應當特別注意強調。
中醫學本科專業開展距今已有半個多世紀之久，中醫本科教育依然是向臨床輸送中醫人才的主要渠道，其對穩定中醫隊伍、持續開展中醫理論研究和臨床實踐起著重要的作用［1］。雖說中醫專業的教育體系建立已相當成熟，但是圍繞中醫人才培養的教學改革(以下簡稱教改)仍存在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2014年2月，建立國家住院醫師規范化培訓制度工作會議召開，這標志著我國住院醫師規范化培訓制度建設正式啟動，實現了與國際醫學教育培訓模式的接軌。其中涉及中醫學本科專業的培訓模式為“5+3”，即5年在校本科專業教育后，進行3年住院醫師規范化培訓。培訓內容主要包括臨床實踐、職業道德、專業理論知識、醫療政策法規等。新醫改將對中醫專業人才的知識結構和能力結構提出新的要求。然而中醫界一直存在“中醫青年人才培養成熟太慢，青年中醫改行較多，在校學生專業思想不鞏固，學生信心不足”等問題。如何提高應屆畢業生的專業核心能力，培養更多卓越的中醫師致力于祖國醫學的發展，一直是我校教改工作探索與實踐的重點。筆者擬通過分析近年來成都中醫藥大學中醫本科教學環節的現狀以及所做的改革，旨在尋求更好的教與學新思路，以期為中醫本科專業教育改革提供一定參考。
1中醫學本科教學的現狀和存在的問題
教學本身包括教與學兩個方面，其中教為學而存在，學又要靠教來引導，二者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不可分割的統一整體;長期以來一直強調“教”的改革，而忽略了學習層面的改革。即便教改開展了很多年，但是效果總是達不到理想期望值。所以，以學生為主體和以學會學習為核心的教改才是新的教學改革觀［2］。中醫學本科專業屬于國家級特色專業，發展至今已有較完整的教學體系，但是依舊存在許多不可回避的問題。中醫本科生普遍存在臨床基礎知識不扎實，動手能力不強、科研意識薄弱、創新能力差等問題［3］。擴招人數的增加引起教學資源的不足，生師比遠遠達不到教育部要求;而畢業生人數的增加，就業機會的相對減少，又促成了近年來的考研熱;教學形勢的單一、學生疲于“題海戰術”，真正的臨床實踐技能沒有得到嚴格的訓練和考核，學生的主觀能動性未被帶動，又導致學生的專業信心、醫學信仰未能得到樹立;培養模式上仿造西醫院校，課程分配未能突出中醫特色;而中醫學又是實踐性很強的專業，其思維和技能必須通過臨床實踐才能得到鍛煉與提高，但臨床見、實習時間有限，學校學到的中醫知識在初期臨床中很少有用武之地，短暫的臨床實踐反而被熟悉電腦操作系統、辦理出入院、書寫病程等醫療文書占據大量時間。所以，現有的教學體系未能與現代醫學相適應發展。中醫學深深植根于中國傳統文化，其形成和發展受到傳統文化的深刻影響［4］，只有具備深厚的文化底蘊才能真正理解中醫［5］。但上世紀初興起的，使傳統文化日漸衰微，學生從小就接受現代文化教育，傳統文化的教育只不過是幾篇古文而已。所以，以上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導致中醫本科畢業生出現了中醫學術思想傳承能力不足、臨床思辨能力不強、中醫思維功底欠缺和臨床操作技能不扎實等問題。
2教學內容與方法的改革
教學改革不單是制度上的改革，教育思想和教育觀念的轉變也同樣重要。中、西醫學雖理論體系不相同，但不能對立看待，應該相互借力，不避中西醫之嫌。例如:隨著醫學的進步，兒科學上的重要內容已由祖國醫學的四大證“痧、痘、驚、疳”逐漸變化為現代兒科的四大重點防治疾病“腹瀉病、小兒肺炎、貧血、佝僂病”。是故中醫專業的教改應與時俱進，改革創新，中西并重，發揚優勢，突出(中醫)特色(改革圖示見圖1)。2．1創建培養傳承能力的實踐教學新體系2．1．1以歷代名醫大家為引領，培養學生中醫學術思想傳承能力整體觀念、辨證論治這些抽象的思維模式植根于中國傳統文化，具體體現于中醫經典著作之中［6］。經典著作是中醫學術思想的重中之重。第一課堂改革中醫《內經》《傷寒論》《金匱要略》和《溫病學》四大“經典”課程并豐富《中醫各家學說》內容，專題闡明經典著作成書背景，作者簡介，學術淵源與成就，以及與中國古代哲學和文化的聯系，幫助學生不斷深厚傳統文化底蘊，培養對中國古代文化和中醫傳統文化的濃厚興趣，傳承歷代名醫大家的學術思想。開展豐富多彩第二課堂活動，創建“岐黃學堂”學生學術社團，開展晨讀四大經典、觀看中醫經典視頻和養生保健運動等社團活動方式，增強了學生自主學習和傳承中醫的興趣，有效地提升了學生的中醫學素養。2．1．2以省、市級名中醫為典范，培養學生中醫臨床經驗傳承能力堅持院校教育與師承教育相結合，創新師承教育新模式，開展夜間和周末跟師見習，學生利用夜間與周末到病房和門診，跟隨高年資臨床醫師見習;創立“名醫堂”門診，讓學生在臨床跟隨省、市級名中醫坐診;創立“名師堂講壇”，讓學生接受名師專家的現場指導和提供面對面交流機會。通過上述方式，不僅發揚了中醫傳統“跟師學徒”的特有教學模式，還培養了學生對現代名中醫臨床經驗的傳承能力。2．1．3以中醫古籍圖書數據庫為載體，創建中醫學術傳承信息化平臺依托2010年國家教育部課題“巴蜀特色中醫藥古籍搶救、數據挖掘及利用模式研究與實踐”和2007年四川省教育廳課題“巴蜀中醫藥學文獻資源數據庫的建設與研究”等課題支撐，逐步建立了中醫典籍圖書數據庫和名醫數據庫等，以移動式圖書館的創新形式，利用網絡平臺面向學生開放，為學生傳承中醫文化和名家思想提供便利途徑，幫助學生融通文、史、哲、醫，構建具有深厚傳統文化底蘊的自身知識結構。2．2創建培養思辨能力的實踐教學新體系2．2．1以“經典”課程教學模式改革，培養學生中醫臨床思辨能力學校溫病學、傷寒論和金匱要略三門臨床經典課程均為四川省精品課程。學校從2006年開始“經典”思辨的全面改革創新，依托2006年四川省教學改革項目“在《金匱要略》教學中提高學生辨證思維的改革方案”等系列課題研究，明確了“經典”課程為臨床提高課的定位，在教學中追本溯源，幫助學生在更好地理解和把握中醫基本概念和理論的內涵實質基礎下，訓練臨床思辨能力。中醫學專業教學計劃中除“經典”課程外，增設實驗課程中醫經典著作與臨床1．5學分，探索“經典”理論與臨床的“本源”關系，培養學生基于“經典”的臨床辨證思維能力。圖1實踐教學創新體系2．2．2以“中醫思維原理”為核心，建立中醫思維訓練實驗教學新體系依托2009年四川省教育廳重點項目“中醫思維訓練模式的改革與實踐”研究，創立了以“中醫思維原理”為核心的中醫思維訓練實驗教學新體系。通過中醫思維原理互動式講解，有助于學生將所學的中醫基礎各類課程的知識，有機地串聯、疏理和整合，將孤立的課程知識融為一體，成為一套完整的診療思維程序和模式，并能自覺合理地運用這套思維模式來指導具體的臨床實踐活動。2．2．3以《中醫學與辨證法》為平臺，幫助學生進行思維碰撞與交流《中醫學與辨證法》是學生自創的學校內部刊物，由學校高年資的教授、副教授統一審稿、編輯，從源頭上保證了學術交流的質量與品質。其專門收載中醫學及中醫相關專業學生中醫辯證思維方面的文章，為學生思想交流提供平臺，幫助學生在思維的碰撞中不斷提升辯證能力。2．3創建培養臨床技能的實踐教學新體系2．3．1創新實驗課程體系，優化技能培訓方案中醫臨床教育的課程設計應該使基礎理論、專業理論、技能教育相輔相成，從易到難，由淺入深，理論密切結合實踐【7】。首先創新了課程設置，增設“中醫四診技能訓練”1．5學分和“中醫內科能力訓練”2學分，編寫出版專著《中醫基本功手冊》和《中醫望診彩色圖譜》。其次，堅持培養中醫學生具有運用西醫學知識和技能進行臨床診治的主張，在教學計劃中設置“診斷學實驗”1學分、“臨床基本技能訓練”2學分、“內科病案討論與臨床診治思維訓練”1學分和“外科常用技術實驗”1學分，強調中醫重思維，西醫強技能的“中醫融合”教學模式。2．3．2強化實驗課程平臺，更新實驗教學理念依據我校中醫學科優勢，結合實驗教學特點，培養熟練掌握中醫診療技能、正確運用中醫辨證論治思維、具有一定創新能力的中醫臨床人才為目標，建立了“中醫學基礎”、“中醫學臨床”和“針灸推拿”3個省級實驗教學示范中心。廣泛引入先進醫學模擬教學，建立了模擬醫院，成為“四川省中醫臨床技能示范基地”，使臨床技能實驗設備的內涵和實驗水平發生了根本變化。要求任課老師更新實驗教學理念，積極參與到學生“開放性實驗項目”中去，不僅豐富了學生的第2課堂，還提高了學生基本的診療技能。2．3．3開展“國醫之星”系列競賽，搭建學生技能展示平臺“國醫之星”系列競賽是學校的大型學術類競賽，旨在加強醫學生理論聯系臨床的能力，為學生提供一個良好的學術和技能展示平臺。其內容涉及中醫經典、中醫診斷、中藥學、方劑學、西醫診斷、學術交流、科研創新等方面，活動涵蓋了中醫藥學術，中醫藥科技，西醫基礎知識3個板塊，分為8個單項，增強了學術競賽活動的系統性和品牌性，在競賽中提升了學生的臨床技能與思維方式。2．3．4創立暑期臨床見習，促進理論與實踐結合根據中醫學生的不同學習層次，前3學年暑期開展見習活動，通過臨床應用，鞏固既學理論知識和基本技能。依托2007年和2010年學校教改課題“高等中醫院校臨床教學基地的建設研究與實踐”和“‘三點一線、兩位一體’，中醫特色型見習體系的研究與實踐”研究，建設完善了臨床見習基地，構建了中醫特色型見習體系，并編制了《暑期臨床見綱》。2．4創新臨床考核模式的實踐教學新體系醫學生的臨床實習階段在整個醫學高等院校的教學過程中至關重要，它直接關系到醫學教育的質量、學生綜合素質的培養、學生動手能力及獨立思考解決問題能力的培養［8］。依托2009年四川省教改項目“‘一載體、兩優化、三強化’的崗前培訓模式再改革研究與實踐”，并以2006年四川省教改項目“中醫院校臨床教學質量標準和監控體系的建設與實踐”和2009年重點項目“中醫本科臨床技能評估體系的研究與實踐”等課題研究為支撐，創建了實習技能監控體系，內容包括:嚴把入口關－創建了中醫特色畢業實習崗前培訓新體系和實習準入考試機制;嚴控過程關－創建了中醫臨床教學各環節質量標準和動態技能評估體系;嚴守出口關－創建了模擬中醫執業醫師考核的畢業技能多站考核和綜合理論考試體系。此外，中醫本科畢業技能多站考核和綜合理論考試體系充分發揮了“以考代訓”的作用，讓學生熟悉并提前預演了執業醫師考試，幫助明確了規范化培訓階段的學習目標;也讓教師充分掌握了學生的薄弱環節，及時修正和規范教改計劃。我校還堅持學生評教、校領導聽課、專項評估、教學檢查等監督體系，充分保障了教學質量的過程與目標管理的協調發展。
3改革的結果與結論
3．12007～2010級實習準入考試成績分析見圖2。圖2顯示，在我校教改過程中，中醫學本科專業學生在實習前絕大部分學生的理論知識水平符合學校的實習生標準，并有逐年提高的趨勢。3．22006～2009級畢業技能多站考核和綜合理論考試成績分析見圖3。圖3顯示，2006級～2009級中醫學本科專業學生在畢業考核中(第1站辨證論治30分，第2站基本技能40分，第3站病史采集、臨床答辯與臨床判讀30分，綜合理論考試100分)，在辨證論治、病史采集和基本技能方面達標率較滿意，在臨床答辯與判讀、綜合理論方面較薄弱。3．32006～2010級各學年中醫類別課程平均學分績點比較見表1。表1顯示，2006～2010級中醫學本科專業學生各學年的中醫類別課程的學習成績大一、大二處于一般水平，大四處于中等水平，大三處于較好水平，可能與課程設置協調性有關，可做更深層次統計學研究與分析。3．42010～2013年國家執業醫師考試平均分、過關率比較見表2。表2顯示，2010～2013年國家執業醫師考試中，我?？忌谄骄帧⑦^關率方面均優于全國平均水平。說明學校教學體系的改革工作有效，教學質量處于全國中醫院校領先水平。3．5結論中醫學本科學生在畢業時理論知識水平基本符合國家執業醫師要求，在臨床實踐技能及綜合知識應用方面存在薄弱，后期教學改革工作應圍繞提高學生臨床實踐技能和強化綜合理論知識應用等方面進行。初步建成的教學新體系提高了我?？忌膱虡I醫師通過率，說明教學改革工作有效，應堅持并深化改革以求再提高。
1總體情況
排除應用軟件使用的情況，94．6%的學生能運用計算機應用技術解決畢業課題研究的關鍵問題。計算機應用技術已成為學生畢業課題研究不可或缺的核心技術。結合計算機應用技術，學生的基本科研思路為:數據采集數據分析結果解析形成結論?？傮w而言，在研究生畢業課題研究過程中，技術應用水平不容樂觀，嚴重影響研究成果的整體水平和論文的整體質量，“專業與計算機應用技術相互融合”的創新思維與意識不強，相應的創新能力與科研素養亟待提高。
2具體分析
首先，在數據管理方面?！皵祿煜到y設計”理論知識短缺，“數據庫基本概念與設計原理”不清，“小型數據庫管理系統軟件”(如MSAccess)應用率高。部分學生錯誤地運用數據庫基本概念，將SPSS數據文件(或Excel文件)誤稱為數據庫，或將單一的關系表稱為數據庫系統。從學生科研數據資源建設角度，高質量、可持久的資源管理意識嚴重不足，無法有效地為學科未來科研工作服務，無益于提高科研數據再利用價值以及畢業課題進一步研究價值。其次，在數據分析方面。借助軟件工具(如SPSS軟件)進行“簡單的”統計分析居多(如頻數分布、t檢驗、卡方檢驗等)，缺少系統、科學地運用數據分析方法的意識，如利用多維度、多層次數據分析技術，獲取更為豐富、有價值的數據處理結果，尚無一例。第三，在數據挖掘方面。學生缺少“利用數據挖掘技術獲取未知的規律與知識”的科研意識，即欠缺“數據深度利用”意識。數據挖掘技術應用過于“單一化”(如僅限聚類分析)，“結合數據量特點，恰當地綜合運用數據挖掘技術”能力不足。數據挖掘基本理論水平與實踐能力嚴重欠缺，存在“僅知技術、不明原理”，“僅見結果、不懂解析”等不良現象。最后，在實際應用過程中，部分學生存在著“從眾”現象，即受到上屆(或同屆)學生的影響，跟從大眾的科研思路和行為。例如研究目標與方法雷同、研究題目類似，導致批判與創新精神不足，嚴重影響課題研究的創新性。上述情況反映出學生在與自身科研領域相結合的計算機應用技術理論基礎及其實踐能力方面存在嚴重不足，科研能力有待提高，適應新形勢的計算機基礎教育改革勢在必行。
新時期研究生教育的一個重要任務是以培養研究生科研創新能力為根本，提高學生的學術水平和科研能力。中醫藥院校研究生計算機基礎教育改革應以“專業與計算機應用技術相互融合”創新意識、創新精神和創新能力培養為主線，從培養目標、課程設置、教材建設、教學改革、師資隊伍建設等方面，探索適合新形勢要求的中醫藥院校研究生計算機基礎教育改革方法與途徑，探尋當前中醫藥院校研究生計算機基礎教育質量問題的有效解決辦法。
1人才培養目標
面向知識經濟時代和中醫藥現代化，計算機應用技術已經成為中醫藥領域高層次人才知識結構中的關鍵部分。中醫藥院校研究生計算機基礎教育的目標應為:通過與專業領域相融合的計算機應用技術知識和能力教育，培養學生“利用計算機應用技術發現、提出、分析、解決專業領域問題”的“懷疑性”思維能力、“開拓性”創新能力和“技術應用性”實踐能力，使學生能夠成為適應中醫藥現代化的“專業與計算機應用技術相互融合”創新型人才。上述培養目標是計算機基礎教育其他改革內容的基準。
2課程設置
中醫藥院校應依據計算機基礎教育課程設置特點［8］，形成地位明確、特色突出、內容實用的課程，完善中醫藥高層次人才知識結構，培養基于計算機應用技術的創新能力。首先，在課程地位方面。中醫藥院校必須積極加大該類課程的重視度，確立課程的基礎性地位，將其設置為公共基礎課程。這是實現上述人才培養目標的基本要求和根本保障。其次，在課程名稱方面。該類課程名稱應充分體現中醫藥特色和培養目標。如中醫藥信息分析與數據挖掘(traditionalchinesemedicineinformationanalysisanddatamining)。由此可知，該課程旨在培養高層次人才的中醫藥信息意識與素養，培養學生對專業領域數據信息進行獲取、整理、存儲、積累、利用以及知識發現的思維能力和實踐技能，拓寬學生的未來科研思路。第三，在課程教學目標方面。通過課程教學，使學生明確計算機應用技術在中醫藥領域中的重要地位，掌握數據管理、分析與挖掘技術的基礎理論知識及其在中醫藥應用領域中關鍵技術的基本實踐技能，為計算機應用技術在中醫藥領域的應用與研究提供一定的方法和手段，培養學生對專業領域數據進行整理、存儲、分析和再利用的思維能力和實踐技能。
3教材建設
目前，面向中醫藥院校研究生計算機基礎教育的計算機類教材甚少?，F有教材存在內容系統性較差、基本知識點短缺、實踐案例特色不明顯等缺陷，難以滿足課程教學要求。在未來教材建設過程中，此類教材編寫應樹立“中醫藥創新型人才培養”基本理念，緊密圍繞中醫藥信息分析與數據挖掘的核心技術，具備內容精煉、實用性強、難度適宜、案例豐富、特色鮮明等特點，不僅要適合作為中醫藥院校的高年級本科生、研究生計算機基礎教育課程教材，也要適合從事相關研究的專業技術人員閱讀。
4教學改革
1總體情況
排除應用軟件使用的情況,94.6%的學生能運用計算機應用技術解決畢業課題研究的關鍵問題。計算機應用技術已成為學生畢業課題研究不可或缺的核心技術。結合計算機應用技術,學生的基本科研思路為:數據采集數據分析結果解析形成結論?？傮w而言,在研究生畢業課題研究過程中,技術應用水平不容樂觀,嚴重影響研究成果的整體水平和論文的整體質量,“專業與計算機應用技術相互融合”的創新思維與意識不強,相應的創新能力與科研素養亟待提高。
2具體分析
首先,在數據管理方面。“數據庫系統設計”理論知識短缺,“數據庫基本概念與設計原理”不清,“小型數據庫管理系統軟件”(如MSAccess)應用率高。部分學生錯誤地運用數據庫基本概念,將SPSS數據文件(或Excel文件)誤稱為數據庫,或將單一的關系表稱為數據庫系統。從學生科研數據資源建設角度,高質量、可持久的資源管理意識嚴重不足,無法有效地為學科未來科研工作服務,無益于提高科研數據再利用價值以及畢業課題進一步研究價值。其次,在數據分析方面。借助軟件工具(如SPSS軟件)進行“簡單的”統計分析居多(如頻數分布、t檢驗、卡方檢驗等),缺少系統、科學地運用數據分析方法的意識,如利用多維度、多層次數據分析技術,獲取更為豐富、有價值的數據處理結果,尚無一例。第三,在數據挖掘方面。學生缺少“利用數據挖掘技術獲取未知的規律與知識”的科研意識,即欠缺“數據深度利用”意識。數據挖掘技術應用過于“單一化”(如僅限聚類分析),“結合數據量特點,恰當地綜合運用數據挖掘技術”能力不足。數據挖掘基本理論水平與實踐能力嚴重欠缺,存在“僅知技術、不明原理”,“僅見結果、不懂解析”等不良現象。最后,在實際應用過程中,部分學生存在著“從眾”現象,即受到上屆(或同屆)學生的影響,跟從大眾的科研思路和行為。例如研究目標與方法雷同、研究題目類似,導致批判與創新精神不足,嚴重影響課題研究的創新性。上述情況反映出學生在與自身科研領域相結合的計算機應用技術理論基礎及其實踐能力方面存在嚴重不足,科研能力有待提高,適應新形勢的計算機基礎教育改革勢在必行。
新時期研究生教育的一個重要任務是以培養研究生科研創新能力為根本,提高學生的學術水平和科研能力。中醫藥院校研究生計算機基礎教育改革應以“專業與計算機應用技術相互融合”創新意識、創新精神和創新能力培養為主線,從培養目標、課程設置、教材建設、教學改革、師資隊伍建設等方面,探索適合新形勢要求的中醫藥院校研究生計算機基礎教育改革方法與途徑,探尋當前中醫藥院校研究生計算機基礎教育質量問題的有效解決辦法。
1人才培養目標
面向知識經濟時代和中醫藥現代化,計算機應用技術已經成為中醫藥領域高層次人才知識結構中的關鍵部分。中醫藥院校研究生計算機基礎教育的目標應為:通過與專業領域相融合的計算機應用技術知識和能力教育,培養學生“利用計算機應用技術發現、提出、分析、解決專業領域問題”的“懷疑性”思維能力、“開拓性”創新能力和“技術應用性”實踐能力,使學生能夠成為適應中醫藥現代化的“專業與計算機應用技術相互融合”創新型人才。上述培養目標是計算機基礎教育其他改革內容的基準。
2課程設置
中醫藥院校應依據計算機基礎教育課程設置特點[8],形成地位明確、特色突出、內容實用的課程,完善中醫藥高層次人才知識結構,培養基于計算機應用技術的創新能力。首先,在課程地位方面。中醫藥院校必須積極加大該類課程的重視度,確立課程的基礎性地位,將其設置為公共基礎課程。這是實現上述人才培養目標的基本要求和根本保障。其次,在課程名稱方面。該類課程名稱應充分體現中醫藥特色和培養目標。如中醫藥信息分析與數據挖掘(traditionalchinesemedicineinformationanalysisanddatamining)。由此可知,該課程旨在培養高層次人才的中醫藥信息意識與素養,培養學生對專業領域數據信息進行獲取、整理、存儲、積累、利用以及知識發現的思維能力和實踐技能,拓寬學生的未來科研思路。第三,在課程教學目標方面。通過課程教學,使學生明確計算機應用技術在中醫藥領域中的重要地位,掌握數據管理、分析與挖掘技術的基礎理論知識及其在中醫藥應用領域中關鍵技術的基本實踐技能,為計算機應用技術在中醫藥領域的應用與研究提供一定的方法和手段,培養學生對專業領域數據進行整理、存儲、分析和再利用的思維能力和實踐技能。
3教材建設
目前,面向中醫藥院校研究生計算機基礎教育的計算機類教材甚少。現有教材存在內容系統性較差、基本知識點短缺、實踐案例特色不明顯等缺陷,難以滿足課程教學要求。在未來教材建設過程中,此類教材編寫應樹立“中醫藥創新型人才培養”基本理念,緊密圍繞中醫藥信息分析與數據挖掘的核心技術,具備內容精煉、實用性強、難度適宜、案例豐富、特色鮮明等特點,不僅要適合作為中醫藥院校的高年級本科生、研究生計算機基礎教育課程教材,也要適合從事相關研究的專業技術人員閱讀。
4教學改革
2結果
中圖分類號：G64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3）05-0202-02
傳統醫學是研究人體生理、病理、疾病的診斷與防治，以及攝生康復的一門傳統醫學科學，它有獨具特色的理論體系。傳統醫學理論體系是由傳統醫學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以及按照傳統醫學邏輯演繹程序從基本原理推導出來的科學結論，是以中國古代的唯物論和辯證法思想，即氣一元論和陰陽五行學說為哲學基礎，以整體觀念為指導思想，以臟腑經絡的生理和病理為核心，以辨證論治為診療特點的獨特的醫學理論體系。
近年來，中醫藥的發展十分迅速，科技的發展使得人們對古老中醫的研究更為深入。但與此同時，批判中醫、誹謗中醫的行為也屢見不鮮。當代大學生群體知識結構相對全面，將是未來社會發展的中堅力量。獨立學院是我國高等教育改革和發展的產物，而獨立學院學生與普通高校學生相比有其自身諸多特點，是一個較為特殊的群體。為了解獨立學院大學生傳統醫學理論體系認知影響因素，做好傳統醫學的繼承、發揚和創新工作。探討一下大學生傳統醫學理論體系認知影響因素。
一、客觀因素
（一）基礎知識貧乏對傳統醫學理論體系認知的影響
基礎知識較弱，個體差異較大。從招生錄取的情況來看，獨立學院學生的錄取分數線比普通高校第二批次錄取的學生要低20～50分，因此，這些學生的基礎知識普遍比較薄弱，所以，他們進校后在學習上往往顯得比較吃力。與此同時，獨立學院學生又參差不齊，個體差異較大。有不少學生進校后由于學習態度端正，刻苦努力，往往都能取得較好成績。但是有相當比例的學生是得過且過，長期處于混時間、混文憑、然后混社會的“三混”狀態。多數學生能夠珍惜學習機會，少數學生并不怎么珍惜，學習被動。無法快速從中學時期手把手的教學模式轉化成獨立思考的學習模式[1]。大學的學習狀態與中學有著明顯的差別，學生對老師的依賴性明顯降低，大部分學習時間主要由自己支配，缺乏學習的動力。對于傳統醫學來說，博聞強記內容多。中醫理論體系的內容抽象，給初學者一種深奧難學的印象，更是很難引起學生學習的熱情，傳統醫學是多門學科知識交互滲透的產物，多學科知識的引進，目前大學學生的知識結構，主要是建立在數、理、化等學科的基礎之上，知識結構單薄，要想學習和真正認識傳統醫學理論體系就必須有扎實的基礎知識以及豐富的知識結構。
（二）教育因素對傳統醫學理論體系的影響
1.教育的局限
對于傳統的醫學理論體系，我們的教育出現一定的局限性，非醫院校的大學生基本不了解傳統醫學理論，醫學院校的大學生自身并沒有真正地做到認識傳統醫學理論，傳統中醫經典與中醫古方古法不被重視和繼承。進校后專注外語過級，古文基礎訓練不嚴格，導致許多學生基本上看不懂中醫古籍著作，更談不上熟讀經典和靈活應用了。沒有在中醫理論基礎及臨床診療水平上下功夫，而是按照西醫培養的思路重設備、重檢驗。學校要求碩士做到細胞水平、博士做到分子水平才能畢業。中醫教育西化，可能動搖這些研究生的中醫藥職業觀念[2]。一直以來，醫學院校人文教育主要存在觀念上的唯科學取向、內容上的唯知識取向、方法難輸化和組織形式化等弊端[3]，最終提高大學生的人文素養，這有助于傳統中醫理論體系的認知。
2.校園的氛圍不夠
人的行為往往受社會氛圍的影響，與大學生最貼近的就是校園文化，它是育人和提升綜合素質的重要載體。目前開展大學生校園文化的形式及途徑單一，沒有形成結合傳統醫學相關的學習氛圍，沒有體現獨立學院大學生的思想性、知識性、趣味性等特點，也沒能很好地廣泛調動在校生積極參與，激發學生對傳統醫學的興趣。
二、主觀因素
（一）思維方法對傳統醫學理論體系認知的影響
傳統醫學方法論在思維科學領域有著獨特，而傳統醫學方法論的思維形式首先是具象思維的基礎上再形成抽象思維。而具象思維是感官對于事物的具體感知，直接面對具體感知反應的思維活動。抽象思維是高度理性的，完全抽象化、概念化的思維形式。因此遵循辯證邏輯（如類比、反證、以表知里等）這些傳統醫學方法論思想方法的根源是具象思維基礎上形成的抽象思維，是抽象思維和形式邏輯的產物。
傳統醫學理論體系是建立在中國傳統文化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基礎上的，它深受古代哲學思想的滲透，兩種思維方式之間存在著的較大差異，妨礙了學生對傳統醫學思想的接納和理解，致使在認知傳統醫學理論體系時易產生概念難記憶、基本理論難理解、基本技能難應用的認識，甚至產生厭學情緒。如傳統醫學概念具有較大的靈活性、歧義性和不確定性。因此，傳統醫學概念很難進行嚴格確切的定義，只能借用比喻、形容和象征等方式來表達[4]。如滑脈被描述為“往來流利，應指圓滑，如珠走盤”。傳統醫學許多核心概念，如陰陽概念既可指高度抽象的“天地之道，萬物之綱紀，變化之父母，生殺之本始”，又可指具體的人的生理和病理，它在特定的關系中是確定的，但在整個理論體系中又是不確定的。又例如，自然界，樹葉或樹枝之所以會擺動，這是由于風吹動的緣故，風大猛烈更會將整棵樹推倒。由此推之，人體出現不自主的振顫、搖動，甚或突然倒仆，半身不遂等亦是風引起。隨著認識的加深，認為風有內外之分，自然界的氣流動太快而為風，此風是外風，從外侵襲人體。而類比之，人體內的氣動得太快亦會成風而使人得病，此謂內風。這是用比照類推法來探求病因的例子。
（二）傳統文化對傳統醫學理論體系的認知影響
傳統醫學深受中國傳統文化影響，特別是以中國儒家和道家為主的古代哲學的理論精華及思維方式解析天人合一整體觀念，揭示人體生理病理以及診療規律，形成與西方醫學完全不同的認知體系。要真正認知傳統醫學理論體系，就首先要學好中國傳統文化。
1.傳統文化對傳統醫學理論的深刻影響
傳統醫學是中國傳統文化在醫學領域的延展哲學是理論化、系統化的世界觀，是自然知識、社會知識、思維知識的概括和總結，也是指導具體科學發展的世界觀和方法論[5]。正是由于傳統醫學大量運用哲學概念來闡發中醫醫理，從而使其更加富有文化特征。作為中醫理論奠基之作的《內經》，就通篇體現了古代文化特色。
2.文化特征促進了傳統醫學理論體系的形成
眾所周知，整體觀念和辨證論治是傳統醫學理論體系的主要特點，以此為理論基礎和論理方式的傳統醫學，便產生了以“天人相應”、“形神相即”等思想為代表的整體觀念。辨證論治，也是“觀物取象”和“取象比類”方法在傳統醫學中的具體體現。如《內經·痿論》關于“肺熱者色白而毛敗，心熱者色赤而絡脈溢，肝熱者色蒼而爪枯，脾熱者色黃而肉蠕動，腎熱者色黑而齒槁”的記載，就生動說明了“觀物取象”和“取象比類”方法在辨證論治中的應用[6]。
總之，由于獨立學院大學生的特點是復雜多樣的，同時由于影響傳統醫學理論體系認知涉及的相關因素豐富而復雜，因此我們著重從客觀和主觀兩個方面來探討獨立學院大學生傳統醫學理論體系認知因素的研究，針對于客觀因素，根據學生興趣廣泛，個性差異大等特點，結合中國傳統醫學理論體系的特點，加大理論知識的學習，我們應該充分挖掘獨立學院學生的潛能。針對于主觀因素，國家應從大局出發，正確引導傳統醫學的發展方向，使之成為大學生群體中的主流醫學，制定相應的政策，迅速提高中醫文化的社會影響力，普及中國傳統醫學。學校通過加大中國傳統文化課程的教學，提高當代大學生的文化底蘊，著重培養思維方法。因此，通過對中國傳統醫學理論體系認知因素的研究有重要的現實意義。為好傳統醫學的繼承、發揚和創新有深刻且長遠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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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證素； 證素辨證； 實驗指標
證素辨證是中華中醫藥學會中醫診斷學分會主任委員、湖南中醫藥大學博士生導師朱文鋒教授近年來創立的一種以證素為核心的辨證新體系［1，2］，為國家重點基礎研究發展計劃(973計劃)資助項目。以證素辨別為核心的辨證體系，揭示出了辨證思維的原理和內在規律，符合臨床辨證時的實際，充分體現了中醫學的科學性，是對中醫發展具有重大意義的辨證新體系?，F將證素及證素辨證的研究近況概述如下。
1 證素概念的研究
朱文鋒等［1，2］提出，“證素”即辨證的基本要素，是辨證的關鍵，是建立以證素為核心的辨證統一體系的基礎。證素是通過對證候(癥狀、體征等病理信息)的辨識而確定的病位和病性，是構成證名的基本要素。黃碧群等［3，4］認為“證素”是對病變本質所作的判斷，而不是現象。因此，證素不是指癥狀、體征等病理表現——證候。證素是具體、基本的診斷單元，還不等于完整的證名診斷。
2 證素特征、證素確定原則的研究
朱文鋒等提出，中醫辨證體系中所稱的“證素”，具有如下基本特征：證素是根據證候而辨識的病變本質；證素主要指辨證所確定的病位和病性；證素的內容是根據中醫學理論而確定的；證素是構成證名的要素；病性證素是對正邪相爭的本質概括；證素為具體診斷單元而非分類綱領；證素有一定的組合規則；某些證素間可有重疊涵蓋關系［5］。朱文鋒等認為，要根據證素的特征而確定證素，證素設定要滿足臨床辨證的實際需要，證素應當體現“精”“要”，不宜過細，證素的確定應遵循約定俗成的原則，明確規定各證素的特征及相互間的重疊涵蓋關系，所有證素都必須符合臟象、病因、病機等中醫學的基本理論，尊重中醫辨證的內在規律與特點，符合建立辨證統一體系的要求［6］。
3 證素及證素辨證具體內容的研究
朱文鋒等［7～9］對古今醫家所提出的約120項具體證素概念進行分析辨別，篩選出50項共性證素，即：病位證素19項:心、神［腦］、肺、脾、肝、腎、胃、膽、小腸、大腸、膀胱、胞宮、胸膈［上焦］、下焦［少腹］、表、半表半里、經絡、肌膚［皮膚、肌肉］、筋骨［關節］。病性證素31項:(外)風、寒、暑、濕、(外)燥、火［熱］、痰、飲、水停、蟲積、食積、膿、氣滯、氣閉、血瘀、血熱、血寒、氣虛、氣陷、氣不固、氣脫、血虛、陰虛、亡陰、陽虛、亡陽、精［髓］虧、津(液)傷、陽浮、陽亢、動［內］風。朱文鋒提出，根據證候，辨別證素，由證素組合為證名，這就是新的“證素辨證”體系。證素辨證體系研究的內容，主要包括約800個臨床信息的規范、量化；50項證素的規范、基本特征、判別和組合規律；由證素組合成的約150個常見證的診斷標準及判別方法；疾病中證素的分布規律、演變規律。其中最關鍵的是對癥狀與證素之間的計量關系進行全面系統研究，即明確每一癥狀在不同證素中的貢獻度［10］。
4 貝葉斯網絡在證素辨證體系中的應用的研究
貝葉斯網絡(Bayesian network)是用于不確定性推理，帶有概率注釋的有向無環圖模型。它可根據先驗知識和現有的統計數據，用概率的方法對未知事件進行預測。朱文鋒等［11～13］采用經驗建模與計算建模相結合，將貝葉斯網絡用于中醫辨證診斷數據中癥狀與證素間隸屬關系、證素之間組合關系的研究，運算結果表明其與中醫專家經驗有很高的吻合性，中醫辨證貝葉斯網絡能計算出癥狀-證素-證名之間的量化關系，為中醫證素辨證體系的量化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統計數據。認為若能將證素辨證貝葉斯網絡的人工建模與計算機建模相結合，綜合先驗信息和后驗信息，并反復交叉而使之不斷完善，則可提高其應用的準確性。
5 證素辨證體系的特點和優勢的研究
辨證論治是中醫學的特色和精華，但中醫辨證的普遍規律、思維認識特點還未被深刻揭示，其科學內涵尚未得以凸現和規范。呂翠田［14］認為證素與證素辨證的提出，是對中醫辨證思想的升華，對辨證體系的提煉、總結，是奠定中醫學研究規范化、客觀化、標準化、科學化的基礎。朱文鋒、呂翠田等研究后發現，證素辨證體系具有諸多特點和優勢。證素辨證體系所確立的辨證思維模式，揭示了辨證的基本原理和普遍規律，學習時便于理解，臨床時容易掌握，既有規律可循，又能體現中醫辨證的圓機活法，并能克服辨病分型、以證套癥的弊端，從而使辨證準確。以證素辨別為核心的辨證體系，抓住了辨證的關鍵。只要把握50項左右證素的基本特征和組合規律， 便抓住了辨證的核心和本質。認為以證素辨別為核心的辨證體系，具有繼承性、整體性，整合、包容、涵蓋了以往諸種辨證方法的實質內容，能靈活地辨別處理各種臨床證候，克服了以往古今諸法混用、概念欠確切、內容不完整，甚至相互矛盾、錯雜的弊端［1，10，14］。
6 證素與實驗指標的相關性的研究
證素辨證提出以后，不少學者進行了證素與實驗指標的相關性的研究。楊麗蓉等［15］探討了中醫證素與血液、腎功能之間的關系，結果發現尿素氮與寒、飲顯著負相關；肌酐與飲顯著正相關，與氣虛、亡脫顯著負相關；尿酸與肝、血瘀、陰虛、陽亢、胃、肺、少腹、氣逆顯著負相關，與氣滯、氣虛、血虛、腸非常顯著負相關；尿素氮與肌酐比值與熱、陰虛、陽亢顯著負相關。認為中醫證素與腎功能之間存在相關性，腎功能檢查可以為證素診斷提供參考。甘慧娟等［16］采用“證素辨證”及積分的方法進行計算，結果發現陰虛病理與血小板計數呈正相關，實熱病理與紅細胞壓積、紅細胞體積分布寬度、平均血小板體積呈負相關。張少崇等［17］的研究顯示氣虛與血虛之間存在著顯著相關性，氣虛、血虛與紅細胞、血紅蛋白值之間均存在著相關性。
7 結語
以證素為核心的辨證新體系可提高辨證的準確性、一致性和可重復性，能明顯提高中醫診療水平，對科研和教學亦有直接指導意義。在證素與證素辨證的研究中，要運用數據挖掘和信息處理等現代科學技術，通過多學科綜合研究，增強中醫辨證理論與其他科學的交融，為其他學科的介入提供契合點，將屬于思維科學、非線性科學的中醫辨證，將比較模糊、不易被人接受的中醫辨證原理，用復雜理論、系統科學、信息科學、數學技術、數字量化來表達，構建客觀化、信息化技術支撐平臺，使證素辨證具有明確的理論體系和操作系統。在證素與證素辨證的研究中，還要注意和臨床結合、和具體的疾病相結合，對臨床常見病、多發病的基本證素予以確定，建立具體疾病的證素辨證，增強證素辨證的實用性。由于證素辨證是一種辨證新體系，在繼續進行全面深入研究的同時，還要加強宣傳，讓廣大臨床醫生了解和接受，使這種科學的辨證新體系在臨床上能得到廣泛運用，促進中醫臨床診療水平。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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